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陶瓷论文:当代陶瓷艺术创作论文 1当代陶瓷艺术 1.1当代陶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 (1)当代陶瓷艺术是传统陶瓷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当代陶瓷艺术创作早已突破传统陶瓷艺术的界限,在艺术创新的基础上,以实用为设计目的,用来反映现今时代与社会现实。正是由于当今现实文化的发展,使得一些文化艺术的观念慢慢渗透,这些都与陶瓷艺术创作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代陶瓷艺术突破传统陶瓷框架的束缚,将之前较为单一的陶瓷艺术手段和艺术模式进行了相应的改变,超越传统,融合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创新手法。例如,创新的工艺技法、意象派图画、抽象派视觉语言,并且重视不同的配色和选料,这些手段的契合促进了一种潜意识形态的陶瓷艺术潮流的诞生。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同时,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不仅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例如,一些现代西方文化对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再加上东方文化的底蕴不断滋养,使得当代陶瓷艺术家有了不断试验、不断完善、不断改进,从而完成一件特别的艺术品的底气。这种通过不断努力来达成特别艺术效果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当代陶瓷艺术家的全新创作理念和审美情绪。 (2)当代陶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的差异 当代陶瓷艺术的创作是一个完整艺术形态的创造性审美活动,其创作观念的差异与表达方式的区别是当代陶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最大的差异。正因为在艺术界,无论何种艺术品的诞生都需要其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当代陶瓷艺术通过体现当代这个时代现实的开放性思维和综合交叉的多向思维方式,从而赋予了自身更加强烈的个性追求与现实迫切需要。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代陶瓷艺术相较于传统陶瓷艺术对于艺术表现力方面显得更为重视,尤其是注重当代艺术的现实表现力、对现实心灵的揭示能力以及当今现实社会精神的感染力和思维创造力。 1.2科技与当代陶瓷艺术创作 在陶瓷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工艺是十分重要的。既然陶瓷艺术是取之自然造福人类的艺术,而在陶瓷艺术成品成型的过程中需要人类的手工实践活动进行磨合,这种手段称为“工艺”。只有技术水平有保障的、运用高新科学技术的、能够运用理性判断得到大家认可的工艺,才是真正能够符合当代审美、合乎目的性、具有实用价值的合理有效的科技工艺。从工艺方面来说,当代陶瓷艺术使用大自然所给予人类的泥和火进行锻造和揉捻。原本形态各异的、柔软的泥土,在艺术家的巧手惠心之下进行精心的雕琢之后,放入炉火之中进行烧制,才能够变成满含陶瓷艺术家心血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不仅富有情感,而且能够给人们带来视觉的冲击和愉悦的享受。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学理论和数字技术在陶瓷的制造过程中被大量的使用。这种高科技手法的使用加速了当代陶瓷艺术创作的发展,也开拓了当代陶瓷艺术的新视野。 (1)数学理论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 一些陶瓷艺术品创作者通过运用数学理念对陶瓷艺术进行了完美的诠释。例如,日本京瓷公司所开发出来的高科技陶瓷刀,完美地运用了陶瓷的耐腐蚀度高、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使得这种产品的性能远超一般的金属刀片。而在艺术作品方面,将陶瓷这种原料做成三角锥或者圆锥等几何拼接的图案进行镂空的加工和雕琢,让这种材料的材质得以完美地展现。或者只是将陶瓷做成立方体,之后再进行加减法的切割工艺,显得十分整洁和干练。或者是加工成圆形和弧形之后再进行相应的组合,使之曲线分明,简单明快,充满欣喜的律动感。再或者使用更加高科技的工艺让陶瓷的表面产生扭曲的质感,采用数学曲线的理论,充满趣味性的将陶瓷延展成为一个曲面,让陶瓷那种脆生生的质感与数学曲线的柔美进行完美的结合,并且在烧制的过程中注意高科技的时间控制,让陶瓷工艺品的性能更加良好和完善。 (2)数字技术在陶瓷图案制作中的应用 除去其他的光环,陶瓷艺术还可以称为是绘画和雕塑相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形式之中,绘画是指陶瓷的图案制作方面。既然是二者相加的艺术,那么图案所能够展现出的陶瓷艺术魅力自然也不必多言。在传统意义上来说,陶瓷艺术品的诞生可以分为两半。第一半人为因素的控制,另一半是指陶瓷工艺品在进窑烧制过程中是无法预测的,因为烧制高温的缘故而脱离了人类的束缚范围,导致烧制结果无法控制。为了减少在烧制过程中的损失,以及工艺品图案经过高温之后变色的不可抑制性,数字技术就应运而生,被应用于陶瓷的图案之作过程中。传统釉料需要高温窑变形成最终的颜色。因此,难以直接地进行图案设计,尤其是当代一些科技图案或者一些抽象的图案印到瓷器上就有很大的难度。可以通过借助现代数字技术的方法,利用数字技术辅助设计陶瓷图案。最常用的方法是热转印技术,即在计算机里设计图案,这种图案是由一些十分精密的数学图案构成的,其细腻程度远非人工绘画所能达到的。然后再使用喷墨打印机进行处理,最终采取热传因技术印制到陶瓷工艺品表面。这样有利于保持图案的色泽和光鲜度。 2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美术多元化的带动下,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也逐渐开始冲撞传统艺术的边界线。艺术家们开始使用科技手法,运用各种机械设备和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创作工艺,使得当代陶瓷艺术创作成为了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简单地数学叠加,而是充满奇特的幻想和复杂的变化,最终造就了陶瓷的独特之美。 作者:张馨予 李伟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论文:我国陶瓷茶具影响国外茶文化论文 一、简述中国陶瓷茶具的发展 明代,人们的饮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变成了与现代炒青绿茶相似的芽茶,绿色的茶汤要以洁白如玉的茶盏来与之相配,尚白也促进了白瓷的发展,这时的茶具以景德镇最为著名。宜兴紫砂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并迅速发展起来。清代的饮茶习惯继承了明代的传统,与之相匹配的茶具也没有大的变化。较之前朝,茶具种类多,色彩艳,同时还在其中配以诗词书画等,紫砂壶的发展在清代达到顶峰状态。 二、中国陶瓷茶具在日本的流传及发展 1.唐三彩茶具 开放的唐朝文化,较之其他朝代,对日本影响最大。此时在日本,饮茶是天皇、贵族、高僧们模仿唐文化的潮流之一,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丰富多彩的陶瓷茶具。奈良时代日本人模仿中国唐三彩烧制出了奈良三彩,器物主要有盖罐、罐、净瓶、钵、碗、盘等,色彩主要为绿、黄、褐色,有的为单纯的彩绿。虽然其工艺、造型、装饰技法、釉色等方面均不如唐三彩,但奈良三彩是日本最早的陶瓷茶具,为日本陶瓷茶具的发展,及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宋黑釉茶盏 宋代“斗茶”风靡全国。北宋被金灭亡后,宋徽宗玩物丧国,为百姓所不耻,斗茶之风也逐渐陷入低潮。当斗茶活动在中国的宋代逐渐落下帷幕时,在当时的日本却刚刚兴起,流入到日本的黑釉“建盏”,倍受推崇,在当时可谓价值连城。随着中日两国频繁的贸易来往,大量的中国陶瓷茶具被强势的武士阶层获得,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茶文化的发展。其积极作用就是推动了日本种茶、制茶技艺发展,不是完全模仿中国。 3.明景德镇青瓷 明代,陶瓷茶具的发展进入顶峰时期,最有名的要数景德镇。相传日本一位被誉为“茶汤鼻祖”的高僧叫村田珠光,非常喜欢中国茶文化,特别喜欢使用一种青瓷茶具,由于再传入日本时还没有名称,人们就以茶祖的名字命名为“珠光青瓷”。后来,珠光开始用禅来结合自己的茶事活动,禅与茶的结合是日本茶道的精髓,并且影响至今。 三、深远的影响 1.茶具造型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陶瓷茶具对日本茶具造型的影响不断减少,由简单低级的模仿样本,演变为有着自己审美倾向的风格造型。清贫主义是日本茶文化的审美风尚,所以古朴粗陋的陶瓷茶具是主流,与中国越来越精致的陶瓷茶具发展方向相反。 2.精神内涵 由于日本早期茶文化的传播仅限于宫廷和僧侣之间,其社会性和民众性的层面远不如中国,但是却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形成了典型的日本茶道。其典型性表现在“和、敬、清、寂”,这是说起日本茶道不得不提的四个字,也是日本为世界茶文化所作的贡献。“和”指喝茶者之间的和睦;“敬”则指讲究礼节、真诚互敬地交往;“清”即清爽、洁净。观赏过茶道表演的人都清楚,日本的茶室和茶具都是一尘不染的。当然,“清”也指品茶人内心清净;“寂”指品茶时优雅的环境,还有品茶者谦恭的神态。 3.美学含义 饮茶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这就要求茶具一定要讲究,实用是必须达到的条件,但光实用是不行的,还要有一定的美感,足以满足人们的审美标准。日本茶具透露着唐宋时期中国的茶具技艺,中日两国的茶道属一脉相承,都出于茶经。但其发展方向有所不同,中国的茶文化受道家、儒家、佛家多方面的影响,而日本主要受佛家禅宗的影响。在其自身特点的影响下,它的陶瓷茶具,更为古朴,想要通过这种不均衡去暗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不均衡的美更受欢迎,粗糙的茶碗被认为是上品。日本茶道是通过品茶进入禅境,更注重形式的美感,故茶具是日本茶道及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轩弋真 单位: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陶瓷论文:陶瓷绘画艺术论文 一、釉中彩形式 釉中彩是七十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瓷器装饰材料和技法。亦称高温快烧颜料。颜料的熔剂成分不含铅或少含铅,按釉上彩方法施于器物釉面,通过1100~1260℃的高温快烧(一般在最高温阶段不超过半小时),釉面软化熔融,使颜料渗入釉内,冷却后釉面封闭。尽管《中国古陶瓷图典》没有把“釉中彩”同“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双层彩”并列成类,但实际上已经承认“釉中彩”的存在事实,并且使用了“釉中彩”这个概念。书中关于褐彩、褐绿彩和白釉绿彩的条目中,分别介绍了唐代四川邛崃窑和湖南长沙窑的“釉中褐彩”、“釉中褐绿彩”、和“釉中绿彩”等特色品种。这就说明“釉中彩”这类彩瓷早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成为正式的产品。如今在市场上,釉中彩工艺已被用来绘制大路货商品,“釉中彩”的大字广告招牌随处可见,货架上排满釉中彩产品。据说釉中彩之所以时兴有两个原因:一是迎合人们认为釉上彩料会产生污染,而釉中彩不会污染的心理。二是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坯胎釉上绘彩后再薄薄喷上一层面釉,然后一次烧成。之所以绘彩后喷层薄釉,一是怕彩料不能完全沉入釉中,二是使器物表面更加光平。巧合的是,这种釉中彩又回到了康熙名品“豇豆红”的制作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回转”。 二、釉上彩形式 1、粉彩是釉上彩 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绘画,粉彩又叫“软彩”。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毛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依次洗开,让画面有层次变化和光影变化,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2、新彩是釉上彩 最为普及的一种。旧称洋彩,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由日本输入开始在景德镇盛行。这种颜料色彩纯正鲜艳,是一种低温釉上彩绘颜料(烧成温度约600℃—900℃)由铜、铁、锡、锰、钴等多种不同金属氧化物制成。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例如绿玛瑙红、珠宝红等。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可直接用笔蘸取色料在瓷上作画,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条理,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屡次回炉烧制。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解放后,经过一系列的革新和研究,现在我国不仅能自己生产各种颜料而且在表现技法上,吸收我国绘画的没骨法、工笔画法及写意画法,所谓“洋彩”已经失去了它的涵义,因此叫做“新彩”,新彩的颜色较比粉彩的颜色更加丰富。3、斗彩是釉下彩和釉上彩的结合,是历史上开了这一先河的陶瓷品种。一开始都是以图案画居多,绘画的内容和画面很少,发展到现在的斗彩越来越在探索各种绘画的内容和构图形式,抒发画家自己内心的状态和表现心中所想内容。斗彩的发展将会演变出更多新的斗彩形式,由于釉下彩釉料的丰富,现在的陶瓷从业者都在探索各种釉下彩釉料的装饰和绘画在陶瓷上的效果,大胆创新是他们的精神。由于有的釉下彩釉料有很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各种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的肌理效果,五彩斑斓的颜色,拥有无穷的装饰绘画魅力,这就是所谓的高温颜色釉。由于其多变的特性,陶瓷画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图案纹路,只要陶瓷艺术家经过合理的富有创意的想象,与之配上釉上彩绘,我相信这种陶瓷绘画形式会走得更远。笔者认为创造出新的陶瓷绘画形式要充分发挥装饰材质及其装饰效果的优势和长处,如青花的轻柔淡雅,新彩的明净艳丽,粉彩的粉润柔和,色釉的瑰丽奇特等等,我们可以以其中任何一种陶瓷绘画形式为主,综合利用,有机的结合,这样的陶瓷艺术才会变得更加多彩,而陶瓷绘画形式也会变得丰富,潜力无限,魅力无穷。 作者:陆军 吴文来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论文:新形式陶瓷绘画艺术论文 一、釉下彩形式 而颜色釉是可以用来绘画的,就像青花和釉里红,都是属于釉下彩绘,颜色釉中的高温窑变色釉,它是一种拥有凝重色彩,变化万千的肌理效果,韵味十足,相对于以上的陶瓷绘画方式,还是比较前沿的陶瓷绘画形式,可谓是陶瓷装饰领域中一个富有极大开发潜力的课题,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陶瓷绘画语言,潜力不可限量。 二、釉中彩形式 釉中彩是七十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瓷器装饰材料和技法。亦称高温快烧颜料。颜料的熔剂成分不含铅或少含铅,按釉上彩方法施于器物釉面,通过1100~1260℃的高温快烧(一般在最高温阶段不超过半小时),釉面软化熔融,使颜料渗入釉内,冷却后釉面封闭。尽管《中国古陶瓷图典》没有把“釉中彩”同“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双层彩”并列成类,但实际上已经承认“釉中彩”的存在事实,并且使用了“釉中彩”这个概念。书中关于褐彩、褐绿彩和白釉绿彩的条目中,分别介绍了唐代四川邛崃窑和湖南长沙窑的“釉中褐彩”、“釉中褐绿彩”、和“釉中绿彩”等特色品种。这就说明“釉中彩”这类彩瓷早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成为正式的产品。如今在市场上,釉中彩工艺已被用来绘制大路货商品,“釉中彩”的大字广告招牌随处可见,货架上排满釉中彩产品。据说釉中彩之所以时兴有两个原因:一是迎合人们认为釉上彩料会产生污染,而釉中彩不会污染的心理。二是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坯胎釉上绘彩后再薄薄喷上一层面釉,然后一次烧成。之所以绘彩后喷层薄釉,一是怕彩料不能完全沉入釉中,二是使器物表面更加光平。巧合的是,这种釉中彩又回到了康熙名品“豇豆红”的制作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回转”。 三、釉上彩形式 1、粉彩是釉上彩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绘画 粉彩又叫“软彩”。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毛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依次洗开,让画面有层次变化和光影变化,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2、新彩是釉上彩最为普及的一种 旧称洋彩,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由日本输入开始在景德镇盛行。这种颜料色彩纯正鲜艳,是一种低温釉上彩绘颜料(烧成温度约600℃—900℃)由铜、铁、锡、锰、钴等多种不同金属氧化物制成。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例如绿玛瑙红、珠宝红等。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可直接用笔蘸取色料在瓷上作画,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条理,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屡次回炉烧制。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解放后,经过一系列的革新和研究,现在我国不仅能自己生产各种颜料而且在表现技法上,吸收我国绘画的没骨法、工笔画法及写意画法,所谓“洋彩”已经失去了它的涵义,因此叫做“新彩”,新彩的颜色较比粉彩的颜色更加丰富。 3、斗彩是釉下彩和釉上彩的结合 是历史上开了这一先河的陶瓷品种。一开始都是以图案画居多,绘画的内容和画面很少,发展到现在的斗彩越来越在探索各种绘画的内容和构图形式,抒发画家自己内心的状态和表现心中所想内容。斗彩的发展将会演变出更多新的斗彩形式,由于釉下彩釉料的丰富,现在的陶瓷从业者都在探索各种釉下彩釉料的装饰和绘画在陶瓷上的效果,大胆创新是他们的精神。由于有的釉下彩釉料有很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各种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的肌理效果,五彩斑斓的颜色,拥有无穷的装饰绘画魅力,这就是所谓的高温颜色釉。由于其多变的特性,陶瓷画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图案纹路,只要陶瓷艺术家经过合理的富有创意的想象,与之配上釉上彩绘,我相信这种陶瓷绘画形式会走得更远。笔者认为创造出新的陶瓷绘画形式要充分发挥装饰材质及其装饰效果的优势和长处,如青花的轻柔淡雅,新彩的明净艳丽,粉彩的粉润柔和,色釉的瑰丽奇特等等,我们可以以其中任何一种陶瓷绘画形式为主,综合利用,有机的结合,这样的陶瓷艺术才会变得更加多彩,而陶瓷绘画形式也会变得丰富,潜力无限,魅力无穷。 作者:陆军 吴文来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论文:陶瓷印花技术探究 本文作者:郝晓秀、张越 单位:天津职业大学印刷工程系 陶瓷贴花纸分类及印刷工艺 陶瓷印刷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逐步由效率低的手绘工艺发展到广泛使用的贴花转印工艺再到高科技高耗资的喷墨工艺,热熔胶转印纸与热升华转印纸分别根据其不同的特性在不同的陶瓷印刷技术中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与不同的工艺技术,陶瓷贴花工艺可分为釉上贴花和釉下贴花。陶瓷贴花纸是通过印刷工艺把设计的纹样用陶瓷颜料印制在特定纸张上(通常用大膜纸和小膜纸),可以移贴在陶瓷上用来装饰陶瓷的印刷品[5]。贴花纸可分为大膜釉上花纸和小膜釉下花纸,两种贴花纸印刷各具特点,如小膜釉下花纸印刷质量较好,可以印刷较精细的图案,而大膜釉上贴花纸印刷具有价格低廉、可大面积印刷等特点[6]。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目前市场上又出现了陶瓷喷墨印刷,但由于我国的陶瓷喷墨印花正处于兴起阶段,技术还不完全成熟,喷墨陶瓷产品要想成为市场主流,仍需面临价格偏高、技术受限的问题[7],由此来看,陶瓷贴花装饰工艺仍将是未来陶瓷装饰的主要力量。 转移印花技术根据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热转印和冷转印(水转印)两种,其中热转印又可分为热升华转印与热熔胶转印。与此相对应,转移印花纸主要可分为水转印印花纸、热升华型转移印花纸和热熔胶型转移印花纸。热熔胶型转移印花纸是通过表面的热熔型特殊涂层将本身的图文信息与承印物相结合。其过程是将热转印纸与承印物充分紧密接触,再通过在纸的背面加热加压,使溶胶图层连同上面的图文一起粘结到承印物上。热升华型转移印花纸的应用需要一种特殊的水性热升华转印专用颜料的配合,其过程是通过喷墨打印机将制作好的电脑数字图文信息打印在转印纸上,再使得转印纸与承印物紧密接触,并对其施加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使转印纸上的特殊墨水升华成气态并进入到承印物分子间隙中,最后凝华成固体,在承印物上形成完整的图文。陶瓷贴花中用到的大膜釉上花纸属于热熔胶型转印纸,小膜釉下贴花纸属于水转印纸,热升华型转印纸目前主要应用于个性化产品转印,就是将自己设计好的图像转印到带有特殊涂层的杯子、盘子、陶瓷等一些器皿上,所用设备主要是烫画机或烤杯机等[8],但由于此类纸张的价格过高,因此还未广泛使用。 不同陶瓷贴花纸的构造及特性 虽然陶瓷贴花纸都在陶瓷印刷过程中起着中间媒介的作用,但是由于针对的工艺技术不同,不同的陶瓷贴花纸在构造及特性上都有自身独有的特点。 大膜釉上花纸和热熔胶转印纸结构有如下几层,它在陶瓷印刷技术中主要应用于釉上彩的制作。1:封面油2:图文层3:PVB图层4:氯乙烯粘合剂5:纸基(主要采用木浆纸)进行釉上贴花的时候,先将印有图文的PVB(聚乙烯醇缩丁醛)层与纸基分离,然后将PVB薄膜浸醇后转贴到陶瓷器皿的釉面上,再经过780~830℃烧结,PVB薄膜碳化分解,彩色图案附着于陶瓷器皿表面,完成陶瓷器皿的色彩转移[9]。釉上贴花纸的生产与使用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价格较低,适合大批量的生产和使用。 小膜釉下花纸和水转印纸(统称为小膜釉下花纸)在陶瓷装饰工艺中主要应用于釉下彩的制作。1:封面油2:图文层3:水溶性胶4:纸基(棉纸与木浆纸制成)进行釉下贴花时,把花纸浸湿贴在瓷坯上,揭去纸基层后,在整个瓷坯上涂上一层透明瓷釉,并覆盖贴花部分,然后将瓷胚在1300℃上下烧结成彩色的陶瓷制品。釉下贴花效果精致,能够有效减少铅镉等有害物质的溢出,但价位偏高,机械化程度相对偏低,主要适用于中高档陶瓷的装饰生产。 陶瓷贴花纸的生产工艺 陶瓷贴花纸制作一般由三大部分完成:一是前期的制版,样品的提供;二是中期的纸张、晒版、色料的准备工作;三是后期的生产印刷[10]。 大膜釉上花纸的生产主要使用的纸基为木浆抄造生产的纸张,并在贴花纸抄造过程中,适量加入印刷适印剂,以便改善纸样的油墨吸收性及网点的清晰性、圆整性和均一性[11]。釉上贴花纸的印刷一般使用高温溶剂型油墨进行丝网印刷。油墨中使用的连接料为固体树脂和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使用的发色剂是金属氧化物,这直接决定着烧成后的图文彩色色相。为了增加色素的亮度,所用助剂一般为铅玻璃体、低熔点硼。网印陶瓷贴花纸目前几乎占领了陶瓷贴花纸印刷的全部市场,主要是由于网版印刷具有不受承印物大小和形状的限制,墨层厚实、颜色鲜艳、再现性好、立体感强等优点。其主要过程为首先根据电子原稿进行分色,根据陶瓷颜料叠色不变色的特性,主花红蓝绿要分开,红色分三次(浅中深),蓝色绿色分两次(浅深),最后用黑色或灰色线条勾边。经检查符合要求后制作阳图小片,用小版晒版进行手工打样,经烧烤后对样品进行各方面调整,直至符合要求,在送至瓷厂试烧[12]。由于瓷墨的特殊性质,不能进行叠色,因此贴花纸丝网印刷要进行专墨专印的分阶印刷。网印瓷墨和普通彩印油墨一样,也具备纯度、明度、饱和度3个基本要素。衡量陶瓷贴花纸的质量主要是看它是否能准确地再现原稿颜色[13]。 在小膜贴花纸印制过程中,如果在不适当的干湿度下印刷,会出现卷曲或变形等问题,使室内适度达到60%~70%,温度达到22℃±2℃是最佳工艺条件[15]。对于小膜釉下贴花纸网印时可能用到的粉状颜料,因为其容易吸收水分,所以需妥善保存于湿度小的环境中。调制瓷墨前,应先将颜料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干燥温度为130℃。印刷时,每印一段时间后应将丝网中的剩余瓷墨除去,换入新的瓷墨,并清洗印版,把嵌入网孔中的颗粒除去,保证有足够的瓷墨颗粒漏印到承印物上[16]。从设计层面上来看,小膜釉下贴花纸更注重与陶瓷整体外观的搭配。釉下花纸的设计者应重视整体设计的效果,注重陶瓷造型与装饰的结合[17]。 小结 陶瓷转移印花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转移印花纸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转移印花纸的不断开发也推动了陶瓷转移印花技术的不断革新与进步。陶瓷印花技术是一项发展空间很广的技术,陶瓷贴花纸也是前景广阔的需要不断研发的产品。 陶瓷论文:陶瓷废弃品环境艺术设计论文 1、艺术拼贴法 陶瓷废弃物在物体表面进行有规律或者无规律的铺装就叫做“拼贴”。利用陶瓷废弃物所制作的“拼贴”作品,大多采用陶瓷废弃物中的废弃瓷片,由于这些作品并不会刻意追求整齐性与完整性,我们可以直接利用陶瓷废弃物在碎裂时所产生的不规则的裂痕。利用废弃瓷片所拼贴而成的作品,主要是追求整体效果的完整性,在拼贴手法上比较随性与自由。陶瓷碎片通过“拼贴”的手法再利用于环境设计中,最为直接和直观的例子莫过于建筑墙面拼贴和道路铺设了。西班牙的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无疑是在环境艺术中运用废瓷片来进行拼贴装饰最典型的代表。安东尼•高迪富有想象力的建筑装饰风格与它独特的拼贴手法与传统意义上的拼贴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拼贴大多釆用专门烧制好的马赛克,边缘非常整齐,材料的成本也比较高。而高迪别出心裁地釆用了天然石材、玻璃碎片以及陶瓷碎片等多种材质,并且保留了这些材质自辦裂的纹理。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的“特别定制”成本更加低廉,表现手法与创作出来的图案也更加丰富多彩。废弃瓷片再利用于道路铺设在生活中也比较常见,道路铺设是室外环境设计有机整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建筑物与景观设施是环境设计的血与肉,那么道路便是其设计的构成骨架。当今的道路不再是为了满足出行需求,也逐渐走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在人流量较少的地方可以适当采用废旧瓷片作为铺路的材料,在满足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增强路面的观赏性与个性化,比如在公园小路、小区绿化区等。废弃的陶瓷碎片通过拼贴的手法再利用于环境设计中,为我们的环境带来了不同的风景与情趣同时也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升华,同时这些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带给人极大的视觉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 2、功能置换法 运用功能置换的方法将陶瓷废弃物再利用于环境设计大致意思是:基于陶瓷废弃物固有的形态以及肌理来进行多元化的组合组成新的物件并赋予其全新的功能与意义。许多陶瓷废弃物因为世事变迁导致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但是设计师可以通过保留、分解、错置、以及抽象还原等手法使其在新的情境下表达新的含义,释放新的动人情绪。陶瓷废弃物通过功能置换法再利用于环境设计大概可以通过三个方法来实现。1)利用陶瓷废弃物的重新组建赋予新物件不同含义与功能。一些陶瓷废弃物虽然没有改变曾经的容貌,却在设计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的互动以及平衡下,以不同形式,比如说环境设施、小品出现在我们的环境中。这个时候就要要求设计师通过不同的造型语言来来重塑人们对于废弃物的审美认知,陶瓷废弃物在经过功能挖掘、组合拼接之后可以成为附着了不同的含义与功能的绿色怀旧作品,用以提醒人们应该具有环保意识。2)开发创造陶瓷废弃物在原有的使用阶段被忽视的新价值。大部分废弃物都是因为原本与人们的生活太过于密切相关,因而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其原有使用价值之外的新价值。如果设计师能够另辟蹊径寻找到新的思维方法,则能以薪新的方式来重新谱写存在的理由。3)以合宜适配的环境,影响受众对陶瓷废弃物的固有审美认知。环境中“垃圾”只是放错位置宝藏,当“垃圾”经过设计师进行再设计之后置于情景合适的环境中,又能化腐朽为神奇,创造新的艺术品。将陶瓷废弃物进行重构所制作的艺术品往往能够带给人别样的审美与感悟。由此看来,当一件物品失去原有的使用功能并不是其生命的结束也有可能是其生命的始。陶瓷废弃物通过利用其形态、颜色、肌理和材质等某一方面突出的优势特征,加上一些小小的灵感与改变,也能产生新的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功能一但发生了改变,也许曾经的形式特征会更加容易引发人们关于过去的怀念与感慨。这些情感因素更能加深人们对于作品的印象,固化人们的感受。 3、量化组合法 利用物品单体的重复叠加、以不断积累量的形式来达到质的飞越,是产生视觉重点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因此,保留陶瓷废弃物的单体特性、并进行有规律的量化组合,就能以庞大的规模与体量充斥人们的视野范围,强化其在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此类设计在各类艺术设计中应用极为广泛,而因瓷片废弃物的量产化与个体差异性给量化组合设计提供了更好的思维空间与更加多样的可能性,在一些公园的景观陈设设计中,我们不妨考虑使用此种方式,不仅可以节省材料,同时还能在景观中独树一帜,成为公园景观的点睛之笔。 4、小结 将陶瓷废弃物再利用于环境设计的前景美好。将陶瓷废弃物作为塑造环境的元素,能够使作品更加贴近自然,并且富有个性,符合现代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另外,陶瓷废弃物这种材料相较于传统的材料来说,更加生态环保,顺应时展的要求。最后,陶瓷废弃物经济廉价,正式现在所倡导的节约型社会最好的体现。 作者:言雅琴 陶瓷论文:当代陶瓷艺术品论文 任何艺术作品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都需要一个物质形式的表达,但作品背后是创作者的思想,这是看不见却是最重要的。作品的根本内容有可能是创作者对某个事物现象的思考,也可能是创作者某一段情感的宣泄和寄托。观念大于形式。陶瓷从制器的狭制中逃脱,更加自由不受拘束,审美和趣味趋向多元化。从而涉足到雕塑、装置等众多领域,丰富了自己又补充了其他艺术门类。随着当代艺术陶瓷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价格也是水涨船高。综观当代陶瓷的收藏市场,除了个人投资力量之外,很大的成都是靠机构投资者的推动力量。在2009年初,当代油画的价格已经升到了一个制高点。 投资机构开始关注更有升值空间的艺术种类,如当代陶瓷。收藏机构所做的活动不仅仅做收藏活动,他们还做推广活动,旨在向全市场推广和打造明星艺术家,使得艺术家今后的作品也能被市场认可和购买。因此越来越多的陶艺家也开始与画廊签约,通过画廊的推广和炒作,越来越多的陶瓷作品走向市场,走向老百姓的家里面。这样陶艺家不再势单力薄,通过与艺术机构的结合,当代陶瓷市场也得到规范并且成熟起来。事实上,国内也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推动陶瓷市场,象英国、美国都有大批的投资机构来推动艺术价值的增长。美国主营当代陶瓷的画廊就有不少,中国也有很多的艺术社区,如北京的798,上海莫干山,重庆坦克库,深圳华侨城,里面都聚集了许多知名艺术家和收藏机构。如知名的当代陶艺收藏投资机构———弘品堂陶艺馆,就是专门做陶瓷收藏和投资指导的机构。 陶瓷展览四处开花,各种陶瓷艺术的群展和个展、教育年会的不断举办,各种媒体、媒介在不断涉足报道传播,国际性的展览和交流也日益增多,已具备了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良好基础环境。进入这个世纪以来,许多学术的陶瓷艺术展览得到举办。1998年杭州举办了首届《中国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2000年举办第二届,到如今双年展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2001年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美协陶艺展》,2001年,江苏省举办了《2001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暨陶艺展》,2004年《中法文化陶艺交流展》,2005年陕西西安举办首届《国家陶艺教育年会》,2006年举办《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展》,200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师生陶艺作品展》2008年成都举办了《隐藏的和谐———成都2008当代陶艺家邀请展》,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开幕,当代陶艺第一次进入全国美展的展区。 2010年北京举办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展》,2012年12月7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召开了《2012北京国际陶瓷艺术展览会》,通过展览向社会群众传播了陶瓷艺术和其历史文化,规范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加强了国际交流,进一步推动了艺术品收藏的健康发展。另外各地的瓷博会的火热开办也加速了中国陶瓷业发展。还有多个地方的陶瓷艺术杂志书刊热销,使得中国陶瓷艺术品市场人气进一步聚集。 在历史的长河中,陶瓷艺术以其材料的优越性,成为人们欣赏和投资的对象。古时候,他是王权贵族才能享用的器皿和把玩物。后来大量生产使它成为老百姓也能使用的日常用品,曾一度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为跟上现代陶艺的发展,它迅速脱离了制器的束缚,直接进入了架上领域,逐步脱离传统观念,建立起了多元的当代陶艺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预见陶瓷艺术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会产生更加新鲜多彩的面貌。 作者:袁成龙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陶瓷论文:陶瓷空间美雕塑艺术论文 一、陶瓷雕塑的空间艺术特征 陶瓷雕塑的内涵与外延充分表现出民族及时代的发展特征,属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文化现象。我国雕塑文化底蕴深厚,陶瓷雕塑作品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其空间艺术特征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特殊的表现性。现代雕塑较为注重气势和神韵,陶瓷雕塑家在创作时使用夸张、明快的手法,凸显具象化的神韵,并追求一气呵成的艺术感,赋予艺术品深邃的灵魂和强大的表现力。第二,空间自由性和功能性、审美性融合。陶瓷雕塑的功能逐渐强化,审美性则不断弱化,在现实中的使用较为广泛。 二、陶瓷雕塑的空间艺术美 1.无形性及无限性 陶瓷雕塑将空间作为载体展现美感,陶瓷艺术的空间感具有无形性、无限性的特点,空间是其依存的重要元素,艺术家往往利用丰富形式的形体展现出无限的空间形态。陶瓷雕塑家则将空间和形态之间有机结合表现出陶瓷雕塑的艺术效果,充分利用空间展示艺术形体。陶瓷雕塑的形体会使欣赏者获得较为直观、和谐的视觉效果。欣赏者只有先对其形体有充分的了解与认识,才能获得良好的审美效果。 2.深度的内涵 陶瓷雕塑空间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固定的形状,可以任意想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构建生活空间,在艺术品中也能够将其不断深化和拓展。人们提高雕塑艺术品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空间美,对其的体会也更加深刻。陶瓷雕塑艺术品本身的材质特性能够有效提升空间美的独立性及无形性。陶瓷艺术品的空间美主要包括两个因素,即自身特质和环境空间的结合。自身特质是指陶瓷雕塑艺术品本身的材质特点,制作陶瓷雕塑艺术品所使用的黏土,在进行烧制前和烧制后形态均极不确定,且不可预见,使得人们对于陶瓷艺术品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环境空间的结合是指艺术品带给人们的想象空间及环境氛围的深度感。空间美是构成陶瓷艺术品的重要因素,能够集中表现主题。其外在的空间要与周围环境保持协调,内在空间则需要和雕塑本身的内涵一致。陶瓷雕塑家通过灵活利用空间艺术,将陶瓷雕塑自身的形体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的美感具有深刻的内涵,艺术效果具有丰富的层次感。 三、结语 陶瓷雕塑艺术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艺术结晶,其艺术空间美是一种深邃的心灵体验,能够有效舒缓人们的心情。其空间艺术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包含了空间层次美,也涵盖了内涵美。雕塑家利用各种构成形式塑造多样的空间氛围,表现出各种类型的艺术美感。文章仅从一般的角度分析了陶瓷雕塑艺术的空间美,要想真正体验陶瓷雕塑的美感,还需要深入理解其艺术内涵,领会其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关系。 作者:宋志来 陶瓷论文:当代陶瓷雕塑艺术论文 1装饰手法 在陶瓷雕塑艺术的表现语言当中,装饰手法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同的装饰手法赋予陶瓷雕塑不同的艺术内涵和表现语言,装饰手法的正确选取,对陶瓷雕塑艺术的最终完成有着深刻影响。一是反借用的现代装饰手法。反借用是当代陶瓷艺术家们对传统装饰艺术的创造性发展,是在传统装饰手法上的创新,刻意追求一定的随机性、偶然性。例如,为了强调作品的多元化和夸张化,通过在泥坯上滴蜡油,形成釉熔液体的不完全燃烧,从而引起釉的收缩和流淌现象,这种方法是为了摆脱传统釉色的单一外表肌理,突破传统的单一与乏味,实现新审美趣味在陶瓷艺术中的呈现。类似种种,都是艺术家们利用反借用等方式对传统的装饰进行创新,使其表现出新的艺术形式。二是材质对陶瓷装饰的体现。材质对于陶瓷雕塑的装饰和最终艺术气质的体现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在瓷泥的细滑或粗糙就对雕塑整体审美气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细腻坚实的瓷泥往往塑造了庄严、细致的雕塑艺术,而粗糙松软的瓷泥则表现着质朴、粗放的审美情趣。可见,泥料的质地、干湿程度等因素都会成为陶瓷装饰中的关键点,它们也始终作为重要的表现语言,受到艺术家们的重视。当代陶瓷技艺中,更加注重材料质地的特征,争取将材质的艺术作用发挥到最大,从而为装饰和陶瓷雕塑艺术的成熟增添活力。 2当代陶瓷雕塑艺术表现语言的多样化发展及其表现 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在表现语言上的创新发展和丰富多样。陶瓷雕塑艺术自身的特点就很多,这就为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提供了条件,使得艺术家们能够接受时展和大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发展对陶瓷艺术创作提出的新要求,从而实现陶瓷表现语言的多样化。(1)基于传统的写意表现手法。中国画式的表现手法强调艺术品的“神”而轻“形”,这种中国画式的写意表现手法多见于中国传统绘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陶瓷雕塑在表现手法上也深受中国绘画影响,写意式的表现手法始终是我国陶瓷雕塑艺术主要的表现语言。这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在表现手法上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和继承,从陶瓷雕塑的肌理、造型到审美,陶瓷雕塑艺术都强调着作品的“意境”,这使得雕塑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和深厚的艺术魅力,中国画式的写意表现手法,始终在我国当代陶瓷雕塑的表现语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超写实主义表现语言在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中的发展。超写实主义在我国陶瓷雕塑艺术中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陶瓷艺术对世界先进艺术形式的借鉴和从时代中发展创新的结果。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强调作品的逼真、客观和写实,它在陶瓷雕塑艺术中不断扩展,从釉色的使用到彩绘中的应用,写实主义成为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的主要表现语言之一并不断发展着。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丰富了当代陶瓷雕塑的艺术语言,同时也在提高陶瓷艺术性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在传承经典与时代创新中不断进步的陶瓷艺术之表现语言 陶瓷雕塑艺术的表现,在传统艺术语言与时代潮流的碰撞摩擦中,产生了更多富于创造性和多样性的表现语言,而传统精华与时代创新始终是我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的两大推动力。(1)汲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奠定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基础。深厚的华夏土地上孕育了丰富的陶瓷艺术和文明,先人们在陶瓷雕塑技艺中的探索和经验,是我国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创新的基础。陶瓷雕塑艺术中的表现语言发展到今天,是取传统技艺之精华而不断充实自身的结果,而要实现陶瓷艺术的更新发展,需要坚持对传统艺术的筛选和吸取,也只有以传统为根基,才能够建立稳固的现代陶瓷艺术发展体系。(2)创新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时代的进步,大众对于雕塑的审美也发生着持续的变化,陶瓷雕塑尽管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但若不与时代要求结合,只会成为单一乏味的艺术形式而被世人遗忘于历史的角落。另一方面,缺乏更新发展的观念,也使得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艺术品出现在大众眼前,这大大降低了当代陶瓷雕塑的艺术水准。创新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从制作工艺到装饰手法,时代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表现语言,若对这些优秀的艺术语言置之不理,将是艺术发展的重大损失。敢于创新、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不断丰富、发展的途径。 4结语 陶瓷雕塑作为艺术中的重要瑰宝,吐露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审美也经历着由纯粹到成熟多样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要求也带来了陶瓷雕塑在表现语言中的丰富。传承传统和接轨时代,陶瓷雕塑艺术不断汲取着来自各个时间空间中的艺术情趣和美的因素,从而使得我国陶瓷艺术总能够在文化生活中大放异彩。我们也只有在表现语言的探索之路上不断前进,才能够始终保持陶瓷艺术的发展活力,促进现代陶瓷雕塑艺术的更新发展。 作者:冯美莲 单位:妙觉泥塑工作室 陶瓷论文: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论文 一、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作用分析 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主要是以现代互联网Internet技术为条件,结合网络营销的方式方法,形成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根据陶瓷艺术品市场特点与消费者的需求等方面,进行陶瓷艺术品的营销活动。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利于发挥网络技术的营销优势。现代网络技术对于人们的生活、消费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各类网上商城的发展迅速,网上消费量的比重较大,网上购物与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消费形式之一。因此,陶瓷艺术品的营销活动,可以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结合网络技术条件,结合陶瓷艺术品的特色,加强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活动,可以获得较好的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效果。2.有利于展示陶瓷艺术品。相比较于陶瓷艺术品实体店的形式,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可以较好地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速度、图像等技术条件,在网络平台上较好地展示陶瓷艺术品的特色、信息等,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消费者可以依托电脑等,了解陶瓷艺术品,较为便利地选购相应的陶瓷艺术品。通过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可以较好地展示相应的陶瓷艺术品,提高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活动的效果。3.减少陶瓷艺术品的经营成本。利用网络平台开展陶瓷艺术品的营销活动,可以运用网络技术的优势,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的管理,可以有效地减少陶瓷艺术品的经营成本,例如,实体店的店面租金、运营费用等等。因此,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有利于减少陶瓷艺术品的经营成本,获得相应的陶瓷艺术品经营的经济效益。 二、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的措施分析——以紫砂工艺品为例 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主要是以网络技术构建的陶瓷艺术品宣传、展示、促销、流通、销售等为内容,围绕陶瓷艺术品的主要特点与特色,不断提高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效果,促进陶瓷艺术品经营效益的提高。结合紫砂工艺品为例,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开展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必须充分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资源与技术条件,根据消费者对于陶瓷艺术品选购的需要,借鉴现代网上商城的成功经验,创新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的方式方法。对于紫砂艺术品而言,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需要充分结合紫砂艺术品的特点,能够借助于网络营销平台的作用较为全面地宣传、介绍紫砂艺术品,使得消费者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紫砂艺术品的特色、工艺特点等方面的内容与信息,开展高效的网络营销活动。依靠先进网络技术的运用,能够较好地提高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的技术水平,促进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创新效果,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需要及时把握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与陶瓷艺术品市场竞争的状况,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把先进的网络技术有效运用到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活动中,获得较好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效益。 2.重视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客户关系管理。陶瓷艺术品作为艺术品的范畴,属于选购品,相比较于生活必需品而言,其消费者群体具有一定的特点。因此,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需要重视消费者管理,提高陶瓷艺术品的客户管理水平。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需要重视消费者从传统的选购方式向现代网络选购方式的转变,能够积极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条件,加强与陶瓷艺术品消费者的沟通与交流,加强陶瓷艺术品的客户关系管理,在网络营销平台中实现陶瓷艺术品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良好的关系,促进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效果与效益的提高。对于紫砂艺术品而言,需要重视网络营销活动中的紫砂艺术品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客户关系管理,通过网络营销平台搭建的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实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较好的供需信息交流等,从而能够促进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中的客户关系管理水平的提高,获得较好的紫砂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效益。 3.加强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管理。对于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自身而言,需要重视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效率与效益,重视平台管理水平的提高,才能够更好地体现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的效果。例如,对于紫砂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需要结合紫砂艺术品的营销宣传、销售、市场交易等网络技术管理的要求,提高紫砂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管理水平。网络营销平台的管理水平体现其创新水平。一方面,要实现消费者在网络营销平台上面获得较为客观、合理的紫砂艺术品的商品信息,避免虚假商品信息,保证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信誉度。另一方面,需要注重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技术、信息等管理,使得商家与消费者能够较好地实现紫砂艺术品网络平台的销售与购买,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提高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效率与经济效益。 作者:赵云 梁攀 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语言文学论文: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思考 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思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学在本质上显示着真正的个人自由,文学有了从“诗”上升到“思”的机会和条件,为实现文学自身的精神超越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母语汉语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活着的语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骄傲,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他们的语言都随着国家的灭亡而随之消失,古老的文明也因而蒙上了一层迷雾。 一、汉语发展面临的问题 1. 古代汉语的尴尬境地 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追求利益是很多人生活的目标,因而一些实用学科的学习变得异常重要,比如计算机、医学、通信和外语等等有"钱"途的专业炙手可热,而真正能够提高水平的国文却门可罗雀,实在是令人悲哀。古汉语虽然已经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是靠古汉语来承载的,连承载这个文化的基础我们都已经开始抛弃,那还有多少人能承担得起历史的重担?中国的文化典籍,绝大部分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今天,我们很少有人会去重新拿起四书五经或者一些浅显的古籍来学习,就算去学,恐怕也不得不费一番工夫斟酌每一句话的意思。另外,古汉语的教学也在学校里有一定的问题。王力老师的《古代汉语》主导高校讲坛将近50 年,一直没有变化,其中的文选、常用字、通论三结合的做法一直被效法。有些学者认为王老师的教材用了50 年就必然过时,这种三结合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古代汉语教学的需求。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三部分本来就个有偏重,教学过程中也是侧重点不同。这三部分中,选能够介绍给学生很多名家名篇,常用字和通论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选。如果一味强调文选的作用,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学教材了吧,完全可以把经典拿来重点学习,又何必在教材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呢?恐怕这也是国内古代汉语教学的一个极端吧。 2. 现代汉语的现状 现如今的求学更看重实际,所以从中学起,可怜的学生们不得不面对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实用学科的重担,去承担升学的压力。因为要参加中考,参加高考,要不然就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实际问题面前,学生们不得不有所选择,那就是放弃培养国文基础,而是花大量时间去钻研数理化,去背英语。到了大学,又有新的问题出现,需要学好专业课,找个好工作,或者是考研究生。而这些事情,无一例外都对英语有要求,所以好不容易摆脱升学压力的大学生,还是需要整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专业课和英文,除了文史哲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几乎都没有时间去提高中文。所以我们才会发现, 一些着名高校的校长竟然在重要场合发言读白字错字,甚至用错典故,这恐怕和如今学者的风范不符,不得不令人担忧。 3. 外文的冲击 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另外一点不得不谈,那就是西方世界的强烈攻势,尤其是英语国家的语言冲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在前一小节已经提到的, 现在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中文的时间。在中学期间,升学的压力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大学,就业的压力恐怕是最重要的。凡是求职,公司无论大小,都要求职员CET4 或者CET6。另外一方面是出国的需要,这对英语的要求更高,TOEFL 和GRE 耗费了多少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二、未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1. 中国经济实力仍有待发展 如今世界,经济实力是很多文化层面的基础。例如美国的好莱坞,之所以好莱坞能在20 世纪获得长足发展,称霸世界影坛,靠的就是美国经济实力支撑之下的文化霸权。在经济强国的光环下,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希望对美国有所了解,因此电影,快餐等等在全世界流行。与此相对,中国的经济相对较弱,要想让国人真正因中文而骄傲,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个经济的发展,首先能够让中国人挺起腰板说中文,其次,能够"强迫"外国人说中文。2. 学习西方语言推广文化保护 语言推广,英语恐怕不用担心,但是其它各国都有努力。德国的歌德学院,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等都是想世界推广其语言的。这一点,我国已经开始学习,设立了孔子学院。另外一点就是保护本国文化。这一点,中国就远远不如法国。法国立足其悠久的文学,从中学小学就重视法语教育。另外,法国政府通过立法和建立政府机构来加强对法语的保护, 如法语高级委员会。而且法国民间也不乏积极保护法语纯洁性的倡导者。中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处于畸形发展。小学和中学并不非常重视语文教育,这一点尤其在中学明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数理化和英语上, 极少有人愿意花在语文上,学生看看小说便被斥责为不务正业。笔者初中的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竟然公然在自己的课上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考试高压下教育的畸形。 3. 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才是正解 现在一旦提起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很多人会提出质疑:那个东西是老土的东西,学它有什么用。其实这是大错特错。首先,以西方为例。西方从来没有放松对古典文化的教育,学生从小学习的东西很多,都是西方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经典,哲学史学文学的经典,一个西方人通常都比较了解。但是,在国内,因为20 世纪五四革命和,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基本已经被抛弃,恐怕只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才会去仔细研读。其次,古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没有古典文化的支撑,我们的文化就有断层。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思考,现在恐怕已经没人会读四书五经,甚至都不知四书五经是什么,更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些经典的原意。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就业人才培训分析 一、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7.学生评价机制要有全面性。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的学生评价机制,要求对学生做出全面、系统、公正的评价。根据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之时,要将传统的命题标准、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对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有效考核,还要对其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考核。在全面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精力用在强化动手能力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秘基础知识》课,教学中采用“与文秘岗位能力要求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通过讲授、示范、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考核方式是:与岗位测评对接,实行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和行业专家总评。具体做法是:在课岗结合的基础上,分为模拟现场、情景设定和书面材料写作、礼仪举止评定等方式,并让学生在评审汇报时当主角。实践证明,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能够对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应该从学科定位的层次性、专业方向的多向性、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技能培养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就业指导机制的明确性及学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入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革新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着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 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改革发展路径 一、改革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包括培养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科研型、学术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日后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核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迫在眉睫。 二、改革课程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目标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能力、日常应用文写作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文学作品创作能力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等。 三、改革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要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入手,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实用能力,针对具体现象提出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得学生运用的语言、文字等更加灵活、形象。另外,还要将最前沿的研究话题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去,使学生能够拓展视野,放眼世界。 四、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招聘单位的需求相脱节,原因就在于学校安排的实践环节过少,学生必要的能力不能得到强化。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提倡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提高能力。首先,在校要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的训练,使之能够从事写作、阅读等基本的工作,同时,学校要设立一批实践基地,使学生早日接触社会上真正需求的知识,力争缩短学业与就业之间的距离。 五、改革考核方式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以学习技能性、应用性课程为主,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考核的不仅仅是理论课程,还要考核学生实际掌握的技能。课程考核要将“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要灵活变化考核方式,通过提问、习作、小论文、作品研讨会、课堂讨论等方式考核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技能。另外,高校还可以让社会的职业权威人士、认证部门来考核学生的某些课程,引入社会考核体制。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着眼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为日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语言文学论文:论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论文 通过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的人文素养和修养,在汉语言文学中渗透审美认识是当前汉语言文学学科的重要提升。本文通过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与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来更加明确汉语言文学的历史使命。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旨在研究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理由,进而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 1.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汉语言文学直接体现着人文精神,在汉语言文学学科中,包含着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核心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汉语言文学重在对语境、语言的认知,它承载着传承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要责任。 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需要引出孔子的善美审美观年,孔子认为,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这句话主要是说韶乐丰富多彩,有善有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其充实的思想内容非常符合善的要求。而武乐的艺术形式虽然也是完美的,但是结合武王伐纣建立王朝的历史,它与孔子所向往的上古礼治有所违背,没有充分显示出武乐的善。孔子认为善与美是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只有二者和谐的融为一体,才能实现完美的艺术形式,在古汉语言文学中,善和美缺一不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孔子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他主张尽善尽美,其实是他对文学艺术提出的要求,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是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而在他写作文学的过程中,却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善与美的统一。在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美和善相互分离的现象并不罕见,学者常常重视对其中一方面的突出,而忽略对另一方面的阐述。这种极端的做法主要是由于古代学者对文学艺术思想内容的重视,他们容易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墨家的作品、先秦法家的作品、宋学以及晋代的玄言诗等,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客观实用性,并不能真正表现出艺术的美感,无法为欣赏者带来愉悦的审美感,使得作品显得枯燥无味。又如南朝的宫体文和骈体文,这类作品往往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而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作者讲究文字的字斟句酌,作品修饰性很强,却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最终使得作品华而不实。 2.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不同的文学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文学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对人生的深思与观察也会发生转变,不同的文学时代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景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多是对历史的沉思与深思,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是沉思的审美。在沉思中思索历史,思索人性,沉思历史意识形态。在一九八零年代,从创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政治拨乱反正与历史的沉思,这是这个时代的共有声音,诗人与作家在反思历史中揭露伤痕,发生拯救思想的呼声。从整体上来看,文学的审美沉思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十年中像一盏灯一样,牵动着有理想,渴望光明的诗人与作家的心灵。 语言文学论文: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 作为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语言对社会之重要已无可厚非。而作为一门研究、解析语言的专业,语言文学所能起到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亦是无可估量的。从小时候的呢喃学语再到上学后的“一去二三里”,语言文学好像一直都离我们不远,对于许多报考志愿的学生来说,语言文学也成了最容易接受与掌握的学科之一。由此可见,语言文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广却不具备太强专用性的学科。 一、学习时常遇到的问题 1.学习方式的问题 在学习一篇文章的时候,老师时常会因为一句话而抽丝剥茧,层层剖析。学生在此时亦会学到许多的笔法及用词讲究。而当这些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学积累之后,再让这些学生去完成一篇几百字的作文的时候,却不难发现这其中掺杂着不少笔的流水账。究其原因,并非是这些学生的笔法不够华丽抑或文字拿捏不够准确,只是因为这些学生无法构架一个完整的故事。此类现象虽然多数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身上,然积习难改,这类问题在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身上亦有体现。 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在赏析文章时多会于小处过分执着,遇到一难解字眼便要刨根问底,查个分明。然小处虽然明白,于文章整体之立意却少有领略。这样的学生、学者或许能写出一篇很美妙的诗歌或者散文,但却很难写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原因便是他们对于文字的驾驭虽堪称一流,但却不会讲故事。这也是许多文学从业者会遇到“学而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2.应用的问题 当毕业之后面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人却发现自己以往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居然没有一点用处。有些人则会出现学是一套,用时却是另一套的现象。前者是不懂得学以致用,后者是不愿意去用。 前者是学得过于刻板,而文学却又是一门非常抽象化的学科。想要刻板的运用抽象化的知识自然很难。而后者则是寻到了一条属于自己或者适合自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多数是由他们自己不断摸索出来的。只是这种方法尽管适合自己,却未必是正确的。 笔者无法在这里凭一两句话去改掉这两种人的诟病,但却愿意在写作方面分享一些心得:写文章首先要明确其立意,想清楚这篇文章想要突出什么。然后则是文章的来龙去脉、结尾方式。理清故事的主线、附线,若要写的是一篇小说,则要懂得如何安排故事的高潮。当一切都想清楚,之后,自然能做到下笔如有神。很多大学生由于长期习惯了书写议论文,导致后来无论写什么都会带几分“议论”问道。其实要避免这一积习也很简单,议论文是将主观认为对的观念写出来,在写其他文体的文章时只要尽量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述即可。 二、文学市场的低靡 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尽管出了一位莫言,但只凭其一人之力却难去中国文坛的低靡之风。而中国文坛之所以低(文秘站:)靡,原因多为以下几点,第一、当代中国作家讲的故事多数已与现实脱离,再难让读者从中寻找到共鸣。第二、受网络文学的影响,当代年轻人的阅读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老一代作家改弦更张,有些甚至封笔。而新一代作家所书所写又大多只能给人一时的新鲜刺激,却难有什么文学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坛一度低靡的原因之一。 三、自身能力的问题 村上春树曾将人的意识比作地下的两层,他说通常人们写东西只要发掘到地下一层就已足够。但想要深入人心,则要去发掘地下二层的未知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两层所谓的地下世界。对于许多从事写作的来说,他们也都可以窥探到那地下二层的世界。但很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在地下二层所看到的东西描写出来。原因有二: 其一、文学功底不扎实。有许多人在写作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很好的片段,但却怎么也无法将其描写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也是词不达意。其原因便是平时的文字积累。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只能靠不断地累积。 其二、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对此上文已做说明,便不多重复。但仍有一点需要说明,许多人写故事多凭着一道灵感和一股热情,但等灵感用光,热情耗尽,故事却不过刚刚写出一个开头。其主要原因,便是没有事先想好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 结束语: 语言文学其实是一门不是专业的专业,只因为他包罗太广,甚至是其他专业都是都被网络其中。而对于那些无论是从事研究、写作,或者是传媒、教育等其他行业的语言文学学者来说,不将专业当专业看才是最重要的,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人文素质才是里根之本。最后多说一句,虽然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但好在也不会做无用功,任何一本书的阅读和任何一段文字的叙述都是一种积累。 语言文学论文:激情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授课不可或缺的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着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 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 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 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语言文学论文:对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汉语言文学 对接性 实践能力 多媒体技术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第二,实现多媒体技术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 在科技时代,语文课堂教学一般都会运用到计算机信息技术或者是多媒体教程,远程教育也被广泛地运用到语文教育中,各种各样的新型教学形式,教学活动被广泛地开展起来。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其实就是强调语文教育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收集更多的教学素材,或者更多地借助多媒体或者网络等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汲取更多的语文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作品库就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可以满足语文教学的许多素材收集及发展。另外,现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的语文教育已经基本能够实现多媒体教学,特别是高等院校,在汉语言文学多媒体教学方面,发展的比较完善。但是由于汉语言文学教育涉及到较多的专业性知识,所以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涉及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相对较少,高等教育阶段才会开展这方面的专业课程,这样就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断层,即初中等教育阶段断层,而高等教育阶段突然拔高,因此,汉语言文学教育有必要更多地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去。在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为将汉语言文学教育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事实上多媒体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语文课堂教学,因此可以探索更多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汉语言文学的知识更多地带入到语文课堂中去,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之间,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通过多媒体技术架起二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第三,更多地实现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 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不仅仅体现在二者关系的对接,还应该考虑语文,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课堂,与教师或者学生之间的对接。这种对接主要体现在对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人文关怀一直是现代教育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两个方面,人文关怀更应该被重视。不管是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学,他们都是属于文学化的东西,文学要融入学生的生活或者走进他们的心灵,就需要教师在进行语文或者汉语言文学教育时,更多地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可以说,都充满一定的情感意识或者二者都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和丰富人的情感,但是,实现这些功能,不管是汉语言文学教育还是语文教育,都需要增加教师教学中的人文关怀,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情感的关怀,或者是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增加教学情趣,活跃课堂氛围等方面,建立学生和课堂的互动,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总的来说,人文关怀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品格,另外,人文关怀对促进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发展来说,也是很有利的。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学习方法 汉语言文学学习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沟通是十分必要的,汉语言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通过各种方式使用汉语言,掌握汉语言这门基本的课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汉语言文学的类型繁多,种类丰富,有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汉语言文学,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这样才能够掌握好汉语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其他语言或者课程是有共通之处的,比如说,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记忆技巧中,在背诵诗词歌赋时,可以采用一些背诵技巧,譬如英语单词的背诵技巧有词义分析,联想记忆法,词缀词根的分类记忆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语单词有许多的后缀,如—tor,或者—er,有这类词缀的单词一般属于名词且,比如work加er后缀变成worker,就从动词变成了名词。类似英语单词这种单词分类,后缀等的记忆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学习方法要在学习经验中,多加总结或者套用一些其他科目课程的学习技巧。另外,在学习汉语言中,针对字词的学习可以通过形声字或者句子等来帮助记忆和学习。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通过变通来解决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注重技巧和方法,要提高学习效率或者掌握更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就必须要下足功夫,探寻有效的学习方法。 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系统化 汉语言文学主要由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组成,汉语言这门课程的学习强调系统学习,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首先要把汉语言的内容,模块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在脑袋中形成一定的知识架构,这样,才能够实现知识的衔接和记忆。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在编排上一般会按照基础到提升部分,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必须要按照基础——提升,这样的顺序,系统化学习是能够全面地掌握整体知识,系统化学习还讲求对知识的衔接,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对后面较难的部分是关键的,只有掌握基础知识才能够进一步学习更深的部分,汉语言系统化学习就要求不能够遗漏任何知识模块,否则系统化学习就不完整。汉语言文学的组成成员中,相对比较基础的内容,比如汉字或者词组,要完整地掌握这部分级别较低的组成成员,就像英语学习中,单词是基础一样,没有单词就没有完整的句式和文章。认识到课程的系统性,然后明确学习顺序,知识的结构,学习中才能在脑海中形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蓝图,汉语言系统化学 习就必须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然后才能够打好基础,以便后续学习中将知识模块串联起来,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地联系起来。系统化学习还能够方便我们的记忆,很多人在学习语言时,记忆的东西总是成为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些必要的记忆技巧,另外,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性地进行记忆,没有掌握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样他们要记忆东西就会比较难。只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系统化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在学习中把握好系统化学习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言文学。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必须要抓住学习重点 汉语言文学内容丰富,并且理论也很多,要学习好汉语言文学就必须对学习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总结,要把握汉语言文学的重点内容,深入学习。其实,任何科目都是有偏重点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有它的重点,加强对重点的学习,有目的性地学习才能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汉语言文学中,存在着名词术语较多,知识点多,语言或者句子的表达形式多样的情况,因此,面对这么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啃下来,只能是有针对性地抓出重点来学习,抓重点学习又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针对名词术语的学习,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对汉字,词汇,拼音,语法语音等的重点学习,拼音是汉语言的基础,掌握拼音,我们才能实现语言的沟通,只认得字而不会读是没有用的。抓住重点来说,就首先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也是重点的部分来深入学习。另外,语音学习的话可以通过磁带或者录音等来配合我们的学习,磁带或者课本一般会有配套的磁带,它有很全面,正确的语音教学,可以多利用这些东西来学好汉语言基础。第二,是对句子或句式的分析方法。汉语言文学从词汇到句子再到整片文章,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汉语句子句式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汉语言句式分类很多,有陈述句,感叹句,反问句等等,这些特殊的句式对句子的意思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同样一段文字,加上不用的标点符号意思就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句式学习不仅是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只有搞懂每个特殊句式,才能够正确理解文章的意思。要掌握句式的含义,必须要掌握每种句式的结构,遇到具体问题还要进行句式分析,经过分析确定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另外,汉语言文学中,在文言文的学习上,是相对比较难的,文言文的句式其实也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构,面对文言文时,要分清楚每段话的特殊句式或者句子的含义,分析和探究汉语言文学的句子句式,掌握这个重点,这样对能更好地学好汉语言文学。第三,汉语言中,对关联词,连接词的重点掌握。汉语言文学中,句子与句子之间一般都要通过关联词来进行链接,关联词对整片文章的衔接性或者通顺与否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关联词的意思不明确的话就不能够搞清楚句子的意思,所以,在学习好汉语言文学时,关联词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关联词就像词汇一样是必须花时间去记忆,积累的。在日常沟通中,关联词的运用也是很多的,关联词应该作为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一个重点来讲,汉语言的学习重点,总的来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还有理论表述方法等等,但是,归结起来就是要对汉语言文学进行重点模块学习,不能够全部接收也不能全部放掉。只有抓住重点,学习效果才会明显,学习效率也才能够提高。 三、多动手,多做练习才能够掌握知识 前面提到的主要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重点,在上述的基础上,学好汉语言文学还有一点重要要求,就是要动手实践,多做练习。我们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学到再多的理论或者懂得再多的学习技巧,没有动手去实践,没有做配套的练习还是不能够掌握知识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勤动手,多做练习才能把学到的理论进行实践,才能在做练习过程中发现知识的学习是否有遗漏或者学习重点是否正确等等,学习汉语言就不能离开实效练习。做练习,是我们检验学习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巩固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做练习中,我们可以深入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或者研究,也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掌握基础知识和理论依据的同时,必须要多做练习才能够平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能够综合学好汉语言文学。 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需要全面地、系统化地,并且有重点地进行,有效的学习不仅需要学习技巧,还需要多做习题。掌握有??的学习技巧后,要配合多做练习才能巩固知识,这样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学习方式。 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教育 在我国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中,新课程理念首先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从思想根于认识到教育权威性的转变,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着与教授者, 而是要努力尝试作为学生个体成长与综合素质提升的指导者和助手的角色, 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索与研究的过程。因此,在新课程理念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有深刻的认识,并立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切实转变自身所具备的教育思想,树立以“ 育人为本 ”的基本观念 ,适应时展和社会科技整体进步的综合要求, 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是立足于专业知识的强化,构建扎实的学科基础,提高理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二是通过稳固的基础知识,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框架,同时开展深入浅出的教学创新工作,提高学生对于学科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培养。着眼于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创建和谐的教学体系。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 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这些现象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就业。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特点 新课程背景下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基本要求不同于以往 汉语言文学教学更多得将听、说、读、写作为终极目标,在汉语言文学新课程标准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包括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三个维度。汉语言文学教学不仅增加了新的内涵, 而且凸现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团结协作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交流能力。 它不仅体现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趋势, 更回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基本素质的需要。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发生彻底转变, 就要求汉语言文学教师首先要发生重大转变和完善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所以,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3、汉语言文学教学重在培养学生有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 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 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 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 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 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改变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的措施 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理念在对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转变的指导中, 不但要求教师积极寻求教学观念的更新,而且要注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转变。在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精心的设置与合理的安排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 而且要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进而才能实现将课堂转变为学生活动主阵地的教学目标。 2、实践应用能力的强化 强化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变换思想练习, 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新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中,不但要对传统教学方式方法进行彻底的革新与完善, 而且要注重对于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强化, 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化。 在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练习是课堂活动的基础部分之一,在习题中教师要摈弃传统的观念, 在练习中引导学生不断变换思想,不仅能巩固知识,形成技能,而且能启发思维,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结语: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但随着就业环境的日渐复杂和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用人单位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量日益增多,这就使得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必须进行一场教学革命,在建立好学生的道德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彻汉语言文学的实用价值,着眼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分析 摘要:汉语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历经了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经过了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变革与发展。新时期新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是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出发,进而结合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汉语言 产业化 国际化 发展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媒介,其对于国际双方的交流来说意义重大。中国作为语言文字的重要起源国家,语言文化历经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大力的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扩大其影响的力度,逐渐的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大发展和大交流,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呵呵途径。下面,笔者就将结合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新时期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也是汉语言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必须迎接机遇,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 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结合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就要更加的树立自身的特色,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不断的实现突破和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国际化的规划,有步骤有层次的实现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二、对于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探讨和分析 1.树立起产业化发展的理念,不断的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对于这种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长期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要实现好的发展就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发展的力度,针对这一问题,产业化地发展模式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那么就要有效的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寻求出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划。那么,从当前的汉语言文化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就需要依照汉语言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古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汉语言文学最为丰富的素材宝库, 他对于汉语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近代的白话文开始兴起,汉语言文学也就开始了一场变革和发展,而现代青少年对于深入学习研究古汉语和国学的耐心正逐步丧失。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应该与汉语支撑并由汉语表达的中国的价值观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不应该是由汉语描绘出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注意。 2.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就需要做好全面的规划和详细的分析。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其国际化的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更大范围内接受汉语。这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让汉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认可,这对于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语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汉语言的发展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与此同时,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就要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多重要的组成,但是在发展汉语言国际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汉语言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人力以及物力和财力上,在这几个方面做好支持。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要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放眼全球的发展规划,进而建立起汉语言发展的体系。 3.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对于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必须紧密的和国际化的发展大环境联系起来,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任何淡化了或者是脱离了国际化来谈产业化都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国际化与产业化是互相支持和紧密相连的。所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和产业化路子就要将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还需要加强其自身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的树立品牌意识。对于汉语言的产业化发展来说树立品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也是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需求。同时,产业化和国际化应该是共同进行的,这一点美国的全球精英教育不可谓不是典范。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与振兴不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应该是与中华民族的崛当然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和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一道走向世界。而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支持和后盾,这就需要国家在汉语言的发展上予以支持。我们相信只有多方联手进行准备,汉语言的发展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中的艺术与审美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快感(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 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着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语言文学论文:对汉语言文学就业人才培养分析 一、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7.学生评价机制要有全面性。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的学生评价机制,要求对学生做出全面、系统、公正的评价。根据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之时,要将传统的命题标准、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对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有效考核,还要对其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考核。在全面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精力用在强化动手能力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秘基础知识》课,教学中采用“与文秘岗位能力要求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通过讲授、示范、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考核方式是:与岗位测评对接,实行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和行业专家总评。具体做法是:在课岗结合的基础上,分为模拟现场、情景设定和书面材料写作、礼仪举止评定等方式,并让学生在评审汇报时当主角。实践证明,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能够对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应该从学科定位的层次性、专业方向的多向性、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技能培养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就业指导机制的明确性及学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入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革新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着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 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 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 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 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核心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 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 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 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着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语言文学论文:提高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探索 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无法像医学、建筑、会计、工程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是传统人文科目,是人文精神直接的载体,担负着提升和传承全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重任。它的教学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教育过程中,不注意直接创 收集整理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去统计的社会效益。 2、教育不仅体现在应用性方面,而且体现在对学生精神取向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3、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从事人的工作的,因此要更注重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不强。教学内容的更新和选择,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以及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从目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可以看出,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实用性的更新和知识点的选择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教学内容偏离实际情况、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特点等。教材的编制没有注重对学生实践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锻炼,方法陈旧、观念落后。这些情况都严重制约了汉语言文学实用性的发展。 2、教学的手段单一,现代化教学方式运用不当。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个性特征进行教学手段的改变,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但目前传统的“老师讲、学生记”的单一教学手段仍旧存在,不利于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热情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中常常出现运用不当的情况,无法发挥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推动力和优势。 3、传统教学模式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模式是:学生上课记、下课抄、考试背。但是这种模式严重的制约了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在经济不断提速的今天,只有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文学功底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这不是靠死记硬背能培养出来的。所以传统的教学模式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进行调整或改革。 提高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途径 1、使用实用的理念指导文学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在各个行业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施展才华的平台。但是在相关行业中,也常常存在其他专业毕业生的冲击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从实际角度出发,应从两方面提高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质量。(1)强化科目的实际应用,提高学生本专业应用能力。从目前学生难就业的实际出发,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注重本专业的实用性,提高学生在社会上竞争的资本。具体可结合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读”、“说”、“写”三个方面的能力进行加强。本专业的实用性教学主要体现在,古今语言文体的阅读能力,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教学能力、表达能力和信息调研能力这五个方面。教师和学院领导应精心设置课程,合理进行教学内容整改,形成本专业特有的应用体系,并通过对应用 技能课程的设置,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能力,以及获得未来工作中所需的语言文字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2)对课程进行优化,强化学生本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主要包括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对课程的优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将各个课程之间的内容进行整合,避免内容出现重复;每门课程都应根据本领域最新的知识结构进行分析,对课程的内容进行精简和调整,强化其中的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的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考虑,合理设计课程内容体系。 2、用创新的理念指导文学教学。大学汉语言文学教学方面的创新,主要包括了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和教学思维的创新。从创新的理念角度应做到以下两点。(1)突破专业的束缚,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广,但却往往不精,竞争力上和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有所不如。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应不要拘泥于文学与语言的本身,应充分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就业现状和核心内容,对学生进行毕业后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现在许多新型的专业如广告、文秘、新闻、公共管理等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基础扎实的前提下,应突破本专业间的束缚,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出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 化管理、教育与教学、广告文案等都可以将其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模块,学生可以通过这一系列模块的学习,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和动手能力,加强就业的竞争力。(2)鼓励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身要求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浓厚的东方文化底蕴。本专业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能通过教学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汉语的感情,从对东方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理解中,汲取出创新精神的动力,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所以,在汉语言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追求新型的、独特的教学思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要善于探索,不断地总结和进取,不能满足只做一个文化传播者,更要适当地通过对现实文化的评论等多种方式来激发出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对目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通过微博、博客等多种文化传播渠道来抒发学生思考。其次,教师应勤于思而敏于行,发展和锻炼创新思维的能力。教师应通过丰富的知识背景,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抛出新颖的观点和理论,在给学生震撼的同时,激励他们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因此,这需要汉语言文学教师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教师只有通过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更加自信,更有创新思考的动力。 语言文学论文:怎样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培养中国未来创新人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贯彻教学计划的同时,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 1.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辨证的说,我们也不能强化用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思路去规范人文学科,而应该看到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特定期待。 2.中学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语文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学生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2 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着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着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2.3 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历史、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第一,信息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2.4 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教案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伦理问题的大学人力资源监管 近年来,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已经日益受到企业界的重视,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高校组织,其内部的人事管理中也同样存在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关注伦理问题,从伦理角度从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将从根本上激励员工主人翁精神的发挥,同时又能协调各类员工之间的关系,从而对高校组织的良性发展起到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 伦理问题是管理中的道德哲学问题,是高校管理不能忽视的核心管理问题。 一 、企业伦理问题的由来伦理问题是从哲学中的道德观念延伸而来,主要探讨人们的道德意识(情感)、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等道德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在企业管理中融入伦理概念是一个企业的管理价值取向问题。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之所以基业长青,其核心管理伦理起了重要作用。 1.伦理问题的起源关于伦理问题的探讨,自古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善”的概念;中世纪时,阿奎那曾具体讨论过“公正价格”。在我国,先秦时期的“伦理”,秦汉时期的“大学”、“中庸”,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曾研究过道德伦理问题。而古代埃及和印度的伦理思想,它以探讨人生意义和人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往往与宗教相结合,从中贯彻着宗教诫律的要求,得到宗教势力的强力支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以孝为主要内容,重视个人品德修养,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总的说来,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的伦理思想,形成了以强调个人幸福,即人的至善为特点的伦理思想传统。 2.现代主流伦理观对现代人道德观影响较多的是 20 世纪的现代伦理学,20 世纪西方伦理学领域有三大思潮: 一是由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研究语言逻辑而兴起的元伦理学,主要盛行于英美国家; 二是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在德、法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流行; 三是受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宗教伦理学,出现在各国的宗教集团中。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向追求“最大利润化”转变。 3.企业伦理问题的由来20 世纪 50 年代,工业文明的弊端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困境: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生态危机等自然环境问题以及道德堕落、精神危机、管理低效等社会环境问题,当今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正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促使人们对近代以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进而重新把公平、责任等作为密切关注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企业主导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更为明显。人们普遍认识到企业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其经营行为必须遵守法律并符合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企业不能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赚取利润,企业管理需要从尊重人性出发。于是,企业伦理学理论开始形成并日益受到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随着 70 年代以来媒体对商业丑闻和商业伦理案件的曝光,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注企业伦理的热潮。二、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最近国内发生的以“富士康事件”为代表的企业伦理问题已引起国人对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的深度关注。只要在有组织的单位,都存在管理上的伦理问题。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组织,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职能中同样可能存在伦理问题,无论是人员招聘、绩效考核还是解聘过程,组织、管理者、员工之间利益的冲突时有发生。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和对高校管理问题的实际体验分析,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1.组织公平问题组织公平是指发生在组织中的公平现象,是雇员对组织结果分配、组织制度、分配程序、人际关系等方面是否具有公平性的主观感受,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方面,它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有重要影响。 (1)分配公平。相对于绝对公平,员工更关心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他们会将所获的回报(工资、奖金、晋升等)与个人投人(学历、时间、经验等)的比率和他人进行比较,如果比率相等则感到公平,如果比率不相等,不管是正向不公平还是负向不公平,员工都会产生心理紧张,进而产生消除不公平的动机。高校管理中的分配不公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晋升的机会、教学工作任务的分配、进修培训机会的多少等;在员工对组织贡献均等的情况下,一些高校部门管理者往往以个人关系亲疏、喜好来决定这些分配的结果,有些员工甚至未对组织发展有任何贡献便享受出国培训、各种荣誉等对个 人发展较有利的分配结果,这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员工无疑会造成心理的挫败感,严重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对其他员工也埋下了不公平的组织氛围这一潜在负面信息,对组织绩效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2)程序公平。主要探讨员工对公平程序的反应,包括过程控制(指在争议处理过程中,个体通过举证过程来获得利于自己的目标达成)和决策控制(指对争议结果的决定,员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达到对最后做出决策起到控制作用)。发言权在增强员工的程序公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发言权是指员工在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后是否拥有权利和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高校中的一些管理者往往通过政治手段(如控制其进入“教工代表大会”或获得晋升机会等)剥夺一些“不讨喜欢”员工的发言权,这些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3)互动公平。包含人际公平(即员工在与管理者的交往过程中所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关怀程度)和信息公平(即组织在作有关决策特别是对员工有不利影响的组织决策时,应该尽可能地向雇员解释说明。对公平的渴望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在高校,也一定程度存在管理者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评定员工绩效、随意安插亲信、组织裙带关系等现象,在所有的雇用、绩效考评、惩罚和解聘过程中都存在公平问题,因为他们都涉及到个体的权利和尊严。 2.组织政治学问题组织中的个体或者群体使用没有正式批准的权利、策略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包括指责或者攻击他人:减少自己与某项看起来已经失败的或者已经失败的计划的相关性,往往把责任都归结于他人,指责对方的失误等。 组织政治学主要包括:控制信息、形象建设、结成强关系、制造义务等内容。 (1)组织政治是指在潜在动机支持下,为获得和保护个人及相关团体的利益,而对他人或团体施加的影响。组织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管理团队为团队中的某个管理者掩盖错误,对一些错误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呈现集体的道德缄默。还表现在管理者利用手中的职权偏宠某些或者某个雇员,如任用亲信现象,还表现在雇员为了获得某些稀缺资源如避免被裁员、获取晋升、培训或者加薪的机会而取悦管理者,如拍马或者贿赂管理者。上述现象在一些高校中也是屡见不鲜,甚至被默认为是“正常现象”或“潜规则”。 (2)一些“不讨领喜欢”的员工往往会受到管理者运用控制信息(故意截留对该员工有利的信息或制造假文件精神)、制造义务(分配给了该员工不利的工作还要让对方觉得已经受了照顾而心存感激)、形象建设(在高层面前刻意表现对自己有利而对某个不信任的人不利的一面)等政治手段而被分配到明知该工作任务对个人发展没有什么意义而不得不接受分配的不公平待遇,否则下次就有机没会参与对个人出成绩较有利的工作,如参加出国进修等机会。这种做法容易打击其他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大多数员工报着应付的心态来工作,从而令组织绩效大打折扣。 3.员工安全与健康问题安全是指员工身体处于康乐状态,工作场所的安全主要是考虑避免工伤事故。雇佣安全还包括工作场所可能的伤害,员工应该被告知从事某种行业和具体工作具有的危险,以及没有正当理由雇主不可以随意解雇雇员。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完好状态。高校有责任保证员工整体上健康状态,不仅仅是物理上即工作场所的照明、空气、湿度、温度等客观条件,还包括组织内部关系、人际关系的友好,即人是否受到尊重、得到自我发展的机会。员工有义务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组织有义务保护员工的人身健康与安全,并尊重每一个员工。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安全隐患容易带给员工生理上的损伤和内心的损害,组织没有尽到应有的道德义务是不合伦理的。高校中的工作安全问题相对企业而言较少,但不容忽视的是高校教师或员工受到言行过激学生攻击甚至被杀害的现象也不得不令人警醒;员工或学生的心理不健康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对高校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涉及每个在校学生、也要照顾到每位勤勉工作的教职员工,近几年发生的高校教师自杀事件,已经用血的事实和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4. 员工隐私问题隐私权就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决定他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与别人交流的权利。隐私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个人信息的保密、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个人私事决定的自由。个人隐私包括私生活和私人信息。组织没有权利获得员工的娱乐活动或者宗教以及政治信仰等信息,不应该知道关于员工生活方式的细节内容,这些信息都是私人的,组织调查的合法范围应该是关于员工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技术以及认知测验等信息,工作预演、角色扮演、团队经验合作参考以及结构化的面试应该围绕求职者的工作知识。个体与自身以及个体觉得他自己应该怎么样的观点很容易受到隐私侵犯的影响,组织对员工隐私的侵犯破坏了他们与自我概念的关系,构成了对个体精神上的错误对待。高校组织在隐私问题上的处理和大多数企业环境应有所区别,在聘用的大多是具有教高文化素养和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识型人才的管理中,组织更加应该尊重员工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然而一些高校中依然存在员工的隐私权不受合理保护的情况,如高校中不少见的教师和学生恋爱引发出问题后,这些属于隐私性的情况会很快在组织内扩散开,一些员工甚至是内部管理者会有意无意把道听途说的细节问题传的沸沸扬扬,令该教师的工作环境尤其是人际环境紧张而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甚至给个人造成精神包袱。这些言行已经侵犯了相关员工的隐私权。上述现象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同样存在于高校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作为智力型团队组织的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员,需要有能力及时发现并重视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尤其是谨慎对待组织公平问题和组织政治问题,妥善处理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从而做到真正尊重每个员工。同时也能大大提高目前体制下高校组织的绩效,较好地激发组织核心资源——教职员工的工作能动性,从而增加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培养人才的热情和品质。 三、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应遵循的伦理评判标准如何判别高校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是高校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员的基本能力。适用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评判准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美德标准德性伦理学认为,判断一个行为的合道德性主要通过贯彻行为者的品德,如仁慈、同情、良心、合作、公平、公正、正直等品质体现在行为中,可以说该行为是道德的。管理者故意隐瞒有害后果的做法其动机是邪恶的,对待雇员是不公平的、不人道的,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雇主是不道德的,行为是不合伦理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强调的“以德服人”是对待高校员工人力资源管理的至高标准,因为多数教职员工去单位工作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物质利益,更多的是追求被充分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目标。 2.分配公平标准分配公平理论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应该看它在行为的收益和损害的分配方面是否公平,如果行为带来的结果在当事人之间得到了公平分配,那么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高校管理者更加应该遵循该原则进行工作分配,这样才能使这些具有较高教育背景的员工感受到被尊重而心情愉悦地工作,从而主动积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自觉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关怀标准关怀伦理学强调的是行为者为了维护他与行为接受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显示出对行为接受方的关心。如果行为者显示出对行为接受方的关心,行为者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利益相关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包含双方的诸多相互期待。管理者被期望能提供有意义的工作、给予基于成就的报酬、提供培训和培养适应能力。员工被期望全身心投人到工作中,分担获得成功的责任等。高校管理者在对待员工的行为上,为了使得双方利益相关关系得以维持,应该多关心员工,包括对其健康和安全的负责与培训、身体和心理需求的关怀等。 总之,将以上原则综合运用,全方位把握管理中的伦理与道德行为,形成充满人性关怀的、和谐的组织工作氛围,才能形成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整体评价,使组织管理绩效尽可能完善与高效,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准。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改革 高等学校作为汇集人才的高地和培养人才的基地,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因此,探索在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念、新办法,使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适应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高校人力资源是指高校中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工作的教职工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其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知识型员工是高校人力资源的核心,也是我们关注、管理、开发的重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开发能力体现了学校的人事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1高等学校教师独立性强、素质高,属于典型的复杂劳动群体,因此他们需要较为自由的工作环境,喜欢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向往宽松的组织气氛和自由度更大的工作环境。 1.2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高校教师依靠自身人力资本的丰厚储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优势和较强的竞争力,他们往往选择有利于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环境。 1.3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劳动过程难以 监控,劳动成果难以精确衡量。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及培养人才的质量很难精确衡量,这就使得他们的价值创造过程是无形的。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所,而且工作没有固定的流程、步骤和规则。 2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其自身的人才资源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学校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但现行的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受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制约,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阻碍着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的整体开发和优化配置,表现为:管理中强调事而忽视人,束缚了教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没根据学校的发展目标确定合理的人力资源架构,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目标不明;在人才的引进上有些盲目,只注重高学历、高职称;在人才培养上目标不明确;人力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因此,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工作要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用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创新人事管理工作的观念、思路、机制和方式方法,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建设上,合理、科学地进行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努力把优秀的人才聚集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来,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教育储备,才能培养质量更高的人才。 3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观念和思路 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是对其所属的工作人员和人事工作进行决策、组织、协调、计划、督促、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活动,其内容包括选拔录用、考核奖惩、调配任免、工资福利等基本属于行政事务性工作,主要是以“事”为中心;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把人、人力作为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其内容涉及人力资源预测与规划、工作分析与个体差异分析、招聘与选拔、培训与开发、绩效评价、保持与激励等工作。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的开发、管理为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用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创新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首先是观念的创新:一是树立人才资源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资源的观念,重点是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二是树立以人为本开发人力资源的观念。要强调人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激发教职工对学校事业的责任感、成就感和事业心,提高工作绩效;三是在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时要树立全面的人才观。在高校中既需要搞教学科研的高层次人才,提高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也需要德能兼备、善于管理的行政、教学管理人才,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能顺利、规范、高效地运行。其次是思路的创新:要建立与学校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明确而合理的人力资源架构。高校要围绕学校的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的策划,既要制定长期的规划,也要制定中短期目标。要基于目前学校人力资源的状况和能力思考人力资源的需求,建立人才结构调整与学校改革发展目标、任务相协调的动态机制;要采取措施,改变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4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机制创新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创新可体现在选拔、流动、培训、聘任、考评等方面。 4.1实行“以人为本”的选拔、聘用机制,加快优质人力资源构建 应聘者必须认同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同时,学校也要充分考虑应聘者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高层次价值需求,尽量为教职员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和条件。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才管理模式。借鉴欧美大学教师管理的经验,切实改变管理方式和人才进入机制,逐步建立以聘任制为核心、依靠市场的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 4.2建立和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一是建立柔性化的人才流动机制,改变目前高校中人员“学校所有制”的管理机制,实行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在对人才的管理上,要克服“刚性”管理的弊端,允许人才柔性化流动。二是建立人才岗相适的能级管理机制,通过对人才岗位能力的评定分级,优化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改革职务只能上不能下的旧规,实行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真正做到优秀者上、平庸者让、不称职者下,形成职务能上能下的良好局面。三是建立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把分配和职责、实绩、贡献挂起钩来,将教职员工的待遇与其职责、水平、业务能力、完成任务的量与质、实际贡献等联系起来,激活教职员工的内在动力。 4.3建立和完善人才全程培育机制,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人才支撑 即建立和完善培养人才、重用人才、激励人才和爱护人才、不拘一格、全方位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机制,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准则。要善于用火热的事业凝聚人才;用崇高的精神鼓励人才;用真挚的感情关心人才;用适当的待遇吸引人才。 4.4实行人才聘任机制,推进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是推进高校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行聘任制改革,实行教师聘任合同管理,可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使教师缺乏安全感,在工作中片面追求短期效果,不安心开展中长期的重大项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基础性和原创性研究成果的产生。因此,学校应根据教师实际情况,强化岗位聘任和分类管理,实行终身制与合同聘任制相结合的用人制度,根据不同岗位需要实行长期聘任和短期聘任相结合的聘任形式。学校要注重人才资源的整体性开发,把个人聘任与团队聘任有效地结合起来。 4.5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实现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转变 一个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离不开一个合理的目标,因此,建立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定量标准是有效进行绩效考评的前提,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评价工作实绩要以人为本,全面评价;评价绩效应考虑个人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的环境条件作出的成绩不同,要注重是否办实事、有实效,不能单以贡献大小定人才;要建立较为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应与岗位相匹配,岗位不同要求不同。绩效考评的结果应作为教职员工晋升、调动、加薪的决策依据。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实际上是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目标——创造一种发挥人力资源最大能力、获得最大价值的工作管理机制。 5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 5.1把培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环节 对教职工业务素质的培训提高要有规划、有措施、有检查,并适当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培训的形式不囿于“文凭”和“学历”,而是从实际出发,讲求培训的实效。培训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多形式、多渠道,就培训对象来区分有全员培训、中层培训、部门人员培训(如教师培训、技术人员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等),学校除了统一人才培养外,还应协助教职工制定个人发展培训计划,教职工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业务,找出自己能力与需求的差距,制定出培训方案。 5.2讲究用人的艺术,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 一是量才而用,做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由能级决定职级和岗位这是用人的规律,学校为不同的岗位配备人员时,与之对应就要选择不同德才水平即不同能级的人相匹配。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要善于发现并发挥他们的优势并将其优势转变成工作的绩效,学校在实行竞聘上岗时,首先应让教职员工自己申报最能发挥专长的岗位,而学校则应根据实际努力实现他们的要求,使教职员工的德才水平与其担任的职务、工作的岗位相适应。只要做到量才而用,用人所长,就能发挥教职员工最大的聪明才智。二是扬长避短,做到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事物有长短,人才有高下,这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事实。在高校中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就要扬长避短地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扬长而用,择能而用,对各个岗位的教职员工,要用其长,避其短,充分发挥其专长,抑制其不足,并在扬长过程中克服其短。 5.3采用科学的激励原则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实现,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正确地实施激励原则。在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利用各种激励因素,掌握激励机制,运用合适的激励模式和方法,才能激励教职员工奋发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效地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首先,对激励因素的设定要明确,如对完成工作的质与量要做适度的说明,给教职员工分配工作要适合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量。其次,准确地把握激励的时机。激励的有效性,往往在于及时。太早的激励,会让教职员工误以为这种激励不需努力就可以轻易获得;而太晚的激励也会让教职工受到伤害,认为努力工作仍受不到重视,对学校对领导失去信心,激励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三,激励要因人而异。首先激励的手段要灵活,不同需求层次的人采用不同激励方法和策略。根据教职员工不同的需求层次恰当地选择激励措施,才能有效地达到激励的目的。其次激励的方式宜正面激励为主。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都指出,在群体激励中,正面激励的效果远大于反面的激励(如惩罚等),越是素质高的人员,惩罚性的激励对其产生的负面作用就越大。在需要教职员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岗位,宜采用奖励和肯定、与业绩挂钩的薪金、升职等正面激励的措施,以利于充分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状态与革新 1、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涵义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校的任务,对学校的各级各类人员进行规划与组织,对人际和人事关系进行指导、协调和控制,做好教职工的聘任录用、调配交流、奖惩任免、培训考核、工资福利、职级晋升、离退休等工作,达到高校人力资源高效率、高效益利用的目的。[1] 2、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由高校的特殊性质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具有较强的稀缺性。高校人力资源的结构主体是教师。高校人力资源属于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力资源的价值就是在人力资源流动中实现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校人力资源流动性更强。劳动价值具有较强复杂性。高校人员的劳动复杂程度比较高,其衡量的过程比较复杂,其劳动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高校教师文化层次较高,特别注重高层次精神需求,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追求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3、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认识落后 只重视传统的人事工作,对人力资源管理缺乏了解,没有真正意识到高校发展的瓶颈是缺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人力资本及人事管理的行政性配置垄断在高校管理中根深蒂固,这就导致了高校对政府依赖、对市场迟钝,其管理的自主能力和改革动力不够强劲。 3.2对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研究不深思维方式惯性及体制的内在弊端使得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滞后。管理人员局限于事务性管理,忽视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入研究。 3.3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各层次、各岗位人员的调配不合理,严重阻碍了高校的深层次改革,难以适应高校参与市场竞争的需求。 3.4人力资源流动不畅 由于人力资源的行政配置性和垄断性在高校人事管理中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和人才市场的人事机制不健全,造成一方面非教学人员缺乏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长线专业无法进行市场调剂,缺乏长远规划。 3.5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体制性障碍 管理体制过于集中,自主管理权力小,平等竞争和激励机制平台尚未建立。体制不够灵活,已经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4、改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创新策略 4.1实现观念的转变,树立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是将传统的经验型、行政型管理转变到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树立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明确“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和“教师为本”的观念。[2]着眼于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遵循人才发展的规律,充分尊重人才的禀赋和特点,从人才培养、吸引人才和使用人才等关键环节着手,让各级各类人才适其位、用其能、献其智,发挥最大的作用。 4.2完善高校的各项激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调动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促进发展的有效举措。首先要充分利用物质激励,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建立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为主要内容的校内分配方法。其次是灵活运用精神激励形式,如授予荣誉、合理授权激励等。 4.3优化配置教师队伍 优化配置的出发点就是岗位,是以岗位为基础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高校人事管理从某个角度来说,教师是决策主体。必须实现从“人事管理”向“人才资源管理”转变,实现能岗配置。 4.4实施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才价值体现的方式,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强化人才流动服务职能,承担本校教师及各类人员的人才交流工作。 4.5重视教育培训 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实行柔性管理,在和谐、融洽、协作的运作中实现高效率。大学教师是自主性很强的个体,培训首先要符合教师的个人需要、职业发展走向,根据成长的不同时期进行灵活培训,力争每一个“人力”都上升到“人才”的境界。高校培训计划要制度化,与学校的发展战略相结合。 5、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要有创新性 5.1观念的创新 5.1.1树立人才资源是高校第一资源的观念; 5.1.2树立以人为本开发人力资源的观念; 5.1.3是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时要树立全面的人才观。 5.2思路的创新 高校要真正理解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围绕学校的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的规划,既要制定长期的规划,也要制定中短期目标。要全面掌握学校人力资源的现状,建立起人才结构调整与学校改革发展目标、任务相协调的动态机制。在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管理和各部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要有前瞻性,目标明确,政策配套,操作到位,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探讨 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分析 第一,具有主导性地位。对于大学人才体系来说,其中含有后勤管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党政管理人员等,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的教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人群,他们可以说是办学的主体。在社会资源稳定的前提下,大学需要具备充足的高水平教师资源,才可以为社会培养出大量的高级人才,为学校和社会创作出巨大的价值。第二,具有多元性功能。现代大学都具有多元性,具有社会服务、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培养人才等多种功能。这其中,教师是科研和教学的主要对象。第三,具有自主性需求。大学教师的工作形式、性质和内容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多个方面具有自由性。第四点,关注实现自我价值。大学教师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多方面的特点,他们是具有高知识水平和学历的人群,具有强烈的获得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想。 二、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策略 (一)选用适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软件 对于大学来说,选用适合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状况的计算机管理软件是必要前提。对于拥有充足资金以及规模较大的高校,可以自主开发相关的信息化管理软件。中小型的大学并没有相应的技术型人才以及资金实力,所以可以要求专业咨询公司来分析研究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特点和状况,而后让专业的计算机软件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来研发合适的信息软件。 (二)确保充足的资金来源 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所以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高校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确保充足的资金投入,这是根本条件。 (三)培养大学教职工的信息化意识 通过培养教职工的信息化意识,不仅可以促进大学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可以创建出民主、和谐的文化教育氛围。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培养教职工信息化意识时,需要防止出现过度以来管理软件的问题,这会降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四)规划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下面的内容:第一,拟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详细策略。第二,就充分考虑大学的信息化水平高低,正确的评估。第三,规划信息系统需要具有的管理功能。第四,充分考虑系统运行环境的完整性。比如:流程控制、数据管理、用户服务、硬件设备以及服务器等方面的内容。在规划好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以后,需要执行以下的步骤。第一,明确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的先后次序以及发展趋势。第二,规划大学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结构,充分获取大学管理层的认可,并且争取相关资源和资金支持。第三,提出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流程,进而落实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技术需求和功能需求,提升用户的应用体验。第四,确定相关方案。明确界面、用户、工作流程等人力资源管理内容。第五,合理评估管理系统的推广效果。评价内容中需要包括开展系统化、技术支持、新功能等。 三、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分析 (一)加强对于大学资源管理流程的管控 当前阶段,大部分高校存在人力资源管理随意性较强的问题,许多主观因素影响了管理工作。因此,在实施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相关的流程,对于符合规定的行为进行报警和警告,利用这种方法来降低外界因素的干扰。 (二)促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提升 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计算和汇总大量的数据。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能够良好的进行上述工作,相关的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准确度都能够得到提升,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减轻了管理工作负担。 (三)信息化管理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在校园网环境下进行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可以方便观察人员对于相关数据的查找,办公条件得到优化,并且支持多人办公。相应的系统不受空间、人数以及时间的限制。 四、结论 综上,为了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效,必须加强对于信息化网络建设的策略研究,进而提升大学整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效性和质量,在实际的决策和教职工服务中结合信息化技术,有效促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进步。 作者:徐国凯 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大学人力资源改革探讨 摘要:在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政府部门中展开,旨在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国际社会竞争中形成足够的影响力。目前,新公共管理理念对我国公共行政部门也形成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学人力资源改革应该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引,引入新的管理手段,以此实现更好的人本化管理。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念;大学;人力资源改革 1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以私营部门管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具体观点包括:摆脱传统的官僚独占模式的影响,在管理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手段,提倡公共服务中的顾客导向,追求效率和公平等。在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政府部门中展开,旨在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国际社会竞争中形成足够的影响力。目前,新公共管理理念对我国公共行政部门也形成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人力资源改革应该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引,引入新的管理手段,实现更好的人本化管理。 2我国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行政机构臃肿不堪,工作效率不高。现阶段,我国很多大学中的行政人员的数量远远多于教师。以北京大学为例,现有教职工人数约有8000余名,其中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约占2/3,处于教研一线的教师只有1/3,影响了大学的工作效率,不利于精英人才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2)存在较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不够重视教师主体。目前,我国高校中依旧存在“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权术高于学术、官位高于学问。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没有被予以应有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3)高校考评机制比较单一,缺乏激励作用。我国高校评定职称的做法长期沿用职称评定终身制,这种能上不能下的模式不利于激发教授、行政人员的进取心,他们很可能变得不思进取,知识面狭窄,无法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以新公共管理理念指导大学人力资源改革的对策 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之后,以知识为重要标志,以高新科学技术为重要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管理技术是高科技领域的重要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色彩。从管理理论的诞生,到人本管理学的兴起,人作为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逐渐从小角色走上大舞台”,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重视。新公共管理理念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它提倡人、竞争和激励的作用。在大学引入这种管理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1)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是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基本要义。针对我国高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现状,有必要加以积极改革,要根据实际情况精简机构,将食堂等部分职能部门实现企业化,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引入竞争机制,使他们为高校师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2)明确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对学校主体予以高度重视。毫无疑问,教师是大学的中坚力量,支撑着学生的各项运行。但不得不承认,一线教师在大学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官僚作风盛行,会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有鉴于此,我国高校应该借鉴国外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比如日本高校中的教师享受充分的自主权,教师可以参与每年的招生计划、课程设置和奖学金分配等事项、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只是负责执行教师会议做出的各项决策。这种做法值得我国高校借鉴。我国高校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工作是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教师才是高校的主体。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重视教师的作用,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真正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 (3)构建多元化的职称评聘机制。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的职称评聘机制也必须打破终身制,构建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多元化评聘制度。现阶段,高校的职称评价机制还不够客观公正,考核过程不够透明,难以得到教师的信任。有鉴于此,高校要建立以教学科研为核心的评聘机制,规定硬性的教研考核指标,比如发表多少文章、发表在什么水平的刊物上、文章引用次数是多少,这些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必不可少,还要参考学生的评价意见,将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此判断出教师的职称水准。另外,在制定薪酬机制时,高校要制定一套量化的薪酬体系制度和奖惩标准,在奖罚过程中体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使教师体会“劳有所值、劳有所获”的愉悦感。 4结语 总之,在新时期背景下,大学人力资源改革要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导,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促进高校获得可持续发展。 作者:廖咏滔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论大学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过渡 摘要:知识经济到来,高校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高校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转变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分别简述了高校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涵义,继而阐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实现高校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有效转变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高校人力资源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前言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社会发展已进入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新阶段,高校作为人力资源的高地,传统人事管理已不能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已成为必然。 一、高校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涵义 传统的“高校人事管理”,是指以教职工与有关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其它教辅活动的相互关系为对象,运用有关理论原则和方法,对吸收录用、调配派遣、奖惩任免、培训考核、工资福利等事务,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的活动,以保证学校活动的正常高效运作。 高校人力资源指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后勤等教职工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其中教研人员是主体,管理人员是关键,服务人员与离退休人员是补充。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与配置,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引导,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是在人事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性化管理,从以工作为导向转变成以员工为导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最根本的区别。 二、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人力资源构成普遍存在以下特点:教研人员中,教学名师或科研精英相对较少;管理人员中,多数安于现状,具有创造性思维者较少;服务人员以教职工亲属占多数,专业技能相对不足,文化素质不高。因此,高校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过渡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观念相对滞后 目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兼容性,人事部门还未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可以进行开发、利用、增值从而带来丰厚回报的特殊资源。 2.2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还不够规范 高校大都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长期规划,在教师引进、培养、使用及工资管理等方面主要遵从上级文件,较少考虑实际需要,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致使人事管理工作无法承担起为高校的长期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的重任。 2.3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 当前,虽然很多高校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普遍存在改革不彻底、措施不配套、考核评估办法滞后和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合理的状况,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没有追求效益的动力。 2.4人力资源配置不当 近几年高校的持续扩招使得不少高校长期处于缺编运行状态,专任教师普遍紧缺,而人员缺乏合理流动、高校组织结构政府化、专业教师无法进入市场进行调剂等又使得非教学人员比率偏大,呈膨胀过剩态势。 三、如何实现高校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转变 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就是加快高校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没有这一变革就没有高校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3.1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只有实现观念的转变才能带来管理方式的转变,才能有管理目的和结果的转变。在高校,“以人为本”的关键就是以教师为本,创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始终坚持尊重教师的意愿、了解教师的需求、激发教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教职工积极参与高校发展目标和战略的制定,使教师的潜能和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3.2建立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首先要规范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其次要保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公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高校要逐步建立以实行聘任制主线,以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竞争激励机制为目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3.3健全分配激励机制 在目前高校教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搞好教师队伍建设不仅需要稳定人、吸引人,更需要激励人、发展人,高校要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和办法,坚持效益原则,把各单位的工资总额同办学效率、办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紧密挂钩,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提高骨干待遇,真正做到优劳优酬,多劳多得。 3.4促进高校内部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高校内部人力资源配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受到社会的生产、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制约。要促进高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首先应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规范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其次要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的成本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率的使用。高校教师的劳动是一种以脑力为主的复杂性劳动,要用科学的方法确定高校教师工作量的标准,这是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 3.5从绩效评估向绩效管理的转变 高校教职工的个人需求不仅表现为基本的物质需要,也包括尊重、个人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而绩效管理包括绩效计划与目标的制定、绩效辅导、绩效考核、绩效反馈面谈等一系列环节,特别注重内在要素管理,注重人的动机、需要等内在心理要素,因此从绩效评估向绩效管理的转变契合高校人力资源的特殊性。 3.6建立学习型组织,精心构筑校园文化,营造一个让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人力资源管理特别强调与员工的交流,重视组织观念文化和凝聚力,注重培养员工对组织的责任感和认同度,所以高校应致力于营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满足高校教职工日益突出的精神需求,以精神激励的形式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政策环境,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质量。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探析大学人力资源约束和激励管理体制建设 摘要: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校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属于知识型员工范畴。在高校管理中,必须根据高校人力资源的特殊性来设计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追求,制定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灵活运用激励与约束的手段,从而激发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内在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高校入力资源;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人力资源是学校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本,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等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在高校的入力资源管理中强调的是“科层制”,诸多管理活动都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出现,约束手段被放大成为了管理活动的中心,教师作为高校人力资源,其潜能受到制约,大大影响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高校人力资源是特殊的劳动群体,在现代大学的管理中,必须根据该群体的特殊性,以追求管理人性化与制度化的动态平衡为前提,遵循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建立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以达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序、高效。 一、建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础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现代管理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运用。 (一)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本原理 激励机制是从整体角度出发,通过物质奖励、精神奖励、晋升奖励等方式支持强化一个人的行为表现符合期望方向和要求,从而达到调动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约束机制是从抑制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制度约束、合同约束、环境约束等措施来杜绝一个人与组织期望方向不一致的行为发生。激励与约束都是以制度化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入力资源管理系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就必须先从了解和把握激励或约束客体的个性特征以及需求动机人手,激励与约束手段协调配合,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个人利益和高校利益的协调统一。 (二)高校人力资源的职业特性和需求分析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给知识型员工所下的定义是:知识型员工是指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其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的员工阔。 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校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属于知识型员工范畴。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鲜明的特征:第一,他们普遍有着高学历、高智慧,属于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层次,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工作有着较强的独立性;第二他们承担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治学严谨,思维敏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第三,个性鲜明,自我实现的需求比较强烈;第四,他们追求自主性、个体化和多样化,对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需求倾向较强;第五,他们对人类科学知识有着浓厚兴趣,渴望学习和进步,对事业的成长有着不懈的追求,具有很强的进取精神。 高校教职工的主导需要是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根本保障。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研究组织中激励的最著名也是应用最广的理论之一,他认为需要和动机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内部心理原因,该理论以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及自我实现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来分析入的需要。高校人力资源的社会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其个体产生的需要既有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也有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且后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依据。年龄、心理过程、个性心理倾向、个性心理特征的差异性又使得人的需要具有个体形式和不同类别,因此高校只有根据教职工的不同需要,提供他们所需的奖励,激励机制才能成为绩效改善的重要因素。 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成 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是管理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两种监督机制。随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进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利用激励机制形成积极向上的管理结构,利用约束机制形成动态有序的控制系统,成为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 (一)激励机制的构成 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是对人的激励,而激励问题的核心是确定哪些因素条件能够持续激发人的动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管理激励理论的结合,激励机制的构成则是以高校人力资源的职业特性和需求分析为基础,主要包括物质的激励,成就感、认同感与荣誉的激励,升职与受教育机会的激励,竞争的激励。 1.物质的激励。高校人力资源属于经济人范畴,其需求具有多面性与复杂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需要必然是高校教职工行为选择的首要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使更高一层的需求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后,低层次的需求仍然存在。住房、工作条件等方面是生理需要满足的基本因素,这些条件的合理满足是他们主动积极工作的基本前提。因此学校要首先创造条件,满足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谈及其他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现阶段乃至以后,激励机制的设计中一定要正确面对高校教师合理的物质需求问题。 2.成就感、认同感与荣誉的激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心理需要包括自尊和受别人尊重的需要,这是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以及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能力的原始驱动力。高校教师的自我实现就是充分施展自己的教育潜能,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精力和才能献给社会,其最大的满足莫过于教学科研上的成功以及“桃李满天下”,这是高校教师最高层次的需求。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就占据了主要地位。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抓住高校教职工有受到信任,获得表扬、肯定和接受荣誉、提高知名度的需要。对管理对象合理运用成就感、认同感以及荣誉的激励,往往能够取得物质激励所不能达到的激励效果。 3.升职与受教育机会的激励。接受教育、了解信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也是高校管理人员高层次需要之一。给管理人员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既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又可达到增长进取心和拼搏欲的长期激励效果。教育的激励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满足管理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求知进取的需要。 4.竞争的激励。竞争可以强烈地激发每位员工的进取心,使他们力争上游,发挥最大的潜能。通常情况下,“驱使人们积极工作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自身对目标追求产生的动力、外部激励产生的动力和竞争产生的压力”。按照管理目标方向为被管理者设置风险、竞争环境的直接作用是对人形成一种外部压力,可促使人们产生某种顾虑和紧张,从而形成一种避惩和控制的力量。所以,竞争也会对管理人员产生一种激励作用,多创造适度的压力环境往往会成为激发管理人员努力工作的动机因素。 (二)约束机制的构成 1.制度的约束。制度的约束是指将高校教职工要约束的行为纳入管理制度,达到规范高校人员行为的作用。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约束规则,它旨在约束追求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道约束就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学校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的不良行为和现象,且出现的不良行为无章可依、无章可罚。高校应形成健全的制度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规章制度,以合理化的制度来约束教职工的不良行为和现象。 2.道德的约束。 荣辱之心,人皆有之。高校的人力资源属于知识型人才,他们有着更加强烈的自尊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应重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对高校职工行为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形成有力的舆论氛围。道德约束是在高校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 3.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是隐性的,在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不充分的前提下,组织中为什么仍然有一部分成员在努力工作呢?这就是组织成员自我约束的作用。通过自我约束,可使高校教职工树立敬业爱校、廉洁奉公、无私奉献、自尊自重、奋发争先等高尚品德,进而增强教职工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高校人员有着强烈的荣辱感和自尊心,要加强对高校人员进行自我约束的教育,通过自我分析,自我检查,自我评价达到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效果。 4.组织环境的约束。组织环境的约束是指约束和指导组织整体行为和内部员工行为的价值理念,它不仅能起到激励的效果,同样可起到约束的目的。一方面,高校有责任为其组织成员提供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事业追求的舞台和平台,培育和保持一种自主与协作并存的校园文化,激发成员的活力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来自现代大学内部监督和外部舆论的约束促使高校人员在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方面趋向一致,在工作中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集体责任”,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三、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追求,谋求管理的人性化与制度化的平衡 以人为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准则,它是指要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发展人的基本能力。人们的需求总是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生存的需求得以基本满足之后,精神的需求也就渐趋强烈起来。因而,现代意义上的人本需求,还必须强调“自尊”、“自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高校教职工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他们更加重视对人性的尊重、理解,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在实际的管理中要把教师作为“学术人”而不是“经济人”来看待,把教师放在主体地位,建立一种更加人性化和更具有参与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激励是一种正面导向,反射的是人的主体特性需要,关注的是个体的自由创造力,而规章制度起源于科学管理思想,它关注的是事物的标准状态,两者都是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手段。在激励机制的构建过程中,要求高校管理者抱着以人为本的观念,通过理性化的制度来规范高校教师的行为,制度要体现人文关怀,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结合在一起,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谋求管理的人性化和制度化之间的系统平衡,以达到有效激励。 (二)制定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 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规范和强化每个教师的职责行为,加大压力,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调动教师履行职责的积极性,激励先进,鞭策后进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高校现行的绩效考评制度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评价重形式而轻实质,考评的随意陛过大,科学性不强,考评标准单一化等等。 高校在建立教职工考评体系过程中,要讲究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高校教师的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独立性,且模糊因素很多,要区别他们素质的高低、能力的大小,就要根据不同的岗位职责制定出相应的考核指标。强调教师完成工作实绩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个人道德、修养、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工作态度、工作纪律的考核;在考核教学科研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教学科研工作的质量;评奖评优要避免新的平均主义和唯“量”是从现象,增加透明度和可区分度。 (三)灵活运用激励与约束的手段,避免激励不力和约束过度 合理的激励机制,能有效地促使高校教职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约束机制,则使高校教职工不佳的教学与科研或有损高校利益的行为,都可通过相应的监督系统得到反映,进而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约束或惩罚。激励与约束机制两者互相协调,缺一不可。激励不应该以金钱为主,而是以高校教职工自我发展需求为主。在激励方式上,要强调个人激励、团队激励和组织激励的有机结合,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在约束方式上,要强调自我约束与外在约束相结合,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相结合。 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还要避免激励不力和约束过度现象的产生。错误的、不合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而一些正确的、合理的行为又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肯定和支持,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泛化的负向激励效应。而过度的约束又会造成组织成员过多的顾虑和紧张,影响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理想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应该是由激励机制来产生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人本资源,由约束机制来监督并协调人力资源,在管理过程中寻求激励与约束的和谐统一。 (四)完善竞争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外部人才流动的环境日益宽松,许多高校建立了岗位聘任制、高薪聘请制、竞争上岗制,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在新形势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应该强化合理竞争机制。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掘教师潜能与创造精神,提高办学水平,有助于高校事业目标的实现,是提高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机制。另一方面,竞争与协作也是统一的,如果竞争机制不完善或出现不公平竞争现象,则极易导致“资源”流向不合理,造成教师队伍的流失与内耗,增大离心力。在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要打破传统的“单位所有制”和“职务终身制”,杜绝不公平竞争,将竞争机制制度化、规范化。公务员之家 (五)建立充满安全感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工作环境 学校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其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强大的工作动力。健康向上、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是学校工作卓有成效的基础,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团结友好的群体,心理环境的创设、调控、利用,会对教师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使人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满足人们的归属感和精神需要,从而激励人们主动工作,自觉接受学校工作规范的约束,产生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因此,管理者应首先营造一个使人安定工作的学校环境,科学地开展激励,让每一个教师都能有事业成就感,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明确的个人前途及深造提升的机会。如此,必定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拥有一批富有创造性和再生陛的宝贵财富,增强竞争的实力而取得成功,营造人才建设的“雪球效应”。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将教育领域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并且也为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教育迎来了全新的变化,在现代高校教育中,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已经成为今后主要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当前我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过程中,仍旧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如果不及时将其进行解决,那么将对这项教育的开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将这一问题进行合理解决,本文将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展开研究,全面分析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以期对高校教育的全面开展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0引言 在高等院校的教育和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和组成部分,可以说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将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尤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更是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一项重要基础条件,所以当信息化技术得到发展和完善以后,如果不将二者进行有效地融合,将对高校的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将网络信息化技术良好地结合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建立起符合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发展体制,将成为今后大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一项重要环节和方式。 1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1.1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建设的需求 在高校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对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采用高效化、高时效性的管理方式对信息进行管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也要相应地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日常工作进行有效开展,通过这种方式将原有的复杂的工作方式进行取代,进一步提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 1.2为高校教工查询信息提供便利 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得到了全面发展后,高校中无论是教师还是职工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对个人信息进行查询,并且借助这种方式还将更好地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展开更为有效的沟通,对于进一步完善自身工作质量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帮助。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工作之所以可以得到全面发展提升,最重要的是保持其工作的透明度,在这种前提下形成更流畅的交流方式或渠道,所以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也将更为公正和公平地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行开展和完善。 2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进行提升的策略 过笔者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确定当前我国大学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这项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为此笔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对广大工作者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2.1加强对信息化软件的选择 对大学的发展来说,选用适合自身人力资源发展的计算机管理软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必要前提。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发展都已经十分完善,不仅拥有充足的资金,同时还掌握着中小学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技术型人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就应该要求相关的信息咨询公司对大学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最终再由专业的计算机公司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展开分析,以便为其选取一个最佳的信息软件,促进高校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2保证高校资金的充足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并且这项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需要付出长期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对其投入资金和工作精力,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只有保证资金的稳定,才能对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和帮助。 2.3对大学教职员工的信息化意识进行培养 在对大学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加强对教职工的信息化意识培养和提升,对促进大学整体竞争实力将产生重要帮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更好地创建出民主、和谐的文化教育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帮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对信息化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在对教职员工进行信息化意识的培养过程中,避免和减少对软件的过度依赖情况出现,从而防止对管理工作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对大学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意识的培养过程中,还应该适当对教职工进行培训工作,以便加强其自身素质和能力,为信息化建设提供有效帮助。 2.4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科学规划 在对大学进行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规划时,工作人员需要对以下几个环节展开研究:①对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策略进行详细分析和拟定;②对当前大学信息化水平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保证其评估工作的正确性;③加强对信息系统中所需要具备的管理功能进行详细规划;④需要对工作系统所处的运行环境完整性展开充分研究和考虑。 在对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详细规划以后,无论是学校管理人员还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在正常进行工作的过程中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工作方式和步骤,保证工作的正确性和指导性,从而为今后工作奠定稳定基础。 3结语 通过上文的研究,确定当前我国大学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也提出了相应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对策,希望对高校今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开展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一项重要基础条件,因此信息化技术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如果不将二者进行有效地融合,将对高校的管理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将网络信息化技术良好地结合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建立起符合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发展体制,将成为今后大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方式。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研究 [摘 要]人力资源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人力资源的管理是对人才培养的基础条件。就目前形势而言,建设高水平的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能够提高管理的水平,对各大高校的发展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影响着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因此大学人力资源的管理需要信息技术的辅助,文章将基于该观点进行深刻的讨论。 [关键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1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人力资源系统为平台,在管理的过程中以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为最终的目的,力求形成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四方面的内涵。 首先,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该过程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人力资源信息,在管理的流程上进行创新和改革,与此同时需要和其他相关的系统加强配合,实现整体的提升。其次,我们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让每一个成员参与到管理的过程中,建立自助服务机制,在沟通渠道上进行全面的延伸和扩展,实现互动管理。再次,我们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指我们要充分的利用社会资源,例如:人才网址、培训公司等。最后,我们的信息交流平台必须增强互动性。通过内外部交流及时的解决问题,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2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作用 2.1 提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运作效率 在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大量的数据和表格需要进行汇总和计算。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可以有效地解决好该问题,有利于管理人员减轻工作负担,节约时间,提高了工作的准确度和效率。另外,在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能够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流程,继而取得更有价值的信息,为高校的全面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2.2 增强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流程控制 现阶段很多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上存在随意性的问题,且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教职工的招聘问题、排课问题、绩效考核和工资分配上存在了流程上的漏洞。与此同时,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调动会直接影响管理的水平,缺乏连续性。所以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的作用下,能够严格地按照约定的流程执行,对不符合规定的操作实行警告和报警,能够有效地减少外来因素的干扰。 2.3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自助服务 在校园网环境下建设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管理人员随时随地的登录查看和寻找所需的数据,在B/S结构的帮助下,能够支持多人同时操作,有利于优化办公。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甚至是人数上的限制,在放假期间也可以对人事关系进行管理和调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所以在访问互联网的同时,能够对培训信息、请假等日常事件进行网络提交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的服务形式。 3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及问题 3.1 起步晚、水平低、发展迅速 和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在学校的应用上起步较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我国高校发展水平不均衡而造成的。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上,不同高校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发展的速度上,由于我国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资金投入比例较大,因而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3.2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软件产品比较丰富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较为活跃,在软件产品上有多种选择。国外的软件供应主要是SAP和Orscel,国内主要是传统的用友、金蝶等软件。结合我国高校的发展,国内软件对管理的现状有着直接的了解,因此在软件的设计上更加贴近人们的使用习惯,开发商能够站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角度进行产品的升级和创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3 大学人力部门管理观念落后,缺乏重视 观念的先进性是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设身处地在考虑问题,才能完善校园的管理系统。然而,学校的领导者碍于资金问题,并没有认识到信息化系统的优越性,缺乏重视,造成了管理上的弊端。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工作中依据以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为主,缺乏变革精神,因而造成了工作效率低下的现状。 3.4 缺乏信息化综合型人才,培训系统尚未建立 高校的发展,人才问题是关键。即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中,缺乏相应的人才进行具体的操作,人事部门的员工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较为基础,只能简单地按照流程进行基础的工作,并不能针对实际问题灵活的处理,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而技术研发人员只能基于专业能力进行调节,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缺乏认知。此外培训工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造成了技术上的困难,不利于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4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对策 4.1 转变高校人事部门的管理理念 人事部门的职工具有人力资源专业的基础知识,应该具有优化传统的工作方式的观念。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一一面对,而人力资源的管理也应该紧随国际潮流,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针对我国高校的特色进行系统的优化,大力推广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进程,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 4.2 培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队伍 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人才队伍,是对该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专业人才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并在实践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意见,这对系统的升级优化有着很大的帮助。在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发现操作步骤和程序上的漏洞,能够为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的后期管理和维护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有利于该技术的新发展。当然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校领导的支持,和网络部门、财务部门进行统一的协商,结合各院系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 4.3 严格执行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一般实施过程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从系统规划到系统维护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经费等实现问题的制约,因此,想要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需要按照最初的规划对人力和财力进行严格的控制,即优化一般实施过程。在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如果缺乏纪律和程序的约束,将会直接的影响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系统管理人员应该遵守安全管理机制,对网络病毒和黑客的袭击做好防范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提供优质的运行环境。 5 结 论 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系统的规划下,一步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此同时,我们要保障信息的安全度,做好电子档案的管理工作。综上所述,通过科学的管理人力资源信息系统能够进行数据的全面分析和汇总,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依据。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基于激励理论的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在大学校园之中,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篇文章主要从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措施入手,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措施中的弊端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手段。 关键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 激励手段 激励误区 现代社会,大学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大学校园在学术探究和人才培养中具有的独特性让大学在对自身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很难对其他社会机构所采取的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进行借鉴应用。为了充分调动大学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大学校园中合理运用激励手段的方式。由此,我们需要对基于激励理论中的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进行探究,以便促进高校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措施 1.薪酬激励体系 运用员工薪酬进行激励的方式是用人单位中最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企业,对员工薪酬体系进行合理设置,可以起到稳定员工队伍和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这两种作用。在20是世纪5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双因素”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企业发放给员工的薪酬之中,员工的底薪和福利是不会对员工产生激励作用的,但是这两大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维持工作现状的作用。 2.终身教授聘任制 在大学校园中确立终身教授聘任制,可以为教师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提供一个奋斗的目标。但是由于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大学中的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其它人员已经具有了终身任职的特点,就使得终身教授聘任制处在了一种形同虚设的局面之中。大学教师的工作本来就是终身任职,现在校方给了自己一个终身教授的头衔,教师自然不会把“终身教授”看作是身份以及荣誉的象征。 3.高校员工绩效考核制 绩效考核制是现代企业在薪资管理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段,绩效考核是企业根据市场经济的准则,将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的既得利益相挂钩的一种合约管理机制。绩效考核可以让员工的工资收入随着自己的工作业绩变化有关,这就可以通过展现员工之间的劳动成果差异性的方式来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校也借鉴企业的这种绩效考核机制,在大学校园中推行了以绩效考核为主的教工工资发放方式。 二、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手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激励措施缺乏针对性 对大学校园中采取的激励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中正在推行的激励措施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以教师绩效考核为例,大学校园的特殊性使得一线教师的工作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不同性。对于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学校可以从科研课题完成状况以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依据进行绩效考核。对于一些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学校就应该根据教师对学术界最新科研成果的研究状况以及教学组织状况进行考核。但是在实际考核过程中,学校对教师教学课时完成量、数量、课题完成数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还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老师,都依照统一考核标准进行绩效考核。这种逼迫教师搞科研的方式对学术界会产生非常大的危害,学校以教师的数量和研究课题完成量作为考核标准,等于是把高校的科研工作变成教师的业绩,这就会让教师在进行学生研究的过程中处于一种为了业绩而进行科研的工作态度。高校教师们带着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一些教师为了完成学校的指标,采用论文的方式来应对考核,这对学术的严谨性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2.注重个体激励,缺乏团队激励 对于高校来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的问世,往往是一个团队集思广益协同奋战的结果。一些大学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虽然对这一点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在推行奖励措施的过程中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视个人成果忽略团队集体劳动的问题。 三、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措施的正确应用 1.通过人才管理激励从事完善教工绩效考核体系 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学校应该采取分类引导的方式来完善教职工绩效考核体系针对高校的机关工作人员和教辅人员。学校应该落实竞争上岗制和淘汰机制,采取年度考核为主的考核方式对他们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对于一些不胜任工作岗位的人要坚决予以撤换,以保障人员的优化配置。针对学校的教师群体,应该针对不同类别的教师采用不同类别的考核方法。例如,对于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团队,学校可以针对其科研任务的轻重采用年度考核或者分期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方式的改良让教师潜心科研,继而实现对教师工作潜能的有效发挥。 2.运用文化激励与团队激励相结合的措施完善人才激励措施 高校的教职工队伍是一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队伍。针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才队伍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就不应该采取一种较为单一的激励手段。要相对这样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只有采用一种由多种激励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展现出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对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集体之中,团队成员的合理组合对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特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团队进行激励可以更好地发挥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例如在军队中,指挥官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会采用授予集体一等功集体二等功等方式来对一些在军事行动中有突出表现的部队进行奖励,可以说这种措施的推行是军队重视团队激励的一种表现。因此在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也应该借鉴军方的这种奖励模式,注重对科研团队的集体鼓励。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设计团队激励的过程中要对团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要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在确定薪酬标准的过程中,要根据团队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团队精神的培育状况这两种因素来确定薪酬标准。在职称晋升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大型科技攻关项目团队,要对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同等对待,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师协作完成论文的现象,只要教师们完成的是高水平的论文,学校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摒弃按照论文署名先后顺序区别对待的措施。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对团队激励的效果有所保证。 3.教授授予制度的改革 高校在运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过程中,可以对现有的教授授予制度进行改革,比如高校可以把教授分为二级教授、一级教授、特聘教授、终身教授等多个等级,给终身教授以院士的待遇。在教授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采取职称评聘分离的措施,形成一种教师虽然可以被评为教授,但是该教师不一定会被某一学校聘用的局面。采取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一些教师在获得职称以后出现不思进取的局面,也会对高校教职工激励机制有所完善。 综上所述,大学校园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不但影响着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还对学校科研风气的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在确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要对教职工的实际情况有清楚的认识,只有针对教职工的实际需求采取适当的激励手段,才可以对教职工工作热情的培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才能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更加规范化。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教师“身份变革”与公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 摘 要: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整体上尚处于“人事工作”阶段。学者彭剑峰构建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淘汰机制、激励机制、牵引机制和约束机制模型。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使高校教师人才市场开放性不足、激励机制坍塌且异化、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扭曲、绩效与资格考核“选择性行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性转型,基点在于建立“社会契约人”体制的教师“身份变革”,这需要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动。近年来,国内部分公立高校人事改革属于第二层次制度供给,由于缺乏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尚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社会契约人”体制。政府打破大学教师干部身份、停止事业单位编制供给、放松档案户籍控制等制度安排具有必要性,其与高校自身人事变革一道,构成教师“身份变革”,将成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提升大学效能、实现人才强校的基点。 关键词:“社会契约人”;“身份变革”;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基础性制度供给 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迅速,凸显生产性,能够为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国内公立高校,受体制之限,人力资源管理整体尚处于初级的“人事工作”阶段。公立高校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广大教师(faculty)[1],对这一群体的管理而言,转型的关键是政府提供基础性制度资源,与高校自身人事改革一起,实现教师“身份变革”,让教师从“单位身份人”走向“社会契约人”。教师“身份变革”是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基点,也是提升大学效能的关键所在。 一、“单位身份人”及其存在基础 把当前公立高校教师界定为“单位身份人”,首先是指,教师是“单位人”。所谓“单位人”,指的是大学教师从进入高校系统工作后,就为“大学所有”、“大学所用”和“大学所养”。公立高校教师被“大学所有”,是一种传统“单位人”思维下的“准人身依附”。为“大学所用”,指的是教师必须接受学校的安排,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为“大学所养”则是指一旦在公立高校入职,教师的生、老、病、死都是学校的事,除非教师有重大违法违纪,否则学校不能让其去职。 其次,从高校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还是一种“身份人”。所谓“身份人”,是指公立高校教师因为其“身份”,而不是其他因素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公立高校教师具有传统概念中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教师的身份其实是“准公务员”性质。公立高校教师因为其“准公务员”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成为了传统上民间所讲的“国家人”。这种“国家干部”身份,“一旦获得,终身拥有”。而且身份的获取现阶段主要是看学历程度,博士毕业生的学历一般都可以成为获取公立高校教师身份的通行证,使其拥有者成为一种“身份人”,即通过博士学历获得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后,无论工作努力程度如何,绩效好坏,都难以实质性改变其“体制内人”的身份,就可以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状态。 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的现状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单位身份人”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单位体制”。单位体制其理念是,所有微观社会组织皆为单位,控制与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是由与党组织密切结合的行政机构所组成,单位具有多功能性、非契约性和资源不可流动性等特征。[2] “单位身份人”的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不只是存在于公立高校中,广大企业职工也同样是“单位身份人”。这一制度安排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公立高校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已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从另一维度看,市场经济改革是我国公立高校组织所面临的主要外部环境变化。高校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适应调整与组织演化。[3]但是这种自适应调整与组织演化由于自身动力有限,以及外部基础性制度资源供给延宕,即使原有环境不存,尚没有改变当前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坚硬”存在。 根据国内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教师被界定为“从事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属于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对公立高校教师而言,这一界定并没有否定其“准公务员”性质,相反地,事实是,由于历史遗留和制度惯性等原因,公立高校教师作为“单位身份人”的制度安排与认识,在没有外力从上至下强力推动变革的情形下,被固化了。而事实上,公立高校参与的知识生产、人才培育和社会服务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下各高校之间生源和师资的激烈争夺就是佐证。由于人的“自利”和“有限理性”等原因,“高校业务”难以被“计划”。这样,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逻辑基础就付之阙如。 二、“单位身份人”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困境 国内学者彭剑峰在将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四大机制模型,即淘汰机制、激励机制、牵引机制和约束机制,它们相互协同,从不同维度整合、激活组织中的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在这一模型中,牵引机制是把组织中的成员“往上拉”,激励机制是把组织中的成员“往上推”,约束机制是对组织中的成员进行考核与规范约束,使其不偏离组织目标,淘汰机制是把组织中不合要求的成员往组织外淘汰。在这一模型中,组织的文化与价值体系起牵引作用,绩效与资格考核发挥约束功效。[4]在公立高校中,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对象教师是“单位身份人”。“单位身份人”体制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上都带来了困境,使其停留在传统的“人事工作”范畴,难以进行现代转型,从而没有为大学战略实现发挥应有功用。 高校教师淘汰机制事实缺失。由于公立大学教师是“单位身份人”,他们进入高校系统就成为了一种“体制内人”,拥有所谓的“铁饭碗”。当前公立高校选择用人时,一般并不存在真正的试用期,不像西方高校,选择学术劳动力时,可以有实质性的长期试用制度,一旦发现所雇佣的学术劳动力教学和科研表现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启动淘汰机制。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入职后,事实上立即就成为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单位身份人”,因为工作业绩不佳或不适岗等原因,从体制内淘汰出来的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大,“解聘制度缺失”[5]120带来了严重的大学“庸人积淀”[6]问题。当前国内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导致了与岗位不匹配教师的淘汰机制事实缺失,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大困境。 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坍塌异化。高校教师的劳动性质与公务员有差异,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科学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教学”与“社会服务”,所以高校教师工作具有高度创造性;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则需要其主体意志与脑力的艰苦付出。这种艰苦付出,在人性现有水平下,需要有合理而充分的激励。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中事实上所实施的人事聘用体制是“即时全员终身制”。在美国高校,只有部分优秀教师才能进入终身制系列,显然与我国当前公立高校事实存在的“即时全员终身制”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能够进入终身制系列的讲师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往往要经过长达十年的试用。[7]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当一名教师一旦入职就成为“单位身份人”,拥有“铁饭碗”,则必然会带来激励困境。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公立大学教师觉悟程度不高,是人性实然状况使然。而国内公立高校“即时全员终身制”作为“单位身份人”体制的重要特征已经被固化,使教师过早地进入“智力退休期”[8],这就带来了激励机制的整体坍塌。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教师的“即时全员终身制”,由于基数庞大,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经济保障,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其他行业而言,整个高校教师体制内工资水准相对低下。高校为了追求大学在排行榜上的短期效应,以及其他的外在原因,整体上都在强化科研的量化考核。“即时全员终身制”带来的经济保障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自由,公立高校教师要想能够在经济上充裕,必须遵循大学的游戏规则,“多快好省”地出科研成果、出形式上更高层次的科研成果。“单位身份人”体制所伴有的过分量化的科研考核机制虽然多有产出,似乎“效率”更高,但是因为科研活动的特殊性,这种机制导出的科研产出许多时候意义不大,特别是在国内当前实质性学术评价不彰的情景下,不能真正实现公立大学的组织目标,人力资源管理难有实质效果,反而因为过分追求短期的量化学术产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就是一种公立高校因“单位身份人”体制所间接带来的激励机制异化现象。 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被扭曲。在一所理想的大学中,大学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往往是作为一种“软实力”,牵引着大学共同体中的教师专注于科研与教学,促进大学理想的实现。理想形态的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基本的有“学术至上”和“精神独立”等。当前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在其他的文化与氛围的协同作用下,特别是在我国学术制度构建内在逻辑发育不良[9]的情境下,把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扭曲了。“单位身份人”导致大学人才流动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公立高校,没有经济条件吸引人才,所以人才引进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靠近亲繁殖。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对学术人才的发展而言,学术才华与学术努力不能起到主要作用,“关系”的经营才最为重要,这违背了“学术至上”的大学文化。更为直接地,“单位身份人”体制带来大学教师的“人身依附”。[10]111由于“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大学教师不只是享受“即时全员终身制”,而且作为单位的大学,它往往乐于“办社会”,大学教师就依附在“单位”所提供的一些往往品质有限的资源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依附最后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依附,高校教师往往在享受“单位”所提供的“低保”性质的物质支持中,失去了精神的独立。 绩效资格考核的选择性行政。对有效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而言,还需要有约束机制,它约束高校教师为实现大学职能而努力工作。约束机制能够规范大学教师的行为,如果大学教师行为有偏差,约束机制能够指引与纠正。一个重要的约束机制是考核,公立大学往往有两种重要的考核,一是绩效考核,另一是资格考核。在许多公立高校、特别是地方公立高校中,因为“单位身份人”体制原因,在考核中出现所谓的选择性行政现象。选择性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进行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方式。[11]12-15从这里看,选择性行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甚至一般地被理解成为褒义词,是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义举”。[11]12-15其实,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贬义概念。公立高校在进行绩效与资格考核时,经常会因为“单位身份人”体制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实施选择性行政。“单位身份人”带来了单位人员流动的相对固化,并形成了近亲繁殖的“人情社会”,所以许多时候,公立高校在进行绩效与资格考核时,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考核要么是实施不彻底,只有部分人受到考核,要么是考核标准过低或考核形式化;在考核结果的应用上,许多时候也存在“虚化”现象,只要是可能损害圈内人利益、当权者利益和既得利益者利益时,考核往往是不了了之。所以,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约束机制,在“单位身份人”所构建的组织和管理环境中经常是低效或失效的。 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如上困境,使其应有功效得不到彰显,是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层次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因变量”,公立高校必须适应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的变化,[12]所以,“单位身份人”体制的改革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 三、“社会契约人”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 在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中,整体而言,人力资源管理尚处于“人事工作”范畴。人事工作强调的是,对组织中人的管理是一项非生产性的、附属性的、内容简单且只重视现有人员使用的管理活动;[13]相反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把对组织中人的管理看作是生产性的、与战略相关的、复杂且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培育的活动。显然,在这一范式中,人力资源管理从组织的“边缘”走向了“核心”,成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也客观地从根本上要求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能够发挥有效性。 国外高等教育管理汲取了企业领域的成功经验,许多国外高校都已走出人力资源管理“人事工作”范畴,在强调并充分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价值,实施在科学调研基础之上所制订的大学人力资源战略。大学人力资源战略,是指高校中人力资源管理突破传统职能管理范式,从未来长远发展的高度出发开展教职员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人的潜在能力,推动人力与物力的协调配合,以确保实现大学战略目标的管理活动。[14]在战略管理时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由传统的“人事工作”转型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范式,其“理想型”其实就是所谓的大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具体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地把人与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组织目标出发对与人力资源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进行整合规划,以实现人与组织的适应与统一;[15]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把人力资源作为组织发展的首要资源,强调人力资源与组织目标的匹配性,以及自身对组织战略实现的贡献。[16]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从“人事工作”转型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要对大学战略目标实现作出关键性贡献。 近年来,公立高校都在努力谋求“人才强校”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当前国内公立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尚处于低水平的事务处理范畴,急需现代转型。然而,不只是因为在高校管理中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不彰,更为重要的是,公立高校教师的“单位身份人”体制成为了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基础性障碍。这种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最为重要的是,需要重建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实现教师由“单位身份人”向“社会契约人”的转变。 对公立高校而言,所谓“社会契约人”体制主要是指,一方面,大学摆脱传统“单位”需要“办社会”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与教师之间只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和所签订的具体劳动合同而形成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大学教师再也不是“身份人”,而是“契约人”。“契约人”强调的是,公立大学教师不再是一种“一旦获取、永远拥有”的身份,大学教师能否成其为大学教师、在任职期间大学教师的薪水报酬、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如何,主要是由教师自身的学术声望、工作业绩等业务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获得的、与校方签订的劳动契约所决定,而不是由其身份所决定。契约对大学教师而言是“能力本位”、“业绩本位”和“声望本位”,而不是“身份本位”。 把公立高校的“社会契约人”体制与“单位身份人”体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社会契约人”能够走出原有体制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困境。当公立高校“社会契约人”体制确立后,高校教师人才市场将具有开放性。这一点就像企业领域一样,将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高校教师人才市场,教师的流动将会摆脱原来的、档案和户籍制度程序繁琐、办理手续耗时费力、受住房等相关制度牵制,[5]7等等问题。对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当高校人才市场开放后,人才的合法引进与淘汰就不成问题,人力资源管理的竞争淘汰机制将确立起来;“社会契约人”体制确立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就能够重新发挥其重要功用,因为公立高校将不再是一种“铁饭碗”式的平均主义,精神与物质的激励将建基于教师自身的学术业绩之上,公立高校在摆脱大量冗员、退休工资等低激励的人力资源成本后,更有实力为教师建立起更具强度的激励机制。这样高校能够构建起“长期试用制”、“兼职-专职”和“非终身制-终身制”等更有效率的机制,打破现有的一旦入职,就全员进入终身制轨道的制度安排,用人机制更加灵活、更具激励性和战略价值。在强化“学术自由”意义上的终身制同时,“社会契约人”体制有利于改变教师考核过分量化、短期化现象,克服公立高校激励机制的异化现象。另外,“社会契约人”体制的确立将有利于树立大学“学术至上”、“精神独立”和“探索真理”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彰显人力资源管理的牵引功能。“社会契约人”体制还能够减少公立大学在绩效与资格考核等方面事实存在的、负面的选择性行政行为,从而重构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约束机制。 对当前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而言,“社会契约人”体制的确立是基础性的。构建“社会契约人”体制属于顶层设计,这种体制构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应是自上而下的。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学的改革并不只是大学制度的变革,“而是整个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17]诚哉斯言!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政府行政机关是“同构”的,也就是大学成为了政府行政机关的“摹本”,政府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是怎样设置的,大学效之;政府行政机关内部运行逻辑是怎样的,大学仿之。这种“同构”现象的存在有历史原因,在公立高校中建立起“社会契约人”体制,需要公立大学与政府行政机关“脱构”,大学需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来构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脱构”需要政府行政机关对公立大学进行相关的放权、授权,这成为了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因为当前的高校行政逻辑,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乐为“温水青蛙”心态,需要上层主导推进,才可能真正走出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路径锁定[18]。 然而,即使在政府的放权、授权下,公立高校自身所做的、包括推行全员聘用制在内的打破“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各种努力,都只属于第二层次的制度供给,在缺乏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的情景下,这种变革举步维艰。 四、变革困境与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 在我国,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事业单位改革的视野来审视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变革”十分必要。我国事业单位的特征是“国家办事业、国家养事业、国家管事业”,具有典型的计划性,譬如,机构公立,资产国有;政府决定设立、注销与编制,实施直接管理;活动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19]所以,我国广大事业单位机构典型地采用了单位体制,事业单位的计划性、非契约性和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就是“单位体制”理念型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整个高校系统经历了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大学系统的“单位化”,政府为高校教师提供“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还为高校提供与自身同构的管理机构及其行政逻辑。这也就是当前我国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形成的前世今生。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公立高校中形成的是一种政府的基础性制度供给。 随着“单位身份人”体制在经济领域的变革,以及国内研究者对国外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特别是西方大学教师聘用制度的推介,国内公立高校人事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职称评审制”、“评聘合一制”、“评聘分离制”和“全员聘任制”四个阶段。[20]细致来看,在第一阶段其实是恢复了职称评审制度;在第二阶段,评上职称后就终身享有;“评聘合一”使人事激励机制功用得不到彰显,所以就带来了“评聘分离”的改革,但是在这一阶段,即使制度设计的意图是打破职称终身制,但是由于公立大学教师“单位身份人”特征,使评聘分离的真正实施阻力重重;接着,在对原有人事制度的弊端进一步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构想推行“全员聘任制”。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行聘用制,建立符合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制度”,具体地,要改革固定用人制度,破除职务终身制以及人才单位所有制,遵循“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原则,在公立高校工作人员中全面推行聘用制度。这一《实施意见》指出公立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是至今为止,改革进展有限。反观如上四个改革阶段,可以看出,其实改革开放后我国公立高校人事体制改革中有一贯的逻辑,就是改革旨在使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能够发挥功效,从而最终提升大学效能。遵循这一逻辑,国内一些高校推行了激进程度不一的人事改革。譬如,上海大学聘任制改革、[21]北京大学教师人事改革、[22]中山大学人事制度改革、[10]183-187华中科技大学聘任制改革。[10]187-194最近的变革有深圳大学的人事改革,甚至浙江大学正在实施某种意义上的末位淘汰制。综观如上改革,遭遇到了太多的争议,存在妥协甚至流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使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特别是竞争淘汰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当前的困境是,在公立高校中,教师都拥有事业单位编制,都是“国家干部”,难有合法的途径使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分流到体制外去。在如上改革中,即使有基于考核的分流,更多的是体制内消化,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对于公立高校管理层而言,放松考核以及基于此的竞争淘汰机制,更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因为,对公立高校管理层而言,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失效,整体效能不高,尚可以用形式化的政绩掩盖,“和谐”出现状况,则事关政治。如此,则使实质意义的全员聘用制的实施陷入困境。 对公立高校人事体制变革困境进行反思,需要审视整个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个逻辑环节: 图1 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变革”与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 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正在推行所谓的全员聘用制改革,属于国内公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的第二层次制度供给。这一层次的制度供给在缺少第一层次制度供给,即政府停止对公立高校教师进行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供给,放松其档案控制,为教师另建有吸引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的情形下,必然会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这种困境包括由“身份”带来的争议和公开或非公开的抵制;更包括人员分流上的操作障碍等。相反地,大学人事制度变革一旦拥有了第一层次的政府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如上争议与操作障碍都将立即或很快地不成其为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到现在为止的成功,其实也是在遵循这一逻辑,先是政府投入基础性制度资源,即实质意义上打破铁饭碗,下岗分流,不提供或限制性提供国家干部身份与事业单位编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产生功效,从而达到增进企业效能的目标。在国外高校教师聘用体制中,只要是能够使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产生功效的,都不存在政府在第一层次制度供给上设置“单位身份人”体制。譬如,美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市场传统的国度,其公立、私立高校教师的聘任制度都可归于“市场模式”。在市场模式的教师聘任制中,职位的设置、人员遴选、晋升和管理方式等都具有明显市场痕迹,这一模式的聘任制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公开招聘、严格遴选、逐级晋升、非升即走”,设计这一制度模式的目标是通过市场选择、市场竞争和市场激励,来保持教师队伍的高素质。[23]总之,一般地可以认为,美国大学教师是自由职业者,其聘任状况受市场制约,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工作流动性很大。[24]在德国公立高校中,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是这只是总体上的概括,实际情形是,德国大学的用工形式多样,有编外的,有编内的,只是部分专业优秀的高校教师才可以享有国家公务员身份和终身教职。由上可知,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都不存在政府为高校教师作“单位身份人”体制基础性制度供给现象,因为在人性现有水平上,其必然会使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功效不彰,效能低下。 所以,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人事变革的合理逻辑应是,先有政府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如不再为新入职的大学教师提供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放松档案户籍控制,为大学教师另建有吸引力的社会保障等,这属于第一层次制度供给。其后,通过公立高校普遍实施实质性的全员教师聘用制度,强化教师与学校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25],才可能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契约人”。如上两个层次的制度供给会使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实现模式转型、机制生效,最终提升大学效能。 总而言之,当前建立公立高校教师“社会契约人”体制,需要在取得社会共识的前提下,政府行政机关首先进行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然后放权、授权,自上而下地推动实质性全员聘用制在公立高校广泛建立。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在进行两个层次的制度供给,构建“社会契约人”体制时,并不能单一地采用市场规则,这一体制必须符合学术规律,是不可忽略的内在要求;另外,建立公立高校教师“社会契约人”体制,并不是简单的政府“甩包袱”,需要在制度重建、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通过为高校教师设立“职业年金”[26]等配套制度安排,保证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具有较大吸引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的悖论 [摘要]电影文化是由电影艺术建构而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由电影作品、电影形态、电影理念、电影技术、电影现象、电影影响力、电影创作者与电影受众等要素构成,通过电影传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总和,具有综合性、科技性与跨文化性。东方文化与西方电影对话问题的提出在全球化、大众化与娱乐化大潮中,有助于人们更为广阔的了解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交融性,逐渐意识到强势文化侵袭以及本土文化的危机问题。 [关键词]东方文化;西方电影;后殖民主义;对话 电影文化主要研究电影的大众文化形态、电影的意识形态、电影的消费与审美、电影文化的怀旧思潮、电影与性别、电影的宗教与哲学诉求、电影与科技、电影的后殖民文化、电影的民族性与多元性等内涵。电影艺术的全球化扩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文化大同与文化多元的方向与速度。 一、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 西方电影在东方成功的原因在于迎合了东方观众的本土文化理念,换句话说,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是西方化了的东方文化,是替换了西方本质的东方文化外衣,这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能在原有自然生成的体系下轻松挪移文化元素,再加以组织性的运作的根基。众所周知,《花木兰》《2012》与《功夫熊猫》除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之外,在中国造成巨大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是电影中融入的中国元素,正是这些经过“西化”的中国元素吸引并打动着无数中国观众。再如《功夫熊猫》这样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布景、音乐、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把中国功夫打斗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让中国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再度信手拈来中国文化元素,这带着洋味的中国文化居然比“中国更中国”。 好莱坞如何才能全方位地把握与表现这种跨文化主题?好莱坞的解决之道是采取文化融合的方式即删繁就简与东西兼顾,在保留故事线索的同时大量植入西方文化的内核。首先,熊猫阿宝的原型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电影删除了特有的东方民俗文化甚至道德伦理上差异较大的细节,代之以西方观众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故事内容与细节表现,植入西方道德价值与文化内核。其次,从西方的审美观出发重新设置人物并构建故事全局,充分尊重西方观众的审美喜好,变细腻抒情为曲折动人,充分发挥好莱坞的歌舞与喜剧等特长。最后,特别关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审美观与价值观,力求表现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进而如教徒布道一样传播西方文化精神。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熊猫的父亲鸭子的形象部分起暗示作用,部分影射文化“杂交”现象——唐老鸭表征着西方是东方“文化之父”。 二、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地位与功能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文化殖民状态与边缘地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人首先设定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一切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殖民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电影之间的密切关联在野蛮与文明中相遇。其实,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主要是在非洲大陆进行的,西方电影表现的东方文化元素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民主、平等、人道、文明的欧洲而言,反常、专制、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对立面。 1984年,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根据福斯特的小说拍成了《印度之旅》,昭示了三组文化矛盾即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自然与人类的对立。电影的主人公东方男性亚薛思的形象被殖民者赋予了种种劣根性,他是西方人眼里传统的东方人集合体的代表:感性、热情、无理性。他主动带领两个传统的英国贵族女子即摩尔太太与桂斯特参观神秘的马拉巴古洞事件后,当西方女子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救了亚薛思时,表明的是西方理性保护或者挽救了东方感性,同时西方女性也超越了东方男性,隐含着西方女性主义诉求的成功与优越。电影通过摩尔太太死于回国的船上,又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未也不可能达成沟通。 另外,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拍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用优美的电影语言渲染的却是非洲史前的蛮荒,“因为美是一种令人喜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美),这种人类经验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不同的种族、时代和文化而变化的机能”[1]。 东方文化在西方电影中的点缀、衬托与对比作用。无论西方拍的影片以哪些文化元素为基本,西方电影志在表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这表明那些改装后的东方文化元素与裹着“糖衣炮弹”的西方电影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吸引东方观众以增加票房收入,这也是文化侵略趋动的结果。西方观众理所当然地将他者文化当成边缘、衬托与补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2]。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文化元素的运用也在表明西方有能力掌控东方及其文化,电影的创作者不是为了找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点与交汇点,而是完全倒向西方,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东方,在野蛮、原始与神秘的东方与西方形成的对比中,扭曲或模糊东方形象,忠实于自己高东方人一等的西方文化身份,彰显西方人比东方人更明智、更文明、更团结并且更有力量。例如《2012》中的俄罗斯元素与中国元素,当中国版图被当作拯救世界的归宿时,影院里的中国观众的哄堂笑声足以表明审美主体对于这种商业的目的是理解与明了的,“笑是电影院里的观众的第一个防御反应。观众利用笑来对抗干扰其习惯的诗意,银幕将诗意使劲地扔到他们脸上,以至于他们不可能不对其加以重视,又因受到打击而起来反抗”[3]。至于那些难免有些洋洋得意的中国观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三、东方文化促成了西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西方各国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导致了其价值观念在传播能力上的强势地位,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及因特网为代表的文化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大举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其价值观随电影渗透而影响东方人民,其中西方电影在传递着西方文化,宣传着其文化的“先进与文明”。以美国电影为例,影片以高超的技术、纯熟的技巧与渲染的幻觉,让影片传递的美式生活及意识形态经潜移默化,灌输入观众的脑袋与血管,进而转化为思想与行为,同时为了源源不断地向东方输入其意识形态,西方电影擅长采用续集系列策略。 西方电影中的种族主义渗透。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电影批评是一个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置于其文化和政治及其后殖民身份等背景中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则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文学价值与传统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文化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仅扮演一种“他者”角色,“可是,永远存在着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有时是那么无效”[4]。抵抗西方影片无限地表现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抵抗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霸权地位。 西方电影恣意地扭曲、丑化其“眼中钉”国家的形象,对第三世界国家横加歪曲,刻意将东方人民诡秘化与妖魔化,聘用东方人出演丑化自己民族的角色。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电影批评的奠基之作是弗尔南多·索伦纳斯与奥克泰维尔·杰体诺的《走向第三种世界》(1969),论文谴责了使拉丁美洲从属状态合理化的文化殖民主义,以“第三种世界”的宣言提出了一种另类的、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电影,更强调战斗性而不是作者的自我表达和消费者的满足,这不仅将第三世界主义的新电影和好莱坞对立起来,也将他们自己国家的商业传统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异化”与“殖民化”的工具。 西方电影呈现“西式”种族主义批判。西方电影融入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蕴涵着西方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而且西方的高科技助长了电影征服全球的竞争力。西方电影以各种视觉造型与高科技手段打造了西方的独特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要求是普适的,体现了西方电影无限的文化反思能力、创造力与话语霸权。如英国克里斯·门杰斯导演的《分离的世界》就是抨击黑白种族隔离政策的影片,剧情透过白人新闻记者戴娜的女儿莫莉的眼光,揭示了当时南非社会非人道的特殊状况,以文化差异引发的感情场面烘托出种族歧视的严肃主题。 西方文化价值传播与认同策略。西方电影是西方文化在银幕上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西方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文化观念与形态决定了西方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更为优越的地位,表现出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西方电影之代表为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基本主题都是爱、民主、平等、正义、家庭与亲情等,而这些既是西方所乐于标榜的完美价值观,“表面上看来,好莱坞电影似乎表达了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受众在其中总是可以找到某种与自身文化的关联与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味追求完美样式的好莱坞影片和影星才可以风行世界,在电影、电脑或电视信号所达之处就必然能够找到其追随者。”[5]《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在充分展示美国超凡的科幻想象力和卓越的机械创造力的同时,还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巧妙地将“潘多拉”森林的命运与纳威人的命运融合为一体,观众在导演的引导下凭借直觉获得生态危机的集体认同,影片透露出的“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越战”与“破坏生态平衡”等很多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残酷影子,使得本片赢得了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似乎唤醒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是全人类的文化根基。 由此,电影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表现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致使电影作品最终成为最易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商品。电影文化不仅快速吸纳、反映文化全球化的追求,而且也将本国、本地区与本民族的文化迅速传播至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却是求同存异及寻求融合之后达成相互了解、信任与尊重,不要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问题,要以东方人能接受的观念讲述东方文化故事,“全球性”使电影传播的风格、技巧不仅要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也要适合全球潮流与国际化趋势,促进了人类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东方电影论文: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摘 要] “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提出源于中国艺术主体性的崛起,最先在电影艺术中得以体现。在当代中国电影美术的发展进程中,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在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影视作品中都渗透着“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体现了新时期电影美术的东方文化独立与交融的特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声誉,甚至正逐渐影响到其他艺术创作形式。本文将从“东方意蕴”“包容胸怀”“情感回归”三个主题阐述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的意象构成及美学内涵。 [关键词] 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 电影美术追求的意象构成不仅满足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要求,更是在流动的影像中给观者留下瞬间的记忆,凝聚成既融合又独立、既封闭又开放的文化特征。从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上来看,造型、色彩等艺术元素所构成的意象形态,在电影本体语言的阐释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叶锦添所参与创作的影片中可窥一斑,《橘子红了》《诱僧》《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等等,一部部享誉海内外的影视作品,无不体现着浓郁的东方意蕴,不仅为影视艺术注入了“新东方主义”的美学观念,甚至逐渐在影响着其他的艺术创作形式。在中国艺术主体性崛起的当代,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无疑是未来中国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叶锦添在电影美术、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视觉艺术等领域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从他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东方文化博大的精神内核和包容力量,无论是《夜宴》的华丽,还是《卧虎藏龙》的儒雅,抑或是《赤壁》的壮美,源自东方文化积淀下的意象成为诠释电影主题最震撼人心的和弦。叶锦添的艺术创作源于民族文化,通过赏析他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出其艺术风格具有他自己独特的诠释,叶大师对艺术创作的感悟和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以及商业责任感建构了艺术良知与商业智慧兼容的艺术文本世界,取得了商业和艺术双丰收的业绩。他提出的“新东方主义”这个艺术观点就是最好诠释民族文化对我们未来艺术文化发展的启示,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开启了新路程,同时也让中国影视作品能够在世界艺术殿堂独具艺术魅力。 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主客体不仅仅是视觉可感知的客观存在,更体现着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也蕴涵在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中,他曾给“新东方主义”下过非常具有禅意的定义:“我最喜欢找到一些没有话好说的理论句子,就是什么都说不了、什么说了都不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新东方主义。”①富于哲理的艺术见解,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更是他电影美术创作中意象构成的准则,明丽繁复、黑白交融、变幻多样,都显示了他对电影主题的掌控力,仿佛让我们穿越了时空的界定,感受着历史的积淀和文化所释放出的张力,成就了叶锦添在电影美术创作上独特的新东方主义意象。凭借着美轮美奂的东方意蕴,叶锦添的作品荣获了美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艺术指导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之“最佳服装设计奖”及多项国际大奖的提名。 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意象为电影叙事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些体现在电影的服装、场景、道具、化妆等诸多方面,正如他定义的新东方主义概念,因为所有都不是他想说的,于是在意象形态的营造上才会有多种多样的,具有典型东方意蕴的艺术风格,在“简与繁”的转换中,东方文化的含蓄撼动着观者的视觉,使人不知不觉中走进电影故事,与角色形成了心灵上的交汇。叶锦添崇尚意象的“简”,“简”到只有“黑与白”,好像是一幅水墨画,在墨的“黑”与宣纸的“白”之间体现着影片浓郁的文人气质。比如李安导演执导、叶锦添担任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卧虎藏龙》,“墨分五色”的美学追求体现在电影的服装与场景设计中,为表现影片主角的儒雅之风,李慕白的服装被设计成没有任何其他色彩掺杂的“白色”,这种极“简”的表现反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和丰富的情感。而“繁”则是叶锦添“新东方主义”意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繁”并不是元素无度的堆砌,而是呈现细节的一种秩序,从中体现着角色的人物特征和心理状态。电影《夜宴》中的皇后有一套服饰,整体红艳至极,局部以金色的挂饰及银色的花纹点缀,与场景共同呈现出内敛的色彩对比,在交相辉映中对整个剧情起到了烘托的作用,在繁复的色彩中体现着女主角复杂的心理变化。叶锦添在色彩意象构成的处理上,将色彩与场景、服装、材质、灯光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释放出一种具有张力的能量。叶锦添的成名作《诱僧》则呈现出极具东方色彩的“魅惑”,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她已改穿轻薄透明纱,外批水红披风,袒了领子,里面不穿内衣,装束十分随意,似是浴后光景。一个堕马髻,还有几绺游离的发丝散乱着。”②女主角红萼服装的色彩便呈现出了“魅惑”之感,叶锦添在服装色彩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红萼服装的色彩以一身诱惑般的红色出现,这样的红色具有喜庆与性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完美表达了红萼内心对爱的憧憬与渴望。 二、融贯中西的包容胸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守住传统的精华,更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参与和影响,叶锦添是最早倡导“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的艺术家,他在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中游走,寻求着“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的突破口,“新东方主义”不是表现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而是在包容与吸纳的过程中对本土文化不断创新,他所营造出的意象形态,不论是造型还是色彩,都是以东方文化精神为主线,再融入西方的、现代的形式感,正像卢铿先生所言:“集传统意识与现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观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并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新东方主义”所释放出的意象审美引导着人们去感悟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内涵。 从叶锦添“融贯中西”的电影美术创作来看,所有的艺术形态都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空间内营造的,而是将不同风格特征的艺术形态构建在一个新的视觉空间中,这种融合力与特定空间内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电影《胭脂扣》以时空交错的视觉语言讲述了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情感穿越中,将现在与过去、回忆与联想、幻觉和现实巧妙融合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叶锦添在处理这部电影时,通过对电影人物、服饰、场景、道具等的美学塑造,形成了兼具中西韵味的视觉形象。如“如花”和“十二少”两个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场景,从整个视觉来看,整个房间的色彩处理具有东方古典韵味,而在家具的色彩搭配上面又有西方的“摩登”,由于电影主要表现的是20世纪30年生的故事,当时的上海是接纳西方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中国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个特定时期和区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形态。叶锦添将东方与西方特有的色彩符号进行重构,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和可识别性的东方艺术气质。《胭脂扣》中这种通过东西方文化交融,实现不同时空的视觉与精神的汇合,同样在电影《夜宴》中被再次升华,浓烈与清雅的色彩转换,将东方的柔美与西方的迷幻隐喻在故事的叙事中,唤醒着人们视觉注意和情感共鸣。“婉后”与“青女”的服饰色彩具有明确的隐喻特征,在宫廷与民间、欲望与本能、嫉妒与爱慕的情感交织中,兼具东西方色彩意象的红与黑,凝练出厚重的时空感和超现实感。 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 台湾导演吴兴国曾经说过:“看叶锦添的戏服,如同读一本书,摊开的是一种文化经历。一种视野,一场心灵的对话和精神探索。一件衣裳,代表一个人物的背景、处境、阶级、年龄、性格和心理状态。”③叶锦添的作品中无不透露着一种情感的释放与传递,表达着叶锦添对角色的真情体验和角色情感的把握。在他任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的电影《阿婴》中,其意象构成被倾注了浓浓的情感,特别是主人公阿婴的服装色彩,与故事情节、人物特征在情感上形成互动与解释。他借助服装传达的是一种悲剧式人物的悲伤情感。在阿婴父母遭到杀害时,全身的素白表现了她内心的孤苦无望,影片结尾时的黑色服装,带有强烈压抑感甚至是绝望的颜色,让观众感受到阿婴的孤寂与恐惧。正如叶锦添所说,黑色永远以“远”的方式存在,黑色可以留在记忆中思考。④这样的色彩让人们在欣赏这部作品时,将自身的情感趋向与阿婴的悲惨命运无形连在一起,情感在此刻不是对电影本身的审美终结,而是无限的延伸与丰富。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在初播时,便有这样的评价,电视剧的服装设计太美了,有一种厚重的油画感,甚至拿它与陈逸飞的油画《夜宴》所形成的艺术风格相媲美。在周迅出演的影视作品中,叶锦添是带着对周迅本人的那种情感的挖掘,使得周迅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在此后的诸多作品中,如电影《风声》中顾晓梦的骄纵、可爱和才气,叶锦添在设计顾晓梦穿的旗袍时虽然以黑色为主体,但是这种颜色却展现了女性的深邃与妩媚,旗袍上的点点小花,俏皮又有女性的柔美,周迅在这个角色上独特的女人韵味尽显出来。叶锦添自己说,他在创作作品时总带有一种激情,是因为兴趣爱好才进行的。在创作之始,对角色的性格特征做总体性的评价与研究,并将其演员本身的性格特征进行梳理,情感的深度挖掘需要有至真至性的情感回归才可以实现,带有浓郁“新东方主义”的审美意象在“情”的驱动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四、结 语 叶锦添所倡导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念,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西方的灵气,并且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了丰富的诠释,这源于叶锦添对传统美学独有的情感和理解。对每一个角色准确、独特的把握,才会有多姿多彩的意象形态,与电影主题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为观众奉献了极具文化性的视觉盛宴。总之,叶锦添的“新东方主义”美学观念是建立在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意象构成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东西方对美学不同的理解,使得叶锦添的电影美术创作在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东方主义”视觉体验。 东方电影论文: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看如何打造“东方影视之都” 摘要: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提出要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 因此,在北京出品的影片屡获国际大奖时,北京审时度势,打出“国际电影节”这张文化品牌。北京就是要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互动交流中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愿景。“北京国际电影节”成立的初衷就是想从电影节出发将北京打造成“东方影视之都”。而通过中西文化的碰撞,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地域情结与国际视野的结合,必定会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北京风格、世界品位、非同凡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通过高质量的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定能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首屈一指的影视圣地。 关键词:北京国际电影节 东方影视之都 好莱坞 北京 一、对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的可能性分析 (一)“影视之都”应具备的优势 好莱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影视圣地,北京要想打造成像好莱坞那样的影视之都,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下好莱坞在影视业方面的优势。下面从投入和回报两个方面来分析。 1、电影产业投入方面 充足的电影资源 直至今天,随着电视的普及,好莱坞始终是世界影视业的中心,聚集着美国六百多家影视公司,环球电影公司、华纳公司、环球哥伦比亚、迪斯尼公司等世界有名的电影业公司在这里都设有摄影棚,美国的90%的影片和电视片都在这里拍摄和制作,常被用作美国影视业的代称“旅游地”。好莱坞环球影视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工业中心。 一个地区的银幕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电影普及和电影消费。截至2009年初,美国大约有4万个电影屏幕,其中有10%可以支持3D影片的播放。目前全球2K/4K数字电影(D-Cinema)银幕数已达8310块,美国拥有5242块,高居世界第一。 完整的产业链 从生产方式上来说,好莱坞电影是工业化的制作,流水线式的生产,从事电影业的有24万工人,其中电影工会的演员有25000人。制片厂的人员主要实行合同聘用制,合同期在三年以上,有的长达15年,故人力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还十分重视影片的宣传和推广。到目前,一般电影的营销成本更是制作成本的20倍。对于电影的发行,美国的电影实行非常严格的分级制度,能有效处理好电影“娱乐”和“教育”两项功能的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风气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有独特的影视文化 好莱坞电影无论是讴歌真挚永恒的爱情、展现铮铮铁骨的英雄、烘托恢宏场景的科幻电影都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根基。好莱坞的主打影片,一是警匪片,二是科幻片,都在像全世界展示美国的高科技,宣扬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电影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它承载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有世界顶级的电影盛事 学院奖(Academy Awards),通称奥斯卡金像奖,是每年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旨在鼓励优秀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的奖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享有盛誉,不仅是美国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也倍受世界瞩目。电影艺人们把获得奥斯卡奖作为莫大的荣誉,是从同行那里获得的最高赞美,是他们事业的终极目标。正如索菲亚?罗兰曾说:“不管是好是坏,获奥斯卡奖已经成为选择电影题材的一项重要动力,标准就是那些电影具有‘奥斯卡潜质’。” 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于电影是美国创意产业的主要形式,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美国电影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版权。美国政府也为制片商的电影制片项目提供了各种激励政策,例如,税收抵免证券资助、税收现金偿付资助、补助金资助等。美国加州为挽留好莱坞制片商还制定了庞大的减税计划。根据这项减税计划,好莱坞制片商们可以在计划实施的头3年内总共节省税收支出2.3亿美元,其中第一年节省5000万,第二年8000万,第三年1亿美元。此外,那些参加低预算影视片拍摄工作的工人,其工资收入中的2.5万美元可享受减免税收15%的优惠。 2、电影产业回报方面 票房和衍生品收入 毋庸置疑,好莱坞的票房号召力是十分巨大的。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2010年,美国每部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为0.6亿美元。美国每人每年平均看4部左右电影。 在美国,一部影片的收入来自影院的只有20%-30%,更多的是来自电影版权的转让和形象产品的开发。例如: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全部票房收入为18亿美元,其衍生品入账却超过45亿美元。迪斯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前期投资仅4500万美元,却收获了7.8亿美元票房,衍生品收入更高达20亿美元。 GDP创新 在好莱坞,电影从业人员每年给洛杉矶经济带来354亿美元的收入。洛杉矶其他工业也依赖好莱坞电影业。比如,旅游业是南加州最大的产业,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有1300万人,给南加州带来24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而这些人来洛杉矶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看好莱坞。此外,好莱坞的娱乐业推动了洛杉矶的服装业。这里每年举行全球金像奖和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全球观众关注女演员们穿的时装。尽管有些时装不是在洛杉矶设计的,但人们认为洛杉矶是时装之都。时装每年为洛杉矶带来10.6万人的就业机会和329亿美元的收入。电影业给洛杉矶的经济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好处加起来有960亿美元。 (二)北京成为“东方影视之都”的优势 1、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影视之都”一词是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后,召开局领导班子会时提出的,既契合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梦想,充满“中国风”和“北京味儿”,又彰显了世界城市的胸怀。因此,北京打造“东方影视之都”这一目标从上台之日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电影的显与隐透视 面对西方对东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偏见和误解、诋毁和污蔑,以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该著作中赛义德用“东方主义”概括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的后殖民关系,该概念所关涉的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敌视与异域西方将东方对立化的两大表现形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影片中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正是西方表述东方的一个媒介。 一、 “东方主义”概述 “东方主义”一词,原指西方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化及人文的研究,也可以用来指对方文化的同情欣赏。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却如一个弥漫在西方世界的幽灵,成为西方对东方文化带有偏见的理解。通过对福柯的“权力话语”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的综合研究,赛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它的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1]作为一种企图主宰东方的政治性话语,“东方主义”无一例外地对东方进行对象化、刻板化以及本质化的处理,是一种西方对于东方的宰割、重建和话语垄断。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东方元素的武断挪用,是一种西方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超剂量的影视作品输出以及作品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正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实施文化霸权的手段,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解读 “‘东方主义’不仅存在于西方的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里,而且广泛存在于文化产业的衍生物――影视作品中。”[3]作为一种适合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媒体,西方的电影作品承载着太多的东方文化假想的色彩,试图以其拥有的话语权,用西方的个体文化,推行其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它常以显性和隐形两大特征表现出现。 (一)显性的“东方主义”:敌视和异域 前文所述,敌视和异域是西方国家实施东方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而影片中显性的东方主义就是通过妖魔化东方、丑化“他者”来敌视东方国家,或者通过展示东方国家的异域一面从而为西方进行文化殖民寻找合理的借口。正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曾在西方社会喧嚣一时,时至今日依然大行其道。这种宣扬黄种人对白种人是威胁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西方早期的电影中已经寻得其生存的空间。1916年由奥布雷・肯尼迪(Aubrey M. Kennedy)执导的美国电影《黄祸》(The Yellow Menace)就是“黄祸论”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它是西方世界强加给黄种人的丑陋与侵略的意象。19世纪30年代英国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州博士”(Dr. Fu Manchu)的系列小说被搬上荧幕。傅满洲,一个被刻画成清装打扮、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善用各种野蛮的谋杀手法,成为西方世界对东方存在的偏见。 二战以后,西方的电影喜欢用“冷战”的思维在电影中折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反共是这一时期西方电影的主题之一。1962年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部电影把个人的命运有趣地结合到了当时冷战的背景之中,它讲述了一个西方人被“魔鬼”俘虏并加以洗脑的故事。这里的“魔鬼”就是朝鲜士兵,这部影片充斥着西方冷战话语和“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电影中有了更多的东方元素。1985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龙年》(Year of the Dragon),讲述了新上任的华人黑帮头目乔伊・泰 (Joey Tai)野心勃勃要成为赢家,而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新任警察之后,誓要将黑帮连根拔起,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唐人街的积弊。《龙年》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拿华人当靶子来重建美国神话,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逃离德黑兰》(Argo)通过镜头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沦落的伊朗,呈现出一种异域世界的神秘感,对充斥着杀戮与混乱的伊朗社会的塑造,其实质就是为了反衬西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并为其对东方的伊朗进行后殖民寻得合理托辞。 在西方影片的任何阶段中,这种东方主义的书写都有着娴熟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本。《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呈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烦冗腐朽的恶习、连《纽约时刻》(New York Minute)这样一部喜剧片,也是以中国人制作盗版音像制品为情节主线的;《赤色黎明》(Red Dawn)中,入侵美国小镇的是朝鲜人民军,几个美国青年凭一己之力击“敌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中,祸害人间的是疯狂的阿拉伯首领、《重见天日》(Rescue Dawn)中,俘虏美国大兵并将其关在老挝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进行百般折磨的是越南士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中,让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和残酷的宗教冲突的是印度;《木乃伊》(Momia, La)系列电影中,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欧康纳夫妇等人是与一个邪恶的东方大魔头在斗智斗勇。 此类影片常以东方主义的叙事手法将东西方作明显的对比,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东方元素,通过对东方形象的直接丑化与歪曲,将东方的“他者”塑造成具有威胁性和可憎性的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或者通过东方神秘世界异域风情的展示,关注东方他者的另一面,试图让东方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从而达到其“文化霸权”的目的。 (二)隐性的“东方主义”:暗藏着意识心态的腹语术 为最大程度上占领庞大的东方电影市场,从而更加便利地推行“东方主义”,西方的影片越来越注意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一种是貌似完全和东方无关,只是在影片中将西方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强者,地球的拯救者,世界秩序的重建者等等;另一种是影片中虽有东方的元素,但不再将之直接丑化或歪曲。相反,还呈现了刻意向东方文化示好的一面,但是这种有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偏见电影幕后,是一种暗藏着意识心态腹语术的新东方主义,更像是一种对东方赌气式的书写方式。20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中兔子的“逆袭”与绵羊的“反转”,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兜售价值观隐晦手法,“靠‘看不见的手’搞‘看不见的宣传’,淡化了背景、掩饰了立场。”[5] 1.塑造完美自我形象进行文化入侵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传到东方,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想象,这种更加隐蔽的东方主义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趋势。从而达到西方对东方文化殖民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的《铁骑》(The Iron Trail,1924)(一部西部铁路开发史)、30年代的《壮志千秋》(Cimarron,1931)(赞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和献身品德,褒扬了西部开发精神)开始,到1939年的《关山飞度》(Stagecoach)(主人公突破印第安人的围攻并以一敌多击毙了仇人),再到由60年代的《007》(James Bond)系列(邦德总能在最危难时化险为夷,也总能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70年代由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执导《星际旅行:无限太空》(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1979)(对抗外星人对地球的大规模攻击的故事)、80年代的《蝙蝠侠》(Batman)系列(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90年代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主演的《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又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大片)、以及2005年的《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又是对抗外星人的入侵)、2008年的《全民超人》(Hancock)(超级英雄的故事)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蜘蛛侠》(Spider-Man,2012)(蜘蛛侠守卫纽约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无一不体现对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西方神话的续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能够反映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塑造常常让东方的影迷认同和接受影片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了后殖民语境下影片中的“东方主义”。实际上,过度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对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一种否定,是突出自我价值而否定“他者”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是一种遮蔽性的东方主义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入侵。 2.向东方文化示好背后的东方主义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深入,当西方再也无法忽视东方庞大的电影市场,西方的电影制片商一改最初具有明显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色彩,在电影中尽量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如在东方取景、选取东方的演员、植入东方的产品广告、减少丑化东方反面角色,发掘东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元素的背后,实际上是更为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成型。 2009年由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Farewell Atlantis),为了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制片方在影片中大力打造“中国牌”,空前正面表现诸多的“中国元素”,甚至连拯救人类的方舟计划也在中国进行。这种向东方文化示好的做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为了票房收入刻意穿插中国元素的做法其实缺乏文化上真正的感召力。所以,当《2012》中出现了“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的“表扬”语时,中国的观众也被逗乐了。其实,这更像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和反讽,依然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思维在作怪。 好莱坞1999年摄制的《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是一部泰国题材电影,影片中讲述了讲述19世纪中叶泰国国王与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跨国恋情。然而,在这一唯美浪漫的异国恋情背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并未剔除。在文化冲突的交锋之中,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方式完成了对东方国王的启蒙和教化,这其实就暗含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俯视。 好莱坞银幕上的东方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透过好莱坞电影对东方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在影片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 在21世纪的今天,旧有的东方主义表现方式已经有所松动,至少在赤裸裸的敌视或偏见方面有所削弱。然而,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 结语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学术性话语,而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学术著作和在文艺作品里,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电影,作为极为形象逼真的影像传播方式,更容易收到观众的喜爱,也自然成为西方妖魔化、丑化和固化东方的一个便利载体。 在论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影片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无论是直接丑化、弱化东方还是通过表现西方的理性光辉和完美的道德世界来反衬东方野蛮落后,都难逃文化霸权之讥。东方要积极辨认西方电影宣扬的价值观和种种神话,通过对引进影片的合理翻译、制作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及清理内部“自我东方化”等种种策略,解构西方电影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方式,积极主动地在影片中重塑东方的真正形象。 东方电影论文:中国电影市场成海外公司的东方“金矿” 2014年中国电影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年创造票房296亿,观影人次达8.3亿,中国电影拉动了全球电影的增长,各种资本和互联网以不同形式涌入,为中国电影带来源源不断资金。 今年初,艺恩咨询正式《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称,2014年由电影所带动的整体产业规模超过687亿元,间接提供不少于5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愈加重要。 印度电影为中国量身定制 对一直关注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制片商而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我的个神啊》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转折点。 据印度《经济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这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在中国票房市场吸金10亿卢比(约合9000万人民币),这再次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市场潜力的信心。 中国为全球电影提供了巨大机遇。印度“丛林居民”电影公司总裁普里蒂・沙哈尼表示:“中国影院的平均票价为8美元,任何一部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印度电影都会获得全球票房收入的显著增长。”该公司将拍摄下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 印度福克斯―星空电影制片公司执行总裁维贾伊・辛格说,《我的个神啊》取得的成绩表明,宝莱坞好的故事片在中国有市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市场将向更多印度电影开放,这会重新定义宝莱坞的经济学。” 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根据中国观众的口味,量身订制内容。《我的个神啊》的预告片被重新剪辑,希拉尼制作了一个更加吸引中国观众的新版本。 俄罗斯电影寄望“东山再起”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电影在国际上就一直难有立足之地,不过现在,俄罗斯电影也计划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票房市场。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报道,2013年,大制作战争电影《斯大林格勒》成为首部在中国大规模上映的俄罗斯影片,上映头4天票房收入就达830万美元。这部影片也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在俄罗斯本土的票房收入约为5100万美元。 自那之后俄罗斯电影开始重整旗鼓,在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共购买了11部俄罗斯电影,比其他国家都多。报道称,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电影院网络,全国的银幕总数超过2万块,而俄罗斯只有3780块。 《莫斯科时报》的报道称,去年中俄加强了政治和商贸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出现政治僵局,俄罗斯正努力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中俄外交关系的加强,两国电影公司也在尝试合作,这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根据俄罗斯电影基金会的数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合作影片包括科幻冒险题材的《中国游记3D》和《冰雪女王3》以及动画喜剧片《嘎嘎叫的假期 3D》。 负责俄罗斯电影海外推广的俄罗斯电影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德拉.莫杰斯托娃说,将于明年在中国上映的《嘎嘎叫的假期3D》是首部获得大笔中国投资的俄罗斯电影。 这笔投资对俄罗斯电影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莫杰斯托娃说。 报道称,现如今,俄罗斯的电影制作人和政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这座“金矿”。 好莱坞开始向东方倾斜 诚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电影市场全球规模仍然最大,但是这个市场正在萎缩。一家电影行业网站估计,2014年北美市场售出的电影票的数量为12.4亿张,为1995年以后的最低水平,当年的数字为12.2亿张。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的高点是在2002年,当年卖出的电影票达到15.8亿张。此后,电影票的销量逐年减少,表明电影行业在这个曾经的核心市场遭遇了麻烦。 对于电影制作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它们现在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收入,而海外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报道称,说得更清楚一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单是在2014年就新增了5000多块银幕,全年总票房接近50亿美元。美国本土市场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不过以前还没有哪个市场接近过美国的一半。而且中国的票房还在以每年近1/3的速度增长。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影片《速度与激情7》今年4月在中国上映首日就进账3.91亿元人民币,几乎是之前纪录保持者《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的两倍。中国市场成为与北美市场同等重要的市场,《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比在美国还高。 好莱坞电影中更具代表性的是产品植入。而这些植入并不打算让非中国观众理解。比如,在《变形金刚4》中,出现了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取钱的场景,中国观众能够立即注意到这点。但这个画面如此迅速地掠过,以至于不是中国观众也许不会注意到卡上有中文。 好莱坞还利用中国希望学习“商业”的愿望,因此许多伙伴关系为美国电影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先融资方式,以及帮助确保在中国国内上映。 此外,美国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开始提交剧本内容让中国当局审批。2014年,《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中国收获了约3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纪录。《好莱坞报道》称:“派拉蒙影片公司为确保在中国取得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在北京、香港等地取景,邀请了包括李冰冰在内的众多中国演员。”所以,事实上,中国正开始从远方影响好莱坞影片的内容。 东方电影论文:从电影《红高粱》的二度创作评析被“东方化”的中国 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导演张艺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升华了该小说的东方主义特性,因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红高粱》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无论是影片表达出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抑或在声光影领域所进行的实验与开拓,都体现出现代中国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 关键词:东方主义 西方 《红高粱》 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2]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g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g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著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核心。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东方电影论文: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摘要]电影《巴黎圣母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的同名文学作品,影片围绕一个吉卜赛姑娘的生活遭遇而展开了叙述,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外,影片还通过刻画独特东方审美性的色彩画面来凸显出人物命运的多舛,进一步揭露14世纪法国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昏暗,对底层人民给予了人文关怀。本文通过对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进行分析,并分别从色彩浓烈的画面、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以及“彩蝶”式的悲剧审美三个方面来剖析影片对色彩的构建与东方审美色彩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电影《巴黎圣母院》;审美色彩;彩蝶;幽暗色彩 色彩在电影创作中的运用主要依附于场景空间,并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渐入、主题的凸显起到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通过植入多种色彩共同讲述故事情节,且与影片人物、背景等融为一体。甚至有时候电影色彩的强烈凸显的作用要比直白的电影台词更能触动观众的心底世界。电影《巴黎圣母院》把经典名著搬上银幕舞台,影片通过营造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厚重的历史感,且跟随色彩画面的转变让观众更加深刻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人性的丑陋。这部影片在色彩的构建过程中符合东方的审美特性,透过色彩画面营造的悠远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审美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思想相一致。 一、电影《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文学作家,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学创作,他在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大放异彩,通过沉稳的笔触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1831年,雨果发表了大型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汇集了他一生中的思想精髓和文艺价值,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作。正因为《巴黎圣母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以它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艺术,通过影像化的表达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名改编电影《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设置在由路易十一执政的巴黎社会,并围绕故事发生的地点巴黎圣母院而展开叙述。克洛德・费罗洛是巴黎圣母院的祭司,他不断地向社会宣扬性欲是不可饶恕的,会吞噬人的心灵,一旦触碰了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他第一次看到了美丽女孩埃斯米拉达后就克制不住地想要占有她,被压抑许久的欲望顿时爆发,狂热追求这个女孩,甚至不顾使用卑劣的手段也要一心抢占美貌的她,于是在性欲的侵袭下,他从对爱的疯狂追逐转化为迫害,甚至亲手毁灭了埃斯米拉达。故事中的卡西莫多也对埃斯米拉达怀有真挚的情感,他的外貌丑陋不堪,但他的爱是纯洁且无私的,甚至宁愿奉献出自己的性命,这与费罗洛的私心占有是截然不同的。费罗洛的灵魂是黑暗的,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埃斯米拉达的爱情时,他残酷地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嫁祸给他人,把埃斯米拉达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绞架。卡西莫多难以忍受主人的残暴行为,于是他为了拯救爱人,不惜把费罗洛从高处推下去。 电影《巴黎圣母院》映入观众眼中的第一个画面就展现了肃穆的圣母院,在整个镜头画面中只能从几只白鸽看到一丝的生命力,随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字母,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了爱恨交杂的故事,且在开篇之处就给观众设置了一个悬念,使观众的心底埋藏了深深的好奇感,很想去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于是故事内容就缓缓地呈现出来了。电影中刻画的巴黎社会的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原著中对法国封建君主制度的泯灭人性和教会的表里不一进行了沉痛的阐述,影片也着重描写了生活在巴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民,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上层社会赋予的残酷和暴行,同时影片也深刻展现了波旁王朝击毁巴黎圣母院的暴力,从这些赤裸裸的画面中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体验了法国混乱时期的沉重感和历史感,耳边不断地响起反对封建专制、抵抗天主教会的呼喊。虽然影片展现的是法国的历史题材,并融入了人性的反思,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深刻思想的展现主要借助细腻的色彩彰显出来,无论是色彩浓烈的画面,还是昏暗意境的构建,都富有东方独特的审美特性,凸显出色彩的“抒情写意”功能。 二、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东方审美色彩 (一)色彩浓烈的画面 电影《巴黎圣母院》在开篇之处就刻画了几组鲜明的色彩画面,影片聚焦于巴黎圣母院,且当时《圣母的审判》正值演出,画面中充斥着街头乞丐在祈求馈赠的声音,在街头的另一处有许多群众在欣赏吉卜赛女郎的优美舞姿,还有巴黎人民在狂欢,大肆庆祝的浓烈色彩画面。一眼望去,仿佛让人真实地看到了15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景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浓墨重彩,仿佛历史画面的再现。同时,影片正是通过这几组简单的画面,独具匠心地把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展现出来,热舞的姑娘埃斯米拉达、负责敲钟的卡西莫多以及副院主费罗洛。其中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具有开朗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她对周围的人们具有同情心,在影片中进一步刻画了她的美善,为了能拯救诗人走向绞死的命运,她当众宣布做他的“妻子”,解救了他的生命却不计较往日的丑恶;怜悯被鞭鞑的卡西莫多,亲手把水递送到他的嘴边,为他送来生命之泉;她甚至把自己辛劳赚来的钱分给周围的孩子们。但正是这样一个心灵高尚、令人怜惜的姑娘却因为费罗洛觊觎她的美貌而遭到了陷害。在她身心痛苦的过程中,卡西莫多为了解救她的生命而把带到了教堂,虽然教堂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教会和宫廷之间的利益勾结,最终还是无法保住埃斯米拉达的生命。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她的同情,让市民真正认清了费罗洛的伪善和封建制度的残酷不堪。电影创作者在进行故事叙述和画面呈现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夸张手法,在东方的影像审美中,反映埃斯米拉达的壮烈和费罗洛的丑陋心灵往往会借助浓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出人物心中的强烈情感,且进一步把人物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扩大化,从而通过一幅幅鲜明色彩的画面来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揭露特殊时代背景下统治制度的腐朽和群众的愤怒情绪。 (二)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审美色彩还反映在幽暗色彩意境的营造方面,借助灯光的映衬下,似乎看到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境,例如,影片在刻画埃斯米拉达被卡西莫多藏在钟楼的那一处情节中,当时的埃斯米拉达独自一人承受着内心中的惶恐和孤独,她只能凭借悲伤的曲调来惦念心中的爱人,即卫队队长。影片的背景是幕墙,在幕墙的左上方有一块石头的漏洞,所以创作者就借助这块视觉空间的漏洞采用闪现了许多星星的黑色幕布,仅仅是色彩背景的一点变化就使画面中的空间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就好像是在魔术双手的作用下由室外的景象转化为室内。同时,为了凸显出埃斯米拉达当时内心孤助无缘的心情,画面中呈现的幽暗色彩并没有其他布景的点缀,只有一束光投射到埃斯米拉达的身上,把她的影子映射到幕墙上。在这个紧张、昏暗的画面中,观众的情绪也被带到埃斯米拉达身处的这间小屋,且屋外是一片黑暗,她能看到的仅仅是那一角透露的星光和若隐若现的烛光。随着埃斯米拉达充满忧郁的歌声的响起,观众仿佛深刻体验到了她此时的心情,一同与女主人公一起感受着命运的难以捉摸和绝望的生活,虽然镜头画面对这处情节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但仅仅几个色彩画面就把埃斯米拉达身处的幽暗环境生动刻画出来了,同时把她内心中的恐惧、害怕心理淋漓尽致地通过色彩的构建展现出来了。 (三)“彩蝶”式的悲剧审美 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笼罩上了一层颇具东方审美性的悲剧色彩。影片最后讲述了在故事结束后的两年里,人们来到了墓穴寻找奥利维埃・勒丹的尸体,他是在两天前被绞死的,他的安葬也是得到查理八世的恩典。在这些恐怖的骸骨堆中有两具非常怪异,且一具缠绕着另一具,其中一具的尸骨很显然是女的,因为上面还残留一些白色裙子的碎布,且挂着项链,而另一具缠绕在这个女子身上的是男子的尸骨,可以简单判断出男子并不是绞死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在临死之前跑上来抱着这个女子的,当人们试图把这两具尸骨分开的时候,男子的尸骨突然就化成了尘埃。影片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种结尾的安排饱含了创作者对人物遭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与往常西方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西方的创作观念中往往把最后的死亡设置为悲壮的,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身亡还是安娜的自杀,都让观众感受到决绝的悲凉。但在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推崇的是“中和”的审美思想,电影《巴黎圣母院》的化尘式的悲剧结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梁祝》,因为《梁祝》中的主人公在人世间不能圆满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描写了他们为爱殉情,并且化作了一双彩蝶,自由自在飞翔。于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一致,是灵魂世界的最高审美。飞舞的蝴蝶代表了新的生命,也是中国人审美思想中的最高意境,在雨果笔下描写的“化尘”,与我国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都对有情人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从中无疑可以看出,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局与西方式的悲壮、惨烈的死亡结局并不相同,且彰显出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彩蝶”的审美色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圣母院》可以称之为一幅浓烈色彩的浪漫主义油画,在色彩的映衬下,电影故事汇集了荒诞的情节、壮美的场景画面、生动形象的人物。整部影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映射现实,展现由封建统治下的巴黎社会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天主教会的伪善和泯灭人性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愤怒。电影创作者采用了细腻的色彩勾勒来凸显出大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色彩对比让观众感觉到刺目,浓烈的色彩与昏暗的社会现状无疑形成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影片整体情调较为压抑沉闷,好像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圣母院的钟楼在无形之中掌控着。除却沉重的色彩画面描写,影片中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画面,例如女主人公埃斯米拉达与甘果瓦一起玩耍的时候,这些短暂的情节画面在整片沉重的情感氛围中得到凸显,同时也是巨大灾难来临前的宁静。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影都”对我国电影事业及产业的影响 摘 要: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使我国电影的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完善,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将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拍摄、制作、发行、营销等各环节带来巨大的转型契机,凝聚更强的实力,开拓广阔的国际视野。此外,青岛东方影都还将经由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来辐射山东省及附近区域,进而可能对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虽以正面为主,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东方影都;电影;整合资源;产业结构 2013年9月22日,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正式开工。青岛东方影都是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涵盖旅游、商业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项目。万达预计总投资超过500亿人民币,文化旅游投资超过300亿,预计占地3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包括影视产业园、电影博物馆、影视名人蜡像馆、文化旅游城、度假酒店群、游艇俱乐部等项目,将打造影视拍摄、影视制作、影视会展、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全产业链。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我国的电影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引发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性转型,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黄金时代,并进而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整合国内外资源,促进国际合作 目前中国电影的世界地位逐年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电影事业起步晚、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军团队,影视资源缺乏整合有关。因此,我们总是很难将已拥有的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更难将没有的资源通过合作等方式来共享和合理利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国内电影市场的资源,并吸引国际电影制作团队前来合作,利用传统与现代、国内和国际资源,整合多方优势出大片。此外,依托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成片的销售渠道将更为成熟和多样,产业链的打造也将更为完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国际传播和销售,并以音像制品、纪念品授权制作、文化旅游等完备的产业链形式来为制作方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并将影视资源利用到极致。关于整合资源主要可分以下三点: 1.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历史的积淀是丰厚的资源宝库,给予我国电影人以丰富的题材和资源,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人拥有与生俱来并日益加深的独有的文化气质。然而以目前电影市场的影片来看,我国电影人并未充分利用好这些独有而又珍贵的资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曾分析中国电影的三个时期。其中在第二个时期,张艺谋等导演挖掘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资源,拍摄了许多本土影片,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曾在许多国际影展上多次获奖。然而,正如尹鸿教授所分析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审丑的色彩,披露的大多是落后、封闭、负面的信息,借以引起国外评委、受众的好奇心理,会对我国形象造成损害。与此相对,李安等导演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饮食、太极等)的影片,比如《喜宴》《推手》《卧虎藏龙》等。其构思和拍摄手段都巧妙地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于影片之中。但是,这类优质影片的数量还是较少的,而且没有充分利用、整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更没有全面、立体、多样地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东方影都可以作为一个优势集结点,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转化为“生产力”,在新的时挥、重塑其不朽的生命力。 2.整合我国现代文化资源。目前,展现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影片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准确体现我国当代文化、主流价值观、时尚潮流的影片却少之又少。大多影片仅仅是浮于表面,仅仅展现形式上的都市、乡村生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况等等,却没有深入挖掘,在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些影片没有充分发挥传播我国当代气象、时代风貌的作用,也不具备在国际上传播我国价值理念、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作用。东方影都的建立,可以有效扭转现有的状况,将我国现代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凝聚最有传播力和传播价值的资源,加以制作和传播。 3.整合国内外拍摄制作、发行资源,优势互补。目前我国电影事业在技术方面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差距正日渐缩小。笔者认为,相比技术,人才资源是更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我国实现反超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拥有一批水平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发行公司,但在总体上仍然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合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加以整合,而东方影都则堪当此任。此外,东方影都还可以借助其拥有的国际资源和与国际高水平制作团队的联系实现跨国制作和联合拍摄。我国电影在传统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而在拍摄、制作技术和营销传播方面则存在较大的不足。我国的优劣势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水平电影制作方存在明显的互补,而互补则蕴含着合作的契机和高效率。实现跨国制作、传播,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进理念、技术,降低投资成本,还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海外发行的优势渠道,为投资带来更多票房保障。有了海外发行等保障,吸引各类风险投资者投资也会变得越加容易。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电影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机。中国电影将拥有一流的拍摄团队、强大的制作及发行、营销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电影的潮流,进而影响世界电影的发展方向。此外,东方影都还将实现对以往拍摄、制作、营销方式的革新。仅就营销方式而言,目前我国电影的营销传播正努力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仍趋于简单化、传统化,没有充分将电影产品进行包装、营销,市场开拓的力度也不够大。虽然目前电影市场已经引进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但大多还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很少,更少有成功案例。简要对比国际高水平大片的成功营销和我国少数电影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一些端倪。2012年由漫威电影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发行的《复仇者联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经之前几部电影《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的成功铺垫,以两亿两千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取得了超过十五亿的票房收入。而我国的电影,比如《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小成本电影,也是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营销,取得了过亿票房的好成绩,却明显与漫威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电影具有成功营销的潜力,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经验,只是缺乏形成“套路”的模式化运作。可以说,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与世界电影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有助于增加我国电影的对外开放性,促使我国电影更多、更好地走出国门。马克思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东方影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电影事业进入“世界交往”提供了道路和方向。 二、电影产业对区域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笔者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将会在我国的电影产业中引发革命性的革新,同时,还将经由电影产业对青岛、山东省及附近区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对全国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这一影响将主要波及青岛、胶东半岛及山东省周边区域,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极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积极影响,东方影都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长久以来,青岛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依靠其石化等重工业和海尔、海信等轻工业企业,其产业结构也主要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高,这一比重在全国二线城市之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此同时,伴随这样的产业结构而来的是相应的以石油、电力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体力劳动和技术工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的未来发展,对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其劳动力结构也不符合现代化城市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倡导低碳、减排和“绿色GDP”等理念。随着东方影都的发展,并辅以其他方面的科技进步和第三产业其他部门的促动,区域的产业结构一定会日趋合理,环境的质量也会得到改善。而电影产业是朝阳产业,经由东方影都的整合,将通过院线收入、音像制品、产品授权制作、拍摄地旅游等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为青岛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外汇收入。 马克思曾敏锐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特点,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一书中概括为以下四点: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我认为,东方影都的建立对上述四方面均有影响,而对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促动作用尤为巨大。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知识生产力的增长也将为青岛、为胶东半岛、为山东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资源,大大提升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 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方影都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同时也存在一些堪忧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加以关注的。 首先,过于注重出“大片”,可能会压缩小制作、文艺片等小众影片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其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垄断现象可能会压制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发展,进而可能限制中国电影未来向更广的方向发展。第三,跨国、跨地区进行的联合生产,可能会流于形式,变得尾大不掉,失去合作的意义,亦可能在拼凑和流水生产中失去艺术的美丽,迷失了文化的本意,泯灭掉人文的气质。此外,关于影视基地涉嫌圈地的担忧也始终存在。此前长影集团的“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浙江华策影视的“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等影视基地的启动和投资也都受到了涉嫌圈地的批评和指责。一些业界专家认为,万达的做法,更像是以文化为由头开发房地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做法。 电影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纯然的艺术作品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文化产品,是精神消费市场的商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的一大引擎。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者。基于电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地位,也基于东方影都的规模和规格,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方影都的投资建设将为我国电影产业、整个产业结构都造成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由此可能引发的垄断、涉嫌圈地等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讨。 东方电影论文:好莱坞电影中东方女性形象的解读 摘要:本文研究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他们的主观镜像,是被“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它们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形象学 一 从比较电影学的角度看,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鉴于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里的重要地位,一部好莱坞电影史或者一部中国电影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有消灭和吞并他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实。美国是电影王国,电影一直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极为重视的一个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尤以其强烈而形象的视听语言,引人入胜的叙事方法,众多耀眼明星的加盟,影片的高投入、大制作吸引着大量观众。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世界的美国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的影片、服装和‘侮辱性的广告’成了从布琼布拉一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1]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超过了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其中好莱坞电影占据了较大份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自197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已成为投资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电影业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在全球4/5电影院上映。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大约每年155亿美元,美国就占据了这个市场的2/3,即105亿美元,美国好莱坞影片的票房收入有一多半是从国外的电影市场上获得的。好莱坞电影现已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到1998年,美国电影业近百亿元的收入竟有超过50%来自海外。1998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39部影片来自美国。2001年票房前十名仍都是好莱坞作品。2002年到2003年初的情况也是一样,29部国际票房最佳电影都是美国片。2006年,美国国内电影票房达94.9亿美元,基本和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95.4亿美元持平。在制片和发行领域,美国全年电影产量继续保持连年来的高增长态势,2006年再创历史新高,投入发行的影片共607不,打破了2005年的记录,增加11%。美国2007年全球电影票房收入达267亿美元,其中海外票房171亿美元。 好莱坞电影所形成的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化攻势,就连一些西方国家也感到焦灼不安。欧共体一些著名人士大声疾呼:“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般,正把它的利爪伸向‘世界公园’,要是欧洲国家再不联合行动,欧洲文化就濒临灭绝。”[2]好莱坞电影不仅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理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观众的耳濡目染,其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经济武器,更是文化武器。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都把好莱坞称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基地”,好莱坞是一个你不能从地理上定义的地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它在哪儿。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进入人们的潜意识。 放眼世界影坛,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依然雄踞霸主地位,侵占着世界60%以上的市场,电影已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中,各国名族电影试图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像伊朗、中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力求找到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好莱坞抗衡,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纷纷获奖。于是,东方与西方各种话语与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与对话,呈现出多元共存、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选择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关注西方导演是否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反映在他们的电影中。 二 巴柔认为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即是形象学。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现象之外的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东方女性的想象与表现,而是好莱坞想象与表现“东方女性”的方式与角度。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思潮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及制作方式采取了批判的、解构式的立场和态度,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的压制和剥夺。它通过对西方主流电影视听语言的剖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 在梳理好莱坞东方女性时,看到东方女性就在天使形象与妖魔形象之间摇摆,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或食人坟场。本文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象中加以整理归类,揭示这些幻象的生成机制,把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神经系统中的潜意识抑或有意识挖掘出来,让它见光.这是一块银幕中的银幕,透过这块银幕,看穿好莱坞在想象东方女性时隐秘的心理动机与传播期待,看清“想象性的东方”是如何被西方强加于东方,并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从而成为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好莱坞影史中约有以下15种东方女性形象:蝴蝶夫人形象、妓女形象、龙女形象、娜拉形象、木兰形象、天使形象、妖魔形象、婢女形象、女奴形象、小妾形象、蜘蛛女形象、公主形象、地母形象、家庭妇女形象。我在此文中将根据几部有代表性影片来分析其形象。 (一)天使的向往 好莱坞电影《美梦成真》或译作《飞越来生缘》,曾获过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克里斯与安妮年轻时相识,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但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而克里斯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他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安妮也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克里斯置身于地狱,寻找妻儿…… 在这部影片中,由华裔女星阮兰丝饰演的仙女,她引导克里斯来到了一个仙境:这里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宛如《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的影像版。克里斯和仙女所到的地方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这里富饶丰腴、和平宁静、魅力无穷,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精致亮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这里充满着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宛如传说中美丽的香格里拉。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更是发人深省。其实东方仙女正是克里斯的女儿玛丽。在影片的第49分钟处,仙女对克里斯说:“我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次坐新航的时候,我爸对空中小姐微笑,她就长这个样子,戴着这个名牌‘李昂娜’。我爸说亚洲女人都很美丽而且优雅、聪明……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我要变成那样。”东方天使说完这番话后,克里斯才意识到她就是自己已死去的女儿玛丽。克里斯/影片编导的东方天使情结在此暴露无遗。“东方天使”和“香格里拉”的组合使得这部影片的“美梦”得以“成真”:克里斯在天堂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她已变成一位天使,影片同时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香格里拉”的向往。 “香格里拉”是一个美梦,梦乡就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些经常想“生活在别处”的西方人,在梦中做客总来到中国。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西方人纯粹幻想出来的。 (二)蝴蝶君的悲剧 而在1933年出品的电影《蝴蝶君》中,编导聪明地反用“蝴蝶夫人”的典故,塑造了一个利用洋人的“蝴蝶夫人情结”向西方复仇的东方形象。东方/中国在《蝴蝶君》里被写成一个文化和性别的大骗局,而西方意欲征服他者却玩笑般解构了自己,是“东方主义”的新产物。 影片中西方人的东方情结、“”中国、间谍疑云、蝴蝶夫人传奇、男女奇恋、混血激情等元素相交织,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性别界限的变色爱情,掀起了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情欲风暴。1964年的一天,法国外交官高仁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剧《蝴蝶夫人》,对地方文化一直怀着好奇心和神秘感的高仁尼完全被散发着浓郁东方气息的“女子”宋丽伶吸引住了,他主动找过宋多次,半年后被提升他仍旧来宋家并真诚地向宋求爱。他与从不在他面前宽衣的宋终于确定了情人关系。 其实,高仁尼的主要任务即是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给法国当局。殊不知,中方同样为了获取美国的情报,派了男扮女装的戏子“宋丽伶”来接近高仁尼。开始后二人因多重原因分开。 1968年的一天,高仁尼在巴尼歌剧院又听到《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这时他更怀念远在他乡的宋丽伶。让他意外的是宋竟来到巴黎并找到他,二人旧情复燃。后来,高仁尼因泄露情报而被捕,没想到站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却是男子宋丽伶。高仁尼在囚车看到宋男儿身时才真正明白自己爱上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最后高仁尼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是一出悲剧,片中反复运用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也强化了影片的抒情味和悲剧感。其中最大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了法国人高仁尼身上。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接触与自我理解中,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东方想象。他遭遇的东方情调浓郁的“宋丽伶”恰好满足了他的想象――是他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幻象”的对应物。影片的最后,恍然大悟的高仁尼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绝望地选择自杀。他自尽时脸上涂满了油菜和胭脂,留着冷艳的红指甲。这一形象行为艺术般地动摇了西方一贯持有的主体性,揭穿了西方内在的身份危机,也是“西方文化中心论”面临自身崩溃的隐喻。 (三)“地母”的建构 在1937年1月在美国公映的好莱坞大片《大地》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用现实主义认真描写中国的重要影片,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沉默、善良、隐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勤劳勇敢的“地母”形象――阿兰。在影片中,阿兰/大地作为一种意象,让我们注意到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阿兰对应着中国地母形象“女娲”。 阿兰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也是一个充满悲怆感的女人。她自己从六岁起就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给了大户人家,受尽了羞辱与折磨。婚后接连的生产、孩子的不幸夭折还有逃难岁月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后来即使在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后,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她又陷入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丈夫王龙成为地主之后便去,并将妓女娶回家当妾。可以说,王龙与荷花带给她的伤害是致命的。但在这一切苦难面前,阿兰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她没有在荷花面前发泄自己的恨与嫉妒,只是坚决不踏进荷花的院子,不与她说话来表达自己对她的蔑视。她变得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枯萎,尤其是发现二儿子和荷花有染时,她近乎崩溃,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她把眼泪往心里流,忍辱负重,用虚弱的病体撑起这个家庭的体面。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在悔过的丈夫身边,四十多岁的阿兰安详地死去。阿兰的这种隐忍、包容、圣母般的高洁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拥有了一种宗教感,也使影片散发出史诗般的光辉。 东方电影论文:论陈英雄电影的东方艺术 [摘要]陈英雄把恬淡冷静的东方文化理念同西方电影艺术,通过独特的思维方式相结合。他的代表作中,既带有故乡情结也带有欧洲式的东方情节中对越南文化的捕猎。他讲求诗意的描述,运用电影语言,打动观众心灵,如诗一般。即使是面对饱含着苦难、泪水和绝望的土地,陈英雄依然葆有诗意。本文从陈英雄的电影文本出发,通过对陈英雄的文化背景的探究分析其电影文本和文化内涵,从而在更高更广的领域里加深了对陈英雄导演风格的理解。 [关键词]东方文化;越南电影;导演风格 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中国近邻,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它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也使世人对它产生了误解与好奇。90年代以后,越南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殖民地题材电影成为提供美丽幻象和慰藉现实的电影潮流。在《情人》《印度支那》等异国情调的影片引起西方电影界关注的同时,一部《青木瓜之味》让我们看到了更接近真实的越南。而这部电影的导演陈英雄虽然是法国文化培养出的电影导演,但是他具有越南传统文化中的静谧、羞怯的气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观察、表现事物的电影思维以及表现手法,一种恬淡静谧、文雅敦厚的东方艺术。 一、陈英雄的文化背景 陈英雄导演是当今国际影坛上一位颇为著名的亚裔法国导演。他出生在越南,14岁移民到法国。最初研读哲学,而后偶见一部让他感动的越南裔导演拍摄的影片后,便决意改学电影。而这一决定开启了他的电影人生。于是,陈英雄进入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学的是摄影技术,因为他认为导演的场面调度能力应该从观看影片中学习。就这样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生涯。陈英雄在影视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影像表现手法。他在20年的时间里,仅拍摄了5部电影,但这却毫不影响他成为亚洲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这得益于他的影片散发出的浓烈的个人风格。 电影在越南并不发达,以往越南电影也很少受到关注,提起有关越南的电影,不禁会想到美国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和杜拉斯镜头下的异国恋情――《情人》,然而这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却与越南无关,越南只是这些异国电影中的背景而已。不同于其他电影中那个硝烟弥漫、穷苦落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用他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斑斓,柔美恬静的越南。树隙中倾泻下来的细碎阳光、中式庭院中枝繁叶茂的芭蕉树、娇媚惹人的木棉花、棚架下青翠剔透的青木瓜……除了殖民、除了战争、除了贫穷,这里的越南以其独有的诗意与让人慨叹的生活气息,宛如一位身着奥黛的越南姑娘散发着东方女性的淡淡清香。 作为一位身在异乡的越南人,陈英雄带着对于家乡怀有的一份乡愁,在他的镜头下把越南拍摄得宛如其儿时梦境中一样隽美。但是在其勾画故乡美好梦幻般的回忆的同时,依然不忘关注越南的社会现实,刻画越南社会残酷狰狞的现实,他把镜头对准泛着恶臭的街道,滋事暴力的地痞流氓等越南的底层社会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在陈英雄最为著名的“越南三部曲”――《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中,始终执著地书写着其对越南的情绪和情感,从恬静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怀想期盼中如诗般的画面语言、时而轻快时而沉郁的诗情隐喻中抒发着陈英雄电影中特有的东方文化气息与东方哲学,形成其鲜明的个人风格。 二、陈英雄导演的影片风格 (一)人物:普通人和东方女性 恢宏的历史题材和激昂的伟大情怀从来都不是陈英雄影片的主题,在其作品中没有众人仰视的英雄,只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事实上这些卑微但坚韧的底层人物才是生活中真正的主角。如《青木瓜之味》中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女佣梅,在一幕幕尖锐狞厉的境遇中依然温性犹存的“三轮车夫”以及遭遇痛苦婚恋却从容生活的三姐妹,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最为真实的日常生活才是生活中简约、朴实的温情。陈英雄作品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风采,他追求朴实坚韧的生活氛围,他把镜头始终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从小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中,诠释着自己处事的东方哲学。《青木瓜之味》中静静地看着这个庭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脸上永远是满足的微笑的梅,《三轮车夫》里对暴力和死亡的默默凝视的三轮车夫,《夏天的滋味》里,将所有的家庭矛盾和秘密平静地消解、超然掩盖的三姐妹,他们都诠释着陈英雄面对一切超然坚忍的生活哲学。 陈英雄不仅愿意瞄准普通人,在他的镜头中也赞美着着坚韧宽容、坚忍、平和、宁静的东方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男性阴柔软弱,而女性是生命的主人:坚定聪慧,镇静隐忍。其影片中画面无时无刻不表露着对这种女性的依恋。《青木瓜之味》中的梅、梅的女主人,《三轮车夫》中的姐姐、老板娘,《夏天的滋味》中的三姐妹,无一例外是具有鲜明气质的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陈英雄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正是他对于儿时家乡无限乡愁的一种转化,这些女性身上柔美、宽容、坚忍、沉静、内敛的东方品格,体现了创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东方女性形象。同时,他用这种崇敬和赞美无声地抗议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懦弱无能和不负责任。 (二)情节:温馨与残酷的交织 陈英雄这个离国多年的游子从西方世界的观影期待出发,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我的文化自觉意识结合,冲破西方世界对越南主观垄断的揣测和想象,通过影像向世人展示了越南的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残酷、坚硬与柔软。这是陈英雄以自己的方式回想着祖国的过去,也凝视着现在,更是深切关注着明亮的未来。温馨过往与残酷现实的交织,其影片中所有湿热、阴郁和狂躁不安让陈英雄以诗意的沉郁,超脱的胸怀所平息。用沉静来平息痛苦,让温馨与残酷交织。 正如《青木瓜之味》中镜头从身着金黄色的高领长裙幸福地读书的女主角梅身上向上摇,出现的是一尊安详的佛像。在这里,陈英雄以自然与和谐、清净与祥和描述了另一种观念与理想。以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绝对的自由,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拘束瓦解后,逻辑、理性已成负累,没有了对物质欲望、对功名的角逐,于是,最终感悟到了生存意义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影片《三轮车夫》的结尾,辞旧迎新的除夕,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生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镜头掠过外面的断壁残垣,转向高墙之内的网球场游泳池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再次回到外边突然变得阳光灿烂的城市街道,人流之中,三轮车夫骑着满载全家幸福的崭新的三轮车向前滑行,然后镜头渐渐上升,还有那一群在教室里专注地学习弹琴的孩子们。貌似突兀的结尾让人沉思,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在面对苦难时如此安稳,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在辗转流离的混乱中各归其位?很显然,这是一种沉默地生存状态,不是通常的绝望的血泪交错,而是属于生命意义上返乡之途中淡淡的忧伤,又是知其所来知其所终的安天知命。 《夏天的滋味》中三姐妹中最小的莲与弟弟出门为给父亲的周年祭祀而准备,正好呼应着影片开头中的他俩为准备母亲的周年祭祀而出门,就连接下来的悠远的钟声都一样,仿佛一切的爱欲纠缠都未曾发生过。导演没有沉迷于对人生的痛苦、对社会的愤怒的宣泄,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为影片的结尾,这无疑是东方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意识的形象体现。爱与死,幸福与痛苦同时并存,一切都是自生自灭,自然而然。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之中,再阴暗再无望的生活,再悲伤再恐怖的历程,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 这其实就是陈英雄的人生之道。从佛像到钟声,早已暗示着东方式的圆满。这样一种诗意的描述,非线性的写作,这种悲悯的情怀、达观的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使陈英雄的影片沉郁而不凝重、压抑而不绝望。 (三)画面:画意与诗情的结合 陈英雄的电影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更像一位诗人将心中的故事转化为淡雅的文字一样,把他电影画面如诗般温雅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东方诗画色彩对陈英雄的影片视觉画面的影响很深,并且陈英雄十分善于以表现唯美含蓄、意境深邃的画面来替代人物的语言,以唯美的视觉画面和富有诗意的场景氛围传达不必言说之美,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着无限的神韵。例如,他的作品中刻意使用原生态描绘手法表现出乡村生活自然诗意,用饱和度较高的色彩画面和慢节奏的平摇镜头,来展示画面中环境和人物的每个精致细节,从而使人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显现出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镜头中也就让一种赞美和诗意始终洋溢其中。在影片《青木瓜之味》中,流落着宁静而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古朴的庭院等情境,如诗如画地表现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如随风而动的翠绿树叶、阳光下的木瓜树、陈旧的石板等。 三、东方文化在陈英雄电影的展现 陈英雄把恬淡冷静东方哲学同西方艺术电影的个性意识,以意象为主的思维形式,常采取象征、隐喻的手法,借以流畅的电影语言完美地相互融合并完美呈现,使影片中的对于现实的揭示与世事的说教潜隐在毫不张扬的诗意镜语中,东方哲学自然的富含于作品之中,形成陈氏影片中独有的风格。电影中把政治背景和教育意义隐秘在诗一般的镜头之中,东方传统理念、佛家的因缘色彩、道家的无为思想自然的融会贯通,陈英雄以自己的东方哲学理念叙述着他的情感,同时也用他心目中的越南诠释了自己的东方文化理想。例如,《三轮车夫》中本是对立的两种生活状态,面对苦难的阴郁和狂躁不安与无奈平息痛苦的从容沉静,在陈英雄的电影世界中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人对于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即以出世的超脱和平静刻写入世的情怀,世事云淡风轻,时刻保持一份平常恬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陈英雄电影中最直接使用干净、明亮、简单的电影画面来塑造电影观感,以安静、平和的意境,表现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赋予影像画面独特的人性关怀,这也正体现了陈英雄思想中以恬淡虚无为本的道学思想和以万事皆空为本的佛学思想。 东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文化的熏染使得陈英雄在观察越南时拥有独特切入角度、观察视点,同时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本土情结的混杂性,也使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要远远多于单一民族性的表述和极端地域色彩的彰显,从而获得了一种具有更大的文化兼容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自由的隐性空间,是其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述说一个全新的越南,挖掘出越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陈英雄使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在电影这一最现代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张扬。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而且在越南国内,除被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也是广受欢迎。这些也都表明他不仅掌握了国际电影语言,并且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命脉。 总而言之,陈英雄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及后来的西方文化教育,使他把东西方文化和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成为他电影中的闪亮之处。如阿巴斯之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之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大旗,猎猎飘扬。虽然他的作品被少数人指责“阴暗面表现太多”,但是这并不能把陈英雄在电影艺术上特别是对东方艺术的完美诠释给否决掉。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说明了他的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陈英雄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对乡土文化的真切感怀赋予了电影浓郁的东方色彩,编织成了一个柔美纤细的东方童话。陈英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其将世界电影艺术中的养分融合于东方传统艺术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越南,探索出富有现代意味的东方哲思电影的形式与风格。他的影片所表现出来的东方艺术之感,依旧在漫漫电影长河中熠熠生辉。 东方电影论文:从东方式的电影构思浅析日本社会与文化 日本电影《情书》独特的唯美日式抒情及娓娓道来的清新之意,均可表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岩井俊二说他自己只不过是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个人化的东西。所谓“个人化”,我认为既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电影艺术构思。《情书》就像一首清新的小诗悄悄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对爱情的憧憬与回忆,并且日久弥醇。 一、细密的蒙太奇结构,即日本人谨慎严密的思维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影片中,男女之间形形色色相互爱恋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有的直率坦诚,有的明争暗斗,有的成人之美,有的夺人所爱,或悲或喜,不一而足。故事尽管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共同点是:铺陈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历程。然而,岩井俊二的《情书》却独辟蹊径,在众多爱情影片中脱颖而出。其实,严格地说,《情书》算不上是真正的爱情片,因为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真正相爱过,所谓“情书”也不是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的书信,而是两个女孩之间唤起回忆的媒介。这正是岩井俊二东方式电影构思的秘密所在。 《情书》简单的叙事文本若采用一般的结构模式,很可能衍化成一部毫无特色的爱情片。然而,岩井俊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特意舍弃了三个主人公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把重点集中在对往事的追寻和回忆上,从而形成了《情书》错综复杂的电影结构文本。两个女主角都不善于表露自己的内心,并将真情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直到她们通过镜像式的审视对方从而了解自己的内心后,才不得不面对悲伤的事实,这种钩沉复杂的反射式心理描写将日本人内心的保守、沉默、严谨尽显无疑。 影片情节发展以博子探寻男友藤井树的爱情真相作为推动力,引发了另一女主人公藤井树的回忆;再以女藤井树的回忆作为次动力,不断推进博子的情感转变,从而共同完成了两个女孩子情感蜕变的过程。 该片在现实时空中的情节采用外视角的形式,按照编导者的理性思维和情绪变化,表现两个女主人公在共同寻找“情书”之谜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或贴近,或远离,或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回忆时空中的叙事则采用内视角形式,情节的进展完全遵循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规律。从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情书》结构中的现实与回忆两个层面里至少有四组不同时空的人物行动线,编导者使它们互为因果、互作经纬、交错递进,细针密线地编织起来,做到了天衣无缝,精妙之至。这正是岩井俊二细致入微的思维方式在电影结构中的体现。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中国戏剧家李渔所说的话:“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可见,中国戏剧结构的美学原则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蒙太奇结构中的美学实践,实则是异曲同工,都是纯粹东方式的审美意识。 二、细腻而哀婉的日式民族情感表达 影片《情书》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优美抒情中蕴涵的淡淡哀伤,这正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这种民族情感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无疑是种族构成纯粹、文化同质性高的民族之一。它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塑造了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内倾型性格。环海的地缘,狭窄的国土,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日本湿润的气候。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文化为“湿气文化”。该文化与内倾型性格相结合,使日本人更倾慕清净、素雅,更崇尚“清明心”“心情道德”的执著和坚韧。这种民族情感在岩井俊二的《情书》中表现得格外浓郁绵长。影片最后博子面对皑皑无垠的茫茫雪原一遍又一遍哭喊着:“你好吗?”以倾吐对男藤井树的思恋和哀伤。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女藤井树也一遍又一遍自语似的回答:“我很好。你好吗?”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两个女孩共同的心声交相呼应。她们呼唤着男藤井树,呼唤着彼此,也深切地呼唤着自我。至此,她们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情感蜕变和升华,由“过去”的我过渡到“现在”的我,并预示了超越自己情感的“永恒”。岩井俊二如此地表现人物心灵的敏锐和情感的细腻,正是影片看似平淡如水实则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也是日本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西方影片中是难以见到的。 博子不惜一切地探寻男藤井树的爱情真相,女藤井树对昔日暗恋情人的淡淡回忆,不正是追求感情的“纯”与“真”吗?不正是表现了向往理想中的美好事物的执著精神吗?不正是日本民族格外崇尚的“清明心”“心情道德”的形象表达吗?如果把追求真情的执著精神置于当今商品社会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编导者努力寻找和赞扬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物质利益诱惑、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因此,可以说《情书》中细腻哀婉的情感是对今天金钱物欲的间接否定和批判。 三、日本特色的人生感悟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民族之花,是因为细腻的日本人以敏锐的心灵触角从樱花“开得适时,谢得利落”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壮烈中相伴着伤感。日本茶道中“一期一会”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人生“转瞬即逝”的“无常”观的体现。因此,日本人极为珍视有限的生命,珍视生活中的第一次机缘。这种把自己和对象同一化,与对象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在对象中发现自己、观照自己,是一种无常美感和无常哀感的调和。日本人正是从这种哀愁的艺术哲学中感悟世界、感悟人生,以达到“闲寂”或“寂”的人生境界的。 樱花性格、茶道精神浸透在《情书》的整体艺术构思里,带出了浓浓的日式情怀,表现出岩井俊二的东方式艺术风格。男藤井树英年早逝,他带着对女藤井树的暗恋去了,带着把博子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却又无法对真爱表白的遗憾去了;女藤井树把男藤井树这段纯真的爱恋情愫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博子在明白男藤井树把自己当做女藤井树的替身之后,虽然感到怅然若失,但与男藤井树相处的那一段快乐时光,却成了她一生最美的回忆……这不正如同樱花一般开得灿烂,而又谢得令人哀伤吗?这不正是他和她们年轻的生命里难得的“一期一会”吗?他和她们的美好的情感经历将成为女藤井树和博子一生永久的怀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情感历程中。他们对纯真的感情、理想的情操、美好的境界的追求,正是对生命、人生深切的感悟。 岩井俊二的《情书》表面上似乎没有阐释什么哲理,然而,那一段段淡淡的回忆,充满了淡淡的哀伤,更值得人们珍惜和怀念,人生的况味正在于此。影片清新之中蕴涵着浓郁的日本民族特色,也值得我们深深揣度。那一封情书,寄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东方电影论文: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嬗变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东方传统美学内涵在电影中的营造和嬗变,对电影艺术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从追求东方意境之美、到追求含蓄典雅之美,追求壮美激越之美和追求简洁象征之美,中国艺术电影实现了与时代的和谐共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实现不断完善发展、吐故创新。 [关键词]美学内涵;电影;意境;嬗变回首中国电影发展,艺术电影虽然在繁荣的影坛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对电影艺术在东方发展却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在电影艺术形式引进中国的百年时间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美学因素在电影中不断渗透,并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融会贯通。在中国电影发展中从第一代导演的《女神》和《大陆》到第五代导演的《英雄》《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东方美学内涵上有明显相通之处,但也不断地借鉴、移植和创新。 一、追求东方意境之美 意境理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种对审美的追求。意境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是在艺术部类获得完美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在中国诗歌创作中被最早提出,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和意境;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象、取义和取境的问题。境界的概念在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论述,以禅喻诗等被归纳为一种艺术审美概念。 意境是一种品评美学作品的境界。对中国美学来说其精髓在于诗,而不是进行叙事,这在中国早期电影中被全面融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神女》始终以一种无声和黑白色调演义生活艰辛。从夕阳后万家灯火到惨白灯光,以慢镜头方式对屋内摆设、必需品和旗袍等进行引导和对比,形成一种自然的疑问和设喻,镜头并没有停留,而是转向主人公――一对母子。虽然仅仅是简单的几个镜头对故事已经做出了充分铺垫。惨淡的意境与影片的批判性紧密结合,透射一种希望和绝望中的苦苦挣扎,展现了母亲爱与心血的倾注。影片是一种对现实的折射,是一种时代音符,是一种审美意境。《女神》以景物的转化揭示家庭破败,增添了情感因素在景语的寄托,是一种对母亲的颂扬。 《城南叙事》采用情景交融艺术手法,将传统意境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三段故事叙事中不断追忆童年,并紧紧扣住小英子对往事的怀旧。在老北京风貌背景下,不断地撩拨久远的故园情怀。在小英子纯真视角下,老北京的胡同、会馆、骆驼、驴子,井台、卖唱,甚至于小油机和童谣等镜头形成串联。童年的眷恋、回忆和神往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无限暖意,在观众心中激起一种深邃情感。童年是一场伤感的离别,也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情感力量的酝酿。满山红叶不仅仅是一种情思,也是一种难言的哀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种久远意境的追求。 虽然从早期电影来看《渔光曲》较为简单和稚嫩,在影片中运用画面镜头和音乐,却成功地塑造一种淡淡的诗歌意境。东海的早上,苍翠中红日东升,朝霞掩映动感的波涛,渔民在海上捕鱼。在长镜头横移中接木桶破冰,在《渔光曲》主题曲配合下,呈现一副烟波浩渺的宁静和优美意境,在歌声中展现出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小猫小猴出生,在天地苍茫中穷困中的婆婆的病重;其后是婆婆故去以及小猴和小猫长大;东海上渔帆点点,小猴和小猫的面部特写;再后在近景描画小猫凄苦,以及小猴奄奄一息;在长镜头横移中画面淡出,东海的天色越来越暗。《渔光曲》在叙事上没有强烈冲突,但是舒展的背景音乐,大量长镜头和遥拍的运用之下,对影片故事实现了精准展现。虽然是一种生离死别,但是在悲哀之余,并不会感到愤怒。从个人遭遇扩张到时代悲惨,是一种对时代人群的思索以及对生存的拷问。 二、追求含蓄典雅之美 在中国近现代电影中追求一种含蓄和隽永,那是超凡脱俗、飘逸、超脱于物象之外的美丽。在含蓄隽永的刻画中,看似简单的画面和镜头,其中却传达一种富于美感的力量。在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造影中展现出一种绵绵不息的张力和诗意。《柳堡的故事》以一种细腻、动人、抒情风格引起了社会反响。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却突破了战争题材框架,清新和优美的格调像是一首抒情诗。在电影中情感疏散、婉约抒情,板桥、风车、流水与爱情故事融合,配合优美的音乐,显示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影片《巴山夜雨》是一部温情政治、结构雅致、回味“”的作品,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后台却隐藏着历史。表面看不到丑恶,但是却对人生、人性和历史进行不断反思。影片中对传统道德主义,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切入,片中主人公公石秋形象像一个符号,一种诗人和囚徒的结合。主人公本是一种对文明的囚禁,但是却在言语中展示着自己的“真”,在救人中显示出“善”,而在诗句中飘逸着“美”。导演情感化、诗意化的感性形式,既是一种对“”的回索,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叶楠认为自己在《巴山夜雨》创作中,没有准备塑造传奇和脂粉,也不准备重复微雨和疏雨,而是将十年的狂风暴雨写成巴山蜀水的无声细雨。 《人鬼情》中是一种诗歌化情感结构和历史主体意识的呈现。影片中引入了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从公秋芸戏曲武生的生活和事业入手,体验女性丰富和细腻的情感生活。在女性视角发掘历史,并内化为一种细腻情感、温婉情绪和女性体悟。在诗化的历史中,导演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感情结构中。在双重凝视和双重跟进中,中国当代历史电影中塑造出一幅诗化意境。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以及数代导演的积极努力,中国电影不断开掘意境新篇章,在电影中展现着东方美学内涵,继承传承和嬗变在悄然进行着。传承是一种血脉中的精神,虽波澜不兴,但却意义深远,嬗变润物无声,却势不可挡。 三、追求壮美激越之美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主旋律发生变革,精英文化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对中国诗化传统意境塑造过程中,进入了全新的语境时代。电影中淡化情节和人物,在结构情节中追求影像的逼真。中国电影实现了从戏剧化向纯粹银幕的转变,在欣赏完整故事框架基础上向意象美学转变,其中的东方审美艺术风格和民族韵味震撼了世界影坛。 张艺谋的电影中充分运用视听语言,以流动画面推动情节,在表达感情中运用民俗等。运用大量视听元素来增强整体效果,而在音乐运用中充分展示地方和抒情特色。在深层表达意境中给电影提供了多渠道展示机会。画面刻画中张艺谋运用色彩对世界进行还原,并配合人物主观情感,在影片中完成寓意走向。《红高粱》和《菊豆》中色彩炽烈和绚烂,红色代表勃发的生命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满眼红色是对宗法制夫权社会的控诉。《有话好好说》中刻画的是一种调色板颜色,光怪陆离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杂糅在一起,是一种都市本质刻画,在本质上达到一种和谐的惊人,而张艺谋以一种观者姿态,隐秘内心世界。 陈凯歌在《黄土地》中拍摄时间选定在黄昏,或者是早上,在大地色调上,追求一种浑厚和宽广的暖色。在画面造型上,选取一种充分发挥造型的手段。其中仰拍镜头和俯视镜头相互结合,构图饱满富有表现力,尤其是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着一种苍凉和博大情怀。在劳作和休憩中将黄色土地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结合,其中静态摄影方式高度切合黄土地的生命风格。在拍摄窑洞时巧妙运用室内外光线的对比,促进人物造型的生动化和真实感。而在光影和油灯照耀下,人物实现了立体感和真实性,并且对民族苦难和沧桑思想内涵进行了展示。而在黄河拍摄中并没有追求波浪滔天,而是选择性拍摄,目的是精准表达民族之根。 四、追求简洁象征之美 简洁朴素是一种美感。在对结构、人物和情节展示中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美感。在电影中是一种对丰满和厚重情感的追求,是一种清纯、典雅和优美。在《城南旧事》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情节并不复杂,在相对质朴的环境下对细节进行精准性描绘,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物情感世界和思想进行观察积累,以一种细腻手段,回味无穷地渗透于全部影片中,观众在自然而然的情感中融入电影故事中。 结构、人物、情感的简单化,并不是片段化,也不是对内容的割裂,而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追求。电影艺术简洁不是戏剧和小说中的简单,不追求丰满和厚重,而是追求一种清纯和典雅,产生一种优美动人的感受。《那山 那人 那狗》散发的是一种云雾般清香感觉。在翠绿画面中散发着朴实美感,远景镜头描摹出青翠的山和孤寂的邮路。在大量远山描摹中,山被赋予生命,一个普通邮递员的生活理念和职业理想,通过护送儿子上岗得以展开,全部承载于那山。在山依旧、狗依旧的情况下,人却换了。虽然在父子之间实现了交接,但是在感情上,尤其是职业情感上依然是存在沟渠。在山、狗、人之间实现了生命的内涵体现,诠释了人生真谛。虽然在画面上简单,但是却可以产生一种淡淡感动,像阳光、空气和土地一样,留存着意蕴深厚和平实感动。 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的意境含蓄之美有所差异,中国电影逐步借鉴了象征表现手法。《巴山夜雨》充分利用了象征表现手法,夜航船意象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缩影、人性方向和国家政治象征。其中夜雨也是一种悲怆怀恋意象,在大娘祭江镜头中就是一种夜雨交加和天公作悲。其中有哀告和绝望,也有雨过天晴的光明和灿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象征男权为中心的性文化标志,成群妻妾在大红灯笼明灭中,经历鲜活生命被吞噬、被异化。其中中国性文化被大红灯笼展现了出来。 总之,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的电影被称为诗电影,或者被称为意境电影,不管是哪一种称呼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和肯定。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电影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东方美学内涵在电影中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中国电影结合传统,固守文化根脉,追求东方意境,或含蓄典雅,或壮美激越,或简单象征,在文化精神上与美学风范高度切合,促进了东方电影民族化。东方美学内涵被融合进入电影艺术,实现了中国电影不断吐故纳新和创新发展。 东方电影论文:论许秦豪爱情电影中的东方意蕴 摘 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因其特有的历时背景、文化风俗,影视作品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他们的电影往往能体现出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深刻的人性思考。文章以韩国著名导演许秦豪的电影为例,对其影视作品的主题、情节、声音,画面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的。 关键词:东方意蕴;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韩国电影 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开始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崛起。历经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成功击退了好莱坞电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为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争取到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创造并发扬了具有本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才随着韩国电影的崛起迅速涌现出来,许秦豪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和情感历经积累沉淀后产生的,是能够发人深思,引起广泛共鸣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能做到这一点,在商业气氛愈加浓厚的电影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在艺术和受大众欢迎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在艺术和艺术电影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1]。由此可见,许秦豪不仅实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叙事风格 1.主题——芸芸众生的爱恨离别。电影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总是力图展示爱情的某种超越性,通过书写爱情神话来证明爱情的伟大。如《泰坦尼克号》对等级秩序的超越,《人鬼情未了》对生死的超越,《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家族仇怨的超越[2]。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爱情面对困难,哪怕是死亡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的力量。 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讲述了身患绝症的摄影师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邂逅可爱的交通局女孩的故事;《幸福》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的人相爱的故事;《外出》中的男女主人公因爱人的背叛而相识并产生感情,却在最后不得不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分道扬镳。从这些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了爱情和生命珍贵美好的一面,却没有刻意展现爱情的某种超越性,反而表现出爱情在面对困境和死亡时的无奈。许秦豪的爱情电影突破了传统爱情影片既定的模式,更真实更理性地体现出了爱情与生命的常态。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是许秦豪电影主题的一个特点,这十分符合东方民族更注重现实世界中世俗关怀的秉性。《八月照相馆》讲述的是摄影师与交通局记录员的故事;《春逝》讲的是录音师与电台主播的故事;《外出》讲述的是舞台灯光师与家庭主妇的故事……他们因家庭的和睦而幸福,也因生活的琐事而争吵;因爱情的降临而喜悦,也因爱人的背叛而痛苦;因生命的逝去而恐惧,也因苦难的来临而坚强。在许秦豪的电影中,时刻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讲述普通人群的生命与爱情是许秦豪爱情电影永恒的主题。 2.情节——唯美含蓄的诗意表达。韩国电影往往回避尖锐的戏剧冲突,注重挖掘和呈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着力在人物外在美上下工夫,又不遗余力地展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许秦豪的影片继承了韩国电影的这一特点:他乐于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追求的是真实,简单的故事情节。一切就像对日常生活的还原,静静地流淌出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把影视作品中经常探讨的爱情、死亡等话题演绎得凄美、透彻。《八月照相馆》中,郑元和德琳的爱情发展过程里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热情相拥,甚而连一次勇敢的表白都未曾有过,但甜蜜的爱意在两个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慢慢展现出来。整个影片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来传达平静生活中最细腻的情感,以高度写实的方式,把爱情的甜蜜和无奈,生活的美好和残酷传达出来。 美国导演鲁本·马摩里安说:“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实际上就是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他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3]”融入死亡却又淡化死亡,对于死亡这样残酷主题诗意般的表达是许秦豪的特点。影片《八月照相馆》中,当郑元骑着摩托车摇头晃脑的穿梭在大街小巷时;当他在医院走道做鬼脸吓唬对面的孩子时;当他在照相馆热情地接待形形色色的顾客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人呢?影片最后,郑元坐在相机前,随着自拍功能的启动,“咔嚓”一声,熟悉的笑容定格成为郑元的遗像。导演没有用生离死别的场面来表现郑元的离去,就像中国绘画中的“留白”一样,把领悟和感受的空间留给观众。许秦豪摒弃了人们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巧妙的通过一个镜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合将残酷的死亡诗意般的表现出来。这种淡化死亡的处理方式,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具有浓烈的东方特色。 二、声画语言 1.画面——东方美学的真实再现。“文贵含蓄”是东方艺术中的传统观点。老庄思想对这一审美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4]。这一系列美学传统在东方电影中也有所体现。许秦豪不是一个热衷电影技巧和特技特效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平稳、静观的镜头,但在那些简单的镜头下却往往能够营造出唯美的意境。场景选择上,许秦豪十分注重与自然的亲近,他通过这些场景的构建,体现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好。《春逝》中,尚优和恩素的爱情产生于美丽的大自然中;《幸福》中,导演将城市和自然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与城市相关的镜头中充斥着炫丽的色彩、耀眼的光效、凌乱的构图、晃动的镜头,画面中的人往往处于一种极度浮躁,迷失的状态;反观自然界的镜头,淡雅的色彩,柔和的光效,简单的构图,平稳的镜头,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也体现出一份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许秦豪的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已经不单单是对情感的叠加,讲述故事的手段。他的镜头已经和影片的主题思想高度的融合为一体,往往一个镜头就能体现出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那些安稳平静的镜头构造了和谐的视觉效果,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片温柔的情绪之中。 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对许秦豪影片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电影批评家巴赞看来,电影要做到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让观众“悟出”其“确切含义”的话,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观众这一权利[5]。《八月照相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体现人物的情感流露。影片高潮部分,郑元坐在咖啡馆里最后一次凝望德琳,他将手贴在窗玻璃上,深情抚摸着映在玻璃上德琳的轮廓。长久以来积蓄的爱瞬间爆发,但郑元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目送远去的德琳,不敢有任何的表达。平静的镜头下,郑元隐忍的情感慢慢散发出来,冷静的背后却是汹涌的情感。《春逝》的结尾处,在一片樱花的大景深镜头前,尚优和恩素友好握手,以证明彼此感情已到尽头。恩素转身离开,慢慢往画面后景处走去。之后她又回过身,看着一脸遗憾的尚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便向尚优挥手告别,恩素渐行渐远,在前实后虚的镜头下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镜头也预示着尚优内心对恩素的淡忘,对这段感情的释怀。 2.声音——温柔动人的情感升华。电影的表现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更丰富多样。自从声音元素融入影像以后,就更加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情积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当电影开始加入声音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在那时候,我会因兴奋而颤抖。”如此来看,声音的魔力便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是对电影整体的升华[6]。 在许秦豪的电影中,往往没有丰富的人物对白或者辞藻华丽的经典台词。人物间的对话简单明了,甚至在一些段落选择了静默处理方式,高度的还原了生活的常态,也完成了情感的抒发。《春逝》中,尚优因十分想念恩素,在喝醉以后大老远的驱车前去看望恩素,恩素则一直在空荡的马路上等待尚优的到来,尚优下车后,两个人相视而笑,没有互诉衷肠,紧紧的拥抱胜于一切;再如《外出》中,舒英在仁秀房间聊天,却因仁秀岳父的到来,不得不尴尬的躲进洗手间,仁秀提出与岳父外出吃饭,出门后,仁秀又借口忘了拿东西回到了房间,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舒英还站在那里,上前紧紧的抱住了舒英。在这组镜头中,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观众却可以感受到两人感情的真挚和面对这份特殊爱情时的压抑。“音乐的韵律、节奏、旋律、和谐度与乐器使用,都能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此外,一段旋律或乐句也能与特定的角色、背景、情况或意念相关。[7]”这一点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也是有显现的。当然,坚持唯美温婉风格的许秦豪,在配乐的选择上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在乐器的选择方面,许秦豪多选取钢琴,提琴,吉他。虽然相比交响乐配乐显得过于单一,但在这些简单、轻柔舒缓的旋律中,常常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唯美的画面, 配之轻柔的旋律;哀伤的画面,配之忧伤的旋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随音乐所散发出的情感就像一股涓涓细流一样,慢慢地涌入观众的心田。 三、结 语 侯孝贤曾经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8]”1998年正逢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彷徨之感。而在此时,许秦豪的电影慢慢的走进人们的视野。《八月照相馆》的问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此后许秦豪的电影始终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人生思考。通过电影展现韩国的文化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深受儒家、道家等经典文化的耳濡目染,许秦豪能够成功的排斥好莱坞等西方电影的主导作用,成功的发展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精神的电影。他始终着眼于平实的生活,普通的人群,通过细腻的情节描述和丰富的情感抒发来成就电影本身,用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精神充实电影的灵魂,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了双赢的结果。韩国电影发展的蓬勃之势应该值得华语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 东方电影论文:西方文化与东方电影的对话 [摘 要] 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艺术,世界电影都在使用同样的影像语言,表现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全球观众的文化需求,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东方电影通过广泛吸收西方电影技巧,用以表达东方人的文化情感、审美意识与价值观念。因为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没有平等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东方电影对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展示影响了观者的文化价值观,所以,当下的东方电影不仅要考虑到市场化,更要兼顾民族化与全球化。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快感,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院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摘要:面对当今财经院校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欠缺的现状,高等院校必须切实承担起文化传承的功能,采取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丰富校园文化、参观文化古迹、重视传统节目等有效措施,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有效途径 财经类院校主要担负着培养和输送满足经济管理和社会事业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在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以经济、管理类为主的院校,其课程本身注重逻辑性、实用性、工具性、功利性、近期效益,传统文化教育一直是财经院校的薄弱环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相对单薄。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对财经人才却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不仅专业上要精,更为重要的是要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如整体意识、敬业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协调能力、审美情趣与艺术修养等等。财经院校应如何培养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在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是正确的方向。那么财经院校应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呢?本文试图加以阐释,以期对财经院校的教育有所帮助。 一、课堂教学 (一)面向财经类学生开设《大学语文》 课堂教学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就大学课程而言,虽然各门学科都有丰富的德育教育的内容,但相比之下,文学作品中浓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道德因素,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最佳材料。语文课特殊的篇章作品教学,又使它具有不同于伦理道德和哲学教学的形象可感性和审美情感性;《大学语文》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知和赏鉴能力为主要目标,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大为减弱,这使得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功能更为突出。“语文教育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1]。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2006 年9月,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这使大学语文教学有了明确定位:发挥语文的传统文化传承的“近缘性”功能,承担起“体认中华文化、厚植传统精神”的重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古今中外的一篇篇经典作品为切入点,归纳、整理课文所涵盖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行为文化,有机地融入到教学中,适时结合社会现实和学生实际做精到、得法的引导和点评,有意识地向学生渗透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培养提高学生的博学思想和厚德品质,帮助引导大学生完成他们从成人到成熟再到成功这种递进进程的铺垫。 (二)开设以经典导读为主的通识教育选修讲堂 仅靠一门《大学语文》来加强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文化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开设以经典导读为主的通识教育选修讲堂。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和许多高校都在推动“素质教育”,主要就是想改革目前的大学本科教育,特别是想改革中国大学中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区分的状况,许多大学都在开始探索本科教育体制逐渐转向通识教育的方向。通识教育的意义何在?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说:“通识教育不仅是为了扩大人才概念的外延,强化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不仅是为了培养学生具备一些良好的文化趣味。其根本意义乃是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2]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何谓文化自觉?按费孝通先生的阐释:“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 一所没有文化自觉的大学,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学生走向社会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根本上就是可疑的。事实上,专业学习、研究的推进与学习者、研究者文化思想底蕴相辅相成。1937年,玻尔访问中国,中国的道家思想使他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以至他以太极图作为自己族徽上的图案,还在上面刻了“对立即互补”的铭文。建筑大师贝聿铭说:“我时常读老子。我相信他的著作对我建筑想法的影响可能远胜于其他事物。”这些事例证明了中国的专业院校在自己的专业研究和教学的活动中,不应当忽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的深厚基础。通识教育的任务在于“在课程中寻找一种思想传承的途径,以便对专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方法形成一种范式渗透作用。”[2]很多高校口口声声强调学校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而创新功能的发挥也必以传承功能为基础,通识教育主要就是承担传承功能,因此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 我们对广西财经学院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60%的学生认为,“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够,相关课程的课时偏少,应该增加课时。”可见,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抱有极大兴趣的。作为新兴的本科院校,广西财经学院也开设了许多有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比如《中国经济思想与传统文化》、《中国民族器乐欣赏》、《古典诗词欣赏》、《中国经典小说欣赏》、《书法》、《旅游与中国文化》等等,这些选修课也普遍受到学生的欢迎。从课程数量看,可谓不少,但是这些课程的设置总让人觉着少了点儿什么:一是没有一门直指学生精神层面的核心课程。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须修的基础课,也就是通识教育的主干。二是课程杂多而缺少系统性。三是课时太少,绝大部分课程只开半个学期,学生只能得到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指导和学习,难有深度的提高和广度的拓宽。 有鉴于此,广西财经学院目前通识课程的开设应着眼于吸引学生阅读经典,以文化的经典导读作为核心,引导学生自觉地、持之以恒地,根据个人气质、爱好有选择地去阅读一本本、一篇篇涵盖中华民族基本文化理念与做人、明事、安身、立命智慧的经史子集,诸如四书五经、《左传》、《战国策》、《史记》、前后《汉书》、老庄、古诗十九首、汉乐府、三曹诗文集、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学生在阅读时将个人阅历、精神气质融入其中,在愉快的阅读中体悟出生命与生活的大智慧,在克服心胸褊狭、目光短浅、精神偏枯、处事功利种种弊病的同时也改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 二、校园文化 课堂教学并非培养素质全面人才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学校育人的方式应是多方面的。因为学生不仅仅从正规的课堂教学中接受教育,而且还不自觉地受到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的熏陶。校园文化即是大学生每天处于其中的一种人文环境,它的好坏对学生能否形成良好素质有很大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以某种特有的潜在作用影响制约着大学生的思想情感、道德水平,改造着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形成大学生牢固的道德观念,崇高的思想品德,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4] 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的学习、娱乐和兴趣、爱好进行正确引导,将传统文化寓于校园文化中。诸如举办有关传统文化的文化月、文化周活动;邀请知名学者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专题系列讲座。比如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开设的“文化大讲堂”,先后开讲了如《民族文化传承的政府责任和市场分工》、《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热点透视之一:中国龙文化解读》、《中国古代的孝文化》、《用心品读〈红楼梦〉》、《经济人与艺术人之间》、《文苑奇葩、文化瑰宝——谈谈中国名联》、《文学的作用》等等专题,受到学生的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除此之外,学校还可组织学生观看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电影、电视、录像,并引导学生对有关问题开展讨论、辩论,进一步深化认识。同时还可以指导兴趣小组,比如文化与传播系成立的书法兴趣小组、民族乐器欣赏兴趣小组等等。在校园自然环境建设过程中添加传统文化元素,这是比较明智和有成效的举措。环境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高等院校应把自然环境建设和人文环境建设有机融为一体。以优美的自然环境给人心旷神怡的靓丽的视觉效果,给人美的享受,又通过丰富环境的文化内涵,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育人的潜在功能。广西财经学院自从2005年合并升格为本科院校以来,一直致力于校园软件硬件设施的改善。先后在教学楼前改造建成了仿明清式荷塘假山小景,使学生在学习途中感受一丝清新绿意;并建成了文化广场;改造了学校大门;树立了寓意“和谐、创新、发展”的大型铜制雕塑;确定“诚以修身、信义立业”作为校训广为宣传并镌刻在大门侧面的影壁上。这一系列举措形象直观地向学生宣扬了传统文化精神,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学校的传统文化底蕴,然而仅有的这些举措是无法全面体现和传达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在调查中不少同学认为学校文化内涵不够,仍需要添加。由于学校场地有限,所以同学们提出的添加建议主要是集中在教学楼、教室、实验室、各系部办公楼、宣传栏增加经典诗文、名人名言警句、孔孟等古代圣贤画像、开辟文化长廊等。 总之,校园文化氛围是一种潜在的第二课堂,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中,可以使学生在没有任何压力下不知不觉地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不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文化古迹 文化古迹是指含有一定文化历史意义古代的遗址。中国的文化古迹非常多,有明清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平遥古城、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敦煌莫高窟、大足石刻、秦始皇陵、苏州古曲园林、武当山古建筑群、拉萨布达拉宫、丽江古城、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黄龙风景名胜区、庐山风景名胜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龙门石窟、青城山—都江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明清皇家陵寝、云冈石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及村落等。世界文化古迹更多,有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印尼婆罗浮屠、柬埔寨吴哥窟等等。 文化古迹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它往往又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以一个无声的教育者的形象对人们起着作用。因此,学校的人文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不应仅仅局限在校园,而应把它延伸到社会,根据需要不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文化古迹,从一处处文化古迹中亲身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和价值,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广西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地区优势,组织学生参观靖江王陵、友谊关、归龙塔、孔子牌坊、湘山寺、民族文物苑等区内的文化古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全国甚至世界的文化古迹旅游。 四、重视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是活的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丰富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文化渊源、独特情趣和深广的群众基础。它们反映了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会。节俗、节日中的民间文化活动,以及附加其上的审美情感、趣味,其精神影响力是巨大的。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是民族认同的象征和载体,也是培养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的最好教材。费孝通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着力强调和呼吁“文化自觉”,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文化的非自觉状态深表忧虑。费老的这种自觉,并不是现在一般人所单纯理解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简单的文化回归,而是对本土文化进行合理的传承与重构,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即在顺利进行“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达成“生活方式”、“人际整合”和“社会治理”等层面的节日预期,以维护和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2005年6月,、文化部等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意见以国家立法形式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节日。作为承担文化传承主要任务的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节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自觉。可以在校园内办传统节日文化展,让学生了解传统节日的深刻文化内涵;同时还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如春节游艺、上巳雅集、清明追念、端午竞渡、中秋走月等等,让学生广泛参与进来,提升民族节日认同感与文化自觉;在传统节日里,还可以组织学生做义工,来唤醒社会的爱心。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学生(包括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如同水与鱼、树根与枝叶的关系,如果学生缺少传统文化的滋养,如同鱼儿没有水的濡润,枝叶没有树根的扶持。无水之鱼如何得以活下去,更别说遨游江河湖海了,而无根之树如何得以枝繁叶茂?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产生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学生自我情志调适能力低下,生活弄不好,不尊重生命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导致学生思想无根,限制了他们创新能力的发挥。现代高校教育,包括理工、财经等专业院校教育只有承担起文化传承功能,保证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基业不断裂且亘古常新,只有扎根于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实现不断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问题探析 【论文关键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体系 【论文摘要】财经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存在的问题体现在认识不到位、评估结果反馈不及时、不重视评估结果、评估指标不尽合理等方面。解决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问题的途径主要是强调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的重要性、及时反馈与运用评估结果、评估主体多元化、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等。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财经院校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大批青年教师走上讲台,他们已成为本科教学的主体。他们大多充满活力且具有较高的学历,但课堂教学经验稍显不足,教学效果参差不齐。加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工作,是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的有力措施,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保障。本文以某财经院校为例,对财经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方略进行分析。 一、财经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存在的问题 (一)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的认识不到位 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进行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项工作的开展,使青年教师能够及时发现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总结、改进;进而不断提高其教学质量及教学水平。但由于学生对此项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导致该项工作失去原有的意义。第一,学生评教意识不强。该财经院校采取学生网上评教的方式。虽然学校采取先评教后选课的措施确保了参评率,但部分学生却持有应付、不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评教。第二,参评中的部分学生带有某种偏见进行评教,并非客观公正地进行评教。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学生评教结果不具有可靠性,使得教师难以根据评估结果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教学能力。 (二)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结果的反馈不及时 该财经院校不仅实行了学生网上评教,而且还实施了教学督导制。但在实际的教学能力评估过程中,该院校并没有及时的将教学能力评估结果反馈给教师。教师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知道学生给自己的评教分数,但并不知道自己在教研室、系部、甚至全院的排名,不利于教)fi开展反思与总结工作。而且督导组的评教大多流于形式,多数督导组成员未能就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授课教师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因此,这样的教学能力评估未能达到评估目的,其评价结果未能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结果利用的无效性 该财经院校除规定在教学大奖赛中获奖的教师在职称评定时有一定的优先权外,并没有规定对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结果不好的教师有何惩罚措施。这样,青年教师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教学工作无所谓,只要不出教学事故即可,科研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职称的评定等工作仅拿科研成果来衡量。长此以往,青年教师开始重科研轻教学,不再潜心于教学工作。青年教师不认真备课,缺乏创新意识,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如此恶性循环,哪里还谈得上教学能力的提高。 (四)教师教学能力评估指标的设计不尽合理 该财经院校督导对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项目主要有:讲课有热情,精神饱满;讲课有感染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对问题的阐述深人浅出,有启发性;对问题的阐述简练准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对课程内容娴熟,运用自如;讲述内容充实,信息量大;教学内容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给予学生思考、创新的启迪;活跃课堂气氛;有效利用多媒体教学等。学生采取网上评教,其内容主要有:师德高尚、教学态度认真,责任心强;教学内容熟练、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教学方法得当、提高教学效果的措施得力;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注重素质能力培养。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指标本身过于抽象,其赋分层次不清,缺乏档次,容易使评估结果产生偏差。 二、完善财经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的方略 (一)提高师生对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目的的认识性 青年教师是财经院校教师队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教学能力提高与否直接关系到财经院校未来发展的大计。通过教学能力评估,可以使他们清楚自身的教学能力水平,认识到差距与不足,以便更好地反思与改进教学工作。同时也要使学生认识到,参与评教是他们的义务与责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学质量得以保障的先决条件。学生参与评教,有利于学生与教师间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尽快地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二)及时反馈与运用青年教师教学评佑结果 一方面,学生评教结果应及时反馈给教师本人及学生。教师作为被评价者不仅应有知情权,同时还应有申诉权。如果教师认为学生评教结果与自己的实际教学效果差距过大,可以就某些特殊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分析产生此结果的原因。另外,教师也应了解同行的分数及排名,有利于教师进行同行间的比较,认识到差距,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能力。学生作为评价者,也有权知晓评价结果,以利于提高他们的评判能力,同时也会调动学生参与评教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科学的处理评估结果。应将评估结果按分数的高低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等级在相应的岗位津贴、外派进修、职称评定等方面应有不同的待遇。这样才会使青年教师认真对待教学能力评估工作,教学评估的目的。 (三)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主体应多元化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为主观判断,其定性分析所占比重较大。因此,评估主体的选择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主体应由以下人员构成:学生、督导组成员、教研室成员、院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等。其中应将学生作为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的主体。学生对教师的职业素质及教学能力有着清楚的认识与判断,大多数学生能给予客观公正地评价。督导组成员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会不定期走人青年教师课堂,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都有所了解,经验较丰富,相比较而言,能更正确地评估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及水平。教研组成员之间都很熟悉,且相互了解各自的工作态度及职业素养。因此,互相评教也是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准确性的有力保障。另外,主管院领导及相关处室的负责人也应参与到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的工作当中。 (四)完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一个完整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评估体系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设计能力。(1)能恰当地确定教学目标。目标要明确、要全面、要适度、要具体。(2)能恰当地安排教学内容。能突出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能恰当处理课内外教学内容的关系;能正确选用教学参考资料。(3)能恰当地安排教学活动。能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4)能规范地编写教案。教案符合教学实际,切实可行;能正确表述教学目的和教学过程。 2.教学组织能力。(1)能在教学过程中吸引学生注意力。讲课符合学生心理特点和实际情况;能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2)能保持紧张有序的课堂教学节奏。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课堂行为规范;具有一定的教学应变能力。 3.语言表达能力。(1)能运用规范的教学语言。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教学;音量、声调、语速应与环境、内容协调;语言准确简明,合理运用态势语。(2)能规范、恰当地板书。板书要配合教学内容,做到精练恰当;板书要有计划性,要配合教学活动进行。 4.恰当运用教法能力。(1)能恰当地选用教学方法。教法要有利于达成教学目标;教法要有利于学科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2)能优化教学结构和教学过程。(3)能适当运用现代教育媒体。 5.激励学生学习能力。n)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以饱满的热情、丰富的感情感染学生;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2)能给学生以必要的鼓励。 6.教学评价能力。(1)能正确地分析评价教学行为。能根据教学理论评价自己的教学行为;能及时检查自己的教学得失,写教后体会;听同行的课能做出一定的评价;能将评价结果形成文字材料。(2)能有效地进行教学测试。能设计科学的阶段性测试试卷;能统计分析并利用测试结果改进教学。 7.教学研究能力。(1)能及时吸收前沿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其他教师的成功经验。(2)能进行教学科学研究。能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研究课题;能科学的制定教学研究计划;能独立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能撰写教学论文、调查及研究报告。 财经方面论文:对财经类高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摘要] 财经类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中比较特别的类型,其教育定位应该与高职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学习能力相适应。本文将财经类高职教育的特有内涵与高职学生的认知途径较好地结合,由此来探索适合财经类高职教育特点的教育模式。 [关键词] 财经类高职; 教育模式; 改革 1财经类高职教育教学现状 财经类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中比较特别的类型。它不同于工科类职业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不好把握职业教育和普通专业教育的界线。工科类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界线是比较好把握的,操作岗位和研究、设计岗位的界线本身比较清晰。财经类职业工作岗位基本上是三大类:行政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岗、教学岗和研究岗。这些岗位的工作性质是相同的。岗位内分类最多的是企业会计财务管理,有出纳、记账、核算、总账、科长、处长、总会计师等众多岗位,但它们基本上只是职责不同而不是技能不同,岗位的转换主要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基本不受学历的限制。研究生、大学生、专科生、中专生都可以做会计,当科长、处长,当财务总监。另一方面讲,说职业教育强调动手能力强,而大学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生不会记账也不行,没有强的动手能力也不成。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大学的会计专业教育也把动手能力强作为教学的重点,正在改变动手能力弱的被动局面。而这就给财经类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大家都在强调动手能力强,你的立足点到底在哪里?这是关系到财经类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和生存之路的大问题。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思考,我们感到在教育教学的教育一方不好给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进行严格的定位和区分,而在受教育的一方则大有文章可做。在受教育一方,本科生和高职生有较大的区别:本科生基本文化素质明显高于高职生,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力高于高职生,自律能力高于高职生,其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潜力也必然强于高职生。由此来看,对高职生的教育定位应该是:“避开弱势,开发优势,补充不足,技能为本”。“避开弱势”即避开从中小学就形成的难以改变的书本知识学习能力差、自律能力差的实际状况;“开发优势”即吸取应试教育的教训,离开书本搞教学,寻找此类学生的认知特点、认知规律,开发新的教育教学规律;“补充不足”即补充基本文化素质的不足,使学生的人文素质达到一般社会公民的基本要求;“技能为本”即把技能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而本科教育可能把技能教育作为基础之一。在对待“动手能力强”这一点上,本科和高职教育的区别可能就是部分和全部的区别。 人的认知途径基本有两个:一是通过实践和体验直接获得,二是通过学习书本知识间接获得。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就个人来讲,有些知识是间接获得为主,如自然科学、哲学,在相当的高度以后,才能以直接获得为主;有些知识必须以实践和体验为主获得,如生活经验、感情知识;有些知识是实践体验和书面知识学习相结合获得的,如各种工作的操作知识。这些知识的积累量不是很大,这些知识与其他知识的联系也不很强。这种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知识获得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先讲授后实践,先实践后讲授,边实践边讲授,大实践小讲授,小实践大讲授等。就实践来讲可以是认知印象式、动手操作式、研究改进式。就理论传授来讲可以是个别原理式、理论框架式、理论体系式等。这样一来实践和理论可以有很多种组合,在教学体系的设计上就会有多种模式。 选择哪种模式要作理性的判断和设计。决定因素是学生的特点和由学生状况及社会发展需求决定的培养目标。实现学生特点和目标定位的最佳组合,是最理想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说能够体现教育效果,有最好成绩的教育模式就是好模式。财经类职业教育是直接和间接获得知识并重、先后顺序并不十分重要的教育活动。教育模式的选择可以有多种组合。 另外,在职业教育中管理育人是很重要的教育职能和教育环节。把课堂教学和管理育人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基本区别之一,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亮点。管理育人体现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学生自组织管理、学校整个管理组织对学生的影响,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活动提升学校民主管理和管理实践。而这方面的文章还没有破题,基本是一片空白。 2财经类高职教育教学的改进 按照以上轮廓性职业教育模式,观察审视财经类职业教育的现状,可以看到有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 2.1教育模式方面 认知模式单一、僵化,不适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在高职教育阶段,仍然延续中小学教育模式,沿用学科教育体制,搞“满堂灌、添鸭式”教学,搞“概念、理论、意义、作用”教学。“满堂灌”是延续这些学生中小学的失败,没能避开他们学习书本知识能力欠缺的实际,进一步打击他们的自信心,效果必然好不了;高职“概念化”的理论教学又是简化了的学科教育,体系弄不透,内容支离破碎,特别是无法形成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学生不能用学过的知识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知识和生活两张皮,成为典型的学而无用。在学生考核方面仍然用试卷考试来作评判标准,能力和素质教育很难贯彻落实下去。 本文分析认为,这种教育模式的确定,除了对教育模式多样化的认识不足外,主要是对高职教育的能力素质培养目标研究得不够,没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所谓能力是素质的综合。就高职学生而言,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用专业的头脑理解和判断专业问题,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包括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总要求。这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养,专业理论的掌握和灵活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所讲的“理论够用的范畴”。这些东西内化到学生的思想中,成为他们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素质。素质是人的能力的基本层面。 技能是能力的一部分,它是对某种工作操作能力和技巧的综合,实际是能力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某方面能力的具体化。技能包括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而且两者要协调。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提出把财经高职类教育模式确立为“实训—理论—实践—实训”模式。第一个“实训”,是让同学们认知所学专业职业岗位的具体分类,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对今后工作岗位有感性的直观的认识。“理论”教学是在对工作岗位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工作内容进行对应的理论讲解,是对工作内容的理论化。“实践”是在模拟或实际工作岗位实习,对岗位有更直接的了解,对理论加深体会。第二个“实训”是在学校进行案例教学,提高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对理论的整体认识。这样就避开了学生的认知弱点,遵循了“认识—实践—认识”的一般规律。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会计专业的学生对理论的熟练程度远低于对做会计凭证的熟练程度,理论知识一问三不知的学生,做简单的分录基本还是会的。 2.2理论教育方面 理论教育改革严重滞后,而且有被忽略的现象。对要不要理论教育,要什么样的理论教育,如何进行理论教育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很不清晰。强调动手能力,忽视理论学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犯我们常犯的错误。淡化理论教育的结果是敷衍理论教育,不深入研究理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家普遍认为,大学生是学历较高,具有科学素养的专门人才。在大学生里虽然有本科生和专科生的区别,但在大的概念上一般是不加区别的。这里实际上就隐含了大学生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如果以60分为标准的话,大专生应该是60分以上,大学本科生是70分以上。那么我们对高职生理论教育的学术标准就是大学理论教育的60分。这个标准应该包括基本的理论概念、基本理论框架、基本理论原理。而且要满足培养学生能力的三方面要求:使学生具备进一步学习的能力、理解财税制度的能力、掌握学科规律的能力。具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学生掌握了基本理论应该有自学能力了,可以拓展新的知识,一生都可以延续下去。任何一项财税制度都是理论和实践的产物,理解它们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人的一生可能有若干次职业变动,掌握一门学科,应该对学科有规律性认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习一门新学科应该容易得多。这三点要求对高职生非常重要,因为对大多数高职生来说,高职教育是他们的终极学历教育。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人才德育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 摘要:财经人才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高等财经院校能否培养出合格的财经人才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与成败。目前,不少财经类大学生在市场激烈竞争形势推动下,注重了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但又出现了道德素质下滑的倾向。故需高度重视道德在财经专业人才培育中的作用,加强财经人才的德育教育刻不容缓。 关键词:财经人才;德育;素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对财经人才的需求一直都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即使是在大学生人数激增,面临就业困难的今天,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势相对很多专业来说依然比较好。然而,从全国各地人才市场和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中我们也不难得知,目前,不少大财经类学生在市场激烈竞争形势推动下,注重了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但又出现了道德素质下滑的倾向,给学校、用人单位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已引起高等财经院校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一、道德教育在财经人才培育中的作用 道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科学,其根本指针或着眼点总是指向社会整体的普遍价值和长远价值,高度关注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强调经济参与社会合作与实现个人自我完善的辩证统一。这种价值指针引领当下中国财经院校财经人才培育中各种矛盾的解决,从而为培育合格的财经人才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具体而言,道德教育在财经人才培育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道德行为失当的现象在各职业领域都时有发生。在财经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各种弄虚作假、损公肥私、敷衍塞责以及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等不道德现象,使整个行业的道德风尚受到严重的干扰和侵害。要抑制和转变不良风气,就需要加强财经人才的道德教育,让财经人才明确行业道德要求,规范职业行为,并形成职业良心和荣誉感。通过这样的道德教育,可以促使财经人才大大提高道德水平,从而减少甚至消除目前财经职业生活中那些消极现象,达到净化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 2.有利于提高财经人才的理论道德水平。道德具有激励功能,它通过自我评价,激发人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避免恶行,坚持不懈的追求善的行为。加强财经人才的道德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发挥道德的激励作用,让财经人才的道德认知从无到有,从有到全。通过道德的激励作用,可以鼓励财经人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激发他们创造的欲望和潜能,促使他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明辨方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实现人生理想和目标,自觉地在本职岗位上忠于职守、无私奉献。 3.有利于树立财经职业道德信念。实际生活中,不少财经人才在从事相关财经职业时往往处于矛盾、困惑和茫然的心理状态。财经人才一般知道应依法办事,要遵守职业道德,但在当前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同时接受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机制的作用,要适应原有和变化了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法定职责,财经人才往往深感困惑、茫然、不知所措。加强道德教育,可以帮助财经人才重塑道德信仰,建立道德信心,弘扬真善美,抵制和批判假恶丑,净化道德环境,催生新的道德准则,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如何培育财经人才的德育素养 作为人才,首要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好的人品。人品不好的,就是再有本事,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财经人才,作为众多人才的一种,因为与经济活动联系紧密,故更需要强调品德的重要性,品德必须是第一位的。高等教育如果只重视专业能力的学习和教育,轻视或忽略德育素养修养,必然会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秩序。大量的实践证明,现代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经人才德育素质不高分不开。这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铲除这个“毒瘤”,必须大力加强财经人才的德育教育。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指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指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基本内容而构成的价值体系。它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维系全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也是引领当代财经类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指针。它为当代大学生加强自身修养、锤炼优良品德,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发展动力,明确了基本途径。加强财经人才的德育教育,必须坚持这个根本指针。 2.强化师德意识。师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行为和道德意志,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必备品质。教师师德意识强,可以在教学活动中激发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引领学生优良品德的形成。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一些财经类大学生不喜欢德育课,疏于品行的修养学习,与一些老师的师德意识不强有很大的关联。一些专业老师在课余甚至在课堂上鼓吹学生只上专业课,不要听或者少听德育课,完全忘了教师除了教书,还要“育人”本职。强化师德意识,一方面,需要教师发挥主体性、能动性,自觉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真正做到“为人师表,行为示范”;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大监管力度,建立集学校、学生、家长和社会于一体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教师考核考评机制,督促教师洁身律己,充分发挥道德楷模作用。 3.坚持以诚信教育重点。诚信,即诚实守信,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社会,什么阶层的人,遵守诚信的人都是社会所称赞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古人云:“言而有信,君子也。”“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倡导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子曰:“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承诺、守信义的道德传统,留下了不少“千金一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类的美谈佳话。近年来,一部分财经大学生诚信观念淡漠,诚信行为缺失,其境况令人担忧,已成为大学校园中不和谐的杂音。如大学生考试作弊,骗取成绩;不守承诺,拖欠贷款等。诚信缺失问题虽然出现在少部分学生中,但负面影响较大。学生在学期间失信行为一旦得逞,易形成投机取巧、徇私舞弊思想,产生冒险和侥幸心理,养成漠视规则陋习,为将来可能的经济犯罪埋下祸根,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潜在威胁。因此,增强大学生道德素质,加强诚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4.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是智慧之源、生存之本。财经大学生德育素质的提高,既需要教师课堂教育的正面引导,更需要社会实践的洗礼磨炼。教师组织开展诸如财经辩论、谈论、演讲等课堂实践方式的教育活动,让大学生在充分辩论、讨论的过程中认识真理。通过这些方式,固然可以帮助学生们在辨析的过程中提高独立选择、明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还要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投身到广阔的社会实践之中去。“好的教育不是把真理教给对方,而是带领对方去寻找真理”。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调查考察、参观访问、无偿献血、义务劳动、“三下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祖国的道德责任,提高学生热爱社会主义道德觉悟,强化学生遵纪守法的道德意识。总之,学校应尽可能为学生创设实践条件,增加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磨炼的机会,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道德能力。 5.加强社会公德教育。所谓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所形成的和应当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之所以称为社会公德,是因为它是全体公民都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保证每个公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加强大学生公德教育,旨在引导大学生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信、互助互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维护社会公益、遵守环境道德、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这些也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从总体上看,目前虽然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整体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现实生活中仍有一部分大学生社会公德失范。据某财经院校对近十年300余名毕业生的不完全统计,出现了数起严重盗窃,携带巨款潜逃的刑事案件,其中多是原在校学生骨干和党员。他们信仰淡化,理想空虚,缺少社会责任感;或者贪图享受,好逸恶劳,极度缺乏敬业精神,造成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犯罪。因此,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和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学生的公共道德教育,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 总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培养合格的优质的财经人才,已经成为关系到能否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促进国家和谐和发展的大事。今天高等财经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更要有团队精神,能承受压力、克服困难坚持不懈的创业精神。这样,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财经方面论文:艾宾浩斯教学在高职财经法规课程中的研究与实践 摘 要:掌握艾宾浩斯记忆方法,对学习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知识非常重要,在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的教学中,让学生懂得科学地记忆知识能明显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将其掌握和应用于学习中,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等。 关键词:艾宾浩斯;财经法规课;实践教学; 1、引言 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是德国的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他在1885年对遗忘现象做了系统的研究,他用无意义的音节作为记忆的材料,把实验数据绘制成一条曲线,称为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这条曲线一般称为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也称艾宾浩斯保持曲线,它的纵坐标代表保持量。曲线表明了遗忘发展的一条规律:遗忘进程是不均衡的,在识记的最初遗忘很快,以后逐渐缓慢,到了相当的时间,几乎就不再遗忘了,也就是遗忘的发展是“先快后慢”。 美国1999年世界记忆学大会上公布了一个成果,是“关于艾宾浩斯记忆曲线的定量性研究”这个这个研究终于找到抛物线的最高点了,科学家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找到了这个最佳复习时间间隔t和最佳的复习频率。开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记忆核系统(memory nucleon system),它是一种用来带动学习的高度智能化专家系统。从此以后开创了人类记忆的新篇章。 科学家们评价说如果说内燃机的发明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记忆核系统将把人类从学习过程中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场人类脑力的革命,将让大脑突破其生理极限运转,大大超越人类现有的学习速度,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传统学习方式。 艾宾浩斯记忆法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我国艾宾浩斯记忆法仅用于记英文单词的研究,在其他课程中的应用还很少。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只不过是记忆”。意思说,知识能否掌握,最终靠记忆,如果没有好的记忆,学了就忘,最后也不能获得知识。希腊剧作家班斯鸠鲁说,“记忆是智慧之母”,意思是说,人有了好的记忆力,就能学量的知识,知识在大脑聚集多了,大脑就会加工、整合,最后创造出智慧,这些智慧的源头是记忆。 2、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学习中需要对许多法律概念、法律规定、等进行记忆,许多同学感觉有困难,每年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中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通过率只有20%,为了帮助同学们更有效的记忆,加速知识积累,提高学习效率和考证通过率,我们将艾宾浩斯记忆法运用于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教学中,艾宾浩斯记忆法遗忘率随时间的流逝而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识记的短时间里,遗忘最快,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对所学知识和记忆效果及时进行复习和自测是艾宾浩斯记忆法的主要方式。 艾宾浩斯记忆法的益处是艾宾浩斯记忆法对于任何学习材料的记忆都是行之有效的,是人们根据心理学研究成果和经验总结,归纳出的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与技巧,可以极大地提高记忆效率,收到事半功倍的记忆效果,要想巩固所学知识,必须及时复习。欲知记忆效果,应该经常进行自我测验,自测也是一种很好复习的复习,都是对艾宾浩斯记忆法的具体应用。 3、“艾宾浩斯记忆法”理论在财经法规课程的应用 掌握艾宾浩斯记忆方法,对学习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知识非常重要,只有将法律知识记牢,才能运用所记的知识进行判断、分析,并解决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教学中,结合本学科的内容及特点,将几种常见的艾宾浩斯记忆方法灵活地渗透在教学中,让学生懂得科学地记忆知识能明显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艾宾浩斯记忆方法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作为教师更应将它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将其掌握和应用于学习中,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等。 通过对艾宾浩斯记忆方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特点的研究,在目前行之有效的会计教学方式方法的基础上,针对目前高职会计考证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来改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施用的教学手段,因而达到帮助学生解决经常发生的遗忘现象的目的,这也是教师在传授法规知识点的同时所存在的难处,最终得出一套艾宾浩斯记忆方法在高职会计考证课程中的应用理论体系,将艾宾浩斯记忆方法融入到平时授课的教学手段中去,一靠巧妙灌输,二靠耐心巩固,给学生营造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故会大大提高他们对知识点的清晰度和记忆的牢固度,运用艾宾浩斯记忆方法对所学习的课程及时复习和经常自测,可以培养学生的随机应变能力,在考试中,考题往往变换了角度,与原来学习时的大不一样,如果经常运用自我测验法,对所学知识从多方面理解消化,必然会胸有成竹,临阵不慌,大大提高考试成绩,从而提高会计从业资格的考证通过率。 4、小结 在目前行之有效的会计教学方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很科学的记忆方法,突出其自主性、探索性、研究性、有效性等特点。建立这个教学方法包括完成相适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编制。并在高职会计专业考证课程实践运用指导实际教学工作,将理论和实践教学融合在艾宾浩斯记忆法教学模式中,摆脱传统死记硬背教学理论的弊端。 财经方面论文:中等财经学校 财务会计 课程教学实践探究 一、当前中等财经学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观念滞后。对在等财经学校的会计专业学生来说,动手能力强是他们与财经类高校学生竞争的主要优势,也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立身之本。然而,理论教学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仍影响着职业中专教育,这无论在课程设置、教学课时安排,还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都表现的很明显。尽管职业中专学校会计教师已认识到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并且已经加大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但学生的素质逐年下降,,致使目前的会计实践教学存在较大的难度。 2、教学环节重理论轻实践。会计是一个发展变化快的学科,会计制度不断修改和添加,使得某些教师的实践经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有些教师常年从事会计的理论教学工作,实践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还有些教师缺少从业经验,刚出校门就走上了讲台。由于他们缺乏操作真实经济活动的经历,使得教师在实践课的教学上缺少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能力。而教辅书的枯燥,缺少实例的辅证,也使教师难以从中获得足够的资料。 3、师资水平跟不上。从目前财会学校的会计专业教师队伍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缺乏有实践经验的年轻教师的现象,而大多数中等财经学校也没有把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纳入教学管理计划或形成制度,在时间上、组织上和经费上都没有相应的安排和保证,不可避免地出现教师脱离实践的现象,无法很好地保证中等财经学校《财务会计》课程的实践教学质量。 二、构建财会学校《财务会计》完善的教学体系? 1、更新观念,优化课程设置,调整课程设计,突出实践能力。一方面,学校领导要转变观念,重视和支持实践性教学改革。坚持基本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尽量增加实践性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占有比重(理论4:实践6),更新实践内容,重组实践课程,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践比重,实践单独设课,增开实践选修课程。同时加大实践经费和实践教学设备投入,进一步完善校内外实践基地,保证学生有较多的实践机会。另一方面,要培养出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财务会计人才,其核心工程就是要设计出适合中专学生实际情况的《财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降低理论难度,增强学生理解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2、建立会计资料库和会计模拟实验室,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学 (1)建立《财务会计》资料库并完善会计模拟实验室,定期进行财务会计实践,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教师通过定期的实践活动收集教学资料;第二、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参考有关资料自己设计教学资料;第三、直接从相关企业取得资料,并且结合理论动手操作,使学生通过模拟一系列真实的会计工作,深刻理解并掌握课堂所学知识,对会计工作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避免了教学与实际工作的脱节,更有利于挖掘学生的个人智能和业务工作潜力,为其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2)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的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将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领域中的各种方法。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授课,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从而使课堂学习气氛活跃,发挥了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同时使课堂教学的知识输出量增加,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用会计教学软件将编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的过程演示出来,与教师的讲授相配合,使学生全面掌握会计核算程序。? 3、培养高水平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为更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实施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过程,学校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实践指导教师的理论进修和对专业理论课教师的实践操作技能培训力度,使教师首先掌握财务管理软件的操作及应用,并鼓励教师参加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实现向“双师型”教师的转变,从而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同时,学校应积极招聘有经验的高校会计专业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增强会计专业教师的实力。 4、重视校外实习。课堂实践还只是演练,校外实习才是真正的实战。在学习了《财务会计》课程之后,带领学生们到工作岗位上实习很必要。实习单位可以是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或酒店、宾馆等服务性行业。时间一般安排在学期期末及学生毕业实习期间,此时学生已学完全部财务会计课程,对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核算办法已有了全面的认识,并具备了一定的实践能力。而学期末企业也将进入期末汇总阶段,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凭证汇总、试算平衡、编制报表等。学生们参与进来,可以帮助他们从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增加学生们的实战机会,学生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否扎实,实践水平是否达到了实际工作的要求。? 5、加强实践性教学考评,完善评价体系。一般来说可以从实践纪律、实践技能、实习报告、撰写论文等几个方面来综合评价实践成绩,其中以实践技能为核心,制定一套具有针对性和约束力、并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灵活考核办法:(1)改革常规卷面考试内容,增加会计模拟实习课的份量,加大实账处理的考核力度。(2)探讨建立题库、抽题考核的新办法,实行教考分离,让学生充分全面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避免偏科和抓重点、押题的现象,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3)建立等级化的评价体系,采取层层量化的模式,借鉴高校的学分管理制度,让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自主地选择一些选修课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4)尝试运用计算机进行评价考核,减轻人员评价的工作量。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院校法学专业模拟法庭教学的应用 摘要:法学科学及法学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模拟法庭教学是实践性法学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从模拟法庭教学对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入手,指出了现行模拟法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强化模拟法庭教学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财经院校;法学专业;模拟法庭;机制 一、模拟法庭教学对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财经类院校的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财经法律人才,即培养德智体美技全面发展的、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专业技能、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能够运用法理和法律分析与解决经济法律实务中的问题的高级财经法律专门人才。从思想素质来看,具有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维护正义、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从法律知识结构来看,侧重掌握民商法、经济法等与经济有关的法律及法学理论与技能;从综合人文知识结构来看,较多的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从人才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来看,是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思维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二)模拟法庭教学对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第一,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我国传统的法律教学模式是听教师在课题上讲授书本知识为主。在这种模式中。教师直接向学生灌输某一法律领域的原则、原理和具体规则等,学生只担负“听”和“记”的任务。这种教学模式,因教学手段落后,往往很难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而模拟法庭则会给学生提供一个模拟的场所、一个“真实”的案件,使每一个参与者“身临其境”的置身于法官、律师、原告、被告等身份中,将平时学到的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使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大大缩短教学和实践地距离。 第二,让学生熟练地掌握诉讼程序与技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主要讲授法学理论知识。但理论知识需要通过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缜密分析与辩论之后才能掌握和灵活运用。同样的事实材料,法官、双方当事人及律师对其会有不同的解释。学生作为一方的律师,从当事人处接过案件的事实材料之后,首先要对之进行筛选,找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或答辩意见的材料,把程序法与证据法和实体法相结合,通过归纳和分析,形成向法院陈述的事实和法律意见。诉讼程序应是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在我国却普遍存在。模拟法庭教学显然可以使学生更直接地体会新的庭审制度给当事人所设置的权利和义务,具有较强的综合实际工作能力。 第三,更好地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因材施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的潜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使不同资质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由于学生的生活环境、经验积累、知识能力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接受与理解教学内容必然存在着差异。传统的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全体学生是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很难实现因材施教的原则。而模拟法庭教学,注重设置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制造学生内心的认知冲突等。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对教学内容进行组织,使不同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因此模拟法庭的训练能够为参与者提供一种综合的素质训练。 二、国外模拟法庭教学借鉴 模拟法庭教学方法,重在培养学生实务能力,在国外法学院被普遍使用,现简述下:早在14世纪的英国,律师学院的学生在夏季和冬季法庭休庭期间,除听讲诵师讲课外,主要的学习方式是参与模拟法庭,研讨审判主管委员和讲诵师为他们编制的案例。当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综合性大学进行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教育,为期三年。第二阶段主要是在法学院进行的实务教育,为期32周。 美国的法学院的教学方法比较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如今,美国法学院的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着“模拟法庭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评判性思维”,使他们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成为优秀的律师。 德国学生在经过至少为期3年的法学教育之后,要参加第一次国家统一考试。教师注重模拟法庭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通过后要参加为期二年的职业研修的预备期,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司法与行政的实际任务和工作方法,深化与补充原有知识,培养独立工作、独立判断和责任意识”。然后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通过后才可以获得“候补文职官员”的资格,申请法官、检察官、高级公务员或律师。可见,德国法律教育周期长、考试严格,并且非常重视法律实践。 三、财经院校法学专业模拟法庭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所选案例典型性不够 由于选取财经类法律案例典型性不够、不精,情节平淡无奇,事实清楚,毫无法律争议地案例,很难调动学生作为参与者地兴趣,更难以留下自由发挥地空间。导致模拟法庭操作先天不足,参加者仅针对所争议的问题发表辩论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可进行的内容,整个活动显得单调乏味。 (二)教学目的单一 模拟法庭教学由诉讼法专业教师自行组织,受教学目的、授课时间、人员设备等限制,教师只关注审判程序“走”得如何,诉讼理论掌握得如何,而并不注重学生如何组织,怎样适用实体法,如何全面总结,因而整个活动虽然能达到熟悉掌握诉讼程序的目的,但对学生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而学生也因此孤立地看待模拟法庭教学,重程序轻实体、重专业轻素质培养的思想普遍存在。 (三)过分注重庭审程序 教学环节缺乏完整性,只注重庭审环节而不注重庭前准备和庭后总结环节。教师对模拟法庭的庭前准备不加以指导或指导很少,对庭后的总结形式单一,范围狭窄,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开庭审理这一环节上。而在司法实务中,法庭审理阶段仅仅是案件审理的一个环节,大量的庭前准备工作、具体的庭审技巧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庭后的总结对于提高审判的质量也非常重要。因此,借鉴司法实际,模拟法庭教学也应注重庭前准备和庭后总结,用多种形式完成教学环节,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 (四)导致教师的指导不到位 在模拟法庭的实际运行中,法学专业教师主导地位体现不够,教师的指导不到位。具体表现在:一是有的教师平时工作太忙,对模拟法庭的工作完全放开不管,到开庭时匆匆去讲几句空话、套话;二是有的教师本身法律实践很少,平时上课纸上谈兵的多,指导起模拟法庭来很吃力;三是有的教师只对自己所教课程了解比较深入,综合素质不高或者对其他相关的课程则了解不多,无法适应模拟法庭综合性的特点。 四、财经院校法学专业模拟法庭教学的措施 (一)精选典型的财经类法律案例 这是成功开展模拟法庭的前提和关键,选取到典型的财经类法律案例就等于为模拟法庭教学奠定了良好地基础。典型案例是指案情比较复杂,通过举办模拟法庭,能够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分析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使学生理解、掌握法学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的实际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案例。教师应从有关报刊讨论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登载的案例等方面进行收集、筛选和积累。在此基础上,根据教学需要适当增删知识点,设置争点,这是模拟法庭开展的前提条件。 (二)合理分派角色,讨论案例 作为案例主要提供者的教师,一般只需要提供案例情况、双方证据即可,而不应将所有案卷材料,尤其是法律文书资料交给学生,以避免模仿照抄、重复案例情况的出现。学生拿到材料后,可在教师指导下共同研究有关案情的基本情况,了解全部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至于如何分析案情、把握事实、适用法律、应主要在分组后,由各组学生自行把握。根据案情可以将学生分为审判组、控诉组(原告组)、被告和辩护组(被告组)、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可以单独分组,也可以插入分组。在角色分派时,要特别注意审判长角色的选任,因为这是法庭开庭程序的主持者,对整个模拟法庭的正常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要选择专业知识扎实、心理素质稳定、有较强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学生担任。 (三)精心准备诉讼文书 在正式开庭之前,把预先编印好的《法庭审判程序》(模拟法庭操作规程)、《如何组织法庭调查》、《证据的使用问题》等有关材料分发给学生(人手一份)。学生应被要求精心准备好相应的诉讼文书,如起诉书、公诉词、证据目录和说明、辩护词、词等,有些文书应按法定程序(如起诉书、辩护状等)传递给对方。一般应要求学生准备多种方案,开庭后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发挥。判决书本应在开庭评议后作出,但考虑到审判组是与其他组保持紧凑性和完整性,可由审判组预先写好草稿。 (四)充分准备,正式开庭 开庭前可公告,把模拟法庭的开庭时间、地点、案由以公告的方式在校园内公布,欢迎学院领导及广大师生参加旁听并予以指导。后勤保障工作要求深入细致,一切应及早准备,反复检查,如服装、道具等要提前准备好。从开庭公告、进行开庭准备到作出判决均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开庭过程中,尤其要注重程序的合法性,实体公正的基石是程序公正,这是一基本信念。 (五)及时点评,全面总结 点评是模拟法庭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庭审结束后,要到本次庭审活动进行点评,采取以下方式:一是由模拟法庭各组派代表与其他同学就庭审中的问题发表看法,并开展交流;二是指导教师作全面的小结,教师作为整个模拟法庭的指挥者和这种教学活动的实施者,要从肯定教学成果,解决教学难点;三是也可以创造条件,邀请法官来旁听,之后,对庭审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对学生的庭审表现发表看法,提出建议,相比而言,法官点评更具有说服力。在点评时,要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从法律知识的理解运用、庭审材料、文字和语言等方面进行评价。 (六)配备高水平的指导教师 应当为模拟法庭的开设配备专门的教师,使他们有专门的时间用于模拟法庭教学的指导工作。从事模拟法庭教学指导的教师必须有较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较高的实践操作能力,并要求该能力随着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同步发展提高,可以采取的方法,除教师从事兼职律师职业外,可与有关司法机关达成协议,让教师能有机会到这些部门去工作一段时间,获得最直接、较充分的实践经验,以利于提高其指导水平。 财经方面论文:浅析中职学校财经专业教学媒体种类和特点 论文关键词:传统教学媒体 多媒体 现代教学媒体 媒体特点 媒体选择 论文摘要:以教学媒体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将教学媒体分为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两大类,并分别讨论了传统教学媒体与现代教学煤体的特点。多媒体具备妙趣横生,激发兴趣,形象生动,帮助理解等优点,但同时也有容量与节奏难于把握;容易分散学生注意力;不利于及时处理学生的反馈信息;时硬件和教师计算机水平要求较高等缺点。所以教师在选用教学媒体的时候应充介考虑课程特点,教学对象等,将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二者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媒体包括在教学过程中为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事物信息所使用的存储与传递事物信息的所有媒体。财经专业教学中通常使用的教学媒体,按其发展层次可分为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传统教学媒体是由教师的语言、神态和动作,以及黑板、粉笔、挂图、模型、教科书等组成;现代教学媒体是指幻灯、投影、广播、录音、录像、计算机、网络等,以及多种媒体的组合系统—多媒体系统。无论是传统教学媒体还是现代教学媒体,在教学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教学媒体影响着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情绪。 1传统教学媒体的特点 传统教学媒体的优点在于: 1.1方便灵活。学生使用这类媒体学习时,可自定学习步调,自由选择,并可在材料上做出标记、注释以便日后查阅。同时课程材料可按不同的方式进行设计,便于学生自学。现在许多教科书都在每页的边缘留出较大的空白,供学生记录学习要点和心得,就体现了传统教学媒体的这一特点。 1.2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传统教学媒体以语言的形式显示教学信息,有利于提高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1.3在信息传递的同时,师生间有感情交流,有利于情感因素的运用。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老师对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对信息传递的容量和强度具有比较强的调控作用,从而使信息传递能够稳定的进行。学生注意力也比较容易集中。 传统教学媒体的缺点在于: a.信息传递量较小。借助于黑板和教科书给学生提供的信息量非常有限,教师的板书,擦黑板等都会占用课堂时间,造成知识容量缩小。 b.直观性和形象性比较差。 c.新颖性和趣味性比较差。 这些都不利于非智力因素的发挥。特别是对比较抽象的信息,传递效率更低,表现力更差,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率。 2现代教学媒体的特点 使用现代教学媒体可以扩大课堂信息容量,增强知识的直观性和多样性,尤其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多媒体技术更加具备以下优点: 2.1妙趣横生,激发兴趣。利用多媒体能够将抽象的财经概念转化为形象生动的画面,降低了财经知识的认知难度。如在进行会计基本平衡公式的教学中,可用autherwaer软件制作交互按钮,当学生用鼠标点击画面中的天平时,会出现两个金额相同的硅码,让学生动手将两个祛码放在天平上,放人后,天平保持平衡。通过这种简单的操作,使学生形象的理解恒等式的意义,直观明了,学生的学习效果非常好。 2.2形象生动,帮助理解。比如财经专业教学中的操作流程问题,一直是一个枯燥琐碎的知识点。可利用flash软件将整个业务流程制作成动画,演示给学生看,使得原本讲述起来显得杂乱无章的知识,生动的展示在学生面前,就如同他们亲身感受一样,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但是多媒体应用于教学也并非是完美无缺,它的缺点在于: a.容量与节奏的问题。运用多媒体教学省去了写黑板和擦黑板的时间,这样教学内容可以增加很多。但是容量太大使学生很难消化,教学效益反而下降了,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用多媒体展示板书,切换的时间很短,节奏很快,使学生来不及思考和消化,也使教师难于把握教学进度。用电脑显示屏幕替代黑板,只有屏幕,没有板书,或者是只有几个序号和内容提纲,看似知识量很大,实则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学生满足于获得老师的课件,而放弃了做课堂笔记,不利于突出教学重点和复习。 b.多媒体形式生动,使一些自制能力较差的学生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学内容上,尤其使用flash加人动画效果的课件更是如此。 c.一多媒体教学不利于及时处理学生的反馈信息,所以对信息传递没有调控作用,信息传递缺乏稳定性,并且由于缺乏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使它的优点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d.使用多媒体教学对硬件设施和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由于计算机辅助教学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而许多中小学都存在着资金不足,无法满足教学需求的状况,目前很多学校,还不得不大量使用着传统教学媒体中的黑板,教课书,实物模型等。另外运用多媒体教学还要求教师不仅要懂得相关理论知识,还要懂得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知识,而且要具备熟练操作、合理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的能力。已经具备现代教学媒体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教师,如掌握教学设计和电脑、网络使用技能等的教师,其课件有一部分能够自己完成,可是还存在相当一部分的人需要别人的指导,或者是直接利用网络上的资源。在制作课件的软件选择上比较单一,大部分是选择用powespoint演示稿.只有少部分教师能够使用auther-ware和flash制作课件。这就往往使课件不能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3教学媒体的选择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在学校的教育中,所有教学计划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为达到教学目标而采用的教学媒体”。所以,优化教学媒体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校采用了现代教学媒体,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完善,已经使其成为财经专业教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教学媒体。现在一个普遍的误区是认为:只有现代教学媒体,尤其是多媒体系统是教学媒体,而黑板,粉笔等传统教学媒体好像已不再是教学媒体了,或是认为传统教学媒体已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应该被淘汰。但事实是,教学媒体只是达成教学目标的一种手段,必须为教学目标服务。教学媒体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教学媒体的选用有优劣之分,其优劣应看它是否适合教学内容、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如何,而不是只孤立地看选用了哪种教学媒体。没有一种媒体适合于所有的教学目标,也没有一种媒体适合于所有学生的学习类型和特点。在选择教学媒体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特点,教学对象,将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二者有效的结合起来,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税法教学中,有关报税流程的内容可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一些动画,帮助学生理解,而在进行公式推导、计算讲解时,粉笔、黑板和语言则更易使学生注意力集中、带动学生的思维,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院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与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 论文关键词: 复合型人才 实践教学 培养目标 改革 论文摘要: 大学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本文对应用性大学培养人才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强化实践教学、培育复合型人才的观点。 随着internet技术的迅速发展,国民经济信息化已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与支柱产业。大力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关键在人才。所以,培养和争夺一流人才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校、机关、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各大公司等重要的战略任务。 大学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其中人才培养是最基本、首要的。社会的发展对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这种社会需求对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信息管理、电子商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这种挑战尤其明显。因为我们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实际结果,都无法适应社会现状与发展的需求。怎样向社会输送合格、复合型的人才是高校的首要任务。传统教育模式是培养不出复合型人才的。所以,只有强化实践教学,才能培育出复合型人才。 一、贴近社会需求,确定培养目标 按社会需求,财经院校学科应整合原有教学课程体系,主要是解决原有课程中理论脱离实际、条块分割的问题,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技能的能力。对于财经院校的学生而言,只具备财经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必须有相当的管理学科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财经院校为满足市场对该方面的人才需求,制定了“培养第一线的信息管理与计算机、电子商务与网络方面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的目标。改革方式是: 1.基础学习阶段。 基础学习阶段,学生除学习公共课之外,主要学习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统计学基础、经济学、经济预测与决策、项目管理、数据库、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等。为后续专业课打基础,强化公共课对于专业理论课和技能的直接支持,将公共课同相关专业课程具体内容进行适度整合,使学生在公共课的学习过程中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能够学而知其用,消除公共课与专业课的脱节,促进各类课程的融合与渗透,使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打下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2.实践能力培养。 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巩固、运用、深化理论知识,并为上一阶段的理论学习提供多种实践。加强学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增加实验报告章节。如《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管理》、《项目管理》、《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等课程必须是1∶1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环节,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必须写出实验报告、项目报告和系统设计方案。 实践能力的培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校内实验室内进行模拟实践培训,另一方面,积极与企业联系,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通过开展产学合作,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3.综合素质培养。 人才作为一种资源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必然造成就业的多元化,过去那种专业对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计划分配制度一去不复还了。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毕业生的适应性和竞争力都要强。要达到这个目的,综合培养是关键。实验报告、项目报告是训练学生从事商务运作、工程科技的基本能力,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延伸,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则是综合培养的重要环节。应面向社会,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在优化培养方案的指导下,培养的学生向复合型方向发展,应是“应用型”人才。 二、强化品牌意识,促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1.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 社会的发展要求大学生不仅要具备专业技术知识,还应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同时学习的内容应尽量和当前的经济建设需要紧密结合。这就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在讲授《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电子商务安全与保密管理》、《信息管理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管理》、《电子商务案例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结构》等课时,着重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以讲授《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为例,我把《人事档案管理》、《学籍管理》等题目以小组为单位发给学生,让学生随着课程的进行逐步完成,这门课结束时,学生也基本完成题目。这样学生既巩固了理论知识,又锻炼了动手能力。 2.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培养未来创造型人才和培养多学历、高层次、大批量人才的桥梁。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和动手实验的同时逐步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和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在《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课程的授课中,采用启发式教学法、讲座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及分层次教学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学:计算机网络、课件制作等,使学生充分掌握相关问题的求解思路与方法,能写出《商品管理信息系统》、《学籍管理》等需求报告,会对不同品牌的adsl进行调试与安装,并写出adsl安装的实验报告等。对学生大二、大三、大四上五个学期实验报告、需求报告等的写作和项目报告内容阐述的训练,可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毕业论文的答辩奠定基础,同时,学生毕业后也能适应各行各业的岗位需求。 3.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验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实验内容的确定,要注重加强学生的思路和方法,允许实验过程的多样性,并尽量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网络实验中,教师可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组成网络实验小组,选理解和动手能力较强的学生任组长。组长带组员(同学)根据教师在课堂上提出实验的任务(①网络环境组建;②windows 2000 server 服务器的安装;③windows 2000 server 服务器配置;④smtp 邮件服务器、ftp 文件服务器、web服务器、telnet 远程管理配置等等)和思考的问题进行实验,在实验中遇到问题,组员与组员之间,组与组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同时,教师也要帮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资料查询,直到问题解决。实验完毕后,以小组为单位写出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实验任务、实验设备、实验步骤、难点解决方法”。教师组织学生对每组的实验报告进行评析。学生通过对实验记录的整理,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归纳,可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判断事物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总结并归纳方法能力。 4.开展产学合作,创“应用型”品牌。 可采用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具备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学生的创造性,使他们成为复合型人才。开展产学合作,如在讲授《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管理》等课时,我与电视台、图书馆、电脑公司联系,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为其解决实际问题:编制《贵州电视台职称管理系统》、《电脑商品信息系统》、《贵州省图书馆督导系统》,给电脑公司的客户安装adsl。我还带学生到贵阳南明乾坤泰丰汽车修厂、乌当野鸭中学、贵州电视台、贵州省图书馆观摩和参与网络的组建与调试。 5.考试方式改革。 改革传统的期末笔试考试方式,把考试分为理论与实践两部分。理论考试采用期末笔试形式,理论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综合题的分析,教师判分。实践考核学生课题实验完成情况,学生写出实验报告,用ppt进行答辩,由学生代表、学习委员、班长、教师五人小组判分。综合分:理论考试占50%,实践考试占30%,平时作业、考勤占20%。 三、结语 经过多年的实践教学,我们深深体会,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一个长远的战略任务。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入探讨教学改革,加强与兄弟院校的联系和交流,共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财经院校教育的新路子,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复活型人才。 财经方面论文:高校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摘要:实践教学是高校财经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问题。这已经影响到我国高等财经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关键词:高校;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校财经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问题,这已经影响到我国高等财经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一、加强高校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加强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财经人才培养提出的客观要求,是面向21世纪、面向国际发展的需要,是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一)加强实践教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人才培养提出的客观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政府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高等院校在财经教育方面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就意味着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基本功,更要具有远见卓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具体体现在高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就是要对学生进行以专业基础知识教育为基础的综合素质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加强实践教学是面向21世纪、面向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 21世纪,知识创新及其创造性应用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成为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的基础。而知识创新的主体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特别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财经创新人才。作为培养财经创新人才重要基地的高等院校应当充分认识到加强实践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参与国际竞争、加入全球化的洪流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都认可的共识。然而,在初步参与了国际交往和实际竞争之后,人们发现我国高校以往建立起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标准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做到“与国际接轨”,财经类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上差距就更大,而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方面。因此,为满足面向21世纪、面对参与国际经济的需要,高校财经类专业必须加强实践教学,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三)加强实践教学是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财经类专业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培养的本科学生,除少数进八硕士研究生行列外,大部分将进入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从事经济方面的种种工作。也就是说,高校财经类专业所培养的本科生主要是应用型人才,而非理论研究型人才,这就要求高校财经类专业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备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和素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实践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高校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高校扩招以后,我国高等财经类专业发展迅速。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各种问题也日渐显现,其中实践教学环节的薄弱尤其突出。 (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高校教学应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理论教学体现了学术性,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在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表现为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课堂轻课外、重定性轻定量等倾向。实践教学在财经类专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从而导致学生动手能力不强,创新素质不高,财经类专业的毕业生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二)内容陈旧,方法落后 由于教学改革的滞后,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内容陈旧落后,某些已经过时的内容仍然出现在教材中。没有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目前,财经类专业课程实践主要集中在平时作业,有的课程是模拟练习,有的课程是小结、小论文的形式。实践课程仅有几个传统的模拟实验和毕业论文设计,一个专业最多有两门实践课程,有的根本就没有实践课。全部是理论课。而大部分课程特别是理论课往往是由教师讲述。增加几个案例就是所谓的实践教学,平时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课程实践,课程结束多数以试卷考试成绩来评定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及掌握情况。在教学形式方面,仍旧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实践课教学中,某些专业实践环节一般就是让学生到相关部门、学校、公司、企业去参观一下,由于实践方案、教学目标不明确,加之管理比较松散,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不大。毕业实习是对大学四年所学知识的一次检验,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面对就业的压力,一些高校减少了毕业实习时间,甚至取消毕业实习,对毕业论文的质量放松了要求,多数学生都能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三)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目前,我国高校从事财经教育的教师一般都缺乏一定的企业实践和社会实践经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财经人才到高校任教的也不多。少数理论水平高又有实践经验的副教授,教授又把精力主要放在硕士生、博士生的指导工作上,很少承担本科层次的讲课任务,更谈不上从事本科实践教学工作,在财经类专业教学一线的主要是青年教师。这些青年教师绝大部分是从学校到讲台,从学生到教师,没有参加过相应的实践锻炼,缺乏财经实践经历。这部分教师在讲授专业课时往往不能很好地引用实践案例阐述基本理论和原理,不能用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来充实课程的教学内容,只能是纸上谈兵,难以胜任实践教学工作。在专业教学中,学校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安排理论课的教学任务,实践教学往往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加之受职称、岗位津贴、工作量等因素的影响,教师一般不安心实践课程的教学。 (四)实践教学的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滞后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高校特别是财经类专业缺乏稳定的实习基地。加上财经专业的特殊性,实习内容往往涉及到单位最敏感、最核心的部分,单位一般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即使接收也不会让学生接触到真正的业务工作,由此导致学生实习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从学校自身来说,由于受实践教学经费不足的制约,对财经类专业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投入很少,财经类专业一般很少有稳定的实习基地或完全没有。学生的实习变成了走过场,甚至干脆“放羊”,学生实践环节的实习包括最重要的毕业实习基本流于形式。 三、加强高校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建议与对策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实践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论教学不是主从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教学体系。实践教学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了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性强、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必须明确认识、落实制度。真正把实践教学变成锻造合格人才的熔炉,使实践教学成为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促进高等教育不断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以保证培养目标的根本实现。 (二)构建科学的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当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把知识传播、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融为一体,形成贯穿学生学习全过程、循序渐进、层次分明的体系。具体包括:课堂实践教学、现场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四部分。课堂实践教学是指配合课程教学,以促进学生深化理论知识,掌握实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课程实践和计算机上机实践。课堂实践教学主要包括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英语应用能力培养、专业课程所开设的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认知和验证性实践教学课时以及单独设置的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实验教学课程。课堂实践教学主要在校内的课堂和模拟实验室进行,具体可采取案例教学、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现场实践教学是指以实践教学基地为条件,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动手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操作性实习、专业技能训练以及毕业实习。这部分实习,特别是毕业实习应采取“顶岗实习”形式,即组织学生在大三或大凹的一个学期到公司、单位进行3~5个月的集中实习,让学生与公司、单位正式员工一样按统一要求进行各岗位工作的实际操作,参加公司、单位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实现由学生向正式员工角色的转变。课外实践活动是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道德意识为主要目的的科研训练、课外科技活动、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具体可采取组织各种竞赛活动、暑假实践、社会调查、青年自愿者活动等。毕业论文(设计)是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教学活动。高校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学生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时间和质量,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 (三)更新内容,改进方法 培养财经类创新型人才,必须要求他们掌握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必须具有较强的能力和宽厚的基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就耍求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更新。培养学生创造性地、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而不是向学生灌输内容,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能力,防止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上采用传统的单枪匹马的方式。在教学内容上,既要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学科前沿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也要紧密结合现实情况,随时更新教学内容,把最新的知识和信息提供给学生。在教学方法上,要由灌输式转向启发式,更多地采取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项目团队等新教学组织形式。提高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在考试方面,考试形式可灵活多样,笔试、口试、实践操作、调查、参与课题研究等相互结合,综合考核。 (四)加强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保证。高校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建设一支能够很好开展实践教学的、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师队伍。1、学校要在人员编制、岗位配置、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吸引稳定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投身到本科实践教学中去。财经类教师一般应有从事实验教学的经历,每年要有一定的时间进实验室,指导、参加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工作。2、可以安排教师到有关部门、公司、企业挂职锻炼。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同时,学校应鼓励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参加各种高层次的职业资格考试,如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金融理财规划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3、学校可以聘请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专家兼职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教师。 (五)加强校内实验室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 实验室是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高校要进一步加大对财经类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其中主要是要加强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如会计模拟实验室、金融模拟实验室、国际贸易模拟实验室等。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是落实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备条件之一,实习教学基地的条件直接影响实践教学质量。为此,一方面学校要通过各种途径争取社会和企业的大力支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按照校企“双赢”的理念。多途径、多形式地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在政策上支持高校校外实习、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类专业实训教材开发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摘要:实训教材开发机制主要包括实训教材开发与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构建一体化机制,校企联合开发机制,实训教材开发与教学素材资源库建设配套机制,实训教材开发与“双师”培养联动机制,实训教材开发资助机制等。建立健全实训教材开发机制,既是实训教材开发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培养教师教材开发能力和实训教学能力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高职教育;实训教材;开发机制;研究与探索 现阶段财经类各专业的实训教材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能有效满足实训教学的需要,而且存在与专业课程设置、“理实一体”教学模式不配套,仿真程度不高,实用性不强等众多问题。综观其根本,主要是各高职院校在实训教材开发过程中没有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教材开发机制,没有制定相对规范的教材开发执行标准,校企合作不够全面深入等原因所致。本文仅就建立健全实训教材开发机制问题作一简要的研究与探索。 一、实训教材开发与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构建一体化机制 教材开发属于课程建设范畴,一个专业只有确定了专业培养目标,并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了适合人才培养要求的课程体系之后,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开发出能够满足职业技能培养要求的实训教材。因为专业课程设置、课程体系构建的依据不同,实训教材的内容构成和要求也不一样。如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的税务专业(企业税务方向),根据专业特点,以职业能力为依据,设置了“税法实务”、“纳税会计与纳税申报实务”、“企业税务电子化”等专业课程,在此基础上对应开设了“纳税会计与纳税申报实训”等实训课程。而会计专业则以职业岗位为依据设置了“出纳实务”、“会计核算实务”、“成本会计实务”、“企业税收实务”、“内部审计实务”等专业课程,在此基础上对应开设了“会计核算实训”、“成本会计实训”、“内部审计实训”、“企业税务实训”等实训课程。据此开发的实训教材,其宗旨与专业培养目标一致,其依据也与课程体系构建的依据相同,所开发的实训教材更能满足专业实训教学的需要,更能体现职业技能培养的要求。 实训教材开发不仅与课程设置、课程体系构建有真接的关系,也受到教学模式的制约。现阶段各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理实分割”教学模式,二是“理实一体”教学模式,前者是各高职院校现阶段普遍使用的教学模式,后者是各高职院校正在探索试用的教学模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实分割”教学模式下,实训教材与理论教材是分别编写与开发的。由于开发主体、思路、要求可能不同,其教材的内容体系、编写方法大部分不相对应,不太符合实训教学的需要。而在“理实一体”教学模式下,实训教材与理论教材是合二为一的,理论教材同时也是实训教材,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不同步的问题。所以,两种教学模式下的实训教材开发是完全不同的。鉴于“理实一体”是未来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发展方向,财经类各专业的实训教材与理论教材理应按照理实一体的模式进行编写与开发。 二、校企合作、联合开发实训教材机制, 开发财经类专业实用性强、仿真程度高、能充分满足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训教材,需要应用到大量的典型业务案例、发票、银行结算凭证、许可证照等来自企业一线岗位的原始素材,以及完成实际工作任务的操作方法或操作技巧等。所有这些,对于长期在教育岗位工作、实际操作经验不足的专业教师来说是难以完成的,或者说不能高质量地完成。而实训教材的开发对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技能则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要创品牌、建名校的高职高专院校来说,对此更不得掉以轻心。所以,各类高职高专院校应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建立起紧密型的校企联合开发机制,吸收一批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较高专业水平的企事业单位一线技术人员、行业专家、企业岗位培训专家共同参与实训教材开发,以使实训教材的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和要求相一致,教材的仿真性、实用性得到保证。 校企联合开发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教材开发人员选定机制、教材开发方案制定与完善机制、教材开发工作交流机制、教材应用验证机制等。其中,企业一方主要开发人员的选定要考虑到开发人员的行业、岗位工作经验、学生实习指导经历以及教材编写能力:校方主要开发人员的选定要考虑到开发人员的实践经验、教学经验与教材开发能力。实训教材开发初步方案确定之后,要组织企业对应岗位的一线人员、行业专家和专业课教师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教材开发过程中企业一方的开发人员与校方开发人员要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交流、交换意见、取长补短。教材开发初步完成后可利用基地企业的优势,在企业一线工作人员岗位技能培训和学院专业课程教学中试用,多听岗位培训教师和学院专业教师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修改定稿、出版应用。 三、实训教材开发与教学素材资源库建设配套机制 财经类各专业的教学素材资源主要有典型经济业务、作为典型经济业务的物质载体——发货票、涉税票证、交易合同、经济法律文书、许可证照、交易媒介、电子章印等等。这些原始素材因涉及到各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收集难度大,且大部分原始素材中所记载的文字和数据涉及到企业商业秘密。有些原始素材因本身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或管理上的要求而受到使用单位的严格控制,很难轻易取得,以至于许多高职院校及实训教材的作者为了应付实训教学需要,不得不纸上谈兵,开发一些类似于练习册的有名无实的实训教材。笔者认为。实训教材开发不能就教材开发而开发,而应与教学素材资源库建设同步进行,并以教学素材资源库建设为基础,形成教材开发与教学资源库建设的配套机制。建立了教学素材资源库,有了丰富的原始素材,再根据这些原始素材结合职业技能培养的要求,按照实际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进行适度的设计与组合,就可编写、开发出仿真程度高、实用性强的实务性教材和学生实务操作用资料。 要建立和完善实训教材开发与教学素材资源库建设的配套机制,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制定实训教材开发计划或方案时,要将教学素材资源库的建设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并预先进行建设。这既利于本教材的开发,也有益于相关实训教材的开发。二是要确定多种原始素材的收集途径,发动广大师生尤其是历届毕业生的优势共同收集。必要时,学院还应拨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三是与基地单位进行合作,取得基地单位的大力支持,或与基地单位共同开发实训教学素材资源库。四是要建立教学素材资源库制作、利用、管理、耦合和对外开放等网络平台,并以此为窗口向全社会开放,以便于充分发挥教学素材资源库的利用效能。 四、实训教材开发与“双师”培养联动机制 实训教材开发虽然依赖于与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或行业专家的合作,但实训教材开发的策划者和施用者仍然是学院的专业教师,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及其实务操作水平如何,对实训教材开发的策划、教材内容的组织、教材编写方法的设计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实训教材开发完成之后,还需要专业教师在实训教学中加以应用。所 以学院专业教师对岗位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典型经济业务及其操作方法、典型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各种发货票、交易合同、银行结算凭证等原始素材的填制与应用技巧都必须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与掌握,否则就谈不上实训教材开发的策划、设计,即使使用兄弟院校或他人已开发的实训教材,也难以在教学中应用自如,得心应手。 现阶段高职院校专业教师中青年教师占绝大多数,这些青年教师基本上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实训教材的编写与开发经验,而且实训教材开发对作者的要求比一般教材要高得多。另外,现阶段各高职院校正在开展“理实一体”教学模式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理实一体”教材、岗位综合实训教材的开发任务相当繁重。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建立实训教材开发与教师“双师”素质培养的联动机制,吸收广大青年教师参与实训教材开发,结合实训教材开发促进青年教师带任务下企业实践锻炼,在丰富青年教师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实务操作水平的同时,增强其实训教材的编写开发能力和实训教材的应用能力,壮大实训教材开发队伍,提高高职教育的整体水平。 五、实训教材开发专项基金资助机制 开发一部仿真程度高、实用性强的实训教材需要投入的费用相对于开发理论教材要大得多。例如教材的开发与撰写人员到企业一线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收集体现典型工作任务与工作内容的实务案例以及与之相关的原始资料或票据需要经费;对参与实训教材开发的企业行家及技术人员也需要给予适当的补贴;部分专业或课程因学生人数少、教材用量少,需要支付教材出版费用等,所有这些费用由撰写与开发人员自己承担不现实。如果学院没有经费支持,既使专业教师和企业行家愿意自主开发,积极性也不可能高涨。更不可能及时地、高质量地开发出能够满足职业技能培养需要的实训教材。当然,为了节约资金和人力等,可以等待其他高职院校开发、出版同类实训教材后再购买使用,但这样做不利于高职院校创名校、创品牌,而且还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为了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各高职院校应建立实训教材开发专项基金资助机制。划专款用于专业课程实训教材的开发。 总之,实训教材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高职院校既要考虑到当前实训教学的现实需要,也要考虑到人才培养的长期需要。 财经方面论文:管窥远程教育财经案例库使用与质量监控 1远程教育财经类案例库的使用 1.1以资源共享为前提 首先,开展实践教学应共享案例库资源实践教学是通过让学生参与到实际工作岗位中去,将知识内化为能力与技能的一种教学手段;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具有一定情境并呈现真实性的案例,能帮助学生在案例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知识理论的实践性从教与学的成本角度来说,不能通过实践教学来巩固所有的理论知识,作为理论与实践教学桥梁的案例教学可以代替实践教学部分功能来完成理论的升华其次,开发精品课程也应共享已有的案例库资源当前,从事远程教育的国家开放大学与地方电大正在组织教学团队全面开发精品课程,并取得了成效但是在精品课程开发时,缺乏对已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有限的人力财力基础上,没有形成资源的有效共享优化配置建设精品课程时,虽然针对不同的课程,需要个性化开发,但是不能忽略对已有的优质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同类课程的共性,财经类课程的共性是:培养对象主要在企业,课程内容涉及到企业的内部管理与外部运营各个环节,因此应考虑将已有的案例库资源应用到财经类精品课程建设中去 1.2以教学目标为导向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任何教学手段都服务于教学目标,案例教学也不例外,只有在案例库中选择契合教学目标的案例供学生学习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如果背离了这一根本,案例教学将失出真正意义我们要实现能够利用SWOT工具分析企业内外环境这一教学目标时,就须在案例库中选择战略管理类案例中具有企业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遇与威胁相关信息的中、小型案例来供学生学习,但要实现能够利用SWOT工具分析企业内外环境并选择企业发展战略这一教学目标时,就应选择那种有行业背景介绍、市场竞争状况等相关信息的大、中型案例来供学生学习讨论,如何错位选择,就可能增加学习时间成本或达不到教学目标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过分依赖案例库中的个案,单凭案例所属于某一知识大类就选其用于教学,所选案例与教学目标不匹配,导致教学目标难实现,教学效果不明显另外,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也应以教学目标为导向,应以是否完成教学目标来检测案例教学的效果,例如,在案例库中选择一个与教学用案例相类似的另一个案例来检测案例教学是否达到教学目标 1.3以教学模式为驱动 早在29年我们就构建了自主协作、虚实结合的案例教学模式自主是给学生充分的自主学习机会,协作是指以小组形式开展学习,虚实结合是指依托案例教学平台和系统办学来组织教学,实现信息共享、统一组织与监控这种模式解决了满足成人学生自主协作学习需求与远程教育组织教学需求两个问题成人学生相对于全日制学生更具有独立性且已有工作经验,自主学习的需求更强烈,条件更成熟;另外成人学生由于集中学习机会少易产生学习孤独,需要与其他同学一起协作学习增强学习积极性在使用案例库时,应以模式为驱动,考虑学生的自主协作性与组织教学的虚拟性如果单纯从案例库中抽取某个案例用于课堂教学或实践教学,而淡化自主协作学习等因素,就会违背成人学习者需求的特性,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在使用案例库时,应综合考虑模式的驱动作用来全面提高案例库的使用效率 1.4以教学平台为载体 案例教学涉及到学生、教师与管理人员等多个参与对象,且需完成教学、学习与管理监控等多项功能,因此应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以平台为载体来开展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平台是推广远程教育财经类案例教学所必需的载体,它将复杂的案例教学活动所包含的各类要素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平台,所有教学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在平台中进行另外,案例教学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将远程教育与案例教学能有机契合案例教学平台将案例教学模式具体化,学生与教师只需通过操作平台,就能自觉地遵循案例教学模式,有效使用案例库 2远程教育财经类案例库使用的质量监控 2.1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测评 学生通过案例教学平台进行学习,从预习一直到撰写案例报告的整个标准化学习流程中的学习行为都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监控,监控学生是否按流程学习,每个流程环节是否有一定的学习时间作保障,是否完成了各项学习任务,这些都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通过软件采集监控信息,并归类统计,对学习效果进行客观测评对案例报告的质量测评可以通过指导教师评阅来确定测评结果我们在案例教学平台设计中,将案例学成绩以1分制记录,由个案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得到,其中个案学习成绩按学习流程分解为六个部分构成,考核结果分阶段分环节向学生反馈,如果学生在某一环节成绩不理想可重新申请考核,达到了考核是教学辅导手段的目的,打破一考定结果的格局 2.2对教师教学效果的监控 虽然远程教育财经类案例库通过案例教学平台投人使用,但是不能忽略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针对远程教育财经类案例教学的实践性强、涉及面广、操作难以控制等特点,就必须加强案例教学工作的组织与管理,理顺各级教学岗位的工作职责,省一级责任教师的职责是对常规案例教学各环节进行监控、辅导与评定,对施教者的案例教学质量进行裁定等,市、州一级教UDCATIONJ公6师的主要职责是具体组织并指导学生学习案例,完成案例学习任务,并评价学习效果我们在设计案例教学平台时,应充分考虑如何监控教师的教学行为应在教师实施案例教学过程的主要环节上面设置教学过程观测点,通过各个观测点采集教师教学行为相关信息,对教师指导学生、教学组织、评价学生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2.3对案例库的质量监控 在使用案例库时,要对案例库中个案质量进行监控,按学生学习需要、教师教学需要和教学管理需要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远程教育的学生大多希望获得较多的知识信息、看到较多的资源展现形式、学习与工作实际相结合的资源内容、具有持续激励学习行为的学习手段,以此为标准来检测案例库中个案的质量,能保障个案能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另外,基于远程教育分级管理办学模式,基层分校专业教师人数相对较少、选课人数相对分散等实际情况,基层分校迫切需要上级学校提供部分专业和课程教学的支持服务,作为省校,应更多地考虑向分校提供实用的教学内容、方便的教学手段、统一的教学模式等支持服务,以此为评价标准对个案进行评价,能保障个案适应教师教学需要;再者,在案例库的使用过程中,对教师教学行为与学生学习行为的管理是任何一所学校必须考虑的两个主要因素,特别是远程教育分级办学,教学管理与教务工作相对复杂,更加需要理顺教学管理内容与流程 3结束语 建设好的远程教育财经类案例库,需要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去,才能发挥其实际价值,案例库的使用需要质量监控来了解使用效果,发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进行改进与完善,以便更好地优化案例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案例库建设一使用-监控循环,就可以持续不断地保障案例教学的质量,保障案例教学的全面推广。 作者:段庆华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财经方面论文:财经类顶岗实习研讨 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影响下,新加坡以南洋理工学院为代表实施了“双轨制”实践教学模式。该模式在每学期将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生做企业项目,另一部分完成课程教学,学期结束后再将两部分学生进行对调。“双轨制”同样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配合企业的需求,全年不间断地安排教学企业项目,促进企业与学校的长期合作。这两种成功的实践教学模式,都是在本国实际国情以及行业、企业发展需求中探索出来的,国家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行业、企业也在国家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例如,德国“双元制”直接有国家法律支持;新加坡“双轨制”项目教学中就有国防部的项目等。而目前在国内,由于国情的限制,在政策层面尚未形成这种高效的职业教育机制,政府或是行业的参与程度也不高。特别是对于财经类专业而言,大都还是依靠学校甚至是院系“孤军奋战”来解决实践教学(顶岗实习)的问题。 目前国内财经类专业顶岗实习的主要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模式及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采用的是传统的顶岗实习模式,虽然不同学校具体的时间安排可能有所不同,例如有的学校采用“2+1”,有的学校则采用“2.5+0.5”,但总的来说都是前几个学期完成全部专业课程的学习之后,在最后一两个学期才安排学生离校进行顶岗实习。这种传统的顶岗实习模式面临四个主要问题:1.企业与学校供需时间不一致学校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每两年修订一次,在执行的过程中一般不会轻易调整。学生何时顶岗实习,完全按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而企业则需要考虑业务及自身发展的经济状况来确定需求,每年的用人需求往往是不确定的。这就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种是学生错过了很多顶岗实习的机会,第二种则是顶岗实习打乱了原有的教学计划安排。2.顶岗实习专业对口率较低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的顶岗实习是分散进行的,即学生在第五或第六学期自行寻找实习企业,并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完成顶岗实习。学生由于之前并没有实习经历,因而在短时间内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接受企业,再加上各类高校大都开设有财经类专业,因此学生实习、就业竞争压力大,很多高职财经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对口率逐年下降。其结果就导致了许多学生的顶岗实习存在随意性,有些实习岗位甚至与所学专业可能完全不相关,根本无法达到顶岗实习预期的效果。3.顶岗实习稳定性较差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在财经类行业,有一些优质的就业岗位录取比例可以高达500:1。在这个背景下,第六学期实际上就是学生找工作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与实习企业处在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旦出现更好的就业机会,学生就可能会更换实习单位。这段时期的顶岗实习实际上就转变为了“就业实习”,学生可能会随意、频繁地更换实习单位,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顶岗实习的稳定性。4.顶岗实习成绩考核困难由于顶岗实习企业是学生自行联系的,而接受实习的企业很可能不清楚顶岗实习是学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也不一定会为学生指派专门的校外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工作安排则更是缺乏系统性、计划性,甚至很多企业只安排学生“打杂”,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实习内容,最终导致学校对学生的顶岗实习成绩无从考核。 (二)与就业挂钩的“银领学院”模式及存在的问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银领学院”的订单培养,实际上代表了与就业挂钩的顶岗实习模式。学生在第四学期末,通过金融企业与学校的联合考核、筛选,一部分优秀学生进入“银领学院”,并在“银领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习(包括顶岗实习),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这种顶岗实习模式非常值得学习,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会存在两个问题:1.学校提供的实习岗位有限由于最后要和就业挂钩,因此“银领学院”并不能满足该校所有学生的顶岗实习需求,只有部分优秀毕业生被企业选中后才有资格进入“银领学院”,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学生而言,“银领学院”可望不可及。2.学校具备行业背景优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前身是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国家级重点中专——浙江银行学校,因此具有非常雄厚的行业背景,而对于大部分高职院校的财经类专业而言,并不具备这样的行业背景,因此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可复制性、可移植性。鉴于此,要在现有的环境与条件下,从本源上解决财经类专业顶岗实习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改革、创新现有的顶岗实习模式,使顶岗实习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财经类专业顶岗实习模式设计 顶岗实习不仅是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连接学校与合作企业的重要纽带。因此,对财经类专业顶岗实习模式的设计应以顶岗实习管理制度的设计为核心,以配套课程的设计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为两个重要抓手,从“本源”上解决顶岗实习的问题,而校企合作则应贯穿在整个过程中。 (一)顶岗实习管理制度设计1.设计顶岗实习管理机构由各院校财经类专业牵头,建立一个专门的顶岗实习管理机构。设置一个类似“顶岗实习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的管理机构,该“学院”是一个虚拟的管理机构,主要负责财经类专业的顶岗实习管理。“学院”应由财经类专业与其合作紧密的企业共同建立(例如,会计专业可以与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事务所共同建立;金融专业则可与规模较大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共同建立),“学院”可设立类似“董事会”的管理层,由合作企业与财经类专业的负责人组成。“学院”应对财经类专业顶岗实习进行全面的组织、考核及管理,主要工作职责应包括组织学生集体进行顶岗实习、设计并调整相关课程内容及教学计划、聘请校内外实习指导教师、安排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后勤、对学生顶岗实习进行考核、向学校其他部门提交顶岗实习相关材料等,并尽可能将全部工作制度化。2.设置顶岗实习管理岗位“学院”可以在“董事会”下设院长、副院长,专门负责顶岗实习的具体事务管理。院长、副院长人选可由校企共同商定,同时从学校及合作企业中聘请“学院”的指导教师,被聘任的指导教师在“学院”任职的同时,还要承担顶岗实习期间配套课程的教学任务。例如,在会计专业的税法课程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操作性较强的课程(如主要税种的申报、汇算清缴等模块),在学生顶岗实习时由企业指导教师指导完成;在金融专业则可从客户经理、客户沟通、金融服务营销等专业课程中,选出一部分模块由指导教师在顶岗实习岗位完成教学。3.设计顶岗实习管理目标在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设计了顶岗实习配套课程之后,对顶岗实习的管理实际上就转为对配套课程的教学管理。顶岗实习管理的目标,实际上就变成了保证配套课程教学的顺利进行以及提高配套课程的教学质量。学生顶岗实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完成配套课程教学的过程;学生经过考核、评价获得配套课程学分的过程,同时也是获得顶岗实习学分的过程。 (二)顶岗实习配套课程设计1.制定合理且灵活的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1〕6号)曾明确指出“要积极试行多学期、分段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将学校的教学过程和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校企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开放性”。鉴于此,财经类专业可以在参考“学院”董事会的建议后,制定灵活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具体操作中,原则上可借鉴新加坡的“双轨制”模式,以行政班为单位,在第四、第五学期安排集中顶岗实习,并设计配套的实践课程。按照“工学交替”的模式,轮流安排各班学生在企业集中顶岗实习,总的顶岗实习时间不应低于16周。如合作企业因经营情况要求对教学计划做出调整,“学院”应提前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审批,并调整相关班级的课程安排。例如,对于会计专业而言,各类会计中介机构可以在每年的1—6月份可以提供大量的报税实习岗位。对金融专业而言,各大银行在每年年初或年终时,会因为业务量的增加而提供一些顶岗实习岗位。“学院”可以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充分考虑到行业特点,安排学生轮流在企业顶岗实习,其他时间则安排更多的理论课程。这样,既满足了企业的用人需求,又保证了充足的顶岗实习岗位以及顶岗实习的质量。以会计专业两个行政班级的顶岗实习安排为例。2.设计嵌入到顶岗实习过程中的专业课程由于“学院”董事会成员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的岗位,因此实习配套课程的设置应与实习企业的经营过程紧密结合,并由“学院”董事会决定开设哪些课程。每个专业开设的顶岗实习配套课程不应少于2门,每门课程的授课时间应为6至8周。例如,会计专业顶岗实习配套课程的主要授课内容可以在税法、审计、会计等相关课程中选取一部分内容;而金融专业则可在客户理财、金融礼仪、金融营销等课程中选取一部分内容,甚至可以考虑新开设其他的相关实践课程。 (三)顶岗实习师资队伍建设1.校内专职指导教师“学院”院长、副院长负责聘请顶岗实习校内专职指导教师,除完成“学院”董事会布置的具体事务外,还需要在顶岗实习企业完成配套课程的理论教学部分,并全程指导学生的顶岗实习。因此,校内专职指导教师既是顶岗实习及配套课程的任课教师,同时也是顶岗实习管理的主体。2.校外兼职指导教师校外兼职指导教师由“学院”董事会聘任企业从业人员担任,提交学校人事处备案,并颁发学校校外兼职教师聘书。校外兼职指导教师是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的“师傅”,对学生日常工作过程进行指导。在顶岗实习及配套课程的教学任务分配上,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应承担一定比例的课时。此外,校外兼职教师还应定期参加学校安排的顶岗实习指导教师培训,并及时反映学生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这种顶岗实习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在与企业共同的设计与安排下,学校可以达到顶岗实习的预期教学效果,企业在用人需求上可以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还进行了人才的储备),学生在高质量的顶岗实习过程中可以得到充分锻炼,并可强化对口专业的职业技能,最终实现学校、企业以及学生的“三赢”。 作者:罗威单位: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方面论文:理财经理胜任力探究 实证研究设计与分析 1.被试。在访谈过程中,绩效优秀的理财经理21位,绩效一般的理财经理22位,合计43位。在本研究中,绩效是否优秀由理财经理的直接上级评价。共有31位理财经理填写了《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核检表》。另外610名理财经理回答了《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问卷》。 2.工具设计。我们为关键事件访谈设计了《商业银行理财经理关键事件访谈提纲》。该访谈提纲按照经典的行为事件访谈的形式来设计,主要内容为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主要工作职责、成功和失败”三部分内容。在《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核检表》的生成过程中,参考了麦克里兰德编制的通用软实力词典,黄勋敬等(2007)在《商业银行行长胜任力模型研究》中所提的行长胜任力(软实力)模型,以及“大五”人格因素模型中的人格分类、MBTI人格维度,并请教了有关专家,最后形成的核检表问卷共包括36个胜任素质。《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词典》的编写经过了查阅和总结资料、个人独立编写、小组讨论和修改三个过程。在最终形成的软实力词典中,每个软实力都包含了软实力的定义、六个等级、等级定义以及在每一个等级的行为表现。它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的依据。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者依照构建的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编制了《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问卷》。 3.行为事件访谈。我们设计开发了针对商业银行理财经理的结构化关键事例访谈方法,通过关键事件访谈搜集理财经理工作行为和能力素质要求。访谈要求访谈对象回忆在工作情境中他们感到特别成功及失败的几个关键事件。每位访谈对象的时间从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并且在征得其同意后,对所有访谈对象的谈话内容都进行了录音。 4.胜任特征编码。按照常规的软实力研究步骤,先对资料进行编码,并统计访谈文本的字数、各个软实力的等级分数等,最后对得到的数据结果进行统计检验。首先,录音和问卷转换为文本材料。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关键事件收集后,我们对关键能力问卷和访谈记录进行了整理,先将访谈录音和访谈问卷整理成访谈报告,然后对转录文本进行编号,最终产生提取概念化的软实力的原始数据,总共43份,约9万4千字。其次,基于文本进行软实力编码。编码是在访谈文本中相应的行为事件后面写上软实力的名称以及等级。由于文本数据内容非常广泛,初次编码时,两个编码人员按照统一的编码词典对照认可的软实力,先进行尝试性分类并予以编码。对那些访谈文本中出现的独特特征,进行补充编码,并进一步补充到编码词典中。初次编码后再次阅读文本,对每个归类编码进行核查,寻找支持某一归类编码的所有现存证据,对其编码的正确性进行确认或修正。 5.数据结果。统计的基本指标为文本的字数、各个软实力在不同等级上出现的次数、在各等级的分数、平均等级分数和最高等级分数。等级是指某一软实力在该软实力最小可觉差量表中的大小值,它表示某个行为表现的强度或复杂程度。比如,根据《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编码词典》,某一被试在“团队协作”分量表上的具体行为表现为:在等级1上出现2次,在等级2上出现1次,在等级3上出现3次,在等级5上出现4次,那么这一软实力发生的总频次就是2+1+3+4=10次;平均等级分数为3.3,即总分数/总频次;最高等级分数为5。然后对频次、平均等级分数、最高等级分数三个指标进行验证,对优秀组和普通组的每一软实力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1)访谈长度(字数)分析。对访谈字数的原始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方差齐性,即进入检验的两个样本来自于同一个总体。如表1所示,绩效优秀组访谈平均长度为2281.3字,绩效一般组访谈平均长度为2074.0字。在访谈长度上,绩效优秀组和绩效一般组之间的差异在0.05水平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差异不显著。表2显示了软实力发生频次、平均等级分数、最高等级分数与访谈长度之间的相关。其中有5项软实力的频次总分与访谈文本的长度(字数)显著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其中的4项在0.01水平上相关;采用平均等级分数这一指标有4个软实力与访谈长度相关;而采用最高等级则只有一个软实力与访谈长度相关。这说明,相对而言,最高等级分数指标比较稳定,较少受访谈长度影响。在Hay公司的经典研究中,提出采用频次、平均等级分数、最高等级分数三种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平均等级分数最优。但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为了消除访谈长度的影响,我们采用最高等级分数作为准确反映出被试某一软实力水平的指标。(2)信度分析。两个编码者按照《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编码词典》,对相同文本进行编码的一致性程度是影响软实力评价法的重要因素,是编码可靠性、客观性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归类一致性方法来考察文本编码者之间编码结果的一致性,以确立软实力评价法的信度指标。归类一致性是指评分者之间对相同访谈文本资料的编码归类中相同个数占总个数的百分比。它的计算公式是参照《动机编码手册》来的(董奇,1990)。(3)差异检验。以最高等级分数为指标,分别统计两个编码者对同一文本材料中某一软实力分数的最高分,然后比较绩效优秀组和绩效一般组被试在每个软实力上的最高等级分数,检验其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见表3。表3的结果显示,优秀组和普通组的最高等级分数在团队协作、信息搜集、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责任心、服务意识、积极主动、专业知识、风险意识以及关系建立等10个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4)软实力核检表结果分析。我们对《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核检表》进行统计,其频次统计结果如表4。从表4中可以看到,频率超过50%的前13个胜任素质包括了通过“差异检验”的全部10个软实力词条,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行为事件访谈、访谈材料编码以及数据处理等过程的科学性。 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体系 (一)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 根据BEI访谈结果分析形成了初步的软实力模型,见图1。结合资深专家访谈资料和实际应用情况,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软实力胜任标准)包括10项特质,分别是团队协作、信息搜集、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责任心、服务意识、积极主动、专业知识、风险意识以及关系建立。上述胜任特征反映了理财经理这一工作岗位中影响个体成功的所有重要的行为、技能和知识,也即理财经理所需的软实力胜任标准。1.服务意识。服务意识是指理财经理以客户为中心,把为客户服务当成自己的责任,能够及时发现并满足他们的需要。银行间的竞争取胜最终要靠银行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来保证,而理财经理是向客户展示银行服务的重要窗口,因此理财经理的服务意识关乎银行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而赢得市场和客户,关乎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2.沟通能力。理财经理的沟通能力具体地可解释为倾听和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感受、需要和观点,并做出恰当反馈的能力。作为理财经理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更需要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如果无法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并建立良好关系,那么必然无法胜任理财经理岗位。因此,从事理财经理工作必须具备沟通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理财经理应具有通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合适的沟通方式,与内外部客户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并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3.关系建立。关系建立是指理财经理能够与有助于完成工作的相关人员建立或维持友善良好的关系。利用多种渠道不断了解客户信息,预测客户需求,保持客户关系,建立业务联系。不断收集客户所在行业信息,以备沟通中使用。通过实地走访加深客户的感受,趁热打铁,及时建立业务关系。能够建立客户信息档案。4.信息搜集。信息搜集指理财经理能够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搜集信息,从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准确地选择所需的信息,并且能够有效地处理信息,据此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的能力。5.公关能力。公关能力是指理财经理能够协调和处理好与客户、政府等各方面的关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并利用这些关系来拓展业务或者为工作提供方便。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商业银行必须处理好与市场主体即股东、客户、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才能为自身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6.责任心。责任心是一个人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理财经理,必须有对组织高度的责任心,这样才能够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推动银行业务的发展。有责任的理财经理能够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精神,认真负责、诚实可靠,常为团队的成功付出额外的努力。7.积极主动。理财经理主动采取行动迎接眼前的挑战或提前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在面对挑战、追求卓越的过程中,理财经理主动采取行动能够促使其更好地把握机遇,有助于更好地完成目标,促使银行不断发展。8.团队协作。团队协作是指在工作过程中,理财经理与团队成员协同合作、密切团结,从而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团队协作意识是凝聚整个组织的核心力量,一位理财经理具有这种意识,才能积极主动配合同事和上下级的工作,同心协力,使组织中的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利用,并产生高绩效。9.风险意识。风险意识是指理财经理具备一定的风险管理意识,能够有效识别、衡量和防范市场风险、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等金融业务常见风险。风险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如果理财经理在工作中能有效识别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做出合理的判断,将有助于防范风险、避免损失,从而保护银行和客户的利益。风险意识软实力特征的核心要素是:理财经理具备有效识别不同形式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并能采取恰当措施规避风险。10.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是指理财经理掌握银行业务的相关知识,熟悉相关产品,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理财经理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灵活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为银行创造收益。这个特征主要衡量和评价理财经理对金融业务和银行基本业务掌握的熟练程度。 (二)《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词典》的构建 在构建“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的基础上,本课题组完善形成了《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词典》。每一个软实力词条包括软实力名称、定义、核心问题、重要性、等级水平、行为表现、正/反向案例及管理名言。尤其针对各个软实力,分别从正、反两面提出一至两个案例。这些案例是商业银行理财经理在行为事件访谈过程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例或观点,既是对词典内容的进一步补充,也是该行为描述和实际应用的真实对接。该词典将帮助银行更客观地、更有针对性地选拔、培养、激励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进而推动银行核心能力的建设和组织变革。文后附有“服务意识”软实力的案例示例。 (三)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的验证 在模型建立之后,我们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心理学专家以及银行中高层管理者对该模型进行了评价,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同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证实了上述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因子分析所得的10个因子及其包含的内容,与之前构建的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中包含的胜任特征全部吻合。不同的是,构建理财经理软实力模型采用的是行为事件访谈法(BEI)方法和技术,资料是通过个案访谈获取;而因子分析所用资料,是通过编制问卷在大范围理财经理群体中测试获取的。这种交叉验证充分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黄勋敬程秋虎赵曙明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中小学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教育科研现状及解决对策 论文关键词: 中小学 教育科研 问题 解决对策 中小学开展的教育科研活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很多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逐渐认识到,教育科研在解决学校教育实际问题、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育理论建设等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教育科研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时代要求。但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展,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围绕中小学的教育科研现状及解决对策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中小学教育科研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看,中小学教育科研整体水平仍不够高,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观念上来看,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对科研工作的认识误区。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部分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意识较之以前有所提高了。他们已经认识到教育科研对教育教学活动改进,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有很大帮助,认识到科研可以使教育教学理论更加完善成熟。但是,从整体而言,部分教师对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存在许多观念上的误区。 误区一,搞教育科研是专家学者的事,是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的事。很多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教书匠,充其量“传道、授业、解惑”,搞教育科研只会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误区二,学校领导重视不够。学校管理人员只是把教育科研与评先进、评优秀挂钩,把科研工作的进行作为考核教师的手段之一。这会导致一部分教师错误地认为,教育科研只是证明个人能力的一种方式,是提高工资的一种手段,是换取名誉的一种途径。 误区三,不少中小学教师把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简单地理解为的数量多少。他们盲目地通过在各种期刊上来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甚至为了增加的数量,不惜把钱花在不知名的期刊上。 (二)学校教育科研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科研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教育科研的管理方面来看,学校管理者忽视对教育科研的过程管理。很多学校出现这种情况,只重视立项和结果鉴定时的管理,忽视整个教育科研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理。一些教师教育科研课题申报成功,获得立项以后,科研工作就立刻进入停滞状态,申报人员将其放置一边,学校管理者也没有进行指导和管理。直至结题阶段,申报人员才开始找资料,补记录,编写研究报告,东拼西凑,整理出一套材料,拿到一个国家、省级或市级的奖状或证书就告一段落。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管理不能只停留在对课题的监督、检查、成果的鉴定上。 2.教师在教育科研过程中存在理论指导不足。中小学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也正是因为此,中小学教师缺少足够的时间及时学习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一方面,他们掌握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较少或者比较肤浅,难以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来指导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掌握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理论或方法,大部分中小学教师也无法用他们所掌握的这些教育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遇到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经验丰富但理论基础薄弱。 (三)科研经费不足造成教师参与科研主动性不高。 一般来说,对于各级规划的课题,相应的管理部门应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但是,科研经费现状是,科研所需要的经费远远高于管理部门所给予的数量,中小学教师申请的科研项目要想出成果,除了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外,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研究成果价值偏低。 中国教育学者郑金洲曾经指出,中小学教育科研存在“有行动无研究、有研究无成果、有成果无转化、有方法论无具体方法、有定性无定量、有叙事无提炼、有课题无问题、有师本无校本、有分析无元分析”等基本问题①。 教育研究成果价值偏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许多重要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的还近乎空白;二是教育科研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功能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科研的宗旨是要改进实践。教育科研应该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服务,真正以改进教学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并不多。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总体水平不高,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工作要求。 二、针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论及的各种问题,结合国内外学者在教育 科研方面的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小学教育科研要想走出误区,不断提高科研素养和科研水平,应采取以下五个方面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念。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研究型教师已成为新形势下对当代中小学教师的时代要求。所谓研究型教师就是把中小学教师的日常教实践与理论分析创新相结合,促进教师专业化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中小学教师向“研究型”转变离不开教育科研。 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认识到,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既不同教育专家的教育科学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教学经验总结。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应该是在研究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教育理论的充实和创新。这样,既不会把教育科研工作专家化、专门化,又不会把教育科研工作看作教学工作之外的附加工作。 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在发展自身、发展学校的基础上来进行教育科研工作,摒弃科研是为了“晋级评优”的思想,克服形式主义和应付了事的工作态度。广大中小学教师要认识到只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提升教学水平,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教育科研的管理制度。 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我们认为,从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现状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教育科研管理制度要从课题选择、评审、立项开始,到课题的检查、鉴定及奖励,整个教育科研过程需要不断完善。不能在一些教师刚开始申请课题时,学校表现很积极,整个科研过程却不闻不问,加上教师自身也很懈怠,使得整个研究过程极为松散,科研成为空谈。针对这种情况,学校要对整个科研的过程进行跟踪检查,及时督促,对不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的教师取消其研究资格,结题时不予上报。 严格申报教育科研课题的教师资格。有的教师平时教学工作质量不高,考核成绩较差,但数量不少,申报课题很积极。对于这种教学工作考核成绩不好的教师,在制度中应明确规定,在课题申报或者验收时不应给予过高评价,必要时取消其上报资格。 可以设立专门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同时打通科研、教学、教师培训之间的关系,使得教师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同时,在申报教育科研课题时得到必要的指导,从而营造广大教师积极参加的科研环境。 (三)加强教育科学理论培训,以先进的理论指导科研工作。 中小学教育科研加强理论培训是指,中小学教师要接受教育理论的指导,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武装自己,而不是对教育实践遇到的问题或教育创新进行盲目的、无计划的、随意的经验总结。具体说,中小学可以聘请教育理论工作者进校指导或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项教育培训,熟练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方面的知识,了解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基本步骤,以理论武装自己。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从事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以此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师的科学素养、教育素养。 (四)建立教育科研激励机制,加大教育科研经费投入。 要改变中小学教师进行科研工作的功利思想,调动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就必须建立教育科研激励机制。通过教育科研激励机制,引导中小学教师端正进行教育科研的态度,积极投身于教育科研实践。 一方面,学校必须本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来评价成果的价值,不能根据发表文章数量来评职晋级,否则会挫伤一部分真正想从事研究的教师的积极性,影响研究结果的价值和实用性。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设立“教育科研专项基金”,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充分的科研经费支持,使教师在从事科研工作时无后顾之忧,从而提高教师从事教育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研成果价值偏低是当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较为普遍的现象。很多教育科研成果对教育实践中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未涉及或未作深入研究,大部分提出的研究成果仍然是口号式的,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可操作性很低,实用价值不大。事实上,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是否具有价值应该看其对本校甚至中国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是否有帮助,其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只有科研成果面向实践,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因此,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判断教育科研活动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当然,只有通过教育科研活动,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 苏霍姆林斯基有过一段经典的言论:“如果你想使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快乐,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艺术,那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道路上来。”在目前如火如荼进行的新课改过程中,“研究型”教师的理念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教师通过参与教育科研活动,一方面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形成新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提高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另一方面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科研工作已经引起了相当多学校和教师的高度重视。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应贯穿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内容 摘要:世界上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工业生产的节制不严,形成对环境的破坏、大气的污染,使之成为人类的巨大威胁。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资源和环境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是任重而道远。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远处着眼,从中小学的教育着手抓起来,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论文以三点理由讲述了其必要性,在五个方面加以实施,措施具体,可操作性强,必能收到长远的预期效果。 关键词:资源;环境;爱护;保护;中小学;教育 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保护自我生存发展的一项伟大事业和紧迫任务。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已对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提出了限制排放污染和治理方案,有的形成公约。上世纪90年代初,联会国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源与环境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节能减排、生态治理等等的具体防治措施,投入巨资予以治理,努力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效益型的经济发展,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前,我们社会,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普遍提高,各行各业正在同志“科学发展观”的号召下加快落实,成效越来越显著。我国每1000美元gdp消耗的油当量已经从以往的0.6吨下降到0.3吨左右。作为中小学教育,在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美化校园、静化学习环境方面有显著成绩,但与新时期、新任务、新目标的要求相比,还不够全面和完善。今天我们还应当提出“要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的响亮口号,让孩子们尽早加入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行列中,从小实践保护人类、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 其所以这么提,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让他们从小知道资源、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产生节约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土地、水、矿产、粮食都是人类赖依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人居环境的要素。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人类就不能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些物质如土地、水、矿产是自然资源,地球上总量有限,是不可再生的;有些资源越使用越少,直至可以用完,如矿产资源方面的煤、石油;据有关专家预测,世界上的石油以现在的速度使用从现在起仅能再供人类使用30多年,煤仅能再供人类使用150年左右。所以现在油价煤价都涨的很高。尽管油价现在有回落,可是从长远看,价高是一个不变的趋势。现在人类正开发新的石油替代能源——生物醇,开发新的动力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核能。粮食是农民伯伯在土地上耕作培育收获的产品,它是可以年复一年收获的,但土地如果遭到破坏,如有害物质给予污染,有害物质污染了水传导在土地上,使土壤结构中含有破坏庄稼生长的毒素,使庄稼或蔬菜不能生长,就不能生产粮食和蔬菜,或过度开垦土地严重沙化粮食种植要减产。而人的生育是呈上升的趋势,必然造成粮食短缺,形成饥饿,灾荒,威胁人类的生命。 二是让他们从小认识资源使用、环境变化状况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产生爱护资源、保护环境,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使国家富强挤身世界之林的精神动力。我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gdp增长迅速,2007年达到24.66万亿元(合32508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比建国初期gdp增长了十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消耗矿产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许多,而矿产资源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以2003年为例,我国gdp占全球gdp总量不到4%,而我国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煤炭消耗总量的31%,消耗的石油占7.5%,钢材占27%,水泥占40%;环境污染也高出世界水平,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co2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平均每4美元gdp排放的co2,美国700千克,日本400千克,中国900千克,排放so2,美国2.3千克,日本0.3千克,中国18.5千克。平均每立方米空气含有的悬浮颗粒物,按微克计算,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60-90,2000年北京370,上海162,广州151,而美国洛杉矶1998年时只有52。单位gdp排放的废水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也披露,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环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当我们听到和看到这些信息时,产生许多危机的感觉,坐如针扎,一定产生科学文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念头,以便将来更好的治理环境、爱护资源,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三是让他们从小克服浪费资源有损环境的小毛小病,养成良好的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习惯,同时通过这些青少年行动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形成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广泛的社会力量,促进环保事业的快速发展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福人民。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中小学生,特别是居住在城市的学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存在有洗脸洗衣不注意节约用水,用电不随时关开关,吃饭不注意珍惜饭食,随意扔掉剩余饭菜,走不多远也爱让大人驾车接送,不仅多排车辆废气,浪费汽油,还形成街道堵塞;也还存在有走在公园、农地不注意爱护庄稼、花草、树木,走在街上有不注意小便去厕所、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的现象,有打扫卫生倒垃圾不往指定地点运送的情况,干净了自家门,影响了街道卫生、邻里卫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对于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说,只要知道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危害性和产生了危机感后,都能自觉克服,逐步改正。并且通过青少年学生的影响和宣传,能够引导家庭、社会,扩大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力量。这就如同《老外在帮我们清除心理垃圾》(《中国信息报》2005年11月24日第5版刊载)的事例一样,产生的社会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这则消息是说:美国老人,已退休的法学博士路乞,客居湖北省黄石市,同武汉的环保志愿者一起沿路捡拾垃圾,清理环境卫生,在他的带领下,黄石市随后有数百名志愿者也都积极地参加了环卫义务活动。同样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旅游景区也发生了这样的一幕。80多名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的场面,还包括30多名儿童参加。我国的不少旅游者看到非常感动,从而参加了该行列。 那么,怎样的办法才能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小学教育教学中去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5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第一、提高认识,广泛宣传,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去。新闻媒体与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经常开展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宣传的活动,不仅使社会各界受到教育,也使青少年学生受到教育,还使教育机关的学校老师、校长也受到教育,明确认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自觉地把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形成良性的教育互动,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 第二、 改革和充实中小学的有关教材教学内容,将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有关知识列入教材教学之中,使之内容在一些教材中占到一定比例。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科学》中就可以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材中;一二三年级的一些语数课本中利用编题、问题回答,适当编入有趣话题,使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初中、高中地理可增设一些章节,专讲资源的地球存量、消耗及节约使用途径等问题,引起兴趣,留下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逐步树立起爱护环境、保护资源的意识。 第三、加强培训工作,使各科教师懂得防止污染、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等等的一些基本知识,在教学中进行应用。 第四、修改小学生守则内容,充实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小学生可以落实在行动上的条款。例如: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珍惜粮食,不挑饭食等。 第五、以爱护资源、保护环境为主题,开展少先队队会活动、共青团组织生活会活动或班内讨论活动,联系实际想人类,畅谈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发扬良好的行为习惯,采取有组织的突击活动,清理一些公共场所卫生死角和景区塑料污染,在有益的活动中改正青少年自身存在的小毛小病,增强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激发小学生树立远大的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志向,加强学习,长大成材! 中小学教育论文:试论社会性别视角下中小学教育的性别应视 论文摘要: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是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工具。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可以发现在学校、教师和教材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亟需改进。 论文关键词:社会性别视角;性别平等;性别教育 社会性别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对男女特征的定义与角色要求。“社会性别”概念在诸多研究领域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结构,也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途径,现已成为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工具闭。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中小学教育,可以发现在教师层面、教材层面和学校层面都存在着诸多性别歧视现象。 一、教师层面 社会心理学认为,在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性别刻板印象.认定男性大多坚强、独立、胆大、冒险、理性,适于从事家庭以外的、具有竞争性和开拓性的工作;而女性大多温柔、内向、仔细、体贴、情感细腻、胆小,适于从事家务以及服务性的工作,性别刻板印象往往是在内隐地起作用,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为。这种观念投射到教师身上,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采用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引导男女学生的发展方向。例如,研究者陈霞于2007年2月对江西省铅山县县城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性别意识现状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教师的男女平等观不成熟;(2)教师的女性家庭角色意识浓厚;(3)教师的女性发展观念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4)教师的性别态度不公正,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由此可见,我们的教师一方面长期处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之中.另一方面又得到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保护,很容易产生社会已经“男女平等”的感知错觉,造成社会性别意识淡漠,不能对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而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如果教9币没有采用性别分析的视角去评析,很容易让学生,尤其是女生回到过去刻板的性别模式。从心里很自然地接受这些约定俗成的对女性的偏见,使我们的教育成为传统的刻板的性别模式的历史性重复。 儿童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主体,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平等的观念并不是天生就决定的,是在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中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教师,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主要引导者之一.其本身的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性别文化和现象的评价与思考能力都是很重要的,都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性别社会化。为此,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国家在“妇女与教育”的策略措施中明确提出,“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这有助于在教育政策层面加强教师的社会性别意识培养,提高教师的社会性别意识,提升教师处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教师教育。 二、教材层面 西方国家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检视教科书中反映男女不平等思想的内容,并制定了按照社会性别公平化的准则,使用无性别偏见语言编写的教材,清除教材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我国的研究者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分别对我国中小学教材中的人物插图和男女两性的角色定位及能力、性格等方面的描述进行了量化的统计分析。结论是,我国的中小学教材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思想的内容:第一,男女两性在课文和插图中的出现频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严重忽视女性人物。教科书中描写女性人物的课文只占以写人为主的课文总篇数的11.89%,女性人物插图也只占人物插图总数的16.5%,女性人物在教科书中的地位显得微不足道;第二,男女两性在职业角色、性别观念和能力、性格等方面的描述有显著差异,继续延续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观念十分浓厚的性别刻板印象,仍在大量地传播着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性别观念与行为;第三,男女两性在对社会文化和历史进步等方面的贡献描述存在极大的差异,明显地不注意宣传女性人物,忽视女性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在教材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偏见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男性标准”问题。从教材的编著到教材内容的筛选都以男性的视角为基点,都刻上了男性的价值标准的烙印,是无视或极少考虑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的。 女性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不仅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还被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她们,女性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这不仅是教育过程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且也会造成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因此,学者们呼吁只有将性别平等原则和视角融入中小学课程和教改中,消除教材、教法中的性别偏见才能确保实现男女教育权利平等的目标。 三、学校层面 学校教育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学生学习社会性别文化、性别态度与期望、性别行为,完成性别角色塑造与定型的重要场所。学校教育可以纠正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可以更加强化传统的性别偏见。如教育哲学家简·罗兰·马丁认为,西方教育存在两个极端,要么完全无视性别,要么唯性别论,这给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不平等,为了避免这种伤害和不平等,可替代的办法就是在教育中保持性别敏感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虽然男女平等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与推广,男女平等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仍然未能撼动“重男轻女”这个深厚而悠远的历史文化根基。传统的性别观念仍旧渗透到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我国的教育,从中小学开始就在为了追求教育公平与性别平等.一直奉行着“性别无涉”或“性别中立”的原则,即男女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穿着统一的校服,学着同样的课本.遵循同样的标准。从表面看,对不同性别的学生都施以相同的要求和标准,似乎是公正的。但是,这种为了追求性别平等而努力保持的性别中立,“不仅忽略了男女学生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别差异性,而且也忽略了在学生个体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性别差异性结果使得反对教育中的性别歧视而追求教育平等的过程,变成了人为制造现实教育中性别歧视的过程”。所以,我国现行的教育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政策层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性别偏差.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到教师态度、教育行为、教育评价、学校文化等,无一不存在着性别歧视主义。 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目的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自由人,获得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而我国男女两性在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不利处境,教育领域发生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过程,必须把社会性别意识的教育纳入我们每一个教学环节。无论是教育的组织者管理者,还是教育的承担者——教师,都要扫除理论认识的盲区,在提高自身社会性别理论素养的同时。还要创设“性别为先”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理念,真正把社会性别视角贯穿到整个教育的全过程。另外。我们还要在帮助学生认清并发挥自己“性别”优势的同时,引导他们注意向异性学习,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项,促进中小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中小学教育论文:影响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家庭教育因素分析 【摘要】当今,农村问题是关系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一个大问题,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问题又是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发展农村教育势在必行。家庭作为中小学生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教育必将对学校教育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教育 教育质量 家庭教育因素 一、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分析 1.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不仅来自于学校和社会,有一大部分来自于家庭。家庭教育的投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教育的质量,而家庭教育的投资数量又与家庭收入有关。例如,有资料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所以家庭收入水平高;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家庭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对低下。其结果就是城镇家庭有能力对受教育者进行更多的教育投入。随着城市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或是教育投资的拉大,将会有更多的家庭因为缺乏购买能力或是缺少家庭教育投资认识而无法实现学生对教育的需求。 2.家庭教育者的教育观念 (1)“全面发展观”与“成绩至上观” “全面发展观”即德、智、体、美、劳动技能的全面发展。家庭教育不仅要进行智育,而且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德育,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受教育者形成来那个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行美育,培养受教育者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杜威曾言:“教育历程本身以外别无目的,它便是自己的目的。”蔡元培也在他的教育著作中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进一份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而农村的一些家长不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对受教者的期望过高,把考上大学作为受教育者成才的衡量标准和唯一出路,将分数教育、比较教育、择校教育放在首位,使得受教育者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2)“教育无用观”与“教育有用观” “教育无用观”是在大学扩招以后才逐渐流行,并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教育者接受。近几年来的大学扩招使大批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者就业困难。大学生就业困难状况确实存在,但也应该看到教育对于社会发展,民族素质和自身发展的深度影响,不能因噎废食。 (3)“女子无才便是德”与“教育平等观”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念在中国存在了数百年,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更被封建家长奉为圣言。然而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在一些农村这一观念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家庭教育者,许多家庭教育者仍然不愿意将太多的金钱投入到女性受教育者身上。引用龚继红,钟涨宝的“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教育直接投资的影响”调查资料就能清楚的看到家庭在各项事务投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家庭男孩的教育。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农村长期以来积淀的思想观念是不无关系的,以男为重、重男轻女的行为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发生的。“教育平等观”与之相对立,许多城市家庭是独生女,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了男女平等观,并且在教育中实践了教育平等观。 3.家庭教育者自身状况 家庭教育需要通过家庭教育者来实施。因此家庭教育者的自身素质,地位等因素也会对受教育者的教育质量产生影响。家庭教育者自身因素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因素 家庭教育者的职业背景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上直接发生,而且职业习惯也影响他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2)文化因素 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家庭教育者的教育经验不仅来源于前人的教育经验和自身的生活体验,还需要从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各类刊物中汲取经验教训,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而很多农村家庭教育者文化素养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这就使得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进而影响教育质量。 (3)与学校合作态度 教育合力的形成需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努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联合及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教育者对学校教育的合作态度。这种态度影响家庭教育者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程度。家庭教育者与学校不合作,就不能得到反馈信息,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家庭教育,进而不能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 二、通过改善农村家庭教育来提高中小学学校教育质量的建议 1.转变错误的家庭教育观念 农村家庭教育存在一些错误的家庭教育观念,这些错误观念不转变,家庭教育将难以有大的发展。“成绩至上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教育无用观”等观念的存在使得受教育者的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因此必须使家庭教育者转变这些错误的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 2.适当增加家庭教育投资 农村经济相对于城市来说还处于较低水平,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多农村家庭的收入甚至已经赶超了城市家庭,只是在思想上农村家庭教育者还没有家庭教育的投资意识。农村家庭教育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投资的意义,量力对家庭教育增加投资。 3.改善家庭教育方式 农村家庭教育方式多为严厉型或放纵型两个极端。在这样两种极端的教育方式下家庭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农村家庭教育者应当积极改善教育方式,在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家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积极引导但不可过于干预,包容其个性发展但不可过于放任,促使农村中小学学生的独立、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4.建立一个有效的家庭教育长效机制 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长效机制,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家庭教育服务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现在的农村家庭教育多是处于自发的、比较随意的状态,还没有科学、规范化的教育引导机制,特别是实施这种教育的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在领导、人力、资源、管理还是经济方面的保障上都还存在薄弱环节。长效机制能帮助家庭教育者了解家庭教育功能,指导家庭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及促进家庭教育方式的转变,为家庭教育者多途径获得教育信息和进行经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使家庭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迈进。 中小学教育论文:当前日本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经验及启示 摘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教育也在随之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考察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分析其教育的特点与不足,对中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日本 中小学教育 启示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教育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全面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以加强素质教育为重点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教育也在随之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考察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分析其教育的特点与不足,对中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一、发展面向21世纪的教育,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 近代日本教育百十余年的历史就很好地想我们说明了教育本身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艰难性。1872年就开始了近代化历程的日本教育,由于没有注重自身的近代化,最后沦为军国主义的工具,将大量善良和无知的青少年培养成杀人工具送上了战场。在上世纪末的经济危机风暴中显露了其脆弱性。于是再次向人们提出了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民族开始觉悟到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通过一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践,成功的日本的教育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准。 日本文部省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育改革的基础上,陆续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的目标。平成8年7月19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展望21世纪我国的教育的理想目标”的答辩中,明确地提出了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方向,强调在“宽松”的环境中培养“生存力”,即“今后的儿童需要的是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能自己发现课题、自己学习、自己思考,自主地判断、行动,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及能力等”的培养,将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重点,也体现了日本教育的新学力观。尽管没有“素质教育”的明确说法,但是从其内容上来看,与中国“素质教育”的要求有相同之处。 在这一教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从1997年起,日本开始制定了《教育改革计划》,以后每年都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及发展形势进行修订,逐渐形成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为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要求,注重培养个性,完善生涯教育,学校教育多样化、弹性化,高等教育个性化、高度化等,将成为日本新世纪教育改革的重点。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1月25日的《21世纪教育重生计划》中,明确地提出了新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七个战略重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教学提高基础学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服务、体验活动养成感情丰富的日本人,完善可以愉快安心学习的学习环境,创建受家长、地方信赖的学校,培养“教育‘内行’的教师”,推进世界水准的大学建设,确立与新世纪相适应的教育理念、完善大学的基础设施。 因此,必须承认教育的独立性,教育的目的就是在于人的发展,不在于其他,至于其他都是教育在完成自身的目的后的副产品,不能跃过教育的现代化,用手段的现代来取代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程,百年树人,需要认真地,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能有半点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更不能幻想教育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财富回报。日本成功的经验在哪里?通过对日本教育的研究和分析,感觉首先对基础教育,日本是抓的很紧,而且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其不足和教训之处,这些对我国今天的基础教育改革或是明天的基础教育的设计,都不无参考价值。 二、要做到立法严谨,执法坚决,依法治教 1984年8月,中曾根首相设立临时审议会。经过3年多的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发表了4次咨询报告,探讨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等,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各级的职责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一目了然。法律形成体系,法令执行细则、实施条例等环环紧扣,面面俱到,避免了人们在执行过程中任意曲解。不仅要制定和完善法制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们守法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有法不依,甚于无法。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更要严格守法。政府部门按照法律行事,老百姓依照法律对其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反或不执行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违法民法、触犯刑法是犯法;违反有关教育法规的也是犯法,也得由司法部出面加以追究,进行处理。 要理顺关系,明确责任。从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教育基本上分三个层次,即中央政府的文部科学省,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哪一级教育该由谁管,谁负责解决经费,都通过立法分工的一清二楚,各级部门各操其事,恪守其职。基础教育基本上由市町村政府负责,但是,国家制定整个教育的大政方针,决定教学内容、颁布教学大纲、提供教科书。这样就使得全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能保持一个比较齐整的水平;同时国家还补贴负担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工的人头费开支,避免了各地因经济发展不一,而造成的不公平。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的地方则少补或不补,以此来调节各地的教育经费,保证教育质量。 三、要重视教师教育的实效性和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培养教育“内行”的教师。培养人才离不开教育,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教师。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首先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此,教师素质的提高也是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日本政府在平成9年7月28日进行的“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第一次答辩中,就“面向新时代的教师养成的改善对策”对教师提出了基本养成目标:在全球角度行动的素质能力,在变化的时代生存的素质能力,与实践性指导相关的素质能力。平成13年1月2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1世纪重生计划》中更明确地提出培养“教育‘内行’教师”的方针,将不称职的教师调离教学岗位。日本国在教师教育研讨中,特别注重实效性和高水平。在提高教师教育水平中,首先选择“课程设置、教材研究”为突破口,这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强调课程要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聘请国内外一流教授、专家投入研究工作,研究的成果具有国际水平。另外,强调联系实际,联系全国的各类中小学,使研究成果在实践中,有指导意义。以此提高教师教育的实效性和水平。我国在教师教育中,也注意教师教育的实效性和提高水平,尤其在编写教材中,注意提高质量。但是往往一考虑中小学教师需要,有些部门就考虑经济效益,盲目追求经济利润,忽略了质量的提高。其次,我国也设立了面向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中心,根据日本的经验,人员编制与选拔、研究项目和承担任务,请国外的客座教授,教育部都要予以指导与支持,这对我国是有启发的。再次,在实施中小学教育中,要反对形式主义,例如,日本东京大学教育部长、日本国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成员藤田英典在研讨中提出,在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反对形式主义,要讲究实效。他也反对只顾尖子生的培养,要发展普及性的教育等。以上这些,对我国的教育也是有启示的。在教师教育中,日本特殊注意与中小学校联系起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专门的培训并不能使教师人人受益,也不能保证教师终身受益。让教师终生都处在培训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学、专门培训机构和中小学联合起来,为教师提供随时的服务”。日本对教师研修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把教师培训纳入中小学校工作日程,构建了学校的校务分管制度和研修活动制度紧密结合的体制,对推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和中小学校教师接受高层次教育都起到推动作用,这对我国的教师教育也是有借鉴作用。 同时,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更新教育观念是实施教育改革的前提和条件,尤其是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十分重要的。神户大学科学发展学部副教授船奇俊雄指出,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教师的形象十分重要,让每个教师都知道,当教师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教师才能清楚的认识教育的实质,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他列举本人当教师的体会谈到,自从读了“日本战后教育史”自己才明确了怎样当教师,怎样认识、理解教育,他提倡教师要了解历史,尤其要了解教育史。这件事,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此,中小学教师都要学一点中外教育发展史,有百利而无一弊。这样,才能明确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四、要注意发展和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 教育改革重视个性的原则,这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则,强调在教育中注意尊重个性、尊重自由和培养学生自律与自我负责的精神。必须按照这个原则重新评价日本教育的制度、内容、方法、政策,凡是与此原则相抵触的东西,必须加以革除。充实发展个性的教育。战后日本的教育具有浓厚的集团主义的色彩,教育的均等化、规范化,在有利于贯彻教育机会均等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划一刻板化,对发展学生个性极其不利。因此,日本政府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强调了由偏重知识的灌输教育向培养儿童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发展个性的教育转变,扩大选择范围,使每个学生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另外,个性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职责,也是家庭、社会的义务,日本文部省制定的“学社融合计划”体现了社会教育对于发展个性教育的职责所在。中国面临的是对“应试教育”的改革,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能实现。高考制度的改革、用人制度的改革等,都对义务教育的普及有重大影响。日本对各类不同类型的学员注意施以不同的教育,即使对残疾人,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之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对我们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因材施教,发展学生健康的个性。我国也创办了特殊教育专业,据了解,在教育的过程中,针对性还不强,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学员的收获受到一定限制。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的教授方法,为了让残疾学生学到某种技能,搞一些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正如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附属小学校副校长大津昌昭先生所说,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考虑学生的需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考虑学生喜闻、乐见,这样才能教好学生。我想只要每一个教师都考虑学生的需要,教与学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永恒的良性循环,我们的教育就会大有希望,就会培养大的的高素质的人才。 五、要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育改革的多样化原则。要实行学校制度的多样化、类别化和开放化:要改革教育内容,纠正偏重智育的教育,重视创造力、思考力和判断力的培养,重视德育和体育;要扩大中学阶段的选修课:高等教育要实现学科和课程的多样化和内容的灵活化,取代现行的国立大学一次性统考制度,创设国、公立大学都可利用的共同考试。 创新是以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发挥为前提的,以个性的充分发展为关键。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要求,也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是创新活动的逻辑要求。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创新只是某种或某类个性的产物,而是要承认并尊重个性的多样性。只有个体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方式、独特的内容作出独特的贡献,社会才能在综合众多个性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尤其是神户大学科学发展学部藤田英典先生认为,创新的基本要素和构成是不变的,根据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经验,创造能力是由3个最基本的要素:“读、写、算”,再加上专业知识和技能来体现的,这是最基本的、不变的。他特殊提到,要实施“尊重的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品质,要尊重学生变化性,要尊重学生取得的各种成果。这样,才能发展学生的健康的个性,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上这种观点是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也要提倡“尊重的教育”,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人格人性,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能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六、重视充实心灵的道德教育 “知、德、体”——“三育主义”是日本教育多年来的方针,加之家庭、社会的“教育力”下降,青少年道德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正义感、伦理观、同情心等在青少年中非常淡薄。少子化、老龄化、核家族化、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原为三位一体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环节中,本该承担人际关系、品德形成、传统文化的传授等教育职责的家庭、社会的“教育力”显著下降,间接导致目前已成为日本教育严重问题的“欺负虐待弱小同学”、“拒绝上学”等现象多发,学校暴力、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学级崩坏”(注:指小学生上课时,在教室内随意行动、讲话,我行我素,不服从老师的指示,致使班级全体无法正常上课的现象。)、“学校荒废”等严重后果。为此,在《改订学习指导要领》中,增加了德育教育的具体内容。而道德素质也是中国“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首要的素质,更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德、智、体教育方针的体现。在新世纪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强调“德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首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尽管中日社会制度不同,德育教育的要求、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指导学生学会做人则是德育教育的共同目标。 总之,尽管中日目前经济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面临的教育问题不同、中小学教育改革使用的用语不同,但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培养适应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竞争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概括来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培养学生学会做人。这是最基本的,日本称为“心灵的教育”,中国则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德育教育。第二,培养各种基本能力。这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包括基本生存能力、身体素质、审美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劳动素质等。第三,培养自立性和创造能力。这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中小学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打好基础。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应用 一、新信息技术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总的策略 新信息技术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总的或根本的策略应该是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强调运用教育技术的理论与方法支持和指导新信息技术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 现代信息社会对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人才的培养规格和培养目标上要求从培养知识积累型人才转向培养创造型人才,要求学习者能够有良好的素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更加重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让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包含更多的主动获取知识、处理信息、促进发展的成分。为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好的机遇,它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各种供选择的学习资源,还将导致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课程内容、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教育手段乃至教育体制等全方位的变革。因此必须以现代教育思想来考虑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发展策略。 新信息技术本身不会孤立地在教育中必然地发挥作用,它必须要在现代先进的教育价值观念、现代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对发展全民教育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有把新信息技术的应用作为中小学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科学地确定课程内容和目标,正确地分析学生的学习需要和特征,选择适合的教学策略,确定合理而科学的评价标准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用教育技术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支持和指导,才能发挥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真正做到充分、合理、有效地发挥新信息技术的功能效益和优势,达到优化教育系统的目的,实现全民教育的宏伟目标。 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技术的思想和方法符合现代教育观念,强调应用系统思想和方法对各种教育系统进行全面地分析、设计、开发、管理和评价。 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学习新知识和掌握新技能的认知过程,学习资源是学习过程中所要利用的环境和条件。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扩大了学习的资源,改善了学习环境,丰富了传授的方法与途径,但必须对与新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教学过程和新信息技术所构建的学习资源环境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才能保证促进教学过程的优化,这正是教育技术的研究领域的组成部分。 二、新信息技术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一般策略 (一)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进行科学决策 教育中应用新信息技术是百年机遇,不可放过,但必须走一条自己的路,要面向未来、着眼现阶段,作好分阶段总体规划是当务之急。 应建立各种专家咨询和调查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重大决策应在有关专家多角度、多层次评议、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是一个新的、投入较大、影响深远的课题。国家教委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围绕这一新课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应从新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整体改革,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学习方式、方法和过程等多方面的影响进行有效的实验,并定期地、有组织、有计划地作定量定性的跟踪调查,以及时分析现状,发现问题,修订策略,推动进一步发展。 要重视对信息社会中人才培养规格和目标、模式的研究,建立适应国际化、个性化、信息化的信息教育课程及其它相关课程目标,着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尤其在计算机教育的目标、内容、课程方面作深入思考,重新确定计算机教育的政策和目标、学科内容,摆脱强调程序设计语言的偏向,以计算机应用为主,把计算机作为教与学的工具,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和其它手段去探索、获取和处理各种知识信息的能力。 要重视对新信息技术所构建的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建立与新信息技术应用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与新信息技术应用相适应的课程目标、教学结构、教学评价的研究,重视对新信息技术应用的评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包括对成本效益的评价、对应用新信息技术的教育系统有效性的评价、对学生学习成就的评价等与新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的各方面的评价。 要研究制定信息社会中的教育政策,尤其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规划、政策和策略。无论是视听技术、计算机技术,还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它们在教育中的应用都需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尽快作出合理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和策略,并切实有效地组织实施,这是当前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所要求的。 (二)加强政府行为,切实处理好几个关键的问题 1.领导的重视与认识问题 各级领导的重视是推动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关键。领导者的重视及正确的认识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的一系列有效行为。由于存在经费、认识、师资、软件以及升学压力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发展十分缓慢。如果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通过政府行为来推动,十分有利于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应用的发展。 2.经费投入问题 首先,各级政府应为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建立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确保经费投入,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可供选择的措施: (1)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中设立专项资金,通过拨款、奖励、补助、贷款等形式向中小学增加投入; (2)通过制订企业向学校资助经费可抵税收的政策,鼓励企业向学校提供资助和各种设施; (3)通过教育附加、勤工俭学等多种形式,多渠道筹措经费,同时通过奖励、补助等形式鼓励中小学继续自筹经费,投入新信息技术的应用; (4)考虑确立教育部门购置教育资源的价格优惠政策; (5)积极争取国际援助,鼓励国内企事业单位和一些民间组织与中小学共建。 其次,切实保证硬件、软件、培训和管理维护的合理投入比例,发挥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 再次,国家在经费投入政策上应有所倾斜,尤其对经济落后地区和条件较差的中小学,要增加拨款和补助的比例,以加快其发展速度,缩小教育差距。 3.硬件问题 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程度取决于国家、地区和学校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阶段,不应盲目追求最新、最高技术。每个地区、每所学校要根据自己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不同的教育教学需求、资源与约束条件来确定自己最基本的教育技术设备作为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的条件。 同时,必须对硬件维修、维护措施作出有效的安排,以保证硬件设备的正常运转和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4.软件问题 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是保证新信息技术作为工具、手段去改善教育质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有效的教材建设和软件开发机制与科学的质量标准教学软件的质量和它能否被教师和学生接受是使用新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教材建设和软件开发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与科学的标准。 中小学教材的设计、开发应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国家教委主管部门的组织规划下,由学科内容专家、学科教学教师、教育技术专家、教学媒体专家、软件编程专家、教育心理学专家和教学研究人员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小组共同设计、开发,并要有相应的政府行为,形成相应的规划、投入、管理、设计、开发、试用、反馈、修改、评审、生产、推广、出版发行的工作系统。 国家教委主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视听教材和计算机课件的开发标准和纲要,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和软件规范标准,加强视听教材和计算机课件的评审。所有软件均应有配套的使用说明或手册。 软件开发中要特别重视教师与学生的参与,要了解学生和教师的需要并考虑到教师和学生在相应教学环境中的相互作用。要注意软件不是课堂教师的电子替代物。 (2)建立若干高标准的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的骨干编制基地当务之急是中央和地方应建立若干高标准的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的骨干编制基地,统筹规划,重点投入,分区协作。采用政府与企业联手的方式开发软件(由国家教委提出软件产品的详细指标及要求,让企业投标制作,版权归国家教委所有)以增强软件开发能力,克服开发人员和资源的严重不足。软件开发必须重视前瞻性、适应性、交换性,以实现资源共享。 (3)在软件开发上提供特殊政策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属于特殊商品,既要面向教育市场,又要实行特殊政策,在一定时期以文字教材的收益补贴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的建设,国家和地方都应有重点投入,或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吸收社会资金编制中小学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通过确立对教育行业优惠的市场机制,教育电视台或计算机网络传送等多种形式促进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的流通。通过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评选、软件竞争等方式鼓励优秀教师参与教材或软件的开发,对编制视听教材与计算机课件应视为“著书立说”,国家和地方应有相应的认定与奖励办法。 (4)适当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教学软件适当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教学软件,结合我国中小学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造和编译,提供给中小学使用。引进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借鉴国外软件制作的经验和技术。 5.培训问题 任何一种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是教师使用新信息技术的自觉要求和能力。因此,建立一支足够数量的、稳定合格的现代化干部教师队伍,是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成功应用的关键。 (1)建立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的培训体系要在教师继续教育以及师范院校中开设教育技术课程和计算机等信息文化课程,培养广大教育行政干部、教师和在校师范生的信息文化意识和适应新信息技术的教学和管理能力。培训必须形成制度,经常地定期进行,以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 (2)要特别重视对校长的培训校长是推动新信息技术在学校应用的关键力量,因此要特别重视对校长的培训。教育行政人员对信息文化和信息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到对与新信息技术有关的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执行程度,重视对他们的培训,有助于为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提供科学合理的行政支持。 (3)要重视专兼职电教教师的培训首先要普遍地进行岗位培训,实行凭证上岗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分级组织专业进修、学历、双学历教育和骨干教师培养,逐步形成一支合格的、稳定的、拥有更多教育技术、教学设计和媒体专家的电教教师队伍,适应新信息技术应用的需要。 (4)对学科教师实行全员培训学科教师是应用新信息的主力军。对学科教师要实行全员培训,除了关心他们技能的提高外,还应注意他们态度的转变,利用一切机会阐明新信息技术和相应的教学软件改进教学过程的教育结果,要尽可能联系课程、联系教师的经验和观点来进行培训。要注意到教师使用新信息技术的勉强性常常是设备使用中实际困难的反映;要注意消除教师对媒体会代替他们或降低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担心;要注意消除教师害怕在学生面前暴露他们对新技术的不适应的心理。 (5)重视加强对师范生的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要重视对师范生的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把“教育技术基础”和“计算机基础”列为必修课,为学校输出适应信息社会和教育现代化要求的合格教师。 (6)重视对教学软件开发人员的培训重视对教学软件开发人员的培训,使他们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尤其要加强教与学的理论和教学设计理论的培训。 (7)建立分级培训体制采用分级培训体制,利用和改进现有的培训系统广泛开展信息技术的培训,除调动中央和地方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外,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培训。 (8)重视对培训效果的考核和评价要以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规范、吸引广大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参加培训,并重视对培训效果的考核和评价。对有一定基础的教师和干部要有一定的政策鼓励他们通过自考、远距离教育等形式进修第二学位或获取证书。 6.管理体制问题 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必须按照系统原则进行科学管理,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和效益。 要将新信息技术的应用状况纳入中小学“双基”督导、检查、评估范围,制定评估标准和相应的政策,分类推进,督导检查,促进新信息技术应用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1)尽快改变视听教育与计算机教育分而治之、多头管理的状况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中小学电化教育与计算机教育基本上是分别管理的,从国家教委到地方,甚至到学校,多为两个工作系统,彼此分离,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也常把二者分割并列,这已带来管理上的很多问题,对于未来的发展更为不利。因此,只有采取相应措施将二者统一起来,才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统筹规划与设计使用,才有利于新信息技术在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协调发展。 (2)教育电视台的建设与管理在当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它直接关系到卫星电视教育网络的发展和卫星电视教育的成败,对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的目标至关重要。国家教委应尽快与广播电视部门协商,制定一个教育电视台管理条例,促进教育电视台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管理,提高社会效益。对于教育电视节目进入有线电视网,国家应在立法上加以考虑。 (3)搞好教育电视栏目,合理设计和编排节目内容紧密结合中小学教学的实际需要,搞好教育电视栏目和节目内容、形式的合理设计和编排。卫星电视教育的主要落脚点是中小学及家庭、社会,卫星电视教育节目播出的主要对象和客观评价者之一是中小学,优化节目播出的基础源泉之一是中小学教育与教学实践。因此,教育电视台应针对中小学实际,播出与中小学教学配套的小版块节目,配合课堂教学,同时办好“开放性课程”和各类教育活动。有条件的学校应建立校内电视接收和闭路系统,同教育电视台“联网”形成相互配合施教、两翼齐飞的态势。 教育电视要为中小学提供与学科教学配套的丰富的教学资源,总体上要做到与中小学教学进度基本同步或略超前,这样一方面可以给中小学教师提供一种教学示范,另一方面也便于教师将有关的教学材料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充分发挥教育电视资源的效益。 (4)重视教育电视节目的反馈要重视教育电视节目的反馈,建立有效的教育电视节目收视情况反馈网络,定期开展节目收视调查,收集反馈意见,以调整播出计划和修改教学节目。 (三)普及和提高基于视听技术(投影、录音、电视、录像、语言实验室、计算机辅助教育等)的多媒体教学形式,大力发展基于卫星通讯技术的远距离教育形式,积极试验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网络教学形式和基于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多媒体教学形式。 这一策略的实现,可以采取以下具体策略: 1.分类指导,分层推进 当前在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发展较好的地区,多数中小学的校舍、师资、一般教学设施、正常经费等办学的基本条件已经达到基本要求,学校科学管理基本成型,教育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校长一般具有较强的现代教育意识,在这些学校中应大力提倡应用新信息技术。在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较差的地区,多数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较差,在这些学校应首先改善基本的办学条件,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并利用已有的新信息手段开展师资培训。对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应该考虑到既能在有条件的地区与学校迅速有效地发展,又能对较为落后地区与学校进行辐射与扶持。 有条件学校,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不同层次的应用新信息技术的目标和模式,分步推进。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兴起的情况下,必须仍然重视以投影、幻灯、录音、电视、录像等视听媒体为主的多媒体教学形式的应用。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确立一批不同层次、不同应用模式的示范校,要重视和扶持一批条件较好的学校积极试验和推广多媒体教学形式和网络教学形式,影响和带动一般。 我国多数乡村贫穷落后,中小学布局分散且条件较差。对这些学校来说,首先的是确保最基本的办学开支、维持正常教学、改善办学条件等问题。有条件的农村中小学应用新信息技术发展教育可以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以中心校为点,充分利用县乡建立的广播电视接收装置,接收广播、电视教育节目,获得教学资料和教育信息,建立县乡教学资源中心,开展教研与教师培训,进行德育与公共课教学;二是在学校和班级进行以常规媒体应用为主的实验,取得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广。 2.多类型、多层次布局 在中小学教育中应用新信息技术,可按照如下四种类型和层次布局: (1)重点配置,形成若干应用新信息技术的教学点有些中小学的班级、学科较多,物质条件与经济力量有限,教育方式和手段又需逐步更新。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可以把新信息技术应用的重点放在年级和学科上,在一些宜于应用新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又需重点保证的学科与内容上,根据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投影、幻灯、录音、录像与计算机等设备和相应的软件。 (2)以班级为基点,形成应用新信息技术的班级体系在一些条件较好的中小学,适应班级授课制,把应用新信息技术的基点放在班级,在每个教室里装备投影、幻灯、电视、录像等视听设备和计算机设备,给教师提供相应的软件和教材,方便教师使用。也可以在电化教室、语言实验室、计算机室、音像阅览室等一室或多室配备投影、幻灯、电视、录像、计算机等设备和相应的软件,供一些学科使用。 (3)以学科为基点,形成应用新信息技术的学科专业体系在办学条件有较大改善,教学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班级授课趋于“专业化”,个别化教育逐步得到发展,多数学科教学在专业教室进行。适应这种情况,学校把新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点放在学科,在每个学科的专业教室除装备相应的演示、实验设备,挂图、教具与学具外,根据学科需要装备特定的视听设备、计算机设备和教学软件。 (4)以多媒体教学形式和网络教学形式的试验为中心,将基于视听技术的多媒体教学形式和基于卫星通讯的远距离教学形式等多种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形式组合形成现代教育技术体系。 在少数办学条件有根本改善的中小学,在新信息技术普遍应用的基础上,以发展多媒体技术为重点,建立校园网,形成包括广播电视、录像、通讯、计算机与投影、幻灯、实验设施等各种应用形式在内的网络系统,覆盖学校教育教学各个方面,并留有接口同国内外联网。 3.建立资源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强调媒体的优化组合利用 新信息技术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建立正确的资源观念并强调资源共享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新信息技术。当前中小学经费短缺,软件、硬件缺乏,应该在省、市、地、县、乡(镇)、学区建立学习资源中心,为周围学校提供资源服务,实现资源共享。这种资源中心还将为开放学习和个别化学习提供条件,促进学习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学习化,为实施全民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何媒体都有其特定的作用,能够解决特定的教学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在教育教学中积极推广应用新的信息技术或新媒体,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已有媒体技术的作用,通过教学设计,对媒体进行选择和优化组合,以最有效地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管理改革 摘要不同的理论观点,既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也会在管理实践中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也直接影响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东方伦理主义形成了影响世界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三种理论思潮。三种理论在相互攻讦、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给教育管理带来了勃勃生机。三种理论思潮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管理改革的一种理论导向。 关键词教育管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伦理主义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Eltan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官僚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更新的大趋势。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科研 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却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有不少人认为:教育科研工作自有专家学者去研究,我们教师不就是按照书本教书吗,还搞什么教育科研?其实这就是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目的意义不理解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怎样做到教育“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提高我们的教育科研水平。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虽然教育科研的理论水平没有专家学者的高,但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普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结果,它都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作为中小学教师,不管你对教育科研有没有兴趣,你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问题怎么办?难道你不去解决吗?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不正是你的教育科研的过程吗?就这一点说,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最主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教育科研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 思考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 我们明确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意义,其实也就给我们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指明了方向,即中小学教育科研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更应注重自己的教学实际,以小的课题研究为主,做到一个课题能解决一个教学实际问题即可,切忌贪多求大。这是因为: 1。工作需要。 2。自己熟悉。 3。便于操作。 4。利于推广。 思考三: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种种不良现象 1.功利主义:今天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造成的,严重违背了教育科研的实质。我们知道,教育科研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虽然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起点低,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其科学性不容置疑。它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质就是通过教育科研的研究来达到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水平,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但眼下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而是借教育科研工作为学校招来一块“金字招牌”,那些参加科研工作(特别是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也大多是出于评职晋级的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至于所研究的内容(课题)是否对教学有益,对学生是否有切实的意义则不太关心。只要上级能肯定,给一个什么奖,那就万事大吉了。 造成科研工作功利严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管部门只浮于表面,而疏于管理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只要留心一点就不难看出,由于现在许多评定的项目和内容中,都有一条“科研情况”或“课题研究”情况。你想评职,没有参加课题研究,不行!你要获得诸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称号,对不起,未参加课题研究,不行!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的确太多、太普遍了,“功利主义”能不大行其道吗? 教育科研是严肃的、科学的,它不能成为一个指标,也不需要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参与,因为它必定是理性的,学术性很强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其科学性和学术性,硬实要把它作为一项评定的指标,这不仅违背了教育科研的本质,更是把它推进了“功利主义”的死胡同。 2。两头热,中间冷:功利主义必然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两头热,中间冷”。这里所说的“两头热,中间冷”主要是指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课题研究方面,大家的热情和精力都放在课题的立项、开题和结题上。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是比较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应为大家所关心的并不是课题本身,而是课题的影响力,课题在上级那儿能引起多大的注意。说穿了,也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在作怪。 3.泡沫成果多:功利主义、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必然产生“泡沫学术”,在中小学教育科研热的背后,各种“泡沫”现象层出不穷,水分沙子越掺越多。在不少的科研项目中,老师为课题的名称的确化了不少心思,以取悦于领导,课题一旦获得通过,便在开题、结题方面大做文章,包装过度,大话空话不少,但对课题的实施研究过程,却并不看重。更为甚者,对研究的过程凭空想象,造假数据,东摘西抄,胡乱拼凑,把课题越吹越大,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些用巨资累起来的课题成果,不要说推广运用,就连本校教师甚至高课题研究的老师也不敢真正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谁敢拿教学质量开玩笑呢? “功利主义”倾向是产生“泡沫学术”成果的温床,而“泡沫学术”成果的飞扬跋扈又直接刺激和助长了“功利主义”倾向盛行的势头。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要强调教育科研的正确定位,进一步明确并强调教育科研是运用科学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功能,淡化名利,弘扬科学精神。 思考四: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几点意见 1.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 影响中小学 教育科研顺利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因此,要使中小学教育科研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的关系,多做实事,少空谈,不为名利。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健康顺利的发展,也才能起到指导教学的目的。 2.切合实际,做小做实 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作为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不是为搞科研而科研,不是为开展课题研究而研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所谓“小”,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着眼于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工作,研究一个方面,解决一个问题,决不能贪多误得。所谓“实”,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该做踏踏实实的工作,真真正正地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为名、不为利。 3.来源实践,指导实践 中小学教育科研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科研。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联系实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现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不少的教育科研工作都存在功利主义色彩,假大空现象很突出,教育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不仅没有起到教育科研工作的作用,相反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因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必须是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我们只有端正思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作用,遵循教育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少一点功利主义色彩,多一点实干精神,这样,教育科研工作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小学教育论文: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 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由州一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负责。中小学教育共12年,从1年级到12年级。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首都行政区,中学从7年级开始,其他州一般是8年级开始。义务教育到10年级结束。11年级和12年级的课程,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以面向大学升学为主,也包含职业性课程的训练准备。 中国中学生留学澳大利亚,比较合适的年龄是在中国读完高一,大体相当于澳洲的10年级,然后到澳洲读11年级。由于语言上的差距,中国学生很难直接进入澳洲主流课程,一般都需要先读语言课程。 留学澳洲中学,在申请操作上,中国学生有三点要注意,第一,申请的语言课程最好和主流课程在同一间学校,第二,语言课程不能超过6个月,一般以4-5个月为宜,语言课程如果超过6个月,往往被拒签,第三,澳大利亚签证申请时间很长,所以申请者必须留有足够的提前量,一般需要提前一年。例如,想报读澳洲11年级,那么应该在初中毕业就开始申请,高一读完后可以赴澳洲。 还有几点需要提醒中国学生和家长,澳洲学校不接受插读12年级的学生;澳洲学生签证,对留学11年级以前的学生,不需要TOFEL或IETLS成绩;高三学生申请留学澳洲,一般都被拒签;澳洲位于南半球,大中小学的学年一般从2月份开始,到11月结束。 在澳大利亚进修英语。 海外留学生英语专修课程(ELICOS)是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制度中的一环,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英语培训及有关服务。全澳总共有100多所注册认可的ELICOS学院。每年来自50多个国家的学生赴澳就读ELICOS课程。从签证角度出发,中国学生不能只在澳洲学英文,ELICOS课程必须作为一个正式课程的预备课程。 ELICOS学院设有多种不同形式的英语课程。全日制课程通常为期4至8周;全日制或兼读制的考察课程通常为期1至6周。课程分不同程度设置,以适应初学者乃至高等程度学生的需求。 ELICOS种类包括使用英语、学术英语(为准备升学而设计)、中学预备班、公开考试预备班(如剑桥公开测试、IELTS及托福测试等)、专业英语课程(如商业英语、计算机学应用英语等),以及考察学习课程。国家ELICOS评审计划署(NationalELICOSAc-creditationScheme,NEAS)为全国学院确定评核制度,NEAS评审学院的管理、员工、最低师资要求、设施、服务、校舍,以及课程等。 澳大利亚第一所大学于1850年创立。时至今日,全澳大利亚共有40多所大学,另外,还有提供职业培训的职业技术学院(TAFE)。修读高等教育的全日制,业余及海外学生达57万多人,其中有超过一半属走读性质的全日制课程学生。现在就读于高等教育学院的海外学生约有5万人。澳大利亚的大学在英国及美国的院校中享有盛名,而且在计算机及科技水平方面也遥遥领先。 很多大学现在正提倡学术研究国际化,积极鼓励员工及学生参与国际交流计划,并与其他海外学术机构合作,进行研究及发展新课程。 澳大利亚的42所大学中有36所是纳入国家统一教育体系的公办大学。4所是联邦政府办的特种高等专业学校。两所为私立大学。 外国学生 大部分外国学生要进入澳大利亚需办学生签证。签证有效期比学习期限多1个月。来澳大利亚接受短期培训不足3个月者可申请访问签证。学生应弄清打工、医疗保险以及回国的有关规定。澳大利亚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学生的费用。许多私立学校参加了“学费保障计划”,即使在学校主人发生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学生也能受到保护。在澳大利亚使馆尚未通知颁发学生签证之前,最好不要交付费用。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AIEF)是澳大利亚政府和提供教育部门的合作组织,其宗旨是推进国际教育和培训,向学生提供信息。 中小学教育论文:美国中小学教育服务性学习 摘要:服务性学习是一种在行动和反思过程中进行的经验性学习,它已成为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之一。服务性学习把社区服务作为获得特定学术目标的载体,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反思精神和公民责任。 要害词:美国;服务性学习;中小学生 服务性学习是学习、服务与教学相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目前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项贯穿学前到12年级以及大学教育阶段的学习运动。在服务性学习中,学校等教育组织与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紧密联系,学习从教室延伸到社区,并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时间,比学生通过参与一系列融合个人和小组的活动与服务,反思自己的服务与学习经历,服务性学习能够发展和丰富学生真实的知识、实践技能,以及增强他们终身的社会责任心与公民价值观、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技能,在此过程中培养对他人的关怀感、服务性学习有效地把学生的知识获得和不断发展与丰富联系在一起。 一、服务性学习释义 对服务性学习的理解有多种。一般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学策略或者是一种学生学习经验的补充。它强调把社区服务作为学生学习与把握技能和知识的一种方式,学生在行动中不断观察和熟悉,不断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反思,除了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外,服务性学习更强调价值观的养成和增强。“它为学生提供镜子以观察自身,提供显微镜以审阅社会,提供双倍望远镜以探究前景”。 密执安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阿登·姆恩(ArdenMoon)认为,服务性学习是将服务与内容结构予以统合并进行实施的一种课程计划。伊勒(Evier,1999)和盖勒斯(Giles)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经验性的教育模式,“经验促进理解,理解促进更有效的行动”。 美国国家实验教育协会(NationalSocitetyforExpefimentaialEducation)对服务性学习的定义如下: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且在服务过程中对所学的东西进行积极反思的有组织的服务活动。 美国服务性学习委员会最近颁布的《在行动中学习:美国学校服务性学习的力量》的报告指出:“服务性学习与自愿服务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把社区服务和学术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用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增强其公民责任感,同时促进社区发展和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服务性学习不是一种自愿者的计划.也不是学术课程的附加,而是课程本身;服务性学习不是用来惩罚学生的服务,也不是只适用于高中与大学,更不是使学生或社区单方面受益,而是使双方互惠;服务性学习强调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服务性学习不是只适合于某一些学科,而是可以在任何学科和任何年龄段的学生中开展,方式可以不同。 服务性学习与社区服务是不同的。服务性学习将社区服务作为实现学生的学术目标的媒介,与学术内容和学术标准相联系。阿登·姆恩教授认为,社区服务不涉及正规学术性的需要及其任务;社区服务通过学生的自愿努力满足社区需求,服务性学习也满足那种需要,但它将那种需要作为审阅我们自身、社会和未来的基础。并且,服务性学习给学生提供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来应用新的已获得的技能与知识的机会。学生从事的服务对于社区而言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应明确,只有当社区服务适应学校课程目标时,服务性学习才有可能发生,并具有一定的价值。 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已渗透到各级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服务性学习中,一般是首先确定一个课题,进行讨论,然后分小组到社区服务一段时间,最后描述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教育改革服务性学习联合会(AllianceService-learninginEducationReform)认为服务性学习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预备——学生在他们的社区中发现问题,并制定适应社区需要的发展计划; (2)合作——来自于社区团体的学生与当地社区形成伙伴关系,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3)服务——学生实施有助于社区发展的服务性计划; (4)课程统合——学生为解决社区问题而运用在学校里把握的知识; (5)反思——学生花费一定的时间对所从事的社区服务性工作进行思考、讨论,并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形成文字材料。 二、服务性学习的历史发展 美国服务性学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教育家杜威的“在做中学”的思想、早在1915年,在阿巴拉切亚就出现了工作、服务和学习相结合的两年制或四年制的民间大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改善经济萧条的困境,美国决定提供受教育机会,要求学生毕业后以服务社会作为回报。人们发现,学校不是社会的“孤岛”,大量的社区活动能够不断地渗透到青少年的学习活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服务性学习被首次提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种志愿服务组织和团体从地方扩展到全国,参与人数迅速增加。 1979年,美国国家服务性学习中心成立,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掀起了服务性学习的热潮,服务性学习在全美得到普及,教育界已经开始探索各种服务性学习模式。正是因为意识到服务性工作计划的内在价值,美国的决策者、立法者及教育者才全方位推进丁地方、州和国家层次的计划。 美国政府1990年颁布的《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The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Actof1990)和1993年克林顿总统颁布的《全美服务信任法案》(TheNationalServiceTrustActof1993),均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服务性学习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在美国各州和地方学区的推动下,服务性学习运动已经从教育的边缘发展成为教育的主流。从1984年到1997年,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中小学生从90万名上升到126万名。1999—2000学年,在349所接受调查的大学中,有71.2万名学生参加了服务性学习,有12.2%的教师提供服务性学习课程,有9%的学校把服务性学习课程作为毕业的要求。美国服务性学习委员会2001年的报告指出,2000—2001学年,美国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中小学学生超过了130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发和实施服务性学习项目的专业人员与州和地方认证机构合作,把服务性学习纳入教师教育改革之中。其具体做法是: (1)建立能够培养高质量服务性学习教师的课程体系。 (2)教师和教师教育机构(大学和学区)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对教师教育项目重点使用“教学对话”和“认知练习”的方法,尤其注重以反思性实践为重点的服务经验的现实性和背景性。 (4)要以长期培训代替短期培训。 1993年,为了探讨发展美国服务性学习教师网络的可行性,在一次由大学校园协作组织召集的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编辑一套关于服务性学习与教师教育的丛书。除了公立学校提出的项目外,一些大学和学区的教师教育项目也开始将服务性学习纳入教师教育中,力图将服务性学习项目与知识渊博的教师、提供支持的治理者、见多识广的社区成员和真正从事服务性学习的学生结合在一起,并力图以长期培训代替短期培训。 三、服务性学习的目标与价值 当今的美国学生正日渐脱离社区,失去了公民责任心,服务性学习有助于学生重构公民责任。服务性学习促进学生在连接理论与经验、思考与行动中学习,通过有意义的与必需的在社区的直接服务,满足尚未实现的需要,使学生有能力帮助他人,奉献自身,并与他人建立关爱的关系。经济学家杰里米·瑞佛肯(JeremyFifkin)声称,“服务性学习可能会成为21世纪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服务性学习的目标主要包括: (1)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为丰富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科目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2)增强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做事,为学生的职业选择提供帮助; (3)增强学生对于自身学习的责任感,并具备履行公民职责与权利的能力; (4)向学生揭露社会的不适当、不公正问题,并帮助学生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5)给学生提供跨文化学习的机会。 服务性学习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现实社会问题和需要结合起来,既促进了学生的智力发展,又提高了学生的公民参与意识。同时,服务性学习不用打破学习的严密性和学科性,就能够提供给学生尽最大努力学习的理由,使学生积极参与服务计划,既达到服务社区的目的,又让他们形成了更高的学术成就目标。在服务性学习中。学生会分析社区和社会,了解社区的演变历程。他们会与无家可归者紧密联系,还会与上代人密切交往。除了参与服务性工作本身以外,学生们通过这种计划能够发展多种能力。 学生在服务性学习中.可以洞察社会特征,解决社会问题。学生参与服务如建筑改造、健康看护、环境保护、邻里联系等,能够使学生服务于社区,通过服务经历进行反思,能促进对学科的学习,并为公共健康、社区工作、城镇计划等作出贡献。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其社会责任感、交往及学业能力等都有所增强。有94%参加服务性学习的学生认为,服务性学习教会了他们怎样与同伴和老师相处得更好,怎样在一个集体中工作得更好;帮助他们了解了社会,并知道怎样使它变得更好。 姆恩说:“我们的文化缺乏对年轻人进行公民相互依靠和个人责任心的养成性教育。服务性学习为中小学生开启了跨学科课程学习的大门,并给他们学习生活技能(如团队工作)提供了机会。”服务性学习对于学生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学术成就、公民责任心的发展以及职业拓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学生通过服务性学习,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具有更深刻的熟悉,从而对社会文化更轻易接受。 中小学教育论文:私立中小学教育发展 一、引言 本文不拘泥于某一个国家和地区,而是力图从世界背景看私立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和现状,并尽可能地依据具体数据来说明观点,从而鲜明地区别于我国很多学者在介绍外国私立教育时所常用的定性方法。 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为教育决策提供些许相关决策支持材料。1997年10月开始实施的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确提出:“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作为国家实施义务教育的补充”。这句话既明确了国家政府对我国民办学校给予鼓励和支持的良好愿望,也对民办学校的“补充”功能作出了原则性的规范。然而,这里的“补充”是维持民办学校现有办学规模的补充,还是允许其适度发展的补充,尚无明确说明,只能等待《条例》的“实施细则”来作出规定。而本文可作为“实施细则”的一个小小的注脚,因为我国民办学校规模的预测和确定,不能完全忽视国外相关领域的实践、发展和经验。 本文数据全部取自于《世界教育报告》里的有效数据。所谓“有效数据”,就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既有八十年代的数据,也有九十年代的数据。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一个时期的数据,则不在选择之列,因为无法作前后对比。在这一原则下,笔者选择了98个国家和地区的私立初等教育的数据和78个国家和地区的私立中等教育的数据。数据均为同一个指标,即私立学校学生数占同一阶段学生总数的比值。通过对这个比值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将得出几点结论,并将结论作浅近的定性分析。 二、98国私立初等教育的发展与变化 (1)本表依据的是1980年至1992年间私立初等教育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值的变化情况,例如美国,1980年的比值为11%,而1992年的比值为10%,其变化特征为下降,尽管下降幅度很小。 (2)在98个国家和地区中,私立初等教育覆盖的学生数占同一阶段学生总数的比值,有所提高的国家和地区有53个,占54%;有所下降约有28个,占28.6%,而没有变化的有17个,占17.3%。 (3)表明:国外的私立初等教育,尽管在各国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但发展和上升的势头是明显的。 释读和分析: (1)表明:私立初等教育规模在0~4%之间的有26个国家,占26.5%;在5~9%之间的有17个国家,占17.3%;在10~24%之间的有34个国家,占34.7%;在25~49%之间的有11个国家,占11.2%;在50%以上的国家有10个,占10.2%。 (2)比值在25%以内的国家有77个,占78.6%;在50%以内的国家共88个,占89.8%; (3)由(1)和(2)可以得知,大多数国家的私立初等教育规模都在25%以内,因而只能是公立初等教育的某种补充。 三、78国私立中等教育的发展与变化 (1)依据的是1980年至1992年间私立中等教育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值的变化情况,例如比利时,1980年的比值为64%,1992年的比值为66%,其变化特征为增加或上升。 (2)在78个国家和地区中,私立中等教育覆盖的学生数占同一阶段学生总数的比值,有所提高的国家和地区有42个,占53.8%;有所下降的有31个,占37.9%;未发生变化的有5个,占6.4%。 (3)私立中等教育,就全球范围而言,上升势头是明显的。 (1)博茨瓦纳的私立中等教育增幅最大,上升了31个百分点;加篷的降幅最大,下降了26个百分点。 (2)增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有9个国家;降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有4个国家,升降幅度最大的国家,其升降幅度全部在5个百分点之上;如果与表2相比,则可发现私立中等教育的变化幅度大于私立初等教育。 (3)就地区分布而言,升降幅剧烈的国家和地区多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发达国家基本不在此列。 (1)在比值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除孟加拉国、斐济和毛里求斯以外,其它国家的比值均有上升。 (2)在比值排名倒数前10位的国家中,除斯里兰卡和希腊未发生变化外,其它国家的比值也都有所上升。 (3)从表7与表3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私立中等教育相比于私立初等教育,发展的势头更为明显一些,例如就比值排名第10位的数字而言,私立初等教育由1980年的55%下降到52%;而私立中等教育同期则由48%上升到62%。 (1)私立中等教育规模在0~4%之间的有7个国家,约占9%;在5~9%之间的,有14个国家,占17.9%;在10~24%之间的,有26个国家,占33.3%;在25~49%之间的,有19个国家,占24.4%;占50%以上的国家有12个,占15.4%。 (2)如表8所示,比值在50%以内的国家,占84.6%,而在其中,比值在5~49%之间的国家有40个,居三分之二多。 (3)如果按照10个百分点划段,那么则发现:10%以内的,有23个国家;11~20%之间的,有17个国家;在21~30%之间的,有12个国家;换言之,多数国家的私立中等教育规模在30%以下。 (4)可以发现:多数国家,私立中等教育的规模要大于私立初等教育的规模,因为私立初等教育规模在25%以上的国家,仅占21.4%;而私立中等教育规模超过25%的国家,约占40%。 四、结语 自1980年至1992年,私立初等教育规模有所下降的国家和地区有28个,占98国的28.6%,私立中等教育规模有所下降的国家和地区共31个,占78国的40%弱。由此我们可从反方向得出:世界私立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是明显的。私立中小学教育继战后初期的大发展而曾出现较为严重的下滑,那么为什么八十年代以来能够出现这种反弹呢?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增加教育服务的品种,扩大家长和学生的选择。而选择的背景,自然是人们对教育质量的需求进一步提高的反映,以及人们对公立教育信心的不断下降。因此,鼓励私立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为不少国家的共识,这里的鼓励不是以牺牲公立教育为代价,而是尽可能的创造适度竞争的氛围,以带动公私立教育质量的共同提高。如果说传统上私立教育的发展往往是与宗教因素、个人行为相关更多的话,那么这个时期政府行为的日益凸现则是其突出的特点。 (1)智利的私立初等教育增幅最大,上升了20个百分点;格林纳达私立初等教育的降幅最大,下降了84个百分点。 (2)在变化最为剧烈的国家和地区中,增幅在7个百分点之上的有8个,降幅在7个百分点之上的仅有3个。 (3)增减幅在5个百分点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5个,占98国的15.3%,说明多数国家的增减幅在5个百分点之内,私立初等教育变化的相对平稳是明显的。 (4)就地区分布而言,增降幅较为剧烈的国家和地区多在非洲、拉丁洲和亚洲,很少出现在欧洲(东欧除外)和北美洲,说明这些地区的私立教育发展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不大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公私立初等教育的平衡已基本形成。 (1)本表的两组比值代表了两个极端,虽然就统计而言,它们都不在常态分布范围之里,但12年间未出现较大的起伏,也可能暗示出私立初等教育机构与其环境已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 (2)这些国家的比值,无论是特殊的高,还是特别的低,绝大多数都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尽管上升的幅度多数在两个百分点之内。 (3)比值较低的国家,其公立教育的普及和发达是勿庸置疑的,然而这些国家似乎十分珍惜那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而不是政府缺乏财力来举办这很小一部分的教育。 (4)国别的地区分布中没有表现出特别之处。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信息发展 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全国全面推进,但这次改革的成功基础在于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充分运用。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新课程只能是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新课程的实施将是一句美丽的空话,只能是“穿新鞋(素质教育思想),走老路(应试教育手段)”。因为新课程的基本思想是充分发展每一个学生的智慧和能力,即实施个性化的教学,而这需要极其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教学信息、教学工具等)的支持。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无法解决这个资源问题,只有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才能很好解决这个难题。 全面中小学校达60多万所,根据“校校通”工程的要求,90%以上都要在2010年都要实现“校校通”,而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等)则要在2005年提前达标。 目前,全国“校校通”工程的投入累计资金达3000亿以上,建成的校园网不少于20万个。但这些教育信息化设施,由于受当前应试教育环境和传统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制约,特别是由于缺乏一套科学、系统的素质教育理论的指导,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革新教学模式、大面积地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为全面和深入地推进素质教育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相反,人们还在“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开‘飞机’”,这些昂贵的教育信息化软硬件设施基本上都成了用之不能、弃之不忍的鸡肋,成了各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们时时隐隐作痛的心病。 面对以上大好的市场形式,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企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他们的生存状态又如何呢? 一、当前教育信息化产品存在的问题 随着2000年10月国家和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校“校校通”工程以来,全国各地的企业和资本都极其看好这一发展潜力巨大、利润丰厚的新兴IT市场,纷纷投身教育信息化建设和组建教育应用软件开发企业。在2002年高峰时期,全国从事教育信息化业务的企业愈千家。其中一些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和行业资源优势的企业,在市场中迅速壮大,并在业界具有了一定影响力。如北京的科利华、清华同方、K12、校际通、翰林汇、中教育星等;广州的唯一、TCL、智囊等;江浙的浙大网络等。这样的强势企业在全国也有十来家。 经过四年多的发展,迄止2004年底,其中的绝大多数企业不仅没能按人们预想的结果继续发展壮大,已是纷纷偃旗息鼓,被迫悄悄地黯然退出了这一巨大而且仍在高速发展的前景无限的黄金市场。剩下的屈指可数的几家强势企业,目前也仅是在作垂死挣扎,而苟延残喘!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如下—— (一)表层(产品和市场)原因 1.产品同质化:即各企业的产品严重趋同,各自无特色。A企业的产品线及其产品功能、特点与B企业、C企业、D企业的产品线其及产品功能、特点大同小异或完全一样。 这一方面是同行之间懒得创新而互相抄袭,另一方面是企业研发人员大量流失后以母公司产品为原型自创小企业的缘故。 2.应用摆设化:无论那家的产品,在中小学校中都不能切实解决人们期望的降低师生教学成本、提高教学效果的根本目标,因而只能成为应付上级领导检查的昂贵“摆设”。 3.市场微利化:其于以上两个原因,一方面同行之间同类产品只能相互通过“杀价”和“反馈好处”甚至“免费”或“分期付款(后期款无法收)”来进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采购方(各地教育部分和中小学校)既然只是买一件用来“糊弄”上级和外行的“摆设”,就没有必要购买动辄几万、几十万元一套的教学软件,而只需买小企业那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一套的同类、同(相似)功能的软件即可。这就是教育软件市场微利化的直接原因。 (二)深层(本质)原因 1.理论指导缺失:当前的教育信息化应用软件都是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研发蓝本开发的,其产品只支持模拟式整合,而不支持数字式整合。 所谓模拟式整合,就是用信息技术手段模拟传统的教学方式,将“嘴说”改为用“喇叭放”,将“手写”改为用“屏幕显”。这样的整合不仅对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严重地加重了师生学习的成本,教师要用很多时间做“课件”,学生用很多时间课后“补课”。这样的整合可谓是“事倍而功半”,难怪会受到师生们的“冷落”和“抵制”了! 所谓数字式整合,就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营建一个适合学习者智慧发展(学习)的高效的学习环境。这个外在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环境,必须要与学习者内部的基于心理发展的认知结构之间达成“内外和谐共振”,才能称之为“高效学习环境”。 要构建这样的“高效学习环境”,就必须要在深入把握学习者学习机理和学科学习规律的基础上,整合相关的各种学科学习支持资源,依照学习者的学习心理需求和学习规律需求进行信息化学习环境的设计和设置。这就是基于信息技术环境的新型教学模式的创建。这,才是当前市场所急迫需要和实施的,即是各中小学校迫切需要的数字式整合。 2.教学应用低效:当前信息技术的使用的现实结果是,不仅没有降低中小学师生的教学成本,反而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成本,降低了教学效益;所有教学软件仅能小部分,而不能充分、有效地支持师生的教学活动。 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标,在于“以教育的信息化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即大幅度地降低教学成本的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大幅度地提高教学效益。 但当前的模拟式整合的结果与此背道而驰,在实际教学应用中,教师和学生都要付出比传统教学手段更多的教学精力,而教学效果很多时候却比采用传统教学手段更差。 这就是模拟式整合在中小学校中不讨师生欢迎的原因了。 3.运营模式落后:各自分割,不能充分分享资源;没有形成良好的利益驱动机制,人人都只想坐享其成。 成功实施信息化教学的基础,在于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这有两个条件:①教学系统中必须积存有多倍于师生需要的教学资源,供师生择优选用;②学校,特别是教师愿意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最优质的教学资源拿出来与人分享,并积累地研究和制作这样的优质资源。而这一切,依赖于对各学校及其教师的根本利益驱动——名誉的和经济的利益多劳多得! 但当前的现实状态是:各校各自封闭,都禁止教师将其略有价值的教学资料和资源外传,而只鼓励教师到网上下载和共享别人的优秀资源,以期达到使本校成为本地区或全国教学资源的领先的学校;同时,教师也不愿将自己辛苦研发和制作的优秀资源轻易与人共享,而只想下载和共享别人的优秀教学资源,以使自己在教学资源的占有方面超越别人而领先。这样,人人都只想占有别人的优秀成果,而不愿奉献自己的优秀成果。这就是我国教育信息化虽已实施了好几年,但教学资源仍极其匮乏的根本原因。 如何打破这种校校、人人都只想坐享其成的现状呢?这需要形成一种鼓励校校、人人争先恐后积极参与和分享的新型教学资源管理和激励机制。即越分享得多,其学校和教师的声誉和赢利越高、越大。 4.市场模式错误:以产品为导向,而不是以应用为导向。 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具体就是要达到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成本的降低。因此,教育信息化的市场开拓模式注定只能以应用为导向,而不可能以产品为导向。 产品模式的特点,是一锤子买卖。实施产品开拓模式,只要产品功能强大、运行稳定、价格合理,这种产品就能受到客户的欢迎。而这在教学应用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学校购置教育信息化产品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而不在于产品本身,即产品仅是一个应用工具。如果仅有一个工具,而不知和不能应用这个工具发挥效益,这个工具就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仅是一件“废物”和“摆设”! 因此,教育信息化市场只能是以应用为导向的“应用服务”。这个“应用服务”产品应包括: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集成的硬件的、软件的和应用指导三个方面的综合支持服务。唯其如此,才可能全面、真正解决当前学校和教师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达到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标。 二、走向数字式整合 当前,传统教学信息化模拟式整合产品已走到尽头,必须寻求新的全面突破和产品换代——这,就是基于新型信息化教育理论——社会进步主义教育理指导下的数字式整合支持体系——三效TM教育信息化应用服务系统。 这套解决方案,是硬件设备、软件体系和应用服务三个方面内容在创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综合体系。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如下: 其中,教育信息化应用科研指导服务体系已构建完成,全国已有50多所中小学校参与这一服务体系。这一体系旨在提高学校教师的创新教学模式的能力和教学应用的水平。 目前,正在全面构建与社会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相适应的教学实施体系。这一体系旨在大幅度降低师生的教学成本(教学时间)的基础上,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这样,才能最终使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跃上数字式整合的新台阶,进入一个崭新的新天地、新阶段。 中小学教育论文:提高新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的调研报告 农村调研报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来,我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中之重。市政协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组织力量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专题调研。根据市政协的部署,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组成调研组,就我市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现状,采用座谈会、访问、个别谈话等形式开展为期一周的调研活动,深入市教育局、鸿山镇、永宁镇、祥芝镇,与分管领导、教委主任、中学校长、部份小学校长和校董进行座谈,个别访问了审计局、教育局中教、小教、幼教、器材、计财等科室负责人。调查表明,目前我市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紧张,学校运转困难,师资力量匮乏,教师队伍难以稳定,外来工子女就学压力加重,存在着不少不容忽视的困难与问题。 一、我市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市共有农业人口23.5万,占全市户籍人口的76.8%。农村中小学共68所,占全市各类学校数的41.98%,其中中学11所,小学57所,农村中小学学生27500多名,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45.6%,农村中小学教职工1542人,占中小学教职工总数的40.28%。此外,还有幼儿园(班)63个,就学幼儿6700多名。多年来,我市针对农村教育相对薄弱的状况,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加了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投入,着力做好“二改二加强”工作,即着力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改善农村中小学师资教育队伍建设,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学装备,推动农村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区市教育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 二、我市农村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布局欠缺合理,亟需规划调整 一是存在小规模学校的现象。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出生人口逐步减少,生源随之减少,农村小规模学校随之出现。据统计,我市生数不足200名的小学就有8所。由于农村学校规模小,校本学生人数少,师生比例不合理,办学的规模效益很低,造成校舍设备、教育资金和师资力量的严重浪费,教师无法专职化,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当前,拆并校工作仍存在困难,既有并校后学生接送困难、交通安全隐患等客观原因,也有相当部分村委、村民、华侨阻挠并校等主观原因。如:祥芝古浮小学三年前就已不足200人,教委三年来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但因50%的村两委和村民不同意而停止。二是存在“多校一地”的现象。“三校一地”,即银江中学、小学、幼儿园同在银江中学校园内使用,银江中学实验室、美术室、音乐室腾给小学和幼儿园办学,无法开展相关课程,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得不到锻炼;“两校一地、一校两地”,即永宁中学初二到高中年段在新校舍,初一年段与永宁中心小学同一旧校舍办学;“幼小一地”,即普遍存在着幼儿园附设在农村小学的现象。众所周知,各校学生的年龄特点、作息时间、管理方法、教学活动和行为规范要要求不同,这样的“多校一地”,不但无足够场所开展活动,学生全面发展受到制约,而且也造成了学校管理十分困难,教学活动互相干扰,教育质量受到不良影响。 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前一种是生源太少,规模过小,造成校舍、设备、师资的浪费;而后一种是校舍设施的不足,互相影响,制约教育教学的发展。事实表明,我市农村中小学校亟需合理布局,教育资源亟需优化整合。 (二)教育经费紧缺,学校运转艰难 在调查中,教委、学校、校董会纷纷反映:办学经费车薪,学校运转困难。由于办学经费不足,有的学校教师差旅费出现困难,无力派教师参加培训,无法进行教研,只能以看cd代替培训;有的教学设施坏了,费用巨大,不能维修;有的学校无力支付维修、保养、更换的费用,因担心设备、仪器损坏而停止使用,使之成为摆设;有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体育设施、实验用品等配备不足,实验课开设率低,制约了教育质量、学生素质的提高。如:东明小学校长反映,经费十分紧张,难以支付电脑室的监控、多媒体电灯、电脑配件等费用,甚至因支付不起矿泉水费而取消学生的技能训练和比赛。又如:祥芝中心小学反映,今年市财政拨付公用经费共计5万多元,仅第一季度的电费就达1万多元等等。据测算,500人规模的农村中学比城市中学少收6万元,支出却比城市中学多支出3-5万元,等等。显然,我市农村中小学经费紧缺问题十分突出。 上述问题的出现,既有改革发展的必然,也有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一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村教育也出现了复杂的新情况。以前我市农村学校可以收杂费(小学每生每年收90元,中学每生每年收120元)、借读费(小学每生每年收8(00元,中学每生每年收1300元),但是,从今年起,我市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全部免除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和借读费后,原来作为教育经费的杂费和借读费两个重要来源的渠道被取消,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量出现较大缺口。学校必要的经费来源减少,办学经费得不到保障,农村中小学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二是市财政投入只能保证教师工资和学校的基本运转。据教育局的统计,03年我市预算内教育经费8033万元,其中教职工人员经费7735万元,学校公用经费319万元;04年预算内教育经费8850万元,其中教职工人员经费8531万元,学校公用经费319万元;05年预算内教育经费8850万元,其中教职工人员经费8531万元,学校公用经费319万元;06年预算内教育经费13405万元,其中教职工人员经费12662万元,学校公用经费443万元,学校设备费300万元。这份数据显示,我市预算内教育经费虽然做到逐年增长,但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公用经费投入少。三是教育附加费没有全额用于教育。《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泉政[2002]文2号明确规定“城乡教育附加费足额征收、专款专用,全部用于教育”,然而,绝大部份乡镇都没有把所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全额投入于教育,有的乡镇甚至还采取变通办法挪用。审计局曾对我市9个镇(街道)2003年度征收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征、管、用进行审计,发现部分镇(街道)支出代征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手续费偏高,超过规定的比例,挤占专项资金5万元;有6个镇(街道)扩大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开支范围,挪用教育事业费附加86万元。2004对全市教育费附加开展专项审计,发现7个镇(街道)共挪用教育费附加88万元。四是村财和社会支持办学力量有限。长期以来,我市村(居)、旅外华侨、企业对农村中小学办学给予很大支持,但因相当部份村(居)、旅外华侨尤其是菲律宾经济萧条、企业支持办学没有完善的机制等各种因素,村(居)、社会支持办学和奖教奖学难以保障。 可见,我市农村中小学教育存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导致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差,严重阻碍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进一步调整、完善农村教育投入和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三)教师严重流失,队伍难以稳定 教师是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整个教育工作链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教师队伍的稳定对于保障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正常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许多迹象表明,我市农村教师队伍存在不稳定的现象,问题较为突出。倘若不着手解决,将会给我市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调查发现,许多教师不安心在农村执教,争相往市区调,优秀骨干教师外流,教师严重流失,师资十分紧缺。如:祥芝镇教委反映,近十年有六、七十名从学校毕来后,只在该镇从教五、六年,正值成为骨干发挥作用时相继调走的,留下的教师要么年轻要么年老,致使中青年骨干教师匮乏,教师结构不合理。据永宁教委统计,近十年有近百名骨干教师外调,造成优秀教师严重流失。总之,学校普遍反映,精心培养的骨干教师纷纷调往市区,农村学校成了市区学校培养骨干教师的基地,从而也影响了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差距明显:一是办学条件差。市区学校的设备已达一类标准,而农村还未达到二类标准,相当部份学校办学条件十分简陋,设备、多媒体、运动场、电脑室、语音室、实验室等专业教室等设备不全。有的农村小学甚至比市区小学落后了50年。二是生存环境差。如:学校周边工业多、环境污染,不适合人居;有的学校没建教师宿舍,教师无处安身,许多教师在市区购置住房,盼望尽快调离,改变环境。三是工作条件差。校舍简陋、配备落后、设施不足、家长素质低、生源质量差、班生规模大、工作量多、压力重,制约了教师能力发挥,影响自身教学水平的提高。四是子女受教育环境差。农村教师的子女不能就读于市区公办学校,为了让子女能就读于市区公办。五是福利待遇差。农村教师的奖金福利远远差低于市区教师,存在着待遇不公平的现象。 (四)外来学生剧增,就学压力加重 随着我市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外来工纷纷涌入,外来生就学日益增多,给我市农村学校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一是数量大。导致教室不能容纳,设备无法配齐,储备教材不够,班生规模超编,师资力量紧缺。如:鸿山镇福民小学现有学生964名,每学期新增50名外来工子女。每班生数已达54人,无法再容纳外来生。据预计,随着年底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成,近万名外来工将带来二、三百名子女入学;永宁中心小学教师紧缺,班生数达58人,已经严重超标,教室十分拥挤,等等。二是所占比例大。相当部份学校外来生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有的已超过半数,如:祥芝大堡小学现有604名学生,其外地生占441名,占总生数73%。原来为了本村学生就学,村委、村民义不容辞,捐款助学,但是现在学生结构已发生变化,本地生少、外地生多,村级办学的积极性不高,筹集资金投入教育的力度有所减弱。再者,因村财有限,即使全力投入,也难以满足大量涌入的外来工子女就学的需要。三是流动性大。外来工频繁更换工作,子女随着不断转学,许多学校每周有都外来生入学转入,给学校管理造成十分不便。四是随意性大。中途转学、提前离校或超时归校的现象经常发生,教材版本、进度不一、语言不通,给教师的教学带来极大困难,制约着农村教学质量的提高。 显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应对我市工业化发展给农村中小学校带来的冲击,妥善解决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切实减轻学校的压力,是一项急迫的任务。 三、建议 (一)作为重中之中,确保优先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农民的素质决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决定农村文明的程度,决定农村现代化的进度。发展我市农村基础教育,强化我市农村中小学校教育功能,是提高我市农民文化素质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一是党委政府把农村中小学教育纳入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教育宏观政策制定上充分体现农村教育目前重中之重的地位,切实把农村中小学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优先满足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的需要,保障农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发挥好独特作用,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扎实做好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各项工作。三是建立市领导挂钩农村学校的制度,把领导挂钩到农村,同时赋予一定的义务、权力、财力,切实为学校排忧解难,积极解决制约农村教育的问题。 (二)优化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 为了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针对我市中小学校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建议,一是把我市农村中小学校的布局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中,按照“立足发展、着眼长远、方便群众、确保安全”的原则,统一规划,科学布局,留有余地,适当调整,合理拆并,改善办学条件,整合教育资源,做到学校布局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二是把幼儿教育纳入我市初级教育的内容,确保每个镇都在一所初中学校、一所中心小学及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目前,我市9个镇(办)中只有祥芝和永宁两个镇有公办中心幼儿园。三是盘活被撤销、合并学校的现有资产,所得资金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是培养人才的人才。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整个教育环节中至关重要。师资力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质量。各级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发展农村教育的关键性工作,采取切实措施,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教师素质,为农村教师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一是出台吸引教师在农村执教的配套政策,例如,建设农村教师住房,解决子女上学,提高农村教师的津贴、补助标准,把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落到实处,让他们安心农村教育,切实解决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现状。二是针对农村学校教师紧缺现状,适当放宽农村学校教师配置的师生比,增加农村学校的教师编制,切实减轻教师因缺编而造成的沉重课时负担,避免长期的超负荷运转,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学习和研究教学,提高教学水平,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教学需要。三是充分发挥市进修学校的作用,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力度,通过一至二年的全脱产进修、鼓励教师自学进修提高学历和学习兄弟学校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等途径,整体提升农村教师素质,确保他们适应新的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需要。四是延长支教时间,加大城乡学校对口支援和教师交流力度,增强城乡教育互动融合。也可适当引进高学历的研究生带动教学教研质量的提高。五是切实可行地解决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由市财政按各校缺编的教师人数拨付给学校聘请,提高代课教师的待遇。 (四)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经费投入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教育投入。经费落实得好,则农民得实惠,孩子得希望,教育得发展;如果落实得不好,则影响的是一个地方的农村教育事业,是一大批农村孩子的未来。农村中小学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定可靠的投入是搞好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物质保证。为保障农村教育投入,建议政府,一是将农村教育经费全额纳入预算,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教育,确保落实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二是从新增农业税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农村义务教育,以“确保农村教育的投入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水平”;三是按照《教育法》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的规定,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在自愿的基础上捐资、集资发展农村教育。四是征收的教育附加费专款专用,全额用于教育,不得挪作它用。五是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农村中小学设备添制、校舍维修、教师的继续教育等等公用经费标准。六是建立专门的教育经费,用于资助农村家庭困难学生和残疾学生接受教育的扶困助学制度。 (五)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外来生学校 《义务教育法》(草案)规定流动人口子女享有与当地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解决在流入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是流入地政府应尽的责任。流动人口也是纳税人,为我市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子女教育应该得到我市本地入学儿童同等的待遇。然而,随着我市发展建设的加快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镇级工业集中区正在整合兴办,外来工子女日益增多给农村学校的经费、设施和教学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压力。当前,正值我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市委倡导“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方针,深入人心。在此,建议由市政府出台政策,采取措施对外来生学校给予倾斜,由市财政按外来工子女入学人数增加经费,确保学校经费的足额投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既是民族的希望,也是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所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之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全面素质的关键,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需要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迅速加以解决,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关心和支持。 中小学教育论文:情感教学中小学教育管理应用 【摘要】情感教学作为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一种教育内容,其与理论知识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在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引入情感教学模式呈现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都处于关键发展期的小学生而言。本文即以情感教学和小学教育管理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情感教学的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情感教学如何有效应用于小学教育管理活动之中,以期为小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情感教学;小学;教育管理;应用 近年来,情感教学逐步出现在各个学校的教学过程以及学校管理活动之中,愈加受到教育部门及学校工作人员的广泛重视。情感教学一般不会独立存在而多借助于一定的教学形式或活动,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和融入,推动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然而,情感教学应用于学校教育管理活动起步较晚,仍有待拓展与完善,笔者基于工作经验与对情感教学的理论分析探讨其应用之道。 一、情感教学及其重要价值 (一)情感教学的内涵 情感,英文表达为affection,是指主体在面对某些现象或需求是否被满足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或体验,情感产生于一定的外在环境之下,同时亦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情感教学即是指教师在开展具体的教学活动时应积极融入个人情感,而非仅仅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相关技能的传授,同时借助于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使学生感受到温暖、积极和正向的学习氛围,促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丰富的情感态度,达成情感或心理发展类教学目标。 (二)情感教学的重要价值 情感教学既是现阶段已经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教学模式,同时,亦是一种教学方法。情感教学应用于课堂教学过程和教育管理活动具有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增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思维创新性,保证教育质量。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或方法与传统的以知识学习为目的的教育方式并不相同,其关注学生现阶段及未来发展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能够满足其对于更高层次的情感需要,继而形成温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情感教学在满足学生情感需求的同时亦能够提升其学习和进步的内驱力量,推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观察,并强化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由被动学习向乐于学习转化。其次,帮助学生构建优质的品行,达成互帮互动的和谐校园氛围。教师于课程开展或学生管理过程中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情境或活动形式实施情感教学,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树立合作与竞争意识,形成包容尊重的社会交往态度,还可通过迁移作用帮助学生构建乐观、博爱、乐于助人等优质品德。 二、情感教学在小学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一)班集体建设中的情感教育 情感教学应用于小学班集体建设活动之中应根据学生的具体年龄或年级的高低而进行不同的设置,重点包含两个方面,即低年级班集体建设和高年级班集体建设。对于前者而言,教育管理者应积极引入情感教学,以构建温暖、包容的学校教育氛围,这是因为低年级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的时间较短,必然会存在不适应等情况,教育管理者采用情感教育模式帮助学生顺利达成情感或心理方面的转化,感悟到学校及师长的温暖。而对于后者来说,针对年龄略大或高年级的学生进行的教育管理工作应以情感陶冶与培养为核心。高年级学生已在学校学习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情感过渡已完成,亦能够适用学校生活,此时,其性格开朗、活泼,乐于参与学校活动,同时,好奇心与求知欲也逐渐增强。教育管理工作者应针对性的实施情感教学,以表达关爱之心、构建出良好学校氛围的同时陶冶学生情操,继而促进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情感态度。 (二)班集体活动中的情感教育 班集体活动管理作为小学教育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主要是指教育工作者通过一定的形式或方法举办以班集体为单位或班集体所有学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并进行针对性的安排、分配与管理。班集体活动管理是学校管理与培养学生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学生的知识学习、品行构建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关键性影响。丰富而多样的集体活动不仅可对小学学生班集体实施针对性的管理,吸引学生关注和积极参与的同时,促进不同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情感表达,继而构建出温暖、团结的班集体,并帮助学生形成乐观、健全的人生态度与积极情感。这其中,情感教学最贴合学生需求和教育目标,同时亦是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针对性格封闭且沟通不足的学生。学生们参与不同的班集体活动,一方面能够增进不同学生及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班集体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亦可以为学生提供展现自身能力和个性的平台,锻炼其个人能力和综合素养。 三、结语 综上,小学教育管理不仅是维护学校日常运行、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更肩负着熏陶学生情感和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责任,因此,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必须注重情感教学在小学教育管理活动中应用,以推动优质的教育效果、保证教育质量。 作者:蒋育清 单位:邵阳市大祥区西直街小学 中小学教育论文:新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论文 一、新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学校教育管理工作开展中形式主义严重,多做表面功夫,为了展现教育管理成绩,组织大量“观摩课”“示范课”“公开课”,教育管理形式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教育管理过于形式化。另外,在教育管理制度上,很多学校都存在问题,很多制度不能与学校教学实际情况相结合。一些制度为了管理方便,某种程度上不仅增加了师生负担,更影响了教学质量,得不偿失。 二、新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与时代精神同步发展的思路 1.提高教育管理者自身综合素质 教育管理开展的首要任务就是更新教育管理者思想,转变教育理念,加强培训,以提高专业知识、专业素质、专业技能,实现管理者的自我提升,从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接受现代思想,与时俱进。教育管理者应深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保障教育管理有效性。 2.健全教育管理体系 一直以来,中小学教育管理效果差,缺乏执行,无法发挥教育管理职能,这和教育管理体系存在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完善中小学教育管理体系势在必行。教育管理体系应明确职责分工、保障管理秩序,实现提高教育管理的高效。管理体系建立中应做好教育管理工作统筹,制订教育管理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落实跟踪、反馈、调整机制,从而实现将教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3.强化教育管理制度 完善制度是解决当前中小学教育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保障教育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教育管理内容的制订应详细,细化到教师与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管理制度的制订要符合学校教育实际情况,并随着教学具体情况变化,随之调整,重新修订,避免制度的滞后。制度的完善不仅能强化教育管理执行力,更能够起到规范教师行为,提升教师个人修养,提高教育水平的作用。完善教育管理制度对中小学教育管理意义重大,是保障教育管理工作与时代精神同步发展的关键。4.加强教育管理的开放性。如今,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社会和家长都心系教育。因此,学校可以增强教育管理的开放性,让家长也能够参与到教育管理工作中,提高学校与家长对教育管理的重视,提高教育管理水平。目前,日本、美国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教育管理机制,如日本的PTI协会,在家长的监督下,学校教育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因此加强教育管理的开放性有一定的必要性。 三、结语 新时期教育管理的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新课改背景下,教育管理必须要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以提高中小教育质量为目标,科学合理开展有效的教育管理工作,杜绝形式主义,将教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实现中小学教育管理与时代精神的共同发展。 作者:彭锐 单位:深圳市宝安区海韵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文科下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一、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内涵:通识启蒙教育与母语审美教育 通过汉语经典传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讲,该课程也与童蒙教育一样,具有启蒙性质,有别者唯有对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经典涵养其品格,恰逢其时;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则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没,尤须开设一批大文科通识课程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环节,对其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这既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文明素质单一西化的倾向,又可以让他们真正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做好最生动坚实的心理铺垫。作为通识启蒙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只有坚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体化的语文经典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方向,真正成为一门老师爱教、学生爱学的高校必修再启蒙通识课程,其存在价值才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这个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汉语学习的一股股热潮,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孔子学院。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汉语“听说读写”,试图更深地认识“中国速度”,体味汉字这种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交流活动,为了向世界科学地传播民族文化,帮助世界对中华民族建立真实、立体、丰富的知见,我们必须盘点家底、自我认知。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帮助世界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机械的转介说明阶段。活的文化与文字、文学的持久的美密切相关。汉字“法天象地”的创造历程让我们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让我们领略到华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本书,一个世界,一座文化的宝库,一个审美的舞台,是一个衔接宇宙先天与人类后天的脐带。从汉字,到汉语言、汉文学、汉文化,这是一个美的链条。只有民族的母语审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语言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创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时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国文化启蒙和统一的紧迫要求,才写下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小册子,希望德国人能从独特的民族审美中重拾自信,最终实现民族振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以审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汉文化之美熏陶学生,指引他们,在高度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去解读、传播华夏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何以母语审美教育来自我认知、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编教材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体化的“母语审美教育”代替单纯的“语文教育”,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强化语文训练,在感受汉文学与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感受汉语之美。这与当年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审美的国语)的设想是吻合的。简而言之,为实施民族文化复兴战略,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校启蒙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理应纳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教育,它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时代的雅俗共赏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其实这段话也非常适于当下的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经使得这个时代陷入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代的症候引起了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为审美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也趋于商业化与边缘化。面对种种病态的审美趣味和这一系列乱象横陈的文学现象,在这样一个尊重个体人权、强调平等意识和话语独立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以权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过长期的经典教学展开“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式的审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态的趣味便少一分;经典的美熟悉一点,低俗的美便陌生一点。此消彼长,经典的审美教育总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经典”教育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拿文史哲来说,随着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青少年们对孔孟老庄等圣贤经典、对荷马、但丁所代表的文学经典大多视若无物,束之高阁,倒是对网络影视、娱乐游戏情有独钟。面对这种现象,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所有通识课程恐怕都应该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教材:经典阅读、时尚快读与审美理论导读三者有机结合据母语教育专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语文学科创建于上世纪初,具体标志是1904年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分科教学的起点,国文成为独立学科。在此之前,中国学术是文史哲不分的,如叶圣陶所说,“整个就是一个语文学科”,也就是所谓“大语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对语文学科内容的分解,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常识等等都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既然要正本清源,为“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定位,就必须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个原点。其实,从这个原点生发出来的汉民族早期的母语美文也都是叩问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简单的“为文学”、“为人生”而“文学”,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问”之作,譬如《庄子》、《老子》等。原点出元典。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让我们领略母语丰富的张力和表现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可以让我们循着“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汉字长河,感受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门,入文情审美之门,入哲思智慧之门,入民族文明之门,鉴于此,大语教材实应加大元典的选入比例和教学的力度。其次,在当今学科化、专业化已成难逆趋势的背景下,“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文学”大众化、审美多元化在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无中心,无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审美错觉。许多流行的所谓“美学原则”作为现代“自大”症的垃圾副产品,已经背离了真实原则。“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却离不开真、善。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理应在这个信息泛滥、经典缺失、审美多元的时代,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审美引导。在教材编选时,简要介绍文学鉴赏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披沙拣金,选择阅读和分析鉴赏的能力,培养他们纯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术环境中的综合教学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影视充斥的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是非利弊,论者多矣,已无解说的必要。不过,单从教学手段而论,教师引导下的大学语文课程网络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体课件包办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立体认知,给学生留下广阔、开放的思考空间,延伸课堂教学于课外。何二元副教授在这方面仍然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每堂课必用网络。作为“大学语文终身义工”,他曾免费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在网站里,示范了许多精彩的教学案例。从网站里各信息点之间的立体网状链接,到“二元教学”课程实例里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对比性链接,整个网站给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华严经》“帝网重重”,相互映发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与文学经典理应是大语课程必不可少的母语审美与思想圣餐,对其品读决不能成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举。何况,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为这一过程扫清了诸多障碍,提供了各种辅助学习的便利平台。这种便利长一分,对经典的理解便应深入透彻一分,而绝不是采用偷懒的做法:用网络搜索代替记诵吟咏,用相关视频代替文本阅读,拾他人唾余代替独立思考。网络技术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人”对宇宙人生的直面叩问,才能发挥其价值。网络链接的大量运用,跨文类、跨学科、跨文化等现象在有限时空的频繁并置,大大凸显了知识(视界)之间的丰富联系,也因此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比较教学法,以收振聋发聩、开权显实之效。例如,学习应用文写作,各类公文文种之间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与写作要领上会体现出一定差异,不过,从制发程序、发收方向上看,许多相近文种又可以归为一类。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各类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旧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开展形象生动的比较教学,这比起单纯概念层面的辨析和机械的特点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为旅游专业学生讲导游词的写作,不仅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与“最佳东方旅游网/旅游频道/精彩讲词”建立超级链接,引导学生在比较借鉴中学习范文的优长,而且特别拈出“杭州西湖导游词”与“浙江金华概况导游词”为例,说明导游词与景点解说词之间略有区别,导游词通常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而景点解说词则相对比较静止。这两者说到底俱属应用文范畴,为了告诫学生导游词“不应该如何写”,他还更进一步从反例入手,比较了写景抒情散文和“导游词”等应用文的巨大差异。在《何二元自编讲义》中,从编排体例、章节设置到讲义演绎,我们随处可体会比较教学法的无穷妙用。《讲义》有如导游,时而来往于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诸域,时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时而会心于文论、文本之互证,时而惊异于文学、科学之融通,给我们留下了最逼真、最丰富的“比较教学”样本。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文科教育的基础通识课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课,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环境,帮助大学生传承文化、涵养人格、砥砺品行,而且有助于引领他们摆脱文化殖民者刻意植入的他者心态,教他们学会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真实的中国形象。 作者:郭伟 胡立新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新课标的改革之下,对教育工作者们得出了更高的教学目标,教师们不再依靠原先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针对新时代下的学生们,对其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良好环境,在其创立的环境下,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与思维,促进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对新形势下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指明方向。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职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创新教学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改变传统单一的应试教育,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试卷么,只想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制定完善的教学目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给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是高职院校人文课程的主体,在提高学生文学知识软实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让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课堂重新展现活力,教学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 一、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意义 1.塑造健全人性,促进学生成长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对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编辑与写作能力、思考与辨识能力、综合应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组织学生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创新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学校应该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指导学生分组学习。使学生在小组学习讨论中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小组合作的方式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教育工作者通过学生的表达,因材施教,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3.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学生们的语文素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多种教育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当学生遇到了比较难的语文知识后,教师应该选择全新的教育模式来给学生创造一个人性化的课堂。 4.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进程 教育工作者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是一个为学生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能力、扩展学生思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会被不断的被提高。同时教师采用的创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水平,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合理有效地将大学语文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在老师为其营造的学习环境下,轻松愉快的学习,更好的发散思维,开阔创新。高职院校有着属于自身院校的生源计划与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也决定了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有着属于自身特定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想要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就需要在素质教育的倡导下,积极的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面以及教学目标方针的制定上,都要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的特点,为高职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氛围。这才是符合新课标对于素质教育的改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 1.应试教育的现象依然普遍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高职语文教学上面,强调改变原有的应试教育模式,重视学生们人文素养的培养,为学生们今后的人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们真正成为课堂上面的主人。但是在很多的学校应试教育的思想还在保留着。一些学校只注重教学成绩,却忽略了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学生毕业之后,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学生的成绩是比较好的,但是实践能力是比较差的。到那时这就使得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对自身语文文学素养的提高与个性发展。 2.语文教学模式单一 当前的高职语文的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方式传统,教学模式单一,导致学生的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出现灰心、厌烦,消极学习的现象,这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高职语文教育的教学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吸引人学习的亮点。例如在学习一些小说时,由老师给大家讲解后,学生就开始做一些题。这样呆板的教学模式,导致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厌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没有了学习兴趣,只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 3.统一教学,难以因材施教 语文这门学科强调要有对文学的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观察每位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能够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学习计划。但是由于在我国受教育人口是比较多的,所以难以达到因材施教。这就使得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学生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的文学的欣赏与感知能力较强,对于老师在课堂上面传授的知识很好的吸收,而另一部分的学生对于大学语文的知识,难以理解,产生了厌烦与抵触的心理。针对以上高职语文教学的现状,需要加强对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在语文课堂上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只有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重视大学语文教学。采取多种手段,才能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们养成语文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如何进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 1.尊重学生个性,做到个性发展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为每位同学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互动式学习尤为重要。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难已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小组互助合作。通过小组互助学习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能够交流思想,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也非常关键。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学生对老有的放矢,制定出合理的高效的课程方案。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学生大学语文修养,就是培养学生们的文学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用文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对文学有一个审美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针对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文学问题。还要提高学生们自主学学语文的能力,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学知识,掌握文学构架体系。 3.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们顺应教育发展方向,跟上时代步伐与潮流,将新型的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上来。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师生关系。同时老师们都应该鼓励学生们勇敢的将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在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讲解。 4.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针 高等职业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教育工作者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之后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本知识,并且在讲课过程中可以融入其一些创新的观念,这样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有创意,学生们才会更加喜欢学习语文。 5.改进评价方式,设立奖励机制 新课程标准指出:对语文学习的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课堂表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因此,在高职语文课堂上的教学中,教育工作者们要更加专注与学生能力的表现情况,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机。改进评价方式,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设立奖励机制。以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语文学习材料作为学习成绩评定的依据。充分体现新课标的素质教育中对于评价方式的界定,符合过程性考核的原则。以学生提供真实学习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课程学习评价的依据。使考核方式多元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激励学生们不断的提高自己,勇敢的在课堂上展示自我。锻炼自身能力,让学生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只有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为培养素质人才作了贡献。 6.引导学生参与文学活动 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是比较重要的。教师为学生创造的教学平台。打造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就是不断的激发学生们的创新与思维意识。鼓励学生们加入到创新型文学活动中来,这就是开展高职大学语文的目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努力的为学生们创设主动参与文学活动条件,为学生们找到发散创新思维的机遇和挑战,鼓励学生们的行为,让学生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成长的乐趣与知识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语文课堂的学习的主人。 7.调动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思维与想象力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仅需要多种手段的融合,互动式学习,也需要现代教学手段。教学中,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有了多媒体的使用,语文的学习才会更加的充满乐趣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活力。例如,在学习一些史诗性的文章时,可以在多媒体教室播放一些相关的视屏,还有一些音乐,这样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些理解上的帮助。学生如果有了这样的学习条件,会不断的提高语文的学习兴趣,能够不断的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语文知识。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采用先进技术教学。有效的利用多媒体教学,采取多种大学语文教学手段,大大吸引学生们的学习注意力,激发创新思维。 四、结论 语文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教学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得到学校的重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的教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突破。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自我,促其发展则是每一位教育工者们的使命与任务。相信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下,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语文人才,培养出很多为国家发展有用的栋梁之才。 作者:宋永燕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性的课程,不仅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也有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要结合当前时展的要求和大学生的特点,积极发挥大学语文的各种功能,从而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因此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1]。大学生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必须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所以要积极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语文课程发挥的积极作用 1、大学语文课程拥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小学语文,他虽然也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但是在教材编写和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人文性和思想性[2]。因为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语文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字词、语法和各种写作方式,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所以要塑造他们健康人格和完善他们的价值取向。大学语文还拥有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是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基础条件。比如在大学语文的第四讲“铁肩担道义”中选取的文章大多都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让学生从战国的《孟子》到中唐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从南朝范晔《班超传》到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呵旁观者》中真正理解“铁肩担道义”的内涵[3],这些文章穿越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着非凡的古典魅力。通过学习这些文章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更好的认识历史、认识现在、认识世界,从而也能树立家国情怀,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下阔步前行。 2、大学语文课程有着隐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大学语文课程毕竟和政治课程不一样,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大多都隐藏在具体的文章中,只有通过教师全面的解读和学生努力的学习才能真正地发现和应用。大学语文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丰富的审美和人文功能的,他的导向功能、育人功能和启发功能需要教师根据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艺术特色去仔细认真的分析,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把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感受每个作者的人格魅力、感受祖国走过的历史痕迹、感受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4]。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识,加深了对十三亿祖国同胞的深切感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让学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继续努力学习。 3、大学语文课程可以营造更好地教学情景感染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已经不适应长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种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尤其理工类的大学生更是用一种排斥的方式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5]。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着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价值取向,所以绝不能因为某些原因就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程的优势去引导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语文不同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它本身就有审美功能和人文功能,而且精选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看到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各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学生在优秀文学作品身临其境的感受作者营造的各种或优美、或悲壮、或雄大的情境,这些极具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也进一步的发挥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激发了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也增强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地达到了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大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措施 1、有效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大学语文教师不仅需要专业的教学技能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超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因为只有具备高超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营造积极的教学情境,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学生,真正地发挥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6]。因此高等教育院校一定要注意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要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有效增强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而语文教师本身也要加强对自身思想政治的认识,并且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的授课技能结合起来,要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教材,把教材中的内涵真正发挥出来,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以及爱国情操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在老师的授课和自己的学习中感受到大学语文所蕴含的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2、要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 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激情可以说是有所衰退,只有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爱上大学语文,努力学学语文,也才能让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真正地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在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延续使用多年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但很难通过大学语文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甚至没能完整的学好基本的课程内容,因此必须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不但要学好基本的大学语文知识,更要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比如教师在教授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摸鱼儿》[7]的时候,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这首词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时期,正是我国历史宋金对立的年代--金强宋弱,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辛弃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当时的历史画面,而且这首词大量引用历史典故,教师可以将这些历史典故贯穿在整个诗词讲解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穿越回到宋金的时代,这样就把一个官场失意却对国家前途仍然忧心忡忡的文人将军展现的淋漓尽致,不但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首词的兴趣,而且也让学生真正地了解了那段历史,增强了学生对祖国更加诚挚的热爱,让学生在无形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真正地做到了寓教于乐,将古诗词的内容和思想政治内容进行紧密的结合,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涵,从而也实现了思想政治功能的最大化。 3、整合各种大学语文资源,合理编排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不同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不仅要注意发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也有通过对教材的合理编排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通过有序的教材编排更好地接受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观念,使学生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史[8]。大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与高中教材有着紧密衔接的,所以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一定充分理解当代大学生的情况,尤其是要掌握大学新生的情况,而且要对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细致的研究,要准确把握当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掌握程度,要在学生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编排。所以要尽量避免重复的选文,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主意古今搭配得当,外国也要有所涉及,让学生全面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地学习,从而保证学生吸收各种文学作品的精华,从而受到更好的熏陶和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和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总之对大学教材的选取和编排要有助于大学生通过积极努力的学习实现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养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坚强豁达的民族气质[9]。 4、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学语文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相比较于中学生有更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比如大学中开设的选修课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喜爱的学科去听去学,大学语文虽然是必修课但是要想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语文的主体作用。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有效的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充分的运用各种丰富的资源,要让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祖国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在更广的更宽的背景下感悟大学语文的魅力,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要让学生分享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要让学生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名著,通过这些就能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从而潜移默化的提高了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10]。 结束语: 大学语文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有充分发挥大学语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健全人格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祖国合格的接班人和现代化的建设者。 作者:吴苏芳 谢卫华 单位: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土建工程高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研究 【摘要】分析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促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措施: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关键词】土建工程类高职语文课程建设办学理念课程定位 近几年,各高职院校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中,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然而,当前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虽然得到了提高,但人文素质不高。这一问题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类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进行改革。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干课,它在培养高职生人文素养中发挥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专业结合,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加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 一、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当前,部分高职学院对《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高等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理解过于功利化,造成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中,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就保留,能帮助学生成就一技之长的课程就开设,即用对学生就业是否有直接作用作为标准的“实用”原则来对专业和课程进行建设。大部分高职院校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受“实用”原则影响,承担文化传承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大学语文课程成为“课余”的选修课。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主干课的大学语文处于这样的尴尬地位,无疑使学校的人文教育进一步受到削弱。学生方面,迫于就业压力,多数高职生认为到职业学院就是来学技术的,只要学好技能就万事无忧,放松或完全放弃了自身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不感兴趣,不关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近几年部分高职毕业生的信息反馈来看,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不低,人文素质却不高,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功利化。具体表现在:首先,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到生活实际中,人际交往以利己为重,行为的出发点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在工作中不爱岗敬业,更不会为企业奉献、牺牲。其次,民族、国家、社会等概念模糊。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人格,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一代身上有所淡化。 二、围绕专业推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提高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将高职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为改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创新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成为广大高职学院语文教师最迫切的使命。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这一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爱因斯坦在《教育的神圣职责》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科学前辈提醒我们,职业教育使学生成为“精神人才”比“技术人才”更重要。目前,我国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重视学生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轻视人文素养提升倾向比较突出,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扎实,但知识面窄,有一技之长,但水平不高,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更是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认识偏差与人文教育缺失。作为职业学院的管理者,必须改变观念,强调“以专业为主,职业能力与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应进一步强化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基础。教学实施时,协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在大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中强化人文性,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各个环节。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结合专业和职业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兼具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能否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632016.2创新办学理念,科学定位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是实施人文教育的前提。 (二)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 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具有高职语文学科的共性,既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又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同时必须具有个性特色即与专业结合、与学生将来就业结合、与职业教育结合,以学生为主体,使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协调发展。 1.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教师和学生虽然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但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跟随教师兴趣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和兴趣的陶冶。为此,语文课教师主动改变自己,由主体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切实践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习惯,主动满足自己学习欲望,真正实现将课堂还给学生。 2.突破时空限制。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接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更多元化。大学语文课教学不应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应通过互联网或是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即给学生创设一个可以自由的吸取知识滋养,翱翔于知识海洋的活动平台,主动获取知识,扩大视野,提升素质能力,为可持续发展蓄备力量。 3.激发学生创造性。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指高职学生不但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有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要使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未来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创造者,在教学中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创设自主学习情景,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独立思考后勇于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4.培养和谐发展素质与能力。 从近年来的市场调查发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为人文素质,是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之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学生的形象和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人文素质对个体也是决定个人行为、做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职业能力的习得,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课堂教学的熏陶培养是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的主渠道。大学语文课既能充实学生文化底蕴,还具有丰富的人文含量,能提升人文素养,因而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干课。将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定位为专业教育服务,应立足职业,突出应用、实用,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和谐发展。 (三)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机制,任何教学思想、教学主张、教学方式都是通过教材去实施的,没有好的语文教材一切都无从谈起。”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及内容选择,应突出语文学科特色,结合职校生特点,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反映时代特色,与专业、就业岗位结合进行建设,达到既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也为学生“成人”服务的目的。 1.当前高职教材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学院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建设模式主要有:沿用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各学院自编的语文教材或读本。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大多以文学发展为主线和以文体分类为主线。按文学发展编写的教材强调系统化,脉络清晰,有助于学生充分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在阅读选文的同时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梳理,不足之处大多限于名家名作,忽略学生学习兴趣与现实性。按文体安排内容有利于学生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把握,有利于提高写作各种文体的水平及鉴赏能力,但长时间学习单一的同一体裁文本,容易使学生产生倦怠、乏味的感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影响学习效果。高职学院自编教材有的以语文人文性为主线或工具性为主线,有的将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有的将人文性、工具性和职业性结合,然后按模块组合编排。这些自编教材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内容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时代性和弹性。不足是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同一套教材各种专业的学生都可用,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本位”、“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大学语文教材文本的选择,是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最重要的工作。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完成,除与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有关,更与教材的质量及教材选择什么篇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历年来教材的编写者们对选文特别用心。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主要的不足有:一是注重传统经典名篇,而缺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章。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因此,对于当代优秀作品应该广泛地选用,而不应厚此薄彼。二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教材选文重复篇目多。大学阶段的学习,无论是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要求都应比中学高。如果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语文教材选文重复,会降低高职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兴趣,因此,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教材在要求上应该有较大的不同。三是外国文学作品入选太少或未选入。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国文化融合。外国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外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利于高职学生开阔眼界,面向世界。 2.与专业结合建设大学语文教材。 目前高职教学中,课程改革方向是围绕专业设置课程。公共课中的英语、数学与专业结合取得很好的实效。高职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相结合是可能的。为实现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结合,应以学生对专业学习兴趣迁移为突破点,以服务学生就业为目标,通过市场调研,了解行业从业人员的岗位素质能力需求,以“职业岗位需求”并结合语文学科特点构建教学内容。针对大学语文教材的不足,笔者结合多年来语文教学实践,对现有的优质大学语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优化。根据土建类专业特点和学生能力素质要求,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分模块编写教材。具体内容有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水文化导论、建筑文化导论、实用口才、文学欣赏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内容分册编写,其中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模块内容是必修内容,其他模块内容作为选修,各专业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教材选文注意传统经典与现当代美文结合,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结合。 3.构建立体化教材。 教材是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一切用于教和学的包括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语文材料。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发辅助教学的光盘、多媒体课件、课程网站等资源。通过多介质,多种手段有机配合的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工艺、新技术将会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未来的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会有什么要求,这一切都难以确定。因此,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要走出困境,走出特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与专业结合,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整个课程体系中,为实现职校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目标服务。这是大学语文最终的教育目标,也是教学创新的方向。 作者:李田秀 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困境和对策思考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现状 大学语文课程是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汉语的阅读、理解、评价、鉴赏和写作能力,提高母语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是集基础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青年报文章《语文贫血后是精神贫血》曾写道:“别的东西可以是技能,学了之后打工、干活儿,语文不是这样,语文是灵魂依靠,或者说,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但实际上,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理工科高校的生存现状是怎样呢?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理工科院校比率不高,还有很多工科院校甚至没有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课程在理工科院校的课时逐渐减少;工科院校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漠视等因素导致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处境尴尬。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1.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目的认识存在困惑。 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企业间的竞争和兴衰更替加快,学生就业压力和难度加大,于是急功近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的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引导下,学生往往会不自觉重视那些实用性强、实践成果可立竿见影的课程,比如:英语课,计算机运用课,各种专业技能课,等等,语文作为一门主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文化底蕴的课程,这种看似“无用”其实“大用”的学科因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被学生们忽视甚至漠视。 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存在混乱。 工科院校学生在我校学习多是为了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而一些工科院系大学语文课程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时多是强调一些语法和文法知识,往往忽视了理工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以及社会对新型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选择的混乱与错误,导致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抵制情绪。 3.教师教学方法单调。 语文课本来是一个很形象很有趣味性的课程,但有的高校往往很少采用一些先进手段进行教学,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使形象、有趣的内容失去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些语文课在讲解过程中,被拆分成知识点,语文学科本来的魅力被忽视了。 三、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措施 1.从培养目标需求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据调查,不少理工科院校的理工科专业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课时安排少,重视程度不高,多数学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实际上沦为“摆设”课或“点缀”课;工科院校很多学生在校学习多是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语文课程在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眼里是一门既无实用性又不含技术性的花边课程,大学语文课多被理工科学生当做学习专业技能知识之余的一种消遣课,无法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技能,更别提用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来投入社会,产生效应。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如果不是个别本身对文学感兴趣,大学语文课程自然就很容易被工科学生忽视。基于以上原因,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培养目标不应该是多方面、只追求面面俱到的大杂烩,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联系实际以满足工科学生要求的有的放矢。笔者认为,理工科学生的语文教学应从适应科学发展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这样既满足了学生们对实用性知识的追求,又在有限的课时安排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了需要性,又考虑到了可能性。工科院校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应用性”人才,为此,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适用性就应显示应用性的特点,根据这个要求,我认为理工科专业语文教学应着重放在阅读和写作基础的训练上,工科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特别是应用类文体的写作,提高自身写作能力,其意义在于适应当今信息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要。理工科专业由于受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课时量的限制,因此,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应把重点多放于讲授常用的部分实用类文体知识,加以实施必要的写作训练,使学生了解一般实用类文体的写作格式和基本要求,并能掌握常用类文体的写作,能独立写出符合基本要求的实用类文章,以适应在校学习和将来工作的需要。 2.从进行教材建设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课程涵盖的知识面广,涉及工具性、人文性、美育性多重功能,内容庞杂,如果蜻蜓点水式面面俱到则势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所以,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质量与教学成果的重要内容。根据现实情况调查,很多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内容选择不合时宜,导致课程失去原来开设的初衷,学生对课程内容没有新鲜感,感到乏味、郁闷。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认为,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评价、赏鉴和写作能力,据此,各理工科院校可根据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水平,以及学生的语文水平、文学素养、人文素质状况等,有计划、有目的地编写或选择某种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材内容。在教材建设上,要顺应时代需求,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基本规格,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掌握一般应用写作规律,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编写出适合学生特色的理工版教材。 3.文理交融,从调整教学方法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是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理工科院校学生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应依据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采用文理交融,建立一门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教学模式。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符合现代意义的大学要培养的不是单一门类知识的专才,而是综合应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全面型人才,综观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一不是文理相容的全才。如耳熟能详的作家曹雪芹,如若他不是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饮食等都有研究,则很难写出旷世之作———《红楼梦》;又如《中国石拱桥》一文的作者茅以升,他本是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所作的《中国石拱桥》一文能很好地运用简朴、洗练、明快的语言介绍中国石拱桥结构形式的建筑特点,并被编入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再如好莱坞大片《接触未来》就是根据科幻畅销小说《接触》改拍而成,其小说的作者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家、行星探测专家、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中国文化素养仍旧不可少,只有古今并蓄、文理交融,才能造就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据此,建议理工科院校一些学院在督促学生完成专业知识之余,可在大学语文教师的指导协助下多开展一些能蕴涵深厚文化沉积、展现中华文化、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活动。例如,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活动,举办古诗词大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开设话剧社等,这样既能丰富理工科学生的大学生活,更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同时可培养他们多方面的才能,为社会输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适用型通才。 四、结语 现代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实际上是通才教育,大学不应只是培养精通某一学科或某项技艺的专门人才,更应该是培养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横向型人才。通才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语文,因此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通才的过程中,大学语文课程肩负着强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相信只要各理工科院校给予大学语文课程足够重视并尝试对原有大学语文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寻找适合自己学校及本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就定能为社会输送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综合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通才。 作者:邬文静 陈实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评估中心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定位 职业院校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定位。大学语文在每个不同的专业也应有自己的定位,对每个专业提高学生的专业教育,丰富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文精神都应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职业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必要性 首先,语文文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国的语言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许多门类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文本中许多作品其内容本身就蕴涵着人类相关生命的种种体验与思考,关联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具有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史不分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成了人们百读不厌的百科全书;大家熟悉的《史记》,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徐霞客游记》中用文学的笔触记述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语文无限丰富,包罗万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就为大学语文课程对丰富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热爱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人文精神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阐释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提高专业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好的作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心理成分。具有学习兴趣,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的满足,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围绕着专业方向来组织的,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学生的兴趣是其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在其外在选择上的综合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学生兴趣需要的,也往往是符合学生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师有培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任务,但也同样有适应学生兴趣爱好的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利用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而主动对教学内容、重点等做相应的调整,使其更贴近学生的专业,突出其专业特色,是符合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这也势必使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更具魅力,更能激起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第三,大学语文教学自身的不断深化也要求走与专业结合的道路,对提高学生的专业职业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有机结合的措施 一是在教材内容的取舍上,教师要突出专业特色,对现行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在目前还没有一种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情况下,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各专业学生的专业爱好及需要来增删课文内容。如果教的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一些词句优美、富有音乐节奏感的篇章。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无题》、苏轼的《前赤壁赋》等文章,就可以补充一些古代的有关音乐评论等内容;如果面对的是美术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那些画面感强、色彩明快、具有诗情画意的文章。如,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词等,还可补充一些古代文人(同时常常又是画家、书法家)的书论、画论;如果面对的是园林、建筑专业的学生,则可多选像剧作家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农林营造等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汽车专业的学生多选取结合汽车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旅游专业的学生就相应选取历史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课文……这样以来,大学语文教学的专业特色从内容上渐渐凸现出来,相信这样的取舍一定会令学生兴趣大增。二是那些经典美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经典美文,学生都要学习。如,同是苏轼的《前赤壁赋》,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侧重在对语言节奏感、音乐美的把握以及“呜呜然萧声”的赏析与想象;而对美术专业的学生则重在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以及主客们“相与枕籍乎舟中”等意境的赏析与画面的描绘;同是《琵琶行》,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可把重点放在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千百年来不绝于耳的琵琶曲的“聆听”与感悟上;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对“别时茫茫江浸月”那一种离别情境的理解与构想则又成了他们的重点;而对服装专业的学生来说,可引导他们由青衫进而对古代官服加以识别与再绘……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定能为我们的语文课堂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天地。三是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根据不同专业具有的专业特色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大多性格外向、活泼、善表演,有很不错的音色和标准的普通话;美术专业的学生喜安静,善用色彩、画面来思维。如,教李煌的《虞美人》时,音乐专业学生可让其声情并茂美声清唱,极富表现力地把作者那种故国之思、昨是而今非之感唱出来,课堂一片悲寂。这一唱,意境全出,远比师生反复的朗读和教师仔细讲解更有效。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卫风•氓》时,教师可让学生想象女主人公各个时期(婚前、新婚、婚后)的着装,将其勾勒出来,来一次作品展示会,效果很不错。总之,我们要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富有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要了解他们的特长,为我所用,大胆地选取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里唱起来、跳起来、画起来。这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四是在作业布置及考核中可按照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方法,将专业与大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如“从XX文中看X时X地的建筑(或音乐、美术、服饰、园林设计等)的特点”等,学生可自主的确定研究课题便于查找、搜集资料。研究可以是小组合作也可以个人来完成,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上交,既作为作业也作为这门课的成绩。学生已具备较强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较宽裕的课余时间,这为语文的这种作业及考核提供了方便。在长达近一个学期的学习、资料搜集后,学生都能交上一份较好的答卷。学生的作业内容各个不同,但他们对所钻研的问题都有较深的理解,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示了高职学生较为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因为有所得,学生对语文学习、研究也就更有兴趣了。 三、结语 大学语文课在不同专业中,对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人文修养,对提高学生对专业职业素质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中的定位是提高各个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培育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基础课程。 作者:孙雪梅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中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考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该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有共通之处,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成为中学语文课的延续,被称为“高四”语文。中小学语文教学一贯以考试为目标,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遮蔽了语文的人文性、审美性,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语文的兴趣,产生厌学心态,甚至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心理。由此看来,如何讲好大学语文这门课,使学生摆脱固有的偏见和束缚,从这些拘囿中超脱出来并真正喜欢上这门课程,还需要广大教师多多努力。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淡化以考试为目的的工具性,突出所选文章的人文性、审美性,让学生在没有考试之忧的轻松心境中去领略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价值以及作者的人格魅力。笔者去年参与了省级重点教改项目“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应用实效研究”,其中模块化教学就是此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一般大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模块都会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几部分,笔者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承担了教改试点班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现当代文学部分。本论文主要以现当代文学部分的教学为论述对象,以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结合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及思考,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能入选教材的文章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些文章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看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如何将这些特点讲出,让学生真正领悟,是每个授课教师都应该思考的。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开讲之前必须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应该对作者的身世、创作成就和特点以及课文的写作背景有全面的了解。以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与鲁迅的《复仇》为例,因为周氏兄弟是现代文坛上的两员大将,对文学史的贡献非常大,所以兄弟俩的文章双双入选。但尽管是亲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求学背景也一样,但只因一个是长兄,一个是二弟,相差四岁,便对人生的感受迥然不同,这也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观念。教师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讲授这两篇文章。鲁迅由于是兄长,幼时自然受到更多的关爱,但家道衰落后也最先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虚伪,这给敏感的鲁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会把这种激愤写出来,形成了深刻、犀利、批判式的文风。而周作人因为是弟弟,所以对家庭的变故便没有那么深的切肤之痛,再加上有哥哥将家庭的重担挑了起来,他便可轻松应对,因此在后来的文章中多写对自家生活的描述,很少关注时事政治,形成了平和冲淡的文风。日本攻陷北平后网罗文化名人,无奈周作人文名已出,很难固守象牙塔,最终难逃罗网,做了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讲解《我学国文的经验》应该注重周作人平和闲谈式的叙事方式,他将自己的学习经验穿插在每一段成长的经历中,以故事的方式写出,给人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语言文字,理解起来都比较容易。但讲《复仇》时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篇散文选自鲁迅非常抽象的作品集《野草》,这部集子比较晦涩难懂,是鲁迅深刻思想的象征性表达。讲解时,教师首先要把表层的故事情节梳理通:一男一女赤身持刀相对,周围的“看客”赶来“赏鉴”他们,为了向这群看客复仇,这对男女以毫无动作相持下去,最终,看客因无聊而散去,这对男女为了表达复仇的决心和彻底性而僵持到干枯,也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篇课文的重点问题是究竟谁是复仇者,在向谁复仇,为什么复仇?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学生就能了解鲁迅通过复仇的主题直指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目的。两篇文章的思想及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前期对兄弟俩身世的比较介绍,就很难理解他们文章的差异性。 二、时代背景的必要性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则记录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波澜起伏,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当代大学生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意,而且极有可能会误读作品。以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这篇散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为写作背景,而更大的时代背景则是其时的。那是一个混乱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是生活的主题,政治高于一切,人们思想单调,精神世界极度压抑,作家身历其中,深深感到了这种悲哀,所以,若干年后,他用回忆的方式,用寓言体的表述将自己的思考写了出来,其中有对人的命运被政治控制的那种无奈悲凉感,有对那段罪恶岁月的批判,有对沉默的大多数的谴责。如果学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仅会被其标新立异的题目吸引,也可能还会觉得作者行文幽默风趣,但对文字背后蕴藏的深意却很难领悟。所以授课教师应该把这段知青历史简述一下,还可以给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作为拓展学习的内容,比如叶辛的知青系列小说《蹉跎岁月》《孽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其实,包括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也多次提及岁月,所以,这段历史是不能够被忽略与遮蔽的,教师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让90后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独特深刻的思想价值 文学经典是后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具有独特而深刻思想价值的文章,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应以剖析思想为重点,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听,让其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魅力。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为例,这篇文章集中表述了蔡元培先生办大学的理念,办月刊的缘由与必要性。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由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到现代一流大学的转型是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从这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有没有实现呢?教师可以就此话题预设如下问题:1.你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2.你对现在所上的大学满意吗?3.你认为大学之“大”应该指什么?4.最近十多年,中国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升格运动,专科升本科为学院,学院升大学,大学之间强强合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学生思考并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然后再让学生回到课文,了解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了解“学术”的意义,了解通识和通才教育的意义。这样讲下来,学生肯定收获不小。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教材中所选择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共有二十多篇,按大学语文教研室的要求,必讲的篇目只有9篇。授课教师首先应熟悉这9位作家的艺术风格,这样分析课文的时候才可能得心应手。以张爱玲的《天才梦》为例,这篇文章以客观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天才型作家的成长经历,其语言是简洁的,态度是高冷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天才的自信,更有性格乖僻带来的痛苦,由此文可以大略感受到张爱玲行文处世的风格。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体现了他典型的小品文写作特点,其叙述方式是娓语式的,感情是幽默的,给人与老友对坐话家常的感觉。王蒙的演讲稿《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体现了睿智、幽默的学者风度,文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足见作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也选入教材诗歌部分,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强调罗大佑在流行歌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重点应把罗大佑歌曲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对古典文明的留恋讲出来。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罗大佑两种风格的代表歌曲播放给学生听,同时也可以梳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简史,让学生对这一领域有更全面的把握。 五、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教材中所选的篇目虽然经典,但是和当今社会有距离,如果教师讲授不好,会让学生有脱节之感。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必须把课文和现实密切衔接起来。如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文有助于学生认识语言的重要性,对提高演讲能力也有帮助,教师在课后可以布置相关作业加强练习。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可以切实指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教师可以据此指导学生通过有效阅读与写作学好语文。在讲解鲁迅的《复仇》时,可以联系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看客心态,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近十年来,笔者主要围绕以上几方面来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从学生听课时的反应、课后讨论及期终网上的教学评价来看,学生对这种教学理念是比较满意的。总之,教材中的课文如果能够真正进入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思考,进而影响他们的现实人生,甚或转化成精神食粮让他们受用终生,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 作者:韩文霞 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改革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文观念,大学语文改革是高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改革不仅增添了大学语文的时代感染力,蕴含丰富的启发性,并且能够有效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探求问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推行大学语文专题教学,实行专题教学模式正是此次改革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专题教学以人文专题为核心,从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热点问题入手,将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范文归纳整合为不同的教学专题,进行专题式教学和探讨,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思维空间,符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和人格塑造规律。 一、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的内涵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的一门基础公共性课程,在高校已经开设多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已经探索出多种教学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有传统的文体分类教学模式,以文学史为主线的教学模式,经典范文选讲的教学模式等。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当前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以专题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该种模式以弘扬学生的人文精神,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为主要目的,此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专题教学模式是指在规定的授课时数内,以人文精神为主线,重点选讲中外文学史上有教育价值的作家及其作品,内容涉及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信仰、思想品格、主要作品及成就等。该种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提高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1.符合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曾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大学应该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放在首位,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他所学知识的所有内容,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工作,这样的青年是社会所需要的,能够在社会中独立承担责任。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单纯依靠知识学习是不够的,面对海量信息和有限的生命,仅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可将学生变为学习的机器,但在人格和精神品质上却是残疾的,这样的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迅速变化,不是一个和谐健全的人。全面素质教育的实施提倡培养身心全面发展和谐的现代人才,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教会学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主题。 2.符合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兴趣入手的教育理念的要求。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以字、词、句为主的教学方法,大学语文不拘泥于作品的字、词、句分析,作品的字、号等烦琐的基础知识已不再是教学的重点,教学主要是从名家作品的大处入手,站在较高层次品读欣赏作品,通过作品来反思现实,思考人生和社会。教学以课本为基础,但不囿于课本,学生遨游在文学世界中接触大量信息,在学习品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心灵境界,受到文学的熏陶,增加人文修养。实践研究表明,以专题为主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熏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通过作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强不息的人生意志和人格魅力,能够使他们产生爱国,爱民,爱自然,爱社会,爱生活的情感体验,这些名家名篇就像春雨一样孕育着青年学子的高尚人格。 3.符合高校学生的心智发展和认知规律。 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与其他课程,例如思想政治课程的专题教学不同,大学语文通过对名家名篇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学习,能够让学生在欣赏品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了解做人应该具备的品质。高校教育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这一时期的青年在心智上已经成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强烈的自我个性,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已经基本定型。面对心智成熟的青年学生,仅仅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的,他们更多的在思考社会、思考人身。在这一关键时期,通过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熏陶,使他们感受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人格魅力,接受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熏陶,无疑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三、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可取之处 1.以人为本。 课程专题教学改变了传统工具性课程的目标,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培养,将提升新时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新时期大学生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拥有开放的心态和鲜明的个性。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专题教学表现出多元思维的开放型和灵活性,在教学课文选择方面打破了原有课程纯文学性的框架局限,更多选用富有当代人文科学和现代审美性质的名家名段,兼具时代气息和审美性,在专题呈现上不分国别和时代,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学习语文,增加人文修养的热情。 2.富有人文精神。 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有一定的缺失和错位,此种缺失和错位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人文关怀意识淡薄和人文精神失落有关,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难题。大学语文的专题选择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等方面的话题,注重以高尚的人文精神引领大学生分析和反思自身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问题,这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以平和宁静之心面对生活,锻炼学生的价值伦理观念,提升人格素质修养。 3.注重问题解决与合作精神。 课程专题教学始终坚持学生主体原则,旨在以多种开放灵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解决意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善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拥有敏感的问题意识。专题教学主要以当前热点话题作为引导,选用多元化的范文,将热点问题以开放形式呈现给学生,留给学生较多的思考空间和时间。大学语文是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程,通常情况下采用大班教学的模式,但在大班教学中可以灵活地将学生自由分组,使学生自由组合成不同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专题课程的讨论,为学生搭建参与探索学习的平台,集思广益,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兼顾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最后,在每个专题教学结束后,通过课堂演讲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汇报总结,并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课程学习报告,或是采用手绘手抄报的形式进行课程反思和总结。 四、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思考 教学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中的重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的教学模式出现以后,在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从而使新的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对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来说,也要在后期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其教学价值,注意实施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注意促进文本细读和文化讲析之间的有机融合。 “语文”一词既是语言性的文本工具,同时也是人文性的文化文本,二者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在进行专题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本细读与文化讲析之间的融合,要做到二者的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广泛,涉及历史、人文、艺术、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不管是何种学科,对文本的理解都要建立在篇目赏析的基础上,使学生在篇目赏析中感受我国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体验自然世界、人类精神是结合宇宙的内在情感美,掌握丰富的精神文化资产。这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2.注意处理好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辨能力,主体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挖掘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调动起学习激情,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这在课程教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探究式学习主要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为主,使学生自觉参与到学习内容的构建、分析、理解和思考过程中,旨在发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实现认知提高的传输者角色,但是现代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学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和移植,更多的是知识的自我构建和生产。因此,教师要扮演的角色是知识的引领者,引领学生关注知识的前沿,教会他们学习的有效方法,锻炼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探究式学习模式的精华和目的所在。 3.注意在考核评价体系上做相应改革和完善。 专题式教学模式不再适用传统考核评价体系,教师在实践中应该注重探索新的教学评价体系。例如,语文教学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语文综合素质,因此,考核评价中就要将知识与能力的考查放置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语文综合素质的前提下,知识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学生能力的发挥以及综合人文精神的提升是考核评价的重要的指标。大学语文专题教学的实施使人开始关注课程中的人文意义,学者就人文性展开了广泛深刻的讨论,大学语文不能仅仅强调其工具性的方面,更多的要注重人文启蒙,挖掘其中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人文性应当成为大学语文关注的重点。专题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批判精神,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的模式,形成了课堂教学的认知互动,符合新型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未来语文教育的需要。 作者:唐敏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知识拓展运用 一、提升教师素质 增强修养品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良好的素质,才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佩服。大学语文教师如果自身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人格魅力就不足以感染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从知识中而来,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教师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时,其灵气与魅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当今时代,文化的多元化让文学精华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的素质,重点是大学语文教师要能与时俱进,只有教师坚守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教学走在时尚前沿,才能将语文的魅力展现出来。如何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素质:第一,高校教师交流。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高校之间的教师进行交流,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教学交流,为高校教师的语文教学提供新思路,在交流中互谈自己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体会,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激烈的火花,实践的交流则可推动教学的创新。第二,推荐优秀书籍。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教师应避开世俗,潜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好书籍,对于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教师们可以将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书籍相互推荐,在大学中举办“书林大会”,介绍一些好书籍的摘要,推荐给学生,活跃学校学习气氛,创设读好书籍氛围。 二、合理教考分离 营造轻松气氛所谓合理教考分离,是指把教学和考试合理地分开,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有考试负担。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完善学生的人格、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是让学生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简单文学知识。教师只有认识到教授大学语文的真正内涵,才能更好地做到教考分离,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学习气氛。合理地进行教考分离,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考试融入教学。很多学校对于期末考试十分重视,学生为考试往往是在短时间内突击,考得一个好分数。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的日常学习,如果能够将考试融入日常教学,就能够避免学生考试临时突击,使学生平时按部就班地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文章的读后感,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或者经常举办演讲,练习学生的即时表达能力。日常的这些都可以算作考试部分成绩,让学生重视日常语文教学。第二,丰富教学手段。大学语文课堂本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天堂,不应拘泥于教学的形式,丰富语文课堂教学手段,可以极大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将辩论融入教学中,让学生自由开放地辩论交流,培养学生的辩论观点和辩证思想。 三、开阔学生眼界 拓展知识应用大学语文给学生贯彻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大的人生价值观,学学语文除了学习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让作品里的精神感染学生,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看得清,走得远,做得好。下面具体介绍将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方法:第一,户外实践教学。户外实践教学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户外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在户外中体验到课堂教学中不能给予的感觉。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起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欣赏自然的美景,感受古人面对美景有感而发的情怀,克服爬山过程中的困难,体验到达山顶的快乐,领悟“一览众山小”的哲理。这种在实际环境中得到的切身感受,本身就是对知识应用的一种拓展。第二,传承创新并举。大学语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这门课,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学。但是传承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承,在传承中还需要创新,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创新灵感,是一种较好的知识应用拓展。例如学生参加一些设计大赛,设计一些代表性的logo,logo需要简洁而富有意义,这种设计的深厚底蕴能充分体现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创新。第三,缓解精神压力。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的精神压力就越大,精神压力使得当今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处于一种低迷状态。大学语文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理应对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关注,通过语文教学开阔学生眼界,缓解学生压力,给予学生动力。以上介绍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性,希望学校、老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共同努力,探索出更多提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新方法,开创出更多大学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新途径。 作者:王祖光 单位:公安边防部队广州指挥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艺术设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是集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综合性于一体的课程。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学常识,具备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文化品位。第二,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设置要突出美育功能,以教材中的“美文”为载体,引导学生阅读欣赏,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感受文学作品表达的美好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第三,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写作任务,会运用口语表达的技巧与人沟通。从写作和口语表达两方面提高学生语言和文字的应用水平。 二、构建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语文应该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从教学实际出发,教材内容整合为“文学欣赏模块”、“应用写作模块”、“口语表达模块”三个主题模块,构建起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体系。每个模块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个模块的教学均有目的、有内容、有步骤、有要求。 1.文学欣赏模块 文学欣赏模块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此模块还注重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为学生专业课的学习奠定阅读、理解、分析和写作能力的基础。 2.应用写作模块 应用写作模块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教师将学生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常用的应用文设计成四个项目:日常生活工作事务、求职应聘、产品营销策划、科研。围绕这四个项目设计工作情境,课上通过任务演练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各类常用的应用文写作知识,提高学生的写作素养,为学生学好专业课和将来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3.口语表达模块 此模块遵循由易到难的阶梯性原则,从基础口语交际技能(朗读、演讲)、日常口语交际技能(介绍、倾听)、职业口语交际技能(求职应聘)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让学生掌握口头表达技巧,增强学生当众讲话的胆量,培养学生口语表达、沟通与交际等通用能力。此模块与其他两个模块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成为提高艺术设计专业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介质、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成为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重要平台。 三、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想象力较丰富。针对此特点,可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在应用文写作模块教学中,我们尝试建构任务型应用文写作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上教师把学生在校园、生活和职业中涉及到的写作知识和技能,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学习任务,以具体的实践任务牵引教学。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阅读写作案例,教师布置讨论任务,然后通过分组讨论咨询、教师提示、任务演练、组内相互评价、教师总结评价、学生检查誊写等师生互动的方式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落实。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锻炼了写作能力,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 2.情境教学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合适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例如,在讲授诗歌《蒹葭》时,教师配上古乐示范朗读,然后指导学生诵读,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欣赏诗歌的意境美,领会诗歌的感情美,接受艺术熏染。教师借助多媒体演示与诗歌意境相符的图片,再现情境,引导学生抓住其中的意象,展开想象,细细品味,在情与景的关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美。教师还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专长,尝试为诗歌配画,练习配乐朗诵,进行诗歌改写,制作诗歌欣赏影片。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创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3.实践演练法 在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特点开展训练,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校园生活对接,向专业延伸,为学生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根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师可开展“介绍我的作品”、“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求职应聘会”、“产品推介会”、“校园(班级)活动策划”“、专业课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演练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四、采取合理的课程评价方式课程 考试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果采用传统以一考定乾坤的考核评价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能力和态度。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化竞争意识。终结性评价取消了以往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阅读能力考核和应用文写作能力考核。通过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总之,艺术设计类高职有其自身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本,分析总结出适合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探索良好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的作用,帮助学生成长为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 作者:张宏武杨丽彬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传统文化论文 一、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定位“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总之,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契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理应有新理念、新定位、新气象。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任重而道远。 作者:郭海军张旭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肇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功能研究 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义 (一)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 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有学者提出,除了基础性以外还要强调其工具性。笔者认为这与基础性一样,根本不属于大学语文的性质范畴。语文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说和写两个方面,一个学生身体健康但不能正常的说话和写作一般不会进入高校学习,因为高考具有一定的考查意义。当然不排除有表达和写作障碍的学生,但这只是极少部分,至于表达不好和写作不好的学生不能统统交给大学语文解决,也很难解决。笔者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应在中学时期完成,在中学进入大学的选拔性考试中,应着力考查学生其语文工具性的掌握情况。到了大学,如果开设一门课程教学生如何写请假条、如何正常说话,这样的大学课堂简直难以想象。 (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人文性。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人文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简称,而人类文化恰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所以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人文功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格的完善。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在于人有人性,兽有兽性。人性的完整即是人格的完善,从古代先哲到现今才子,无数英雄、诗人和学者等为后人的人格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活生生的原材料。关注人,关注人格,这是人文性的首要体现。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洗礼。作为中国人,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大学语文学习,还可以从历史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的侧重点不同。大学语文重在洗礼。从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句中沐浴民族精神,从字字珠玑的散文中重温古典文明,这是一种体悟,更多的是让学生依靠文字进行充分的想象,语言之美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三)大学语文课程具有生活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生活性,这是笔者的观点。生活的定义在各时期有所差异,《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这是将生活定义为生存;杨万里《春晓》诗:“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这是指美好的时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我想下去再多经验些群众斗争,来补我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够。”这是指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活应该定义为美好的时光,大学语文课程必须要有促使学生追求、喜爱生活的属性。首先,大学语文不是教学生不食人间烟火,不尝世间百味,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感受美,真正享受美好的生活,即使是苦难,也许也是另一种美好。其次,人文性的最好载体就是生活,人文素养的提高不是空谈,要在生活中实际联系,没有了生活,不理解大学语文课程的生活性,就很难将人文性的功能发挥出来。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如果不在生活中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见到课文才想起其人、才想起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效果违背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初衷。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1978年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二位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大学悄然兴起。二位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的功能时,提出了四点要求:(1)提升大学生汉语水平和应用能力;(2)传承传统文化精髓;(3)提升精神文明;(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今天我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再来关注这四点要求,有些当然要继续坚持,而有些不得不说真的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 (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言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细细想来,何谓中华文化?贾莹在硕士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和目标研究》中也谈到大学语文课程要起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有值得流传千古的真理,也有荼毒生灵的毒药。如果一味传承中华文化,试问,毒药也要传吗?所以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警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三根擎天柱。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浩然正气,安邦定国,民族精神,中国优秀文化。佛家,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红尘看破,万元放下,成佛作祖,中国优秀文化。道家,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和而不同,中庸为道,辩证统一,中国优秀文化。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变不离其三宗。一方面,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影响下,学习这三家的优秀文化对当今社会和现代人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功利风气在大学也十分盛行,学生学学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可以起到排毒驱风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能力美,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内;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说上几句。但事实上美是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有专门的美学课程,有专门的美学教育,简称美育。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中的美有很多,如语言的美,思想的美,精神的美等。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领悟到这些美,文学史没有了解,情感上的不认同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美的欣赏。刘汉波主编的大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片段,湘西唯美的自然景色和安静恬淡的人文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认为,这些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欣赏美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表面,上世纪30年代已经距离白话文运动十几年时间,十几年间,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白话文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沈从文的《边城》可以看作是白话文写作的一个高峰。如果通过大学语文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美的欣赏,也许我们大学生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就不会出现骂人、说脏字的情况,因为白话文很美。白话文美的理解难度相较于文言文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要有这种意识。文言文之美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苏轼、李清照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但语言上的美只是大学语文想让大家欣赏的较低层次的美;较高层次的美莫过于思想之美、精神之美。无论是精忠报国的豪情,还是你侬我侬的柔情,都是思想之美,懂了其美,再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追求其美,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乐事。面对国仇家恨,山河破碎,表面上看,应该无美了,但实际上美在其中,无数仁人志士屹立在凋零的山河岁月中,壮士满腔热血,拯救家国,不愿做亡国奴,不美吗?如果大家都能追求这种美,若十年后,百年后,此种场景亲临,我们也像先辈一样,吃胡肉,饮匈血,美在自己。 (三)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生活的态度 笔者之前提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有生活性,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上,依然强调其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无论是哪种观点和看法,都不能阻碍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世界上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自由。生活,一般意义上指生物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大学语文中的人物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也许会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一个人都影响,促使他积极面对生活;大学语文中的人物在生活中以苦作乐,这更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激励和暗示。榜样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且不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毅然完成巨制《史记》难道不值得大学生反思吗?热爱生活、更好生活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学校也在强调以学生为本,笔者认为,学生掌握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热爱生活、积极生活。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偏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审美和生活,这是未来大学语文课程功能发展的方向,没有赘述其功能的工具性是笔者认为这种功能应在中学阶段就该完成,不应在大学课程进行补充。 作者:孔苏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现状探析 一、大学语文教材五花八门,讲授水平、讲授方法都有不足 1.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说:“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编纂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状态。我国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好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从中挑选出一批符合教学标准,适合学生口味的作品并不困难。但大部分教材重古轻今,选文绝大部分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现当代所占比重较低。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倾向,应调整“古”、“今”文学各自的比重。同时,由于备选文章有许多都已脍炙人口,导致编者为了回避中学阶段学习过的篇目而另择他文,使得一些不是太适宜的篇目入选教材。所以,选择文章时,要严格把关,力推精品,观点要严谨。对于为大家烂熟的选文,通过寻找新的切入点,同样能够讲出新意。切忌泛泛而谈,流于肤浅;也不要故弄玄虚,而要通过深入剖析,在解读高度上进行提高,才能够讲出新的特色。 2.目前,高校普遍采取自编教材的方式编纂大学语文课本好处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较为方便。但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水准不甚相同,学术体系互有千秋。你专工魏晋,我独尊唐宋,从一开始,教材的选篇就已经打上了各自的烙印。须知,大学语文不单是展示自身学术价值的阵地,其首要任务是要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利用选文弘扬中华民族之真精神,提高学生的人生观、审美观等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编者们时刻牢记,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是大学高级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起点,它绝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教材,应更易普及,更易推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著精神和超越意识应予特别关注。有基于此,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应首先考虑到:“对大学生性情的涵泳作用,应有助于大学生性情和人格的塑造。应有助于高雅审美趣味的陶冶和审美能力的形成。” 3.高校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由于大学语文在一些高校倍受冷落,导致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因此许多院校在授课教师的安排上,也不愿将最优秀的一部分师资投放到这门课程上。就任课教师而言,因为不被重视,因此,在讲授方面往往是照本宣科,好像是继续在为中学补课;要么就是图省事,把给中文系学生的讲义全盘照搬,不顾及听课对象的接受情况。这都进一步导致了课程质量和课程魅力的下滑。因此应选择知识结构宽泛,讲课特色鲜明,比较有感染力的教师担任授课。讲授过程中,应善于深入浅出,突出时代感,让学生真正感到高中到大学的一种飞跃。此外,在教学中应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关注:第一,教师的讲授应与学生讨论有机结合。教学中力争改变教师一个人满堂灌,唱独角戏的局面,鼓励、引导学生参与教学,通过讨论,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探索。可以尝试在课堂上多组织专题讨论,也可鼓励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言,对教师提出的每个问题及观点进行提问、质疑、反驳。第二,采用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的方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应借助多媒体手段,制作各种教学课件。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成立网络课堂,同学们在网络上既可搜索各类参考文献、补充资料,还能在网上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样不仅能及时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第三,课堂讲授与课外自学结合。课堂时间毕竟有限,我们应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一步阅读文学原典,提交读书心得等。教师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学生要求和意见,对讲授内容和形式做出相应调整。课程结束时,最好让学生写出对课程的建议。 二、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多管齐下,搞好课程建设 通过大学语文这扇窗,我们可以由小见大,从文本的知识跨越到文化历史的精神之中,吸取到更宝贵的精神营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做一门公共课,教育主管部门应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要想更好地提升大学语文的魅力,不能仅凭高校一己之力,我们“应大力纠正中小学中的‘唯智教育’和‘唯理教育’倾向,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线的教师,应该具有奉献精神,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和研究,精心组织这门课,确保其质量和魅力。让大学语文对培养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有修养的中国人,发挥最大的作用。 作者:王晓非单位:河北工艺美术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提倡素质教育大的前提下,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中仍然是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社科类课程,重视专业学习轻视思想道德修养的倾向。这样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关注。首先,在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是从义务教育阶段走过来,通过努力地学习才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是作为一门主要的学科开设的,学生要想考上好一些的学校离不开对语文的学习。所以,在当时来看这样一门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学科得到了教育部门、教师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重视。可是,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有一些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专业化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往往被逐渐的边缘化,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特别是理工科院校为了培养专业性更强的人才,往往忽视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大学语文在对大学生素质全面培养上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面对此种情况,大学语文在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汉语的学习与提升,造成了“母语放逐”的现象,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与呼吁。特别是在理工科院校中,大学语文与“两课”、英语一样属于公共基础课,但在课时的安排,受重视的程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学语文在国家课程设置的要求最初是108学时,后来逐渐的缩短为36学时,再后来一些学校根据自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把大学语文课缩短为24学时。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学时的来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确实很难,教学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我国的应试教育阶段更多注重的是语文的工具性,很多知识需要死记硬背,这种强化式的教学方式也会使学生对语文会产生厌倦的心理状态,进入大学后,他们更多的学习兴趣在于专心学习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引起里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再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不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无法打开理工科大学生的视野。目前,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授课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整个一个学期结束,大概讲解20左右篇的文章,教学的内容文学性很强,没有突出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接受特点,教学方法单一老化。很难实现大学语文对于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从事专业课的教师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还有人们头脑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被认为是博而不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有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教师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年轻教师缺少教学经验难以驾驭大学语文课堂,有经验、有水平的教师又不安于大学语文的教学,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最后,教学理念落后。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经常是满堂灌输,精细的讲解文章中的每一个知识点,这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语文课与基础教育时期相比更加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同时让学生们从大学语文的课程中受益,体会到大学语文给予他们的良好文化修养、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文化追求。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任重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 大学语文是我国各高校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基础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全面地发挥它的作用。 (一)当前,很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都是兼职教师,除了授课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很难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教学中。这就需要成立专职的教师队伍和教研室,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同时,多开展教研活动,使教师之间能够有合适的时间沟通彼此的教学经验,优秀教师有时间和条件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高教师尤其是高校相关领导对大学语文的重视,选拔和引进优秀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队伍,组建教研室,更好的提升教学水平。 (二)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是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前提。教师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知识能力、心理状态等都会对大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授课,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大学生的引导,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 (三)改进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语文课由于学时有限,教学任务繁重,所以更多的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缺乏互动。因此,教师要调整教学观念,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多选取一些励志的文章,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时展的需求,尽量使用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视觉上的知识,这样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让学生“愿意学”。 (四)改革考试方式。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应加大在平时的考核力度,成绩不应该由最后的一张考卷或者一篇论文来决定。通过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再加上期末的考核,作为期末考核的总成绩。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学生在期末复习的压力,使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下学习到喜欢学的知识,取得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以此也能够实现教育的目的。 (五)多开展名家名师专题的讲座。将专题讲座与课程内容融合在一起,大学语文教学设置学时有限,在大学生参与讲座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把讲座变为对课程的有效补充,让讲座成为课堂的延伸,激发和引导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2007年5月,总理在同济大学考察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些文学和艺术,人文科学的,也要学些自然科学,扩大视野,大学者都是这样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当前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21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类又处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需要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也已成为国际教育和改革的主要方向。人的创新能力需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来。理工科人才的培养由于专业课所需对思维的培养更多的是逻辑思维。作为当代大学生,理工科院校应该除了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更需要注重培养形象思维,让文理知识互相渗透,坚持把理性与感性、知识和文化很好的融合起来,实现学科的互补,重视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高人文素质,有利于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提升他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必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更好的、能力强、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高竞男单位:吉林化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可见,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必须首先有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阵地,必须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切实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要通过大学语文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在大量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学习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智力。现代社会充满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仅凭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增强竞争力,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要“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就必须先有语文实践,在语文实践中培养语文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特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语文教学中缺失语文实践的现状 很多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采取的授课方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掌控整个课堂,唱着“独角戏”,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从历史背景、艺术理论到人物性格、艺术成就进行“满堂灌”。学生在课堂上则成了观众或者配角,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没有设计提问以促进学生思考,没有组织课堂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没有落实阅读(朗读)以品味语言、提高审美情趣、感悟人文情怀,忽视对大学生的语言表达、阅读理解、逻辑思维、审美鉴赏、写作等语文能力的训练,忽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这种课堂教学缺失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而脱离语文实践的教学是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汉语能力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语文能力显得更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没有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二)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现状的原因 1.教师教学缺少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语文,都应该在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依据语文教育的特点教学。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学科,有其自身的教育特点。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课程中具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教师不能要求学生有一致的理解,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解。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式的。教师不能按照教学参考资料进行生硬的宣讲灌输,而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参与,让学生在读、思、议的实践中充分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人物形象的美。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感染能逐步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高尚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教学还能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2.大学语文失去应有的课程地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重专业技术,轻人文素质的办学理念,在这种办学理念下,学校以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最大目标,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性学科。学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高职院校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可有可无,因而课时一再被压缩,有些高职院校干脆不开设大学语文。这种办学理念下,大学语文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三、落实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建议 (一)从学校层面更新认识给予大学语文课程应有的地位 早在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而后,又在2007年第38号文件中,再一次向全国高校提出此条建议。因此,高职院校当然应当开设大学语文,并把它纳入公共必修课系列,保障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时间,让教学活动有充足的时间开展。 (二)客观看待师资现状帮助教师提升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 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却犹如一潭死水,教师对语文课程的学科特点不甚明了。高职教师应当与时俱进,重新认识语文课程,更新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形式。首先,教师要认识到语文课程是人文性学科,有人文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与自然学科的教学不同,不能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读、悟、议等语文实践。其次,教师要认识到大学语文课程具备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性质特点,且人文性与工具性都离不开实践性。工具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人文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健全学生人格。不论是大学生母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还是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都是在教师组织下的学生的实践练习中和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感悟中完成的,教师越俎代庖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教师要树立“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正确认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依据学生学习的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看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于语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一样,教师必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将语文实践的权利还给学生。 作者:叶朝红肖素美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处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试论当前大学美术教育的弊端与创新策略 [摘 要] 近几年,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体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文化思潮。在新时代多元化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对美术专业的看法有了新的变化,但是,高校美术课程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所以,如何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高校美术教育存在的弊端入手进行研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够提升我国高校的美术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高校;美术教育;策略;创新 一、高校美术教育中存在的弊端 1、忽略了文化课的重要地位 普通高校教学中通常重视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文化课程的重要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就业压力过大,为了提高就业率,大多数高校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技能培养上,而这种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影响了美术教学的整体发展水平。文化课作为学生专业学习的基础课,承担了基本的理论基础知识,只有夯实了文化课,才能保证学生在美术的道路上脚踏实地。 2、对教学定位存在偏差 近年来,我国很多高校不看重对学生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学培养目标不明确。有些高校受到综合性大学教学思想的影响,为了实现全面发展的教学目的而盲目开设了众多课程,这就造成了学生的涉猎面广泛,但却不够精通。此外,由于部分高校对美术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清晰,使得不少美术专业的学生迫于就业压力放弃本专业学习,造成了专业课程的荒废。 3、缺少合理的教学体制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社会上也出现了多元化思想浪潮。与此同时,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功利、浮躁。高校的美术教学也不例外,教师过分看重结果,而忽略了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教师比较注重学生绘画技巧的培养,却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这种学习氛围的影响下,部分学生开始用不切实际的画技装扮自己,却忽视了个人创新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二、改善我国高校美术教育中弊端的创新策略 1、改善传统教学模式,合理进行课程设置 随着我国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特长生的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几年受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美术院校也逐渐扩大了招生比例,这使得更多的人关注特长生的教育领域状况。我国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教学体制和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专业的分类、设置以及招生制度也比较单一,这与艺术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从而限制了学生个人才能的展示和潜力的挖掘。在美术专业的学习中,高校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改善传统教学模式,不断采用新的教学体制来培养学生,科学合理的进行专业课程设置,不断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不断深化高校美术教育体制的改革。 绘画技巧只是提高绘画技艺的一种工具,而美术课程应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核心,美术方面的创造性思维和个人的文化涵养才是高校美术专业教学的目标。高校应该根据学生自身的发展特点,依据社会的发展需要来引导学生,使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如果高校美术教学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反而与外界隔离,这样的教育会事倍功半。美术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要使学生通过其它课程的学习提高个人素质和文化涵养,以帮助他们去更深的理解文化艺术的内涵,也能更好地激发他们去探索世界,开拓思维。 2、注意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 信息大爆炸时代来临,通过网络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艺术感受。而美术教育实践活动作为艺术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却日益受到忽略。因此,在高校美术教育中,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不容忽视的一种教学方式。我们要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对不同群体开展不同的实践教学活动,竭尽所能激发学生对艺术的探索意识,使实践成为学生提升艺术技能的手段,让学生在实践中认知艺术,升华艺术,获得艺术的核心理念。 3、明确根据社会需要确定培养目标 现在诸多高校的很多做法都与国家对美术事业的培养目标相违背,国家初衷本是为了培养可以从事美术事业的高水平人才,但是美术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成为了大多美术院校毕业生成为一个美术方面优秀人才的障碍。高校的美术教育目标并不是要培养学生成为著名画家,而是培养学生的审美与创新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力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此外,还应加大对学生的自主创造力的培养力度和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的训练强度。 总结: 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高校的美术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高校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高校美术教育的管理者应摒弃教育中存在的糟粕,探索美术教育的新形式,用先进的教学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积极改变传统模式,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需求。高校的美术教育要做到尊重学生、引导学生并积极鼓励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浅析大学美术教育与情商教育 摘要 面对当今激烈的社会竞争,艺术生不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较高的情商水平。本文分析了大学美术教学中学生的情商因素及大学生情商培养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如何在大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高水平情商。 关键词 大学;美术;情商;教育 一、情商的定义 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合格的人才不仅指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更应是情商与智商和谐发展的人。情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情商”(Emotional Quotient)又称情绪智力,也是大家俗称的EQ,研究和实践证明:在人的成功的诸多主观上的因素里面,智商(IQ)因素大约占20%,而情商(EQ)则占80%左右。情商主要指信心、恒心、毅力、乐观、忍耐、直觉、抗挫折、合作等一系列与个人素质有关的反应程度,说得通俗点就是指心理素质,指一个人运用理智控制情感和操纵行为的能力。情商是个体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品质要素。 二、大学生情商教育的重要性 良好情商能给大学生带来健康的身心、和谐的人际关系,能使他们正确的认识自我,适应社会的竞争,情商是一个人有效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保障。 (1)良好的情商是人心理健康的前提。大学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不仅应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更应是身心健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应对社会激烈的竞争,完成各项任务。 (2)良好的情商是大学生立足于社会的需要。在激烈竞争的社会里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3)良好的情商能正确的认识自我。良好的情商能帮助大学生正确给自己定位,并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步步的走向成功。 (4)良好的情商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而良好的情商正是创造良好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 三、大学美术教学可以影响学生情商的发展 人们在客观事物对其是否符合自己主观需要作出反映的时候,总会产生一定的情感倾向,这些不同的反映受到人的情商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美术教育中,学生对作品不同的体验和主观反映,是学生获得心灵陶冶和学习动力的基础。美术教育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美术教育是最能容易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艺术教育。学生在美术教育的陶冶过程,实际上也是学生实现其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促进学生心理品质的行成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需要与实现自我价值的体验过程。 四、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情商的手段 美术教育是对学生实施美育的重要课程,它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情商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学美术教育培养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感受性和表现欲,提高学生在体验中调控自己心理情绪情感的能力;帮助学生学会正确判断他人情感,获得和谐生活、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指导学生正确协调人际关系,帮助其提高处世能力和水平。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情商的基本途径由以下几方面: 1.在美术表现中获得心理感知 美术活动是一项手眼脑多种感觉器官共同参与的视觉形象创造过程,其中情绪情感的体验占据重要地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点燃审美激情,激发表现欲,培养表现能力,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满足学生积极的心理需要,充分发挥情商的能动作用,帮助学生正确地感知和理解客观事物。 2.在美术欣赏中陶冶情感 欣赏是学生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并从中获取对客体的情感体验。在欣赏过程中,感情丰富的人对欣赏客体的感受面比较宽,感情细腻的人对欣赏客体的理解也比较深刻,影响学生欣赏水平的因素有学生的知识水平、阅历经验、兴趣爱好、个人心理品质等。 3.在教学活动中培养情感 积极的情感培养不仅是教学过程中知识传授的需求,而且是学生情商培养的必需。改变评分方法,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教师评与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全班展评相结合,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参与度,也使学生在评价过程中听到多方评价的声音,与便学生在交流中更加了解自己,提高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4.在集体合作中培养团队精神 在相互合作中体验人际关系,培养处世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让学生获得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在集体中共同探究、解决学习和操作中的问题;帮助学生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正确对待集中的问题,共同承担集体义务;培养学生学会理解,学会关心,尊重他人劳动,共同分享集体成果。 5.在艺术设计的社会实践中培养交际能力 学生在学校相对比较封闭,与社会有较大距离。笔者曾于2010年利用暑假带学生到徐东书画市场和武汉一些设计公司进行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交际能力的欠缺暴露无遗。如何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起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学生进行心理上的引导,克服心理上的胆怯、害羞等障碍,同时也还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 结语:在美术教育中,注重情商培养是美术贯彻教育“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行动,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激励和帮助学生不断实现自己的每一个目标的“成功教育”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有效手段。美术也是一种情感艺术,美术教育需要情商培养,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情商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美术教育适应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大学美术互动教学模式初探 摘 要:本文通过习作点评环节的变革实验,研究互动教学模式在大学美术课堂的具体运用,以教学实例探讨互动式教学法的积极意义,为更深层次互动教学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美术 互动 教学 模式 一、互动式教学的定义 目前,“互动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形式逐渐进入课堂为人们所熟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对“互动”的解释: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三个阶段组成的过程。 互动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师生之间相互对话、相互讨论、相互观摩、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的一种教学方式。所谓互动式教学模式,就是教师和学生进行交互式的探讨与交流,学生在老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绘画技法、发展智力、陶冶情操。 二、互动式教学在大学美术课堂中的初步探索 笔者承担了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设计基础构成及装饰画等基础课的教学任务,我选择学生习作评讲这一最具互动特点的环节尝试进行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学生作业完成后,将画室装扮成展览室。在这一环节里,学生的作业不是被审判的对象,而是被观摩欣赏的作品。 将评讲式改为谈话讨论式。教师从评价的主角位置退出,做课堂导演,让学生纷纷上台相互发言,谈自己的得与失,谈同学作品闪光点,谈对课堂教学的想法,谈艺术谈生活,甚至谈对老师的评价。下面以我的一次课作研究案例: 设计色彩练习(1)作业评析课程教案 主讲:彭玮(汉口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教学对象 :2011级装潢设计与工艺教育2班 教学内容:设计色彩作业评析 教学目的:1.通过对设计色彩作业的评析,使学生明确作业中存在的优缺点,进一步理解掌握色彩原理在具体画面中的运用。 2.通过作业的自评、互评,加强师生间思想、观念、情感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良好的教学互动模式。 教学重点、难点:色彩原理在设计色彩中的运用;解决设计色彩练习中的问题 教学过程: 回顾上次课理论知识要点,阐述本次课作业评析的目的、重点、方式。 (1)放映教学课件,回顾上次课程内容:设计色彩中色彩原理的运用。 (2)阐述本次课作业评析的目的、重点、方式。 2.学生作业评析:(1)幻灯放映学生作业图片,教师挑选其中一张作评析示范。(2)参照教师的评析方式,学生按作业播放顺序做自评,重点谈设计色彩创作的构思体会与作业中的困惑,老师和其他同学根据问题展开讨论。 评析总结:(1)作业中的共同优点与不足之处小结。(2)幻灯放映优秀范例赏析,启发解决问题的经验。(3)对讨论过程的总结。 4、作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设计色彩大作业的草图 本课讨论情况如下: 通过作业探讨,学生设计色彩练习的修改稿普遍得到改善,本次课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 三、互动教学的积极意义 在设计素描、装饰画等课程里我抓住习作评讲这一环节作了类似互动教学试验,获得一致的教学体验: 1.提高学生对专业学习的自信和热爱程度 这种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专业基础课学习的自信心,自主钻研的热情高涨,个人价值在积极探究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2.有助于学生对不同意见形成新的理解 解读同一件作品因人的阅历、个性、情感、智力等差异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让学生形成独特的艺术体验,并且能理解不同人的艺术观点是艺术教育的重要任务。 3.使学生的想法和体验得到了尊重 作业互评的一个原则是让每一个学生开口说话,这充分体现了教学过程中的民主思想,是对学生的公平与尊重。 4.使学生心胸博大,并更容易理解人 90后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及家庭的关爱中长大,自我意识强、有孤独感、对周围的人和事比较冷漠。 5.有效改善师生关系 互动教学模式的变革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它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原动力和创造性,对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调节课堂气氛、融洽师生关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运用互动教学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在尝试运用互动教学模式时,我发现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营造浓郁的艺术氛围,才能让学生们感受绘画语言的魅力。第二,阶段性目的难易适中。在有一定难度的前提下,让学生自己选择喜爱的方法是一种可取的做法。第三,建立新型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中,只有建立起一种平等互信、相互理解的新型师生关系,学生才会有安全感,才会勇于进行画面的表达。 结语:美术教育中的互动教学模式,以引导和启发学生、调动其自身的学习积极性为目的。只有当教学中的“引导、启发”真正指向学生个体时,互动的教学模式才会显得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才能更好地引导、调整学生的自我掌控力,因地制宜地了解学生个体,因时而动,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所启发、有所触动。无论多么完美的教学体系和模式,如果忽略了在教学过程中,对个性特点和审美心理的培养和发挥,那么它就已经失掉了它本身应该具有的意义。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大学美术馆的美育功能研究 大学美术馆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五项功能[1]实现艺术创作与艺术沟通以及公众文化认知度的提升。与社会公共美术馆不同的是,大学美术馆最直接、最稳定的受众是在校学生,因而大学美术馆的美育职能也就成为其诸多职能中的突出特色。近年来,随着我国院校美术馆的大量兴建和繁荣,大学美术馆在提高大学审美教育、开展艺术研究、服务教学和促进学科沟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本文以京师美术馆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美育情况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的关系,并进一步论述了大学美术馆在大学美育中的作用,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充分发挥大学美术馆美育功能的几点新设想。 一、京师美术馆现状调查 京师美术馆是坐落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的一所非营利性的大学美术馆。京师美术馆自建立以来已多次举办展览和学术活动,为艺术与传媒学院的美术、艺术设计、书法、数媒、影视等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展览及学术支持,并与外界建立了艺术交流的学术平台,成为艺术学院专业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但是,由于京师美术馆的多数展览在策划与宣传方面多限于艺术专业,忽视了对非艺术专业学生的影响,针对展览开展的交流活动也多属艺术专业内部研讨,即便是对展览感兴趣的非艺术专业学生也因为展览咨询的获取不便而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下文通过“关于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与大学美育”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北京师范大学非艺术专业本科生对京师美术馆的认知情况与接受大学美育的情况。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美术馆”为关键词,从调查对象的观展经历、对京师美术馆的接受情况、对京师美术馆功用的认识和展览活动的兴趣点等问题入手展开调查;第二部分以“大学美育”为关键词,了解学生对美育含义的理解,对大学美育教学模式的评价和期望;第三部分以美术馆与大学美育的作用、关系为重点,调查了解学生对大学美术馆充分发挥大学美育作用若干模式和设想的认同程度。调查问卷的对象为北京师范大学非艺术专业学生,涉及艺术与传媒学院以外的23个院系的各级学生,按照院系人数比例进行抽样发放,采取分院系发放、宿舍楼发放和网上发放三种形式。调查结果回收了368份问卷,其中351份有效。 统计到的样本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中男生比例为38.2%,女生为61.8%;其中39.1%是理工类,55.3%为文史类。样本分析显示,79.2%的学生有过到美术馆或博物馆的经历,排名前三位的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但知道并到京师美术馆看过展览的学生比例为34%,听说过但没有到京师美术馆看过展览的学生比例为49%,从未听说过的学生比例为17%。以上数据表明,到美术馆或博物馆参观是本校学生较为常见的文化休闲方式,而京师美术馆在校内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另外,“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展览”和“来过但美术馆总是关门”的情况不在少数,所以在校学生到京师美术馆看展览的比例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关于获得展讯的渠道,44.3%的学生选择了蛋蛋网,32%的学生选择了校园海报,28.5%的学生选择了校园广播台,9.2%的学生选择了官方网站,这些数据为美术馆的宣传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渠道。关于“希望在京师美术馆看到的展览类型”,统计发现,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展、影像作品展、设计艺术展、传统中国画展和文献资料展。最喜欢的展览类型一方面反映了学生的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学美育的侧重。在这一点上,美术馆与美育课程应互相协调,引导学生拓宽眼界,同时针对课程的需要举办相关展览和教育活动。 在调查关于美育含义的理解时,有47.4%的学生认为是“培养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25.7%的学生认为是“培养美的观念和能力”,11.5%的学生认为是“美德教育”。关于“目前我校美育课程存在的问题”,认为“只有理论而无实际训练”的占68.1%,“缺乏基本的训练器材和设备”的占53.3%,“方式呆板不能引起兴趣”的占50.1%,“不能与当下的文化艺术进行良好对接”的占22%。以上数据足以证明,超过半数的学生不单单希望学到美育理论知识,而是更希望有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兴趣,提供培养创造美的能力的机会。另外,通过调查还发现,95%以上的学生认为在美术馆中接受美育比在教室中接受美育的效果要好,而被问及“在美术馆中接受美育的形式”时,59.6%的学生希望在展出作品时有解说服务,47.1%的学生“希望能参加与展览策划人或艺术家交流的艺术沙龙”,40.9%的学生“希望学习绘画、书法、摄影等的实际操作”,31.5%的学生“希望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做一名志愿者”。 综上所述,大学非艺术专业本科生通过大学美育等课程的学习,业已形成了对美和美育一定程度的认识,对大学美术馆也抱有比较强烈的好奇与期待,对现有的课堂教学方式也有着比较鲜明的态度和诉求,参观艺术类博物馆的行为在本校学生中十分普遍,这便为大学美术馆在校园中的广泛接受奠立了基础。同时,大学美育类课程现有教学模式单一和大学美术馆在校园中影响力不足等问题确实存在,为此,笔者从三个方面提出发挥大学美术馆美育功能的构想。 二、充分发挥大学美术馆美育功能的构想 1.吸引学生走进美术馆——大学美育课堂的时间延伸 要发挥大学美术馆在大学美育中的作用,首先要解决现阶段美术馆在校园中认知度较低的问题,吸引更多的学生到美术馆来,感受美术馆提供的丰富和直观的审美教育,这是增进美术馆在大学美育中作用的基础条件。 首先,扩大美术馆的宣传。因为大学美术馆的展览一般面向本校艺术专业学生,展览的宣传也多在艺术学院内部进行,校园内部的宣传较少,方式比较单一,所以美术馆的认知度比较弱。目前国内的大学多数拥有比较发达的校园文化宣传系统,校园广播站、校报、学生会报、社团报刊等,都是传播大学美术馆文化的良好方式,可以在展览开幕之前邀请这些校内媒体参与宣传,并报道开幕仪式,扩大展览的影响。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校园网也是交换信息的良好平台,另外各院系的海报栏和校园海报也是宣传的主要阵地,都可以用来吸引学生,增加学生感受艺术美、接受美育的机会。随着大学美术馆美育类展览和活动的增加,大学美术馆扩大宣传的范围和增强宣传的力度将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周边院校的学生和居民,使他们也能到美术馆来领略大学美术馆不同于公共美术馆的魅力,从而为公众美育的推广贡献一份力量。 其次,创立志愿者机制。根据不同展览与活动的需要,大学美术馆可以不同程度地动员大学生参与美术馆的日常工作,避免参展者在面对前期准备、宣传、布展和现场控制等繁多任务时分身乏术的情况,让大学生志愿者机制成为协助美术馆机制向着更加高效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有力支撑。比如物理学、光学和资源技术学专业的学生在展厅场景的选材和布置、展览灯光调控等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历史学、文学、哲学专业的学生在撰写展览知识标签时也可发挥专业特长,补充艺术作品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志愿者还可以通过培训成为某些特定展览的讲解员。这一方面会巩固他们的艺术学知识,激发他们面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的思考,进而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另一方面会帮助观众真正接近作品,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引导观众深入理解作品,并通过作品获得与创作者的隐性沟通与思想共鸣。在此过程中,观展者产生的自我认同与愉悦感能够拉近他们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并引发他们再次回到美术馆的兴趣。 最后,建立美术馆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由于非艺术专业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差别,他们常常因完全无法吃透作品的意味而产生怀疑和抗拒心理,进而对这一类型的展览失去观赏兴趣和信心。而且,在面对一些具有较强叙事性和背景性的作品,例如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时,观众也会因为不了解作品的叙述题材而无法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大学美术馆可采取现场调查、讲解、作品阐释标签和留言的方式,了解学生对美术馆展览、活动的建议和需求,以完善馆内运营,并及时调整相应机制和活动安排,这个过程正是美术作品再创造的过程。 2.美术馆即美育课堂——大学美育课堂空间的扩展 首先,展览是课程的引入。在前面的调查问卷中显示,许多学生认为目前学校里的大学美育、美术俱乐部等课程授课方式单一,不能引起学习兴趣。事实上,如果用展览的方式连接美术馆与美育课程,那么同样的授课内容也许会因为形式的一点变化而变得鲜活起来。由于美育课程的任课教师一般都是大学文学、艺术学专业的教师,对本校美术馆有着较强的关注意识。在这个前提下,任课教师可以关注美术馆的展期设置,预先了解一定时间内即将展出的作品,然后以作品的类型、主题等要素为线索联系课程内容,将鉴赏展览作品作为课程的切入点,进而展开对艺术史某一时段或某种画科、流派乃至创作题材与形式美的讲解。这种建立在导赏基础上的授课方式,可以从直观的艺术作品入手,带领学生在美术馆的氛围中深入课程学习,并通过展厅中作品的实例讲解,使知识的传授变得生动起来。 其次,展览是课程的延伸。大学美育课程主要致力于传播艺术美,一般会选取历史上和现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来阐释美的多重意义。因为课堂的时间有限,课上不可能做到将整个艺术史作全面系统的梳理介绍,但会留下一个个敲门砖式的作品或人物,让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在课程之外对某个艺术家、某段艺术史、某个流派和画种作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大学美术馆应与美育课程联姻,在规划展期时考虑与校内的大学美育类课程相配合,通过发掘自身馆藏,与国内外大学美术馆、公共美术馆、博物馆合作等方式开办课程协助展。美术馆遵循一定的学术逻辑,设定展览的主题、作品选择和组合原则、展出方式等,呈现最直观和真实的艺术史。在美术馆独特的气氛之中,学生徜徉在作品之间,脚步随着艺术史的历程延展,对课堂之上透过幻灯片观望过的作品会有更加真切和深刻的再认识;对课堂讲授过的作品,相关的画家、流派、画科也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比如结合美育课程的内容,开办一次“中国工笔花鸟作品展”,美术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工笔花鸟画作品,以时间为序排列展品,并辅以时代背景、画家简介、技法介绍、作品意义与鉴赏等知识标签,让学生在观展过程中领略中国工笔花鸟画作品美的同时,把握中国工笔画学科发展的脉络,充实课上学到的美术史知识。 最后,展览是课程的表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除去艺术与传媒学院,校内其他学院的本科生须选修大学美育、美术俱乐部、影视俱乐部等美育类课程,这些课程是现阶段综合类大学实施美育教育的最主要途径。课堂教学内容除了美育知识讲授和文学艺术作品鉴赏之外,学生也有尝试创作的机会。就美术方面的情况看,虽然大多数学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专业技法也不甚成熟,但由于其对生活和情感的认识和感受力强,也有一定的学习和表达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大多不会为一般创作规律所约束,作品形态鲜活,手法新颖大胆,具有独到的特色和审美意趣。大学美术馆可以设立专题,研究大学美育类课程下学生的作品,并就一主题组织汇报展览,通过培养作品意识和荣誉感增强学生对于美育的兴趣,加深学生对于美术作品形象美、创造美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对其他涉及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门类的美育课程,教师也可根据学科特色和课堂教学情况,与美术馆合作,举办相应形式的汇报展和活动。 3.数字化美术馆的建设——大学美育的虚拟资源拓展 为更好地让学生共享大学美术馆的艺术品资源,大学可以探索丰富多样的展示方式以及互动交流渠道。数字化美术馆就是一种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利用科学技术推介美术馆的有效手段。美术馆的数字化还给那些尚无条件建设美术馆的大学提供了一条积极的思路,使其能够在网络上将自己的艺术藏品公之于众,惠泽学生、研究工作者以及社会。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专门实施了“现代远程教育网上公共资源建设——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项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物馆是当时唯一入选的美术类数字博物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多媒体、宽带网络和数据库等先进信息技术,开发基于计算机与网络环境的新型实用化辅助系统或手段,美术博物馆就能实现展厅数字化[3]。数字美术馆通过官方网站、虚拟展厅和资源论坛的建立,丰富美术馆建设,培养学生浏览艺术网站、获取更多文艺咨询与知识的习惯,拓宽学生接受美育的渠道。 建立美术馆的官方网站是外界了解美术馆的捷径,也是美术馆展示自我形象、集散学科资源、融汇交流建议的空间,是实体美术馆的无限延续。通过官方网站及时有效地传达美术馆的展览和活动信息,为学生自主选择展览提供更多的方便。美术馆的官方网站可以成为美育学科资料的汇聚集散地。艺术史相关的画论、文学艺术理论、自然科学知识、文学艺术作品评论文章以及画展开幕、艺术家访谈等的文献、视频、影音资料的收集,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资料库,也是进一步展示和宣传美术馆的平台。另外,虚拟展厅作为实体展厅的延伸,以三维空间效果呈现展厅和展品的样貌,让观众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尽情地欣赏喜爱的作品,或者重温观展时的情感思趣。虚拟展厅的建设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美术馆所必需的建筑、陈列、参观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获取所需藏品的信息。这种形式是美术馆的延伸,是藏品数量、展示空间限制之外的补充,使学生能够通过网络领略大学美术馆的全部风貌,并对所感兴趣的藏品作深入的探究。资源论坛也是不同专业师生交流互动的有利场所,美术馆可以发掘问题,激发讨论,也可以与学生交换意见,完善管理。总之,数字化美术馆是美术馆在时代特征下的新发展,是延续和拓展美术影响力、改善大学人文环境、提升学生的美育的又一手段。 综上所述,大学美术馆发挥美育功能应注重三点。首先,通过加大和拓展美术馆的宣传和建立互动机制的方式,增加大学美术馆在校园中的认知度,吸引更多的学生到美术馆参观,以填补美育课堂时间的不足;其次,通过建立展览与课程的链接,让美术馆的展览成为大学美育课堂的引入、延伸和表达,以赋予美育课堂教学生动的模式,让学生在实际展览中体验艺术之美的创造力和技术性,填补现有美育课程只有理论学习而无实践的缺憾;最后,通过官方网站、虚拟展厅的建立,使在校大学生能够通过网络领略大学美术馆的全部风貌,获得更多的美育学术资源。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对于大学美术基础教育的探究分析 摘要: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大学美术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美术基础教育是美术教育的基础,只有打好美术基础,才能为走上更高层级的艺术殿堂提供保障。为此。首先分析了大学美术基础教育的现状,其次指出了这一教育存在的问题,幕后提出了提升大学美术基础教育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大学;美术基础教育;艺术;创新 一、大学美术基础教育的现状 在我国的幼儿园、小学、初高中阶段都有美术教育,这些阶段的美术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旨在培养每一个学生的求知欲和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是一种基础教育。在美术基础教育方面,前苏联对我国的影响较大。前苏联的美术基础教育侧重于写实训练,对我国的美术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数美术学习者是从素描开始人手接触美术基础的。由于历史原因,素描多是起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学生在初学阶段,接触西方的绘画作品和绘画大师比较多,容易过多地倾向于西方而忽视中国本土的绘画理念。在整个美术教学过程中,对写生的关注程度都较其他绘画手法更为强烈。写生手法多是对着实物进行,重视对原型的真实反映,并没有融入绘画者个人的真实感情色彩。 二、大学美术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 第一,过于重视绘画技能的训练。不管是学生家长、学生本人还是某些从事美术教育的教师,都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美术教育必须以技能教育为教学侧重点。当然,技能教育对于美术基础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它只是做好美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涵盖美术基础教育的全部。如果只重视技能教育而忽略了对学生审美能力、创作能力的培养,有可能会使学生的绘画能力陷入呆板的怪圈。美术的初衷在于通过艺术作品的展示来表达作者某种独立的情感。美术技巧仅是艺术的一种实现形式,技巧必须以艺术情感为依托,而不能孤立存在。高水平的绘画作品并不是靠其中的色彩和线条而取胜,更多则是靠色彩和线条体现出来的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只培养技巧娴熟而个人情感不强烈的学生的教育,算不上成功的美术基础教育。 第二,对于绘画作品所表现情感的重视程度不够。据调查,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非专业美术从业者都认为最好的绘画作品就是画得最像原型的作品。就连部分大学美术基础教育教师也持类似看法。这一方面是由于教学功利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误读了美术教育的本质。教师不重视绘画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导致学生也持不重视的态度,极大束缚了学生自由创作的表现,对学生的绘画能力提高产生不利影响。如此下去,学生所画出的作品只能变成美丽但缺乏生机和活力的雕塑而已。 第三,某些教师过于重视自身个性,忽略学生个性。某些教师虽然知道绘画作品显示个性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教授学生知识的过程中,容易把自身的个性强加在学生身上。对同一幅画,每个学生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也正是有了每个人多彩多样的理解,才能为日后诞生更多风采各异的绘画作品奠定基础。而有的教师在讲解某一幅画所表达的含义时,只重视自己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理解不甚关注,甚至有的教师为了追求一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强行让学生接受自己的想法,无形中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殊不知,艺术是最没有标准答案和标准规则的。在实际教学中,画室里有时候只悬挂教师喜欢的某种风格的绘画作品,对刚接触美术的学生产生误导,使其误以为只有这种风格的作品才是好的,不利于学生美术基础的形成。 三、提升大学美术基础教育水平的策略分析 一是改变“模式化”的学习方式。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虽然素质教育已经实行了多年,但从总体上来说,应试教育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应试教育主导了整个教育过程。我国现行的美术教育层级的评价有相当多一部分是通过考试来进行的。家长、学生和教师都希望在现有的美术素质评价体系下,学生能取得好成绩。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学生以艺考规则为标准,进行“模式化”学习,这种“模式化”的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容易使学生感到腻烦,进而降低对美术学习的兴趣度,与艺术教育的初衷相违背。教师应该着力改变这种学习方式,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学习方式,充分挖掘每个学生的艺术潜力,实现美术教育全面培养人才的作用。 二是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表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和创新,必须以每个教师和学生的独立思考为前提。上文已经提到过,我国的美术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绘画技巧的训练,而单纯的绘画技巧训练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此时就必须注重尊重学生的个性,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从事绘画创作,无论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天马行空”,教师都必须给予充分尊重。只有在这种能够自由表达和自由创作的宽松氛围中,才能充分挖掘出每个人的绘画潜能,使每个人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加强美术文化教育。文化对于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美术亦如此。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美术基础教育基本没有涉及到美术文化培养。没有文化的底蕴和积淀,不仅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而且对学生日后的绘画创作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对于美术基础教育来说,必须重视美术文化教育。一名有能力的美术家必须要坚持美术文化修养的培养,不断丰富自身阅历,注重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在绘画作品中将时代的人文气息和自身的强烈情感巧妙融合,以达到艺术的另一个层级。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大学美术与心理健康的融合性分析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尤为需要的一种精神支撑,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并渗透在每一门学科之中。在大学美术课程中,将心理健康作为一种艺术教学,素质提升的综合性课程,在创造性课程中更好的促进大学生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并激发美术创作的兴趣。本文旨在分析当学生美术课程中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阐述美术教学中存在的误区,进而探讨构建大学美术与心理健康的融合性发展模式,促进两者的有利发展。 【关键词】大学美术 心理健康 融合性 分析 随着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受到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就会对美术教学带来一定的困扰,在大学美术教学中,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简述大学美术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1.1 艺术创作的最佳氛围 在大学美术课程中,如果单纯的进行美术创作,停留在对艺术作品的自我设计,而没有正确的心理健康引导,就会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尤其是社会压力增大、人际交往等方面,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就会在艺术创作中表现的相对浮躁,这样,融入心理健康教育,针对当前的艺术创作心理,结合艺术作品的分析、品鉴等等,更好的形成创作的美感,在愉悦和健康的心态中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1.2 知识肤浅带来的心理压力 许多大学生都在大学期间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很大的积极性,热衷于网络或者自我世界,在美术创作中没有自我系统化的训练,有的也只是一些简单的临摹、油画创意,没有整体的专业指导,收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美术创作的兴趣有所减弱,这样,融入心理健康,能破解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寻求美术创作与健康身心的良好方式。 2、剖析当前大学美术教学中心理健康缺失 2.1 心理问题大有存在 对于一些大学生而言,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造成心理上的歪曲现象,一方面,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独生子女身上普遍存在的人格方面的缺陷问题也日益突出,全国每年因心理问题休学、退学、犯罪甚至自杀的案例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对普通人才的要求逐渐由专业性转向对综合素质的强调,对人格与能力的兼顾。而开发潜力、完善人格正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 2.2 理想信念的缺失 由于社会经济物质化的影响,生活水平、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初中生,尤其是一些留守学生、单亲家庭的学生,受到暴力、金钱、色情、等消极、颓废思想的包围,滋生不良思想,价值观念的迷失和蜕变。心理健康成为许多初中生严重缺乏的一种素质,尤其是对于初中体育而言,课程的不严谨,设置的不科学,教学模式的单一等原因,造成初中学生理性信仰的严重缺失。 3、探讨构建心理健康融大学美术的最佳模式 3.1 合作创艺的美术活动 在大学美术课程中,强化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可以采用合作的有效方式,让大学生在理解、合作中享受快乐,懂得关心、照顾,促进个性思维与整体素质的提高。譬如在“秋天”的活动美术户外活动中,可以与“农业科技园”联系,带领学生参观了农业园,从大自然季节变化的各个特征,收集了各种“秋天”的材料,还特地送来了他们农业园培植的新品种的瓜果。回园后,一副副美丽的落叶画诞生了,更有的学生还自己尝试制作新品种的瓜果。还可以有不同学生之间的合作,同伴之间互相借鉴、变通,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创造性地利用各种材料来共同新颖独特地表现艺术形象。譬如,在“我们的城市”主题中,学生们在美术活动中合作构建了美丽的动物园区,将各种可爱的动物绘画出来,形成对动物的基本理解,并掌握一定的绘画和动物知识,也促进了性格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心理引导。 3.2 兴趣引导的心理培育 在大学生美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融合兴趣引导,结合不同的心理需求,开设适合学生自由发挥的艺术空间,通过兴趣教育来调节学生的心理状态。在大学美术教学中,以生动简洁的讲解、唯美的艺术创作,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美术创意的积极性,保持好的心理。同时,教师用启发、引导、激励的方法让学生自由发挥,多多练习一些绘画的基本功,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并围绕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主题绘画,通过墙报、黑板报及报刊等宣传工具,提高学生心理保健意识和知识。 3.3 主题活动的全面健康引导 在大学美术教学中,可以围绕培养学生平等、互助、友爱、宽容等一些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等等,可以采取不同的主题活动,开设不同的美术创意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创意活动,通过主题创作活动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譬如,可以围绕“生命离不开水”的主题,开设户外创意美术活动,让学生形成保护环境、保护水资源的健康心理。同时,还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同桌合作、师生合作等多种形式,在活动中,形成平等、信任、同情、责任感等社会性情操,发展学生的自主心理、进取心理、相容心理,并克服和矫治固执心理、孤独心理、封闭心理等等。 4、总结 大学美术课程不是单一的美术创作活动,更需要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习惯,在美术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将具有很大的作用,并从多方面在实际教学中思考健康教育的融入方式,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水元素在大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水元素作为一种独特的创意手法,在美术活动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将水元素巧妙的融入到现代美术的教学中,尤其是结合大学生的心理需要和艺术点子等多方面的应用,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加强水元素的艺术理解和运用,在大学美术教学中进行水元素创作的教学运用,将具有身后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简要概述水元素自身构成的形式,融入大学生的创作心理,进行静与动的交替应用,凸显出水元素的声、光、色,动与静等特点进行有机的应用处理,加强水元素在大学美术中的整体认知和巧妙运用,构建全面的运用模式,提升大学生的美术创作能力和欣赏能力。 关键词 水元素 大学美术 教学中 应用 大学美术教学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知识形成构成,尤其是大学生思维意识的强大和创新意识的浓厚,就要融入更新的艺术创作手法,从现代特色的美术作品中形成个性鲜明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融入现代水元素的教学方法和艺术创作理念,将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一、简述水元素的运用特点 1.艺术融入性 在当代的艺术作品中,水元素作为一种独特的构成元素,是美术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整体融入艺术性的美感体现,在大学生的美术创作中,可以通过对不同物体的描述,更好的融入水元素的特征,一般采用几何规整图形如圆形、方形、椭圆形、花瓣形等为艺术载体,形成水元素的整体构成要素,更加完美的体现艺术作品的流畅性、线条的美感性等优势。艺术手段多采用自然的、不规则的水形。 2.心理感受的融合 在水元素的艺术应用中,是一种心理上的艺术表现,尤其是对艺术创作的表现,可以形成一定的心理运用机制,对于大学生来说,将艺术创作与美感鉴赏等结合起来,进行精心规划设计,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意境,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心理收获。静态水,平稳安详,给人以心理上宁静舒坦之感。动态水以其动势和水声,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走进大自然,直面自然,与万物对话,在写生中感悟、提炼、升华,将水元素与自感受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具魅力的艺术作品。 二、概述水元素在大学美术教学中的作用 1.立体化的动感享受 在大学生对水元素创作的基础上,可以促成艺术立体化的效果,可以从中感受到艺术的无穷魅力,在大学生美术课程中,可以结合现代的整体设计课程,融入到生活化的场景中,将水元素的理解放到实际的创作过程中,譬如,可以开设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课程,让学生走入到大自然,走入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感受其中的水元素魅力,这样,可以感受水元素带给人的一种艺术作品的纯净、宁静等一些气质,实现立体化的美感享受。,并将水元素的流动性、线条美等等融入到自我美术创作的手法中,将具有更大的效果。 2.创作手法的全面更新 在现代大学生的美术课程中,一般都是原有的教学模式,不能形成整体的艺术运用,对自己的思维、手法创新等方面都缺少一定的联系,而融入水元素的艺术创作,可以通过各种感官的整体运用,更好的显示出水元素的应用魅力,尤其是一些素质强、个性强的大学生,进行水元素创作的培养,在各种艺术作品中,紫色琉璃灯,熔岩的屋顶与墙壁造型,水元素的设计艺术在这里也发体现得淋漓尽致,能充分展示水元素在艺术创作中的强劲作用。 三、探讨水元素在大学美术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主题体现的创意活动 在大学美术教学中,水元素的应用教学可以更好的与传统的教学融合在一起,通过各种主题的创意活动进行整体的分析,以教师、学生之间的互动为基础,以游戏为基本内容,体现多主体参与,多向互动,课程实现,譬如在水元素美工课程的应用上,培养大学生对色彩,线、形及参与手工活动的敏感性,可以采取采取开放式的课堂教学,让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感受鸟飞蝶舞、小桥流水、蓝天和彩虹、鸟语蛙鸣,并结合各种有趣的主题活动,让大学生进行色彩的自由搭配,并从中获取美感和成功感,让他们在生活的氛围中需求创造点,激活对美术的自我表现力。 2.艺术柔化空间的美感艺术 在水元素的教学运用,就要从水元素的各种运用中体现出一种流动性的真实感受,并通过柔和性的艺术创作,将水元素的艺术效应体现出来,激发大学生美术创作的兴趣。譬如,利用水体的倒影、光影变幻可产生艺术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柔化自然空间,增添艺术作品与环境间的生气,改善空间关系,改变单调乏味的空间氛围,也可以在视觉上形成局部焦点,来表现空间的主题。或以一种内在的统一感相互协调于某一特定空间环境内,通过动水利用动势和水声,给空间环境产生各种引人入胜的魅力和环境气氛。 3.与水相容的艺术感染 在大学生水元素的创作中,融入现代的心理课程教育,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破处在信仰缺乏、理想丧失等多方面的不足,更好的学到“水”的精神,在水元素的创作中,学习水向下的精神,学习水不争的气度,学习水宽容的胸襟,从多方面培养自我艺术创作的心理素质,并打破传统的创作手法,在意境的追求上,艺术创作融合水元素的应用,在绘制一处山水动景物,尤其是农村风光的艺术图片,通过融入水元素的纯艺术角度应用,将枯水取山水之意向,枯塘之造型,以引导人们的联想,注入流动着的水元素艺术体现,会收到更好的创作效果。 四、总结 水元素作为一种有着强大效应的艺术创作手法,在大学生美术课程的教学中,通过对艺术表达、思维创新等多种方式的应用,并结合当前艺术创作的特点,更好的迎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凸显出水元素在大学生美术创作中的巨大潜力和应用优势。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探究大学美术教育和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发展 【摘 要】现代社会环境下,教育资源丰富、多元,大学美术教育应该在吸收国际化的精华的同时,不断引入地方性特色文化内容加入教学当中,提升学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加强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地方性的美术特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并发展。在进行大学美术教育的时候,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开设民间艺术课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还能够够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是可以依靠地方特色文化帮助美术教育效果得到提升。 【关键词】大学;美术;地方特色;民族文化 一、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 我国各个地区的民间艺术反映除了不同地区和文化人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地方传说,民族习俗等多项内容。总结所有的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有绘画,雕塑,特色服饰,传统工艺和建筑等多种内容组成。 因为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风俗习惯和情感认知以及群众气质有所差异,所以在我国各个地区都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品种和风格。比如说有些地区的雕塑,刻画艺术用于灯具和家俱的制造上,有的地方的年画和窗花的地方特色用于装饰用,地方特色文化和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节日的各项庆祝活动,少数民族的节日,剪纸,民族歌舞等都能够代表一定的地方特色,简单来说,地方特色是形成我国民间艺术的基础,地方特色发展成民间艺术,高校美术教育要结合地方特色内容才能更好的和民间艺术融合,由此实现自我提升。 二、融合地方特色文化对大学美术教育的意义 最近几年我国各个地方的民间文化正在走向衰落,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民间艺术无人传承,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艺术特色不能满足现代化的审美要求。所以大学将现代化的美术教育和传统的地方文化特色相融合,能够公开并普及民间艺术的家坊和作坊式传承,还可以解决民间艺术的传播继承问题,最关键的是能够将地方特色的艺术文化理念引入到高等学校的教学中来,继承并发扬,实现创新和发展,塑造新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大学的美术教育也会因为更多地方特色文化的加入,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大学美术教育当中引入地方特色文化,能够改善现今民间艺术的生存状况。很多年轻人受外来文化吸引,忽视了本土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校通过美术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并运用地方特色文化,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感受优秀的民族文化,提升地方特色文化的地位 其次,社会环境发展要求大学美术教育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的融合。地方特色性文化能够影响一个地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其精神文化精髓和支撑。现代化信息发展加速,文化特色发展滞后,很多民族文化还没被了解就已经消失。保护并传承地方特色文化,不仅能够保护艺术的多样性还能够传承本土文化,引导学生追求本土文化的渊源,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文化的传承。 再次,融合地方特色艺术文化能够强化学校办学。我国高校的教学培养目的就是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培养面向社会发展的具有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大学教育要走区域化,多样化以及特色化的办学道路。各地方高校因为所处的不同的地理位置,都会接触并感受到很多民族文化特色的影响,应该利用自己教学和传播的教育优势,大量的了解掌握民间的特色艺术形式,承担历史众人,大力发展民族文化特色的美术资源,引导学生在美术创作过程中融入地方特色文化,进而培养具有民间艺术特色的专业美术团队,这也是现在高校新的教学模式的要求。 三、地方特色文化在大学美术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首先,合理安排民间特色文化课程。民间特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艺术价值高并且教育资源丰富,大学美术教育可以和地方特色和自然文化相融合寻求入手点。现在的大学美术教育,学生接触的更多的是西方的知识体系,对本民族内的文化和美术特点了解不够。大学美术教育中中可以将特色的地方文化艺术融合到其中,选择学校所在地区的特色资源,比如土陶,染织,刺绣,剪纸,木刻都可以融入到教育当中,丰富教学资源,实现文化传承,达到教学提升。 其次,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开展教学。在大学内融入民间特色文化不能只在表面的理论层次上进行,应该深入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要组织学生不断实践,实现发展,完成研究和创新。所以,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将地方特色文化艺术形态融合到课堂上。比如说云南的大学可以在课堂上加入云南漆艺的操作教学,将涂、裱、刮、磨、撒、堆、刻等传统技法介绍给学生;福建的学校可以将漳州民间木版年画带到课堂上,通过向学生具体的讲解,使其在掌握地方特色医术形态的同时,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的灵感和创新,实现艺术的发展。 再次,要加强实践考察活动。教师应该带领学生深入到民间进行考察,了解地域文化,使学生欣赏并学习优秀的地方特色医术。可以通过录像等技术记录民间艺人的操作技术,访问老人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了解,掌握地方艺术的历史。这样的活动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并接近地方特色文化,还能够提升其审美情趣,增强文化见识,提升学习兴趣。 四、结论 大学的美术教育除了要培养美术人才之外,还肩负着传承民族艺术,发扬民族文化的重任,要在实现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实现教育多方面发展的目的。在大学美术教育中融合地方文化特色和民间艺术,不仅能够促进教育发展,弘扬民族特色,还有利于学生个人文化和艺术素质的提升。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对现今大学美术教育的思考 摘要:大学美术教育对于美术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良好的大学美术教育手段对于学生的成长也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此,必要要加强大学美术教育工作,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综合发展。本文就我国先进大学美术教育开展分析,指出其中的问题和不足,对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改善建议,希望对于我国教育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性作用。 关键词:大学美术教育 问题 建议 大学美术教育在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术教育所表达出来的艺术思想和艺术价值能够保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良好美术教育工作的开展,更能够塑造优秀的专业性人才,提高我国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 一、大学美术教育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通过对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和诠释,大学美术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出现了一定的扭曲,对金钱等物质的过度追求,造成了各种较为恶劣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对于学生的成长乃至社会风气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通过大学美术教育,教师能够有效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有意义,降低大学生心理疾病的产生,从而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生各种不良价值观念的形成,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美术教育重在对美术艺术的宣传,重在培养学生了解艺术和创造艺术的能力,因此,大学美术教育的开展,对于提高学生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生活中的建筑建设、产品设计都是美术艺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良好的美术教育,能够教给学生如何去利用艺术,发觉艺术,通过对艺术的延伸和迁移从而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这是美术教育的中心思想,也是美术教育的基本内容。 (三)提高学生情感交流能力 对于我国大学生情感交流能力普遍缺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人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日渐减少,生活环境的封闭性造成了人们无法进行自由的交流和沟通,因此使得人们的情感交流能力出现了非常大的障碍,对于大学生来说同样如此。缺乏了情感交流,就容易造成心理疾病的产生,使得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低,自杀现象时有发生。通过美术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情感交流方式,帮助学生懂得如何认识欣赏他人,懂得如何评价和欣赏自己,这样,对于沟通交流活动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大学生心理疾病的产生,促进大学教育教学工作的稳定发展。 二、现今大学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色彩和经济色彩严重 政治、经济左右美术教育工作和内容,是目前我国大学美术教育所存在的一项重要问题。政治不属于艺术范畴,因此,美术教育开展过程中,不应该过多涉及到政治问题,也不应该由政治在左右艺术。然而,我国大学美术教育现状却并不乐观,许多美术教育内容都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美术课程内容方面受到政治体系的严重制约,许多优秀作品无法在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展示,从而阻碍了我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及人们对经济的盲目的追捧,给我国大学美术教育也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美术教育开始偏向对经济的服务,美术课程中逐渐加入了服务经济的相关课程,旨在通过美术艺术创作来提高经济效益,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危害相当严重的,严重挤压了优秀艺术作品的表现,同时,也使得学生们的人生观价值价值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二)美术教育的理解问题 美术教育应该重在教育过程而不是教育结果,然而,我国美术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出现了非常大的误区。就我国大学美术专业生源来说,有着非常大的问题,美术教育在高中教育教学过程中并不重视,偏重对文化课的教育,部分大学美术生是迫于升学压力而进行的美术知识的学习和考试,美术兴趣的低下,使得美术教育工作的开展也极为困难。美术教育是一种艺术性的教育,美术教育不该同考试成绩进行过多的联系,美术教育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态度,一种良好的审美能力,而不是单纯为了培养“画手”,因此,关于美术教育的理解是目前美术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三、大学美术教育的优化建议 (一)加强美术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学生美术兴趣的培养。大学美术教育对于学生个人素质和交流能力都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多数学生都不重视美术课程,加上教师自身教学能力问题,导致了学生对美术课程没有太多兴趣,最终导致美术教学意义的缺失。教师在进行大学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有效的教学手段来尽量提升教学气氛,丰富教学内容,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真正喜欢上美术,从而提高美术教育在学生心中的地位,促进美术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能力决定了美术教育教学的最终质量,加强教师能力的培养,加强教师对于建设,将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大学美术教育教学的发展。因此,要注重对教师队伍的培养工作,加强院校间的教育工作交流,加强同国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有效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三)提高大学美术教育的独立性 美术教育不应该受经济、科学、政治等因素干涉,这些因素对于美术教育没有太多有效的促进作用,反而会影响我国美术教育的整体质量,扭曲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必须要争取大学美术教育的独立性,减少其他因素对美术教育教学的干扰,让艺术真正成为促进学生成长的工具,成为学生良好心灵的导师。 总结: 大学美术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不断探索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式方法,促进我国美术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稳定、健康的发展下去。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信息技术与大学美术课程交互探究浅谈 摘 要 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学习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交互,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关键词 信息技术;学科课程;美术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学习媒体普遍运用于美术学习将成为今后美术学习改革的一个热点。国家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学习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交互,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将成为今后美术学习改革中的一个重点,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认真研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 1 信息技术与美术学习交互的意义 1.1 信息技术优化学习过程是时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教育领域,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以其强大的技术为大学生的学习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与帮助,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教育信息技术资源为学习服务。对国际及国内有关教育信息化的了解,可以看出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传统的教育思想与学习方式无疑是一种冲击,同时也为教育带来很大变化。这就需要美术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美术学习进行交互,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学习过程。这是大学生适应未来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时展的需要。 1.2 信息技术为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社会的发展,这在历史的进程中已得到了充分证明。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才,教育对于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高素质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以其趣味性、直观性及强大的信息量为美术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现代信息技术与学习过程的交互必将使美术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大学生得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将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 2 信息技术与美术学交互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学习过程的交互,实现大学生从学习设计、学习实施到评价反馈学习活动的信息技术化。 2.1 运用信息技术优化美术学的设计过程 以往的学习设计过程多以学生个体完成为主,设计思路及教材内容的把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与研讨可以开阔学生的设计思路,修正认识上的误区,有利于学生深入地钻研教材和理解教材。在这方面,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所具有的网络化的优势恰恰可以为学生间的交流研讨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与帮助,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具互动性及开放性,从而实现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学习设计的过程。 2.2 运用信息技术优化美术学的实施过程 1)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具有多媒体化的特点,它有助于大学生创设更真实、生动的问题情境,提高了大学生呈现学习内容的质量和效率,加强了艺术学科的感染力。 2)利用有效的课件展示,可以将复杂的知识技能形象化,便于大学生理解;通过大学生亲自上机制作课件,还可以引导学生之间进入自主学习状态,使学生在自主、合作、体验、交互的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自我发展的愉悦,为提高大学生的美术信息素养打下一定基础。 3)现代的美术学习应鼓励学生运用多种表现方法表现自己的所想所感,通过电脑技术对表现大学生的艺术创作灵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网络信息量大,具有交互性、开放性的优势,可为学生自主学习及合作交流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美术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在学习中应引导大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2.3 运用信息技术优化美术学习的评价反馈过程 通过信息技术与学习评价反馈交互的实验研究,探索在网上进行评价反馈过程,利用网络互动性、开放性的优势,实现生生、师生之间的交互,这种借助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进行的反馈、评价的活动范围更广,获取的交流反馈信息更为快捷,便于学生及时地总结及改进自己的学习活动。 2.4 计算机辅助学习的技术有多种,以下几种手段供学生参考 1)美术学习演示。最常见的是由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推出的Office办公系统中PowerPoint组建的一种功能,就是用计算机制成的一种新颖的演示文稿,也称为“电脑幻灯片”,然后通过多媒体投影仪投射到屏幕上,效果要比原先的投影片、幻灯片更生动、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演示文稿上可以输出所需要的文字、表格、图形统计图,还可以插入各种超文本或超媒体链接,在Office软件中提供了大量的剪贴图片、照片、动画剪辑、声音,也可以加入艺术字、各种背景纹理等,都能使演示文稿生动、美观而有趣。为了制作方便,PowerPoint中还提供了很多“幻灯片版面设置”、设计得非常好看的“幻灯片模板”,可供直接套用。除此之外,还可采用Flash等专业软件。 2)多媒体学习。目前有许多种专门用来设计和开发多媒体软件的应用程序,可以很方便地将各种图像、语音、音乐、录像剪辑以及文本资料组织到学习软件之中,实现超文本或超媒体的联接,还可以设计基础结构复杂的逻辑关系,也可以根据学习的需要不断地改进。 3)计算机绘画,亦称“电脑绘画”。目前不少计算机软件中都带有绘画功能,如Windows系统中有一个“画图”软件,Office办公系统中也有“绘图”软件。绘画软件有一个工具栏,可用鼠标选择某一工具进行相应的操作;有“铅笔”“刷子”“喷笔”等工具,可选用不同的颜色、粗细不同的线条,自由地画出各种形状;有“直线”“曲线”“矩形”“椭圆”“多边形”等用来画几何图形的工具。 4)计算机美术设计。目前用于各种专业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很多,有机械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平面设计等。在课外美术活动中把比较专业的Photoshop、CorelDRAW等多种软件结合起来使用,进行封面设计、广告设计、招贴画设计等,可利用计算机光盘中大量的图像、照片以及材质资料,利用计算机中丰富多样的字形、字体,加上运用多种效果的计算机处理手段,设计出质量较高的作品来。 5)计算机美术欣赏。人们把世界各国许多著名的美术作品输入光盘,一张光盘中能容纳几百幅甚至上千幅作品,可以随意打开任何一幅作品来欣赏,还可以用“放大镜”将作品放大,仔细欣赏作品的局部或笔触。同时编入作品情况、画家生平介绍等文字资料,有的还配有人声解说和音乐,为美术欣赏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光盘里有多种检索的方法,如按年代、国籍、作者姓名、作品题目等方便地进行检索。 6)电子白板的独特功能。交互式电子白板可以代替普通投影机幕布,在课堂演示中可直接投影演示画面,不用另外配备幕布;其配备的多色彩笔和板擦可以在白板上实现书写、画图、做表格、擦除等功能。在书写完后,可以通过PC连接打印机打印出来,还可以存储为多种格式的图片,方便以后进行浏览、编辑、打印或者以E-mail发送。 3 信息技术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以“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交流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方式,是美术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在信息化社会,学生只掌握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应更新学习方式,学会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为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1 由知识的接授者转变为学习的探究者 以往的学习中学生知识的获取大多是由教师来传授,学生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学习、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应用,学生只靠画笔、一张范画进行学习,已不能适应当今和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在信息化学习中,学生不再是学习的接收者,而应当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大量课例证明,信息交互状态下的学生正以新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知识、技能的引导者、参与者,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 3.2 由课程教材的受益者转变为课程教材的研究者 在传统的学习中,学生是课程实施的接收者。信息化社会为美术课程的研发、内容的实施与更新敞开了大门,课程不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课程资源不单单是教科书了,而是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综合的、文本声像结合的动态型课程。美术课程的实施有其自身优势,在学习中很多学生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包括制作课件、创设局域网站、摄制录像、进行影视处理等,通过信息技术交互对美术学习产生耳目一新之感。采用多种方式以适应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得美术教学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有了明显的改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总之,信息技术与美术学习的交互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平台,要充分认识它的特有优势,同时更要全面认识、理解,有效地实施,这是美术教学的主要任务。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对现今大学美术教育的一点建议 我们可以从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找到中国绘画艺术的源头。那时的绘画艺术,是作为向后人表述生活经验的一种方式,不能概述为当时人们绘画的审美取向,更谈不上美术教育。 到了封建社会,绘画艺术多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近代的中国,外来入侵,不仅体现在武力上,对中国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战争使得整个教育时断时续,美术教育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倡导艺术百家齐放,对中国教育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大讨论。美术教育在其中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纵观国内外美术教育,关于美术教育的大讨论与社会大环境是相一致的。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工具主义美术教育观的主要思想基础;争霸世界的需要使得美国在60年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由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以了解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美术教育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本质论。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始终贯穿其中。美术教育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与内涵。学生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阶段,本人认为美术教育是帮助学生认识世界、完善自身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大学美术教育则是我们用来影响与改造世界的工具。 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如同搭一座金字塔,越到上面专业性越强,越是达到顶层,越是各门学科融会贯通。大学美术教育在此时分科严谨,大致分为设计艺术、绘画与理论等几个方向。本人认为此时大学美术教育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艺术家使用艺术工具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种关注除了作品本身,还掺杂着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再认识。应该说,美术与评论是美术史上的两个篇章,后者对前者起到了解读,支撑,和普及的作用。虽然大学美术教育不同于科学的声势浩大,卓见成效。但其对文明的传承与影响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体现出来的。我国的大学美术教育,起步较晚,多以苏联为模本开设,重绘画,不重设计。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教薄弱。建国后,关于大学美术的学科开设,分段教育,虽一直改进,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需不断努力。 张道一在《设计观念――工艺美术教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中说:“教学目标不明确,便不可能制订有力的教学措施和合理的教学结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教学情况,就其整体来说,仅仅是百衲衣式的碎片连缀,还看不出完整的体系。”本人结合自己工作多年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弊端: 一、学校追求就业率与招生效益,不具备条件,匆忙开设课程 最近几年,全国很多高校合并,中等学校升格,学校为了扩大招生提高经济效益,在专业软件与硬件都不成熟的条件下,不能脚踏实地,发展自身特色,匆忙开设社会上比较热门的新专业课程,使得学生素质不高,一时间某专业良莠不齐,市场饱和。近几年,设计类专业比较受欢迎,美术教育的市场需要趋于饱和,纯艺术类学生在短时间内看不出经济效益。因此,许多学校不顾多年教学特色,纷纷改专业,美术教育学生与纯艺术类学生,也迫于就业压力,按捺不住,纷纷改行,大大挫伤了这类学生的积极性。此外,由于匆忙上马,有些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专业,因缺少实践的机会,如同纸上谈兵。而许多优秀的有经验的教师,因为专业的重新设置,与自己的原专业大乡径庭,迫于压力改专业来适应学校改革,结果既浪费了资源,又影响了教学效果,还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二、教师教学观念落后,不具时代性 能否正确认识与领会大学美术教育的目标,与本专业本学科特色,直接决定着教师的教学观念,进而影响了教师的教学。例如,中国画专业的开设,在课程设置上是通过花鸟、山水、人物等内容循序渐进,在技法上,从工笔到写意逐步深入,如同搭积木般相互支撑,相互渗透。这是一门课程的开设。由此类推,一个专业的开设,其架构也是如此。我们开设了新专业,但设置的课程却没有大的变动,只是简单的进行了删减。课程的内容,与教学的方法一如既往,没有因为新专业的开设而有重有轻。应该说假使教师不能转变教学观念的话,我们的课程设置只能是“拉郎配”,如同一盘散沙,对本专业毫无给养。例如,素描课程的开设,在纯艺术院校里,比较侧重造型,明暗调子,但在设计专业中开设的素描课,就要侧重于设计素描,更注重结构。因此,教师根据专业设置,及时转变教学观念,非常重要。 三、不能与社会需求相协调 大学美术教育在社会主义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美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作为宣传的工具,对缺乏美育的中国人民起到了很好的鼓励与普及作用。但如今,生产力逐渐提高,物质丰富,艺术也不同程度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艺术、艺术教育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紧抓时代的脉搏,让艺术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让艺术改变生活! 作者单位: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发展中的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创建于1985年,走过了艺术系美术专业、美术系、艺术学院美术系、美术学院等办学经历。1988年开始招收美术教育专业专科生,1993年开始招收美术教育专业本科生,1999年开始招收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2001年开始招收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美术教育学方向)硕士研究生,2004年开始招收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院教学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69名,专任教师58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5名,省、校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名,校级青年骨干教师4名,博士、硕士26名,兼职教师18名。 学院办学规模稳步发展。目前全日制在校本科生600余名,研究生50余名,同时招收自考生、函授生及研究生课程班学员。 学院教学与管理机构完善。学院设美术学系、艺术设计系、实践教学部、研究生教学部等4个教学部门;美术创作与学术研究部、美术与艺术设计实验室等2个学术交流与艺术实验中心;还设有素描教学研究室、色彩教学研究室、中国画教学研究室、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教学研究室、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研究室、美术理论教学研究室、公共艺术教学研究室等7个教学研究部门。学院设有行政办公室、教学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等3个管理部门。学院还设有院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等组织。 学院科研工作硕果累累。近5年来,承担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1项,教育部教改研究课题1项,省教育厅研究课题15项,学校研究课题35项,科研经费近100万元;在二级以上学术刊物上1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展览中入选作品180余件,获金、银、铜奖多人次。 学院社会影响逐步扩大。从1988年到2006年,累计毕业生总数近2000余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和各种各类学校,承担着基础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美术教育管理工作,以及各种设计事务、艺术管理、文化传播等工作。学院已经成为浙江省美术教育专业的主要教育基地,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办学实力。 学院对外交流活跃。先后与乌克兰、南非等国家的艺术院校建立了友好关系,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来院讲学或举办展览。先后派多名教师到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国内名校,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访学、进修、考察。 展望未来,学院秉承“砺学砺行,维实维新”的校训,根据学院“十一五”发展规划,遵循艺术教育规律,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汇不同文化与艺术精华,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美术学科与艺术设计学科协调发展,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在全国同类学院中有实力、有特色、有水平、有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学院。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简论大学美术教学与R族文化意识的培养 摘要:民族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关乎国家的前途,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美术教学中,可以通过传统绘画、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进行民族意识的培养。 关键词:大学;美术教学;民族文化意识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有学者预言,在这个世界上,登上最后领奖台的,不是经济大国、军事强国,而是有着先进思想体系的国家和民族。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是贯彻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其思想的内核。而今,商品社会、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汹涌澎湃,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负面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而来,甚至造成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发生扭曲,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失落的危险,或者被边缘化。经济等综合国力相对弱势的民族,其文化也相对低迷,有的已经被取代,世界文化单一、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研究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乃至世界,都是有益的。 民族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是民族的“DNA”,是民族的精神皈依,很难一言以蔽之。近代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继承的尝试,但国贫民弱,弘扬弱势民族文化,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当下中华民族正处于腾飞的时期,国家地位持续上升,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才有了基础。有民族良知的学者都在尝试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融合,毕竟,在严重西化的现代社会,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对饱含民族文化的美术作品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作品中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是消极的,民族的美术作品常常被学生认为已过时,或者不能理解。对于传统,我们忘却的太多了,固本正源,还是要从青年人身上下工夫。1988年,在法国召开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在会后发表的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两千七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所以,社会需要民族文化的回归,校园需要民族文化的回归,课堂需要民族文化的回归。 “美术学科教育的本质,概括地说就是传递美术文化与育人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传播和继承美术文化知识的必要手段,是一种文化存在的形式。它的内涵是培养人,其实质是将人类认识和创造的美术成果向受教育者内化,促使其身心发展,并实现其自身的社会化。因此,美术教学具有传递美术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优秀的人格特质的功能。 大学美术教育是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途径,一方面,美术课程的内容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美术教育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审美观、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而且,美术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 一、利用传统绘画进行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 中国传统绘画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史,传统绘画本质上已经不单单是纯绘画,它是一种民族思想的载体,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一点与西方绘画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绘画往往把精神寄寓融合到绘画中,或直抒胸臆,或隐晦表达,它的形象已不单是山川花草,而是生命的再现。传统绘画通过这种方式去表达民族的共性,是一种“绿色精神艺术”。因此在传统绘画的教学中,要围绕“文化”下功夫,加深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从而锤炼其品格。传统绘画中的诗情画意、禅意等精神品质是学生陶冶性灵、增长其社会责任心的教育素材。 传统绘画是传统民族文化孕育出的一种文化形态和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承载着诸多民族文化精神的符号。我们当下的美术教育体系是西方的舶来品,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传统绘画已经过时,甚至对其轻视,认为传统绘画与西画相比,是陈旧和落伍的,这当然是短视和片面的。实际上,历史怎样解读,依靠诠释者的眼光和知识结构,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我们在熟悉中国传统绘画史的基础上,再用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美学去反观中国传统绘画,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如李唐的《采薇图》即表现伯夷、叔齐二人不与人同流合污、宁死不屈,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典范;近代罗中立的《父亲》,是皇天后土的真实写照,提醒人们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孔子的“仁”是现实中人的觉醒,也是传统绘画理念的根基。仁者爱人,由人之孝外延至国、至天下,使人而生“良心”,并由此拓展到公共秩序中。“礼”是规范,可使社会发展有序,使人的行为规范,使人文质彬彬,是治国所需。孟子的“义”是道德的一种自我完善,与今天倡导的“以德治国”不谋而合。“气”是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画品即人品,画格的高下往往是由人品来衡量的,故欲作画先做人,绘画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意识修养的过程。 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民族文化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积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如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联合国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可见其外延之广。其中包括了传统手工技艺,如武强年画制作技艺、衡水内画制作技艺;民间美术,如苗族银饰、河北蔚县剪纸等;杂技与竞技,如吴桥杂技、太极武术、蹴鞠等;曲艺,如山东快书、河北梆子等;传统戏剧,如昆曲、川剧、秦腔等;民间舞蹈,如弦子舞、苗族芦笙舞、傣族孔雀舞等;民间音乐,如蒙古族长调民歌、川江号子等;民俗,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祭孔大典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原生态的,是民族文化的土壤。我们从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来看,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在生活、生产中智慧的结晶,与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物质文化可以受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而非物质文化可以超越这些障碍,影响人们价值认同,培养起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如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集中体现,它体现了民众内在的时间化特色的民间美术资源,有极强的民族认同感。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独具特色的美术文化。这些地方美术课程资源进入教材和作为教学内容,一方面丰富了美术教学内容,结合学生所在地区的美术文化遗产进行美术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对地方美术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也有着特别的意义。自然界中可用于美术教学的自然景观、自然材料等也很丰富,这些作为自然美既可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也可为美术教学中写生、采风提供良好的条件,是美术教学最好的素材。而各地的自然材料,自古以来就是当地民间美术主要的材料。如柔韧的柳条、质朴的芭茅、河滩的沙石等。 在实践教学中,对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的途径是多维的、发散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它同时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围绕传统文化这根主线,搜索民族文化意识的载体。其实,在生活中,有大量这样可以开发利用的美术课程资源,发现生活中的美,开发利用这此资源,对于拓展美术课程空间,丰富美术课程内容,培养民族文化意识,都是有益的。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大学美术探究型教学模式探讨 摘要:探索型学习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学习要比教师单纯教授知识要有效,思维的训练更加深刻,学习的结果更加广泛。本文主要分析大学美术的探究型教学模式。 关键词:大学美术;探究;模式 探究型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主动地参与学习,自己掌握学习进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时空限制相对减少,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大量的学习资源。从探究时间来看,有的可能用不了一节课,有的可能需要几周。从地点来看,有的可能在课堂上就能探究出结果,有的还需要在课外继续探究。这样更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突出体现以学生为主的现代教育理念。 一、探究型教学模式及目标 探究型教学模式是以教师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以强化创新意识和培养创新能力为主要特征的课堂教学模式。它是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仿照科学家探究未知知识领域的方法,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等步骤去掌握知识的。学生的学习活动与任务或问题相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学习,以探索问题的解决的方法来驱动和维持学习者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探究型教学模式的核心目标是在学生的自主探究活动中,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突显学生的主动性学习,充分展示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情感体验过程,强调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创新情感为动力,通过互动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特别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真正感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教师作为指导者、促进者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支持。 二、探究型教学模式的特点 探究型教学模式的学习方法与一般的学习方法截然不同。 其一,探究型的学习与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仍是一种学习,只不过是一种“像科学家一样工作”的学习,形式是“研究”,实质是“学习”,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 例如:在教学“古代希腊雕塑”时,教师和学生要一起完成“古典美术的探究”的主题。从课题上看,这是一个有不小难度的研究任务,但其实就是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学习的一个过程的体验。 其二,探究型的学习是实践性很强的学习,只有亲自去做,才能有所感悟。这种学习更多强调的是其学习过程,而不是研究的结果。探究型学习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为宗旨的。通过这种方法的学习,学生将得到“如何去获得知识”的体验,各项技能和潜力将得到发展。 三、探究型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 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探究型教学模式具体的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一)确定目标、制订计划:教师在课前不进行任何教学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对某个需要学习的课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向学生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初步的想法,然后确定解决问题需要学习的内容,并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 例如在教授“建筑艺术欣赏――北京故宫”时,教师课前就把学生调动起来,让他们自己先利用网络或是去图书馆收集与北京故宫相关的资料,整理好在上课时讨论用,并且还要制订一个可以操作的探究计划。 (二)创设情境、提出问题:教师通过视频、动画等形式,引领学生进入相关学习情境,并适时提出问题。 (三)搜集资源、诱导探究:这是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环节。学生利用搜索引擎,对权威的、专业的学习网站和资源库等进行深入学习、讨论研究,并可以在网站上充分发表意见和进行提问质疑。 学生围绕教师所提出的问题,利用教师提供的google.com, baidu.com等搜索工具,以及国内外优秀的陶瓷专业网站,搜集相关资料,自主学习。并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处理、展示自己收集和整理的资料,通过网络与别人进行交流。 (四)讨论交流、深入探究:学生通过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将所学知识进行外化,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得到巩固与发展,从而牢固地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纸面作业和设计说明,介绍盘泥条、拍泥板、捏制等方法,重点的制作环节用视频展示台演示。学生动手进行泥土制作实践,教师巡回指导。 (五)评价实践、完善升华:一旦学生觉得问题得到完美的解决之后,为了提炼和升华,需要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学生开始反思问题的解决过程,作相互的对等评价或自我评价,此时教师要适当作一些关键点上的点评,并帮助学生作归纳与总结。互补互助,均衡分组。分组时教师应充分考虑到每一名学生在性别、学业成绩、能力倾向、民族等方面的不同,确保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互补性。一般情况下小组由4人组成,其中一名是优等生,一名是差生,两名是中等生,而且要求各小组总体水平基本一致,每个小组都应是全班的缩影或截面。 总之,大学美术课程需要改革创新,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大学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美术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学生完成作品之后,教师应用了主体多元的评价方式。在师生共同评价方面,设计了一个“鉴宝”环节,让学生把自己的作品挂在网络上,大家来品评。在自评方面,让学生谈制陶的感受,介绍自己的作品造型及制作方法。评价要点: (1)能否主动关注生活中与陶艺有关的实例,如何体会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原则。(2)能否积极探求陶艺的特点,学习欣赏的方法。(3)掌握陶艺成型的几种方法。(4)陶艺制作中美感体验程度如何?(5)能否独立创作一件作品? 结论 总之,探究型教学模式在大学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实践,突破了以往一般意义上的美术教学课,把学生的学习方式,引领到自主发现、自主探究的过程。案例中,教师向学生明确探究的主题与方向后,提供了检索网址,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让学生自主学习,在检索、处理信息中了解和掌握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建筑风格、建造年代等许多相关的知识。在学生的自主探究活动中,突显了学生的主动性学习,特别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真正感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重视网络文化软实力 创建网络和谐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谐 舆论引导 论文摘要:网络在我国迅猛发展的同时,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随之带来网络虚拟社会文化的畸形发展,我们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下,找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加强引导,建设和管理,趋利避害,使之健康发展,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已日益不能脱离网络而生存。同时,互联网在发展中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由于网络不易监管的特征,各种分歧和挑战日益聚集,将对我们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互联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的特征和进步作用 网络是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手段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扩散性,交互性,隐秘性等特点,我国自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的互联网取得了蓬勃发展,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0年3月底,我国网民人数已达到4.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0.2%,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网站达323万个[1]。 网络具有的传播功能,使人们更加热衷于从网上汲取信息,互联网上信息量大,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使人们享受到交流的便利和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 网络的交互功能,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使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民意的重要场所,人们畅所欲言,相互沟通,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和时事。 网络的娱乐功能,使互联网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方式,人们在网上写作,游戏,互联网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我国十分重视互联网络建设,互联网在中国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了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拓宽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使我国的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 网民这个新群体的产生,使得网络成为人们及时诉说自由的场所,特别是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更是得到网民的大力推崇,人们各抒己见,对一些社会不公现象,更是齐力口诛笔伐。每年的“两会”期间,相关议题也在网民中间热炒。通过网络议政,网民也更加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近年来很多重要社会问题的发现,处理,走向都有网络的参与。像南京某官员天价烟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网络舆论大哗,促使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披露后,迅速引起媒体关注,带来整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使这些不公正和腐败现象及时得到处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2008年奥运圣火事件,更是激起了网民空前的爱国热情,纷纷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尊严。应该说网络上的这种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2]。 二、网络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互联网繁荣的同时,虚拟的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信息影响。网络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行骗获取不当利益的工具,使网络充斥了大量虚假信息,欺诈和不良信息,人们很容易被这些信息所蒙骗。一些人利用网络开展网络赌博,网络色情,宣扬邪教,毒害青少年。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这些新的手段恶意炒作社会热点问题,蛊惑群众,煽动群体性事件。 而且,网络上的言论作为一种匿名化的交流手段,网络上的发帖和跟帖,都可能在直抒胸臆的同时,掺杂个人的喜好,表达自己的不满,使一些怨恨批评的情绪发散。任何美好和真诚的事情,在网络上都可能受到质疑和诅咒。虽然我们不否认网络交流和批评的价值,但让我们感到成为问题的是,网络上经常弥漫着一股怨毒之气[3],而且从中国网民的构成来看,其中尤以低收入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受过良好教育,胸怀理想主义而又口无遮拦,确实容易发出过激的言论,他们推崇个人奋斗,当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的时候,会感到无能为力,缺乏有效和正式的表达渠道的时候容易在网络上形成怨恨和批评,借助于网络传播的便捷特性,形成广泛性的怨恨氛围。 网络写作和网络言论在表达民意,遏制腐败的同时,有可能与现行法律条文不相符合,越过言论适度自由的边界,对他人的隐私和自由造成危害。近来出现的类似“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事件,给当事人和网络空间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个人的隐私在网络上成为买卖的标的,人们受到各种垃圾信息的侵扰,人们甚至感到网络的可怕。 三、网络文化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现实社会的影响 网络虽是一个虚拟的社会,但它与我们的现实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每个网络的参与者首先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必然会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带到网络社会中。网络参与者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网络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网络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反映了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社会道德意识的扭曲。 (二)法治的不健全 我国的网络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跟不上网络的迅猛发展,并且在执行中对某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从而为网络犯罪和侵犯隐私行为留下了法律漏洞。 (三)主管部门对不良事件处理的经验少,工作滞后,遇到问题首先是极力掩盖,造成民众对相关机构越来越不信任 传统新闻媒体主办的网站运营观念滞后,很多网站的正面宣传还是一味灌输,形式单调,语言死板,影响了舆论引导的效果。 (四)对虚拟世界存在误区 一些网民主观上认为网络是虚拟社会,产生不受限制的错觉,可以任意放纵自己,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什么社会伦理道德,失去了自我定位和道德评判标准,将极端的自我充分暴露出来,将在现实社会中尚能遵守的道德规范忘之脑后。 (五)片面追求商业利益 一些网站为追求访问量,利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忽视对网站内容的管理,对一些发帖和跟帖不进行审核,任由网友随意发言,是一些负面舆论和不良信息在网络上肆意流传。 四、网络文化建设的措施 我们应该在享受网络带来便捷的同时,遏制其负面作用,积极倡导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离不开政府,行业,网民,公众的共同参与。 1.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加强互联网法规建设,对现有网络法规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通过出台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犯罪行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遏制有害信息、腐朽文化的传播,通过内容审查,内容监管等制度,净化网络文化内容,积极推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渠道。依法管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网民,维护网民在网络社会中的权利,使网络法规的建设得到广大网民的支持和拥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使决策更具科学性,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开展文明网络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网络社会道德建设,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敏感事件,加强主流思想引导,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出最强音。政府部门还要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提高引导网络舆论的能力和水平。 3.建设特色鲜明的网络文化,培养网络文化产业。我们应大力鼓励创作网络文化产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产品的源泉,建设有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文化产品。通过“绿色游戏”使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丰富精神和文化内涵。 4.网络媒体及网站应该秉承文明办网,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营造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舆论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氛围,努力维护网络和谐。使网络成为儿童,青少年学习娱乐的一片净土,成为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美好乐园。尤其是在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传播上,成为社会和谐的助力。成为国民健康精神的塑造者和社会健康文化的弘扬者。 5.网民也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既是网络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参与者,通过博客,网页,论坛等抒发自己的爱国热忱,质疑社会不公现象,反对低俗化,面对一些不良网络信息,进行举报,由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并处理,共同营造和谐网络环境。将相互分离的个别人的智慧,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组织智慧、国家智慧和人类智慧。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每个人都成为百科全书的编撰者,贡献出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维基百科收录的词条数,是大英百科全书的15倍。与后者相比较,维基百科容量更大,更具时效性,而且在许多主题上更加深刻。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4]。现代社会在不断的进步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契机,网络作为一种传播载体,跨越国家与历史,创造出以人为本的公众活动氛围,为公民创造出一个虚拟聚会的空间,一个虚拟的社区和文化活动中心,人们可以讨论,争论,辩论,广泛的讨论能够促进互相理解与包容,和解原有的社会问题,使网络文化这种大众性文化在树立国家形象、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培育网络文化产业等方面,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扮演着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培育企业文化软实力 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软实力;企业团队;人才队伍建设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企业软实力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独特作用。并指出如何培育企业软实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件,也是企业的软实力。企业文化对提升员工素质,提升竞争力,提高内部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见“提高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企业软实力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边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达到目的的能力,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心指向、思想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与形象等,其核心在于价值观。 企业软实力是相对于企业设备、厂房、资本、人员、经济规模等以物化形式存在的硬实力而言,而以企业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科技实力、管理能力、品牌商誉、企业文化、企业社会公信度、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指数所构成的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要素。 “软实力”的表现方式更多的是突出体现在对内:企业文化具有较强凝聚力,充分凝聚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智慧,充分发挥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创造力,充分释放企业团队中每一个员工的潜能,从而达到增强企业团队的凝聚力、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力、提高企业整体战斗力、内强素质的目的。对外:通过大量生动形象、扎实具体的工作,对公众利益、生态环境、社会进步、社区和谐负责任的良好的企业社会美誉度、公信度,拥有为社会广泛认知的名牌产品,较高的产业集成能力和自我创新能力,获得有利于推动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持环境,公众评价环境,人际和谐环境等。在全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强势持久的影响力、感召力和辐射力,从而达到外塑形象的目的。 二、企业培育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必然要把提高自身实力作为重要使命。在竞争过程中,根据不同竞争要素在竞争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又进一步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范畴。有专家分析过,由于受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企业历来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设施建设,轻技术创新投入;重生产经营,轻人力资源开发;重规模扩张,轻企业文化的倾向。实质就是重硬实力打造,轻软实力建设。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把积累硬实力作为第一要务,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而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须重视并加强软实力建设,否则,软实力的欠缺弱化将成为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优、走不远的“硬伤”。 重视企业软实力的打造,是由它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第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础和灵魂。企业文化成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是企业长远发展的精神动力,世界顶尖企业成功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企业文化作支撑,比如通用电器推崇的三个传统“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沃尔玛的基本信仰“尊重每位员工,服务每位顾客,每天追求卓越”;诺基亚的价值观“科技以人为本”,等等。企业文化像基因一样植入到企业组织中,渗透到每位员工的意识中。硬实力容易复制和替代,而以文化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软实力却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企业文化的企业软实力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正在超越传统硬实力而成为制胜的关键。例如,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竞争逐渐由有形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竞争、服务竞争。而品牌和服务的竞争力正是由企业创新力、文化力所决定的。缺乏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很难铸造出持久的一流竞争力,一流竞争力的获得和维系往往植根于优秀的企业文化。 第二,品牌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对于具体的一个企业而言,品牌即意味着竞争力。市场竞争从初级到高级阶段分别是成本、技术和品牌。品牌竞争已经是企业间竞争的高级阶段。而我们目前大多数企业似乎还处于低成本竞争的初级阶段。虽然,廉价重组的劳动力符合我国企业目前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贴牌生产,满足于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那么,我国企业始终只能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国际品牌联盟副主席弗朗希斯·麦奎尔就曾说过,如果一个企业仅仅试图利用廉价劳动力,为别人贴牌生产,同样可以快速成长,赚取许多利润,但是这样做不可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也不可能塑造出一个伟大的品牌。他考察中国后说:“中国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最大的误区是低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有能力生产优质产品,缺的恰恰是品牌的塑造。”品牌意识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一个企业的品牌就是这个企业的市场名片,缺乏自主品牌,是目前我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致命弱点。因此,加紧打造自主品牌是我国企业的必由之路。品牌不是孤悬于企业之外的招贴,而是企业内在素质的外化形式。从经营产品、经营资本到经营品牌,是企业软实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从创造产品名牌到创企业名牌,是企业软实力上升的必然趋势。 第三,人才队伍是企业的重要支撑。市场竞争中的比拼,说到底是在比拼人才。只要有了人才,没有实力可以创造实力。拥有人才,就拥有了实现既定目标的条件。流失人才,已有的实力也会丧失。因此说人才是企业软实力的根基。 第四,管理能力是企业的根本保证。企业管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发展的加力器,是社会关注企业实力的一面镜子,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企业竞争的武器要靠适销对路的产品、用户信得过的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些无一不同企业管理密切相关,可以说企业成功一年靠促销、十年靠产品、百年靠管理。 第五,科技创新是企业的活力源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个企业的软实力,关键是科技创新的软实力。划分时代进步的标志,不再取决于能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生产。企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技术工艺的过程,是科技兴企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人的思想观念、时代意识、科学素质进行改造更新和升华的过程。营造出崇尚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企业风气,企业软实力就获得了生长因子。增强企业硬实力十分重要。按照物质第一性原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硬实力都是衡量企业做大做强的客观标准,增强硬实力,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增强企业软实力也很重要。按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原理,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灵魂,是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做久做优不可或缺的支撑。要使企业持续发展、基业长青,必须把建设软实力摆在重要战略地位。 三、如何培育企业软实力 培育软实力比培育硬实力更为重要和艰难。现在,许多国内大企业都有进军世界500强的梦想,但注重的往往是产值规模。与世界优秀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一些企业特别是通过“拉郎配”拼凑起来的“企业航母”,从表面指标看差距似乎不大,但以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则有天壤之别。经验表明,增加产量易,提高品牌知名度难;做大易,做强难。培育优秀企业文化,打造一流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方面,须扭转偏重硬件、忽视软件,注重生产、轻视文化的传统思维惯性和做法,把培育企业文化当做企业做大做强的力量源泉和关键环节。 另一方面,不断学习、积极创新是企业文化之树长青的根本所在。时移世异,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经营条件等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企业的应对策略乃至思维方式、组织方法等也需相应调整。因此,建设学习型组织,不断学习,积极创新,是企业文化积累和完善所必须的。否则,企业就会落后、倒退,甚至被淘汰。 硬实力派企业之间的竞争,总是沉醉于对抗的强度,而软实力派的企业不单打独干,则更注重文化适应性,与供应商、竞争者和客户结成双赢联盟,竟而不争,和成天下。事实证明,现代商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软实力的微妙作用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文化全球化视野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聚焦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关键词:文化全球化 软实力 孝文化 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道德规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是传统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对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文化渊源、自身优势,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步人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令世人瞩目,人们聚焦经济数字这类“硬实力”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这一“软实力”。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一“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使发展不脱离民族之根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一度受西方话语掌控而被归人“封建”一词的中国传统文化曾遭受沉重的打击。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家庭养老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瑰宝。 一、文化全球化与中国“软实力” 对于文化全球化,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一致的、明确的定义,但人们更倾向于这种观点,即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或者单一的文化。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播手段上,都居于绝对强势地位,必然会对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生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从而使世界文化演进的方向趋同。作为一种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文化全球化会对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成为了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当某种文化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化主体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无需动用物质性力量,只需凭其无形的影响力即可实现某些政策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主权意识开始觉醒,面对咄咄逼人的西语霸权,开始追寻自身的文化防卫,注重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其作为维护本民族权益的有力武器。激烈的国际竞争,不只是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也是以文化为主导“软实力”的抗衡。因此,人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并将其归因于中国的“软实力”,正如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学院教授吴建民所言,“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有三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稳定、发展与和谐,这无不得益于我国厚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国与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自古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才能万事兴,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尤为如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凸显家庭地位,重视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义务,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围绕着这一出发点而展开的。 二、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文化渊源 家庭历来是中国社会的生活重心,家庭伦理精神指引下的家庭角色的扮演、家庭成员的关系伴随中国人的一生。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一个和谐的家庭必然是有孝道、充满爱心的家庭。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家庭伦理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定位的基点,无论朝代更替、社会变迁,养老敬老始终是人们应遵守的伦理道德。家庭养老模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模式。我国家庭养老的特点是建立在血源亲情基础之上,主要由配偶、子女、孙子女及其他亲属等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和在家养老,体现出较强的以家庭为纽带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济和互助。 家庭养老模式的特征:首先,家庭养老模式体现一种文化模式。养老的理念、饮食文化、护理文化、制度文化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有的养老文化。其次,家庭养老所独有的养老理念、养老行为方式、养老职责和义务等构成了家庭养老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不仅反映了家庭内代际间的互动,也反映了价值观和情感模式的继承。再次,家庭养老模式的核心是道义血缘。 中国的家庭养老是孝文化的体现,孝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孝”字最早出现于三千余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尔雅》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西周初年,孝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道德原则。春秋末期,大兴孝文化。子曰:“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孔子明确把“孝”看作是“仁”的根本,人生道德修养的首要方面,而养老敬亲,即家庭内部的养老敬亲是传统孝道的基本内涵。在古代典籍的记载以及人们的传统习惯中,总是把“孝”与“养”密切联系起来。《说文》中有“孝,善事父母者。”孟子在《孟子·离篓下》中说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者五,其中三不孝均为“不顾父母之养”,明确指出不养父母即为不孝。 三、对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再认识 早在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秘书长就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榜样!”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即是指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它主要具有以下优势: (一)有利于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孝经》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决定了为人子女者不应长期远离健在的父母,即使远行也要保证父母能召之即来,以免出现父母无人照料的情况。孝是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核心,家庭养老与传统社会的和谐统一,将充满令人陶醉的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幸福晚年景象。家庭是传统文化传承最初的场所,老人对晚辈有意识的教导,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的分享,对晚辈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父慈、子孝,仪礼、情感代代相传,家庭养老模式的继续保持有利于家庭文化、社会文化的传承的延续性。 (二)有利于调节和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家庭生活都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也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为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与之相关的人,包括父母、兄弟、朋友等等,而这种种关系就构成了伦理。“由是乃居此社会中者,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又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对他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相互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孝不仅仅是家庭伦理范畴,也是政治社会范畴。我国自古就有家国同构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个人、家庭和国家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孝的指引下,个人道德修养不断地提升,以此促进家庭的和谐,而家庭的和谐又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国家社会的稳定是家庭幸福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此外,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状况下,社会养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而且会给老年人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负担,有违伦理道德。发展养老机制并不是为了取代家庭养老,而只是作为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和有益补充。因此,分散的家庭养老不仅更适宜老人的生活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压力。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结语 养老问题事关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民族以致国家。纵观历史和现实,中国应该继续发掘传统的养老模式的潜力,建立和完善有自身特色、适合自己国情、有利于家庭、国家长远健康发展的养老模式。置身文化全球化的洪流中,稳住自己而不随波逐流,关键在于具备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需要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其未来走向有充分的认识,而且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因此,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思想价值漫天飞,何为益、何为害、接受什么、拒绝什么都值得认真思考。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时间数字的简单堆砌,而是悠久文化的深厚积淀,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对孝文化及其支撑下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再认识意义重大。21世纪的中国,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思想仍然是处理和协调亲子关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睦、保持社会稳定所不可或缺的方面。孝文化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一种感恩回报的意识与行为。因此,弘扬“孝”文化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危机四伏的人类社会诸多矛盾,是人类社会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前途所在。 文化软实力论文: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在改革中提升“软实力” 在威海这个城市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充满朝气和活力。 2009年,威海被增列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后,一场大刀阔斧的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大幕——把文化作为“转调”的着力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创造发展新优势,使威海进入文化引领经济、经济丰富文化的新阶段。 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率先突破、全面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进,活力迸发;文艺院团改革成效显著,经验可鉴……踏着改革的鼓点,威海以灿若星辰的文化魅力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再次奏响了“文化强市”战略的最强音! 破坚冰勇创新,突破文化体制束缚 文化体制改革是科学发展的要求,是调整结构的方向,是加速威海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我市各级领导的共识。 2009年4月,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我市敲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个涵盖宏观文化管理、新闻媒体、文艺院团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方案出台。 同年2月,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率先破题,由此拉开了全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 ———本着调优机构设置的原则,我市采用“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模式,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局的行政职能合一,以原市文化局为基础,组建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为实行统一执法,解决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我市对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职能和人员队伍进行调整归并,在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循着这一思路,各市同步成立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荣成市把体育局并入,成立了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市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也有声有色,大步迈进。 ———原威海市广播电视台(局)摘下广播电视局的牌子,按照局台分设、管办分开的原则,向影视媒体及相关产业挺进,积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按照编发分开的原则,威海日报社增挂威海报业集团的牌子,实行报社统一管理下的事业及印刷、发行企业分别运营机制,在确保发挥喉舌作用的前提下,着力发展报媒及相关产业,并积极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去年1月7日,威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威海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威海报业集团、威海市广播电视台集中挂牌,标志着我市的文化行政管理和执法开始按新体制运行。 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方面,我市早已开始探索,很多工作已经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梦海公司就是一个成功范本。 我市将市群众艺术馆舞蹈队、民乐团、杂技团改组合并,成立梦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属市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的威海剧院划归公司使用,并逐步对公司内部机制进行理顺和创新,使公司真正成为了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实体。 2005年9年,梦海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所有演职人员均为企业编制,全面实行演出签约制和人员聘用制,形成了全员聘任、市场运作、团中有团、分合自如的机构创新机制。 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发行放映体制改革,我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就完成了事改企。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威海印刷厂、文登印刷厂、荣成印刷厂等企业打破“铁饭碗”,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释潜能激活力,催生文化新天地 梦海剧院新排环保音乐情景剧《地球大乐园》已巡演20多场;投资3.2亿元的大型山水实景秀《神游华夏》场场爆满;纪录片《天赐》荣获第四届德国科隆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大奖,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确认为“中国首部原生态鸟类故事片”……近两年,是我市文化精品创作最多、影响最大、回报最高的时期,而这正是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新风。 文化的发展需要体制的支撑、管理的深化、机制的保障。而文化体制改革,恰好激活了文化蓬勃发展的引擎。 “改革后,文广新局职能更加明确集中,工作更加规范高效,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如是说。 据了解,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后,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综合执法职能得到强化,人员配备数量增加了两倍,逐步形成了政府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文化执法体系。 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培育和造就了我市大批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文化市场主体,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转企改制后,梦海演艺公司生机焕发,先后推出了大型山水情景演艺《梦海》、《东海霞光》和大型音乐剧《地球大乐园》,在国内演出的同时,还应邀赴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演出1000多场,成为我市文化旅游演艺的一大品牌。 作为全省最早转企改制、最早实现全市网络整合的股份制公司,威海广电宽带网络公司发展势头迅猛,成绩斐然。去年,公司实现纯利润3224万元,居全省前列。 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下属的联通影城和农村院线两个股份制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70万元,成为全省市级电影发行公司转轨增效的佼佼者。 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保繁荣。文化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正焕发着夺目的光彩,推动着全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去年,我市被评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市”,今年又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文化软实力论文: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提升企业发展软实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自信源自精神的力量。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百万石油工人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之一。辽河油田的文化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同根同源,辽河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历史。因此,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运用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成果,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引领思潮、凝聚共识,使辽河石油文化真正成为支撑油田发展的软实力。 一是引领完善发展战略。企业战略是一个企业的发展规划和经营谋略,是企业“硬”管理的基础,具有较强的显现性;企业文化则是指导企业战略制定,调动全体职工实施战略的保证,是企业“软”管理的核心,具有很强的潜隐性。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能形成有效的企业战略,并且成为实现企业战略的推动力量和重要支柱。辽河油田在40多年的创业发展中,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玉门精神为底蕴和源头,解放军文化、院校文化、辽西南文化等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融合激荡,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河石油文化。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大力推进文化强企战略,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条例》,坚持企业文化“六统一”,以弘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企业精神为重点,认真总结“四创”精神、“家”文化经验成果,制定完善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目标,明确措施,明确责任,大力推进辽河石油文化建设。通过不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完善和推动油田发展战略,提升油田核心竞争力,助力双千企业、百年辽河建设。 二是助推经营管理升级。企业管理的最高层次是实现文化管理,即通过企业文化来改进和提升企业管理,增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影响力,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保障企业永续发展。辽河油田不断加强企业文化管理和企业管理文化的研究、探索、实践,结合油田发展战略、发展目标、科技创新、管理创效等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宗旨、核心经营管理理念等引领和指导企业管理,大力推进安全文化、质量文化、廉洁文化等专项文化建设,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有机融合,逐步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注重把企业文化理念融入各项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操作规程,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变为企业制度、流程和标准,成为职工的行为规范、作风习惯,使文化植入管理、管理形成文化。注重发挥企业文化的引导、规范和凝聚作用,用宏伟的目标鼓舞人,用发展的事业凝聚人,用科学的机制激励人,用和谐的环境陶冶人,强化内在驱动、提倡自我完善,实现制度刚性约束与文化柔性自律的统一,增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人本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凝聚职工队伍合力。企业文化是一种粘合剂,能把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个人经历不同的企业职工团结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目标激励凝聚人,通过年度工作会议、形势任务教育等多种形式,将油田制定的长、中、短期发展目标进行广泛宣讲,并把目标层层进行分解,使每名职工的个人职业规划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增强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蓬勃发展的油田事业凝聚人心,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创业激情、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动力。当前,油田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辽河油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方针不动摇,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实现企业持续有效发展作为共同事业,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提供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发展。以真情关爱凝聚人,情感管理作为当前一种全新的管理观念,强调只有对职工的情感进行有效的“感情投资”,才能把情感这一无形资产转化为巨大的有形财富。始终坚持把职工视作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坚持以人为本,真情关爱职工,通过思想聚心、帮扶聚情、惠民聚力等途径,畅通心理疏导,展现人文关怀,努力营造和谐融洽、共享共进的情感氛 围,切实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是提升企业整体形象。良好的形象是企业宝贵的资产。只有发挥文化的辐射和渗透功能,将无形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有形的价值,才能把文化财富转化为竞争资本,为企业形象注入更多含金量,创造更大附加值。以卓越业绩树立油田新形象,面对油气资源接替不足、老区稳产难度加大、经营成本严重不足的实现困难和挑战,油田上下紧密围绕“双千”目标,全力打好“原油千万吨持续有效稳产、未上市企业解困扭亏、天然气业务快速发展、管理增效与科技创新”四大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业绩,实现了油田连续27年保持千万吨以上稳产。以优秀品牌构筑辽河新形象,积极培育品牌意识,坚持以精湛的技术、过硬的质量、优质的服务打造辽河品牌、发展辽河品牌,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形象,并在产品和服务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基因,使辽河品牌在市场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创造产品、服务名牌到创造企业名牌的转变。以过硬队伍支撑辽河新形象,在继承企业优良传统,发挥队伍固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通过教育引导、制度强化、典型示范,使每名干部职工都树立正确职业理想,恪守高尚职业道德,掌握娴熟职业技能,遵守严格职业纪律,不断增强责任心,提升执行力,展现出广大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面貌。同时,借助权威媒体、主流渠道,采取多种手段,讲求艺术,提高效果,不失时机地加大油田的对外传播力度,不断扩大辽河油田品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对长春文化软实力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调查和评估,为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发展对策,进而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提供可能的经验,以期为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贡献一些力量。 [关键词]长春 文化软实力 指标体系 如何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使经济能在文化中汲取不竭动力,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内在支撑,是摆在长春面前的现实课题。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文化软硬件条件都有很大改善,成就斐然,但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长春城市软实力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本文的宗旨。 一、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一)贯彻科学发展观原则 在测评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课题组在测评长春文化软实力硬件指标的同时,特别注重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软性指标,并注重长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发展。在测评项目设置上,课题组分别对长春市的公共管理、人口素质、区域文化、人居环境等四大方面,进行了逐一考量。在测评内容方面,课题组对每一大类指标涉及到的各个子指标,进行了符合实际的计算并最终确定了科学的权重。 (二)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原则 在设计测评体系过程中,课题组非常重视整个测评体系的科学性,对如何筛选长春文化软实力指标、如何量化主观指标、如何合理配置分值等一系列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测评指标体系,保证了整个测评工作的公平性,减少了主观上的随意性。 (三)前瞻性原则 在长春文化软实力测评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课题组考察和借鉴了国际上关于软实力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借鉴了发达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城市的特色,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和完善,保证了测评体系对中国以及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四)针对性强原则 我们要做的就是选取的每一个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某个要素,以保证其具有针对性。 (五)系统全面的原则 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反映城市文化软实力涉及的每个方面,不能只从一点出发。 (六)互相独立原则 每个指标要代表要素每个方面的特质,而某个特质要尽可能用少而精的指标来反映。 (七)有代表性原则 指标本身不仅是所反映要素的代表,而且必须能反映其所代表的要素特性。 (八)便于获取原则 必须确保所选指标的数据能够准确地收集。从理论上看有些指标虽然非常理想,但从实际操作考虑,可能会有成本和获得的难度大的不足,所以只能放弃。 (九)动态变化原则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注重点,会随着长春城市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指标应能反映长春城市动态的过程,保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依然适用。 二、长春文化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长春城市文化软实力一部分是通过数字、实物和具体的状态体现出来。例如,长春市的文化产业值、长春市学校的数量、长春市的文化机构数量,都是用数字来体现软实力的。另外,长春市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是以物的形式体现软实力的。而长春市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生活态度又是以一种具体的状态体现软实力的。最为难以测量的就是人的思想、情感、动机和智慧等主观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相对客观的指标,这种指标不是完全的客观,它是在研究人员的设计下使其量化。 三、长春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方法 指标体系是区域软实力评估的重要工具,如何将其合理利用,最关键的就是选择科学的使用方法。在区域软实力的评估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两种形式是:定量与定性,相应的评估方法应有定性和定量两种。通过数学计算得出评估结论的称为定量方法,不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结论的方法称为定性方法。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是区域软实力评估的基本思路。 (一)定性评估方法 定性评估方法使用的资料多是源于评估者主观的鉴定和评审得出的,定性评估的结论一般不是量化的计算结果,往往是描述性的话语。当然,有时也可以将定性问题作定量化处理以表达得比较明确 也就是说,定性评估结论的表达方式取决于项目评估的目标、内容和要求。 (二)定量评估方法 综合评估定量方法的数学理论是一种最优化理论,它应用数学工具对评估项目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综合。常用的综合评估的定量方法是层次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用于求解层次结构或网络结构的复杂评估问题。它是采用指标成对比较的方法构造比较判断矩阵,通过对判断矩阵的计算,进行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各因素的组合权重,并根据最低层次各指标权重和指标值对区域软实力做出综合评估。 文化软实力论文:媒体在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及对策 引言 “文化软实力”这一名词,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性概念。尤其是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不单单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更多的是文化感召力和创造力等“软实力”的较量。党的十八大不仅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高度来定位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对如何提升我国当代文化软实力进行了重要论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较晚,由于外国文化的冲击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现状不容乐观。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介质和载体,对受众的意识和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媒体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只有准确理解事物的内涵,才能理清思路,明确方向,有效地实施发展战略。要提高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准确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一)软实力的概念 简单地说,软实力(soft power)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能力。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者小约瑟夫·奈。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他认为在权力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要突破只将综合国力定位于硬实力的狭隘思维,拓宽人们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视野。 (二)“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 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资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外是国家的名片,对内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推动个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量,它比经济、政治、军事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一个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强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理解和尊重。可以说文化是软实力中最基本却也是最重要的力量,是软实力的核心。 二、媒体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媒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m”,音译为媒介。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是信息得以宣传的载体或平台。传统的媒体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媒体,如移动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手机报、iptv、电子杂志,以及博客、微博等自媒体。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开放化的时代背景下,媒体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的传播力。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一)媒体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以传统媒体的代表电视为例,《亮剑》《士兵突击》等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对唤起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和对英雄的崇拜,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儿女情长》《金婚》《亲兄热弟》等家庭伦理剧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家讲坛》《走进科学》《动物世界》等科教节目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满足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追求的渴望。而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不仅强烈地调动了中国人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热情,更为国际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以及外交思维提供了一个大舞台,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说服力。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宣传与弘扬了我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唤醒了我们对中国美食的骄傲和感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新媒体相应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网络媒体集中了传统媒体的各大优势,还因其及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特点在传播文化方面比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更大。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微博,如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因其时效性强,受众广泛的特点,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视,可谓是“小微博大力量”。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名人、新闻媒体纷纷开通微博与网民展开互动。很多社会热点事件均是通过微博而广泛传播。可以说,微博引导了人们的舆论导向,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凤凰周刊》的编委、记者部主任邓飞认为,以前的人可以通过文字去影响社会,而现在则是通过行动来改变社会。他说,“微博通过改变我,进而改变我的国家。” (二)媒体在提升美国、日韩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 目前,美国是利用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媒体来传输文化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控制了世界大部分电视和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大量的电视节目。美国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家用户新闻,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一起垄断国际新闻来源。美国之音用52种语言每周播放时间超过1200小时,每周拥有世界各地的听众8600万,成为美国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急先锋。互联网使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无处不在,几乎人们一进入因特网就进入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提高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日本主要通过动漫向他国发起文化攻略,对外推销、灌输自己国家的政策和价值观。《名侦探柯南》《机器猫》《火影忍者》等一部部风格各异的动漫,不但使得动漫人物深入人心,还日积月累地影响着青少年、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产生对日本的崇拜。日本动漫不但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还让更多的人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感。 而韩国主要借助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传播韩国文化,提高国家的影响力。韩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韩流”文化产品最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的理念是“以中国文化打败中国人”、“以中国文化开拓中国市场”。韩国将传统文化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如筹划了10年的韩剧《大长今》,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喜好,在中国两岸三地热播,屡屡创出收视率新纪录,使得中国“韩流”滚滚,兴起了学习韩语热。 三、媒体在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对策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扩大文化传播力和辐射力,而传播力的增强关键在于媒体。为了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用。 (一)传播先进文化 媒体为信息、文化传播的平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传播先进文化放在首要的位置。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从中吸取世界文明的水分,最终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例如,各种新闻报道和媒体活动的文化引领,积极影响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此要想具有大众性、普遍性、实效性就必须通过媒体来实现。 (二)塑造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既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外在形象,又是国家综合国力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媒体传播。因此我们应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去追踪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突出个性特征、塑造国家形象。比如说,中国的白酒虽然在国内被大家所认同,但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我们可以从酒文化这一点突破,使其不断地标准化、正规化、国际化,最终达到突出个性特征、塑造国家形象的目的。 (三)引导舆论导向 正向舆论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负向舆论则对社会发展起到破坏和阻滞作用。媒体是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对推动热点事件、促进改革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要承担起引导舆论导向的责任,引导人民正确地看待和分析热点事件,让主流意识形态在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树立模范典型 模范典型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力树立模范典型。比如现实中“雷锋”郭明义,他带动了当今中国“雷锋”精神,并使其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要树立类似的模范典型,打造中国精神。 文化软实力论文:舞蹈艺术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性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改革的目标指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本文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舞蹈艺术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坚力量,以它具有的娱乐性、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它强大的表现力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舞蹈艺术的从业者,更好地打开探寻各自专业领域的思路。 关键词:舞蹈艺术;文化;软实力;重要性0前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个体制的改革内容。而文化体制改革中,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主要的改革目标。改革目标的提出,使我们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也应该从自身的专业角度,认真思考本专业可以为改革目标的实现,做哪些具体的工作。作为一名舞蹈教育工作者,在实际落实这些工作之前,应该客观认识到舞蹈艺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对于审视本专业的发展、合理规划专业改革的方向、目标是最为务实的选择,也为更快、更强的展现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可供参考和探讨的角度。 1现代社会,舞蹈艺术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比如文学、电影、音乐、舞蹈、设计等等。文学是从文字的魅力来诉说,电影用光和影记录,音乐用音符的跳动来传达,设计用线条和结构来体现,这些文化类型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舞蹈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它从自身的特点出发,用肢体动作在传播艺术魅力的道路上不断发挥自身功能。它传达出的国家文化的特色和实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舞蹈艺术娱乐性易于民众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吸收。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层次纵向是加深的。舞蹈艺术有在剧院、舞台上演出的表演性剧目,也有综艺节目中的表演性,也是作为娱乐节目参与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都无形中传播了国家文化的概念与风格;这种特性,也影响了除本国之外别的国家与民族。也正因为舞蹈的娱乐功能,它更容易被民众所认识、吸收和喜爱。比如现在社会在青少年当中很流行的街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是它在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很迅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广场公园,从7、8岁的小朋友到70、80岁的大爷大妈,热闹非凡的跳着、开心着。虽然并没有真正探寻过作为外来文化它所具有的特征,以及表达形式。但是不约而同地在实际的表达过程中,与街舞所要表达的精神是那么吻合。另外风靡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拉丁舞,也同样吸引着众多的爱好者。各种培训机构,各种比赛层出不穷。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伴随着舞蹈动作的节奏、力度,充分张扬肢体,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这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别国文化软实力对于我国文化的影响。而这影响,也正是因为舞蹈文化的娱乐性,更容易被他国的人们所认识和吸收。舞蹈的娱乐性使得我们国家的民众对于并不来源于本国艺术土壤的表达方式,展现的那么自然、和谐。通过表演者的艺术加工,他们的表现形态也在逐渐的本土化。我想任何艺术的交融是避免不了了,但是如何在交融中保持我们本身所特有的风格与特色,坚持发展我们本国家的舞蹈艺术特点,这点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2)舞蹈艺术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在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的发展变革影响着民众的意识形态。政治是思想上直接的干预,而经济是从生活的点滴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经济的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和方式,他们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和传播。比如中国舞蹈体现出的内敛、含蓄的体态特征和美国现代派舞蹈表现出的直接、力量的体态表象就是不同政治体制下产生的不同意识形态作用后的结果。无论何种结果,艺术的感染力是同样存在的,而它所传达出的艺术魅力和表达出本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会伴随着它的感染力的扩散而逐步影响他国民众。从影响得到了现实回应的过程,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借助的就是舞蹈艺术的娱乐功能。舞蹈艺术的娱乐性直接的作用便是在娱乐的过程中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大众传播媒体的综艺节目,观看这些节目的人很多,这些节目所体现的节目内容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审美和意识。综艺节目中出现的舞蹈画面,很 多是流行、时尚、动感或者性感的内容。在80、90年代,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伴舞节目中,舞蹈演员基本都是以端庄稳重装扮的。而现在打开电视屏幕,各种综艺节目中的舞蹈演员造型多是以性感为主。我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包容了这样的变化。意识形态影响了舞蹈艺术的创作,而舞蹈艺术的传播过程也自然地表达了意识形态。如果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形象力,则需要充分利用舞蹈艺术的传播特点。所以在传播国家软实力的途径当中,应该注意到舞蹈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舞蹈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 (3)舞蹈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舞蹈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艺术形式,因为它调动了全身心的力量来表达内在的情绪,它所表达的情感冲击力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有这么强的表现力,才能在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形势,达到传播文化软实力的目的。由于地域的辽阔,在我们国家当中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和特色的舞蹈形式。在本国的各民族之间,这种舞蹈艺术丰富表现力的展现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如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就产生了有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民族的舞蹈形式。这些民族在生活中的交集和文化的交流中,舞蹈丰富的表现力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有很多的联系和融合。比如四川羌族和彝族,这两个民族舞蹈的动率和体态特征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一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舞蹈艺术传播过程可以看到,即使在国家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舞蹈艺术丰富的表现力仍是加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国家像这样舞蹈风格表现力强、特点明显的民族还有很多。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导致文化传播闭塞,很多舞蹈风格没有被大家认识,现代社会传媒技术不断加强,更多舞蹈形式也在不断涌入我们眼睑。这么多艺术形式,占有这么强大的表现团队,通过适当的传播,我们的文化也同样会受到各国人民的关注与喜爱。 2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走上另一个台阶,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响亮。在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这些从业者也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专业改革和发展的内容与方向。为的是能更好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国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内涵和实力,而舞蹈艺术作为其中独特的一支更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它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这需要我们对本国家的文化有客观的认识,坚持本身所固有的特色,自信的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文化。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不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只要我们有信心,任何交融都不可怕,它有助于我们的发展。舞蹈艺术将会在历史中继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和其他艺术门类一起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的实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加强公路文化建设,提升行业软实力工作研究 摘要:目前加强公路文化建设,是提升行业软实力的支撑,它以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断的发展。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学习和发展,切合实际出发,稳步推进,形成富有特色浓厚公路文化氛围,使它成为推动公路事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公路文化 切合实际 科学技术 一、公路文化的特征 目前,提升行业软实力,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公路文化建设做支撑,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的更新,使公路文化建设与行业相吻合,能够促进公路事业可持续的发展。公路文化和其他行业文化相对比,它更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公路文化是“网络文化”。我国不断的步入科技的时代,社会在飞速的发展,大多数地方的公路建设都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安全快捷,环境优美的通道了。例如:苏州阳澄湖,它的水质清澈、风景秀美,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旅游。因此为了防止阳澄湖的污染,昆山公路处实施相石公路界桥水源保护的改造工程,在2013年年底工程完工,不仅对阳澄湖的污染进行了防控,也方便了人们的交通,不但给如今文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且本身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环境文化。 (二)公路文化是“活力文化”。科学技术和人们的劳动智慧造就了公路文化的建设。我国的交通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在技术与科技上都具有全球先进水平。这几年中我国公路桥梁建设还在不断进行完善,为人们提供了安全、便捷的道路,不但将人们的视野开阔,改变了一些老观念,促进了人们创新精神,还加速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与实现小康生活的现实活力。 (三)公路文化是“公益文化”。公路是每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是各个行业和每个人都需要利用。公路的作用,可以直接的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曾经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四个百分点。公路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公益产品。,因此公路的环境、面貌、建设都是一种无形的效益,是社会财富。 (四)公路文化是“服务文化”。服务一词是具有很广泛的概念的,在众多的服务行业中,公路行业的服务,就是保证公路的安全和畅通。在公路的基础建设中设计、施工、管理、施救等一些方面,都是必须围绕着安全和畅通来进行。公路的施工人员,需要在工作中,以“畅、洁、绿、美、安、优”的理念,来进行打造,建设有特色的公路文化。 二、公路文化建设的途径 公路文化的建设,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必须要确定目标,不断的努力、探索、积累才能够将其实现 (一)突出个性,弘扬公路精神。每个公路部门在对于公路文化的建设中,都需要将自己的个性突出,加强对精神的弘扬。例如昆山公路: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团结和谐的大局精神,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再弘扬精神的其中,可以加强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激发工作中的责任和使命感,推动公路的安全、畅通的可持续发展。以奋力助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实现公路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始终坚持更好更快思路,率先建成现代公路样板为工作目标。 (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强敬业爱路意识。社会中的不良影响,使公路职工中也出现了消极的因素,因此加强职工的职业道德是非常必要和迫切。让职工认识到公路交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在业内树立起先进的模范人物,引导职工不断的完善自己,能够从小细节上来提升自己,向社会展现出公路职工的精神,让人民更加的理解、关心、支持公路;开创一些评创活动,引入奖励制度,提高基层职工的工作热情;利用多种方法,尽可能的增加职工的收入,缩小公路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重视人 才,建立培养、使用、激励并举的人才工作机制。尊重公路职工的精神,将职工参加议政的积极性提高;开展内部竞升发展模式,形成尊重知识、人才的良好氛围;对职工加强岗位上的培训,利用继续教育对公路职工中人才的知识和素质进行提高;使职工对公路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公路事业发展充分的认识,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强对职工培训的工作,构建全面的职工培训制度,结合实际需求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和技能。 (四)继承传统,创新方法,进一步加强职工政研工作。要实现“三个文明”与公路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加强的时候,需要结合公路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公路的建设、改革、发展等各项工作中都需要贯穿着职工的思想政治,为公路的事业发展,提供有利的精神动力和智慧的支撑。对职工思想政治加强的同时,必须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面,努力的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教育的有效性。 三、结束语 加强公路文化的建设,才能更好的将行业的软实力进行提升。加强公路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是以动态形式进行发展的,它没有办法一蹴就行和一劳永逸。因此公路文化的建设者们,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创新、自我提高。按照实际的需求,发展的原则,建成有特色的公路文化,提高行业的软实力,促进公路事业的发展。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班组文化建设的软实力 论文摘要:班组是企业的细胞和基石,是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单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战场。搞好班组建设,发挥班组作用,是提升公司执行力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班组建设中文化元素涵盖的形象、心理和精神三个层次。围绕“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从诚信、沟通、尊重着手,努力提升班组文化建设中的软实力,并对发展软实力的差距作了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班组建设;软实力;文化元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抓市场、抓管理、抓质量、抓队伍的激烈竞争中,企业注重文化和自身形象影响力的策略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个实体,通过文化理念的展示和吸引来增强自身形象和影响力,向社会推介一个和谐有文化的企业的能力,称为“软实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文化理念、技术质量和管理创新必须同步加强。企业再大,总是由班组这一个个“细胞”组成的,基层班组是企业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加强班组建设,增强其活力和执行力,是企业实现科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本文就班组建设中的软实力提升作一粗浅分析。 一、班组建设中的文化元素 1.塑造形象是前提 国家电网公司制定了以价值观、品牌战略、发展目标、管理标准“四统一”为基础的优秀企业建设体系,首先是塑造企业形象。在班组建设活动中,要以《国家电网公司员工行为规范》为标杆,塑造统一的员工形象。一是外在表象的约束。统一标识,统一着装,微笑服务,5s管理等。给人留下一个整洁、干练的总体印象。二是内在心态的自律。树立国家电网公司“诚信、责任、创新、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抵制妖魔化的“三俗”理念;弘扬“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克服浮躁、浅薄的心理取向,凸显一种积极、阳光的工作状态。 当然,自律必须以教育和培养为先导。在班组文化建设中,开展诚信教育,培育创新精神,遵守《员工守则》,规范职业行为,倡导爱岗敬业,表彰积极奉献,努力把规定的目标要求转化为员工的文明习惯。 2.提升素养是关键 修养素质是企业文化人才战略的核心。班组文化建设同样要抓住这一主线。如果说形象的塑造尚是注重外化于形的层面,那么素养的提升就是侧重于内化于心的层面。从心理学上讲,引导、使用、成就和赞赏更能激发人的激情和活力。人文思想、人本理念、人性化交流是营造人格魅力的不二法门。在“创建学习型团队、争做知识型员工”的活动中,提倡每月读一本经典名著、每季交流一篇读书心得。要体会到读好书的益处:读哲学使人睿智,读历史使人知荣辱,读文学使人懂雅俗。在进行法制教育、荣辱观教育中,介绍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精髓,赋予其与时俱进的解读,培养员工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针对一些基层班组年轻人较多的特点,要多用赞赏的眼光看他们;多用包容的胸怀呵护他们,和他们一起探讨职场定位、适应环境、努力坚持的奋斗基础;多用开拓的视野引导他们,要广闻博览,兼收并蓄,储备知识,积累经验。 3.凝练精神是根本 制定班组共同愿景和个人愿景。紧扣国家电网公司的总体发展目标,结合本单位具体要求,围绕自身工作实际,提炼具有合理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班组愿景和个人愿景。一是作为班组精神,时时对照激励员工;二是作为员工个人的座右铭,经常思考反省、鞭策自己。“涓涓细流、汇聚大海”,“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平凡的工作,也能做出非凡的成绩”,这些浅显朴实的语句,已不是束之高阁的恢弘口号,也不仅是员工表述个人心理诉求的多样性,这就是增强企业形象和影响力的软实力。 开展争当文明员工的活动,培养文明习惯,提升员工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组织员工参加义务献血、爱心捐助等活动,使员工懂得感恩和奉献,收获知足和快乐;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搭建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享受获得成功的喜悦。 在班组建设中,要有意识地将提升文化理念影响力作为凝练企业精神的战略步骤。其实企业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并不缺乏软实力储备,我们扎根的祖国,有着厚实的文化基础、几千年的文明史、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无限的创造力。毫无疑问,班组建设中软实力必将转化为发展经济的生产力。 二、班组建设软实力的提升 1.诚信是内外兼修的基本功 诚信,意指诚实、守信。为人真诚、待人坦诚,恪守承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也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交往中的行为准则。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必亡。讲诚信、重承诺,增强责任感。 在班组建设中,倡导诚信,营造一种友善融洽的工作氛围。班组同志间心无芥蒂,团结坦诚蔚然成风。面对浮躁、功利、推诿、不负责任的人间世态,员工守着自己心中的一片宁静,勤奋踏实地做着平凡而有意义的工作。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诚信化为班组员工的基本素质时,面对社会服务自会产生吸引力。“基础决定高度”,诚信虽是个人修为,但拥有大批诚信员工的企业必是强大而有竞争力的。 2.沟通是增强团结的黏合剂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需求之后,人们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自尊的需求、社交和情感的需求。有员工会认为,自己身处公司最底层,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只要工资、奖金不少就行了,班组建设与己无关;也有人会觉得,除了工资、奖金等物质待遇外,自己总感到工作的意义不是太充实,人生似乎还缺乏一些应有的光彩。这些现象和心理会影响团队的执行力与创新精神,会涣散人的斗志,削弱团队的战斗力。针对这些情况,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使之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的氛围。 首先,通过学习交心,提高员工对班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营造宽容和谐的工作氛围,重视、信任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让员工感受到他们被认可、被赞誉,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次,引进竞争机制,让一批素质高、事业心强,富有团结意识、热爱班组工作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搭建攀登事业高峰的阶梯。 3.尊重是为人处事的立足点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班组建设的核心是人的理念、心智、责任和抱负的建立健全。这就要求在工作中把对人的尊重放在显著位置。领导尊重职工,要改变“居高临下”、“我管你从”的思维方式;职工尊重领导,要怀有对企业、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员工之间互相尊重,既体现了自身素质,更表达了友善、谦逊和欣赏的心态。同样,对客户的尊重,不仅向社会展示企业形象,更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 美化工作环境,关心员工生活,也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在员工过生日时,送上一盒蛋糕,寄上一张贺卡,他收到的不只是物化的礼物,更是值得珍惜和体味的关爱和尊重。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风气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优秀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盐城供电公司电费管理中心凭借对信念的坚守、对工作的执着、对员工的热忱、对诱惑的抗拒,在抓班组建设工作中,通过文化和理念吸引力来获取团队所需的软实力,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升华。企业的创新发展始于员工素质的一点点提升。2010年,电费管理中心被江苏省电力公司授予“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这是继获省“先进集体”后的又一荣誉。2009年,公司电价电费各项专业指标处于全省领先行列,同业对标所有指数均为满分。全年电力销售67.68亿元,同比增长12.81%,全年应收电费回收率达到99.997%。在这一组组无声的数字面前,使人明显感受到电费管理中心进取、奉献和超越的企业精神,明显感受到领导能力、执行能力和软实力的综合效应,更感受到抓班组建设、激励员工、提升自我、发挥才干的巨大威力。 三、发展软实力的差距 发展提升软实力,需要理顺几个关系。 1.长期与短期 文化和理念的影响力,一个形象的建立和展示,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沉淀过程。重短期的奢华渲染而忽略长久的规划、厚重的文化储备,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软实力的。在这里,坚持尤显重要。 2.追求与追逐 在一般意义上讲,追求关乎灵魂,追逐多涉名利。当追求变成追逐的时候,理想就被欲望所代替,甚至会被物欲所湮灭。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急功近利,也不会一蹴而就。况且,这种欲速不达的状态正是发展软实力的天然克星。 3.被动与主动 发展软实力,贵在提高自身素养。人生的魅力和难度,都在于选择太多。前者使人对生活、工作、未来等充满乐趣和遐想,而后者却使人面对时尚、流行难以作出正确的选择。敏锐的目光决定你人生征途的长度,宽阔的胸怀决定你事业发展的宽度,哲理的思考决定你挖掘宝藏的深度。具有读书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才能不断地充实心灵、升华境界、提升自我,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和人格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是指知识要通过心灵的消化和释放,才能形成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被动只能外化于形,主动才能内化于心。正如那句广告词所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4.品牌和载体 世上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但软实力的形成要根植于厚重的文化沃土中,而且软实力的影响和发挥更要凭风借力,踏浪而行。 韩国通过釜山亚运会,用泡菜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国内多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看韩剧、穿韩装,仿佛韩国就是一个邻家小孩。美国的薯条、可乐和大片,形成向全世界展示其霸主地位的文化三叉戟。我国的中医药、武术、儒学、书画和五千年的文明史等文化元素,其质其量远超韩美,但品牌效应和影响力与其高质高量极不对称。特别是美国推出的卡通大片《功夫熊猫》,在全球受到青睐和追捧,使我们感到心痛和深思。功夫与熊猫,是典型的中国元素,却造就了展示美国软实力的经典之作。《功夫熊猫》让观众在视觉和悬念上欲罢不能,又能与观众心有灵犀,有效达成智慧与情感的沟通。以我国“国宝”为主角的好莱坞卡通大片,却不是我国拍摄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后金融危机时代,电影越来越成为广大群众紧张工作之余喜爱的文化娱乐形式,电影票房不断创造奇迹,电影娱乐业逆市而上,由此带来人们对电影文化和电影产业的重新审视和关注。经济走低,文化被视为新的带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展开文化软实力的竞争,电影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美国电影协会前主席威尔·海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骄傲地宣称,世界范围内,每英尺胶片的美国电影带动了一美元的美国其他商品销售。贸易已经不再紧随美国国旗,而是紧随“电影”了。[1]我国政府出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考虑,也提出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但是,在世界电影产业呈现出全球化合作的格局下,中国电影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如何加速提升我国电影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电影真正能够起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审视和思考。 一、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研究缘起 “软实力”概念是1990年3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他认为:“由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2]并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能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3]。在2004年,他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4]概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5]作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电影具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电影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传播语言。作为 “软实力”构成的电影文化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传播。国际经济学家指出电影产业是国家综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合软实力的体现,影视作品反映出的民族精神、渗透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随之带来的强大经济效益,使得众多现代国家把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6]作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现代媒体,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说,国家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实力,在客观上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更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的想象性建构,而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认可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内可以凝聚人心,对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限,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通过中国影视文化的对外输出开始有兴趣学习中国普通话,开始关注中国功夫、中国文化,来我国留学、工作,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见电影作品的繁荣能有效地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电影的传播形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一)对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软实力竞争中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当前,中国电影频繁参加各类国际电影节,走出国门面对国际受众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还应是中国电影的责任,中国电影应立足中华文化,提高自身质量以争取更多的国际国内观众认可,在全球竞争中表达中华文化应有的自信。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和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差距,中国电影现在还不能够平等地与美国好莱坞电影进行对话。要想通过电影弘扬民族优秀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中华文化神韵,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 中国电影只有立足本国文化基础,呈现丰富的“中国元素”,才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文化立场和策略,那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中国必须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是世界之外,中国文化才能有影响力。中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努力表现勇气、尊严、平等、自由、英雄、博爱等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通过电影传达东方式家国文化、儒道文化及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示东方文化的柔韧、博大。不过,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并与人民生活和国家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对内:学习好莱坞运作经验,努力多出优秀作品 美国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好莱坞电影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巧妙地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和当代中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展示出美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公平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于美国。美国电影既是美国出口的文化商品,也堪称美国的文化大使。它用其光影魅力为美国创造了一种独特“形象”,弘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如大卫·普特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美国形象极其有效又极其易于辨认,是一种富足的、充满机会的、令人激动的、科技发达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都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形象对于推销美国价值和美国商品同样成功。[7] 美国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全球热映,曾在国内引发大讨论,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化输出,还是美国文化入侵?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盛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正在形成发展之中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电影人守着中国文化巨大宝库,却无从下手,无法传递,这是谁的错呢?国产电影如果不反思自己,一味指责对方,显然是狭隘的。当前,最不该的是盲目抵制,而应该是学习。也许换个角度来看,好莱坞其实还帮了我们。我们一分钱没花,好莱坞就免费给我们做了一个全球广告。这比拿巨额外汇去做国家形象广告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功夫熊猫》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看到我们丢失的“软实力”,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我们的电影缺乏的是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 (三)自身: 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需要考虑电影自身的特点,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电影其自身拥有的特点使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体现商业价值,还体现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具有精神性;不仅满足人们感官的享受,还给人心灵以震撼与启示,更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发展电影文化产业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影视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美国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好莱坞电影等创意经济产业的全球利益,发展至今,已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内,美国政府构建了一系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并设立了众多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在国外,美国政府不断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缔结,并通过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美国知识产品的保护。[8]制度的支撑是规范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经验,尽快建立完善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例如出台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相对宽松的电影审查机制;调整电影制片方、发行、院线的分配比例等相关配套政策。总之,我国政府只有加大对电影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权责一致、监督有力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才能为电影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有效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 四、结 语 据新华社2012年2月18日消息,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中国内地观众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比现在多一倍的好莱坞进口大片。[9]协议的通过迅速得到不少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积极回应,好莱坞大公司纷纷计划登陆中国,设立工作室。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从当前看协议对中国电影业是严峻的考验,但从长远看将会带动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进步。70年代的日本电影,90年代的香港电影,2000年后的韩国电影没有一个是靠封闭自拍达到辉煌的,都是学习借鉴美国经验然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中国走向国际,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头文章,在合作中学习,才能走向前沿。古语说 :是骡子是马溜着看。只要你有真功夫,还怕别人在你面前摆擂台?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与文化战略目标,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电影文化软实力实现路径。 文化软实力论文: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论跨文化传播与提升中国软实力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提升 中国软实力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必将越来越频繁。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讨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必将越来越频繁。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深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与制约 (一)文化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 “软实力”( soft power)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提出。约瑟夫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参考其表述,我们可以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硬实力”依然重要,但软实力的重要性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国家、民族间的交流,增进其相互了解,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有助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目前我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状况来看,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目前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文化的能力不强;政府机构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意识较弱;、文化产业满足日益增长市场需求的能力低下;文化产品的市场传播能力、跨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微弱;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体系滞后;文化发展的政策体系繁杂且刚性不足等。但是,由于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非常重视,上述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可以预见,经过全国人民努力,我国文化软实力一定会得到较大提升。 (二)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国家文化软实力属于国家综合实力范畴,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我国的各行各业都要围绕着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奋斗。 跨文化传播属于新闻传播或国际新闻范畴。“跨文化传播”一词最早见于爱德华·霍尔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初范式成形于霍尔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美国国务院外交事务学院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活动是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上看,它的发展应当服从服务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因此,应当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升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与效果。 (三)跨文化传播对本土文化的影响 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它们原有的面貌。但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依然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各种文化正是在相互的吸收借鉴中去粗取精,获得新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化可能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很难改变它深层的特征,因为人的文化认同与他们的血缘、土地和信仰息息相关。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可能是此消彼长的,也可能是形成新的混合文化。”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每一种文化都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战胜挑战,使自己的文化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得以弘扬和发展,是我们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文化的挑战 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国际传播秩序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平衡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硬政治力量和文化、信息传播优势,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向其他国家渗透。他们不仅对他国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削弱,甚至威胁其他文化的生存发展。他们利用自身传播优势,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制度,干涉他国内政,试图在媒体传播的狂轰滥炸下,同化他国文化、政治、思想等。例如,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就以其自己理解的民主、人权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模式为标准,衡量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把一切不符合自己文化或意愿的国家看作“无赖”国家或敌对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加以攻击、低毁、丑化和打压,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二)全球化、信息化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不断注人新鲜血液,才能获取持久的生命力。当今时代,国际间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为我们学习先进文化、改造优化本土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人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和重要的角色,例如成功地加人世贸组织,成功地举办奥运会等,这都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三、通过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相关对策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文化软实力已经被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如何构建并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建设中国主流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建设中国主流文化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主流文化呢?中国资深外交官,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认为,大体上应当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二是来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造的许多好东西;三是中国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 笔者基本认同吴建民先生关于中国主流文化的理解,并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一是许多事物的构成要素都有主次之分,中国文化也有主次之分。主流文化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一种影响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二是中国主流文化是指一种优秀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能够繁衍发展的基因,也是未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那些被证明不好的文化不能纳入中国主流文化范畴。三是中国主流文化并非纯而又纯的中国人文化。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把它改造融合为对自己发展有用的文化,并纳人自身的发展之中,变成自己的文化。例如佛教、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优秀思想都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四是中国主流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要求会是不一样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每个时代或每个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重构主流文化的任务,即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和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吸收别人的先进理念,破除不合时宜的观念,创造新的理念。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的政府文化再造和企业文化再造的浪潮,都反映了在新的时代促进自身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新变化、新世界、新机遇、新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中国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抛弃自己不好的东西,吸收别的文化长处,创造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建设和发展自己的主流文化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五是当代的中国主流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的传承,对人类其他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改造、融合和对符合时展要求的理念的创造。 在21世纪,我国要成功地从文化大国转变为文化强国,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是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1988年1月,全世界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巴黎。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向两千五百年前回首,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他们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与自己的和谐等,其中有着治疗西方各种社会病症的良方。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许多具有普适性的优秀成分,它们不仅造福炎黄子孙,也是其他民族甚至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要想构建中华主流文化,就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 其次,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教训,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和事业中挖掘中华主流文化因子。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既是遭受侵略与屈辱的血泪史,也是觉醒和奋斗的光荣史。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是更加深刻而实际的。正是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迎来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果实—马克思主义;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一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学会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我们更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一切为我们在新世纪构建中华主流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再次,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世界是多极的扩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只有立足国情看世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同时把中国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审视自身文化,才能够开阔视野,参与到世界的文明进程中,才不会固步自封,不会因外界的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 (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之源,注重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我们应当以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依托,博采众长,注重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形成既包含我国特色又能引发异域共鸣的跨文化传播风格,以国际化的方式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国际化品牌。 (三)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从国际经验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很有帮助。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通过政府的计划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相形之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与传播,西方文化品牌在我国文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较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对于提高跨文化传播效果,对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不可或缺。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之处,并扬长避短,打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四)注重传播方式和技巧,制定完整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和举足轻重的发言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相对陈旧单一,与外部世界缺乏共同的诉求点,这使我们发出的声音常常得不到预期的回应,甚至带来反面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缺乏传播的方式与技巧,并且没有完整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作指导。 长期以来,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都局限于文化交际的经验教训,而没有清醒认识到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受众时的定位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其需求和心理,传播方式不够灵活。因此,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我们仍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目标,形成针对性较强的系统科学的战略指导。 文化软实力论文:建设特色文化名城提升保定文化软实力 提要保定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从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文化名城;特色文化;文化软实力;创新策略。 近年来,保定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面对文化主导的新形势、新机遇,如何把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显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名城文化,无疑是保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一、注重凸显特有历史文化内涵,有效利用历史遗产的文化效应。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其特色体现更多地取决于历史遗留所蕴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在对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修缮上,不仅要在原有的古建筑间修缮仿古建筑,尽可能不破坏历史原貌而尊重特有的历史风格,更要注重挖掘出保定历史文化有别于他城的特有文化,凸显保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保定老城区以明清风格著称,尤其是裕华路沿线,集中了市区90%以上的文物古迹,是保定历史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 在修缮老城区主体建筑的同时,应树立永久保护思想,拟定长期保护修缮计划,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使这一区域的历史原貌和周边环境越来越完美的融合,从而使其成为展示保定特有历史文化风格的重点区域。如,以西大街—总督署—古莲池—大慈阁—钟楼为轴线,可开拓富有古韵特色的“古城历史文化风貌游览黄金区”,以突出展示古城历史古迹和特色产品为主,成为集文化、艺术、建筑和景观于一体的经典游览场所。沿线从事的活动都与传统文化有关,要打出一些保定老字号招牌以弘扬保定特色,尽可能减少现代商业气息。现代商业经营、机动车流和商业购物可规划移至新区,明确区分历史古城和现代新城的城市功能,这样文化氛围分明,既可保持历史文化景观宝贵的整体性、规模性和协调性,更加突出古城浓郁的古韵文化意蕴,使游客真正感受保定独特的清末明初历史文化,擦亮保定“历史文化特色牌”,又可有效改善保定市区中心的交通压力和卫生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对历史文化遗产要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结合”的原则,多方恢复与开发文化名城内的可观历史文化景点。目前,城内景点开发的还少,游客来到保定一般只能参观总督署和莲池两处,城内的旅游事业远不能与满城汉墓、白洋淀、野三坡等外围相比。而事实上,城内的旅游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因此,凡史料上记载的能体现保定文化特色的历史景观,均应努力恢复与开发。如结合总督署和正在修缮的清河道署,可开发体现保定官府中的“官署休闲文化”;结合古莲池,可开发体现保定书法艺术特色的莲池书法文化。此外,可打造老保定特色美食字号,尤其打出一些保定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美食老字号招牌,如原位于直隶总督府东边口碑甚佳的老字号“马家老鸡铺”,原位于古莲花池对面、保定历史上的名店、凭窗可以眺望莲池美景的“望湖春饭店”,还有白云章的包子、老马号的羊杂汤、白肉罩火烧等。 这些历史上曾经闻名一方的老字号,都是悠悠岁月留给保定的宝贵财富,若得以恢复名号,无疑可吸引着人们前去品味、回忆,成为古城游览的一大亮点。 再比如,西大街两侧房子多建于民国时期,是最具老保定特点的商业文化街,若把西大街原汁原味的民国特色加以修复,重现历史风貌,保存延续其鲜明的时代建筑特色,考虑建造成“中国保定西大街影视城”,兼或开辟以展示保定历史文化名人、历史事件、古城传说、名称来历等主题的古城历史文化展览馆,借此开发民国特色旅游专线等,可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游览亮点。同时,整顿所有与其历史风貌严重背离的商业店铺,进行合理商业开发,多打出一些老字号招牌,如有百年老字号之称的“槐茂酱园”、“万宝堂”、“稻香村”、“乐仁堂”等,还有曾享誉古城、肉香味美的“六味斋”、膳食业四大名园“宴乐园”、各自成派的书法名家题写的各种商业牌匾等,这些老字号招牌既体现了西大街历史上商业文化的特点,更是保定历史文化名城显现其独有历史文化内涵很重要的方面。若考虑加以恢复光大,即可成为保定文化名城建设的又一特色对外窗口,进而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文化效应转换为良好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创造条件。 二、整合文化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重点打造保定特色文化品牌,强化品牌带动效应。 就保定而言,当前要重点打造好三张文化特色品牌:第一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生态电谷,全国首座新型低碳”之城,引领未来城市建设新趋势的示范城品牌。确立“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特色品牌,建设节能低碳城市,是保定建设文化名城进程中的重要举措。目前,保定在实现特色发展之路上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随处可见的太阳能电池板,高新区所有的辅路路灯采用太阳能发电,所有的路口采用太阳能交通指挥信号系统,全球首个也是唯一的电站式酒店———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等等,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生态电谷,低碳新城”的理念正与当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相契合,顺应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潮流,预示着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前城市建设所面临着的重大发展机遇。一个好的机遇对于建设文化名城的长远发展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保定要建设具有特色的文化名城,就要凭借自身独有的新能源产业优势,抓住机遇,继续打好节能低碳的特色品牌,推动文化名城建设向着更高层次加快发展。 第二张文化特色品牌———“冠军摇篮”之城,打造大型体育活动特色品牌。保定被形象地誉为“体育冠军的摇篮”、“体育之城”。保定成功举办的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系列文化活动说明,打造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体育特色活动是展示文化名城形象的重要策略。一要全面提升活动的文化品位,注入保定特有的体育文化精神,突出展示保定作为“体育之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彰显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扩大美誉度;二要把篮球文化节、空竹艺术节、狼牙山登山节、敬老健身节等文化节庆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形成文化节庆的长效发展机制,牢牢扎根于古城,常抓不懈,同时汲取经验,增强创新意识,不断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开拓更新更完善的文化节庆品牌项目;三要加强国内外体育项目交流,建立高水准综合性能的“中国保定体育活动交流中心”,成为国内外进行大型体育交流的重要活动场所,承办国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充分利用“冠军效应”,邀请保定籍冠军或国内外知名运动员参与大规模宣传保定、推介保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体育活动,扩大影响力,全面提升保定体育特色形象;四要加大各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风气,定期展开各种体现保定体育文化特色的全民健身节活动,打造全民健身活动品牌。规划建设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用途的多种体育场馆,重点健全学校、社区、广场等配套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真正形成全民健身运动的风潮,突出名副其实的“冠军之城”特色。同时,成立多种体育项目高水平培训基地,普及体育技能,建立选拔、培养、输送配套体系,为“冠军之城”储备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 第三张文化特色品牌———“中国优秀旅游”之城,打造全国旅游中心特色品牌。 保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有“中国优秀旅游城”之称。保定要建设文化名城,就要打好特色旅游的文化品牌,在“四个不断”上做文章。一是不断打造以弘扬保定特色文化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争创全国优秀旅游线路;二是不断推出和精心策划富有保定文化特色的大型旅游文化艺术节知名品牌,除推出“中国保定红色旅游文化艺术节”“、华北白洋淀旅游文化艺术节”之外,还可结合总督署文化内涵开发“中国保定官署文化艺术节”、结合易县燕昭王建黄金台招贤纳士和荆轲南渡易水刺秦的故事以及涿州“桃园三结义”的三国文化,开发“燕赵传统美德文化艺术节”等,多方位地展示保定文化独有魅力;三是不断提升旅游点的文化内涵,在各旅游点建设有保定文化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人文景观。组织高素质专业旅游人才进行策划、经营和管理,提高保定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美誉度;四是不断挖掘历史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新思路。对于未开发的或开发力度不够的特色景点,要不断加大开发力度,努力提升海内外知名度,增加旅游前景发展空间。对于位于一些保定县区的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却至今仍然处于飘零无闻状态的旅游景点,如同样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紫荆关却远不像八达岭、居庸关那样闻名海内外,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扩大宣传。对于保定丰厚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也要深入挖掘,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定县平民教育实验、高阳勤工俭学运动等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有旅游价值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可开发成“中国保定近现代旅游文化”专线,增加新的旅游亮点。 三、关注文化民生建设,注重发展古城特色大众文化,提升文化品位。 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要关注文化民生,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民生的建设和实现就是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一)市民对建设文化名城的自觉参与意识是建设名城振兴保定的重要保障。 通过文化政策宣传、电视专题、报纸网络等方式加强认知和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重大意义,普及古城历史文化,不断增强全体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从而产生热爱保定、献身保定、发展保定的自觉思想,提升整个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加快文化公益设施建设,兴建种类齐全、布局合理、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百姓需求的公益性文化场所。保定是著名的长寿之城,要特别关注建设老年人晚年精神需求的场所,如太极剑类健身馆、书法音乐艺术馆、花鸟鱼虫养殖馆、棋类娱乐馆、茶艺养生馆等,打造特色夕阳红休闲文化,使敬老爱老思想蔚然成风,成为保定古城特色文化一大亮点。 (三)大力繁荣大众文化,组织举办各种特色文化系列主题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精神生活,提升文化品位。尤其对于流传于民间的大众特色文化要大力扶持,倾力打造让百姓当主角的真正属于古城百姓施展才艺的“百姓文化舞台”,使名城文化具有百姓特色。 (四)重视社区文化,使弘扬保定文化活动走进社区。如举办文明规范进万家活动、社区彩色周末健身娱乐活动、社区读书角、编唱保定文明道德红色歌曲会、戏曲票友会、消夏老电影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聘请专家顾问为社区举办健康养生、法律咨询、理财投资等各种主题的专题讲座,举行花卉种植、剪纸刺绣、围棋象棋、绘画书法等技能切磋交流活动。组建社区居民文艺队,举办社区文化艺术节,树立典型社区,以点带面,推动社区间相互学习交流,区区联合共同打造和谐社区,兴建居民幸福生活家园。 (五)发展保定地方特色的夜文化。以弘扬保定文化底蕴为主,丰富夜文化内容,提升夜文化质量,摒弃“酒吧”、“迪厅”“、网吧”之类的传统模式束缚,而发展集知识、健身、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领域,如学习研究型、健身养生型、修身养性型、艺术娱乐型、社交沟通型、购物休闲型,等等。适时延长各大商场、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宫、体育馆、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的开放时间,为夜文化创造充分发展的环境,逐步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夜文化发展经济圈。 提高各大文化广场的利用率,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文化层次群众广泛参与的各类主题文化活动,打造保定文化广场活动特色,成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传承保定悠久灿烂文化的纽带。 四、加强文化创新理念,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增强特色文化活力。 创新是建设特色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当前要着力在文化的内涵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产业创新、传播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面做文章,构筑保定特色文化创新体系。 (一)融文化创新于文化景观中,提升文化品位,于细节处凸显文化个性。城市个性显示城市的竞争优势,也是城市的魅力。建设文化名城要着意于细节中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首先,在城市建筑的设计上要避免千城一面,可在造型、图案、用材、色彩上寄寓保定某种独特文化意蕴;其次,通过增设各类文化景观,如文化雕塑、文化长廊以及文化墙等,把保定特有的历史文化名人、历史纪念性事件、民间传说、典故由来、名胜古迹等文化内容巧妙地融入其中,重点增设一批高品位、具有文化象征的经典标志性雕塑,使之成为文化名城极具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保定历代名人层出不穷,也不乏重大历史事件,在城市的主要路口、主要建筑、文化广场增设反映保定重大历史事迹和文化名人的纪念性雕塑,突出历史文化意蕴;在图书馆、博物馆、校园增设励志性名人雕塑,突出学术文化氛围;在街道社区、超市商场、公园增设现代性雕塑,突出现代文化气息。此外,还可在城市环境景观上,比如在各道路绿化带栽种保定市花,配以四季花卉加以点缀,而不是千城一色的长青灌木,这样既美化环境,又凸显保定特色,加深对保定的了解和热爱。 (二)促进文化创新元素与经济的融合,加快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发展以创意为核心引擎的创新型特色文化产业群,增强文化软实力。一要加强文化创新理念,构建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使各类文化要素结合经济思路,加快向经济领域的渗透,培育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企业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 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品文化,走具有创新模式的产业化道路,开辟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二要开阔发展思路,制定保定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措施。结合保定文化产业现状,依托高新区中国生态电谷国家级开发区的良好产业发展环境,积极建设保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办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三要以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建立文化产业改革试点,鼓励文化创新,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以其为龙头,汲取成功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加强相关资源的最优配合利用,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从而打破各自为营的孤立局面,降低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本,以提高保定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例如,可以以县域文化产业为依托,加大科技含量,深入融合文化元素,促进产业升级,把安国的“中药之都”、容城“中国男装名城”、白沟“中国箱包之都”、留史“中国皮毛之都”等优势产业整合创建成既传承历史传统特色,又具有浓厚的新文化元素的大规模县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扩大产业规模,加强产业集群之间的信息经验交流和互利合作,拓宽发展途径,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利用各种优势合力做大做强保定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共同维护好保定文化产业主权和城市利益;四要发挥驻保定高校、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优势,形成政府、高校与企业联合打造的“创意-生产-应用”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链,将创意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 (三)注重增加创新文化的份额,保持保定“老字号”招牌活力。对于一些现存的保定“老字号”招牌,要注重在产品的生产、包装、风味等环节上都要增加诸如“老字号”的来历、文化涵义和历史积淀等创新文化份额。如,在产品的生产上,融入富有象征意义的特有文化内涵,使产品成为文化的载体,触动消费者的购买欲。在包装设计上,设计各种包装材料、图案、色彩、造型,有意识地把文化要素融入其中,不断提升文化艺术品位,赋予产品不同的风格。在产品风味上,在主打风味的基础上,设计多种适应不同地域的风味,拓宽“老字号”消费市场,从而产生文化附加值,发展壮大保定老字号招牌。 (四)建立创新型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必须以创新型文化人才为根本,促进人才工作机制不断创新。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培育有文化素养、懂文化经营、会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同时,注重保定高校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建设,充分依托各高校的科技人力资源和优势,以校促城。积极构筑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高地,引进创新人才、策划人才,为文化名城的可持续性建设储备充足的中坚力量,努力做好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工作,实现保定文化名城建设的大发展,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五)构建特色文化建设创新机制,促进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特色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要整合资源,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实现特色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文化共建的合力,实现文化建设与城市软实力发展的同步进行。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设计问题分析 【摘要】文章分析了房屋结构设计中常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 一、建筑基础设计问题 多层房屋无地质详勘报告,仅仅依据建设单位口头或笼统参照附近建筑物的基础设计资料就进行施工图设计是不科学的。地基与基础设计要做到合理,安全适用,设计人员必须依据地质勘察资料,统一考察多方面因素进行基础类型和上部结构的详细勘测方可设计,仅凭耐力这一数据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安全的,更不能盲目地把耐力容许值取得小一些就认为万无一失了。 采用换土垫层进行软弱地基处理,不进行换土垫层设计,只凭经验处置。有时设计者对软弱地基的危害认识不足,只是简单地凭借经验采用砂垫层加强一下承载力,没有进行垫层宽度和厚度计算,只能使软弱地基处理既不安全,又不经济。 民用建筑中柱、梁及基础的负荷未按规范乘以折减系数。设计人员设计多层民用建筑时,在计算梁、柱和基础的负荷时未按现行设计规范采用荷载乘折减系数计算其荷载值,因而荷载值不准确。 二、承重柱截面高度设计过小 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六度抗震设防区。一些结构设计者误认为六度设防就是不设防,图受力分析方便,他们故意把柱子的截面高度设计得过小,使梁柱的线刚度比加大,把梁简化为铰支梁,柱按轴心受压计算。这种做法虽然易于进行结构受力分析,但却给房屋结构埋下了隐患。因为这样做忽略了梁柱间的刚结作用,即忽略了柱的约束弯矩,加之以柱截面的配筋都较小,结构一旦受力后,柱顶抗弯强度必然不足,从而使柱子与梁底附近将会出现一条或多条水平裂缝,形成塑性铰。这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柱子已开始带铰工作。这不但影响了房屋的耐久性,而且也常常引起用户的恐惧心理。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结构一但遭遇地震作用时,将会倒塌,这违背了现行抗震规范中“强柱弱梁”的设计原则。 三、砖混结构房屋中构造柱兼作承重柱用 在砖混结构中,构造柱不但能够提高墙体的抗震能力,而且构造柱与圈梁联结在一起,形成对砌体的约束,这对于限制墙体裂缝,维持竖向承载力,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结构设计中,构造柱经常被作为承重柱使用,这种做法将引起以下几个问题。 构造柱作为承重柱使用后,使得构造柱提前受力,这不但会降低构造柱对墙体的拉结和约束作用,而且结构一旦遭遇地震作用时,在构造柱位置必然形成应力集中,首先破坏。这样构造柱不但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房屋结构中的一个薄弱的部位。 构造柱一般生根于地圈梁中,没有另设基础,构造柱兼作承重柱使用后,柱底基础的抗冲切、抗弯强度及局部承压强度必然不能满足要求。柱底基础一旦发生冲切或局部承压将出现裂缝。建议承重大梁下的柱子应按承重柱设计。若梁上荷载和跨度都比较小时,构造柱也可布置于梁下,但此时必须按不考虑构造柱作用来验算墙体的局部承压和抗弯强度。经验算合格,方可在梁下布置构造柱。 四、悬挑梁的梁高选用过小 设计者往往只注意了对梁的强度和倾覆进行验算,而忽略了对梁挠度的验算。梁高选用过小,引起梁截面的受压区应力过高,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梁截面受压区产生非线性徐变。梁挠度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挑梁的变形引起梁板出现裂缝,裂缝宽度随着挑梁变形的加大而加宽,影响了房屋的正常使用。据笔者观察,这种挑梁的变形发展到后期,梁支座截面上部受拉区常常出现较宽的竖向裂缝,受支座附近上部受拉区也会出现较宽的竖向裂缝。受支座附近剪弯作用的影响,竖向裂缝向下延伸发展为斜裂缝,此时梁已接近破坏,当为托墙挑梁时,梁过大的挠度引起梁上部在梁支座附近出现裂缝。裂缝在梁支座处沿斜向延伸,缝愈靠上愈宽。挑梁的截面过小对结构的抗震也很不利。悬挑结构对竖向地震的作用最为敏感。梁高小时,截面的相对受压区高度较大,梁的延性减小,在竖向地震作用下易发生脆性破坏,失去承载力。 五、框架结构设计问题 在框架结构设计中,只注意了横向框架的设计而忽视了纵向框架的设计。 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要求,水平地震作用应按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各方面的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来承担。就是说,在框架结构设计中,纵向框架与横向框架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些结构设计者对以上非抗震设计,只按纵向的普通的连续梁进行设计,梁柱的节点和框架中的纵筋、箍筋的配置无法满足框架的构造要求。由于没有考虑地震的纵向作用,在实际设计中经常出现梁的支座负筋,跨中纵筋及箍筋的配筋置均不足的现象。 六、楼板设计常见问题 楼板是建筑工程中的主要承重构件,是它将楼面,屋面的荷载传给其周围的墙或梁上,楼板的设计问题必将连带梁、墙、柱等构件安全。若对整个设计考虑不周,很容易出现设计质量问题,有的还可能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楼板设计中常见如下几个问题。 设计时为了计算方便或因对板的受力状态认识不足,简单地将双向板作用单向板进行计算。使计算假定与实际受力状态不符,导致一个方向配筋过大,而另一方向仅按构造配筋,造成配筋严重不足,致使板出现裂缝。 板承受线荷载时弯矩计算问题。在民用建筑中,常常在楼板上布置一些非承重隔墙,故大楼板设计中常常将该部分的线荷载换算成等效的均布荷载后,进行板的配筋计算。但有些设计人员错误地将隔墙的总荷载附以板的总面积。另外,板上隔墙顶部处理常采用立砖斜砌顶紧上部分的楼板、屋面板,这样会给上部的板增加了一个中间支承点,使其变为连续板,支承点上部出现了负弯矩,而在板的设计中又没考虑该部分的影响,致使板顶出现裂缝。 双向板有效高度取值偏大。双向板在两个方向均产生弯矩,由此双向板跨中正弯矩钢筋是纵横叠放,短跨方向的跨中钢筋应放在下面,长跨方向的跨中钢筋置于短跨钢筋的上面,计算时应用两个方向的各自的有效高度。一般长向的有效高度比短向的有效高度小d(d为短向钢筋的直径)。有的设计为图省事或对板受力认识不足,而取两个方向的有效高度一致进行配筋计算,致使长跨有效高度偏大,配筋降低,使结构构件存在质量隐患,甚至出现开缝的现象。 七、连续梁按单梁进行设计 这种情况多发在阳台边梁的设计中。由于边梁上的荷重一般较小,没有引起设计者的重视,图受力分析方便,设计者把实际应为连续梁的梁按单简支梁进行设计,致使梁在支座处上部负筋配置量过少。这样必然引起梁在支座附近上部受拉区出现竖向裂缝,进而引起梁上部拦板出现竖向裂缝。如果该边梁长度较长时,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该梁一般直接暴露在室外,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当环境温度变化时,梁的伸缩受到梁端柱或挑梁的约束,在梁内产生收缩应力,该收缩应力作用于原已产生的梁上裂缝处,引起梁的支座附近沿整个梁截面四周裂缝贯通,梁承载力降低,直接影响了使用安全。 建筑科学论文:智能建筑科学技术专业建设 1增设新专业的必要性论证 1.1相关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与现代建筑的融合,使我国楼宇智能化技术迅速普及,各种智能建筑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为建筑电气技术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设备制造、工程设计施工、物业经营管理等行业开拓了巨大的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工作特点鲜明、技术内涵丰富的新行业,极大促进了社会对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1] 1.2职业岗位(群)分析 本专业在宽口径的职业素质与专业基础平台上,设置2个专门化专业方向。 A.建筑电气施工技术专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担任电气方面的施工工程师、施工队长、项目经理、工程监理等工作,也可从事运营管理及中小型工程的设计工作,或在电气照明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单位等部门从事安装工程造价预决算,物业管理,销售,监理,建筑施工组织管理等工作。 B.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设计院、房地产开发公司、装修公司、建设监理部门、设备安装施工公司、楼宇弱电系统集成(含消防系统)公司、电气照明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单位等部门从事现代化楼宇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管理,安装工程造价预决算,物业管理,销售,监理,建筑施工组织管理等工作。 1.3专业服务方向及市场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 重庆成立直辖市以来,成就了房地产行业的崛起,特别是现代智能办公大楼的建设已经成为时尚。智能建筑对建筑内的设备、配电、线路集成等的要求标准比原有的普通建筑要高很多,智能控制需要更规范、更准确、更安全、反应更快,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更高,因此,需要一大批实用技术知识面宽、高技能、综合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技能型人才。 重庆市高职高专院校共有20余所,目前只有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本专业,而在整个西南地区,也只有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此专业。纵观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建筑电气工程技术这个专业也是非常稀少,因此,该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广阔,开设此专业将极大的有利于推动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的现代化智能型建筑的发展。 智能建筑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拉动了对智能建筑新职业人才的需求。目前国内建筑电气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已达到约100万人,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宁波、大连等大中城市。绝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未经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生产一线的操作人员技能水平很低,高级工不足2.4%,技师不足1%,高级技师不足0.3%。目前,全国建筑电气新职业人才缺口达40万,特别是建筑电气施工人才、楼宇智能化系统设备运行维护人才、楼宇智能化工程设计、管理、安装与调试人才等各层次人才严重不足。 2增设新专业的可行性论证 2.1专业开办经费及专业教学成本核算 专业开办后,可以依拓发电类专业群、建筑类专业群和电子信息技术专业群,很好地利用其它专业的实验室和教师,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现有实验室的作用以节约成本。后续资金可以通过该专业招生、学院的教学投入、上级主管部门的专项资金和培训建筑电气施工人才的收入加以解决。另外,以后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可以分期分批进行教学上的投入,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赢利。新晨 2.2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教师、实验室、实训室建设 由于本专业是由电气系、建筑系和计算机系共同构成,因此可以利用其它专业的实验室和教师,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现有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作用以节约成本。 2.3产学研结合背景 强化实验、实习和实训三个关键环节,校内外生产性实训时间超过50%。实施校企合作教育模式,保证学生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到企业顶岗实习。本专业长期坚持为建筑行业服务,同时企业也为我们提供顶岗实习和就业岗位,优先选择毕业生,并参与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初步形成了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学校与企业互惠双赢的“校企联姻,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为学院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工学交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总结 全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报告会召开后,我局迅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组织学习陈惠娟书记重要讲话,结合我市建筑业工作实际,在全局开展了以“科学发展在建工”为主题的大讨论。认真分析、深入研讨问题,查找差距与不足,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整改措施。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以下五个方面为抓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着力构建好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是落实“科学发展在建工”的前提。 知识更新、技术革新日新月异,当今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迫切需要我们即时掌握新知识,才能掌握规律,发现问题。首先机关人员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更新知识,树立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的思想工作作风。 其次是正确引导各建筑企业着眼全局,不断学习,着力提升整体资质水平、资本实力和品牌含金量及企业队伍的人文素质,全力打造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努力把“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的经营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进而形成企业上下一条心,行业内部一盘棋的局面,为打造建筑强市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手段。 建工行业的特点、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迫使我们在谋求更好更快发展的途径上,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和不断提高产业升级,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发展多元经济和特色经济上加速推进。 (一)统筹大企业做强与小企业做精,优化产业结构。 构筑如皋建筑业综合总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梯次结构。积极发展专业承包企业,以新一轮资质升级计划的实施为契机,引导、支持中小建筑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特色专业门类和特色经济结构。 (二)推进由单一经济向多元经济接轨。 发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优势,延伸房屋建筑主导产业,形成从设计、勘探、基础到主体、安装、装璜及居家办公、物业管理等一条龙服务的综合能力。同时,顺应国家建设投资走向,积极向非房屋建筑领域渗透,逐步培育路桥、市政、机电安装、环保、水利、桩基、消防、钢结构、防水、装饰等方面的综合总包和专业承包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服务功能。 三、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服务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有力保障。 虽然已是政企分开,虽然已是进入市场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培育和引导。加强政策引导,实施相关配套政策,为建筑业企业提供全面服务,切实为企业做实事,做好事,做成事。在服务对象上,不分企业类型,一视同仁,在服务方式上,努力寻求优质服务与监督管理的最佳结合点,在服务手段上,政策引导、业务指导和协会服务联动并进,努力为全市建筑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四、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不竭动力。 大力实施科技领先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高知高智人才,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技术经验、加快自主创新,实现全市建筑业由粗放型向科技型、技术型的转变。 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或相关院校之间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合作机制。鼓励技术创新,帮助龙头骨干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加快专业技术和先进工法的开发之路,制定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技术标准和施工工法,不断增加企业的核心技术储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与落后地区的横向联合。针对一线劳动力紧缺的状况,争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在当地设立农民工学校、建立劳务基地。与当地企业采取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以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予以支撑,实现双赢和共同发展。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设计、施工要以营造“绿色建筑”为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影响。使建筑业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切实履行好政府所赋予的市场监管职能,不断提升本地区行业水平和城市形象。 严格市内建筑市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杜绝拖欠工程款和建筑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建筑业和谐发展的能力。按照市“六城同创”指挥部的要求,加强市场监管力度,规范本地建筑市场管理,在施工现场配备远程监控设施,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及文明创建工作,力争树立一批在南通市乃至全省范围内有影响的文明施工标杆工程,提升城市形象。 建筑科学论文:浅谈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摘要:高等院校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是推动建筑学学科走向更科学、更理性的设计层面的研究平台。在了解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后,结合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实际情况,浅谈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和对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的几点期许。 关键词:建筑科学实验室;学科交叉;建设管理 一、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建筑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居住环境,涉及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三门主干以及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和社会学等,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与知识综合的特点,建筑科学体现了科学技术“以人为本”的宗旨。[1]现代建筑业已逐步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建筑、绿色建筑、低碳建筑等这些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面对多学科的科技支持,建筑科学需要一个平台,一个能够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共同的研究平台和科研基地,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应运而生。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将学科交叉作为自身发展最重要的目标、最鲜明的特色,在学科交叉研究中,能够极大地提速建筑科学学科创新性研究,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就是一个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实验室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1]为服务方向,由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牵头,与土木学院和环境能源学院进行交叉与融合,致力于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促进当前与未来城乡建设中以可持续发展为模式的建筑事业发展。 二、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包括建设目标、组织结构、学术队伍、资产管理、科研管理、对外开放管理以及安全管理等。笔者结合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绿建实验室”)的情况,在以下几个主要建设与管理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1.建设目标。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要瞄准国家和当地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需求,“绿建实验室”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2]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围绕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建立开放式的高水平研究平台,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将实验室建成北京地区以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基地,面向国内外开放并实行产学研结合。 2.组织结构。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应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绿建实验室”的管理决策机构是“北京建筑大学科研基地管理委员会”,负责宏观决策和监督实验室在培育、建设、运行中的重大事宜。管理委员会任命的实验室主任是实验室的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营管理。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学术发展指导机构,由校内外优秀专家学者组成,职责是审议科研基地的建设目标、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审批基地研究课题等。[3]工作委员会由校内优秀教师组成,是实验室内部的建设与运营管理机构,职责是提出学术方向、学科布局及发展规划,确定实验室内部的组织结构、岗位设置及主要政策措施,编制实验室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财政专项的申报及经费、仪器设备的使用与管理,决定实验室的人力资源分配和其他相关事项。[4] 3.学术队伍。建筑科学类实验室需要建立庞大的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队伍。“绿建实验室”人员主要包括专职管理人员、进入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本校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客座人员等。教师进入实验室工作原则上由所在学院安排,当合作承担重大或重点项目时,需要按课题进行人员组合,可根据所承担的研究工作内容,由学院统一管理。研究生、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工作,需由指导教师所在院系统一安排,并报实验室备案。[4] 4.资产管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内所有财产均属于国家资产,是保证完成各项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等任务的必备条件和物质基础。“绿建实验室”实验用房、仪器设备及经费均由实验室在上级部门的监管下进行管理。经费管理由实验室主任负责组织使用与管理,主要包括专项建设经费、课题专项基金经费。专项建设经费指实验室建设期内,主要通过市财政专项解决,用于设备购置、平台建设等科研基地的基本建设。[4]课题专项基金指由学校划拨的“科研基地研究课题专项基金”,用于实验室的开放课题、自主研究课题等支出。“绿建实验室”的所有仪器设备在学校资产与后勤管理处验收合格后,即指定保管责任人负责设备的保管及借用,负责为设备建立技术档案,其中应含有使用说明书、设备使用记录、维修记录等。仪器设备涉及借用人较多,所以每次在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时,应在实验室办理借用手续,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安排协调。[5] 5.科研管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为提高实验室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和水平,需要履行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科研管理办法,科研管理水平影响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成果转化的水平。“绿建实验室”的成果有如下几方面:在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研究过程中或为解决某一科学技术问题而取得的具有一定创造性、先进性和实用价值的应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转让已有科技成果并取得重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新成果;有一定学术意义的科学理论成果;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行业标准等。[5]绿色建筑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以学术专著和行业标准为主,其他应用技术成果为辅。 三、对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的几点期许 1.各学科交叉程度仍需加强。建筑科学类实验室需要更深层次、多频率的学科交叉研究。对于建筑学来讲,需要交叉的学科有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和社会学等,目前我校绿色建筑实验室与能源学、土木工程学、材料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交叉的范围还有待加强,需要倾听更多交叉学科的意见。在交叉研究中,能够科学建筑设计方法,开拓设计思路,在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中,拓宽自身知识面,对建筑科学本身有了更为系统、理性的认识,对本身为建筑学出身的科研人员受到很大程度的启迪,也使其他学科科研人员了解建筑学,能够更好地配合建筑设计。以“绿建实验室”为例,是以建筑学院为主导,土木学院和环能学院为辅助进行研究,而实际研究过程中还是拆分为几个学科分别研究,多学科共同研究频率仍需提高,因高校年轻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投身科研的时间很少,而年轻教师正是科研的中坚力量,所以同时汇聚所有学科科研人员有很大难度,而且研究过程中需要各学科高频率的碰撞,在工作时间上需要得到院系和学校更多的支持。当各学科科研人员共同研究时,因为学科差异和认知差异,沟通也存在着一定障碍,建筑学作为这其中的核心学科,需要起到协调作用。 2.对外交流程度仍需加强。对于建筑科学类学科来说,尤其是绿色建筑方面,我国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后,比西方晚了二十年,我国目前制定了较为完整的绿色建筑评估标准,但在建筑全周期的时间内,尤其是在后期运行管理上仍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还难做到建筑物“绿色全生命周期”。我国政府目前在努力引导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但是学术背景、科研程度、实践数量、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对于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尤其是绿色建筑类实验室,更需要加强国际交流活动。目前我国绿色建筑设计的关键步骤是根据投资估算计算可采用的单一技术,忽视了技术系统集合和被动式设计的巨大作用,应该把交流的重点放在这两点上,学习如何能够设计出精妙的绿色总体设计方案。目前“绿建实验室”和国内几所开展绿色建筑研究的高校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交流,但与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鲜有交流,这与目前实验室的学科研究水平、科研经费和规模都有关系,未来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对外交流,将科研水平提速发展。 3.实验室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仍需加强。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在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中,涉及交叉学科的研究,所以更需要加强实验室专职人员的培养和进修,实验室技术人员需要较高的学业背景和工作能力,而职称、待遇和地位低,往往是一个人要做多个岗位的任务,所以很难留住人才,工作积极性会打折扣。另一方面,专职教师所在院系在教学等方面的担子重,尤其是年轻教师,很难安心在实验室内做研究。目前形成了一个现象,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参与研究难,交叉学科共同研究出成果难。 总之,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发展仍在不断的前进和探索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等的支持,建筑科学学科已较以往进行了科学化的研究。未来在经过更专业的技术队伍的不断的努力下,随着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会有更先进的辅助设备供科研人员使用,计算机模拟水平也将得到极大提升,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更好融合,与国外先进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在建筑科学科研水平上向世界一流水平靠拢,进而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化的发展。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会创造出更具有科研水平、实践意义、实际经济价值、提升环境现状并提高建筑能源效率、创造优质人居环境的研究成果,符合建筑业未来发展方向。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发展策略分析 摘 要:本文阐述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学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发展的措施和方案,以期为其他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期刊建设;发展策略 一、学报基本情况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创刊于1984年,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批准,教育部主管的学术期刊,2005年由《长安大学学报(建筑与环境科学版)》更名为《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6年开始由长安大学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共同主办。办刊宗旨是秉承科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工程建设水平。主要报道建筑结构、地下建筑与基础工程、防灾减灾、桥梁工程、建筑材料、建筑学、市政工程、力学等专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开设“专家论坛”和“院士讲座”。 主办单位长安大学对《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在办公条件、人员配备、出版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全力支持。《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目前有3名专职编辑,并计划在今后几年继续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增强编辑力量。 二、期刊发展策略分析 1.注重编校质量 自2005年更改刊名以来,《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狠抓期刊的编校质量和学术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期刊在连续几年“陕西省科技期刊审读评优”中均获得编辑出版优秀奖。 2.提高学术质量 面对新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特点及趋势,《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通过调整工作重心,加大约稿力度,树立了“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的组稿意识,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手段组织优秀稿件,以期全方位提高学报质量。经过几年的努力,期刊的投稿量不断增加,学术水平及影响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从2005年到2011年共出版28期,刊发学术论文520篇,其中:院士为第一作者的论文22篇,占4%;教授、副教授论文260篇,占50%。与同行业其他学术期刊相比,作者群体学术层次较高。发表的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在90%以上,国家级基金项目的论文数量达到了322篇,接近年发稿量的62%,其中不乏“十五” “十一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73”“863”等国家重点项目的论文。 3.扩大影响力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积极与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数据联系,争取被更多的数据库收录,从而扩大期刊的影响力。目前,《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已成为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波兰《哥白尼索引》(IC)、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十余种重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2012年,《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标志着《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根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数据,《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从2007年起,影响因子排序一直居行业前列,2012年的复合影响因子为1.314。 4.加强特色期刊建设 编辑部一直把打造特色期刊作为期刊发展的宗旨,并一直努力创办特色栏目。编辑部不断向行业内的名家、大家进行约稿,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并以此为突破口力争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建设成为建筑行业内的名牌特色期刊。在2006年9月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组织开展的“首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评比活动”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荣获“首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奖”。2008年、2011年《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两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奖”。 5.建设数字化平台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依托长安大学杂志社自主开发了稿件查询系统及审稿专家库,已稳定使用多年,现有审稿专家1700余名,且审稿专家库动态更新,保证了审稿质量。同时,长安大学杂志社已购买了期刊采编系统,编辑部正在调试系统,争取实现作者在线投稿、编辑在线办公、专家在线审稿、编辑部内部办公及文档管理统计网络一体化,为期刊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数字化平台。 三、发展规划 在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将努力提高《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向读者展示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信息。为提高国际化稿件和高质量稿件的比重,我们期望各位编委帮助编辑部组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编辑部也会进一步加大约稿力度,经常参加行业内的学术交流会议,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对时下的研究热点进行组稿,并加强稿件的审查力度。 建筑科学论文:基于科学学视角的建筑科学研究 摘要: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之一,建筑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介于社会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数学间的交叉学科,即建筑科学。目前,建筑科学仍然拥有着以交叉融合方式建立起分支边缘学科与分化发展的广阔空间。本文以科学学的角度出发,简要分析建筑科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基于对其的结构分析,提出建筑科学继续发展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科学学视角;建筑科学;发展研究 一、建筑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中国文字中的“建筑”,不仅能够表示营造、建造建筑物的人类活动,还可表示某种活动的建筑产物,或是某风格、某时期及其技术与艺术的总称,比如现代主义建筑、巴洛克建筑、古罗马建筑、秦汉建筑等。 我国的建筑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并在当时就具备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并以此在以后得到了一系列发展。据历史考证,在春秋末年,由齐国工匠官所著的《考工记》中,就已经详细记载了当时称工匠的主要职责,并记载了房屋建筑规则、王宫建筑规制以及都城规划等。可以说,我国是能够较早绘制建筑模型与建筑图的国家之一,但是与其相对应的建筑理论体系却并没有能够得到发展。 而现代建筑学的主体部分则源于西方国家,从历史上来划分,其建筑学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古代,即建筑学刚刚兴起时。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专业的建筑著作,其中涵盖了施工机械、建造方法、构图法则等内容。其后古罗马在古希腊建筑的基础上,使建筑的数量、规模、类型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公元前1世纪,来自古罗马的建筑师所著的《建筑十书》10卷本中,不仅将内容扩展到了住宅、公共建筑、施工设备、工具、供水工程技术以及建筑物与风向、阳光的联系等,而且首次提出了美观、方便、坚固的三原则。 第二阶段为近代,即文艺复兴时期。借助着文艺复兴浪潮,西方建筑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艺术因素注入到建筑活动中,而且由于几何学家也开始参与到建筑活动中,使建筑设计学、建筑制图学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1485年的《论建筑》一书更是首次兼顾到了建筑艺术与建筑技术,为建筑学的雏形树立了较为完整的概念,可以说是建筑学产生质变的关键因素。 第三阶段即现代,建筑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自从20世纪以来,已有的建筑学科不断随着对象的细化而有多门分支学科分化出来,其在综合与分化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增加分支学科。另外,建筑学图书、刊物的数量也是逐渐庞大,不仅表现出建筑学正在逐步走向繁荣,而且还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建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难看出,建筑学已经演变为结构复杂的学科,所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建筑活动与建筑物的学科都已经超越了单一建筑学的范畴,因此应称这些学科为建筑科学才更为恰当。 二、建筑科学继续发展的措施 时至今日,建筑科学学科可谓发展潜力巨大,而为使建筑科学的发展更为有序、可持续发展,基本应遵循一个基点,两条主线,三位一体的发展措施。 (一)一个基点 就是准确、清晰地把握好过去、现在、未来的建筑科学,并将此作为基点,完善总体规划,将力量进行合理部署,进一步将发展重点突出。而建筑科学学、建筑科学史就是为使建筑科学的发展而创立的新学科。 从本质上来看,建筑科学史就是将建筑科学及分支学科的演化进程进行梳理与回顾作为其任务,而建筑科学学则是基于对建筑科学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对建筑科学的定位、体系结构、持续发展的前景、态势、条件、背景进行探讨。它们既是建筑科学、建筑学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思,更是建筑科学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前,这两门学科的内容一般都包含于建筑学基础、建筑学原理以及建筑学概论之中,而现在,这两门学科的独立已是必然,它们的创建对于整合性发展建筑科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支持作用。 (二)两条主线 就是指在完善、充实建筑科学学科结构的同时,应全面考虑内外两条线,其中内线应对已有学科的分化进行强化,而外线则应使学科间的融合得到促进。 首先要为已有学科营造出渐次分化的环境,通常情况下,研究对象分化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分化。建筑物与建筑活动是建筑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只要能够分化建筑物与建筑活动,那么建筑科学的已有学科也能相应获得细分化的可能。 其次是与相关学科的合作、交流与沟通要加强。建筑科学人员、建筑工作者应将其知识面充分的扩展,从而在建筑科学人员身上形成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同时还应积极地建立起与相关学科人员的横向联系,在合作课题中营造出萌生边缘分支学科的条件与机遇。 (三)三位一体 就是建筑工程、建筑艺术、建筑科学三者得到协同发展,并在建筑工程与建筑艺术的基础之上,将建筑科学建设重点突出。 建筑工程、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之间应当是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点。 图1建筑科学与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关系示意图 建筑物、建筑活动另外的表述方式就是建筑工程与建筑艺术,它们既作为建筑科学研究的对象存在,同时也是建筑科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筑科学只有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并将这些内容提升为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得到建筑科学的相关回馈,进而发展成有理论导向、更具创造性的建筑工程实践与建筑艺术实践。 结语:综上所述,对于基于科学学视角的建筑学科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其继续分化、细化且衍生出更多的边缘学科并得到更大发展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建筑科学的发展进程开始研究,摸清建筑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根据时展的需要,使建筑科学更为完善。 建筑科学论文:钱学森对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战略思考 摘 要: 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 钱学森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 纯熟地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 高瞻远瞩地、 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系列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思想: 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城市学; 提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山水城市的战略构想; 提出“建筑哲学是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领头学科”; 提出要区分宏观建筑和微观建筑的思想; 提出建筑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一个科学技术大部门并且构筑了体系结构。这些战略思想为建筑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钱学森; 建筑科学技术; 城市学; 山水城市; 建筑哲学; 战略思想 导言 钱学森把园林学作为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切入点,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的武器和系统科学的战略眼光, 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和建设性的意见。他依次提出将建筑列入文学艺术大部门的思想(1982年); 提出建立园林学的思想(1983年); 提出建立城市学的思想(1985年); 提出把山水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的思想(1990年); 提出要重视建筑哲学在建筑科学技术体系中领头作用的思想(1994年); 提出建筑科学技术体系及建筑科学大部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1996年); 提出宏观建筑和微观建筑的思想(1998年)。这些思想以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思考的起点,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明显的民族性; 明言是为人民服务的, 又具有“人民性”、大众性; 是一种超前性的思维, 具有前瞻性、时代性特征; 未来中国的建筑科学必将融入世界科学技术之中, 因而还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有关建筑科学技术的著作有, 1994年9月初版, 1996年5月增订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1]; 1999年6月出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 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2], 两本书150多万字。根据钱学森的意见, 这是两本“多家言”的书, 不仅有钱学森的论文和信札, 而且还包括其他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2001年6月出版的《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3]仅收入钱学森有关城市与建筑的论著, 并附以必要的注释。2009年5月, 鲍世行、顾孟潮编著的《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探微》[4]出版; 2010年6月, 鲍世行编《钱学森论山水城市》[5]出版; 2010年11月, 顾孟潮编《钱学森论建筑科学》[6]出版。在短短数年之内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这在当前学术界还是罕见的, 足见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 关于园林学的研究(1958-1984年) (一)《“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 钱学森研究建筑科学技术是从园林学开始的。1958年3月1日,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 吹响了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号角。这篇文章富有诗意的题目出自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中, 是杜丽娘的著名唱词。文章阐述了如下思想: ①提出中国园林与中国山水画、花卉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②提出园林学和建筑学都是美学艺术和工程技术彼此融会贯通的美术学科的思想。③提出新时期的园林学要有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④提出园林学和园林设计都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发展创造的思想。[7] 园林学是钱学森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切入点,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是他研究建筑科学技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对于建筑科学、山水城市等思想当时都已经基本形成。后来明确提出的①“山水城市”是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融合在一起的思想; ②建筑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互融会贯通的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思想; ③“山水城市”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内涵的思想; ④在建筑和城市建设中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思想, “山水城市”也是高技术城市的思想, 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初步阐述的思想渊源。后来以此为基础作了新的发展, 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二)《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本文文稿是由当时市长班学员、 合肥市副市长、 园林专家吴翼同志根据录音整理的, 原题为“钱学森同志谈园林艺术”。《城市规划》编辑部在1983年11月26日收到稿件后立即寄给钱学森请他审阅。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经钱学森亲自修改补充的, 即1984年在《城市规划》上发表的《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文。 1983年10月29日, 钱学森在第一期市长班上的讲话。后经过吴翼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 以《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为题发表于《城市规划》。该文着重讲述园林艺术问题, 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思想: ①提出中国“园林”的概念与西方园林有本质区别的思想。首先, 提出中国园林不是建筑的附属品, 园林艺术也不是建筑艺术内容的思想。其次, 明确了中国“园林”综合了landscape, gardening, horticulture三个方面, 经过扬弃达到更高一级的艺术产物和“园林艺术”是更高一层的概念的思想。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不同观赏尺度和四个层次的思想。中国的园林可以看成“盆景”、“窗景”、“庭院”、“宫苑”四个层次。 钱学森把园林与城市建设相联系, 提出园林为城市建设服务, 以园林艺术来美化城市, 让园林包围建筑的思想。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山水城市”的思想, “山水城市”概念呼之欲出。用园林艺术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来表现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文明, 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要重视并搞好环境美, 并充分应用祖先留下来的园林艺术珍宝, 这样才能使人体会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这篇慧眼独具的文章在园林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建筑科学论文:引导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 摘要: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积极引导建筑业界开展对绿色公共建筑的科学研究成为行内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本文从我国在该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及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正确的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角度,探讨如何引导相关研究展开分析,号召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力争实现建筑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绿色公共建筑;建筑科学;建筑设计;绿设计标准;节能材料 一、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筑科学的定义 建筑从最初的遮风雨、避严寒逐渐发展到现今的智能化建筑,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从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上升到美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需要。专家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问题。有鉴于此,业内学者提出了“绿色建筑”的理论。“绿色建筑”象征着健康、环保、高效、节能的环境,是以美学、生态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互动、良性发展的建筑环境,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群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理想建筑。 目前比较流行的对绿色建筑的阐释是从建筑的生命周期的角度,即从建筑的设计规划, 到后期的建设施工、运营和建筑的报废、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在建筑的建设施工、运营、报废拆除等阶段存在的资源和能源的输入输出,各种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的排放处理问题,都要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充分考虑其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绿色建筑是指在规划设计阶段考虑并运用周围的环境要素,在施工的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运营阶段为使用者提供低耗、舒适、健康、无害的空间,在拆除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低最小的建筑。在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减少对资源及能源的浪费,控制废气、废水等废弃物,从而建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绿色公共建筑。 而对建筑整个生命周期中涉及的绿色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总结与研发、可再生材料和能源的研究、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技术的研制等方面的探索都可以归类于绿色建筑科学的范畴。 二、 我国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建筑等相关学科起步晚,起点低。同国际先进的学术水平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很多的理工科院校都加强了建筑相关学科的专业体系建设,但是普遍存在着教师学术科研能力不高,学生学术素养水平低的情况。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在校学习的技术滞后于当今技术发展水平。研究内容过于理论化,研究成果没有有效的渠道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于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我们要明确清晰的认识。即要明确绿色公共建筑的评价体系,只有确定了发展的目标,才能清楚如何做,以及围绕评价体系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相关产业协会和科研高校的支持。只有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 (一) 积极构建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推动建筑科学的发展 1、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的组成 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很多的因素构成。所以,要界定公共建筑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标准,科学研究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需求,首先就需要明确构成评价体系的主要因素。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的主要评价因素如下几个方面: (1) 清洁能源。由于公共建筑的能耗较大,所以优良的清洁能源系统能够有效的避免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所谓清洁能源系统是指充分利用环境友好能源,如光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公共建筑的动力源。减少火电、地下水开采等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能源。在内部结构设计方面,要尽可能的采用辐射供暖措施,从而减少对能源的需要;优化设计外墙体和窗口,充分利用光照和自然风,实现低能耗的需求。 (2)建筑材料。公共建筑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其对于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有着不同于住宅建筑的需求,所以建筑材料的选取决定着公共建筑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标准。在选择建筑装饰材料时,要选取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少,安装使用后对人体无负面影响的健康材料。提倡优先选用再生材料和可循环材料,提倡绿色办公理念。 (3)室内声学系统。由于公共建筑的职能决定了此类建筑对声学有着独特的需求。首先,由于公共建筑多选址在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段,所以对于屏蔽室外噪音的能力要明显高于住宅建筑。其次,公共建筑经常用来举行大型活动,这就要求在室内设计过程中和室内装饰材料的选择上要保证观众对声音清晰、愉悦、不失真等方面的需要,同时还要不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环卫方面。公共建筑的人流量大,产生的废弃物也较多。所以,满足废弃物排放需求,并且不对环境造成过分影响的环卫系统就显得极为重要。绿色的公共建筑应当配有完善的环卫系统。能够实现垃圾的有效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并能够实现废物的回收再利用。 2、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需要按照一定的构建原则进行组合。基于绿色环保理念和公共建筑的特点,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应当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性原则,在科学规划施工的基础上,有可操作性及层次性的设计建设。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独特个性,因地制宜的灵活处理绿色公共建筑的共性与当地自然、人文等环境的个性关系。 3、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 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估体系主要有以下四个评价流程:规划设计阶段、建设施工阶段、验收运行阶段和报废拆除阶段。在每个评价阶段,都要从能源、材料、声学系统、环卫系统等角度制定对应的评价依据和评估体系,对评估对象的各个阶段做全方位的考察,只有评估各阶段都满足绿色公共建筑的要求,才能开展实际的施工操作。只有通过对各环节的准确控制,才能有效保证绿色公共建筑标准的实施。 (二) 国家政策支持,健全法律法规和激励性政策 我国现有体制的特殊性,决定发展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必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政策。前几年,中国政府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文本,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同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扶持绿色建筑产业的研发建设。这一系列的促进政策有利于实现产学研的统一,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将科学研究从图书馆搬到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2005年正式公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也为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明确了研究的方向。 (三) 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参与 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人民群众才是公共建筑的使用者和评价者。只有科学的发展满足人们的需求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要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公众的参与程度,将建筑科学的发展同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从而保证科学发展目标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四、 结论 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符合建筑发展的潮流。作为建筑研究者和从业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作中围绕这一中心,切实的开展工作,促进中国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飞速发展。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踏实肯干,促进我国建筑科学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平面设计论文:涂鸦艺术和现代平面设计的共性及其融合 1、涂鸦艺术的渊源 早在公元前10世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庞贝古城的古城墙上就出现了涂鸦的影子,那不勒斯人在墙面上留下了生活的种种细节,包括政治言论、爱情宣言、咒语甚至是一些骂人的脏话,这种古老的涂鸦形式一直持续到古城被突如其来的火山灰湮没的一瞬间,这也是欧洲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涂鸦遗址。现代涂鸦艺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伴随着美国黑人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是一种较年轻的街头艺术。与古老的庞贝涂鸦不同,现代涂鸦自诞生起就有了自己的审美追求,它不再只是单纯的用文字来表述情感,而是用大量的图形符号搭配来文字。现在的街头涂鸦艺术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都能发现其身影,而且也不再蜷缩在阴暗贫穷的角落中。人们热衷于涂鸦艺术的参与和分享,上至艺术家下至普通小孩都试图在墙上进行创作,以彰显独一无二的个性,这不仅是一个全民皆能参与的艺术体验,也是都市里前卫新奇的大众文化。 2、作为大众文化的涂鸦艺术 作为大众文化的涂鸦艺术,其实与同时期的波普艺术(PopArt)有着密切关系。它们都是在美国现代文明里孕育诞生,都是源于年轻一代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与批判,是年轻人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两者均以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为特征,力求最大化的表现自我。从某个角度看,涂鸦艺术可以看作是波普艺术的延续与发展,都倾注于大众文化的通俗表现,建立了一套独有的视觉文化符号并以其为主要表现语言。所不同的是,波普艺术的创作者多经过专业艺术训练,有着较好的艺术修养,其中不乏着名的艺术家、建筑家、批评家,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使得他们直接将大众的日常生活品作为创作的素材,以表现特定的大众文化主题。而涂鸦艺术的创作者几乎没有任何艺术功底,他们多由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失业者、辍学者、苦力劳动者、问题青年组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贫民区,生活的艰辛与强烈的个性使这些人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他们需要将这种情绪得到释放,因而他们游走于城市角落,在反战、反种族歧视、反压迫和权利争取的浪潮下,用各种喷涂工具进行自我宣泄,这些人构成了作为大众文化的涂鸦艺术的直接参与者和体验者。 由于涂鸦的广泛参与性和自由随性的特点加上能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在涂鸦的世界里没有高雅与低俗之分,也没有专家与业余之异,只要是对生活有所感触就能成为创作者,这也是涂鸦在大众文化方面的主要特征。 3、涂鸦艺术与现代平面设计思想的不谋而合 涂鸦在形成初期,由于其夸张怪诞的风格并不被人们接受,甚至被视作视觉垃圾,然而就是这种显得不入流的街头艺术却得到了极大发展。在70年代的美国,它几乎占据了整个纽约地铁系统,形成了纽约的一道独特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与参与,由于创作群体的扩大,各种新奇的元素被不断注入进来。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涂鸦艺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因此,创作者们开始寻求更多新奇的元素来进行创作,以期在众多作品里突显出来。这种标新立异寻求突破的思想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创意思想不谋而合,它们都渴求以其前所未有的创作来获得人们最大化的关注和认可。 创意是设计的核心,创意的来源首先即是敢于寻求对已有的突破,故步自封或者盲目抄袭自只会使设计走向失败。时至今日,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导致很多设计难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支撑,才会出现同质化的问题。因此,现代平面设计强调必须要推陈出新,还要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就如同涂鸦艺术在不断需求变化一样,它总是耀眼、醒目,伴随着夸张的图案造型和鲜艳的色彩,还有用涂鸦艺术独有的字体标示的各种尖锐的语句,带有明显的反叛精神,目的都在于吸引来往人群的注意,形成一种反文化社会的氛围。 由于当前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设计业发生了很大改变,平面设计也因为媒介的转变而发展为多元媒体设计,这种趋势目前依然在进一步发展。现代设计越来越讲究跨界的交流与合作,主张多元风格,强调设计应该清晰易懂,同时还应富有个性,反对设计上的单一,设计师不但要具备基本的设计知识和素养,还要与时俱进接触处在时代前沿的各种新思潮和新技术,此外还应对传统的、民间的文化艺术有所掌握,对商业营销学、消费心理学、材料学等还应清楚了解。因此,现代设计往往是融合了声光电、二维与三维、传统与现代等多个领域的跨界设计,而涂鸦艺术也在不同的时代吸收了不同的元素,使其表现领域得以扩展。 4、涂鸦艺术与现代平面设计有着共同的视觉语言 视觉语言是平面设计的组成基础,对平面设计的研究更多是对视觉语言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人类的平面设计可以看作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各种符号来记录信息和解决问题,这些符号实际就是视觉语言,包括点、线、面、形状、色彩、文字、图片、肌理、空间、声、光、电等。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每天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各种海量信息,而最终能留下深刻记忆的只有少数的视觉冲击力强、创意鲜明的内容,更多的是“传而不达”,对平面设计而言,视觉传达的有效性直接决定设计是否成功,也就是设计是否真正做到“传与达”,其中关键在于视觉语言的准确与有效。 涂鸦艺术与现代平面设计在视觉语言的表现上有着共同之处,它们主要都以文字和图形为主要视觉语言,和其他相比,这两种最为有效和直接。图形是人类最早用于记录信息的符号,它形象而生动,也是最易实现表述功能的方式,不同种族地区的人在语言上或许有很大差异,但利用图形的表意功能却能较易实现沟通。涂鸦的图形元素多是一些符号与图案,无论是抽象还是具象,它都是涂鸦者借以抒发情感或传达信息的载体。平面设计中的图形还包括图片,原本这些孤立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的线条、色彩、图片等元素,按照对称、均衡、变化、统一、节奏、韵律等形式美法则重新整合,就会表现出某种特殊意义,也就是涂鸦艺术或平面设计所要呈现的主题。当图形不能完全满足所要传递的信息时,文字作为约定俗成的信息载体就会得到应用,相比较图形而言,文字的传情表意的功能显得更为精确,而且文字本身就具有图形的意义,甚至是将文字图形化,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还能美化和节约版面,使空间的利用更为合理,这是其他视觉语言所不具备的优势。涂鸦艺术中的字体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其丰富的变化和夸张的造型再加上对比鲜明的颜色,与周围的图形相得益彰,现在这种看似另类的字体已经渗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涂鸦字体体系。 5、涂鸦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1)涂鸦艺术与字体设计。涂鸦艺术在起源之初主要就以文字为主,人们在墙上涂画上造型怪异的文字作为帮派符号,后来一些具有绘画天赋的人对文字进行了重新设计,使文字不但变得好看而且具有了符号化的特征。文字在涂鸦艺术里占有很大比重,欧美的涂鸦艺术尤其注重对字体的设计,也诞生了一些着名的涂鸦艺术家,如隆尼伍德(LonnyWood),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涂鸦字体叫“气泡字母”,其他还有石块体,斜体等,多用箭头作为字体笔画,通过透视、变形、叠加使文字体积化、方块化,在涂鸦者对于字体的狂热追求下,又出现了狂野体、机械体。涂鸦艺术传入中国后,汉字被应用于涂鸦创作,使汉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涂鸦风格。涂鸦的字体设计是一种艺术贡献,由于涂鸦创作具有很强的随 意性和即兴发挥的特点,无论是图案还是字体都较有创意,其中涂鸦字体被广泛应用于平面设计中。如“劲浪口香糖”在广州和武汉的公交候车亭广告,其广告的主要篇幅即为一个夸张的大号黄色涂鸦文字。此外,涂鸦化的字体还被用于标志设计,鼎盛广告公司的标志就为涂鸦化的“鼎”和“盛”的组合,富有个性又不失现代感。 (2)涂鸦艺术与海报设计。涂鸦艺术诞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独特的视觉符号,这些抽象的、怪异的、夸张的符号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与其他艺术相比,涂鸦艺术没有专业上的限制,也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它是人们即兴发挥的创作,正是这种随兴而发的创作形式使涂鸦具有了质朴、率真、自由、大众化的特点,又因涂鸦者的差异而个性十足,这也是涂鸦艺术能吸引人的地方。涂鸦艺术的视觉语言既有卡通形象、名人、明星、文字、数字、生活品等大众化形象,也包括个人创作的抽象符号和图案,但它们都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将涂鸦艺术应用到海报设计中,同样也会带来相同的视觉效果。 海报设计中的涂鸦元素主要是图形和色彩,涂鸦中的色彩一般都有很高的纯度,色彩间的对比也很强烈,彰显出自由不羁、狂放自然的情怀,常用黑、白、紫、黄、蓝、玫瑰红等几种颜色。例如,国外爵士音乐会的海报设计,就常借以涂鸦的表现形式,用点、线、面、音乐节奏符号组成涂鸦风格的图形,其文字也常是涂鸦字体,整体上看就是一副涂鸦作品,刚好吻合爵士乐自由、活泼、即兴的演奏风格。 (3)涂鸦艺术与装饰设计。涂鸦艺术在创作上没有技法的约束,涂鸦者可以自由发挥感兴趣的内容,创作手法流畅自然,艺术效果炫目夺人,且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因此,涂鸦艺术常被用于装饰设计,成了时尚界的宠儿,以突显与众不同的个人品位。如美国着名涂鸦艺术家基斯·哈林,他的代表符号“空心小人”就常用于杯子、短袖、时尚用品的装饰;世界着名品牌路易·威登曾专门设计过一款GraffitiAlma(涂鸦手袋),将平民大众化的街头艺术搬上了世界顶尖时尚,后来,诸如迪奥、耐克、阿迪达斯等一流品牌也曾将涂鸦元素应用到商品的装饰设计中,符合了年轻一代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特性。此外,在商品包装、书籍装帧、汽车的装饰设计上,涂鸦元素也深受设计师青睐。因为涂鸦艺术在看似反叛的外表下,实际反映的是民众的精神世界,单纯质朴的画面中是人们内心的反思与呐喊,今天的涂鸦艺术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因素,成功实现了由反叛的街头涂鸦到流行的视觉艺术的蜕变。 6、结语 从庞贝古城到现代都市,从中国到欧美,涂鸦艺术都在不断被重新定义,它的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符号都在诉说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理想;另一方面,涂鸦艺术的独特形式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它不仅为平面设计带来了视觉语言的多样化,同时它的“人本”原则也诠释了平面设计的核心内涵,它蕴含的真性情、少做作、去粉饰的艺术气质正是现代平面设计所极力追求的。 平面设计论文:谈现代平面设计中图形创意的艺术意境的研究 平面广告拥有长久的发展历史,是整个平面设计过程中出现最早、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广告设计方式之一。平面广告主要通过画面的图形设计来实现宣传目的,虽然表现形式单一,但通过灵巧的图形组合,再高层次的艺术追求都可以得到完美体现。平面广告正因为有其独特的创作魅力与发展空间,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士积极加入到平面广告的设计队伍中来,不断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设计发展方式。 一、阐述基本图形创意的概念 早在20世纪初期,平面广告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被广为传播着,在整个媒体宣传国策和那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设计不难理解,实际就是一个想法的创作过程。一个成功的平面设计广告作品不仅仅具有其应赋予的商业宣传价值,还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展品。图形的拼凑处处体现了个性化价值追求,作为广告唯一的一种变现形式,需要设计者大胆创新,只有关注到别人无法触及的领域,才能充分体现平面广告的最优价值。一个成功的平面广告作品不需要繁琐的结构,可以轻易让人了解到实际宣传内容,并在心里形成良好意识就已经可以达到创作目的。 在平面广告设计过程中,所谓新创意的运用即是为了表达商业价值,创造者通过对基本图形元素的拆分、组合而最终形成图形方案,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好的广告作品可以让欣赏者眼前一亮,虽然表现形式或简单、或夸张,但整体不偏离宣传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科技技术手段也逐步走进平面广告的设计过程中来,计算机等工作的应用使得单一的创作方式开始想着多样、灵活性的方向发展。单纯的二维平面图像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的处理,也可以在平面上体现出真实的立体感觉,留给欣赏者充分的想象范围,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创作者的思想境界,达到最终的宣传效果。 二、创作过程不能偏离最初设定的表达主题 广告的作用不可厚非即是为某个商品进行宣传,为生产商形成良好的宣传效果,从而推动产品的销售。广告内容要以宣传形式为主要中心,要求创作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不能偏离最初设定的表达主题,否则,即使得出的作品引人入胜,但也不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广告,得不到相应的市场效应。所以,在进行平面广告创作之前要充分了解广告需要宣传的产品特点,定下基本的设计理念,再进行大范围的创新设计,保证整个思想不偏离主题,最终形成商业化与艺术化完美结合的统一整体,达到最初的产品宣传目标,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宣传的目的。 三、要使观赏者体验不同的视觉冲击效果 考虑平面广告通常的摆放位置,对平面广告的设计要求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大众主流化,否则在芸芸众生的室外环境下很难吸引目标客户的眼光。一个成功的平面广告作品无论放在什么位置,见过的人都会明确其宣传内容,并在心里形成一个良好的印象。要让不想看的人也忍不住看,并被广告内容所深深吸引,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虽然表现方式只能通过图形,相对单一,但是图形的整体构成却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表达的效果或喜、或悲,只要能起到宣传作用,吸引消费者眼球,其就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广告作品。因设计海报而名声远洋的霍尔格·马蒂斯就曾和别人谈到过:“什么是成功的平面广告作品?就是不需要任何文字也能让别人了解他的真正含义”。平面广告要求用图形来表达文字的内涵,图形是唯一与欣赏者的沟通媒介,怎样合理的表达思想方式,使其不与欣赏者形成较大误差,需要广告设计者拥有很深的图形组合能力,并在平面广告设计过程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消费者心理。图形也可以作为一种沟通语言,来形成心与心的沟通,表达效果要与文字相同,甚至要远远高于文字的沟通能力。毕竟,图片可以让观赏者形成一定的感官意识,但却留与观赏者更大的想象空间,此处无声胜有声。例如,在新一届世界杯的现场,可口可乐公司就推出了存图片的平面广告,球场、队员、足球,这与现场完成统一的因素很好的体现了商业价值,足球运动丰富多彩,可口可乐时刻关怀。不需要过多的陈诉,欣赏者就了解了公司的宣传目的,并形成了深刻的思想意识,真可谓一箭双雕。 四、不能缺乏文化底蕴的涵盖 单纯只是内容丰富,即使完全体现了广告的商业价值,但因缺少文化底蕴的融入,也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广告作品。好的作品虽然具有超高的艺术价值,但在发展过程中并不脱离生活,也与古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发展联系。泱泱大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其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深究的,在整个平面广告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结合文化底蕴,孔孟思想、山水田园,这些传统文化素材也可以在平面广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平面广告的成功点在于要为欣赏者创造真实的感官意境,深刻的文化底蕴涵盖其中,既有很高的欣赏艺术价值,又能很好的被普通百姓所理解。这就是当今时代对平面广告的真实需求,要求广告设计者要有很好的理解意识,艺术文化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五、广告作品要处处体现产品个性 当今社会正处于追求个性的时代,艺术也需要个性来充分发挥其特点。纵观历史的发展大潮,艺术家都在追寻个性化的道路上不断拼搏着。艺术的发展法相不足单一,新鲜血液的不断融入推动其时刻处于向前发展的状态。在平面广告设计过程中,个性鲜明尤为重要。在平面广告发展的过程中,有所成就的创作大师都拥有其独特的设计方式,冈特·兰堡的作品就因为融入了自己国家独特的文化特点,最终完成多个有个性化的广告作品。靳埭强的优势在于对中国古文化的理解,其作品出处体现了中国古文化的发展魅力,鲜明的个性吸引了众多观赏者的目光。总之,想要在平面广告方向有所造诣,就要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脱离大众水平,才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六、结语 成功的平面广告作品不仅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要充分融入良好的文化底蕴,使观赏者体验不同的视觉冲击效果,体现产品个性,总之,需要创作者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创新,用图形充分表达文字概念,形成良好宣传效果。 平面设计论文:平面设计中的汉字字体的艺术性 一、汉字的产生与发展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从形成、演变再到成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直到今天,汉字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并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得到传承和积累,汉字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散发着更加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 汉字源于结绳、契刻、画图,是原始人类的记事方法。汉朝郑玄的《周易注》中记载:“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中都能看到结绳记事所留下的影子。契刻记事在古代是另一种使用得很广泛的记事方法,它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当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需要已经不能被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所满足时,就出现了使用图形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的记事方法。后来图形经过简化形成特征符号,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就形成了。商代的甲骨文是汉字最早的字型,主要是王室用于占卜和记事的文字。 殷周时期发展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也对文字进行了统一,并简化为形体偏长、匀圆整齐的小篆。汉代以隶书将小篆取而代之,是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而产生的字体。楷书则由隶书演变而来,萌芽于西汉,盛行于魏晋以后。楷书丰富了撇、捺、勾、挑等笔划,减省了隶书用笔的波折。行书是继楷书之后,运笔较为自由的一种字体。而草书则是书写运笔更自由的一种字体,它的笔划大胆而不随意,简约流畅,字形优美多变。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在现代设计中多用作装饰图形的处理。明朝的宋体、民初的仿宋体、现代的黑体则成为现代汉字常用的印刷体。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用,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汉字的简化使中国的文字走向世界,传入日本、韩国以及一些东亚国家等,尤其在日本,汉字的运用和发展得到重视,在汉字的造型结构、排列次序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创新研究。相反在我国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做得少之又少。 二、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汉字已经不单单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更是美化设计的一种元素。汉字多变的字体形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汉字在平面设计中应用提供了新的平台。全球统一化的发展趋势中,汉字在吸取世界文字符号精华的同时,将自己文字的民族个性体现出来,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形成风格各异的现代汉字图形。当今平面设计中电脑技术的应用已相当成熟,这也是促进汉字图形设计发展的因素,利用各种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对文字的结构进行再设计、对文字进行装饰美化、对文字的肌理、光感等方面的特殊处理,使汉字设计具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新颖的字体给人们带来美的视觉艺术享受,同时在品牌推广中具有更高的识别性,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提高企业品牌形象的识别和传播力度。另一方面,汉字是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必然产物。在平面设计中,汉字不仅是传达信息的工具,也是美化视觉效果的一种手段,它不仅要求我们能看得懂,还要求能带给我们美的视觉享受。字体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版面的视觉效果。字体的设计同时也是创意的过程,创意是设计者的思维水准的体现,是评价一件设计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准。因此,汉字字体的设计是增强视觉传达效果,提高作品的诉求力,赋予版面审美价值的一种重要构成技术。 如香港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于1995年为台湾印象海报展邀请展创作的作品“汉字”系列,“山”、“水”、“风”、“云”海报以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巧妙地运用中国的象形文字作为造型要素,在海报中,文字既是字,又是一幅表现文字内容的画。在作者特意留出的纸白上将山、水、风、云几个字用浓淡的笔墨变化表现出来,画面效果鲜明独特。这几个字既体现了中国传统书法的文化底蕴,又将中国汉字清逸纯净的意境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书籍装帧设计师吕敬人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就以汉字作为设计的元素,以简洁的形象展现出丰富的寓意。偏旁部首是汉字构成的最基本元素,在书封的设计上就以汉字的基本笔划点、撇、捺作为三册书的主题体现,极具个性又不失统一。汉字的构成元素成了设计者表现的手法,点、撇、捺这些单纯的图形不仅醒目而且便于记忆,更能将书籍的文化理念完整地表达。为了表现,让读者单单看到封面就能感受到朱熹千字文的书法艺术精髓,为书籍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并能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在中文版式设计中,字体也是表现视觉传达的重要手段。版式设计是现代设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设计者所必备的基本功之一。经过设计的优美字体能让人赏心悦目,如沐春风,而没有经过设计的字体则会缺少创新,不免会让人觉得了无生趣,乏善可陈。 三、现代汉字字体设计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缺失已受到重视,文化的回归成了现代设计的重要课题。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史,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汉字为代表的主体风格设计有着更多的关注和喜爱。汉字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明史的开始,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汉字的设计以形表意,不受地域限制,突破了传统的汉文化区域,呈现出向世界范围发展的趋势,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汉字字体设计在当今生活中有着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现代汉字字体设计方法很多,最普遍的方法是对汉字的笔划进行设计。其中有单纯的为了体现美感而进行的笔划设计,如将原本刚毅的笔划设计为优雅的带弧度的笔划、将部分笔划减少、增加部分笔划、对几个字的笔划进行连笔设计等。如可口可乐的中文字体,香港着名广告设计师陈幼坚对1979年以来在中国市场上使用的字体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替代了以前普通的印刷字体。可口可乐四个字整体向右倾斜,看起来动感十足,可字下方和乐字上方弧形设计相互呼应,增加了整体了动态感和节奏感。在笔划方面,横笔细而方,竖笔粗而圆,形成相互对比的关系。经过这样的设计,字体显得秀丽、飘逸,增加了字体的辨识度,是能够让人加深印象的字体。 另外一种是对文字进行同构设计,用文字造型的个别笔划来绘制与字意内容相关的形象图形,使用具象的形态替代文字的部分笔划。如“桥”字的设计,桥的下面部分笔划撇和捺可以设计成流水的形象,这样可以使其加强汉字本来的特征而又具装饰的视觉趣味。又如“云”字下半部分设计成云朵的形象,繁体的“龙”字右半部分设计成龙的形象,“鹤”字左边撇的笔划设计出鹤的形象等。这些字体的设计在形态上产生了变化,能够很好滴阐明文字的内涵,增强字体的内容特征,形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造型语言。此外,字体的设计有着还原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的感觉,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四、结语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它以自己独特的形式美感与艺术价值受到世人瞩目,并且它的魅力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认同。因此,中国的设计师应该大力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分挖掘汉字的文化意蕴,挖掘汉字中不可替代的文化附加值,充分利用汉字的构造特点,运用汉字的精粹,同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不断设计出极具民族特色、简洁生动、符合时代精神的汉字,融入视觉传达的设计之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工作单位:重庆 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平面设计论文:浅论民间美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从表面上来看现代平面设计和民间美术之间并没有关系,现代平面设计属于现代文明催化下的一种商业化程式,而民间美术则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学思想,然而在当代设计艺术的构成主义风格以及功能主义方面,现代平面设计和民间美术之间却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民间美术的造型元素、审美功能、使用功能、色彩特征以及象征寓意等方面都与现代设计存在着十分广泛的联系。民间美术以现代平面设计的表现手法和理念充分的结合了起来,而且广泛地运用在了室内装饰、动画、服装、包装以及书籍装帧当中,在现代设计中有效的融合民间美术的各种形式能够使自身的设计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一、在现代平面设计艺术中对象征寓意的应用 象征寓意在民间美术的艺术创造中属于一项基本的艺术手法,其主要是通过对某一事物外在特征的借助,从而将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寄寓在其中,或者将某种特殊意义的事理表达出来。在民间美术中经常运用象征寓意的方法从而将美好的祝愿表达出来,经过长期的发展,民间美术的寓意方面包含了十分深厚的民族情感,并且将丰富多彩的吉祥图案与相应的稳定的象征寓意形成。比如,团花剪纸就具有团结和气的寓意,牡丹具有富贵的寓意,鲤鱼和莲花结合在一起具有“连年有余”的寓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象征寓意虽然无法如同民间美术一样保证任何造型都具有寓意,然而只要与民族传统方面的设计有关,设计师总会将这些民间美术中蕴藏的意义运用在平面设计中,比如民间祥瑞图案“盘长”就在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中得到了应用,其主要就是采用相互缠绕的造型寓意着联通公司沟通无障碍以及连绵不断的发展,这就将民间美术的象征性充分的运用到了现代标志设计的理念中。 二、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对民间美术的造型元素的应用 在民间美术中造型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蓄能够在造型艺术上充分地反映出来,而我国民间艺人独特的造型意识和思维方式、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成的审美观念是造型艺术的主要来源,现代平面设计如果要想有效地结合民间美术,除了要对民间美术中的精华进行吸取之外,同时要做到真正的创新,这样才能够将与现代审美相符合的作品创作出来。 现代平面设计中已经广泛的运用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造型元素,比如,某电视台台标以彩陶上凤鸟的图形为根据,再经过变形以及夸张的手法,采用两鸟相对的方式取代一鸟的图案,这样就通过旋转的翅膀将表现出了很强的动感,从而将主题的完美性很好的体现了出来。这种变形以及夸张的手法主要是吸取传统物象,而并不是刻意的去追求,其最典型特征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将一般特征舍弃了,这样就使设计作品的审美力度得以增强。总之,该台标的设计属于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成功运用民间图形与造型手法的典范。 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以及商品的包装设计等现代平面设计中都将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出来,并且在设计的过程中直接地借用民间美术中的工艺制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构成形式等,这样就使得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艺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性。这种方式的审美原则广泛地运用在了现代产品包装设计中,比如某果汁就设计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包装,其主要的设计图案就是描述具有鲜明的民间绘画形象的两个小孩通过竹竿打果子的一个场景,其中拿着竹竿打果汁的是小男生,而在旁边用布兜兜接果子的是小女生。这个设计图案之所以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主要是采用活泼以及生动的图案打动消费者,从而使消费者对这种生活产生一种憧憬。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质朴的审美观念是民间美术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现代设计除了要对民间美术造型元素求全之外,同时也要对美进行追求,并且将主题突出出来,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形成和谐与统一的境界。 三、现代平面设计中对民间美术色彩中红、黑、白三色的具体应用 色彩在民间美术中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并且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而现代平面设计也对民间美术色彩中的红、黑、白三色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和借鉴。原始社会的“单色崇拜”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民间美术的“五彩彰施”。“阴阳五行说”以及“单色崇拜”是形成民间美术色彩“五色观”的主要来源。将黑白两色作为基础,再加上青、黄以及赤这三种颜色就是所谓的“五色观”,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最多的就是白色、黑色和红色,这是由于这三种颜色具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也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比如五粮液、郎酒以及茅台等各种酒的包装中就对红、黑、白”三色进行了充分的运用。 人类利用最早的颜色就是红色,红色在我国很多朝代都被看作是国色,从而希望体现国威以及振兴国运,红色在民间活动中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而在中国的春节中更是崇尚红色。总之,因为红色具有积极以及热烈的情感,所以被广泛地运用在了现代平面设计中,而且常常被用做体现积极以及鲜明的调子的颜色,而且具有很大的表现范围。设计者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会对红色进行大面积的借用,从而将设计的象征性反映出来,并且取得良好的审美效果。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中黑色都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就下诏“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而在汉高祖的时期曾经建立“黑帝之祠”。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黑色属于中国古代一种非常受崇拜的颜色。黑色在民间美术作品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工艺品还是在绘画作品中都会将黑色作为强烈鲜艳的色调中的间隔部分,从而能够取得较好的视觉效果。 “计白当黑”在我国传统的绘画中被看做属于一种典型的应用,一般都是通过对留白手法的利用从而对想像的空间进行发展。黑色和白色都广泛地运用在了民间美术作品中,比如在白底色上直接印刷的各种木板年画等,白色也被广泛的运用在了现代平面设计中作为设计主色调。比如某公司在设计海报的时候就是选择白色作为设计的主调,通过对简单明了的设计手法的利用从而将公司的个性和特色很好的体现出来,在对自身的设计理念进行传达的同时,还能够将白色所拥有的特殊个性很好的突出出来,这样就使得整个作品都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清晰和高雅的风格。因此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充分地运用民间美术的色彩,并且能够有效地结合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这样就可以将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创造出来。作为一个具有很大涵盖面的概念,民间美术具有人数最多的享有者和创造者,而且民间美术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色彩可以最直接以及最快捷的带给人以视觉感,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充分地融入传统的色彩,可以在彰显个性的现代社会中利用最本质以及最朴素的色彩语言对视觉设计的词汇进行描绘,这样就能够极大的提升和发展现代平面设计水平。对民间美术的运用的最为主要的意义就是其不仅能够对我国的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弘扬,同时也能够将更有价值的东西提供出来,从而促进人类的发展,而这一点能够在现代平面设计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四、结语 作为我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广阔的地域性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一种艺术形态,民间美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人对设计作品的要求。总之,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必须要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传承,并且还要对其他的文化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现代平面设计水平的不断提升。 平面设计论文:水墨元素在当代平面设计中设计思维的艺术价值 所谓设计思维的创新就是要运用视觉传达原理,将传统的图案设计思维转变为图形设计思维。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人们更看重的是图形所承载的信息量及表达信息的准确性,重视视觉语言的研究。中国的平面设计从表现观念到手法都与欧美、日本等国家有一定差距,具体来讲中国平面设计对视觉语言的重视还不够。在经济、资讯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设计面临文化同化的危机下,如何保持中国本土精神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显得尤其重要。水墨艺术作为中国传统元素被很多设计师应用到当代平面设计,而现代设计不再仅仅要求设计师以一双灵巧的手满足画面美观的需要,要求设计师以智慧开拓人们对世界的新的认识。 水墨艺术作为农业文明时代孕育的艺术形式,与我国农耕社会的基本生存方式是密切相关的,依赖自然形成了基本的审美观念是自然是美的源泉,例如山水美等观念,由此形成的审美观念是效法自然。家庭为核心,形成了性格温顺的基本追求,因此,国人一直把柔和作为审美标准之一,追求心境平和,超脱欲望,遇事不怒。而现代工业社会,高速运转的大机器使追求变化求新求变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工业化后期所强调的逻辑化、理性化、标准化、组织化以及功能化的价值取向反映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功能和美的结合。在创新、效率、速度、理性、质量的价值观念下,人们追求快速、高效、动态变化。思维速度和审美判断明显加快,没有时间去慢慢欣赏精雕细刻。简洁的直线、弧形和几何形、抽象化、平面化的无机形式取代了繁琐的曲线和强调空间感、再现性的有机形式。这使得设计的产品生产起来方便、简洁,与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准化操作相适应。到了现代主义阶段则形成了功能决定形式和抽象主义表现语言的设计理论,平面设计的形式语言主要体现在对各种新字体、抽象几何图形及摄影图像的合成与应用、模数化的几何编排骨骼的设计等方面。对于从工艺美术脱胎出来的中国现代设计来说,现代主义视觉语言注重商业益、追求功能主义视觉特征,注重理性分析的设计思维方式、创作形式和手段值得去借鉴和学习。水墨元素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必将趋向于国际的标准化、简洁化和系统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理性化、秩序化 随着时展,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必然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化,视觉传达设计的设计工具、技法、材料也相应改变,并导致设计观念和设计方法的创新研究,理性的设计哲学和设计方法,是视觉传达设计创新的坚实基础。电脑在设计中的普及,使传统的人工绘图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精准,如今设计师已习惯于电脑的辅助。通常,水墨元素在平面作品中的设计制作除了运用手绘,还要计算机进行辅助处理,所画水墨画只能作为原始稿,通过扫描仪进入电脑后,设计师使用图形处理软件进行辅助设计。在电脑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通常需要利用图形处理软件对原始稿进行多次复制,根据不同的设计概念对水墨元素和其他设计元素进行不同色彩、造型文字排版的试验,来获得多种视觉效果,使得最终采用的平面设计作品能充分地体现设计师要表达的内涵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电脑图形能够达到手绘图形无法企及的纯正和严谨,能够不断进行复制,使图形的排列整齐而有序,带给人们全新的审美感受。所以,在平面设计中,理性化、秩序化的图形一方面是新技术和设备应用的结果,也符合人们对秩序感的追求. 二、几何化 科学研究表明,人视网膜与摄像机不同,它向脑部视神经发送的不是原始像。原图像要经由视网膜的四层不同功能神经细胞处理后再以六类原图像的抽象信息经视神经送给脑。研究发现这些信息多与生物的生存条件相关。例如形状(圆、矩形、三角形)、质地、可食性、危险性等。就人类的视野而言极少看见这类标准的几何体,但因为视网膜只能用这几种几何模形发送物体的轮廓信息,因而就构成了人对这几种几何体的偏爱。远古的各个文明均酷爱这些几何体,如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角斗场、中国的方砖。只是后来艺术为少数文人和贵族阶层所专有,使得在有闲又有钱的条件下,艺术的接受过程变得可以是仔细把玩、细细品味,从而重装饰、轻传达。随着机器时代的到来,设计在寻常百姓生活中的普及,人们又偏爱起几何形来。工业时代大多数东西都是机器制造的,机器只能制造几何形状,所以能够反映这一时代价值的象征符号的正是快节奏、力量、效率、速度及机器的象征)几何形体。在造型方面,逐渐从有机造型过渡到几何形状。几何形状代表了机器技术的秩序感,而且只有几何形状具有技术工具的含义。传统水墨画中的造型多为山、树、房舍、人物等具象造型,这是符合传统农耕社会的审美需求的,而要在现代的平面设计中运用,符合时代审美可以使其与几何形状相结合。 三、抽象化 抽象化是当代图形设计的基本形式特点,理性思维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的抽象意识不断增强,人们透过自然的表面发现了内在的抽象化结构,人们惊异得发现在司空见惯的外表下蕴藏着这样独特的形式,令我们感到十分新颖。如今,人们从对自然物的崇拜转而成为对人造物的崇拜,人工制品的造型是从自然物的有机造型中提炼获得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机器制造的人工制品更是简洁而抽象,主要由直线、圆弧、平面和圆弧面组成,所以抽象图形令人们感到时尚、新颖,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感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人们更多的感受到了抽象化造型的艺术价值和视觉传达上的优越性,它体现出人的设计意识已经步入了全新的领域,而且也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平面图形设计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 四、简洁化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知觉有一种简化的倾向,所谓简化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简单,即物体中包含的成分少或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是一种将任何刺激以尽可能简单的机构组织起来的倾向。从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出,优秀的设计作况、往往都没有用太多的素材去表现,而是用单独的形去表达丰富的内涵,这也就可以看出单纯的形比复杂的形更具有持久性,更适合现代人的视觉心理一平衡。由于信息量的不断增长,简洁,单纯的图像形态越来越多的受到受众的青睐,能够从繁杂的信息中突出出来,被接受和记忆的程度更高。大多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平面作品都是用简洁的图形来表现丰富的内涵,让人回味无穷。 平面设计论文:京剧脸谱艺术符号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及意义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也对我国的设计行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之前设计水平的相对滞后,虽然不乏佳作,但却没有体现出本土设计应有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情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现代设计能够长足发展的沃土,真正好的设计要植根于本土,有自己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凝聚出了无数的艺术瑰宝和奇葩,这都为我们设计的发展提供了可运用的丰富题材和形象元素。 一、京剧脸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 京剧是我国的一门传统舞台艺术,它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武术、杂技和表演等艺术形式为一体,在吸取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优点演化而来,有“国剧”的美称,现今已成为对外文化宣传的一张特色名片,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好评和喜爱。作为京剧舞台上的第一应用,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化妆方式——脸谱,在方寸之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典故,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被称为“国粹中的国粹”。通过对京剧脸谱艺术特征的提炼和概括,并将之运用于平面设计,不仅可以很好的体现形式美感,也更能体现民族特色,为设计师的创作和表达提供更强的动力。 二、京剧脸谱艺术符号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京剧脸谱作为艺术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产品在市场上遍地开花,中国风在世界范围内空前盛行。当时,奥运纪念品的设计定位是:要体现中国传统风格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于是,有着独特魅力的脸谱形象作为最有特色的民族艺术符号元素由舞台市场转战到经济市场,对当时的纪念品产业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目前,京剧脸谱也作为艺术符号被广泛的应用在平面设计之中,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常见的应用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对脸谱元素的直接应用 京剧脸谱色彩艳丽、谱式多变,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在平面设计中的直接运用是最为普遍的,取其整体或是一个局部,便能够体现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如今,在形形色色的工艺品市场的柜台中,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展览中都有京剧脸谱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家庭装饰、日用品、玩具、纪念品、时装上处处可见,城市雕塑、装潢设计等中也屡见不鲜;国外举办与中国相关的节庆活动时也经常悬挂京剧脸谱,甚至在法国巴黎的大游行中打头彩车上也出现了中国京剧脸谱的影子。可见,京剧脸谱已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认可和欢迎。 (二)对脸谱元素的抽象运用 对元素的应用若仅仅是对形态的照搬,那么对其应用就仅停于表象,无法达到更深层次。因此,将京剧脸谱的艺术特征归纳总结,对其色彩、线条和组合进行符号化应用将会有更广阔的空间。如在一款国产汽车的“面相”设计中,车灯和栅格设计就宛若脸谱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生动的嘴唇,生动的向消费者传达着设计师的传统理念;另外,2011年度的上海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就有将京剧脸谱元素抽象运用的优秀作品,从巨幅油画到水墨小品,只有一个元素——京剧脸谱。在或被拉伸、卷曲,或被组合、穿插后,传统元素被赋予了新的视觉体验和生命力,赋予了画面静中有动的感觉,使得整幅画看上去像是色彩鲜艳、充满动感的抽象画。这样的画风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三)对脸谱元素的重构运用 重构是设计中重要的造型方法,它是一个将原图形分解变异,再中心组合形成新的图案的过程。京剧脸谱本身块与面之间的分割和组合和格局具有很强的规律性,按谱式上图案的分布排列可以分为整脸、三块瓦脸、花三块瓦脸和碎脸等,这就为打散重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对脸谱原始形态中各部分图案的打散和分解、转换与重构、强化与装饰,经过二次设计和修饰完善,使原形更加简洁、凝练,更富有现代形式的美感,应用在设计中,不仅保留了脸谱艺术原有的特征,既借其形,又离其形,也体现出了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的交叉和融合,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表现张力。 三、京剧脸谱艺术符号在设计中应用的积极意义 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没有历史的文化是孤立的,没有底蕴的设计是单薄的。设计只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孕育出更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象,才能够更好的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在此方面,日本设计就反映出了设计人员致力于高度现代化与高度民族化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传统的符号元素和文化一起随着其产品的全球流转而走到了世界各地,其设计的发展模式是民族形式与现代风格互为作用的宝贵经验。可见,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传统文化长期的积淀和提炼,也在外来文化和现代技术的冲击下不断更新拓展,只有继承与学习并重,将几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数千年的历史成就了中华灿烂的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样的艺术形式是推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沃土和进步的源泉,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元素和创造灵感。京剧脸谱艺术符号在设计中彰显出很强的民族特色和视觉张力,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发和延伸其应用,将这些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元素融入我们的设计中,不但要用其形,更要传其神、显其意,通过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图形元素和思维方式的借鉴,用传统文化的艺术符号来建立起中国本土设计的特色品牌。 平面设计论文:平面设计中动态元素的表现方式 “平面设计”源自英文中的“graphic”,在现代平面设计形成前,这个术语泛指各种通过印刷方式形成的、表现于平面载体的艺术形式。当时这个词是与“艺术”连用的,统称为“graphic design”。由于是印刷于平面载体的图形元素,因此界定平面设计概念的关键是其设计元素所存在的载体——二维空间。随着艺术设计学科化、专业化的不断细分与完善,平面设计应用范围不断地丰富起来,包含了网页设计、包装设计、DM广告设计、海报设计、平面媒体广告设计、POP广告设计[:请记住我站域名/]、样本设计、书籍设计、刊物设计、VI设计等等众多门类,其传播方式亦由印刷、喷绘等拓宽至包含数字形式在内的一切可视媒介载体。这就要求广告人和平面设计师必须为平面广告设计开辟全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载体,以突破其先天弱势的束缚。下面笔者将就几种平面设计中动态元素的表现方式进行探讨。 一、突破视觉的束缚 从视知觉角度分析,当人们注视某一特定静态图形元素时,静态图形元素的视觉表象会因为人的心理反应而发生形变和运动趋势,产生与客观图形不符的视觉反应,这种现象即为错视现象。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视错觉的例子有很多。如,法国国旗红、白、蓝三色的比例为35:33:37,而我们在视觉上却认为三种颜色面积相等,这是因为白色给人以扩张感觉,而蓝色则有收缩的感觉,这就是错视效应。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人们视觉心理的惯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又如我们所熟知的弗雷泽螺线(图1),人们常常会将同心圆看成螺线,就是因为产生错觉的“动态元素”在不断地向我们暗示这是一条不断旋转展开或者收缩的螺旋曲线,因而习惯性地认定为螺旋曲线。图2是法国着名广告摄影师Romain Laurent的一组名为《倾斜》的摄影作品。在一般情况下,人的眼睛会不自觉地以人像作品中的主体“人”为画面重心,从这一点上看,每个人都会看到一组稳定、平衡、构图完整的摄影作品,但周围的建筑背景又在不断地提醒人们画面主体与环境背景之间的角度错位。这样一来,视觉与心理之间的矛盾互动便产生了,画面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是静态的,甚至是凝固的,但人们的视觉和心理却被一股无形的“动力”反复拉扯着,一个认为它是静的,而另一个却认为它是动的,永远无法达成一致认同,人们苦恼于这种视觉效果,却不得不承认乐在其中,这看似是一种逻辑上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确实存在于视觉现实和心理暗示之间,这也恰恰是静态元素错视效果所产生的“动感”的妙趣所在。 二、挣脱二维空间的束缚 我们知道平面广告定义的基础前提是其存在和表现的二维空间,平面广告挣脱二维空间的束缚并非是要将其与影视广告或者立体广告概念混淆,而是在保留平面广告形式的基础上,将时间、环境以及广告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整体。图3是一幅麦当劳的户外广告,在广告牌的最上方放置了一个伸出画面之外的M形金属架,随着一天太阳位置的变化,金属架的投影就像时钟的指针一样沿着画面旋转,指示了不同时刻麦当劳可以提供的不同美食,这一表现方式将时间的概念很巧妙地融入平面空间之中,无论在广告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十分新颖独特。 随着广告创意的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将广告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纳入到创意思考范围。在图4和图5两幅作品中,看似平淡无奇甚至外观有悖常规审美心理的平面广告作品,一旦加入了客体因素,立刻变得充满生气,静态的广告形式随着客体因素的加入而“动”了起来。图4节能灯户外广告中加入了一个运动传感器,当有人经过或离开时,后面的灯箱受传感器的操控而开启和关闭,这种视觉体验无论是对于参与者还是观看者,印象都是极为深刻的。图5是减肥产品的手提袋设计,它会随着袋口松紧程度的变化产生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袋口位于画面主体中模特的腰腹位置,这一位置也恰恰是肥胖人士最为苦恼的区域,松垮的袋口让人们联想到日益增大的腰围和臃肿的身材,但随着顾客的消费过程,将减肥产品装到手提袋中,拉紧袋口、结账离开的时候,会忽然发现,原来广告画面中臃肿的身材瞬间被苗条的曲线所替代,引申联想到这种减肥产品的功效,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减肥效果立竿见影。这类平面广告突破却并未脱离以往经验中二维空间广告的概念,而是将其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拓展了平面广告的表现范畴。 广告随着时间、环境和客体的参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视觉效应,因而引起强烈的心理共鸣,这正是设计师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它使人们不得不赞叹,原来广告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精彩。 三、突破表现材质的束 动态元素合理地应用于平面设计作品中,离不开新材料的发现与新工艺的发展。例如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主题会标——会呼吸的标志,是一个能根据不同场合改变结构与色彩的波纹图形,在整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时刻呈现出不同的运动状态。它充满动感,仿佛只有高倍相机才能抓拍它下一刻的游走,它又像一种难以捕捉的现象,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正如主设计师Michael Gals所阐释的那样:“它包涵了促使其保持运动和活力的元素,一种永恒的能量。” 这在一实例中,设计既没有脱离平面设计的范畴,又超越了原有的平面设计所能实现的功能范畴,可以说这不仅是设计形式的新突破,更重要的是他为整个平面设计领域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发展契机。随着新材料、新工艺在平面广告产业中的推广和应用,新的平面广告表现形式亦会层出不穷。Gyricon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研制的一种电子纸张(e-paper),E-INK是美国E-INK公司研制的电子墨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二者都是一种屏幕技术,E-Ink的电子纸由电子墨水及两片基板所组成,它上面涂有一种由无数微小的透明颗粒组成的电子墨水,颗粒直径只有人的头发丝的一半大小。只要调整颗粒内的染料和微型粒子的颜色,便能够使电子墨水展现出色彩和图案来。当这种电子墨水被涂到纸、布或其他平面物体上,人们只要适当地对它予以电击,就能使数以亿计的颗粒变幻颜色,从而根据人们的设定不断地改变所显现的图案和文字。新技术的出现,无疑会带给设计师平面创意表现的全新思考,将其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之中,必然会引发新的设计形式的出现。 综上所述,对平面设计中动态元素的应用研究须依托对设计心理学、广告心理学和消费心理学等心理学科的深入研究,以及新材料、新工艺和数码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这样才能使设计更加具有针对性,才能使设计元素“动”得恰到好处。本文仅仅是以动态元素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植入为切入点,探讨平面广告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希望藉此抛砖引玉,使得更多优秀的广告人、设计师和研究者开拓思维,引领平面广告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平面设计论文:计算机平面设计毕业论文 计算机平面设计毕业论文 浅谈如何更好的在现代图形设计中运用汉 【摘 要】图形设计作为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现象,起着沟通人与文化、信息的作用,这一点与文字的作用相通。汉字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具有很大涵盖性的符号文字,因此,我们应该去研究与认识它,从而发掘更多的造型方法,更深入地利用汉字来进行平面图形设计。 引 言 在日本设计师白木彰先生的作品中,展示出一个活生生的汉字的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的堆积,每个字仿佛从符号世界中还原了出来,带着它们来自远古时代的神秘气息。这样的文字形态,引起我对汉字的新的认识。 汉字是唯一富有生命力的表意文字,是用点画记录人类理念的平面设计。利用文字来进行平面设计,我们所要利用的不光是它的“形”,更重要的是它的“意”。目前日本人似乎比我们更懂得怎样利用汉字,他们用汉字的造型原理去设计图形,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汉字不仅仅是符号,是装饰,而且具有了图形设计的表形性思维,使汉字真正活了起来。利用汉字,日本人传达出他们的本土文化,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汉字传达我们的文化?这一点令人深思。 平面图形设计与汉字的本质联系 1.汉字本身即是一种平面图形设计 从平面设计来讲,汉字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设计。它以最为简单的设计元素,运用最丰富而复杂的设计手段,设计出了一件又一件恒定而单纯的“产品”,并使这些产品的内涵丰富,构架完美,用途广泛,影响深远。同时,这些“单元产品”又具有无穷的联络方式,具有开放而递增的同构能力。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在《庄子外篇》中就已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在语言和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物与被表征物的关系,语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语言的被表征物,语言的任务是事物信息的被传达,语言的角色是传达信息的媒体。文字正是利用语言来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的东西。 2.平面图形设计与汉字构成学原理 a.平面图形设计是一个特殊的思维过程 人类的意识过程,其实是一个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而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平面图形设计,是以信息传达为目的的,在二维的空间中对物象的位置、比例、相互关系的筹划,无疑,这也是一个思维过程。但同时,它又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思维过程。这是一个开始于设计者,延续到受众心理活动的思维过程,而这种延续正是依赖于作为思维主体的图形。 b.汉字是经过设计的图形 汉字的目的是承载信息,而汉字本身即是中国人在二维空间中对点画挑选、组合、转换、再生,使之代表一定信息的产物。从符号学原理分析,汉字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由于汉字演变至今已变得十分抽象,洗练,所以将汉字承载着的原始信息还原出来的过程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过程,一种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这种还原的结果不是文字,是一种加入人的思维的奇妙产物,一种特别的平面图形。 更多地发掘汉字的特征 更准确地运用汉字承载的信息 设计师借平面图形设计向受众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以达到其指导或是劝说的目的;换言之,受众也正是通过设计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了解设计者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感情。美国设计师普罗斯说过:“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性。”人性的概念在今天已经广义化,如何使我们的本土文化得以体现?还原汉字的原始信息应该说是一条捷径。在追寻汉字本源的过程中去体会中国文化,其本身就是在提高设计师文化修养。这样,我们在作品中体现本土文化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1.使汉字不断地深化 a.运用汉字来发掘本土文化,是一个抽象难懂的说法,那么,让我们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做的吧。 七世纪时,日本引进中国的表意文字,称为汉字。日本人快速地消化了中国的汉字文化,之后又把汉字迅速地加以改造,日本称为大和民族的本土文化其实都来自中国,而中国当代的设计为什么还不及日本呢?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形式的方面,而忽略了设计作品本身应透露出来的内容和意境。日本人以纤丽纤小、简约淡泊作为其审美的意趣,形成了“物哀”、“空寂”、“风雅”、“幽玄”等审美理念。汉字被日本的设计注入无限的遐想,成为他们在作品以外的思维空间“留白”的有力武器。“喻物于意则乐,留意于物则病。”汉字作为抽象图形的魅力在乎似与不似之间。 《读卖新闻》中曾登载过一位日本小学三年级女生写的诗: “港”这个字 真像美人鱼 “共”是头 “巳”是尾 三水是浪花 你看像吗? 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魅力,没有哪种文字可能引发人这种美妙而大胆的联想的。正是汉字在人思维空间里的留白,使汉字具有了无限的生命力。 现代图形设计是对文化的认同,而不是简单的对符号或图形的认同。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运用汉字进行图形设计的精髓所在。日本许多著名设计师,几乎都是汉字学的专家,他们在作品中巧妙地将汉字作为抽象画看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先生就是一个执著的汉字迷。他在《活字礼赞》一文中提出汉字造型的直角思想,其起源为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学;日本另外一位汉字迷设计师白木彰先生,更是巧妙地将汉字作为图形运用到了平面设计中。 日本设计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并赋予民族情感的内容,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值得我们青年设计师们学习和借鉴。 b.我们的先民如何利用汉字设计生活 我们的前人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上升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于是形成了“书法”这类二阶意义上的艺术门类。书法艺术是抽象符号艺术,它靠单纯的线条架构演绎出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视觉艺术形象。 在文人士大夫创造了优秀的书体与书法作品的同时,民间艺人也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出无数巧妙而极富视觉意趣的字体图形。如用来招揽顾客的幌子、节庆与民俗活动中的吉语,吉祥纹样中的连笔字等。这类反映日常生活形态的杰作具有浓郁的装饰性和强烈的民族特色。 2.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理解汉字 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即人类并非宇宙创造的中心,而是自然中次要的部分,能否符合大自然的韵律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与模式,汉字的创造无疑也遵循这一法则,即模拟自然,将物的形简化地融合于方正的字体符号之中。 a.“神”来之笔 古人对于“神”的信仰,主要表现在占卜和祭祀上。最早的汉字其实是占卜的记录,上古文字的笔划结构,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是古人对自然、对生命的一种诠释。这种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来源于远古的文字画(近似文字的图画)。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形性是汉字的主要特征之一,汉字是反映自然造型的。汉字在反映自然造型的同时,还具有深奥的构成原理,而这种原理就来源于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设计在线.中国 b.汉字中有大智慧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中国人信仰上天潜在的超越之力,这种超越之力即自然规律。观察汉字的构成,更多的是揭示自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西周以前),象形程度较高,体现出对书写的简化和易识别的趋势。而汉字在发展为记号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则体现出了古人独到的智慧。 在汉字的创造过程中,古人很注重“形”与“意”的结合,简单摹仿不是文字。 在初中时,语文老师对于“牧”字、“采”字的解释,引起后来我对汉字中蕴含的先人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有“牛”而后面有一个人持木棍趋赶,这样便组成了“牧”字。在汉字的造型原则里,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这样有趣的例子,只要我们耐心品味,其中奥妙无穷。 结 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环境下,我们如何运用文字进行平面图形设计? 汉字不是世界普及的文字,但是汉字字符本身代表一种或多种意义,这一点,拉丁字母却无法完成。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我们将汉字直接用于标志显然行不通,这样只能使我们的作品显得腐朽而庸俗。但是在了解汉字的意义和构成法后,我们把汉字精辟总结物象特征的方法运用到平面图形设计中,却未尝不可。例如,中国邮政的标志,来自于“中”字的古形“中”。其意义指一面有长穗的旌旗随风飘动。邮政的标志将它赋予了新的涵义,一方面保持“中”字的古意,象征中国邮政旗帜性的作用,在公众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将“中”字变形,像一双手托起一封信件交给收件人的形象,寓意着中国邮政以服务为本,快捷、安全、礼貌。 发掘汉字中蕴含的深层文化积淀,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有着广泛的前途。除了标志设计,无论是装饰、书籍、招贴、广告还是环境艺术设计,都应当充分发掘汉字中包含的中国哲学,从事设计工作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方面的学习和修养,让抽象的汉字艺术在现代设计中产生更大的魅力。 平面设计论文:平面设计社会实践报告 摘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在经历了大学三年的理论学习之后,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实践。因为传统的纸上谈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和行业对于学毕业生的严厉要求,因此这次是我正式接触社会的时刻。我相信“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是古人得之于实践的名句,千百年来一直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耳际。如今,即将离开象牙塔的我,也应在一番寒彻骨之后寻得人生的梅花香。 实践目的:熟悉公司的运作流程,掌握设计的基本要求,工作程序、工作方法、职业素质要求熟练专业技能,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提前适应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及毕业后的工作生活。 实践地点:厦门麦洋贸易有限公司 一、我的面试 上公司进行面试,对于经验尚浅的我少不了紧张,焦急的情绪。我知道,要给经理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乎到我的面试合格与否。面试那一天我并没有很刻意为自己打扮什么,而是朴素大方,洁净整齐。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要比她身上的衣装重要多了。除了衣着方面,我更注重时间。我一向是一个守时的人。守时是我个人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次我也不例外,因为我知道,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应该是公平的。拖延时间即偷窃时间。任何的早到或者迟到都会扰乱别人的正常工作。因此我把时间控制得很好,既不早到也不迟到。这样就为我们的谈话奠定了基础。 见到经理,我始终脸带微笑。我为自己能在短时间内舒缓紧张的心情而感到高兴。我首先介绍了自己,整个谈话过程都比较畅顺,气氛也比较轻松,由于我只是实习生,而且操作比较简单,经理并没有刻意刁难。终于我被录用了。 二、我的工作过程 初次接触工作我非常紧张,由于所学知识与实践的差距,我只能先从事一些琐碎的设计任务,偶尔做些设计也觉得自己压力很大。我总不自觉打起退堂鼓,开始想象着也许是我不太适合这个工作,而后,又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这个想法,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完成。 这也让我开始思考我是学模具设计与制造的,怎么会想到去搞平面设计呢? 原因一:在学校里课余时间我喜欢充实自己,所以平时就自学了下3DMAX、photoshop设计软件的应用。 原因二:其次在大学里我们也学了些CAD、ProE、UG等设计软件的应用,因此我能熟练的应用软件来传达,表现我的设计理念。 原因三:我觉得,多学点比单学习模具设计的多了一点就业的机率,掌握的知识面比较广。当然,专攻模具设计也能达到一个很精很专业的地步。 原因四:我对模具有点敏感,兴趣不浓。 那平面设计行业前景怎样呢,什么是平面设计? (1)用一些特殊的操作来处理一些已经数字化的图像的过程。 (2)它是集电脑技术、数字技术和艺术创意于一体的综合内容。 一:理解平面设计 了解设计的定义和概念将是了解设计的第一步,有助于了解我们作为一名准平面设计师的职责范围。 1:平面设计的正名与分类 设计一词来源于英文"design",包括很广的设计范围和门类建筑:工业、环艺、装潢、展示、服装、平面设计等等,而平面设计现在的名称在平常的表述中却很为难,因为现在学科之间的交际更广更深,传统的定义,因为设计无所不在、平面设计无所不在,从范围来讲用来印刷的都和平面设计有关,从功能来讲“对视觉通过人自身进行调节达到某种程度的行为”,称之为视觉传达,即用视觉语言进行传递信息和表达观点。 现在,在了解了对平面设计范围和内涵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看平面设计的分类,如形象系统设计、字体设计、书籍装帧设计、行录设计、包装设计、海报/招贴设计……可以这样说有多少种需要就有多少种设计。 另外,商业设计与艺术设计很显然是存在的。 2:平面设计的概念 设计是有目的的策划,平面设计是这些策划将要采取的形式之一,在平面设计中你需要用视觉元素来传播你的设想和计划,用文字和图形把信息传达给受众,让人们通过这些视觉元素了解你的设想和计划,这才是我们设计的定义。一个视觉作品的生存底线,应该看他是否具有感动他人的能量,是否顺利地传递出背后的信息,事实上她更象人际关系学,依据魅力来征服对象,你的设计有抓住人心的魅力吗?是一见钟情式的还是水到渠成式的。事实上平面设计者所担任的是多重角色,你需要知己知彼,你需要调查对象,你应成为对象中的一员,不是投其所好,夸夸其谈,你的设计代表着客户的产品,客户需要你的感情去打动他人,平面设计是一种与特定目的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 3:平面设计的特征 设计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在商业社会中需要艺术设计与创作理想的平衡,需要客观与克制,需要借作者之口替委托人说话。 设计与美术不同,因为设计即要符合审美性又要具有实用性、替人设想、以人为本,设计是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装饰、装潢。 设计没有完成的概念,设计需要精益求精,不断的完善,需要挑战自我,向自己宣战。设计的关键之处在于发现,只有不断通过深入的感受和体验才能做到,打动别人对与设计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设计要让人感动,足够的细节本身就能感动人,图形创意本身能打动人,色彩品位能打动人,材料质地能打动人、……把设计的多种元素进行有机艺术化组合。还有,设计师更应该明白严谨的态度自身更能引起人们心灵的振动。 二:平面设计之路 设计的学习有很多不同的路,因为这是有设计的多元化知识结构决定的,不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不管你曾经如何如何,在进入设计领域之后,你以前的阅历都将影响你,你都将面临挑战与被淘汰的可能。 1:设计师的知识结构 设计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必将要求设计人员具有多元化的知识及信息获取方式。 第一步:从点、线、面的认识开始,学习掌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透视学等基础;我们需要具备客观的视觉经验,建立理性思维基础,掌握视觉的生理学规律,了解设计元素这一概念。 第二步:画草图,设计应有优秀的草图和徒手作画的能力,作为设计着应具备快而不拘谨的视觉图形表达能力,绘画艺术是设计的源泉,设计草图是思想的纸面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绘画是平面设计的基础,平面设计的设计的基础!” 第三步:对传统课程的学习,如陶艺、版画、水彩、油画、摄影、书法、国画、黑白画等等,这些课程将在不同层次上加强了你设计的动手能力、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他们最关键的是让你明白什么是艺术,更重要的是你发现你自己的个性,但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四步:设计,你要设计什么?不用担心,进入企业学习的同时也意味着你才刚刚开始,你将不折不挠,不浮躁不抱怨、务实的、实事求事的态度步入这一领域。我们需要具备的背景知识,标志的意义、标志的起源、标志的特点、标志的设计原则、标志的艺术规律、标志的表现形式,标志的构成的手法、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作为一名设计师,你对我们周围的视觉环境满意吗,你的设计理想是什么? 第五步:能辨别设计的好坏,通过对设计基础知识的学习,不知不觉进入了设计的模仿阶段,为了向前我们必须回顾历史,既而从理论书籍的学习转变为向前辈及优秀设计师学习。这个阶段伴随着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你的设计水平可能会很不稳定,你有时困惑、有时欣喜,伴随着大量的实践以及对设计整个运转流程逐渐掌握,开始向成熟设计师迈进。 你需要学会规则,再打破规则。 2:设计师的要求 1、成功的设计师应具备以下几点: 强烈敏锐的感受能力 、发明创造的能力 、对作品的美学鉴定能力 、对设计构想的表达能力 、具备全面的专业智能 现代设计师必须是具有宽广的文化视角,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知识;必须是具有创新精神知识渊博、敏感并能解决问题的人,应考虑社会反映、社会效果,力求设计作品对社会有益,能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应概括当代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真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最起码,优秀的设计师有他们 “自己”的手法、清晰的形象、合乎逻辑的观点。 2、设计师一定要自信,相信自己的个人信仰、经验、眼光、品味。不盲从、不孤芳自赏、不骄、不浮。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面对,不为个性而个性,不为设计而设计。作为一名设计师,必须有独特的素质和高超的设计技能,无论多么复杂的设计课题,都能通过认真总结经验,用心思考,反复推敲,实现新的创造。 3、平面设计作为一种职业,设计师职业道德的高低和设计师人格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往往决定一个设计师设计水平的就是人格的完善程度,程度越高其理解能力、把握权衡能力、辨别能力、协调能力、处事能力……将协助他在设计生活中越过一道又一道障碍,所以设计师必须注重个人的修为,文人常说:“先修其形,后练其品”。 目前做平面设计这行市场竞争虽然不小,但收益同样不少。 而我们公司是为大中型企业进行网站筹措、设计,网络推行营销于一体的国内首家云服务综合性电子商务托管平台,公司实力雄厚,网络业内专业优质的人才,形成一支规模最大、最具实力、最富经验的专业团队。 经过了几天琐碎的设计任务的锻炼,使我对设计有了基本掌握,也学到许多在课本中无法涉及的内容。对于设计基础也有些掌握。也因此对设计有所喜爱。同时也学会了怎样与客户交流,怎样揣摩客户的心理,锻炼了自己的交流能力,认识到了设计的一般流程。后来,公司便让我参与正在进行的设计项目,让我们、锻炼一下自己。公司给了我一些设计任务。一开始设计出的作品并不能符合主观的要求,未能做出很好的方案。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在各位师傅的耐心教导下,终于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和实际的平面设计联系起来,终于做简单的东西可以得心应手了。还有些平时不怎么注意的小技巧,让我受益匪浅。所以要多与客户沟通,多向主管询问意见,多向身边同事请教。 平时,主管和经理也时常在谈话中教育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设计师、如何做人。当我们出来社会实践,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价值、自己能为别人创造什么,其次也要了解对方、了解别人的需求。设计师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力,因为只有创新才能使事物升值。除此之外还要有自我学习的精神,在不断地自我升值中积累资本,提升自我人格的魅力。要不骄不躁、勤勉自励,思想上有追求。这些品质都是设计师在成功路上的垫脚石。博学多才能使设计作品更加深刻和有内涵。而注意自我品格的修养则能使自己善于沟通、善于交际。 几个月下来的工作的确很累,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但是后面也渐渐就习惯了,不断有新的知识学到,心里有一种充实感.经理让我学习设计师学习设计来填补自己在创意上的缺乏.在这两个月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也巩固了以往许多知识.现在工作的每一天几乎都会有大的或小的问题,这样其实我很开心,我也有信心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因为我有我的信念:我不怕问题的到来,因为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如果和办公室的同事不能好好相处,就等于把自己排斥到这个公司之外,无法投入工作,没有一个轻松友好愉快的心情,就会严重降低办事效率。 三,同事相处让我学会如何做人 想要搞好人际关系,首先就是懂得合作和分享,即多跟别人分享看法,多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一点做到了,无疑推动了我的工作顺利进行,而且还能获得同事的接纳和支持。其次就是微笑,我认为微笑可以使同事间由陌生而熟识,这样工作也不再那么枯燥。再者,我喜欢聆听,空闲的时候我很喜欢聆听,听办公室里同事们谈谈生活的趣事,办公室的趣闻,偶尔还略谈公事,由于我只是个练习者,我没有资格给她们更多的意见,于是我就选择聆听,她们都是专业人士,经验比我丰富,从中我可以学到一些技巧,听听她们处事的方法和对待事物的态度,有时我会恰当地加点个人意见,使得我和她们的距离拉近了。 五、实践总结 在这段实习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事,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最重要的是学习东西,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尤其在大学学习时候,参于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赚钱不是主要的,作为学生,能赚多少钱,等你毕业了有的是赚钱的机会,这回可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挣来的钱,当时我真的是激动万分,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美妙。 实习是为将来打基础的重要阶段,珍惜自己每一个工作的机会,不论什么人,什么学历,从事什么工作,好好的表现、展示自己的能力,不要错过好的机遇,没有一件事情是轻轻松松的,但每一件事都是让人成长的,经历一段过程,喜悦或是艰辛,尽管经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的结果是相同的,我们都会因涉事而成长。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虽然未能透彻了解公司的具体运作,但是我学懂了一些为人处世地道理,弄清楚了将来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工作过程中,处理事务小心谨慎,在设计方面我感觉自己有了一定的收获。这次实习主要是为了我们今后在工作及业务上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增强了我们今后的竞争力,为我们能在以后立足增添了一块基石。实习单位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参与他们的设计是我懂得了很多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将来从事设计工作所要面对的问题,从学习中也让我更深刻的了解设计行业的个性和潜力。而作为将来的设计者其中一员,不仅要将设计的理论掌握好,更要充分的去认识市场、了解市场。 总得来说在实习期间,很辛苦,更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也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条新的旅程,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丰富自己社会经验的同时,更向我自己的人生目的地又迈进了一步! 通过这次的实习,我认识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或老师讲课中自己忽略了的或有些疑惑的地方,从实际观察和同事之间指导中得到了更多的宝贵的经验。一个设计团队是否优秀,首先要看它对设计的管理与分配,将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这样才能发挥出每个人的优点;团队精神非常重要,一个优秀的设计团队并不是要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这样很容易造成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所以在共同进行一个大的策划项目的时候,设计师之间一定要经常沟通、交流,在共同的探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共同商讨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碰出新的闪光点,使策划项目更加的完备。 短短几个月让我感觉远远不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发现设计当中的快乐吧。 平面设计论文:简论平面设计教学中网页的设计理念 论文关键词:网页设计;互联网络;信息传播;平面设计教学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互联网络成为“第四大信息传播的媒介”。网页设计以信息传播为裁体,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作为互联网的重要元素之一——网页,它的发展虽然没有多长时间,但作为一种新的视觉表现形式,兼容了平面设计的特征,并具有迅捷,交互性好、传播面广等特点,为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提供良好的平台并且在教学中不断探索网页的设计理念,加上通知。 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发明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像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使得那时成为蒸汽时代;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从那时起进入了电的时代,要说21世纪,我想应该是网络的时代,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使“地球村”的概念更加贴切,可以说网络拉近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互联网代表着一种崭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它使信息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地域及文化的阻隔,使信息传达的范围、速度与效率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互联网是由成千上万的网站组成,而每个网站都是由诸多网页构成,故网页是构成互联网的基本元素。而网页设计是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络的产生而形成的平面设计新课题,是网页设计者以所处时代所能获取的技术和艺术经验为基础,依照设计目的和要求自觉地对网页的构成元素进行艺术规划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必然要成为设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表面上看,它不过是关于网页版式编排的技巧与方法,而实际上,它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艺术与技术的高度统一。设计师如何将网络与设计、技术与艺术完美地结合,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研讨的。 1一骑红尘妃子笑,谁人知是荔枝来之信息传播 信息元素可以说是网络最基本的元素,互联网自始至终都起着一个信息传播的做用,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至少已经经历了四次意义重大的信息传播革命,每一次信息传播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次信息传播革命是语言传播的诞生。第二次信息传播革命是文字传播的诞生。第三次信息传播革命是印刷传播的诞生。第四次信息传播革命是模拟式电子传播的诞生。 最新的一次信息传播革命,即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是数字式电子——网络传播的诞生。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的相互关系正面临巨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信息时代。 网页设计以信息传达为目的,而传达的最终表现界面则永远也脱离不了媒体。媒体与网页设计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媒体既体现了设计,又给设计带来了局限性;设计既受制于媒体,又是新媒体产生的动力之一。 我们大家所共知的传媒方式有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等等,这些在现代媒体中仍然占主要位置。如果与互联系网络比较的话,它们这些传媒方式就显的相当单一。因此它们的先天缺陷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像这种单一的传达方式也使设计师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人们接受信息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像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一系列感官的综合使我们更加全面的去了解其他的事物。为了能使信息传达的更全面一些,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设计师也在寻找着一个崭新的媒体来表达完善的设计。因此当今互联网络顺利的成为新生的、综合感官的、充满活力的新媒体,也为设计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达手段与途径。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它极有可能成为最完善的媒体。这应该引起每一个平面设计师的关注。网络的发展速度和力量是惊人的。 2横看成岭侧成峰之视觉效果 可以说网页是通过视觉元素来进行信息传达的,这里说的视觉元素包括文本、背景、按钮、图标、图像、表格、颜色、导航工具、背景音乐、动态影像等。无论是文字、图形、动画,还是视频,为了使网页获得最大的视觉传达功能,网页设计者所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人们视觉流向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把它们放进页面这个“大展示窗口”里。由此确定各种视觉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和秩序。因此,设计时应该研究各种视觉造型元素之间的距离、位置、面积和视觉流程的问题。 从理论说起,视觉流程的形成是由人类的视觉特性所决定的。因为人眼独特的结构,造成只能产生一个焦点,而不能同时把视线停留在两处或两处以上的地方。这样就使得人们在阅读一种信息时,视觉总有一种自然的流动习惯,先看什么,后看什么,再看什么。视觉流程往往会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方向感,它无形中形成一种脉络,似乎有一条线、一股气贯穿其中,使整个版面的运动趋势有一个主旋律。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平面上,上半部让人轻松和自在,下半部则让人稳定和压抑。同样,平面的左半部让人轻松和自在,右半部让人稳定和压抑。所以平面的视觉影响力上方强于下方,左侧强于右侧。这样平面的上部和中上部被称为“最佳视域”,也就是最优选的地方。 所以在网页设计中,重要的信息和标题栏通常在这个位置出现。只要遵循视觉流程和符合人们认识过程的心理顺序和思维发展的逻辑顺序就可以更为灵活的运用。在网页设计中,灵活而合理地运用视觉流程和最佳视域,组织好自然流畅的视觉导向,直接影响到传播者传达信息的准确与有效性。 3进化、发展之必要 网页设计这门学科是一门后期新兴的设计类与网络方面交叉的学科,在最近的几年也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它是以网络为载体,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以最快捷与最方便的模式传达给每一位与之相关的人员,但是单单这种标准是不够的,人们也对在观看各类信息的同时逐步产生了视视美观的需求。然而每个人对美的追求是不尽相同的,网页设计也是同样的。因为要求了网页不光是把各类信息与事物放上去能看就行,这些对现在的人们已经是远远不够的了,这时设计师就要考虑如何使受众能更好更有效率的接收到网页上的信息。这方面就需要从审美入手了,如何制作出清晰、整体性效果好的页面。使人们浏览起来更方面,心情更舒畅,制作出清晰、整体性好的页面。使人浏览起来心情愉快,接收信息也会更加容易。网页设计的审美需求是对平面设计美学的一种继承和延伸。 我们经常所说的如变化和统一、条理与反复、对比和调和、均齐与平衡等,对网页中文字、图形、色彩的设计都是十分有效的视觉规律。首先,网页的内容与形式的表现必须统一和具有秩序,形式表现必须服从内容要求,网页上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视觉流程,能自然而有序地达到信息诉求的重点位置。在我们把大量的信息塞到网页上去的时候,考虑怎样把它们以合理统一的方式来排布,使整体感加强同时又有变化。怎样使它们脉络清楚又富有清晰的视觉效果等等。这样使页面更丰富,更有生气,看起来就不感到枯燥。其次,突出主题要素,必须在众多构成要素中突出一个清楚的主体,它应尽可能地成为阅读时视线流动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主体要素,浏览者的视线将会无所适从,或者导致视线流动偏离设计的初衷。 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构成效果 文字作为信息传达的主要手段目前也是网页设计的主体,文字是网页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也是网页中的主要信息描述要素,所以网页中文字将占据相当大的面积,文字表现的好与坏将影响到整个网页的质量。网页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传达各种信息,而要达到这种传达的有效性,必须考虑文字编辑的整体效果,能给人以清晰的视觉印象,避免页面繁杂零乱,减去不必要的装饰变化,使人易认、易懂、易读。不能为造型而编辑,忘记了文字本身是传达内容和表达信息的主题。 网页文字编排与设计,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服从信息内容的性质及特点的要求,其风格要与内容特性相吻合,而不是相脱离,更不能相互冲突。如政府网页其文字具有庄重和规范的特质,字体造型规整而有序,简洁而大方;休闲旅游类内容网页,文字编辑应具有欢快轻盈的风格,字体生动活泼,跳跃明快,有鲜明的节奏感,给人以生机盎然的感受;有关历史文化教育方面的网页,字体编辑可具有一种苍劲古朴的意蕴、端庄典雅的风范或优美清新的格调;公司网页可根据行业性质、企业理念或产品特点,追求某种富于活力的字体编排与设计;个人主页则可结合个人的性格特点及追求,别出心裁,给人一种强烈独特印象。 在网页文字的编排与设计中,由于计算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字体,导致字体的变化趋于多样化这既为网页编辑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对编排与设计的选择能力提出了考验。虽然可供选择的字体很多,但在同一网页上,使用几种字体尚需精心编辑和考虑。一般来讲,同一页面上使用的字体种类最多只能有三四种。由于文本字体的显示是需要本地硬盘字体文件的支持的,所以在互联网上使用过多的字体是没有意义的。文字在视觉传达中作为页面的形象要素之一,除了表意以外,还具有传达感情的功能,因而必须具有视觉上的美感,能给人以美好印象,获得良好的心理反应。 图片是文字以外最早引入到网络中的多媒体对象。网络可以图文并茂地向用户提供信息,成倍地加大了它所提供的信息量。而且图片的引入也大大美化了网络页面。可以说,要使网页在纯文本基础上变得更有趣味,最为简捷省力的办法就是使用图片。对于一条信息来说,图片对受众吸引也远远超过单纯的文字。 图片的位置、面积、数量、形式、方向等直接关系到网页的视觉传达。在图片的选择和优化的同时,应考虑图片在整体编辑计划中的作用,达到和谐整齐。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在页面图片的合理选用时,一要注意统一,二要注意悦目,三要注意突出重点,特别是在处理和相关文字编排在一起的图片时。 网页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艺术品,因为它既要求文字的优美流畅,又要求页面的新颖、整洁,使用色彩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使页面更加生动。而且,浏览者在洲览网页时,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页面的色彩设计,它的好坏直接影响阅读者的观赏兴趣。因此,色彩设计在网页设计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网页的色彩设计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整个页面的色彩选择,确定一个主色调,可以有利于体现网站主题。我们现在看到的网页,一般以浅颜色为背景的居多,如浅灰色、浅黄色、浅蓝色、浅绿色。以浅颜色为底,柔和、素淡,配上深颜色的字,如黑色,读来自然、流畅,也有利于突出页面的重点,有利于整个页面的配色,更容易为大多数人认可和掌握。其他一些次要内容,如背景图片、线条适宜采用不抢眼的颜色,以免喧宾夺主。只有少量精心选择的元素,为了突出强调的需要,才采用明亮的色彩,这些彩色亮点就会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如果用得太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均匀的噪声,而达不到强调的效果。 其次,在背景的色调搭配上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强烈的对比,特别是同时使用色彩对立的颜色。大面积颜色适宜采用低比度,因为过于丰富的背景色彩会影响前景图片和文字的取色,严重时会使文字溶于背景中,不易辨识。所以,背景一般应以单纯为宜。如果需要一定的变化以增加背景的厚度,也应是在尽量统一的前提下的一种变化。例如在制用标题时,为追求醒目的视觉效果,可用比较深的颜色,配上对比鲜明的字体。实际上背景的作用主要在于统一整个网页的风格和情调,对视觉的主体起到一定的衬托和协调作用,一方面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有助于体现网站的主题。 5技术、设计之两手都 网络技术与设计创意的紧密结合,使网页的设计由平面设计扩展到立体设计,由纯粹的视觉艺术扩展到空间听觉艺术,网页效果不再近似于书籍或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体,而更接近干电影或电视的观赏效果。技术发展促进了技术与设计的紧密结合,把浏览者带入一个真正现实中的虚拟世界。 技术与设计的紧密结合在网页艺术设计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6结语 在长期的平面设计教学中,深刻体会到网页设计是一种综合性的设计,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包括消费者心理学、视觉设计美学、人机工程、哲学等诸多方面,当然也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好的网页设计除首先应考虑其内容上的精益求精外,其次就是对内容合理有效的视觉编排。美是任何网页所必需具备的基本因素,网页信息不仅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愉悦的视觉环境,使他们有一种全身心的享受和共鸣。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站建设越来越接近于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项技术。网页的设计,日益被网站建设者所注重。网页设计是设计与技术的高度统一。 平面设计论文:论析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对当代设计的影响——以“气韵”对平面设计的影响为例 论文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理论 激励机制 论文摘要:高校教师在科学研究、文化知识传播和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于提高管理效能,调动教师积极性,促进高校健康有序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综合分析激励理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健全和完善高校教师激励机制。 高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管理工作。而高校教师作为推进高校改革和发展的主体,其管理工作是一大重点。激励是高校教师管理工作的核心。在分析激励理论的基础上,有钊1对性地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对于调动教师积极性、优化师资结构、稳定人才队伍、加强学校吸引力和竞争力有重大意义。 一、高等学校构建激励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优化师资结构,稳定教师队伍 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优化高校师资队伍结构,稳定师资队伍。高校教师因在年龄、学历、学科性质等方面有着不同结构的层次,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应当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促使每一个结构层次的教师积极主动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从而整体上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促成师资结构的优化和教师队伍的稳定。 (二)调动教师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高校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其职业特质,同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更倾向于追求较高的荣誉和远大的理想。需求层次较高,通过有效的激励,可以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多方面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持一种高昂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 (三)优化组织环境,吸引优秀人才 有效的教师激励不但能提高教师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使广大教师产生较高的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形成一种增强学校凝聚力的氛围和影响力。一方面,有效实施各种灵活的激励措施,能够在学校中形成一种开放、竞争的环境,便于吸引外部优秀人才,同时加强本校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优化组织氛围;另一方面,形成一个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无论内外环境都会增强学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学校能够在良好的竞争氛围中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 激励机制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激励方式单一,不能满足教师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在教师的聘任和考核上,评聘不科学,致使激励措施产生负面效应:在大环境的竞争机制未能灵活调节,使激励功能弱化和虚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使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制约高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在充分理解激励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健全和完善高校教师激励机制。 二、高校教师激励理论分析 激励理论按照性质和内容的不同,有许多的分类和划定标准。结合教师的职业特点,对构建科学的教师激励机制有借鉴价值、影响较大、比较成熟的激励理论主要有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和调整型激励理论三大类。本文选取了这三大理论中的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公平理论、目标设置理论来进行分析。 (一)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他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大类。只有在低一级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才会产生高一级的需要。并且不同人或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需要。在实际管理中,要分清楚教师的不同岗位和级别,才能定位其实际需要的层次,对症下药,真正发挥激励的作用。 (二)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提出的。主要包含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激励因素是指当它存在时可以引起人的满意,当它缺乏时不会引起不满意而是没有满意的因素:保健因素是指当它存在时人们并不觉得满意,而是没有不满意,当它缺乏时则会引起不满意的因素。在教师管理中,要正确处理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的关系。不能忽视保健因素,也不能过于依赖保健因素,要善于把保健因素转化为激励因素,充分发挥激励因素的作用。 (三)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侧重研究报酬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对组织成员积极性的影响。公平理论提出,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受报酬绝对值的影响,更受报酬相对值的影响。这里的相对值是指纵向上自己会把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横向上自己会与同一时期其他人的工作及报酬进行比较。比较结果相当则会产生公平感,结果差别很大,则会产生不公平感。在教师管理中,要对同一级的教师和不同级别的教师,其所获得的报酬指标有明确规定,不可一概而论。同时,管理者在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涉及教师权力方面的事务,要与教师形成协商,使其真正体会公平地位和主人翁意识。 (四)目标设置理论 目标设置理论由美国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罗克提出。他认为目标具有引导员工工作方向和提升努力程度的功能,十分重视目标设置对动机的激励作用。其设计的目标设置理论的基本模型揭示出,目标引导努力,由努力而产生绩效,由绩效而获得报酬,最重导致主体的满足感。研究表明,难易适当又有现实意义,同时又被主体充分理解和接受的目标对激发主体的努力最为有效。在教师管理中,要合理设置学校发展目标,同时要求教师在学校目标之下建立个人发展目标,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三、健全和完善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基本思路 激励机制作为高校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其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比较广的,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健全和完善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基本思路:大的方面主要涉及制度和组织环境层面,小的方面主要涉及具体的激励方式。 (一)从制度和组织环境层面来讲 1改善人事和分配制度层面的教师激励机制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必须“积极推进以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合理定编的基础上,对教职工实行岗位制和聘任制,在分配上按照工作实绩拉开差距。”高校教师聘任制自1986年实施以来,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教师聘任制正由评聘制向岗位聘任制转轨,逐步建立一种“突出岗位、严格考核、按绩聘任”的新机制。 发达国家高校的教师队伍管理采用完全聘任制,保证了师资流动和动态管理,发挥了高校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益。实现了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用、合理流动的完全聘任制。具体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在人才引进上,要实行岗位制,遵循“按需设岗”原则,避免引进资金的浪费和人浮于事的情况:在人才的考评上,实行教师评聘制,要根据教师的实际工作绩效和潜在的工作能力来评定教师的职称,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标准统一、规范操作、公开透明、反馈及时且考核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津贴制。将教师按职称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教师的工作情况评定相应的岗级保证既有一定的差距,也有灵活的弹性上下空间,弊除“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局面。 2.以人为本,营造积极和谐的组织环境 通过坚持校务公开、建立与教师的协调机制、理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等方式,吸引教师主动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通过管理者与教师的沟通和协调,促使双方产生共识,减少隔阂,教师的意见被采纳,人格受到尊重,就会激发其学校主人翁的意识。首先,要坚持校务公开,对教师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公正地公开,并接受教师的监督。其次,建立教师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积极组织教师座谈会,与教师进行协调,并形成一定的召开形式。再次,理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改革学校的集权式管理,使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校的决策和管理,真正树立主人翁意识。其间要通过促成以教授为主的学术权力为高校管理的约束和制衡机制。最后,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构建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使教师在民主公平的工作环境中,激发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地学习和探索,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3.目标导向,有效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对高校教师的有效激励,从个人发展目标来看,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使其能最大限度地投入教学,同时加强教学行为的反思与调节,逐步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最终形成专家型教师: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来看,在教师教学质量、学术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学校才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因此,总体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个体目标实现的基础上,高校应建立正确的目标导向,有效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要协助教师制定和实施其职业生涯规划。教师要结合自身的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设计出符合个人实际的职业发展规划。同时,要对教师发展规划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设置,并可以保障其随学校发展而合理调整,真正实现激励动态化目标管理,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提供高校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机会。高校教师,特别是年富力强的教师,更需要通过接受继续教育来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高校要把教师参与继续教育制度化,使每一位教师都有机会去获得一个能够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这样才能够调动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其所长,达到促进学校发展的目的。 (二)从具体激励方式来讲 1.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是建立在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过渡上,其需求层次的复杂性决定了激励手段的多样性。从低级需要来讲,人更多的是追求物质和利益。因此,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要加强物质激励。但在保证教师物质激励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其精神上的需求。一方面,对广大教师要加强工资、津贴、奖金的激励,对工作业绩突出的教师加大更多的经济奖励。这样来调动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教师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以教师的自我实现需要为归结点。这就强调了管理者对教师的尊重,要重视对教师的精神激励,鼓励教师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获得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最大满足。管理者还要加强与教师之间的情感联系,促使教师形成个人发展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的价值观的统一,把个人的精神追求建立在学校的发展上,这样才能促使教师在对学校有感情的同时,改善其教育教学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与效益。 2.刚柔结合,提高效率 高校教师绩效管理要把刚性模式和柔性模式结合起来。刚性管理模式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措施、规章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以量化和统一的考核制度来进行绩效管理。刚性管理模式可能因为过于讲求制度化和严谨性,反而使考核制度的统一制约了教师的个性发展,出现一刀切、一元化、呆板的现象,最终使教师对管理者难以达到心理上的认同。而柔性管理模式是在弊除刚性管理模式中不合理的现象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动态弹性的方式开展管理工作。考核指标参照体系多元化,有一定的弹性范围和满足差异性,同时建立定量考核为基础,定性考核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使绩效管理有科学性也有灵活性,教师发展有一定界限也有一定的空间。 在高校教师的管理上,要把刚性和柔性管理模式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提高绩效管理效率。 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激励机制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实际开展管理的工作中,激励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定位高校的发展水平和层次,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高校的实际发展。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一定的激励原则,不断健全和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平面设计论文:浅谈消费心理学在高职平面设计专业中的教学应用 论文关键词:消费心理学 高职 平面设计 应用 论文摘要:在当前的高职院校平面设计专业教学体系中,消费心理学是一项有着意义却普遍缺失的内容。为了在高职平面设计专业教学中,妥善的纳入消费心理学内容,作者提出了在毕业设计阶段实施消费心理学教育的设想,指导学生通过学习运用消费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改善设计创作,增强市场适应能力。 一、消费心理学在高职院校平面设计专业教学体系中的存在意义 平面设计作为一种与商业活动息息相关的艺术设计门类,商业性是其基本属性。广告、标志、版式、包装、展示以及“vi”设计等,无不因商业上的需求而产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商业平面设计作品,其内容往往是对商品或者服务的展示、宣传,其对象,即该作品的目标受众,往往是其所展示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作为一个商业平面设计作品的作者,受众对该商品和服务的心理诉求,是其进行设计创作无法绕过,必需思考的问题。因而,具备一定的消费心理学知识,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平面设计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以培养市场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要培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设计人才,非常有必要对其平面设计专业学生进行消费心理学教育。然而,目前我国高职平面设计专业的教学现状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围绕着构成这类基础课程和标志、海报、包装、“vi”设计等应用课程来组织,像消费心理学这样的市场导向性课程的意义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的课程设置,看似基础扎实、知识体系完整,却与市场严重脱节,培养出的学生市场适应能力不强,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 二、在平面设计专业毕业设计阶段实施消费心理学教学的设想 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近年来,消费心理学教育在设计类专业中的存在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部分学校也进行了将其纳入设计类专业教学内容的探索。然而,对于高职平面设计专业来说,在短短三年的培养时间内,教学内容本已较多、课程也比较紧凑。那么,如何将消费心理学教育稳妥的纳入到平面设计专业教学内容,并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呢。作者提出了在毕业设计阶段实施消费心理学教学的设想。理由如下: 1.不宜过早地给学生灌输消费心理学知识 高职类院校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设计基础相对薄弱,这些学生在入学之前接受的几乎都是绘画基础课程,对设计几乎一无所知。入学后学校教学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要夯实他们在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方面的功底,另一方面是要循序渐进地教授他们平面设计的知识、技法,培养他们设计思维和创作能力。如果在他们还没完成平面设计的基本课程,完全掌握平面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技能的时候,就过早的给他们灌输消费心理学知识,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让学生摸不清头脑、理不清思路。 2.毕业设计阶段的学生具备了接受消费心理学教育的基础 处于毕业设计阶段的高职学生,经过前几年的学习后已经基本掌握了平面设计的基础技能,同时,此时的学生开始初步接触社会、接触市场,通过实习和找工作的经历,对专业方向所涉及的市场和消费者有了一些初步的概念和了解,具备了接受消费心理学教育的基础。 3.毕业设计阶段的消费心理学教育最具效果 处于毕业设计阶段的高职学生,面对就业的压力和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的挑战、他们有了解市场、了解市场的主宰——消费者心理的渴求。而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在他们根据兴趣、根据对职业发展的意愿或者实习的经历确定毕业设计项目的时候,都有着完成一件足以证明自己实力的完美作品的强烈愿望,所以这个时候的学生在了解了消费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会有较强的学习动力。同时,毕业设计阶段紧邻就业,这时候组织他们学习消费心理学知识,且经过与毕业设计项目的结合运用,印像清晰、深刻,在毕业开始工作后,这些刚学到的东西拿来就能用,具有最佳的学习效果。 三、消费心理学教学实施 1.消费心理学知识的讲授 消费心理学知识的讲授是实施消费心理学教育的基础环节。由于毕业设计阶段的高职学生往往一边忙于实习,找工作,一边进行设计创作,能够集中起来进行理论学习的时间有限,所以对平面设计专业学生讲授消费心理学知识内容,不可能像商务、市场类专业的学生那样系统、全面,而应对包括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过程、消费者的个性心理特征、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心理因素和外部条件等在内的消费心理学基本知识、理论,进行概括性、普及性的讲解,并对消费者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研究分析方法进行阐述。目标是让学生在了解消费心理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学会应用消费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对设计作品的目标受众人群进行消费心理分析。 对于讲授的形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能请校内外教授消费心理学的专业老师来进行讲座,专业老师的讲座,因其经验丰富、内容全面、讲解权威,显然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而没有这种条件的,则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可以通过收集、整合一些消费心理学的教学视频、教案和教学课件,组织学生进行集中学习,凭借自身理解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讲解。而这就要求指导老师熟悉消费心理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同时具有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和再演绎能力。而无论进行哪种形式的讲授,指导老师都应选择一些消费心理学的相关教材、文章、资料,要求学生在课外进行补充学习。 2.目标受众人群的消费心理分析 在完成了基本知识理论的讲授之后,指导老师便可引导学生利用所学到的消费心理学原理,对设计作品的目标受众人群进行心理分析。 进行心理分析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学生结合自己的毕业设计项目,运用所掌握的消费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完成对自己设计作品的目标受众人群的心理分析作业。也可以将有相似毕业设计任务的学生组合起来,成为受众心理分析小组,小组成员间分别针对各自设计项目的目标受众人群心理进行相互讨论分析,并完成各自的心理分析报告。 心理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对设计项目目标受众人群消费心理特征的判断和确立,包括在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层次、消费能力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在理性程度、细致程度、情绪和偏好的持续程度,对流行和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生活节奏和时间观念的方面的性格心理特征;以及在消费的目的性、浏览、选择和购买习惯,对品牌、包装和广告宣传的认同度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偏好特征,这些设计作品的定位的影响因素。第二,目标受众的消费动机,消费动机和受众的消费心理特征,构成了消费者对消费对象的心理诉求,对消费动机的分析决定了设计作品通过哪个方向、以哪种方式满足受众的心理诉求,吸引受众眼球。第三,设计作品方式,通过对设计作品、接触受众时的方式、环境对受众产生的感官影响和心理变化的分析,为设计作品的设计创意寻求依据,设定条件。 3.对目标受众人群的消费心理调查 学生自己或者学生们之间运用刚掌握的消费心理学知识,针对目标受众所进行的理论分析,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而检验理论分析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实践。所以接下来要求学生们运用消费心理学的基本研究分析方法,对拟定的设计作品的目标受众进行现场调查。 消费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综合调查法、实验法等。受处于毕业设计阶段的学生的组织能力、物质条件、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前三种相对简单、便于开展,较为适合作为受众心理调查的方式,其中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解受调查者信息的问卷法,因其使用预先编制的问卷表格,标准化的问题设计使信息收集更加全面,同时也有利于相互比较,因而最为适合学生采用。 问卷调查由设计、组织、调查、汇总、分析等一系列步骤组成,工作量较大,需要学生分组开展,分工合作。这样,我们之前提到的心理分析小组,就可以由此延伸为心理分析调查小组。问卷表格应由学生小组根据设计项目的调查需求自行设计,指导老师给予必要的指导,表格应包含受众心理分析的主要内容,形式上应多做选择,减少文字填写量,从而方便受访者填写。 组织对目标受众人群的心理调查,不但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而且通过在现场调查中与目标受众的沟通交谈,既提高了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又因为与目标受众的直接接触,为即将开始的设计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感性认识基础。而通过将调查结果与之前的理论分析进行比较,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补充和完善,可以使学生在将来的设计实践中进行受众心理分析的经验更加丰富,充实。 4.对设计作品的消费心理定位 通过现场调查及汇总、分析,掌握了目标受众人群的消费心理特征和消费动机,也就是把握了目标受众的心理诉求,对设计作品的消费心理定位也就有了准绳。 对设计作品的消费心理定位,简而言之,就是决定设计作品通过哪个方向入手、以哪种方式满足受众的心理诉求。对于平面设计作品而言,就是为满足目标受众人群的主要心理诉求,决定从其设计内容哪些方面的特质、性能入手,采用何种创意烘托该特质、性能,使用那些元素构成画面、采用怎样的色彩搭配、形成什么样的设计风格。比如设计一款为年轻人目标消费人群的服装品牌海报,可以突出其时尚、运动、自我等方面的品质风格,可以通过展示其品牌代言人的青春魅力、运动活力的画面,采用新潮、简短、有力的流行广告语来反映这些品质,可以采用鲜艳的色彩搭配、充满动感的线、面构成,炫酷的字符设计等,形成直接、明快的设计风格,以满足年轻人的消费心理诉求。 完成了对设计作品的消费心理定位,作品创作的消费心理学准备即已完成,即可进入设计创作阶段。对平面设计专业结合毕业设计实施的消费心理学教学也就由此收官。 四、结束语 通过与毕业设计相结合的消费心理学的教学实施,使高职院校平面设计专业学生了解了消费心理学知识,提高了运用消费心理学方法改善创作,增强作品市场适应力的意识和能力,为将来能够设计出符合受众心理诉求的成功的设计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平面设计论文:高职 计算机平面设计技术 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摘要:计算机平面设计技术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软件运用技能、创意思维开发和就业方向。基于以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整合教学内容模块,将案例式教学植入“块”中,并用项目式教学带动竞技以及制定增加自评和互评的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改革,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关键词:平面设计;分块;案例式;项目式;评价标准 《计算机平面设计技术》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设计理论和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使学生了解熟悉计算机平面设计的行业规范。在“2+1”的高职办学模式中,本课程开设于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以我院 多媒体专业历年的就业情况来看,2009届至2011届毕业生从事平面设计的占31.4%。所以本课程教学的质量决定学生技能运用能力,也决定学生的创意思维开发,同时也影响学生的就业方向。 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软件运用技能、创意思维开发,在接触平面设计之前的一个学年中,学生已修完《绘画基础》、《构成》以及《平面设计软件应用》等课程,学生已经大致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法,有一定的造型表现能力以及将造型要素按照某种规律和法则组织构建理想形态的构成能力,同时也掌握常用平面软件的使用方法。但是对于理科生源的多媒体专业学生,为了使学生能够充分地将以往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新课程,为平面设计课程的学习起到扩展应用作用,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对课程建设进行探究与改革,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二、课程改革的措施 (一)“分块”教学的整合 根据我院教学大纲的规定,本课程总学时68节。计算机平面设计是一种集平面设计基础理论、大众传播学及其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实用技能。[1]因本课程涉及的内容多,覆盖面广,为了便于教学,因此将相应的教学内容根据其知识体系汇集成“块”,加以适当的学时安排进行系统授课。根据以往教学经验,课程在其内容的系统性和学时的分配上需要重新安排。其中,因为理论性太强的平面设计的形式原理、视觉流程与平面结构设计、文字的基本结构、编排形式与标题的编排、图片的平面构成、组版原则与设计步骤等内容不适合独立用来给动手能力较强的高职学生讲解,而且教材中的形式美法则因其在构成课程中已有相应介绍,故只做简单复习,所以上述内容简化为“版式设计”,在较短的课时内做简单介绍,将相应的理论分散至其它各“块”中,如在招贴设计中介绍视觉流程、在vi设计中介绍字体设计、在包装设计中介绍组版原则,灵活地把知识串联起来,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以致用。另外,把logo设计和ci设计合并后细化为vi设计,以便开展项目式教学。整合后如表2-1所示。 (二)案例式教学植入“块”中 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2]平面设计中的案例教学是通过模拟或者重现设计领域中的优秀作品,让学生站在设计者的高度,通过独立思考和讨论来分析成功案例的一种教学方法。决定植入该教学方法取决于教学“块”的内容、以及课时分配的长短。在vi设计“块”中,以“中国联通vi设计”(图2-1)为例,首先通过介绍此案例的基础系统、办公系统和营业厅系统,分析其成功品牌释义、创意理念、制作规范和应用系统部分。再扩展分析为何中国联通成立时选择了蓝色中国结作为公司品牌标识;为何品牌标识由蓝色变为红色;如何弥补联通此前品牌定位不甚清晰的缺陷,从而确立新的企业文化等问题。教师在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列举各个成功和失败的设计案例,从中总结出成功案例的创意思维、设计准则和失败案例的问题所在,也可以在讨论过程中,让学生通过自己或者他人的思考来开发自己的思维,从而丰富自身的创作源泉,完成教学任务。 一个权威的案例,在教师的教学中起着示范作用,在学生的学习中,又起被效仿的作用。所以,选择优秀案例并且充分利用,是“分块”教学中的关键环节。因此,用成功案例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有一个参照物,再加以设计上的探索,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项目式教学带动竞技 平面设计中的项目式教学是指由教师引入一个完整的项目,确定项目内容及其要求,进而引导学生由被动听课转向主动实践,模拟设计企业的设计流程,在规定时间内达到任务要求的教学活动。在授课前的教学计划修订中,要对近期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校、省、国家乃至全球的各类竞标项目有一个初步了解,小至一个威客网的投标,大至全球性的比赛,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作为学生的课堂教学的实践内容,在完成设计项目后,学生可以以个人或小组名义参加各级竞赛或投标,这也是对学生能力的考察和肯定。以项目式带动教学不仅能够让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增,也能让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社会竞标、赛项等项目上取得相关奖项或获得经验积累。项目式教学一般用于招贴设计、包装设计和vi设计等比赛机会较多且课时总数较长的教学“块”。 (四)评价标准的制定 对学生作业的评价,是教师运用一定的价值尺度对教学成果的审查,评价的客观性由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决定。作业的评价标准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学习过程及其学习结果的价值反映,它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和忽略了哪些内容,具有指明学生的努力方向的作用。因此,作业的评价标准的制定需具有科学性,以教师评价为主兼顾学生的自评和他评,在图形或文字、组版构成、创意能力、纪律或团队精神等方面开展评价。评价标准的制定如表2-2所示。 三、结语 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科学的分“块”后植入典型“案例”的教学方式,精选“项目”等教学改革,为教学构建新媒介,建立了完善的评价标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式教学,尤其是理论部分的教学,从其他的方面入手效果可能更好,如传统教学法。而泛滥的使用案例式会让学生过多的注重实际操作案例而忽略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造成学生理论知识过于薄弱,需要针对具体的课程内容采用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在项目式的推进上,尽量不要选择竞技比赛难度太大,获奖几率太低的项目,可以从校级的小型比赛做起,更容易取得好的成绩,更容易树立起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的动力。在评价标准上,增加学生的自评与互评,分值不能超过40分,把握教师在评价中占据主要地位。如果发现学生在互评上面有不良行为更要加以制止并给予学生积极的引导,保证评价的公平性。以上是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该如何更好的进行教学改革,还有待继续探究与实践。 平面设计论文:解析火电工程施工平面设计及定制化管理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火电工程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针对此项工程的研究人员也日益增多,为了更好的发展火电工程,作者认为有必要对火电工程进行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火电工程的施工平面设计以及工程定制化管理两方面进行了解析。 【关键字】火电工程;平面设计;定制化管理 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火电工程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为了更好的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发展进程,高效减排成为火电工程发展与改进的现实目标。为此,研究火电工程施工平面设计的优化以及实现火电工程定制化管理的活动浩浩荡荡的开始了。 一、火电工程基本情况概述 1.1定义 火电工程其实就是火电转化,也就是通过产热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的燃烧反应将反应生成的热能经过一些专业的发电动力机械设备转换成电能供给国家进行电力供应。 1.2目前火电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 (1)污染环境:因为火电工程经过燃烧所排放出来的物质比如so2、nox等都是具有酸性且危害环境的气体,这会让环境恶化形成酸雨。除此之外燃烧排放的有害物质还有粉尘,这都会对环境带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危害植物生长的污染。 (2)资源消耗:由于机械设备、人为操作不当等原因致使燃烧的燃料不能得到充分燃烧,浪费资源,据不完全统计1000w的火电工程国内每整年就要消耗将近五千万吨的标准煤。 二、提高火电工程施工平面设计相关建议 2.1优化临时火电工程施工道路:主要为了有效的结合工程生产、日常生活活动区以及工程施工区等三方活动区域,以便建立合理、完备的交通组织;同时还可以有效划分不同功能区的公路使用,建立一个各自都独立的火电工程定制管理活动范围区。对于工程设备材料等运输的环节,要充分结合公路以及材料设备加工厂、仪器材料储存仓库等相关地理位置和施工运输道路的关联。如果距离施工的工地比较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相应的运输码头周边建立或者租用施工主要的材料器械加工厂以及储备仓库。同时为了确保施工道路路面干净,需要在所有施工范围内的道路相接连的开挖除土道路建立手摆片石路基,同时在每个相接壤的接口处进行三到五米砼硬化操作。 2.2加强对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的优化:在进行土建施工时,应该在施工的主厂房起固定功能和扩建功能的位置分别安装一台型号为h5012的塔吊,并且在临近b轴线的汽机房内,形式为汽机型的两台发电机基座中间安装一台型号为h3/36b的轨道行走式塔吊。同时为了缩减成本开销,我们在处于主厂房起固定与扩建功能的位置、集控作用的大楼与和1#或2#的炉中间位置以及靠近b轴汽机房内的线检修位置也就是2#机附近等位置分别安装一台型号为h5012的塔吊,以实现功能的全方位覆盖,然而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处于汽机房行车梁、煤斗以及粗细粉分离器等机械设备附近都要安置最小也要一百五十吨的大型设备进行配合作业。同时为了提高施工的进度与质量还要在土建加工场里面安装一台型号为十吨的龙门吊,并在轨道长度走势方向上配备相应的金属加工场、埋件加工场、钢筋加工场以及半成品堆放场等。 2.3优化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水、电、气等设计:施工过程中电源要按照工程从业主所限定的变压器进行引接以构建完整的供电系统,从而方便、合理地对每个施工区电源线路甚至稳压用电配电箱进行分配;同时需要注意工程土建以及安装过程中的合理时间差,以达到对工程临电设施的成本开销最小化以及实现设备利用率,在充分保证施工程生产以及人均日常生活用电需求的最大化提升。 2.4注意对施工范围内生产加工区域以及存放物品库房的设计优化:对生产加工区域在设计上要求实现材料设备运输的最小化、最近化。尽可能使用施工单位空地作为混凝土构件的生产厂建筑地。而对于那些容易受潮带来不良影响的器材如:锯木、成材、粗细木工加工间和成品等存放的场地,不仅要考虑施工的整体流程,还要考虑通风情况,一般都被安置在土建施工边缘的下风向的地方。其次,对于存储材料设备的库房大都按照就近原则,选择既不紧挨着道路边缘还与主要的施工方向相平行的接近材料机械使用主要位置的附近即可。当然如果能在施工周边存在铁路,设计沿铁路方向设立材料设备的周转仓库、中心仓库等是最理想的。 2.5注意对施工过程中排水问题 设计优化:为了避免生产、生活污水污染环境,影响人们正常生活,我们通常要进行施工现场科学合理的排水与防洪设计。这包含了施工环境的厂房排水、施工污水的排放以及生产建设人员日常生活用水的排放。我们在施工场地排水沟道的设计方面,为了方便清理大都选择明沟排水.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为了减少临时排水设施的成本投入,大多选择使用工程所安排设计的排水系统。 2.6优化办公管理区域设计:设计需实现工程集中、便捷,方便统一化进行数据信息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环?a href="//"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 陈袒??霉こ贪旃??繁!⒄?唷⒚拦郏??弊⒁獍旃??蜃詈每拷?┕さ氐恪0旃??蛐枰?才庞幸抵鳌⒐こ碳嗬怼⑹┕す芾砩杓频劝旃?抑?猓?挂?才殴こ痰幕嵋槭摇⒓扑慊??缈刂剖摇⒐こ坦┑绻芾砼涞缡乙约吧?畋乇傅奈郎?洹⒄?s盟????涞确智?? 三、火电工程定制化管理相关建议措施 3.1内容亘概:在工程施工现场,进行相关活动情况分析和相关活动、工作场所范围的整理、管制,及时对施工现场存在的那些与施工工程生产作业没有关联的物品器械进行合理管理与位置安排,随时根据情况进行施工过程中人身、物品以及环境场所的关系进行合理化调整,为了工程施工生产必备的物品处于最科学合理的位置及时对其进行情况数据分析的定置定位。 3.2具体措施: (1)合理设计管理体制与管理标准:工程按照管理主次进行合理层次划分,管理项目主要由经理部进行管理任务的逐级划分,并按照要求设立包含有工程施工负责人,财务统计设计等职能部门、工程监管负责人、各环节项目主要班组负责人等人员组成的定置管理领导小组,由该小组进行商讨研究施工标准、工程规划以及工程的安排设计,由此进行一致合理的化管理。 (2)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以保证施工正常有序进行:按照定置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原则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培养施工人员素质,以及合理进行工程施工对各阶段工作活动的计划与时间安排。以此保证施工人员自觉进行科学合理施工。 (3)设计上以细化、具体化、定性化;场地节约化、环保化作为主要原则。 四、结论 为了更好的让火电工程为社会发展所利用,更好的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发展进程,优化火电工程施工平面设计提高火电工程定制化管理成为日前国内外密切关注的主要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平面设计论文:关于 平面设计软件 实训课程项目设计分析 论文摘要:目前,项目教学法在高职院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应根据项目教学的理论,从实例入手,研究《平面设计软件》课程实训项目设计方案的理念与构成,对信息收集、方案选择、项目执行中的技术问题及成果评价等环节进行探讨和分析。 论文关键词:平面设计软件;实训课程;项目设计;实训项目;成果评价;职业能力 平面设计软件实训是配合《平面设计软件》课程开设的为时2周的实训课,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的实训课通常是通过让学生做一些课业进行的,教师给出一个课题,学生在指定时间按教师的要求完成作品,整个过程在教师的辅导下完成。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职业能力难以得到很好的训练,团队精神难以得到有效的培养。所以,在实训课上进行项目教学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项目教学法的核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去探寻得到最终结果的途径,学习的重点在学习过程而非学习结果,这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很有帮助的。在2周的时间里,如何设计项目才能使学生真实地体验一个项目的完整制作过程,是需要教师研讨的问题。 实训项目设计分析 实训课的教学不同于理论课。由于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该课程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实训课要在理论课的基础上重点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所以,项目的设计要求更能体现实际工作环境的特点,学生通过项目能更好地应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设计理念平面设计是近十几年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复合性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涵盖的职业范畴包括商业展示设计、商业广告设计、商业环境艺术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结构与装潢设计、服装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商业插画设计、标志设计、企业ci设计、网页设计等等。针对目前平面设计行业及社会其他相关岗位对人才的需求和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研讨,实训项目设计应该围绕着专业方向和培养目标进行设计;围绕着用完整的实际工作流程训练学生综合设计制作能力的目标进行项目开发,即按照实际工作“调研策划创意设计制作提交审核”的流程进行教学设计;以项目小组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通过实训项目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美学思想、平面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设计规律及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软件,完成符合实际要求的平面设计作品,实现平面设计专业的教学目标。项目的设计理念应当是以培养学生完成实际工作任务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但设计的项目不一定非要来源于企业,因为本课程的学生是“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一年级新生,还没有学过平面设计方面的专业课,用2周的时间完成一个真实的企业项目有一定的难度。为了顺利实现《平面设计软件》实训课程的教学目标,可采取将虚拟项目按照真实项目完成的形式进行教学设计。 设计思路平面设计专业的能力目标是使学生能够根据平面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设计规律,针对不同的用户要求进行各种平面作品的设计与制作。所以,“网站页面设计制作”项目、“pop广告设计制作”项目、“商业插画设计制作”等项目都可以用来作为《平面设计软件》实训课程的实训项目。产品类广告设计可以重点培养学生市场调研、策划、创意等能力;文化类广告设计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完整的设计制作流程;“网站页面设计制作”可以通过图形、色彩、文字等设计元素的运用培养学生综合的平面设计能力。下面以“某集团房地产网站页面设计制作”项目为例,分析实训项目的设计方案。 实训项目设计方案 项目背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利用网络查找各种所需要的信息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在这种形势下,很多企业、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的网站和网页。某房地产企业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形象和推介企业产品,需要制作一个引人注目的精美网站展示自己。 项目内容该设计项目是为某房地产开发商的网站进行网页设计和制作,需要学生进行市场调研,了解企业名称和受众群体,并采集各种信息,通过进行实际调查和需求分析,确定网站的市场定位,进行网页的规划和整体方案设计。在网页效果上要注意网站形象设计,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在制作过程中要合理运用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和软件技术,按计划完成符合客户要求的精美网站制作。具体任务内容包括市场调研、网站策划、网页整体方案设计、网页设计制作、完稿处理、资料整理等,其中市场调研包括收集相关房地产企业的宣传资料和网站形象调研。网站需求分析要通过对宣传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明确用户需求,并撰写分析报告。网站整体方案设计包括标准字、logo小样、标准色彩、图标设计、网页平面设计等内容。网页设计制作可利用平面设计软件photoshop、illustrator等。 项目能力目标为达到专业要求的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求学生能进行基本的市场调研,明确客户需求,撰写广告策划书;能根据策划书进行创意构思,绘制出设计草图;能进行一定的创意设计;能将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与软件技术相结合,具备项目执行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及小组协作能力。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医高等教育篇1 近年来,随着中医队伍出现人才不足,名老中医递减,中医中药在临床应用减少,人们开始反思中医教育。于是,从上至下进行轰轰烈烈的中医教育改革,研究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改革。我们看一下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不外乎案例式教学、分段式教学、网络教学等,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到中医教育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医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是某个教师、某个学科的教学改革,需要职能部门从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建国以前,中医教育一直以家传或师承与自学结合的教育模式为主。那个时候,名医辈出,百姓也相信中医,事实证明师承或家传与自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符合中医教学规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建国以后,学校式的中医教学模式成为主流,各省中医学院相继成立,使得中医教育得到普及与重视,国家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大力发扬中医,造福人类,可事实却是名医越来越少,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各个中医院校前10期的学生在中医临床方面是主力军,他们的中医基本功比较扎实,这和当时的教育有关,学校式教学初期,邀请了国内当时的名医授课,教学内容以中医为主,外语、计算机课等开的很少,不追求高学历,不考硕士、博士,学生人数少,带教老师认真,重视中医基本功的传授,所以这几批学生培养得比较成功。再往后看,学生的中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去各省的中医院走一圈就会发现,会辨证开方的医生很少,大部分人是运用西药和中成药。毕业生就业难,临床技能低,人们对中医产生怀疑态度。是中医无用,还是我们没有学好中医?笔者认为,大部分人属于没有真正学透中医,只是一知半解,临床疗效不好,因此而得出中医无用的结论。其实这结论很偏激。如何学好中医,除了自身的努力,教育的模式极大地影响着教育的成果,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医教育改革很关键。 1生源问题 笔者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中医,学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对中医的热爱,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弱化了传统文化,从小学习数理化培养出来的学生逻辑性、概念化思维方式较强,对中医很难有“悟性”,因此不爱学习中医,排斥中医。笔者从事中医教学10年,经常发现有非常聪明的孩子考试不及格,甚至拿不到学位,原因在于不喜欢中医。学好中医需要矢志不移的心态,耐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踏踏实实,不计名利,安下心来做学问,历史上有许多虔诚的中医学者,四处游学,拜访名家,矢志不移,最终成为一代名家。 2思维方式的培养 中医有其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气血、阴阳、藏象、经络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望、闻、问、切是中医诊病的主要手段,辨证论治和遣方用药是治疗的核心。培养中医,就是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使医生能够按照中医的思维方式入手,诊疗疾病。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这样的中医了吗?中医院新毕业的学生有几人会诊脉并能仔细望、闻、问诊?即使有诊脉,也只是形式,大多数医生会让病人做大量的西医检查。在医院候诊室经常听到有患者抱怨,专门来看中医,不给号脉,只开西医的检查项目,与其这样,还不如去看西医呢。如何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集中强化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排除一切干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即在一段时间内让学生仅仅接触中医,不学西医,不用西药,完全辨证用药,待中医学成后再学一些西医知识,以利于中西互参。 2.1教材:教材是知识的载体,载有大量的资料供学生学习,同时教材也具有导向作用,可引导学生解决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因此,对于教材的要求应相当高,内容的准确性、深度、广度,以及留给学生和老师想象的空间,都要经得起推敲。我认为,现行中医教材的设置与内容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远离经典,象《神农本草经》、《濒湖脉学》、《难经》等经典根本不开课,全靠自学,学生很少有人自觉去读,即使已开的经典课,也作了很大的删改,不以原文为主,而是妄加注解,让学生读不到原汁原味的经典文献,因此基本功不扎实。二是中西结合,中西结合的前提是中医、西医都学得很透彻,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取长补短,比较分析,中西互参,从而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可是对于初学的学生来说,中西医课同时开的结果则是一塌糊涂,中医没有学好,西医只是一知半解。现行中医教材中掺杂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西医理论诠释,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根本无法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无所适从。当然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现行中医教材所具有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资料要比二手资料更有价值,尤其是当你对某一中医问题做深入研究时,你必须首先明确中医典籍对此问题的原本描述。 2.2教学进程问题:一种是先上中医课程,再上西医课程,或为我们现行的体制,中西医课程同时进行。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现行的教学安排,中西医课程同时进行,学生容易接受西医,西医学属于公式化、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学生易于掌握,而中医学则是建立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以气的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不易学习,初学者很难深入进去,导致越来越不爱学,逐渐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笔者认为,应该先上中医课,强化学习,强化训练,培养兴趣,进入状态后,即中医基础打好之后再学西医知识,尚不为晚,这就是先入为主。其次是中医课程开的过少,一个中医学生不先学好自己的主业,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外语、学计算机、学西医课程,结果是杂而不精。现在社会需要的是专业的人才,而不是样样通、样样松的“通才”。所以中医毕业生就业难,去西医院水平赶不上人家西医院校毕业生,去中医院又不会开中药方,中医理论水平也不行,这是深刻的教训。 3师资问题 目前很多中医院校讲授中医的教师多数不参与临床实践,没有临床经验,讲课只能是照本宣科,望文生义,脱离临床实际而机械、教条的授课。中医本来就是实践医学,来源于实践,并回到实践中去,因此也应该在实践中学。所以授课者应该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这样才能理论实践相结合,讲授起来灵活,可信,生动。 4实习问题 中医临床实习是学习中医非常重要的一环。医学本身就是实践科学,只有亲身亲历,与所学的理论加以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所以早临床、多临床已经成为公认的学好中医的必要环节,教育部门一定要给学生提供较好的实习环境。目前我们的实习环境不容乐观,所谓的教学医院都是以盈利为主,而不是以教学为主,老师很难做到“教”,学生也很难学,大部分时间是雾里看花,没有学到实质性的知识。笔者认为,理想的教学实习环境应该是教学医院以教学为主,限制患者人数,医生和实习生对每一个病人都能仔细望闻问切,辨证分型,遣方用药,并认真讨论分析。中医教学改革,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做到,需要职能部门政策的支持及改革,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任重而道远。人民期待中医教育改革硕果累累,谱写新篇。 作者:张丽艳 中医高等教育篇2 加强中医药传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医药面对新形势的紧迫任务。在中医药事业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当前我国中医高等教育存在创新意识不足,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为适应现代医学技术和理论不断创新的发展趋势,中医高等教育需要转变观念,进一步加强创新性思维的研究和培养。 1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内涵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也需要不断创新,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激发大学生求真务实的责任感、使命感。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高等教育理念已被广泛接受。创造力和创新性思维业已成为人才素质的重要内涵,研究创新性思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医高等教育的创新性思维,必须以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为目的,遵循中医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并尊重高等教育的规律,孕育创新性思维的文化氛围,创立中医药研究的新思维、新概念、新技术,培养中医人才创新性思维素质,发展现代中医理论和技术的教育新思维模式。中医创新性思维不能仅停留在培养“创新精神”阶段,还要引导学生把新思想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将思想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思维“产品”,提高中医学人对中医理论的应用能力和中医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能力”,使创新和创效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教育的创新性思维为中医创新精神加中医实践能力,它包含几个基本点: 1.1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创新应成为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基本内容。中医几千年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思维模式,即突出人与自然和谐、部分与整体相互联系,既重视整体内部相互联系、又重视整体与外部的有机联系,并自创了中医急诊、内、外、妇、儿、针灸、骨伤、养生等全面的医疗科目和技艺,形成了中医自身完整的体系,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地位。因此,中医文化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扬弃的思想,去除糟粕,取其精华,成为中医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 1.2在中西医对话基础上的创新。有人担心在西医全景式包围现代医院的背景下,中医前景堪忧,遂将中西医对立起来。自上个世纪初,中医地位囿于西医的长驱直入而不断弱化,但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受到国家的重新重视和扶持,使中医事业在秉持传统中不断创新发展。西医对同一种病证的处理规范有余,灵活不足;而中医则同证多法,可外用膏药、可内服汤药、亦可针灸推拿、饮食调补等,从中收到最佳疗效。由此,中医学人如何扬中医之长,如何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使中西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将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关注点。 1.3在博采众长基础上的创新。中医自古传道以师带徒,尊师敬师奉为古训。各家学说也重在培养本家衣钵传承者,门户之别成为中医的一个特色。毋庸置疑,各家学说的特色诊断和医药方剂独具特色,中医要可持续发展,各家学说需要打破门户之见,相互联系继承发展。有如温病学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攻下派发展了寒凉派,补土派发展了易水学派[1],这些古代名家均知道传习和超越是保证技术愈久弥香的不二法门。因此,渗透一种创新精神,不惧怕各家之说的争锋,不回避自家理论之短,实现兼容并蓄、有序竞争将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内容。 1.4以提高医疗疗效为目的的创新。传统中医特别强调临证的重要性,大量临床经验造就了中医卓有成效的临床奇功。但面对西医“短、平、快”的诊疗模式,中医如何更新诊疗模式、方法、手段等,突破疗程长、疗效慢的窠臼,在不丢失传统的微观辨证,应用生物化学、药理量化分析学等知识,激励学生探究和解决中医药诊断、草药的量化难题,将现代医学诊疗手段纳入现代中医学教育“治病求本”、“扶正祛邪”的范畴,是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教育追求的目标。 2当前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缺乏的归因 长期以来,囿于中医历史自成一体,中医药文化难与其它医学文化简单融合,加上中医高等教育与研究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不足。 2.1中医学人的科学精神不足。科学精神体现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包含丰富的内涵。一是以人文科学为主体展示的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展示的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求真务实的活动[2]。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善”不仅是哲学,而且也是人类一切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求知”不过是人的“爱智慧”本性的体现,是人自我完善、通向自身真正的存在目标。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发你思考,促使你去提问,指引你去思辨。传统中国文化尊崇儒家,过于倚重和谐,忽略了自然科学强调的挑战和质疑精神,缺乏一种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致使创新乏力。在中医学院校里,真正愿意谈哲学的人不多,认真研究哲学并将其用于医学者甚少,科学知识求真务实的作用在高等中医教育长期不受重视,加之当下对科学意蕴的解读和应用又失之偏颇,缺乏浓烈的哲学思辨,维护多于更新,巩固多于创造,必然造成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严重,创新性思维滞后,这既是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间接后果,又是科技主义盛行的直接产物,从根源上阻滞、抑制了中医人才的思维品质和创新能力。 2.2中医学人的中医信仰弱化。中华文化和科学素养是全面理解中医起源、创新中医思维、坚定中医信仰的基础。现代中医药大学逐步被现代西方文化所浸润,一个从小就与数理化、计算机分分不能脱离的现代教育体制已经严重改变了中国学生的文化兴趣和思维习惯,他们对传统文化已在不经意间产生了陌生感和疏离感。没有了信仰也就奢谈执着、发展和创新[3]。尽管20世纪50年代全国相继成立中医院校,但从中毕业的学生已经缺少了中医先辈们的那份虔诚。尤其是“80、90”后入校的学生,不少对中医感到茫然,对其科学性不置可否,结果是渐渐失去了信任中医,仰慕中医的文化和土壤变得贫瘠,中医人才对中医信仰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医创新和发展。 2.3中医药文化传承渠道不畅。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提升。而今年轻的中医师更多持退守为攻的防御心理,维持步步为营的被动局面,失去了对中医浓厚的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和注意力[4];老的中医药专家诸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弘扬,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科研开发能力囿于资金、技术、设备等限制,学院派中医人才惯于困守大城市大医院,脱离了广大的基层医疗市场,传承创新中医药技艺的渠道变得狭窄。放弃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弱化医学服务于大众的朴素而神圣的济世感,将失去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思维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基础。 2.4中医教育的全球观念淡薄。传统中医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吸收创新的产物。历代中医药学都曾广泛吸取外来医药知识,唐代、元代均吸取了印度、阿拉伯医药知识,丰富了中国医学,促进了中医药的进步。当下学界提出一种新说法叫国际理解教育,即培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拥有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差异的教育观念,这就更加强调教育过程的开放、民主、多元、法制、竞争和契约意识等。从中医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效果看,我们的全球化观念仍然淡薄,这严重影响了中医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3高等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培养途径 加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需要强化中医科学精神,倡导中医自主创新,拓展中医人才的视野,逐步增强中医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3.1尊重中医文化,弘扬中华医学精神。中华医学精神既包含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医学文化和医学道德智慧,又包含从异族吸收的优秀医学道德思想,以及广受国际认可的医学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像“科学人文主义”主张的那样,在今日的大学建立一个深深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它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5]。中医高等教育首先应该让中医学生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开好开足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以广阔视野和实现文化复兴的远大理想来激发中医学生的求知欲。如开好中国哲学史、中医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和科技手段等课程,以科学学习、训练、研究、传播将创新性思维的特质,既内化为科学的心智结构、思维习惯和良心,又外化为人的科学态度、科学道德与科学的社会风气,促成传统思维科学的聚合性与科学发现的开放性相结合。其次,始终不忘大学宗旨是培育“全面的人”,坚守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核,建筑中医学子独特的中医思辨特质、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节。 3.2潜心基础研究,培养原创性思维和批判性精神。中医药基础研究是高等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基点。首先要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名家医案和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研究,启发学生的中医原创思维,批判性地继承中医文化的科学精髓。古老中医曾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医思维科学新领地,如中草药名趣说趣闻,以趣味性吸引习医者的注意力和亲近感。到今日辅以文学口诀式和音乐歌曲式强化记忆医学《三字经、百家姓》、中药方剂歌和经典原著,这些中医教育原创思维值得继承和发扬[6]。其次,要启发激励中医学子的批判精神。中医一方面要坚持自我解剖的批评精神,彻底改变人们冠以中医药从业者“经验医学者”的观念,确立现代科学体系和中医学自信;另一方面要提倡质疑的精神。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需要经验和实践的逐步融合,才能达到证伪去伪的目的,这并非以西医标准规范中医诊疗的简单替代[7]。 3.3更新观念,培育中医学人的全球视野。首先中医高等教育要树立从治学到课程建设全方位的国际意识,变固守为开拓。凭借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的大好时机,主动向国际输出中国人的卫生健康观,输出中医文化的整体论和方法论,争取世界理解中医,接受中医。在课程建设上,不以大量西医课程置换中医基础理论内容,但也不能完全不了解西医。放弃中医理论转而以西医为重,这本身就向世人证明中医不如西医,对中医支离破碎的解读也加速了中医的衰败。只有跨学科间的相互启发,跨国界的相互弥补,输入和输出都以创新和发展中医为目标,中医才能发展。其次造就中医药国际型人才。中医高等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对外交流的机会,通过课程教育和对外交流培养理解中医又兼具外语能力的人才,为对外输出中医医疗理念、诊疗技术和药理标准提供语言和人力资源保障;第三,培养懂国际法、经济法的医事法律人才。中医教育走在医学和法学密切关联的时代里,还需要培养医学经济学人才,积极争取金融界的支持,为中医药界培养具有大视野远景式的领军人物,才能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敢于竞争,善于竞争,创造中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3.4注重教学各环节,培养中医学人坚定的中医信仰。信仰可以激发思想,激励创新。维柯曾说过:“当一个国家在文教上最为繁荣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荣耀上最为显赫、在统治权力上最为强盛之时。”[8]要让更多的人信仰中医,首先要让更多的人信仰民族文化。文化的自信又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必须强调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实践环节。治学态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创新思维活跃的教师能极大地影响和带动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强调教育者的责任心、创新意识,用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启发习医者求知的内在动力,增进学习的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把科研工作的创新性作为教师核心素质加以考核[9]。实践包括教学实践和临床实践。教学实践是教师教你研习理论,直至纯熟应用理论,是中医高等教育产生创新性思维的重要阶段。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包容质疑心,这是创新性思维的种子。教学模式可以不拘一格,真正体现大学的恰当作用就是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获取知识。[10]临床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的最直接体现。中医临床实践要突出中医临床思路,而非以西医临床思路主导临床实践,真正实现教学与实践环节相辅相成。 作者:刘捷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思政部 中医高等教育篇3 高等中医教育起源于上世纪中叶,发展到今天,在校学生人数,办学规模,固定资产,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高等中医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中医学专业高等人才,从这一点看高等中医教育是成功的。但是,从目前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来看,并不太理想。目前的就业情况是:西医院基本不录用中医学专业毕业生,一部分中医院也不愿录用中医专业毕业生,更有甚者,宁可录用西医院校本科毕业生,而不录用中医院校临床硕士研究生。为什么一个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没有西医院校一个本科生有竞争力?中医专业毕业生的劣势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中医教育失败在什么地方?就我的看法,这缘于很多中医专业毕业生进入医院工作,临床工作能力不强,病房管理能力及急诊能力差,不能为医院创造效益。与同期被医院录用的同样经过五年西医院校教育的临床专业毕业生进行比较,临床工作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就是已经走上临床工作岗位的中医师,工作后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补习西医课程。对录用人员,医院经过比较,当然会选择能给医院带来最大效益的人员,而且还会为以后的录用工作提供一个参照标准。由于更多的中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能被医院录用,不能从事对口的临床工作,影响到中医从业人员的数量一直得不到提高,中医临床阵地萎缩。从中医教育对中医临床事业的发展来看,非常有限。因而,培养和提高中医临床专业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是中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1树立教育服务理念 随着教育的产业化,中医院校实行收费教育,学生付费上学以来,大学生不仅是受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随着“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成为一种理念,人们开始思考自己所付出金钱、时间与所接受的教育服务是否等值、有没有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既是教育消费者,又是教育的产品。产品质量的好坏必须由毕业生是否受到社会欢迎,为社会所接纳来检验。如中医学专业五年在校教育,毕业后能否被医院这个市场认可?能否从事对口的临床工作?五年的中医学本科教育投入,毕业后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平台?针对这种情况,中医院校应该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服务理念,以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中医教育消费者,满足消费者合法要求,维护学生的利益,同时也推动学校朝着更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方向变革,真正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有所值,真正成为合格的中医教育产品。 2维持适度的规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招生和就业成了中医院校发展的两个重要的瓶颈,高校为谋求发展,努力扩招。虽然扩招促进了学校发展,但是对医学院校来说,扩招带来了诸多问题。学生数量增加了,而原有的教学资源却不能同步增长,师资力量有限,教室、实验设备、网络设施、后勤保障等处于一种超负荷运行状态。符合临床教学要求的临床教学基地和临床教学床位严重不足,学生临床实习机会减少,缺乏正确的指导和规范化培训,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差,实践能力不强,劣质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医疗市场。中医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多是面向中医院,目前国内很多中医院的发展举步维艰,规模较小,就业缺口小。而中医院校的大量招生,导致培养的学生质量下降,学生毕业后不能从事临床,更谈不上发展中医。因此,招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临床教学基地的规模,确定中医学教育的办学规模。因为没有充足的临床教学资源,就不能保证学生基本的临床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3以市场为导向 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完成医学基本训练,培养具有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初级医生,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和就业奠定必要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也随之迅速发展。高等中医院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大学生如何面对人才市场的选择,由市场来决定人才的培养和供应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中医教育的效果最终体现在社会需求上,对人才就业市场进行调研,明确市场所需,使高等中医院校办学理念、发展规划、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质量标准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是我国高等中医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要改变现行高等中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陈旧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使其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由于中医学在当今社会的从属地位,自身市场竞争能力不强,中医教育必须适应医院的模式。为此,高等中医教育要为医院与医生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要主动适应医院的建设需要,要与时俱进。适应医院的模式,即是适应市场的模式,就是适合学生的模式,也是适合学校的模式。中医人才市场需求多来自中医医院,我国中医医院数量有限,大多数效益不理想,人才需求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医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医院的工作始终要围绕社会与经济效益这两个中心进行,这就要求医院的所有医生,不管你是中医师或是西医师,都要能胜任门诊、病房、急诊工作,还要能保持和发展自己中医的特色与专长,以促进医院的建设发展。在现代医疗体制下,一个只具有中医临床能力的毕业生,是很难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而一个具有西医临床能力的人,可以进入西医院、也可以进入中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从中医师的成长历程看,低年资中医师很难有中医市场,中医临床能力需要厚积薄发,很多中医师都是人到中年才有所成。从培养目标的可行性和市场性来说,高等中医教育培养的目标应该首先是一个具有西医临床能力的临床医师,其次才是一个具有初步中医临床能力的初级中医师。世易时移,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片面强调是中医院校,一味强调加强中医课程,固守学科传统是不明智的,必须使学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学科如果不被市场所认可,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最终可能走向湮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学生就业需要出发,从中医学和高等中医教育发展大局出发,在保证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对中医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加强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授,积极培养现代医药学知识。 4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 医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主要表现为临床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应注重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临床教学作为人才实战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是整个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中医教育全程中的瓶颈,可以说,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的差距很大部分是在实习这一年形成的,实际上这也是由于中医院与西医院的差距造成的。为此,在毕业实习这一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应该重视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应根据高等中医教育的要求选择教学医院,不降低标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培养与提高中医专业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使之符合用人单位与社会的需要,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4.1规范临床带教医师的技能教师在中医教育事业中应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教师是中医教育的第一资源。所谓名师出高徒,带教老师应加强自身修养,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规范操作。制定临床实践技能培训目标,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通过教学查房、管理病人、病例讨论,以问题为中心的讲座等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学生亲自动手,培养他们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4.2中医临床实习中医学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历史上,传统中医师基本上均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培养的。部分院校倡导的本科生导师负责制值得推荐,能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提前实现中医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益,培养中医临床能力。 4.3西医临床实习作为一个现代中医本科毕业生,必须具备西医临床能力,要能胜任医院的病房工作和急诊工作,才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和接纳。面对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面对医院临床工作的实际,必须培养中医学生的西医临床基本功。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临床能力的差距,就我个人的看法,很大部分是由于实习医院的差距造成的。综合性西医院在病源、病种、诊疗方面,比中医院具有优势,学生临床机会多。有条件者,如能设立西医院临床实习基地,使其与医科院校的实习生共同实习,一定对西医临床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4.4建立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仿真技术不断完善,接近于真实的模拟教具将被广泛应用。中医院由于本身的综合实力不强,竞争力差,医疗的开展不尽人意,学生动手的机会不多。这方面的弥补学校应根据学生实习需要,建立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配置心肺听诊、肝脾触诊、复苏和智能模拟人等系统,建立模拟诊室、模拟医院、模拟病人,以及小型的教学诊室、门诊、医院,供学生临床见习,尤其是解决有创伤性的技能操作训练,弥补临床实践的不足,给学生创造反复练习的机会,培养学生规范化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为进一步的临床实际操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4.5设立严格的教学质量监管机制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医学教育更是如此。任何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的最终判定都要看其毕业生的素质,所以素质保障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各临床教学点设立相应的教学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严格的考核制度,形成管理部门、科室、实习小组、带教老师等多级管理网络,逐级承诺,层层落实。建立在科考勤和出科考核制度。严格出科考核,内容包括病历书写、回答问题、操作技能等。管理部门按时督促检查,缺勤或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出科。 5结语 中医事业的兴衰全系于人才,而人才的优劣则决定于教育。在现行中医学教育发展的学生-学校-医院各个链条中,培养目标与市场脱节,很多学生临床能力差,毕业后不能进入医院工作,利益得不到保障,学校为保证自身利益,大量招生,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中医药的发展,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医临床阵地萎缩。考虑学生的需求,从用人单位的需求设置培养目标,学校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中医教育和中医临床之间协调发展,中医教育为临床输送合格的人才,中医临床得到很好的发展,才能为中医教育提供更大的就业缺口,带动中医教育的发展,打破“中医人才的低能-就业困难”这一恶性循环,中医教育事业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作者:安祯祥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工艺美术论文:浅谈工艺美术的创造性教学 首先,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广泛吸取相关领域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 教师首先要有创造性的教学,一节富有创造性的课会富有魅力,在教学中教材内容确定以后,教师的工作就是解决形式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讲课,既要传授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这是一节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很注重教师课堂上对于工艺设计作品的阐述和分析,换个时间和地点,学生的反应却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想象,完全是一种移植,这是老的教学模式的弊端,听任这种态势的发展,将大大不利于为我们现时代的工艺美术设计教学。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教师应解放思想,不拘与传统观念,乐于接受现代教育观念,在教育改革中勇于创新,运用独特思维方式。比如在《装饰美术字》教学中,字体结构是难点,学生难以掌握。我们可以把数学分式概念(比例、平行线、对比、均衡等)引进,指导学生合理安排笔画位置,克服难点,提高效果。在意识品质上,教师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进取心和好奇心,为学生在渴求和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树立榜样。尤其是在教师的专业素质方面,更应该不断进取积极提高。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教师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调整课堂教学的模式,让工艺美术教学真正起到素质教育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意象”,象是意的寄托物,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变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这个概念传授给学生,有助于学生构建合理的审美知识体系,使学生学会运用多元思维方法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其次,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自主性及主体性,让学生认识到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构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着主动构建知识的工程,而不是将课本知识和教师的只是简单的装入学生的头脑的过程。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扭转“一言堂”的模式,积极创设情景,挖掘教学内容中趣味性.生活性并且符合学生心里的东西,在一定审美氛围中让学生轻松接受新型刺激,激发想象能力。想象力是创作的源泉,在想象力的驱动下,学生的创作能力得以发展,这样的作品是学生自信心发展的动力。学生自信心的增强会直接激励学生更加主动的去创作作品,长此以往,这样的良性循环对学生意志品格的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还要有意识的利用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培养其竞争意识,号召学生“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学生正处于少年争强好胜的心里阶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调动他们的这种意识,有意识的运用分组教学法,作品展示法等,让学生进行自我对比自我评价,从而达到自主积极的学习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是课堂教学的必要的有益的辅助手段。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的主体性,就要求学生学以致用,让学生到社会中去锻炼。如在广告装潢设计课程中,在讲授过基本的理论知识后,教师就应有意识地布置学生市场调研,了解产品包装、广告、图形、文字的构思、构图及其制作过程,并且鼓励学生到广告公司亲自动手实践,在制作工程中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动手能力,缩短了学生与社会的差距,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经验,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也非一蹴而就的。 人们头脑中都有一定的思维方式,而定向思维方式是创新思维的天敌,生活中只有摒弃定向思维,才能发现平常实物下的不平常,才会“不走寻常路”,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另外,鼓励学生多欣赏优秀设计作品,鼓励他们大胆的进行情感想象,多角度的感受艺术形象,也是提高学生创新思维的一条极佳途径。 诚然,工艺美术学科素质教育只是学生整体素质教育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但绝对是不可缺的。终身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工艺美术教育培养的学生呢,当然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所教授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不是对美术作品的量的积累,而是从中感悟艺术形象内在的意,以此来磨练自身的思维习惯和情感想象能力,并且最终达到对学生人格形成和完善的人文性素质教育。 本文作者:葛明亮 单位: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艺美术论文:探析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特征 传统工艺美术品在社会价值和现实功用方面体现了“用”与“美”相统一的造物原则。崇尚心性与物质的交融统一、人为与造化的和谐默契,追求天时、地气、技术、材质与文饰等诸因素间的关系协调、相宜。切合这种人文理想并长期积累形成的法度、原则和技艺,构成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造物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传统文化、哲学思想。这种造物文化一直传承至今。众多的传统工艺美术作品,无论是从主题、图样还是材质与制作技术,无不追求文化上的高品位。许多大师、艺人在刻苦钻研、提高技艺的同时,都十分注重深化作品的意境,提高文化品位。嘉定竹刻的已故名家徐素白老人(1909~1976)在潜心研习竹刻的同时,还经同乡名画家冯超然的推介,与上海书画雕刻界的众多名士交友合作,切磋技艺。和他谈画论艺的著名书画家有江寒汀、钱瘦铁、唐云、程十发、乔木、沈尹默、邓散木、白蕉、马公愚等等,与书画家交友和合作不仅提高了自身艺术修养,同时也提升了作品的文化艺术内涵[1]。就连一般的工匠也明白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素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艺术素质低下,就无法体会文人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文化意韵、审美情趣,也就无法制作出文人士大夫们认可的工艺美术作品。供需双方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工艺美术品文化品位的提高。传统工艺美术丰厚的文化价值,奠定了它的文化产业地位。 产业价值 从产业价值上看,我国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具有三个特点:资源消耗少,低碳环保;投资小、产出大、见效快;劳动就业容量大、产业价值高。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原材料来源广泛、普通,多就地取材,有些还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材料能源消耗少,资源利用率高,附加值大;同时,环境污染小,是无烟工业。一根针、几缕线、一块石头、一个树根,简单平凡的原料,创造出来的却是独具匠心的神奇。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就是凭一根针、一块布、几缕线,再加一个木绷架就可以开展生产。然而,挑制出来的成品却因艺术风格独特、与日常生活结合紧密而蜚声海内外。从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角度来衡量,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符合低碳产业的划分标准,在当前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推动下,产业发展机遇好、前景广阔。传统工艺美术孕育成熟于民间,技艺以师徒制或家族传承的方式存续在广大民众之中。产品审美与实用结合紧密,涉及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人们喜爱。产品生产具有手工为主、设备简单、就近选材、本地加工的特点,因而固定资产与原材料投资小。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衡量,单个产品成本低,商品价值高,产出大,见效快,最适合发展中小企业。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望江挑花”所在的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从2008年至今先后有惠龙、润芳、金百灵等3家挑花生产企业工商注册成立,并在望江县鸦滩镇建设了挑花一条街,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文化产业建设。传统工艺美术的多数产品是以人工制作为技术和审美特点的,同时,多数制作工艺也要依赖手工技艺和匠心、耐力才能完成,机器生产无法替代,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劳动力较多,劳动就业容量大。诸如“望江挑花”一类的刺绣行业,从业人员多。仅望江一县就有专业挑花工人800多,业余的不计其数。目前,全国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人群达到了500万人;而中国农村中,从事草柳编之类的庞大工艺加工群体,也约有2000万人[2],并已在全国各地形成许多文化产业园区和批发交易市场,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2006年,我国已经形成工艺美术产业集聚区56个,产值449.90亿元,从业人员123.73万人(包括社会加工人员);产业集群23个,产值1110.79亿元,从业人员249.88万人[3]。 经济价值 传统工艺美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出口创汇的重要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创汇总收入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生产与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年底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共有4.97万个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13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258万人;在出货值方面,2006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出货值为1420亿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39.4%[3]。2008年,全国4767个工艺美术制造企业完成工业产值2882亿元,其中出货值1085.53亿元[4]。2010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总产值已达到8000亿[2]。由此可见,工艺美术行业产值增长迅速,经济价值日益增大。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一直深受各国人民青睐,在国际礼品市场占据很高的份额。国际礼品市场需求巨大,仅美国每年有740亿美元,德国160亿美元,日本15万亿日元,西班牙2.8亿欧元[5]。可见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市场前景广阔,产业的经济价值诱人。2011年前三季度,沈阳工艺品出口累计2788批次,出口创汇46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亿元,出口目的地有美国、德国、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沈阳工艺品出口自去年突破1亿元大关以来,再创新高[6]。需求巨大的国际市场,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意韵、造型样式和工艺技巧等文化、艺术和技术资源,许多产品制造领域都可以吸取运用,涉及众多行业、几百万家中小型企业、成千上万种产品。如生活日用品的外观造型设计,环境艺术与室内陈设、软装饰设计,卫浴陶瓷洁具等产品。将传统工艺美术资源科学地加以提炼,并与现代设计理念以及相关行业现有的技术和工艺深度融合,设计创新出众多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产品,必将会强有力地促进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业的经济价值。 创意特征 在所有产业的组织结构体系中,都应该有“创意”这一要素,对于传统工艺美术产业来说也是如此。没有创意要素支撑的只能是加工业,这是很难持续发展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具有创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产品创作、生产的特点上。许多传统工艺美术品对抽象的寓意等的视觉物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创造,创意特征显著。如“望江挑花”制品的挑制,挑花的人物、花卉、飞禽等造型简洁、夸张,变形稚趣可爱、大胆生动,不以外形的逼真摹拟为目标,而把物象作平面化处理[7]。这种平面化的夸张、变形方法,是为了适应制作工艺和审美取向以及世俗情感而设计的,是在创意思维引领下产生的,充满了智慧和创意的火花。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创意特征,更突出地反映在“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创新产品生产特点上。许多传统工艺美术品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审美的形式与使用的功能的完美结合就是创意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视觉上必须顺应消费者的时尚审美意愿,功能上必须满足消费者潜在的需求。为了满足以上两个要求,就必须实现功能与形式的创新与统一。仍以望江挑花为例,一方面必须设计出符合今人视觉欣赏追求的图案,另一方面必须寻找适合运用挑花的产品类型,然后才能进行图案与产品之间的对应设计与制作,整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在创意指导下展开的,是实现“用”与“美”相统一的创造。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创意特征,更集中地体现在工艺美术产业在造型、品种、技法、生产方式、材料、功能等方面,千百年来不断的创新上。传统工艺美术品的造型设计,一直随着人们的视觉审美追求、器物的形制以及用途的变化而演变。每一次对变化的适应都是一次造型上的新创造。如从红山文化的玉龙到明清龙椅上的龙,其间有多少凝聚着创意智慧和匠心的不同形象。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工艺美术品种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发展,覆盖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工艺美术更是不断追求着生产方式和制作技艺的革新进步,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从盘、捏、拉、塑、刻、画、吹、錾、铸到冲压、喷涂、电镀、切割乃至电脑设计、自动控制等技术。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必然引发生产方式的革新,导致由个人、小作坊的全程生产向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生产的转变。传统工艺美术在继续运用泥、石、草、木、棉、纸、布、金、银、铜、铁、锡等传统材料的同时,也在不断运用新材料,如塑料、塑胶、矿物、废品以及新型复合材料等等。同时,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也不断深入到各种不同功能的产品领域。千百年来,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品种、技法、生产方式、材料、功能等方面的不断更替演进,创意是其内在的原动力。#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朱胜甲 朱小龙 王天岚 单位:安庆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民间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摘要】传统工艺人才“青黄不接,亟待新添新生力量”成为苏城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之一。本文以本校雕刻艺术设计(玉雕)试点班为例,创新民间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模式,总结形成长效运行机制,推动民间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助力工艺美术产业创新发展。 【关键词】民间工艺;人才培养;运行机制;创新 苏州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美术之乡,苏绣、缂丝、核雕、玉雕等传统工艺更是闻名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动民间艺术发展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工艺文化人才成为推动工业文化教育,促进工艺美术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的基础。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重要基地,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根据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需求情况,由苏州市政府,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及企业单位提议,成立苏南民间工艺学院,将民间工艺传承融入高职教育教学中。正是由于社会与市场的需求,在民间工艺人才的培养中,政府、行业、企业、学院合作办学成为苏南民间工艺学院的办学特色。在近年的人才培养中,形成了“政府引导、学院搭台、大师唱戏、校企合作、共促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不断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出一条适合传统手工行业自身发展,融入行业企业,服务社会发展的特色道路。 一、完善校政行企合作机制,规范合作管理 1、发挥校地共建优势,成立校政行企合作理事会。学院联合政府行业企业成立合作理事会。在工艺美术文化人才的培养中,强化政府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的主体作用,完善顶层设计。学校根据政府需求、行业标准、企业条件,开展工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从合作组织结构、资金和制度保障、政府支持等方面促进合作关系,加大政府行业企业在联合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话语权,因地制宜,进一步发挥各方合作优势。依托政府支持,借助行业指导,深化校企合作,实现社会、企业、学校、学生多方收益的“多赢”格局。依托政府支持,借助行业指导,深化校企合作,实现社会、企业、学校、学生多方收益的“多赢”格局。2、整合社会优势资源,成立文化创意产教联盟。学院与苏州市工艺美术协会,地方政府联合发起成立苏南工艺文化创意产教合作联盟,探索产教融合新机制,建立学院、政府、行业、产业四方融合新平台,加强深度合作。着力推动民间工艺产学研工作,服务产业发展,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研究和推广应用,探索出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3、坚持现代学徒制,创新校政行企合作运行机制。学院成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学院院长,政府分管领导,企业管理层,工艺大师等。真正使得合作四方都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达到相互渗透和融合,积极推荐实质性合作。在运行中,坚持“二六原则”,即两个建设和六个环节。(1)加强“传统手工专业群建设”和“大师工作室建设”。通过社会调研,结合周边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学院开设橄榄核雕刻、玉石雕刻、红木雕刻、刺绣等多个专业,形成了具有吴文化特色的专业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企业要求,变原有的教学实训室为工艺大师工作室,重建教学示教场所,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创新形成“合作办学、大师治校”现代学徒制管理模式,建立集产、学、研一体的合作运行机制。(2)贯彻六个环节。为了有效培养人才,实际运行过程中,始终贯彻六个环节:①分析合作办学背景和基础条件;②明确合作思想、思路及原则;③确立合作总体及具体目标;④制定详而可行的合作建设内容并加以实施;⑤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⑥创新高效稳定的管理机制。 二、拓展校政行企合作平台,丰富合作内容 1、搭建专业建设管理平台。学院引进政府、企业及行业人员担任各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与委员,共同承担培养工作,根据社会需求及工艺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确定人才培养定位,制定专业发展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培养计划、强化专业核心课程。实际教学中,加大实践比重,采用“拜师学艺”“双师教学”形式,创新培养有创意、善工艺、能设计、会制作、懂经营的高技能人才,具备传承与创新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传人”,推进教学与课程改革,促进专业建设。2、搭建实习实训基地平台。在近几年的合作办学过程中,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逐渐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院先后与中国工艺文化城、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宋水官核雕艺术官、蔡梅英刺绣研究所、苏州古吴绣皇工艺有限公司、苏州钰轩工艺有限公司、苏州核记艺术品有限公司、苏州金忠玉石雕刻厂、苏州聚海阁核雕工作室等国内知名工艺美术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校外实践实习基地33个,并不断与其他行业企业建立联系,开展多方位,多样化的合作。3、搭建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学院主动寻求有使命感、责任感和传承创意传统民间工艺的企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构建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开设“非遗传承”试点班。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学院在2014-2016三个年级的学生中开设了核雕、玉雕、旗袍、刺绣等8个“非遗”现代学徒制试点班。试点班采用小班化教学,创立“五合一”模式:即教师与师傅合一,教室与作坊合一,学生与学徒合一,就业与创业合一,作品与产品合一,实现民间工艺人才培养体系的技艺先进性。学生在完成正常教学活动的同时再由企业师傅“一对一”传授技艺,这一新的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将实习变成一个持续实践的过程,学生在大一就能接触到行业发展,让自己所学的专业现实化。4、搭建专业师资管理平台。打造“讲台上能讲课、工作室能示教”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学院通过合作已聘任引进了多位企业人员来校任教,他们都是具有十年以上从业经验的高级专业技术师傅。在上得讲台之前,学院按照教师教学要求对企业师傅进行培训,要求企业师傅具备家教学能力。 三、深化校政行企合作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以“大师工作室”建设为突破口,扎实推进校政行企合作。工艺大师工作室全面实施校、政、行、企合作机制下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理念,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包括由大师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探索联合招生招工方式,制订教学方案,开发课程体系,设计教学过程,建设多方考核标准和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民间工艺传承与创新合作课程与教材的开发,重点开发玉雕、核雕、服饰刺绣、珠宝首饰鉴定等工艺系列教材及工艺实训指导书。创新以项目为导向的工艺大师线上答疑,线下指导的教学方法,工艺大师采用一对一教学,学生实现了从鉴定、设计、制作、营销为一体的“非遗”项目体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方法,包括创新产品设计、加工,及市场推广创新能力等。创立了“五合一”模式,培养同学对“非遗”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通过"订单式培养"、引进现代技术教育手段等,对传统手工艺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探索了一条集传承与创新、技能实用与市场需求、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以“移动互联网+民间工艺”建设为平台,创新传统工艺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利用软件技术优势,由苏州高新区政府宣传部倡导,由我院主导,产业联盟各企业参与筹划开发的“互联网+民间工艺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我院目前正着手拟定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大数据中心和大师互动教学网建设,逐步建成集行业标准、非遗数据采集分析、大师互动、网络教学、项目研发、成果、评估拍卖、展览展示等为一体的“互联网+民间工艺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3、以“中欧手工艺设计研究所”建设为契机,培养国际化工艺人才。今年6月,经过协商我院与奥地利AULADirectGoodsGmbH联合成立中欧手工艺设计研究所。研究所的建设整合优势资源,共同研发产品,促进学术交流,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打造非遗品牌,提升“非遗”的国际影响力。并与高博国际学院、加勒比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办学,派工艺大师到孔子学院传授民间工艺文化。寻求英国、德国等国际手工院校及国际工艺大师合作,互派留学生和成立国际工艺大师工作室,开展科研、培训、交流互访等多项合作。 作者:孔庆婷 吴佳芬 单位: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中国传统茶具设计中工艺美术的运用 摘要: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精神文明发展与物质生产水平总体处于平衡状态,两者结合产生的物质成果就是艺术作品。工艺美术的创作理念源于设计师,因此设计作品往往受当下流行趋势和设计师自身水平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文化烙印。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如何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产业化转型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配合还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本文以传统茶具设计为例,首先就文化创意产业下工艺美术新思维进行梳理和介绍;其次针对文化创意产业下我国传统茶具设计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做出探讨。提出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符合新时期工艺美术发展需要的发展建议,以期对优秀传统文化推广有所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中国传统;茶具设计;新思维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思路是创意,即通过对文化进行刻意包装获得经济价值,生产的产品具有很高普遍性和附加价值。工艺美术产品是设计思路和生产技术的结合,可以帮助区域经济带来实际利润,因此,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茶叶作为我国传统饮品,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在我国历史上茶具除了实用性之外,还有审美的表达,具备文化附加价值,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现阶段,传统茶具的设计开始趋于模式化,一味的模仿古风设计使茶具失去新意,无法与时俱进,本文提出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对实现现代工艺和传统文化结合展开研究。 1文化创意产业下的工艺美术新思维 目前,世界范围内各国均对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进行保护发展,例如:日本的木雕艺术、瑞典的金属编织艺术等,将传统文化与多功能设计相结合,使产品兼具现代都市的简约理念和传统文化内涵,是实现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1.1工艺美术新思维 工艺美术是在满足人们使用需求基础上出现,是手工匠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美学,操作中将技术与设计完美结合,成为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审美的产品。工艺美术作品采用的材料一般具有普遍性,以方便批量生产,是在劳动中创造的美学,例如:紫砂壶最早出现于宋代,明展鼎盛,具有不易变形、透气不渗水、耐冷热不烫手等优点,以龚春为首的优秀工匠创造出大量造型优美茶具,外观上与书法、绘画、诗词进行结合,使好的紫砂作品具备一定收藏价值。实践中,设计思路使生产技术富有美感,生产技术提高又为设计思路的实现提供可能,传统茶具设计往往包含了设计者对茶文化理解。工艺美术的发展一定是与当下审美相关,传统茶具的生产需要依赖技术但不仅仅只是技术,过分追求技术和材料的革新,无法传达出艺术内涵,一样不能达到打动消费者效果。从材料上看茶具不再局限于陶瓷、紫砂等常见材料,骨瓷、玻璃等形式也开始受到欢迎。当前为配合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加入工艺美术基础课,将现代科技引入工艺美术发展,通过培养了解茶文化和工艺美术加工技术的综合人才,使传统茶具设计焕发新的生机。 1.2传统茶具设计发展现状 传统茶具设计是我国茶文化的具象化表现,深受各级政府和茶文化爱好者重视,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阶段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传统茶具设计是否应当加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一定争议,目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茶具更多作为私人藏品,不断推高的价格使茶具赏玩趋于小众化,除了茶艺爱好者外,多被收藏家持有,一般民众对传统茶具关注度低;其次,茶具生产工艺缺乏革新,传统手艺人掌握着代代相传的手工制造技术,但设计理念相对单一,设计者本身也不具备对现代文化融合的能力,很难根据时展做出变通,茶具设计一般不符合年轻人喜好;再次,消费者购买茶具往往需要对茶文化的了解和茶饮品的爱好,当下年轻人对茶文化的了解不深,在饮品消费上选择极多,选择茶饮品且使用传统茶具的概率不高,相关工艺美术设计传承出现问题;最后,传统茶具设计缺乏一定产业背景,相关人力资源配置和市场开发都存在局限,在文化创意产业下发展缓慢,很难实现经济效益转化,同一时期其他工艺美术产品的发展,逐步取代传统茶具市场。 2文化创意产业下我国传统茶具设计 2.1影响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的因素 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其发展与社会文化及生产技术息息相关,使用材料从早期的石器、木器,到陶器、瓷器、紫砂和现代流行的玻璃,形状设计流畅自然,体现着我国传统文化,兼具实用和收藏价值。传统茶具设计一般具有区域特色,即与产地及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习惯有着密切联系,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的出现,可以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增加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可,为我国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产品基础。已有研究表明,影响我国传统茶具设计的工艺美术新思维主要包括艺术和技术两个方面:第一,设计方面,创意产业的发展中,设计理念的创新是产品创新的基础,不同设计师对传统茶文化的不同理解,会做出完全不同的产品,现代工艺美术需要在思维过程中考虑到使用者使用需求和审美趋势,并通过制作实践这一理念;第二,技术方面,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工艺,不同表现手法,对茶具的最后造型有很大影响,因此,在技术选择上必须与设计相匹配。设计和技术不断磨合适应的过程,会对传统茶具工艺美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产品表现力不断增强,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2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发展 传统茶具想要得到发展必须与现代生活相适应,通过多样化的设计形式,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的简约时尚设计风格,让传统茶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发展,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及文化工作部门对工艺美术发展的关注,对国外先进生产技术进行引进,使工艺美术设计实践有政策支持,并在茶叶产业发展区域进行有针对性引导,使传统茶具设计与茶叶旅游业、特色茶产品会展相联系。其次,在生产技术成熟后,利用多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我国传统手工艺人往往持有“酒香不怕巷子深”思想,忽视市场推广的重要性。再次,打造茶文化产业链,加大品牌建设,将工艺美术设计理念品牌化,实现消费者对设计的认可,帮助艺术设计快速经济化,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在对固有优秀文化进行保留,传承产品文化附加价值的同时与大众审美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我国传统文化传播。最后,加强对工艺美术制造人才的培养,由于工艺美术从业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操作技能和设计理念,因此加大传统茶具制造工艺从业者培训力度,打造复合型人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设计人才储备不足问题。通过相关部门配合、市场推广宣传、品牌打造、从业者培训四方面促进传统茶具设计工艺与文化创业产业发展的适应,可以有效帮助传统茶具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新增长点。 3结束语 现代美术设计的不断发展是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包括对产品设计思路和制造技术,涉及到工艺美术创造力和制造技术发展水平,其作品保留着一定时期的文化习俗,反映着当时技术水平和风俗民情,在拥有使用价值的同时具备艺术价值。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有效实现了创新可以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我国传统茶具设计工艺美术新思维的出现,需要设计师不断创新和制造技术发展的推动。设计形式的变化使传统文化更加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改变消费取向,打造广泛受众的中国设计,将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进行传播发扬。设计文化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和时代色彩,深挖现代人饮茶选择和习惯,分析人们在使用上的需求,对设计的实用性有着很大帮助。现阶段,我国传统茶具设计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特色文化的表达和创意新技术的融合还不足够,单纯产品造型的改变流于形式,没有起到设计文化的彻底变革。在产品设计工艺改革中需要不断深入,关注产品设计的实际意义,达到更加明显的创新效果,为我国传统茶具的销售拓宽了道路,实现文化创业产业与工艺美术思维的互利共赢。 作者:孙楠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 摘要: 工艺美术在通过区域的集中后,逐步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基础形式。虽然具有了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但是其产业集群发展的水平还很低下。在现阶段我国的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够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奎苏发展,仍然存在着政府支持有限、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匮乏和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工艺美术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 关键词: 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工艺美术是我国伟大民族的文化瑰宝,种类繁多,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运用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民间传统技艺进行记载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艺美术行业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其整体性趋势日渐衰微,一些工艺美术产业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渐蜕变,并且逐渐形成区域化的聚集,形成一定的产业群。国家的政策扶持、优化产业集群内部的国定与政策以及培养和提高工艺美术人员的素养,能够促进工艺美术产业集群的良好发展。 一、注重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而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及发起者,利用规范化的制度对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可以为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软环境,从而促进区域内的和谐与发展,促进产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协作发展,通过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源,促进产业的集群发展。其次,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设施作保障,例如交通和通讯等各种硬件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工艺美术产业的成本,便于工艺美术产业内部进行沟通交流,为其集群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基础设施中还包括软件设施,如教育、技术以及信息等。集群内容的组成不仅仅只是包括生产企业,还应当包含众多的智囊团和研发技术团队等。通过对这些基础服务的提供,能够促进产业区域内的创新发展,加速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通过技术成果的快速发展,为集群化发展营造基础。再次,建立自主服务机构。通过这样的形式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行间接的扶持和帮助,避免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过多干涉,保障市场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在集群化形成初期阶段,工艺美术产业的实力一般较弱,政府建设专业的服务机构,对工艺美术产业提高服务和信息支持,以促进集群化的规模发展。最后,加大人次培养。通过对知名艺人和企业的大力宣传,加大对工艺美术产业人才的培养,促进优秀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层次化,为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人才的支持。 二、优化产业内部规定及政策,推动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工艺美术行业协会需要充分发挥其沟通功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独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经济团体,具有一定的自律性。因此,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协会的沟通功能进行引导和疏通,并加强企业与艺人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从而形成促进知识产权共享的良好局面。其次,工艺美术行业需啊哟构建专业化的机构,充分发挥起服务职能。通过构建能够为集群企业提供技术、信息、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服务机构,促进企业集群化的发展。就现阶段来看,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建设服务化的机构。再次,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有效利用当地具有的区域优势,与当地的科学研发机构、高校等一起进行创新发展,进而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与发展。最后,工艺美术行业需要促进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如果促进产学研结合是建立一个外部的网络机构,那么加强企业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就是在营造集群内部的关系网络。通过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能够促进相互之间合作的形成、技术的学习与交流等。 三、培养技艺高超的工艺美术制作者,保障工艺美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首先,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工艺美术产业是传统的劳动型产业,在工艺上沿用的是传统的技术,缺少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薄弱,没有自身的的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和体制有待完善。应当强化创新意识,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其次,注重企业之间竞争合作理念的培养。传统工艺企业产业集群之间重要关系就是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竞争能够促进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能够保持集群内部的活力。集群内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促进相互之间的合作,通过有效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达到共赢的目标。再次,培养工艺美术制作的精英团队,培养出一批有着高超制作技艺、丰富经营经验,、工作收入可观而且具有影响力的领军团队,让他们成为集群内部的领头人和骨干,从而带动集群的整体发展。促进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内部从业人员的素养的提高,能够促进产业不断的发展,对于品牌的创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工艺美术产品既是商品又是一件艺术品,是经济和艺术双重价值的体现。因此,经营者需要转变经营观念,坚持走精品之路,树立良好的品牌意识,创立起优秀的品牌与企业文化。 四、结语 工艺美术产品集群需要抓住机遇,以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作为宗旨,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相应的产业链,源于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工艺美术工业的发展和创新,创设我国工艺美术产业的新气象,打造民族优秀的文化品牌,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切实做到传承历史,促进时展。 作者:姚剑峰 单位:宁波市文化馆 工艺美术论文:中职工艺美术专业设计思维训练分析 摘要:设计思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良好的思维品质。通常,培养思维能力的办法比较多。然而,提高思维能力并非朝夕可以完成,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同时,要求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且操作方便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切实提高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 关键词:中职;工艺美术专业;设计思维;训练;分析 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了中职院校的规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与此同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国家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多,并提高了对设计人才的要求。从工艺美术专业设计的角度来讲,需要积极改进以往的教学理念,加大设计思维的训练,以此来培养出具有创新理念的优秀人才。在此基础上,提高中职学生的艺术素质,以及职业能力。 1培养设计思维的原因 人的思维是后天训练形成的,是可以塑造的。因此,在工艺美术设计中,对学生设计思维进行培养,也是很有必要的。工艺美术设计依赖于设计思想,然后创造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产物。这些产物是按照艺术的理念设计出来的,并通过图像、版式来体现。当然,工艺美术设计还应该朝着立体思维的方向发展,突显出它的实用性、市场适应性,以及便捷性。比如,在工业设计中,每款产品从研发到生产,涉及到内部结构、外部形象、功能、抗压能力等多个因素。然后,综合所有因素,最终形成内部结构优良、功能强大、色彩和谐的产品。根据上面的理念,可以看出设计思维存在于每个阶段当中。具体来讲,在设计思维的准备阶段,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材料的选择、生产的工艺、市场信息等。然后,认真分析上述资料,制定出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除此之外,在设计的后续阶段中,还要在方案中加入亮点,反复的进行修改,使其逐渐趋于成熟化。总而言之,在中职工艺美术设计专业中,对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进行培养是很重要的。 2培养学生设计思维的对策 可以看出,在中职工艺美术专业教学中,必须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那么,如何具体的实施呢?下面本文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 2.1加强教学互动,激发学生的思维 在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首先要发挥他们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讲,在实际的教学中,要求教师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促进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比如,给学生创造设计思维的发展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思想,独立完成作品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实践证明,只要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才能使他们在将来创造出更多新颖的作品,取得更大的成功。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办法。第一,设计问题情境,促进思维的发展。在工艺美术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教材、学生的特点,设计出有趣的情境问题,激发学生求职的欲望。然后,自觉的投入到设计思维训练活动中。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克服了思维上的惰性,而且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第二,设置发散型问题,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设计同一件事物时,应用的设计理念也是有差异的。比如,部分学生可以根据假想进行合理思维推理。当这种推理受到阻碍后,则可以快速的转换思维。然而,有的学生在这方面思维很狭窄,受到了很大限制。所以,采用发散型的问题,可以让学生突破原有的思维固化模式,增强设计思维的灵活性。第三,采用探究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人类最高的思维层次就是创造性思维。在中职工艺美术专业教学中,利用探究性问题,有利于学生应用以往的知识与经验进行探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教师应该设置探究性的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探索问题,以此来扩大思维范围,强化训练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2.2设计素描取代基础素描 基础素描主要是呈现事物的自然形态。与基础素描不同,设计素描是根据事物的自然形态,然后再进行深层次的提炼。然后,实现对事物的再认识以及再创造。由此可见,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当学生在训练设计思维时,就可以用设计素描取代基础素描。通过以上方式,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想象与创造空间,对其创造潜力进行深层次的挖掘。这样做,便于扩展学生的思维范围,使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让学生加强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合。最终,提高在工艺美术方面的设计能力。具体来讲,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办法。第一,在工艺美术教学中,训练学生敏锐的洞察力。教师要不断培养学生的形态构造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让学生在看待事物时,融入艺术与设计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手脑并用,真正提高在美术设计方面的思维能力。第二,在深刻认识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的思辨能力。在艺术设计中,学生基本上可以正确的表达事物的形态,这是通过视觉上的能力体现的。然而,艺术设计的目标并不止于此,还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种元素,对事物的形态进行分析、归纳,以及总结。在此基础上,真正的把握事物的内在结构以及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认识事物的内部发展规律,并利用发展的理念,对其进行再创造。第三,加大训练的力度,帮助学生掌握熟练的设计技能。在工艺美术设计中,很多学生不能突破自我思维的限制,往往导致设计出的作品缺乏新意,不能吸引观众。基于此,在工艺美术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演绎图式,经营画面,以此来建立丰富的视觉经验,实现对传统思维的突破。除此之外,还要发展学生在设计方面的意见,利用原有的经验来表达抽象的事物,进而形成独特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2.3开展多元化的设计活动,激发学生的灵感 设计绝对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切实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除了日常的教学外,教师应该充分立足现有的资源,开展多样化的美术设计活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平时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不断思索问题,以此来激发出思维的火花。除此之外,通过参与活动,也能促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丰富他们自身的设计经验,并为我所用。这对于提高设计思维能力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教师、中职学校在这方面,必须引起重视,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降低教学的效果。 3结束语 设计专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必须加大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工艺美术专业中,设计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受到了市场的欢迎。鉴于此,在中职教育教学中,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大学生设计思维的训练。本文在分析培养设计思维原因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比如,加强教学互动,激发学生的思维;利用设计素描,取代基础素描;开展多元化的设计活动,激发学生的灵感等。希望可以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作者:李师霖 单位:辽源市工商学校 工艺美术论文:高校工艺美术的当代内涵及教学创新探讨 摘要:工艺美术已经融入当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艺美术门类广泛、历史永久,本文旨在探讨我国高校工艺美术专业在当今社会环境中的价值与内涵,以及其教学方式的创新。 关键词:工艺美术;当代内涵;教学创新 一、在我国,工艺美术从其专业内涵上讲,完全可以概括成一个大的专业门类,从其承载的实际内容上看,定位为一个专业也并不是十分的贴切,由此可见,工艺美术的知识涵盖面和专业属性是非常丰富和繁杂的,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轨迹,它强调材料与形式的紧密结合,体现造型特点的同时还要有与对象有一定的距离,形成独特的艺术趣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同时期的文化影响、地域特色、时代演进和技术更新,散落于民间的各项传统技艺不断的发展传承着,形成了各自相对完善的工艺流程,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已经流传久远的各项传统手工艺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渐渐开始褪去往日的光彩,有些手工技艺甚至开始逐步走向衰亡。在当下文化状态里,传统文化遗产被“快餐文化、实用主义”包围其中,随着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演进与通用,逐渐替代和弱化了对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工艺美术领域面临着传统工艺的断代、失传的严峻现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本着挽救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宗旨,整合工艺美术门类的专业内涵,于2013年在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成立工艺美术专业。旨在通过高校教育的创新继承与发展处于濒危境况的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技艺,一方面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系统的教学和实践使学生达到工艺美术专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基于工艺美术专业的属性,为了避免空洞的、陈旧的、缺乏指向性的教学计划,高校在开设工艺美术专业时,专业对位性的思考和课程设置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点也变成了各高校工艺美术专业发展兴衰的重中之重。 三、为了更好地体现工艺美术专业的内涵能力培养和创新发展,对现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进行改革就变得尤为重要,工艺美术专业教学的创新更加势在必行。 1首先,国内多数新近开设工艺美术专业的院校中,其开设的课程与工艺美术专业应具备的内涵与定位相去甚远,亦或可说现有的教学资源与课程体系不具有承载工艺美术专业教学要求的条件积累,如果要真正意义上实现开设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条件,完成教学,则需对现行工艺美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体系设置、教学与实践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造。首先应该依据原有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的调研、开发利用民间、地域的资源特点,深化有价值的工艺品种类资源及民间艺人、传统技艺、工艺材料资源等,将其引入到教学中,充实教学内容,逐步完成真正意义的工艺美术教学。 2其次,工艺美术专业培养方案的定位调整,需要综合地域文化特点、原材料特点等,以及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专业历史积累,改革内容的制定要与学校现有资源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和现有资源。优化工艺美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形式,明确对位性的分类教学课程体系,强调在夯实工艺美术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造型能力训练的基础上,对课程的模块化建设和能力架构体系进行重点建设。具体应该将工艺美术专业课程划分为基础能力模块、材料技法模块和创意制作模块,每个模块都有其明确的方向和开展思路,模块内的课程设置紧贴对应能力培养要求。基础能力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造型基础能力和工艺美术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本阶段的课程教学,使学生形成基本的专业能力,为材料技法、创意制作环节提供了根基;材料技法课程模块强化学生的材料应用能力和形式表现的有机结合,强调“因材施艺”的教学宗旨。 3再次,有了较为完备、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教学环节的推进方式同样十分重要。为了更好地开展对位性的分类教学体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引进民间的工艺美术专家和学者进入课堂,为专业学生进行直观的、对位的、专业的知识传授,可以让学生掌握第一手的专业感受,带来“原滋原味”的地道专业印象;与此同时,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在可以利用的地域资源条件里,积极拓展专业外延和技术支持,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可以走出去,到第一线去实践和感受专业的内涵,在校外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和切身感受,学生们将获得第一手的认知经验,为日后的专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自选与集中、引进与外放相结合的多元教学形式,教学改革制定的整体思路和课程体系才能更好地应用于教学之中。 四、总之,完善的课程体系和有效的教学形式,合理有效地利用地域优势服务于工艺美术专业教学,是解决当前工艺美术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与专业内涵不对位问题的两大重点内容。我们的创新尝试只有紧密依托地域资源的优势存在,专业分类妥当,合理利用我校现有办学条件,高效、环保地开展和实施改革计划,将创新过程做扎实,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艺美术教学方式的创新。 作者:施海滨 单位:沈阳工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与草原文化的创新发展探讨 【摘要】工艺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其可以美化生活,美化环境。工艺美术的产品是工艺美术品,而产业即为工艺美术业。将现代审美与实际应用完美结合是工艺美术的特点之一。工艺美术品是人类文明智慧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印证。因此,工艺美术品不仅仅是民族不断发展的象征,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 【关键词】工艺美术;草原文化;创新发展 内蒙古的工艺美术作为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草原民族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内蒙古特色的工艺美术作品,其蕴含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反映出了内蒙古草原文化独特的文化。内蒙古工艺美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与此同时,也具有实用性和文化价值,是将人类审美与实用融为一体的创新产品。 一、内蒙古工艺美术的品种及几大特色 近年来,内蒙古的工艺美术业不断发展,其衍生出来的美术品不仅仅是草原民族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一种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主要有民族特色服饰、民族特色饰品、民族碗筷酒具、各种挂饰摆件、蒙古包以及皮艺等;而生产用品主要有运输、挤奶以及剪羊毛、烙马印等。结合对内蒙古美术的相关普查报告结果,可以将工艺美术品按照材质进行分类,包括草木、混合材质、皮革以及骨角等。其中,金属工艺品主要包括马鞍子、各种摆件、蒙古刀等美术工艺品。金属工艺品的特点就是工艺十分精湛,且外部图形也较为富力。蒙镶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其做工精美,蕴含着浓郁的特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金银制品的制作中[1]。 二、内蒙古工艺美术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内蒙古工艺美术业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历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艺美术业也加快了发展步伐。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内蒙古工艺美术业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传统的工艺美术怎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针对此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创新和传承。在传承方面,内蒙古的工艺美术是一种传统的技艺,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积累着精华,而这种精华该如何传承,怎样从草原文化的角度解析这种技艺;在传统工艺美术中,怎样将经典传承下去,更好地将草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怎样结合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将传统的精湛工艺传承下去,这些成为了内蒙古工艺美术业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从草原文化的视角,整体地进行观察和分析[2]。在创新方面,民族的生活生产需求是传统的内蒙古工艺美术品不断创造和发展的动力。群体创造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工艺品的设计师也是产品的使用者,而产品的使用者也是设计师。工艺品就是产品,而产品的用途就是方便自己和大家使用。现代内蒙古工艺美术产品虽然样式繁多,但是设计师缺少对草原文化的理解,也缺少生活实践,其设计产品能否满足草原民族的需求,能否符合人们的审美,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三、内蒙古工艺美术业草原文化的创新发展 内蒙古工艺美术业想要发展创新,首先需要对传统的继承,只有先传承才有之后的创新。首先,传承方面。对于内蒙古的工艺美术来讲,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传统的继承,其发展是随着草原文化发展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工艺美术产品不仅仅需要满足草原民族的生活生产需求,其内容需要体现出草原文化的理念,产品是草原民族精神寄托的表现。因此,在文化层次方面,工艺美术品需要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其次,创新方面。工业美术业的创新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首先需要对草原文化蕴含的内容有正确的理解。草原文化是工艺美术业的设计源泉,工业美术的发展需要对草原文化进行详细的解读,对草原民族的文化形式加以理解,以此为核心,将理念融入到设计中,不断创新,进行深一层的艺术创造;在形式创新方面,将创新逐步融入到产品的创作理念中,结合时代的特色,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创新;在技艺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可以引入新的材料和新的创造工艺,例如,在银碗的制作上,可以应用数控技术进行银碗的雕刻技艺,不仅能够保持特色,增加艺术效果,还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3]。 四、结语 内蒙古工艺美术业是草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传承方面,无论是文化、形式还是技艺都需要以传统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深刻感受草原民族的精神,在对设计的阐述及技艺方面寻找新的途径。除此之外,可以制定相关的美术品保护条例,保持内蒙古美术工艺品的个性生产,促进工艺美术业草原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作者:莫日根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探讨 摘要:工艺美术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产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它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手工艺技巧制成的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艺术。在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应该借助现代文化的发展理念和推进思路,透过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工艺美术的文化内涵,增强工艺美术的传承性,有效提升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 工艺美术是因人们的实际生活要求而产生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价值,在国际上也久负盛名。我国拥有众多的工艺美术种类,它的产生多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也因历史时期、地域影响、经济文化技术水平和民族民风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工艺美术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手工艺和家庭作坊,而是与机器工业,甚至与大工业相结合,把实用品艺术化或艺术品实用化。随着人们对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扶持。但由于传统手工艺历经数百年沧桑,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因素也制约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将工艺美术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的发展理念和推进思路相结合,从新的角度提升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寻求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一、工艺美术的发展简要 工艺美术的历史起源于人类开始制造工具的时代,它主要是因人们的实际生活要求而产生,因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工艺美术大多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也因时代、地域、技术和文化及民族等诸多因素而产生迥异的风格特征。根据史料记载,远在冰河时期,人们就学会了用符号来进行装饰,同时也发展了各种加工技巧,包括石质的、骨质的、象牙的、泥土的圆雕、浮雕以及这些材料上各种各样的刻画符号等。此外,从出土的石器时代的文物看,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上也常有各种符号和物形,并以此为装饰,加工很是精美,成为最初的工艺美术品的雏形。正是由于古人对于这种形式美感的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各种工艺技巧,才使得某些艺术或是造型成为可能,也正因此工艺美术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叠加、发展、创新,才逐渐形成今天的工艺美术的态势。 二、工艺美术的发展制约与优势 目前,大多数工艺美术品过于陈旧,缺乏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制约工艺美术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很多工艺美术品由于仍然采用手工作坊和家庭经营的模式,使得其形态特征还停留在最初的审美尺度上,没有及时的更新,不能很好的适应新时代的市场需求,因此也就是老样子、老传统、老技术,缺乏时代特色和新艺术风格,不具有时代感,很难被现代消费者所喜欢所接受,从而丧失了一大部分市场和消费群体,因而也羁绊了其向前发展的脚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固守陈规、不思进取、失去市场、被时代淘汰,这就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在迫使你改变、必须改变,在工艺美术技艺的承袭中,也要与时俱进,充分考虑时代特征,并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创新,这样才能与市场接轨,真正达到产销合理的良性循环。工艺美术的厚重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是其最鲜明的优势。工艺美术一般都是经过百年历史的沉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大的社会价值及影响力,作为一个传承历史的载体,具有其显著的历史特征和烙印,其后深藏的故事和品牌价值使得很多的工艺美术成为非遗产物,其独有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都是其他产业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必须严把特色,不断尝试和挖掘自身内在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不断发展新的技艺、新的风格和新的时代特征,注重市场需求和品牌建设,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品牌价值,融入时代特色,发扬传统核心影响力,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多丰收。 三、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工艺美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百年的洗礼,使得工艺美术更是品类繁多、技艺多样,但在传承上大都秉承了家族式的承袭关系,这样虽然保留了技艺的独传性,但是同时也显露出了这种经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和制约性,对于工艺美术本身的发展和创新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就要改变这种固有的经营理念和模式,依托政府的扶持,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并加快创新的步伐,打破原有的局限模式,多学习合理有效的管理秩序和模式,丰富业内的传统技艺,在保留自身风格特色的同时,融入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特性。就目前的市场现状来看,工艺美术并没有真正实现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和传承厚度。在被各色信息充斥的时代,更新换代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要想长远立足,首先定位自己,也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特色,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中寻求共性发展和特性传承,对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要快速跟进,从中挖掘出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立足点,适时转型以适应千变万化的需求,在特色传承中真正做到独立性、创新性和不可替代性,以谋求更高的社会认知和品牌价值,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空间和社会文化效应。就目前我国工艺美术发展而言,要立足于创新发展模式和积极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在新旧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下,传承是为了更好的创新,而创新才是工艺美术赖以长远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一定意义上,这直接关系到工艺美术的存亡。工艺美术一般都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都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发展、传承、创新,也正是因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传承精神,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有幸看到这些古老而厚重的工艺,还能够有幸参与这种带有生命意义的文化传承,还能够有幸为这些传统工艺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深入体味古人的审美情趣、文化内涵和历史韵味。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关心下,工艺美术得到了大众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开展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工作和相关课题,为工艺美术的传承搭建了平台,也为工艺美术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舞台。工艺美术在今天的发展,融合了时代特征、鲜明的历史特殊性和迥异的风格,并与之进行有机对接,积极探索具有实践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创新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艺美术应该积极借鉴相关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促进工艺美术发展观念的转变,例如可以通过打造具有精神文化内涵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来相应提高工艺美术的附加值,这不但是让大众直接了解工艺美术的途径,增强工艺美术的社会认知度,同时也为工艺美术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相应地建立健全工艺美术的保护体系,重视文化遗产和技艺保护的概念,为工艺美术长足发展提供强力保障,也为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一番新天地;工艺美术虽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但其价值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这与其原有资源的约束性有关,应认真分析社会市场的需求,大胆切入高端市场,优化品牌价值,强化文化优势,积极开发新的产品和经营模式,提升社会地位和认知度;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依托政府扶持,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新媒体等时尚元素对提升工艺美术经营理念、改进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挖掘、阐释工艺美术的历史印象和文化内涵,逐步提升工艺美术的市场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为工艺美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秉承历史的开拓精神,将工艺美术的发展与世界接轨,扩大多元化融合,转变经营理念,实现特色突出,多元化辅助的经营模式,也可积极打造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等多媒体媒介,对工艺美术进行有效开发和利用,也为工艺美术发展创新提供有效的战略空间。 四、工艺美术创新发展的社会效应及价值 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是古老的文化分布在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行业及文化艺术领域,是百年的传承,有着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工艺美术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市场需求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中,能够很好的突出强调优势资源,新老融合、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的深度交融,是具有时代特征和独特韵味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在工艺美术的创新中,具备革新意识、敢于想象,勇于与时代接轨,不断完善自身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落后的观念,打造深层次文化发展下的新工艺美术,不断散发自己古老而又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独特艺术魅力,突出最原始的审美精神和最古老的历史韵味,其价值是深远的,其社会效应是长效的,其发展是具有延展性的,也为工艺美术的未来再创一个历史巅峰。 作者:车岩鑫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工艺美术论文:工艺美术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作用 摘要:在茶道的发展当中,除了有中国的茶文化之外,日本也有着其独特的茶文化特色,其中的很多精神文化理念虽然与我国的茶文化有着相当多的契合之处,但是在实际的茶道应用方向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其中所蕴藏的工艺美术,其基础内容十分繁多,给予了日本茶道文化更多独特的色彩。本文主要探讨了工艺美术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应用。 关键词:工艺美术;日本;茶道文化 茶道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并且有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相当多的鲜明特点。在日本的茶道当中,生活与哲学以及相当多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而茶道又是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内容,能够把人们从最为平凡的世界当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美学境界,并且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茶道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美,它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文化,还是文化中生活的一种体现,能够对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出最为直接的功能。在实际的文化艺术方面,茶道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包括了基础的诗词、绘画、建筑、书法,还包括了深层次的工艺美术,这是一种意境上的动态美感,其赋予了茶道相当多的独特韵味,使得茶道能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并且茶道在实际的文化艺术形式当中,所形成的表现形式是十分直接的,包含着多种文化的综合和创新,尤其在工艺美术的彰显上,有着自身独特的风采。在日本的茶道当中,对于茶道的境界美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人们要有较高的欣赏水平,而且要有一定的品茶爱好,否则,很难感悟其中的美感,因而日本的茶道又是一种庄严的形式风格。但是不得不说,日本的茶道文化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比如在喝茶时候的环境必然是静美的,而环境是清美的,风景则是幽美的。 1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总谈 工艺美术本身是以工艺为原型的,而且是在工艺当中体现出一定的美术特色,给予人们独特的美感,但是在实际的日本茶道文化当中,却过多的包含了这种艺术特色。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具有相当多的鲜明色彩,首先其体现在风景的幽美上。由于对茶道的美感体现需求,日本民众很多会选择将品茶的地方放置在一个幽美的环境下,以此来衬托茶的味道之美,而它本身也是工艺美术当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其次是清美的居室。在日本,进行品茶的时候,通常都比较静,并且室内的环境也比较优越,给人一种品茶的神圣感觉,不由得一切外物来打扰,担心可能破坏了茶道的整体美感。接着是纯美精致的品茶器具,由于实际的日本茶道具有最为切实的需要,因而在实际的工艺美术彰显当中,必然要选择一些精美的品茶道具,而这些道具的存在,无形之中加大了茶的整体美感。最后是品茶的寓意,与工艺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所体现出来的韵味相当多,而且异常的唯美。 2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基础工艺美术彰显 2.1景幽 在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表现,首先体现在景色的幽美上。但是在实际的理解当中,人们却将幽美误当成了优美,虽然两者都可以形容环境的美丽,但是,放在这里去形容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却应当是幽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茶道文化所包含的工艺美术是一种工艺的美,而工艺所形成的环境,如果用优美来形容,仅仅来说明环境的一般美丽,但是幽美却可以实实在在的体现工艺的过人之处,将工艺与美术完全地结合,形成了不一样的景色美感。在日本的茶道文化中,人们习惯于处于较为幽美的环境下进行品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传统的日本文化思想中,品茶属于十分庄重的生活艺术,需要用心去对待,因而选择品茶的环境便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并且在很多我们熟知的日本品茶环境当中,都处于十分静然的一个环境,不会有其他人进行打扰,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表露出崇高的敬意。 2.2室清 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室清应当属于人们最容易理解的内容之一,即保持品茶室的整洁和安静。通常而言,在开展品茶的时候,日本人会选择与来访的客人进行单独的品茶,而将其他的下人支开,以保持居室的清净。并且每一次来到品茶室,都可以发现环境相当的整洁,并且几乎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品茶结束或者品茶前,都会对品茶室进行一定的打扫。而这里的工艺美术主要体现在品茶室的装潢都进行了一定的工艺改善,使它的外观和内在保持同步,进而实现唯美的品茶环境。 3日本茶道文化中的深层次工艺美术 3.1器美 如果经常涉及一些日本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其中进行品茶的时候,所选择的品茶器具都十分的优美,并且对这些器具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每一处的品茶器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所有的品茶场景都涉及一定的优美器具,而这本身也属于对茶文化的一种尊重。在日本人的基础修养当中,品茶的器具一定要保持较高的艺术感,并且能够给人一种品茶的优越感,否则会使得整个品茶过程严重的失去意义。在品茶的时候,日本人所选择的器具都是一些十分精美的器具,而这些器具也仅仅被当做饮茶的器具,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同时,由于品茶的时候,有了这些美丽的茶具,会给品茶的整个过程赋予一种特殊的色彩,甚至会带来很大一部分和谐。 3.2意深 不得不说,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最多的就是品茶的意味,工艺在于纯良唯美,而品茶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纯的过程,需要经过逐步的淬炼,进而形成最终的艺术。品茶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存在,它对于人们的诸多艺术宣传,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其具有相当唯美的煮茶、泡茶、饮茶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着需要注意的点儿,而这与工艺的形成不谋而合,都由于工序上存在着相当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因而在实际的品茶过程当中需要尤其注意,给予品茶实质的美感。而且品茶品的除了茶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意境,一种唯美的意境,需要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体会。日本民众在品完茶之后,都会进行沉思,将茶的味道进行深层次的融化以后,才会对茶进行一定的赞美,并且这种赞美往往都是由心而发,能够带领品茶的双方进入较高的品茶意境,而不会单纯地停留在品茶的表面形式当中。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可以总结为景幽、室清、器美、意深,并且其中的每个工艺美术特征都在茶道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彰显,也会在以后的发展当中衍生出更多的音乐美感,使人产生相当多的艺术气息,进而深层次地融汇在品茶的过程中。对于品茶的认知,工艺美术应当与其有着相当多一致的特点,尤其是品茶的过程需要从第一个工序到最后一个工序,期间相隔了比较长的等待时间,而茶道的寓意在于心静和唯美,因而,在品茶的时候,需要认真欣赏周边的环境以及居室内的温馨,进而使得茶道文化能够得到深层次的寓意渲染,同时品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与工艺美术的各个审美特征进行一定的融合,实现不一样的品茶意境,并给人以独特的茶道美感。 作者:尹贝贝 单位:河南省财经学校
新闻专业论文:从新闻专业主义看“戏仿新闻” 摘 要:戏仿新闻是将“戏仿”引入到新闻实践之中,对传统新闻进行“恶搞式”的摹仿,特别是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与舆论焦点。戏仿新闻最为直接的两个特点是“假”和娱乐性。“假”是建立在一定事实依据之上,并非凭空杜撰,“假”只是呈现给受众的表象,传达的是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及其根源;同样,戏仿新闻以一种娱乐化、戏谑调侃的方式“说新闻”,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暗含对社会严肃的思考。 关键词:新闻戏仿;新闻娱乐化;新闻真实;论文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由于受到媒介属性的限制、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等,经过一层层的“把关”之后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大众传媒所提示的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并不是环境的全部。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新媒体的不断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意见的表达,越来越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新闻戏仿”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出”在新闻媒体中不敢说、不能写的事情,弥补了传统新闻的“缝隙”。针砭时弊,反映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有观点认为戏仿新闻就是假新闻,就是单纯娱乐大众,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又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娱乐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传统新闻被“戏仿”,衍生的戏仿新闻是更加注重“戏仿”的成分,还是新闻的成分,值得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一、从“戏仿”到“新闻戏仿” “戏仿”的定义首先出自于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在《牛津英语辞典》中,首先认为这种摹仿可以造就戏剧效果、滑稽效果以及荒谬效果;其次这是一种低劣的摹仿。“戏仿”之风从电影艺术开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蔓延到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人们运用“戏仿”这一手法,在自己作品中借用其他作品,通过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化”气氛,使其具有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以达到调侃、嘲讽,有时甚至是致敬的目的。当“戏仿”被借用到新闻实践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媒介现象——“新闻戏仿”,由此衍生出戏仿新闻。 但“戏仿”并不是新闻的表现手法之一,戏仿新闻也没有成为新闻体裁之一,在业界并没有“新闻戏仿”或者“戏仿新闻”这种说法。因此“新闻戏仿”只能说是一种兴起的媒介现象,与“恶搞”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学者说:“使用戏仿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否定母本的价值取向,新文本总体上有一定的价值追求。使用恶搞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对母本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更高的价值立场,因而恶搞是‘空心的戏仿’[1]”,由此说明,“戏仿”是对模仿对象的批判与否定,而恶搞则不一定,也许是否定,也许是褒扬。 在西方国家,最着名的新闻戏仿节目是在美国喜剧频道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十一点播出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戏仿新闻”的研究就源自美国学界在讨论关于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节目的论文中所用到的“News Parody”。 在国内,新闻戏仿节目并不多见,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00年伊始,各大中文论坛曾出现过一批源自“黑通社”(黑色幽默通讯社)的“假新闻”,以标准的新闻体或者访谈体播报,但其内容缺乏真实性。此外,还有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网站奥一网开创《愚人日报》;《南都周刊》2006至2008年制作的年末评点特刊《反向新闻》。它们所制造的“假新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假新闻,而是暗含着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调侃与讽刺。 2010年春节,《壹周立波秀》火热荧屏,周立波以特有的方式对2009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如重庆打黑、房市楼市的跌跌涨涨、奥巴马访华等等,其中“立波梦话”的板块秉承了“新闻戏仿”的创作手法,周立波与另一名女主持人互相搭档播报新闻,严肃认真的表情俨然新闻主播,文本模仿“新闻联播体”对当下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播报,整个过程中极尽戏谑与讽刺,例如“近日几百万观众走向街头向各电视台抗议,强烈抵制在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他们声称现在大多数电视剧还不如广告好看,我们要想看到一条精彩的广告,经常要等上四五十分钟……”是对广电总局要求电视剧中不允许插播广告这条新闻的“戏仿”。而“面对国际燃油价格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专家撰文透露,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型汽车燃料,该燃料不仅价格便宜,无污染,还可以饮用……”是对油价上涨此类新闻的“戏仿”。 “新闻戏仿”并不是单纯地制造一条条的假新闻,混淆视听,而是通过“戏仿”这样的形式求得人们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进而发掘事件背后的根源。 由此,得出新闻戏仿的定义,所谓新闻戏仿是通过对传统新闻文本的戏谑性摹仿,以批判者的姿态与传统媒体建构的新闻事实保持适当距离,并在对事实的有差异的重复中创造出调侃、嘲讽的效果[2]。 二、摹仿与真实:戏仿新闻与新闻真实性 任何新闻都可以成为“戏仿”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有被“戏仿”的价值。戏仿新闻因其所要凸显的调侃与讽刺的意味,对于某些负面的社会舆论热点事件成为新闻戏仿的“宠儿”。 “新闻戏仿”以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为中心,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成为其戏仿的对象,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相差甚远,以黑色幽默的态度,表达百姓诉求,提供意见宣泄的良性渠道。例如,“限塑令”的出台之后,有“戏仿新闻”称“塑料袋自述:我活着,但我已经死了”对当时社会热点事件的反讽。而有些新闻事件本身就带有几分荒诞意味,例如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华南虎事件”,事件的真相——所拍老虎只是通过年画PS之作,令人啼笑皆非,对其的戏仿“正虎拍龙”将事件中的怪异可笑之处进行放大与夸大,通过情节离奇化、权威丑角化、仪式闹剧化、严肃游戏化等手段对其新闻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批判。 “戏仿”之下,虽然新闻变的“面目全非”,被冠以“恶搞”的形式,被称为是人们口中的“假新闻”。 区分其的标准之一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真实性要求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报道的事实是准确的;二是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戏仿新闻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第一层的要求,报道的新闻事实并非准确而客观,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臆想,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目的是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从这一点上看,在形式上与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但内在具与传统新闻具有一致性:还原事实真相。相比较之下,假新闻则彻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一方面戏仿新闻的传播主要依托于网络,另一方面,新闻仿作虽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杜撰的比例比较高,当“假新闻”拥有了“戏仿”之名,虚假的信息便会迅速扩散,新闻的真实性就面临着挑战。因此,“新闻戏仿”应该怎样做?戏仿新闻的真实性究竟如何?重要的是把握戏仿的“度”,分寸的拿捏影响着“戏仿新闻”与“假新闻”之间的距离。 三、新闻与娱乐的嫁接: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 “新闻戏仿”的戏仿对象为新闻,但其本身是否为新闻还有待商榷;而新闻娱乐化只是新闻在内容上更加偏重于娱乐新闻,表现形式上多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具体而言,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有着以下的不同之处: 首先,“新闻戏仿”和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有所区别。“新闻戏仿”的主体有专业的记者、编辑等媒体工作者,但更多的是非专业“草根”,以平民视角、大众精神去评论社会热点事件。正如巴赫金所述,“在戏仿面前,无论身份高低、无论男女性别、无论尊卑长幼,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卑微贫贱者,不管是伟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智者还是愚夫,都在这一场狂欢中体验着有趣的快乐。[3]”但是在新闻娱乐化中,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是大众媒体、新闻从业者,新闻的娱乐化实 际上是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娱乐意识在新闻报道中的泛化和滥化。 其次,“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态度也不同。新闻戏仿是一种严肃的娱乐,通过娱乐化的形式表达其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表达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以荒诞的形式中承载严肃的内容。而新闻娱乐化是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去诠释所有品种的新闻。这种娱乐化是不仅仅是由于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内容遭到冷漠和挤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也越来越多,从严肃的政治、经济等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并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与情节性,表明其主体态度从严肃向娱乐的渐变。 娱乐只是戏仿新闻的表象,用娱乐大众的方式,引发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反思。 四、反思:“戏仿新闻”未来之路 戏仿新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新闻以一定的冲击,以其独特的风格揭示当下的社会矛盾和话语冲突,弥补了传统新闻引起报道规范而产生的部分缺失,从传统新闻的“对立面”促进其作出适度的改进。此外,戏仿新闻的草根性有利于提高大众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新闻戏仿”给了大众以“发声”的新的方式,网络作为主要载体为“戏仿新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但与此同时,戏仿新闻的“虚假性”和“恶搞式”在成为其显着风格的同时,也阻碍着其更大的发展。要想未来走的更远,必须掌握好“度”的问题:超越“虚假性”的“度”,“戏仿新闻”就沦为假新闻;过分的“恶搞式”则会丧失“戏仿新闻”的批判价值。在恶搞新闻时,要传达正确的观念,遵循道德规范,恪守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否则会沦为纯粹的网络群体暴力。 为了让受众能够明显的区分戏仿新闻和大众媒体所报道的新闻,在“”戏仿新闻时应在开头或者结尾做出明确的说明,使戏仿新闻得以规范化,区分虚构信息与新闻事实。 作者简介:丁晓旭,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刘慧,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广告传播研究。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个案研究 历史嬗变 现代化 道德伦理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新闻专业论文: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分析 摘要新媒体逐渐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本文探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该如何区别于本科生。 关键词高职 新闻专业 网络传播能力 身处网络时代,新闻行业不甘落后,传统媒体纷纷向网络拓展。而网络新贵们,如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也开辟了自己的新闻阵地,并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 随着媒体的就业门槛逐渐提高,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更不用说高职院校了。如何寻找出路,不妨把目光投向新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平台等)。那么分析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且如何区别于本科生,就很有意义了。 网络传播,简单来说指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一系列传播活动。而网络传播能力,自然指人类利用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的能力。 1 国家标准与职业要求 1.1 国家标准 对新闻专业学生来说,具备网络传播能力后比较对口的职业是网络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网络编辑工作组对其这样界定:“网络编辑是指利用相关专业知识及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从事互联网网站内容建设的人员。”① 2005年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网络编辑师的国家职业标准,将其分为四个等级:②“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助理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三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二级)、高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一级)”。四个级别的职责各不相同,网络编辑员侧重于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助理网络编辑师的工作涵盖了采、写、编、评等新闻核心业务;网络编辑师要求能策划栏目、制作专题、编辑和管理内容等;高级编辑师的重心是策划频道、管理运营。③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编辑员的学历要求并不高,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且同时在网络编辑岗位连续见习一年的即可申报,这对于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从高职新闻专业实际出发,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传播能力?我们从高职毕业生能找到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来分析。 在“智联招聘”投简历并应聘成功的正德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应届毕业生董同学目前在“丁丁网”实习,这家网络公司专注于本地生活搜索。他的工作是信息编辑,负责维护“丁丁社区”(该网论坛)。刚开始他的任务是在每个版块发贴、跟帖、转帖,带动流量和人气。后来负责更新论坛首页图片和帖子的更新。用photoshop和“光影魔术手”把图片调到合适尺寸便于浏览,或把图片上的水印修掉。这份工作比较注重编辑能力,要心细,文字功底也要稍微好点。他认为“信息编辑”顾名思义就是善于捕捉信息,所以新闻专业的人应更加适合这个岗位。他觉得自己面试成功很大一个原因是新闻专业出身的。他分析这样的网站需要文字编辑能力比较强,或者有一定策划头脑的员工。 2 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既培养基础网络传播能力,又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传播能力,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寻找到机遇。 2.1 基础网络传播能力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信息编辑的具体工作基本属于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标准的初级标准——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范畴,只需要具备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的能力即可,这就是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该培养的基础网络传播能力。进一步细分,这种基础能力又可以分为: (1)文字功底——能够流畅、准确地将事件和创意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不出现错别字,语法正确。并能够根据要求将繁杂信息进行整合和 (2)信息敏感——能够对社会热点和新兴事物保持关注,并有自己独到的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分析,来带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这是新闻专业学生区别于其他专业的重要指标。 (3)图文处理——熟练掌握photoshop等图片处理软件,能根据文字处理不同的图片,使之符合传播要求。 (4)网络互动——会利用网络资源准确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利用网络工具保持与周围人的联系,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步的信息宣传和推广。 2.2 长远发展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普通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具备基础能力即为合格,但若想具备持续的发展力,就必须要求他们达到助理网络编辑师的水平(采写编评能力)。如要再进一步加强竞争力,还必须具备网站专题策划能力。我们在基础能力上进行能力升级: (1)新闻基本功——在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基础上,训练其新闻基本功,包括采写编等能力。新闻评论暂不包括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功之中。这就体现出新闻专业学生特有的文字功底,不只是文笔好,还需要遵守新闻的规律,真实、客观。并且能够在“编”的能力上进一步提高,有新闻意识地将信息进行整合。 (2)新闻敏感——从信息敏感上升到新闻敏感,需要学生站在较专业的角度来看待新闻事情,并具备一定的观察力,能够从生活中发现新闻,并进行深度思考。 (3)网页设计——在图文处理的基础上,还需要掌握flash、dreamweaver等网页设计与制作的软件,能够自主更新网页,网络新闻,这样可大大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4)策划与推广——懂得运用各种途径进行信息和创意的策划与推广,包括了解各种媒体的特性,并依据不同内容规划不同推广方式。这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是一项比较高的要求。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知识产权素质教育 [摘要]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点,高校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为了使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新闻学学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加强各种能力的培养,新闻学知识产权课程应当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为根本教学目标,合理安排,建立以理论为支点,以提高新闻学学生的知识产权应用能力。 [关键词] 新闻学专业学生 知识产权 教育 一、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的紧迫性 1.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在 经济 国际化的新形势下, 网络 技术 发展 迅速,知识经济开始进入百姓生活,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显重要。对在校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知识,让学生了解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产权法,学会运用 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懂得尊重他人的智慧成果,这是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新闻学专业学生是未来 三、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素质基本知识的对策措施 1.改革高校知识产权普及 教育 的内容体系。在课程设计上,首先应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和前瞻性,除介绍传统的专利性、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内容外,还要讲解民族民间文学 艺术 保护、生物技术知识 发展 等热点问题,既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教授,更要重视知识产权创造、投资、管理和运用的相关知识传递,并充分利用典型案例教学法以及多媒体等 现代 化教学手段来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和直观性。 2.扩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渠道,探索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基本途径是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正规的教学体系,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开设知识产权必修课和选修课。此外还应扩宽教育渠道。如定期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聘请知识产权专家就国内外传媒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典型案例,知识产权的最新进展与动态进行介绍。建立校内知识产权 网络 教育咨询平台,利用网络的进行资源共享,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影响面。加强校媒合作,组织学生学习知名传媒单位的经验。 3.加强知识产权师资培养和引进力度,合理配置各种教学资源。目前,我国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主要是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其自身的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实际经验不足,难以满足对学生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需求。师资短缺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一是自主培养。可以重点选派本校有一定基础又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或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系统培训,整合到知识产权专职教师队伍中来。二是引进人才。引进的重点应该放在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兼职教师,如校外聘请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人兼职授课,弥补专职教师实践能力较弱的缺陷。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教育势在必行,高校最为人才培养基地,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不仅要分阶段、多模式、多途径培养,还应合理利用和挖掘知识产权人才的潜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下,高校应该积极探索,克服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不断为国家输送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人才。 新闻专业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数量激增与就业困境矛盾日益严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专业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思考,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和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实践教学;核心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成本低敛钱快范长江认作潘长江中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文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类专业不仅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普遍设立,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到了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每年的毕业生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万余人。”[1]李良荣教授在2010中国教育传播高峰论坛上也提到,30年前,全国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只有3家,现在已发展为850余家,与每年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相比,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且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 据笔者的了解和研究,专业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专业人才的适销对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很多高校出现了照搬名校经验、缺乏明确专业定位的尴尬局面。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很多高校都是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一本权威的教材,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如同空中楼阁般的知识框架,最终以闭卷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结束,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特殊性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特殊性。 以下,本文将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一)专业核心课程的清华模式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我国国家级精品课程,他认为该课程是解决“故事在哪里?”这个核心问题的。他认为,记者不仅会报道突发事件,更会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见木,更能见林;不是简单地报道表面的事实,而是报道更能接近真相的事实;不仅能写作5个w,更能回答报道的意义;不仅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更能让读者看清事件的本质。 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告诉学生,培养一个好记者的标准要具备以下要素:1.对新闻报道充满了激情;2.对新闻理解充满了理性;3.有社会责任感;4.有新闻道德;5.有强烈的好奇心;6.有怀疑精神;7.有一个批评态度;8.有敏锐的观察力;9.高超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李希光教授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结合当前在广播电视新闻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习的开端,作为教师务必要给学生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学新闻?我要学什么样的新闻?我要怎样学新闻?我学了新闻之后可以做什么?据笔者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一般是开设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作为核心课程,历时一学年,主要向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往往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目标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喜爱等方面。在课程学习中也会以课本知识为主,所以,如果教师在这个阶段只是机械的灌输给他们课本上的概念定义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接受所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纲举目张的学习理念,不能帮助他们尽早的树立职业目标。所以,在学习技巧和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关于培养学生自主树立专业学习的整体观念,笔者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的方法:在课程的开始,首先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特点。其次,在课堂上请学生思考上述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再次,请他们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并借此引发思考与讨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影响,我们要做怎样的电视人?最后,教师在课堂上把他们的意见和讨论发言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传媒人要遵守专业理念与职业规则,在课程中我们会具体学到很多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技巧;另外一方面,媒体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责,促动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平等与和谐,而不是成为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反作用力。这是我们在掌握了方法和技巧之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最后,一名合格的记者要对社会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和别人平等真诚的交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教学方法限于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等限制,很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都是以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课堂讲授为主,该课程的实践特殊性得不到体现。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一)课堂实践教学 1.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低,对社会信息变动缺乏专业敏感,在采访交流中存在语言表述拖沓,意思表达含混等问题。为此,笔者特意在课堂上设置了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强化学生关注新闻、把自己当成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意识和动力。 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为此,笔者在开课初始的一段时间,先让学生尝试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中找到他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然后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新闻说出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学生“念”新闻,而是要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关注新闻、寻找新闻价值要素、自己组织语言并现场表达的能力。 在课程进入到中后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现场出镜记者,在课堂上根据媒体已有报道进行再次报道,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是在运用电视语言,电视画面和现场主持的相互作用、现场出镜主持的语速、仪态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由于紧张不敢尝试,笔者还建议这样的学生在课下用dv等数码设备把自己的现场报道拍摄下来,带到课堂上进行播放。 此外,学生在逐渐熟悉了电视现场报道方式之后,还可以自主选择、设计报道新闻的形式或评论新闻的内容,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事哪种方式,每次课至少有5位同学要进行5分钟现场报道,报道结束后教师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评价总结。 2.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1)案例教学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授课过程中,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实例,特别是在讲授新闻采访部分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鲁豫有约》、《康熙来了》、《60分钟》等节目以及奥运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如何与同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笔者也会提供一些存在问题的采访实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采访方法。 此外,笔者在教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除了上述电子媒体案例之外,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这个环节也是跟前面提到的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联系在一起的。 (2)情景模拟教学 在采访部分的教学中,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让学生尝试进入角色。比如在讲到采访形式中的新闻会时,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观看一些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会录像,例如“70码飙车案”发生后的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会等,然后让学生总结新闻会的流程,记者提问的要素等。其次,笔者还发动学生模拟新闻会现场,根据某一新闻事件由他们自己担任新闻发言人和记者,进行实际问答。在此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会结束后,由学生点评以及教师点评。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邀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或其他相关教师作为嘉宾、发言人,走进我们的课堂,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现场访问,这样的练习比起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在课下更加积极认真的准备。 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一定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面对面》、《鲁豫有约》等,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笔者还尝试在课程接近尾声的部分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来上一节采访与写作课。他们可以自己选定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老师来担当学生听他们讲课。尽管有的学生会紧张甚至是在提问同学时笑场,但是这种情景也是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方法之一,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这种体验的。 (二)课外实践教学 1.校园采访报道实践以新闻采访部分的教学为例,按照课程进度的安排,教师向学生介绍了采访准备、采访方式和采访技巧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逐渐引导学生在校园之内寻找选题,并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在课时安排上也是尽量把学生实践操作和课堂展示作品排在首位。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尽管在课堂上增加了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教学,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在人为设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初级实践,学生只在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的话,还缺乏进行采访写作的亲身经历,无法准确的知道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以学生的第一次分组采访作品汇报为例。首先学生以6人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校园话题采访报道的策划,进行背景资料搜索,确定采访主题,拟定采访计划,实施采访活动。其中有一组同学的汇报对他们来说是收获很大的。这组同学选择的主题是“校园食堂的安全与监督”。因为在当时关于校园后勤方面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他们这组同学就选择了从学校食堂的角度,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学校的后勤保障。他们呈现回来的是自己用dv拍摄的10分钟采访。在采访中,他们找到了用餐的学生、食堂的服务员还有食堂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进入到了操作间里进行了拍摄和采访,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食堂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食品保鲜和卫生消毒措施的运作。他们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打交道。刚开始他们很担心怎么找食堂的负责人,人家不理他们怎么办,不让他们拍摄怎么办,为此也想好了一些对策。可是后来他们小组中有两个女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们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们注意观察过,除了有服务员收拾餐具之外,在食堂里还有一个阿姨经常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学生饭菜怎么样。她们就猜测这位阿姨可能是食堂管理人员。后来,她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这个阿姨,跟她说明了采访意图,这个阿姨果然是管理人员,而且答应了他们的采访要求,还专门找人带他们去了食堂的操作间进行实地拍摄。 这样的采访虽然只是初次尝试,但是对他们来说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实际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如何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与别人有效地交流。而这只有在实际采访练习中才能得到。 当然,也有部分同学的采访练习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他们自己发觉的还是没有发觉的,在课堂展示和讨论过程中,都可以得到集思广益的交流与学习。 2.校外采访报道实践 限于时间与客观条件的限制,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校园内报道一些活动或采访不同对象。但是,笔者也尝试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出校门,可以先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方面开始,用他们的dv和相机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笔者在课堂上询问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是否有人去做兼职?笔者也建议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下兼职。同时,笔者也提醒学生,兼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锻炼我们与别人交往交流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勇气,获得一定的报酬;其次,大家去做兼职的同时别忘了要和你的兼职伙伴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兼职的目的,大学生普遍从事的兼职有哪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等。还有,笔者了解到在大学城附近有网吧专门做学生上网的生意,有专车负责接送学生,笔者所教的班级中也有部分学生在网吧中上网。因此,笔者就建议学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我们详细了解大学城网吧产业链的形成与现状。总之,笔者一直以来都是启发学生不管是走在路上,在地铁中,在商场里,在旅游时等等,都要做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做探究真相的有心人,做记录事件的有心人。 3.野外实践与暑期实践 本专业的学生到了大三阶段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等也屡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重要奖项。 近几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能否把新闻采访与写写作的专项野外实践单列出来,就像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那样,老师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但是,考虑到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笔者提出可以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野外实践与学生大三阶段的摄影摄像野外实践结合起来,学生除了担负拍摄任务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我们还可以把野外实践的阵线扩展到暑期实践。暑期,学校团委会安排一定的暑期实践活动内容,鼓励学生参与。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发动学生成立专业暑期实践小组,去走进媒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记录生活。暑期实践形成的作品可以争取发表在媒体上,还可以鼓励学生通过新媒体制作并发表,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还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学生自办媒体实践 笔者所教的学生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平时,笔者一直不忘提醒他们要结合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积极尝试媒体实践,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实践。学生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地就是学生自办的校园媒体,如我院的《十分快报》、《奔逸》杂志,电子杂志和校园网络电视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媒体的报道策划、采访和拍摄制作等,课堂知识的积累,还有课内模拟训练和校园报道的实战经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为学生能够在校内媒体中完整的制作出新闻作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向校外媒体投稿,积极参与各级竞赛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专业核心课程,是实践性操作性课程。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学习清华模式,但是至少在我们讲授此类型课程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我们应该变“老师讲学生学”的死板教学模式为老师学生共同学习研讨,在实践尝试中不断调整修正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权威的灌输者。 除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外,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也应该逐渐调整。比如,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期末成绩以独立完成的一份报道为依据,逐渐减少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为考核标准的比例等。 新闻专业论文:探析当前新闻学教育专业的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高潮期,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国新闻学教育也进入了无法回避的危机期。在这场新闻教育的危机中,高校教育的危机体现得也最为明显。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在整个新闻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体性地位,在新闻教育活动当中,能够承担设计和教学组织任务的最重要的主体无疑是新闻学专业的院系机构,新闻专业教育目标的制定、整体教育内容的确定、不同教育方法的选择以及整体教育程序的设计都取决于院系机构的决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学教育的整体规范都要通过新闻院系的专业决策来实现。然而随着新闻媒体的强劲发展,新闻学专业的教育机构却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而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诸多矛盾把高校新闻教育推向了整个新闻教育危机的风口浪尖。本文拟从中国新闻教育机构存在的问题入手,着重分析新闻教育专业机构所面临的不同矛盾,希望能为新闻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学理上的参考与借鉴。 专业化与宽口径的悖逆 根据职业社会学原理,专业化教育被视作是一个行业的独立专业的重要标准之一,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成为专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专业化的标准就是通过专业化教育而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身上的,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独特的专业价值体系和从业规范标准。经过近百年的辛勤努力,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成为新闻业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尽管在中国新闻业获得从业资格还不像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那样需要通过严格的专门考试来领取从业执照,但新闻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中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具有极强专业化特征的职业,并且这些技能性职业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专门化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新闻业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化的道路。这也是几代新闻学教育工作者所梦寐以求的。 然而,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以及随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各高校纷纷提出了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办学新思路。近年来许多大学模仿台湾地区及欧美而设置的大量“通识”类课程,除了相近学科之间的课程如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文化学、美学、逻辑学等课程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环境科学等理工科课程引进了新闻学专业,甚至为了扩大学生的就业渠道,不少大学的新闻院系还开设了管理学、文秘学、会计学、旅游、护理、化妆、烹饪、裁剪以及与师范类专业相关的教育学、课程论、演讲学、教案课件、板书设计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多学科课程的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开阔视野,为他们日后成为“杂家”型新闻记者打下“通识”性基础,然而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大量通识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致使许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大三时还没有接触到本专业课程,甚至不少新闻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在修读了大量的通识课程之后,竟然还不知道新闻是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宽口径、厚基础”办学思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 尤其是在某些实施按大类招生的高校,新闻学专业和文史哲中各种专业共同招生,其中的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文献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类的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专业统一招生、共同培养,其结果便是这些不同类别的专业学科的基本课程都将作为新闻专业学生修读的课程内容,按照现在的热门流行语来说,学生学习的专业“口径”确实“宽”了许多,“基础”也“厚”了许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所谓的“宽”“厚”是以牺牲学生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思想为代价的。 最近许多新闻院校开始尝试将新闻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提前插入到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中,以改变学生进入专业意识缓慢的局面。然而,在校学生的总学分数是有限的,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的同时,还有多少余地留给新闻学本专业的课程呢?实际上,“宽口径、厚基础”与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相悖逆的思维方式和办学理念。虽然这种相悖的尴尬在不同的学科专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对于作为新兴专业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悖逆无疑是致命的。 师资建设与教育产业化的冲突 由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师资建设就成为兴办教育最基本的前提保证,没有师资的教育活动就像没有劳动者的劳动一样不可思议。尤其是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科学合理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显得越来越重要。综观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专业化教育,谁占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谁就抢占了现代教育的先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大学的专业化教育都把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专业建设的首要位置。 由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起步较晚,与传统的强势学科相比,新闻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也相应比较薄弱。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闻专业招生迅猛发展,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就显得更加匮乏而急需建设。就全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师资状况来看,除了少数几个资深院校之外,绝大部分兴建不久的新闻院系的师资队伍都处在临时搭建状态,一方面,这些临时拼凑的师资大都缺乏纵深的专业背景,教学和科研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即便是临时拼凑,但由边申报边建设的新增专业特点所决定,师资数量仍严重不足。可以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学专业都急需大量优质的师资力量。 然而与此相悖逆的是,1999年以后在全国普遍兴起的“教育产业化”,却又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新闻学专业师资建设雪上加霜。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高等教育与国家财政匮乏的矛盾,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育全面产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市场化,却将全国的高等院校推向了商业化的危险境地。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校方看到的往往是新闻专业的商业价值,是新闻人才的市场需求,是就业市场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招生和就业压力的缓解。至于专业化教育是否规范,如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师资结构是否健全、招生规模是否合理等都往往会被弃之不顾。 就全国范围内的文史性专业来看,新闻学专业还是一个兴起不久的新专业,其学理的积淀无法和一些传统专业相提并论,相对于中文、数学、外语等强势学科来讲,刚刚建立的新闻学专业规模也都往往较小,为了保证学校的整体利益,缺少了规模效益的新闻学教育便不得不将市场效益作为专业整体规划的基本标准,同样的师生比,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则必然处处捉襟见肘,一名教师同时兼授四五门课的现象在全国新闻院校司空见惯。同时,由于缺少了规模效益,新闻学专业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也往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专业积淀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师资队伍在这种不良环境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刚刚兴起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打击无异于釜底抽薪。可以说,由教育产业化而导致的与新闻教育专业师资建设的矛盾不解决,新闻学教育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 学理性与技能性的两难 新闻学专业到底是“学”科还是“术”科的问题历来就有争论,虽然已经历尽艰险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地位,但是有关“学”与“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矛盾却远没有得到解决。 其实,新闻学教育产生的缘起是为新闻业界培养具备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并且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师徒相传的方式,除了由中文专业的教师讲授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大多是请业界资深记者编辑入学讲授,采用“短平快”的方式进行专业教育,从而形成了许久以来的“重术轻学”的办学模式。然而由于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培养的专业人才往往是后劲不足、根底不深的新闻“工匠”,从而形成了“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到新闻学教育高潮迭起的上世纪80年代,学院型的新闻教育机构开始逐渐增加,旧有学徒型的新闻教育机构才逐渐减少,但仍然处于“无学找学教”的地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解决新闻专业毕业生“后劲不足”的缺陷,改变新闻学早期重技能训练、轻学理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从而彻底改变“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新闻学教育才开始从传播学汲取学理营养向学术性倾斜,并因此奠定了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的地位。 然而,“学”与“术”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新闻学学科地位的提高而在新闻学教育界停止或缓和。随着近年来硕士、博士学位教育的日益兴起和大规模发展,新闻学教育的学理性与技能性的矛盾表现更加凸显。近年报载的《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算合格吗?》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消息援引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的话:“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1]虽然也有人坚持相反意见,但是明显的技能性倾向已经在新闻学界形成。再加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次高薪聘任曾任新闻高官的范敬宜担任院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新闻教育重镇紧随其后的效法,重术轻学的教育风气便在全国各大新闻院校迅速形成。 然而就在新闻教育界开始向技能培养转型的同时,新闻学又遭到“上手快却后劲不足”的指责。众所周知,当年夏骏面对新闻专业学生所说的 “新闻学科的厚度不够,能给予你们的知识准备和知识联想力不足”以及“出色的编导和记者都不是学新闻出身”这样一番话还被视为惊人之语,[2]而现如今,公开放言不招收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体已经相当普遍。实际上,这种观念和行为是许久以来的“新闻无学”理念的一种回归和复辟。据唐远清博士归纳整理,目前来自我国学界、业界甚至是政府权力部门的“新闻无学”的代表性观点至少有20种之多。[3]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做过多的是与非的判断,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新旧理念遥相呼应,以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共同抵制和解构着本来就稚嫩脆弱的新闻学教育体系,从而将新闻学教育与生俱来的“学”与“术”的矛盾激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新闻学教育所处的尴尬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左右维谷的两难之中:强调新闻学理被说成是脱离实践,强调实践技能又被指责为缺少后劲甚至“新闻无学”,这种两难实际上就使得新闻学教育处在了学理与技能无可选择的矛盾状态。 从1918年10月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起,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算起来,也仅仅比美国密苏里大学1908年建立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晚了十年。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发展甚至是整个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只有关注正视这些矛盾,并认真进行深入思考,才有可能将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业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初探 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教育部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业被亮起“红牌”,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2个新闻传播类专业位列其中。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谈及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对口就业问题,也坦言,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对口率在40%左右,清华大学在60%左右。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固然有新闻传播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等外在因素,但更折射出新闻传播类专业自身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新闻传播机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往往是重“术”轻“学”,而新闻传播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则较为重“学”轻“术”。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侧重的不一致,造成了用人机构、教育单位、专业学生“三输”的局面。为此,改变新闻传播院校在教学中重“学”轻“术”的倾向,构建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性教学以实现掌握熟练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既包括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也包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而新闻传播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五大要素。 一、教学目标:能力本位 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较为注重的是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连贯性,是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新旧之间的联系。以能力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其教学目标要求十分明确,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较强。一般会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的联合调研,确定相关职业与岗位所需能力结构,并将岗位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结构图转化为专业教学目标,以满足新闻传播一线需求的岗位能力为中心,设计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教学内容。教学中,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并重,相互配合,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岗位能力服务。在理论知识传授上,虽然离不开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传授,但会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会涉及多学科的整合,而不是着眼于单一学科知识系统地讲授,主要是按照新闻传播岗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而在新闻传播实习实训中,侧重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依据实际传播需求,进行整合处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完成某一项实际或仿真的新闻传播任务,需要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能力、问题的理解能力、角色的扮演能力以及任务的胜任能力,而在这类能力的运用中,促进学生掌握相关传播理论,提升传播素养。 二、教学方式:工学结合 注重理论知识讲授,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与新闻传播行业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学生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是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方式的一个主要弊端,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在于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中,院校教师懂传播理论不熟悉新闻操作;聘用来自行业的教师,懂新闻操作不熟悉传播理论。虽然教育部和力推新闻传播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实行高校与新闻单位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加大力度逐步推动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但是在人员互聘之后将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将学生新闻传播类知识理论的学习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实训结合起来,结合的效果主要看能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认识;能否让学生在看到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后,提高他们学习新闻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否让学生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接触,跳出校园学习的局限,增强对社会新闻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体会新闻传播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能否让学生在新闻传播的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中,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他们新闻传播工作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责任心和新闻传播判断力;能够让学生借助实践岗位锻炼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三、教学内容:项目导向 传统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大多按学科架构形成教学体系,按章节结构传授教学知识。此类教学内容主要注重的是知识理论的传授,而不利于学生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因此,有必要参照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工作流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符合学生今后工作环境的项目,以项目为导向,重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内容中的项目开发,主要以新闻传播中产品与服务为载体让学生能够学会完整的完成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因此,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开发,需要做到以新闻传播任务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参照点,确保教学内容以项目任务核心构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技能;另外,需要为学生设计围绕项目运行的所需要的综合化教学情境,以保障项目的仿真度或者真实性。项目确立后,对于承担项目的小组,需要对学生的角色基于真实新闻传播岗位的不同进行分工,并要求学生按照“明确任务、提出计划、组织实施、检验评估”等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展开项目实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新闻传播工作项目中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受教师的外部控制,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学生可以围绕学习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行动,锻炼学生从多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锻炼学生对新闻传播工作任务的结果预测预判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意识。以项目为导向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其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获得新闻传播职业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与行动能力,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最为看重的动手能力。 四、教学管理:加强反馈 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教学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加强教学反馈工作。传统的新闻传播类教学,其教学反馈较多以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中在组建中,需要以教学反馈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条件,认为教学信息反馈是提高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实践性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学信息的反馈收集与传统理论讲授型有所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由于教学场所不固定于教师,有时甚至是在校外,因此,教学反馈信息的获得具有随机性,而这也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增派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参照有关院校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来看,教学反馈信息的搜集,分为三个阶段:实践活动开展前的教学策划信息搜集,实践活动开展中的教学开展信息搜集,实践活动结束后的教学总结信息搜集。而如果从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的来源来分,又可以分为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新闻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营销情况;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教学要求;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个人职业能力是否在实践性教学中有所提升。 五、教学考评:行业评估 依托教学管理搜集的反馈信息,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效果展开评估,是判断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性教学的考评,肯定存在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原有的教学考评,必须基于实践性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革。比如,将评价内容从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改变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又如,将评价方法从之前的理论考试总结性评价,改变为项目结果的总结性评价与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而为了保障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评价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过程,最有必要的改革就是将之前单一的以院校、教师为主的评价,转变为传媒院校与传媒单位的双主体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不少主流媒体开始与新闻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教学团队、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当然,也就包括了共同制定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参照相关职业的人才培养办法,一般来说,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是由院校与行业联合成立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其领导下,院校可以将教学的内容融入评价标准中,而新闻行业可以将实践的要求引入融入进来,并有可能引入通行的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以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通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等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考试,作为学生结业的重要标准,实现学生毕业时同时拥有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保障。 作者:纪富贵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 一、从教师主体化到学生主体化的观念转向 首先,教师需要将整体的教学内容进行化整为零的工作,将本学期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十五个或二十个专题:如白话新诗创作、三十年代的戏剧创作、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张爱玲与海派小说、莫言与寻根文学、金庸与现代武侠小说等。与此同时,根据这些专题的内容设置阅读计划,给学生开具参考书目,分列出精读和泛读两种阅读要求,并撰写相应的读书心得、阅读感受,或是抄写读书笔记。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有的放矢,还能增加他们的阅读广度和阅读深度,训练其独立学习、思考和分析文本的能力。其次,按照教学专题给学生分配演讲任务,并在每一次课中进行相应的演讲活动。主讲人必须事先准备详实的资料和流畅的讲稿,包括作家的创作简介、代表作品的故事梗概及其创作风格或是文学现象的主要特征,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等内容,学生也可以在专题的内容范围之内选取一两个自己最有心得的知识点进行自由发挥。当主讲人演讲完毕后,教师和听讲人可以向其提问,叙述人必须进行相应解答,如果学生无法完成,可由教师进行提示和补充。对于目前学术研究存有较大争议,尚无定论的课题,教师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可以采用小型的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展开系统辩论,使学生在这样的思维碰撞和语言表达的活动中形成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口头表达,这些都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今后从业中必须具备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辩论的结果,更深入地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尝试着撰写小型的学术论文或学术随笔,并在网上相关学术论坛进行发表,或是向一些学术期刊投稿,成功地实现从口头语言表达———逻辑思维———文字表达的完整过程,这对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通过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则退居其次,侧重于从整体上调节和把控教学进程,介绍基本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引导学生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并协助学生解决学习中出现的困惑和疑难。这样,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定和强化,从而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学习真正成为了学生的一种自主性、独立性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敷衍。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在传统教学中往往出现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其他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中同样存在。当学期或学年课程完成后,学生往往能够对于文学发展史中出现的各种主义、思潮、流派等内容夸夸其谈,而对于原始作品却涉猎甚少,即使有少量阅读经验,也只是针对某些大家的选本、节本,很难对作家作品产生直观的主体感受,只是凭借二手材料形成表浅的拿来主义似的分析结论。而阅读分析和撰写成文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不可或缺的两种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适度减少对文学发展、文学现象等内容的讲授,而增加作品文本解读、分析的比重,强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训练。只有对作品产生第一手的直观阅读体验,才能真正地领略文字背后蕴藏的创作意图,才能有可能接近和还原作家的创作心灵。 二、教学内容的不断调整和深化 与中文教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现当代文学应该是最具有变化性特点的,不光是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其本身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化,都使得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动态发展特点。因此教师在积累并形成稳定、深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关注学术前沿动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架构,从而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学科同步发展的态势,而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个人的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相贯通。对于高校的本科教学而言,教师除了承担一般性的教师工作外,更必须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厚积而薄发,才能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比较广博的专业知识与深刻的学术思想,这与中学侧重语言结构的教学不同。我们不难发现,从民国到现在,大学者往往都出自高校教师,特别是在某一领域有着非常高的科研水平。但这并不是说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讲解很专业的科研成果或是很高深的文艺理论,而是要求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体验和学术水平融入到课堂中,深入浅出地展示自己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能力,特别是对于文本的重新解读。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文本解读必须立足于文本,不能盲目求新,无的放矢,而是换一个角度去认识文本,揭示其曾经被遮蔽的意义。例如我们在解读鲁迅的《故乡》时,往往更关注“我”在离乡和归乡不同时间段中的人生经历,然而对于叙述者,即作者,第一人称“我”个人的内心世界却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精神困境以及自觉对于亲情的愧对等问题,是值得在课堂教学中重点观照的。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增加了文本解读的深度。另外,像这样跳出教材局限的教学内容可以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作品,并通过解读文本来探寻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而在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设一座理解和阐释的桥梁。在提供更多的阅读思路的同时,也更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热情。其次,在教学中注意向当下新兴文学或文化现象倾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容与古典文学不同,它的内容一直在不断地生长发展,甚至新变,几乎看不到时间的下限。因此在教学中,适当地突出其“生长性”和“当下性”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对90后的学生们来说,尽管过往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但他们往往更偏好时下流行的文艺作品,更熟悉新生代的作家。如何在课堂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品味,教师需要有选择地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代表作家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和微博时代的碎片化写作等话题。因此,我们在课堂中专门开设了相关专题,介绍和评述如郭敬明的物质写作、安妮宝贝的校园文艺、网络原创小说等不同的创作类型,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目前新锐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潮流。最后,及时了解学界研究动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度引入当前研究热点的介绍,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的文艺思想的传入和渗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西方的文艺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大量的新课题、新方法,如阐释学、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文艺批评术语广泛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但是这众多的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上却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对于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现当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互动,开拓和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使学生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而是与时俱进地认识和了解世界,了解文化的“他者”。例如在以往讲述张爱玲时,往往将其视为海派市井小说的代表作家,但依据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和考察其小说作品,便可发现其中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张爱玲虽然描述的大多是家庭婚姻和庸常生活中的细碎之处,不涉及重大现实题材和政治事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主流有所偏离,但她的小说绝不只是所谓的市井之言。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视域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语言驾驭力对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弱者———女性,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特征。另外,像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热衷于展现暴力和描述死亡,但他们笔下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并不相同。在他们看来,暴力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更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化的事件。先锋作家们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揭示了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而这些话题,只有通过存在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才能彰显出深刻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样的解读角度与叙述视野,使学生觉得别开生面,他们通过课堂接触到了现当代文学更广的维度。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所选择地介绍西方文艺新理论和新方法,尽量避免一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背离中国文化传统或是争议性非常大的话题。 三、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手段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与网络资源在高校课堂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已进入到读图时代的当下,教师适当地借助信息技术来改变教学内容的展示方式和学生的接受途径,对于丰富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制作并使用多媒体课件。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艺运动至今尚存有大量的文字或图片材料,为课件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网络上各类搜索引擎使我们能够便利而快捷地获取各种资讯,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对于这些渠道各异的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一个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教学课件,不仅可以展示作家作品的生动图景,还能够深化和突出教学内容。例如在介绍鲁迅的生平经历时,教师特地收集了他抱着儿子周海婴“一岁和五十”的照片,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之外,增加了他作为人父的脉脉温情,使得学生能够更立体地了解鲁迅的性格特点与人格精神。其次,有效利用网络的学术资源。目前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网站,像中国知网、维普网等收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学生可以在这类网站上查询并下载最新的研究成果;像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能帮助学生收集相关的普及性介绍材料。通过浏览这些网站,学生不但可以获取丰富充实的关于作家作品的认知,还能使他们学会如何在众多资讯中,选择有效信息,并就此进行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另外,还可以鼓励学生浏览一些相关的学术论坛,一方面旁观、学习,及时把握当下的文学、文化热点;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发表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论点,在不断地论辩中获取更深入的资讯。最后,合理引用影视材料。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创作基础,而后者成为前者的展示手段。由现当代文学作品直接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非常多,观摩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成为我们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之一。教师不但要事先介绍文学文本的写作特征、表现手法,还要在观影中提示影片与文本的异同,在观影后系统分析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在叙事、抒情、整体结构上的异同性特征,从而培养学生对于不同艺术类型的审美分析能力。例如,从余华小说《活着》到同名电影《活着》,故事的主干是一致的,但故事的整体叙事强度和人物命运结局都有了较大差异,小说完整地展现了福贵悲苦而隐忍的一生,而电影却在中途就戛然而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艺术类型的不同;创作理念的不同;传播途径与受众的不同。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加入,使得课堂更生动、精彩,也使学生认识到现当代文学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而是渗透到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总之,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处于不得不革新的状态中,并且针对不同专业应该进行更合理有效的调整。除了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尝试性创新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教学观念上、教学内容上、教学思路上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以适应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需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钻研能力的学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吾辈任重而道远。明月熙: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革新初探。 作者:明月熙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论中小城镇新闻专业化之道 关于坚决走专业化路子的问题 目前,中小城市办新闻广播实际上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观念。专业化已是必由之路,但一些中小城市电台现在仍然处于疑虑之中,比如现有节目怎么办?丢掉的受众市场怎么办?中小城市新闻资源不够怎么办?等等,这些确实都是问题,但都是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如今短兵相接的媒体竞争中,特别是当广播进入“窄播”时代,专业市场细分的今天,新闻广播试图继续保持“全面丰收、处处开花”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只有跳出取长补短的旧思维,将广播办的有了特色才能有所作为,出奇制胜。无数事实证明,“扬长避短”比“取长补短”更重要。广播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精耕细作”上来。借鉴广播诞生地美国的广播发展之路,自上世纪50年代电视兴起以来,广播已经无法以综合取胜,只能以专业化求生存。目前,美国的广播节目全部都是类型化节目,即一家电台直播一个类型。国外和国内广播先行者的实践证明,有些媒体的长处我们是无法通过追赶或者求取就能得来,同时我们自己的短处也无法去弥补,因为有些缺憾是天生的,后天尽管努力去改变,但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比如,广播的长处就是声音的优势,速度快、成本低、操作简单,广播把这些比较优势运用到直播中,其他媒体就会相形见拙;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弥补我们天生的比较劣势上,效果只能事倍功半,比如,稍纵即逝、线性传播等广播特点,要完全改变是有一定难度的。只有集中精力,把广播的直播优势、贴近优势、合作优势和交互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才是取胜之道。 关于新闻广播信息源的问题 获取信息是人的天性,这也是新闻广播节目的收听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广播节目的原因。走新闻专业频率的路子,也是由大众媒体的性质所决定。中小城市新闻广播实施全面改版,走专业广播的初期会面临极度的困难。由于中小城市获取新闻的手段很少,而且记者数量有限,仅凭记者是无法撑起如此高密度的新闻播出频次和数量的。所以,开发信息源就成为首要任务。可以开设《本地新闻?县区企业专版》并以此为相互吸引的共赢手段,向其提供专门的广播宣传手段,由此利用其新闻资源,形成环绕新闻广播的信息场,再辐射到乡镇、社区一级,形成一大批相对喜欢广播,忠诚度高,有政治素质的信息员、通讯员、播报员队伍,第一时间内向新闻广播提供信息。以此类推,和本地日报社联手推出《天天读报》栏目,可由报社自己编排、播出(介绍)报纸新闻,让其占据广播一席之地。同时,该报记者(尤其是晚报记者)即可为我所用,在现场为我插报新闻。此外,在全面改版的初期,可向当地各单位、各行业收稿、组稿,弥补信息不足。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大局信息科的资源,等等。快节奏的新闻播报,以多频次、滚动式形式出现,主要还有大量访谈类、谈话类等新闻专题穿插,形成快慢结合、张弛有度、节奏感强的编排框架,再在各节目、各时段间隔中,加入适量的各类广告、频率包装(如形象主题、音乐、间奏乐、片头乐、片花乐)、节目包装、下一时段节目预告等内容,即填充了时间,让听众感觉不那么拥挤,同时又是树立品牌频率的必要手段。 办好新闻广播的思路 1.本土化。忠实贯彻“三贴近”是新闻不竭的源泉。在本土化上下功夫,真正办出地方特色,才是新闻广播常办常新,经久不衰的路径。本土化是广播节目对本地信息的深层把握,对外地信息的本地化解读,以及采用适合本土听众口味的节目形式。方言节目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表现平台不可或缺。2.模仿。一些中小城市开办的交通广播大多办得较为成功,其主要是“拿来主义”,也就是照搬大城市交通广播的模式。所以新闻广播也可以如此。模仿相对成熟的节目形态,可以大大降低开发难度和风险成本。“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在这方面一些卫视台模仿国外电视台节目大获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3.裂变。力促品牌节目扩张,让其产生“核裂变”效应。《本地新闻?县区企业版》就是要让各县区、大型企业在充分利用《本地新闻》权威性的基础上宣传自己,同时成为我们高忠诚度的合作伙伴;《行风热线》也应由市纪检委、监察局牵头,聚合报纸、电视、网络同时出动,以广播为龙头,为民办实事。4.联动。把不同的媒体平台,媒体资源捆绑运作,使节目资源得到更深、更广的发掘利用,推动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向更大范围渗透。真正达到全民办广播,广播为全民的效果。5.移植。即从一种媒体向另一种媒体横向潜入。目前,成功的是广播向“电视周刊“”新闻信息网”进行了移植,今后可以考虑向更广泛领域进军。6.拓展。即本文中“非常态节目”设置的思考部分,即向广播运营的其他领域进发,办“看得见的广播”,进而赢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文作者:陈玉惠 新闻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转型研究 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2010-2015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及相关领域,掌握新闻基本理论和不同媒体的知识、技能、方法,具有报刊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采编、节目和广告的策划与制作、网络多媒体动画及网页制作等能力,能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相关文化产业中的技能性岗位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岗位,从事新闻采写、采集与编辑、节目策划与制作、网站维护与管理等工作。专业依据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主要依托报刊(纸质媒体)、广电(电子媒体)、网络(网络媒体)三种媒体,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创建了“三技三能三媒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简称333模式。“三技”是指本专业就业所面向的三种媒体的技能,包括报刊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写、新闻摄影、版面设计编辑等技能,广电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摄录、节目策划与制作等技能,网络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集、编辑、网页美化、维护等技能。“三能”指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这三种能力构成了本专业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教学模式的出发点是紧紧依托于三种类型新闻媒体,紧跟媒体报道内容和媒体技术发展,及时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保持良好的教学效果,预期依据该模式培养的学生具有的职业能力,除了适应新闻媒体的专业技术工作外,还能适应文化产业公司及其他企业单位相关岗位工作。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很多弊端和问题。“333模式”的人才培养方案,从理论上讲,的确顺应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学生预设了就业宽出口,使学生在校所学几乎到各种文化公司都能找到用武之地。然而,高职院校学生在校期间遵循的是“2+1”的学习模式,导致学生专业学习技能的时间相当有限,当专业追求涵盖面“广”的同时,无法保证学生掌握新闻业务技能的“精”和“尖”,导致学生就业方向不明确、就业后职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2展开社会调研 2.1新闻专业人才需求调查 只有正视新闻人才需求的现状,才能够有的放矢,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为此,笔者在郑州、开封等地展开了“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人才需求问卷调查”,共有100余位媒体从业人员参与了问卷调查,他们来自报纸、广播、电视、企事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策划公司及影视公司等媒体机构。调查问卷从课程设置、个人素质、职业道德、新闻单位的用人标准、人员引进情况、对高职毕业生的看法、校企合作等方面来设置,以期从调查中分析出媒体对从业人员的素质需求,为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新闻教研室共收回110份问卷调查,经数据分析,发现以下情况。 2.1.1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差异 在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因地区而异。通常,郑州的媒体对毕业生的学历有着较高要求,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郑州以外的地区,新闻单位在学历方面要求则有所降低。在河南省境内,大城市和小城市,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一发现为新闻教研室开拓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实习就业市场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2.1.2用人单位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最应具备的素质 接受调查的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能力要求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其中最受用人单位重视的毕业生能力分别是:综合能力、专业技能、策划与创新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而理论知识水平的排名则比较靠后。 2.1.3用人单位对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 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设置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报刊电脑编排、摄影、摄像及视频编辑等课程。在调查当中,广大新闻单位没有提出增减意见,但普遍认为核心业务技能的训练不够精深,要对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等技能着重加强训练,切实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2学生就业情况调查 课题组对新闻专业已毕业历届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追踪,充分了解学生就业情况。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共有117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达到97.5%,其中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学生占35.5%,60%的学生进入了企业。真正进入新闻媒体工作的学生比较少,还不到6%,35%的学生是从事和新闻专业相关的文化传播领域工作。只有1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剩下9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和“很满意。”27.5%的学生表示“专业对口,与所学专业联系紧密”,45%的同学表示“有一定联系,但联系不大,偶尔会用到专业知识”,27.5%的表示“毫无联系,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这和学生的工作领域直接相关,进入媒体和文化传播公司工作的学生,工作和专业的联系较为紧密,而那些其他工作领域的学生则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实训课程是否能满足您目前的岗位需要”这一问题上,32.5%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40%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27.5%的学生认为“有很大差距”。通过对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发现学生对新闻专业的整体教学设计还存在局部不认可的地方,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需要进一步调整和设计,使其充分满足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3确定新的专业发展方向 经过近两年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新闻专业逐渐找准发展定位。结合当前最新的行业发展形势,新闻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聚焦,确定“影像制作”为下一步的专业发展方向。 3.1摄影、摄像及相应的后期制作 技术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显著提升,大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上升,追求精神享受的愿望随之增加,国家也在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提高综合艺术素质。摄影、摄像行业是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的朝阳产业,未来行业对摄影、摄像及相应后期制作人才的需求将逐年增加,其中经过正规培训的高端摄影、摄像人才将更加抢手。当前行业人才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行业内就业的专业人才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优越。本专业方向的就业适应性也非常广泛,既能让学生在报社、电视台、影像制作部门、广告宣传部门、音像出版部门、影楼、剧组及影视公司从事摄影、摄像工作,又能支持自主创业,打造具备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的专门应用型人才。 3.2本专业转型存在可实施空间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教研室教师均获得“高级摄影师资格”。面对高职学生就业市场的瞬息万变,教师紧扣市场发展脉搏,积极调整自身的业务发展方向。教师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培训和行业实践,在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摆脱了长久以来教师知识与能力脱节的问题,也为新闻专业向“影像制作”方向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 3.3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向“影像 制作”方向发展的专业建设思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在培养学生媒体应用技能的基础之上,强化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建构“目标引领、知识构建、平台孵化、服务保障”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目标引领”指明确培养“精业务、懂媒体、会策划”的创新创业型摄影摄像人才的目标;“知识构建”指构建融合人文学科和新闻传播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课程知识体系;“平台孵化”指搭建孵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梦想平台的“影像传播工作室”;“服务保障”指提供满足学生创新创业需求的教学管理服务和保障。重新确定了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后,教研室基于工作过程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确定相应的技能要求,进一步设置课程,从而打造全新的课程体系。全部课程和环节对知识、能力、素质进行了结合,既包含体现能力训练为主线的、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也有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开设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职业基础课为学生学习专业核心课提供必需、够用的理论基础;开设摄影、摄像、视频编辑与Photoshop图像处理等职业技能课,培养学生从事摄影、摄像前后期领域及新闻领域的职业能力;开设影像工作室实训、模拟电视节目实训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在职业拓展课程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选修相关课程,课程包括人像摄影、商品摄影、主题微电影策划与制作、网页排版设计、网站运营、商业修图、广告策划与活动营销等,助力学生提升职业能力。此外,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还开设了提升学生个性化素养的选修课体系,包括唐诗宋词与人生、生活中的管理学、历代女性法律地位解读、大学生岗前法律问题、高尚女性的必修课、婚姻爱情与家庭、职业发展中的团队智慧、交友与情商、幸福心理学及大学语文等,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场适应能力。课程设置与开发体现了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撑。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将根据学生的教学反馈和就业市场的反馈,持续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职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高职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 作者:于秀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高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方案主要是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需求设计的,很难适应非中文专业学生的需要,在新闻课堂上存在着教学效率低、教学效果不佳等现象。因此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方向调整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切实改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新闻专业;现代汉语;针对性;趣味性 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过去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上,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关注得较少。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课堂教学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定位不明确 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定位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是要教会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新闻专业主要培养媒体记者或者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对他们而言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熟练的语言应用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现代汉语课的学习是为他们提供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教学应侧重于其专业性,重在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课堂上如果仍采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是不合适的。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及时进行调整,在教学内容上应有所不同。 (二)教学内容繁多,实用性不强 现行的许多《现代汉语》教材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上制定的,教学内容繁多,理论性强,而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的课时量只有三十多课时,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4,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市面上专门针对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多,仅有邵静敏先生的《现代汉语通论精编》,黄李版的《现代汉语》等,即使使用这些教材,仍需教师在课前精选教学内容,并适当补充符合新闻专业未来工作所需的语言文字知识进行教学。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对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认识不足,一些同学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交际,没有必要再开设这样的课程,而且这门课程的理论性又很强,所以学生学起来兴趣不大。因此要上好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在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二、增强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 针对新闻专业的专业特色,应该把汉语基础知识和基础运用能力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进行教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一)增强教学内容的专业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知识分类比较细致,知识点讲解比较深入,比如语音章节时学习了音位、音位变体、四呼等知识,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则可以不讲,只需要加强元音、辅音等基础知识的了解和训练即可。同时涉及古代汉语的押韵等知识也可以不讲,侧重于现代的、实用性强的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每个章节可做如下调整:语音部分,淡化音位分析法、押韵、合辙等理论知识,注重汉语拼写规则、普通话训练等内容;文字部分,淡化对古代汉语“六书”的分析,侧重现代汉字的规范化;词汇章节,不讲语义分析法,侧重同义词的辨析、词汇的规范化等内容;语法章节,在句子成分分析、病句修改上下功夫,淡化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词类辨析、特殊句式等知识的讲解,旨在提高学生的编辑能力和语句分析能力;修辞部分,应侧重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可与同学们共同分析一些好的新闻稿件的辞格、句式的变换等,旨在让学生体会新闻稿件的撰写和润色。在章节时间的分配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章节,对于新闻专业的同学而言,应加强文字和修辞章节的教学比例,因为这是编辑、新闻记者所必须对面的问题。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优秀的新闻稿件,这需要良好的文字和修辞基本功。因此在课时安排上可以从语音和词汇章节中匀出部分课时向文字和修辞章节倾斜。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些新闻专业特有的内容,如语音部分列举电视新闻稿中易读错的字;文字章节增加“报纸版面设计”中的排版、字体、字号等内容;词汇部分可加入新词新语的讨论、报刊用语用句调查、媒体禁用语等内容;语法章节区分语法规则的超常规组合;修辞部分增加新闻标题与修辞等内容。一批与现代汉语用语用字规范化相关的表格、法规,如《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标点符号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内容也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补充进去。 (二)增强练习的专业性 课堂练习能够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领会、巩固和运用所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要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精选课堂练习。老师的讲解一定要透彻,根据学生的回答有的放矢地分析,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针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可以布置以下课后练习:词语拼写、不规范字的修改、同义词的辨析、标点符号的修改、新闻稿件的修改等作业。总而言之,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充分重视其专业特点,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语言能力的训练,有针对性地教学,适当降低理论难度,注重讲练结合。 三、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趣味性具有使人愉快、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现代汉语课由于理论性较强,常常调不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形象化,把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就会愿学、爱学。 (一)知识点讲授的趣味性 在知识点的讲授中插入一些有趣味性的教学内容,能够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学生学习更有积极性。在讲方言部分内容时,最好让同学们说说自己的方言,或者播放一些方言的音频材料,会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如邵静敏先生的教材(2012)光盘中就有方言音频材料,录制了某句话的全国各地的语音,选择一些播放出来,让学生感受各地方言的差异,同学们兴趣很大。在汉字章节的学习时,可以采用猜谜语的形式让学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如“表里如一(回)、打断念头(心)、黄昏前后(昔)、拉她也不来(接)、人人都走横道线(丛)”等等。还可以组织班上同学开展“汉字英雄”比赛,让同学们辨别常见的错字、别字。另一方面,讲授的知识要时时更新。在问卷调查中询问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关注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这要求教师具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了解当下汉语的面貌,与学生拥有共同的话语,尽可能以这些共同的话语为讲解、分析的对象,才可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使课堂具趣味性。 (二)例文引用的趣味性 同学们在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之所以感觉趣味性不强,是因为教学内容与文学课相比,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感到枯燥乏味。如果在课堂上渗透一些趣味性的语料,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丁声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引用了很多自赵树理、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小说中的例句,这些例句风趣幽默,能激发学习者不由自主地学习,在教学中也应向这些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学习,精选例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典例文的教学方面,还可以学习一些名人的事例,如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讲到语音的平仄时,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全文百余字的故事却只用一个音来描述,以表达如果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汉语语意。我们将这个小故事引入课堂,引起了同学们的啧啧称奇和浓厚兴趣。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中引用了一个明代小故事:“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过来,嘱咐了几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喜,……”。“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被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初刻卷三十三,岳麓书社,1983年9月版)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汉语篇章句法具有流水式的特点,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断连会十分随意,断连不同语义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截然相反。把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引入课堂中,受到同学们的喜欢。 (三)教学媒体手段的改进 在调查问卷中询问需改进的教学手段时,不少同学建议增加一些视频音频资料来丰富教学,适当的视频动画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具体方法如下:语音章节通过视频展示人的口腔、鼻腔发音动画学习元音、辅音的发音方法,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每个音的发音;汉字章节以动态形式展现易写错汉字的笔顺、部件、构造,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修辞章节通过一些作品配乐片段的欣赏,让学生感受经典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果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把趣味性的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 四、结束语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应该以其专业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对于现阶段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而言,专业针对性和趣味性的欠缺是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只有结合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让课堂活跃起来,使学生真正从课堂中受益,增强学生的语言功底,为未来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昱 雷鹏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时期高校新闻专业创新教育探讨 摘要:在新时期,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发达的全新的时期,高校的新闻专业的培养面临着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的新闻专业需要创新教育培养。分析认为,从教育理念来说,高校的新闻专业要从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的教育理念出发,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正确的职业道德。从培养模式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的方式都要具有创新的培养方式,才能更好的做好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创新教育的培养。 关键词:新时期;新闻专业;创新教育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传媒行业已经开始了繁荣的发展,现在从事新闻传媒领域的从业者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人,对于高校的新闻专业培养,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客观的说,网络社会,新闻传播的方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首先,从新闻单位管理方式来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人员的传播已经有了极大的冲击,新媒体带来的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使得人人都是新闻人员的趋势开始加强;其次,新闻界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新的动向,新闻从业者在商业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新的问题,由此新闻队伍的道德问题和新闻腐败问题也成为了新闻行业重点的关注的问题。所以,面对新闻行业趋势的变化,作为高校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不能够像传统的培养一样,继续守着传统,要在新时期,创新的改变自身的培育模式,培育出更适合新时代和新市场的新闻从业人员。 一、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 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专门的新闻传媒人才,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具备专门的新闻的从业能力,在新闻教育中要具备相应的社会价值和职业价值的双重责任,因此,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的新时代,是一个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有着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以新媒体为主的自媒体系统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新闻的场所,大数据下的浩瀚的新闻,要第一时间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并且才有可能得到观众的阅读,但是,时代的变化导致了新闻量的增加,因此在新闻从业人员做新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其具有社会效益和价值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第一时间的新闻从而抢独家和头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的新闻专业的教育理念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改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教育学生,让学生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知识。首先,新闻专业在新的时期虽然繁荣发展,但是竞争力在扩大,除了自己行业内的竞争以外,太多的自媒体人群也参与到了新闻传播中来,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教育中意识到这是新闻专业最好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具有挑战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中,必须要牢固的树立自身新闻专业学习的理念,扎实的学习自身的专业知识,用自己专业新闻知识去服务于传媒媒体,去传播正能量。其次,在新时期,许多新闻已经开始在变味,为了利益和效益,不惜用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做新闻,为了新闻的点击率,不惜违背道德底线,新闻已经违背了自身的职业道德。所以高校培养出来的新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自己做新闻的职责,在教育理念上要树立学生做有职业道德的新闻人,让学生在未入行之前就树立一种有职业道德的新闻观念,从而用这种新闻观念来指导自己以后的工作。 二、高校新闻专业教育模式的创新培养 专业培养,模式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培养方式,客观的说,作为高等教育,一方面,要突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要从应用型或者研究型的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深度的培养,让大学生深度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另一方面,在培养的过程中,作为新闻专业,应该如何培养,怎样培养成为了新闻专业培养的重点。新闻专业,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专业,是应市场规律而兴办的,新闻专业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实践性操作非常强的专业,新闻专业的培养模式更应该在新的时代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进行培养。再次,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对师资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全面的学习更多的知识,从而有效的把自己的知识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因此学校在对老师的培训和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要让老师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明确自己的教书的职责,从而使学生获得更有效的培训。总之,在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学生的培养有挑战也有机遇,新闻专业是一个全新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高校培养新闻专业学生来说,衡量学生的合格与否要站在社会功能上去评判,让自己的学生牢牢的用舆论和喉舌来传播具有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新闻,担负起一个合格新闻人的使命,才能在新闻界走出一条具有社会责任的好的道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作者:张斯文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党委宣传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教育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教学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主权、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考验。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各种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回避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指导教师必须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采访能力及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的选择好报道题材。同时确立新闻视角,发掘新闻主题,提升题材的新闻价值。(2)要对新闻作品采写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指导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采写过程,及时发现采写过程中的问题。指导教师从采访方案的确立、采访提纲的准备,到采访的实施和稿件的构思、撰写,都要全程参与,在采写过程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学生交来作品,则很难发现一个静态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实施动态管理也是监督、激励学生的一种方式。(3)要有编辑意识、总编眼光。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要转变社会角色,要把自己当成是媒体的编辑和总编,从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审视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既要从各种技术层面检查修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还要考虑这样的作品媒体是否会刊播?哪一类媒体(甚至是哪一类栏目等)会刊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传播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等。只有当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一品)达到媒体刊播的要求和标准,指导教师才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放行。 当然,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并不是要完全废除毕业论文。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可以在两者间进行个人兴趣的选择,学校则可以实现对学生考察方式的多元化。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是对现有新闻教育缺陷的一种弥补。这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如果不能从宏观制度及资源配置上改天换地,那么从中微观上改进教学环节就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在新闻学专业教育改革中把毕业设计(新闻作品)作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虽然它不能解决新闻教育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有助于推动新闻教育改革的艰难起步,有助于新闻教育改革真正的走向实践。只有这样新闻学教育才能顺应时展,接受新的媒介技术革命的挑战。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小学教育管理人本主义理念 1现阶段我国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1抑制学生及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自古以来,塑造、训练学生和“传道、授业、解惑”一直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求管理者一丝不能偏离这一方向,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合常规,而引来一片批评和责难。学生则被要求以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考核标准为基础,以所用的教材为核心,以教师的教学要求为根本进行学习和生活,稍有离经叛道就会被制止。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尊重和充分发挥,迫于管理者的种种管理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创新行为及想法。 1.2抑制学生的全面发展 现阶段,国内大多数学校在应试教育的催导下,通过学生的成绩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及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使语数外在学校和学生的心目中成了不可替代的科目,导致了小学教育中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学校管理者应一手紧抓学生智育教育,同时,因人而异,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积极抓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3抑制管理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随着人们对教学质量要求的提高,高质量教师资源的短缺及教学资源的不足日渐凸出,导致提供给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优化的时间、资金、资源等严重不足,教师及管理者只好采用传统的“大众教学”、“大班教学”、“一刀切”等方式教育学生,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方式并无二异,也给学生无形地增加了许多学习负担,挫伤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教育管理的创新是管理者及教师前进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教育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若管理者采用扼杀学生学习兴趣的管理模式,便很难培养出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2树立以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探索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模式 2.1实行全员参与的民主管理 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学校管理的终极目标。教师及管理者通过贯彻和执行学校的决策和规章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学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教师,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做到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问,学校管理到边到沿,不留死角,学校的管理才能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学校实行“人本主义”的管理,需要在全体教职员工中不断灌输“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强化教职工的“人本”管理意识,让每位教职工都能自觉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 2.2注重制度管理和人心管理的完美结合 一所民主管理的学校,首先必须是克服了“人治”而达到了依靠制度管理的层次,这也是改变管理的无序状态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管理局面,提高管理效能的一种管理模式。只有在制度管理的同时和人心管理相结合,使被管理者得到精神上的尊重,满足合理的需要,才能够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心灵上产生碰撞,在情感上达到互动,在工作上形成自觉的合作与服从。尤其是教师,有较强的自主倾向性、能动的发展需要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愿望,所以对教师尤其需要尊重和理解。 2.3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构建人文教育文化 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是把管理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用人文的方式和机制进行管理。管理者要放手让教师大胆探索教学的新内容、新途径、新方法。当教师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反思、对自己的教育活动进行判断时,管理者不能以好坏论处,而应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为出发点,努力为教师创造一个想说、能说、有机会说的环境。不轻易否定教师的想法,让他们在说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思考和工作方式及情感态度,为共同追求的理想及目标担起责任。同样,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也应该“宽容”地对待孩子,以“宽容”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与众不同。学生的创造力是他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教师特别要珍惜和保护的。学校、教师要重视这种人本思想,并且带动家长,进而推向全社会,共同营造人文教育的文化氛围。 2.4营造人本思想的课堂教学管理氛围 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感受、理解知识的能力和发展过程,重视培养学生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及时引导学生善于思考、富于想象,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指导者,成为学生自行获取知识等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讨论、答疑解难的激发者,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教育教学的教育者。 3结语 成功的管理,除了有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之外,更需要从人的情感需要和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管理的方法。我们的管理在追求“工作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同时、更追求“工作创新有效,和谐共处”的境界,以给我们工作的环境空间营造一种舒缓、宽松、和谐的氛围。在管理中,我们积极营造一个尊重人、信任人的环境。学校领导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关心教师的生活,尽力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学校领导给予教师充分信任,放手让教师发挥创新才能,让教师愉快地工作、学习和生活,从而增强了教师的自我管理意识,和对领导的信任感,达到了“管”是为了“不管”的更高管理境界。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小学教育管理内涵思考 一、乐学教育理念在小学教育管理内涵发展中的意义 (一)乐学思想在教学中的意义 所谓乐学教育,是指的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让学生对学习生活产生更多的兴趣。我国传统教育理念是灌输学生“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思想,尤为注重学习知识对于学生人生道路的意义。而在小学教育当中,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处在行程当中,虽然“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教学思想是基于学生出发,勉励学生刻苦学习的一种思想,但在小学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并不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而乐学教育是伴随我国素质教育逐步开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学理念,它强调在教学工作中增强学生同学校、教师、教学工作的联系。增加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主动性。通过学习兴趣,和快乐教学工作的逐步开展,最终实现乐学教育中“学乐”的最终目的,从而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办学质量。 (二)乐学同小学教育管理内涵发展的关系 乐学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要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当中将乐学教育的思想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还需要结合小学教育管理的具体工作进一步的研究。首先,乐学教育的理论在小学教育管理中的应用是绝对适合小学教育工作的发展路线的。其次,在小学教育管理当中进行乐学教育理念的应用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年龄和能力范围。新时期教学改革的规划当中虽然要进一步加深学校管理当中的学生参与程度,但是也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年龄和能力进行考虑。小学生同中学生不同,在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社会常识上还缺乏认识,对于一些事物和理念的认识还具有局限性。为此,小学生在小学教育管理中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反映他们对现有教学模式的感受,对于教师教学方式的感受。学校管理工作者要通过听取学生们的声音,耐心地分析学生话语中的潜在意义。小学学生对于事物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表层部分,对于教学管理中的一些不当不能够认识到关键的内容。教师和教学管理者要结合学生的反映找到真正失误的地方。 二、小学教育管理内涵发展的具体内容 (一)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 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在新时期的改革当中,要给与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小学生正处在人生成长历程的起步阶段,小学教育在给予学生更多的知识教育以外不应当对学生产生更多的附加压力。新时期的教育管理改革当中,小学学生应当具有选择任课教师和评教教师工作的权力。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都是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成果的最直接因素。为此,加强教师的监督和教学工作审核是教育管理当中的重要措施。而学生是教师教学质量的最直接体现。要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就不能止步于形式化。要让学生说出他们的感受,要通过和学生互动、沟通,发现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缺失和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 (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小学教师的工作内容,在教授学生知识和常识的基础上,要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我国教育事业的教学理念是德育并重、以德为先。这要求小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地发挥自身对于学生的主导作用,通过德育教学思想同实际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逐步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认识等等。教师要具备以身作则的教学素养,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发挥模范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实际行为,向学生证明道德素养不止是要知道能说出来,还要做出来。通过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开发学生的审美、兴趣、自信、自尊等等品质,帮助学生规划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三)校园文化建设 小学教育管理的改革和发展,在更深层次的内容上树立和建设具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学校同学生互动的最佳方式。学校的教育管理应以学生的创造力、归属感,帮助学生树立集体荣誉感和国家荣誉感。这些都是新时代小学生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同时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帮助学生互促互进,增强同学之间的感情。同时,还要取出优良生和差生的区别管理模式。做到每个学生都是特长生、模范生,才是我国教学教育理念的真正落实。小学生在自控能力和是非分辨能力还存在着欠缺,为此学校需要对其进行引导和管理。不过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在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空间上,应当止步于规范学生错误和问题行为上,不要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有过多的压力和参与。让学生在我要学的良好氛围下独立茁壮成长。 综上所述,小学教育管理的改革创新和发展,要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学生的参与和学生反应的问题。致力于学生良好学习环境和正确引导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减少学生的学习压力和负担。在教学管理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要以乐学理论的实际应用,通过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最终实现学生学习的乐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国外小学教育管理 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由州一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负责。中小学教育共12年,从1年级到12年级。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首都行政区,中学从7年级开始,其他州一般是8年级开始。义务教育到10年级结束。11年级和12年级的课程,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以面向大学升学为主,也包含职业性课程的训练准备。 中国中学生留学澳大利亚,比较合适的年龄是在中国读完高一,大体相当于澳洲的10年级,然后到澳洲读11年级。由于语言上的差距,中国学生很难直接进入澳洲主流课程,一般都需要先读语言课程。 留学澳洲中学,在申请操作上,中国学生有三点要注意,第一,申请的语言课程最好和主流课程在同一间学校,第二,语言课程不能超过6个月,一般以4-5个月为宜,语言课程如果超过6个月,往往被拒签,第三,澳大利亚签证申请时间很长,所以申请者必须留有足够的提前量,一般需要提前一年。例如,想报读澳洲11年级,那么应该在初中毕业就开始申请,高一读完后可以赴澳洲。 还有几点需要提醒中国学生和家长,澳洲学校不接受插读12年级的学生;澳洲学生签证,对留学11年级以前的学生,不需要TOFEL或IETLS成绩;高三学生申请留学澳洲,一般都被拒签;澳洲位于南半球,大中小学的学年一般从2月份开始,到11月结束。 在澳大利亚进修英语。 海外留学生英语专修课程(ELICOS)是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制度中的一环,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英语培训及有关服务。全澳总共有100多所注册认可的ELICOS学院。每年来自50多个国家的学生赴澳就读ELICOS课程。从签证角度出发,中国学生不能只在澳洲学英文,ELICOS课程必须作为一个正式课程的预备课程。 ELICOS学院设有多种不同形式的英语课程。全日制课程通常为期4至8周;全日制或兼读制的考察课程通常为期1至6周。课程分不同程度设置,以适应初学者乃至高等程度学生的需求。 ELICOS种类包括使用英语、学术英语(为准备升学而设计)、中学预备班、公开考试预备班(如剑桥公开测试、IELTS及托福测试等)、专业英语课程(如商业英语、计算机学应用英语等),以及考察学习课程。国家ELICOS评审计划署(NationalELICOSAc-creditationScheme,NEAS)为全国学院确定评核制度,NEAS评审学院的管理、员工、最低师资要求、设施、服务、校舍,以及课程等。 澳大利亚第一所大学于1850年创立。时至今日,全澳大利亚共有40多所大学,另外,还有提供职业培训的职业技术学院(TAFE)。修读高等教育的全日制,业余及海外学生达57万多人,其中有超过一半属走读性质的全日制课程学生。现在就读于高等教育学院的海外学生约有5万人。澳大利亚的大学在英国及美国的院校中享有盛名,而且在计算机及科技水平方面也遥遥领先。 很多大学现在正提倡学术研究国际化,积极鼓励员工及学生参与国际交流计划,并与其他海外学术机构合作,进行研究及发展新课程。 澳大利亚的42所大学中有36所是纳入国家统一教育体系的公办大学。4所是联邦政府办的特种高等专业学校。两所为私立大学。 外国学生 大部分外国学生要进入澳大利亚需办学生签证。签证有效期比学习期限多1个月。来澳大利亚接受短期培训不足3个月者可申请访问签证。学生应弄清打工、医疗保险以及回国的有关规定。澳大利亚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学生的费用。许多私立学校参加了“学费保障计划”,即使在学校主人发生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学生也能受到保护。在澳大利亚使馆尚未通知颁发学生签证之前,最好不要交付费用。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AIEF)是澳大利亚政府和提供教育部门的合作组织,其宗旨是推进国际教育和培训,向学生提供信息。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中小学教育管理改革 摘要不同的理论观点,既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也会在管理实践中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也直接影响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东方伦理主义形成了影响世界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三种理论思潮。三种理论在相互攻讦、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给教育管理带来了勃勃生机。三种理论思潮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管理改革的一种理论导向。 关键词教育管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伦理主义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Eltan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官僚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更新的大趋势。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情感教学中小学教育管理应用 【摘要】情感教学作为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情感和价值观念的一种教育内容,其与理论知识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在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中引入情感教学模式呈现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都处于关键发展期的小学生而言。本文即以情感教学和小学教育管理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情感教学的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情感教学如何有效应用于小学教育管理活动之中,以期为小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情感教学;小学;教育管理;应用 近年来,情感教学逐步出现在各个学校的教学过程以及学校管理活动之中,愈加受到教育部门及学校工作人员的广泛重视。情感教学一般不会独立存在而多借助于一定的教学形式或活动,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和融入,推动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然而,情感教学应用于学校教育管理活动起步较晚,仍有待拓展与完善,笔者基于工作经验与对情感教学的理论分析探讨其应用之道。 一、情感教学及其重要价值 (一)情感教学的内涵 情感,英文表达为affection,是指主体在面对某些现象或需求是否被满足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或体验,情感产生于一定的外在环境之下,同时亦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情感教学即是指教师在开展具体的教学活动时应积极融入个人情感,而非仅仅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相关技能的传授,同时借助于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使学生感受到温暖、积极和正向的学习氛围,促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丰富的情感态度,达成情感或心理发展类教学目标。 (二)情感教学的重要价值 情感教学既是现阶段已经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教学模式,同时,亦是一种教学方法。情感教学应用于课堂教学过程和教育管理活动具有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增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思维创新性,保证教育质量。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或方法与传统的以知识学习为目的的教育方式并不相同,其关注学生现阶段及未来发展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能够满足其对于更高层次的情感需要,继而形成温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情感教学在满足学生情感需求的同时亦能够提升其学习和进步的内驱力量,推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观察,并强化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由被动学习向乐于学习转化。其次,帮助学生构建优质的品行,达成互帮互动的和谐校园氛围。教师于课程开展或学生管理过程中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情境或活动形式实施情感教学,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树立合作与竞争意识,形成包容尊重的社会交往态度,还可通过迁移作用帮助学生构建乐观、博爱、乐于助人等优质品德。 二、情感教学在小学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一)班集体建设中的情感教育 情感教学应用于小学班集体建设活动之中应根据学生的具体年龄或年级的高低而进行不同的设置,重点包含两个方面,即低年级班集体建设和高年级班集体建设。对于前者而言,教育管理者应积极引入情感教学,以构建温暖、包容的学校教育氛围,这是因为低年级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的时间较短,必然会存在不适应等情况,教育管理者采用情感教育模式帮助学生顺利达成情感或心理方面的转化,感悟到学校及师长的温暖。而对于后者来说,针对年龄略大或高年级的学生进行的教育管理工作应以情感陶冶与培养为核心。高年级学生已在学校学习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情感过渡已完成,亦能够适用学校生活,此时,其性格开朗、活泼,乐于参与学校活动,同时,好奇心与求知欲也逐渐增强。教育管理工作者应针对性的实施情感教学,以表达关爱之心、构建出良好学校氛围的同时陶冶学生情操,继而促进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情感态度。 (二)班集体活动中的情感教育 班集体活动管理作为小学教育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主要是指教育工作者通过一定的形式或方法举办以班集体为单位或班集体所有学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并进行针对性的安排、分配与管理。班集体活动管理是学校管理与培养学生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学生的知识学习、品行构建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关键性影响。丰富而多样的集体活动不仅可对小学学生班集体实施针对性的管理,吸引学生关注和积极参与的同时,促进不同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情感表达,继而构建出温暖、团结的班集体,并帮助学生形成乐观、健全的人生态度与积极情感。这其中,情感教学最贴合学生需求和教育目标,同时亦是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针对性格封闭且沟通不足的学生。学生们参与不同的班集体活动,一方面能够增进不同学生及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班集体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亦可以为学生提供展现自身能力和个性的平台,锻炼其个人能力和综合素养。 三、结语 综上,小学教育管理不仅是维护学校日常运行、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更肩负着熏陶学生情感和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责任,因此,教育工作者及管理者必须注重情感教学在小学教育管理活动中应用,以推动优质的教育效果、保证教育质量。 作者:蒋育清 单位:邵阳市大祥区西直街小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新课程下小学教育管理改革探究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传统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展需求。在新课程背景下,想要取得更好的教学工作成效,必须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工作。针对小学教育管理而言,其中不仅包含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同时也包括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小学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阶段,小学教育管理必须跟上时展进程,构建以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教育改革机制,从而推动学校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课程;小学教育管理;学生;改革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推进,在新课程背景下,小学教育管理模式也必须顺应时展需求,根据教育发展标准转变教育管理模式,从而在提高小学教学效率的同时,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与认知水平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小学教育管理需要以教育为基础,根据教育大纲要求与小学教育的特点,制定更加完善的教育计划、健全校园教育管理系统、落实相关管理责任、提高教师教学质量等。小学作为学生学习的基础阶段,更是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阶段,因此,加强小学教育管理,实现小学教育管理的创新与改革,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更是为社会提供更多优秀人才的前提。 一、小学教育管理现存的问题分析 1.小学教育管理模式过于传统 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不断推进,小学加强教育管理改革工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纵观当今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小学教育管理模式依然比较传统,这也是当今小学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小学教育管理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系统,直接影响着小学教育水平。传统的小学教育管理主要表现在两大层面上,一是管理手段仍然以行政手段为主,其中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强制性,使得学生在校园中仍然处于被动状态,无法根据学生的内心要求和学生特点开展校园管理工作;二是小学教育管理中缺乏这关怀,也就是没有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对学生未来发展不利。在传统小学教育管理中,学生无法受到全面性的尊重,校领导依然是学校的绝对管理者,一切教育活动都必须按照校园规章制度进行,无法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在该教育模式中,学校依然以学生的最终学习成绩为基准,虽然这种管理模式是为了学生升学,但从本质上说,存在着较大的漏洞,使得“机械式”学习依然是教育的主流方法。导致学生学习压力过重,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这些问题无论是对学生发展还是教育发展都存在负面影响,俗话说“细水长流”,如果小学教育管理过于传统,给学生施加较大的学习压力,就无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教师团队问题 小学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未来学生还要经历初中、高中、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可见加强小学教育管理质量的重要性。对于小学教师团队来说,相比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小学教师无论在学历、经验、福利等方面都存在劣势,再加上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有着明显差异,导致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小学师资队伍,著名的小学通常都集中著名的教师,而一些落后小学,其师资队伍建设存在较大的漏洞。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很多教师学历比较低。小学教师团队素质直接影响小学教育管理质量,并且教师的观念也相对传统,严重缺乏自主意识与创新意识,使得教学方法过于单一,教学思路也更加僵化,与新课程理念相背离。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教育要求小学教师具有良好的创新精神与创新意识,利用多媒体设备与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发展,并采用多种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二、新课程背景下,加强小学教育管理的有效措施 1.制定现代化的小学教育管理制度 想要提高小学教育管理质量,推动小学教育管理改革进程,首先需要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也就是针对新课程理念完善相应的教育管理制度,为小学教育管理发展奠定基础。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中,制度需要具备全面性、开放性、针对性、有效性。教师作为实施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在小学教育管理改革中有着绝对发言权。因此,在构建小学教育管理制度中,教师需要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与到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中,通过教师提出学生的内心需求,校领导需要加强教师的沟通,让教师参与到小学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中,从而形成“学生—教师—校领导”的制度建立模式,让小学教育管理制度能立足于学生与教师,从而保障小学教育管理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小学教育管理制度的积极作用,在校园教育管理制度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2.创新改革小学教育管理模式 针对当今小学教育管理过于僵化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构建现代化小学教育管理模式,从而推动学校发展,提高小学教育管理质量。在新课程背景下,加强小学教育管理改革刻不容缓。通过改善现有的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通过改革小学教育管理模式从而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一改传统教育管理模式的弊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成绩,从而达到小学教育管理改革需求。在进行小学教育管理改革中,校长需要做出表率,也就是树立坚定的改革信念,贯彻并落实“以人为本”“以生文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同时要结合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深入学生的学习课堂中,加强对学生、教师的理解深度,从而为小学教育管理改革提供方向。校领导作为学校的总管理者、策划者,校长肩负的责任最大,因此,校长需要不断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掌控能力,加强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充分利用师生的作用,从而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和教师都能成为小学教育管理改革的一分子,构建“全员改革”的模式。在小学教育管理中,需要将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对传统学校不关注的科目,如美术、体育、科学、信息技术等,不断完善这些与素质教育相关科目的完整性,实现一视同仁,加强素质教育力度,通过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3.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工作 想要提高小学教育管理质量,就必须要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工作,提高小学教师的专业素质,这也是小学教育管理改革的关键因素。一是在小学教育现有师资团队基础上强化教师培训工作;二是加强师范学院学生培养能力,政府应响应国家的号召,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让师范大学生能下乡支教,从而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与此同时,构建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师资团队,能保障小学教育管理改革进程,通过教师言传身教给学生做好榜样,通过采用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从而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加深学生的理解深度,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造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一改传统小学教育管理模式的弊端,推动小学教育管理改革进程。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传统的小学教育管理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教育需求。基于此,笔者针对小学教育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管理的有效措施,包括制定现代化的小学教育管理制度、创新改革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工作,从而为小学教育管理创新改革奠定基础,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程。 作者:韩明星 单位:河北省南宫市紫冢学区吕坡小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以人为本视角下的小学教育管理研究 摘要:本文对“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教育管理模式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目前小学教育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构建“以人为本”理念的小学教育模式的策略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以人为本;小学;教育管理模式;策略 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与学习实情不能相互适应。素质教育要求学校将以往的管理模式转向有助于学生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模式,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断促进小学教育管理事业的进步。 一、“以人为本”教育管理模式 “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模式是指学校把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等看作是管理的中心人员,以他们为主体,以关心、尊重、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教育,充分挖掘人们的内在潜力,使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得以实现。 二、小学教育管理现状 1.管理观念落后 目前很多小学的教育管理观念仍然比较落后,管理模式与学校实情不能相互适应,导致管理模式比较死板。在落后的教育管理模式下,学校只能依据上级文件来制定并推行学校制度,并且,这些规章制度主要用以约束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的言行举止,学生和教师并没有参与到制度建设当中。学校的管理者及学校领导认为教师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专心完成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学生认真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即可。当出现成绩不好、性格怪异的学生时,学校认为自己要面对社会、家长、领导的压力,在对待这一类学生时,学校领导和教师往往照章办事,放弃“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限制了师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意识的发展。 2.缺少素质教育 很多学校仍然坚持对学生进行应试教育,背离社会的实际发展要求,学校出现很多追求升学率、争取高分、应付考试的现象。学校管理模式比较传统,学校过度重视智力发展而忽视学生美德的培养,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创造力低。 3.缺少民主管理 很多学校的民主管理只是流于表面,当教师和学生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接受学校和管理者的教育。 4.师资力量薄弱 很多教师不能正确理解“以人为本”教育观念,仍然使用“填鸭式”教学方法,知识结构和教学理念得不到及时的更新。此外,学校管理团队培养制度不完善,很多学校的教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行政、教育管理工作比较混杂。 5.评价制度不完善 很多学校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方法比较单一,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果主要依据是领导评价与学生考试成绩。教师为了提升学生的成绩不惜一切代价增大学生的课业量,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完成教学大纲要求,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学生也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被动地学习。对待小学生,学校并不需要用太多的制度去约束学生。但是不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学校,他们都比较偏爱成绩好的学生,导致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约束。 三、策略 1.营造“以人为本”的教育氛围 学习在构建“以人为本”且具备服务性、专业性、开放性的管理方式时,要以文化的视角来开展管理活动。以人的观念为基础,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教育氛围。对于教师,学校应鼓励教师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创新和改革,慎重考虑并积极采纳教师提出的合理观念,为师生构建一个畅所欲言的校园环境。对于学生,教师应怀有和蔼的态度、宽广的胸襟去对待学生,理解并接纳学生的阶段特征,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断激发和拓展学生的思维想象空间。 2.创建校园文化 在学校管理和学校教育工作中,创建校园文化非常重要。校园文化可以体现学校教育思想、师生素质和办学特点,有助于引导教师和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小学教育的发展。校园是学生生活和教师教学的重要场所,在创建校园文化时,学校要关爱师生,时刻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例如,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和学生构建具有科学、教育、观赏意义的校园科学站,举办展览活动,展览教师的科研成果和学生的精美作品,这不仅能充分发掘教师的潜力,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探索热情。学校为师生提供足够的人文关怀,为师生创建一个具有人情味、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小学教育事业中。同时,学校还要处理好学生、教师、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提升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时代的变革,教育也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学校管理者应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创新教育观念和思想以适应新的教育环境。 3.教师应宽容待人 在“以人为本”的视角下,教师对学生要富有爱心和宽容心,师生之间要在相互平等、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当今时代的小学生都比较追求个性,性格张扬,在课堂上不安稳,总是不认真听课,对知识的理解不够扎实,影响了其进一步的学习。因此,教师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不能正颜厉色,更不能将学生驱出课堂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教师应以宽容的心对待学生,以爱来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体会到自己担负的学习责任。 4.人文化管理学生 小学生的思想和观念都比较单一、不全面,对价值、社会、人生还不能形成一个准确的认识,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所以,小学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学校在开展管理活动时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创新,及时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及特点,结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学习、创新热情。学校应在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从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人文化管理教师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始终强调师生共同参与。学校管理者、教师等在教育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学校的各项活动的开展的主导人员。管理者要鼓励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积极参与到学校管理活动中,充分发挥管理者的主动性。四、结语小学教育管理应朝着更加科学、全面的方向发展。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不断对教学模式进行调整和创新,促进小学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张建兵 单位:江西省高安市田南镇中心小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小学教育管理探究 一、新时代的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水平,也是学校教育成败的关键,所以在现代学校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前社会的影响下,其不断进行改革。学校教育现在越来越被社会关注,发现并解决目前我国的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利于小学教育的进步,也是我国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体现。我国的小学教育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教育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教育部对小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观点,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减轻小学生的作业负担。但是在我国的教育中,应试教育是小学教育的主要机制,目前这一机制明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适应当前教育的要求,从而导致对教育的管理达不到理想效果,依然存在小学作业负担重、学习压力大、用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的现象。 (二)教育资源存在的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也各不相同。就我国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来说,两个地区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相同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这些原因都导致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和教学水平存在不合理性。 (三)师资人群存在的问题 目前已有相关调查表明,我国小学教师的职业综合水平的合格率仅仅只有10%。虽然这一数据也在不断变化,但是确实能够证明当前我国的小学教师的职业水平非常低,总体状况不佳。 (四)学校观念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小学依然采用应试教育的方式,用这一固定的形式来对小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考核,用考试成绩来衡量一个学生,很明显存在着不公平。但是对于学校来说这也是判断学校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学校不得不看重升学率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的的培养,导致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发展。 (五)教育管理本身存在的问题 目前小学学校的整体教学管理工作,没有形成一种清晰的思路和长远的眼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于学校的相关制度也是朝令夕改,缺乏固定性和统一性。对于学校的教学课程来说,不存在整体目标。学校也存在偏科的现象,普遍的把语、数、外当成管理的重点,对社会、自然和体育等学科的管理不够重视。这样的管理观念直接影响教师对一些科目的忽视,对这些科目的教学目标缺乏计划性的安排。小学学校的一些工作存在不协调和无序性,也是由于管理的不足引起的。 二、如何解决小学教育管理中的问题 针对上述提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第一点措施是对我国小学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前提是对我国目前的小学生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落实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消除应试教育的局限性,使小学生减轻负担,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综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点措施是:对农村以及山区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教育提起重视,重点进行扶持和改革,由于农村和山区的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农村孩子受教育情况不能落到实处,农村学生在全国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所以农村的小学教育应该作为重点改革对象;第三点措施是:提高对小学教师的要求,小学教育时期,是孩子身心发展最快的阶段,小学教师不仅肩负着传授科学知识的义务,还具有培养孩子正确价值观的责任,这就要求小学教师也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技能。 三、结论 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的希望,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它决定了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教育教学模式,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要做好小学教育管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不断发现其中的问题,不断进行改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小学教育管理逐渐走向成熟。 作者:张世禄 单位:重庆市永川区大安小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小学教育管理改革探究 一、小学生教育管理主要问题 “老师是学生的第二任父母”,对学生进行管理教育是教师的第一要务。但是,当前小学教育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教师没有弃掉以往的形式性管理、统一学习指导等教育方式,不重视学生个性方面的培养,不重视对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开发,一味注重知识的强制灌输,不注重学生能否接受,更加不注重寻找适合小学生学习发展的模式等等。教师教学方式不够新颖,不能符合小学生的学习模式,由此,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提升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二、新课程下的小学教育管理改革方案 1.改善教育者的教学模式 新课程改革的出现,要求教师要不断在之前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开发适合学生身体上和心理上发展的方式,注重小学生思想的变化,细心地观察每个学生不同的行为习惯,制定适应每个学生自身的教学计划,从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够正常发展的力度。学校也应结合时展现状,及时调整管理机制,定期邀请思想先进人物到学校对教师进行提升教育,使教师及时看到自身不足,汲取经验知识。 2.从小学生自身出发,保护孩子的自主性 教育应该从小学生的本身出发,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他们在处理事情上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能力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升小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防止一味模仿其他同学,缺乏自己的主见,盲目追随的现象的出现。然后也要尊重学生本身的特征和特点的形成,由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向以学生为主转变,并激励学生增加对生活的向往和对学习的热爱,培养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和水平。 3.尊重小学生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 由于家庭经济情况的不同,学生的习性、性格、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各方面都不同,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特有的个性特点,个体差异性由此表现,小学生也是一样。因此,需要教育工作者必须对小学生因材施教,并在教育教学中渐渐改善、逐步完成对小学生管理体制的建立。同时,增加施展个性、创新思维的课堂,为学生提供展现自己、互相交流的学习平台,并以正确的思想行为对他们作出引导,促其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此外,通过加设思想道德课和社会实践课,培养他们自主学习锻炼等方面的能力。 4.注重小学生心理变化,创造和谐环境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的提升,使家长的经济负担逐渐加重,从而放弃了与孩子交流相处的时间,这往往会造成学生心理上发育不完善,心灵遭到创伤,也会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成长。因此,家长这方面对孩子的欠缺就由学校这个集体来填补,所以学校应该注重传播心理健康教育,适当地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小学生的教育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学校能够没有心理负担地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同时,学校应该为学生创造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由于小学生特殊的成长阶段,各方面发展没有进入到理想的状态,而这种时期的心理状况直接影响以后的学习和成长,正确有效地进行心理上的引导才能使学生在学习和认识事物时产生积极作用,进而增加其对生活和学习激情。 作者:饶升桥 单位:贵州省金沙县沙土镇三合小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小学教育管理改革研究 1小学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说在发展素质教育,可是有些小学教育管理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教学管理者的管理思想未能根本转变。校长作为小学的直接领导人,在管理观念上面仍然是老旧思想,管理手段和方法都比较落后。有些学校制定的管理方案是挺好的,但是只是形式主义,在实际的管理教学中根本就不付诸于实际的应用。空有一套方案,没有人实施,也不被实施。②重数量轻质量。一些学生在招生方面下足功夫,可是一旦有了生源,那么在管理上面必定会有疏漏。例如,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缺乏整体性、连续性。而且还有些小学校,只重视教师的教学过程,更本就不领会学生是不是学会了,是不是一堂课了下来有所收获。③学生作业多,负担重。给学生减负的口号已经喊了十几年了,可是有些教师并没有真正的行动起来,使得学生在学校写的作业少了,可是在家学习的时间长了,把学习都放到了家里,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任务会更重,因为家长也会监督孩子的学习。沉重的学习负担为学生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④正确对待课堂教学质量检查。课堂教学质量检查中,不少学校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学生中进行调查,如召开学生座谈会,请学生谈听课印象等。一种是由教学人员组成教学评估组进行课堂抽查,如由教研室牵头,组织同专业课教师相互听课等。这两种方法,在督促教师增强自身素质,提高课堂教学水平,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学生与评估组教师在听课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二者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也常常有所不同。小学教育管理要不断地发现其中的问题,尽可能的解决,不要在素质教育的幌子下,原地不动。 2对教师的管理 校长是学校的直接领导人,教师是学生的直接领导人,要想把学校管理提上去,首先要对教师得管理要合理,给教师发展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在对新教师和老教师的管理上有一些不同,学校要区别对待。新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缺乏工作经验和教学管理经验。学校要给新教师配相应的师傅,也就是老教师,帮新教师早过教学常规关、课堂教学关、教学能力达标关这三年关。让新教师能够在工作中得心应手,不至于出现差错。而且有些新教师虽然是来到学校,但是由于新教师的思想还不稳定,时间久了,可能会离开学校,影响教学的稳定,而关注关心新教师的成长,可以让新教师心里更踏实,安心教学。每一位教师都希望学生生能够学习好,学有所获,在工作中学校要掌握教师心理特征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年教师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对近年来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的改善有了一种满足感;中年教师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政治上成熟、思维敏捷、求知欲强,容易接受新观念,他们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学校教育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负担都很重;青年教师思想解放,重实际,少盲从,但思想动荡,讲求实惠,专业思想不稳定,不易安心教育工作,“跳槽”和“下海”现象时常发生,对于稳定教师队伍十分不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处的环境也随之变化,因而决定了教师心理发展变化的多样性。由于教师人格趋向的现实性,这就要求学校的管理者不能用传统的理想人格去度量他们,要求他们,那样只会压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按照新的特点和规律,重塑教师的人格,才能激励教师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3.总结 实践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小学教学管理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较难处理的一部分。因此,在教学管理中要特别注重理性的创新,与时俱进,重建符合新课程理念和社会环境要求的小学教学管理制度。每个学校的学生都各不相同,学校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教师的情况,寻找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同时多借鉴各学校的实践经验,取其精华,结合自身实际,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管理观。 作者:安香梅 单位: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中心校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新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论文 一、新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学校教育管理工作开展中形式主义严重,多做表面功夫,为了展现教育管理成绩,组织大量“观摩课”“示范课”“公开课”,教育管理形式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教育管理过于形式化。另外,在教育管理制度上,很多学校都存在问题,很多制度不能与学校教学实际情况相结合。一些制度为了管理方便,某种程度上不仅增加了师生负担,更影响了教学质量,得不偿失。 二、新时期中小学教育管理与时代精神同步发展的思路 1.提高教育管理者自身综合素质 教育管理开展的首要任务就是更新教育管理者思想,转变教育理念,加强培训,以提高专业知识、专业素质、专业技能,实现管理者的自我提升,从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接受现代思想,与时俱进。教育管理者应深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保障教育管理有效性。 2.健全教育管理体系 一直以来,中小学教育管理效果差,缺乏执行,无法发挥教育管理职能,这和教育管理体系存在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完善中小学教育管理体系势在必行。教育管理体系应明确职责分工、保障管理秩序,实现提高教育管理的高效。管理体系建立中应做好教育管理工作统筹,制订教育管理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落实跟踪、反馈、调整机制,从而实现将教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3.强化教育管理制度 完善制度是解决当前中小学教育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保障教育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教育管理内容的制订应详细,细化到教师与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管理制度的制订要符合学校教育实际情况,并随着教学具体情况变化,随之调整,重新修订,避免制度的滞后。制度的完善不仅能强化教育管理执行力,更能够起到规范教师行为,提升教师个人修养,提高教育水平的作用。完善教育管理制度对中小学教育管理意义重大,是保障教育管理工作与时代精神同步发展的关键。4.加强教育管理的开放性。如今,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社会和家长都心系教育。因此,学校可以增强教育管理的开放性,让家长也能够参与到教育管理工作中,提高学校与家长对教育管理的重视,提高教育管理水平。目前,日本、美国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教育管理机制,如日本的PTI协会,在家长的监督下,学校教育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因此加强教育管理的开放性有一定的必要性。 三、结语 新时期教育管理的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新课改背景下,教育管理必须要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以提高中小教育质量为目标,科学合理开展有效的教育管理工作,杜绝形式主义,将教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实现中小学教育管理与时代精神的共同发展。 作者:彭锐 单位:深圳市宝安区海韵学校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乐学教育理念下的小学教育管理论文 (一)不断优化校园文化的建设 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同时还能够增加学生和教师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因此,不断优化校园文化的建设,这也符合了小学教育管理的发展需求,从而建立了具有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在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的基础上,教育管理者要不断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创造性思维,而这些都是新时期小学生应必备的优秀品质,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小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健康成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考虑到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够成熟,没有较强的自制能力,因此,这就需求充分发挥学校的管理和引导作用,这样就可以不断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从而使学生在优秀的校园文化中健康成长。 (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新时期乐学教育的理念下,小学的教育管理工作就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生还处于成长阶段,其思维模式比较活跃,只有为学生提供足够的选择空间,就可以让学生的优势得到发展,起到拓展学生思维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小学教育在让学生掌握一定量的知识的过程中,要避免给学生造成过大的压力,否则,新时期小学教育工作依然不会得到良好的效果。另外,在新时期下的教育管理工作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态度等都会对学生的学习效率产生一定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正确引导学生,避免学生出现不良学习习惯,所以,加强教师的监督指导作用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而教育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要不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增强学生、教师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进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使其能够主动学习,从而使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小学的教育管理过程中,教师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不仅要时刻向学生讲授所学的知识,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的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实际教学经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对于教师来说,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从而引导学生走属于自己的道理。总之,在新时期乐学教育的理念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养成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而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管理活动,在不断提高教师教学的基础上,还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乐学教育的理念下,小学教育管理能够培养学生的爱好、兴趣及其他必备的优秀品质,有效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从而有利于学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作者:吴高峰 单位:江苏徐州市光荣巷小学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小学教育管理改革研究 摘要:小学教育是学生学习的启蒙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和生活起着至关重要不容小觑的作用,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日益推行,我们对小学教育管理改革也逐渐重视起来,希望能够通过改革管理模式自上而下的进行新课程的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希望能够为我国现在的小学教育提供借鉴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小学;管理改革;观念;模式;以人为本 在新课程的改革下,现在的小学教学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教导主任,我们应该积极改革现在的教学管理方式。本文从新课程下小学教育管理改革入手,从改革教学管理观念,改革教学管理模式,改革测评方法和课程体系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如何在新课程下进行小学教育管理改革,希望能够为以后的小学管理提供帮助和借鉴。 1改革教学管理观念 现在的小学教育管理工作要想更好的适应新课程的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就要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进行管理的时候,要十分注重培养教师主动工作的意识,要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自愿性和主动性,让教师在愉悦的工作环境中进行教学。在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时刻了解教师,我们不仅要了解教师工作能力上的差别和优势,我们还要了解教师生活上的问题和平时的情绪,要让教师感觉到在学校中也能获得家的关心,不要时时刻刻感觉自己好像奴隶一样,像是完成任务一样。要多多鼓励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主人翁的意识和精神,要把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努力去奋斗,要在工作上多放精力,多放时间,创新思维。作为教导主任要对教师加以尊重,让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获得被尊重感和自豪感,要人性化管理。同时我们还需要多与一些教师进行沟通,了解教师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了解教师的生活状况,了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是否因材施教了解每一个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小学教育管理,才能够让教师形成一切为了学生的思想,养成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态度,让学生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上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提高。 2改革教学管理模式 作为教导主任要想更好的进行小学教育管理还需要改革教学管理模式。首先我们可以改革我们现在的规章制度,完善现在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让教师和学生在制度的规范下更好的发展和成长。对于任何一个集体来说,都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来进行制约,对于班集体和教师群体也是一样。对于班集体来说,只有其认真的践行学校制度才能确保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顺利有序的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班级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快乐成长,健康成长。对于教师而言,良好的规章制度能够促进教师的发展,能够让教师发挥再教学上的主观能动性,高效率高质量的进行教学。其次,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提高小学教育的管理质量。小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表现欲望也强烈,他们往往希望能够获得学校和老师的认可,有强烈的课堂参与激情,但是却没有一些实践的经验,所以他们常常习惯性的学习生活,没有目的性。学校要找出这种问题的症结所在,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有目的的进行学习,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进行指导,发挥教师课堂引导者的作用,加强师生合作,让学校管理工作中的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从而更好的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再次我们要提升教师队伍的水平,这是让小学教育管理模式得到改革的关键和重点。在提高教师队伍水平方面,一方面要多组织教师进行培训,让教师在培训中提升自己,学到更多的教学方法和思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组织教师之间相互听课,让教师之间多多取长补短,让其相互借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让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在提高教师队伍水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重教师的文化能力和专业素质,还需要注意提高教师的道德水平和职业道德,让教师给学生起带头作用,对教师的培养要全面,才能使得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全面教学,让学生全面发展,从而更好的适应现在素质教育的热潮,真正做到言传身教,真正成为学生的榜样。 3改革测评方法和课程体系 在新课程改革之下改革小学教育管理还需要改变现在的测评方式和课程体系。新课程改革不仅要求培养学生吸收知识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能够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因此在管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对学生能力培养有所侧重,在制定教学规划和评价的时候也要有所侧重。以往都是通过学生的成绩来对教师进行评定,教师的好坏仅仅通过学生的成绩来反映,这种有缺陷的教学方式是应该尽早摒弃的。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式下,教师要改变对学生的评价形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教导主任就要通过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评价,比如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学生的成绩进行教师的评定,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些听课的环节,让教师进行互评,看看教师教学的实际情况,真正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听课评价让广大教师能够取长补短,更好的了解自己教学中的局限性,从而能够进行改正和创新。评价的时候还要采用多方面进行评价,对教师评价,不仅可以看学生成绩,还可以看学生对于教师的喜爱程度,还可以看其他教师对于这个教师的评价,还可以考核教师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等,让教师能够全面的认识到自己是教学方面的不足,是实践授课的经验不足,还是专业文化水平有缺陷,从而能够对症下药,更好的改正。其次我们应该改革我们现在的课程体系,新课程改革下对教育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确保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教学的时候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在奠定文化课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数学等专业学科,忽视了学生体育的发展。要让学生全面学习,全面发展,平衡每个学科在课堂授课中的地位,让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全面进步。总之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改革之路势在必行,小学生教学管理改革迫在眉睫,要改变以往落后的教学模式,以人为本,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注重规范的制定,注重测评方法和课程体系的建立,让小学教学管理促进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让小学教学管理推动素质教育的进行。 作者:南顺女 单位:吉林省汪清县东光学校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新视野下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研究 【摘要】小学的教学管理工作是学生日常事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知识以及养成正确学习习惯的基础环节,是决定着教育事业在新时期改革背景下取得成败的关键阶段。所以,探讨在新时期背景下小学教育管理工作是保证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操作环节。需要总结前人优秀的管理理念,结合现代人文教育的教学特征,有选择性的吸收前人优秀的管理智慧,依据实际的教学情况,灵活的运用不同的管理理念以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关键词】新时期教学改革;小学教育管理工作;探讨分析 小学教学管理工作是保证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是教育事业的初级阶段,为学生以后进入高等院校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工作。小学阶段的教学工作由于学生的年纪偏小,在理解老师的教学内容,积极配合老师的课程教学上都具有不可控性,这也给老师的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障碍。本文主要立足于常年的教学经验,简要分析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小学教学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一、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研究 教育管理的实质内涵是教学理念与教学管理系统的共同综合,是教学管理人员的教学活动与教学资源进行统筹,管理的重要指导。教学管理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教学管理主要是指对教学工作的行政管理部分,而广义的教学管理则是行政管理与教学质量管理的双向结合。在工作的科学量化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主张通过严密有效的组织机构,严谨的规章制度以及科学合理的操作流程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教学管理工作的量化能够为教学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与实证资料。是保证教学管理工作严谨性的重要标准。坚持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儒家思想的“仁”就是人文理念的典型代表,讲求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主张以人文主义理念为指导思想在于价值内核的一致性。小学教育管理工作是针对学生的管理活动,其学生工作的执行都建立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潜力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人文主义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应用需要体现在教学环节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在衡量老师的教学水准时,不能固化的套用原有的评价标准,而应该结合教学管理工作的重点与老师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比重的评价侧重,一方面既能够激发老师教学的积极主动性,另一方面学生也能够在老师的带动鼓舞下调动学习热情。 二、人文主义理念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1.人文主义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必要性。学校是承担教书育人的重要教学组织,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紧密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采用丰富而多元的教学模式。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教育管理人员不能生搬硬套管理的规章制度,采用机械化的标准评判老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需要因地制宜,采用灵活多变的,具有人性化的评判标准对师生的相关表现给予中肯的评价,避免消极,负面的情绪在师生群体中的蔓延。在实际的教学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应该要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制定相关的管理标准,而不要被眼前的利益与好处所蒙蔽,从整体的角度更加客观的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2.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灵活运用。在单一教学理念指导下,教学管理工作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是有限而狭隘的,管理人员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需要注意人文主义管理理念与科学主义的双向结合。在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中,人文主义的运用不是孤立存在的,单方面的管理理念会导致管理措施与操作流程的单一化,进而制约管理效果的预期实现。需要结合科学主义的价值理念以促进管理工作的科学合理化。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依据常年的管理实践经验,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分为不同的层次以实现不同的管理目标,分别是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人文主义。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三者之间都存在内在的联系与差异性,经验主义与科学主义是运用人文主义管理方法的基础环节与前提条件,而人文主义则是科学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总结与提升,三者之间彼此促进,在具体的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需要灵活的运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 三、结束语 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实现需要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以提升教学管理工作的落实力度,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应该避免管理流程的模式化,需要依据实际的教学情况采用具有人性化的管理方式。遵循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教学管理理念,采用人文主义的管理理念以保证管理过程的人性化,依据教学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情况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管理工作,一方面激发老师的教学热情,另一方面营造正面积极的教学氛围以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而科学主义的管理理念则增强了管理工作的标准规范性。保证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的操作流程都有章可循,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下增强管理人员的执行力度,推动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实际的教学管理环节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特征,但是需要管理人员的灵活运用。将科学注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管理理念灵活的应用到管理操作的每个环节,有针对性的阶段管理过程所遇见的问题,在最大的限度内通过优化管理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朴爽 单位:四平市铁东区教师进修学校 小学教育管理论文:以人为本小学教育管理论文 摘要:在现代教育管理当中,小学教育管理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整个教学管理基础的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对人生具备重要的启蒙影响。小学教育管理的中心环节是以人为本,为此,本文阐述了以人为本思想的内容,以及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策略。 关键词:小学;教育管理;以人为本;策略 小学教育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不仅仅是教育管理体系的起点,还是开展与改革教育管理事项的关键内容。在小学教育管理中渗透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对小学教育管理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渗透进行了简要地探讨。 1以人为本思想的内容 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应用于教育管理当中,重点是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差异,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应用一系列先进的管理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且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教育制度加以辅助。总之,在小学教育管理中应用以人为本思想,重点是处理被管理者与管理者间的关系以及教育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的问题。鉴于此,现代教育管理的中心事项就是以人为本。以教育管理者作为视角而言,就是需要广大的教育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清楚所有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其中涵盖学生的行为模式差异、思想模式差异、价值观差异,以及个体差异等,根据学生的差异性,制定适宜的教育管理模式,进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2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策略 2.1有效地体现教师的主体性,健全民主管理 在小学教育管理当中,应当有效地体现教师的主体性,开展民主化的管理。在以人为本教育管理思想的影响之下,教师是管理的一大主体,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教育管理的“被管理者”角色。为此,建构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模式,就是需要教师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管理活动当中去。基于以人为本思想的引导,小学教师应当遵循由学生中来至学生中去的原则,在决策学校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前,都应当普遍地征求教师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应当结合学生与教师的发展实施决策管理,防止个人独断专行的学校管理现象出现。小学管理工作者应当体现教职员工代表大会的功能,教职员工代表大会有效地体现了学校教育管理以人为本的思想,重点是借助民主选举的形式实施决策,从而行使民主管理与监督的权利。因为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可以真正地维护教师的权利,体现教师最为关注的话题,像是晋升的问题和待遇薪酬的问题等。针对这一系列牵涉到教职员工自身利益的问题,应当积极地听取教职员工代表大会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确定具体的议题,然后再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提交以及通过。针对贯彻实施通过之后的提案来讲,应当坚决不允许出现形式主义的作风。总而言之,以人为本思想在小学教育管理中的实施,就是持续地健全小学教育管理制度与民主管理模式,以使如此的管理模式切实惠及广大的教师和学生。 2.2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 首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个性差异是人之本性。因此在小学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本,即应当结合学生的个性,完善学生存在的缺陷,引导学生健康地发展与进步。其次,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尤其是针对小学生来讲,其身心发展具备相应的规律,揠苗助长是非常不利的。当前小学素质教育就是使学生自由地发展,结合学生的个性差异安排教学进度与确定讲解知识,以及实时地进行调整,实现学生应变能力的提高,全面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最后,要想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管理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讲解知识,而是需要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2.3积极地创设以人为本的学校气氛和环境 首先,应当创设以人为本的学校人文环境,实施以人为本的环境保障是建设校园文化。形成的学校文化可以影响到教师的心理,是每一名教师都应当坚持的校园准则,为此,应当树立良好的校风,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对教师与学生实施人性化地管理。其次,创设以人为本的课堂与教学环境,学校工作的关键方面是管理与教育工作,而学校的管理能力关乎学校教学质量,因而是学校发展与生存的保障。最后,追求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以人为本思想的中心环节是注重人性化,尤其是在小学教育管理当中,因为学生的年龄比较小,思想比较幼稚,缺少稳定的因素,因此学校的教育管理人员对学生实施人性化地管理,有利于学校与学生的发展。 2.4以人为本的小学教育管理应当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 首先是安全事项。安全事项是所有工作的立足点,只有确保学生的安全,才可以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才可以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才可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其次,小学生恰恰处在关键的身心发展阶段,学生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比较幼稚,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差。为此,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显得非常关键。鉴于此,应当以家庭走访、拉家常、谈心等方式,对学生的所爱、所想进行了解,明确学生关注的问题,只有如此,才可以更加有针对性与目的性地开展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当然,也能够建设心理咨询室,组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等,倘若具备条件,需要尽量地做好,然而尤为重要的是,走进学生中间,实时地洞察学生的心理动机,从而实时地搞好教育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在小学教育管理当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具备重大的实际价值与作用,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为此,作为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人员来讲,务必在渗透以人为本思想的过程中由多个方面加以完善,更加有效地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思想,从而提高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质量。 作者:李永涛 单位: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南庄学区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文化解读论文: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厨房》 反叛与回归 传统女性文化 现实尴尬 论文论文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图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重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激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化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惯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后,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pl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 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提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女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脾”。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叼、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 当年鲁迅在深人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多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爱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砒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重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以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醒凝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 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尽管枝子走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子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子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厨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乳豁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类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醉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女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一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人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 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人的有意识骚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人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 其二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构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氮氯香气里的桅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香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骚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徨论让松泽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 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深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在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定位时,把厨房连同爱与家庭都置于一个心理的对立面,所以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回归厨房得到真爱只能是一种奢望。男人可以兼得事业和家庭,而女人为了拥有一部分就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作为代价。切莫以为事业成功的枝子在男女关系中已处于强势地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男性及男权往往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来蹂嗬女性,“新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实利性运作对男性精神人性的严重异化致使中国当代女性最大的优患不在于男权的压迫,而在于来自男性的玩弄和欺骗。 不过纵然松泽不是一位不愿被依赖不愿负责任追逐实利的花花公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功成名就的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娶一个同样年届不惑的“女强人”为妻终究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这就是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一个拥有经济权的“女强人”的情感困境。她试图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女人,回归厨房回归家,重构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她的家已然不复存在。枝子只能无奈地面对渴望回家又回不了家的尴尬处境,只能在回家又永远回不到家的漫漫长路上终生流浪。 其三是传统女性文化继承者的困惑与尴尬,即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这是每一位受过女性解放的大潮冲刷却依然生活在本色中的大多数当代女性的心理两难,是隐藏和隐含于《厨房》故事之外需要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体认的更现实的女性生存状态。假如当年枝子虽然读出了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却没有毅然地从厨房中出走,而是以本色的形态承袭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那么其困惑与尴尬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这样一位聪颖多才的知识女性在厨房中默默地消耗一生,无疑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0,强烈的悲剧性元素定然会凸显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情与不合理;另一方面,既然枝子已读出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她的心就会始终蠢蠢欲动,“走与不走”的困惑会伴她一生,她不得不终生忍受身与心相分离的痛苦与煎熬,她的心既已不愿传承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她的身就只能处在一种伪造的生活里。 枝子的这种心理困境无疑正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难困境。女权主义者所倡导和推进的一次次女性解放运动使许多女性的内心已对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的不满和质疑,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仍不得不无奈地继续扮演自己不满的角色。表面上看她们也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但男权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只能是延续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在今日,女人虽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重的束缚。 女性真实的心理困境正源于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个不知道现代城市文明的人会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一个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又会重新向往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但一个已然知道现代城市文明却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必然会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对任何一个“乡村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 这就是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当然“本色”仅仅指枝子未曾改变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她已然蠢蠢欲动的心绪和心理状态。显然她也不再仅仅是《厨房》中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很可能是一个患有严重“城市病”的不幸女人。但是她以及她们的多重心理困境正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文化解读论文:基于制度优势视角的企业文化解读 [摘要] 企业文化就是“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在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契约制度 比较优势 一、企业文化——企业必然的制度创新 “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于是在劳动分工、减少偷懒、委托、道德风险、契约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企业是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出现。 企业的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获得而必须要求他发挥最大潜能来管理好企业。这样企业的经理人就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契约合同(或者说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来监督企业成员,使得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达到有效的统一。企业的监督制度的出现对于企业的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维系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成员之间契约合同关系的有效媒介。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等对企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企业经理人可以利用企业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与其他相似企业在文化背景、家族管理、历史背景、企业使命等各种因素比较)制造各种差异化的优势,并把这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一种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传输给企业成员。这种信息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员的生产热情、奋斗干劲、团结精神。企业经理人可以很好的把业已存在的各种企业规章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转化为企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形态,有效的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出现是企业减低监督和激励成本的必然的制度创新。 企业成员内部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在企业中,强制性的契约和正式的制度首先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以求获得行动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人自身具有“社会性”的人性,使得人在企业生产中又内生出一种自然规则,即非正式组织的文化规则。“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芮明杰,袁安照,1998,p38)上述的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以及非正式团体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较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建设企业文化的缘由 企业的契约制度作为正式的制度设施并以监督机制形式在企业内部运行。契约制度要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必须先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直接意识形态,然后这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再影响企业成员的具体行为,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直接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文化则作为“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以意识形态直接深刻的影响和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禁忌等精神符号在行为层次上都已经转化为一种企业内部共同遵循的规则—一种人际间的默契,而非契约下的行为。它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和戒律,深刻的影响其成员的意志和行为。 两种作用模式比较之后,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能更有效的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以直接意识形态的途径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存在,如果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那充其量只是外在的制度形式,不能有效的产生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企业成员便会以企业经理人的合作伙伴身份完全纳入企业的运作之中,虽然企业成员可能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 企业文化也因此比企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果更具有优势,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洞悉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1.企业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企业文化是扎根于企业内部的内生变量,它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进化和发展。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具有十分稳定的独立性和单一性。 2.企业文化的弥补性。任何完美的契约制度是不可能全面监督和激励企业成员的行为。企业文化则可以有效的弥补这些缺憾。 3.企业文化的制度化。我们可以发现好的文化规则,使之制度化或通过仪式使之强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检验各种规则,选择更有效的制度,使企业达到一种自发有序的状态。 4.企业文化的原创性。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群体经验的积累,它常常包括了企业最初领导人或第一批创业成员从自己经验中领悟到东西,并逐渐融入更多成员的理性思考,最终沉淀为组织内共同遵循的原则。 5.企业文化的顽固性。企业文化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思想囿于其中,而且丧失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 四、构建企业文化的启示 1.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和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文化内在的比较优势造就了企业外在竞争优势,企业一旦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文化,就会演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它的竞争企业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2.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固有的企业文化,原创性的总结形成企业独特有差异性的个性文化。 3.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把全体企业员工视为建设和创新文化的主力军,做到以人为本,充分的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企业管理者应发挥企业文化建设领导者的角色,敏锐的挖掘企业中好的的非正式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加强企业的外部宣传,导入企业cis识别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促成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论文: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无讼”是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在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于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地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的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作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对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宽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抗,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零上访”将是掩耳盗铃之举,不仅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不和谐事件的发生。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当事人提出信访请求确有合理之处。根据于建嵘教授研究的成果,信访中“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比例大致为4:1。既然确有道理的信访事项占绝大多数,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一阵子”对其采取壅塞的态度,而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的权限,积极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械地将“无讼”(零上访)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可怕的不是词讼本身,而是词讼背后的纷争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肯定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受理信访请求,并不必然产生妥善解决信访事项的结果。信访的结果如何,与信访制度是否合理、信访机制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信访机构对公民通过信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双方易于产生“共情”的效果,本身就有助于化解信访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积累的怨气,提高信访人对国家机关的认同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于建嵘教授赴止访村统计的结果,上访人上访的目的: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可见,信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访人的一种宣泄的渠道。对其不逃避、不压制,有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的“无讼”观对现行法律秩序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民众对诉讼的排斥和对信访的青睐,还是国家对信访渠道的畅通以及对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的恐慌,都是“无讼”思维在当今的表现。维护社会稳定可以通过完善诉讼和信访制度,更有效地解决纠纷来寻找突破口;如果仅仅为了营造“无讼”的假象,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并使信访困境无从破解。 文化解读论文: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归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统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行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养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却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在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1.以法家思想为渊源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权,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严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在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以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的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面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2.与儒道学说相纠葛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度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隐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因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家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严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道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汉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教”,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后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句,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汉“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以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国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的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因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态。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心。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惩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纵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转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习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令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人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之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1.皇权的人格化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直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封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负,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2.文吏的极端化 文吏经由专门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理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文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实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处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南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的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有“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软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中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之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也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的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结语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汉代以降,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整体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三国时卫觊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成为过去,原本以是否“明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是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学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 现代 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弟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 第二“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在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胜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对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心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 发展 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巨翅老人》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文化批判 文化重生 论文摘要: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总是少不了对恶劣的环境,病残的人们,怪诞的现象的描写,因此呈现在读者眼中的世界是贫穷落后,愚昧歼变,因循守旧,与世隔离的—这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的缩影。在《巨翅老人》中,作者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拉美贫穷落后的同时,流落出作家的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寻求文化重生的理想和愿望。 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的世界: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螃蟹、发烧的婴儿、死螃蟹带来的瘟疫、水汪汪的庭院、连成一片的苍天和大海、变成烂泥塘的海滩,暗淡的天光……作者对 自然 环境的极力渲染,意在将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巨翅老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奇的人们任凭愚昧的头脑对老人做出种种异想天开的推测和判断,贪婪的人利用大家对巨翅老人的好奇收取围观费而大发横财,缺乏同情心的人们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对巨翅老人进行挑衅。人们冷漠的态度和不友善的举动,令巨翅老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杂耍班蜘蛛女孩离奇的身世分散了人们对巨翅者人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又恢复到生活的常规,巨翅老人成了人们生活中被忽视的对象。饱受风吹雨打的巨翅老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几乎奄奄一息。巨翅老人不再是人们的生活中的障碍物,人们生活恢复了孤寂,喧闹的世界恢复了平静挣扎,巨翅老人却出人意料的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起死回生,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振动着翅膀,飞回属于他的世界。 一、《巨翅老人》中的文化批判意识 巨翅老人并没有被他意外来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原因仅仅在于其奇特的长相和无法交流的语言。人们怀着戒备的心理看待老人,不管他多么的残弱,不管他多么的友善和忍耐,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被永远隔离在当地人认同的生活世界之外。虽然老人的到来为那些贪婪的人带来钱财上的富足,但并没有给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的人们以任何的改变。尽管人们寄希望于老人的到来能治愈病中的小孩,但小孩不治而愈;尽管老人奄奄一息时,有人仁慈的将其裹起来,却依旧束手无策,老人依靠自然 规律 的变化起死回生。这些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意味着人和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各自代表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巨翅老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巨翅老人所到之处的人们则象征另一种文化。那么小说的主旨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注定不能水火交融,而只能格格不人?文化的宿命注定无法打破呢?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众多因素的缘故,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当一种文化约定俗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之后,便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本能的排斥抗拒。例如小说《巨翅老人》中描写的那个世界的人们,他们对陌生人始终保持着戒备心态,即使是老态龙钟、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老人也不愿去同情,不愿去了解。他们把老人看成是异己,是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物,希望他消失。谁都不愿意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颠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巨翅老人因落难来到陌生的环境,虽然他始终表现出谦和的态度和巨大的忍耐力,依旧离开了那里,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老子曾提倡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文明极度低下的状况里维护各自生态环境不被侵犯的有效途经。然而文明的 发展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级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层面上, 历史 发展的足迹给我们以启发,仅仅寄希望于地理环境上的与世隔绝来阻隔文化的冲撞是多么的幼稚。先进的文化终究会以侵略的形式完全取代落后的文化,如何在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文化,打破文化宿命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无条件的接受或排斥。《巨翅老人》里的人们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但不是每一次外来文化都会以温和的面孔出现,当外来文化以侵略性的嘴脸出现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巨翅老人》中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完全沦丧,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对外来文化欣然接受依旧导致灭亡的例证比比皆是,借用《百年孤独》简单说明。《百年孤独》里的小镇也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人们在与世隔绝里繁衍生息。吉普赛人的出现给小镇带来了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益的,小镇的人们狂热的接受却未给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独立共和时期,内战、政变这些看似文明世界的 政治 运动也没能使小镇摆脱蒙昧癫狂的状态。最后,美国的香蕉公司给小镇带来 经济 上空前的繁荣,同时也把小镇卷人文明的肮脏之中。宁静纯朴的生活被打破,道德沦丧,意识茫然,小镇跌人痛苦的深渊,彻底消失在一阵咫风中。显然,保守的文化观念或是纯粹的附庸都会宣告破产。 二、《巨翅老人》与文化重生 从“巨翅老人”的文化象征性意义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异己文化呢?首先,要坚守传统的文化。每个人,每个民族最珍贵的往往是失落的东西,传统文化像命根子一般可亲可贵。无论外界的文明有多么的绚目,多么的精彩,传统文化的积淀会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急功近利地追求异己的文明而走向文明的深渊,沦丧为文明的奴隶。存在先于生存,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身份的标示并得到认同才可以谈论生存。那么旧的文化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份标示,它使我们区别于他者而生存。没有旧的根基, 现代 文明根本无法适从。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即使外来文化能给它带来辉煌,也一定是昙花一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受不是一毗而就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文化的嫁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在80年代, 文化解读论文:儿童·民族.自然——佟希仁儿童文学创作的民族生态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佟希仁 儿童文学 满族 生态文化 论文摘要:佟希仁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儿童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各类文学作品佟希仁先生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民族情愫;另外,在其作品中,他总是会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观照小朋友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大 自然 .因此自然生态与环境也构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体框架。 生态文学是近年来文艺界新兴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试图探讨文学 艺术 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 现代 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这虽是一个文学与生态学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指向生态的,即以文学作为表现手段来指出在自然生态 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或给予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文学样式会为当下生活中出现的一味注重社会 经济 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不关心由此衍生出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总体趋势敲响了警钟。俘希仁先生作为有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老作家,他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契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便会有意的为儿童描摹大自然的绮丽与绚烂,使儿童能够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去贴近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前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自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们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经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生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的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斗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地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己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的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化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过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 发展 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家乡的人,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都喜欢出去踏雪放鹰,这是满族人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为了捉些锥鸡、野兔,算做副业,一方面也为节日晚餐的盛宴上增添一盘野味。 在这之后,作家又详尽描写了家乡人是如何驯化鹰以及鹰是如何去帮助人们捕获猎物的情形。在作者笔下,这些内容既真实又生动地表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古老的满族放鹰风俗文化仿佛穿越了 历史 时空,呈现在 现代 人的面前。在散文《家乡的火炕》中,将希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为我们描写了故乡所特有的建筑附件—火炕的种种优点以及他对火炕的眷恋之情:“到了夜里,躺在炕上听老北风在山野里冻得嚎叫着奔跑,听窗外的雪花扑打在窗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或偶尔听到远处山林里传来的狼嚎,你的心里顿时会有一种分外的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那热乎乎的炕头很快就会令你走进香甜的梦乡……我家乡的火炕啊,你是我童年的摇篮,少年时代的朋友,老年时代的思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火炕的情感,更饱含着一种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的深深追忆。于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小读者所受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的 教育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礼:在伶希仁充盈着满族风情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乡土感情和民族情怀,更是通过满族生活的表现来折射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满族族群的多种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可以说伶希仁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慷深刻地蕴藏于其中,这在丰富了作品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的小读者而言,更是值得称道的。 伶希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各种文类的作品,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致力于使孩子们将生态环保意识和民族情怀深深的植人心底。在他的笔下,民族与生态二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正如张锦怡教授所说的那样,“作家通过儿童文学创作,给儿童以美的愉悦、美的启迪和美的教育。”伶希仁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其中涉及到 自然 与生态的篇章更是重中之重,这融人了他更多的心血,堪称其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品! 文化解读论文:对《楚门的世界》的文化解读 摘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楚门的世界》 电视文化 电影创作 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结语 《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这将成为美国电影吸引观众、争取票房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自己的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美国丈夫吉米·路易怎样让她摆脱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深刻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一、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扛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妇女的“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了,父亲一怒之下将江雯丽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火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教养,对她百般凌辱。他随着国民党部队到处飘零,她也只好跟随着他。他在外吃喝缥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最终让她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梅时,江雯丽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江雯丽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来到美国。江雯丽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江雯丽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做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圣神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宣言》中崇尚“天赋人权”的精神,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方。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东方的财富则是丰富的,而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正如同萨义德所言,在《灶神之妻》的故事结构中,就蕴涵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吉米是西方的男性,魁梧动人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在文学中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指出:“文学史学家已经进一步注意到,在所有种类的审美创作与人物塑造中,人们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的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具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用中国的菩萨“莫愁”来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饵了文化的隔阂。 文化解读论文:解析影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的因素 [摘要]《阿甘正传》是好莱坞的一部经典文化影片,中国观众对其进行的跨文化解读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总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制约着他们对影片的解读。从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看,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生疏等两个方面。 [关键词]解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文化 作为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经典文化电影,《阿甘正传》在美国本土受到不同观众的好评。在中国一经上映,它同样受到了我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观众的青睐。尽管如此,中美两国观众对该片中人物、历史事件和价值观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根据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认为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美国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熟悉。 一、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 问卷调查中清晰地显示有46%的受试者认为中美文化的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20%的人认为电影中人物的表意方式是主要障碍,19%的人认为语言(英语)为主要障碍。下面首先谈谈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不同的自然、政治环境因素积淀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以基督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中国的价值观则主要以孔孟儒学为基础。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中美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解读。其主要差异如下: 1.国家形象。 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同。美国人认为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民主。他们通常使用正面的词汇,如伟大的、最好的、美丽的等来描绘美国。尽管中国人(大陆)也意识到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但他们更叹服美国的高度发达的现实。在本次个人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国家形象。其中70%的人认为美国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另有17%的人强调美国的个人主义,1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混乱的、霸权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大部分受试者(87%)对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通常把中国也描绘为强大、繁荣、富有、稳定和团结的国家。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2.个人主义。 个人意识或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他人考虑的。现在这种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调查中,76%的受试者认为珍妮代表着美国的个人主义,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然而,只有6%的人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孩。 事实上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并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或自我主义。《心灵的习性》的作者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一词也非美国人所创造,而是由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创造的。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可能和自私自利混在一起对传统美德形成挑战并摧毁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它蕴含着自力、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义。然而,大多数的受试者通常情况下还是注重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美国个人主义的误解。 3.宗教观。 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宗教的痕迹随处可见:90%的人宣称他们有宗教信仰。“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总统就职宣誓时,总把右手置于《圣经》之上,等等。很明显,宗教影响到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多数人不信奉某种宗教。尽管有些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仅是一种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相比,中国人更注重有某种信念。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和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成功都归于上帝的力量。小的时候珍妮就希望上帝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结果在她死后,一群小鸟就从她墓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飞出。这就预示着上帝让珍妮的梦想成真。而中国人只有在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时他们才相信某个或某些神灵。可以说他们是地道的宗教实用主义者。 美国人的信仰宗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人使命感和国家使命感。个人使命感是指个人做事的成功感。《阿甘正传》中,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阿甘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比如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捕虾业巨头等。他同时被描绘成为纯真的美国的化身有责任去拯救那些堕落的人,如珍妮和丹中尉。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他人、集体或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上帝或其他神的责任。 二、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全面 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全面是他们理解美国电影的另一障碍。爱德华・T・霍尔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中提到,某种文化创立之初,身居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任意的,一旦这种文化确立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就会相对的固定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而且,这些人会很自然的认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也应当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在此,作者认为文化是矛盾的。文化的矛盾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一旦形成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某种框架后,它将有助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顺利的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也能形成某些障碍,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就成为跨文化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了解本族文化。 在个人访谈中,笔者发现受试者对本族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就涉及上述方面:您认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是什么?有60%的受试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很保守、含蓄、传统、封闭并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然而他们却认为美国文化是开放、自由和突出个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向美国文化学习。因此他们也非常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其中有36%的受试者喜欢美国电影而只有20%的人喜欢中国电影。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受试者对自己的文化产品,至少是对自己的电影并不满意。由于缺少对自己文化的深层了解,于是他们就对外国文化,包括其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有了一种盲目的认识。这种观念势必会对正确解读外国电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受试者不了解异质文化――美国文化 受试者解读《阿甘正传》的差异首先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除此之外,中国受试者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也是导致解读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问卷调查中,40%的来自于大中型城市的受试者认为他们解读《阿甘正传》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而50.8%来自农村的受试者同样认为他们解读该电影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居住地越是开放、越是发达,他接触、了解的美国文化就越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对美国文化了解的越少,他们就愈发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 下面这组数据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上述情况。当受试者被问道在中学阶段他们是否学习过相关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时,其中仅有16%的人给予肯定回答,而其余84%的人是否定回答。在学过此类课程的受试者中,38%的人认为中美文化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而没有学过的受试者中,48%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这表明没有学过相关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受试者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因而了解美国的文化对于他们解读美国电影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较为准确地解读美国电影、减少误读的几率,电影观众就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对我们跨文化地解读其他国外的影视作品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梁昌明(1973-),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副主任,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研究;贾秀花,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连俊峰,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化解读论文:电影文学剧本《乡殇》的文化解读 摘要 《电影文学》剧本《乡殇》,蕴含了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作品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与历史、写民俗,一个个沉甸甸的话题,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又彰显了作品的厚重文化底蕴。 关键词 《乡殇》;乡风;乡土;乡情 《电影文学》2007年10月下刊登了杨光、朱广辉联合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殇》,一幅纯朴厚重的民风、民俗、民情画卷展现于眼前,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当下文坛,要么是古装戏说,要么是在纽约、在东京,要么是都市人的无聊闲侃极度盛行的状况下,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写历史、写民俗,而又能写出历史的厚重与质朴,就更难能可贵。 殇,有两个含义,一是未成年而死;二是战死者。而两者又有一个共同点:死。那么《乡殇》中的乡之殇,殇在何处,我们认为,殇在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 一、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 作品以农村为大背景辐射到各个层面和角落,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既有农村一望无际的高粱地,也有大都市豪华的洗头城;既有乡村出殡的宏大场面,也有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二人世界;既有几十人拿着槐木杠子拼死拼活的野蛮场景,也有使用微型录音机偷录证言的现代科技;既有乡村个体的原始的手工编织,也有骄横跋扈、先法无天的都市黑老大;既有乡村一个酒瓶一个酒瓶经营的废品回收的父亲,也有在都市开着尼桑轿车、开了一个回收公司、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的儿子……展现了一个厚重而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 看起来像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然而作者的聚焦点仍然是乡村,是乡风民俗。中国农村素有乡风纯朴、百姓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传统。从作品描写的背景看,应该是中原农村,具体地说就是豫东农村。这一带在地方志中明确地写到:“豫省居土之中,受气之正,其天性朴茂。”“地居中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汉书》曰:‘夏人尚忠,其弊朴野’。太康沿尚忠之制。故俗重朴厚,礼敦古处。简而不陋,华而不糜。”然而时过境迁,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1940年杜、苗两家因10亩土地,而结下冤仇,此后,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这个结欲结欲死:两个家族,苗家任书记、杜家任主任,两家你整我、我整你。暗中竞争,明里打斗。苗家当书记,大权独揽,不让杜家沾一点边;杜家开洗浴中心、木器厂挣自己的钱;杜家洗浴中心不正当经营,苗家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的苗新胜就以派出所的名誉去查、去抓、去勒索;苗新胜提出要玩洗浴中心新来的小姐,杜家就趁机带着微型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作为要挟的把柄;苗家当书记的苗新勇背着村主任杜有光用本村的土地建砖厂,也想挣大钱,杜有光听说后直接告到乡长那里,揭露老底,使砖厂办不成;酒桌上本来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然而苗志德逼杜有光喝酒,杜有光不胜酒力,受不了侮辱,掀翻酒桌,导致两家对阵街头;杜家为了使苗家丢脸、掌握苗家的把柄,先是把通奸的声音录下来,继而带领一班子人去捉奸;苗家的媳妇通奸被捉,把气出到郑家,因为郑家人少势弱,到郑家大打出手,把家里砸得一塌糊涂;郑家出不了这口气,明里不敢对抗,就暗中把杜家的3亩桐树苗一夜砍个精光;杜家怀疑砍树苗是苗家暗中操纵,就到苗家门前大骂,导致两家动刀子,两人各负重伤,虽然当场没有死亡,但都元气大伤,不久两人都死于非命……这里看不出正气,看不到和谐,看不到农民的质朴、看不到人性的善良。这就是乡殇吧?一个耐人深思的沉甸甸的话题。 二、土地:“命根”耶?“穷根”耶?一个厚重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民们自给、自足,虽说不上富足,然而那份自得、自乐的怡然之情,往往令陶渊明们羡慕之至。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土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争斗的焦点就是围绕着土地,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征伐;小到家族之间的厮杀、弟兄之间的反目,无不与土地相关。正因为如此,从上到下对土地由敬奉到敬畏,由“社稷”、“社会”的“社”,就可看出人们对土地的敬奉。国家每年逢时对土地进行祭祀,春社、秋社、各种社日、社祭名目繁多,修建规模浩大的地坛;在乡村每村都有土地庙。社稷就成为国家、江山的代名词。土地真真正正是民众乃至国家的命根子。工业社会的到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知不觉中,这个命根子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成为穷根子,这应该说是《乡殇》引人深思的一个沉重话题。《乡殇》写了三个家族几代情仇的故事,而重点是苗家和杜家。两家的仇恨就建立在土地的争夺上。1940年,苗家采取不正当手段,花钱买通土匪绑了杜之文父亲杜聿春的票,又撕票。半年后,杜家的十亩黑淤地被苗家夺走。此后两家都在土里刨食,在势力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尽管杜家时时不忘深仇大恨,然而也无可奈何。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家虽然政治上仍然得势,又是行政村的书记,又有人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然而重要的是经济上在逐渐失势。杜家政治上赶不上苗家,但是杜家在村里首先开办了大世界洗浴中心,甚至还有一点不规范的经营;尤其是杜家的木器厂,不仅收入很可观,而且拥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杜家的半脱离土地,使杜家在经济上逐渐占有优势。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的老三杜壮光才敢在给杜家办丧事时顶撞大总管苗志德;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敢到高粱地捉苗家二儿媳妇李琦的奸;经济上占了优势,杜有光才敢掀翻苗家的酒桌;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能每个工人发一千,带领二十多个工人与苗家对阵街头, “对峙双方占明显优势的是杜家”;经济上占了优势,当杜家的三亩桐树苗被人砍后,杜之文才敢指桑骂槐对着苗家族长苗志德的脸大骂。三个家族的另一家是郑老歪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土地,流落到青龙镇后村,没有经济,更没有地位,加上孤门独户,几乎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任人蹂躏、甚至是任人宰割,“受人欺负一辈子,有一点办法我早就走了。”后来他也就干脆脱离土地,到城市收废品,不仅使郑老歪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使郑老歪具有新潮的思想观念,有了这样的基础,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的郑老歪,才敢把几十年的怨气发泄出来,一夜之间把杜家的三亩桐树苗砍了个精光。因为被人捉奸无法在家生存的郑爽,彻底脱离了土地,凭着自己的文化、凭着自己的豪爽义气、凭着自己的一身武功在城市站住了脚:“干了一个回收公司,又办了一个再生纸厂……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等到父亲两年刑满时,就直接开着自己的“白色尼桑轿车”去接出狱的父亲了。越离开土地,越有经济实力;越离开土地,腰杆越硬;越离开土地,越能飞黄腾达。这里不仅令人深思,而且包含着一种淡淡的思虑、忧伤。应该是《乡殇》之殇的含义之~吧。 三、情与性:一个既传统又新潮的话题 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在情与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性与婚姻是捆绑的,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思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有后,必须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婚姻之外的子女是无名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有了 家庭,才有性,家庭之外的性,是见不得人的,是不道德的。性是家庭的附属,家庭是为了“有后”。性、家庭乃至整个生活,都是为了“有后”、为了接续香烟、为了传宗接代。作为女人,再漂亮、再贤惠、再有才能、再有钱,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无后”,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就没有了地位,就会被人瞧不起。苗家的二儿媳妇李琦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30岁左右,长相靓丽”, “太漂亮了”的李琦,嫁到后村苗家有十年了,苗家既有哥哥在村里当支书、又有弟弟在派出所上班,可以说,有门有户有地位。李琦的娘家也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李琦母亲不断地向李琦灌输家族的辉煌历史:“你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光家具排了三里长,那是个大户啊,她怀你爹六个月,你爷就死了,你奶奶操着一个墓生的儿子熬成咱一家,你奶奶守了一辈子的寡,到死没有让人说半个不字”。从李琦的娘家成长背景,到婆家的生活环境,都不是导致李琦红杏出墙的直接原因。促使李琦红杏出墙、主动诱惑年轻后生的直接原因是她的“无后”,尽管这无后的原因并不在她。李琦的丈夫苗新奇“一小点点就上车了,风里雨里给老苗家挣钱,现在落下病了”,“光药吃了一大车”也不见效果,嫁到苗家10年的李琦,一直没有怀孕,一般人看不起也就罢了,连自己本家的亲嫂嫂、亲兄弟媳妇也“没少说风凉话”,身强体壮、能生能养的李琦当然不愿意抱养老大、老三家的孩子, “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我能生为什么不生?”“我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李琦选择了高考复习落榜、有文化、有知识、有武功、英俊潇洒,在后村又是孤门独姓,年仅22岁的郑爽。当初李琦接近甚至诱惑郑爽,“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可是与郑爽有了几次要死要活的高潮迭起的接触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身体的内在欲望一旦被点燃起来,就再也难以平息。甚至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李琦也坦然说:“我也不知道这阵子是怎么了。” 作品的厚重之处还在于,捉奸之后几个当事人的心态,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古风不再。在传统的中原农村,一旦被人捉奸,就是丢八辈子人的事,特别是女方,更是无地自容、被所有的人瞧不起。“知道奶奶庙吗?那是青龙镇的老祖先,年纪轻轻的丈夫死了,守寡一辈子,后人感动给她立了庙。立庙干啥?警示后人。通奸更厉害,男女光身子往奶奶庙一绑,放恶狗咬。”时间的河流已经把人的头脑冲刷得今非昔比了,李琦不仅主动接近、诱惑郑爽,而且敢作敢当,郑爽转述说:“她(李琦)说她啥都不在乎,让人知道了,大不了离婚。”被人捉奸后,狼狈地穿着郑爽的衣服跑回娘家,面对母亲的唠叨、说教,李琦不仅不以为错,而且振振有词:“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实话实说,因为没孩子,大嫂和老三家没少说风凉话,新奇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生为什么不生?”当丈夫苗新奇来接李琦时,李琦不仅不羞不愧,甚至是理直气壮。苗新奇到李家,先是“倚着门蹲下来,低着头没言语”,反而是李琦理直气壮地说了第一句话:“我只是想生个孩子,我不想听老大、老三家里的风凉话。”此话一出,“苗新奇双手捂住脸,一下跪在地上,接着低沉的哭声呜呜地响起:‘李琦,我知道我对不住你……我就怕你瞧不起我,咱们家是脸朝外的人,你这样一弄让苗家怎样做人呐。’”李琦的第二句话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不行,咱们就离婚吧!”在这里,好像与人通奸、犯错误的不是李琦而是苗新奇。当苗新奇想把矛头转向郑爽时,李琦非常义气、豪爽地说:“怪不得人家,是我主动找的他。”被捉奸、衣服被别人抱走、穿着通奸男人的衣服跑回娘家,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竟然如此不羞不愧甚至理直气壮、大包大揽,怪不得别人,责任在我。这不仅仅是性格问题,也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问题。结合故事背景,一个乡村浴场,就有许多单间,男女厮混,甚至是“一男两女全都一丝不挂”;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工就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要哪个小姐,就要送哪个小姐;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送;让送到什么地方就送到什么地方。这种婚姻、情、性等方面所揭示的意蕴,应该说是《乡殇》之殇的另一含义吧。 文化解读论文:美国人的行为趋向:《当幸福来敲门》的文化解读 [摘要]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显赫家庭背景、而立之年的黑人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成功奋斗。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浓缩了美国人的生活历程和性格特征,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本文以文化的视角,从生活节奏、对待挫折和追求幸福三个方面来阐述这种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渗透,探索影片主人公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当幸福来敲门》;美国文化模式;行为趋向 一、引言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zmit of Happyness)拍摄于2006年,获当年北美圣诞档的票房冠军,为金球奖、奥斯卡双料提名。该片是编剧史蒂夫・康纳德根据美国百万富翁克里斯・加德纳的同名个人传记故事改编而成。它反映的是美国梦下的另一个阿甘,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奋斗,演绎了普通美国人凭借智慧和努力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故事。 本片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是一名普通的医疗器械推销员,怀揣成功的梦想,争取到在一家声名显赫的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历经种种挫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幸福时刻。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反映了美国人在独特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下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activity orientation)。 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独特的文化体系,是由约定俗成的信仰、价值观、准则等构成的。文化模式不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东西,它渗透在各民族或国家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底。罗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认为,基督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三大要素(Ruth Benedict:1934)。其核心是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人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的价值观。 Edeard Stewart“文化模式理论”中“行为趋向”的大多数南美人和印第安人采取随遇而安、适应变化(becoming)的行为趋向,通过改变自己而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中国的道家以“无为而治”、“无为即大为”(being)为安身处世的理念,而欧美人行为趋向以“行动”(doing)为主(尹丕安,2007:48)。本文将通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来阐述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体现。 二、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 影片导演盖布瑞-穆契诺(Gabriele Muccino)是意大利人。他擅长以电影语言描述错综复杂的情节。他在此前从未执导过英语电影,但因为是非美国人,他不像美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地看待美国梦,而是以其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独特的影视艺术的形式,通过克里斯追求幸福的真实旅程,向观众展示美国主流价值观。 本片中多次提到上帝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盖布瑞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确实,上帝是美国人的精神寄托,也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支柱。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立,跟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系。当初那些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人,有很多都是为了躲避母国施行的宗教迫害而来,其中的先驱者多为“清教徒”(Puritans)。虽然后来也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陆续移民而来,但是清教徒思想深入人心。在签署《独立宣言》美国的“国父”中,有不少是(新教)基督徒甚至牧师。虽然杰弗逊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提到上帝的次数不少于四次。 片中克里斯5岁的儿子讲落水者祈求上帝拯救的小故事:一艘船过去了,落水者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第二艘船又过去,他仍然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后来落水者淹死后来到天堂,问万能的主:“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回答道:“我已经派两条船去救你了。”导演巧妙地通过孩子不经意的笑话告诉观众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义:God helm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 导演还安排了一场落魄的克里斯怀抱儿子在教会收容所听牧师布道,听教徒唱圣歌的情景。教徒们唱出了克里斯的心声:“重担虽负于肩,痛苦难以忍受,但我不会也不曾放弃,只因你曾经的承诺:赐予我翻越攀登之力,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在美国人看来努力工作,追求幸福是上帝赋予的“天职”。 三、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生活节奏上 同其他行为趋向相比,在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的文化模式中,人们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美国人认为,时间是一个朝某一方向不断流动的东西。”(王恩铭,1997:204)Hall把不同文化对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一元制时间(Mono―chronic time)简称M-time,一种是多元制时间(po―y―chronictime)简称P-time。一元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但不可重复,有始有终的一条线,也称线式时间观;而多元制则把时间看成是分散的,采用多元制的文化,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也称圆式时间观念(王莉,2002)。作为一元制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无异于一条既固执又珍贵的直线,时间如金钱一样可触摸。 在本片中,克里斯时间观念强,精于安排工作、学习、娱乐和社交的时间,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他似乎永远在狂奔之中:每天早早上班,奔跑着去幼儿园接儿子,奔跑着赶公交车……为了从20个实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他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努力地争取时间去联系潜在的客户。他不停地打电话,整天坚持不喝水――这样就可省下上厕所的时间,他拼命地挤出每一分钟去与他人竞争。他利用业余时间为了生计而推销测骨仪,晚上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在忙碌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圆满完成任务。 四、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面对挫折时 面对挫折,各民族有不同的行为趋向。在“无为”的行为趋向中,人们带有宿命色彩,把一切视为上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共有的独立精神早在《独立宣言》中就表现了出来,即主张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都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移民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在各民族二百多年的融合,已经融入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血液之中。至于进取精神和移民也是分不开的。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有坚定的自信心。他们在各种事业上都喜欢标新立异,既不怕别人的非议,也不担心个人的失败,失败了再重新起来。他们既不恋旧,也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抓紧现实(孙延|,2002)。 开拓进取、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同样体现在克里斯身上。片中克里斯面对种种困难永不气馁。不肯轻言放弃的进取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位观众。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男主角威尔・史密斯黝黑的皮肤,凝重的表情,匆忙的脚步,将一个奔波、失意,但时刻不忘奋斗目标的美国平民英雄的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 克里斯从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正如他在球场上对儿子说:“如果你有梦想,那么请保护好它。”尽管他的人生历程坎坷:提着四十多磅重的医疗仪器四处奔走推销,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只能带着儿子去地铁厕所和收容所,甚至被迫卖血,即使在这时候,克里斯仍一如既往地自信和勤奋。在被车撞丢一只鞋子后,立刻爬起来跑回去工作。只是在一个深夜,当无家可归,和5岁的儿子被迫在地铁厕所里过夜时,我们才看到坚强的克里斯坐在地上一个人无声地啜泣。 观众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在克里斯匆匆赶赴一个重要约会时,一个黑人埋头专注地在街头击鼓。这使人联想到克里斯总是一路狂奔的脚步声。这个镜头蕴含着主人公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克里斯总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相信:有了梦想就要好好守护,全部生活的碎片就是为了等待幸福来敲门的那一刻。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五、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理想追求上 本片片名取自于《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刘祚昌,1996:128)。观众刚看到片名《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时也许会纳闷:一个拼写错误?但看到最后一定悟出了编剧的真实用意。所谓拼错的片名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就像影片开头克里斯看到幼儿园墙上涂鸦时说的那样:“There iS no Y in‘happiness’,It's an I.”(在“happiness”这个单词里,没有“Y”,应该是“I”。)片名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思想:美国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会抱怨“为什么(why)”,而是依靠自己(I)去奋斗!这里的“I”是指“自己、个人、自我”,意思是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朱世达,2001:13)。“美国个人主义观念中的重要一点就是独立精神” (王恩铭,1997:204)。毋庸置疑,美国文化鼓励每个人自己作决定,形成自己的观点,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拥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美国人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观念中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针对美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态度而言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重视对金钱的追求了。”(陈俊森,2000:55)美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多从物质的角度加以评价。虽然物质的追求并不是绝对化的,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物质的多少还是衡量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的标准,因为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文化模式中,对一个人的行为评价注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克里斯如下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克里斯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过程中依靠自己,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一步步“推销自我”,最终成功实现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梦想。当克里斯茫然地提着要推销的仪器看到从经纪公司门口走出的人们满脸幸福的样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向一名开着豪华跑车,穿着光鲜的职员讨教致富经验。“做股票经纪人,只要能精通数字和做人处世就行。”职员的这番话点燃了仅高中毕业的克里斯心中的理想火花。 为了争取到实习机会,他亲自上门递交申请书,争取到跟经纪公司经理特维斯图搭车的机会,利用推销员的口才适时推销自己的长处,并通过成功玩转魔方展示他的数学天赋,赢得主管的好感,从而得到了他追求幸福的关键机会――实习生面试。这是他自我推销的第一步。而他自我推销的第二步就是那场精彩的面试。当克里斯穿着刷墙的衣服匆匆赶去参加决定命运的面试时,面对考官们惊讶的表情,他主动坦白“因为没能付清停车罚款而被拘留了。是从警察局一路跑来,拘留前正在家里刷墙”。当主考官对他学历表示失望时,他诚恳地告诉对方自己“喜欢这一行,已经开始自学”。“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寻找到答案的。”正是他的坦率和坚持折服了主考官,使他终于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实习生。 克里斯主动登门向大客户瑞本因失约而道歉,赢得了瑞本的好感,从而融入了对方的社交圈,认识了许多潜在的客户,这也为他进一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同更高一层群体的联系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途径,向上攀爬或者在受限制的群体中再造出一个精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美国趋势。” (陈俊森,2000:60)在公司的培训中,克里斯总是增加在主管人员特维斯图、培训经理和上司面前的曝光,他不惜做跑腿工作,赢得了上司的好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克里斯・加德纳凭借他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一股子劲头,赢得了大客户的青睐,从此,幸福之门慢慢向他打开。 总之,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主人公克里斯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艺术来自特定的文化,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无论何种艺术都是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解读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美国独特的文化模式,了解美国的主流文化。
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理论论文:对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研究的研究综述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时间转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社会学理论论文: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 #0; #0;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 #0; #0;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 #0; #0;利润 #0; #0;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 #0; #0;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 #0; #0;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 #0; #0;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 #0; #0;(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 #0; #0;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 #0; #0;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 #0; #0;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考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社会学理论论文: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概述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论述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艺术创作论文:浅论艺术创作的基本道理 摘要:柳城写的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几辈子都知道的那些有关电影创作,扩大一点儿说是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道理(我没有说规律),这些基本道理我们所知道的,是前人所说过的、反复尝试过的,包括上课、发表文章讲的那些基本道理,他概括了。概括得相当准确。这是难得的。就是说那个被用了几辈子的我们已知的这些关于艺术创作的一般的道理,带一些普遍性的,他概括了一下。 有些基本点既然是带普遍性的,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么对现在的创作应当是有用的。将来怎么样,现在不说。也就是说,这些基本点还可以说明一些创作,可以说明创作还应当遵循些什么东西吧。什么是基本的?比方说他这里涉及到艺术从生活到创作,这个无论中外古今到现在大概还没有绕出的这个圈子。至于怎么去理解生活,怎么从生活到艺术,那还要做别的许多探讨。但主要的、很基本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大概作为一个艺术品的话,还是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还是说得清。 另外他讲到,创作风格跟人的休养、人的人格有关系,这个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是我们中国说的外国也说的道理,这个字可以概括,叫做文如其人。是不是?做人跟作文,它讲风格。他好像涉及到这个吧。 另外,创作过程,就是从现实当中去获取题材。那么怎么处理题材,属于艺术表现,这表现方面也有一些普遍道理,这个可能就难一些。因为表现是各种各样,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某些东西恐怕还是需要的,你比方,不能太分散了,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总得有一个作品让人家看清楚,你总得要感动人嘛。做到这些,你就是要结构紧凑点儿。当然风格不同的,你像过去什么是诗的电影,各种风格题材不同的,各有各的要求。但作为某些基本的东西,你还是要让人看得明白你表现个啥吧,因为它毕竟跟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它是视觉的东西,你要让人家看得清楚吧。所以他强调了,从选材到表现需要单纯。 我过去也认为,无论你怎么复杂,在银幕上或屏幕上,眼睛看定这个东西,你线索太多了,乱套,恐怕就不好办。所以要单纯要集中。他这个里面也谈到了,这个还是需要的吧。我看有些大艺术家,包括画画的、音乐的、戏剧的、小说的,最好的都是单纯的。像《战争与和平》那种庞杂的人类史实艺术,你仔细研究起来,它也没有那么乱套。你像契诃夫那种单纯就更是高超了,很平淡的,一个人,一个小孩,给他爷爷写信的那个,就那么一点儿。要做到单纯是很不容易的,跟一个人一样。四川话说得好,北方话里也有,叫做“满腹水,它不响”,“半腹水,咣咣响”,就是真有本事的人,他是比较沉默的,没有本事的人,反倒是到处招摇。艺术其实也是这样,厚积薄发。例子我就不一一举了。柳城从创作过程的一些普遍的道理到表现,从生活到艺术,从构思到表现到结构,他都比较精练地概括了,我觉得很不容易。那么到今天这个状况来说呢,他针对的或者说他的出发点,是谈的电视电影,这是个新品种,我不太懂。但是不管它是电视电影也好,是电视剧也好,是现在的银幕电影也好,都有个共同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得到,一个是我们现在国产的东西不大吃香吧;再一个,粗制滥造的多吧,包括银幕上的屏幕上的,电视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那么,他针对这个,来提醒你需要注意一些普遍的道理。电视电影跟屏幕上的电视剧,如果说不懂得这些道理,它怎么做得完全符合柳城说的这些东西?如果它是真正创新的,或是真正艺术品,那就无可指责。问题是它们粗制滥造,已经不成艺术了,但是顶着那个电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名称,那么读读他这个《电视电影三字经》有好处。因为它们并没有往前走得很多啊,但是连一般的怎么结构都不知道,一个线索都不清楚,一把乱抓。针对这些情况,目前创作上的一些弊病,不光是电视电影,甚至涉及到整个艺术创作,包括文学,网上现在沸沸扬扬的,不说别的,起码引起一个波浪。说一个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的是不客气。但我们也讲文学质量现在是下降。这个质量下降,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柳城说的这个。这个普遍道理当中,有他管得着的地方,如那些粗制滥造的、那些低级的。因为他没有主张低级,他这个里面讲的还是要“义”,要风格及人,还是要讲一种高尚思想。所以这个还是有针对性的。到现在,他能够出来这篇文章,不管是《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也好,是什么形式也好,有这个主张出来,那么在舆论上,证明还是需要一些有益于大众的艺术创作的东西,这是好事。他也讲到,虽然没有强调,在最末的这两节,第十、十一节,“文之道,人之道;艺之道,神之道;文之法,天之法;艺之法,无定法”,这对年轻读者,像古典文学书一样,恐怕是有点不大懂。这个其实就是要合乎自然规律,另外呢,“艺之法,无定法”,这个最重要,法无定法,就是不能拴死了。他讲的这个也不能说是永远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发展而发展。但是我前面不是讲的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创作的那些道理,他给概括了,但是不是这样就永远不前进了呢?不是的,那要随时改进,所以它这里还来了个“艺之法,无定法”,虽然没有强调,但也管着了。我来解释一下: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成都有个宝光寺,那里有一个庙,庙上有一副对联,我过去上课的时候给北京大学来进修的那个班讲过,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个是太消极了。但是作为一个道理来讲,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不了了之,但你要懂得“了又未了”。艺术道理也是这样。实际是,将来地球怎么的,也还不知道呢。那么文艺创作,既要遵照那些已知的道理,同时也需要在创作当中,随着社会时代前进探索新的,没有止境。这个事情没有止境。人生没有止境,生活没有止境,只要世界上还有人。蒲风过去有句话: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生活并不是一滩死水,不是不变化的。生活怎么变化,你艺术也跟着走,不但艺术跟着走,社会科学等其它都得跟着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不变化吗?所以我们中国孔子那一套,《易经》,都应该往前发展。它们没有什么过错,它们是那个时代完成的,我们有我们的时代。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 艺术创作论文:论蒙克的艺术创作心理 摘要:绘画艺术家蒙克的创作心理主要建立在三个方面:一是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二是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关键词:情绪心理 认知心理 动机心理 北欧着名的绘画艺术家蒙克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创作心理大致可从三个方面: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一、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 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是指“艺术家从现实生活的场景、事件中引起某种情绪反应。”①这种情绪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影响,有时候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反应,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一直都无法摆脱童年时代疾病留给他的无助与对死亡的抗拒。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童年所造成的创伤将会以潜意识的形态伴随人的一生,人的童年处于一种本我状态,较少受到来自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出口,于是在以后的人生中变就潜伏在人的内心深处,对于艺术家来说在以后的创作中这种心理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 蒙克出生在挪威的普通家庭父亲是医生,但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去世变的灰暗而压抑,在以后的生活中蒙克无法摆脱疾病的困扰,母亲去世之后姐姐,父亲,哥哥的相继离去,这些悲惨的经历吞噬着蒙克的内心,所以他的创作心理总是带有压抑、恐惧与不安,他在日记中曾写到“疾病和死亡蹂躏了我父母的旧居,我一直无法战胜这种不幸。这对我的艺术也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②由于童年时代亲自面临过死亡场景,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思考以及死亡来临时的无法抗拒,由此造成的压抑的创作心理一直主导着他的创作过程,例如他创作过许多关于疾病的题材,如《点燃炉火的女孩》、《早晨》、《送终》等。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所谓认知心理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受外部世界的干扰逐渐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阿恩海姆在《走向艺术心理学》中指出“艺术家基本上是通过知觉推理来创作其绘画作品的,这种知觉推理为发生在意识水平以下的过程所支配。” 蒙克在对世界不断的接触过程中会逐渐的形成自己的认知心理,最为明显的是蒙克初恋的不顺利使他对爱情以及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爱情的体验让他的创作心理不再局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暗含对“性”的欲望与无法抗拒。蒙克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在他的日记中被称为福楼海宝的女人,这段并不愉快的恋情持续长达六年之久,他在日记中写到“她在我的心上留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迹啊!” 如果说童年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心理,那么后来的感情之路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的创作。这段感情让蒙克对世界的认知变的焦虑,同时来自外界的压力使得认知心理出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如《拿香烟的自画像》便表现了他的恐惧不安。 三、艺术创作的动机心理 动机是主体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强烈欲望,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大多伴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艺术家内在独特的心理,在一定程度具有精神宣泄性。 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是其对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感知的强烈愿望的表达,是对生命的强烈顿悟。他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宣泄,而是对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并拥有超越时代的思考。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克在1890年刊登的与一位艺术家虚构的谈话中说“我想表达一种疲倦的动作,在眼睛里、在睫毛间、嘴唇应该画得看来像在喃喃自语……我要画出生命,画出活生生的人。”“画中的一切都是我亲身的经历”蒙克创作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时旨在告诉人们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例如作品《呐喊》画面中一个挤压变形的人站在桥上,空洞的大眼、张大的惊愕的嘴犹如人的骷髅,背景上强烈的色彩视觉冲击,夸张的组合令整幅画面给人恐惧、不安的感觉,蒙克内心对于死亡的思考在画中强烈的表达出来。这是贯穿蒙克一生的心理,但同时也含有后期结合社会状况对生命的思考。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拥有对其所经历事件的表达,这是对他内心深处恐惧心理的宣泄。 蒙克童年时代的疾病留给他心理的创伤、爱情的不顺利,使其创作一直没有脱离过疾病、死亡等主题,这种心理在他的作品中以特殊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来,无助、孤独、绝望、压抑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同时也构成了作品的主体风格。 艺术创作论文:摄影艺术创作中比较手法的意义 在摄影艺术创作中,为了使作品能够更加完美的表现主题,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对比手法。对比作为艺术重要的表现手段,广泛运用于摄影构图和造型中,对画面主题思想内容表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掌握对比手法,我们应该分析对比的作用,以求更深刻的广大摄影爱好者了解和掌握。对比的形成,有它的生理因素,也有它的心理因素。人的视觉及其神经感受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形成“对比”的生理基础。摄影艺术创作中的对比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内容上的对比和形式上的对比。 内容上的对比 这一类的对比,要求摄影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透的理解能力,善于发现,掌握抓取那些具有对立因素,但又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客观事物。也需要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艺术素质和表现技巧,善于用自己的镜头把它们组织成互相映照,或相克相生的画面来,使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又含蓄隽永。内容上的对比,多半是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来进行,对比的效果最终侧重在思想内容上。如新旧社会的对比、贫富悬殊的对比、胜利与失败的对比、兴起与没落的对比、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欢乐与悲伤的对比等等。 形式上的对比 形式上的对比是艺术造型手段形成的对比,对比的效果侧重在艺术造型上。它包含形体对比、影调对比和色彩对比。形体对比是通过不同的形体放在一起而取得的一种对比的效果。如果直线与曲线的对比,横竖的对比,动静的对比,大小的对比,虚实的对比,仰俯的对比,疏密的对比等都能产生形体的对比效果。影调的对比包括整幅照片上的物体相互之间的影调对比,是指照片中的强光部分与阴影部分的比例关系。比率大,对比就强烈,反之亦然。同时也指由强光部分之间所含多级层次亮度的间距。层次多,间距的比率就小,对比也小。反之,对比就大。比如:在一片不同程度的暗色调中加上一点亮调,这一小部分的亮调不仅显得突出,而且也以自己对比的力量加强了暗色调。 色彩的对比,是根据色彩的三要素,可分为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和相互对比。对比能增强画面的表现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法。对比能产生一定的意境、情感和感染力。对比能使主体突出,形象鲜明,进而结合一定的内容能产生美感。美感是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美是多样性的统一。如色彩的冷暖对比、黑白对比、浓淡对比、色彩的面积大小对比等等。 构图、造型上的对比。这一类对比是以两种迥然不同的造型手段和构图技巧进行对比,用来突出主体,引人注目,以达到增强作品艺术表现力的目的。 虚实对比。利用景深,使主体清晰(实),陪体模糊(虚),用以突出主体。 藏与露的对比。藏是指形象的不完整,露是指形象的完整。在人们的欣赏的习惯上,完整的形象要比残缺的形象更为突出。 主次对比。利用物体在画面上的位置安排来突出主体,从构图学讲中画面中心的物体,一般比画面边角的物体突出。 大小对比。也称为远近对比,一般来讲,大的比小的突出,主体近,影像大,就突出。反之陪体远,影像小就不引人注意。 疏密对比。指画面影像的轮廓线条、内部线条的简繁对比,如在大片繁杂线条的物体中有一件简洁线条的物体,那么这件物体就显得突出了。 动静对比。主体动,陪体静,主体相对就突出了,主体静,也同样可以用陪体的运动来突出主体。 以上所讲的“对比”是摄影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如果运用得当,本身也就油然而生一种美感。“对立”也就是“对比”,作为塑造鲜明人物形象和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手段加以强调,在摄影艺术创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确的运用对比,可以使共存于画面中的矛盾因素更加鲜明、悬殊,映射到人的心理活动中的特点,最后得以清晰自然的表达主题内容,加深观众对主题内涵意义的理解,从而加强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效果。 许多成功的艺术作品都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追求形式,为了对比而运用对比。对比作为手法,只能是以主题内容的需要和客观事物的特征为根据来合理运用。 艺术创作论文:谈马蒂斯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审美的艺术性 内容摘要:法国着名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于逝世前写下《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这篇对于画家本人的艺术创作具有总结性质的理论文章结合绘画实践,强调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如儿童眼光般“纯净”、“专注”、“创造”等艺术品质的重要性。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在其前期美学着作《谈美》里从审美的“无功利性”、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心理距离”等美学审美的角度表明了类似观点。在各自的理论作品中,两位人文大师还分别借“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将抽象的理论阐发延至艺术与人生领域,提出“人生艺术化”的口号,体现出浓厚的诗学韵味以及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蒂斯 朱光潜 艺术创作 审美主张 本文试以《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谈美》为例,对马蒂斯的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的审美主张进行互观,在创作和欣赏、实践与审美的不同语境下,探究两位大师对于艺术创作与审美过程中必备态度和可贵品质的主张,寻找他们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的精神共鸣。 一.儿童“纯净”的眼光与无功利性的“赤子之心” 作为艺术创作的第一步,“观看”被马蒂斯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里的“创造性”更侧重于“破旧立新”中的“破旧”之义,即抛除“养成的习惯”,忘掉“记忆中的柱头”、“一切画出过的玫瑰花”,摆脱“电影广告和杂志每天提供的现成的形象”。马蒂斯认为,只有废除一切对于心灵的“偏见”之后,美术家才能以儿童“头一次看东西时”的眼光看出事物的真实面目。 马蒂斯提及的遮蔽艺术家“纯净眼光”的因素如社会习惯、固有经验等,正与朱光潜先生在其美学着作《谈美》第一章定义的“实用态度”[1]、“科学态度”[2]之“实用”与“科学”相近。不过,朱光潜进一步对前者加以补充、概括和分类,并在审美语境下对此破坏性因素的破坏过程予以具体展现和分析。朱光潜指出,观看者在面对被观看对象时,对实用“意义”、“利害”的联想和对科学“因果”、“关系”的无限推理使得观看主体耗费大量时间与心力,从而影响美感世界所要求的“绝缘意象”[3]的生成,导致建立在独立的、无目的前提下的真正“审美态度”消失,最终导致审美之境的消失。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朱光潜明确提到:“我的美学思想受到从康德到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的影响。”[4]此处先生所言“时间与心力”实质上也是借鉴了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康德、席勒关于“游戏说”中“过剩精力”[5]的观点。作为艺术起源学说之一的“游戏说”受到康德等人的大力推崇和深入研究,席勒更在康德“艺术是自由的游戏”[6]的理论基础上,指出“过剩精力”是文艺与游戏产生的共同生理基础。但是,把艺术活动仅仅归结为“本能冲动”或者“天性”的“游戏说”也因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不能从根本上揭示艺术起源的真正原因。关于后者,朱光潜先生在形成自己的美学观点时进行了选择和再造,他将儿童在做游戏时心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引入艺术欣赏的层面,提出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进入审美之境的一大必备品质——“赤子之心”。在将“赤子之心”的重要性进一步延伸至艺术创作领域时,朱光潜解释道,艺术家作为“大人”,正是因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而很难进入艺术的无功利性情境,从而难以创造出好的、新的作品。 朱老在这里提及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7]的“很难”与马蒂斯主张的“用儿童的眼光”时所需要的“努力”、“勇气”存在很大一致性。可见,在涉及艺术领域的纯洁性、独立性问题时,中西两位人文艺术家均表现出对待孩童一般爱惜、维护的珍视态度。较之马蒂斯言简意赅的理论阐释,在结合“游戏说”且详细揭示了“实用态度”、“科学态度”对于“审美态度”的破坏性后,朱光潜的“赤子之心”显得更为具体和清晰。 二.儿童“专注”的眼光与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 拥有儿童纯洁、无功利的眼光后,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便拥有了理想意义上的“过剩精力”,进而像做游戏时专心、认真、郑重的孩童那样,进入到艺术过程中的“主客同构”状态。 对于欣赏与审美语境下的“主客同构”,朱光潜首先以观察一棵古松为例进行论述:“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8]从“天生”、“人为”到“物象”和 “直觉形象”,在对具象化的例子加以抽象化时,朱光潜引入美学领域的“直觉形象”和“美感经验”概念,进而指出“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9]。基于“意象的物我一气”这一“直觉形象”特点,朱光潜再次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主客同构”的主要特征。 同样,画家马蒂斯在谈及绘画创作时也流露出对“直觉形象”的类似物——“知觉的永久形象”的肯定与亲睐:“绘画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模仿自然,而是把知觉变成为一种永久的形象。”随着1908年马蒂斯《画家笔记》的公开发表,“永久形象”在“来源于自然”的前提下,又被画家明确表达成“服从我的画面的精神”的“形象”。直至逝世前,画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感受,将“自然”与“我的精神”的这种融入过程,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里予以具体描述:“美术家同外部世界联合、进而渐渐地使自我与外部世界同化,直到素描表现的客观对象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直到他把它溶入自身中,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创造物表现在油画上”,“当美术家画的对象出现在其构图中时,直接或类推地,他从周围的环境中捕捉一切能滋养他内心所看到的东西”。 透过“进而”、“渐渐”、“直到”、“从而”等一系列时间副词,我们发现马蒂斯所认为的艺术创作中的“主客同构”过程含有了与实际创作本身相似的特点,同样充满了分明的层次感和时间的动态感。从周围世界获得的绘画“材料”与美术家脑中的“构图”,外在环境与自我,按照时间顺序,互不干涉、有条不紊地配合,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这里,主客体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作为单独个体的同时存在,是两个个体的统一。马蒂斯的这一观点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在对“经验的某种特殊态度和看法”[10]即“心理距离”进行系统论述时,所提出的关于创作主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的理论颇为类似。 相比之下,朱光潜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同一”则因审美主观因素的存在而使得主客双方真正具有了“交流”与“融合”之意。仍以“赏松”为例,朱光潜在《谈美》中这样谈道:“……因为我忘记古松和我是两件事,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所以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11]朱老的“移情作用”不仅把审美主体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审美客体,同时也将审美客体的姿态吸收于审美主体。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不单是由我及物,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是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12] 针对“主客同一”状态下的艺术主客体,马蒂斯所主张的“前后”、“因果”关系在朱光潜这里转变为关于主客两者并列、甚至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的观点阐发。朱光潜这种将广义上的两个独立事件转变为一个事件两个方面的理论方法,某种程度上含有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色彩。 尽管美学家朱光潜和画家马蒂斯分别就“欣赏”和“创造”两方面谈论“主客同构”的立足点不同,但以接受美学理论家伊泽尔提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与美”来论,在艺术主体凝神创作或是见到意境的一刹那中,“创造便成了欣赏”,“欣赏也就是在创造”。[13]于是,儿童“聚精会神”所至的“凝神之境”就为我们对读马蒂斯、朱光潜的理论学说带来可能性和意义性。而马蒂斯、朱光潜对“主客同构”具体涵义的阐释也因中西文化土壤和社会话语的差异为探索艺术领域的“凝神之境”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和发现空间。 朱光潜关于主客体“融合”、“转化”的观点生成,一方面鉴于“审美”的“移情”特点,一方面也受当时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广泛流传的影响。其所采取的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的论述方法,在符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同时,更有利于国内读者的理解及作品思想的交流与传播。 马蒂斯在绘画创作时提及的主客“层次”、“顺序”关系,也具有其特定的语境义和文化义。作为画家,除了保持审美之心还需要具备实际创作时的清醒与理性,否则艺术作品便只存在于主体意识活跃的“构图”里而缺少现于纸上的井然和清晰。此外,马蒂斯“观点先行、论述从约”的西式思维也与中国传统的具象化表达方式颇为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产物——基督教同样给马蒂斯的绘画创作带来启示。画家曾在《画家笔记》中对“洞察客观实体和重建时空”的艺术创作过程产生“虔诚”、“投入”等“宗教状态”和“宗教意义”的联想。 摒弃覆盖在理论表面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因素,我们发现两位大师有关艺术“凝神之境”的共同关注。在对创作和欣赏两个领域“主客同构”的不同阐释中,他们之于认真、专注的“儿童眼光”的渴求和呼喊同样急切而真诚。 三.儿童“创造”的眼光:练习“观看”与“想象”的“心理距离” 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文末,生命即将枯竭的画家马蒂斯发出对“一切创造本源”的“爱”的呼唤:“需要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的深刻的爱”。这种“不懈”、“强烈”、“深刻”的“爱”再次指向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的“创造”主题:创造是美术家真正的职责,没有创造就没有美术。 然而此时的“创造”已穿透儿童“无功利”、“凝神”的眼光,超越“破旧”之义,近于“立新”之旨。对此,画家马蒂斯一改之前的“惜字如金”,结合自身绘画实践具体阐释这一新的“创造”之义: 当我画一幅肖像时,我一次次回到草图上,每次我都是在画一幅新的肖像:这不是一幅修改的肖像,而是重新开始的完全不同的一幅肖像;每次我都从同一人物中提取出一个不同的生命。 为了使我的研究更圆满,我时常借助于同一人物不同年龄时的照片:最终使肖像可能会显示出一个更年轻或有一种不同神态动作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同他或她当模特儿时显示的样子不太相同,原因是我觉得这种神态动作最真实,最好地揭示了模特儿真正的个性。 在第一阶段儿童眼光无功利性”的基础上,马蒂斯借助“一次次回到草图”、“重新开始”、“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神态动作”的阐释,给凝神的“观看”融入方法论的指导。他强调在不厌其烦的方法尝试与反复练习中见出“创造”的新意。这样的“观看”理论,早在拉斐尔《西斯廷圣母》,达·芬奇《微笑的蒙娜丽莎》等一系列名画的诞生过程中已产生积极作用。幼年达·芬奇画鸡蛋的有趣故事里也颇有这种练习式“观看”的影子。正是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和练习,达·芬奇才画出富于新意的各式“鸡蛋”,创作出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 同是强调“创造”的重要意义,朱光潜美学中的审美创造在结合心理学之后,已脱离马蒂斯的“创作实践”,更多地显出主观“想象力”的成分。 《谈美》第二章开篇,朱光潜以“心理距离”的提出,解释了 “家花不比野花香”、“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14]等日常生活现象。朱光潜认为,欣赏过程中产生的美和新意,在于欣赏者的“心理距离”。此处的“心理距离”,某种程度上可与儿童观看事物时所具有的想象力、联想力相联系。但是,心理距离又不完全等同于想象力,心理距离之“距离”是“适当”的。只有在创作者既摆脱了实用的目的性,又未远离凝神之境时,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想象力才会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因而,朱光潜此处的“创造”虽然脱离了马蒂斯“观看”的实践和操作性,却也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意味。尽管如此,在创作者的梦境和幻境下,仍多有不俗的音乐、文学作品问世。弗洛伊德在其着作《作家与白日梦》中对此亦多有提及。这些以想象力为最初源头的作品,同样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展现了艺术的“创造”力量。 无论是马蒂斯的“勤学苦练”,还是朱光潜的“天马行空”,作为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创造”均被两位大师置于各自理论的重要位置,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其核心意义可见一斑。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艺术欣赏和创作实践两种语境下的“创造”之义并不相悖,二者具备融为一体的共通性,可共同服务于艺术世界。创作者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借助适当的心理距离进入一定的审美之境,继而发挥想象力,达到艺术内容上的创造;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通过反复练习,寻得适当之法,再次达到形式之再造。由此完成的艺术作品便具有了真正意义上形神兼具、“美”“新”双收的创造之义。 四.人生的艺术化:“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15]在《谈美》完结之前,朱光潜以一则“车行阿尔卑斯山谷”的故事,将其对艺术理论的阐发推及生活态度、人生哲理领域,将美学中“无目的的目的性”、“物我两忘”的“凝神之境”以及适当的“心理距离”等抽象理论,浓缩为一句启示人们简单生活、认真生活、享受生活的人生箴言“慢慢走,欣赏啊!”充满了诗性韵味和浓厚的人文关怀。这种“人生的艺术化”之美,同样见于马蒂斯《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画家不仅以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更是以生命的最后呼声,呼唤人们:用孩童的眼光看待生活,追寻“伟大的爱”、“对真理不懈的爱”。 五.结语 法国画家马蒂斯和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尽管来自不同国家,涉足不同领域,两位人文大师关于创作和欣赏、艺术和美学两大领域的理论作品《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却为我们带来了同样的震撼和感动。 画家马蒂斯立足绘画实践,从专业的角度,以漫谈却不失严谨的笔调阐释自己关于艺术创作的独到见解,美学家朱光潜则结合心理学,以更为详细、更具系统性的理论着述展现“朱式”美学里的审美之义。在马蒂斯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朱光潜循循善诱、沉稳大气的理论论述中,读者既感受到西方民主氛围下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又领略到特殊时期中国学者的辽远之思。 当然,《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这两部作品也因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前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和翻译后的语言文字,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而《谈美》在第一章中论及“实用态度”时对于“政治”因素的敏感和隐晦,整部作品中间“调和折中”[16]的论述方法以及凌空而起、“天马行空”的理论建构也让受众颇有“如鲠在喉”之感。 透过理论文字及其背后的诸多外在因素,我们却能够发现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马蒂斯和朱光潜这两位人文大师存在着难得的精神“共鸣”。他们均珍视艺术领域中“纯净”、“专注”、“创造”等类似儿童眼光般的可贵品质,他们同样对“简单”、“认真”、“诗意”的人生充满了亲近和向往之情。 而这些,正指向艺术与美学的共通性,指向对读与比较《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和《谈美》这两部理论作品的可能性。在对马蒂斯艺术创作观和朱光潜美学主张的互观中,我们领略了朱光潜先生的学贯中西、马蒂斯先生关于绘画创 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位大师对于“人生艺术化”的论述中,我们进一步领略了人生艺术与人生美学的迷人魅力。 艺术创作论文: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一、艺术创作主体———“生活、思想和传统的全面修养” 艺术家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是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主宰者。艺术作品的面貌取决于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融入了主体的呼吸和生命,体现了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审美的独特建构;艺术创作活动是凝聚了艺术创作主体的全部心血的、个性化的、能动的、艰辛的创造性生产过程。”[1](P277)艺术家要想创作出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作品是需要下一番苦功的。艺术创作体现的是艺术家全部的艺术修养和生活智慧。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备深厚的修养。李可染非常重视画家的全面修养。“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认识生活、全面的艺术修养,这三个方面很重要。真正的学术可以说没有什么奥秘,正确的道路就是奥秘。”[2](P45)他主要从生活、思想和传统三个方面来论述画家的修养。李可染说:“我们优秀的传统画家都是把研究生活和认识生活作为修养极其重要的部分。”[3](P278) 李可染认为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认真研究自然规律。50年代起,李可染数次出游,走遍大半个中国进行了多次写生。到大自然中进行写生和创作给当时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的中国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多次写生实践,他坚定地认为,要解决中国画笔墨程式化、不能反映现实的问题要靠深入生活,使中国画不断发展、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要靠深入生活。写生在西方画家看来是理所当然,但中国画画家背着画夹在野外一画一整天还是少见的。李可染当时能够走出书房描画大自然真山真水的风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他借助于早期学习西方绘画的功底,将西画的写实手法与国画技巧结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写生使李可染认识到,到生活中去,在生活实践中才能把握最深层的艺术美。他的人物画《观画图》就体现了他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画面生动地描绘出三个身着长衫的男子一起在观看一幅绘画作品。三人年龄、身份、神态各不相同,或捻须颔首或全神贯注。笔墨凝练造型简洁,人物形象极为传神。着名作家老舍先生曾评论可染先生的人物画说:“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4](P222)老舍先生的评价质朴而又中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画家不注意观察生活,又怎能创作出这样生动传神的作品呢?由此看来,深厚的生活修养对李可染绘画作品形成成熟的艺术风貌和李可染艺术思想的完善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画一向追求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思想修养是国画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郭若虚曾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5] 李可染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曾经说:“持正者胜,容邪者殆。天下学问,为知谦虚、走正道而强毅者得之,机巧人不可得也。”[6](P58)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总是正确而进步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思想的修养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才能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才能具有强大的创作激情,才能具备远大的艺术追求。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赢得人民的崇敬,不仅在于他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在于他伟大的思想品格。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首要标准就是,作品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就进一步说明艺术家要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不断加强自我思想修养,才能攀登艺术高峰。李可染认为,当代艺术家最重要的思想修养就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坚强的毅力。他认为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做到这三点。思想修养对画家的作用在李可染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严格的思想修养,李可染才能在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李可染还认为艺术家应该学习和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传统而提高艺术的表现力。他说:“传统包括古今中外,包括一切间接的经验,就是除了你自己直接经验以外的一切间接经验。传统是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7](P46) 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深入汲取传统的营养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套独有的笔法、墨法、构图等技巧,这些都是历代画家们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宝贵经验。要想使中国画得以再发展,必须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在深入研习历代名家的绘画技巧基础上融入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没有传统的修养而奢谈创造无异于空中楼阁。李可染还认为,传统又分为民族传统与外来传统,相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和固守古人传统两种极端观点,李可染对于学习传统的态度是开放的,他强调中国传统和外来传统都要学习。但他同时又强调需要分清主次,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为主,吸收外来文化为次,目的还是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李可染提到的对两种传统的不同态度对于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修养应该是全面而深厚的,它不仅是影响艺术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还是决定一个艺术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条件。李可染关于艺术家修养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后代艺术家们进行自我修养的可行途径。 二、艺术创作源泉———“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 “师法造化”是中国画自古以来的重要传统,明代画家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也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历代大家无不重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李可染也阐述了“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观点。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坛上是以“四王”为正统的。“四王”一派的画家们多对古人师承不遗余力,致力于摹古,笔墨成就虽高但脱离生活。 一是对写生对象的反复认识,他强调写生要对客观事物认识、认识和再认识。在不断的反复观察中寻找并发现写生对象的规律,创作出最美的形象。1956年夏天,李可染做了一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万里写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李可染有一幅着名的作品《巫峡百步梯》就是他对景创作的。画家经过四川万县时,突然为眼前景物所动,便在此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顺着万县城边走了几遍,发现县城内有四座桥,但却不在一个视点上。李可染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全面观察,多次走到每座桥下寻找最佳的角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对艺术表现对象进行反复观察、揣摩,才能发现对象最深层的美,从而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是从写生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中国画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前代画家们创造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出神入化的成就。“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破墨山水”、“米家山水”……这些在国画历史上犹如一座座丰碑,为后人所景仰。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国画传统在此时并不十分适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了。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诚然。李可染也认为,古法一定要和客观事物相印证,凡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的感情的,就应当放弃或加以改造。李可染对绘画作品中光线表现方法的新探索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发现传统山水画大多表现的是顺光下的景物,从来不强调不同光线下景物的不同变化,这种千人一面毫无创新的表现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文艺发展的丰富性。于是,他从写生中挖掘出逆光下景物的表现方案。他不断地到大自然中去观察摹写,终于创造出李可染式的逆光山水图式。整体单纯、标准明确,强调绘画的整体感与空间感,强化层次带来的丰富的视觉观感,可谓一炬之光,通体透明。前人画水往往用空白表现,李可染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林荫下的小溪黝黑而光亮,于是他打破了前人用空白表现水的方法,画出了黝黑而又光亮的水。这些都是他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绘画技巧,这些技巧突破了绘画的传统表现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可染对于中国画的艺术语言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在写生中要酝酿新的意境。古人作画讲究“胸中有成竹”,在对景久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神与物游,下笔才能如有神。写生要酝酿意境对中国画来说不是新的课题,但李可染对意境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艺术又要求对生活进行高度集中和概括,要求典型化、理论化,从而创造出比现实更美好、更富有诗意、更理想的艺术境界,创造出革命时代新的意境。”[9](P349)李可染的艺术思想一向是与时俱进的,在新的时代中应该创造新的意境,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高于生活的作品,表现生活和客观事物的时代风貌,形成适合新时代的新意境,这便使传统意境的概念得到了扩展,使山水画写生与生活联系更为紧密。 李可染在50—70年代不断提出关于写生的新理论,这些都体现了画家在生活的历练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不断丰富艺术思想。艺术源于生活,只有以生活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如泉涌,艺术生命才会长青。李可染以生活为艺术创作源泉的观点可谓把握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和根本。以造化为师,向生活学习的观念被20世纪的许多国画家所认同。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共同开创了20世纪中国画的新风貌,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李可染同时代的国画家傅抱石也说:“画家对现实生活所表示的热情和态度,也是画家赖以创作,赖以大做文章大显身手的无限契机。”[10](P95)这表明根植生活、取法自然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画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艺术价值观———“为祖国河山立传” 艺术价值观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往往会使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南北朝王微认为绘画作品的价值在于“畅神”,宋代郭熙要求山水画能满足士大夫“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精神追求,元代倪瓒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更是被无数文人士大夫视为绘画创作的圭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精神被压抑,人的价值被消解,大多数知识分子便通过寄情于山水求得精神的麻痹与暂时的解脱,内心的痛楚反而表现为表面的洒脱。绘画这时便成为他们求得精神解脱与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而且只要社会格局不变,知识分子们心中这种难言的苦衷和精神上的压抑就难以解脱,长期饱受这种精神侵蚀的知识分子只能走进自己构建的“可游可居”的意境,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暂时忘却现世的苦痛。传统山水画的价值观念往往构筑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心理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山水画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已不存在,山水画需要树立完全不同的新价值观来指导其发展。李可染正是在时代的推动下突破性地提出“为祖国河山立传”的价值观念。李可染认为山水画是对祖国和家乡的歌颂。他曾说:“画山水就是为祖国的山河立传。”[11](P81)李可染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哪怕祖国曾使他伤痕累累也义无反顾。他曾经特意请齐白石老人题词“江山如此多娇”,他把这当做自己全部创作活动的主题。他把自己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情与爱恋都贯注在笔尖,倾泻于纸上。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描绘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来礼赞他生活的时代与祖国。如果说传统画家们是一步步将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抽象为苍白的理念符号的话,那么李可染则是以雄浑厚重的笔墨重现大自然的壮美与博大,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着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曾评价李可染说;“有志‘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画家李可染,使祖国山河的壮美形象在他的绘画里显得充满了沉着却又激动的情绪,既不是冷漠的叙述,又不是空泛的喊叫,像他自己的为人那么平易近人,却又没有讨好人的媚态和贱相。”[12]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李可染山水画所传达出来的主要思想感情,他通过描绘祖国的山水来表现爱国主义的情怀。李可染终生不渝地挚爱着祖国的山川乡土和传统文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的爱国精神贯穿于他整个一生的创作经历中。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真挚的、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热爱感染着每一个观者。他的作品《万山红遍》尤其令人心潮澎湃,作品不是描写实景,而是描写了画家心中的祖国山河之美,画面先以水墨勾皴,再以朱砂点染,漫山红树,红得耀眼,红得令人心动。不凡之处便是作者用了大量朱砂来渲染画面,满目红山,意境非凡,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内心激动情绪的挥洒。画面之中,浓墨、朱砂与白色的瀑布溪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带给观者极度的视觉冲击,冷暖交映,层次幻化。博大雄浑、具有纪念碑份量的构图方式也令人油然而生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2000年,“李可染世纪展”在台北、高雄展出时,主办方便选择了《万山红遍》作为会标,在展览场地两旁的电线杆上成对悬挂以《万山红遍》画面制作的长幅展旗,猎猎红旗把场内外气氛烘托得格外热烈。据说很多观众都喜欢在特别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巨幅《万山红遍》前拍照留影。画展开幕时居然有学校联系说希望在画展结束后将这幅画送给他们当做教学材料用。画家饱含的爱国热情透过作品传达给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李可染使爱国情感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漓江边上》表现了漓江一角平淡中见秀丽的美,《阳朔胜景》揭示了今日阳朔蓬勃发展、恢宏壮丽的景象,这些都是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最绚丽的画卷。在李可染着名作品《树杪百重泉》的跋语中,他讲到,“余昔年居蜀中,巴山夜雨,万壑林木葱郁,青翠欲滴;奔流急湍,如奏管弦,对景久观,真画中诗也。此情此景,令人神驰难忘,故一再写之,以赞祖国河山之美。”[13] 祖国的壮丽河山激发了李可染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李可染认为,江山可以养浩然之气。人的灵秀智慧和高尚情操孕育于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壮丽山水中。李可染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他热烈真挚的爱国情怀和奔放豪迈的民族信心使中国当代山水画焕发出不同反响的时代光彩。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化作恰当的绘画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相呼应,创造了具有当代刚健豪迈精神的山水画作品。四、艺术创新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五代时期到宋元到达顶峰,明清时期盛行的“四王”过于注重摹古,多以古人丘壑搬前挪后,使山水画丧失了自然的血肉与神韵,形成陈陈相因的僵死画风。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曾表现出对董其昌和四王山水的厌恶。20世纪以来,许多国画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林风眠、徐悲鸿等绘画大师都在革新中国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李可染、傅抱石等则把大师们开创的革新道路继续向前推进。“”以来,革新国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画此时正处于一个不得不变却又不知往何而变的尴尬境遇中。一方面,中国画在历史悠久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一套绘画传统与技法不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西画细腻的表现现实的能力这时已深入人心,国画也需要在精神气质和题材意境上能胜任表现现实生活的要求。许多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国画家勇敢地担起了这一重任,接受了时代的挑战。李可染就是其中之一。国画大师傅抱石也曾经对友人说,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这种创新意识成为中国画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李可染早年便 有心变革中国画,他曾经认真剖析了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形式主义倾向,指出:中国画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成绩,但对我们崭新的时代来说,它已经成为遗产。由于生活的不同,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不同,这就绝对不允许再死板全盘的搬用,否则就是继续走形式主义的死路。因此必须改造中国画,使它适应新的时代和生活,适应人民群众新的审美标准。他立座右铭激励自己:“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后来他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他又说,“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14] 对于国画创新,他认为,创新不是轻易就可实现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深入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与前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15](P192)李可染认为改造中国画的要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源泉,同时也是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李可染认为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基本条件。他认定,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些新的内容,才得以产生新的形式。明清绘画之所以走入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状态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堵塞了生活这个创作的源泉,失去了作品的血肉。有鉴于此,他极为反对“伏案于南窗之下,不敢离开古人一步,甘做阶下囚”[16](P351)的创作方式,而是把自己的画室搬到大自然中去,独辟蹊径创作出意境清新刚健的中国画作品。他生于苏北,定居北京,又长期在江南、巴蜀地区写生,阅尽祖国大江南北的秀丽风光。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气候相差极大,或湿润青翠或雄壮荒凉的特色给李可染极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他在自传中就曾提到他有感于巴山蜀水之壮丽,以至于他20多年后都不曾忘记。“一天,我刚散步到我居处不远的金刚坡半山腰间,那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回头一看,山下几十里地的水田,一块块都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像一片摔碎的金色的镜子,天边和远处的烟树千层万层,也沐浴在霞光里,真是令人心胸开阔的惊人奇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画。”[17](P41)20多年后,他的绘画作品《青山密林图》正是以此印象而创作的。李可染在别人还在沿袭传统文人画的死胡同里徘徊时,勇敢地把他从造化中得来的生动感受融入山水画创作中,赋予山水画以鲜活的生命感。这是李可染改造中国画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李家山水”,就没有此后生动感人的山水画作品。 第二,批判地继承前人传统。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革新者,李可染从未忽视过对于传统的学习,他极其重视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李可染常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的过程正是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过程。40年代,他相继师从于中国传统绘画大师齐白石与黄宾虹。他追随齐、黄二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他早期画风飘逸柔靡,从师齐白石后开始变得深沉厚重。他又从黄宾虹那里学习了山水画的层次、气氛、空间等的解决方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富于独创精神的大艺术家,李可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优点与局限,因而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分析有取舍的,正如他所说的“师学舍短”。李可染非常注重对优秀传统绘画的学习。他的画室曾命名为“十师斋”,意指他重点学习的十位画家:范宽、李唐、王蒙、黄公望、石涛、石谿、八大、龚贤、齐白石和黄宾虹。他曾评价道,石涛意境第一,石谿深厚第一,八大用墨讲究,龚贤积墨法突出,黄宾虹用墨前无古人,齐白石意境独创。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李可染对传统绘画做了反复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他取其长而避其短,才成功的把握了中国画革新的方向。 第三,吸收优良外来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外来艺术的刺激是推动民族艺术发展的有效动力。从美术史上来看,中国每次艺术发展的高潮期,几乎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50年代以来,在革新中国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有的要求全盘西化,有的要求继承传统。李可染既不盲目崇洋又不盲目排外。他从历史的高度着眼,提出:“在今天,一切外来的东西,凡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拒绝借鉴、吸收外来的东西的现象。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错误的。”[18](P190)东西方绘画在各自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西画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精细、明暗之微妙都是值得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的优秀之处。在此基础上改造中国画就是用外来美术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使之适应新的生活,形成更加现代的表现形式。李可染特别提出借鉴外来美术必须消化吸收,杜绝生搬硬套。他尖锐地指出了艺术界在借鉴西方艺术时存在的简单照搬的弊端,提出西方艺术要与中国传统相结合。 在此思想指导下,李可染完成了对绘画中光线的创造性运用。他把光和积墨法相融合,吸收了西画中光的画法,表现出了黑瓦白墙的反照光、瀑布水流的颤光和蒙蒙细雨下的散光等效果。立足于现代生活,从传统基点出发,借鉴吸收外来美术,这才是中国画革新的正确途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国画家的成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可染以其深厚的传统学养、对西方绘画的深刻了解和长期的实地写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画的革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真正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放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它长出中国的花朵。 艺术创作论文:中学美术教学中艺术创作研究 1.引言 艺术创作必须有先进的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这样才能使作品体现出艺术价值。美术是艺术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可以为创作者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并指导学术创造的合理应用。伴随着艺术价值的转变,美术研究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创作者应充分利用资源,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平,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2.中学美术教学的现状和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虽然中学美术教学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但很多美术课堂仍受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的束缚,教师过于依赖课本教学,忽视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过于注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忽视对自己的创造性培养,从而使学生在美术课上表现出不积极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认识到:没有探索精神的艺术教学将严重阻碍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新课程的落实也会有不利影响。艺术教学并不是单纯地给学生传授一点艺术知识或绘画技术,必须让学生朝自己的个性方面发展,同时,注重发展艺术创造力,激发创新精神,提高学习质量,使他们经历一个积极的创新发展过程,真正欣赏艺术的魅力,积极探索。 3.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 3.1课堂教学要精心设计 如果老师的课堂教学没有足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不能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也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创新精神。只有精心设计教学,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并且进行独立思考,从而培养出创新能力。 3.2创造宽松活跃的教学氛围 在美术教学过程当中,为了营造出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教师应努力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达到最佳状态,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发散学生的思维,进行创造性思考。并注重学生探究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创造和谐环境,活跃气氛,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敢想就应该勇敢地说、勇敢地尝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3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教导学生独立思考,要求他们改变原来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这不仅要求教师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学生,还要教会每个学生善于观察、勇于表达,敢于标新立异,培养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专长。老师要教导学生学会收集、分析数据,并得出进行艺术创造的结论,在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个性。 3.4关注学生间的交流合作 在课堂上我发现有些学生喜欢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也有同学比较内向,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为了实现学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应通过各种方法来促进所有学生在课堂上表达各自的意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允许多种审美观的存在。坚持在课堂上相互合作,坚持让学生参与活动获得实践经验,不仅培养学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的学习习惯,还使学生在表述思想的课堂交流中提高自己得出结论的能力,从而大大激发学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在课堂中逐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让他们在实践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 4.艺术理论起支撑作用 艺术事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能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提倡学生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宣传文化的先进意义,使人感受到艺术创作是一种有趣的运动,是一条重要的宣传先进文化的途径,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间接提高学生的艺术文化水平。实际影响是积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则取决于自身,主要指导作用有如下几方面。 4.1思想指导 美术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需要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并根据自己的独特性进行个性创造。然而,创作的前提是要具备一种独特的思想精神,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图形组合或者复制雕刻,而要经过仔细的规划,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深刻理解艺术的理论内涵,规范指导艺术创作活动。 4.2选择指导 任何艺术活动都是以实际题材为导向的,选择合适的材料可以发挥最佳效果。艺术理论对主题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根据实际理论选材,激发了学生的个人灵感,才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体现更好的艺术价值。 4.3创作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先进的思想理念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的,艺术创作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独立创作,这样才能取得成功。美术理论是艺术界的指导原则,是艺术创作者的指导思想。在进行美术创作时,理论知识对美术作品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对美术的创作起到指导性作用。只有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创作,才不会脱离艺术主体,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5.结语 艺术具有独特性,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应根据艺术创作的特点,培养学生对艺术学习的兴趣,只有产生了学习兴趣,才能更好地学习。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刻理解艺术创作的内涵,让学生进行创造性创作,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艺术创作论文: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艺术创作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比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分别在意识和物质两个层面,宗教神学的逻辑起点在上帝,黑格尔的逻辑起点在理念。弗洛伊德的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在“人”本身,不如说是对“性”的关照。那么,“性”就是他所提出的一切理论的基础。比如,在性本能理论中,他认为艺术创作和宗教活动实质上是性本能的表现。本文认为“性”的确是一种本能需要,但这种本能有着极高的精神含量,它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繁殖活动,否则,为什么某些不缺乏性生活的人还伴有精神空虚的现象?或者是因为事业无成,或者是因为心灵创伤等令他不愉快的事情而造成了精神空虚。可见,“快乐原则”并不局限在性活动的快乐中,“精神”决定着人对同一事物的很多不同感受,所以弗洛伊德从精神入手而分析人是很具科学性的,然而他将精神状态的根源归于性活动则有失偏颇。人是一种群居式的高级动物,因而存在一种对社会价值的需求,更多的时候,这种被他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和性欲得到满足的生理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即使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也经常说,精神可以改变人的生理状况,例如癌症协会的快乐人群。特别是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感性体验,更使得他的性行为成为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艺术创作可以与性行为联系之处,也仅仅在于它们同样都是具有精神含量的对生命的高峰体验,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同样性欲式的良好宣泄。 弗洛伊德在以无意识为根基的心理结构说和人格结构说中提出两个重大发现,即性本能的活动不能被完全抑制住,思维活动本身是无意识的过程。这包含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概念,即无意识是人的生物本能,是欲望的储存器,而生物本能欲望是人一切活动的推动力,它奉行快乐原则,不受客观现实的调节,为了寻找发泄的出路而达到满足,它总是力图渗透到意识中去。本文认为,人的思维活动有无意识的状态,但不代表它本身是无意识的,逻辑是人思维的高级产物,充满了深刻的理性思考成分,思维活动完全是有意识地力图将相关事物组织在一条锁链上的活动。弗洛伊德又提出,生物本能欲望是一切活动的推动力,但也不尽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推动一切活动的力量,而实行活动的人除有生理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在佛学中尤其得到重视,佛学也可以公平地与西方哲学交流)。除非有一个“精神需求也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前提,则使弗洛伊德的观点成立。但是,弗洛伊德是通过精神分析得到了性需求和无意识的理论,这是一种演绎推理,而非归纳推理。他的观点以人出发,最后却严重地忽略了人具有精神性的独特一面,将人的具有精神含量的生理本能与动物纯粹繁殖的生理本能混为一谈。 艺术作品是人的产物,必然带有人的烙印,人具有除性本能以外的多重的、复杂的、丰富的体验和情感。那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阐明了艺术创作的奥秘?还是20世纪某些艺术家在仿效他的观点进行创作?或者的确有些创作可以与他的观点一一对应?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思考。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自由的,世界上有那么多风格不同的作品,世界上有那么多性格不同的作曲家,每个人对于性体验的理想也大不相同,因此就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种活动对号入座。从古至今,艺术都是表达人心的,现代艺术更是以揭示意义和深度模式为前提的。除去表现主义以外,即使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表达什么,其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只解决音乐自身的问题”;即使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主义出于“创作不表达任何”的目的,而随意地以小刀在报纸上戳字构成文章段落;回到中世纪,即使音乐不能表达个人情感,个人情感只能依附于热爱上帝的宗教情感之上……但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他们恰恰是要表达一种音乐自身的活动和自由写作,以及追求普遍仁爱的意图,这是一种不表现具体感情的抽象的表现要求。从一个音到一个乐思、从一个乐句到一个作品、从一种微弱的音色到宏大的音量、从一种将民间素材与共性写作相融合到那些将各种音响样式综合拼贴的做法,其中都浸透着作曲家绝对的理性设置。优秀作品就是在这种理性设置和感性听觉上达到了平衡,并使这种平衡在听众心里产生共鸣。因此,音乐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高级产物。弗洛伊德怎能说思维活动是无意识的呢? 精神性的要求或者说审美理想是人类独有的,而自由和理性是不矛盾的,如果我们承认美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那么人类演进的根本动力就是人具有的丰富的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性活动。无意识也只是人类庞大思维结构中的一个局部,它不能占据充满社会性的人的思维的主体位置。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更加希求一种安身立命的依托,这种依托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层。如果说在刀耕火种的年代,物质性生存是第一需要的话,那么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社会,精神归宿便成为首要需求。事实上,无论远古还是现代,“精神家园”是人类内心最为本真的需要,也是人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而文化艺术就是“精神家园”的外在显映。这里又不得不提及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以及它所经历的古风文化、古典文化和希腊化三个时期。古风文化时代是古希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神话在这个时代形成,并且在今天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及;文学艺术中,诗歌、雕塑、壁画也初具规模。古典时代是希腊文化的黄金阶段,此时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戏剧,出现了在当今世界戏剧舞台上依然占主流地位之一的悲剧和喜剧,它们成为西方古典文学的经典读物;建筑方面的神庙的三种柱式和雕塑在今天的对艺术风格的探索中也依然倍受推崇。希腊化时代虽然已经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晚期阶段,但它的文化现象仍然推陈出新、辉煌依旧。比如建筑方面的缪斯神宫和宙斯大祭坛,还有伟大的群雕和个人雕塑作品。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化作品中看出,古希腊精神是“志在寻求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一种精神,作品孕育着古希腊人的好学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喜好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集中体现出一种“自由、民主、理性”的希腊精神,也被称为原点的超越性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原创性,主题具有永恒性。由此可以认为,希腊精神不仅属于古代世界,更属于现代世界。而弗洛伊德带给人类的启迪就是,让我们在从科学角度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新的对自身的理解,但这不是生存和艺术的最终答案。人类向前发展,我们只能通过真实的艺术创作,不断体会和感悟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包含着精神家园的方向。 艺术创作论文:汉斯哈克艺术创作的社会学理念研究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克开始关心文化政治议题后,这个议题就慢慢的把哈克引向另一种深度——历史性思考,历史性的艺术手法的解读也成为了哈克80年代的主导思想。哈克通过现有的社会政治现象透析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不顾一切手段让这些已深埋的历史重新穿上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另一种解读,他集中关注的历史性议题有对德国纳粹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思考、美国里根时期和布什时期政府的疑问、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的愤怒等等。 1988年哈克应市政新美术馆馆长沃纳芬茨(WernerFenz)之邀制作了《你们毕竟是荣耀的(》AndYouWereVictoriousAfterAll)这件作品,作品是在奥地利施蒂里亚省的首府格拉茨一年一度的文化节上制作的“,节日的特色是音乐会、舞蹈、歌剧、戏剧演出、电影放映、座谈会、文学朗诵以及艺术展览。节日的组织者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机构懂事的选择是从省市政府的代表中选出,而省市政府的代表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每年的秋天都会迎来这个节日,1988年作为20周年庆典的文化节上,总导演彼得武伊察(PeterVujica)准备用“艺术的内疚与纯真(”GuiltandInnocenceofArt)口号来表达,并建议在节日中应当提到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事。这起事件是奥地利所有公民的公共性事件,在1988年50周年上必定成为了这次文化节的主题。 沃纳芬茨邀请了1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格拉茨指定的公共场所上制作临时性的装置,而展览的名字就为《参考38/88》,由此可见展览主题必定与1938年的“并吞”有关。1938年,希特勒带着大部队进入奥地利时受到了全城的热烈欢迎,“就连大学的校长都给希特勒发去热烈的贺电,而神父则用祷告的方式欢迎纳粹的到来,一般大学中法学院的法律教科书上出现了新的德国种族法律,在报纸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焚烧犹太教堂的事情‘,格拉茨,一个存在犹太圣殿挑衅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地被人民的意志解决了’”③而在文化节上把这个历史性话题再次打开必定成为人们公开辩论的主题,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展览的启动可能会开启民众旧的创伤。芬茨把《参考38/88》展览的地址选在了纳粹曾经扮演显着角色的地方,如警察局总部,市中心,广场,这些地方曾是举行纳粹集会和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主教宫殿的地方,只有奥地利铁路局拒绝艺术家使用火车站作为艺术作品的场地。在《参考38/88》展览的目录前言上,芬茨这样写道“:这个展览挑战了艺术家面对历史,政治,社会,最后回归到知识产权的领土上的思考,展览的关注点被持续转移到了日常的人们的淡漠、无意识和倒退上”① 历史的片段把人们带回到了1938年的7月25号,这天希特勒在山脚下圣玛莉亚石柱(Mariensaule)举行庆典,圣玛莉亚石柱被藏在一个巨大的身披红布的方尖碑底下,方尖碑用纳粹徽章和题词写道“:你毕竟胜利”做装饰。希特勒授予格拉茨为“人民起义的城市”的荣誉称号,而格拉茨作为早期纳粹聚点理应得到这个称号,在“并吞”奥地利前的几周,数以千计的纳粹在海仁大街(Herrengasse)举着火炬游行,市政厅的阳台上到处都悬挂了纳粹标志,犹太商店的窗户也都被砸碎。芬茨指定圣玛莉亚石柱及其周围的地区作为艺术家场地的参考和一些根据其转化成纳粹的胜利柱外观的照片。“1938年7月25日,施蒂里亚赫布斯特(steirischerherbst)被重建。唯一和以前不同的是方尖碑基地周围的碑文。在黑色的背景上用白色字体列出纳粹的首选:‘施蒂里亚战败期间:有300吉卜赛人死亡,2500犹太人被杀,8000名政治犯的死亡或在拘留期间死亡,9000名平民在战争中丧生,12000人失踪,27,900名士兵死亡’”② 哈克的这件作品《你们毕竟是荣耀的(》如图2、3、4)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重建方尖碑,在原有的圣玛莉亚石柱上故意还原1938年格拉茨市的纳粹纪念碑,第二部分则是16个写满标语的海报广告牌,每一个都是119cm*84cm的大小,是由黑色、白色、红色构成,海报上的内容则是从1938年格拉茨的报纸、文件和传真摘录拼贴组成。无论从艺术手法还是对于公共装置的选址都契合了时下的社会氛围。首先,文化节主题是侧重在历史背景之上;其次,就1938年的“并吞”事件,文化节正好是在其50周年的纪念日上举办,迎合了这个时间契机。而哈克制作这件作品目的在于激起群众的思考,反思历史罪孽给当下人们心灵带来的影响。原来的方尖碑覆盖着红色的布,布面上有铭文和纳粹的雄鹰,清晰地看得到圣母雕像已被包裹在里面。这件公共装置煽动了人们对于五十年前的纳粹记忆,很多退休的人被激怒,那些人的这种情节是不愿回想过去、被过去牵连或是面对历史的沮丧感和内疚之情。所以哈克装置第二部分的海报常常被推倒,警察不得不日夜监督。大部分人对装置出于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把此装置的艺术观念视为攻击或是政治手腕的恶作剧。大概在展览开幕前一周的晚上,哈克的这件作品被投掷了燃烧弹(图5),虽然消防部门迅速赶到并扑灭了大火,但是大部分的红色面料部分和方尖碑的顶部被烧毁,原圣母的雕像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后经过调查,“两个市民从很远看到纵火犯,在警察素描草图的帮助下,纵火犯被逮捕在格拉茨街头,纵火犯是一个36岁的男子,该男子刚刚进入新纳粹圈。被逮捕的投放燃烧弹的始作俑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67岁的老纳粹。陪审员在审判和判刑他们,分别为两年半和一个一年半的刑期。”③被投掷燃烧弹的日期是1988年11月2日到11月3日的晚上,而五十年前的1938年11月9日到11月10日就是“水晶之夜”事件④发生之时,在奥地利所有的犹太教堂被洗劫一空,也是被放大火焚烧遭到严重破坏。燃烧弹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和地方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称这个纪念碑式一个耻辱的纪念碑,强烈的谴责和怀疑背后的政治动机。 在该事件发生后,格拉茨的一位艺术家理查德?克里舍(RichardKriesche)呼吁在下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废墟上用15分钟“默哀”来纪念“水晶之夜”事件,来自当地艺术机构和群众自发组织的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并一起讨论了这个事件。在这次文化节的开幕上“,格拉茨市长和副省长都强调在历史上需要更多的 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上,他们指出,任何在公共场所的艺术展览,难免有政治内涵,但对绝大部分来说是有利的”① 哈克关注这些历史性问题,让它们重新穿上了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了另一种解读。哈克除早期物理性装置作品外,中后期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及社会性问题的深层剖析,这里包含了艺术制度、企业赞助、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的自主权、政府执行力、历史文化问题,而哈克的艺术手法正如社会学家那样对现象有着一针见血的批判和另一角度的解读,正如布尔迪厄评价哈克的作品那样:“汉斯?哈克的作品包含了对艺术界、对艺术作品的产生条件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将具有社会学性质的意见和思考完全融于艺术创作之中”。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论梵高艺术创作的人文情怀及艺术价值 [摘要]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世界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驱。梵高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市场价值,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为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艺术巨匠。论及自然生命,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就是其短暂的一生,梵高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关键词]梵高艺术创作;人文情怀与艺术价值;世界艺术史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其作品如《星夜》《向目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艺术。1890年7月29日,梵高因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美丽的法国瓦兹河畔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时年37岁。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伟大的。梵高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天价,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富含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催人泪下、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苦难情感世界以及撼人心魄的传奇式绘画历程。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巨匠。 一、孤寂的情感世界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梵高出身于牧师世家,他从事过画商工作,做过短暂的传道士,也曾想仿效基督做一个心灵高沽的圣徒;他曾经历过痛苦的恋爱但一次次的以失败的打击而草草收场;感受过被人误解的孤独与无奈;最后执着而疯狂的用全部的生命把绘画艺术推向一个极致。他一生悲悯人类的苦难,并希冀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去救赎别人,以真实的自我感悟自然,以独特而博大的人文情怀和苦难精神把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其艺术作品中得以诠释。梵高是真实的。他一生热心于帮助贫穷的人们,并深入其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关爱这些善良朴素的心灵,他经常保持虔诚和永恒的爱心去品读圣经教义并以自虐式基督精神在生活中践行自己的信念:他大量翻阅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不倦地汲取精神食粮;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坚持自我,努力工作,即便在生活最困苦最疲惫、在身心最孤寂最无助、在所有人都不理解而被当作异类而遗弃的时候,梵高还是始终在工作,直到自己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生命本身带有极大眷恋。“悲情永驻”(the sadness will lastforever…)这句他的遗言让所有人对其死神袭来的悲凉心境凄然泪下,历久无法平静。“…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这是通向上帝之路,也是通向坚定不移信仰之路。”梵高宗教般的人文情怀和艺术信仰超越时空,他悲悯的苦难精神和真实的人格情操万古不朽。 爱情与事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梵高苦难的生命或许是从他接二连三的失败爱情开始的。当21岁的梵高在伦敦古比尔公司勤快工作的时候,此时的他,性格孤僻而不大合群,甚至有点古怪和偏执,期间,房东19岁的姑娘厄修拉像一只婉转的百灵鸟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天使般的姑娘一下子迷住了正处在青春萌动期的梵高。而后,厄修拉彻底改变了梵高孤僻的性格,把他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带出来。让他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他神往恋爱、渴望厄修拉的爱。然而。当他一厢情愿鼓足勇气向厄修拉求爱时,梵高却意外遭到了已经订婚的厄修拉的断然拒绝。初恋的痛苦使梵高的性格更加怪异,他一度消沉和迷茫,巨大的伤痛和孤寂使他渐渐趋向宗教,短暂的传道士经历由此开始,悲悯的人文情怀由此逐渐清晰。梵高的伤痛还远不止他的初恋和传道士职业的破灭。当他爱慕的表姐凯特残酷无情地用她那蓝黑色的眼睛盯着梵高说出“不。永远不,永远不”以及姨夫斯特立克向他说出“滚出去。永远不准再来!”之时,巨大的悲痛彻底地粉碎了梵高的梦,他又一次尝到了事与愿违的残酷苦果。后来,梵高遇到又丑、又醉而且还患有性病、怀孕的妓女西恩,他们在一起过了20个月后迫于压力最终分开,他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直到他的邻居——一个老处女爱上他却遭到家人反对而自杀后,梵高幡然醒悟:对他来说,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永远不会垂青在他身上。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而后,悲悯的人文情怀又一次于梵高的艺术作品中得以展现。 二、独特的生命蜕变与疯狂的艺术情怀 从某种意义说,梵高的人生轨迹并不是由自己一手所策划的。梵高一直活在世俗和家人的既定法则和意愿中,但是当他遭遇了痛苦的感情世界、悲悯的传道士以及自虐式的基督情怀和种种不幸后,他开始领悟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一切关于上帝的说法都是天真幼稚的说辞,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一片浑噩、悲惨、苦难、残酷、煎熬和无尽的黑暗。他对世俗开始怀疑、不平、仇恨……这些都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将有所改变。终于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伴随着痛苦的冲突和摇摆中彻底的发现了自我。 正如梵高自己所说:“我也会有用处的,我也感到自己生存的理由,只是要怎么做,我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对哪一方面有用?”是上帝给予他天才式的思想和智慧。由于以前对绘画的了解和热爱,他的脑海中时刻流传着对绘画的热望,这种急切的愿望正在超越其他一切感觉,而即将奔涌出来。“经过了’这些虚度的岁月,我终于发现了自己!我将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一定要成为艺术家。那就是我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原因,因为我不是那料,现在我已经抓住了永远不可能失败的东西。”梵高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绘画生涯。 初涉画坛之前,梵高通读了狄更斯、斯托、雨果、莎士比亚和米什莱等大师的文学著作。接触和鉴赏过包括夏尔·得格鲁、伦勃朗、吕斯代尔、巴比松和海牙画派等大师的艺术作品,并以米勒和伦勃朗等大师为导师,精心临摹了自己喜欢的大量作品。一开始梵高就显示出对绘画惊人的敏锐力和感悟力。在寻求自己绘画的艺术道路上。梵高先到布鲁塞尔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然后在法国的埃顿、海牙、纽南和安特卫普辗转学画。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农民肖像画和风景画。作品大都以灰暗的色彩表达了画家内心的苦闷孤独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怜悯。 梵高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艺术创作状况,而后他来到巴黎。期间,在弟弟提奥的引荐下,梵高结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并得到毕沙罗的赏识和指教。他尝试着学习运用明亮的色彩,于是,其艺术作品也逐渐明亮起来,并通过技法、运用点状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将其对艺术的满腔热情表达出来。此时,梵高总是处于创作的狂热之中,他的艺 术风格也因此独树一帜,并成为后印象主义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浮士绘”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艺术因为其色彩鲜明、线条简明而又富有表现力打动并唤起了梵高的共鸣。他吸收其精华,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加以实践,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特色。这种博采众长、使东西方绘画技法集于一身的做法,致使梵高的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超越了欧美同时代许多优秀的大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后,拥有印象派灿烂色彩和东方艺术简洁线条的梵高,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情感需要倾泻。他已不满足于巴黎的阴郁,他向往着更加光明的地方,因为他心中有着十倍于太阳的热情,急需一团烈火来加以引发。于是他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这里到处辉煌,梵高的天分和激情完全得到了表露。他曾如此白问:“我的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呢?”现在,那个莫名的东西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爆发出来。他以惊人的勤奋不间断地进行创作,阳光让他兴奋,他用艺术描绘着象征热情、光明和生命、富有金黄色彩的太阳,描绘着阳光下的田野,描绘着田野周围生活的农民。热烈的太阳神给了梵高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高涨的创作欲望驱使梵高投入近乎疯狂的工作之中。期间,他大胆创新,大量运用红、黄、蓝等原色。尤其喜欢用红色、黄色及柠檬黄和橘黄。他认为。这种红、黄原色产生的强烈效果会给受苦难的人以希望,也会给自己以慰藉。他的作品色彩炫耀,笔触激情有力,一笔一画之中运载着奔涌不息的情感激流。粗犷、豪放、充满动感,紧张、强烈而富节奏。这些伟大的作品传递着梵高满腔激情,表现出一种既热烈又悲伤、既躁动又孤寂的内心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完成了200余幅油画和许多素描作品,他的绘画技法臻于成熟。 但是。他那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外表、忧郁孤僻的内心及其意气冲动与暴戾的性格使得人们害怕他、讨厌他,甚至有人把他当作疯子。而他却以高度的绘画热情忍耐着人们对他的误解、敌视甚至驱赶,终于在一次割耳事件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忍受着内心不被人理解的巨大痛苦和身体的极度折磨,而他体内燃烧的绘画激情却从没有停歇。这时的梵高开始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来作画,激越而狂放。作品还使用了一些旋转、扭曲的线条,扭曲的笔触向上升腾着,画面给人一种流动感,并体现着、充满着力的搏斗。这正是梵高内心所追求且意欲所反映的深刻的思想意境。这种境界体现着梵高桀骜不驯、不屈于命运、积极向上且与命运抗争的人格与精神。但是。梵高还是没有战胜精神分裂抑或是癫痫的巨大创伤,他还是向自己扣动了扳机……。倒下的36个小时后,一个幽灵飘向了极乐世界。半年后。他的弟弟也辞别于世,他们生前永不分离,死后仍旧魂魄不离。 三、不朽的艺术价值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会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但是面对梵高绘画艺术的真实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力的追求及对苦难民众不屈于命运的关切之情,我们会为之一震。因为这种面对社会丑恶、腐朽而表现出的不屈的精神将鼓舞后来者在艺术长河中不断地探索与追求。 论及个人,梵高无疑是不幸的,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信念,痛苦的疾病折磨,孤僻、直率、执着而神经质的性格使他难以融入当时的社会,并与人为善相处。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缺陷成就了梵高的不朽。他以广博的文学修养,宽厚的人文情怀,博大的同情心,悲悯的基督精神,火热的创作激情,独特的绘画技巧,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燃烧在绘画艺术中,形成了他得以不朽的艺术生命。 梵高的不朽来自于他高度自觉的自然观绘画思想。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返回自然”的自然观思想。自然观思想认为,艺术家只有投身自然。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诠释美的生活。凡高的艺术创作深受自然观思想的影响,他以宗教徒般的虔诚走进自然,诠释人生。他以其孤寂的生活和楚苦的精神世界为创作背景,运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自然世界。凡高描绘出的自然世界不是纯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内化于人的“人化自然”。他通过绘画艺术将自身的内在心灵与其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正如梵高所说:“在见到诸多自然事物时,如当看到一片树木时,我都能看到自然的表情,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我甚至奢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某种斗争的方式。”于是,作为一名艺术者,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求人生意义与自然的本质之关系,他说:“一名社会劳动者形象,一片沙滩、天空与海洋,一块犁地上的犁沟等,都理应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将这些自然物描述出来都是不容易的,但由于他们都是生活之美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终其一生从事于表现这些自然物之美,确实是值得的。”因为反映自然之美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梵高常处于一种精神极度亢奋的状态来进行他的艺术创造,正因为这种执着,梵高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反映出来自然的“生气与真诚”,打动了有灵性的艺术之人,并传于后世而永不退色。 梵高独立特行的创作精神与思辨意识也促成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梵高也曾震撼于米勒、伦勃朗、德拉克罗瓦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更多的是吸取其创作精华,注重自身情感的表达,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追求形式和心理的平衡。梵高绝不墨守成规地照搬传统和如实地描摹自然,他终其一生努力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梵高反复强调,艺术创作要“尽情地表现自我而不是努力地表现眼前之物”。梵高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却用短暂的一生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他用他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人生和人文情怀,震撼着后来的每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们。他的艺术作品在他去世近100年后成为了世人以天价竞购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他悲悯的人文情怀及疯狂的艺术情怀,并由此带来的无穷的艺术价值。梵高及其艺术作品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门,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导。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艺术创作论文: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人的情感创造了艺术,反过来,艺术又创造了人的情感。两者是互动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丰富了人的生活,细腻、升华了人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性表现。古罗马的美学家朗吉弩斯在著名的《论崇高》中曾经写道:“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为自己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直没有了压仓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它们每每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 确实,情感(尤其是激情)一方面构成了美术的真正中心,而另一方面美术创作中所选定的视觉对象必须不仅仅是美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受感动的,而且还必须对其内在的意味加以自己彻底的情感体会。因为情绪的肤浅往往导致作品的空洞无物,而理想的画面则应该是一种情感的凝缩。所以,也只有那些真正使创作者本身也甚为所动的情感体验,才能成为震撼或抚慰观者心灵的内在力量。 正如贝多芬的名言: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大致上说,人类感情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很多同艺术世界关系密切的情感,如:孤独、惆怅、悲壮、压抑、空旷、崇高、庄严、神圣、荒寒、淡远、宁静、凄清和敬畏等。 英国唯美主义、提倡“艺术至上”论的代表人物王尔德(o.wilde,1856-1900)曾说:“伦敦一直有雾,可是谁也没有见到雾,对雾不了解。直到艺术创造了雾,雾才开始存在。”当莫奈在英国展出他画笔下的伦敦时,英国人却犯疑惑了:我们身处其中的“雾都”果真是画家笔下的那般面目吗?那些很灰或珠灰的雾气怎么一到法兰西人的眼中就变成一片紫红了呢?然而,当英国的观者疑惑地走出展览厅时,他们无异于经历了一种体验最直接的真理的快感,因为自己头上的雾气真有某种紫红的色调!莫奈的情感体验和艺术创造,就这样使伦敦的市民几乎是唤了一种眼光来看自己的城市。而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在看了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道路》一画后,他第一次看见了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人是有情感的,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就必须把他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认识情感凝聚在形象身上。否则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就是零。艺术作品的形象必须是艺术化了的形象,其中渗透了浓厚的情感因素,并且能引发艺术欣赏者与之产生相应的共鸣。对任何事物、对任何美丽的风景、人物,画家不溶入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溶进对该事物的理解和态度。不想用自己所熟悉的表现形式予以表现的话,我认为他是不会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偶然创作出来也是空洞乏味。不会给人以美感或联想,或给予人以启迪。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作品也就没有了价值。 艺术家是人类审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丰富情感的人,并且主要运用独特的思维和技能去表现人类丰富的感情。艺术是真实情感的表现性形式。表现不仅仅是表达,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思的活动,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才是一种创造活动,它所创造的不仅是形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的体现。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不会有好的艺术创作的。 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艺术创作的目的性,艺术作品存在的目的性是什么呢?答案十分重要:是同情。所谓同情,就是我的情感与别人的情感统一,或者别人的情感与我的情感统一。艺术家追求同情。同情作为一种精神的需要,是人类自身发展更高层次上的需要。如果艺术家并未体验到某种情感,他就不会有表现的冲动,从而也就不会有艺术创作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同情是艺术的生命。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艺术家由于受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的驱使,必然要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他的作品,从而导致其个人生活的破坏,因此,艺术家的生活即使不说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极度不幸的。”凡高是天才,是狂徒,是悲剧的主角,是大众画家。凡高的激情,来自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认识的人们所做的按捺不住的强烈反应。凡高通过绘画语言,力图传达、说出内心深处的凄凉和孤独。这是普通日常荷兰画无法说出的。凡高的成就是通过线条和色彩把这种孤独表现在画布上,使孤独这种情感成为绘画的语言而得以确立,从而丰富、拓宽和深化了人类的情感。他的成就就是用绘画语言说出孤独这种普通日常语言很难说出的、很难加以描绘的抽象情感。凡高是个极端敏感的人。世界的不安传达给了凡高,感染了他,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孤独,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然后他把孤独、凄清、压抑、苦闷和忧郁——这些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幅幅油画。而一切深刻的绘画作品都包含了孤独等的情感或元素。 艺术家在整个艺术活动中是以情感人的,处处离不开情感因素。艺术创作的动机,追根于艺术家丰富的情感因素。艺术创作不是冷静的分析、判断,而是动静的描摹、表现。在所有艺术作品中,无不充斥着情感这个概念,也只有在如此深奥的领域内,才能被艺术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产生好的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论文:论荣格“集体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摘要】“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艺术创作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本文分别从概念、结构组成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艺术创作应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的创作原则。 【关键词】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艺术创作 “集体无意识”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荣格提出来的。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的学生,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荣格发展了佛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无意识具体地区分为:误差无意识、病患无意识、梦幻无意识、本能无意识、习惯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按照荣格的话说,“集体无意识”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遗存既包含了人类先天的生理学意义上的遗存,也包含了人类后天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的遗存。 在荣格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了“无意识”这一概念,但这种纯心理学意义的“无意识”只是一种“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只是客观个体的一种意识属性。正因为如此,“无意识”理论仅仅只可能用于研究客观个体的无意识行为,例如“释梦” [弗洛伊德将梦认为是人在无意识状态下(梦中)“愿望的满足” ]及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医生可以从病人的习惯行为中找到习惯无意识,再按照他或她的习惯无意识就可探索他或她的心理病因,最后可采取相应的心理治疗方法)。 而“集体无意识”的提出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它第一次将心理学从纯个性化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将心理学引入了广阔的人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以及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宗教……)。 就艺术理论而言,“集体无意识”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如果不理解“集体无意识”就很难将美学和艺术学置于坚实的地基之上。 简单地说,无意识就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人们常常也将其称为“潜意识”。我们认为“潜意识”一词也许比“无意识”好,因为“无”字往往易发生误会,“潜意识”可能会更好。 人类的“无意识”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人的种群无意识,或者说是人的先天本能无意识;二是人的后天社会生活习惯无意识。人的种群无意识是人在漫长的种群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无意识,人在历史长河中会出现多种习惯思维方式,但随着岁月默默的无情冲刷,习惯思维方式在意识中被淡化了、隐退了(所谓时间能改变一切)、沉淀了,变成了无意识。此种无意识就历史而言是习惯无意识,就我们今天而言就是先天的本能无意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先天的本能无意识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后天的历史的无意识,只不过是因为人只能将自己生命时间段之外遗存的习惯称之为先天的。 在简单的讨论了“无意识”之后,我们再看“集体无意识”。从学理上讲任何意识都只可能是人的一种个体心理活动,或者说任何意识都只能依附于实在的个体,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也就是说,某个具体的意识(心理活动)不可能实在地依附于某个抽象的群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指某一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共同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是某种集体的(无)意识,而是(无)意识的某种集体。按此种理解,“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某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一种公共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同样的应包括两个部分:人类进化所形成的共同的无意识——公共本能无意识,以及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公共习惯无意识. 下面就来谈一下“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美是能引起我们产生愉悦感(美感)的形式(形象、符号、外观、样式),艺术是用美的形式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表现真与善),因此,我们在进行任何艺术创作时首先要求艺术作品具有高水准的艺术美,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令人产生愉悦感(美感),才能感动人,才能让欣赏者愉快地接受你的艺术作品,所以莱辛说“美是艺术的最高法律”。任何艺术作品仅仅是只有美的形式也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具有健康的内容,它必须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只有这样“形情并茂”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所谓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艺术,严格得说它们并不是一种艺术,而只是一种美的创造。欣赏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作品实质上只是欣赏纯形式美,欣赏视听冲击,而不是欣赏艺术。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艺术创作必须同时关注形式美与健康的情感意志,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存在什么理论原则?或者说应该遵循什么理论原则?实践告诉我们,某一形式它是否美,不是由形式自己说了算的(不是形式的固有属性),而是由艺术欣赏者按照他自己的审美心理所认定的,所谓“人是美的立法者”。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意志是否能为欣赏者所接受也是由欣赏者按自己的情感意志所认定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人的审美心理、情感意志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人的一种超情感无意识。 原则上,从个人的心理层面上说,每个人的审美观点、情感意志都是个性化的,这下麻烦可就来了!我们怎么可能进行艺术创作呢?难道艺术家可能为每一个人进行艺术创作吗?艺术家可能理解每一个欣赏者吗?幸亏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人类之所以能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其最终根源就是由于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公共的审美心理、公共的情感意志,公共无意识是上帝(自然)建构于人类心灵之间的一座公共交流之桥。 当我们理解了公共无意识,又了解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之后,艺术创作的原则就浮出水面了。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用某种美的形式去表现自己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艺术欣赏是按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去理解艺术家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实际上创作心理与欣赏心理是“互逆同构”的,如果是自娱自乐,则两者的心理是完全互逆同构的,或者说是互逆同一的。完全互逆同构的,或在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之间显然是存在差异性的,然而幸运的是,此种差异通常是被两者之间的公共无意识所覆盖的。他们通常都能在差异的条件下找到公共的无意识。尽管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差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的情况总是主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得出极其重要的创作原则:艺术创作应尽可能地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说具体一些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应尽可能地接近受众群的审美心理(公共审美无意识),艺术作品表现的情感意志应尽可能地贴近受众群的情感意志(公共情感无意识)。任何艺术都是具体的,它必然也只能面对某一特殊的受众群,因此在艺术创作时艺术家心中必须对受众群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同时对形式美和情感意志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与受众群协调的定位,唯有这样的艺术创作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说到底一句话,艺术创作的关键是准确地紧紧地抓住受众群的公共无意识——公共情感无意识。 下面举两个实例对上述原则加以说明。 首先以儿童文学为例,在文学中儿童文学占有一种原始性的地位,它是全人类的启蒙老师。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儿童文学家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灰姑娘”、“丑小鸭”所传递的情感意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曾在它们的陪伴下成长。许多童话语言现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话语,已经成为人生哲理,已经渗入了人类的公共无意识。 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应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这些作品中那种朴素、纯真童趣的形式美打动了儿童幼稚、天真的公共无意识,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小读者。再就是作品以儿童形式美所透露(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情感意志温暖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善良的赤子之心。儿童的心是一颗最鲜活的原始的心,它充分地代表了全人类的本能无意识,儿童的心是人类本能集体无意识的一块精美的活化石。 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歌文学不仅能打动孩子的心,而且能震撼每一颗成人的良心(成人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不仅是孩子的“美味”,也是成人的“佳肴”,同时能让成人在返璞归真中获得启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是“童叟共赏”的,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财富。遗憾的是,今天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一切都成人化、市场化了,眼下的一些“儿童文学”,既失去了儿童喜爱的形式美,也找不到儿童的情感意志。社会丧失了童心,作者丧失了童心,人类似乎也丧失了童心!不少有识之士也曾大声疾呼,为儿童呐喊,然而这一切也许都是狂然。作家丧失了童心(儿童公共无意识)怎样可能写出童心!要写好童心,惟有自己有一颗童心。人类离开了童年也许是必然的,成年虽并不是坏事,但我们不希望它很快地就步入老年,至少在心理上不能如此。 再以爱情题材为例,人们常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主题”,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艺术理论家,绝不应仅仅停留于承认此事实,更重要的是应探索,为什么?其实,此种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根本心理学原因是: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公共无意识,而且就时间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本能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凡是优秀的以爱情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总能激发每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公共精神财富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爱情题材作品的成功绝对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类的本能公共无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优秀的爱情题材作品必须尊重历史的社会的习惯无意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爱情,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爱情,每一类人有每一类人的爱情,我们不可能将焦大的爱情与贾宝玉的爱情观相提并论,也不可能将薛宝钗的爱情观与林黛玉的爱情观相比。一切爱情艺术作品惟有能从爱的个性中展现了爱的公共无意识才是好的作品,才可能获得并征服广大的欣赏者,也许可以说,爱情题材只有是个性的才是人类的。 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灵超越肉”的爱情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式的爱的确是对至高无上的爱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的追求。我们认为,现实的爱情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情爱去取代去排斥,但更不能让情爱完全依附于,追求情爱与的同一也许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审视现代世界艺术中的爱情,几乎被全盘物质化、肉欲化了,陪伴他或她的除了豪宅、洋车之外就是时装、珠光宝气……。艺术是反映生活的,当然必然会反映现代社会生活,但艺术不仅应“告诉我们正在怎样生活”,艺术更重要的是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艺术创作论文:论油画艺术创作中形式语言的运用 一、油画艺术语言的运用 油画人人都可以画,但是一幅好的油画要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要能够通过这种艺术语言与人的心灵进行对话,油画这种源于西方的古老的艺术形式,其艺术形式语言极为丰富。这种油与颜料混合以后涂在画布上的艺术一方面巧妙的利用了油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则灵活的借助了颜料的遮盖力籍以表现所要描绘的对象。油画的色彩十分丰富,但是光有色彩还不够,油画的最大魔力在于它的由深及浅,逐层覆涂而产生的强烈的立体性的质感。油画的形式语言可以通过以下技法实现:构图、线条、空间、光感、质感、笔触、肌理、明暗、色彩等。画家通过灵活运用上述因素经过画家笔触的托、拉、提、扫、抹等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画家自己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就以具体油画作品为例向读者展示油画的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二、以作品为例浅析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一)形式语言中的对比与和谐的运用 笔者以广州美院油画系副教授,广东美术创作院画家谢楚余的作品《抱陶女》为例对对比与和谐这两种主要的形式语言做一个运用上的深入透析。 《抱陶女》的创作背景是源于画家对女性美的赞美、欣赏,模特原型分别是来自混血女孩、汕头女孩、青岛女孩三位模特女孩。 1.首先我们来看《抱陶女》中的第一种形式语言——对比。女孩交叠着的双手紧紧抱于右胸的陶器,与女孩曼妙的身体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这种对比迥来自没有生命的物体与鲜活美丽的人体之间,大与小、高与低、丰满的陶器与清秀的胴体、女孩炯炯若语的双眸与陶器的两只像眼睛的双耳。画家通过上述对比刻画了一个集大成的中国女性的美。 2.下面我们再来看《抱陶女》的第二种形式语言——和谐。 女孩松散的系于腰间的那块白布的下摆的下半部分被画家不经意间染上了背景的海的颜色,这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和谐,象征了女孩的纯洁与大海的广阔。 画家把中国女性的柔美通过与女孩的胴体与陶器、女孩的胴体与大海、女孩的胴体与岩石、女孩的胴体与天空进行了强烈的既有对比又有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向读者传达了中国女性的典雅、清新、纯洁、自然的美。给读者以感官与心灵上的双重升华、双重享受。 (二)比例与尺度 比例与尺度是在一幅画中追求一个完美的图形必须具备的协调因素。 在安格尔作品《泉》中的运用:安格尔在这幅画上展示了可以得到人类普遍赞美的美的恬静、抒情和纯洁性。画中人体的整个造型以垂直轴为中心对称,但整幅画中却找不到真正的垂直线,画中那个姑娘优美的身体曲线又与水罐里面流出来的直线性的水柱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也很好地表现了姑娘的生命活力。这幅看似简单的画实际上充满变化,它从单纯中见丰富,复杂多于统一,带给人无穷的艺术魅力。 (三)对称与平衡 对称是一种秩序、庄重、有条理的静止的美,而均衡则是打破静止局面,追求一种活泼、轻快的富于动感的美。 在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中的运用:《雅典学院》全画以纵深展开的高大建筑拱门为背景,大厅上汇集着著名学者,中心透视点的层层拱门,直通遥远的天际,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环境,这幅画的色彩处理也很协调,建筑背景全是乳黄色的大理石结构,人物的衣饰有红、白、黄、紫、赭等色相交错。透视法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深远感,连地面的图案,拱顶的几何装饰结构,都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 (四)节奏与旋律 节奏和旋律使艺术作品有起伏变化、抑扬顿挫的美感。 在列宾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运用:狭长的画幅展示了纤夫的队伍,阳光酷烈,沙滩荒芜,穿着破烂衣衫的纤夫拉着货船,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纤夫们的年龄、性格、经历、体力、精神气质各不相同,画家对此都予以充分体现,统一在主题之中。全画以淡绿、淡紫、暗棕色描绘头上的天空,使气氛显得惨淡,加强了全画的悲剧性。 三、结语 由此看来形式语言的探迹是可寻的,也是无规矩可以套用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从而自觉地形成对油画形式语言探索与研究的习惯,最终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形式语言。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学术发展创新思路 1学科方向变革的背景 随着全球科学格局的变化,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需要调整变革与创新。所谓科学大格局应该包括着概念的更新,思维模式的转变,理论框架的构建与付诸实践行动的指南。其中的重要因素,应该是科学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观的深化。当英国物理学家史迪芬•霍金在1974年做黑洞预言时,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惊。黑洞是一个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物质和辐射从中逃离的边界(eventhorizon)所规定的时空区域。黑洞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体积会缩小,质量要无限大,甚至会爆炸。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脱。当恒星的史瓦西半径小到一定程度时,就连垂直表面发射的光都无法逃逸了,这时恒星就变成了黑洞。说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似乎”就再不能逃出。由于黑洞中的光无法逃逸,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宇宙中黑洞的物质运动是不规则的、非线性的、不确定性的,显然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2010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宣称,科学家通过美国宇航局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在距地球5000万光年处发现了仅诞生30年的黑洞,其中有90%的暗物质。尚今我们可以看到的物质只占宇宙总物质量的不足10%(约5%左右)。暗物质无法直接观测得到,但它却能干扰星体发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能被明显地感受到。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5倍以上。 暗能量更是奇异,以人类已知的核反应为例,反应前后的物质有少量的质量差,这个差异转化成了巨大的能量;而暗能量可以使物质的质量全部消失,完全转化为能量。宇宙中的暗能量是已知物质能量的14倍以上。上述宇宙天体的观测与发现又会对中医药学有什么影响呢?中医药学确切说不是唯物为主的,而是以唯象为主体,是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关系本体论,注重能量与信息的时空转换等,这些无疑是与现代大科学的宇宙观相吻合的!始于20世纪中叶的一个争论比较久远的问题,那就是中医药学被称做经验医学,学科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资深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对中医中药的事业很关心。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医药学有自己的理论,中医药学的理论是现象理论、非线性理论、是巨系统的复杂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科学哲学的底蕴,体现了中国人崇尚真、善、美;另一个方面,它能够指导实践,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其与线性科学不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思维模式。上世纪初期,西学东渐,还原论盛行,还原论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工业文明的进步,给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功不可没。然而还原论的盛行,特别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否定了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重大的错误。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迎来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呈现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行的时代,全球截止到2009年已有720多所孔子学院,关注学习中国的文史哲。长期的农耕文明、象形文字造就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形象思维决定着我们重视观察和体悟。我们重视病人的客观表现,做好望闻问切四诊的检查,就是通过四诊收集到病人“象”的表现,医生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于“象”作出分析,是临床医生诊疗工作的依据,这是主体的认知过程,将主体、客体、象、意、体结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象思维。“象思维”属于动态的整体,其所使用的工具有视、嗅、听、味、触等感知层面,还可有超感官之形而上层面的内容,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如老子的“大象无形”、顿悟等。 健康理念的更新是21世纪中医药学重要的源动力。20世纪以还原论为主体的西医学是建立在以“病”为中心的模式上,今天则需要从诊治“人的病”向关怀“病的人”转换。忽视了主体是“人”,过度注重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忽视人文关怀是错误的,以致出现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发病率增高又得不到合理的诊疗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均重视了医疗改革,突出表现在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理念的更新。健康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医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人类的生活满意度与生存幸福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医疗需求和实在的疗效,重视个体化医疗与循证医学证据等,这是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医药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可引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其整体医学思想、多维恒动的关系本体认识论、顺应自然的各种疗法有其存在的广阔天地。为此,中医药学学科建设要坚持我主人随,弘扬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重视传承和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要植根于大科学的背景之下,要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所谓大环境的变迁应该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要服务于大卫生的客观需求,促进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朝向全社会的广大民众,要提高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公平性和社会可及性,要让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及时、合理、安全、有效的防治,对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吃得上药、吃得起药,能够把中医的适宜技术加以推广,更要重视人文关怀,及时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实现中医药学科的总体目标,科学与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来建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科建设要贯彻“我主人随”的原则。20世纪的中医前辈们是为了中医的生存而奋争,现在我们需要面临的是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谋策略。我们主张以国学、国医为主体,有主有从,中西结合,同时,欢迎和团结一切关心中医药学发展的多学科人员与社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2中医药学学科方向概述 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和人群的健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是在自然哲学的引领下实施医学健康行动,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以辨证论治为主体方向的个体化诊疗手段,不断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共识性的循证证据,进而提高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性与技术的可及性,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国内外通行标准,不断地提升中医药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自然哲学是任何自然科学的引领指针,在“道”的层面。本世纪的自然哲学观重视系统科学为核心的网络信息链接为主的模式,强调关系本体论和实践第一性的观点。这也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重要的挑战。纵观上世纪医学科学的发展轨迹,是以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中心展开的纯生物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代价是医学人文的失落,浪费主义盛行,卫生资源的短缺,寿命虽有延长但伴随痛苦的增加,眼中只有“病”而没有主体的“人”,过度追逐科学化,以生物学标准判别疗效。虽然在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发现了医学主体“人”的复杂性、能动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特质,尤其是现代宇宙观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人们视觉域的不断拓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医药学带来的是更多的机遇。新的自然哲学观引领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强调的有: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主张整体系统的和谐与统一的理念,注重关系本体论的认识方法,在真实世界的背景下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注重人文关怀、人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能力的培养。 把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作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中医药学历来是重视“人”这一主体因素的。“人为本,病为标”、“治病救人”等理念深刻烙印在中医药学人的脑海中。人有生物学属性,更有社会心理属性,每个人均有1×1014个细胞,同时还有寄生于人体上比人体自身细胞多10倍的细菌,多么庞大的军团!人的健康问题又是十分广阔的天地,中医药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目前中医治未病(包括亚健康防治)思想与工程不断推进,中医养生和中医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十分活跃,中医心理学也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在中医药学的研究领域,“十一五”期间国家各类研究计划把重点放在了现代难治病的辨证论治方案和证治规律上,其中包括临床流行五病,即高血压病、冠心病、中风病、肿瘤及糖尿病;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也有专项资助。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2010年的手足口病,中医药在防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优势病种上,以辨证论治为主体的方向,如何把握好时间、空间的转换,寻找到证候演变的拐点,有效诊治与阐发机理是我们的优势。譬如冠心病,有胸部闷痛、心电图不正常,可以确诊为冠心病,然而介入造影检查冠状血管完全是通畅的,未见有斑块,它只是微血管的血循障碍;中医称为“病络”,是络脉的病,按“络脉者,常则通,变则病,变则必有病络生,病络生则络病成”,通过审证求因、明辨导致病络的核心病机,依据共性的病理环节进行治疗,运用复方中药的标准汤剂多获较好的疗效。以“证”为人类健康维护的中心加以展开,“有是证,则用是药”,贯彻“我主人随”的主体性原则,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天人相应、形神一体、动态时空等,均有其合理的内核。 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针对中医药优势病种诊治疗效的共识性问题有二:一是疗效的循证证据不足;另一是担心中医药技术的安全性。前者要不断地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公认的循证证据,这是目前中医药学术领域重要的方面之一。要充分而客观地看待循证医学,一要学,二要懂,三要用,四要知道局限性,五要为我所用、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关注“人”和“病人”的评价研究,如自我感知、心理承受、知情同意等。在安全、有效、稳定的大前提下亟待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这是一把公平的尺子,是人们均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否则难以比较,无法约束而使行业行为处于无序的状态。要以全球的视野去处理中医药学的相关问题,这样才有一定的高度,才有和谐的发展环境,才能使中医药学有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现今提出的中医药学学科方向的调整变革问题,是基于目前二元论与还原论逐渐被多元大科学的革新所取代,同时一元论与系统整体论的兴起也需要不断地拓展,把“人”放在天与地之间来看人的健康,来看人的疾病,精气神一体,象与形融通。我们主张科学和人文融合互动,然而医学的方向不能够从人文到人文,如果是从人文到人文,过分强调象思维,不与形体融通,就不能更好地维护健康。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现在人们问责大学,问责大学培养的人才社会适应性差。从中医药学科看,主要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实践技能不足,亟需强化基本功训练等。值得思考的中医教育是跟着西方的模式走,是借鉴,能赶超吗?要重新调研,要吸收宋代书院及太医院教习,优化目前中医药学的教学资源,闯出中国人自己的路! 3中医药学学科方向内涵的调整 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朝向个体化医学(personalized)、预测医学(pre-dictive)、预防医学(preemptive)、参与医学(partici-patory)(简称4P医学)作出调整,以适应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与网络医学(networkmedi-cine)的发展。东学西学融合提倡4P医学,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药物遗传学从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个体化医学的概念也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于药物遗传学的发现如何去发展个体化医学,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患相同疾病的不同病人,现在的用药方法是用同样的药,而在将来的个体化医学中,由于可以预测不同病人的药物效应,即使是治疗同一种疾病,医生也可能根据病人的遗传背景来选择合理的药物和最合适的剂量。同时,医学模式中的心理、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也是个体化医学的重要内容。显然中医药临床医学的核心———辨证论治的理念与技术将在21世纪的个体化医学方面有充分的发展机遇。各类人群,不同的环境,得病的机率是不一样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是人们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生存需求与本能。四川人为什么吃辣椒?因为四川地区是一个湿气较重的区域,火神派医生多生长在四川,其用附子非常多,做菜都可以加附子。所以人适应生存环境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人养成生活习惯的条件,包括自然生态,也有社会环境。中医关注一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下,整个生长过程、成长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表现,通过望闻问切综合地观察与评价,所以中医学才是真正的个体化医学,包括个体化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提倡预测医学,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其重点应该放在病前的早期监测上,可及时地预测、辨识健康状态及变化趋势,一旦发现异常变化就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预测医学包括各种气候、物候、环境、致病因素等,既要关注环境等自然条件,又要关注是什么样的人得了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调理、针对人体的状态通过调身心去解决对病证的治疗等问题。中医多通过望、闻、问、切的宏观观察方法,也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应用生物学指标做微观的研究。中医治未病思想和五运六气学说是代表性的预测医学。关于整体医学指引下的预防医学,即是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人为的干预,包括药物干预、营养干预,或者是生活行为干预,这是目前应对慢性病公认的最佳策略。中医药学中整体系统医学思想早已有之,且有明确的内在标准,如“气脉常通”“阴平阳密”“积精全神”“形与神俱”等。具体干预的方法也众多:“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等,均为实践证实有效的生活调摄方法。“民以食为天”(《汉书》),中国人最讲究饮食与营养,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之一就是饮食文化,在医学领域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优势的饮食疗法:“调”为核心的理念与相应的丰富烹调技术。不仅有药物干预方法,还有祝由调心、调气、调神、针灸等上百种外治方法,且多为天然、可及、安全、经济、有效等干预措施。 至于参与医学,即对个人的健康并不是被动地仅由医生来决定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倡导自己也要主动地参与到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自觉维护的全过程中,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提倡科学与人文融通。中医药学历来重视人的智慧能力,“人为本,病为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机体在发病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决定着病人在临床上是否发病的关键。治病的目的是救人,“人”是核心,是健康的主体。转化医学作为重点的变革之一,要凸现个体化医学的中医药学优势,同时还要参与到全球卫生信息化工作中,重视高概念时代的医学导向,为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奠基。什么叫高概念?一要有现代的大科学理念;二要研究复杂的相关性,要敢于突破原有的学术边界,提倡整合;三要在实践中践行诠释与创新。目前美国已有38所大学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6年起实施“临床与科研成果转化奖励计划(ClinicalandTranslationalScienceAwards,CTSAs)”,美国国立卫生院每年投入5亿美元用于推进转化医学。转化医学这个方向的变革是由广大民众对医药的客观需求拉动的,要以病人为出发点去研究、开发和应用新的技术,强调的是病人的早期检查和疾病的早期评估。在现代的医疗系统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医学的研究进程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方向快速发展,以及对于从研究出发的医学临床实践的社会包容。故此,转化医学倡导以病人为中心,从临床的实际工作中去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再做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然后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进而提高医疗的总体水平。所以,转化医学的研究模式主张要打破以往研究课题组单一学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强调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组成课题攻关组,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协作。中医药学历来以临床医学为核心,从临床到基础,临床是开端,通过基础的研究、机理的研究再回到临床上来,还要以临床研究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因为基础理论升华、中药研究与开发的源泉都在临床。医院要到院前去转化,院前就是社区、乡镇和农村;临床上的成熟技术要向产业转化,研究的成果要向效益方面转化,要应用到基层上去;医、教、研、产要向人才培养转化。转化医学的模式要具有普适的价值,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更要有永续的动力去支撑可持续发展。转化医学的模式需要稳定的结构,过去的提法是创新团队,进一步朝向产、学、研联盟的更新;近来已有专家提出“多学科联合体”这一新概念,未来我们应该建立多学科联合体。多学科的联合体有3项要求:第一,一定要有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性的稳定结构;第二,要引领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要朝向基层、朝向临床、朝向应用,将农村、社区慢性病的防治、防控突发传染病等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要实行医、产、学、研、资一体化。资源的“资”,要求前置进入市场,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在实践中来提高学科自主运作的综合能力,这也是我们把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工作做好的保证。如此,我们就能够取得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促进健康基金会等有效的参与和大力支持,就能够有资本的高效支撑,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必然会更加顺畅和健康地向前快速发展。 总之,转化医学的重点要前移,移到预防上来;重心要下移,移到社区和乡村中去。网络医学也是调整变革的热点。还原论的思想与方法功不可没,但是用它来解决生物医药复杂的病理过程,特别是多因素、多变量与多组织器官变化的过程就十分困难了。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的转化,必然要涉及到机体相关性的网络系统与多重靶点效益的整合互动时空。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机体受到某一个应激性刺激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网络的系统调控,应激系统运作,到一定的时候还会启动机体的代偿功能,一直到系统失控时,才表现出疾病的表征。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只是特异性、机体自我适应性,还有机体自组织、自修复、自调节等方方面面。所以,疾病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机体整体、各系统、各器官、各层面组织细胞,它的共有特征就是网络协调性。在这种背景下,要认真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把原有的中医药学的学说与理论,合理地延伸到所谓的神经体液免疫的网络之中,延伸到细胞的分子网络体系之中。网络医学不仅仅是人们理解的用计算机远程会诊、哪个医生看什么病、享受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网络医学是来解释健康与疾病,特别是复杂性、难治性疾病的。这种机体产生的各个组织细胞的复杂病理变化有它的网络变化的整合效应。探索复杂疾病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要的是要解决表征问题,根据表征与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不仅要了解基因,还要知道基因的功能以及它与表征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衡量临床疾病诊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反映疾病真实面貌、治疗的效果,还要注意它的临床中间节点,同时也要注意影像学等检测的客观指标的表征变化,把这些主观的评价表征和科学数据结合起来。疾病是多因素、多变量、多环节,它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我们要解释在网络中它的共性病理环节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单靶点,而是一个多靶点的节点的协调变化。 这就是中医要解决的证候的核心病机,所以网络医学、病理生理学都具有一个非常亲缘的关联,都是揭示疾病发生的主导环节与多节点、多靶点的互动,这样就可以去探索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关系本体与实体本体的链接。正因为网络医学是构建在系统内、整体内的,故重在综合。在网络医学引领下,基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整体观念,把疾病理解成表征,即是中医“证候”。表征的基因是一个功能化的概念,基因节点就是多靶点,与药物受体三个要素互动,运用计算机技术,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和影响,这样就使研究的新药更贴近于疾病的本质,从而提高研究的效率。在前期“973项目”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复方组合化学这一新的复方中药概念,在网络药理学基础上提出来的研究复方组合化学的新方法,它是针对复杂疾病系统的多靶点、多环节的。复方网络药理学,它是以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等系统生物学为基础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基因芯片技术以及二位凝胶点、蛋白凝胶点等,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基因,同时可以探讨这个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功能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上实现蛋白质表达及多个基因的组合互动等。通过对先进技术的组合,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研究,完全有可能反映系统的复杂问题。 4中医药学的学术创新门径 面向未来,最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4.1注重学科建设 第一,是学用诠释学。诠释学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位一体的科学,对于学科的骨架概念进行诠释也是创新。如中医学的概念,冲、任、天癸、玄府、气液、病络等概念是西医学中没有的,要给出一个清楚的概念使人能够懂得、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在国内外的生物医学期刊上发表。联系到评价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要看教师(医师、研究人员等)包括研究生每年能有多少篇论文被SCI收录,又有多少能够体现中医药学的学术水平、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将西医学没有的概念给予诠释,被接受并吸收了就是对于医学科学的充实,关键在于它能够指导临床。例如,在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下称“非典”)的中医药应对过程中,运用了中医诠释。在参加非典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中,我们真正地看到了“肺热叶焦”的形态,非典的病原体是明确的,变异的冠状病毒导致出血性肺炎,打开胸腔看,肺叶萎陷干枯,满腔的胸血水。怎么解释?机理是什么?至今不清楚。按中医诠释,金元医学大家刘河间在其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有“气液玄府”理论,就能够很好地解释非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胸血水和“肺热叶焦”。由于毒邪的感染,疫毒之邪侵犯了肺中的络脉,络脉瘀滞而渗出了血液,血液又通过了膈膜,膈膜上的孔隙是不是细胞间质还需要进一步求证。依据刘河间的学说,其机理是渗出的血液通过膜上的“玄府”而渗透进了胸腔的。这个例子中最可贵的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肺热叶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用来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它是由于疫毒之邪导致了病络的形成,通过玄府渗出来的胸血水,那么需要用解毒清热、凉血化瘀的治法,可使用辨证的中医汤剂,也可大量地使用静脉注射液,包括清热解毒的喜炎平、热毒宁等,还有活血化瘀的复方丹参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等,再用一些益气养阴中药治疗,尽早投药治疗可取得较好的疗效。通过中医药的综合抢救很多病人就有了生还的希望,还能减少大量激素冲击治疗带来骨质疏松的弊病。 第二,是循证医学。循证医学不等于随机对照实验,然而循证医学的理念为大家所共识。循证医学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医学,然而我们要得到一个共识的疗效,就必须更新现有的评价方法,去创新方法学,才能达到共识的疗效。共识的疗效就是说中医药的临床实验所取得的疗效,中医认可,西医也认可,中国人认可,外国人也认可。如此,我们不仅可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而且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也能够发表文章。例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首先在预防方面我们研究了一张小复方,有鱼腥草、金银花、菊花、薄荷、生甘草,制成标准汤剂送给大、中、小学生和基地受阅部队食用,当时北京7、8月份时还没有疫苗研制出来。通过回顾性的研究,做了3万多例的回顾性调查证实,中医药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在佑安医院做的263例轻症的临床实验,一组使用莲花清瘟胶囊,一组使用达菲胶囊,进行了甲型H1N1流感治疗的非劣性检验,结果说明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效果不比达菲胶囊差,而且在流感样症状缓解方面还有它的优势。关于完善评价方法体系,我们对于疾病防控,特别是社区慢性病的防控,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可采用实用性的随机临床实验。要比较中医在参与治疗中是否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时空间起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能体现出中医的疗效优势和它的特质吗?从而服务于广大民众,同时也要发表学术论文,还要在国际上、在SCI数据源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也就提高了我们中医药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4•2提高人才素质与学术创新能力 第一,就是要兼通文史,透视组学,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分析要逆向对接。学术方向的调整与变革的最高理念是宇宙观,宇宙是由大而无外的大一与小而无内的小一共同构成的,大一寓有小一,小一中涵有大一,两者相兼容而为用,大一含天体、地学、物候、气候,小一含蛋白质、分子、中子甚至比中子更小的。综合和分析,宏观和微观,关系本体论和实体本体论,要去对接。宏观的研究向下,微观的研究向上,如果能够对接上,找到契合点,这就是一种重大的发现。然而机会常常是擦肩而过的,平行地擦肩而过,没有能够契合在一起,大概需要几代人,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工夫。然而,大一融入小一,小一酝于大一,大一小一能够融通,东学西学能够兼容,科学与人文能够融合互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如何体现中医药优势,其重点在临床医学。首先是有肯定的疗效,而后要制定诊疗指南和规范标准,并且具有可推广和辐射的能力,再后去发现其中的机理。 第二,要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学科带头人要能够兼通文史,特别要关注科技发展史,包括对中医的各家学说等应该有很好的把握。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要实现创新的目标,要通过崇尚国故、追思前贤、善于学习借鉴等手段来实现。例如“小学”,这个“小学”是指对文字的释译。药者毒也,药能对抗疾病,如大黄、附子等;药者厚也,药也能够补充营养,像阿胶、鹿茸、熟地黄之类;药者瀹也,瀹有疏导调节之功。这个“瀹”字,三点水,说明水是源泉,上善若水,积淀厚重;右面上是一个人,人底下一个横,一是阳,断开了当然就是阴,一画开天,人贵阳气;三个口为团队,群体,三生万物;再下面是一个册字。团队所谋之事,含事理、伦理、哲理,有和合配伍的物质群体,才能起到疏导调节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更多检验。 第三,是透视组学一定要用系统论来指导还原分析。要从整体出发,进行还原分析的研究,通过还原分析的研究回归到整体上来。要重视表征,重视观察、体悟、司外揣内等,这是中医药学的特点之一。基因、蛋白质、代谢组学和表征之间的关联,我们希望能做逆向的对接,然后它非常可能是平行的擦肩而过,对于新的技术应该着眼于整合,使之成为系统才具有创造功能。 第四,是动态的观点。太极图是平面的示意图,快速旋转的时候,你就再看不出来黑与白,而是一个灰色,你再也看不到白鱼的黑睛和黑鱼的白睛了,因为都融合了。还有由动态时空出现多维的界面,此时太极就没有了外边圈的界限了,整体是一个混沌的,所以它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它是不确定性的。它可以演化成千千万万的变化。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种见解来自于农耕文明与象形文字的象学,这也为中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五,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理念、技术、器物3个层面中技术和器物不具备学科专属性,而具有学科属性的是理念,请大家要注重对中医药学理念的思考、理解、学习和应用。譬如光谱质谱与功能核磁共振等科学仪器装备的应用,催生了生物医药的新技术,同时可为多学科研究服务。中医药融入的多学科当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天文、星占、术数、历法、物候、地理、吕律等,另一类是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信息学、逻辑学等。为适应当今中医药学学术方向的变革与创新,一定要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素质、水平的提高,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加强道德、学风建设,大力提倡“精神成人、专业成才”。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做真正的学人,学术所化之人,做敢于选择走最艰险道路的人,为构建我们创新性的国家而努力工作。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学生意志品质挫折对策 一、良好意志品质的概念 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立目的,并依据目的调节支配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努力去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品质则是指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意志特质。[1]良好的意志品质包括:第一,意志的自觉性:即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动目的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能够独立自主地调节控制自己的行动,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意志的果断性:即善于迅速地明辨是非,对自己行动的方式和结果都有深刻的认识和清醒的估计,决策关头当机立断,并坚决执行;第三,意志的坚韧性:在行动中坚持决定,克服内部、外部困难,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四,意志的自制性,善于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制消极情绪和盲目冲动行为,促使自己去执行已经采取的决定。[2]一个人的意志品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基础和条件,既有生理和心理的因素,更取决于学习与实践、生活与磨练,也取决于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因素。研究认识研究生意志品质缺陷现象,寻找其应对方法,以此加强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将会使学生终生获益。 二、中医药研究生意志品质缺陷 (一)目标不清,行为盲目 刚步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已经历本科教育,对象牙塔的生活也已熟识,他们基本不会再幼稚地憧憬生活的美好,而是终日疲于完成自身的培养任务盲目度日。对于求学的目标,少数人较为明确,多数人则得过且过,一部分学生为了取得一纸学历,一部分学生为了讨好导师欢心,一部分人为了尽快完成手中的实验或临床任务。三年的生活转瞬即逝,惟有毕业将即,学生们才开始考虑就业方向,才开始根据自身培养出的素质制定求职方案,而并非在入学出着手设计职业生涯,在学习中不断修正努力方向,带着目标去读书、去实验、去临床。 (二)情感脆弱,抗挫力差 中医药学研究生多数为应届考取,求学路上连续20载的校园生活注定他们较难接触残酷现实中的较大挫折,故而在面对失恋、挨批评、遭妒忌、被误解、患者怀疑、实验中断、求职失败等等情况时,难以积极、乐观地面对,难以冷静、理智地处理,导致脆弱的精神支撑易被摧垮,极端的事故频频出现。 (三)自信不足,执行力差 中医药研究生在科研实验中,常常会经历不断尝试新的方法、不断修改实验方案、不断寻求其他路径、不断遭受失败,不断再次爬起的过程;在临床实习中,常常会经历难以找到如教材呈现的病例、依靠中药成方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需要不断体会诊脉的感觉、需要不断尝试中药剂量加减产生的疗效变化……每一环节的顺利进行都需要自信心的支持,然而,能够经得起这些复杂阶段考验的研究生却不在多数。在出现问题时,研究生往往会选择回避、退缩,选择运用老套的方法和思路,即便结果差强人意,故而略过了树立自信,培养执行力的机会,久而久之体现出对此的欠缺。 (四)毅力不够,半途而废 中医药研究生有理想,有抱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勇攀高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但也存在一部分意志不够坚韧的学生,他们有目标,想干一番事业,但在遇到困难后就退缩了,放弃了。体现在报考四六级英语时毫不犹豫地上交了报名费,大量购买复习资料,誓要把握考前时间努力突击,争取通过,然而三分钟热血一过便又回到从前,不得不在考场听天由命,甚至稍有事情即借故旷考。再有,入学时立志刻苦攻读,弥补本科时专业理论知识的欠缺,满怀希望地整理好本科时的笔记和教材,开学初上了几天自习后就无法坚持,并以临床实习或科研实验时再边实践边温习为理由安慰自己,可想而知,接下来两年的实习时光也难以把握。其实,他们并不缺乏智力,而是毅力不够。 (五)自制力差,随心所欲 中医药研究生在三年的培养阶段中,入学的第一年需要接受学校的课堂教育,之后的两年被派往实验室或者医院从事生产实践。步入研一时,多数研究生难以保证课堂出勤率,由于意识懒散不愿起床而耽误第一堂课,由于沉迷韩剧或网游不愿离寝而耽误专业课,由于不愿在休息日出门将私事安排在工作日而耽误选修课。再有,明知自身能力欠缺却不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争取锻炼机会,明知自身体质较弱却不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研二研三时,不到开题前一周不找导师寻问课题研究方向,不将通报批评贴出不会承认旷会过错,不被强行要求不会参与学术交流……总会有种种理由为自己的“当做不做”开脱,总会有种种原因为自己的“当止不止”寻求心理安慰。一部分研究生也清楚自己的行为不对,他们常为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没做该做的事而苦恼,更为自己无力改变现状而自责。但是,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除了以上意志品质缺陷外,在中医药研究生中还有少部分存在严重的意志障碍。他们意志消沉,动力不足,常伴随着思维迟缓、情绪低落。常常呆坐、卧床,没有行为目的,没有决断能力,生活极度懒散、不修边幅,对工作、学习缺乏主动性和进取心,得过且过。 三、培养中医药研究生良好意志品质的方法 (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研究生对意志品质的认识 研究生的意志行为会随着其认知情感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自觉性,具有较高认知水平的学生常常能够下定决心,勇于克服困难,充满信心,持之以恒地执行既定计划,向着目标不断前进,并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所以,培养研究生良好意志品质的前提是帮助他们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管理教育中,将意志品质教育纳入日程,通过定期绘制宣传板、海报,举办优秀人物事迹报告会,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抓住班、团会契机强化研究生理解等形式将意志品质认识普及工作贯穿始终,为研究生制定意志品质评估量表,在研究生毕业时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给予认证,颁发证书,并将其纳入毕业鉴定和就业推荐刚性指标中,以此帮助研究生尽早提高认识,并逐步实现自觉培养意志品质的目标。 (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坚强的意志来自于伟大的目标。古往今来,但凡取得成就的仁人志士,虽然都离不开其优秀的意志品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以及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日常生活中胜不骄、败不馁,无畏艰难险阻,顶得住糖衣炮弹。中医药研究生是祖国医药事业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惟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为了祖国医药事业的腾飞发展,为了人民健康事业无悔追求的理想,才能跳出自我狭隘的小圈子,才能摆脱琐碎问题的纠缠,把自身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强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突破为学历而学习、为取悦导师而学习、为应付实践而学习的错误局面,学到真知识,练到真本领。另外,要帮助研究生在树立远大理想的同时,明确制定实现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开展“我的研究生生活规划”设计和优秀设计方案座谈分享等活动,引导研究生将行动目标合理化、明确化,行动方案具体化、完善化,坚定努力方向,加大成功筹码。 (三)加强挫折教育,锤炼意志品质 面对挫折,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应,意志品质坚强者,面对挫折能坚韧不拔,不屈不挠,通过不断地调整自我战胜挫折。反之,则灰心丧气,一蹶不振,深陷痛苦和绝望中而不能自拔,最终一事无成。因此,研究生的意志品质是否坚强,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是否具有一定的挫折超越能力。加强研究生的挫折教育,培养他们的耐挫力,首先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挫折,树立挫折意识。把研究生生活看作是艰苦磨练的熔炉,自觉地磨练自己,当挫折发生时,要敢于承认和接受,深入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积极应对,在错误中总结,在挫折后奋起,不断超越挫折,超越自我。其次,要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社会角色以及周围环境等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看待挫折的产生以及挫折所包含的人生的积极意义,在挫折中磨练个人的意志,把挫折当成人生挑战成功的经验积累。最后,要设置挫折教育的情景,可以采取饥饿法、劳累法、人为设置困难法,还可以组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下基层等活动,增强研究生承受挫折的意志和能力。 (四)培养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努力克制欲望 欲望与生俱来,并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发展,它不断地驱使人们去忙碌、去追求,追求金钱、名利、事业、爱情、健康等,人的欲望实在太多太多,而人能满足的欲望又太少太少。欲望太强,会把人推进苦恼的漩涡,使人精疲力竭。惟有把握好欲望的尺度,才能拥有良好的情绪,积极的情绪情感对良好的意志品质具有支持作用。研究生情感丰富,情感的发展变化迅速,经常出现较大的情绪落差,常常对感兴趣的事情热情甚高,新鲜感一过兴趣则低落,不易坚持。应注意加强情感方面的培养,用理智去克制欲望,学会控制情绪与冲动,应用自我调控的方法锻炼意志,培养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确保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执行力度。 (五)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搭建培养锻炼良好意志品质的实践平台 意志品质是在多次的实践活动中磨练出来的,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离不开环境的营造和锻炼机会的提供。在研究生阶段开展“成才报告会”“读名人名言书会”等活动以培养研究生意志的自觉性;组织社会调查、项目申报等活动以培养研究生意志的果断性;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体育比赛等活动以培养研究生意志的坚韧性;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等活动培养研究生意志的自制性。 总之,中医药研究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培养是个系统工程,高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发动研究生,开展丰富的课余活动和科技文化竞赛,促进学校良好校风和学风的形成。关注研究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促进研究生心智上的成熟、人格上的健全,从而促进研究生意志品质的健康发展。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教学创新能力思考 1传统中医药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中存在较多问题:普遍体现“课程加实验”的模式,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合为一体[2],实验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教学过程;传统的、印证性的实验多,综合性、研究性、开放式、自选式实验少;实验内容多年无更新,缺乏创新性;各课程的实验互相分割、独立,缺乏综合性、延续性,无法提高学生跟踪研究的兴趣;考核方法单一,一般只提交实验报告;实验课没有单独计算学分,学生不重视实验教学,动手能力提高有限;未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方法融入本科生教学过程,导致研究生入学后实验设计能力普遍较差,在科学研究中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适应21世纪中医药学科发展所需高素质综合人才的培养。 2加强中医药学专业本科生开放性创新实验教学改革 培养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实验教学无疑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传统的实验教学不能很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进行革新。 2.1构建实验教学和监管体系 改变传统的实验教学只作为验证原有理论的角色,首先要摆脱实验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提高实验教学所占学时,不断完善实验教学条件,创建与理论教学相匹配、符合中医药大学生认知规律的实验教学内容;建设“平台+模块式”课程体系和多模块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充实各个实验教学环节并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以实验教学体系的创新为突破口,强调以科研问题为核心内容,使学生将理论课所学的相对独立的各学科知识在实验课中相互衔接、渗透、融合。在实验教学监管体系建设中,落实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实验课程主讲教师责任制及各项实验教学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和落实实验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加强实验教学的质量评估;加强实验教学常规建设,抓好实验的讲授、实验过程的指导、实验课程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 2.2拓展并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线,丰富教学内容,优化并形成多层次实验教学结构。可以将中医药相关实验分为四个层次,即基础型实验、技能型实验、应用拓展型实验、开放型实验。基础型实验主要是传统理论学习的补充,直观验证一些深奥的中医传统理论,帮助学生理解。技能型实验也可称之为基础练习型实验,通过亲自动手实践,熟练掌握将来从业的基本职业技能。应用拓展实验属于综合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内容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较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依照教师提供的实验大纲,补充完善实验方案并组织实验,撰写实验报告等。有利于提高独立工作能力,也是对综合实践能力的全面考核和检验。开放式实验教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学生的个性思维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3]。学生在完成必做的实验任务后,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爱好选取实验方向,主动查阅文献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论证、设计,使实验过程由“被动式”转变为“主动探索式”,大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运用多种实验手段的创新能力,使实验室真正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 2.3丰富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加强教师对学生的启发诱导,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发展求异思维、发散思维,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和钻研精神。实验结束后应对实验结果和操作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做出总结说明,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虚拟实验技术等现代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如可以将各种实验模块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录像制成课件,组织本科生在实验前观看,了解各种仪器设备、实验技术的正确操作方法,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兴趣,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水平。加强实验过程中的巡查,强调规范化操作的重要性,带教老师要注意观察并及时纠正错误操作,也可让学生之间相互监督,指出对方不规范或错误的操作,形成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协作关系。 2.4融入最新内容以开拓学生视野 在本科生准备毕业论文阶段,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在实验内容的选择上增加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比重,使实验内容与教师的具体项目密切联系,充分体现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有机结合;不断增加实验难度,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通过在实验教学中融入创新科研和应用研究的内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转化医学思维[4]、创业思维和创新精神,给本科生创造触摸科研尖峰的机会。 2.5推进实验教学考核方法改革 建立科学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上能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对学生考核与评价,关注成绩的同时更重视挖掘潜能,使教学评价和考核成为素质教育重要的中间环节,将学生学习活动引导到创新上来。为全面、真实了解学生对实验课的学习情况,对学生进行考核应包括检查实验预习和设计设计情况、实验态度是否认真、操作是否规范、数据记录是否合理完整、数据处理及结果是否可靠、是否有抄袭现象、是否按时交实验记录等等,这样才能考察实验教学的效果。教师应周期性地对开放性和创新实验教学的研究成果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各环节出现的问题并改进和完善,努力形成研究靠科学、开展有计划、实施有依据、监督有制度、考核有目标的一整套方法。面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作岗位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大学生就业竞争的加剧等现实问题,在实验教学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以形成多层次实验课程体系和内容、多样性实验开放模式和形式,突出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环节在培养中医药本科生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中的作用,促进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基本素质的形成,培养大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他们养成科学求真的态度、严谨周密的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认证质量分析 1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1.1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课程计划 根据“高等学校中医学/中药学本科专业规范”的要求,根据国家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科发展趋势和医学模式的发展,广泛征集用人单位及毕业生质量调查反馈信息等,学校教务处提出了制订课程计划的指导性意见。二级学院根据文件要求,广泛调研和论证,按专业培养目标,组织制定课程计划初稿,同时组织专家对课程计划进行论证,征求学生教学管理委员会意见,采取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教师、学生意见,最终确定学院的课程计划,经批准后的课程计划,即为学校制度性文件生效执行。 1.2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和课程模块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设计相应的课程模块。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现代医学基本知识、中医临床实践的培养,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减少总学时,增加学生课外学习时间,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学习自主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形成以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为主体,辅以素质教育课程、人文社科课程、现代医学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的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分为三大类,必修课、限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必修课与限选课的比例安排为7:3,通过逐步调整,压缩必修课学时,扩大选修课范围,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学生提供选择、想像、创造的空间,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2加强更新实践教学 注重实验室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让学生早期参与实践、接触社会,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构建特色鲜明的实践教学体系,不断探索“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实践模式,结合中医药教育特点,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衔接,整体素养、辩证思维、熟练技能三位一体的中医临床实践教学体系,提高临床适应能力和实习质量[1]。 2.1整合校内实验资源,建立实验教学中心 为提高实验(实训)教学管理效率,理顺管理机制,适应实践教学新体系,我校构建了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药学实验教学中心、理工实验教学中心、临床技能实训中心(模拟医院)、医药相关专业实验室(人文社科实验中心)五大中心。为了促进实验教学水平提高,对各实验教学中心进行了认真规划,加大投入,完善机制,以建设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契机,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凝练优质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实验教学网站,建设了2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为高校实验教学提供示范,也为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提供平台。 2.2构建相对独立的实验、实训课程体系 为深化医药类专业实验课教学内容、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根据学院课程体系改革的整体布署,我校整合实验教学内容,重构了实验教学体系,变附属课程的孤立实验为系统性实验,以医药类专业为试点,对实验课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初步建立了“基础技能型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研究创新性实验”三位一体的实验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在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方面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同时组织编著和审定了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材和实验讲义。 2.3加强实训中心建设,增加学生训练场地 根据院系合一体制和临床专业后期临床教学的需要,我校建设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临床医学院临床技能实训中心,提供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五年连续不断的实训场地,有效满足不同专业、不同级别的临床实训需求。努力将临床模拟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从教学计划上根据不同学期开设课程情况对不同实训项目进行整体安排,通过临床模拟教学、模拟感知、模拟体验、模拟操作等方式,有效提高学生临床基本实践技能[2]。 3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创造条件开展教学研究 3.1重视教育理念的更新 鼓励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和认知规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组织课堂教学,开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等综合能力为出发点的教学方法改革和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由此不断推动教学改革,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3.2重视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开展师带徒学习模式 为培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及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具有坚定的中医职业信仰和中医诊病的思维方式,能熟练运用中医传统方法诊疗各科疾病,对仲景学说有系统研究的优秀人才,我校经过多方论证,依托河南地方资源优势,开办了“中医学(仲景学术)传承实验班”,培养为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精髓而奋斗一生的中医传承人才——仲景学术思想的传人。为该班学生在校内外选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高的知名资深教师进行授课,并且选聘中医临床水平高的名老中医作为学生的临床导师,负责指导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实践。学生则2~3人一组,跟从1名导师,3个月进行一次轮换,不局限于一家一师之言。学生边上课边跟师临床学习,打破了集中实习的局限,拓宽了专业知识面。 3.3举办教学大奖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广大教师学习教育理论,转变教学观念,钻研课程教材,探讨教学手段,强化教学设计能力,实现从“实践者”到“研究者”的角色转变,加强教师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研究水平,我校每年组织一次教学大奖赛,互相观摩教学。并且每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变化,历年来分别举办了“多媒体课件教学大奖赛”“高层次暨双语教学比赛”“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等,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各具特色,对加强研究性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4建立教育研究创新体系,完善管理激励机制 学校充分发挥教育研究在教学中的导向作用,促进教育科研工作蓬勃发展,切实加强教学研究课题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管理激励机制,探索教育科研改革的新途径。如把教育科研与教师的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职务考核、评先评优等工作挂钩,先后出台了《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教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等,对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实施、检查、结题、经费、奖励等都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规定,保证了课题的顺利开展。由此形成以课题申报立项、中期检查验收、成果鉴定报奖等的一套科学、规范、合理的教育研究课题全过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了教育科研在我校发展和改革中的促进作用。通过教育科研管理新体系的实施,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发展。 3.5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提高教学科研队伍水平 为营造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搭建教师参与教育科研活动平台,学校积极开展各级各类和形式多样的教研培训活动。如“教学科研论文写作的思路与方法”“教学科研程序及注意事项”等专项培训;定期组织全院大型“教学观摩”“优秀教案展评”“获奖教学研究成果交流”等活动。由此培养锻炼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富有教育科研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学术研究骨干和带头人,这已成为我院教育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标志。 4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学校成立了学生信息员教学管理委员会,每学年换届一次,管委会下设教学信息管理、宣传调研、策划协调3个部,独立自主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4.1开展师生座谈 学生根据学习情况,主动与各二级学院教师联系,组织学生召开师生座谈会,并针对对课程的理解、学习方法、对中医药学的认识、国外研究情况、学院学科及实验室建设情况、考研问题、就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热情,促进了师生了解,对于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有一定的意义。 4.2开展课程调研 学生对正在开设的主干课程、多媒体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并把学生调研报告反馈到各任课教师,利于教师及时整改。 4.3组织征文活动,参与教学管理 以“学生眼中的河南中医学院”为主题举行有奖征文活动,从学生的视角,了解学生对我院办学特色、教学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建议。并组织评选优秀论文,将论文发至各教学部门及管理部门,作为工作参考,并协调各教学部门和任课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在毕业生离校前也召开多次专题座谈会,收集毕业生就业相关信息,同时,通过问卷和用人单位反馈等形式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根据调查情况,组织学生代表参与对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调整。 4.4开展学生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 遵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理念,开展“大学生创新学习项目”活动。该项目面向学生创新团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选题设计、独立实施并进行信息分析处理和撰写总结报告等工作,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学生通过自主选择项目,进行以独立性思考和创新性工作为核心的研究性学习,探索和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引导学生在本科阶段进行基本的科研思维与科研方法训练。通过对中医药学专业认证主要环节质量标准的实践,我们认识到,本科中医药学教育标准是一个符合时代需要,能够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标准。本科中医药学教育标准的建立,为我们实现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依据。按照本科中医药学教育标准进行中医药学专业建设,对于实现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有积极意义。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案例教学法分析 1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的可行性 中医药学概论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3大板块。中医基础理论是学习中医的入门课,重点阐述中医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概念,语言简练,博大精深。中药学是为临床服务的,介绍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和大量中药的药性、功效及应用。方剂学是联系中医基础与临床实践的桥梁,重在阐明方剂的配伍原理及其临床应用。这3部分归根结底都来自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在案例教学中,以案例为素材,通过师生共同参与的方式,使学生在案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教学模式决定了案例教学具有实践性、亲验性、主动性等特征,而这与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可以模拟疾病的诊疗过程,学生作为医生参与其中,可以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增强对中药功效及主治病症的认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运用方剂的能力。 2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的实施方案 2.1案例设计在案例教学中,案例是基础,也是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选取的案例要有代表性、针对性、真实性。可以是古今名医治疗验案,也可以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和临床常见病症来组织案例,这样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激发讨论的兴趣。根据3部分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取案例,并进行整理汇编,突出教学目的。对中医基础理论部分,要选择能够论证和解释关键理论的案例,至于如何用药和治疗则可以淡化。在中药学部分,要选取能突显中药性能、功效及主治病症的案例。而方剂学部分,则选择能阐明方剂配伍理论和主治病症的案例。 2.2查阅资料案例教学能否成功,课前的认真准备非常重要。当教师把设计好的案例提供给学生后,学生要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案例,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案例中提出的问题,准备好解决方案。由于每个学生的认知结构不同,对案例的理解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从而为后面的案例讨论奠定基础。同时,资料查阅也锻炼了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从海量信息中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2.3案例讨论课堂讨论是否积极有效,也是案例教学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般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每组人数不宜过多。由于学生已经有相关资料的准备,讨论会比较热烈,同时教师也要参与其中,把握课堂气氛,适时给予引导,将问题由表及里引向深层,使讨论能围绕一定的问题进行,并鼓励每位学生发言,创造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通过分组讨论,学生各抒己见,既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中医药的兴趣,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4案例的反馈与评价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学生会得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相对明确的观点或结论,让学生代表讲述他们对案例的理解、分析、处理过程,并提供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教师结合教学目标进行及时、准确的点评与总结,对学生的不同看法进行梳理,正确的给予充分肯定,错误的要及时纠正,未讨论到的问题要补充进去,同时对学生准备的资料及课堂发言情况作出客观评价。使学生能够真正体会到学到了很多知识,得到了充分锻炼,并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3实施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1案例编写的有效性案例是基于事实而整理加工的故事,但不是随意编造的,它最终要服务于教学目的。好的教学案例,要实现它的教学价值,就应该能够说明一个理论,说明教学内容,指向教学目标。片面强调案例的事实,会让学生摸不着头脑,很难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同时,选取的案例要包含问题,具有挑战性,能够引发学生思考并展开讨论。中医药学概论包括3大部分内容,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针对不同的内容,要选取不同的案例,侧重点要区别开来,能够说明各部分的特点。 3.2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角色定位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准备案例。案例的好坏体现了教师对整个课程乃至各个章节教学内容及目标的把握程度。教师把准备好的案例提供给学生后,要正确指导学生去查阅相关资料及理论知识。其次,在案例讨论阶段,教师要控制好课堂的进度和气氛。能够引导学生使问题逐步深入,同时又不偏离主题,还要保证课堂气氛积极活跃,尽量使每位同学都参与其中。最后,教师还要做出概括性点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以引导者、启发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灌输者和答案的提供者。尤其在讨论阶段,教师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少说话、少评论,多倾听、多鼓励。 3.3结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表达能力及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但是,案例教学不可能代替传统的理论教学,它的作用是辅助理论教学。教学过程是复杂的师生互动过程,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才能有效完成。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理论讲授结合多媒体教学,其他的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病例解析、拓展式教学等都可以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视具体情况采用。比如在教学的初期,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但好奇心很强,这一阶段以理论教学结合病案举例为主,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到了中、后期,学生具备了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形成了中医的辩证思维能力,则可以适当安排案例教学,这时学生会不自觉地以医务工作者的角色参与其中,自主性增强,从而使学习效率得到提高。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适当开展案例教学,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惑。比如,现在都是大班上课,即便可以分成小组,但组数太多,课堂进度很难控制,小组发言也不可能全部实现,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另外,由于教学课时数少,教学内容大大缩减,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使案例教学不能充分开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发展创新途径 1中医药学的起源 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年生命意识的积累所成。正因为有了这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祖先对生命的不断认识和认识上的步步深化。夏商西周时期医学技术与巫术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为中医药学理论起源及形成,奠定了的基础。 2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合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相继诞生,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上都有了总结性的成就,确立了中医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套基本理论,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3中医药学发展的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取得了诸多成就。三国时期的著名医家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他发明并应用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给患者施行手术,使患者在无痛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并且术后用中药外敷伤口,使伤口快速平复,不留疤痕。这些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很大,而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促进了当时对药物学成就的进一步总结。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4中医药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加强医事管理,改进体制,分设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以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开设国家药局,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发展医学教育,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改进医学教育模式及考试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医疗技术的训练,根据理论课程和实际医疗技术高低与医疗得失严重与否的具体情况,进行奖惩,乃至黜退,体现出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重视古医籍的整理与研究,组织专业人员,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校、刊行了医书。公元1057年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这对当时医学的发展和后世医籍的传播,都有重要贡献。此期,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在临床各科,也取得了空前成果,如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是古代精密的医学模型,也是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重要发明。从病因病机学方面,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三因致病说”。诊断学方面,崔嘉彦撰《崔氏脉诀》、施发著《察病指南》、刘开著《脉诀》等,对宋以前的脉学文献和诊断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5中医药学萧条时期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的《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医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抵制西方医学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但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兴起,“中医科学化”思潮也应运而生。以陆渊雷为代表的学者鉴于余云岫等人倡言中医不科学,竭力废止中医的情况下,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致力于整理发扬中国医学,提出改造中医的主张。再加之,自北洋军阀时期开始,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甚至把消灭中医作为崇洋卖国的一项政策,对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中医药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处于面临衰亡的境地。 6中医药学的发展与创新 进入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和创新,加大政策及财力的支持,采用现代化先进科技方法和仪器,团结各医学界力量,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与创新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不断提高中医药学的地位及相关人员的待遇,加强宣传与普及中医药学知识,使国人乃至全世界对中医药学有了全新认识和了解。中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它以悠久的历史底蕴,浩瀚的文献史料,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和显著的疗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要使中医药学这棵大树永远茂盛林立,就要发展创新,要以政策的支持、科学的方法和综合力量的配合为发展创新的基本条件,将监管重心转为发展,改变观念、措施,去掉不适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西医药融为一体,以临床为基点,师承为导向,加强中药质量管理,逐步消除种植药材对疗效的不良影响,建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体制。加强理论学术、传承教育,加强中医药学与生物技术和边缘学科的结合与运用。不断提高它的社会、科学、经济和医疗作用,使其根生于中国,枝叶覆盖于世界。 医药学论文:民族中医药学论述 1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的联系 中医药学在历史进程中大量吸纳、综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如藏医药学、维吾尔医药学等通过西域的地理优势,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中药中的胡麻、草红花等来自西域;《黄帝内经•易法方宜论》所说的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芮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1],充分证明了中医药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吸纳、综合了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同时,民族医药学也吸收了中医学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解释了人体与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创立了一套诊治疾病的治疗学说和药物学说。如据湘西苗医欧志安的考证,《神农本草经》中苗语记音的药物占三分之一[1]。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中国,10世纪之后,阿拉伯医学随着丝绸之路来到内地,诞生于明代初年的《回回药方》,吸收中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医学理论,如它对中风病以左疾右瘫来描述,即受中医学影响,可以说回族医学是阿拉伯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 2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的区别 根据近几十年的挖掘整理和发展,目前已经有不下35种民族医药整理出医学资料,分析较成熟的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回医、朝医、壮医、苗医等可以发现,民族医药的诸多方面与中医学有明显的不同。 2.1文化背景、理论体系不同: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医药需求,在历史上创造了各有特色的医药文化。其中除中医药学之外,还有少数民族医学,从近年来的继承发展和发掘整理情况看出,我国的民族医药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苗族、彝族、回族等。藏医学是以隆、培根、赤巴三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药学是以三素(赫依、希拉、八达干)和七元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以药味、药物功能与药味转化原理为配方基础的药理学体系和服药十原则构成临床药理学;蒙医药学尊崇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认为人体是对自然界模仿的缩象,强调人体的整体协调、三素动态平衡;不仅从系统观点出发实行六因辨证而且针对性别、年龄等实施个体治疗[2]。维吾尔医药学的核心是四大物质学说,认为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对世界万物的生、长、盛、衰均产生影响和作用;根据四大物质学说这一核心理论,创立了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器官学说、力学说、素质学说、形与神学说、健康学说、疾病学说、危象学说、治疗学说和药物学说等辩证施治理论[3]。傣医药学的基础理论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苗药的理论是“纲、经、症、疾”理论模式,即“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将一切疾病归纳为两纲(种),即冷病和热病,又将一切药物归结为两类,即热药和冷药;其用药的基本原则是“热病冷治,冷病热治”;诸如此类的治疗原则还有“弱漏用补,邪重用攻;遇毒要用九法治;气要通,血要散;常病要用内外治,怪病要用奇法治”等[4]。回族医学认为四行(即四元,包括气、火、水、土)为先天之气,为三子(即木、金、活)之母;三子是后天之气,为四行之子。回族医学认为天地定位,水火交错,万物开始化育,首先形成“金”、“木”、“活”。“四元”与“三子”配合而形成回族医学的七行学说[5]。以上说明,每种民族医学均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互相不能替代,各自以自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着。 2.2诊疗方法不同:十五、十一五期间各地对民族医药做了大量的保护、抢救、挖掘、整理工作,民族医药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分析部分民族医药治病方法可知,民族医药在诊疗方法方面与中医药有明显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专科专病方面,藏医药对高原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蒙医对脑震荡和骨头摔伤等疾病,维药对白癫风、妇科、骨科以及口腔疾病用药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瑶药则以治疗肿瘤和红斑狼疮见长;朝医药治疗糖尿病等疗法独特等。二是在治疗方法上的差异,如维吾尔医在治病当中对非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首先采用调整法,对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轻者亦采用调节法,重者则首先采用致病体液成熟法,第二步采用致病体液清除法,第三步采用恢复脏器本身功能的根治法。以白癜风为例,维吾尔医认为白癜风多于湿寒性气质严重失调,即异常黏液质重度过剩而影响皮肤时所致,故根治白殿风,先采用黏液质成熟剂,以成熟过剩的黏液质;第二步用黏液质清除剂,以清除已被成熟的异常黏液质;第三步才能采用恢复皮肤色素的根治药物[3]。再如藏医的刺血、药浴,蒙医的接骨、壮医的药锤、维医的沙疗等等。第三是独特的保健方法和养生观念。 2.3药物资源不同:我国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除华中、华东地区以外的广阔区域,这些区域大致可分为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以及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等,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极为丰富。少数民族医学主要就地取材利用所栖息地区的药物资源,所以各民族所使用的药物资源物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点,如藏药的70%来源于高原分布的物种;维族药品种则带有明显的荒漠物种特点等[6]。 2.4药物应用不同: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在药物应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临床应用形式上的不同:在云、桂、黔、海南等气候温暖、植物生长茂盛的区域,各民族常利用鲜药材,现配现用,如苗药;而在青藏高原、西部荒漠、内蒙高原等气候生态较为恶劣的区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这些地区药物则多使用干燥药材,并多制成散、丸、酒剂等制剂以满足游牧生产中人员流动性大的需要,如藏区的藏医院临床给药中,多直接使用单味药材粉末配伍,或制成复方的散剂、丸剂等,因此,经长期积累形成了七十味珍珠丸、仁青常觉丸、石松丸等大量疗效确切的名贵成药制剂。二是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这些差异性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生活环境及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体现了各民族医药的特色,也正是各民族药包括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3民族医药学可以借鉴中医药学发展的经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医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有自己独特的不能为中医药囊括之处,与中医学有明显的互补性,是我国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医药卫生资源。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然而民族医药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基础比较薄弱,各种的典籍面临失传、传承面临断层、从业人员资格受到拷问、药材资源面临破坏和灭绝、研究教育工作举步维艰等。可喜的是,我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保护民族医药、促进民族医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切实促进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中医学的发展经历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较好的方法,可以为民族医药学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参考,大大提高民族医药学发展速度和发展的质量。因此,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借鉴中医药的发展经验,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大好环境下,快速发展成熟起来。 医药学论文:药剂班中医药学概论教学理念 1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课程的特点及其就业方向 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记忆力强,但对汉语的理解表达能力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如城里来的,接触汉语多,语言流利,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也强;各县来的,表达理解能力稍差,但基本能把意识表达清楚;而来自边远农牧区约50%的学生,应受环境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影响,加之年龄小等因素,汉语表达理解能力差。《中医药学概论》课程的特点:总体章节较多,其中医脏腑、气血津液、经络、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各有特点,难于记忆,容易混淆,与临床各科联系密切,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理论性强。药剂学生的就业特点:中等卫校的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分布在药房、制剂、药店、药厂、营销、检验、种植、采集等与中药材有关的各个行业。 2课堂教学重点突出、难易适度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体,,根据民族学生的特点,对重点内容多次强调讲解,在板书中标出重点,要求学生在书上几页几行划出标记,并在每次课前回顾性提问,作为平时成绩记录。如:在讲中药配伍禁忌时,重点要求民生熟背“十八反”,熟读“十九味”。同时教师还要注意教材内容的取舍安排,课时的分配,板书书写以及授课语言的表达均要深入浅出,少而精,难易适度。 3培养兴趣,激发求知欲 实践证明,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 3.1实验教学提高兴趣 我校中药标本及饮片标本有500多味,学生们很喜欢到标本室辨认饮片,观看中草药标本。常听到他们说“这味药我家乡的田间、地头很多的……”“我爷爷病了,就用这味药……”每当这时我就因势利导问“你们知道这味药的功效和用法用量吗?”学生们高兴得说“老师我知道……”,下课了还有学生围着我提问交流。从他们求知的目光中,深感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 3.2野外中药标本采集培养兴趣 我校位于库尔勒市交通西路,其三面被农村包绕,植物资源很丰富,我们组织学生到田间、渠旁、路边采集中药,如枸杞子、桑叶(枝)(椹)、车前子(草)、蒲公英、丹参等制作标本,写明采集时间地点、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以作业的形式上交并记录实验成绩,筛选好的标本陈列于标本室,供同学们参观学习。同时我们还组织学生分组观看,中药图谱如《实用中药彩色图谱》《常用中药材真伪对照鉴别图谱》《新疆药用植物图谱》等,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兴趣。 3.3电化教学,增强兴趣 电化教学具有内容丰富、形象感染、能通过声形色为学生创造一种愉悦和谐的教学气氛,极大增强了学习兴趣。电教手段可弥补因地域等因素无法见到或开展的实验,还可弥补教学资源不足。我校的电教片有中药总论-炮制法、中药各论-常用中药、中医基础脏腑经络等。 4适当联系,加强记忆 4.1与现代医学的联系 许多民生对中医术语陌生、难理解,所以要用恰当的比喻,或用现代医学语言加以说明,如“痈疽疔疮”,泛指体表化脓性感染;小者为疖,大者为痈,形小根深如“钉”状为疔,红肿热痛难溃者为疽,肺痈指肺炎,乳痈指乳腺炎等与现代医学的联系,加强记忆。 4.2与方剂、中成药联系 因为方剂是中药的切实应用,如讲当归、白勺等,都可以提到四物汤,四君子汤,并诵以简要方歌“芎归芍地四物汤”这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药物主要功效理解,便于记忆应用。 4.3趣味歌诀联系,加强记忆 在中药妊娠禁忌中,用歌诀的形式背诵孕妇慎用和禁用药,如孕妇禁用药歌诀“大爸牵牛上山能涉水”“虻虫披雄黄讹斑蝥”,意为:大爸牵着耕牛涉水到山上去,半路看见虻虫身披雄黄讹诈斑蝥,即大戟、巴豆、牵牛子、商陆、三棱、麝香、水蛭、虻虫、砒石、雄黄、莪术、斑蝥。 5把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读、写、说能力贯穿于教学始终 以往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学生学好专业课的关键是过汉语关,所以要把培养民生读、写、说能力贯穿于教学始终,在教学中我们采取,集体或分组朗读中医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的定义功能;常用中药药名功效主治;常用方剂的组成功效等,督促他们读,纠正错误发音。有的学生学完中药,仍写出错误的中药名来,如防风写成防分,人参写成人生等,因此必须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加强动脑动手写的能力,教师认真对作业内容和字词进行检查批改纠正。有的民生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所以要培养他们敢于说的能力,简单的问题交给学习差的学生,他们可以看书回答,合书重复,加强记忆。适时提问学习较好的学生,他们多能迅速、详细、准确地做出回答,这时全班鼓掌鼓励,使学生之间感到有趣、羡慕、引起竞争。其次要重视每一位民生,每位学生都有被重视的愿望。总之,教师在教学中应从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使学生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参与获得知识,最大限度地的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相应的发展,有利于大面积提交教学质量。 医药学论文:医学院校中医药学概论教学研究 摘要:中医药学概论包括中医学、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4门学科,涉及很多抽象理论,内容比较繁多。研究高职高专医学院校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其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 关键词:医学院校;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医药学概论课程涉及很多抽象理论,内容比较繁多,包括中医学、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4门学科,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发展,对未来推动民族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是一个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探究的问题。 1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1课程学时不足 中医药学概论包括的知识众多,中医学、中药学、方剂学都包含大量理论知识点,而且许多知识点都具有古代哲学思想观念渗透在里面,需要大量的学时。而现实是中医学的教学内容安排通常需要占到一半的学时,留给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的学习时间明显不足,而教材中中药学需要介绍的常用中药就有一百八十余种,中成药学需要掌握的常用中成药方也有98副,介绍清楚学科的最基础知识都已经非常紧张,更别提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例来讲授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学生来说,要在较短时间内熟悉常用中药和中成药也只能靠死记硬背[2],缺乏灵活运用,降低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1.2学生兴趣不高 中医药学概论中许多理论知识具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里面,像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很多内容都是医古文,这对于药学专业学生来说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更别说深入地体会其中的奥妙,造成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另外,学生对于中医药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大部分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偏向于西医,再加上中医药学教学方法落后,导致学生兴趣不高。 1.3教学手段单一 中医药学概论在课堂上需要大量的中药材样品实物作为教学演示的标本,然而现实课堂上不可能把所有的中药材都展示出来,而且一种中药材往往还包含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产地、不同的规格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些中药材还属于名贵药材,不可能实物展示。学校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带学生去中药标本馆参观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说并不能从根本上让学生受益[3]。 2教学改革的内容 2.1传统教学与PBL教学相结合 现在大部分教师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以教师教授知识为主,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掌控教学进度,学生只是被动的参与者,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是教师可以掌握课堂的总体进度,把控主动权,缺点是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上课时容易走神。PBL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个问题是作为学习和整合新知识的一个起点,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和主动性帮助很大,但PBL教学的课程容量比较小,对于本来就紧张的课时来说具有挑战性。另外,PBL要求学生自己去探索问题,会使学生专注于探索问题过程而忽略了学习目标本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将两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学生每8个人为一组,教师提出问题并让学生提前预习,自己梳理和总结知识,在此基础上制作出PPT,每节课前挑选1组或若干组进行5~10分钟的展示,全班学生跟着教师一起进行点评。最后,学生再根据教师讲授的内容发现自己遗漏的知识点,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绝大部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在制作PPT阶段会经常联系教师了解、咨询问题。中医药学概论本身理论知识点非常多,而且许多都是抽象的内容,如果不深入学习往往会造成学生兴趣越来越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使学生不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2将理论知识生动化 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现在的学生大都是“90后”的年轻人,所以在思维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笔者试着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形象化、生活化。比如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对于学生来说是完全陌生和难懂的,而让他们把“金”联想成日常生活中的工具刀,把“木”联想成树木,刀剑可以砍树木(金克木)、树木长在土里面(木克土)、水来土掩(土克水)、灭火需要水(水克火)、火可以点燃树木(火克木),学生一目了然地就掌握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比如林黛玉天天忧愁悲痛而哭泣,用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脏(肝心脾肺肾),再对应了五志(怒喜思悲恐),说明是肺有病变了,以至于得了肺痨,后来咳血而逝。这样看似深奥的理论知识,也很容易通过实际生活中的对比找到答案,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3多实物展示 中医药种类繁杂、数目众多,非常难记忆和理解,而且许多品种容易混淆,对于刚接触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噩梦[4]。如肉桂和桂枝来源于同一种植物,肉桂树皮,桂枝为嫩枝。二者皆有温营血,助气化,散寒凝的作用。但肉桂长于温里止痛,入下焦而补肾阳,归命火;桂枝长于发表散寒,振奋气血,主上行而助阳化气,温通经脉。再如牛膝有怀牛膝和川牛膝之分,二者来源不同,均能活血通经,补肝肾,强筋骨,利尿通淋,引火(血)下行。但川牛膝长于活血通经,怀牛膝长于补肝肾,强筋骨。而在实际教学中,如果能够在课堂上展示易混淆的药物,让学生近距离仔细观察,使他们能够辨别药物的性状和特征,并采用眼观、手摸、鼻闻、口尝的方法对药材进行系统分析,就有助于学生甄别不同药物的功效、性能,激发学习兴趣[5]。 2.4完善考试考核 中医药学概论这门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灵活掌握,看到一个中药材不但要知道它的功效、用途,还要懂得如何让学生利用它去治病救人,如何跟别的药物共同作用以发挥最大功效。所以笔者衡量成绩时把学生对于实践应用的灵活度作为一大指标。通过笔者近两年的实际操作发现,学生普遍认可这样的考核,认为这种办法更能真实地反映知识的掌握情况。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应该是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并重,简单的来说就是学生毕业以后能够马上上岗,这就要求每一名教师都要考虑如何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对于技能的培养。笔者通过积极探索找出最适合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方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 作者:牛林徽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校医学人文素养调查研究 摘要:通过对西北某中医药学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并做统计学分析,为加强中医药学校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依据。结果显示,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堪忧,人文素质教育不理想,69.8%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缺乏全面理解,人文社科知识欠缺;81.8%的学生很少阅读人文社科书籍,学生缺乏学习自主性,课外阅读的目的仅以打发时间、增加谈资为主;人文课程设置与学生需求有差距,学校人文素质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要全面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还需依据现状,采取多方面、有针对性的措施,适时调整学校人文课程设置,提升教师队伍人文素质教育水平,加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 关键词:中医药教育;医学人文素养;人文教育 医学是拯救人的生命、维护人体健康的特殊职业。因此,医学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传授医学专业知识,更应该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但长期以来,我国医学教育尤其是中职医学教育过分注重医学科学技术层面的职业训练,忽视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这种教育模式偏离了医学人文学科教育的本质,导致非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最终严重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制约了医疗卫生服务和医学科学的有效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本文对西北某中医药学校学生人文素养现状进行调查,以期了解学生对医学人文素养的认知程度,为加强中医药学校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依据,现介绍如下。 1调查对象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随机抽取西北某中医药学校中医、中药、药剂、中医护理、针灸推拿等专业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共412名,其中男生107名,女生305名。二年级学生是指已完成全部医学基础课,尚未进入医院或企业实习的学生;三年级学生是指已完成所有医学基础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实习结束返校的学生。 1.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由两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结合此次研究目的、学情和自身教学经验,经过反复讨论设计确定,调查过程已做好质量控制。问卷共设计70个问题,包含了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整体认知、学校人文课程的开设及学习、人文社科知识的掌握及课外阅读与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和价值观5个方面的内容。在发放问卷前,由调查的教师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活动的目的,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从而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保证此次问卷采集数据真实有效,问卷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412份,收回有效问卷39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6.60%。1.3资料分析应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通过Excel和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有效调查对象中,男生99人,占24.9%,女生299人,占75.1%;三年级学生共217人,占54.5%,二年级共181人,占45.5%;各专业中,以中医专业为主,共205人,占51.5%,其次是护理专业,共137人,占34.4%,而中药、针灸推拿、药剂学专业分别有17人、8人和31人,分别占4.3%、2.0%和7.8%;以三年制学生为主,有388人,占97.5%,二年制仅有10人,占2.5%。 2.2医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整体认知情况(见表1~3) 调查结果显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知晓度,65.6%的学生听说过,但不清楚人文素质教育;30.2%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听说过,并清楚;仅有4.2%的学生从未听说过人文素质教育。也就是说,69.8%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缺乏全面理解。调查发现,二年级、三年级学生认为素质教育重要的比例分别为93.9%和96.7%,经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可认为两个年级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无差异。在此基础上,对经过医院实习的三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三年级学生认为医学理论课程和医学社会实践有作用的比例分别为90.8%和95.9%,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医学社会实践对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优于理论课程。除此之外,调查还发现86.4%的学生很少利用甚至从未利用学校图书馆人文类图书;47.4%的学生对于学校人文教育情况或学校文化品位较为满意;82.9%的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授课对个人人文素养的提升有作用;84.9%的学生对自身的人文知识和素养表示不满意甚至欠缺;有91.7%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 2.3人文课程的开设及学习情况 本调查中所抽取的西北某中医药学校开设的人文课程主要有医学基础类、文化基础类、德育政治类,具体包括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律法规、计算机、职业道德与法律、哲学与人生等课程。而对于人文课程的学习,38.4%的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一般,31.9%的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多,29.7%的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甚至没有。针对学校开设人文课程,有80.4%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医学生应该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在医学人文课程开设方面,学生认为最有必要的课程为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学等。 2.4人文社科知识的掌握及课外阅读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43.5%的学生认为在精通专业的基础上,还应读部分经典书籍;36.0%的学生认为医学生读课外书只需要读有使用价值的书;6.4%的学生认为应博览群书,提高人文素养;14.1%的学生则认为医学生读不读课外书影响不大。通过调查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掌握情况发现,仅有29.4%的学生能够完全正确回答所有中医药文化的问题。对于平均每学期阅读人文社科书籍量的调查结果显示,28.7%的学生几乎没读过该类书籍,53.1%的学生平均每学期读1~2本,仅有18.2%的学生每学期会读3~5本。也就是说,81.8%的学生很少阅读人文社科书籍。研究显示,学生课外阅读的目的主要是打发时间、增加谈资,其次才是提高文学修养、开阔知识视野。 2.5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关于人生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92.4%的学生赞成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帮助和理解。而对于科技与伦理的争论,73.5%的学生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以现有伦理规范为准绳,发挥伦理规范的作用,削弱科技的负面效应。影响医学生职业道德形成的因素依次是医务人员道德状况和社会道德状况、教师的言传身教以及校园文化。 3讨论 3.1进一步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充分发挥教师队伍的渗透作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缺乏清楚的认知,有84.9%的学生并不满意自身的人文知识和素养,这一方面说明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重专业轻人文,另一方面说明学校在教育理念上未能充分重视人文素质教育。通过调查还发现,有91.7%的学生认为加强医学生的人文教育很有必要,而对于人文教育的方式,研究发现医学社会实践的满意度要高于医学理论课程(P 0.05),这与包丽娟等人[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反映出学生对人文知识有较大需求,提示学校应坚持理论课程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即理实一体的教育方式,适当侧重于社会实践教育,加强实习教学中的人文渗透。在对于影响人文素养因素的调查中,有82.9%的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授课对提升个人的人文素养有作用,这充分说明医学专业课教师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高校推行人文素质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教师人文素质的高低[2]。专业课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最长,在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时有其特殊的优势。专业课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内容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对于针对性地落实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影响。 3.2优化人文课程结构,注重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相结合 重医学专业知识、轻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在人文课程的学习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学生需求最高的3门人文课程分别是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学,而所调查的学校只开设了医学心理学。在该校所开设的人文课程中,教育方式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讨论开展较少。对于人文课程的考核仍旧以理论考核为主,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这表明学校人文课程结构亟待优化,课程设置还需以实际需要为导向适时进行调整。在人文教育教学方面,可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3]、案例式教学法[4]以及小组讨论的教学方法,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学会从多角度考虑问题。 3.3增加人文社科教育在教学任务中的比例,提高学生对人文素质的主观认识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大部分学生阅读人文社科书籍较少,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学习人文知识。这提示学校可以在日常教学任务中适当增加人文社科教育的比例,开设具有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色的人文课程。在对学生课外阅读目的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是为了打发时间、增加谈资,很少有学生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而阅读。由此可见,学生在对人文素质重要性的认识上还不到位,这可能是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迫使学生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医学专业课程,从而导致人文素质教育易被忽视。 3.4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起着重要作用[5]。而相比于综合性学校,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导致医学生在校期间缺乏文化熏陶[6]。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将近一半的学生对于学校的文化品位不满意。这提示学校应在今后更加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大力支持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实现文化育人功能。在关于学生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学生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但仍有少数学生“三观”有失偏颇,对此,学校可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来增强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进而端正学生人生态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此次调查发现,中医药学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而要全面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还需依据现状,采取多方面、针对性的措施,适时调整学校人文课程设置,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人文素质教育水平,加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营造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校园氛围,陶冶情操,滋养心灵,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作者:祁海萍 赵晓玲 单位:甘肃省中医学校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科交叉研究 1学科交叉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学科是指专门的知识体系,学科建设是围绕着学科学术的发展与知识的创新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学科交叉应是指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研究专家伍德沃思,便开始使用跨学科一词,起初对跨学科的解读类似于“合作研究”[1]。即研究中需要具备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的共同参与。1972年,在经合组织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组织的跨学科研讨会中,将跨学科界定为,对2个或多个不同学科的整合———这种整合既是学科间互动的过程,包括从简单的学科认识交流到材料、概念群、方法论和认识论、学科话语的互通有无,乃至研究路径、科研组织方式和学科人才培养的整合[2]。学科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知识体系与实体学科,知识体系是学科的灵魂,实体学科则包含学科队伍、学科平台等,具有承载学科知识体系、发展学科学术、创新学科知识、培养学科人才等功能。纵观人类各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无一不是汲取了同时代相关领域新的知识和技术成果,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包容精神,有力地促进了本学科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创新。学科建设工作是为促进学科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创新,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是产生新知识的有效途径,正如学者所说,学科交叉融合有助于催生重大科学成就;学科交叉融合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和特征[3]。因此,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积极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于学科学术发展、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医药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中医药学科是以中医药知识为主体的学科,中医药知识或理论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是医学和哲学的融合,或者说是借助哲学为说理工具的医学,其理论具有显著的哲学特征,即比较宏观,在临床上对很多疾病都有较好的指导作用,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其优点。但中医药理论相对抽象,思辨性较强,很难统一标准,具体操作难度较大。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中医药学科固有的理论正是阻碍中医药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必须使其理论现代化才能真正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但在实践当中,中医药理论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很多项目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中医药理论的现代阐释上,而这种阐释充其量只是以管窥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反映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目前,学科建设在学科(知识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为高校所共识,中医药学科在重点学科建设格局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从校级重点学科到地方或省级重点学科,再到国家级重点学科,都有中医药学科的身影,重点学科建设已对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中仍存在着一些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学科方向的局限、人才队伍的局限和基地平台的局限三个方面。(1)学科方向规定着学科的发展,方向过于局限将会限制学科的发展。而目前中医药学科的研究方向大多数都局限在本学科有限的领域之内,且并没有真正体现本学科的内涵。这种基于自身狭窄领域的研究视野很难实现学科学术发展的突破。(2)人才队伍也是目前制约中医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近些年我们培养了大批的硕士和博士,很多中医药学科现在高学历者所占比重已经很大,但其专业知识相对单一,学科基本上仍是相同专业者的俱乐部。这种知识的结构的单一性也造就了学术研究思维的同一性。(3)基地平台的相似性问题很突出。中医药学科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相关学科的研究仪器和设备来开展自身学术的研究工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建设什么样的平台要从自身学科的性质出发,一定要遵从自身学科内涵的发展规律。兼收并蓄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共有特点和规律,中医药在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也一定要遵从这种特点和规律。在中医药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方向的狭窄性、学科队伍知识结构的单一性及学科基地平台的相似性等这些问题必须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才能真正解决。 3在学科建设中促进中医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筑学科平台,这三个根本任务为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1以方向凝练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学科方向既要保持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又要在不偏离其内涵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其外延,这是学科学术不断发展、创新和保持学科活力的保证。而支撑学科方向的是具体的研究项目,学科方向规定着研究项目的范围,研究项目又促使学科方向不断凝练。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一般要符合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就是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受国家或地方政策导向的影响。因此,学科方向的凝练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分工也愈来愈细,作为服务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其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涉及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往往不是单一的学科所能完全具备的。尤其对于中医药学科来说,其理论体系和现代医学相去甚远,而目前开展中医药研究工作基本离不开现代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相关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支持。这就使学科交叉成为学科开展项目研究和方向凝练的必经之路。胡瑞等通过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析,发现跨学科研究组织是科研项目得以实施完成的重要载体,而灵活机动的跨学科组织是麻省理工学院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设有许多临时性的、以主要研究方向命名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这些组织以研究任务为导向,依据课题研究的需要集结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课题组随着研究任务的完成而解散[3]。目前该校大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已超过60个[4]。这一通过研究项目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措施是麻省理工学院高效率、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的有力保障。这一举措也是国家多年来一直所大力倡导的,如973研究项目、协同创新项目等项目的立项研究工作,必须由多个学科组建成大团队联合攻关。以项目研究带动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很自然的一种方式。 3.2以队伍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人是学科建设中最活跃的因素,学科建设的一切活动是由人来具体实施的,因此,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学科的建设发展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学科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善于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学科往往走在科学的前列。中医药学科的发展更需要借助现代医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虽然中医药学科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但中医药知识理论的发展从来也都不排斥外来的学科,那种故步自封,以为单一的中医药学科知识可以独自存在于学科知识大洋中的想法是固执和危险的。而相当多的中医药学科队伍学缘结构不甚合理,近亲繁殖情况较为严重,知识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全国中医药院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是我国中医药学科学术水平长期以来难以有较大或实质性发展的原因之一。由于相当多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药学科学术队伍都是本校甚至本院系培养的,其知识的面和量、知识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对学科队伍创新能力的提高非常不利,这种现象亟待改变[5]。因此,中医药学科要根据需要在建设中善于吸纳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当然这些人员要基于共同的志趣,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这些知识背景不同的人员围绕着学科共同的研究方向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极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科学术的创新,并产生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3.3以基地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学科基地是学科从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载体,基地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的层次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中医药学科要与时俱进,跟上现代科学的步伐,科学研究是其必经之路。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趋势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知识、方法和技术均不可能独立完成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学科在基地建设的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开展本学科学术研究工作需要,以本学科研究方法为主体,涉及相关学科的方法技术为辅助,实现在基地建设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当然,每个学科的基地建设基础不同,有条件的可在完善自身基地的建设中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基础较弱的学科则应充分利用学校、院部或其他学科的基地、实验室、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等,为我所用,在开展具体研究工作中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4结语 学科是高校的基本单元,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中医药人才、创新中医药理论和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重任。中医药学科基于其理论体系的特殊性,至今仍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医药学科理论或学术的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纵向探索发展,现代医学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术的引入无助于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反而会误入歧途。因此,高等中医药院校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其中不乏高学历和高职称人员,在思想认识上仍局限于传统的中医学术发展的思维模式,即除了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知识,排斥其他一切外来的相关知识,排斥中医药进行现代研究。这一现象导致了在中医药学科内部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传统中医派和现代中医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教学、临床、科研,各自走各自的路,学科很难形成合力,极不利于学科学术的发展。因此,高等中医药院校要真正认识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以学科建设为载体,改变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把教学科研纳入学科建设体系,打破传统的分离状态,通过学科交叉统筹教学队伍与科研队伍;鼓励二级学院以重点实验室、学科交叉项目组、学科交叉团队等方式来凝练并设置新学科方向、开设新课程,打破教学资源的专业(学系)所有制,建立以学科方向、学科项目组及课程群、课程组为基本单位的教学组织体系[6]。在学科建设中,通过凝练方向、汇聚队伍、构筑平台等三个方面促进学科真正地交叉融合,把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姚建平 樊蔚虹 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医药学论文:医学教育对中医药学科的实用性 1转化中医药学的内涵表述 由于中医学理论和西医学理论的差异,两者的转化医学各具特点。对于中医药来说,医药合于一体,而且中医学有自己的疾病观和治疗观。因此,转化中医药学的内涵阐述既要全面又要突出特点。中医学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基本特色,转化中医药学应以此为前提,在临床中以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辨证论治出发,疾病与证候并重,针对辨病和辨证分类,在立法处方、药物配伍、证候传变、疾病预后、药效和疗效评价、药物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广泛查阅医学典籍,名家医案,深度发掘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文献资源,从中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技术和药物或获得解决临床问题的思路;并借鉴和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手段,多学科交叉研究,发挥各自优势,应用基因芯片、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药理学等技术以及严格的统计学分析,在不同的研究层面对与证候发生、发展、传变、预后,疗效评价、药物作用靶点和质量控制等相关联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进行筛选;同时,赋予相应的具有中医特征内涵的脏腑和四诊合参信息,进而指导临床应用研究,体现中医药学“临床—医学典籍—临床”的转化路径[7]。 2转化中医药学的研究分支 转化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血肉是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知识,其核心是转化,其目标是适合临床需要的用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的技术、方案或药物。中医药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离开这些,转化中医药学学科将会是空中楼阁。研究分支可分为中医和中药两大板块,在此两大板块下,可考虑细分为若干学科研究专业,现提出下列几点设想以供讨论。 2.1转化中医学 中医理论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与其研究技术的落后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表述的研究成果往往由于中医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尚不完善或不统一,可重复性差,在国际上难以交流,阻碍中医理论的传播,并使一些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医学界的承认。转化中医学,其目的是借助转化医学兴起的机遇,引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概念,充分发挥以临床为基础的中医特色,以循证医学证实中医学临床经验积累和临床疗效,将中医学从经验医学上升到实证医学[5],再转入基础研究,然后从基础到临床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转化中医学的两种模式:第一是从临床经验到基础研究再到临床应用;第二是从医学典籍到基础研究再到临床应用。由于应用了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使转化中医学易于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同时有助于促进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从经验或典籍记载向实证发展并寻获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优势病种和扩大其应用领域。 2.2转化中药学 2010年9月26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成立。这是第一个中药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药转化医学进行了讨论和诠释[8]。结合中药药性理论和配伍应用,采取现代研究技术手段,在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已具备了成立转化中药学研究方向的条件。中药的优势之一是以君臣佐使配伍复方实现个体化治疗,顺应了当今医学发展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或范畴是什么呢?有学者已对此问题做过研究,认为中药转化研究中,用相关基因解释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而用一组化学成分描述复方的物质基础[9]。也有研究分析指出,中药转化研究以组分配伍研究为内容,开发现代中药研制的新模式[10]。另有学者认为,转化中药学着重对中药组分间不同配比与药理效应的关系进行研究[11]。近来,有报道提出“方剂组学(Formulomics)”的概念,作为中医药复方转化研究新思路和内容[12]。因此,对于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应有中药理论的鲜明特色。中药理论讲究平衡机体(纠正偏性),系统调节;复方是主次分明(君臣佐使)的化学成分组合群;药物作用模式是多点-多点(系统-系统)。因此,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体现中药特色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临床有效复方的甄选和评价;复方的配伍关系,复方的药物质量控制,药效学和药动学以及安全性评价;化学成分组合群与人体的相互作用。研究的方法学可以考虑采用:病证结合中医证候量化指标并结合现代医学病理生化指标和影像学表观特征,参考系统生物学评价体系;以整体表达、整体筛选模式,根据方证对应关系筛选复方(特别是对于中医优势病种)。 3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面对的困难 王永炎院士指出:“中药转化医学就是从基础到临床、到民众、到全球,……中药的现代诠释是一种创新。”张伯礼院士也提出:“中药是转化医学的杰出代表,……中药研究应突破传统思路。”[8]可以说转化中医药学学科既古老也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有着转化医学的身影;说其年轻,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仍处于襁褓之中,但作为一门创新学科,将会丰富我国中医药教育创新知识体系的建设内容。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需要面对困难,主要是能作为学科依托的转化中医药研究中心(平台)少。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医老年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和上述提到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外,鲜见其他的转化中医药研究机构,因此会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另外,在目前大部分的中医院校中,将转化中医药研究的理念渗透在日常教学中尚欠缺,缺乏对转化中医药研究的敏感性,缺乏对加快转化中医药研究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4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的策略 解决上述存在的主要困难,首先要审视中医药的现实国际地位,树立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和推广中医药的使命感。文化复兴也属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中医药作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将能增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其次,在管理机制上,中医药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整合相关资源,统筹规划,试点运行转化中医药研究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机制,通过一段时间(例如1年)运行反馈信息的汇总和分析,找到机制中有待改进的部分,从而有助于加快转化中医药学学科的建立。最后,要秉承“转化”理念,让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从事临床医疗的人员以及中药研发企业界联合起来,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的构建而共同配合,互相协作。转化中医药学学科是创新学科,期待医药界同仁们予以关注,集思广益,为我国的转化中医药研究、创新学科建设和转化中医药研究人才培养而努力。 作者:唐汉庆 许世华 王宁莉 医药学论文:兽医药学教导改革简析 作者:李慧峰 李喜旺 李子平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动物科技学院 考核方法多样化考核方法由传统的单纯笔试改革为笔试和实验操作考核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笔试部分应注意试题的难度、广度和深度,注意药物使用时的关联性,将各章内容融会贯通,加大综合性试题比例,并与当前临床紧密结合,力求真正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除此之外,实验操作在考试中占一定比例,以测试学生平时上实验课时是否真正做到自己动手,使考试成绩更能反映出学生的实际水平。 实验教学及实践多样化 增加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传统的药理学实验中多是验证性的,为了不断完善实验内容,应尽量开设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当然,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也可以交由学生自己设计,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从文献的查阅开始,然后确定实验操作步骤,准备实验仪器及试剂,经课堂商讨后如果切实可行,即可实行,所以教研室最好能配备专门的实验室提供给学生演练,这样,利于学生运用综合知识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实践与教学同步实行学习《兽医药理学》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将药物应用于临床,那么实践教学即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等的重要环节,虽然大学生都有毕业实习,但学习完该课程半年甚至1年之后再去实践,药理学的理论知识可能早已很生疏,所以,在讲授该门课的同时让学生能够投入到实践中是颇为有益的。学生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去药厂或者兽药厂、小型养殖场、动物门诊部进行参观或实习,让学生了解药物的一般生产流程、药事管理的基本内容以及临床上动物疾病的治疗用药,这样,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具体化,从而便于学生掌握。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自身知识的完善作为一名《兽医药理学》的授课老师,不仅应具备药理学的丰富知识,还应具备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解剖学等学科的扎实基础。在该基础上,要不断地查阅大量文献,了解该专业课的新动态,掌握药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将科研融入教学体系,从而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除此之外,老师应加强英语水平的提高,在当今科技发展的今天,各学科前沿知识和国际领先研究成果以及先进的研究方法、技术均在国外著名期刊或在国际会议上率先发表,要想及时掌握和交流这些最新的前沿知识及学科研究动态,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英语能力,这样,才能把最新的科技动态带到课堂上,让学生更快地接受新知识。改善教学方法《兽医药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同时也是集实践性、应用性为一体的学科。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药理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又要将实验和临床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做到学以致用。所以,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注重启发式教学: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老师为主导,学生是主体,所以,老师须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去思考、观察、操作,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另外,老师在语言表达时应注意艺术性,不但要用通俗严谨的语言准确描述授课内容,还要尽量使自己的表达风趣幽默,这样可以改变学生上课时的乏味感和枯燥感。理论联系实际:《兽医药理学》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据学生反映,在课堂上还有些印象,但下课后脑子一片空白,那么如何让学生对所学习的药物印象深刻,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讲解某个药物时理论联系实际,如果只是用口述的形式讲解该药物的作用,就像是纸上谈兵,但如果能和临床上的疾病联系起来,那效果就会很好。比如:在讲解阿托品时,由于作用较多,记忆起来比较困难,老师可以提问学生:“大家知道在临床上人或动物在中毒后有何症状?通常阿托品是解救药物之一,为什么?再者,大家在去配眼镜的时候可能曾遇到这种情况,店员给你滴几滴散瞳的药水即阿托品,但过一会儿你会觉得口干舌燥,为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学习一下阿托品这种药物。这样,就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有助于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另外,在讲解每一类药物后做一小结,总结这些药物的异同,并附于病例治疗分析,以便在课上巩固所学内容。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癫痫的研究要点 摘要:癫痫是位于大脑、丘脑-皮质系统、中脑上部的神经元高度异常放电引起的反复发作的慢性脑部疾病。癫痫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历史源远流长,发展到现代,与现代医学治疗手段相结合,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为探讨中医中药治疗癫痫的研究进展,通过查阅近5年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单独中药治疗、中药结合抗癫痫西药、中药结合中医其他治疗方法的临床观察以及有关的实验研究的方面做一综合概述。 关键词:癫痫;中医药疗法;综述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是由遗传、颅脑外伤、产伤、脑血管疾病、脑囊虫等疾病造成的以短暂性的痫性发作为特征的脑神经功能障碍性疾病。因为癫痫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确切,所以对癫痫的治疗仍是以控制发作的频率、缩短发作持续时间、减轻发作程度等的对症治疗。现今已经能有效运用临床抗癫痫基础药物治对症治疗了,而运用中医中药是中医学治疗癫痫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将近5年来有关中医中药治疗癫痫的临床观察以及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临床研究 1.1单独中药治疗 孔凡玉自拟息风镇惊、清热豁痰的定风汤治疗证型为痰热挟惊的小儿原发性癫痫40例,总有效率为90%。该方使用大量矿石类药物,取其寒凉、重镇之性,以达到清上炎热势、镇惊潜阳的效果,清热豁痰以除病之因,镇惊潜阳以消病之诱因,从而达到治疗效果。郑春香等将31例难治性癫痫患者分为柴贝止痫汤单独治疗组和添加组,结果单独治疗组总有效率为50.00%,且对各发作类型均有效,添加组有效率为42.86%,提示柴贝止痫汤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程度和减轻持续的时间,是其本身作用而不是因为联合了基础抗癫痫西药而提高的疗效。此方由天麻、柴胡、浙贝母、牡蛎、地龙、石菖蒲组成,从郁、从风、从痰论治,其功效为疏肝理气、化痰息风、醒神开窍。孙明媚等采用具有疏肝理气、化痰息风功效的止痫汤治疗癫痫患者60例,总有效率为80%,提示止痫汤可通过抑制脑神经元异常放电治疗癫痫,并且对治疗棘(尖)慢、多棘慢波疗效最好。路岩莉等采用息风胶囊(主要成分:石菖蒲、全蝎、紫河车、天麻、白矾、白僵蚕等)治疗中央颞区棘波的小儿良性癫痫,总有效率为84.21%,有效控制临床发作程度和提高脑电图改善程度,此方从肾论治,补肾精治其本,息风豁痰治其标,从而达到益肾填精,息风豁痰的功效。曹建梅收集汪受传教授运用豁痰息风、镇惊开窍法治疗小儿癫痫30例,有效率达93.33%,汪教授自制定痫散加琥珀粉、羚羊角粉及中药辨证论治进行干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田振华运用具有祛痰化瘀、止痉宁痫作用的胆南星宁痫颗粒治疗癫痫,显效率为77.78%,总有效率为97.50%,说明此药在控制癫痫发作、减少发作次数、减轻症状程度方面具有显著疗效,长期服用,安全、无毒副作用,抗癫痫效果明显优于苯妥英钠组。上述学者对于癫痫的治疗可归纳为:①痰、火、惊、郁,瘀为痫病的病理因素,各病理因素相互兼夹,治疗时各有侧重;②息风以治标,治血以助息风,养心以安神、滋肝补肾以治其本,与中医学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则相吻合。 1.2中药联合西药治疗 陆玲丹等观察了61例癫痫患者,治疗组30例用化痰息风方和西医基础治疗(丙戊酸钠或丙戊酸钠缓释片或卡马西平)配合治疗,与仅使用西医基础治疗的对照组31例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0%,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提示了化痰息风方药配合西医治疗癫痫在减少发作频率,减少中医症候积分方面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蒋莉娅等采用复方丹参滴丸配合常规抗癫痫(丙戊酸钠,重者加服复方苯巴比妥溴化钠片,发作时静推地西泮)及对症治疗59例外伤性癫痫患者,复方丹参滴丸由丹参、三七及冰片组成,具有活血化瘀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联合西药可降低血清TNF-α、IL-6、CRP值有关。张根娣等运用定痫冲剂(僵蚕、地龙、龙齿、茯神、当归、白芍、炙甘草)联合丙戊酸钠及相应的对症治疗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34例,总有效率为97.06%,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吴敏玲把68例痰气郁结型癫痫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常规组,常规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丙戊酸钠或卡马西平),观察组则在常规组基础上联合中药柴贝止痫汤治疗,结果示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常规组(P<0.01),说明柴贝止痫汤可有效治疗痰气郁结型癫痫。肖俊锋采用抗癫痫西药(卡马西平或丙戊酸钠或托吡酯)联合破格救心汤治疗心肾阳虚型难治性癫痫患者28例,总有效率为85.72%,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并且不良反应少于治疗组。以上的学者采用中药与西药联合抗癫痫,利用二者的协同作用,弥补了各自治疗所起疗效的不足之处,中药的加入治疗减轻了抗癫痫药物所造成的毒副作用。 1.3中药联合中医其他疗法 成贵芳等将60例癫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0例与对照组30例,治疗组口服异蛇癫痫丸加穴位埋线法,埋线穴位轮选两组:①大椎、鸠尾、内关、三阴交、心俞;②丰隆、腰奇、神道、脊中、筋缩。对照组单纯口服卡马西平,治疗14个月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6.67%,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郑红等运用耳穴压豆(神门、脑干、穴心、交感、皮质下)联合中药汤剂(僵蚕、龙齿、当归、白芍、茯神、地龙、远志、香附、石菖蒲、桃仁、半夏、甘草)治疗脑卒中后继发癫痫30例,取得了满意疗效,其方药起到息风降火、活血化瘀解痉的作用,耳穴的选用同样以醒神开窍镇惊、滋水涵木为功效,可作为有效的辅助治疗。邹伟等用针刺疗法结合中药汤剂治疗20例脑卒中后癫痫患者,总有效率为95.0%,治疗后脑电图异常改善率为73.3%,针刺主穴为四神聪、百会、水沟、内关,联合定痫汤加减共起豁痰开窍、调理气血、息风止痫的作用,说明了采用针药结合的治疗方法切实可行。杜鹏等收集了48例辨证分型为风痰窍闭证的癫痫患者,其中27例采取针刺联合自拟处方(钩藤、天麻、法半夏、茯神、僵蚕、石菖蒲、郁金、陈皮、天竺黄、炙远志、地龙、生牡蛎、生龙骨、地龙、石决明、丹参、白芍、当归、甘草、竹茹、胆南星等)治疗,总有效率为87.5%,另外27例口服苯妥英钠作为对照,总有效率为62.5%,提示了针刺加中药治疗的疗效确切。钟向阳等观察了35例采用消痫汤联合针灸疗法治疗小儿癫痫,总有效率为88.57%,与35例根据发作类型选服西药(丙戊酸钠或奥卡西平或卡马西平)的患者作为对照,治疗12个月后,结果显示中医组在临床总有效率以及脑电图正常率均高于西药组,说明消痫汤配合针灸治疗小儿癫痫有效且疗效较好,并对智力无大影响。以上的治疗说明癫痫的治疗方法多样,途径广,全方面的多靶点地提高抗癫痫的疗效,可充分有效利用这些方法提高癫痫的治疗效率。 2实验研究 王潇慧等运用侧脑室注射海人酸的方法建造癫痫持续性状态后慢性难治性癫痫大鼠的模型,采用柴贝止痫汤进行药物干预,并观察其脑内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和主穹窿蛋白(MVP)的表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该复方能降低海人酸致痫大鼠脑组织BCRP的表达,但对于MVP表达尚需要进一步证明。徐先伟等采用补脑止痫散作为干预措施,研究经干预后戊四氮慢性点燃癫痫大鼠海马区的抑制性递质(GABA)及受体(GABAα)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补脑止痫散对戊四氮慢性点燃癫痫大鼠模型海马区GABA和GABAα均有明显上调,说明补脑止痫散可起到保护脑组织、缓解癫痫症状的作用。徐先伟等采用相同的造模方法和干预措施,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大鼠海马区的c-fos,c-jun蛋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补脑止痫散还可调控海马区内即刻早期基因。冯铁为等同样采用补脑止痫散对戊四氮致痫大鼠进行药物干预,并用免疫印迹法检测大鼠脑组织中IL-2、IL-6蛋白阳性表达,结果显示,经干预6周后,致痫大鼠脑组织海马区IL-2、IL-6阳性表达明显降低,说明此复方的抗癫痫机制与降低海马区的IL-2、IL-6蛋白阳性表达有关。孙丽等用抗痫灵(穿山甲、乳香、没药、龙骨、珍珠、胆南星、石菖蒲)对戊四氮点燃致痫大鼠进行药物干预,描记大鼠脑电图,并观察各组的NMDAR1的活性变化,结果发现抗痫灵可有效抑制戊四氮诱导癫痫大鼠模型海马区内NMDAR1的表达,这有可能是抗痫灵能有效治疗癫痫的机制之一。李兵等先给大鼠进行石甘散的药物干预措施后再用戊四氮建立大鼠癫痫模型,记录大鼠的行为表现,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BDNF的表达变化,提示了石甘散能够延长戊四氮致痫大鼠的痫性发作的潜伏期和强直性惊厥的潜伏期,降低强直性惊厥的发作频率,显著下调大鼠海马区的神经元电压依赖持续性钠离子通道电流幅度,促进BDNF的表达,说明石甘散可有效起到抗癫痫的作用。以上各研究主要探究各类中药复方的抗癫痫效果还有作用的机制,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各类复方对神经递质的传导、细胞因子的表达及对离子通道所起的调控作用。 3结语 癫痫作为神经内科常见疾病、难治性疾病,以病因多样,机制复杂著称,痫病发病日久,致使病情更加缠绵,除小部分患者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去除癫痫病灶外,大部分患者仍旧愿意采用内科保守的用药治疗来控制发作,这就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所以为提高临床疗效必须采用合适、有效、安全的药物。中医中药治疗癫痫历史悠久,发展至今,各个复方或为经方加减化裁,或为长期的临床经验自拟方药,辨证论治,辨证审因,单独用药,中药联合西药,中药配合针灸、埋线、耳穴均能够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即使中医中药在临床研究的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就有其不足之处:①大多数的临床研究收集的样本数量不多,随访时间不够长,远期疗效也未表明清楚。②虽然也采取随机方法分组,但采用双盲随机方法的不多,多数随机方法不明,这使得出的结果不够严谨规范。③缺乏统一规范化的辨证分型,多数分型是从医者的临床经验得出,有可能存在失误。今后还应进行更加严谨规范的临床研究。中药治疗癫痫的动物实验研究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各中药复方抗癫痫的效果及作用机制,为临床中药的使用提供理论及数据依据。为了发掘中医中药的抗癫痫的潜力以及给中医中药治疗癫痫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今后还需要多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研究。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科普宣传工作方案 一、与日报社开展合作。 《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发行面广,其宣传报道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代表性。该报《健康视界版》注重对群众健康的宣传和报道,是许多读者喜爱的好栏目。2011年市中医药管理办公室与日报社合作开展以下工作: (一)举办《中医在我身边》有奖征文活动。在全市征集以讲述自己对中医的真实经历和亲身感受,或中医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变化、提升等为主题的文章,征文择优录稿在《日报健康视界版》刊登,每周一期,每期1-2篇,全年不少于50篇。稿酬由报社按规定支付。征文活动结束后,由日报社与市中医药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对优秀作品评奖。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奖品分别为由市中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1000元和500元的健康卡一张。 (二)宣传介绍名中医药专家。《健康视界版》开设《名中医访谈录》,每期介绍一名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名中医药专家,宣传专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诊治经验和感悟见解。 (三)动态报道。对涉及我市卫生事业尤其是中医药事业发展所开展的相关活动和重要新闻,在二版或阳光政务版面,随时进行动态报道。全年不少于20篇。 各单位要积极发动广大干部职工根据日报社征稿要求踊跃投稿,努力做到寓教于乐;要认真组织本单位的名中医药专家撰写简历、临床观点;对本单位将要开展的有关中医药发展的活动及时与市中医药宣教中心联系。市中医药宣教中心要对《中医在我身边》征文的科学性进行审查;要合理安排名中医药专家见报时间;对各单位开展的相关活动和重要新闻,要及时联系报社采访报道。 二、与电视台合办《中医养生》栏目。 《中医养生》围绕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自然变化,阐述起居作息、饮食养生、强身进补、防病治病与护肤养颜等内容,为观众提供日常自保自疗的养生宜忌建议。根据中国传统养生学“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针对节气变化和观众需求,适时顺势的安排节目内容,在系统介绍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同时、有针对性的介绍实用养生方法。节目架构包括:(1)《中医话养生》。邀请中医专家针对节气变化和观众需求,讲解相关养生知识;(2)《我和养生》。征集观众的养生保健故事,或者一些偏方,让医生点评是否科学合理,并有针对性的提供更好的建议或方案;(3)栏目延伸。在周五或者周末对一周的养生内容进行总结,或者邀请名医进社区,设定主题,主持人主持,中医讲解,现场互动,让观众参与回答,并在答对者中进行抽奖,并将现场互动的内容转回直播间,增加节目的影响力,提高节目收视率。 本栏目由电视台和市中医药管理办公室主办,市中医药宣教中心协办,奖品为市中医院提供的健康卡。电视台联系人:卫强,联系电话:。 三、创建中医药知识科普宣传专题网页。由市中医药宣教中心负责在“卫生网”中创建中医药文化宣传专题网页,开设网络健康大讲堂、中医药知识普及、文化宣传等栏目,及时将《中医在我身边》和《中医养生》内容发到网上。各有关单位要在已有单位主页中增加相关中医药知识科普宣传内容或创建专题网页。 四、编撰出版市中医中药进万家文化科普宣传读物。今年,拟翻印省中医药管理局编撰的《省中医药知识宣传册》三万册,主要在各单位开展科普讲座、中医义诊等活动时免费发放。 五、开展科普讲座和中医义诊活动。 各级中医院每年要开展不少于300人参加的中医药科普讲座至少五场,不少于200人参加的义诊至少五次;三级综合医院要开展中医药科普讲座至少两场,中医义诊至少两次;二级综合医院要开展中医药科普讲座至少一场,中医义诊至少一次。各单位组织的宣传活动要深入到社区、街道、乡镇、村庄、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每个市、区直接受益人群至少五千人次,受益人群尽可能广。要注意发挥和利用当地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争取良好的宣传效果。 市卫生局将免费为科普讲座和义诊提供《市中医中药进万家文化科普宣传册》,各单位要做好宣传册发放的登记工作,并及时报市中医药宣教中心。 六、充分利用各单位的电子宣传工具。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本单位的电子显示屏、平面电视等媒介宣传对本单位的中医特色,同时要加大中医药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多播放中医科普宣传片,努力营造宣传中医的舆论氛围。 中医中药论文:基于便秘的中医中药治疗问题深究 摘要:关于便秘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便秘的概念较为复杂,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第二,便秘不是疾病的名称,而是一个症状,它既可以是一种严重疾病的临床表现之一,也可以是一种疾病的主要症状,而且也可以是只表现为便秘,而查不出原发疾病。第三,诊断便秘,一定要考虑到病人原来的排便习惯。第四,诊断便秘,也要注意病史的长短。第五,有的学者把排便间隔时间延长,粪便于燥称为便秘,把排便费力,排便时间延长称为排便困难,两者合称为排便障碍性疾病。 关键词:便秘中医药治疗综述 一、辨证要点 1、大肠的传导功能失职是便秘的根本所在大肠居于腹中,其上口在阑门处紧接小肠,其下端紧接肛门。大肠的主要功能是传化糟粕,大肠接受经过小肠泌清别浊后所剩下的食物残渣,再吸收多余的水分,形成粪便,由肛门排出体外。 2、五脏六腑皆可影响大肠传导而致便秘如前所述,便秘的根本在于大肠传导失常,但大肠的生理功能与五脏六腑的关系非常密切,如肺的宣发肃降、肝的疏泄条达、脾的转输运化、肾的温煦濡养等,因此,除大肠本身的病变,五脏六腑任何一个脏器的病变,都可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而发生便秘。所以说,治疗便秘的方法必须注意到大肠与其他脏器的关系。 (1)从肺论治:《灵枢·经脉》篇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又曰:“大肠手阳明之脉,……络肺,下膈属大肠。”肺与大肠构成了脏腑阴阳表里的络属关系。肺主宣发,是大肠得以濡润的基础,使大肠不致燥气太过;肺主肃降,是大肠传导功能的动力。肺藏魄,肛门又称“魄门”为肺气下通之门户,可见肺与大肠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肺气肃降则大便通畅,出入有常,肺气上逆可致大肠腑气壅滞,而见大便秘结,腹痛腹胀。 (2)从肝论治:肝主疏泄,具有调节全身气机,推动血和津液的正常运行的功能,肝的疏泄有助于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及大肠的传导功能,肝失疏泄,肝气郁结则大肠气滞可致便秘。肝藏血,血虚肠道失润亦可致便秘。 (3)从肾论治:肾开窍于后二阴,大肠的传导功能有赖于肾气的温煦和肾阴的滋润,便秘的形成与肾的功能正常与否关系密切。李东垣云:“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如常……”《杂病源流犀浊·大便秘结源流》曰:“大便秘结,肾病也。”《养生四要‘却疾》曰:“肾虚则津液不足,津液不足则大便干涩不通。” (4)从脾胃论治:脾主运化,运即转运传输,化即消化吸收,运化即把水谷化为精微,供应滋养全身。同时亦运化水津,促进水液代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并主通降,由此可见脾胃与大肠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脾胃功能正常,大肠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因此,治疗便秘,调养脾胃尤为重要。 3、气、血、津液与便秘的形成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因素。便秘的形成与气、血、津液亦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在治疗上也必须注意到这方面因素。 (1)气虚便秘:气具有推动和激发运动的作用,大肠的运动,有赖于气的推动,才能发挥其正常的传导作用。如气虚推动无力,大肠运行不畅,则可出现便秘,治当益气,具体治法有补肺气,益脾气,温肾气等。 (2)气滞便秘:大肠的运动功能不仅依赖气的推动,而且要有正常的气机运行,如肺气的宣发与肃降,脾气和升发与胃气的下降等各种气机的运动形式来协同大肠的传输功能,如果各种原因导致全身或局部的气机不调,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病变,如各种原因而致大肠的气滞,则会发生便秘,治当行气,具体治法如舒肝理气,消食导滞,行气化痰等。 (3)血虚便秘:全身的脏腑器官都依赖于血的滋养濡润,大肠的运动功能亦然,如血虚不能滋润大肠,则会致肠道失润,形成便秘。治当养血,如补肝血,滋肾阴等。 (4)血瘀便秘:瘀血的形成有多种原因,瘀血一旦形成,又会阻滞气机,引起各种各样的病证,如瘀血阻滞肠道,大肠运行不畅,则亦可引起便秘,治以行气活血。 (5)津亏便秘:津液具有滋润和濡养的功能,亦具有濡润滑利的作用。因此,大肠的传导功能有赖于津液的濡润滑利作用。如津液亏损,则肠道干枯,可致便秘,治当滋养津液。如滋补肾阴,养胃生津等。 二、外治法 1、中药敷脐治疗 (1)生姜30g,豆豉9g,食盐6g,连须葱1根,同捣烂如泥,烘热,外敷。 (2)大黄粉10g,水调外敷。 (3)生姜60g,豆豉15g,加葱白3根,其捣成泥,外敷。 (4)大戟粉2g,大枣肉10g,捣成膏状外敷。 (5)当归60g,大黄30g,芒硝15g,甘草15g。熬膏外敷。 2、中药坐药法 (1)饴糖适量。将饴糖捏成指头大,用香油拌以绿矾末,塞入肛门深处。 (2)白胶香半枣大,鼠粪2枚。上药研末、水丸为枣核大,油涂表面纳肛。 (3)皂辛栓剂猪牙皂12g,细辛5g。研成细末,用蜂蜜调匀制成栓剂。 (4)蜂蜜适量,微火熬炼,冷后作成栓剂。 (5)生大黄15g,火麻仁50g,陈皮15g,郁李仁25g,共研细末,炼蜜调成条状。 三、针灸推拿治疗 1、针刺常用穴位有大横、天枢、中脘、气海、足三里、上巨虚、合谷、复溜穴。 2、耳穴实秘取穴大肠、直肠下段、便秘点、交感、肺、肝、胆穴;虚秘取脾、胃、肾、大肠、直肠下段、皮质下、便秘点。用75%酒精行局部消毒后,将王不留行籽放置于胶布上,贴压在选好的穴位上,逐穴揉压,每日2次,共5~10分钟。3日为1个疗程,3日后仍便秘者可换贴另一侧耳穴治疗。 3、按摩可按摩足三里,每晚睡前排除杂念,自然呼吸,自行按摩足三里穴10分钟(顺时针按摩5分钟,逆时针按摩5分钟)。 4、指压取天枢穴,即脐旁2寸,左右各一,按压此穴,有轻度压迫感,待有便意后如厕。接着病人自己继续用左右两拇指按压左右天枢穴,力度以轻度压迫为宜,病人无法完成时可由他人协助完成。 四、便秘的外科治疗 便秘的治法较多,一般以内治为主,近年来随着便秘的认识手段不断发展,对便秘的原因和分类愈来愈细,对一些特殊原因的便秘,如保守治疗无效的话,可考虑手术治疗。需要手术治疗的便秘主要是直肠梗阻性便秘如直肠前突、盆底直肠肌痉挛综合征手术。对于结肠慢传输型便秘国外亦有部分手术病人,但并发症较大,不适合推广。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研究 【摘要】目的研究并分析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表现。方法62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均分到中药组和西药组。予以31例西药组患者普通降血压西药,31例中药组患者则给予健脾化痰、平肝益肾、活血祛湿的中药进行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及临床表现。结果与传统西药治疗降血压的西药组相比,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中医组不仅血压显著降低,而且在降低血脂、血压反复、药物毒副作用等方面均远远优于西药组。结论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疗效显著,毒副作用小,并发症少。 【关键词】中药治疗;临床效果;原发性高血压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重,以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我国高血压患者急剧增多,而由高血压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也逐年升高[1]。据临床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8月,我国35-74岁的成年群体中高血压的患病率已高达27.2%[2]。传统的西药治疗高血压多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药物毒副作用较大,治疗中并发症多。它虽然可以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压,但如不连续及时服药极易反复,而且对于患者的其他症状也不能有效改善[3]。随着中医中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通过对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以及人体气血的调理,能够有效的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而且药物无毒副作用。已成为现阶段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此次,回归性研究患者均是过去九个月在我院接受原发性高血压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男女比例约为1:1。其中,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中药组男17例,女14例;西药组男15例,女16例。所有患者在性别比例,年龄(51.7±8.4)岁,身高(164±18)cm,生化指标、病因差异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且均经医生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病程在3个月至11年不等。 1.2诊断标准根据《中药(新药)高血压治疗指南》(1995)以及中医辨证标准手段对上述患者进行诊断、分级。其中,所有患者Ⅰ级28例,Ⅱ级34例,都被均分至中药,西药两组。 1.3治疗方法予以31例西药组患者复方降压片进行治疗,口服,早中晚各一次,每次1-2片。予以31例中药组患者健脾化痰、平肝益肾、活血祛湿的中药进行治疗。基本处方以治疗肝阳上亢、肝肾阴虚为主的中药如:钩藤、天麻、牡丹皮、何首乌、生决明、夏枯草、白芍、枸杞、菊花等。同时,根据中医辨证治疗手段,对不同症状的患者予以不同药物进行治疗。早晚分服,每日一剂,四周一个疗程。记录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及相关病情改善情况,对比分析两组的治疗效果。 1.4判断标准疗效标准:治愈:临床症状消失,血压恢复正常;显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或明显好转,血压明显降低;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改善,血压有所降低;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血压无明显降低。 1.5统计学方法研究分析过程中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了SPSS19.0统计软件,应用t检验方法对62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实行检测。当P 与传统西药降血压治疗相比,采用中医中药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无论在降血压,还是在改善该病其他临床症状以及总有效率方面均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药物毒副作用小,并发症少。其中,中药组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总有效率高达93.5%,而西药组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总有效率仅为77.4%。具体见表1。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 让“好孕”降临 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不育不孕科创始人徐汉敏,男,年近古稀,不孕不育科主任,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创新发展,应用纯中医药治疗男女不育不孕症,手法独特,疗效明显。几十年来,每年有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患者慕名而至、满意而归。他所研制的生精、调经、促孕等专病用药,在全国医药卫生大会上受到全国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其中四项荣获市、县级科研进步奖、成果奖。其中二项获国家发表专利,本人被评为南阳市科技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技术创新能手。 徐春玲、徐可军作为科室的技术传承人,大学毕业后随父从事中医妇科、不孕不育科的治疗与研究工作10余年,不断地从临床中总结经验,继承创新。如1993年申报的科研成果:中药热敷散治疗痛经的科研项目,为国内外非药物内服治疗痛经开设了新课题,填补了空白;2000年通过中药外敷的临床运用,从药物与方法,不断创新完善,又用于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也取得明显的疗效,为国内外非手术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开设新科研课题,填补了空白;2004年运用中药热敷法,治疗女性输卵管不通及通而不畅引起的不孕症,为女性不孕者带来福音。为“三镜一丝”“试管婴儿”失败的患者搭建治疗平台,创立防重于治、治中有防、异病同治、毫无创伤、愉快治疗的20字中医治疗方针;2004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发明使用权。 新野县中医院领导对不育不孕科的发展非常重视,先后派徐可军到北医三院、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中心学习深造。现任河南省生殖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日常工作。 据介绍,徐氏父子(女)根据中医的辩证分析、自拟方剂“逐瘀消肿散”,选用具有活血化瘀、温经散寒、理气止痛、软坚消肿等功能的优质中药,经过粉碎、净化、物理加热、中药的离子透入,使中药的有效成分、透穴位、_经络,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直取病所,达到治疗的目的。本疗法既无手术之痛,又无肠胃刺激之苦,既经济又方便、疗效安全可靠,更无后顾之忧。这种中药热敷外用,治疗输卵管不通引起的不孕症,按每疗程一周计算,药物费、理疗费用低廉,为它药所不及。2004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发明使用权。易被患者接受。 徐主任说,在男性病的临床药物应用中,从患者利益出发,让利于社会,造福于病人。自拟“625增精丸”,用六味地黄丸为君,二仙汤补肾扶阳、增精,以养先天,生生不息。再选五子衍宗丸为佐,补肝肾,益精髓,补血不腻,温而不燥,后选龙骨、牡砺,固精、养精、安神,共凑养阴、补肾、益精、振筋起痿之功效。治疗男性因精子异常引起的不孕症,每月药费仅为92元(不含检查费)。20余年来深受病人欢迎。据统计,该科2016年共接诊全国各地患者6万人次,平均患者医疗费约仅为50元/每人次。女性平均每天药品费约7元,男性每天约8元,中西药的使用比例为7:1。中医药简、便、验、廉、捷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徐主任健康咨询电话:13507632938)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小儿疳积临床疗效分析 [摘要]目的研究中医中药在临床治疗小儿疳积的治疗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中医门诊收治的266例儿童疳积患者,经患者家属同意,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133例患者,对照组给予患童参苓白术汤治疗,观察组给予参苓白术汤联合点刺四缝穴加捏脊法治疗。两组患者在经过2~3个月的治疗之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对照组在经过2~3个月的治疗之后,总有效率为79.69%,观察组患者在经过治后,总有效率为95.48%。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数据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小儿疳积;参苓白术汤;点刺四缝穴;捏脊法 小儿疳积是对儿童因饮食或喂养不当,造成的脾胃受损而导致消化类病症,主要表现面黄发枯、虚弱赢瘦、精神萎靡、饮食异常、大便失常等主要特征的一种消化类病症。小儿疳积已成为儿科的四大病症之一,对患儿的生长发育威胁极大,临床对本病治疗十分重视。现代医学所讲的营养不良或者营养性贫血、慢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类疾病,都在中医疳积的范畴内。目前西医对这类病症除了使用促进消化的口服药物及补充营养外,并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小儿疳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兼顾多个脏腑进行整体调节,切中病因病机,既能消除症状,又能治病求本,常用的方法有中药、针灸、推拿等。点刺四缝穴及捏脊是治疗本病的中医特色疗法,操作方便,又无副作用,受到临床的普遍欢迎。为研究服用中药、点刺四缝穴、捏脊法对小儿疳积的疗效,本研究将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中医门诊收治的266例儿童疳积患者,给予分组治疗,为中医外治寻求循证依据,筛选更为有效、安全的治疗方式,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中医门诊收治的266例儿童疳积患者,经患者家属同意,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133例,男66例,女67例,年龄1~5岁,病程6个月~2年;对照组133例,男63例,女70例,年龄1~6岁,病程6个月~2年;所有患儿均符合以下采纳标准: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疳积诊断标准,伴有明显的脾胃功能失调症状,体重低于正常值的15%~40%,形体消瘦,毛发稀疏枯黄,精神不振等;排除慢性消耗性疾病、肠胃炎、呼吸道感染、肝炎等引起的厌食、消瘦等,排除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比较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病程等无明显差异,可进行相关临床研究。 1.2方法 对照组服用参苓白术汤,每日水煎服2次,每次100mL,分早晚服用。观察组在服用参苓白术汤基础上采用点刺四缝穴并配合捏脊法。点刺四缝穴:术者左手握住患儿食、中、无名指及小指四指,常规消毒,用一次性无菌注射针分别点刺四指近端指指关节掌面约一分深,挤出血滴,阳性反应小的患儿挤出黄色或白色黏液,直至不再有黄白色黏液为止;点刺后24h内避免弄脏手指引起感染,注意饮食调理,少吃豆类、糕类及油炸食物。每10d治疗1次,连续治疗3次为1个疗程。捏脊法患者取俯卧位,首先轻按背部,放松肌肉,从长强至大椎穴开始捏脊,两手食指横压在长强穴,并用食指与拇指配合,将皮肤肌肉提起,交替向上推捏,推捏过程中重提大椎、脾俞、胃俞,共捏5次,每日1次,连续治疗6d后休息1d;手法注意轻柔,按摩前后半小时内禁止进食。4周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2~3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1.3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年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判定。痊愈: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食欲恢复正常,体重增加,精神良好,二便调和,体质接近正常儿童;显效: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食欲及精神明显改善,体重有所增加,体质明显增强;有效:症状及体征有所好转,食欲及精神有所改善,体重稍有增加,体质有所好转;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食欲、精神、体重、体质均无改善。 1.4观察指标 采用中医症候积分评价患儿症状改善情况,内容包括食欲、身高、体重、精神、睡眠、腹胀、腹泻,每项4分,0分为正常,2分为轻度症状,4分为中至中度症状,得分越低表示症状越轻;观察两组患儿大便异常疗效,分为显效、有效、无效,统计有效率。 1.5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软件采用SPSS13.0,采用(x±s)表示组间计量数据,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x2检验,用P 2.结果 2.1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在经过2~3个月的治疗之后,总有效率为79.69%,观察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5.48%。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数据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2.2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食欲、身高、体重、精神、睡眠、腹胀、腹泻等主症及次症中医症候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患儿大便异常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经2~3个月治疗后,对比两组患者的大便异常治疗效果,对照组为84.96%,观察组为93.23%,两组患者统计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是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3。 3.讨论 中医认为,本病属于“小儿厌食”范畴,引起小儿疳积的病因较多,主要为喂养不当、营养失衡、先天禀赋不足,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化乏源,使得气血不足、津液亏耗,脏腑、经脉、肌肤、筋骨失于濡养,日久而成此病。小儿脏腑娇嫩,脾常不足,因此,乳食不节、喂养不当等伤及脾胃容易诱发本病。其病位在脾胃,也可由他病伤脾,先天不足、情志失调引起。本病的治疗重点在脾胃,治疗原则以顾护脾胃为本,根据脾胃损伤的不同特点,标本缓急治疗法略有不同,疳气以和为主,疳积以消为主,疳干以补为主。 本研究中采用服用参苓白术汤联合点刺四缝穴加捏脊疗法。参苓白术汤为治疗脾胃虚弱的名方,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平补脾胃之气为君;白扁豆、薏苡仁、山药之甘淡,莲子之甘涩,助白术既可健脾,又可渗湿而止泻共为臣药;砂仁芳香醒脾,促中州运化,通上下气机,吐泻可止,为佐药;桔梗为太阴肺经的引经药,如舟车载药上行,达上焦以益肺气,为培土生金之法,为使药。全方益气健脾,渗湿止泻,对脾胃虚弱,湿邪内生之病症效果显著。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本方有调节胃肠运动,改善代谢和提高免疫等作用。点刺四缝穴具有健脾开胃、解热除烦、止咳化痰、通调百脉等多种功效,由于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点刺四缝穴虽然作用于局部,却在健脾和胃方面功效突出,四缝穴属于经外奇穴,为手三阴经所过之处,点刺此穴能有效疏通脾胃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调和脾胃阴阳。西医研究认为,点刺四缝穴可增加肠中胰蛋白酶和胰淀粉酶,促进肠蠕动,改善患者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同时改善患儿体内血清瘦素水平,促进食欲增加,使失衡的消化功能重新达到平衡,起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捏脊为中医儿科的经典推拿治疗方法,脊柱为经脉中督脉所在,统摄全身阴阳之气,捏拿脊部可产生调理阴阳的效果;同时,脊柱两侧是足太阳膀胱经循行路线,通过提捏相应的脏腑腧穴,可调理脏腑、培补元气,达到治病的目的。因此,临床捏脊疗法通过刺激背部膀胱经,尤其增加对脾俞、胃俞、肾俞的刺激,能够健脾益气、和胃消积,有效减轻腹胀、腹泻等症状,恢复脾胃功能。西医研究认为,捏脊通过手法作用于体表的某些特定部位,将动能转化为热能,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引起人体神经系统生物电反应,通过神经体液调节种生理机能,消除病理变化。因此,中医治疗小儿疳积较西医优势明显,点刺四缝穴施术简单、起效迅速,捏脊法无针刺之痛苦,施术时患儿无明显明显不适,点刺四缝穴配合捏脊法可协同增效,消除症状,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其疗效由于药物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对食欲、身高、体重、精神、睡眠、腹胀、腹泻等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大便异常的改善有效率也较高。这表明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能有效改善脏腑功能,效果明显。 综上所述,中医中药在治疗小儿疳积方面疗效确切,利用中医特色点刺四缝穴、捏脊疗法及参苓白术汤治疗能够益气健脾、和胃导滞,增强脾胃运化之力,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也可改善冠脉微循环障碍 冠脉的结构和功能 心脏的血供依靠左右冠状动脉及其分支,它们运送血液营养心肌细胞。血液流过毛细血管和静脉以后返回右心房。冠状动脉是主动脉的第一对分支,它的灌注压较高,血流速度较快,循环路径短,所以冠脉的血液供应相当充分。冠脉循环的正常运转,保证了心脏能不停地进行泵血。 由于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或器质性病变,引起冠状血流和心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的心肌损害称为冠心病。中国最常见的冠状动脉病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该病如果是心肌暂时性缺血,会引起心绞痛;如果粥样斑块破裂,冠状动脉堵塞,血液不能流通,会引起心肌梗死,严重时危及生命。冠心病自古就存在,中国马王堆汉墓女尸是世界上发现的经现代医学证明患冠心病的最早病例。冠心病多见于中老年人,但近年已有年轻化趋势。 何为冠脉微循环障碍 冠脉微血管病(CMD)是指直径 如何诊治 X综合征被认为是冠脉微循环障碍的一种典型的临床类型。患者有典型的劳力性心绞痛,发作时心电图有心肌缺血的表现,或胸痛不典型,运动试验阳性,在心室功能及冠脉造影示冠脉正常,麦角新碱激发试验阴性,当具有上述各项时,临床上即可确诊为X综合征。 目前没有技术手段可以直接测量人体内的微循环压力。冠脉微循环可以通过间接地非侵入性方法评估,如冠状动脉血流储备(CFR)、经胸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心肌对比超声心动图、功能代谢显像(PET)等检查对诊断冠脉微循环障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冠脉微循环障碍治疗包括中危险因素的控制,如戒烟,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药物治疗,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和他汀被推荐作为冠脉微血管病患者的基本治疗。其他药物包括黄嘌呤激动剂、α受体拮抗剂、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如尼可地尔、曲美他嗪、雷诺嗪等,但这些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存在不一致性,循证医学证据仍不充分。 尽管如此,仍有40%的患者症状不能得到完全控制。因此,一些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多靶点”治疗作用的中医中药,逐渐成为冠脉微循环障碍患者的一种选择。麝香通心滴丸是2008年上市的中药六类新药,组方中含“丹参”以增强活血化瘀之功,还含名贵药味“熊胆粉”,以达到“清脉凉开”之效。已有的临床病例报告显示,麝香通心滴丸舌下含服可加快原发性冠脉慢血流患者的冠脉前向性血流速度,提示该药对于改善冠脉微循环障碍有一定作用。麝香通心滴丸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取得冠脉影像学证据的中成药。随着近些年来通过对一些单味、单体和复方药理机制的研究,为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相信中医中药在作为抗动脉硬化辅助用药之外,在冠脉微循环疾病的治疗中能提供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进展分析 【摘要】 冠心病属于内科疾病, 中医范畴内属于“胸痹”“心痛”, 临床中较为多发, 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近年来, 冠心病发病率逐年升高,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并治疗, 以此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减缓病死率。中医中药传统方式治疗冠心病效果较好, 且治疗副作用少。而分子生物学科技的应用, 使冠心病的治疗得到了一定的进步, 特别是在复方、单味药以及辩证论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由此表明, 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中医;中药;冠心病;进展 冠心病又被称为缺血性心脏病, 患者在发病时, 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状, 从而导致管腔闭塞、狭窄, 由此就会引发心脏疾病。人体出现病变时, 受累的动脉内膜会首先出现异常。一般情况下, 人体内会先聚积复合糖类以及脂质, 对管腔结构造成一定干扰, 致使局部位置有血栓以及血灶出现, 并出现钙质沉着以及纤维组织浸润增生现象。当患者病情加重时, 会导致动脉中层钙化并蜕变, 在受到一定干扰后, 患者的局部血栓负荷出现骤增或者血管管腔突然闭塞时, 与此动脉有关的组织就会出现缺血现象, 甚至坏死。在中医理论中, 很早就对冠心病有所记载, 一般多收录在心痛、胸痹以及真心痛等疾病类别中。《内经》《素问・痹论》中就有提出:“心痹者, 脉不通”。发病机制较为复杂, 属于本虚标实疾邹病, 标实主要表现在心痛疾病发作, 本虚则表现在病情缓解期[1-3]。 1 清热解毒类药物对冠心病治疗分析 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与炎症有一定关系,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属于炎症疾病的一种, 在发病时, 人体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性因子会加速热量释放、聚集, 致使人体局部热量骤增, 在温度升高后, 血管就会受到一定损伤, 病发过程与中医瘀热蕴毒相一致。在《金匮要略》中明确写出:“毒, 邪气蕴结不解之谓”。也就是说中医毒邪具体分为两种, 即内毒、外毒, 内毒是导致冠心病多发的首要因素。在中医学理论中指出:炎症因子就是中医学中所谓的内生之毒[4-6]。在治疗中首选清热类药物, 达到解毒、泻火、凉血等功效, 对于人体出现内热、湿热以及瘟疫等疾病治疗效果甚好。在中医临床中多用于蛇虫咬伤、喉咙肿痛等病症, 在西医用药中, 则体现为“消炎”,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治疗中使用清热解毒类药物效果较为显著。相关学者研究证实, 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疾病进行治疗中, 对患者进行抗凝、抗血血板聚集以及抗心肌缺血疾病等基础治疗后, 加用三黄片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畏寒肢冷等症状, 治疗效果较好, 患者心悸、自汗、气短、胸痛以及疲倦乏力等症状也会有所减轻[2]。 相关学者在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疾病进行研究时, 分别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抗血小板聚集、抗凝以及抗心肌缺血)以及在此基础上加用三黄片进行治疗, 2次/d, 4片/次, 2周时间为1个疗程, 对患者临床症状以及炎症性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在给予治疗后, 加用三黄片的一组临床症状计分减少程度远高于单纯给予常规治疗的一组, 同时发现患者肿瘤坏死因子(TNF)、C反应蛋白、白介素-6等血液炎症性指标有明显下降,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祛痰逐瘀类药物对冠心病的治疗分析 本虚标实症状在冠心病中较为常见, 单纯虚证患者相对不多。本虚也就是气阴两虚, 血瘀、气滞以及痰浊症状属于标实, 患病患者临床症状以及身体体征各不相同, 在临床治疗中, 应特别注重对标的根治, 待病情有所缓和后, 对本进行根治, 或者运用标本兼治的疗法, 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对症下药。在对冠心病的治疗中, 最为显著的病理变化就是“血瘀”“痰凝”, 在治疗中多采用“活血”“化痰”方法, 软化患者斑块, 消除痰瘀症状[9]。 2. 1 论“痰” 相关学者在对冠心病发病机制以及炎Y机制间关系研究时发现, 痰热型患者的细胞因子指标与非痰热患者相比, 指标显著升高[10], 由此可见人体内炎症会导致冠心病痰热体制患者致病。在临床治疗中, 复降汤对冠心病心绞痛疾病治疗效果显著, 总有效率与心可舒片单纯治疗效果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2 论“瘀” 在冠心病疾病的治疗中, 相关学者采用活血化瘀法取得了一定显著效果, 具体中药成分包括:红花、全虫、枳壳、赤芍、丹参、延胡索、柴胡、川穹等。相关学者在对冠心病心绞痛疾病治疗中采用养心通脉片治疗效果较为显著, 主要成分包括丹参以及川穹等具有活血效果的药物, 治疗总有效率高达90%以上, 对冠心病应用活血化瘀法能够缓解患者冠状动脉痉挛体征, 冠状动脉血流速度加快, 心肌缺血缺氧以及心功能会得到有效恢复, 血管顺应性以及心脏泵功能会得到提升, 血糖、血脂降低, 外周阻力减缓, 由此, 患者的血压以及心率能够得到恢复, 达到预期治疗效果[12-14]。 2. 3 痰瘀同法 痰、瘀之间能够实现转化, 冠心病发病机制的根本就是痰瘀互结。相关学者研究证实宣痹祛痰方对冠心病心绞痛合并肥胖症患者的治疗效果较好, 其中包括的主要中药成分为丹参、檀香、姜半夏、绿茶、全瓜蒌等。研究证实, 治疗总有效率高达90%以上, 由此证明对冠心病心绞痛合并肥胖症患者应用宣痹祛痰方治疗效果显著[15]。 3 冠心病通过补益类药物进行治疗的研究 中医学中, 益气活血类的方子主要是由活血药以及益气药相配伍而组成的, 有临床研究和实验均证明益气活血方可调节患者的血脂代谢、使其血液流变性得到改善, 抑制其脂质的过氧化, 调节多肽和基因的表达以及保护内皮细胞等作用[16]。同时, 益气活血方还能对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反应起到抑制作用, 使总胆固醇(TC)水平、甘油三酯(TG)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降低, 具有活血作用的中药, 比如丹参、赤芍、桃仁以及川穹等, 还能对炎症反应起到抑制作用, 使斑块稳定, 动脉粥样硬化(AS)发展减少。通过中医益气活血方对冠心病心绞痛进行治疗, 有效的减少了心绞痛的发作频率, 降低了心绞痛发作的持续时间, 同时也明显改善了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等症状。有研究表明, 通过中医益气活血方对冠心病心绞痛进行治疗时, 患者心绞痛明显减轻, 降低了心肌梗死发生的风险, 是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提高, 并且病死率得到减少[17]。 冠心病是心肌缺血、心肌缺氧以及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引起的一种症状, 有学者把冠心病基本的发病机制概括成痰、瘀以及虚, 而有的学者认为冠心病发病主要是痰浊痹阻心脉而导致的, 由于各种因素而致使内生痰浊, 上犯心胸, 胸阳痹阻或者脉道壅滞, 心脉瘀阻, 进而导致胸痹和心痛的发生[18]。冠心病通过中医药辨证治疗时, 大都遵循八纲辨证, 同时于脏腑辨证结合。总的来说, 冠心病的病位在于心, 而病机则在心脉不通。导致心脉不通的主要原因为是痰浊、淤血、气滞等[19-21]。 4 小结 目前, 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 冠心病通过中医中药进行治疗的进展也很大,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需进一步检验中医辨证分型指标有效性以及可靠性;临床上目前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的研究仍然很少;当患者心肌梗死或者出现其他急症时, 还是要通过西药来迅速缓解患者的症状。所以, 今后研究的方向为:分型指标标准化的建立、规范和完善冠心病辨证分型、结合西医的手段来提取中医药的有效成分、研制和开发出冠心病治疗的速效药等。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在美国 中华文化在美国传播,有难有易。饮食文化最易推广。现在美国许多城市,即使华人不多的城市,也有中餐馆。纽约的中餐馆遍布五大区所有商业集中点,许多“洋人”爱吃中餐。节日文化同饮食文化紧密相连,现在也推开了。纽约洋人到了中国传统节日也爱吃饺子、春卷、粽子、汤圆,春节也买中国饰品悬挂张贴,同华人一起看舞龙舞狮,欣赏放鞭炮。而中医中药虽然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很受欢迎,但是很难推广到洋人中间去。 华人离不开中药 中药对华人,可说是“如影随形”。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很快就会有中餐馆和中国超市(Supermar―ket)或者中国食品杂货店(Grocery),因为中国人很难习惯西方饮食,也很难忘记中华美食。接下来,就会出现中药店或附带卖中药的商店,因为华人离不开中药。 美国出售中药的商店有四种: 第一种,参茸药行。主要经营人参、花旗参、鹿茸、深海鱼油、各种中药材和广东香港人常用的中成药,兼营燕窝、鱼翅、干贝、海参、海米等山珍海货和中国土特食品。较大的药行还经营中草药饮片,能按中医师开的药方抓药。这类药行,大多是广东和香港的“老侨”开的。 第二种,中成药店。这类药店原来较少。笔者十几年前到纽约时,只是法拉盛地区有两三家,都是台湾人开的,主要卖台湾的中成药。后来,大陆新移民迅速增多,特别是几年前北京同仁堂来到纽约,这类药店红火起来,越开越多。这些药店主要经营来自中国的中成药,同时也经营各种中药材、补品、中国土特食品。 第三种,中药专柜。在中国超市和中国百货商场(Departmentstore)里大多设有这种专柜,专卖常用的中成药,中药材则同中国食品陈列在一起,因为华人讲究“药膳”和“食疗”。这类专柜的售货员大多未经专门训练,不能提供医药咨询,也不能配方抓药。 第四种,在中国食品杂货店里附带卖少量常用中成药。例如,止痛片、银翘解毒片、止咳糖浆、伤湿止痛膏等。 华人离不开中药,有三大原因: 一是在美国看病吃药太贵,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中低收入家庭很难负担得起。私人诊所挂一次号,起码50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公立医院挂一次号也要30美元,做一项检查化验起码几十美元至上百美元,一小包止痛片也要十来美元。华人新移民大多没有医疗保险,有了病,看不起医生,只好自己买些成药吃,能挺过去就挺过去。 二是中美语言文字不同,有文化隔阂。美国药店除了专门药房(pharmacy)外,还有兼营药品、食品和日用品的商店(drugstore)。但是,所有药品和说明书都是英文的,其中还有许多是医药专用名词,英文水平低的新移民很难看懂。而且,同一种药,美国和中国的名称往往不同,例如美国常吃的止痛药“泰利诺”(Tylenol),其实跟中国的“扑热息痛”差不多。由于名称不同,华人新移民也就不敢吃。 既然不敢随便进西药店买西药,只好到中药店买中药。到中药店买药还有一个方便之处,许多售药员略通中药,顾客如果不知道吃什么药好,可以征询售药员的意见。而西药店的售药员只按医生处方办事,不会提供咨询意见。 三、中药大多数是天然植物,药性比较温和,副作用小;西药,特别是美国西药,剂量大,药力强,药效快,用对了疗效显著,用错了副作用也大。中成药大多数已经使用成百甚至上千年,华人比较熟悉,用着比较放心。 美国政府把中药视为“营养食品” 中药在美国非华裔中很难推广,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不相信中药。 美国政府对药品管理十分严格,因为药品关乎人的健康和生命。所有药品,都必须经过一整套严密的科学化验检验、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过程,证明确实有效无害,经过“联邦食品医药局”(FDA)批准发给许可证,才能生产和出售。在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中药不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制造出来的,是否有效和无害还不能断定,不过中药在中国已经使用千百年的事实他们也无法否认,所以采取变通办法,把中药称为“营养食品”。 即使是中国“营养食品”,美国把关也很严。中国药厂和药材公司生产销售的“营养食品”,必须经过美国有关部门的严格检查,发给许可证,才能进入美国。进入美国的中药,还要在说明书里注明:“未经美国食品医药局的正式评估,因此,本品不宜作药用。” 其次,中药与西药不同。西药大多数是“单方药”,一种药由一种成分构成;也有“复方药”,但是品种较少,其构成成分也比较简单。中药绝大多数是“复方药”,每一种成药由多种药材按“君臣佐使”配伍原则构成,成分复杂。中药理论还讲究各种药材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有些中药材是有毒性的,中医不怕这些毒性,反而要利用“毒性”来治病,一种办法是制作过程中去毒减毒,另一种办法是在处方中利用“相生相克”原理,使用另一种药材来抵消某种药材的毒性。这一套复杂的中药理论,美国人很难理解和相信。所以多次发生过某种中药突然被美国有关部门宣布有毒,下令严禁销售和使用。例如,黄连素、藿香正气水、牛黄解毒片都曾经遭受过这种命运。 再有,中国国产中药面临“洋中药”的严峻挑战。所谓“洋中药”是指东南亚、东北亚和某些欧美国家对若干种中药材和中成药进行研究,加以精炼,提纯,改良剂型和包装,并且开发新产品。例如,灵芝本是中国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日本灵芝几乎完全占领了美国市场。由此可见中药的改革和创新已刻不容缓。 中药在美国推广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有希望的。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认识的提高和健康食品的推广,美国人对草药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完全不相信到对某些中草药(例如人参、当归、黄芪等)开始相信。华人增多,华人使用中药的效果,也对洋人产生影响。笔者就曾见到有少数洋人到中药店买治胃病和白癜风的中药,我问他们为什么买中药,他们说:“中药治胃病效果比西药好。”“西药治不了白癜风,中药可以。” 针灸按摩在多数州需依附西医生存 针灸按摩(本文仅指医疗按摩)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宝级”的文化遗产,但是在美国的处境,比中药还差。 在美国大多数州,针灸按摩至今还是不合法的,中国针灸师和按摩师领不到营业执照(韩国也有针灸术,是从中国传去的,但有自己的发展和特点,在美国大多数州同样领不到营业执照)。要想就业继续干本行,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学习西医按摩和理疗,经过考试,领取西医按摩和理疗执照。美国政府对中医按摩,存在种族歧视。同样是按摩,西医按摩每次收费100美元以上,中医按摩因为不是合法经营,只能收30美元。 二是在华裔西医师开的痛症复健科诊所里作辅助医生。美国的痛症复健科,主要是进行电疗、红外线照射、水疗、牵引、体育治疗、西医按摩等,相当于中国国内医院的理疗科。因 为是华裔开的诊所,所以有些诊所也邀请中医针灸按摩医师参与合作。 在华人社区里,有些中国针灸按摩医师无照挂牌行医,虽然不合法,但受到华人欢迎,美国政府便采取“睁一眼,闭一眼”和“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不能出医疗事故。一旦出了医疗事故,患者向警方举报,则会被警方查办――封闭诊所、没收器械药品、罚款甚至判刑。二是不要过分招摇和结怨。如果广告宣传声势很大,引起警方注意,或者得罪了人,有人打“小报告”,那就会招来大麻烦。 针灸按摩在少数州争取到合法地位 在美国少数州,中国针灸按摩是合法的,都是努力争取来的。得克萨斯州的中国针灸按摩师们在洋人患者们的支持下,经过12年的奋斗取得胜利,是典型的实例。 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美国出现“中国热”。就是在那时,针灸作为一种“神奇医术”传人美国。得克萨斯州有的西医雇请中医针灸师到他们的诊所参与治疗,也有的中国针灸按摩医师开始无照挂牌行医。1979年,得州休斯敦海湾壳牌石油公司经济分析师约翰・华盛顿(在休斯敦圣汤玛斯大学兼职任教),得了血糖过低症,到处求医,没有效果。他跑到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该州多数法律较其他州宽松,较早实行了针灸按摩合法化),找到中医针灸师陆易公,用针灸治疗,效果显著。回到得州,又找了几位无照行医的中国针灸师继续治疗,效果都很好,使他更相信针灸。他思前想后,觉得得州不承认针灸按摩合法很不合理,于是一状告到联邦法院,控告得州医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违宪”。 休斯敦联邦法院黑人女法官麦唐纳主持听证长达一周之久,大量事实证明针灸既安全又有效。于是,于1980年做出判决,裁定得州医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违宪”,医务当局不得禁止病人选择针灸治疗。这一裁决对中国针灸按摩是有力的支持,许多外州的中国针灸按摩师闻讯也迁到得州来了。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1月,得州医务当局又宣布,中国针灸师必须受雇于西医,在西医的监督下才能行医。这一规定,遭到大多数针灸师的反对。经过一年的据理力争,1993年1月,得州总检察长表示意见:州医事委员会不能强迫针灸师必须受雇于西医,但是可以强制针灸师必须在西医督导下行医。所谓“督导”,是指只要找到西医附属、赞助,针灸师就可以挂牌行医。当然,“附属、赞助”都不是无偿的,针灸师每月都需要交西医一笔“权益金”。 这种规定,显然仍是不合理的。得州针灸师们继续坚持抗争。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两条:一条是向议员们展开宣传和游说。得州议会每两年对有关医事的法律进行一次修正,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每两年要求议会讨论一次针灸合法化问题;另一条是动员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们,在选举时利用选票发挥作用,推动议会通过针灸合法化的议案。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州参众两院终于在1993年5月通过了针灸法案。法案规定,成立“得州针灸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发放针灸师营业执照。这件事在美国影响不小,有的州开始效法得州行事,但是多数州阻力还很大。 中医争取合法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普通中医比针灸按摩师的处境更差。美国政府和大多数洋人对中医看不起、不相信。他们认为阴阳五行理论、经络学说和“望闻问切”神秘莫测,不科学,难理解,同“巫医”、“魔术”差不多。美国政府坚决不给中医发营业执照。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的中医师,不论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行医多年的主治医师,还是著名中医专家,学历、经历统统不被承认,中文的著述美国人看不懂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呢?如果不愿意离开本行,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到中药店当“售药员”兼做“医药咨询顾问”。所谓“医药咨询顾问”,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坐堂医生”。咨询费相当于挂号费,收费没有标准和行情,不过远低于西医的门诊费。 二是在华人社区里,无照挂牌行医。同无照挂牌行医的针灸按摩师处境一样,必须注意前述两大问题:不能出医疗事故;不要招摇、结怨。医生本人的医术如何是非常重要的。纽约华埠有几位名医,世代家传,口碑甚佳,尽管也是无照行医,多少年也没有出过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纽约中医师们受得州针灸师抗争胜利的鼓舞,也成立纽约州中医师联合会等组织,向政府和议会展开游说活动,期望纽约州能通过法律允许中医师合法化,但没有成功。 中医的精华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笔者深信,这一点迟早会被全人类,包括美国人认识和接受。不过,依目前的情况看,中医在美国的推广,面临两大问题: 一方面是中美文化隔阂。要使美国人理解和相信中医药理论确实很困难,但关键在于让美国人通过实践,感受到中医药的神奇疗效,自然就会对中医药产生信心。 另一方面是中医药自己要“争气”。前面已经提到,中药的改良和革新刻不容缓。中医师本身也应当加倍努力。为什么纽约州中医师们争取合法化的努力没有成功?首先,中医师队伍良莠不齐,有少数确实未经中医学院系统化专业教育,技术不合格,多次发生医疗事故,是“冒牌行医”;其次,少数中医医德水平不高,只顾赚钱,胡乱宣传,“包医包治”兑现不了,引起病患者不满和举报;另外,中医师们不够团结,内部闹矛盾,也使得争取合法化的努力失败。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在海外 据载,公元5世纪起中医药就相继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阿拉伯等国。10世纪后又向西方国家传播。但除在东亚地区外,中医的海外推广并未形成规模。 20世纪中叶以后,鉴于现代医学诊疗方法与效果中的一些不足,西方各国尝试从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寻找途径以替代现代医学的缺陷。因此中医在海外,也获得了一次全面推广的机遇。到目前为止,全球接受过中医药、针灸、推拿治疗的人数,已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针灸、推拿等中医诊疗手段的疗效已得到西方各国人民不同程度的认可。 但是,由于西方各国医学背景、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各国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民众与政府的的态度差异较大。中医的海外发展之路并非坦途。 德国中医开业门槛低 崇尚理性与传统的德国人,对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关注是并重的。中医在德文里的全称是“中国传统医学”。1950年,德国出现了第一家针灸协会。1951年,出版了第一本针灸杂志――《德国针灸杂志》。德国著名的医学汉学家满晰博先生在1973年出版了《中医理论基础》一书,向德国人系统地介绍了中医是一个包罗宏富、条理连贯和卓有成效的知识体系,远非西方医学所能企及,并提出了“中医是成熟的科学,是真正的生命科学”的学术论断。 由于德国对“传统医学”的宽容态度,从事“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获得“传统医学”行医开业的门槛较低,开展传统医学的专业人士被称为“Heilpraktiker”(未经国家考核但持有开业执照者)。从事“传统医学”只要通过当地卫生局举办的考试即可。同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法令,凡是单独开业的现代医学(西医)医生均可无限制地应用一切“传统医学”(包括中医)手段治病,开具任何一种处方。 在德国,中医人士大多在私人诊所里开诊。同时,德国大约有50多家偏重“自然疗法”的医院正在使用针灸治疗技术。近年来,我国也派出中医力量前往德国交流,合作开办诊所、中医科、自然疗法疗养院等。北京中医学院与德国当地的“传统医学”机构合作设有“德国第一中医医院”,是德国可使用中药汤剂治疗的为数不多的医院。 在德国,针灸疗法基本已普及,但处方中药还不能进入德国。德国卫生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德国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次接受中医治疗。目前,德国国家医疗保险部门已开始尝试将中医治疗纳入医疗保险。头痛、腰椎疼痛和关节疼痛3种常见疼痛性疾病的针灸治疗,已被作为保险对象。 美国能买到各种中草药 中医虽然进入美国已有100多年,但并未真正被美国公众所接受,长期以来中医药的使用者,几乎只限于旅美华人。1972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引发的“中医热”,美国公众和医学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安全有效和通用广泛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接受“替代性医学”中的中医治疗,其中主要为针灸治疗。据报道,现在每3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求助于“非常规医疗方式”,而大多数热门会选择中医针灸和推拿疗法。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将世界上43种传统医学和疗法正式纳入美国补充和替代医疗体系,其中“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独立医学体系正式被列入白宫文件。 据“美国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委员会(NCCAOM)”统计,目前全美有41个州允许有执照的针灸师开业,但对针灸师的执照考核十分严格。纽约州规定,凡是申请执照的针灸师必须通过NCCAOM的专门考试,考试分三个部分进行:一是笔试,分数必须达到70分以上;二是针灸消毒技术;三是学位选择;美国使用的教材均是英文教科书。已获得执照的针灸师每四年要修满一定量的有关针灸和东方医学的课程,执照才能保持有效。而有些州则规定,要取得中医针灸师行医资格,必须先考取西医师,如加利福尼亚州。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允许草本药剂以补充食品的形式销售。在美国销售的所有中药都不是FDA(美国食品和医药管理局) 批准的药物,而是“食品补充剂”。这导致了美国经营中草药的商店,从中国以“中国茶”或保健食品的名义进口中草药,然后作为保健食品出售,使中草药成为美国天然药物市场上的主角。特别在各地的唐人街,销售“不是药”的中药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每年销量超过20亿美元。 近日,美国著名华裔中医专家田小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顾问委员会委员,成为首位接受这一职务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包括中医、中药、针灸和气功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正在美国稳定发展,很有前途。 日本汉方医药的回归 中医中药在公元5世纪就传到了日本。公元562年,中国人知聪带《明堂图》及其他医书计160卷到达日本。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来中国留学,专攻中医学。公元742年僧人鉴真东渡,带去日本大量医书、医方在日本教授医学,被日本奉为“医药始祖”。1537年,田代喜等3人到中国学医,回国后成为了一代名医。但是,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奉行全盘西化政策,中医药被迫退出日本的国家医疗体系。日本称为“汉方医药”的中医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只能作为西医的一种诊疗手段。 直到20世纪,一批日本医药学人士决心继续发扬传统医药,汉方医学才开始逐步复兴和发展。由于在近代积累的现代医学知识以及古代的汉方医药传统,日本的中医中药特别在现代科学与汉方医学结合上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尤其在中药制剂的开发研究方面颇具特色。如在制剂的疗效、剂型的改革、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都领先于中国。日本生产汉方药的药厂,其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很先进,许多大药厂如津村顺天堂、钟坊、小太郎等汉方药厂都设有自己的研究所和药理研究所,药物的质量和药效的稳定性都获得了保证。 在日本民间,汉方医疗更是家喻户晓,被日本人民普遍接受,几乎在所有的城镇中,都经常可以见到出售“汉方药”的药店,而针灸更是日本人极为熟悉的一种诊疗方式。以中医为原理、以中药为原材料的药膳深受日本年轻女性的喜爱。由于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医中药的热情高涨,这迫使日本政府逐渐考虑中医药是否重新回归日本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教育的问题。如今,中医也不再停留在中药店坐堂或挂靠在西医诊所里,像日本顺天堂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也开始设立了中医门诊。 泰国中医最受人民欢迎 中医药传入泰王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素可泰王朝前就有中医药传入泰王国,早年中医多与泰国古医结合,泰语称“茅蒲班”(即“大中医生”)。由于华人华侨在泰国的影响,中医一直都在泰国有着较好的口碑与效果。 中医在泰国治疗多种疾病,疗效显著,深受群众欢迎。尤其是中医机构一直奉行“赠医赠药”的传统,如中华赠医所,客属公立医院,中医总会赠医所。泰国华人创立于1906年的泰京天华医院、广肇医院等,用中医中药为贫苦大众服务,泰五世皇朱拉隆功亲临主持天华医院开幕,御示它“为病黎造福,永垂不朽”,并赐天华医院八千株经费,柚木大橱一对。 目前,中医及泰古医的门诊量已超过西医。全国有近5000多位中医领取了行医执照,中药店随处可见。中泰建交以来,泰国取消了对中医中药的限制,中药及中成药在市场上可以公开销售。不少泰国青年对中医很感兴趣,纷纷参与学习,一些西医学生也纷纷要求学习中医,还有些学完西医又到中国学习中医本科的。 泰国卫生部在2000年规定,承认中医为一种医学,并着手进行中医医生行医合法化的准备工作。泰国还拥有中国境外的两家合法正规中医院――华侨中医医院和泰京天华医院。目前,泰国卫生部还在大力推广和加强中医师的培训工作。此外,泰国多家高等教育机构也纷纷与中国方面合作,开设各种中医技能培训项目。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中医学学院,云南中医学院和泰国清莱皇家大学也将开设中短期针灸培训班。 同时,泰国有着制造中草药的悠久历史,一直为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邻国输出中药,如“五塔”、“虎牌”等老字号一直是泰国的拳头产品。随着中医被合法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中药产品也走进了泰国的药店,北京同仁堂也在曼谷开设了分店。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辨证施治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临床分析 摘要:目的 观察中医中药在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方面的临床效果,并对其治疗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随机对我院2014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167例患者进行分析,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治疗组,采用的是中医中药辨证方法对其进行治疗,患者人数为87例,另一组为对照组,患者采用的是常规西医治疗方法,人数为80例,两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采用TCD对其治疗效果进行评定分析。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其中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总体有效率达到了93.2%,而对照组患者的有效率仅为63.8%。结论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知道,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对于脑血管痉挛性头痛来说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脑血管痉挛性头痛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头痛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且其经常伴随一些并发症。而由脑血管痉挛所引起的头痛则是一种病程时间较长,且对患者造成的影响较为严重的头痛疾病,在中医上将其定义为头风或者脑风等,这种头痛疾病属于内伤性头痛。本文观察了中医中药在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方面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本次研究中,我院对2014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患者进行诊断,判断为脑血管痉挛性头痛的患者为167例。其中男85例,女82例,167例患者的年龄在22~78岁,平均年龄为51.4岁,将这些患者进行随机分配为两组,一组87例(治疗组),另一组患者为80例(对照组),通过诊断,将这些患者分为4组不同类型的头痛,脑脉瘀阻导致头痛的患者为60例,男39例,女21例;阴虚阳亢导致的头痛患者有41例,男23例,女18例;寒凝气滞导致的头痛患者人数为38例,男16例,女22例;最后是气虚血瘀型导致的头痛患者,男13例,女15例。通过TCD检测可以得知,这些患者全部符合脑血管痉挛性头痛症状。 1.2方法 1.2.1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 对于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针对不同类型的脑血管痉挛性头痛症状,其采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其中:脑脉瘀阻导致的头痛患者,其主要采用的是化瘀通络的治疗方法,采用生地15g、桃仁12g和红花等药物对其进行治疗。而阴虚阳亢导致的头痛患者,其在治疗过程中主要是采用养阴活血、平肝熄风的治疗方法,中药配方包括天麻、石决明和勾藤等药物。寒凝气滞导致的头痛患者,其在进行治疗时则是主要通过行气活血和温阳散寒对患者进行治疗,药物包括当归10g、枳实12g和甘草5g等药物。最后的气虚血瘀导致的头痛患者,其在治疗过程中主要是补中益气和活血化瘀,药物主要是熟地和白芍等药物。 1.2.2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用的常规西医治疗方法,口服药物盐酸氟桂利嗪,药物用量为10mg/次,持续服用2个疗程。在治疗过程中会通过芬必得药物对患者的头痛进行缓解,辅助治疗。 1.3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标准 对于治疗效果,主要是通过患者大脑动脉的血液流速进行评定,具体的评定标准为:①治愈,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头痛症状完全消失,且通过TCD检查患者在治疗完成6个月时间内脑血管血液流速不会发生明显变化;②有效,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完成后头痛症状消失50%以上,TCD检测大脑血液流速基本正常,但需药物持续止痛;③无效,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的头痛症状消失率低于50%,且TCD检测没有明显变化。 1.4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选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而对于统计数据则采用t对其进行检验,当P 2 结果 2.1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1个月,治疗完成之后,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能够得到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其中治疗组患者的有效率为63.8%,而对照组患者则仅有31.7%,两组患者的统计数据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 2.2两组治疗前后TCD变化情况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大脑供血和血液流速等情况进行TCD检测,然后将两组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知,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在平均流速和收缩峰值两方面的改善率都远优于对照组,且两组患者之间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根据现代医学观点可以得知,头痛主要是由于脑动脉出现硬化和血液粘稠度上升等原因所导致,血管供血不足,导致患者出现头痛症状。而在中医中则认为头痛主要是由于风邪等原因造成,风邪入体导致患者的气血出现凝滞,阻塞大脑脉络,从而出现头痛。在本次研究中,患者的辨证治疗时间较长,且头痛症状引发原因多种多样,需要在辨证治疗过程中找到头痛的主要原因。然后针对性的进行患者机体的调理,最终使患者气血正常运行,改善脑血供应,达到治疗效果。在本次研究中,中医中药辨证治疗具有较好的效果,总体有效率达到了93.2%,远高于常规西医治疗,另外,患者治疗前后的脑动脉血液流动具有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中医中药在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中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是全世界的财富 见到杨宝峰时,他对刚刚在哈尔滨举行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研讨会印象颇深,并直言这是符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理念。 “这种理念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杨宝峰说,“在8月23日召开的全省科技大会上,省领导一直在强调百姓的健康、人民的健康,不仅仅是民生,还涉及经济、社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之际,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次国际性的中医中药学大会,让多位院士和众多专家齐聚哈尔滨,可以说对中医药发展,对民生和百姓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杨宝峰说。 杨宝峰说,中医中药是我国伟大的宝库,也是全世界的财富。“众所周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我们中医中药学界的光荣。20世纪70年代,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专家张亭栋老先生,在众多医药成分中发现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有效率高达90%以上。这些都是伟大的发明。也是了不起的贡献。” 关键词产业化 对于中医中药的巨大作用和产业前景,杨宝峰认为,中医中药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治未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刚才。俄罗斯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的两位教授,代表该校校长,要和我商谈,在中医中药及产业方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他们对我们的传统中医中药非常感兴趣,也很重视,认为中医中药很奇特,能治疗一些西医西药治不了的疾病,也对许多亚健康相关疾病有着惊奇的疗效。”杨宝峰说,这也是响应总书记和我们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我们的传统医学要走向世界,扩大我们的影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双方的老百姓都能受益。他们来寻求合作,也是经过了一定长时间的考察,最终选择哈医大,是因为我们在中医中药领域不仅走在了俄罗斯的前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杨宝峰坦承,他虽然是西医专业出身,但30多年间带领其团队不停地研究中医中药,比如从黄芩、黄芪、黄连、黄柏、决明子及其他中药中,一方面研究中药的复方,另一方面从中提取有效成分进行重大的心血管疾病研究。“每年我国心脏猝死的患者有60万人,而高脂血症患者有1亿多人,糖尿病患者有9700万人,用西药治疗是可以,但却有着毒副反应。比如高血脂症,他汀类药物是有效,但它的毒副反应对肌肉的溶解、肝脏的损伤等等我们不能不重视。”杨宝峰说,“这就需要我们发掘祖国中医中药的宝库。”30多年的研究中,杨宝峰团队从中药中提取成分,制成了降血脂药“大明胶囊”和一些降脂降糖、心肌保护的药物,有的已经走向市场,有的正在研发之中。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也要拓展思路,杨宝峰告诉记者,传统的中药及方法他的团队都在用,但是也要把它“现代化”,挖掘其中的内涵,活性成分,其团队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还进行了产业化。“比如大明胶囊,研发生产之后,在市场应用很多年,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还有一种防黏连的单方药,在市场销售比较好,产量也过亿了。” “我们现在的中医中药研究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几十年前认为中医药的科学性不强,而今在某些领域已经得到了世界认可。中医中药既要传承我们千百年来的理念,也要与时俱进。我国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是可喜可贺的。” 关键词交流合作 关于未来中医中药的研究发展,杨宝峰说,哈尔滨医科大学和他的团队要把中医中药的研究继续推进下去,借助“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平台,在国内国际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目前,除了俄罗斯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还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都要跟我们合作,将成立相关研究中心。”杨宝峰说。 在治疗方面,中医擅长治疗一些难病,中药对某些疾病有特殊的疗效,杨宝峰说:“我们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理念,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加强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西医结合诊疗理念和优势的发展,探索现代医学与传统医疗相结合的共同发展模式。让中医中药走向世界,把我们的经验、技术、优势展示给世界,把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再带回来,最终为百姓服务,改善民生,发展社会,发展经济。” 中医中药论文: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预后的临床观察 【摘要】 目的:探讨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预后的效果。方法:将100例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NY-HA分级Ⅱ~Ⅳ级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8例与治疗组5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洋地黄、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β受体抑制剂、利尿剂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口服阿托伐他汀,同时口服中药。所有患者治疗8周后复查。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78.8%,高于对照组的4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阿托伐汀; 中医中药; 慢性心力衰竭; 心室重塑; 疗效; 预后 慢性心力衰竭是常见的临床病症,人群中发病率约1.5%~2.0%,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生率高达6.0%~10.0%,而且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同时,心力衰竭5年病死率高达50%以上,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笔者于2012年1月-2016年2月对心力衰竭患者应用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规范治疗,取得较好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6年2月于笔者所在医院内科住院的10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心功能NY-HA分级Ⅱ~Ⅳ级。其中男52例,女48例,年龄46~82岁,平均(56.3±2.6)岁。随机分为治疗组52例与对照组48例。治疗组52例中,男27例,女25例,年龄46~81岁,平均(57.5±2.8)岁;对照组48例中,男25例,女23例,年龄47~81岁,平均(58.4±2.7)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心功能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洋地黄、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β受体抑制剂、利尿剂等。 1.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阿托伐他汀20 mg/d。中医治疗则以温阳益气、活血利水为原则,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黄芪60 g,桂枝12 g,红参20 g(先煎),赤芍15 g,川芎10 g,丹参30 g,山药15 g,细辛6 g,白术15 g,降香6 g,当归15 g,坤草30 g,炙甘草6 g。水煎服,1剂/d。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统计患者住院次数、住院时间、治疗效果及病死率。所有患者检查血脂常规、C-反应蛋白(CRP)、左室射血分数(LVEF),治疗8周后复查。 1.4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用药后临床症状和体征变化分为显效、有效、无效。显效:用药后24 h内心悸和呼吸困难消失,肝脏回缩,能平卧安静入眠,肺底部音消失,心率在100次/min以下,心功能进步2级;有效:用药24~48 h,心悸气短症状减轻,心率减慢,肺底部音减少,心脏功能进步1级;无效:用药48 h后症状和体征无改善或加重或死亡[2]。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78.8%,高于对照组的4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C、LDL-C、CRP、LVEF比较 治疗后,两组TC、LDL-C、CRP均低于治疗前,LVEF高于治疗前,治疗组TC、LDL-C、CRP均低于对照组,LVEF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住院次数比较 治疗组52例患者,出院后再次住院最少每年0次,最多每年3次,平均每年(1.3±0.2)次;其中有2例患者感到心悸不适时,查心电图示室上速,随即收住院,给予药物转律,当天即出院。对照组48例患者,每年最少再次住院1次,最多每年4次,平均每年(1.7±0.3)次,两组住院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4 两组住院时间比较 治疗组52例患者,住院总天数最少每年0 d,最多每年24 d,平均每年(5.7±2.6)d。对照组48例患者,每年最少1 d,最多每年28 d,平均每年(6.4±2.7)d,两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心血管内科的急危重症,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增加。慢性心力衰竭不仅有血流动力学紊乱,还存在着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紊乱[3]。患者血循环中的细胞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IL-1)等明显增高,而肿瘤坏死因子等与慢性心力衰竭的病理过程中心功能不全、肺水肿、左室重塑、心肌纤维化密切相关[4]。神经激素-细胞因子系统的激活对心室重塑起到重要的触发作用,而心肌损伤的加重又进一步激活神经-细胞因子,加剧慢性心力衰竭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5]。阻断这一环节是提高慢性心力衰竭疗效和改善预后的关键所在。 临床研究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中的细胞因子明显增加[6]。CRP的合成与致炎性细胞因子有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这类细胞因子的变化[7]。各种炎症因子与冠心病有密切的关系,高敏C-反应蛋白(hs-CRP)的水平与心血管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动脉粥样硬化不仅仅是脂质沉积,炎症反应在粥样斑块的起始、发展、破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大型的前瞻性研究表明,hs-CRP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hs-CRP的浓度增加往往与更高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相联系[8-10]。研究指出,只有hs-CRP的升高能显著预测冠心病死亡,未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如果其hs-CRP不升高的话,其死亡率未见明显升高;相反hs-CRP升高,其心血管事件死亡率有2.3倍的升高。因此,hs-CRP可作为人群中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指标。 心力衰竭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几乎每一种心血管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可以产生心力衰竭,而且往往是它们的最终表现和死亡的原因。同时许多心外疾病也可以引起心力衰竭。中医并无心力衰竭之病名,结合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和病理生理变化,可将其归属于中医学“虚劳”、“喘证”、“水肿”、“痰饮”和“症瘕”等的范畴,中医认为先天不足或后天劳伤失养,并受外邪入侵,致使心之阳气不足,血脉运行无力,心脾肺肾诸脏功能失常,水液运行障碍而发病。治则以温阳益气为首要,使正复邪去,气充血行。在此基础上,根据兼证的轻重缓急,适当配合活血化瘀行水、益气敛阴、化瘀逐饮等方法。 本研究观察到,应用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治疗的患者CRP较对照组明显降低,LVEF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住院次数、住院时间较对照组减少,病死率也明显下降;同时还具有抵制炎症细胞因子等作用,这有利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本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78.8%,病死率5.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45.8%,病死率为16.7%,两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通过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联合应用阿托伐他汀及中医中药治疗认为,本治疗方法简便、疗效好、安全性高,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在改善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增强体质、预防心力衰竭复发、降低患者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方法之一,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中医中药论文:浅析中医中药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 【摘要】tumor的病理原因极其复杂,在人身体的各个位置都有可能导致肿瘤的发生,且从当前医学的研究进展来看,肿瘤的治疗效果不佳,对于肿瘤病人来说,不仅仅对正常生活工作造成影响,也加重了其经济负担。伴随着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进步,hospice运动(姑息治疗)也被运用于治疗肿瘤疾病的过程中。根据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和调查报告统计,在对肿瘤患者治疗时,采用姑息治疗的意义显著,这对于临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医药;hospice运动;作用 良性和恶性为肿瘤的两大划分类别,通常所说的癌症即为恶性肿瘤的统称。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医疗事业有显著的提高,然而在治疗肿瘤时,却受到了层层阻力,肿瘤的发病机理复杂,研究难度大,且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临床表现不一,治疗的效果往往差强人意。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姑息治疗已经成为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且取得的效果良好,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病痛,就此,本文将对姑息治疗肿瘤的效果进行重点讨论。 1 研究进展 1.1 姑息治疗 在公元四世纪,hospice运动逐渐兴起[1],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创新和有效应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以及EAPC均对姑息治疗有所研究。姑息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延长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命周期,控制癌症的病变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命周期。 1.2 肿瘤 晚期肿瘤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①免疫系统感染,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由于其放疗的强度大,患者会出现身体不适、有害病毒侵入患者身体,导致感染,感染严重的患者会直接导致其死亡。②间隔性发热,癌症晚期患者多有此症状,发热的原因多由于癌症晚期病人身体的功能性受到损害,细菌的破坏以及病毒的感染,从而对患者的身体机能造成影响。③身体痛感增强,由于癌性细胞侵害身体,以及对人身体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当癌性细胞在扩散的过程中,会逐渐压迫人体的功能神经,从而血流循坏受阻,引起剧烈疼痛。④恶心呕吐:癌症病人出现恶心呕吐的反应多与药物治疗以及心理负担有关,恶心呕吐的严重性远远大于疼痛感。⑤呼吸急促,困难,对于出现呼吸急促且困难的患者,治疗的过程中较难处理,其中呼吸系统以及心肺功能受损都会导致这一临床反应的发生。⑥体重减轻,癌症患者受到身体以及心理的双重痛苦,以及化疗、放疗后所引起的副作用。⑦并发症积液,腔内积液是癌症晚期的重要并发症之一,在临床研究中也较为多见,腔内积液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救治将会危害患者生命。 2 姑息治疗方法研究 对肿瘤患者行常规西药治疗方法之外,加行中药的方式效果更佳良好。其中中医中药的主要药方为:益气活血方为主,配之7g胎衣、25g散血香、25g龙衔、25g生黄芪、15g熟地黄、20g干归、20g党参、10g桂圆肉、12g焦白术、30g薯蓣、10g茯苓,每天煎服,一日一次,同时,肿瘤患者的化疗时间为21天,中药服用时间控制在42天之间[2]。中西医结合治疗明显优于常规的西药治疗,中医以温肾阳、利水消肿为精髓,滋补人的肾中精气,不但有利于排尿,不会产生耐药性,还能够增强血细胞容量与血浆容量,避免了西药治疗对人的副作用(水肿,耐药)。中医学所提及的温肾阳、利水消肿的原理则是通过汤药煎服[3],使热气产生,从而滋补阳气,排出体内的阴寒之气,再次行中药汤剂,利尿消肿。 根据临床相关研究报道,对肿瘤病人予以对症姑息治疗,可以改善西药所带来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对患者的饮食、睡眠、日常活动均有所改善,在中医中药的治疗中,能够去除西药所引起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我国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不规律的生活、恶化的环境也间接导致了肿瘤患者数量的逐年增多,姑息治疗是维持治疗的一种手段之一,中医中药治疗属于姑息治疗的范围,它能够有效弥补西药治疗所带来的弊端。化疗、放疗所产生的痛苦,患者的身体也会产生耐药性,随着姑息治疗的出现,每天对患者施以汤剂治疗,能够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但是对于及时发现的良性肿瘤患者来说,一般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较多,效果良好。 据相关的资料研究报道[4],中药的用途不仅仅用于煎药治疗,还能够用于日常的饮食,从而增强人体免疫力,强身健体。根据南北方的统计来看,南方时常以中药食材熬汤,作为滋补品,对于工作压力大、作息无规律的青中年来说,进补如黄参等药材的汤品能够提高免疫力,抗肿瘤。以老年为首的群体更应进补中药食材的汤品,以人参为例,人参所含成分包括碱皂体以及糖,其中碱皂体能够杀菌、消毒、抗肿瘤,对mononuclear phagocyte system、白细胞介素等具有调节作用。同时,如黄参等药材,能够增强造血功能,也对中性白细胞、红细胞免疫具有一定的影响。田七,属于人参类植物,某些保健功能与人参极为相似,且能够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其中具有Protopic immunomodulator 的作用。 以中医学的理论来看,中医以整体施治为主要原理,所追求的治愈理念与西医有所不同,西医主要是以切除肿瘤为主要目的,所看重的是疾病的本身,而中医则是以肿瘤周围环境为意图,从而治疗肿瘤,就目前来说,在肿瘤姑息治疗中,中医中药的应用能够提高生存率,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
科学技术论文: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1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家庭为单位,小面积经营。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方式,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均需在单位面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且以低水平、重复为主,很难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既不适应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要素水平和社会化分工的要求,也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更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尽管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造成农户兼业化和村庄空心化现象。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影响“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 1.2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建设有待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为现代化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市场农业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在供需双方交换,生产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产业布局和专业化分工错乱,不符合现代化市场的需求;储运加工系统不畅,导致“卖难”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都大大地抑制了广大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1.3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解决好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带来的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及病虫害问题,始终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当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基因已走出实验室,成为动植物育种的常规手段。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新品种,正逐步侵入和占领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同样未能幸免。尽管该技术在提高产量、抗逆及抗病虫害方面比传统作物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其安全性却无法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不仅危害食品安全,更不利于我国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平稳。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 2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8世纪以来,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体系引领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尤其是数量与分子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变革。我国用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努力进步与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2.4倍多,但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亿t多,增加到5.9亿t,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 3农业科学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是“三农”建设的基础,而科技创新更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特征,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到现代化农业工程——超高产作物选育、现代化的畜禽育种技术、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重大工程等,通过高科技手段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古人总结出的一句老话,从中反应出了优良品种的重要性。在生命科学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尤其是经典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促成了现代化的作物、畜禽选育技术。高密度芯片和深度测序技术的出现,不仅使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定位疾病和生产相关候选基因,其衍生出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在作物、畜禽育种领域的应用大大缩短了世代间隔、加快遗传进展,极大地降低了育种成本。而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抗病、抗逆育种,使得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被誉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两弹一星”——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更是应用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在党和各级政府协同努力下重点针对盐碱障碍耕地淡水匮乏问题,改善种植结构,改良工程和农艺措施,选育耐盐抗旱新品种,综合利用咸水和雨水资源对这一饱受旱涝、盐碱和风沙危害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不可估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中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2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功能,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问题。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而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进城务工,而留守农户身兼数业,无心种田。这些归根结底是传统劳作方式生产效率低下,不能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利益。农业产业化,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应时而生,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仅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和生活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农民增收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优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用现代化的工业理念来规划农业生产,通过土地集约经营,不仅可以加速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更能加速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科技园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它以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的高效快速流通也是困扰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农产品“七区二十三带”布局的完成,现代化的农产品收储、加工、运输技术为“减少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结论 我国新农村建设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发展。这一过程中显现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和食品安全及农产品流通和 市场建设问题亟待解决。借助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稳定快速地发展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缓解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使农业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论文: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铁磁材料,磁导率,磁滞,软磁材料 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智能材料。本文主要介绍铁磁材料的原理,分类,及其应用;并对三类主要铁磁材料详细介绍,包括软磁材料,硬磁材料,矩磁材料。 随着工及电讯技术的兴起,开始使用低碳钢制造电机和变压器,在电话线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细小的铁粉。氧化铁。细铁丝等。到20世纪初,研制出了硅钢片代替低碳钢,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降低了损耗。直至现在硅钢片在电力用软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高导磁材料的发展,出现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雷达。广播。集成电路的发明等,对软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产出了软磁合金薄带及软磁铁氧体材料。进入70年代,随着电讯。自动控制。等行业的发展,研制出了磁头用软磁合金,除了传统的晶态软磁合金外,又兴起了另一类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 铁磁材料是受到外磁场作用时显示很强磁性的材料。例如铁,钴,镍和它们的一些合金,稀土族金属以及一些氧化物都属于铁磁材料,具有明显而特殊的磁性。首先,它们都有很大的磁导率μ;其次,它们都有明显的磁滞效应。 磁导率(magnetic permeability):表征磁介质磁性的量。常用符号μ表示,μ为介质的磁导率,或称绝对磁导率。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高磁导率是铁磁材料应用特别广泛的主要原因。磁滞特性使永磁体的制造成为可能,但在许多其他应用中却带来不利影响。当铁磁材料处于交变磁场中时将沿磁滞回线反复被磁化。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以热的形式从铁磁材料中释放,这种能量损耗称为磁滞损耗,磁滞损耗不仅造成能量的浪费,而且使铁芯的温度升高,导致绝缘材料的老化,所以应尽量减少。 软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具有低矫顽力和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软磁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广泛用于电工设备和设备中。软磁材料在工业中的应用始于19世纪末。软磁材料主要有,以金属软磁材料(以硅钢片,坡莫合金等为代表,包括Fe系,FeSiAl系和 FeGo系等)和铁氧体软磁材料(如MnZn系,NiZn系和MgZn系等)为代表的晶体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主要分为Fe基和Go基两种)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纳米晶软磁合金,如纳米粒状组织软磁合金,纳米结构软磁薄膜和纳米线等等。应用最多的软磁材料是铁硅合金(硅钢片)以及各种软磁铁氧体等。 硬磁是指磁化后不易退磁而能长期保留磁性的一种铁氧体材料,也称为永磁材料或恒磁材料。硬磁铁氧体的晶体结构大致是六角晶系磁铅石型,其典型代表是钡铁氧体BaFe12O19。这种材料性能较好,较低,不仅可用作电讯器件如录音器、电话机及各种仪表的磁铁,而且在、生物和印刷显示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硬磁材料常用来制作各种永久磁铁、扬声器的磁钢和电路中的记忆元件等。在电学中硬磁材料的主要作应是产生磁力线,然后让运动的导线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电流。 磁带录音原理:硬磁性材料被磁化以后,还留有剩磁,剩磁的强弱和方向随磁化时磁性的强弱和方向而定。录音磁带是由带基、粘合剂和磁粉层组成。带基一般采用聚碳酸脂或氯乙烯等制成。磁粉是用剩磁强的r-Fe2O3或CrO2细粉。录音时,是把与声音变化相对应的电流,经过放大后,送到录音磁头的线圈内,使磁头铁芯的缝隙中产生集中的磁场。随着线圈电流的变化,磁场的方向和强度也作相应的变化。当磁带匀速地通过磁头缝隙时,磁场就穿过磁带并使它磁化。由于磁带离开磁头后留有相应的剩磁,其极性和强度与原来的声音相对应。磁带不断移动,声音也就不断地被记录在磁带上。 矩磁材料,这里是指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它的特点是,当有较小的外磁场作用时,就能使之磁化,并达到饱和,去掉外磁场后,磁性仍然保持与饱和时一样。如镁锰铁氧体,锂锰铁氧体等就是这样。这种铁氧体材料主要用于各种电子的存储器磁芯等方面。应用于计算机磁性存储设备和作为乘客乘车的凭证和票价结算的磁性卡所用的磁性材科及作用原理,同磁带所用的磁性材料及作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材料是矩磁材料(易磁化不易去磁)。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系完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机理,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理,前者是后者的缩影。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指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科学精神振奋,科技意识不断增强,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先进科技的引进、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正体现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巨大的实践价值。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试析抑制“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消极影响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马太效应 科学技术 科学道德 科学精神 论文摘要: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积累效应称之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利弊交织的双重作用。人们应从研究主体自身以及客观体制等层面采取必要措施,发挥“马太效应”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是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二是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三是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亦即“马太效应”,是一种难以避免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现象。“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在发挥“马太效应”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内在约束与外在控制相结合,从研究主体自身与客观制度等层面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马太效应”的消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发展。 一、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 应该承认,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引导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动机经常是复合的,既有崇高的精神探索,也不乏一定的功利目的,科学技术活动与个人或公众利益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而且紧密。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脱不开多种利益关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日趋职业化的今天,必须在满足国家、公众利益的同时满足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使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大多数人注定要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下层,取得辉煌成就的只能是少数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同时也要求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大力提倡以“求实、创新、献身、协作”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居里夫人说过:“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们虽不忘记大众的福利,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在今天,这种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代科学家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种精神。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曾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王选先生面对尘世庸俗和种种诱惑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冷静,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始终坚守着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当前少数青年科研人员心态浮躁,耐不住清贫,在其眼中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少数人贪欲膨胀,为了获得声名地位,甚至不择手段,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应通过各种渠道的渗透,使科学精神被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掌握,并体现在其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发扬团队精神,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即便身处底层或逆境之中,仍努力做到力戒浮躁,淡泊名利,求真务实,乐于奉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二、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在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 形成梯次结构合理、充满竞争意识又富于团队精神、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科学技术事业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权威的形成,某一学科领域形成权威则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技术共同体中的权威一旦形成之后,可以带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不但以其卓越的学识素养更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在追悼居里夫人时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但如果学术权威本身道德失衡,缺乏学术民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则可能造成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多数默默无闻者特别是年轻人才难以顺利成长,甚至造成科学蒙难现象。减少这种现象出现的措施之一是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除了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格守其职业道德之外,还要不断强化其科学道德意识,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学术前辈应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的若干自律规定》所倡导的那样:“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培育新人。要甘为人梯,为新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并支持新人超过自己。”应善于培养人才、举荐人才,带动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担负起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史上,巴罗推荐牛顿,爱因斯坦提携英菲尔德,熊庆来发现并栽培华罗庚等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三、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研发经费逐年增加,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提高到2. 5%左右。如何保证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科技投人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了改变由于多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科研资源浪费状况,国家近年来已从政策体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限项申请规定;各类科研经费已经在向年轻科技人才倾斜,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等,各地区亦有相应措施。但应看到,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也常常是一些业绩卓著者,仍有“马太效应”的痕迹。目前我国科技投人管理和调控尚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投人不足和浪费低效并存;注重资历和项目,轻视对科技成果质量与数量的“科研能效比”评价;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这种状况会使得过量占有科研资源的少数人全无担心之意,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难以根本扭转,事实上在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何既保证集中优势兵力,又给默默无闻者的创新以雪中送炭的支持,遏制“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保证科研资源的最佳利用,仍是需要深人研究的问题。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适度控制优势累积,处理好优势累积与创新的关系。如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对科研产出成果的系统量化评价及效益分析指标体系,对科研项目完成的质量、数量和真实社会效应等产出要素进行科学评价,使那些低投人而高产出的能力型科技人才能够占有科研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务院准备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高等学校应改革重量不重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近年来高等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为保证高等学校科研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保证。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亦相伴而生,部分高等学校以科研项目来“圈钱”的做法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现实。此种现象的出现与高等学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的负面导向具有一定关系。相当一部分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GDP指标式考核,科研项目、论文等经折算后量化为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等学校科研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大弊端为重量不重质。为了通过考评,许多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寻求各种关系跑项目、发论文,却又往往难以奏效,而某些人则利用其学术权威地位甚至官本位来申请科研经费,得以占有大量科研资源。有鉴于此,高等学校应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应逐步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高等学校科研评价体系。 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应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建立学术平等机制,良好的交流机制等,为默默无闻者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富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坚持以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导向,通过学术梯队建设、团队吸纳、项目资助或鼓励自由探索等方式,加大对年轻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研资源,为年轻科技人才占有科研资源提供制度的保证。 四、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惯于用批评或道德谴责代替行政或法律的惩处,缺乏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法规条例。诱惑和利益相当可观,而损失与惩罚并不严重,那么有人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则在所难免。因此在强调科技工作者自身加强学术修养的同时,还需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管理机制及法规对少数人利用自身所取得的声望,在课题申报、成果评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约束及惩治。 科技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一系列规范、程序和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科技评价工作基础建设,建立一套更为科学公正的科研基金、技奖励评价体系和规范有效的评审制度、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资格的认证、公开专家信誉度、严格对评审专家和被评审人建立信用档案、组织评价监督委员会、建立评价中介机构监督管理体系等制度,完善监督机构和机制。如日前发表的由国内人文社科界的109位知名学者联合签名的《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中所建议的那样:为促使主管机构认真严肃地处理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尽可能地使中国学术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发展,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定期公开通报批评违纪者,并责成有关高等学校或研究单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等。 现代科学技术活动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行政措施和政策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借助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解决问题。因此在完善管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健全学术惩戒机制,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约束“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学术不端行为,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通过全体科技工作者的严格自律,通过科学技术共同体管理机制的日益完善,通过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良好氛围的逐渐形成,一定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对身体伦理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身体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论文:从科学技术影响的双重性看“微技术” 摘 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应该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影响 微技术 1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 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建构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观 理工科大学生 建构 论文摘要:理工科大学生是参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目前理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科技技术观的素养,重视并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理论,对技术实践活动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自然灾难、战争危害、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也给人类造成巨大了的损失,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反思,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只是中介性的客体,而人类才是主体,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造福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学生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对科技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现状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观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断反思,已逐步认识到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首先,社会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趋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会关注的升学率,只强调学生智力发展,造成高校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进而无暇顾及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还属一片空白。无论是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层面,还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性 2.1正视科学技术观对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破坏,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恶化,人类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种种问题。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态过程,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标和人对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只有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确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并依靠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促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2.2正视科学技术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行动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科学技术观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实践活动、经验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性引导,能预见科技发展的方向,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活动方案,因而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文化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二重性,用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来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正视科学技术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GDP迅猛增长的背后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科学技术观就成了指导科技发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强科学技术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传播科学理论知识的重任,不仅能为理工科大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力,从而引导其深刻理解科学技术观的内涵,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使其在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正确处理科技、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3.1.1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内容,并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精心安排,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 3.1.2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能光靠简单刻板的说教,还要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采用理工科大学生乐于接受的主题讨论,以及实践调研等方式,使教学方式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3.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是科学技术观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不断精炼、升华,上升到更为理性的层面,进而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念。 3.2.1构建具有浓厚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我们要根据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让理工科大学生有组织可依靠、有活动可参与、有平台可展现,有更多深化理论机会的平台。 3.2.2增加与科学技术观教育内容相关的活动,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我们既要对不同阶段、层次的理工科大学生开展以科学技术观教育为主题的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开展集科学性、专业性、思想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满足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活动需求,进一步提高活动成效。 3.3利用德育优势,深化科学技术观教育 德育是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基础,与科学技术观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科学技术观教育起到引领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科学技术观教育则有助于推动道德观念变革和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德育不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平台,还能改变人们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只求私利而忽视社会基本道德原则和人类社会总体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 3.3.1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我们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不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打好坚实的基础。 3.3.2充分利用德育载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我们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之上,发挥德育优势,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环境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主题教育,并使科学技术观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4发挥辅导员教育功能,科学技术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直接影响着理工科大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决定着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1建设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我们要狠抓辅导员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以建设一支素质过硬队伍,从而帮助辅导员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保证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2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观教育的要求,发挥辅导员独特的工作优势,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述要 [摘要]科学技术哲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学科,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学科定位、发展历程、学科板快、当前关注问题、未来趋势以及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关键词] 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科学技术论文: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异化; 社会价值异化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前提下,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问题,即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立场和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的产生根源。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服务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手段,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贻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从而使文明遭受破坏,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 科学技术异化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同时也发生在对精神文明的侵蚀。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物质文明的破坏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自然界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产生的。随着二战以后工业的突飞猛进,人们像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和噪音越来越多,使人类赖以生存环境受到极度的污染,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物质文明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异化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严重问题,造成了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下降,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精神文明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技发展可能出现某些消极道德现象,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和个性扭曲。 二、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观点 伴随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全球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有“科技乐观派”和“科技悲观派”。 1. 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以罗马俱乐部学者及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认为人口、资源消耗、粮食生产、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是按指数增长的,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地球)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如果维持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与资源消耗速度不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发生崩溃。他们提出“零增长”,即停止增长。认为只有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运行的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才能摆脱危机。否则,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没有为这种改变做出实际的努力,仍按照“惯性”思考和生存,将加剧危机,把人类拖向灭亡。他们在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状况时,对科技的作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 2. 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康恩、托夫勒、贝尔等人。他们批评罗马俱乐部“悲观派”的观点,从所谓“乐观派”的立场出发,得出一系列同《增长的极限》相反的结论。康恩在《今后二百年》等著作中,坚决反对限制增长的办法,主张用发展新技术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办法使当前的“失调性问题”得到控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甚至是决定全局的因素,他坚信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本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技决定一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和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在面临新科技挑战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是对科学技术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二者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对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作了片面地夸大。除此之外,还有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很多不同派别和观点。 三、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根源 1. 科学的应用过程中本身存在着科学异化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产品,如果不进入应用过程,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其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功利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一旦进入应用过程,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工具,即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既可以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毁灭性的目的服务;既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科学技术成果一旦同实践要素结合起来,就直接延伸了人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也能用来杀人。”[1]贝尔纳撰文说:“我们对于彻底毁灭的威胁,绝不能漠然视之”,“以裂变以及而今又以氢弹为代表的毁灭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2]托夫勒指出:“我们的技术能力在增强,但是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潜在的公害也在不断增加。”[3]一言蔽之,科学技术到底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们为什么和怎样利用它。有人把科学技术比作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界,一刃对着人类自己。正是科学技术利用的这种双重效应,为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异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 人们认识上的不完善为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科学的应用作为人类实际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指导科学应用的认识却是极为片面和短视的,它往往过分看重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从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面,片面地以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却忽略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以及这种索取活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一面;它往往只瞩目于科学应用能够带来的各种眼前的直接功利价值,而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长远后果缺乏自觉意识;只看到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的局部利益,看不到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不断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3. 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剧了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 虽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科技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应用过程中的科学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使被科学技术异化严重分裂了的科学技术价值体统一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真、善、美的完整统一体。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科学技术论视野 摘要:在科学技术论视野中,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路和认知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科学认知脚本,并组成一个关于科学的认知矩阵。认知矩阵刻画了科学概念的四种认知进路与三次转向,随着科学概念的延伸,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有内在相关性,并且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概念;视点;方法;认知转向 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扩展的趋势,即科学在发展中不断地融入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难以拆分的整体。更进一步说,通过技术,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家角落。另一种趋势是,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被收缩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有时除了少数同行外,人们甚至根本弄不懂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趋向尽管表现得十分清晰,现实中却还是被扭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介入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缓冲和转译作用。现代科学因此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一项公共性事业;现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迁,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的普适性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科学不得不在普适性和地方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就是说,对科学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 1 认知进路和方式之争:视点与方法 既往的科学认知研究中,对科学概念的争议最为纷杂。以库恩为界,考察库恩前后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过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学知识的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考察科学的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视点,借用几何学的透视概念,指的是基于某个立场来看待对象的整体。基于知识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内部视点;反之,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外部视点。 正统科学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们都是站在科学及其知识的角度来透视整座科学大厦,并竭力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它们都认为,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差别,知识的增长大体上是积累性的,科学是一个相当紧密的演绎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发现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关注“科学逻辑”,命题、逻辑、理性和方法论等视主题,科学仅仅与经验、方法、逻辑有关;而权力、利益、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研究在科学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传统主导地位的内史(专门史)研究在科学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会文化史)开始盛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出现了内史向外史的视点转换:从社会文化视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考察了科学史,但他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内史,而是从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即外史)角度进行考察,并且附带着对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考察。库恩把对科学考察的视点完整地从内部切换到外部,力图表明科学(知识内容)就是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科学史就是科学社会学,也是认识论。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一回事。[3] 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库恩之后相继发生了两次视点转换,连同默顿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建构论大力发扬了库恩的观点,它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不对称之症结,并提出了“强纲领”的解决方案,“强纲领”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认为科学事实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这是一种纯外部视点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它以“反身性”为特征,认为“强纲领”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无法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还是“社会”均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视点转换,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促使“内部”和“外部”相互连接起来,并进入了技术-工程研究领域,如电动车案例。[5] 规范性认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主旋律。本体论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不停地追问事物“(应该)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追求真理、追求先验、追求实在,并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即便是转向认识论后,规范认识论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旋律。近代科学以降,笛卡尔、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无一不是在确定的理性预设基础上开始规范性的认识论考察。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科学是既成的知识。默顿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同样坚守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分离的原则。因此,传统规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是一种“预设主义”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图式,它们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实在主义等问题上对科学进行规范性认知方法,强调科学“应该是什么”,强调科学真理与规范,并力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界限。 这种带有理想化的规范性认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学”,是一种“事后辩护”的策略;然而对于“创制中的科学”[6],即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规范性认知方法除了给予人们误导之外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人们试着打开科学生成的“黑箱”时,规范性认知方法再也无法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做出恰当的解释,科学的合理性危机出现了。因此,库恩认为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相分离是不恰当的,[7]因为要想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就必须考查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学的生成和辩护。只要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统一,对科学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规范性认知方法图式必然被抛弃,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认知方法。 库恩之后几十年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学认知的方法论立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束缚,从“内部”走向“外部”,从“规范”走向“描述”,从“狭义的科学认知研究”走向“广义的科学认知研究”。 2 认知矩阵:科学认知的二维结构 基于视点和方法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构建出科学论不同时期的各种认知脚本*,如表1所示。 认知脚本ⅰ:内部视点与规范方法。这是正统科学的认知方式,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内。在20世纪中早期,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的结合,使得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基于科学及其知识有其自身发展逻辑,而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从近代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人们使用实验和逻辑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认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认知方式,重新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这种思想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实证传统,并辅以数理逻辑,替换了晦涩而神秘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路。批判理性主义尽管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则,正是两者具有“可通约”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两者事实上都是在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并认为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即发现的情景不同于辩护的情景。两者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认为知识大体上是增长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正面的积累,而批判理性主义关注反面的“不断改良式积累”;它们坚持科学发展有一贯的逻辑,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且科学具有严密的、整体的结构;它们注重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读哲学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两面所刻画的科学形象,一度成为正统科学的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众多科学家的信念仍然属于脚本ⅰ类型。 脚本ⅱ:外部视点与描述方法。库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学论的兴起,在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形式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视点与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社会建构论集库恩、维特根斯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于一身,尤其是发扬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解释学立场。几乎是与正统科学和默顿学派截然相反,社会建构论把“科学”理解为处于“现场制作”的知识内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极为强调科学知识是在社会磋商和权力斗争中得以生成并获得合理性辩护的。它把科学生成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统一,认为科学不可能独立与社会情景而存在,知识没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构造的。此外,它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科学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客观性为各种社会的竞争与磋商机制所取代;它们注重科学活动的现场,注重对实践合理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描述。 脚本ⅲ: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默顿主义坚持知识的内容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兰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建制活动,后来更是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而形成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这是典型的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结合的认知方式。默顿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规范: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使用这四条带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规范,剔除外部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的干预并力图拯救科学的自主性。正是这个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顿完成了没有明说却是实质性的科学划界。默顿反对科学的权威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强调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8]同时也是科学气质所不能容忍的。默顿在外部再一次刻画了正统科学的形象,尤其是四条规范和科学家气质构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学形象。 脚本ⅳ: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传统的科学史(内史)与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都采用了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的结合方式对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等历史作详细考察。但是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更像宫廷书记员,记录点点滴滴的事实,如仪器、数据,科学家们行事方式,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言语禁忌,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实验室研究是一种“介入”研究,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9]行动者网络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还力图将“外部”和“内部”贯通。行动者网络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所有科学、技术或工程都是异质性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的产物,技术中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工程的某种形式;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设计机器,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0] 3 科学概念认知的三次转向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科学技术论文: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及其划时代事件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科学技术史分期的一般规律和标准,进而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史划分为8个时期, 并分析了其中每一个时期的划时代事件。 (一)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中国建筑史论文:关于建筑史的思辨 【摘 要】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要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更要强调对历史研究的主观性。 【关键词】连续性;主观性;现代主义;流变 在进行建筑史学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习惯了对一段时期内的建筑发展史进行研究,从而归纳总结出一套理论体系这种方式,而在这里我却想从大师的作品及理论中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有关建筑史的思辨并不是简单地指建筑的发展史,而是将通过对已有理论的认知和其延展所得到对应的历史片断和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碰撞,看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这里首先强调对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如果试图客观的描述只能是泛泛而谈,所能达到的深度便值得怀疑了。然而只要深入的分析,彻底的理清头绪,便会渗入自己的观点。与其如此,莫如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所以本文会有大量的大师自述和笔者的主观感受,或许最后也未能得出明确的观点与结论,但这种尝试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从现代主义说起 首先,着重从现代主义建筑说起,现代主义建筑的指导理论在后来被概括为是“功能决定形式”的一种一元论的理论体系。谈到现代主义大家马上会想到他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反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势必要从历史中划出它的起点以验证反叛性的彻底。可是经过查资料进行分析时,便会发现这个起点好像并非始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现代主义建筑的四巨头开始活跃时,而在此之前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否已经给过人们以提示,已预示后来建筑界动荡即将开始。这两个人物便是路斯和贝伦斯,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现代建筑的发起者,他们也属于在此之前的各个流派运动一部分分子。所以说这种反叛并非是完全推倒式的,它也是一个过程,也从古典建筑中吸取了精髓。之所以称它反叛,究其原因可能是它彻底放弃了刻意的装饰以及否定了以前那种形式大于功能的这种设计思维,所以说“功能决定形式”这一说是相对于这种反叛性的特点而言,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建筑史时,不要泛泛了解,而是应从怀疑态度中进行研究,从而理清各种关系。但这些也还仅仅是个开头,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了解当时建筑大家的主观言论进行分析,从而自己获得主观上的感受,再与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对照,或许就会脱离对历史理论那种流于形表的理解。 那这里研究现代主义就从路斯和贝仑斯开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现代建筑的反叛性并不是从某一阶段突然全面推倒式,而是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各种流派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阿道夫.路斯是一个彻底的批判主义者,他在其著作《装饰和罪恶》一书中,坦诚提出了自己反装饰并同装饰决裂的原则立场。他对建筑的形式和材料有这样的认识:“丰富多样的材料和优异的做工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弥补装饰的不足,而应该被认为在丰富感上远远超过装饰。”1910年他设计的维也纳的斯坦纳住宅是他理论认识的一种体现,这座住宅简单朴素,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完全的现代建筑。在这个作品之后,路斯又开始了他的“体积规划”观念的建筑,在那时路斯就已经提出了现在我们还在研究的类型学问题。路斯的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支撑着他大半生的激进的创作,但在晚年时,他却回复到上层资产阶级的国际圈子里,并设计了几座富有华丽装饰的别墅,这多少为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点遗憾。提到贝仑斯,没有人会不认为他是一个绝对重量级的人物,他不仅设计德国电器公司总部涡轮机工厂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同时还直接影响了现代建筑的三位重要奠基人,而实质贝仑斯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新主义者,其在《什么是纪念性艺术》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基本上是保守派的本性。他在他的很多建筑创作中保留了不少的古典主义的装饰,而他在1920年设计的埃格法本公司于法兰克福新基地时,采用了多样的“象征主义”手法令我们或多或少地想起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一些特征。而1925年以后贝仑斯的创作就更接近于“装饰艺术”风格了。从路斯和贝仑斯的身上,会看到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发力,但又觉察到他们对现代主义建筑革新的不彻底性。一般的历史书籍上对这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之前的历史只做简单客观的介绍,所以容易认为路斯和贝仑斯是对古典建筑进行彻底反叛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但实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也可能正是因为对这种追求的模糊状态甚至让他们的一些思想延伸的比现代主义建筑还要深远,这样也会提示我们对模糊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下面该着重谈谈格罗庇乌斯、密斯和柯布西耶这三位现代主义的奠基人了。格罗庇乌斯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革新者,他不仅有着激进的言论,还抨击了他的启蒙老师贝仑斯的保守思想。他在1911年设计的法古斯鞋楦工厂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把现代建筑全部特征表现出来的建筑。这个建筑体现了格罗庇乌斯本人的很多观点,同时是对当时古典主义手法被滥殇使用的一种强烈反叛。他的言论是极为激进的,“建筑,别再欺骗我们自己了,别再用欧洲式的傲慢,吹嘘说我们时代的这些倒霉的建筑物能够改变整个的世界面貌了。我们的全部作品都不过识破片而已。” “我们要最终地推倒误人子弟的学院派教育在艺术与我们所有人之间的那道墙,艺术家要重新成为建造者。”这些言论不仅是他对当时建筑界情况的一种全面否定,也是他日后主持包豪斯的第一个宣言。 “思想只要一调和折衷就会立刻死亡。”他的激进甚至有些极端,但也正是这接近于极端的激进使得他有了坚定的革新信念。后来他所做的包豪斯校舍等一系列作品甚至可以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的标志物。而1938年后他移民到美国,开始了对建筑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格罗庇乌斯的革新信念是坚定的,也是彻底的。但不管格罗庇乌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设计理论的局限性,即所有各种类型建筑一概保持了一种麻木,冰冷和不尽人情的状态。格罗庇乌斯所创作的大量建筑都塑造性的、规整的,但笔者主观的认为这些作品虽很好的表达了格罗庇乌斯的设计理念,但与他早期的设计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轻享有一定的相悖性,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仍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后现代主义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又是不尽情理的,密斯和柯布西耶的晚期创作多少都为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些启示。 密斯是三位大师中理念最为理性和坚定的,他身上体现的是德国人一种超理性的严谨,这表现在他对材料和结构的研究上,玻璃方盒子曾经是他研究的重点,而巴塞罗那德国展示馆无疑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密斯“少即是多”理论思想。一般史书上对密斯的客观介绍往往会引起很多人误解,认为密斯和格罗庇乌斯和勒柯布西耶一样,支持工业化成批生产的做法,其实不然。密斯的唯心主义和他对德国浪漫古典主义的自然亲近感很明显的是他远离新客观派的成批生产手法。他喜欢用玻璃和钢这些新材料来建造极度理性化的新结构的建筑。“对结构我们有一种哲学观念,结构是一种从上到下乃至最微小的细节全部都服从于同一概念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结构。”“我们拒绝一切美学空论,一切教条和一切形式主义,建筑使用空间的词语构思的时代的意志。活着的,变化着的,新的。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只有今天才能产生形式,只有这样的建筑在创造。”这些言论便是体现。“少就是多”的原则不是强调极度简化,而是将构件,空间简化成最精致,最纯净的形式。然而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提醒大家一点不常在意但又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虽然密斯的作品极具现代气质,但其严谨的平面格局和精到的建筑尺度与比例,多少体现出一种古典的气质。由于受贝伦斯和辛克尔的影响,密斯在创作上的至上主义的理智仍不时地体现出倾向于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所以笔者主观认为密斯在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上与另外两位大师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密斯对钢和玻璃这些新材料以及新结构形式探索给了晚期现代主义主义者和高技派以深刻的启示。 虽然格罗庇乌斯和密斯晚年都面临过矛盾阶段,但是他们始终都未动摇自己的信念。而柯布西耶却经历了由极端理性向极度浪漫的转变。一提到年轻时代的柯布,我们就禁不住会想到《走向新建筑》中的豪言壮语。“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存在着一个新的精神,象洪水一般向我们冲来的工业,滚滚流向他的目标,她给我们提供了适合于这个受新精神鼓舞的新时代的工具。”“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柯布西耶早期的追求和格罗庇乌斯是一致的。萨伏伊别墅式国际式的典例之一。而马赛公寓和印度昌迪加尔会议中心则是现代主义建筑中塑性建筑的代表之作,同时也预示着柯布的绝对功能主义设计中开始出现了个人表现主义特征的转折。到了朗香教堂建成时,柯布已经很少发表什么思想言论了,这个隐喻主义式的建筑表明了柯布西耶极大的转变,所以象柯布西耶这样的人物,完全把他划归为现代主义者,我持保留意见。因为隐喻主义的手法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惯用的手法之一,另外柯布西耶的不断的尝试与探索促使他不断的改变,到后期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国际式的那套做法,而开始个性化的创造,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深深的影响了建筑形式的演变。所以要深入地了解一段历史,就应该怀疑先前的学者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归纳总结,因为其极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断章取义的论断。所以刚学建筑史为了了解全面,自然多以客观描述方式传达知识,但是要究其深度时,就必须要有主观性了。 二、历史的一种延续性 在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阶段,既有过渡式的人物路易斯康,也有叛逆性的人物如斯特林,菲利普.约翰逊。康打破了“功能决定形式”这一法则,并在古典格局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被称为跨越了两个时代的杰出人物。而斯特林早期是“粗野主义”的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塑性建筑的追随者,而后来他做的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多种符号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同样菲利普・约翰逊也是用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总部大楼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宣告了自己已由现代主义者转变为了后现在主义者。这些都说明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关联。在当代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其历经变革之后,后人也可能将其简单的归纳为一种表述方式。所以对待历史不仅需要有主观性,还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 再来看一段对现代主义较为经典的论述。“现代主义者将建筑的意义托付给了理性的物理结构。他们‘相信建筑形式本质上就是结构形式,而不论最后怎样加工和装扮这些基本的结构形式。’他们的方法根本是抹去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一切重新开始;但同时也抹去了差异性的结构,抹去了绵延的文化背景,最终抹去了指向建筑平等交流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设计者将创造的纯粹意义纳入‘新建筑’之中。”这时再与之前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段进行一下比较,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断是细节性的,而已有的理论往往是对某一段历史的总体归纳,所以他抹杀了一些能说明细节问题的背景。而我们抛开这些理论对片断进行研究时,就会得到一些细节性的认识,这样反而会让你对已有的总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避免了断章取义。同时也让你对现有的理论提出疑问,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正或补充。 三、结语 所以在研究现代主义的塑性建筑和结构主义建筑等各大类建筑时,同样要注重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对待,查其渊源所在,并进行一定的主观分析,才会得到更多的认识。另外,注重对这种理论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更有价值的可能却会是它的流变。 中国建筑史论文:建筑史和反建筑史 摘要:纵观整个人类的建筑发展史,无论是中国的建筑史还是西方的建筑史,都是一部人类继承和创造的历史。对现代建筑来说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建筑通史的编写一般是按照时间发展过程中对已建成的实体性建筑的类型予以分类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那些只存在于媒介中而没有物理性实体的未建成之建筑鲜有提及,由此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提出“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本文不评论哪种观点的对错,只讨论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各自对现代建筑发展产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已建成的建筑还是未建成的建筑,都是整个宏观大建筑史的组成部分,都对现代建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都是对人类有益的,值得同等对待。 关键词:建筑史;反建筑史;矶崎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为例探讨已建成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建筑史 1、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简述 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封建社会是形成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阶段。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从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创造 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活动要求。在奴隶社会里,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建筑。这时,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但前期在技术和艺术上仍未脱离原始状态,后期出现了瓦屋彩绘的豪华宫殿。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1)陕西博物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对古代皇宫建筑的继承和发展。用水泥取代了传统古代的木质结构;处处体现现代与传统相互结合,整个博物馆既具备了传统元素又具时代气息。它的色彩构思更加突破了以往的红墙黄瓦的沉闷格局,反而以白、灰、茶三色为主调,使整个建筑庄严、典雅、宁静,具有雕塑感。 (2)传统符号应用于现代建筑――上海金茂大厦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如上海金贸大厦。上海金贸大厦运用了中国古代密檐塔的传统符号。从第一节的16层开始,每节减少两层,逐步收进到第五节的8层,此后每节减去一层,如春笋般节节收分,最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密檐塔相近的外观造型。对照一下传统密檐塔西安小雁塔的外观造型不难看出其檐部向上层层收分的相似之处。 3、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设计理念。无论是北方的传统建筑还是江南的自然林园,都有许多能体现出古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古代如此,现在也更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保护环境等等,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价值。现代建筑更注重对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 (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 1、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主要建筑思潮简述 (1)19世纪的复古运动 19世纪在欧美出现的建筑上的复古运动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事实上,这场运动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 这场复古运动是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而且在建筑形制上有所创新。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兴起,一直绵延不断的复古建筑才成为现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障碍。 (2)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 工艺美术运动,敌视工业文明,认为机器生产时文化的敌人,热衷于手工艺的效果与自然材料的美。莫里斯的“红屋”是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建筑。新艺术运动主张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的简化装饰,反对历史式样,目的是想解决建筑和工艺品的艺术风格问题。其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室内,外形一般简洁。这种改革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与装饰手法,没能解决建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新技术的结合问题,是在形式上反对传统形式。这两场运动又被称为“新建筑运动”,为现代建筑奠定了形式基础。 (3)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条件和要求的崭新建筑;强调功能主义,用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精神进行设计。这些理论用勒・柯布西埃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在实践中,也这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建筑形式的出现:金属、漆成自色的混凝土和大面积玻璃窗的使用,非对称的、非装饰的立方体形式的采用等。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学派,对其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也无一致的理解。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及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双重译码的设计风格,重现历史文脉,文化内涵及对生活的隐喻。 2、西方近现代建筑思潮对当代建筑的影响 现代主义建筑将继续发展、变化和充实。20世纪最后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建筑思潮有的已销声匿迹(如粗野主义),有的虽不成气候但仍有出现(典雅主义),甚至后现代也成了强弩之末。但是相反,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卓越作品仍然不断出现,例如“纽约五人组”的“白色派”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迈耶的作品就是突出代表。 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未建成建筑的定义 1930年以前,建筑通史是忽略未建成的建筑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未建成,建筑史就难以继续了。 在漫长的建筑史中,20世纪是杂志、展览、照片及影像等媒体具有最强大影响的时代。媒体的作用可以使得未建成的建筑具有物理性实体建筑相同的历史作用。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因此宣称未建成是20世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撼动着现实的建筑界,如果没有未建成,就谈不了20世纪的建筑史。 (一)矶崎新的“反建筑史” 矶崎新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观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响重大。矶崎新宣称“反建筑”正视建筑本身,认为唯有“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矶崎新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40多年的建筑事业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即构成了矶崎新的反建筑,他对这些反建筑的述说也组成了其宣称的反建筑史。 1、20世纪60年代――空中城市 矶崎新20世纪60年代的未建成作品是多个空中城市方案和“孵化过程”,它们具有自由连接核心筒的自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的功能和密度,同时过去和未来的废墟景象也同时被重合出来。 2、20世纪70年代――电脑城市 在70年代矶崎新最重要的未建成项目“电脑城市”规划中,计算机辅助设施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城市的范围,设计了一个蕴含着既存的各种机构的解体和再整合过程的城市模型。在这里,计算机网络被全面渗透到城市的各种活动中,这个城市被可以调节气候的穹顶所覆盖,被包容在其中的各种设施都具有可变的内部结构。 矶崎新的这个“电脑城市”是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对现有的建筑形式进行了在编和分解,预见未来城市即是分散型的如便利店般包罗万象,又共存着中央集权式计算机的表象。 3、20世纪80年代――虚体城市 80年代矶崎新的代表作是“东京都新都厅舍”。矶崎新的这个设计方案充斥着柏拉图式立方体或可以解释成“风水”的几何体,并“明知故犯”地拒绝采用超高层,提出一个错综体结构的办公楼和一个体现民主的内庭广场。在此,矶崎新所关心的不是建造什么或今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关心在建造建筑物的时候如何去更改限制建筑设计的任务书,认为不修改任务书就无法建造建筑。 4、20世纪90年代―蜃楼城市。 矶崎新在这个10年的重要未建成作品是在中国的“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以被压缩了的亚洲时空为舞台,前者是反映当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异想;后者探索者信息资本时代网络型都市模式的多种可能性。 (二)媒体时代的反建筑史 媒体时代使得空间和时间概念近乎消逝,而仅存“间”,如在网络中,因网络具有同时性,所以时间为零,而空间则是根本不存在的。矶崎新的未建成是对20实际媒体世界的这种现象的回应,这种回应过程超前而注定成为未建成。矶崎新的未建成建筑编织了一幅20世纪由非时间的事物构成的反建筑史。这种汲取了未建成的建筑史与以往的建筑通史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三)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现存建筑将不复存在。那时,建筑史学家将怎样回顾现在?除少数的实物史料得以传世外,媒体储存的信息将成为依据,当作为原型的实体消失时,建成与未建成之间的差距亦随之缩小。将来的人们,有可能在矶崎新的未建成作品中,发现未来建筑的前兆。 结论 现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恶化,非常有必要学习和传承古代建筑文化,把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纵观整个建筑发展史,不论流派,不论国别,不论古今,均可对现代建筑发展从思想到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未建成建筑则是对传统建筑通史的有益补充和修正,两者共同构成了一部人类建筑发展的宏观历史,对现代建筑具有重要的建筑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应该被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 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核心阅读 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婉言谢绝费正清和其他美国朋友的力劝、邀请,没有赴美讲学、访问和治病。他在回信中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坚持在祖国的土地上,更是坚持在专注的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梁思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终于诞生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建筑史》。 期间,梁思成被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面对着造反派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写下了这样一份“检讨”― ……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 多么虔诚的学者,多么朴实的心地啊!―梁思成的“惭愧”,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梁思成的“愧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想到投笔从戎”。 那是1942年,美国的著名学者费正清由华盛顿来到中国,出任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长。他见到了梁思成夫妇,在他的眼前竟然是这样一副情景―“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使脊椎受伤。然而,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在此之前,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曾来信邀请梁思成前去访问和讲学;在此之后,费正清和不少美国的朋友也都力劝梁思成夫妇前去工作和治疗。―他回信了,但他在信中却这样写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在“检讨书”中一再为“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而深感“愧疚”的梁思成!他是文人,他不会打仗;但他在另一个岗位上,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建筑和文化,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梁思成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1924年梁思成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克雷教授的学生。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先后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同年9月,为了继续深造,他又前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此时的国内,对于建筑学竟然一无所知,不仅愚昧地将其视为“匠作之事”,而且面对着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珍贵著作《营造法式》,更是无人能够读懂;此时的国外,这一学科却被频频热衷,不少日本学者开始觊觎中国,并将研究的方向转向了中国的古代建筑。梁思成着急了―他发问:“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何独独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他发誓:“中国的建筑史将一定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为此他决定提前回国:“美国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必须回到国内去搜集,两年后交出博士论文!”就这样,梁思成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民不聊生的中国,加入了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 该社的创始人名叫朱启钤,既不懂得中国的建筑历史,也不懂得外国的建筑学说,只是一个曾经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官员,奉命负责修缮过北京的皇宫及其周围的古建筑。但是自从他见到了那部“天书”般的《营造法式》之后,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当即拍板,以“营造”二字来命名自己所创立的学社―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所出现的第一家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 就冲着这一点,梁思成去了。他被任命为法式部的主任,具体的任务是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北京地区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和鉴定。从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是梁思成为撰写中国建筑史而进行准备的阶段―第一,他以古建筑为实物,拜老木匠为老师,逐步弄懂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种术语;第二,他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教科书式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二书,以方便更多的爱好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后来,梁思成曾这样解释这一“基础工程”的重要性:“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对北京地区清代宫室的调查告一段落,他向朱启钤建议:走出京城,于全国范围内广泛寻找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纪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于是,从1932年的4月到1937年的7月,整整五年的时间,梁思成远离都市,远离喧嚣,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荒郊野外,一处处地寻找,一处处地调查,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全部献给了古老的建筑艺术与文化― 1932年4月,考察河北蓟县之辽代木构建筑独乐寺。 1932年6月,考察河北宝坻县之辽代建筑广济寺三大士殿。 1933年3月,考察河北正定县之隆兴寺及其他宋辽时期的古建筑。 1933年9月,前赴山西,调查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同月,前往应县,测绘兴建于1056年的木塔,并调查浑源县的悬空寺。 1933年11月,赴河北赵县,考察建筑于隋朝大业年间的石桥安济桥。 1934年8月,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起,二赴山西,于晋中地区调查与勘测了13个县的古代建筑。 1934年10月,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赴杭州商议六和塔的修缮计划,并借此前往宣平等六县调查,发现江南地区同样有保存完好的元代木构建筑。 1935年2月,赴山东曲阜,勘察孔庙建筑,并作修葺计划。 1935年9月,亲赴河南,考察安阳地区的古建筑,其天宁寺雷音殿修建于辽金时期。 1935年9月,南下江苏,考察苏州的古代建筑及园林。 1936年5月,二赴河南,考察龙门石窟及开封的宋代建筑。 1936年6月,再赴山东,考察历城、泰安等11县的古建筑,其神通寺四门塔修建于隋大业七年。 1936年10月,三赴山西,亲自测绘前一次所发现的古代建筑。 1936年11月,前赴陕西,考察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古建筑。 1937年6月,二赴陕西,应邀为西安小雁塔制定维修计划,为碑林工程做设计方案。 1937年6月,第四次赴山西,测绘宋代建筑雨花宫,并于五台山中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 据统计,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所到的县市达137个,其中考察殿堂1823座,测绘建筑206组,完成图稿1898张……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的许多建筑,如佛光寺、独乐寺、应县塔、大同华严寺、正定隆兴寺等等,均是首次被认识、被鉴定,它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和艺术界中。梁思成无愧为国内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开辟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然而,这五年间的野外考察,其艰辛与困难也非一般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能想象与忍受的。 比如说,测绘工作中的危险―他的学生这样回忆道:“应县木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 再比如说,考察工作中的艰苦―他的助手这样回忆道:“佛光寺的‘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使我们无法找到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 又比如说,野外生活中的困难―梁思成本人回忆道:“我们简直就在泥泞里开汽车,有许多地方泥浆一直浸没车的踏脚板,又有些地方车身竟斜到与地面成45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直同蜗牛一样。”这里说的是交通上的不便。“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砂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这里说的是居住上的尴尬。 然而,五年来的野外调查,留给梁思成的却只有快乐和欣慰。他将自己融入了这些古代的建筑之中,融入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之中。无怪乎新中国建立后,针对着北京的旧城改造,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但当年他则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梁思成的美好设想与宏伟计划。但是,没能阻止梁思成的坚持与劳作,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血淋淋的战火彻底击碎了梁思成美好的设想与宏伟的计划,他不得不中止了野外的考察与测绘工作。 其实,梁思成之所以马不停蹄与分秒必争,也正是为了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展开竞赛―他明白,一旦开了火,这些历史的瑰宝将会永远地葬身于炮火之中。早自1933年起,华北局势就呈现出了严重的动荡与不安:3月,日军攻占热河、承德及长城各口;4月,进攻秦皇岛;5月,占密云,抵香河;8月,占领多伦……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成正在河北省正定县考察与测绘宋代建筑隆兴寺,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回到寺里,得到滦东紧急的新闻,……原定两星期工作的日程,赶紧缩短,同时等候更坏的消息,预备随时回平。”“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竟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 不幸的是,战争最终还是赶在了他的前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梁思成一行正在山西代县,正在为他们终于发现了唐代的建筑佛光寺而欢呼雀跃。由于交通的闭塞,他们直到12日―亦即骑着骡子来到县城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林徽因立即给8岁的女儿写信:“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是的,“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这不仅是林徽因的态度,也是梁思成的立场。 北平城里,宋哲元的部队将战壕一直挖到了梁思成的寓所前,颇有一番拼死守城的决心与架式。梁思成见状亦摩拳擦掌,发誓“与城共存亡”。他将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及其家人一起请到自己的宅院内居住,并储存下大量的罐头,以备长期坚守。不曾想,没过几天中国军队竟悄然撤走,古都北平陷入敌手。 儿子梁从诫回忆说:“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是的,“中国营造学社”毕竟属于民办机构,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时局,国民政府的态度只能是“弃之不顾”了。 为此,梁思成所做出的第一个牺牲,便是北平的“家”。―这个位于东城根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被圈内人士称之为“太太的客厅”的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有名的“文艺沙龙”。女儿梁再冰描述道:“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然而,为了不做亡国奴,1937年的9月5日,梁思成忍痛抛弃了它,抛弃了小院中的一切,还有那部名贵的雪佛莱轿车,带领全家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这次的跋涉前后长达三月余。第一站是天津,其目的是为了将营造学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许多珍贵的照片和重要的资料,寄存在一家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以防丢失,更防落入日本人手中。第二站是长沙,其目的是为了同陆续来到这里的西南联大的朋友们会合,并作短期的休整。第三站是昆明,也是此行的终点站。梁再冰回忆道:“父亲和母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首先去昆明的,同路没有熟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带着一家老小这样走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的确,这段原本只需要十天的路程,竟足足走了将近六个星期。一是因为山路崎岖难行,二是因为汽车屡屡抛锚―当年即有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为此一个个的乘客或是呕吐不止,如同害了一场大病;或是被抛在了荒山野岭,忍受着饥饿与寒冷的袭击……林徽因曾这样描述她们一家所乘坐的那部汽车:“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但是在梁再冰幼小的心中,却深深地为父母的表现感到骄傲―“在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是爹爹和妈妈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旅行中应付自如,十分‘专业’。譬如打行李,两人合作,动作敏捷熟练,很快地就能把一大包被褥枕头打成一个结实的铺盖卷、用油布包着的;到小饭馆吃饭时准备好一小铁盒酒精棉,将碗筷消毒后再吃。这显然是过去他们到农村考察古建筑时‘练’出来的本事。” 梁思成所准备做出的第二个牺牲,便是他与妻子的“健康”。―林徽因早年患过肺结核,而肺结核不宜劳累,不宜颠簸,这些梁思成都是知道的。果然,当汽车行至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发起了高烧,连续数日不退。当年只有5岁的梁从诫回忆说:“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风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至于梁思成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病号?年轻时的那场车祸,不仅使他的左腿骨折,而且使他的脊椎严重受伤。离开北平前,医生诊断他为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之设计了一件铁马甲,穿在衬衣里以支撑背脊骨。但这时的他,却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岳母,下有年幼的子女,中间还有生病的妻子―为此他只能咬紧牙关,挑起这副足以将他压垮的重担。果然,刚到昆明他就倒下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因病情的恶化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软椅上。 这样的“牺牲”,对于梁思成来说同样是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数十年后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 梁思成率领全家所准备做出的第三个牺牲,便是宝贵的“生命”了。―数千公里的路程,不仅有山川的险阻,更有敌机的轰炸,每个人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那是193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长沙休整的梁思成一家,终于遭到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威胁。梁再冰回忆道:“由于事先没有警报,父亲以为是中国自己的飞机,用手遮额跑到阳台上去看,直到炸弹在他眼前落地起火,才跑入房中抱起了我,母亲抱起了弟弟,并搀扶着外婆下楼。这时门窗已震垮,到处是玻璃碎片。我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第二批炸弹落下,墙上砖头向外飞出,抱着弟弟的妈妈被震下几个梯级,落到天井中。等我们跑到大街上时,日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下,父亲这时估计我们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但这炸弹竟没有爆炸。” 如此的惊吓,是很难不让神经受到刺激的。后来重病在床的林徽因便连连出现这样的幻觉:敌机始终在头上盘旋,“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使我起鸡皮疙瘩,使我感到恶心”。梁思成没有留下心灵的记录,但是在梁再冰的脑海里,却有着这样的一幕久久不能忘怀―“在长沙,三叔和许多伯伯们都常到我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大家快要分手时,就同声高唱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一丝不苟打拍子的样子,至今仍是一簇燃烧在我心中的火焰。” 中国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诞生了!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中的古代建筑了 梁思成的一家,直至1938年的1月才总算是平安抵达了昆明。然而与后来的七年半的艰苦生活相比,这四个月的颠簸只能算是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序幕”。―逃难不是目的,逃难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实的一切却让梁思成痛苦不堪:战争除了让你必须做出“已有准备”的牺牲外,它更让你必须做出“没有准备”的牺牲―这便是一个人的“事业”!一个立志要为自己民族的建筑史做出贡献的学者的“事业”! 那是刚到昆明不久,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为他们的学校设计新的校舍。梁思成兴高采烈地动手了,一稿,二稿,三稿,四稿……不曾想稿稿都被推翻了!不为别的:经费短缺!于是乎高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当他把最后一稿的图纸拿出来时,校方再次尴尬地通知他:建筑物的屋顶,除图书馆用青瓦、部分办公室用铁皮外,一律以茅草覆盖;木料和砖头的用量再削减一半,土坯墙改为黏土打垒。梁思成火了:“茅草房谁不会盖?何必要我来设计!”梅贻琦抱歉地拉住他的手:“等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请你来建筑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的眼泪流了下来。 堂堂的建筑大师没有了用武之地,梁思成只得在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自己“设计”了三间住宅。那年费正清看过之后赞不绝口:“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房后则是桉树丛中的漂亮小花园。”梁思成则苦笑不已:不曾想这三间干打垒的平房,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第一幢“寓所”,也是他于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作品”! 不久,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都陆续来到昆明。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梁思成上下奔波,往返努力,终于将中国营造学社恢复了起来,将停顿了一年的工作也恢复了起来。―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那项尚未完成的古建普查工作:当年大家曾寻访过华北和华东地区,如今何不利用这一机会将西南地区也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支小分队很快便成立起来了。从1939年的9月到1940年的2月,他们的足迹遍及了川康地区的36个县,对于带有地方特点的古建、汉阙、崖墓及摩崖石刻等等,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绘,弥补了原有资料中的不足。 西南地区不同于北方平原,一是山峦重叠,森林茂密,不仅道路崎岖难行,而且动辄迷失方向,成为了巨大的威胁;二是蚊虫猖獗,疟疾横行,不管到哪里都得背着帐子,带着奎宁;至于跳蚤,更是多得惊人―每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端来一大盆水,然后站在其中,用力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便漂起一层跳蚤的尸体…… 然而,就连这样的工作也没能继续进行下去,就连这样的艰苦也没能继续尝受下去。―那是调查工作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同仁们也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突然决定迁往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名叫李庄的镇子中;原因无他,昆明的空袭太频繁,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营造学社本与史语所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两个单位竟被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炮火,敌人的炮火,几乎摧毁了昆明所有高校的图书资料;唯有史语所,由于先期已安然疏散出了13万册的善本书籍,因此他们大大地为西南联大和其他的学术机构缓解了燃眉之急。梁思成及其营造学社也同样如此,他们不仅一直借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而且更长期地借用史语所的技术工具。因此史语所的搬迁,将严重地影响到了营造学社的工作,为了手中未竟的事业,他们只能继续“捆绑”下去。 那是1940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及其史语所终于“开拔”了,向着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迁移了。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上扼金沙江、岷江等河口。战国时期此处为人的聚居地,秦孝文王时归属于秦国的蜀郡。人们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迁徙的队伍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先是坐卡车,后是乘轮船,最后则不得不登上狭小的用桨划行的木舟…… 如今这座江边的小镇,由于当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以及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的纷纷迁入,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遗址;而梁思成的“故居”与营造学社的旧址也修葺一新,变成供人们参观与学习的纪念馆。然而,当年的情景却远远没有今天这么闪亮:潮湿的空气,氤氲的雾霭,不仅牢牢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充满郁闷与窒息,而且更噩梦般地缠绕住中国营造学社的手脚,使其举步维艰―先是经费屡屡得不到落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不得不四处化缘,八方乞讨,最终竟连工资也发不出了;继而则是从天津传来噩耗,由于大水,寄存在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柜中的资料与图片全部被淹,数年来的心血付之东流;最后则是学社中的两名骨干人员辞职他就,这不啻于断了梁思成的左膀右臂。 那天梁思成失声痛哭了―经济上的拮据,他咬着牙忍受下来了;但是资料的被毁和人员的离去,则意味着他的事业面临着灭顶之灾!……很快,梁思成的一家也陷入了绝境:林徽因已是卧床不起,结核菌开始由肺部转移到了肾脏;梁思成同样是宿疾加剧,脊椎的病变使得他的头“重”得无法抬起,骨瘦如柴的身体只剩下了九十几斤。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写道:“……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们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其实,远在美国的费慰梅早已从他使用的信纸上发现了问题―“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但是费慰梅还有许多不知:他们家中值钱的东西几乎全都送进了当铺,儿子脚上穿的是用稻草编的鞋子,全家口中“吃”的是梁思成用钢笔和手表换来的食物…… 为了抗战,梁思成牺牲了北京的家,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牺牲了孩子们的成长;但是唯有一点他不能牺牲―这就是事业,一名建筑学家终生追求的事业!那是1942年的春天,10岁的梁从诫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寒峭的春天―“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绘画桌,摊开了他们的资料,决心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母亲多年的宿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劈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又有谁能想到,这部让梁思成整整期盼了十七个年头的《中国建筑史》,这部从1927年起就不断地为它做着各种准备―搜集文献资料、进行实物勘测、研究《营造法式》、探寻演变规律―的《中国建筑史》,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诞生了!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诞生了! 那是1944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一年,梁思成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他终于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国了,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与情感的古代建筑了!这部权威性的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得到了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们的一致称颂。或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或曰“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且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 那天费正清悄悄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部著作的诞生过程。他感慨地说道:“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作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啊,作为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他能够讲述中国的历史,他能够讲述中国的文化,但他却讲述不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能够如此的含辛茹苦,如此的奋不顾身。 ―这就是梁思成,曾经在检讨中愧疚自己“没有想到投笔从戎”的梁思成,曾经说过“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的梁思成!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38岁,他立下的誓言就是:“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编辑:刘顺发)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文章主要是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的建筑史,既横向地同西方建筑史作比较,突显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的独特性,再纵向地剖析中国建筑史一路走来的历史演变及其过程中演变出来的辉煌;并结合自身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浅薄的见识,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建筑史;故宫;中国风。 中华文化悠悠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体现在文化、政治、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影响,更是深根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传统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变程序却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未因受外来影响以致激起复杂变化者。即在世界东西方各大建筑派系中,相比较起来,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直贯系统。 纵观世界建筑中的各大流派,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演变,或多或少都会掺杂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在其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经常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是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放眼中国建筑历史的长河,其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传分布及其广阔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多重要的中国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的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致极高的程度。尤为令人惊奇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非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叠出变化;更是曾经多次强盛的外族或是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可中国在建筑方面的纯粹却能如此泰然,却是令人叹为惊奇! 尽管中国建筑已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这即是中国风体现在建筑上的一大特征,且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内敛谦逊的特有品质。就结构上而言,中国独有的“架构制”与别种的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拱制”,或西欧最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依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种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扉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之前,室内已有极充分的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体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说到中国建筑的特征,绝避免不了的是中国建筑中所独有的一门“学问”――风水。风水之于中华文化,无愧于最大特色之一,也是独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特色,中国建筑尤与风水息息相关。 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中,没有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学依然在中国建筑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相对落后的农村盛行,在大城市里也屡屡备受关注;几乎每个房地产商的产业都与风水息息相关,无处不体现着风水对建筑的重要影响,这一切也足以有力证明了风水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建筑上的中国风的另一大方面更体现在其屋顶部分;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斗拱”部分。斗拱作为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的重量渐次集中下来直到柱的上面,使得屋顶上的重量集中承载在柱子上,使得建筑稳固的同时;精益求精的古代工匠们更是在其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赋予了它新的“使命”――装饰作用。至宋以来,斗拱便变化得越趋复杂,较以前简单的结构更赋予了外观装饰的作用,雕龙画凤、色彩斑斓的斗拱相应出现在了皇宫贵族的宫殿上,将宫殿的房檐装饰的美轮美奂,使得简洁大气的中国建筑更增添了几分鲜艳的色彩,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屋顶作为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自古以来,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其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且因解决雨水与日光的切要问题,在屋顶的基础上更扩张出了屋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却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导致阻碍阳光,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的问题也因之发生。智慧的中华人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了飞檐,且用双层瓦檐,使檐稍翻上去,微成曲线,便巧妙的解决了问题。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大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着极其自然而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他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谈及中国建筑史,不得不提及的便是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故宫,作为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宅邸”,自它开始修建开始,便注定了它将成为中国建筑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作为故宫最主体的建筑,是巍然崛起的三座金碧辉煌的大宫殿,它们是整个故宫的重心,同时也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作为序幕的布局,在三大殿前面还有两段铺垫。第一段,由天安门,经端门到午门,两旁长列的“千步廊”是个严肃的开端。第二段在午门与太和门之间的小广场,更是一个美丽的前奏。这里一道弧形的金水河,和河上五道汉白玉桥,在黄瓦红墙的气氛中,北望太和门的雄劲,这个环境适当地给三殿做了心理准备。 三殿中,太和殿最大,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木构大殿。横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外有廊柱一列,全个殿内外立着八十四根大柱。殿顶是重檐的“庑殿式”,瓦顶,全部用金黄色的琉璃瓦,光泽灿烂,同蓝色天空相辉映。底下彩画的横额和斗拱,朱漆柱,金锁窗,同白石阶基也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个殿建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已有三百五十五岁,然而它的结构却依然整严完好如初。内部渗金盘龙柱和上部梁枋藻井上的彩画虽然有所剥落,却依然可以从上面看出岁月流过曾经留下的美丽,愈显的其华美动人。 中和殿在工字基台的中心,平面为正方形,宋元工字殿当中的“柱廊”竟蜕变而成了今天的亭子形的方殿。屋顶是单檐“攒尖顶”,上端用渗金圆顶为结束。此殿是清初顺治三年的原物,比太和殿再早五十余年。 保和殿立于工字型殿基的北端,东西阔九间,每间尺度又都小于太和殿,上面是“歇山顶”殿顶,它是明万历的“建极殿”原物,未经破坏或重修的。至今上面柱上还留有“建极殿”的标识。它是三殿中年寿最长的。已经有三百三十七年的历史了。 三大殿中的两殿。一前一后,中间夹着略为低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格局,是中国传统建筑美的特点。欲领略故宫的金碧辉煌与雄伟壮观,单单依据文字去想象和再现它的雄姿是远远不够的,唯有亲身去感受,用双手去抚摸,才能真切的感受中国建筑史上的史诗巨作所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上述的微薄见解甚是不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历史中的一粟,且希望能在此与读者们分享我个人对中国建筑历史的一些自我的了解与理解。 中国建筑史论文:术设计专业中外建筑史课程教学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艺术设计专业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中外建筑史这门课为例,从之前的必修课转变为选修课,从原先的64学时缩减到了56学时,教学对象也从原先的小班上课转变为合班上大课。因此,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形成更加有效合理的教学模式,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中外建筑史 教学改革 艺术设计专业 中外建筑史课程是专门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的、基础性的科目。笔者深深感受到这门课的特殊性以及它对建筑学之外艺术设计专业的意义,因此在平常教学中尝试着做了一些改变,希望尽量不使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感觉乏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善教学效果。并且,对这门课的特殊性也作了一些探讨,使其更合理,更有针对性。 一 课时量、课程性质和授课内容的特殊性 1.课程设置 中外建筑史课程从最早开课时的64学时转变为了现在的56学时,授课教材主要为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和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学生可选择自行查阅《中国建筑史》图说和《外国建筑史》图说。同时,课程由最初的必修课转变为选修课。 2.存在的问题 中外建筑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课时量少和授课内容多之间的矛盾。同建筑学专业的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相比较而言,中外建筑史课要在相同或者更少的学时中完成对这两本书的讲授。本质上,课程的重要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为了适应高校学分制改革,课程变为了选修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使学生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降低了对这门课重要性的认识,间接影响授课效果。 3.教学尝试和探讨 教学内容采取拓宽知识面,降低内容深度,使学生对中外建筑历史发展有一个总体认识的方法。以中国建筑史这一部分内容为例,笔者的直观感受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侧重点非常明显,除了中国建筑近现代史这部分内容不讲以外,中国古代建筑这部分内容也有很多不讲授。如第二章“城市建设”、第六章“园林与风景建设”和第七章“建筑意匠”等。还有一些内容,如“绪论”和“发展概况”讲授的时间也比较少。但相应的知识点讲授的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深度。如讲到木构架这部分内容,会要求学生识别多种细部构件,甚至是斗栱中不同部位斗的不同称呼,以强化学生的认识深度。 笔者在刚开始给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讲授中外建筑史这门课的时候,遵循给建筑学专业学生上课的大体思路。但通过和学生课下交流以及一些教学反馈,发现效果很不理想。相同的内容,由于课时量是建筑学专业的一半,所以授课内容不可能讲得很深。另外,由于很多章节没有讲授,所以学生在这门课结束后对建筑史似乎只有一个片段性的理解,缺少对古代建筑整体发展的一个宏观性的认识。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开始对中外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逐步做出一些调整。以中国建筑史这一部分为例,考虑到课时量和课程重点的要求,中国近现代建筑这一部分内容依然不讲授。但是,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部分内容调整为每一章都适当地讲授。并且,讲授的重点也做了一些调整。对于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一些细部构件称呼和特别细致的做法不再作特别深入的讲授,相应地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古代建筑发展概况”这两章作为重点来讲授,“园林与风景建设”和“建筑意匠”这两章也各分配了1学时,目的是希望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相对全面的认识。 4.效果反馈 通过对授课内容的调整,大部分学生不再对中外建筑史课存在内容上的困惑,不再只是纠结于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某个构件称呼或外国古代建筑史中某个建筑的形制,而是能够总体把握中外古代建筑的整体发展脉络。由于授课内容的调整,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能够区分出自己专业在建筑史的学习上和建筑学专业的差别。 二 授课对象的特殊性 1.课程设置 中外建筑史课由最初的分别面向不同专业授课转变为多专业同时授课。课程安排也从最初的二合班的小规模授课转变为四合班的大规模授课。 2.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人数变化带来的影响。最初二合班授课的时候,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教室也较小,学生距离老师较近,互动性比较强,甚至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教师几乎可以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转变为四合班之后,教室变大,学生与教师的距离拉大,每一个学生的一点小动作积累起来就会对课堂纪律产生较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第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通过美术高考进入大学,文化课基础相对弱一点,但思维很活跃,思考问题趋向于感性,学生个性相对较强,课堂纪律性较弱。 3.教学尝试和探讨 第一,寻找兴趣点。作为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式,寻找兴趣点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外建筑史作为专业基础课,在寻找兴趣点上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这门课兴趣点的寻找应当围绕课程内容本身展开。笔者在这几年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课程内容的调整和完善,总结了一些和课程内容相关的兴趣点,可以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在讲到北京故宫这部分内容时,提到了天安门前的华表。备课时通过查资料,笔者得知华表的来历。因此,会告诉学生华表是来自于很久远的战国时期的秦国,和商鞅变法有关,还和现代词语“诽谤”有关。再如讲到客家土楼的墙体做法时,笔者会提到工大旧主楼竹筋混凝土的楼板。类似的兴趣点还有很多,在学生上课产生疲劳感时,可以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2)兴趣点的度要把握好。兴趣点不能作为讲课重点,只能作为调节课堂氛围的手段。兴趣点的采用既要使学生感到这门课并不沉闷,又不能使课堂气氛过于活跃松散,以至于影响教学质量。 第二,结合其他的课程。笔者在辅导专业设计时发现,学生曾经在设计小区会所的时候以北京四合院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因此,在中外建筑史讲到这一部分时,可让大家回忆思考一下当初这位同学的方案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存在什么问题,是否可以设计得更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加深学生对这门课以及相关课程的理解程度。 另外,可以和这门课相结合的还有学生的认识实习。由于笔者参加工作以来带过很多次实习,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提到一些和实习相关的内容。如讲到陵墓实例中的明孝陵时,就会提醒学生注意它的特点,因为在学生实习的时候要参观明孝陵。还有苏州园林,讲课的时候要提醒学生注意明清建筑的特点,尤其是江南私家园林,讲到山墙会让学生回忆一下安徽的马头墙。 4.效果反馈 在授课过程中,寻找兴趣点和结合相关课程这两种教学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教室大、人数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且通过结合相关课程可以使不同专业的学生感到与自身相关,削弱了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三 结束语 高校的教学改革使许多课程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对每一位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几年来通过对艺术设计专业中外建筑史课程的调整,深深体会到了高校课程必须结合本校本专业的具体发展状况出发,适时地改变教学方法和内容,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建筑史论文:建筑史课程教学思路探讨 摘要:文章探讨了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定位,分析了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体系,提出了建筑体验教学、自助式教学与多元化教学等新方法,对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特色应用型人才;建筑体验教学;自助式教学 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单一化、整齐化走向多样化、特色化,创建特色名校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要趋势。2011年和2012年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厅分别下发了《关于山东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特色名校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通知》。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创办于2006年,受办学历史及学校在学科建设、师资类型、生源层次、办学传统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色应用型人才成为学院求生存、谋发展的关键。建筑史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在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有效促进了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一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定位 (一) 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特色应用型人才是在应用型人才基础上,在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方面不追求高而全,而是根据学校和专业自身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以及地方和区域的专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定位,集中有限的教学资源,使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突破,在省内具有领先优势,在国内具有较好影响,从而形成特色和品牌。 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具有四大特点:(一)是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知识,具备系统、扎实的知识结构,与岗位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二)是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执业能力,毕业生以突出的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和能够解决实际建筑问题为特点。(三)是具有突出的职业适应能力,毕业生从业适应期短,能较好地满足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是要有积极创新的思维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二)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定位 作为一所典型的地方普通高校,聊城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办学定位是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立足聊城,辐射鲁西北,积极为聊城市和鲁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 二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体系 (一)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 建筑学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既有扎实的职业工作能力,同时又具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和较强的艺术想象力与创作力的专业人才。作为建筑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 结合建筑学特色应用型人才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建筑史课程的培养目标定为: 注重学生的人文意识和文化底蕴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建筑史观和建筑史方法论、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富有创新意识,能将历史传统与设计实践结合,主动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应用型建筑设计专业人才。 (二)建筑史课程的教学体系 为了培养特色应用型建筑人才,建筑史课程应重点培养学生在基础知识、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三个方面的能力,主要分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主体。在课程的理论教学中, 不仅要建设课程硬件设施(如多媒体、图书等资料), 更主要的是对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在实践教学中针对学生自身的特点制订实践指导书, 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建筑学专业绘图室、CAD实验室、模型实验室等实践教学设施,为建筑史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为了满足实践教学,学院还与校外几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搭建了牢固的实践教学基地平台。 三建筑史课程改革 (一)教学内容 建筑史教学的主干由两部分组成,即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后者又以19世纪为界限,分为上下部分。调整各个部分的课时,适当增加学生们关注的当代建筑部分。在以往的教学中,只对每个时期的建筑类型、建筑发展进行概要的介绍,而对具体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社会背景、人文习惯、宗教文化等没有深入介绍,这一授课方式使得建筑历史平面化和静态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讲述重点时期的建筑类型时,仔细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文化、宗教信仰,使学生能够对当时的建筑发展有个较全面的理解。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了解自身感兴趣的建筑发展时期,主动学习和查阅资料,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 1、 多元化教学手段 建筑史不单是对历史建筑和建筑历程的介绍,还要考虑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采用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如利用多媒体、建筑模型等。在讲述某时期的建筑时候,可以介绍与建筑相关的故事背景,或当地的人文文化,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传统教学手段不易表达的内容可利用模型,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模型,既可以是实物制作的,有条件也可以使用多媒体来完成。在讲授建筑史上的若干重要构件、重要典型建筑比如斗拱、柱式、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时,就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2、建筑体验教学 由于对书本上的建筑缺乏直观的感性认识会造成学生产生许多疑惑。笔者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充分吸收广大前辈学者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将中国建筑实例(特别是位于当地)引人建筑史教学。如讲解中国古代建筑史时组织大家参观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和山东聊城光岳楼,这样有利于学生更直观的接受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熏陶,激发他们学习和研究建筑史的热情。在讲解现当代建筑时,组织学生到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苏州等地体验参观,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记忆。 3、自助式教学 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适当地采用自助式教学。如在讲解现代建筑大师和当代建筑思潮时,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选择一位大师或一种思潮共同收集资料、整理,最后由一位同学上台讲授。学生讲授之后,再由教师对其进行补充、修正。这种课堂角色的转换,一方便给了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理论分析水平及建筑素养。 (三) 教学评价 1、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包含学生自己的评价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通过一个学期或一年的学习,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它对个人以后工作或学习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学生自己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通过学生课堂表现、课下交流、考试等形式表现出来。 2、对教师的评价 包含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每年学校和学院会组织教学比赛,评出教学新星。通过教学活动,一方面考核教师上课态度和效果,同时也增强了个人的教学水平。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是通过教学评价系统进行的,每学期末学生到学校统一管理的教学评价系统进行本学期任课教师的网上评价,最后的评价结果会反映在教师年终津贴核算上。这些活动刺激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重视,提高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四、结语 特色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学院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建筑史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进行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培养了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与沟通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职业素养,有效促进了建筑学专业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析包豪斯校舍在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摘要:包豪斯校舍是包豪斯从魏玛迁到德绍后建成的校舍,它是现代主义建筑早期代表作之一,70年代作为建筑文物保护下来。设计人是包豪斯设计学院院长W.格罗皮乌斯。校舍的设计体现了格罗皮乌斯提倡的重视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等原则。它的设计布局、构图手法和建筑处理技巧等在以后的现代派建筑中被广泛运用。 关键字:包豪斯;建筑;里程碑 1926年在德国德绍建成的一座建筑工艺学校新校舍。该校校长、德国建筑师W.格罗皮乌斯设计。设计者在这个作品中完全排斥了复古主义的设计思想,开创性地运用了一整套现代建筑设计手法,把实用功能、材料、结构和建筑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座校舍标志了现代建筑的成熟,被认为是现代建筑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范作品。 1、包豪斯校舍简介 校舍总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主要由3部分用房组成:教学楼、生活用房和学生宿舍组成,此外还有附属职业学校,整个平面如三叶风车,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格局。 设计者首先从各用房的使用功能出发来安排各部分的关系,同时综合解决建筑的艺术形象问题。它与复古主义的设计程序──先预定一个传统的建筑形象(一般总是对称的),然后再在其中安排房间,完全不同,被称为“由内而外”的设计方法。 设计者也排斥了复古主义常用的石头建筑的外貌,从钢材、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等新材料以及框架结构等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出发,取消了挑檐、古典列柱、石刻和线脚,采用了简洁的平屋顶、大片玻璃窗和抹灰墙面,同时细致地设计了诸如条窗、雨罩、挑台和窗格的比例造型,使建筑显现出清新、明洁、朴素的现代风格。设计者强调建筑本身的体形美和材料的本色美以及各座建筑之间高低、体量、方向和虚实的对比,空间形象生动多样,也显示了各单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室内设计注意与建筑外型取得谐调。 2、包豪斯的风格 校舍的形体和空间布局自由,按功能分区,又按使用关系而相互连接。它是一个多方向、多立面、多体量、多轴线、多入口的建筑物。为了使基地不被建筑隔断,公共活动部分和行政办公用房底层透空,可通行车辆、行人。 按各部分不同的功能选择不同的结构形式,赋予不同的形象。实验工厂是一大通间,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和悬挑楼板。外墙采用成片的、贯通三层的玻璃幕墙,既利于采光,也显示出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外形。教室楼也是框架结构,由于间距不大,构造比较轻巧。水平的带形窗和白墙相间是它的外形特征。宿舍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板和承重砖墙的混合结构;墙面较多,窗较小,各房间外面有各自的小阳台,形成了宁静和互不干扰的居住气氛。食堂兼礼堂是集体使用的大空间,外形开朗。屋顶全是平顶,为空心楼板上设保温层,铺油毡和预制沥青板构成,人们可以在屋顶上面活动。全部铸铁落水管隐藏在墙内,外形整洁。[1] 在造型上采取不对称构图和对比统一的手法。一个个没有任何装饰的立方体,由于体量组合得当,大小长短和前后高低错落有致,实墙和透明的玻璃虚实相衬,白粉墙和深色窗框黑白分明,垂直向的墙面或窗和水平向带形窗、阳台、雨篷比例适度,显得生动活泼。 3、包豪斯的思想 包豪斯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可以从包豪斯宣言中得到体现。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今天,他们各自孤立地生存着,只有通过自觉,并和所有工艺技师共同奋斗,才能得以自救。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幢建筑是各种美感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灌注入建筑的精神,以免迷失流落为‘沙龙艺术。 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采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干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相之矗立在云霄高处,变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2] 4、包豪斯在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可以说德绍包豪斯校舍的建立,是格罗皮乌斯个人设计思想的充分展现,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和建设的时候不仅仅要重视建筑的基本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还要积极的关注艺术和技术,使得两者互相统一让她们在建筑中能够有机的彰显出来。包豪斯这个建筑通过对校舍建筑的创新,引入了更加合理的构图、结构布局、现代建材、进行装饰的简化等,建筑产品的标准化、工业化以及规模化的生产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包豪斯尽情地体现着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本身质感的优美和力度,并让世人看到了影响整个20 世纪建筑直线条的明朗和新材料的庄重,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美。与其说包豪斯是由格罗皮乌斯一手设计的一座建筑,亲手创办的一所艺术设计学校,不如说它是一种影响全球设计教育思想的代名词。 可以说包豪斯校舍不仅是对现代建筑设计思想进行的一次较完整的系统的实践和创作,而且与此同时现代建筑设计的大门也得到了开启。从长远的思想影响来看,包豪斯校舍及其设计流派,是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一种观念和基础。所以,从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包豪斯校舍称作为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建筑史论文: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建筑史教学的改革 摘要:建筑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研究门类,除了它的专业性特征以外,也具有历史学研究的普通性特征,因此我们就要按照一般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建筑史,来探索建筑史教学改革的途径。本文主要探讨了运用全球史观进行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和措施。 关键词:全球史观 建筑史 教学改革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建筑史论文:基于历史文化的外国建筑史教学 摘要:本文结合外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现状,指出外国建筑史教学中容易忽视历史文化背景介绍的问题,重申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是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建筑“灵魂”的关键,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外国建筑史;历史文化;教学方法 外国建筑史是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是引导学生认识、了解国外建筑的重要课程。历年教材基本采用按风格分阶段介绍的方式,以各国纪念性建筑为主要类型,以欧洲建筑为主干。章节以案例形式展开,围绕着四个“W”进行,即这是什么(What),在什么时候(When),在哪里(Where),什么原因(Why)[ 卢永毅. 同济外国建筑史教学历程——访罗小未教授[J]. 时代建筑,2004(6)],其中以What(即每一建筑案例的三度空间形式)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教材编排方式奠定了外建史教学的基础,使外建史的教学停留在有关静态“类型”和静态形态学认知的阶段,使整个建筑历史变为一种风格目录,那些优秀纪念性建筑被消解成各种不同的符号——平面、立面、柱子、檐口、山花、装饰、拱券……,被现象化成一套套没有时间的母题,学生们可以把这些符号和片段当成一种外衣来装扮他们的设计作品,但这种没有深刻理解形式叙述背后意涵和原因的借用,即便在公众中间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联想,但作品本身依然是没有灵魂的拼贴。 当然,现行的外建史考虑了历史对建筑认知模式发展的影响,在每章节前有围绕着Why展开的历史简介,然而这种背景介绍主要聚焦于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关于宽泛,缺乏针对性。而真正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对那些隐藏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建筑的平面、立面、装饰后面的深刻语意的历史文化诠释,是展现建筑与社会文化间互动的历史。如从原始时期一直到近代工业革命,纪念性建筑的类型大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它们更多的是与宗教变化、思想信仰变化、仪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一种将信仰体验有形化、仪式化、叙述性表达的艺术。当时设计者试图让所有接近和走进建筑的人(无论是传道者、君王,还是信徒、民众)都寻找到“被感知到”的体验。这些体验进一步转化成表意性结构,这些结构就是那种被历代居民所理解、传承的,拥有灵魂的建筑模式。当然这些模式也反映了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是怎样认识他们工作,并怎样将他们的工作理性化的。因此,不涉及宗教信仰变化、仪式变化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历史都难以使学生理解形式背后更深的内在,无法使学生触摸到影响那些国家居民灵魂的 “活”的力量。 因此,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此前的建筑以信仰类纪念性建筑为主),笔者更注意对各种文化世界图景、以及宗教信仰图景的介绍。因为当时的设计者想要为民众的信仰体验提供某种结构,使居民可以从中“阅读”出某种意象性,即在建筑中表述影响设计者和体验者的世界图景或宗教信仰图景,而这些影响着建筑平面、立面、装饰等的宗教信仰或世界图景才是建筑关键。 例如南亚和东南亚的古代建筑设计者将他们的精力与创作一直放在对曼荼罗图形或宇宙图示的表现上,因为在他们看来 “曼荼罗”就是“含藏宇宙本体”者,这种世界图景源于古印度的太阳崇拜和生殖崇拜,后分别由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等继承[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0]。所以,曼荼罗成为东南亚建筑学的中心主题,而不太重视建筑结构的创新,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印度教建筑的平面都是在“曼荼罗”信仰的影响下生成的。所以在介绍印度、东南亚建筑之前,曼荼罗成为重点介绍的背景知识。 首先要介绍曼荼罗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所含的世界图景,然后介绍这样的世界图景对建筑的影响。如同心结构的曼荼罗有方、圆、方圆几种形式,其中圆代表运动、因果、时间(图1)。在印度,运动和时间都是不明确的,因此圆是阴性的象征,代表地球,象征世俗世界[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8]。在佛教的传统中正好倒过来,圆成为天球的象征,正方形成为地球的象征,因此在佛教的象征性建筑中经常使用圆形,如桑奇大窣堵坡(图2)。正方形曼荼罗是明确、不变之意。一个正方形尽管它的尺寸可大可小,但其轮廓总是一样的,它不像三角形,其轮廓可以改变。因此,正方形曼荼罗成为印度建筑首选的形式,它象征着次序、不含糊的形式、男性、天球和绝对,象征神灵世界[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8]。正方形在印度被认为是阳性的图形,印度教的圣殿或胎室通常是正方形的轮廓。在南亚、东南亚遗存的佛教、印度教寺庙中,一般使用方形曼荼罗作为其平面设计的依据,通常是一个大方格图形,其中以交叉网格线划分出许多小方格。这种在中心方格周围安排小方格的图式代表神灵的世界,是同心宇宙组织结构图案的反映。最典型的是64 格分划的曼杜卡曼荼罗(Manduka Mandala)(图3)与81格分划的帕拉马萨伊卡曼荼罗(Paramashayika Mandala)(图4)。这两种曼荼罗都是印度教教义的反应,印度教既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也是一神崇拜的宗教,他们主张“我主创诸天”,即我主(梵天、湿婆、毗湿奴)就是一切其他天神,由中央的梵天大神及围绕其周围的诸神表示。反映在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印度教建筑中就是不仅突出胎室或主塔殿,而且将主神所创的“诸天”通过门、附属小室或其他附属塔殿展现,这些附属小室或塔殿供奉的次要神像,呈几何形式规则的围绕着中央的塔殿,形象地反映了“我主创诸天”的印度教教义,如以曼杜卡曼荼罗为平面的吴哥巴肯山殿(Phnom Bakheng)(图5),以及以帕拉马萨伊卡曼荼罗为平面的吴哥巴扬寺(图6)。 在介绍完曼荼罗图式及其曼荼罗对南亚、东南亚传统宗教建筑的影响后,笔者在课堂设计上进一步介绍了印度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的设计作品博帕尔议会大厦(VIDHAN BHAVAN)和斋普尔博物馆,解读曼荼罗图式及其南亚传统建筑对于南亚现代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加深学生对查尔斯.柯里亚作品的理解。 做为一个完整的教学环节,对建筑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尝试将课堂的理解融入到实践之中,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所学内容。首先,让学生通过VRML( V irtual Reality Mode ling Language,即虚拟环境)模拟建筑及其历史环境,使他们身临其境感受当时的空间环境,并要求学生模拟仪式过程,分析仪式对建筑布局、空间塑造的影响。其次,设置开放、互动的讨论环节,让学生提前分组准备不同风格建筑的背景资料(包括社会、宗教、经济、技术、建筑师等),以ppt或视频动画的形式在课堂展示、分析这些背景对建筑的影响,然后教师总结、阐述关键,并进一步提出更深入地问题以备学生课后思考。再次,注重相同类型建筑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对比,如将基督教堂与中国寺庙对比,将印度的印度教建筑与东南亚的佛教建筑对比,将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对比等等,在比较中体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何导致相同类型的建筑在形制上所产生的巨大差异。 总之,因为这些优秀的历史建筑不仅是为遮风避雨而造,更是为心灵而造。所以,为了让学生读懂建筑中不同层次的表达,在教学上就要像剥洋葱一样楔入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或世界图景,让学生关注建筑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间的互动,让他们不仅仅记得风格、符号,而且理解形制背后那些“活”的灵魂;不仅仅将这些建筑看做空间视觉艺术的中心,而且认识到一切建筑形制都生长自一种习俗和信仰体系,认识到所有优秀建筑作品都因与文化间的互动而源远流长。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中国建筑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丰富多彩。 【关键词】:建筑史;文化;特色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以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继续的,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然因历朝之更替,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因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 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极缺乏。殷周战国以来城郭宫室陵墓遗址虽已有多处确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焉。 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字,以蔽风雨"。此固为后世之推测然其所说穴居之习,固无疑义,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带居民,穴居仍极普遍。宫室与穴居可以同时并存,未必前后相替也。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 -公元220年) 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发育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其在汉代,未央宫前殿,"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文献可稽。川康诸阙亦有下以阶基承托,阶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画像石中,厅堂及阙下亦多有阶基,亦用矮柱以承阶面,柱与柱之间刻水平横线,殆以表示砖缝。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极通行。 柱及础 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间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杀急。柱之高者,其高仅及柱下径之三点三六倍,短者仅一点四倍。柱上或施斗拱,或仅施大斗,柱下之础石多方形,雕琢均极粗鲁。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为径之三点一四倍,上下同径无收杀。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出土汉墓砖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础之圆柱或八角柱,殆即此类柱之砖制者;但较为修长,其高可及径之五六倍。画像石中所见柱,难以判其为方为圆,柱下之础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将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汉代若果有此法,虽可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后代无用此法者。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 -590年) 虽在当时政治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仍极为澎湃。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艺术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Greece Buddhist)之种种圆和生动之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兹择要叙述如下: 石 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无建筑式样之镌凿,盖因敦煌石质不宜于雕刻也。云冈,天龙山,响堂山,均富于建筑趣味,龙门则稍逊。前三者皆于窟室前凿为前廊;廊有两柱,天龙、响堂并将柱额斗拱忠实雕成,模仿当时木构形状,窟内壁面,则云冈、龙门皆满布龛像,不留空隙,呈现杂乱无章之状,不若天龙、响堂之素净。由建筑图案观点着眼,齐代诸窟之作者似较魏窟作者之建筑意识为强也。 殿 关于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第11图)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第17图)。殿均以柱构成,云冈浮雕且有斗拱,石柱小殿则仅在柱上施斗。殿屋顶四注。殿宇其它各部当于下文分别论之。 塔 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曰"窣堵坡"(Stupa),义译为坟,冢,灵庙。其在印度大多为半圆球形冢,而上立刹者。及其传至中国,于汉末三国时代,"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于中国原有之重楼之上,遂产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国内虽已无此实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云冈塔洞中之塔柱(第11图)及壁上浮雕及敦煌壁画中所见皆此类也。云冈窟壁及天龙山浮雕所见尚有单层塔,塔身一面设龛或辟门者,其实物即神通寺四门塔,为后世多数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岳寺塔之出现,颇突如其来,其肇源颇耐人寻味,然后世单层多檐塔,实以此塔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开元天宝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为国内孤例,或可谓为多层之始型也。 四、隋、唐时期(公元590 -906年) 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 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 -1280年) 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至于塔幢,为数尤夥。作风手法,特征显著,规例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自五代、宋以后实物存者渐多,依其结构,可分为木构、砖石塔幢及其它三类分别叙述之。就年代言,辽与北宋约略同时,金则略当南宋而短,故所举各例,但以年代为序,不分南北畛域也。但就地方特征言,则凡边疆地带去文化中心愈远则其所受文化新兴影响愈迟。当宋之世,虽在战争中屡败于辽、金,而在文化上则辽、金节节俯首于汉族。文物艺术之动向,唯宋是瞻。自实物观之,同时代之遗物,凡边陲所见胥保存前期特征较多焉 六、元、明、清时期(公元1280 -1912年) 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都市宫殿之规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至明清之交,始有西藏样式之输入外,更由耶稣会士,输入西洋样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之刊行,则为清官式建筑之准绳。最后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屋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 七、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以后) 民国初年,建筑活动颇为沉滞。迨欧美建筑续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师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近二十年来,建筑师始渐回顾及中国固有之建筑,遂有采其式样以营建近代新建筑者。自此而后,建筑师对于其设计样式均有其地域或时代式样之自觉,不若以前之惟传统是遵。今后之中国建筑,亦将如今后世界各处之建筑,将减少其绝对之地方性。然因传统,背景,民族气质等等元素之不同,亦将自成一家,但其形成,则尚有所待耳。 中国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中国建筑史论文: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体会与探索 摘要:为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学习并掌握近现代时期外国建筑的发展背景与主要脉络,从5个方面对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提出探索和提议,指出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应加强与社会背景、艺术史、古代建筑史的联系,注重史论与理论的平行教学,强调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逐渐建立自己的建筑观。 关键词:建筑史;教学;建筑观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是建筑学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建筑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相对于外国古代建筑史,该课程具有知识点琐碎、理论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点。随着图文资料的增加与网络信息的传递,学生能够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国外最新的建筑动态,他们对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与接受力超过了部分教师。然而,大部分学生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比较片段化、图像化,对一些建筑现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统的认识,这些图像与知识在学生的头脑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他们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图像或流派的层面上,对其相关背景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观[1]。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我们逐渐了解和接触到更多史学家与理论学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学中,首先,不仅要使学生明确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现象与背景,还要拓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建筑现象;其次,强调对建筑师或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论学者的分析方法,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最后,通过对建筑大师观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时代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并逐渐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观点。 一、注重与社会背景的联系 外国近现展与其社会背景的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近现代(modern)”的划分也正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分界点。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大发展。工业革命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与变革。在启蒙运动“重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建筑领域19世纪出现了功能理性主义与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从劳吉埃长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们的建筑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建筑学的影响,并以此解释现代建筑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使学生能够打破单纯建筑现象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建筑的发展。 二、注重与艺术史的联系 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史本身的专门性,旨在发现建筑史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外国建筑史教学应更加关注其与艺术史的联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开始就与艺术密不可分。他们最初将建筑、绘画和雕塑三门艺术归于“美的艺术”。这种观点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学者的肯定并传承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门艺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观念[2]。 而现代建筑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创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德国包豪斯学校,所聘请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纳吉等当时西方绘画、雕刻和工艺设计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锋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对包豪斯的早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开设的基础课也为包豪斯设计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学美术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绘画创作,并以此作为建筑灵感的源泉[3]。 三、注重与古代建筑史的联系 相对于19世纪末之前的外国古代建筑,学生们对多变、新奇、创新的近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但在近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中,绝不能与古代建筑史隔离,在某些层面二者有清晰而复杂的联系。如:许多学生常常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部雷的“纸上建筑”所震撼。实际上,部雷与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皮拉内西的雕版画影响。而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建筑废墟的描绘与再创作对部雷等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罗马精髓及“宏伟壮丽的”建筑在18世纪再一次呈现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现代”时期的教学中,许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会多次出现在后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如矶崎新的“筑波广场”与米开朗琪罗的“卡比多广场”之间的关联;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反复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这种知识点的联系与相互比较中,学生既能重新回顾古代建筑史的知识点,又能增强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兴趣。 四、注重历史与理论的平行教学 传统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的线性发展,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也有一条明确的线索,比如现代建筑的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后经历了“新艺术”、现代主义的演进,在建筑四大师手中得到最大发展,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体现了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更替形式的论述在许多建筑史的参考书中都有表述。这种线性发展的观点来自佩夫斯纳(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许多教材与参考书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史线性发展的方式。与佩夫斯纳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这种线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在二战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把现代建筑的发展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人文进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论形式。其中,包括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奥纳多·本涅沃罗(Leonardo Benevolo)、美国的科林·罗(Colin Rowe)等[4]几位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对建筑史论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建筑史的讲解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建筑现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较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种建筑史方法论,多元地解释建筑史,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必要的学者,并推荐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著作。如赛维的《建筑的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视角看待并批判现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观。 五、注重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 密斯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须讲解的内容。巴塞罗那展馆在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动空间及水平与垂直的板片元素的运用,但不去了解这座建筑的真实结构,包括隐藏在板片式墙体中的轻钢支撑,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创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何创造了墙体与柱在彼此分离中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将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结合讲解,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罗那展馆的精髓所在[5]。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关注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见,外国建筑史不应该仅是建筑风格形式的演变史。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曾指出,加强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正是超越风格演变史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学生将建筑简单地等同于风格和形式。 讲解好建筑史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既要求教师讲得好,又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外国建筑史相关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非常必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推荐的参考书籍,挑选自己喜爱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图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资料、阅读文献到完成作业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点,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变化。 目前,学生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努力在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尝试和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观历史课程在设计学科中的尴尬地位。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新探索 摘要: 针对目前中国建筑学专业本科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评述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该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进行的、激发课程教学“活力”的初步探索。通过对该课程在教学资料“活化”、教学方法优化、课群关系“联动”、考核机制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分析,总结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经验,以期抛砖引玉,探讨切实提高教育实效的途径。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 一、课程教学现状 建筑历史是人们了解建筑与建筑学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建筑历史是建筑学的一门主干理论课[1],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建筑历史知识与理论修养,使学生在掌握建筑历史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设计和分析研究能力,为进一步的理论学习和建筑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建筑史在建筑学专业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从目前多数院校普遍教学情况看,中国建筑史课程仍以传统的“听课、讲课”教学模式为主。这样的教学收效不佳,学生的主动性难以充分调动, 难以 从真正意义上激发求知欲望和兴趣,教学效果也必然受到影响。学生上课做方案、背单词、睡觉,“开小差”,的现象屡见不解。一方面表明学生对建筑历史课主观认识偏颇、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更为深刻地显示出课程本身在教学组织和授课方式上客观地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二、 激发“活力”的教改尝试 东北大学自恢复开办5年制建筑学专业以来,始终以在实际教学中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锻炼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为出发点,积极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教育实效。中国建筑史课程自开设以来,更是针对目前本科建筑史教学普遍存在的“沉闷”现状,不断探索激发课程“活力”的有效方法,从教学资料、教学方式、课群关系、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 (一)“活化”教学资料 中国建筑史的教学内容具有时代跨度大,建筑类型丰富,知识内容繁杂等特点。传统的通史化教育尽管逻辑清晰,结构谨严,有明确的导向性,但是其鸿篇巨制的诠释性架构体系过于机械、僵硬、形式化。正因如此,统编的建筑历史教材往往使建筑系学生错觉地认为,掌握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建筑物代表、建筑师及其设计思想是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针对上述情况,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课程教学中灵活运用教学资料,取消了固定单一的教科书,教学以专业教师教案为纲,在统编教材基础上结合不同授课阶段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参考书内容除建筑史范畴,还涉及历史、文学、思想、艺术等相关综合领域,以鼓励学生拓展思路、广采博收,学生则可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时间安排阅读。 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时代丰富的媒体信息,多渠道搜集电视、网络等有益的教育资源。如CCTV纪录频道播出的《故宫》《颐和园》等纪录片,《探索与发现》栏目涉及的历史建筑等内容。多种媒介的信息补充,使学生能够“生动直观”地感悟专业知识,系统地了解建筑发展的历史。另外,校外教学资源的利用也是教学资源扩展的一个直接、有效的补充手段。授课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利用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建筑资源, 结合课程进度采取参观考察的方式,实地体验、近距离接触宫殿、寺庙、陵墓等古建筑,教师结合实物进行现场讲解(图1)。这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增强了学生对建筑实体的感性认识,也使得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充满活力。 (二)优化教学方法 针对中国建筑史本科教学内容多而课时相对少的问题,学校采取厘清内容主次,把握难点重点,讲“点”串“线”地灵活教学安排,同时部分教学内容采取以问题为主导的“讨论式”教学方式。 中国建筑史基础理论部分,教师在授课时作整体性介绍分析,在课程讲授前把相关章节必须掌握和了解的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的主动思考。建筑类型评述部分,改变传统的“听讲课”教学方式,采取“讨论会”形式,根据教学内容,选取部分内容为专题,以问题为主导,安排学生课下研习、课上汇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例如:在中国传统民居部分,根据知识点及内容特征分若干专题,教师提前将相关书籍、网站向学生推介,布置学生在课下做功课,课上进行分组汇报(图2)。在汇报过程中,可随机提问,互评讨论,教师也可现场指导,最后进行总结点评。这种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切体会到了“教”与“学”的乐趣,更能激发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合作与竞争中不知不觉提升了学习表现,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充分。 (三)“联动”相关课程群 为有效实现课程价值,学校还非常重视中国建筑史课程同其他主干课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系统性,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相关课程群的有效联动。 建筑史的教学除了为学生建立完整的建筑发展认知之外,还能为其他课程,特别是建筑设计的学习提供辅助和引导性作用[3]。学校中国建筑史教学特别注重与中、高年级建筑设计课程的历史建筑保护改造设计专题结合。例如:三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设置《沈阳老北站建筑保护及改造设计》题目(图3),引导学生将对历史建筑的研究分析与设计实践相结合,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实地测绘,实现建筑历史学习与建筑设计无缝对接,把学生对设计课的兴趣直接嫁接到建筑历史的学习中来,使中国建筑史与建筑设计课程有效联动,使设计专题成为建筑历史学习的有机延伸。从而引导学生探索各种建筑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而培养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建构科学的建筑观。 同时,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还着力推动与实践教学之间的配合与互动,将课程教学有机融合于建筑调研实习、建筑测绘实习、素描与色彩实习等实践环节。学生能够借助相关课程的学习机会,以体验、考察的方式加深对建筑历史知识的理解(图4)。 (四)开放考核机制 建立开放、合理的课程信息评价体系,并结合教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和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调整,是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采用综合的考核评定方式,即学生课程成绩由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与平时成绩两部分按比例综合构成。平时成绩的考核除了包括学生个人作业、分组作业完成情况,还包括学生课堂表现 。期末试题中加大分析和论述题目分值,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建筑史观的考查,而不仅仅是对统编教材中知识点的机械掌握。同时,尽量均衡两部分考核内容的分值比例,以期鼓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注重知识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 除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贯穿学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价反馈。在课程开始前、教学过程中和课程结束后都设置问卷调查。问卷内容设计采用客观选项与主观建议相结合的模式,为消除学生不必要的心理顾虑,采取匿名方式收集学生对课程实施的反馈意见,鼓励学生讲真话,保证信息收集的原真性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三、 正在提升的教育实效 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开课几年来,以灵活性、主动性、参与性、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教学设置,调动了学生对建筑史学习强烈的兴趣,也激发出了课程应有的活力。课程教学在尝试与探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效,2012年学院对首届建筑学本科毕业班课程教学效果调查评价,中国建筑史课程获得了第一名;同时毕业班的24名学生中,2名学生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学生在课程调查问卷中表示:“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很累、也很轻松,课堂上轻松的学习氛围和课下有趣的动手、动眼、动脑一系列实践活动令人愉快”“上课后知道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这无形中的压力让我知道,想把这门课学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借学生所言,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刚刚起步,为切实提高教育实效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尝试和调整,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付出更多努力。
建筑风格论文:略谈我国文化对印尼建筑风格的影响 摘要: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信仰多种宗教,其建筑风格受中国文化、宗教信仰影响深远木结构房屋、门面排房、宗教建筑、园林景观等都体现中国文化的印迹。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建筑风格:中国文化 印度尼西亚地处亚洲东南部,俗称“千岛之国”,公元3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就与印尼古奴隶王国毗骞国互派使者来往,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也陆续与南亚的种族融合,将中国文化带入到东南亚各国,公元15世纪初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传播到印尼各岛,对印尼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印度尼西亚木结构建筑风格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1.1印尼的木结构房屋则随各民族的习惯而建造不房屋同式样的住房,如爪哇人、巽达人的住房,一般是方形的,多数建在抬高的地基上,但也有高脚屋,不过离地面不高;米南加保人的住房,屋顶两端翘起来,形成马鞍形,房屋内部很宽敞,分为好几间屋,供年长者、孩子、新婚夫妇居住;巴厘人的住房,一般都盖在一个小院内,院子用土墙围着,院内有住房、附房和家庙;因为雨季时雨水多,印尼大多数民族的木结构房屋都是高脚屋,地板离地面高2米或更高。一般木结构住房内也会分为几间屋,有卧室、有厨房,房子门前都设有梯子,大部分木结构房屋建筑能体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斗拱结构,崇尚自然,着重通风,遮阳,隔热,防潮,轻巧通透、淡雅明快。 1.2中国唐朝时代的商船常在马六甲海峡与古印尼人交换香料和珠宝,同时中国的斗拱结构形式也传入印尼,印尼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多风雨。不适合建造多层的木结构房屋,因此多为一层或两层房屋,采用过渡搭接方式连接支撑方木或圆木柱和横梁,形成上下层柱和屋顶架之间的整体构造层,保障了木结构房屋的牢固安全。 1_3印尼木建筑在结构并不非常复杂,房屋支撑住支撑顶部骨架,既满足不同地域实际功能要求,又创造出精美的具有民族特色建筑形体,显示不同建筑风格,房屋构架以支撑立柱和纵横梁搭接后使用藤条缠绕加固组合成不同形式的房屋骨架,使木结构建筑物上部受力荷载由屋梁架、支撑柱传递到地面,房屋木墙就是起到围护和分隔作用。基本不受力,就算是有几面的墙倒了,房屋也不会倒塌。 1.4印尼木结构建筑其外观由基础、屋身、屋顶三部分组成,下面有的是短圆木支撑木地板。有的木地板直接铺在砖石砌筑的基础上;用木制柱支撑屋顶骨架,木板或者竹板钉制成墙面,墙面上预留安装门窗,上面是木结构屋顶架,屋顶可以做成柔和雅致的不同曲线,有的层叠高耸,有的层叠展开,有的四面起脊,有的两面起脊,上面覆盖着棕榈茅草、细密竹席、或者青灰瓦片。 1.5印尼木结构建筑的室内隔断可以用隔扇、门、屏等便于安装和拆卸,能随意划分,随时改变,使房屋内布局既满足当地人生活习惯,又能及时迅速改变空间布局。有的还建有走廊,和很大的盖顶庭院,甚至有的庭院就和房屋屋顶一体化,作为室内和室外空间的过渡段,或是室内和室外空间的有机结合;有的运用木片或竹片雕刻出不同花纹图案装饰木结构建筑的墙面和门窗;有的在屋顶结合地方民族特色起脊,有的如马鞍,有的如宗教佛塔,有的如灯塔,更好的展现了当地的民族特色。 二、郑和下西洋推动印尼宗教建筑建造 2.1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1430年间曾率领舰队七次远航氐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仪式并宣传伊斯兰教义,并建立华人穆斯林社会区以传播伊斯兰,使得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使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起来。 2.2郑和下西洋沿途经过了印尼的泗水、雅加达、三宝垄、北苏门答腊、亚齐,所到之处宣传穆斯林教义,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尼的发展,印尼华人为了纪念他建造了郑和清真寺。郑和清真寺位于印尼泗水市戛丁街2号,那是一幢5层楼宇,飞檐画栋,红墙碧瓦,赤柱镂窗,装修堂皇,左前方矗立着一座色彩鲜艳的八卦亭,雄伟壮丽,风格独特,清真寺的建筑模式,以绿、红、黄为主色调,体现华人穆斯林特点。清真寺右侧绘有郑和宝船和郑和下西洋的巨幅浮雕像,寺内主建筑屋顶呈八角形。长11米,进深9米,其规格有来历:l1米系天房最初的长度和宽度,9米象征印尼9位伊斯兰教圣哲。清真寺一楼刻有碑铭,碑文分别用印尼文、华文、英文镌刻于花岗岩上,碑文歌颂郑和在28年间七次下西洋亲善万国、传播伊斯兰教、开展中外文化经贸交流,郑和清真寺,奇特处在于三教合一,融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于一体,它不仅是印尼华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启蒙圣地,也是印尼华族与其他族群交流、沟通并促进相互了解的桥梁。它将成为印度尼西亚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象征,促进了中印尼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三、印尼华人致富起步的排楼建筑 从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掀起了中国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沿海居民下南洋淘金的热潮,前期主要是出口买卖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再船运拖回印尼的香料卖到中国,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中国沿海居民为了谋求生机,大批居民下南洋,下南洋的主要地点就是印度尼西亚,早期印尼华人建造不同样式的沿街排楼建筑,在一层楼做门面零售,在二层楼居住,印尼华人靠着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使其的生意不断扩大,通过几代人的共伺努力。逐步从小作坊和小店铺发展成为印尼煤炭、矿产、造纸、房地产、小商品零售等行业龙头,目前印尼华人约占全球华人的四分之一,占印尼人1:3的6%,却拥有印尼60%以上的财富,印尼华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发扬传播。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印度尼西亚分隔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海上重要的通商港口,众多民族聚居于此,各国商人汇集于此,在不同时期融入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郑和下西洋带动印尼伊斯兰教盛行,也掀起了华人下南洋的浪潮,从而将中国文化带入印度尼西亚。其中表现在建筑风格上的木结构房屋,沿街排楼,商业店铺,综合建筑,大型商场,都是华人在其经商过程中留下的印迹,我们在雅加达、巴厘岛等景点看宗教寺庙,观海边日出,品园林风景,也能感受到中国园林和宗教文化的光芒,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对印尼建筑风格有着深远影响。 建筑风格论文:明清建筑风格的构成要素探究论文 【摘要】明清民间建筑的地方特色十分明显。这些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宗教政治、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明清建筑;建筑风格;形成因素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 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这些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宗教政治、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自然因素 北方:气候寒冷,为防寒保暖,建筑物墙体较厚,屋面设保温层,加上对雪荷载的考虑,建筑物的用料较粗大,建筑外观显得浑厚、稳重。 南方: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房屋通风、防雨、遮阳等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墙体一般较薄(或仅用木板、竹篱笆),屋面较轻,出檐大,用料细,外观显得轻巧。 北京四合院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由于北方气候寒冷,为了增加室内的保暖性,四合院的墙体一般都比较厚重;为了抵挡风沙、防噪音,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四周都不设窗,对外只有一个街门,主要靠朝向内庭院的一面采光,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温馨空间。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为了增加日照,四合院的院落非常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由于气候炎热,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江浙一带很多地区的住宅都设天井,不仅达到采光通风的效果,又能减少一定的太阳辐射。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防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西双版纳干阑式民居通风非常好,首层架空既可以避免首层地板的潮湿,又可以防虫蛇。西藏高寒地区的厚墙、小门小窗。这明显是为了增强建筑的整体保温。黄土高原地区气候干燥,粘土厚度由十米至百余米,开洞后不会坍塌,适合做窑洞住宅,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由此可见,自然条件的影响,对建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宗教政治因素 封建社会,衣食住行均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建筑,不仅具备使用功能,更多表现出的是等级的社会功能。 四合院的布局主要是对称式的平面,封闭式的外观,这与我国封建礼教、宗族制度有很大关系。家族观念中等级制度最为重要,讲究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主尊奴卑。因此,四合院的等级主要表现为: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四合院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倒座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 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三、战争因素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福建永定承启楼是土楼的最典型的代表,建于清顺治年间。外圆环平面直径达72米,高12.4米,布局上共有4环,中心为大厅,建祠堂,内一圈为平房,外一圈为2层,最外一环底层用作厨房、畜圈、杂用,二楼储藏,一二层对外不开窗,上2层为卧室,回廊相通各室。外环高大,但内环和祠堂低矮,故内院各卧室采光通风良好。出于防卫需求,土楼外墙高大厚实,一般达1-1.5米,外环楼层开箭窗,外小、内大,既利防卫又利使用。土楼具有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和强烈的宗族特性。楼内凿有水井,备有粮仓,如遇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公务员之家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建筑风格论文:建筑风格探讨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益秀园小区建筑设计的功能布局、平面设计、立面设计等多方面细部设计的阐述,详细探讨了其建筑设计美学格调中,对现代精美主义建筑风格的准确理解、传承和表达。 关键词:精美主义建筑;建筑设计;传承;表达 1引言 讲究技术精美是精美主义建筑的显著特点,其在设计的手法上属于比较“重理”的风格,精美主义建筑在构造上非常精确,建筑物内部柱小空间大,纯净透明恬静这一格调特点贯穿了建筑物的结构、形体和内部空间,20世纪60年代精美主义建筑曾风靡全球,涌现出了一大批建筑经典。基于这一建筑风格特点,益秀园住宅小区在建筑设计上揉合国内传统设计手法,大胆地传承取舍和借鉴应用。 2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益阳市秀峰路与龙洲路交叉的西北角,南边临近奥林匹克公园,新一佳超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地块周围中学,医院,邮电,超市,酒店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周边亦无工业污染,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该项目用地呈多边形,临秀峰路长341m,临龙洲路长94m,总用地约16107.8m2,小区有3栋多层,2栋高层,总建筑面积62616.93m2。 3现代时尚的设计理念 为充分利用项目资源,并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益秀园小区在设计理念上首先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原则,并结合现代人生活需求与未来发展趋势,力求在建筑物的功能性、艺术性、健康性、前瞻性等方面做到最优化。在这一总的设计原则下,人居品质成为设计师首先考虑的因素。为达到现代都市人越来越高居住需求,在项目布局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和文化意蕴来设计居住的空间;建筑风格上凸显现代精美主义建筑格调,与传统院落景观交相辉映;在建筑细部设计上,不追求建筑的曲线、折线,而在用材、色彩上追求社区时尚的语言;在细节设计上寻求现代精美主义建筑纯净、雅致的美学风格。 4追求简约宁静的功能布局 4.1空间布局 建筑空间在形式上打破早期街坊式的概念,强调小区的整体性和动态感,空间上可以渗透,反映了现代都市生活空间的基本特点。由于用地的性质,临街部分底部均为商铺,内院为住宅,临龙洲路的5#楼高层建筑利用地形设地下停车场,并综合考虑人防设计;小区内部设计相应规模的庭院景观,用花、草、水、石表达不可触及的视觉想象,注重生态性,让人在有限的空间内感受到小区的绿意盎然。绿化空间呈带状绿化、节点绿化等形态,住宅布局则基本成行列式组合的关系。在满足红线退让的前提下,建筑之间均满足防火、日照间距的要求。 4.2平面设计方案 根据设计文件的总体要求,在平面设计上采用了多套设计方案,并进行优选,多层和高层部分在平面设计上其户型都不尽相同,但都应做到实用性、安全性、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4.2.1多层部分平面设计 1#、2#、3#楼的一、二层为商业门面层,其余为住宅,门面采用大空间的形式,可以灵活分隔方便使用,上部住宅共有基本套型6种,三室二厅3种,四室二厅2种,二室二厅1种,变化后共有11种,其中跃层式套型5种。内部空间由于柱少无梁或少梁设计完全满足了现代人追求实用的心理;在内部功能分区上采用动静分区,客厅大、主卧大,户型方正,私密性好,在房间内部追求线条的生动性和建筑空间的可流动性;在设计用材上十分考究,舍弃繁琐的装饰构件,寻求纯净透明的空间效果;双阳台和多阳台设计使小区清风、阳光自由摄入;两厅之间内部不设置隔断墙,仅设置高档铝合金玻璃推拉门,内景与外景能自由相互渗透,让客厅也成为休闲的场所。从而在住宅平面内部形成使用面积紧凑,尺度应用合理,南北通透,结构层次感分明的设计特点,呈现出精美主义建筑外部追求“精”、“美”,内部寻求实用的风格特色。各套型特征见表1。 4.2.2高层部分平面设计 在基地的北部和东部设4#、5#两栋高层,总建筑面积41780.39m2,4#楼为16+1层的住宅,建筑面积19662.03m2,5#楼为17层的商住楼建筑面积22118.36m2,均为二类高层。 4#楼为一梯二户的住宅,底部架空做绿化停车用,顶层为复式楼,基本户型为三室二厅。5#楼为商住楼,一、二、三层为商铺,4~17层为住宅,基本户型有6种,三室二厅4种,四室二厅1种,二室二厅1种。地下室采用平战结合布置了设备用房,停车位,同时兼做人防。 在高层建筑内部功能设计与多层最大的不同是客厅和主卧采用了凸窗和大平面窗等设计,每户都设有观景阳台和露台;并引入生态建筑的设计手法,在细部的处理上强调生态性,诸如设计入户花园等。多次采用互借的设计手法,使高层建筑尽可能多地获得采光通风面和观景面,充分满足现代人时尚、绿色、健康的居住需求。各套型特征见表2。4.3竖向设计 4.3.1小区内道路的坡度、坡长、路宽均充分考虑消防需要,在高层登高面,多层消防车作业面等路段,路面纵向坡度均小于1%,以利于消防车作业。在高差变化大的路段纵坡均小于7%,以利于消防车行驶,道路转弯半径不小于9.0m。 4.3.2小区内自然地面标高相差大的区域均设有地下室,通过地下室的设置减小填挖土方量。 4.3.3小区内组团场地标高的确定可以使场地内地表水有组织排放。 5时尚流畅的立面设计 益秀园小区户型多样,立面形式力求简洁、现代、大方。在设计上巧妙地利用空调搁板,阳台栏杆,弧型窗等建筑符号元素,通过精心设计布置成一种时尚流畅写意的建筑美学。屋面采用平坡错合,同时在屋顶和裙楼的适当位置设置一定的构架来强调建筑立面风格的和谐统一,并在立面设计上揉合现代精美主义建筑经典的欧式符号,运用色彩与立面造型变化上的视觉落差,从整体上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现代与传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从而给心灵上带来一种震憾、贴切与自然…… 此外,为追求外型的协调,建筑物外墙以暖色调为主,线角、空调机位采用白色,色彩明快,并在临街适当位置预留广告位,使商业氛围更显浓厚,又不影响建筑物本身外部形象。从而从型色上与建筑物和谐搭配浑然一体,且不会给人留下杂乱无章的印象。 6营造自然舒适的小区景观 小区在整体布局上强调建筑物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充分满足现代人回归自然的居住要求,在小区景观设计上也着力体现其生态性和合理性。由于用地限制,小区内的绿化主要是宅前带状绿化与节点绿化相结合;为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特在小区引种一些如桂花树、东青绿等常绿树种,以保持植物的多样性和生态景观的层次感;用碎石和人造铺地材料营建清幽小径,并在适当位置设置景观石和休憩椅凳,满足小区居住者休憩和休闲的需要;在内院住宅底部架空层结合停车位布置局部绿化,使整个小区的绿化带能相互渗透,同时在整体上使建筑物融于小区景观,小区景观同时融于建筑物,且与周围的活动场所完美契合。益秀园小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 7结语 益秀园小区在设计上按照总规划的要求,从建筑物功能布局、造型、景观等各方面运用现代精美主义建 筑设计手法,并糅合我国传统建筑美学的设计精髓。尽管小区受用地限制的影响,在小区景观设计上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少,但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建筑物与景观之间尽可能做到了和谐搭配;在细节设计的考量上,诸如材料和建筑物本身尽可能使用绿色环保节能材料,以满足对小区建筑的生态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要求。总的说来,益秀园小区在建筑设计上冷静诠释了整个住宅小区自然和谐、简约写意、纯净透明、时尚健康的现代精美主义建筑的美学新概念。 建筑风格论文:古典园林建筑风格赏析论文 简介:中国古典园林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风格。封建的儒家与宗教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深远影响。 关键字:建筑特点建筑形式建筑风格文化 前言 使用和造景,观赏和被观赏的双重性,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园林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园林景物之一;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但园林建筑给人精神上的感受更多。因此,艺术性要求更高,除要求具有观赏价值外,还要求富有诗情画意。 园林建筑是与园林环境及自然景致充分结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及环境的有利条件。任何建筑设计时都应考虑环境,而园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环境中的比重及分量应按环境构图要求权衡确定,环境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 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与自然因素之间似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统一起来,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气息。园林建筑只是整体环境中的一个协调、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美,增添自然环境的美。这种自然美和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人在园林艺术上不断追求的境界。 东西方园林之中,建筑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观赏风景所必须的。西方园林中,如法国的古典主意园林,意大利的庄园、府邸和宫殿往往集中式布置,层数一般两到三层,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国景色。在中国园林中为满足可行、可观、可居、可游的要求,需配置相应的廊、亭、堂、榭、阁等建筑。从我国发展史来看,园林中建筑密度越来越高,生活居住气息越来越浓。当然建筑也不纯粹作为居游的生活需要来设置,它本身也是供人欣赏的景物之组成部分,融合在园林的自然景色中。自然景色若有人工建筑做适当的点缀,可现出神采而富有魅力,为景观添色。 一、古典园林建筑的特点 建筑与环境的结合首先是要因地制宜,力求与基址的地形、地势、地貌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 其次是建筑体体量是宁小勿大。因为自然山水中,山水为主,建筑是从。与大自然相比,建筑物的相对体量和绝对尺度以及景物构成上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 另一要求是园林建筑在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上都力求活泼,富于变化。设计中推敲园林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组织好观景路线格外突出。建筑的内外空间交汇地带,常常是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也常是人感情转移的地方。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的相互转移都常在这个部位展开。依次过度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园林建筑常用落地长窗、空廊、敞轩的形式作为这种交融的纽带。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都是渐变的,是自然和谐的变化,是柔和的、交融的。 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然气候、季节的因素。因此中国南北园林各有特点。比如江南园林中有一种鸳鸯厅是结合自然气候、季节最好的离子,其建筑一分为二,一面向北,一面向南,分别适应冬夏两季活动。 总之,园林建筑设计要把建筑作为一种风景要素来考虑,使之和周围的山水、岩石、树木等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优美景色。而且风景是主体,建筑是其中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形式 廊有覆盖的通道称廊。廊的特点狭长而通畅,弯曲而空透,用来连结景区和景点,它是一种既“引”且“观”的建筑。狭长而通畅能促人生发某种期待与寻求的情绪,可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弯曲而空透可观赏到千变万化的景色,因为由可以步移景异。此外,廊柱还具有框景的作用。 亭子是园林中最常见的建筑物。主要供人休息观景,兼做景点。无论山岭际,路边桥头都可建亭。亭子的形式千变万化,若按平面的形状分,常见的有三角亭、方亭、圆亭、矩形亭和八角亭;按屋顶的形式有掂尖亭、歇山亭;按所处位置有桥亭、路亭、井亭、廊亭。总之它可以任凭造园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丰富它的造型,同时为园林增添美景。 堂往往成封闭院落布局,只是正面开设门窗,它是园主人起居之所。一般来说,不同的堂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用作会客之用,有用作宴请、观戏之用,有的则是书房。因此各堂的功能按具体情况而定,相互间不尽相同。 厅堂是私家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物。常为全园的布局中心,是全园精华之地,众景汇聚之所。厅堂依惯例总是坐南朝北。从堂向北望,是全山最主要的景观面,通常是水池和池北叠山所组成的山水景观。观赏面朝南,使主景处在阳光之下,光影多变,景色明朗。厅堂与叠山分居水池之南北,摇摇相对,一边人工,一边天然,既是绝妙的对比。厅的功能多作聚会、宴请、赏景之用,其多种功能集于一体。因此厅的特点:造型高大、空间宽敞、装修精美、陈设富丽,一般前后或四周都开设门窗,可以在厅中静观园外美景。厅又有四面厅、鸳鸯厅之分,主要厅堂多采用四面厅,为了便于观景,四周往往不作封闭的墙体,而设大面积隔扇、落地长窗,并四周绕以回廊。鸳鸯厅是用屏风或罩将内部一分为二,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后的装修、陈设也各具特色。鸳鸯厅的优点是一厅同时可作两用,如前作庆典后作待客之用,或随季节变化,选择恰当位置待客、起坐。另外,赏荷的花厅和观鱼的厅堂多临水而建,一般前有平台,供观赏者在平台上自由选择目标,尽情游赏。 榭常在水面和花畔建造,藉以成景。榭都是小巧玲珑、精致开敞的建筑,室内装饰简洁雅致,近可观鱼或品评花木,远可极目眺望,是游览线中最佳的景点,也是构成景点最动人的建筑形式之一。 阁是私家园林中最高的建筑物,供游人休息品茗,登高观景。阁一般有两层以上的屋顶,形体比楼更空透,可以四面观景。 舫为水边或水中的船形建筑,前后分作三段,前舱较高,中舱略低,后舱建二层楼房,供登高远眺。前端有平?与岸相连,模仿登船之跳板。由于防不能动又称不系舟。防在水中,使人更接近于水,身临其中,使人有荡漾于水中之感,是园林中供人休息、游赏、饮宴的场所。但是舫这种建筑,在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创造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船是古代江南的主要交通工具,但自庄子说了“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邀游,泛着不系之舟”之后,舫就成了古代文人隐逸江湖的象征,表示园主隐逸江湖,再不问政治。所以它常是园主人寄托情思的建筑,合适世隐居之意。因为古代有相当部分的士人仕途失意,对现实生活不满,常想遁世隐逸,耽乐于山水之间,而他们的逍遥伏游,多半是买舟而往,一日千里,泛舟山水之间,岂不乐哉。所以防在园林中往往含有隐居之意,但是舫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含意,如苏州狮子林,本是佛寺的后花园,所以其中之舫含有普度众生之意。而颐和园之石舫,按唐魏征之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于石舫永覆不了,所以含有江山永固之意。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风格 1、表现含蓄 含蓄效果就是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建筑风格之一。追求含蓄乃与我国诗画艺术追求含蓄有关,在绘画中强调“意贵乎远,境贵乎深”的艺术境界;在园林中强调曲折多变,含蓄莫测。这种含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其意境是含蓄的;其二,从园林布局来讲,中国园林往往不是开门见山,而是曲折多姿,含蓄莫测。往往巧妙地通过风景形象的虚实、藏露、曲直的对比来取得含蓄的效果。如首先在门外以美丽的荷花池、桥等景物把游人的心紧紧吸引住,但是围墙高筑,仅露出园内一些屋顶、树木和圆内较高的建筑,看不到里面全景,这就会使人引起暇想,并引起了解园林景色的兴趣。北京颐和园既是如此,颐和园入口处利用大殿,起掩园主景(万寿山、昆明湖)之作用,通过大殿,才豁然开朗,见到万寿山和昆明湖,那山光水色倍觉美不胜收。江南园林中,漏窗往往成为含蓄的手段,窗外景观通过漏窗,隐隐约约,这就比一览无余地看有生趣得多。如苏州留园东区以建筑庭园为主,其东南角环以走廊,临池面置有各种式样的漏窗、敞窗,使园景隐露于窗洞中,当游人在此游览时,使人左右逢源,目不暇接,妙趣横生。而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唯恐游者不了解,水池中装了人工大鱼,熊猫馆前站着泥塑熊猫,如做着大广告,与含蓄两字背道而驰,失去了中国园林的精神所在,真太煞风景。鱼要隐现方妙,熊猫馆以竹林引胜,渐入佳境,游者反多增趣味。 2、强调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二字,多以自然山水式园林为主一般来说,园中应以自然山水为主体,这些自然山水虽是人作,但是要有自然天成之美,有自然天成之理,有自然天成之趣。在园林中,即使有密集的建筑,也必须要有自然的趣味。为了使园林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之地,园林中必须建筑各种相应的建筑,但是园林中的建筑不能压倒或破坏主体,而应突出山水这个主体,与山水自然融合在一起,力求达到自然与建筑有机的融合,并升华成一件艺术作品。这中间建筑对意境的表现手法如: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乃仿浙江嘉兴烟雨楼之意境而筑,这座古朴秀雅的高楼,每当风雨来临时,即可形成一幅淡雅素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情画意图,见之令人身心陶醉。 园林意境的创作方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深远的文化根源。融情入境的创作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体物”的过程。即园林意境创作必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与景物所适宜表达的情意作详细的体察。事物形象各自具有表达个性与情意的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人们常以柳丝比女性、比柔情;以花朵比儿童或美人;以古柏比将军、比坚贞。比、兴不当,就不能表达事物寄情的特点。不仅如比,还要体察入微,善于发现。如以石块象征坚定性格,则卵石、花石不如黄石、盘石,因其不仅在质,亦且在形。在这样的体察过程中,心有所得,才开始立意设计。 “意匠经营”的过程。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丰富,必须根据条件进行“因借”。计成《园冶》中的“借景”一章所说“取景在借”,讲的不只是构图上的借景,而且是为了丰富意境的“因借”。凡是晚钟、晓月、樵唱、渔歌等无不可借,计成认为“触情俱是”。 “比”与“兴”。是中国先秦时代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段。《文心雕龙》对比、兴的释义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是借他物比此物”,如“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兴”是借助景物以直抒情意,如“野塘春水浸,花坞夕阳迟”景中怡悦之情,油然而生。“比”与“兴”有时很难绝然划分,经常连用,都是通过外物与景象来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意的方法。 3、突出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 中国古典建筑与神仙崇拜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在园林建筑上也多有体现。汉代是园林中多有“楼观”,就是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神仙喜爱住在高处。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体现,皇家建筑的雕塑装饰物上才能看到的吻兽。吻兽既是人们对龙的崇拜,创造的多种神兽的总称。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人们仍可见到“龙文化”在新建的仿古建筑上展示,如今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而且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海内外,凡饰有“龙避邪”的,一定是华人宅府),凝聚了民族的魂之所在。吻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它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只有金銮宝殿(太和殿)才能十样齐全。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其它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小兽。北京故宫的金銮宝殿“太和殿”,是封建帝王的朝廷,故小兽最多。金銮殿是“庑殿”式建筑,有1条正脊,8条垂脊,4条围脊,总共有13条殿脊。吻兽坐落在殿脊之上,在正脊两端有正吻2只,因它口衔正脊,又俗称吞脊兽。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计10只。8条垂脊就有80只。此外,在每条围脊的两端还各有合角吻兽2只,4条围脊共8只。这样加起来,就有大小吻兽106只了。如果再把每个殿角角梁上面的套兽算进去,那就共有114只吻兽了。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的小兽为9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小兽又减为5个。有些配殿,仅有1个。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传说这些小兽能避火。由于神化动物的装饰,使帝王的宫殿成为一座仙阁神宫。 因此吻兽是中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雕塑装饰物。因为吻兽是皇家特有的,所以也是一种区分私家和皇家园林及建筑的一种方法。 4、平面布局简明有规律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封建礼教在园林建筑布局上的体现。 5、地域文化不同园林建筑风格有异 洛阳自古以牡丹闻名,园林中多种植花卉竹木,尤以牡丹、芍药为盛,对比之下,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设计疏散。甚至有些园林只在花期是搭建临时的建筑,称“幕屋”、“市肆”。花期一过,幕屋、市肆皆被拆除,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建筑。 而扬州园林,建筑装饰精美,表现细腻。这是因为,扬州园林的建造时期多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主,建造者许多都是当时巨商和当地官员所建。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财富、粉饰太平,因此带有鲜明的功利性。扬州园林在审美情趣上,更重视形式美的表现。这也与一般的江南私家园林风格不同,江南园林自唐宋以来追求的都是淡泊、深邃含蓄的造圆风格。 四.结论 纵观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观,绝不仅仅限于造型和色彩上的视觉感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来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 建筑风格论文:建筑风格研究论文 摘要: 1自然主义的开端与风格的摇摆 美国广阔的国土、多变的自然地貌使其景观设计有着几乎天生的自然主义追求,奥姆斯特德及其追随者在一系列城市公园系统的规划设计中就倡导自然主义,反对追求庄严和清晰结构的古典主义。公园优美的自然式景观与当时大城市恶劣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满足了回归自然的社会需求。然而,之后的美国景观建筑经过浮华虚饰的后维多利亚折衷主义式(TheLateVictorianEclecticLandscape)、城市美化运动和古典主义复兴的新古典主义等潮流变换,在数十年的风格摇摆中并没有走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自己的道路。 2现代主义 二次大战前后,在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下,美国的现代主义景观建筑在所谓的“哈佛革命“之后逐渐形成。现代主义对景观建筑学最积极的贡献并不在于新材料的运用,而是认为功能应当是设计的起点这一理念,现代景观建筑从而摆脱了某种美丽的图案或风景画式的先验主义,得以与场地和时代的现实状况相适应,赋予了景观建筑适用的理性和更大的创作自由。正如“哈佛革命“三之的罗斯(JamesRose)所说的:“我们不能生活在画中,而作为一组画来设计的景观掠夺了我们活生生的生活区域的使用机会。“他最为关心的是空间的利用而不是规划中的图案或所谓的风景秩序。而加州学派的领导人物丘奇(ThomasChurch)的作品中真正鼓舞人心的也不是构成的秩序,而是自由的设计语言以及有设计本身、场地和雇主要求之间的精妙平衡。另一位现代景观设计大师埃克博(GarrettEckbo)则更为强调景观设计中的社会尺度,强调景观建筑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如果设计只考虑美观,就是缺乏内在的社会合理性的奢侈品“。而作品最具几何秩序感的克雷(DanKiley)同样认为设计是生活本身的映射,对功能的追求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图3)。最能象征这一时期景观设计理念和环境关怀的景观建筑师是哈普林(LawrenceHalprin),他的作品体现了现代主义景观建筑学进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设计的社会作用、对适应自然系统的强调,以及功能和过程对形式产生的重要性等等。他的一系列以自然作为戏剧化景观场所规划灵感来源的城市公共景观设计,不仅是优美的城市风景而且更是人们游憩的场所,从而成为城市中人性化的开放空间(图4)。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民主所带来的公众参与决策制度促进了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景观建筑设计也同样如此,而哈普林正是这一变革的直接拥护者和倡导者,正是哈普林使他的公司的设计程序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通过讨论会和信息反馈等方式实现的公众参与设计使社会意愿得以在景观设计中体现出来。现代主义景观建筑设计通过对社会因素和功能的进一步强调,走上了与社会现实相同步的道路。 3生态伦理 70年代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麦克哈格(LanMcHarg)提出了将景观作为一个包括地质、地形、水文、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动物和气候等决定性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观点。强调了景观规划应该遵从自然固有的价值和自然过程,完善了以因子分层分析和地图叠加技术为核心的生态主义规划方法,麦克哈格称之为“千层饼模式“。其理论与方法赋予了景观建筑学以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性质,景观规划成为可以经历种种客观分析和归纳的,有着清晰界定的学科。麦克哈格的研究范畴集中于大尺度的景观与环境规划上,但对于任何尺度的景观建筑实践而言,这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景观除了是一个美学系统以外还是一个生态系统,与那些只是艺术化的布置植物和地形的设计方法相比,更为周详的设计思想是环境伦理的观念。虽然在多元化的景观建筑实践探索中,其自然决定论的观念只是一种假设而己,但是当环境处于脆弱的临界状态的时候,麦克哈格及宾州学派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是促进了作为景观建筑学意识形态基础的职业工作准绳的新生,其广阔的信息为景观设计者思维的潜在结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现代主义景观建筑师而言,生态伦理的观念告诉他们,除了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之外,所有的人都天生地与地球的生态系统紧紧相联着。 4后现代主义与景观艺术探索 当大尺度的景观规划转向理性的生态方法的同时,小尺度的景观建筑设计受到60年代以来的环境艺术的影晌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激励,对艺术与景观的联系问题做了大量新的探索。新一代景观建筑师彼得·沃克(PeterWalker)综合了极简主义、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创造了独特的极简主义景观。在其充满神秘感的景观设计作品中,沃克运用简单的形体、重复、几何化的结构将自然材料以一种脱离这些材料原初的自然结构的万式集合在一起,带来了一种新结构中产生新意味的视觉综合体验。大自然谜一般的特征,人类与自然的联系被一种有着神秘氛围的艺术景象隐喻了出来,景观建筑在功能和美观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意味深长的艺术气质。而施瓦茨(MarthaSchwartz)景观设计作品则否定其材料的真实性,以戏谑代替了严肃.复杂代替了简单,现代主义景观中的呆板与理性被设计者抛却了。设计者以艺术的构思与形式表达了对景观新的理解:景观是一个人造或人工修饰的空间的集合,它是公共生活的基础和背景,是与生活相关的艺术品。后现代主义者以近乎怪诞的新颖材料和交错混杂的构成体系反映了后现代美国社会复杂和矛盾的社会现实,以多样的形象体现了社会价值的多源,表达了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给予弱势群体言说权力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表现风格上,这些活跃的实验与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景观建筑有着相似之处,同样为视觉艺术所启发,同样强调几何圆形的运用而不是所谓的自然主义风格。但在这里,个人的想像力综合了现代主义完善的功能关怀,艺术的思索将现代景观中的社会要素视为创作的机会而不是制约,艺术在创造独特的景观环境上的作用重新确立和深化了,但此时的艺术是设计的激励,而不是先验的形式主宰。 结语 经过一个世纪在艺术和科学两个方面的延伸与发展,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以其具有自身特征的社会性和生态性的尺度与传统园林划出了分水岭,在不断的拓展与变化中已经成为个多元多价值观的实践专业。然而,作为人类感知自然的媒介,景观建筑学的三个潜在关怀--美学、环境和社会,在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发展中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相反,强调景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景观中社会公平的体现,强调景观中对人的精神愉悦的诉求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构成其价值体系的基石。从小尺度的庭院和街区花园到巨大尺度的国家公园,其实践中所关怀的价值也许侧重不同,但每一个优秀的设计都是以上三个价值方面的平衡与综合,而不仅仅是图案化的形式或者功能的简单满足。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与实践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然而主管部门对综合的景观建筑学教育的漠视与杂乱而分立的景观建筑实践使我们在万花筒般的现实面前,无法确定我们是什么人或我们应该如何称呼我们自己,园林师、景观建筑师还是环境设计师?不断出现的浅薄形式化的、缺乏对人与环境真实关怀的武断的景观设计,深深反映出我国景观建筑学价值关怀的贫乏与苍白,在我们的景观建筑学依然充满困惑与混沌的时候,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创始人之一的奥姆斯特德及许多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先驱所坚持的主旨--创造可持续的、为人生活的和公正的景观,并给予这一清晰的理念以想像的形式,也许能给予我们许多激励与启示。这一主旨是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一个世纪的追求,也许会同样伴随着我们走入现代景观建筑学的下一个世纪。 建筑风格论文:侗族村寨传统建筑风格的传承与保护 摘要:侗族村寨传统建筑风格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奇葩瑰宝。文章阐述了侗族村寨传统建筑的形式、风格与文化蕴含,说明了侗族村寨建筑风格变化的情况及变化的原因,指出了侗族村寨建筑风格传承与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侗族村寨;建筑风格;传承与保护 侗族聚居区主要分布于我国贵州、广西、湖南三省毗邻地区和湖北西南一带,在东经106°~110°,北纬25°~31°之间,海拔1000米左右,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少严寒,适合多种植物生长。侗族人口有250余万,侗语分南部方言区(南侗)和北部方言区(北侗),北侗地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深,语言汉化程度明显,民族建筑文化形式已经基本消失,南侗区则在与汉文化的不断交汇融合中,吸收了大量汉族的建筑艺术精华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璀璨夺目的侗族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并屹立于中国民族建筑艺术之林。侗族传统建筑承载着侗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然而,在当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趋同与民族特色消失,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被压抑,文化的多样性被破坏,在建筑方面表现出建筑风格与形式单一、雷同,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消失,因此,有选择、有意识地传承与保护民族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尤为重要。 一、侗族村寨传统建筑风格与形式概述 侗寨多坐落在群山环保之中,依山傍水与地形相结合,村落连地成片,村寨毗邻相依,寨边溪水长流,梯田层叠,寨内木楼稠密,鳞次栉比,建筑以杉木为材,采用栓传合,结构复杂,工艺精巧,造型壮丽。 侗族的传统建筑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美观、结构巧妙、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古朴典雅的重檐吊脚干栏、寨门、风雨桥、鼓楼、戏台等,是侗族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它们构成了侗族传统建筑及其文化体系。侗族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建材以杉木和松木为主,建筑不论规模大小,都不用“一钉一铆”,结构合理,紧密坚固,建造工艺精湛。 一个完整的侗族村寨的建筑由:鼓楼、萨堂(祖母祠)戏台、民居、禾晾、禾仓、寨门、晾亭、风雨桥构成(如图1),其中最重要的是鼓楼、民居、萨堂、风雨桥,它们是侗族传统村寨不会缺少的。 (一)寨门 寨门是进寨的标志建筑。寨门主要分两大类型,一是干栏阁楼式寨门,一是门阙式寨门。寨门过去的功能是防卫,如今,这个功能消失了,但它是进寨的通道,是侗寨地域感和凝聚力的标志。 (二)风雨桥 风雨桥又称作花桥,风雨桥多建在村寨下方的河面上,也有建在田间的。桥墩多为大青石,桥身为纯木质结构,桥由梁、廊、亭等部分构成。桥梁多是巨大的杉木,桥亭用青瓦盖顶,桥廊两边设置栏杆和长凳,即可对桥身起保护作用,又可供人们躲避风雨,所以被称为“风雨桥”。长廊两旁的柱子、栏杆以及梁上绘有反映了侗族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美好愿望的图画作装饰,它是侗族建筑艺术的精华。 (三)鼓楼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鼓楼形似巨大的杉树。鼓楼全用杉木凿榫衔接,不用钉铆,也没木楔,结构精巧,造型美观,顶层悬有一长形大鼓。鼓楼一般高达十多米,有几层至十几层不等。鼓楼一般是布局在侗族村寨的中心位置,民居常常环绕鼓楼而建造房屋,房屋无论建在哪个位置都要看见鼓楼的楼檐,听见鼓楼的鼓声。因此,鼓楼是作为侗族村寨的标志和象征而存在的。 (四)萨堂 萨堂是侗寨具有神圣性的建筑,南侗地区一般建在村寨鼓楼旁边,萨堂用来供奉侗族祖灵崇拜的偶像“萨岁”也叫“圣母”。 (五)戏台 侗寨戏台多半建于鱼塘上,用优质杉木建成,是一种干栏式木结构的建筑,台面离地1.7米左右,宽12米左右,进深有7米左右,台侧有楼梯,台面后有木板墙,两面各有一个拱门。台前额枋上有木雕彩绘。楼面多盖杉树皮,有的也盖小青瓦。 (六)井亭和路亭 侗乡到处都设井亭、路亭等公益建筑,以方便过往行人休息、饮水。其建筑多为重檐阁式建筑,与民居、风雨桥、鼓楼、戏台、寨门等侗乡建筑风格协调,构成侗乡建筑艺术的整体。 (七)民居 侗寨民居属于干栏式建筑,是清一色用杉木或松木建成的木楼,其建筑特征是在地面上树立木柱,然后在立柱上用木料构筑成屋架,顶上盖以茅草、树皮或瓦,铺板为楼,合板为隔墙。侗族木楼依山就势建筑,平地、山地、陡坡均可竖起千姿百态的木楼,聚族或聚群,鳞次栉比地布满山寨。这些房屋因地势变化而有不同的设计,形式多样,大致可以分为高脚楼,吊脚楼、矮脚楼和平地楼四类。侗族的民居无论属于那种类型,其屋架一般都是用数根主柱和长短不一的瓜拄用枋穿串成排,然后再将数排相对竖立,再以穿枋连成骨架而成一主体构架体系。 (八)禾晾和禾仓 禾晾和禾仓是侗族稻文化的产物。禾晾和禾仓是一种小型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是一种实用的生活用具,禾晾用来晾晒捆扎成束带长穗的稻禾,禾仓用来储藏禾稻。 侗族村寨特有的建筑风格与形式,不仅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和民族生活习惯,而且也彰显了侗族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内在特质。 二、侗族寨传统村建筑风格的文化蕴含 侗族建筑主要由民居和公共建筑构成,寨门、鼓楼和风雨桥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它们蕴含着侗族千年的民俗文化,这些建筑是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包涵着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构成的取向、行为习俗和道德规范、审美观和审美行为取向等。是民族和地域精神的认知实体,是一种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构筑了侗族人民在思想上、观念上的认知和交流的场所。 (一)建筑布局体现了侗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侗族村寨,多依山傍水,或临水近水,或引水入寨,或迎山接水,负阴抱阳,或藏风聚气,左右逢源,村寨建筑聚自然之灵气,似环境之生长而成。侗族村寨的布局一是与自然互为依存,借于自然而得益于自然;二是遵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力图体现人与自然中和、互补、协调、和谐的关系,反映人工与自然的统一,随意与秩序的统一,浪漫与意韵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 (二)集聚的民居和寨中耸立的鼓楼反映了侗族人民强烈的内聚力 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侗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依靠集体,互相团结才能生存。因此,侗族人民群体意识很强,他们以族姓为集团聚集,按族姓聚居形成一个村寨, 大的村寨有五六百户,小的有七八十户,一般村寨一百多户。寨子中一个鼓楼代表一个族姓,作为的聚集场所和标志,鼓楼建在村寨的重要位置上,由全体氏族成员集资,献工筹料而建成。鼓楼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体现了侗族悠久的祖宗族姓、集体观念和维护村寨团结的意志,是侗族强烈的内聚力物化的象征。 (三)独树一帜的公共建筑展现了侗族的民族性与文化特征 有寨有鼓楼,有溪有花桥,有桥有檐廊,有村有寨门,有寨有戏台。在侗族村寨,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是全寨侗民出钱出力、出工出料,以智慧和力量建造起来的,它们不论质量、规模、做个精细的程度等都远远超过了民居住宅,它们既是其侗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又是侗族村寨的标志与象征。 风雨桥是侗寨的第一标志,是侗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在建筑上的结晶。风雨桥对于侗家,具多种功能于一身,如交通、休息、聚会、谈心、社交、纳凉、娱乐、观景、交易、迎送、庆典、祭祀、审美、标志等。侗民们平日进出村寨要经过风雨桥;工余休息、乘凉聚会、观看风景、察视庄稼、节日庆典、商品交换等也在风雨桥上进行;凡迎接重要宾客,风雨桥上便是芦笙彩舞、盛装云集,唱拦路歌、饮敬客酒,一片欢情;迎亲送友的限定距离也是风雨桥翻。 鼓楼是侗族村寨中最高大的建筑物,是侗族建筑技术与审美观的发展以及族性象征的标榜。作为侗族村寨的公共活动中心,鼓楼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历来聚众议事、制定乡规民约、断案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重大活动均在此进行,村寨里遇有重要事宜,便可登楼击鼓,召众商议,某个地方发生火灾、匪盗等,也可击鼓呼救,逢年过节全寨老少亦聚集在此,迎宾送客、对歌、跳舞、赛芦笙、耍龙舞狮。因此,鼓楼是侗族文化的中心载体,是侗族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鼓楼成为了内聚人心、外显吉祥的建筑物,鼓楼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总之,侗族的吊脚楼、鼓楼和风雨桥等传统建筑,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宝。它综合了历史学、民族民俗学、建筑学以及美学等诸多方面的价值,侗族用他们特有的建筑物向我们展现了他们民族性与文化特征。侗族的建筑结构繁复,相互依存,互相呼应,体现一种协调,宛如“侗族大歌”。侗族把自己的建筑哲学融合在他们的文化性格中,又用美的形式在建筑中表现出来,形成了侗族人民精神回归的家园。 三、侗族村寨传统建筑风格的变化及原因 (一)侗族村寨传统建筑的变化 1.现代建筑元素渗入侗寨民居建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文明与汉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侗族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正在逐渐消失,一部分富裕的侗民率先把现代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技术用于建造自己的住房,他们的住房不再是木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而是由钢筋、水凝土、瓷砖和玻璃等建筑材料组成的现代洋房。例如:贵州黔东南州三穗县的木界,曾经是一个完整而美丽的侗寨,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砖混结构建筑与木质结构建筑相结合村寨。有的村寨出现土洋联袂的建筑:即第一层楼用钢筋水泥建造,二楼却是标准的侗族风格的建筑。在贵州黎平县城东南部的龙额乡龙额村上寨,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观:矗立于寨中央、高达13层的一座鼓楼,被砖木结构、钢筋水泥的各类建筑包围着。 2.普通侗寨公共建筑破落和消失 通过对贵州黔东南地区侗族村寨的调查,发现除了部分侗寨区的公共建筑作为旅游资源保护得很好外(如地扪侗寨,肇兴侗寨,从江侗寨等地),在一些普通的侗寨,因缺乏有效管理和保护加上年久失修,侗寨的公共建筑(鼓楼、风雨桥、戏台、寨门和萨堂)处于崩溃边缘,显得尤为破旧。在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北侗地区,侗族的建筑文化形式基本消失。已经看不到这些代表侗族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了。侗族村寨的公共建筑,是侗族建筑风格和民俗文化的标志,它们蕴涵着丰富的民族信息,传承着民族的千年文化。随着它们的破落和消失,侗族的民俗文化特别是建筑文化也将逐渐没落。 (二)侗族村寨传统建筑风格变化的原因 1.外来文化的影响 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侗族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好转,外来的资讯迅速增加,侗族年轻一代对新事物和外来文化的盲从,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抛弃,是洞寨建筑风格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2.建筑材料的改变 现代建筑材料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建筑材料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城市渗入乡村,改变了洞寨的传统建筑风格,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的“方盒子”,越来越多的“方盒子”逐渐改变了传统民居,破坏原先质朴的、融于自然的建筑风格。 3.侗族村寨家庭成员和社会结构的改变 一方面是外界经济发展的诱惑,导致大量的侗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家庭成员结构发生改变,建筑的族姓聚集布局形式受到影响和破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侗族家庭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对居住条件的新要求及新建筑材料、建筑模式的渗透,导致民间建筑匠师逐渐消失,建筑艺术和建造技术失传。 四侗寨传统建筑风格传承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建筑工匠的技艺传承困难 侗寨建筑工匠包括木匠、画匠、雕刻匠等,这些建造工匠一般都是从七八岁开始学起,技艺一般由父传子,一代传一代,一方面,侗族建筑技艺学好学精难度大、要求高,难以成为技艺精湛的匠师,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和外来建筑模式的影响下,传统建筑匠师赚钱机会减少,侗族年轻一代价值取向改变,他们更愿意外出打工挣钱,对学习本民族的建筑技艺失去兴趣。如今,很多侗寨几乎没有年轻的建筑工匠,仅存的老工匠无法将他们的建造技艺传承下去,侗族民居建筑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二)侗寨建筑长期保存的难度大 与砖混和石混结构的建筑相比,侗寨纯木质结构的建筑长期保存难度很大,因为纯木质结构的建筑极容易受到风蚀和雨蚀而过早破落,我国侗寨主要分布在降水量丰富,空气湿度大的区域,风蚀和雨蚀作用强烈,更加快了木质建筑破损的速度。此外,纯木结构的建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容易发生火灾,而侗民有在民居和鼓楼内设火堂习惯,这是火灾的隐患所在,如果发生火灾整个寨子顷刻间将毁于一旦。例如:2007年12月1日,贵州黎平县肇兴堂安侗寨就发生了一次火灾,被烧毁房屋21栋,火灾原因是侗民用火不慎造成的。如今,侗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全木结构的建筑存在火灾隐患,侗族村寨的建筑正在由全木结构向砖木结构,砖混结构过渡,这种变化无疑将引起侗寨建筑风格的改变,其建筑特色与建筑风格也将随之消失。 (三)年轻侗民价值观的改变及对外来文化的盲从 在外来文化地冲击面前,民族文化未能进行价值转换与提升,以致丧失了生存的领地,加之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脆弱,民族教育只重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忽视了民族文化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导致年轻一代侗民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认为本民族的文化落后,他们盲目地求新、求变,对外来文化时尚文化盲从,对本族文化艺术和建筑技术不感兴趣,没有将本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下去的意识,这将导致建筑风格与形式单一,雷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消失,民族建筑风格和文化艺术处在失传的边缘,北侗地区建筑风格的消失就是一个有力的实证。 五、侗寨建筑风格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建筑是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产物,它表现出一个民族在建筑工程、技术工艺、艺术创作方面的智慧,是民族心灵的 物态化和结晶体。 侗族传统村寨的建筑风格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它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它的传承与保护就是保存它的民族性、文化性、地域性。 (一)地方政府正确的引导和参与村寨建设 地方政府是侗族村寨建筑风格传承与保护的主体。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对侗族传统村寨进行详细调查,了解村寨的现时情况,把建筑风格保存较完整的村寨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尽可能地保存建筑原有的功能和结构。对于正在变化的侗寨, 地方政府要进行正确有利的引导,保存民族建筑的精华,摒弃糟粕,弘扬“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建筑观念;以侗寨标志性建筑为重点,政府出资,参与民族建筑形式的设计和建设,并考虑民居的舒适性、安全性、卫生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侗民热爱本民族灿烂的文化,产生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二)引进专业人士对侗族村寨建筑进行开发设计 引进专业人士对不同地域的侗寨建筑进行研究,找出地域特色的范式,去粗取精,提炼要素,融会侗族建筑文化,通过现代手段,总结传统建筑的构建方式和工艺,保留传统形式,运用先进的材料和技术对侗族建筑加以开发和保护,挖掘传统民居的本质,把传统民居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使侗族民居建筑形式向民族特色化、舒适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三)加强防火意识与研究抗腐蚀技术 侗寨传统建筑全是木质结构,且布局紧密,一旦发生火灾,全寨建筑都将化为灰烬。因此,政府应通过学校教育或媒体对侗民大力宣传防火知识,消除火灾隐患,倡导侗民筹集资金建设防火设施,以预防火灾的出现。同时,加强对现有的侗族传统建筑的维护和管理,研究抗风蚀和水蚀的技术,以延长传统建筑的寿命。 (四)做好侗族村寨建筑保护规划,对侗寨进行分类管理 请相关专家对侗族村寨分布区域进行详细调查,以侗寨传统建筑的完整性、艺术性与建筑风格的代表性为依据,划分出重点保护村寨和一般村寨,对重点保护村寨要采取原生态建筑文化保护的方法,就是在让村寨建筑以原来固有的形态不做任何改动地保存下去。根据利用与维护相结合的原则,可以把重点保护村寨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或者建设成为侗族建筑文化保护村,通过合理利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其建筑风格在利用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保存;对于一般村寨,可以引进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营造出具有现代性、适居性、安全性的现代村寨,对于象征侗族团结和兴旺发达的鼓楼和风雨桥,可以用现代材料和工艺替代木质结构,这样既科减少对木材的使用,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有利于防火,还能满足侗族的生活习俗。 (五)培养专业的侗族建筑师 侗寨建筑造型独特,结构科学、工艺精湛、功能多样,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奇葩瑰宝,培养侗族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使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一种自豪感和认同感,在青年一代侗族中传承建筑技艺,培养专业的建筑师,整理研究本民族的建筑结构和建造工艺,发掘和吸收其传统建筑精华,对保护、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建筑风格,创造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性的新建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建筑风格论文:近代汉口租界建筑风格演替及保护 摘要:文章通过对近代汉口租界街市空间以及建筑风格的演变与发展过程的剖析和研究,从时间脉络和空间线索两个角度,揭示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下城市外部空间以及建筑单体演变的共时性与历史性的存续关系,从而为武汉这个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带来多角度的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汉口租界;演替;整体保护;存续关系 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租界范围达到最大,共有英、法、俄、德、日五国设立租界,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1近代汉口租界 汉口租界从建立时起,在地域上先后共有五国租界,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沿着长江从现今的江汉路向北一字排开。但是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向外扩张,原有的地界概念并没有真正地描述租界的具体范围。租界建立之后先后扩张的面积相当于所划租界的总面积,也就是说租界的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图1)。从图中可看出,租界扩张的发展态势是以长江及汉水的水路交通命脉和京(卢)汉铁路陆路交通枢纽为主要依附的,这也体现了国外资本输入的一个重要轨迹,租界之国正是依靠这两条命脉作为生活供给和资本扩张以及物资运输的途径,联通水路及陆路成为这些租界一个共同的街区规划特点,近代汉口租界的基本格局大体形成。 2近代汉口租界的发展与建筑风格的演替 纵观租界发展历程,根据重要历史事件对近代汉口租界区的影响,可将近代汉口租界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1租界创立初期(1861-1898) 自1861年英租界设立并兴建领事馆开始,至1898年日本租界建立后,现租界范围及轮廓基本成形,租界内外交通及建设已成规模。租界建立之初主要建设项目为使馆及相应配套建筑,随着列强资本进入,外资企业的厂房及洋行建筑大量增加,及至19世纪末,大批外资银行及洋行还有配套居住建筑也相应建设起来。 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体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和古典主义风格,“外廊式”是殖民者在到达中国之前为适应南亚及非洲等热带气候,在原先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四周附带外廊的2层~3层建筑。古典主义风格在汉口租界则多应用于洋行及银行建筑商。建筑设计师多为殖民者本国设计者,与租界本土联系少,设计过程甚至不在汉口完成。(表1、图2) 2.2租界发展及扩张(1898-1917) 19世纪末期,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之后,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地方在行政管辖及经济上的控制管辖权进一步削弱,1989年之后,各列强在汉口纷纷得寸进尺、超界筑路,至民国建立,汉口租界面积已超过3000平方米。这一时期租界内建设力度加大,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地位已经非常明显。 租界规模已达到顶峰,租界内的建筑项目覆盖几乎所有类型,尤其洋行及银行的设立较之前成倍增长。这一时期租界建筑形式主要以新艺术运动风格为主,兼有大量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设计师有在汉口租界长期从业的外国人,配合设计及施工方开始出现中国人。(表2、图3) 2.2租界发展的极盛与转逝(1917-1937) 1917年北洋政府因加入对德作战,汉口德租界收回改为第一特别区,1925年收回原俄租界,1927年收回英租界,至抗战武汉沦陷前,汉口租界已全部收回。在此期间租界商业活动并未因社会变革而停顿,相反因为一战,中国民族资本崛起,汉口租界经济稳步的发展,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 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①。 建筑形式随着欧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变得更加现代、简洁,现代主义建筑及Art Deco风格成为时代主流。其中美国芝加哥等大城市流行的Art Deco折线形摩登风格(Zigzag Modern)在汉口的流行值得关注。折线形摩登是Art Deco建筑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最先在美国摩天楼中得到运用,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一时期美国官方高层建筑标准:考虑日照和通风的原因,要求高层建筑随着高度的上升而逐渐后退。折线摩登迎合了这个新制定的法规,便产生了外形近似于哥特复兴手法的逐层递收的Art Deco折线摩登风格②。这一时期,汉口租界建筑设计呈现本土设计师与外国原有设计师同台竞争的态势,施工配合方已大量本土化。(表3、图4) 汉口租界集中了大量的外资银行与商业洋行,在整个近代汉口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外来文化和经济的植入随之带来社会形态与文化的舶来,使得租界呈现出与周边“华界”风格迥异的城市格局及社会文化形态,“东方芝加哥”的称谓正是这种舶来文化的生动体现③,租界内相对独立的街区建设与单体建筑形象都竞相展现“母国”最为发达的技术与时髦的形象,尤其是20世纪初现代建筑思潮激荡下的欧美诸国,将其本土的摩登建筑持续不断的移植到汉口的租界,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出现大量当时国际各种建筑思潮和流派的建筑形式,最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在汉口租界较为完整的存续下来,如同历史的活化石,对汉口租界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非常的历史意义与时代范本价值。 3汉口租界街道空间的存续 对于汉口租界建筑单体的时空存续关系,不能单一的从建筑风格这一角度来看,而必须从整体的租界街巷肌理和城市空间视角来看,从而可以看到历史脉络和空间功能等因素对其时空存续关系的影响,也就是受到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从这一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才能从武汉城市街区的整体保护这一概念上对这些租界建筑单体进行保护与延续。 3.1汉口租界街巷肌理特点 汉口租界的街巷肌理也与周边的商业区和华区有着显著的区别,如图5所示,受母国文化和规划思想的影响,各租界的街巷肌理较规整,尤以英租界为代表,采用格网状街巷布局,3条与长江平行的主街串联起6条垂直于江面的街巷,将其划分为近似于方格形的地块,与旁边一街之隔的华区也就是现在的汉正街与花楼街一带街巷肌理对比明显,华区街巷主要以自由的鱼骨状街巷为主,以一条平行于汉水的横堤为主街,其中联系无数条曲折而狭窄的垂直于汉水的巷道,是典型临水街市顺应地形和水势的自发建设的结果。 3.2汉口租界街巷肌理的存续 汉口五国租界成形后的特点是沿江设置,位置集中,面对长江,背靠京汉铁路,水陆交通便利。虽然租界的内部建设大多各自为政,但由于租界相互毗连,不得不考虑内外的交通联系。由于英租界开放较早,已形成城市地段的基本格局,导致其后四国租界区在总体上也统一布局:即沿江边开辟码头,设仓库与货场,便于水上运输与集散;辟沿江主干道并布置大型公共建筑;沿租界区的西侧(今中山大道)辟为商业街,内部的生活与办公区布置使馆、银行、洋行、教堂、医院、学校、饭店等建筑及公馆、别墅、公寓等住宅。这样的布局,避免了喧闹的商业街与大量人流、货流集散的码头区的影响,保证了租界区内部的安静,反映了近代城市功能分区的特点。此外,英、法、俄租界南北向顺江辟了五条纵道,德、日租界南北向辟了三条纵道,各国在东西向也辟了若干横路,共同形成了五国租界区的城市道路网络。 现如今经历了几十年沧桑之后的租界,很多地段的面貌与原来已大不相同,尤其是京(卢)汉铁路的废弃,使原先租界的西北界面逐渐模糊,德、日租界在随后的城市建设中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沿江大量的建设产生了很多高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对比两张地图可以看出,在原有规整细密的城市肌理中产生了许多大体量的建筑体块,还有一些原有的城市肌理被破坏,正在建设中或成为准备建设的空地。(图6) 3.3汉口租界街巷空间尺度的存续 经过百年的汉口租界街巷空间在不断地改变着,以中山大道为例。汉口中山大道是一条从西南部的口路到东北部黄浦路、贯穿整个汉口中心区的商业街,其中一元路以北路段为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时,张之洞拆除汉口城垣形成的。过去歆生路(今江汉路)以北名为后城马路,从三民路(六渡桥)到歆生路商铺林立,时至今日依然是武汉最繁华的地方,沿街建筑中大多数为上世纪初建设。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汇处,沿街多为洋行及银行,过去是整个华中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选择原大清银行(现中国银行)一侧为视点,去观察这个街区在汉口租界发展中的变迁和存续。(图7) 图7中三张照片大致在同一视点,视高不同。从三张图中左边的标志性建筑大清银行推断,照片a摄制时间应在1915年大清银行建成之后。当时的中山大道两侧建筑较为稀疏,大清银行另一侧留有大片空地,街道右侧建筑稍密,建筑高度在3层左右,多为坡顶。照片b摄制时间应在1936年中央信托公司大楼建成后,右侧中部最高的那栋大楼即是。这一时期街道两侧建筑密度明显增多,建筑高度已经增高到四层及以上。最后一张照片c摄于2006年,此时中山大道两侧各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鳞次栉比,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及今年的新建高层建筑,城市街道空间进一步朝纵深发展。 4结语 近代百年汉口租界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列强文化移入的过程,租界内的城市规划思想、建筑设计风格都代表了当时列强的文明水平,汉口租界城市建设与建筑风格的演替也因此反映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如伴随着自身城市空间的变化,对Art Deco折线摩登等现代建筑艺术风格的吸纳引用,当然也不排除刻意的追求与模仿。所以近代汉口租界是近代内地城市建设舶来文化的孤本,其现存街道与建筑如同历史的切片,但是名城整体保护的视角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全局性和历时性,通过对租界建筑所处的历史背景及街巷空间肌理的研究,可以更好的多角度完善武汉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体系与研究。 建筑风格论文:西津渡历史街区建筑风格研究 摘 要:西津渡历史街区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点,使得西津渡人能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进行比较和选择,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并培养了对不同文化的“兼容性”特征。这种多元、兼容文化反映在这个地区的建筑上,使整个历史街区的建筑形式呈现出多元建筑文化相互融合的特征。 关键词:西津渡历史街区;建筑风格;建筑文化 这个街区沉寂很久,一经发现便誉满九州,被中国著名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的镇江市西津渡历史街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凝聚、融合、碰撞的一个缩影,是一千多年来中西建筑艺术的选择、承续和凝固,是吴楚文化和南北地域文化交融后的沉淀。近几年来,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专家学者频频光顾,他们绝不是趋附时尚的单纯旅游,而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文化的深度,并希望从这种文化的浸润中体验朴素的民族精神的回归,同时在建筑艺术殿堂的徜徉中使心灵得到愉悦。正因为西津渡历史街区具有高品位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虽迟迟被外界认识,却能后来居上。 近几年,西津渡在全国的影响逐渐扩大,与我们大力实施西津渡品牌战略的做法密不可分。从1998年起,承担西津渡历史街区的保护者,除了对西津渡街区硬件设施的修复和保护做到了“修旧如故”和实施连续投入外,对其所蕴含的建筑艺术成就和津渡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整理,出版了“西津渡系列文化丛书”和图书画册,但这还远远不够。许多专家学者参观完西津渡历史街区后,愈发觉得西津渡街区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建筑文化艺术宝库:过街石塔的巧妙构思,墙角“拐弯抹角”的以人为本,跑马楼四通的美观实用,都给他们留下了独特的鉴赏和深刻的领悟。 近代西津渡历史街区的建筑艺术文化,有一个特点,我们对它拥有的资料越丰富,了解得越透彻,思考得越是深沉与持久,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惊奇和兴趣就越是历久而弥新,这就是西津渡建筑文化多元性的魅力所在。 一 从唐代开始,西津渡从一个不知名的渡口发展为一个水路发达、商贾云集的沿江商埠,服务于军事政治、商旅客货;也是皇家驿道,运送官差、皇粮国税的地方。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早在开埠以前,镇江西津渡就以长江和运河为通道,与内地的商品集散中综合了来自中国国内各地的文化,是一个“四方杂处”的地区。由于西津渡历史街区的兴起是与江南鱼米之乡的手工业、商业及水路运输分不开的,故早在开埠前便带有明显的商业特征,外加镇江离封建社会皇都较远,开埠前从未作过行政中心,官场势力影响相对较少,因此作为镇江一个地区的西津渡街区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镇江的开埠,西方列强在西津渡地区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租界区和外国领事馆区,西津渡历史街区又处于另一种文化――西方文化的边缘,而且这些西方文化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于是西津渡历史街区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汇点。从此西津渡历史街区的文化既是“四方杂处”,又加上了“华洋杂处”。这种文化的“边缘性”使得西津渡人能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进行比较和选择,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并培养了对不同文化的“兼容性”特征。这种多元、兼容文化反映在这个地区的建筑上,使整个历史街区的建筑形式呈现出多元建筑文化相互融合的特征。 1.多元的建筑风格 (1)富丽堂皇的西方古典式的领事馆办公楼等建筑。例如英国领事馆主楼和工部局旧址的建筑风格为“东印度式”,房的围廊由连续的券拱组成,下口用透空的陶瓷西洋柱式的围栏,整个建筑充分体现一种严格按照比例,均匀布局的特点。另外位于伯先路的蒋怀仁诊所旧址和屠家骅公所旧址等建筑,外部装饰都比较张扬,外表富丽堂皇,过度的装饰,追求强烈的感官享受。 (2)古色古香的传统商业楼群、会馆。例如伯先路上“广肇公所”建于光绪卅三年(1907年),由广东人卓翼堂主持建造,是一座中式建筑的广东会馆,朝西的大门石横额上刻有“广肇公所”四字,为民国时期前护川都督陈所书,大门的砖石上刻有非常精细的浮雕。 (3)借鉴西洋风格的混合式大楼。例如位于京几路80号的镇江老邮局旧址;位于长江路207号的原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这些建筑以表现中国精神和特色为宗旨,借鉴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元素,吸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掀起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传统复兴的新思潮。 (4)江南传统院落式民宅。例如,小码头街上西“长安里”,这是曾在镇江英国领事馆、镇江海关任职的清末洋行买办徐宽宏花巨资建造的。这组建筑建于清光绪年间,由40多幢三合院组成。如今当我们信步穿行在徐家一条条的巷道,或徜徉于徐家普普通通的庭院,首先感到惊异的是它们规划严格、井然有序、层次清晰、界定分明,呈现出古老家族中的规则与次序。如果依照这些规例的路线在房子里走一走,便会生动地感知到昔日生活中的节律、庄重与尊严。 (5)中西结合的建筑。例如位于宝盖路127号上的真道堂是由基督教牧师王泰真等人兴建的,该教堂的建筑形制与一般基督教堂不同,很有特色。其他基督教堂一般都使用西洋式的瓦楞黑铁皮攒尖顶,而真道堂则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歇山式”大屋顶,四面出檐,四檐角昂翘飞出,屋面覆盖灰小瓦,矮正脊,四戗脊,垂脊上原置有涂各种色彩形象生动的仙人走兽饰件(在‘’中被砸毁),墙体青砖叠砌。而门窗却皆为西方教堂流行的尖拱形制。教堂内水磨花石子地面,石灰抹面平顶天花。南端建有讲台,两侧分别为一雕刻圆形石柱装饰。很显然,真道堂的建筑完全是中西混合体。还有位于京畿路上的原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江苏分会的遗址,西边是西式建筑,而东面是典型的传统建筑,院内还建有中国传统的凉亭。 2.多元的建筑形制。街区内既有以三间二厢为一进,三间房二厢房一面墙为形制的三合院;也有以四面由房子围合,一般前后二进,两边厢房为形制的四合院。既有徽派民居特色,又有江南水乡民居风韵。中式建筑一般为联排多进式,房屋的进数一般以一、三、五、七单数为多,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这些传统的民居,建筑形式较为敦实厚重,淡雅质朴、住宅的大门一般位于宅院东南角的“巽”位上,经济比较富有的住宅,进入大门以后有一堵照壁,上面刻饰有丰富的砖雕内容。 街区内,西式建筑的形式是自由式的,整个建筑群落不要求对称,不讲究轴线,自由发展。例如原英国领事馆的办公楼。地点各异,每幢建筑都以构图严密的单体建筑为中心。京畿路上的原蒋怀仁诊所,原屠家骅公馆等西方建筑也是如此,它们都因地形而定,不强调对称,只强调建筑的立体感和空间感,追求层次和深度的变化。 3.多元的建筑材料 (1)西津渡历史街区的中式建筑,继承传统地以木材为主要材料的承载结构,外部墙面用青砖或断青砖砌成清水墙,内墙用石灰粉刷,地面用大方砖铺设,建筑用砂浆,考究的建筑用石灰糯米汁灰浆,一般建筑用石灰掺灶膛内的草木灰作灰浆。铁件在中式建筑中用得很少,一般用于墙的外部作为扣件,一根铁栓贯穿墙内外,一是为了加固、二是有装饰之功能。石料一般用于门窗的过门过窗,院子和街道的铺设也多用青石、花岗岩等石料。中式建筑的油漆有很多是用国产的国漆做原料,需要在梅雨季节施工,该漆漆好后显黑色,以后越用越红。 (2)西津渡历史街区的西式建筑,以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建筑为中心,建筑思想体现“以神为中心”,“中国建筑是人住的房子,西方建筑更像是神的殿堂。”西方建筑在制服自然精神的要求下,将建筑元素――石材,充分打造、垫灰叠物。古希腊工匠曾将每块石面磨平,克服支点不匀的弊端,以期达到永世不毁的目标。这些建筑思想反映在西津渡历史街区西式建筑的建筑材料上,均以石头、砖、铁件作为建筑承重使力结构。这些材料大都经过磨平的工序,水泥、玻璃、钢铁已成为这些建筑的常用材料。 4.多元的建筑结构 (1)西津渡历史街区的中式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框架是支撑整个建筑的主体,无论哪一面墙,均不承重。框架结构的排山主要是以抬梁式构架为主,例如救生会、观音洞的排山,这种形式是屋瓦铺设于椽上,椽上有薄旺砖架于檩上,檩承于梁上,梁承受整个屋顶的重量,再传到木柱上,这是一种节省室内竖柱的方法,这些柱子的下口都垫有石鼓。木结构扣榫咬口,相当牢固,如遇自然灾害,墙体倒塌,而木结构屋架却安然无恙。历史街区还有许多宗教园林建筑,例如超岸寺、铁柱宫、小山楼和新修的蒜山游园。 (2)西津渡历史街区上的许多西式建筑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有的建筑没有中国式的木框架,墙壁一定要承重,并且许多建筑都使用了券拱结构,门和窗的过渡都建成各种弧度的圈拱。大跨度的拱券使用,大大改进了建筑的受力状态,创造出券柱式和叠柱式的多层建筑形式。许多柱子已从承重构件演化成装饰的壁柱。例如“原领事馆区内的五幢西式建筑,有四幢是仿歌特式风格,”这些建筑在罗马式拱券的基础上改用了矢状券的框架结构,从而减少了侧推力。 5.多元的建筑屋顶 (1)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西津渡街区的传统建筑屋顶有双坡面、歇山、硬山、悬山等结构。这些建筑的屋面一般都做有明显的曲线,屋顶上部坡度较陡,下部较平缓,这样既便于雨水排泄,又有利于日照与通风。在歇山顶的建筑中,屋檐都有意做成微微地向两侧升高,特别是屋角部分,做成明显的起翘,形成翼角如飞的意境。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的材料单一,屋面用蝴蝶瓦(小青瓦)作为建筑材料,瓦头一般采用传统的吉祥物作为图案。 (2)西式建筑屋顶。西式建筑屋顶采用了瓦楞铁皮坡度的屋顶,上面开设了天窗,既美观又透气、透光,有的屋顶上还建造了壁炉烟道,这和中式建筑的马头墙一样,成为这些建筑的符号。西式建筑屋材料多样,有洋瓦、鱼鳞瓦、瓦楞铁皮瓦。 (3)中西结合的屋顶。西津渡街区的建筑屋顶还有四坡(四阿)水大屋顶。例如位于小码头街“德安里”的原“春生和包子店”的旧址。屋面用料不是西式铁皮瓦楞,也不是预制的水泥平瓦,全部用“蝴蝶瓦”(小瓦)盖顶,与后进的人字头(硬山)小瓦屋顶相和谐。 6.多元的建筑内外装饰 (1)中式民居传统建筑的色彩一般是粉墙黛瓦,或者是清水砖墙,内部装饰精美、经济实用。每幢建筑的山墙上口都有马头墙,既具有防火防风功能,又美化了天际空间。在传统住宅群的通道里,宽度一般都在2米左右,既不便大件或长物件搬运,也影响行人视线,为了使巷口空间扩大,古代工匠采取了“以人为本”的手法,建筑时,将距地面2米高左右的墙角抹去磨平,建筑上称此工艺叫“磨角”,这也反映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俗语中的“转弯抹角”源出于此。目前,小码头街上的西长安里即有多处的“磨角”工艺。中国传统建筑的外部窗子又少且小,窗洞下增加斜坡度窗台,上口增加窗楣,但却在内部的门窗上大做文章,尤其是正屋的正面,均用木质隔扇装修,制成屏门和格子窗,上面雕刻着各式各样精美的图案,例如“广肇公所”的建筑院子里木构件上有许多文字和图案,雕梁画栋,因年代久远沾满了岁月的风尘,而失去了曾经可能十分炫目的色彩,但其韵味仍在。中国传统建筑堂屋地面,考究的做法是用坛子反盖在地下,上面用罗地砖铺设,房间一般铺设杉木地板,地板下口有地垄,外墙留有通风口,便于通风散潮。 (2)西式建筑的外部装饰都比较张扬,外表富丽堂皇,内部装饰豪华、环境协调。例如,领事馆内的两幢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牧师马里德,郭怀义住宅,建于1915年,坐北朝南,整体两层,局面三层,两幢均用青砖清水砌筑,夹以红砖饰门窗齐线,正面皆有古典西洋立柱。屋面用人字形铁皮瓦椤铺设,并竖有天窗(镇江人称老虎窗),该两幢建筑的外墙墙脚地基也相当考究,外表用红砖饰以线条,地垄规整,讲究通风,高近2米,貌似地下仓库。 西式建筑的内部,通常把起居室和客厅作为整幢建筑的重点,是最豪华、最宽敞、最明亮的地方,房子饰以天花,四边用石膏嵌线,墙上贴有墙纸,地上铺着几何花纹的马赛克地砖,窗户上配有各种色彩花纹的玻璃,客厅里一般装有硕大吊灯,有烤火的壁炉。这是实用兼装饰的陈设。西式建筑的卧室则比较隐蔽,一般设在楼上,室内的装饰一般用油画、地毯、雕塑等元素组成,色调注重整体环境的协调。 7.多元的建筑细节 (1)各种各样的门。古街上有五道券门,从古街的东端走进,第一道券门门额上书“西津渡街”四个大字,这是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为西津渡古街题写的匾额墨宝,券门的背面的石刻匾额是用秦篆写的“吴楚要津”,古街上竖立着另外四道券门。二道券门门额上写有两句佛教语言:“同登觉路”“共渡慈航”,另外二道门额上还写有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飞阁流丹”“层峦耸翠”。 这五道券门在山坡上下相隔相连,错落有致,独具一格,布局合理。步入一道券门仿佛就进入一片天地、一段时空,身临其境,用心回味,仿佛漫步在一座天然博物馆里一个个展区。既增添了宗教文化的神秘色彩,也给过江旅客进一步提供了精神上的安全保障,体现了津渡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完美融合,呈现了出世与入世的和谐关系。 (2)各种各样的窗。在街区古建筑的木门窗的制作中,工匠们不仅保证了木门窗结构与建筑外观相协调,而且还保证了室内装饰的丰富和随意。木门窗作为街区古建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功能性和装饰性相辅相成。制作这些木门窗的工匠,一边小心翼翼地拆解着门窗的榫卯结构,一面娓娓讲述雕刻在门窗上的故事,将民俗风情、神话传说、吉神图案等,栩栩如生地呈现给广大游客。他们把这种行为演变为生活的乐趣,同时在向世人展示着生活的信心。 (3)各种各样的雕刻。在西津渡街区的建筑里,映入眼帘的便看到无所不在的雕刻艺术。位于小码头街利群巷的集雅斋四合院中,所有的门楼、花窗、格门、樘板,几乎无处不雕,各类木雕、砖雕、灰雕,可谓无雕不精。这些雕刻的内容更有深刻的价值。雕刻的题材,一方面是民间熟悉的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一方面是民间广泛使用的谐音图像。这些寄寓着企望富贵、健康、好运、平安的形象,全都化做优美与精致的雕刻,在大门的门楼上,四面相通的骑楼间,密密实实地布满了所有的空间。 建筑风格论文:浅谈动画场景设计中传统建筑风格的杂糅 【摘要】动画场景设计中传统建筑风格的融合需注意将主场景总体上确定为本民族的风格,其他场景以某一种风格为主,在形式和质感等方面寻找具有共同特征的元素杂糅,同时注意场景之间联系和转换时背景中建筑风格的相对协调,并以某几种颜色统一形式迥异的建筑元素等等。这样既可以彰显民族特色,也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新鲜感和愉悦感。 【关键词】动画片 场景设计 传统建筑 杂糅《千与千寻》 传统建筑作为动画片场景设计中的重要造型元素。其身影无论在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中均频频出现。作为一种民族的符号,传统建筑元素在动画场景设计中的使用,既可给本国的观众以亲切感,也可以起到弘扬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不过,在动画场景设计中对传统建筑的运用却往往并非对其原型简单地复制,而是会有所变化。原因在于动画片之所以吸引人,是它能让观众暂时远离尘世的喧嚣,进入完全幻想的世界。“大自然的一切现象及变化: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内容:梦幻的境地,未来的幻想等,只要是人们所要表现的内容,不论它多么复杂,变化有多奇特,动画都能有层次,由浅入深、形象地表现出来。”相对于现实世界,这些发生在科幻、神话或魔幻色彩世界里的故事往往更易引发观众兴趣,为其带来精神世界的满足。这也正为动画片的一大魅力和优势。所以,以表现奇幻的、具有丰富想象力场景的动画片占大多数。为追求视觉效果上的新鲜感,动画片在场景设计中常使用大量别具一格的手法和创意,对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也同样不会照搬原样,而是会根据实际需要作出一定的改造,其手法之一便是将各种不同的传统建筑风格杂糅。这样,既保证了动画片的亲切感。也可以获得视觉新鲜感。而这种杂糅所带来的新鲜感又决不等于简单的1加1等于2,而是大于2,使观众获得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奇妙感受。 杂糅必然会面对一些问题,如在本国的建筑中杂糅进别国的元素,是否与动画片的民族化相矛盾,两种或数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杂糅到一起是否会显得不伦不类。艺术美感又如何保持等等。获得2001年柏林金熊奖《千与千寻》(或译作《千与千寻的神隐》,以下简称《千》)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作为一部奇幻题材的剧场版动画片,《千》除了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外,其场景设计亦相当细致精美,令人惊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仔细观察,它们却非出自完全脱离实际的凭空想象,而是在充满浓郁日本风格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不同的建筑风格。下面我们就这种“杂糅”风格场景设计方法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主场景为日本风格,其他场景以某一种风格为主 《千》中出现了大量传统建筑元素,主要为日本和欧洲两种。这两种风格在各场景中或单纯出现,或台二为一。不过该片场景并没有因出现欧洲传统建筑元素而失去本民族特色或显得杂乱无章。总体看来,仍以日本风格建筑为主。这是因为动画片场景的整体形象是于时间的流动中带给人们,主场景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整片风格由主场景决定。该片的主场景为汤婆婆的“油屋”浴场。我们对“油屋”稍加观察便可以发现,它的设计受到日本战国时代天守阁的影响很大,两者有诸多特点颇为相似。如巨大的体量,高耸提拔的态势,建筑脚下的壕沟、护城河,建筑用桥梁与陆地连接。墙上的装饰性很强的弓形山花“千鸟破风”和其上造得好似歇山式山花的凸碉“唐破风”等等,可以说“油屋”从外形上上看,便是座从天守阁“改造”而来的巨型商业建筑。“油屋”内部虽与天守阁有很大不同,但其内部的几个被重点刻画的场景如锅炉房、澡堂、员工们的起居室等也均为日式风格。这样从整体外形到局部细节。都让日本风格在“油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也使“油屋”作为出镜率最高的主场景,为全片的日本风格奠定了基础。 除了用主场景确立全片主导风格外,为了获得视觉效果的相对统一,《千》会让各风格单纯的场景相对封闭。即便它们与其他场景连通或同属于某个大场景,也有意识地将它们隔开,独立于画面中。这样便可以直接避开风格的冲突,观众也会意识到这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如影片开头树林中的红色建筑内部与外部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汤婆婆的御殿相对于“油屋”等等也是如此。但单一场景出现两种风格的情况更多。这时便会以某种建筑风格为主,避免由于比例相当使不同风格的元素在同一镜头中发生冲突。如汤婆婆御殿中的装饰和陈设。尽管有不少东方风格,但更多的还是以欧式为主。不过相对“油屋”而言,该场景和处于外墙底部弯曲的管道等加在一起,又不过是整个建筑的一小部分,无法动摇“油屋”总体上为日本风格的地位。又如连接异时空的那栋房屋是以日本建筑为主,其尖尖的大屋顶、翘起的鸱尾、墙面较高处凸出的阁楼,落地式格扇窗,特别是建筑上的“千鸟破风”均为日本建筑元素。在“千鸟破风”下墙面凸出部分,上面有只欧式的大钟。不过这部分相对于整个屋顶而言,所占面积比重较小。 二、在形式和质感等方面寻找具有共同特征的元素杂糅 任何经典建筑的外观都经历了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日积月累,在建筑形式、材质、构件、体量、布局和群体等多方面有着固定的组合、规格和性格,这些特点深入人心,不可轻易动摇。尤其当一座建筑需要杂糅两种不同风格时,对经典毫无章法地改动往往会出现怪胎。如若将中国建筑的大屋顶硬加到哥特教堂的塔顶之上,再将格扇窗换到教堂的底部,尽管可以做到主次分明,但无论在质感还是尺度上,都给人感觉不伦不类。不过,虽不同体系的传统建筑在各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却也并非完全格格不入,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能会有相似或共通之处。这就要求场景设计师对各建筑风格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而能在设计方案时找到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风格建筑元素,并将之整合到一个场景中去。《千》就做到除注意应分出主次和遵循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外,还刻意选择在形式和质感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元素混合。形式主要指的是外形或外观的近似,如油屋对岸入口处的日式建筑在屋顶上加的钟楼显然属西方的元素。但其外形和日本寺庙前常见的石灯笼较为接近,故不会感觉其有何扎眼。这便是对欧式的元素用日式的外观进行了包装。将原本方形的镂空部位用圆形的钟加以填补,让钟的外形和石灯笼的功能巧妙地转换与结合。又如汤婆婆的御殿入口处天花板用东方元素的藻井装饰,不过其方格网的形状与该处欧式石砌墙面及地面纹样的方格形一致。因而很好地融为一体。另外,御殿外墙面上的装饰为凤凰、仙鹤等图案,该形象与屋内欧式风格的老鹰差异较大,但由于它们同样被设计为石质材料制成的浮雕,因而显得相对统一。其原因也在于东方建筑中确有过以石刻雕塑形式表现凤凰与仙鹤等形象。反之则不然,即将仙鹤与凤凰和此呈对称姿态的老鹰用东方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达成质感和形式上的统一,但其结果却会让人感到古怪。 三、注意场景之间联系和转换时背景中建筑风格的相对协调 以上两点所谈主要为单个场景,但动画片中的场景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孤立,当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场景同时出现时,倘若风格差异较大,便可能带来视觉上的不协调感。《千》从几方面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是点缀。《千》使用某一特定的日本传统建筑元素反复穿插在两种风格的建筑中,让其成为调和两场景的视觉线索。在该片中常被使用的这种元素有红灯笼、油屋的“logo”――“油”字、汤婆婆的脸部浮雕等等,它们无论在日式还是欧式的建筑中均会出现,有效地调和了不同风格的建筑。 二是巧妙地过渡。这也分为两种方法。首先是通过对两个场景之间一些细节的修饰,使场景风格在不经意问完成过渡。如千寻乘电梯上油屋顶层的过程中,刻意表现电梯外场景的变化,以削弱底层东方风格浴场与顶层欧洲风格豪华居所之间的对比。最明显的是电梯门框从木质门框变为石质墙面和多利克立柱。同时,门两旁墙面的装饰也从工笔翠竹壁画悄悄变成了写实花卉浮雕。其次是增加用于过渡的场景。如从油屋底层完全且式的浴场来到汤婆婆的御殿,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东西方风格杂糅的大厅,进入正门再经过摆满了景泰蓝花瓶的长廊后才会进入完全欧式的场景。倘若删除这大厅和过道,在情节上毫无影响,但在视觉上便会感觉画面场景风格切换有些突然。 三是注意布局。即注意合理安排不同风格场景问的空间关系,需考虑画面构图时背景中建筑风格的相对协调。虽然动画场景设计是个整体空间概念,不过其最终体现影片画面中却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背景”。因此。各场景的设计不仅要追求其单独出现在画面上的协调,同时也应将其相互间的空间布局对构图的影响加以考虑,避免由于场景布局不合理导致建筑风格在背景画面中分量均等。如油屋前商业街中的各建筑大多由上半部的漂亮欧式山墙和下半部为日式店面组成。这样的组合在构图中便可分为两部分处理。白天以色彩缤纷的华丽山墙形成构图的焦点:到了夜晚,灯光摇曳的店铺和一串串点燃的红灯笼则成为新的视觉中心,山墙则完全退出构图,这时画面除了具有魔幻色彩之外,也完全转为日本风格。又如千寻一家在影片一开头即将进入商业街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东方风格的古建筑,只能于它们的后排隐约看见几栋欧式建筑。当角色进八商业街后,背景中的欧式建筑渐渐完整展现出来。东方风格的古建筑陆续退为构图后景。如果不在画面中让两种风格相互渗透,它们之间的转换会让人感觉过于跳跃。 四、以红色为主,辅以绿色,统一形式迥异的建筑元素 日本建筑向来以质朴、纯净为特色,西方传统建筑又多用石材的本来色彩,二者皆不张扬。而《千》各场景整体而言,色彩却相当鲜艳,更多的是日本桃山时代建筑的奢华风格。显然,该片场景色彩并未简单遵循传统建筑的本来面貌,而是刻意挑选甚至大胆改动。其意图―是为了影片主体服务,二便是为了统一形式迥异的建筑元素。最为突出的是在各场景中均大量使用夺目的红绿二色造成强烈对比,其中又以红色为主,达成色彩的面积调和。这样让该片场景形成浓艳的色彩风格,从而达成整体上的统一。除了点缀、形式过渡和注意空间布局等方面外,色彩对《千》全片各场景的衔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汤婆婆御殿中的拱券门,厚重的石头门框,以爱奥尼亚式柱子作为装饰的大门,墙角不起承重作用的多利克式立柱,写实风格的彩色浮雕,屋里温暖的壁炉,欧式风格的墙纸和地毯,鹰的浮雕和“油”字的结合等等,这些与东方式的壁灯,一排排画有龙的高大景泰蓝瓷器,华丽的藻井等放在一起并不显得难以协调。其原因在于繁杂艳丽的色彩中凸显红绿二色形成共时性调和,大大削弱了它们形式上冲突。又如由于在欧式的商业街和华丽游船上点缀了红灯笼。这使它们与街道尽头统领全局的巨大红色石灯笼以及油屋墙面的红色形成呼应。使影片自商业街到神秘的油屋都没有太大建筑风格的反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动画场景设计中本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并不需要一味排斥别国的元素,而是可以融合。通过将主场景总体上确定为本民族的风格,其他场景以某一种风格为主,在形式和质感等方面寻找具有共同特征的元素杂糅。同时注意场景之间联系和转换时背景中建筑风格的相对协调,并以某几种颜色统一形式迥异的建筑元素等等方式,可以带给我们赏心悦目的梦幻般场景。简言之,即既注意民族化的彰显,也要发扬动画片的长处。同时还兼顾视觉上的愉悦。中国动画片的发展需要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但走民族化道路并不等于将传统的东西原样照搬到动画里。在场景设计中未必应全为纯粹的中国风格建筑,更不能全是国外的风格。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奇幻类动画片中,若能在民族风格、新奇感和艺术美感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它们巧妙地结合,或许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建筑风格论文: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分析 摘 要 巴洛克建筑是17 ―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风格。巴洛克建筑外形自由奔放,追求多变和动态以及繁复的装饰,并运用许多雕塑和浮雕使建筑产生丰富的运动感,具有强烈的凹凸感,用大量的曲线代替直线,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的空间使形象产生强烈的扭曲感。巴洛克风格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广受建筑设计师的青睐,并被广泛运用于欧洲、亚洲等世界各国的建筑当中。 关键词 巴洛克 建筑 教堂 广场 1巴洛克风格 巴洛克是一种欧洲艺术风格,是17世纪初直至18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欧洲的主要艺术风格。“巴洛克”一词的原意为“变形的珍珠”。巴洛克之所以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是因为其在艺术精神和手法上与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区别。该风格是随着贵族统治的巩固发展起来的。巴洛克风格既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再现传统的表现手法,又抛弃了该时期古典主义所追求的单纯、和谐、稳重之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追求一种纷繁、复杂、富丽堂皇之感,气势宏大、富于动感。 2巴洛克风格特点 巴洛克建筑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风格。“巴洛克”一词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的意思,这一风格曾被称为离经叛道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反对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表现形式,对当时的城市广场设计、园林艺术设计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并流行于欧洲各地。其主要特点是追求奇异、怪诞、不寻常的艺术效果,较为奢华。它在空间表现上多采用变形和不协调的方式,在人物表现上多将其拉长。该风格的建筑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方面: (1)炫耀财富。该风格的建筑中大量使用贵重的材料,内饰华丽且色彩艳丽。 (2)追求新奇的效果。这一风格的建筑师追求新奇的表现手法,不断创新,在建筑实体和空间中运用动态、波折流转、骚乱冲突等手法,打破建筑、雕刻、绘画之间的界限,互相渗透、相互融通,打破结构逻辑,运用非理性的组合手段获得梦幻般的效果。 (3)趋向自然。这一风格的建筑内饰追求自然,修建开敞广场和开敞型建筑。巴洛克建筑外形自由多变、追求动态,多使用繁复的装饰,用许多雕塑和浮雕使建筑产生丰富的运动感;巴洛克建筑具有强烈的凹凸感,用大量的曲线代替直线,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的空间使形象产生强烈的扭曲感。巴洛克建筑用不完整的构图代替完整形象,如,意大利的圣卡罗教堂中立面断山花、重叠山花、巨型曲线等凸显了独特的个性,突破了古典艺术的常规,打破了理性的宁静和谐,强调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巴洛克建筑反对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调,表达世俗情趣,追求豪华、浮夸的表现效果。 3巴洛克风格在建筑中的应用 罗马城里的一批天主教堂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建筑物。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是早期巴洛克。这是教堂,形制严格遵守特伦特宗教会议的决定,以维尼奥拉设计的罗马的耶稣会组教堂为蓝本,一律用拉丁十字式,以利于中世纪式的天主教仪式,同时依耶稣会教堂的模式把侧廊改为几间小礼拜室。如罗马耶稣会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建筑师维尼奥拉的作品。整个教堂采用长方形平面布局,中厅宽敞,端部是一个圣盒,由哥特式教堂的拉丁十字形演变而来,十字正中是一座官隆顶,雕像和装饰布满整个拱顶,两排小祈祷室整齐地排列在侧廊两侧。教堂圣坛装饰突出了巴洛克风格特点,上面的山花华贵富丽、线条流畅、光芒四射。教堂立面借鉴了佛罗伦萨圣玛丽亚小教堂的表现方式,将弧形和三角形运用到正门的檐部和山花设计上,檐部分层错落,层次感极强,立面上部两侧采用线条流畅的涡卷形造型,倚柱和扁壁柱两种柱形依次排列于大门两侧,使此建筑庄严而神秘,奢华而不浮夸。此种设计形式在后世的建筑中被竞相效仿。 教堂的形式新奇。(1)节奏不规则地跳跃,例如,爱用双柱,甚至以3棵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宽窄变化也很大。(2)突出垂直分划,用的是叠柱式,加强上下的联系,而破坏柱式固有的水平联系。(3)追求强烈的体积和光影的变化,起初,四分之三柱取代了薄壁柱,后来,椅柱又取代了四分之三柱。(4)有意制造反常出奇的新形式。 巴洛克教堂喜g用壁画和雕刻,璀璨缤纷,富丽堂皇。壁画的第一个特点是喜欢玩弄透视法,制造空间幻觉。第二个特点是色彩鲜艳明亮,好用大面积的红色、金色、蓝色等,对比强烈。第三个特点是构图动态剧烈;画中的形象拥挤着,扭曲着,不安地骚动着。 雕刻的特点是:(1)渗透到建筑中去,人像柱、半身像的牛腿、人头的托架等很流行。(2)有些雕刻的安置同建筑物没有确定的构图联系。(3)雕刻的动态很大。(4)雕刻常常是自然主义的。 最重要的广场是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由教廷总建筑师、也曾主管圣彼得大教堂的伯尼尼设计。广场以1586年竖立的方尖碑为中心,是横向长圆形的,长198m,面积3.5hm平方。它和教堂之间再用一个梯形广场相接。大多数广场还是封闭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纳沃那广场,造在古罗马的杜米善赛车场遗址上,所以呈长圆形,是波洛米尼设计的。 府邸和别墅,府邸的平面设计也有新的手法。例如,罗马的巴波利尼府邸,底层有一间进深3开间的大厅,朝花园全部敞开,面阔7间,第二进5间,第三进3间,所以平面近似一个三角形。都灵城在这时候建筑了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府邸。以园林为主的花园别墅在这时大为流行。布局是传统的,多层台地式。 建筑风格论文:内乡县衙建筑风格浅析 摘 要:内乡县衙有正五品官张炳焘主持营建的,历经元、明、清,是元朝以来最大的建筑布局。本文从“清代地方官署规制、庭院式建筑布局、南北交融的建筑特点、建筑屋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方面浅析内乡县衙的建筑风格。 关键词:清代; 内乡县衙; 衙署规制; 建筑风格 内乡县衙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专家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据史书记载,它始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内乡县令潘逵“始建厅堂舍”,其后县衙屡毁屡建。现存房舍280余间,占地4万平方米,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五品官章炳焘主持营建的。是元朝以来最大的建筑布局,可谓是“观其规模,不可谓不宏远也”。由于章炳焘是从工部而来,在县衙建筑上创造了丰富的内容和多彩的形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 一是按清代地方衙署规制,表现为“座北朝南、左右对称、左文右武、左尊右卑、前衙后宅、监狱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 座北朝南、左右对称。内乡县衙南北长250米,东西宽80米。整个县衙主建筑均座北面南,由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排开,主要建筑有照壁、宣化坊、大门、仪门、戒石坊、大堂、二堂、夫子院、三堂;旌善亭与申明亭、寅宾馆与膳馆、吏户礼与兵刑工房、县丞衙与主簿衙、东库房与西库房、东花厅与西花厅、以中轴线向左右两边排开,形成对称格局。 左尊右卑。县衙以左为上,有八品县丞在居东的县丞衙办公,九品主簿在居西的主簿衙办公;寅宾馆大多设在东南,东南为巽地,比较尊贵,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正统思想。 左文右武。县衙六房均居大堂前列,东列吏户礼房,西列兵刑工房,然后再分先后,即吏(文)与兵(武)二房为前行;户与刑为中行;礼与工为后行。清朝后期六房多有增设,也没打乱这个顺序,表明了儒家重文轻武、重道轻器的观念。 前衙后宅。县衙大堂是知县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审理民事案件和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二堂之后则是知县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所,这里廊庑相接,形成天井式的中庭院落,显得幽深、静谧。 监狱居南。县衙监狱位于大堂西南,仪门之外,俗称“南监”。 由此可以看出,内乡县衙的建筑布局与《明史》《清会典》等史书所记载的衙署建筑规制完全相符,为我们研究封建社会县级衙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标本。 二、庭院式的组群布局 内乡县衙采用严格对称的庭院式组群布局,按使用功能分区,依用途和重要程度安排建筑群的体量和空间形式。内乡县衙的建筑格局与北京故宫比较相似,都是“前朝后寝”,县衙的大堂、二堂、三堂的使用功能和体量规律分别比附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以大堂最为高大,三堂次之,二堂最小。大堂在前部,是知县政令、举行重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后宅是知县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和办公起居之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制思想而形成的封建格局。人们从大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就进入另一个庭院,这样层层递进,森严而深邃,使人望而生畏。此种衙署建筑格局,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政治理念。 三、南北交融的建筑特点 内乡县地处秦岭以南、长江以北的南北文化交融地带,又因为章炳焘是南方人,所以内乡县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北方建筑的沉重和压抑,吸取了南方建筑的特点,融南北风格于一体,规模宏大,布局严谨,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内乡县衙建筑群院落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的院落组织方式,单体建筑也带有明显的北方做法,如县衙的大堂面阔五间,五架梁七檩,是按照北方“明三暗五”处理手法建造的,明间、次间无前檐墙,呈开敞式,稍间辟为夹室,设直棂窗,虚实对比,相得益彰,体现了知县谦虚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建筑审美意境。由于主持营建内乡县衙的知县章炳焘是浙江人,县衙建筑回廊宽阔,廊道相接、厅堂轩敞,并且刑、钱夫子院内的内宅门上方建有南方建筑特有的风火山墙,用花砖砌成,突出了二堂以后县官内宅的生活情趣,也足以说明内乡县衙具有很高的建筑美学价值。 四、建筑屋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最常见的屋顶有硬山顶、悬山顶、庑殿顶等,封建社会对于屋顶的形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一般以重檐庑殿为最高,重檐歇山、单檐庑殿、单檐悬山次之,硬山再次之,一般百姓不允许建筑庑殿顶和歇山顶,只能用悬山或硬山顶。内乡县衙因地位、品级所限,均为单檐硬山式建筑。由于屋顶形式的不同而形成了格式不同的屋脊,如有正脊、戗脊、垂脊、岔脊等。在屋脊上堆砌各种饰件,是中国古建筑的又一传统,内乡县衙群体建筑在屋顶的修饰上也同样沿袭了古代制度。飞檐翘角的屋顶上,都装饰有神兽等陶构件。神兽原来的作用是用在屋脊的稍尖,起到加固的作用,而随着房屋建制的规范化,神兽也逐渐成为反映建筑等级制度的象征。从使用的数量来看,格局殿堂大小、等级高低而有不同的排列顺序和使用数量。《大清会典》记载,神兽的排列顺序共有11个,即骑凤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而内乡县衙是按正五品的等级建成的,比一般的七品县衙规格要高,所以屋脊上有五个小兽,有押鱼、天马、海马等。这些神兽都是象征吉祥安定、消灾灭祸,并含有主持正义、剪除邪恶之意。 总之,整个县衙建筑群,前庭后院,主次分明,对称紧凑,廊庑相接,浑然一体,既没有狭小拥挤之感,也无空旷疏散的感觉。它给我们留下了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为封建衙门时代画面作了实物存照,对我们后人认识封建社会、研究州县基层政权,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建筑风格论文:关于小城镇建筑风格规划方法的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从规划的角度来解决小城镇建筑风格的问题。 [关键词]小城镇;建筑风格;规划方法 1.小城镇建筑风格的类型和特点 1.1 小城镇 小城镇,顾名思义即为较小的城镇。它介于城乡之间,地位特殊。归纳起来,不同的学科对小城镇概念的理解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我国狭义上的小城镇是指除设市以外的建制镇,包括县城。我国广义上的小城镇,除了狭义概念中所指的县城和建制镇外,还包括了集镇的概念。这一观点强调了小城镇发展的动态性和乡村性,是我国目前小城镇研究领域更为普遍的观点。 1.2 小城镇建筑风格特点 小城镇所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要小于城市,因此,其城镇形象与大城市相比,具有简明、统一、易识别、有地方特色等特点。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城镇的形象特征。 小城镇建筑风格受到城镇整体风貌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 1.建筑风格具有整体属性。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小城镇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较为单一,承担了较少的政治、经济职能,城镇发展目标明确。从空间形态上来看,小城镇相对独立,具有极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2.建筑风格具有地域属性。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往往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区域,在长时间相对独立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与地域特征相匹配的风貌。同时生活在小城镇的人们,意识形态单一,本土意识强烈。 这些都促使小城镇在风貌上体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 2.小城镇建立地域特色建筑风格模式 2.1 地域建筑L格模式 建筑风格模式是指被大部分人所认同并习惯使用的建筑语汇、建筑理论、审美标准、设计手法和行为模式。地域建筑风格的形成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许许多多建筑建造的方式。但在互相比较之下,这些建造方式中,构造与当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较为适合,形式美被当地人所认同的被人们所再次使用,反复的影响、借鉴、复制,久而久之成为了具有地域特色建筑风格。不同的建筑风格产生于不同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之中,系统的自组织是建筑风格得以形成的动力。 小城镇作为地域上相对独立的个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转化为一个开放系统,信息的重新组织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今天,建筑文化的信息的涌入与小城镇的高速发展几乎同时到来,人们还没来的及选择与比较就将所有可以用的建造方式堆砌到了城镇中,这无异于破坏性的实验,对小城镇这种本来具有地域特征和魅力的个体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宜。所以在小城镇新区的建设中,我们需要强化地域建筑文化的信息,使之成为建筑设计建造过程中被时常思考的因素。 2.2 地域建筑风格的出路 全球建筑文化与地域建筑文化的交融在所难免,但这并非地域建筑风格的灾难,地域主义在全球化环境中的发展才是地域建筑风格生命力的体现。我们看到,全球化与地域建筑文化存在着两种影响过程: 1.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的同一化 同一化是指不同的事物逐渐趋于相似或相同。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的同一化是指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条件下的建筑形式和文化,消除不同地区建筑文化所赖以生息和繁衍的建筑模式,把地域建筑文化抹杀或统一到全球化的建筑模式上来。 2.地域建筑文化对全球化的分异化 分异化是指相同或相似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同或不相似。地域建筑文化对全球化的分异化是指地域建筑在被动接受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也在以自身的专属性异化、分化着全球化的建筑模式。 地域建筑文化是经过广泛积累形成的,具有无可替代地域专属性,全球化的同化需要充分尊重这种专属性才能找到切入点从而发挥作用。事实上,这正是地域建筑文化的出路,即借用全球化的优势,如先进技术、新的材料等要素来调解地域建筑自身与全球化相比所显现的不足甚至是弊端。在调解的初期往往是全球化占有上风,地域建筑文化处在接受地位,但随着同化的深入,地域建筑文化的专属性将发挥强大的反作用,解构全球化,广泛吸收全球化的适用之处为地域建筑所用。 3.小城镇的改造规划 3.1 确定小城镇的性质和规模 确定该小城镇在整个城乡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在周围地区所担负的职能,预测并估算规划期内小城镇人口可能增长的数量和用地面积需要扩大的范围,这样既有利于合理选定小城镇的建设项目和突出规划结构的特点,又利于为规划方案提供可靠的技术经济依据。 3.2 合理调解和布局小城镇内的各项用地 现有农村小城镇除近几年经过规划新建的以外,都是原有自发形成的,造成小城镇内不同功能的建筑混乱,给生活、生产带来许多不便,为此,在小城镇改造规划中要合理地区和组织好名种功能分区(即生产区、生活区,仓库区和公共活动中心区等),解决好旧区中有害工业的处理问题,立足于三废处理或改变生产性质,以达到无害的目的,对极少数危害大又无力治理的项目,可考虑将其迁移出生活居住区,对某些位置不合理的对外交通单位和其他公共建筑(如运输车队,传染病院等)也可考虑调整出来,原地改做他用。 3.3 调整道路系统 旧区道路系统的调整是小城镇道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时,着重解决过境交通穿越旧区中心,繁华商业街人车混行,城镇主次道路不畅通,街坊巷道过分弯曲狭窄等问题,应在小城镇改建军规划总体布局的指导下进行,不能仅从道路本身来考虑。 3.4 调整公共中心和农贸市场 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市场成为当今农村经济贸易的活动中心。所在农村小城镇改建规划中如何恰当地安排好小城镇内的农贸市场位置,已成为当前村镇规划工作中所必须抓好的问题。 对其小城镇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要作以认真的分析和认定,并作好农贸市场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对小城镇的改建规划进行全面调整和布局,把生活服务设计,公共建筑、商业网点集中布置在小城镇的中心,合理地调整安排好农贸市场在小城镇的位置,同时在市场规模和设施上要妥善的规划建设好,使之起到本地区经济贸易活动中心的作用。 要对小城镇的绿化和给排水以及电力电讯,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做好详细规划,并对近期建设项目作出具体安排工作。 4.结语 本文对建筑风格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由于建筑风格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及建筑风格涵概的因素很多,所以,对建筑风格定量推导和确定的方法处在不成熟的阶段,针对不同的项目,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建筑风格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课题,小城镇建筑风格规划的概念也还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关注,本身属于一项新兴事物。本文只是对建筑风格规划进行了非常初步的研究,对规划实施和管理提出尝试性的对策,希望这些初步的成果能够为理论研究和实际设计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建筑风格论文:满族建筑风格保护开发浅议 [提要] 满族建筑d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宫殿陵寝建筑载体;另一种是民居建筑载体。满族建筑文化载体风格与建筑学意义保护开发既是当今建筑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满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体现。像中国古代许多民族的建筑一样,满族建筑文化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长期受东北地区观念和风俗的影响,是世居东北地区满族人战胜严寒、取得欢乐的重要载体。满族建筑在满族入关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在长城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得到非常广泛的采用推广,也形成更为突出的满族建筑风格。本文主要研究满族建筑文化载体风格与建筑学意义保护开发。 关键词:满族建筑;风格;建筑学;开发 建筑是人们用泥土、砖、瓦、石材、木材、钢材和型材等材料构成的,一种供人居住和使用的空间。从广义上说,景观、园林也是建筑的一部分,甚至更广义扩展,连动物有意识建造的巢穴也可算作建筑。对于建筑的意义和价值,西方哲学家有过多方的阐述,有的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有的认为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关于建筑的研究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经典名作《建筑十书》提出了建筑的三个标准:坚固、实用、美观。这一观念一直影响着后世建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作为木石结构的成果,建筑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从研究的角度,该载体对体现当时的文化有特别的价值。此外,某些特别的建筑还可以延伸到历史和政治的层面。中国古典建筑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木构为核心的体系。因此,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大都从构件、单体和建筑群体的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和描述说明,从中找出其存在历时悠久的必然性,发掘中国木构建筑的合理性,给现代建筑和文化发展以新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满族建筑文化载体风格与建筑学意义保护开发。 一、满族宫殿建筑贵族宅邸载体及其风格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因为历史悠久,中国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成一系,集科学、艺术、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于一体,有着深厚文化底蕴、鲜明人文主义,集多民族、多国界、整体性、综合性于一体的高级建筑之一。满族宫殿建筑贵族宅邸载体及其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在满族建筑上,勾心斗角,错落有致,就是源于建筑的外形,生活中也常用上,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基因展现的一个方面。像中国古代许多民族的建筑一样,满族建筑文化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长期受东北地区观念和风俗的约束、满族皇权政治的主宰,满族建筑在世界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加上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强权经济、政治的侵略,薄弱的中国建筑文化传统不断地遭受到外国建筑文化的冲击。在不平等的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中,尽管产生过具有特色的作品,但满族的建筑传统文化在传播和弘扬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满族文化是满族建筑的灵魂。现存满族文化载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宫殿陵寝建筑载体;另一种是民居建筑载体。第一类满族建筑文化奠基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的时代,其代表成果是目前仍然矗立在沈阳的诸多满族建筑文化载体。这些满族建筑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大的影响。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宫殿之一,也是世界仅存的满族风格的宫殿建筑群。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24~1625年,终成于公元1783年左右,前后修建和维修、扩建经过150余年,形成了现今的格局。沈阳故宫占地广阔,大小共包括各种宫殿建筑500余间(座)。该宫殿群落是后金老汗王努尔哈赤及其四子皇太极在满族入关前的宫殿。 在古代,沈阳的满族建筑文化载体的影响甚至榜样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们是外地来沈阳进贡的满族人参观、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沈阳主政期间,当时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滨海地区的北方民族部落,每年都带着北方特产貂皮、狐皮、海獭、海貂等来盛京(沈阳故宫)进贡。根据统计,从1627年至1642年的16年里,就有30多次,1,000多人来到盛京城和故宫朝拜和进贡。1635年皇太极还在崇政殿内举行宴会,亲自招待来自黑龙江上游至外兴安岭进贡的索伦部长,即达斡尔族首领巴尔达奇等人,并赏赐给蟒缎朝服、衣、帽、玲珑鞋带、鞍马、布匹等物,政府也允许他们在沈阳走动观光。这些外来人进入沈阳以后,置身诸多沈阳满族建筑其间,目不暇接,辉煌的皇宫建筑和时新的民居,给这些还刚刚脱离了冬窟夏庐住所的少数民族人以一定的美感、震撼或羡慕,从而形成影响;与此同时,这些皇宫、大政殿、寺庙和贵族宅邸建筑为后来沈阳成为陪都奠定了基础。终清一代,尽管有与十次帝王东巡相配合的修葺和扩建,但是皇太极时代的满族建筑一直被保留并被很好地传承。对满族建筑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今天对该文化作为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除了满族的宫殿建筑外,在沈阳还保留有满族的皇陵建筑和满族贵族宅邸。这些建筑共同地体现着满族上层社会建筑的文化意蕴和风格。 二、满族民居建筑载体与风格 说到满族的民居建筑,人们习惯于通过“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这句俗语进行形象、集中地阐述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在建筑学的意义上,口袋房也叫“斗室”,这是汉族文化的建筑基因表现。在满族则是因为房子的形如口袋和斗形而得名。口袋房一般是3间或5间构成,坐北朝南,房顶用草苫,周围墙多用土垒成。房子的门大多朝向东边,也有的建筑中间开门,后者称“对面屋”。满族民居进门便是厨房,这个具体的功用建筑又称外屋,西侧或东西两侧为里屋,即卧室。卧室筑有南、北、西三面构成的火炕,这是满族民居建筑卧室的最大特点。火炕又叫“转圈炕”、“拐子炕”、“蔓字炕”和万字炕等,名目繁多。满语则称之为“土瓦”。满族民居建筑中一般南、北为在炕,东端接伙房炕灶,西炕是窄炕,下面有烟道沟通。依着满族的民间习俗,满族建筑中的西炕,在这座炕上要供奉神圣的“窝撒库”祖宗板,因此在这座炕上,满族家人是不可以堆放其他杂物,甚至外来的尊贵客人至友也不能在西炕上就坐。在满族民居的房子里,南炕最为温暖、向阳,一般由长辈居住;晚辈则住北炕。东北满族的火炕是多功能化的,既住人又取暖,是世居东北地区满族人战胜严寒、取得欢乐的重要载体。火炕这种满族民居建筑随着满族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之后,在中国的长城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采用推广,也形成了更为突出的满族建筑风格。 满族民居建筑的窗户分上、下缮龋满族人将高丽纸糊在窗户外面,糊之前,把盐水和酥油搅拌成的比较稀的糊状物喷在高丽纸上,这样就可以防止被雨浸湿。于是形成俗语所说的“窗户纸糊在外”的怪现象,亦即东北三大怪之一,这也是满族民居建筑风格的特定体现。满族民居建筑的烟囱,在满语中被称为“呼兰”。这个建筑构件建在民居的屋侧,其高度要超过屋檐数尺,“呼兰”通过孔道与炕相通。“呼兰”的建筑材料除用空心木外,更多的是用土坯或砖砌成。满族民居建筑的房门多为两层,内为两扇门板,有木制插销,外为单扇花格门,外面多用纸糊上,也有着很独特的风格样式。 与满族民居建筑密切相关的是满族人大多认为,在满族家族中,“四世同堂”、“三世同堂”是令人羡慕的好事情,同堂的辈行越多越光荣。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满族民居建筑除正房外,又建有东西厢房和南向而中间留有门洞的门房,这种满族民居建筑及其布局就是现在仍然可以见到的满族“四合院”。众多的满族民居建筑“四合院”群落组成满族乡村,它们院连院,户连户,很自然地形成了堡子、营子和屯子。还应该补充的是,满族民居建筑中的房子烟囱是设置在东、西山墙外的。一般说来,烟囱与房间的距离是60多厘米,烟囱大多用青砖或土坯砌成,有圆形、方形两种。院周围用木栅栏,或用砖、土砌成围墙;大门多设门楼或门房,院内设有影壁墙,影壁墙后侧立有“索伦杆子”。院内东西厢房南面修有牛棚、马棚、车棚和储存谷物粮仓。满族人讲究卫生,室内外都收拾得干净利落,物品放置井井有条,柴禾垛得立立整整。这也体现出了严整利落的满族民居建筑风格特征。 三、满族建筑的建筑学视域保护开发 时至今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已经明确和坚持着在对民族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时,必须首先确定被开发主体,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保护的开发是对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毁灭;与此同时,当今在保护满族建筑资源时,还特别考虑和注重满族建筑载体与当地人文地理条件的协调,与原来生态环境的一致,以及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等。在这些观念和原则的指导下,许多历史上的满族建筑载体得到很好的修复和保护。 就具体的保护措施而言,相关部门尽量做到在满族建筑文化载体周围不增加高大现代建筑,以保持对景观的整体观赏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沈阳故宫北侧修建的大型商场,所进行的力所能及的补救;同时对于已经开发的满族建筑文化资源,都事先进行了整体规划,以满族历史为主线挖掘、整理,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了开发前的保护工作,坚持做到保护一个,开发一个,成功一个。满族建筑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科学、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这在建国后对沈阳故宫、沈阳东陵和沈阳北陵的保护开发中有具体的体现。而最能说明这一过程的具体例证是对沈阳故宫的保护维修。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文物工作者的辛苦努力下,沈阳故宫这座古老的满族宫殿建筑群得到了很好的维修与保护。 综合起来,其维修和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985年为了扩大展区,修缮宫内各处院落及单体建筑,将太庙北门封堵并拆除门外数级踏跺;二是1993年对东七间楼落架翻修工程。之前因建筑向北倾斜,木结构也糟朽变形,因此决定落架翻修,在翻修施工当中保持了原尺寸、标高和间数;三是2003年申遗施工期间将原青布瓦墙帽改成琉璃瓦墙帽,提高了装饰等级,同时更换了凤凰楼正脊,即将原凤凰楼屋顶正脊的清初跑龙戏珠图案,通体黄琉璃脊筒换成新烧制的彩色琉璃正脊;四是仰熙斋北新建了工字型台阶。在复原方面,也努力实施了一些复原工程。目前,市内的满族建筑文化的许多载体已经和正在得到与时俱进的维修和保护。在丰富我国古代的和民族传统建筑文化宝库的同时,也为传承满族文化优良传统,留下了很好的文化载体。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在成功保护满族建筑文化载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这种文化事业发展所带来的果实。建国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沈阳故宫作为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已经被开发成很重要的游览点;位于沈阳市东北11公里处的福陵,亦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已经被开辟为公园,名为东陵公园;位于沈阳城北的昭陵,在建国以后,经过不断维修增建,广植花木、造湖筑堤、增添楼台亭榭,也已辟为北陵公园,成为沈阳市面积最大的公园,也是著名旅游景区之一。 从建筑学的视域看,与以上内容相联系,满族建筑文化也成为文化旅游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争得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探讨和研究。经过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学术界对于满族建筑文化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一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传承创新,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取得多方面的进展。他们共同认为,满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建筑文化,留下了以沈阳故宫、东陵、北陵以及清东陵和多所寺院为代表的一批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它们同时也是国家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因此对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弘扬满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当今人们对满族建筑文化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其价值的高度肯定,当今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满族建筑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已经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得到了科学有效的开发。同时,在下一步的开发战略上,相关部门和投资企业对于以韩福文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构想已经有高度的认同。从建筑学的视域看,当前在开发利用满族建筑文化的实践上,有关部门和企业已经立足满族都城建筑、宫殿建筑、陵墓建筑、宗教建筑和民居建筑等十分丰富的满族建筑文化资源,并以之为中心,整合联络包括赫图阿拉城、东京城、盛京城和北京城在内的满族京城建筑文化,以赫图阿拉城宫殿、东京城宫殿、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在内的满族皇宫建筑文化,以及以包括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清东陵、清西陵在内的满族皇陵建筑文化等多方面的满族建筑文化资源,确定开发沈阳故宫、清东陵、沈阳北陵、抚远门、满族建筑一条街等多个文化旅游景区;形成并推荐多条满族建筑文化旅游专线,使得满族建筑文化载体在整体开发和文化打造中,得到更为合理的保护和利用。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医校中医专业生物化学教学研讨 一努力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质 教师自身专业素质是提高生物化学教学质量的最根本因素。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互动双方。对于生物化学这门发展速度快、与其他学科交叉性强的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做到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就一定要熟练驾驭教材内容,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拓宽知识面,优化知识结构,保持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这样才能使生物化学的讲授融会贯通,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才能随之提高。那么,这就需要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研讨会,学习名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了解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多参加各项科学研究活动,使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帮助学生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和了解新动态。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课件,将晦涩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 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与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已成为现代教育常用的方式之一。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将图形、动画、音频、视频等糅合在一起,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的优点。逼真的三维图像和动画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示生物分子的立体结构和变化过程,可使原本抽象、晦涩的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这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提高主动学习兴趣。如在讲解蛋白质、核酸的高级结构时,多媒体能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形象具体的三维立体图像;遗传信息复制、转录、翻译的过程一经多媒体演示就可以形象地模拟、展现出来,使同学们一看就懂。但在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不能一味地盲目追求多媒体,造成教师对课件的依赖,而忽视了备课环节,使教师成为放映员、播音员,而要随时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运用诱导、点拨、启发等手段,增强与学生的互动。 三正视差异,因材施教,采用分层次教学 授课教师在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不难感到,文科生和理科生在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异。当文科生居多的中医专业学生突然接触生物化学这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时,其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就更加暴露出来了。这就要求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可行性的分层次教学模式。鉴于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可将学生根据文理科学生的基础水平分班教学。将理科基础好的理科生或文理兼优的文科生组成提高班,而将理科生中的成绩较差或理科基础薄弱的文科生分入基础班。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各有侧重。对于基础班,重点放在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上。而对于提高班,除了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外,还可以满足一部分学生想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四构建案例教学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授、轻参与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生物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或对生物化学学习兴趣不高,或不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这是传统教学的弊端。案例教学在国外的医学教育中开展较早,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近年来,我国也有部分中医院校和教师进行了生物化学案例教学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将案例教学引入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一方面可为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情况找到直观鲜明的联系通道,为学生今后临床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总之,对于生物化学这门临床基础课程,学生是既爱之又恨之,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使学生真正参与到生物化学的自主学习中来,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牢固掌握生物化学知识提供保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仍需不断探索,引用新的技术手段,以不断提高生物化学的教学质量。 作者:陈琳王义军龙昱单位:长沙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本科生循证医学教学体会 摘要: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MB)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临床决策都应当建立在最佳证据的基础之上。本门课程的开设对于学生的辩证思维的培养、医学文献信息的评价与运用等能力的提高效果显著。本文从开课的必要性、课程设置时间及课时量、教学过程及考核等几个方面谈谈循证医学在中医专业本科生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及思考,以期为后期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关键词:循证医学;循证医学实践;教学改革 循证医学又称循证医学实践是一种新的医学实践形式,是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兼顾经济效益和价值取向,进行医学实践的科学。[1]其核心思想是须在当前最佳的证据基础上建立并且制定全面的临床相关实践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医务人员个人经验与临床证据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这个学科兴起至今不过二十余年,但以其对问题科学辩证的思考方式、多学科融合和跨地域合作的实践模式,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渗透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领域和医学教育各个方面,为临床医疗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医疗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3]。因此循证医学被《英国医学杂志》评为20世纪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和革命之一。由于循证医学属于舶来品,国外对于循证医学教育起步较早,如美国超过20%的大学在2000年以前开设循证医学课程,随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将循证医学设置为医学生的必修课程。[4]现有更多的国家在不同层次医学生或继续教育课程中引入了循证医学。在我国中医领域最早接受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培训的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医科和广西中医药大学。我校在中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循证医学”课程时间较短,尚处于摸索阶段。笔者在带教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悟总结如下,希望为中医学专业循证医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开课的必要性 中医学已有数千年历史,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显著的临床疗效,为人类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中医疗效评价的科学性是中医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瓶颈问题。循证医学属于临床实践的范畴,其核心思想是临床医生在对病人进行诊治时,应充分掌握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任何决策均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医疗环境和条件,同时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及愿望,从而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宗旨。循证医学实践的方法被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目前临床疾病相关指南、国家卫生政策的修订等都基于循证医学的评价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被更多人认可,加快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中医模式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中医领域的临床、科研人员逐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方法对临床问题进行分析与决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医学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因此在中医学专业学生中开展循证医学教育有其特殊性,切不可照搬西医院校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医药领域进行循证研究应在其基本理论框架内进行,同时借鉴现代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对中药评价不能忽视中医药的特点,有效性评价应根据中药的功能主治选择目标病症,重视以病统证、病症结合的评价,既符合中医理论,也能为西医和国际认可,有利于国际接轨。[5,6]循证医学能帮助中医药鉴别和确认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让其走出国门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于现代中医学专业的学生,走上临床前学习循证医学相关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2课程设置时间及课时量 我校于2016年下半年将循证医学引入中医学专业四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体系当中,属于专业限选课,每周一次,每次2学时,共8周16学时。目前不同的学者针对课程设置时间意见不一,主要有4个时间段:低年级、实习前一学期、实习期间和实习后段。[7-9]虽然有作者认为在低年级学生中介绍循证医学原则上可以鼓励学生采用批判性的思维考虑在临床轮转时所进行的治疗和临床决策,并且可以鼓励学生学习医学基础课程。[10]但笔者认为中国低年级的医学生课程任务较重,除了要学习医学基础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很多公共必修课,使得学生可以用于实践的时间很少。而循证医学这门课本身注重的是实践,因此在实习前开设循证医学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在实习期间经常运用循证医学实践的相关方法,阅读科学期刊频率也会大为增加。而且这个阶段的中医学专业学生已经修完卫生统计学、预防医学和医学科研方法等课程。有研究表明,有一定流行病学及统计学基础的同学对循证医学部分相关章节内容的理解明显比没有学习过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知识的班级的同学课堂反映好。[7] 3教学过程及考核 由于本门课程课时量较少,因此针对中医专业本科生课堂教学旨在让其了解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概念、操作程序和方法,建立循证医学实践的思维模式。因此为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编订的教学计划中教学内容主要有:循证医学基本概念、提出临床问题、循证证据及其检索、证据评价、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就教学方法而言,国内外循证医学教学常采用方法有讲授法、以问题为基础的小组讨论、小组学习、杂志俱乐部等方式。[11]鉴于我校的课时限制和大班授课的客观情况,为避免上大课时老师“一言堂”,学生“一听而过,听完就忘”的现象,本门课程采用课堂讲授及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形式。授课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以老师讲解为主,给学生介绍循证医学的相关知识,其中贯穿一些历史上的经典案例。第二部分以学生见习中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做具体案例,结合所学习的临床知识来进一步巩固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步骤“提问-索证-评证-用证”。由于是大班授课,案例讲解多采用学生先阅读和讨论,最后老师指导的形式,特殊问题课后单独指导,从而帮助同学们掌握和巩固循证医学实践的相关方法,培养循证医学辩证的思维,达到教学目标和要求。目前,考虑到该门课程学习的重点在于实践,因此我校对该门课程的考试方式主要采用报告考核的形式,4~8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选取见习过程当中遇到的感兴趣的临床案例,开展“提问-索证-评证-用证”的循证医学实践,并将实践过程及收获整理成报告的形式上交。由于我校实际情况限制,目前授课都只能采取大班授课,这样的考核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补充了学生“实践”的不足。总体来说,我校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循证医学教学目前受师资力量、实习医院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何将循证医学的方法与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开展教学工作还需要更多的院校、教学医院、教师和学生共同尝试、摸索、创新以及不断总结和完善. 作者:陈书 魏高文 邓思思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医学院校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应注重增加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等实验内容,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依据中医专业的特殊性提升实验室实验仪器使用能力,以构建生物化学实验教学特色为突破口,以提高学生实验教学质量为根本,以突出中医专业实践技能训练为目的,培养学生对实验仪器的实际动手能力,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中医医学教育的实验教学方法。 关键词:中医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生物化学;教学方法 生物化学是医学基础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已经应用到中医药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学校应创造适合中医专业的实验教学环境,为学生提升实践技能提供良好的实验平台。学生通过实验,可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科技创新与协作能力。牢固掌握生物化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对中医院校学生进一步学好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依据中医专业创造适合的实验环境 根据中医专业学生入学基础不同的特点,按入学录取成绩分成若干实验组。实验常用仪器每2人一组,自行保管使用,如有损耗及时补充。将所有实验仪器设备统一规划使用,使其发挥最佳的使用空间。因为招生扩大,现有实验室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验需要,由原来的固定时间上实验课,改为上午、下午、晚间循环利用实验室,提升实验室及实验仪器的利用率。将以往验证性实验内容,改为基础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以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为将来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以构建中医专业实验教学特色为亮点 中医专业以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为改革的亮点。利用多媒体实验教学技术,把生物化学常用的仪器设备、应用技术,离心机、比色分析、层析、光谱、电泳、PCR、自动生化分析等仪器的特点、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根据实验教学需要,呈现在多媒体教学课件上。把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应用的电泳、透析、超滤、沉淀、离心、层析、蛋白质纯化、基因芯片等应用技术利用多媒体,用动漫图画等形象化的教学方式进行演示,较细腻清晰地分解表达知识的层次,使知识内容通俗易懂,既便于学生对知识记忆,又活跃课堂教学气氛,降低学习的难度,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依据实验教学课程安排,由教师答疑讲解,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生物化学实验所需仪器结构、功能、使用注意事项,全面提高了学生综合适应能力。 三、以提升学生专业实验能力为目的 依据中医专业的特点,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注重专业基础性实验项目,增开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开放性实验项目,以实验教学专业优势互补、科技创新促学科发展、实验内容合理完善为原则。实验教学改革应以实验教学大纲为基准,创造一种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教师应根据每一名学生的爱好兴趣,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给学生提供一个适宜自己的学习空间。针对学生的专业特长和将来的研究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内容,设计不同模式的开放性实验项目,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与需求,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要增开综合设计性实验,与以往各学科相似的实验项目有机整合,形成一系列综合设计性实验内容,体现相关知识的连续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灵活地应用知识。综合性实验涉及多个方面的知识点,对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有重要作用。 1.开设符合专业特点的综合设计性实验。在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增开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加设与中医专业学科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替代以往重复性、验证性实验,以适应今后科研、工作的需要。通过实验内容的扩展,增加生物化学基础、综合、设计性实验,提升学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提高实验技能素质。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研究新的实验教学途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通过对传统实验内容整合、筛选、优化,顺应医学教育现代化的需求,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较高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2.加设研究性实验。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生物化学有助于对常见病、多发疾病的研究,中医对疾病的预防、治疗起到了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生物化学的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将生物化学应用技术广泛用于中医研究的各个领域。根据中医专业发展的特点,开展研究型综合性生物化学实验。学生运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独立实验,通过研究性实验改进学习方式,不仅使知识得以拓展,提高了学生的自身素养,还加强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3.鼓励学生进行科技创新。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方针,通过教学提前进入临床、导师制教学、大学生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体会到知识的不足,激励学生奋发学习。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技能竞赛、科技创新竞赛、“挑战杯”科技竞赛、学生知识沙龙、博士讲堂等活动。学生根据参赛实验内容自行选题,自行设计实验流程,查找数据,准备配制试剂,自行实验数据分析和研究报告等实验活动。科技创新竞赛为学有余力和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平台。科技创新推动了实验教学改革,提高了学校的地位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团队协作和科技创新能力。实验教学改革推进了实验教学发展,完善了实验教学设施,为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发展提供良好保障,为学生提供最优良的实验仪器设备和适宜的实验环境,培养学生科学严谨态度和职业道德。培养中医专业生物化学的实验技能是中医高等医学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是本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中医专业医学人才的重要方面。随着医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医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之路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者:刘长福 单位:滨州医学院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内科学在中医专业的教学改革 1更新知识储备,不断提高教师教学素质 目前西医内科学的发展方向是除了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外,其逐步涉及分子生物学相关领域,着重探讨其发病机制,但是目前中医专业的教材内容较为滞后,不能适应现代临床需求,因此本教研室定期组织学科发展的最新方向讲座,不断充实更新教研室老师的知识储备[2]。同时教师不仅要提高专业素质,也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单纯的借助课堂时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学要求,所以本教研室采用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信息手段将死板、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变为生动的图像、动画,甚至是模拟真实环境,以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活动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学手段,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较为先进的教学模式相比传统模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2.1引入CBT教学模式CBT教学(Case-basedteaching,CBT)是一种以临床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根据上课的内容,选择常见的典型病例让学生进行自主讨论的一种启发式教学。这种模式中最为重要的是病例的选择,因此本教研室首先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合适的病案,病案的选择要同时具备广度、深度以及难度适宜,要从简单到复杂的反映疾病的发展过程,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采用CBT教学给学生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临床诊断环境,能够增强学生在真正诊断病人时的自信心,通过学生对一个个真实病例的分析,将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能够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大大缩短理论与临床之间的距离[3]。2.2引入PBL教学模式PBL教学(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自学以及创造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本教研室运用PBL教学模式将教材内容和实际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然后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课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最后给出结论,教师在根据学生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分析,重点讲解学生容易忽略的错误和细节[4]。通过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查阅文献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的补充,因为西医内科学本身内容较多,PBL教学所强调的自学必然增加教学耗时,同时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性不同,不能使所有学生都得到较好的开发,因此本教研室根据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内容适当运用PBL教学,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加强临床见习 理论知识的学习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临床,西医内科学内容繁多、抽象,而尽可能多的参加临床见习有助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传统的见习教学都是以教师示教为主,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质量,节省了时间,但是对学生的启发性,以及发散思维的培养不够,为改善这一状况,本教研室定期让学生进行示教,而实习老师起引导作用,然后对学生讲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西医内科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5]。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的能力,又可以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对西医内科学知识进行消化总结,提高学习效率。 4完善考核制度 对于教学质量最直观的检测指标就是考试,考试制度能够督促学生更好的学习,从而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为使考试更加科学,要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模式,因此本教研室在试卷中加大了病例分析以及资料综合分析类题目的比重,着重考查学生实际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临床工作奠定基础[6]。 5总结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是各大中医专业的教学宗旨,传统教育模式下只重视中医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因此作为高校必须重视西医课程的开展,而西医内科学又是一门重要的西医基础课程,所以必须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探索高效的教学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 作者:张竞之 刘彬 刘慰华 谭永振 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小议中医专业学生疑病心理现状 1中医临床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各年级间疑病得分对比 医源性影响疑病心理的重要诱发因素,其中中医专业学生所受的医源性影响更为突出。中医临床专业各年级间疑病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0.05﹚,其中三年级与一年级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 0.01﹚,三年级与四年级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0.05﹚。在一年级时,中医临床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疑病心理在同一水平,随着年级的升高,非医专业学生疑病得分没有显著性变化,而中医临床专业学生二年级时疑病平均分有所上升,但与新生尚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三年级时疑病得分高于大一水平,而在四年级、五年级时,疑病得分重又回落,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变化。 2EPQ各子量得分与常模的比较及与疑病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医专业学生EPQ均分与全国常模﹙由龚耀先于1983年在全国六大区采集成人﹙16岁以上﹚样本2517人测得﹚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 0.05﹚。E、N、P、L均低于全国常模,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表明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性格较内向安静,富于内省,思维较理性,情绪比较稳定;P分低于常模,提示中医类学生对他人的敌意,冲动性和攻击程度较低。L分低表明他们不善于掩饰,也说明社会化过程还在进行中,成熟度有待提高[5]。P、N与疑病得分呈正相关,E与疑病分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249,0.363,−0.171。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的人,疑病倾向更重。这一结果与众多研究资料相一致[6]。 3讨论 疑病心理是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状况,做出不切实际的疑病解释,并伴有忧虑,烦恼,恐惧和广泛躯体不适的一种不良心理状态。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自身性格、医源性刺激,心理压力等。在本调查中,中医临床专业和非医学专业一年级新生疑病得分在同一水平,随着年级升高,非医专业学生得分没有显著变化,中医临床专业学生在二年级、三年龄时疑病程度均高于一年级,四年级时疑病得分重又回落,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变化,这可能与中医专业学生所受的医源性影响更为突出有关。他们接受着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两种医学体系的培养,中医学特有的整体观念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都使中医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透彻,这更易导致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偏差。而中医有关“虚证”的理论也成为有些学生疑病的“依据”。进入四年级后,医学生的疑病得分下降,这可能与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完善和接触临床病例有关。 随着医学知识学习的深入,特别是学生进入医院实习后,对患者和疾病的表现加深了解,医学生逐渐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知,对自身健康状况重新评价,疑病心理也随之减轻[8]。艾森克研究得出E因素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抑制的强度相关,N因素与植物性神经的不稳定性相关。E分高性格为外向,E份低为典型内向。N分高为情绪不稳定,N分低为情绪稳定。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性格较内向安静,富于内省,思维较理性,情绪比较稳定。E与疑病分数呈负相关,N、P与疑病得分呈正相关。即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的人,疑病倾向更重[9]。这类性格的大学生在出现心理症结和身体不适后,因较敏感、腼腆,更难向同学亲人倾诉,在面对医生时也多有保留,这导致了负面情绪长时间被压抑,疑病心理得不到有效应对。中医临床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专业群体,就读时间长,课业负担繁重,就业压力大,其心理卫生状况值得重视。中医院校应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医学生发展良好的人格特性。对有严重疑病心理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为他们进行仔细全面检查,以解除他们的疑病心理。 作者:闫国立张运红李志超郭春晓易玲玲舒波郭婧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案例教课对中医专业统计教学的作用 一般情况实验组76名学生中,男生32名,女生44名;对照组81名学生中,男生36名,女生45名,两组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8)。 考试成绩实验组76名学生仅有3名同学不及格,且分数介于50~59分之间;而对照组有13名同学不及格,50分以下就有3名同学。两组考生成绩均呈负偏态分布,具体指标见表1和表2。从上表中可见,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最高分基本相同,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最低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学生的总成绩平均得分(P=0.002)和及格率(P=0.012)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优秀率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86)。表2显示的是各题型成绩分析,实验组学生的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都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判断题和简答题平均得分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考试的信度、难度系数和区分度信度是指考试的可靠性,信度高的试题表示多次重复测试会产生比较稳定和一致的结果。本次考试实验组信度系数r=0.56,对照组信度为r=0.71,符合教务处相关规定,认为考试成绩是可靠的。难度系数P和区分度D是判断试题质量的重要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和表4。从上表中可见,试卷难度属于中等水平,学生考试成绩正常。全卷对照组学生的难度系数低于实验组,各题型中两组考生判断题和简答题的难度系数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题型主要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区分度在0.4以上的为“优良”;在0.3~0.39之间的为“合格”;在0.2~0.29之间的为“尚可,需修改”;在0.19以下的为“应淘汰”项目。从表4中可知,本卷区分度属于较好水平,除了判断题以外,其他各题型区分度都非常合适。全卷对照组学生的区分度高于实验组,两组考生判断题和简答题区分度基本相同,差异较大的仍然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 有研究显示,案例教学法适用于现代卫生统计学教学,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与传统的教学法相比,具有很强的优越性。考试成绩是教学效果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次研究中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也很好地说明了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从结果可以看到,实验组学生总成绩平均得分和及格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两组学生最高分基本相同,但是实验组学生的最低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对照组学生成绩的标准差也大于实验组,表明采用传统教学法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较大。分析原因可能是在传统方法教学中,平时学习较好的学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而平时学习较差的学生,因其基础薄弱且缺乏兴趣而对统计学产生畏难与抵触心理。对50分以下3名同学的访问也显示传统式教学方法无法有效调动这部分同学的积极性,同时课堂灌输的理论知识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枯燥的记忆,不能通过积极的思考与实际的应用而得到有效的消化吸收,因此拉大了考试成绩的差距。 具体题型分析显示,实验组学生的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都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选择题和计算分析题考察的主要是学生的理解应用及综合分析能力,表明案例教学法能加深同学们对课堂所授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难度系数和区分度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实验组学生难度系数高于对照组,显示同一份试卷对照组学生感觉难度更大,失分率更高。对照组学生的区分度高于实验组,表示本份试卷能更好地区分鉴别对照组中不同水平的学生,也就是说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学,不同学习能力学生之间的教学效果差距更大。而采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让更多的同学理解及掌握教师讲述的理论知识,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效果。不管是难度系数还是区分度,两组学生差异较大的题型仍然是选择题、名词解释和计算分析题,显示案例教学法在提升理解应用及综合分析能力方面的优越性。 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使用它可以显著地提高统计学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体现了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但将其应用于中医类专业统计学的教学中仍然处于摸索的阶段。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法在师资力量、教材建设、实践形式及考核方法等多个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随着教育教学方法在中医药领域的不断实践完善,案例教学法必将为培养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魏沙张雪飞杨旻王燕黄杏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东方哲学对中医专业的影响 中医理论“粗守形、上守神”的思维理念决定了其自然哲学的属性。中医理论虽然采用感性名词来概括抽象医学理论,但其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朴素性的特点,这也是中医理论从形而上直接走向临床应用的桥梁。在中医临床诊疗中,中医理论的辨证施治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辩证法性质。有人认为中医学就是介乎于经验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中间过渡形态,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理论。 1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中医医学模式形成的雏形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元素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对自然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法。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与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促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元素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方法向中医理论认知和临床实践诊疗活动中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科学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 同时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一的营养不利于中医文化的发展繁荣。因此,中医理论从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文化教育现象逐渐成为更多体现国家“以人为本、以民为大”意志的一隅,这是它科学性的文化特点。中医理论在科学、合理、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关注。传统中医理论充分认识临床医疗实践的需求和建设符合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特点体系的态度,更应成为适应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当代中医科研的榜样。 认知中医医学模式,中医理论的哲学性对其理论研究的解释和理解,以及对临床诊疗的全面系统了解和考量是不容忽视的。哲学的普适性、对称性以及相关性使中医理论在医疗实践中具有了客观有效合理的思辨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生理学教学探索 生理学是一门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重要的医学基础学科,是现代医学理论的基础,是沟通其他医学基础课及临床课程的桥梁,具有理论性相对较强、内容较抽象、难懂、难学、难记等特点。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的生理学课时数较西医临床专业少,但需要掌握的内容及深度几乎相同,而且中医专业的学生要不断地在中医与西医之间切换思维模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已储备的相关基础知识差异很大,因此学生反映生理学的学习单调枯燥,难以理解。如何根据教学内容与授课对象,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倾力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是中医院校生理学教师的职责。本文拟结合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生理学的教学实践,探讨如何在教学中提高学生对生理学的兴趣,以及提高学习能力和理解分析能力。 一、提高教师自身业务能力 当代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使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因此医学教师除了精通本专业外,更应不断学习相关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把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融入教学过程中。作为高职高专中医院校的生理学教师,必须掌握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因此我校生理学教师在业余时间积极向中医中药专业教师学习取经,深入课堂听课,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以及中药学等课程,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将中医药知识融于生理学教学中,也便于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与学生探讨。生理学与中医理论虽分属不同体系,但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则基本相同,生理学和中医基础理论在阐述其机制时也会存在某些结合点,我们尽力寻求生理学与中医学的结合点进行讲授,将中西医结合授课,扩大师生的“公共信息库”,构建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平台,这既克服了课程间学术语言“格格不入”的局面,也融合了学科感情,创造了和谐的学术气氛,激发了学生对生理学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理解。 二、配备个性化教材 传统的生理学教材系统性及西医理念较强,结合我校高职高专中医专业学生的层次及专业特点特点,编写最适合学生的个性化教材尤为重要。我们教研室与中医、中药相关教研室合作,结合我校学生特点,编写了高职高专中医专业生理学专用教材,以西医生理学为重点,融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部分。学生通过学习,达到中、西医知识融会贯通,提高了学习生理学的兴趣,为学生架设了沟通中西医基础理论的桥梁。 三、多种教学方法优化组合 我们采用多媒体CAI(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即计算机辅助教学,为生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直观的感性材料,给学生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提高了教学效率。另外,我们构建多媒体网络课程平台,其包括生理学基本资源和拓展资源。将传统教学方法融入网络教学,既增强了学生的理解力,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随时随地自由自主地学习,教学内容实现了层次化、多媒体化、个性化,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PBL(Problem-BasedLearing,PBL)教学法是通过“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参与讨论的授课方式,是一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和提高思维技能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课前通过病例分析,并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分组讨论,学生会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答案。通过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方式,提高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的兴趣,学会用医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尝试利用中医西医相互结合的方法解决问题。生理学在授课过程中应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会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理解相关内容,降低中医专业学生学习生理学的难度,也可以认识到生理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总之,中医院校医学生是我国未来中医药现代化的生力军,是中医药科研领域的后备力量,所以结合教学对象与授课内容,选择适宜的方法,注重和加强生理学教学创新,让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枯燥、深奥的知识,是每位从事生理学教学的教师所面临严峻的现实课题。医院校的生理学教师应当运用生理学新理论、新技术和中医理论体系相结合进行教学、科研,使不同体系的学科不断渗透、互补、发展,最终达到发展中医、共阐生命科学之真谛的目标。 作者:张彩霞 王淞 杨鹏飞 周泰冰 单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实践感想 就意味我要正式开始大内科的轮转了后面的布置是呼吸内科,这个科室实习结束。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过年,消化内科,神经内科,急诊科。真正空虚忙碌,真正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终于要来了前两天心内科的 很多人很奇怪,激进中医。这是什么科室,一般医院似乎好像都没这个科室的好像只有在医院才有。虽然省人是中医院,但其实基本上已经西化了吧。为了保存,或者说是特色,或者说是应付检查,设立了这么个科室,治疗疾病时,保管中医激进特色,辨证论治。确实,这里感受到比在其他任何一个科室都要浓郁的中医氛围,也只有在这里有这种氛围吧。这里的病人在治疗上首选是中药治疗,不得不供认,主任开得方是好,很多西医无法诊断的疾病,这里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不得不否认,激进病房给我感觉,像是个养老院,很多老人终年累月住在这里不肯走,有些是绝症患者,这里等待那个。 真的很好的休息了下,这三周。实在太闲了跟之前的科室打仗似的工作状态比起来。跟的这个带教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这几周都没有收病人,就只好守着手上这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管此标记。两三个少的可怜的病人。还好其他组的老师有收病人,可以学习学习。这里,闲也有闲的好处,赶上专业认证的关口,多的考试和培训,正好趁这三周好好看了看书,空虚了下理论基础。其实我一直在埋怨说考试太多,培训太多,还让不让我好好实习?其实仔细想一下,这样也很好,理论知识的强化对上临床的很有必要的此外,还有很多临床技能方面的培训,突然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实习,多么幸运,不能再这么一次次的应付,应该认真对待! 就意味我要正式开始大内科的轮转了后面的布置是呼吸内科,这个科室实习结束。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过年,消化内科,神经内科,急诊科。真正空虚忙碌,真正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终于要来了前两天心内科的病例讨论,着实让我着急了一把,对于那个讨论的病例,如此的一头雾水,太久没看西内了什么心梗、心绞痛,稳定型不稳定型,诊断鉴别诊断,评级等,居然一窍不通,真的真的觉得好难过,觉得自己要学习的东西真的还好多好多。一定要好好认真的血,不喜欢那种一无所知,不知所措的感觉。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高职高专中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课》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摘 要】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的背景下,高高专中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课》的课程也面临着教学方法的改革。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程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可以进一步提高。本文简单介绍了混合学习的含义, 职业教育中医类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混合学习应用的基础设施、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高职高专;中医基础理论课;混合式学习 一、混合式学习的概述 “混合式学习”是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现代学习方式(即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混合式学习(B-learning)是在“适当的”时间,通过应用“适当的”学习技术与“适当的”学习风格相契合,对“适当的”学习者传递“适当的”能力,从而取得最优化的学习效果的学习方式。所谓混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国际教育技术界的共识是,只有将这传统学习与网络化学习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才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中医基础理论课》要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只有将传统学习方式和现代化学习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教学模式。 二、职业教育中医类高职院校的教学现状 中医类高职院校应适应医疗事业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对学生进行批量生产,采取“理论知识+技能”的简单叠加的方法,侧重于强调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教学和效果评价往往流于形式,造成了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的教学质量逐年下降。学生的职业能力、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普遍较低,严重制约着高职高专医学院校的发展,不能适应新时代下卫生职业教育的目的。“混合式学习”的教育理念是新时代的需求,为高职高专中医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混合式学习”是学习理念的一种提升,这种提升使学生的认知方式以及教师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和角色都发生了改变,其核心思想是根据不同的问题要求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到教学就是采用不同的媒体和信息传递方式解决问题,而且这种解决方式的目的就是要付出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 三、混合式学习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模式 (1)完善网络系统。研制中医基础理论课网站,网站有教案、讲稿、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试题库、微课、优质课视频、校讲课比赛视频。业余时间,学生可以通过中医基础理论网站,查询相关知识及获取需要的资料, 学生也可以做练习题,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 加强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其中包括网络教学平台、网络题库、多媒体教学设施、电子邮件、校园论坛等网络系统,教室、图书馆、宿舍等校园实现免费3G无线网络,实现数字化的校园建设。 目前学校正在智慧家园网络建设之中。在网络学习的基础之上,课下通过WiFi或智能手机在课堂内外随时随地学习, 将实时交互功能有机的融入,学生、老师建立“QQ学习群”、“微博群”、“微信群”等,学生学习中如果有疑问,“QQ学习群、微信群”进行课后实时互动。中医基础理论是一门基础课,进行课后实时互动,可以弥补学时的不足。这种模式简便易行。 (2)重点是改进教学方法。首先是要确定学习任务。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活动探究。学习任务的完成。课堂外临床诊治教学方法:教学直接转化为临床,中医实训室临床诊治,学生正常的课程不耽误,遵守纪律在教室上课。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中医实训室。老师为校内的任课专业老师,老师主要传授内容专业理论知识,并结合临床实践知识,让学生们带着问题去学习和思考。然后将学生带至教学医院,选择合适的病例,老师演示接诊病人的流程,学生在旁边观看,听讲和记录。使其熟悉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了解看病的过程和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胃痛中医分为几个证型:寒邪犯胃、饮食积滞、肝气郁结、脾胃虚寒、胃阴不足。如何区分证型,辨证要点记住。 在没有患者就诊的闲暇时间,练习病史采集,学生先把所叙述的病史读懂,把该病的病名搞明白(一般显而易见),然后根据该病的具体表现看该问些什么东西,一般的内容各病都要问,特殊的病要着重问些特殊内容。其实各病采集病史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按照这个提纲回答。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的临床操作和实际技能,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3)完善考核系统。实行“6、3、1”考核系统,打破以往的期末成绩“一次定终身”。成绩有多部分组成。其中“6、3、1”理论课考试占60%,实训课占30%,加强了学生的实训动手能力。平时成绩占10%,学生也注重自己的平时表现,平时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提问、作业、模拟考试。实训课练习临床操作技术:“中医实训室”进行简单的实践操作,按照中医执业医师的操作考试来进行模拟练习,穴位操作、推拿操作、针灸操作、拔罐操作,推拿操作。中医实训室1为穴位操作,有模型人或者电子发光仿真模型人,老师带领学生操作练习。中医实训室2为拔罐刮痧操作,有玻璃罐、抽气罐、竹罐,老师带领学生操作练习。中医实训室3为推拿操作,学生两两结合,老师演示完后,学生互相结合操作。中医实训室4为辨证操作,病例可以是生病的学生教师。让他们早见习、早临床、早就业。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理论知识更加扎实。 四、结语 目前,高职高专医学院校承担着基础医药卫生机构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医学专业不同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基础医药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高职高专医学专业教育更应该建立高效的教学模式,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能够运用混合学习多种教学方式,让每个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课堂学习中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使学生愿学、乐学、会学,提升普通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课堂的教学品质,建立高效的中医课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基本操作得到提高,成为优秀的医务人员。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和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我国在中医、中西医专业的医用化学教学中的问题需要进行改革。文章首先分析了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现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概括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最后,为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改革实践提出几条建议。 关键词:医用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1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现状 (1)从学生角度分析。 医学化学,顾名思义就是“医学+化学”的结合,因为有学科交叉,因此内容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大。学生在学习前本身就要有良好的化学知识作为前提。但是,当前学生的化学知识储备不足,无法满足现有医用化学对化学的需求。且很多专业学生认为,医学化学并不重要,学习仅仅是为了考试。 (2)从教学内容分析。 当前,医学院校的医用化学教学内容过于落后,基本处于重视理念,不重视实践的阶段。有的专业则直接选择本科的教学教材,内容和本科教学同步。 (3)从教学方式分析。 在具体教学中,医学化学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主要是以“满堂灌”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教师未能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教学设备过于落后等,这些均对教学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4)教师本身的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在中西医、中医专业中,医用化学课程教学教师一般是由化学专业出来的。这类教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经验,却没有医学经验,因此在教学中无法兼顾化学及医学两门学科,无法让医学和化学融合。 2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学生主体原则。要把学生当成是教学主体,学生是学校教学主要的培养对象,在教学内容、方法改革中,均要以学生作为主体。 (2)实操原则。医学化学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中西医及中医专业主要以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人才作为目的。 (3)普遍性、应用性原则。需要拟订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此提升学生兴趣,增加学生医用化学知识储备以及实践能力提升。 3中医、中西医专业医用化学教学改革的实践 (1)教学内容改革。 中西医、中医专业的医用化学内容方面,优化落后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拟订教学大纲,把教学内容的理论、实践性有机结合,并且补充最新现实需求内容的有关教学。 (2)教学方法改革――分层次教学。根据之前教学经验分析,对学生开展统一教学方式未有针对性,因此可根据学生原有知识基础、发展潜力开展教学,如分层教学方法:①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进行分开备课。在这之前,要研究每一个学生的基础、智力因素等,将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层次划分。②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开展分开式教学。在具体教学中一定要处理好共性、个性关系,根据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对学生开展整体式的分层安排,确保基本教学目的完成。③分层指导、训练。教师可对学生开展分组式指导或是个别式指导,不单对课堂上学生未理解、掌握的内容开展指导,又可对学生开展拓展性知识的指导。④考查的分层。在考试中,也可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不同的考试,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对题目进行选择,或是拟订多份试卷,让学生可以更好选择。 (3)重视实验教学和多媒体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不可不重视实验的教学,让学生可以通过亲身实验,开展研究、总结,对相应问题可以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当前是科技的时代,在多媒体技术进步的现代,可以利用此技术开展课堂教学,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医用化学的兴趣。 (4)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想要切实提升有关专业医用化学的教学质量,首要任务是提升教学者本身科学素养的水平,在教学中不断开展研究、总结并提升教学能力等。 总之,在具体实践中,教育工作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整体效果、质量,在原有教学方法上创新,以此达到提升医学院校医用化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国外学府也设立中医专业 近年来,在我国中医学院门下的“洋徒弟”颇多,中国传统的中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西方主流医学界早已名声大振。如今,国外“中医热”再度升温。国外高等学府在专业设置上也把中医专业纳入旗下。据不完全统计,在欧洲和美国所创办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超过半数以上。此外,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课程,其内容也涉及中医。那么,我国传统中医为何在国外如此“走热”呢?走进国外中医专业的学府需要什么条件呢? 国外的“中医热”将给留学生带来契机 一方面,国外社会需求催生“中医热”。据英国《地平线》杂志报道:“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经常使用中医药或其他传统医学做医疗保健,每年在中医等传统医疗方面的消费开支达1.3亿英镑。使用中医做保健医疗,已经成为英国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的一部分。”资深专家告诉记者,现在的社会更注意绿色环保,中医药正是符合了这种社会需求,因为中药都是些植物、动物等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在国外的医疗保健市场上,对于传统中医被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者费者所看重是其保健的功效。由于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国外对中医保健理疗的需求呈现不断上升态势。这就要求国外医疗保健市场提供给消费者更全面以及高质量的中医保健服务。在国外社会需求的催生下,使中医在国外不断升温。 另一方面,国外中医专业入标准因校方而定。对于国外中医专业入学标准大都由校方而定,一般说来其申请者要达到学校的最低学术要求方可被录取。以澳大利亚某大学申请中医硕士为例,首先,申请中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该校完成相关的学士或证书课程,并至少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成绩优良。另外,申请者还要提供从事过相关工作实践经验的证据,而且所有的申请者还要具备很强的中医背景。最后,申请国外中医专业最适合于致力投身中医事业的学生。而且,要有一定中医药学习、工作背景以及优秀的英文成绩和交流能力。 对国外中医专业前景引发不同声音 声音一:国外中医专业将“持续升温” 专家告诉记者,调查显示:在美国范围内,已有超过80所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所设的中医专业设置的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达400或500以上。此外,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和西班牙是较早提供中医课程的国家,其中在法国仅私人中医学校就超过30所。欧洲其他国家诸如英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芬兰等,也纷纷开办形式不一、规模不等的中医教育活动,而且培养许多相关人才达到数千人。 目前在国外从事中医的人数很少,但是需求量却很大。近几年来中医在国外呈现增长的态势,而且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不再感觉是很稀奇的医术,慢慢地对中医的兴趣在升温。各国高等学府火热地设立中医专业,对于中医在国外的发展态势很乐观。这不仅是东方与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融,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医得到世界认可,以及为东方文化的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 声音二:学透中医还需在中国深造 国外中医专业的授课教师一般都是从中国的合作院校聘请的教授。如果出国读中医专业,对于签证官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问题,出国读书通常都去学习那个国家比较领先的技术。相信中医药学还是在中国比较发达,其中的辨证论治、阴阳五行、子午流注恐怕很难理解了。本国具有学习的优势为何还要到国外申请中医专业学习呢? 虽然中医近些年在其他国家也逐渐有些市场,尤其针灸和按摩发展得比较快,学生到国外研究一段时间,考取资格证书后就业前景虽好,但是对于有些中医的精髓外国人能掌握的还很少。最好学生可以在中国学习传统的中医,把中医的精髓得以领会并很好地继承发展下去。 选择国外中医专业需注意 专家指出,首先,学生应该对自己所要申请的国外大学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主要看学校是否需要中医药的背景或是其他专业背景。其次,申请者要分清是授课还是研究性质的学历,因为不同的学历申请过程完全不同。最后,选择到国外读中医专业,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多少应该抱着中医与西医对比研究的心态去学习。毕竟中医药学的鼻祖是中国人,到国外对比研究后,也许能够更好地领悟中医的精髓所在。并且,在国内学好了中医,在国外又深入研究并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取得相应的职称后,在一些国家确实可以有不错的发展空间。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培养的探索 [关键词]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就业问题 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中医医疗行业用人缺口逐年缩小,但高校的不断扩招,中医专业学生上岗就业要求增高,因此,就业问题日益严峻。2014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更加鼓励大学生创业,而此举对于就业难的中医专业学生也是除就业之外的新兴机遇。 1 中医专业学生对创业的认识 1.1 学生对创业认识较浅 据调查,中医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多数选择到继续深造或者到医疗岗位就业。就中医专业的特点,谈到创业,学生结合本专业首先想到的是开中医诊所、社区医疗服务,进行医疗美容或者推拿按摩,但是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有职业医师执照、有启动资金、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其他创业形式,对于中医专业学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转行,同时在创业中还需面对未知的失败风险,对大多数中医专业学生来说,自主创业只是无法进入医疗机构后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 中医院校受办学理念、中医教育传统性、专业特殊性的影响,大部分中医院校的创业教育尚处于起步期,也未开设相应创业教育课程。因此,中医院校学生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创业教育,以致学生的创业基础知识薄弱,意识淡薄,仍停留在浅层面。 1.2 学生缺乏创业实践经验 调查发现部分医学生虽有创业想法,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创业的程序和创业所需条件不太清楚或根本不知道,缺乏参加创业培训、比赛等实践活动的主动性。医学生的创业意识比其他专业学生要弱,除了缺乏系统的创业教育外,创业实践主动性缺乏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套科学规范的创业理论应用体系来指导医学生参加和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由于缺乏创业基金和创业基地等保障支持措施,医学生的创业活动很多局限于参加“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编写创业计划书等纸上谈兵的方式,缺少有资金注人、注册企业的亲身体验式创业实践,不利于对医学生实际创业能力的培养,致使很多医学生认为创业离自己很遥远,或者干脆彻底放弃创业的想法,从长远而言,将会影响或限制学生的职业发展。 2 培养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的方式 2.1 转变传统观念,培养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意识 就业理念决定就业取向,中医专业学生需要认清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清楚地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不能仅仅为就业而就业,而应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所以,中医专业学生应该激发自己的思维,拓展自己的思考范围,要敢于破除中医就业的局限性,要多多学习创业知识,扩宽自己的就业面。改变以往就业只选医疗机构和创业就开诊所的狭隘观念,拓宽就业及创业思路,积极参加医学生创业教育,提高医学生创业意识。 2.2 调整教学内容,完善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 目前创业教育在各大中医学院校中少有开展,这局限了中医学与中医专业学生的事业发展,创业教育包含三个方面,即创业意识教育、创业素质教育、创业技能教育。中医院校可以循序渐进,分不同年级开展不同的创业教育,可在大一、大二时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可在大三时开展创业的素质教育,最后在大四、大五时开展医创业技能教育。构建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创业教育体系,首先,开设中医学生创业教育课程。要达到创业教育的核心宗旨和基本要求,必须依托课程来进行。课程采用学分制管理,在中医学生中开展普及教育。在课程设计上,要结合中医学生的个性需求,积极优化课程建设。其次,建立中医学生创业教育专兼职队伍。要在中医院校开展创业教育,必须要配备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既有理论知识丰富的专职教师队伍,又有创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创业者做兼职教师队伍。同时给专职教师提供机会走出校园,参与各类专题培训、到创业一线去兼职学习,以提高授课的质量和实效性。 2.3 与实践相结合,提升中医专业学生创业能力 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中医专业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学生了解社会,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从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能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的有效方式。中医院校应重视并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利用暑假和寒假组织学生到乡镇以上医院、农村卫生所、制药厂等进行实践锻炼,加深对群众健康状况、各种病情及医疗卫生状况的了解,有利于学生提升专业素养和医德修养,使医学生根据社会需要修正自己的创业和职业发展目标。 2.4 整合资源优势,搭建中医专业学生创业平台 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中医院校除了在教学层面上渗透对学生创新观念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外,还要开展创业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欲望。要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搭建医学生创业技能的应用平台,使学生在活动中运用创业技能,从而培养其创业能力。在校内可通过以下途径为医学生搭建创业技能应用平台:①通过社团、学生会等学生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但要注重活动项目设计的合理性、针对性。②利用学校现有的各类实践基地开展创业活动,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好校内的创业教育基地。③建议开设创业园区,既营造中医院校的创业氛围,又为学生自主创业提供现实可能,增加实践的机会。在校外,要注重开拓中医学生创业的幅度与深度,增加学生接触社会,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①要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沟通与合作,引进成功人士为学生授课,并指导中医学生开展创业活动。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国家、省、市级的创业计划大赛、创业项目,以增加学生的实战机会,培养学生的创业操作能力。 2.5 落实创业政策,激励中医专业学生创业动力 首先,国家要出台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各地基层政府或部门要加快政策落实的速度,让大学生尽早享受到国家给予的帮助。其次,中医院校应该为创业学生提供各种创业支持。如: 定期为创业中医学生强化中医学专业知识,定期考察创业中医学生的情况,定期指导创业中医学生开展活动。相信在中医学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医学生创业困难必定减少许多。中医院校要充分发挥促进学生创业的作用,通过资金和政策优惠等支持,帮助学生更好创业。最后,要善于发挥宣传的作用,号召社会各界的支持,需要人们改变“经验医疗”的看法,给创业的中医学生更多的机会;需要中医学生改变学中医就是进中医院工作的传统观念;需要家庭成员以及学校给医学生创业提供帮助和支持。加大对创业成功人士及其事迹的宣传,发挥媒体的作用,在社会、校园营造创业氛围,倡导创业精神,激励大学生在创业中就业,在就业中创业。 中医专业毕业论文:中医院校对外中医专业《组织学》全英文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国际化,教育改革是必然趋势,而全英文教学更是适应教学改革、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全新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而言,要使中医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展,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及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是必然趋势。我们选择对外中医专业学生作为全英文教学实践的对象,以探索一种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全英文教学;对外中医专业;中医药人才 近年来,随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我国医学高等教育也日趋国际化,教学模式也日渐革新,而全英文教学更是适应教学改革、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全新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而言,要使中医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展,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及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是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很多高等院校的全英文教学开展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管理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培养、教材建设及学生接受程度等方面都还面临很多问题。如何更好地协调与解决这些问题是目前全英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作为一门形态学科,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必不可少的桥梁之一,其在全英文教学方面与其他学科有很多差异。因此,多方面探讨提高组织学全英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对改善临床医学教学效果,促进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中医专业是我校特色专业之一,专业上还是属于中医学专业,但是该专业的学生入学时英语成绩要求比较高,并且入学后的第一年并不安排学习医学课程,而是先接受高强度的公共英语训练(包括听、说、读、写、译),期间还酌情进行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中英文教学的前期训练,所以对外中医专业的学生英语基础都比较扎实,这为开展全英文教学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故我们选择此专业学生作为全英文教学探索的对象。以下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总结和讨论,以探索一种可行的培养国际化中医药人才的教学模式。 一、完善全英文教学管理体系 全英文教学是一项复杂的、全新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教育理念、语言环境、教学方法及学生观念等各个方面,其起步必然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阻力,故建立一套与全英文教学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制是全英文教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全英文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指路明灯”。这就需要学校、教研室两方面全力配合、通力协作,在思想上重视,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才能开展针对对外中医专业的全英文教学课程。具体措施上,学校要足够重视,要给与足够的教学课时,要制定相应的学分政策,给学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同时给与一定的经费政策倾斜。教研室则要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在教材选择、备课环节、课件制作及课堂授课及考试改革等方面制定好完整的管理体系。 二、课前认真备课,课堂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1.课前认真备课。不管是传统的中文教学还是全英文教学,备课都是组织好整个教学过程、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认真、全面地备课对于保证全英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首先,教研室每周二下午固定半天时间用于全英文教学的集体备课,明确每一章节的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等问题。备课时要求教师认真撰写出详细的英文教案,比如,要写出每一课堂所讲授的内容哪些是要掌握的,哪些是熟悉,哪些是了解的内容等。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要求每位主讲老师都在备课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广泛阅读和研究所用教材、通读大量相关的英文资料,扩大和熟悉相关专业的专业词汇等,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展现自如,给学生更好的印象。 2.课堂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方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学本来就是一门比较枯燥难懂的学科,中文教学学生都一时难于理解,更不用说全英文教学给学生带来的难度,所以课堂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尤其重要。首先,在课件上要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我们的课件以英文形式出现,配以相应的图片、视频,教师在上课前所制作的课件要事先请教外籍教师修改,以求达到相对准确的表达,尽量制作出适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课件;课堂上教师授课均用英文讲课,目的是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应用英语进行实际交流的能力,建立一种开放的应用英语的教学模式。其次,学生都喜欢生动、灵活、有趣的课堂氛围,所以课堂的教学氛围也很重要,对知识的吸收起到直接的作用。我们的课堂采用提问式、讨论式以及结合临床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同时让学生走向讲台,尽最大可能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尽可能训练学生运用英语来表达相关的专业知识,改变填鸭式教育;教师围绕课程内容,设计课堂讨论题目,采用分组课堂练习的形式,也就是小组教学,将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问题,讨论过程中教师及时进行有效的指导,引导学生正确思考,确保小组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教学内容上,要有选择的教,课堂上主要教重点和难点,其他大纲要求熟悉和了解的内容可让学生课外自己学习,这样课堂就有较多的时间让学生对所讲的知识进行消化。课堂尽量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让学生有思考的余地,培养他们用英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师队伍的培养 高素质的全英文师资队伍是顺利实施医学全英文教学的基本保证。目前国内各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医学全英文教师非常匮乏,而引进外籍教师又不太现实。因此,加强专业教师英语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各高校的共识。与传统的教学相比,承担全英文教学的教师需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涉及到英语水平问题,这其中包括专业英语和公共英语两方面。如组织学专业英语词汇的发音、课堂上要准确的用英语表达以及全英文课件的制作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如下措施:教师在教学前所制作的课件请教外籍教师修改,尽量能达到专业表达;关于英语词汇的发音问题,则建议学校出面,定期组织外语学院的教师进行专门的发音指导,包括常用的词汇和常用的英文表达;此外,教研室还要严格规范教学的整个过程,制定岗前试讲制,比如对初次用全英文授课的老师,要求要课前进行试讲,试讲结束后教研室全体教师对其进行评定,肯定其优点,指出不足之处并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改进。还要采取随堂听课检查,及时指出教师在授课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合理建议,以便不断提高和进步。 四、教材建设 目前各高校尚无统一的全英文教材,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所用的英文教材也是不尽相同,毕竟专业不一,各学校得因材施教。我们所使用的教材资料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一版),同时配套由高英茂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英文版教材作为教辅,配于必要的复习资料,并提供给学生相关参考书籍以及参考网站,这样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预习和复习。总结前几年的双语教学经验,上述两本书感觉在内容上既具科学性,又有实用性,比较适合我校队外中医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 五、学生方面 对外中医专业可以说是我校的特色专业,该专业的学生和其他中医专业的学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一般本科医学生学制都是无年,但是该专业的学生学制为六年,学生的入学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都比较高,入学后的第一年还不接受传统的中医专业学生要学的课程,而是专门接受高强度的英语训练,这其中主要包括听、说、读、写以及翻译等方面,此外,他们还要接受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中英文教学的训练。所以,通过在大学一年级专门的一年英语学习,这些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都具备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样就克服了由于不同层次的本科院校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造成的双语教学方面的困难。也就是说,他们具备接受全英文教学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何我们选择该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的探索对象,因为他们为全英文教学提供了基本的英语保障,对该专业学生进行全英文教学是可行的。此外,我们也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要求,包括要求他们课前进行预习,课堂要积极参与到全英文教学的氛围中,课后要及时复习。考核方面,建立公平的考试方式与成绩评定方式,考试采取闭卷考试,考核成绩包括理论考试成绩和实验课成绩,这样,理论课闭卷考试既给学生一定的压力,但是加上实验课平时成绩又可让学生学习起来相对轻松。 六、结语 在对外中医专业组织学教学过程中,实施全英文教学势在必行。为顺利实施全英文教学工作,学校、教师与学生都应该高度重视,学校给予政策倾斜,教师选择适合的教材,不断探索新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使课堂教学更有实效;同时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教学方法上,要指导学生尽快运用全英思维去学习新知识,提高学生全英自学的能力。总之,在现阶段国内高校,不论什么专业,全英文教学尚属初步发展阶段,本文也只是初步探讨了中医院校组织学全英文教学的特点与方法,望能为各中医院校实施全英文教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