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在媒体与网络空间立即引起了巨大争论。有人说这是鲁迅文学奖的“丑闻”，评委会应与之切割。还有评论认为，鲁迅文学奖已死，不如干脆取消评选。而随后有媒体爆出一些文坛名流如王蒙、杨牧等人对周诗“已属绝唱，亦属绝伦”的溢美之词，更让网友们开始怀疑鲁迅文学奖评选的标准，以及其背后是否有什么猫腻。
这已经不是鲁迅文学奖第一次引来如此大的争议了。近年来，几乎每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后都会引来一番争论。从第四届的评委获奖，到第五届的“羊羔体”事件，再到此次的周啸天事件，无不如此。事实上，就在此次的获奖名单公布之前，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还曾爆出某参选人涉嫌“跑奖”的丑闻。鲁迅文学奖的公信力以及社会评价都降至历史低点。
关于周诗的水平与“鲁奖”的具体评选标准，笔者不想多做评论。但象征着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鲁迅文学奖，屡次爆出这样的新闻，还是让人不胜感叹。
依笔者之孔见，在这些事件中，无论是参评者、评委会，还是社会大众，对待文学恐怕都多了几分戏谑，而少了几分敬畏。如果这种心态不能得到改变，恐怕评奖的各种乱象不会结束，而民众对鲁迅文学奖、对中国作协的各种争论也仍然会定期发作，一届届地持续下去。
曾几何时，鲁迅文学奖和中国作协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还是高大上，获得“鲁奖”和加入作协还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不知从何时起，这种感觉在慢慢地消褪。各种文学奖项的水准之低，屡屡让人跌破眼镜。评委获奖、参选人“跑奖”的做法更是不断挑战公众底线。
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老板也开始进入各级作协，以至于有人开始以加入作协为耻。前些年，在当代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金庸先生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竟引来颇多争议，甚至有人认为金庸先生是自降身价，晚节不保。这看似戏谑的调侃，折射出文坛与人心的多少变迁！是，谁之过欤？！
体制、市场经济常常被拿来说事儿。但在政治体制保守的某些阿拉伯国家和在市场化方面更为激进的西方国家，上述的现象并不多见。相反，在这些国家，文学与文学家一直是高尚与神圣的代名词，不仅普通民众，即使名流富豪也对其心存敬畏，不敢轻易染指。
在英国，人们有“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说法。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任时曾有不少佳作问世，却一直为了避嫌而拒绝参加各种文学奖项的评选。相形之下，我们的某些作家与民众简直就是在作践自己了。
关于文章、文学，古人早就有“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的说法。如果我们的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委能多一点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多几分良知与风骨，还会有那么多“跑奖”、“评委获奖”的荒唐事件发生吗？如果我们的各级作协能多一点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坚守底线，还会有那么多附庸风雅的官员、老板混进来吗？如果普通的民众都能多一些对文学的敬畏之心，还会有那么多自许唐人气象，动辄谩骂、动粗，视中国文学为垃圾的事情吗？
林贤治著《一个人的爱与死》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是一本关于鲁迅的研究札记。作者说，“比起别的中国人来，我的道路不能算坎坷，自然也不算太平淡，但是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鲁迅介入了我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多出一个鲁迅或是少了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作为一种阅读经验，的确是纯个人的，无法复制，也无法转让。我无须劝诱他人阅读鲁迅，但是，当鲁迅遭到恶意的歪曲或者诬陷时，却做不到如鲁迅说的‘最高的蔑视’，不能保持沉默而不予以反击，自觉这是对于师长者应有的道德。”
（小 黑）
刚夫《海底科普寓言》系列丛书获广西第五届“铜鼓奖”
广西第五届“铜鼓奖”近日揭晓并颁奖，作家刚夫创作的《海底科普寓言》系列丛书获文学类（儿童文学）奖。“铜鼓奖”是广西最高的文艺创作奖，为省级政府奖，每四年甄评一次。《海底科普寓言》系列丛书约40万字，由150多个故事组成，分为《追捕聪明鱼》（智慧篇）、《漂亮的本色》（品德篇）、《“克隆王”复仇》（励志篇）、《神秘鹦鹉螺》（技能篇）、《大战亚马逊》（道理篇）五本。该书以科普知识为基础，以寓言文学为结构，将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创作实验的一大创新。书一出版即被中央电台“金色阳光”栏目作为优秀素质读物推荐播出，全国多家报刊选载或连载。
（文 新）
温金海长篇小说《封杀》出版
青年作家温金海的长篇小说新作《封杀》，最近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封杀》通过一个离奇曲折的食品卫生案件，直面社会良知缺失的严峻现实。在着力塑造报社记者姚小琪、副总编辑姜沙白、医院医生邓清波等一群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的同时，揭露了某些新闻界败类大搞权钱交易、与不法奸商串通勾结，以及部分官员片面追求“政绩”，使企业步入歧途成为“怪胎”的悲剧。生动曲折的故事，触目惊心的事件，使作品内涵更为厚重，引导读者进行更多层面的思索。作者一向关注现实，敢于触动敏感的社会神经，其作品有浓郁的现实感与可读性。
（晓 闽）
杨立强艺术随笔集《彼岸无岸》出版
杨立强艺术随笔集《彼岸无岸》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集子收入近30篇随笔，既是作者在美术创作中的心得感悟，也是情真意切、生动优美的散文。书中还配发了多幅作者的中国画作品。杨立强现为甘肃省美协副主席、同谷书画院院长。
（文 新）
王浩洪诗集《地上的蚂蚁》出版
湖北黄冈市文联主席王浩洪的诗集《地上的蚂蚁》，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王浩洪在诗歌创作日益平面化的走向中，坚持深度创作的传统，同时热衷于创新探求，尝试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把含蓄与畅达、意义与表象、深度与清澈、情绪与理性、跳跃与秩序，以及语言的凝炼与铺排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诗中表现的关怀现实、思索人生、感触生活的内容，显示出诗人丰富厚重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体验。
（李 明）
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出版
近日，诗人周孟贤的抒情长诗《大鸟引我溯长江》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周孟贤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方法相结合创作的1500行、写了近80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大鸟引我溯长江》受到了众多好评，被评论家认为是一部饱含现实关怀、终极思考和理想期待的史诗性佳作。
（小 任）
《中国画论研究・雅俗论》出版
若你有幸读到了车延高的更多诗作，如《一树光宗耀祖的花香》、《从一首词的院落里出来》等，也许会发现，车先生的诗固然不佳，却也不差，在中国大约属于二流半。写徐帆、刘亦菲的诗歌乃是其最下乘的作品，况且《徐帆》一诗在网上流传之时，惨遭腰斩，更不堪卒读。这是车延高备受攻讦、“羊羔体”风靡一时的一大缘由。在此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略，即车延高的身份：武汉市纪委书记。达官显贵而获重奖，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的猫腻。
由此生出了一个疑问：在中国，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评选，到底具有多大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是唯作品论，还是唯身份论？对此，我向来持有偏见：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民间，而非官方；对于大师和经典而言，获奖只是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比起他们对荣誉的需求度，恐怕这些奖项更需要他们的名字来增色――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鲁迅文学奖，连诺贝尔文学奖都概莫能外。略萨便是最佳例证。他得不得诺奖，终究无法动摇其在文学界的大师地位；相反，诺奖错过了他，就像流水错过了落花，你错过了一见钟情的美人，人间至憾，无可弥补。
不妨假设，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日，能否获得鲁迅文学奖呢？尽管，在我看来，鲁迅文学奖只是借用了鲁迅的伟大名义，乃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从价值取向上来讲，它和鲁迅并无半分干系，甚至是对鲁迅思想的严重背叛。
鲁迅的强项，与鲁迅文学奖所设体裁门类契合者，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其他如散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鲁迅皆有所成就，却非登峰造极，故暂不考虑。可依鲁迅文学奖三大评选标准，第二条要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对于鲁迅则是一道门槛，因为连中学生们都“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科书编写者更是以祛除鲁迅的踪迹为己任。当年鲁迅文章一出即洛阳纸贵的盛况，如今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再看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足以构成纠结在鲁迅死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是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只举手，不摇头，只唱赞歌，不发恶声。如此，鲁迅作品恐怕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便遭否决。
好在鲁迅早有觉醒，当年听闻有人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即致信台静农表示拒绝，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1927年9月25日）
不必说获奖，鲁迅生在今日，能否写作、生存，皆成问题。他曾在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时，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当然，入狱者却能获奖，如索尔仁尼琴则为执政者所始料未及。
说到底，鲁迅与鲁迅文学奖实在是两码事，大道不行，各奔东西。他无法获奖，就好比孔子难以加入皇朝的儒教、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人世间的荒谬与悲哀最深刻的写照。
对于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和与宁静，她说自己对获不获奖没有太大的期待。
其实迟子建更早以前的一部长篇小说《洲国》也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但最终没有获奖，如今《额尔古纳河右岸》最终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她个人认为可能与这部小说的主题有关：“《额尔古纳河右岸》与《洲国》相比，不仅是一部单纯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它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书里描写的一切都是活生生存在的。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正经历着与鄂温克部落相同的命运与遭遇，许多原生态的东西都正在被戕害。作为一个作家，不会去做道德评判，不会探究事情的合理性，我只是希望能把这种现代化慢慢消除世界文化差异性的过程展现出来。”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小女子”的大见地。
“我的作品最大特点是不写自我”
女性驾驭历史题材往往会把个人思想的痕迹留在里面，对于这一点，迟子建说：“我很少写关于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也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很信奉的一点是，虽然后天的知识储备、文化积累必不可少，好的作品与作者的创作环境、生活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优秀的作家不能与现实生活割裂，否则他的作品一定非常苍白。只有深入地了解生活，拥抱生活，才能获得创作的灵感源泉。
“小人物说大历史”
迟子建从《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长篇小说创作始终实践着“用小人物说大历史”这一创作理念。因此说迟子建也是“小人物”她一点儿都不反感，但说她是小女子，她未必愿意，尽管她的作品中无处不体现着女性的温婉与细腻。迟子建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近来又摘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无疑，她这个“小人物”已向大作家的行列迈进。
曾经也是个“少女作家”
和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那些“80后”文学青年一样，迟子建也是在青春时期就开始了幸福的作家梦。“我第一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是在1984年，当时只有20岁。”迟子建说，“我感觉青春是一种力量，能够给予一个作家激情和灵感。而且，真正写作的人，不管年纪多大都不会苍老，时间、知识和阅历的积累会让一个人更加成熟。”迟子建说自己的青春就是在写作当中度过的，这种青春的写作从各个方面都会给予她很多很多东西，使自己慢慢变得成熟。
而谈到“80后”文学青年批判前辈的反叛精神，迟子建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称赞还是批评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她也告诫“80后”文学青年：“批判一个事物的前提是真正懂得和了解它，这要有深层次的积累。如果仅仅从感官而不是从心灵去批判，就难以产生艺术震撼力。”
在鲁迅文学奖颁奖晚会上，主持人说：“您的获奖打破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势――诗不仅仅属于年轻人。”成幼殊妙语连珠，她的幽默让人惊叹：“您说得很对，年轻人往往都是诗人，但不能倒过来说，年纪大的就不能当诗人。如果您有一颗年轻的、爱诗的心，您就会继续年轻，继续爱诗。”面对鲁迅文学奖的殊荣，她说：“我很感谢，也很高兴，能在81岁时站在这里，成为21世纪的‘文坛新秀’！”成幼殊谢幕的这句话令全场掌声一片。
眼前的老诗人，让人感觉岁月的无情，看上去她年迈而衰弱。但是，如果真正走近她，触摸到她的精神世界，那么可以感受到她的年轻与激情！
不怕火炼的“金沙”闪异彩
成幼殊的诗情在少女时代就已喷涌。13岁那年，她开始写诗，诗情从此被点燃，诗歌让她充满活力。有人评价她的诗歌创作：“为心灵开垦也好，为精神拓荒也罢，它酝酿的过程都是甜蜜的享受。我欣赏幼殊前辈接受现实又超脱现实的那双慧眼，惊叹于她跨越尘世所收存的一个个审美瞬间。”
在18岁进入圣约翰大学之前，成幼殊戏称自己是“失学青年”，因为战乱和生病而小学教育不完整、16岁从香港到上海之后就没有再上中学，而是由母亲请了家庭教师，在家学习英语和数学。考大学时值抗战期间，上海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不少国立大学搬走了。位于租界“孤岛”中、由美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就成了成幼殊当时不多的选择之一。
成幼殊回忆，在她大一时候参加的“文汇团契”中，悄悄流传着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其他进步书刊，这让正在探索前途的成幼殊深受震撼。和革命书籍、思潮伴随而来的，是危险。进步的同学被特务跟踪，躲藏在她家里；而她一把火烧了在日伪统治下可能获罪的纸纸片片――“呵，火，烟，灰烬，/不，那不是真正的摧毁，湮灭！/烧吧，且猖狂地烧，/仇恨的种子啊，/在忍回的泪影下怒茁！”这首《火之祭》描绘的就是惊险往事。老电影里那些命悬一线的危急场景她经历过。
20岁前后，应该是成幼殊诗情茁壮的时期，这阶段她的诗歌创作数量最多。日后，自己的作品能获鲁迅文学奖，与她这段时间的创作历练习无关注。当年她取笔名“金沙”，是因为她感觉到“二十岁的年华，/如闪烁的金沙，/青春是美丽的，/就连沉重的悲哀，/也清澈如溪水”（《金沙》），体现了她对青春与生命的热爱。《金沙自白》一诗曰：“虽然我很小，/我是金的。/把我放在火里，/我还是金的。//虽然我是金的，/我很小。/把我和别的我放在一起，/不然我就没有了。//我总在闪光，/我总在笑，/我总是快乐的。//我总在唱，/虽然声音很小，/虽然你也许听不见。//虽然你也许听不见，/我总在小声地唱。//因为我怀着感激，/要反映出灿烂的阳光。”诗里，诗人将自己允命为“沙”，但却是金质的。真金不怕火炼，诗人从未停止过自己的歌声。“金沙”在烈火中经受考验，才能闪烁着金色的光彩，这正是成幼殊信念始终不变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成幼殊积极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是个活跃分子。她和约大同学阮冠三（袁援）、潘惠慈、吴宗锡等筹备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刊物《时代学生》（1945年10月创刊），并参与编辑工作。这一年，她在圣约翰大学校友阮冠三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1月25日晚上，昆明市大中学校6000多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时受到破坏。第二天，各校学生联合罢课抗议。12月1日，对罢课学生悍然进行镇压，用手榴弹炸死4人，打伤20多人。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强烈抗议，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成幼殊闻讯悲痛愤慨，在寒风凛冽的冬夜，她为即将举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会写一首歌词《安息吧，死难的同学》，由魏琪（春海）作曲，在万人公祭大会上响彻云霄，一时间广为传唱，后选人革命历史歌曲集《黎明前的歌声》中。
用成幼殊的话说，那是“火热而悲壮的一课”。她的诗风亦随之发生改变，少了纤弱婉转，多了慷慨激越，如“出发，向母亲大地说：/把你的悲痛和苦难/都交给我们，/让我们来承担。/像狂风吹过死寂的森林，/我们的脚踏过荒野，/枯草便会笑着变青！”（《队伍》）“当默负起怀念如一粒灰尘，/踏上万万里不追悔的路程。/任泰山劈面崩摧，/天！我没有权利颤栗！”（《小卒》）“但愿在万千人的锄头下，/大地驮起一片金黄的谷粒，/那时候，没有压榨和欺骗，/流着眼泪的饥寒的兄弟/都得到自由和安逸。/如果你还会在我身旁，/青的天空下，披着阳光，/我想我会欢喜得颤栗起来，而且更懂得爱情。”（《赠》）
时局动荡让诗人敏感的内心更加坚强，她忧患国民，倾情大地。她的作品之所以后来获鲁迅文学奖，因为她诗情的大爱成就了自己。成幼殊的诗并不深奥晦涩，她追求的是一种纯净透明的诗情，努力使生活中真实的情感还原。这里，民族的苦难所导致的，是意气风发和挥斥方遒，是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
心头的痛和憾
成幼殊出生在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成舍我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成幼殊的弟弟是成思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姐姐成稚瑶更是个传奇人物，本是上海国立音专的高材生，多年之后她在法国以法籍华裔的身份4次竞选总统，不过她真正的目的是在法国传播道教文化。
据成幼殊介绍，父亲成舍我出生于南京下关，因家境贫寒而只读到初中。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少年，却在10岁时便立志当记者。1913年秋，自学成才的成舍我进入当地报纸做外勤记者。1916年，18岁的他因言获罪，因在《健报》上刊登反对袁世凯的文章而被逮捕，保释后逃亡上海。1918年，经陈独秀、荐举，成舍我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并由介绍，晚间在《益世报》任编辑和主笔，半工半读，后代行总编辑一职。
1924年，成舍我出版了《世界晚报》。这一年，成幼殊出生。“父亲喜欢对我说，你是和《世界晚报》同一年生的。那年10月，《世界晚报》因在头条新闻的大标题中把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福’字误排为‘祸’而被封。所幸5天后，吴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倒戈，《世界晚报》得以复刊。经过这番起落，读者关心，‘因祸得福’，报纸销量大增。我这个女儿的出世，竟和父亲办报生涯中所遇的祸福相联了。”1925年，成舍我又相继出版《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他也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一人独办三“世界”报的人。成幼殊说：“我和父亲两代人都生逢战乱。我对父亲的记忆几乎总是和艰难的国步纠结在一起。”
成幼殊后来的诗歌创作步入佳境、乃至晚年能获鲁迅文学奖，与她早年家庭熏陶不无关系。因为父亲的熏陶，耳濡目染，成幼殊自幼亲近诗文。“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有限，但他给我影响是极大的。”从十几岁到现在，成幼殊只要一想到父亲，就是这么一个硬骨头的形象。“我是1940年秋和生母及姐姐离开香港去到‘孤岛’上海的，当年离港是依据父亲对形势的分析。”父女朝夕相处的日子不过短短几个春秋，在成幼殊不到10岁时，父母离异，加之战乱流离，从此和父亲便是聚少离多的，及至1949年10月她悄然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其后父亲去台湾，这一别，竟是30年骨肉离散。
1979年9月，成幼殊终于得以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与异母小妹成露茜家和父亲重逢。而那时，她的母亲已经过世4年多了。那一次，恰逢成舍我81岁生日，4个儿女抹去泪水和惦念的痕迹，齐声为父亲唱“祝你生日快乐”。不久，奉调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成幼殊梦见母亲“接到了”父亲来自台湾的“电话”，便披衣而起，写下了这在大洋彼岸的梦，遥寄南海外。“梦，就这么短，/这么简单，/卷入波涛滚滚的三十年，/在那一刹那。/生死诀别，/海峡两边的亲人，/没有说一句话。”这是《梦――寄南海外》里的诗句，读来让人心酸。
1991年，成舍我在台北溘然长逝。让成幼殊抱憾的是，父亲曾在信中言“……深信有生之日，必能在西山拜谒你母亲的遗庐”，这一心愿终未能实现。在父亲周年祭时，她写下诗云：“去年春夜/驶来一艘小艇/艇上有饱经沧桑的父亲//父亲邀我上艇/我走上长长的巍颠颠的跳板/――可惜梦醒//海峡间的跳板/山岳间的跳板/生死间的跳板/不见了父亲的小船/也不见了我/和我所在的跳板……”父亲的诗句“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萦绕在成幼殊的心头，成为她心头的痛和憾。
81岁“文坛新秀”站上领奖台
2005年6月28日，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81岁的成幼殊是本次鲁迅文学奖的高龄获奖者，也是一位“黑马”，此前鲜有人知其人其诗其书。
《幸存的一粟》是老诗人成幼殊在近80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诗集中的许多诗作她自己都没有留存，而是她的朋友们、她的诗迷们贡献出来的珍藏。难怪她把诗集取名为《幸存的一粟》。难怪有人说，这正是一个真诗人的本色所在，同时也说明，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是会得到流传。好在历史的眼睛是雪亮的，《幸存的一粟》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
诗集共五辑，一半以上是1940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她的创作主要集中在青年时期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不多，比较集中地重新创作是在1980年代以后。她前期的作品多写个人的点滴体验，有梦幻，有追求，也有苦恼，语言凝炼，疾徐有致，时常用上口语，别有一番意趣；后期的诗多与外国文化有关，显然与她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密不可分。她不论到哪里，都将诗的触须探到哪里。这两个时期恰好与中国新诗发展的两个重要高峰相应，足见成幼殊的创作与新诗发展保持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当蝙蝠鼓着翼翱翔，/夕阳的余晖映上窗，/你自窗口转身去琴旁，/那绯红的光彩落了你一身。//我见到绯光轻拂过你左手，轻拂过你的腰身，微倾的头，/迅速悠游，又拂过你寝衣的宽袖，/啊，我邀你再做一次画中人！”这首《绯光》是成幼殊写给姐姐的。诗中，光、人、环境构成一幅美丽的诗意画卷，如现实景色，又如心灵写意，瞬间的感受通过色彩、环境的衬托，结构出美丽的诗意图影。
她的更多作品则抒写了面对人生、现实时的种种感受与思考，以及一些独特的人生哲理。无论是写时代的风云，写国家的命运，写热血青年的志气，还是写骨肉亲情，写校园风光，写日常生活，一切都很自然地在她笔下流淌而出，她让诗情还原成生命的本质状态。她的老诗友屠岸在诗集的序言中说，“幼殊的诗的本质是‘真’。一切都是真情的流露，真实的感受，无论笑声还是泪痕，回顾还是前瞻，梦幻还是现实……从她的诗中，可以看到一位女诗人同时又是女战士的真实的姿态、真诚的灵魂。”
诗集获奖，在成幼殊的意料之外。这位81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在主持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上领奖台时，掌声相伴。她走得很艰难，她的微笑却很轻松。
这是一位多么开朗、豁达的老人，她不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但她是一个成功的面世者，难怪观众席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笑声一片。其实，秋到极至就是春。在诗人的内心，有一座温馨的、四季如春的诗歌大花园，被一阕又一阕诗意簇拥着，时光的尖利已经被她诗意地弱化了。主持人也显出了激动，恰到好处地来了一句：“82岁的物理学家可以拥抱爱情，谁说81岁的女诗人不能挥洒青春！”
成幼殊那不一般的家世、显赫的外交官生活、高不可攀的文学奖项，易使产生距离感。然而，这位名门之后、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鲁迅文学奖得主，在待人接物上竟毫无虚晃与客套，“外交辞令”、“社交手腕”等等在她那里全消解于无形，脸上永远是真诚的微笑，眼神平善而温蔼，散发着一种平和与淡定的力量。有人说，她那富含诗歌元素的目光看着你，给你以极大的包容和理解，并有效地消解那些世俗的东西。
“我曾觉得，前半生是浪费，/写了些诗，做什么？//我又觉得，后半生是浪费，/没有写多少诗，怎么还活着？//也许我一生都是浪费，/世界不缺少我这一个；//但是，也不算是浪费，/既然每一棵树都摇曳出绿波。”自这首《自我评估》可以看出，在她的生命中诗与生活是无法分开的。生活赋予了她诗的灵感，诗歌美化和充实了她的人生。
我们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常心睿同学能获此项大奖，离不开她自身对文字的理解。在采访中，她告诉记者，她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初中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她特别喜欢鲁迅、毕淑敏、周国平等作家写的文章，“因为这些作家写的文章非常具有思辨性，读后总是能让我不停地思考人生以及周围的一切。”常心睿说。
常心睿不属于博览群书类型，但她喜欢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而且以精读为主。语文老师肖刚认为，常心睿对文字有着敏锐的感觉，对世界和社会有深刻的洞察，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而且她能很好地领会文学的本质――真情！因此她的文字总是轻盈而不浮夸、犀利而不刻薄、细腻而不煽情。她能在行如流水的文字中不自觉地流露真情，表达她最原始的情愫。她的文字正如她一样纯洁、透明、宁静。
常心睿同学能够在这样的大赛中获奖，也与广州六中的大语文环境不无关系。近两年来，六中大力营造大语文环境。比如，学校为每个班级订阅《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全面开放学校图书馆，每月评选阅读之星；为高一高二的学生每周开设一节阅读课，让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书籍；邀请中山大学谢有顺教授等名家、大家进校园举办文学讲座；举办经典美文诵读大赛、名著阅读大赛、趣味语文竞赛、端午节手抄报比赛；出版发行校园文学刊物《彩枫》；积极推荐学生在《羊城晚报》等主流媒体报刊发表优秀作品等。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各种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读书和写作的热情。正是在这样的大语文环境中，常心睿同学身边经常有同学和老师一起交流写作体会，畅谈文学。
【素材解读】
在当前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静心读书和写作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大众趋于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学生的写作水平也普遍呈下降的趋势。尽管阅读的大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因此妥协，社会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要努力改变现状，应在学校范围内营造良好的阅读和写作氛围。写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怯于写作。每个人都是一个伟大的！重要的是你敢于表达！
与有些剧目在当地刚一亮相就急于赴京汇报演出不同，已在全国受到广泛赞誉的、由宁波市艺术剧院甬剧团演出的甬剧《典妻》诞生五年来，虽多次受到京城有关部门的邀请，但他们始终坚持面向基层演出，直到7月26日才终于走上首都的舞台，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该剧主创认为，已有了100余场演出场次、具有观众基础之后的晋京演出，才是成熟的演出和比较完美的汇报――
甬剧《典妻》在北京首都剧场和京城观众的首次见面，就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这对之前连甬剧是什么剧都不知道的京城观众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若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典妻》从2002年诞生之后的演出历程，恐怕这一票难求的场面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了。一些得知《典妻》演出经历的人送给了该剧三句话：下得去，上得来，走得出。“下得去”是指在宁波当地已成功演出70余场。“上得来”可谓硕果累累，《典妻》先后获得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第八届中国戏剧节“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中国戏曲学会奖，鲁迅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项。“走得出”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弘扬的骄傲，《典妻》先后应邀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欧洲等地演出，德国亚琛市民称赞其为“最棒的中国式歌剧”。《典妻》已成为宁波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对外交流的艺术使者。
别说北京人，其实在甬剧的故乡宁波，已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甬剧了，甚至有人提议该把甬剧放到博物馆了，没想到因为一部《典妻》让宁波人重新认识了甬剧并引以为傲，可以说一部《典妻》救了濒临消亡的甬剧。五年来，宁波市自发成立了许多甬剧戏迷俱乐部，宁波大学成立了甬剧戏剧社，大学生们不断地排演着《典妻》中的经典片段。
戏曲的发展需要有创新精神的好作品。《典妻》的成功来自于地方戏曲改革的创新成果，也是当代戏剧家的一次自觉实践。剧作家、《典妻》编剧罗怀臻从选题、策划到创作的全过程，始终自觉地从浙东文化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中汲取创作营养，并以现代都市人的审美立场和人文视角，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一位在旧时代中人性遭受极度摧残的底层乡村女性，揭示了造成悲剧的时代病由和人性成因。戏剧导演曹其敬功力深厚、创作严谨，在她统领下的二度创作集体从柔石的家乡宁波宁海县实地采风和体验生活开始，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诚恳劳动和严肃创作，从而奠定了《典妻》舞台艺术的典雅精致和唯美大气的艺术品格。“妻”的扮演者王锦文是甬剧年轻的领军人物，《典妻》的创排既是她作为演员对自身表演技能的自我超越，也是她作为新一代甬剧领军人物对剧团剧种生存处境的自觉探索。
我在农村长大。少时生活的环境，能读的书少，仅有一些残缺不全的小人书，也不是轻易能读到的。但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就痴迷读书。
我记得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每天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我在阁楼上找到些红纸装订的东西，是家谱；找到几本《鲁迅选集》，什么《华盖集》《野草》之类，翻来翻去看不懂。拿起《故事新编》勉强看，觉得写得古怪，记住了眉间尺这个名字和文中那种阴鸷的情绪。这些书后来被我撕了叠纸元宝，纸元宝是我那个时代孩子们玩的游戏。
冬日的一个下午，在外面疯玩要回家时，一个小伙伴衣袋里的东西掉落到地上。我拿起来，是破旧的小人书，封皮不见了，第一页卷得剩一半。我翻了两页就被迷住了，死磨硬缠赖着要看。我花费了当时的“巨大”代价，用一叠纸元宝换这本小人书来看，但说好了天黑之前要还给人家。
已经黄昏了，那是我记忆里时间过得最快的黄昏之一。我一边看书一边看天黑下去，仿佛不时地发出噼啪的催促声，在当时，那可以算作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我坐在院里的地上看，我妈叫我吃饭还是什么，我模糊地应，没听见她说什么；我妈在我后脑勺猛扇了一掌，我仍在看。那种天黑下去、纸上的图画和字迹渐渐看不到的急迫、无奈和恐惧感，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很多年以后，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那种含有悲伤的无助，使我一下子想到了那个坐在院子里读小人书的自己。
那本小人书，是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
后来我便慢慢尝试写东西。到高中时，就开始发表稚嫩的作品了。至今我仍觉得，要写好作品，唯一的决窍是多读、多写。高二升高三时，我借了高年级同学的旧高三课本；省下的钱，在县新华书店购了一套四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价格是8.7元。我记得那时的兴奋和骄傲，走在县城大街上，阳光满眼，像水光一样轻柔地晃荡。
对一部作品的阅读，未必全是愉快的，情绪会随着书中情节的进展而波动，或悲伤，或欢喜，或郁闷，或愤怒，或陷入沉思。读书无疑启迪了人的想象世界，而现在的影视作品，对想象能力是一种莫大的戕害。
如今细想一下，我童年读到的书，在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延展。比如小学读过鲁迅的《故事新编》，后来我就曾写过一组神话类的像散文又像小说的破玩意。当然，我的神话题材作品受西方文学影响更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又比如小学时读到的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主人公那神一般的孤独骇住了我。至今我都认为，这本小人书是我最值得记下的第一部西方文学作品。神一样孤独、冷漠，却又生机勃勃，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很多时候我沉浸在这本小人书的故事氛围里。家乡属丘陵地带，我时常独自在沟沟坎坎里乱转，想象自己像鲁滨逊一样孤独，想象独自开辟一块天地。这本小人书是我最初得到的文学训练，这使得我能在日后忍受并享受写作中的孤独。
将写作当做是一种生活态度，多读，多写。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文化责任感。我常这样鞭策自己。
我认为的写作，是缘于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热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突破禁锢，达到自由表述和表述自由。写作，是为了自由。我想，我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才日渐浸淫于文字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