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开明专制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似乎正为这种开明专制作了注释。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对于这种专制制度的感受更为深切，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一、唐代之开明专制
对比前朝而言，唐代的官制与法制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通常由数人乃至十余人担任，史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央政府权力机构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总揽行政，相互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1]（第13页）又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1]（第14页）可知这种三省协调、平章执政的制度，乃是出于一种居心周密的政治安排。三省之外，又设御史台（一度改称宪台、肃政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列举、弹劾。又设大理寺，掌管审讯、监狱方面的事项。另外，在尚书省设有刑部，掌管朝廷刑法律令。唐代广义刑法之书有四，分别称为律、令、格、式，“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设范定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2]（第1837页）。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一断以律”[3]（第1407页）。所以就形式而言，唐代法制比较健全。政治清平之世，官员一般也能依法判案。
初唐时期，作为一代英明之主的李世民居心仁慈，对于死刑犯的处理尤其慎重。他曾经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还时刻警惕司法官员“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誉”[1]（第238页）。史载唐初“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2]（第2134页）。到贞观四年时，天下已是大治，全国判决死刑犯仅29人，“几致刑措”[1]（第239页）。当时遇到涉及朝廷官员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其用心也是为了秉公执法，防止误判酿成错案冤狱。
这种开明专制容易给人造成理想化的幻觉。事实上，如此政体之下的种种开明言论及措施只是对于君王专制独裁的补充。所以在它的内里，隐藏着两种深刻而又严重的危机。一是君主本人的喜怒好恶造成执法的错误，当此之时在体制之内缺乏任何制约的力量。二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前朝的开明举措随时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贞观五年大理丞张蕴古在太宗李世民盛怒之下被杀，是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张蕴古作为朝廷法官，他将李世民的话私下泄露，又与犯人博戏，虽有罪错，但未至极刑。太宗一时盛怒，将张蕴古斩于东市。事后李世民虽然表示追悔，但是人死已经不可复生了。[1]（第240页）至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2]（第4838页） 如此混乱局面，则是后一种危机的证明。
其实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也是想要广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来则转变为实行严刑峻法，“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2]（第2143页）。据载：武则天还曾经派遣专使去外地审狱断案，“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4]（第6471页）。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4] （第6471页） 可见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正常制度亦遭破坏，以至于由武则天特派的官员一人独断专杀了。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案。当时只因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难想见。《旧唐书》列传记载当时之酷吏，有来俊臣、周兴等11人。“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10]（第142页） 这些酷吏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
唐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后，拨乱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时天下太平无事长达数十年，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开元之治”。治乱盛衰之机，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导致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为人口蜜腹剑，为了耽宠固权，“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页）。
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逶迤以至贞元、元和年间。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刷新政治、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然而它很快便归于失败。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史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11]（第335页），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13]（第1417页）。但看他对于王叔文集团态度之严厉，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显现了这位专制君主性格气度的褊狭与刻薄。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唐代的文人，便在这种境遇中生存。唐代的贬官制度，也就构成了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唐代之贬官制度
唐代的贬官制度，是在上述封建专制政治的运作中展开的。一般地说，朝廷政治清平时，对于贬官的处理则较为宽松而稍具理性；朝廷斗争愈剧烈，对于贬官的措施愈严厉。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初贬时之情事。在唐玄宗开元以前，一般遭贬谪的官员大约还有几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作出发前的准备。《唐会要》卷四一载：
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
（开元）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
天宝五载，李林甫加速在朝官中制造冤案以迫害异已，这时对于贬官的态度便立即变得严酷起来：
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5]（第735页）
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12]（第 页） 至此，贬谪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
（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
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受贬官员的结局。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被贬谪至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赐死。又如杨炎，《旧唐书》本传称其文“风骨俊峙，文藻雄丽”。《旧唐书·德宗上》载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另一种则是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贬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贬为柳州司户而卒。李商隐《哭刘司户二首》中云：“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当时朝政之昏暗、文人之无奈，殆可想见。
量移改迁如韩愈、白居易之例。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亻黾亻免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连州的第三年，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虽然未能回到长安，韩愈仍不满意，但他却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来自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赠李大夫》中说：“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卷四一载：“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但是即使法定条文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如《新唐书》卷七十八载淮阳壮王道玄的六世孙李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而王叔文之党则没有那么幸运，《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而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因此唐代贬官制度，实为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贬谪的原因纷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两类：一是缘于私心私情而受惩罚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元）稹伤面；上复引（元）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尽管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纷纷进言，指出无稹并无罪错，但是宪宗明显袒护宦官，元稹只能负气踏上谪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则有柳宗元、刘禹锡长期贬逐之例。永贞革新本来是受到顺宗支持的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史家对此有评论说：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页）
然而这场体制内的改良却因为顺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台的宪宗加紧迫害革新派，将之变为一场权力争夺。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最后，柳宗元死于贬所，而刘禹锡被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之久，这表明封建专制之下权力斗争的残酷。
文人禀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而得罪，则有刘长卿、顾况遭贬之例。《唐才子传》记载说，刘长卿“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冤之”。顾况性格诙谐，不拘小节，曾经写诗嘲诮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这些都是文士坚持独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证。
还有一类因公致祸、被诬以它事而受贬谪者。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辩，而历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点。《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末年骆宾王“为长安主薄，坐赃左迁临海丞”。而《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是因为“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骆宾王究竟是因贪赃还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祸患呢？从他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已》诗中所云“三缄慎祸胎”、“绝缣非易辨”等句来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诬以贪赃之罪的。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编造谎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对诬陷的无奈与可怜，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四、贬谪文人的不平之鸣
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优秀贬谪文学作品。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贬谪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舍身报国、耿介高洁的志气与忠直弘毅的品节。如下面的诗句：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
韩愈《县斋有怀》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
白居易《折剑头诗》
当他们遭到非公正的贬谪时，这种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公心正念则出为一股夭矫不屈之气，发为不平之鸣。如下列的诗句。
空中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杜甫《独立》
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作》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
刘禹锡《九日登高》
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他又联想到百姓的遭遇，问道：“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7]（第484页）
刘禹锡亦尝自叙云：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8]（第182页）
以自然山水为寄寓者，如王昌龄《龙标野宴》诗云：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又如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诗云：
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表述得更透彻，诗云：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 ，亦欲 虑心素。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从不同的贬谪文人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下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慄为幸，敢有他志？”[7]（第489页）然而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如《骂尸虫文》痛斥“淫谀谄诬”的小人如尸虫般可恨，《斩曲几文》中大声疾呼“谄谀宜惕，正直宜宣”等，讽刺犀利，感情充沛。可见其压抑下的斗志。在柳州任上，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旧唐书》本传载其到任后即革除典卖男女的弊俗，受到乡人的欢迎，又与百姓一起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与柳宗元堪为对照的是白居易，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出入佛老。前引《读谢灵运诗》作于他在江州任上。他在贬谪忠州时，也曾有诗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同老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忆庐山草堂多叙风贬官以来出处之意》 )
后期又有《不如来饮酒七首》诗云：
莫入红尘老，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又如《自觉二首》其二云：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以为援引，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
唐代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中后期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尚永亮教授曾经指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12]（第 页）这于是便造成了多重的伤害。首先，它直接地伤害了被贬官员自身及其家庭，给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深重的不幸。其次，它严重地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最后，它所堆积的冤错案例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深蕴的悲怆、凄凉的气质，积淀为民族的悲剧性的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 魏征等。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6] 曹寅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8]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 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王仲镛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湾：台湾文律出版社，1993。
关键词：史官；史学；古文运动
作者简介：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甘肃 兰州 730070）
王福元，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张荣芳先生曾指出：“从韩愈、李翱、李汉等的交往看来，可能韩、柳的古文运动的渊源之一，也是来自这些史官传承的史学。” [1 ] （210）并将“唐代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列为他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氏已意识到史官、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可惜未见深论。笔者通过对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生平的考察，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史官经历或者与史官交往密切。同时，通过对他们文学观的考察，发现其中颇多与史学精神及史传文学相通，如文道观，对文体、文风的态度等。由此看来，古文运动与史官及史学二者关系密切，正是在史官及史学的影响下，古文运动逐渐兴起，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一、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追随者与史官在人员递承上存在着交叉的关系。他们或曾任史职，如柳冕、韩愈、李翱及李汉，或具有强烈的史学思想且与史官交往密切，如萧颖士、李华、梁肃及柳宗元等。
柳冕，柳芳之子，曾任史官修撰。他“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左补阙、史馆修撰” [2 ] （4537）。韩愈，曾任史馆修撰，并修《顺宗实录》。史载韩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2 ] （5257），其交游的士人梁肃、萧存等与史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曾从梁肃游，“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3 ] （4195）。韩愈与萧存关系密切，“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赡其家”。萧存乃萧颖士之子，史称其“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萧颖士有史才并有史著。李翱、李汉被看作古文运动的追随者。李翱，曾为史馆修撰。史载“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 [2 ] （5280）。李汉，曾为史馆修撰。“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李汉为韩愈女壻，深受韩愈影响，“汉，韩愈子壻，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李汉曾“预修《宪宗实录》” [3 ] （4453-4454）。
萧颖士，史称其有史才。“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又“著《梁萧史谱》”，“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俄免官” [2 ] （5768）。则萧颖士有两部史学著作，或许还在史馆短暂为官。萧氏与柳芳、韦述、孙逖等史官有交游。萧颖士“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據、李华、邵轸、赵骅” [2 ] （5769-5770），其中柳芳即曾任直史馆、史馆修撰等史职，并撰有《唐历》 [2 ] （4536）。萧颖士集中有《赠韦司业书》、《仰答韦司业垂访五首》，韦述有《答萧十书》并尝荐颖士自代，足见二人交往之厚。韦述，曾为起居舍人史职。《新唐书》记载他撰《开元谱》二十卷，修《六典》；又与柳芳编缀吴兢所修国史。萧颖士以韦述为“谯周、陈寿之流”，“为史官二十年，澹荣利，为人纯厚长者” [2 ] （4530）。又孙逖，也曾任起居舍人。其任考功员外郞时“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 [2 ] （576），与颖士当有一定的交往。
李华，虽未曾任史职，但与史官贾至及有史才的萧颖士交往密切。“李华，字遐叔，以文学自名，与萧颖士、贾幼几为友” [4 ] （170）。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称“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 [5 ] （3946）。史载“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 [3 ] （5047），“（萧颖士）尝与华、據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據三乃能尽记” [2 ] （5770）。李华又为萧颖士文集作序，亦可证二人交往密切。另外，李华与刘迅亦有交往。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 [2 ] （5565），刘迅虽未任过史官，但“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 [2 ] （4525），则承续了其父刘知几的史学家风。
梁肃，曾被授史职，但未就。《新唐书》云“萧复荐其材，授右拾遗，修史，以母羸老不赴” [2 ] （5774）。梁肃是独孤及的弟子，并受到李华的识拔，又与萧存交往，而这三人都是受史学影响极深的人。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年十八，赵郡李遐叔、河南独孤至之始见其文，称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内。” [6 ] （4967）史载“（萧存）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柳宗元，虽不曾为史官，但有修史之志。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 [7 ] （812）并作《与韩愈论史官书》阐发史官的责任，又作《段太尉逸事状》向韩愈提供史料。
由以上可以看出，从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柳冕、独孤及、梁肃到韩愈、柳宗元等倡导者，再到李翱、李汉等古文运动健将，他们或任史官或与史官交游，与史学关系密切，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与史家之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
我国史官自古就有秉褒贬之笔、寓劝善惩恶的志向。孔子修《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8 ] （3297）。这种劝善惩恶的观念带有明显的道德裁判性质。刘知几《史通》论褒贬史事，继承了儒家道德裁判的思想。“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9 ] （106）。唐代史官大都秉承了“不虚美，不隐恶，劝善惩恶的原则，以执行历史撰述与道德裁判的任务” [1 ] （1 ）。柳芳《唐历》就因为“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所讥讪” [2 ] （4536）。
古文运动的先驱以及倡导者也多具有这种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萧颖士极力赞扬《春秋》示褒贬、惩恶劝善的义法，并曾依鲁史编年之例，著《历代通典》。他在给韦述的书信中说：“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又批评司马迁、班固所编史书“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 [5 ] （3277-3278）。其对司马迁、班固的看法虽有些片面，但却明显体现了史书任务在褒贬的史学观。又认为史学的功能应是“立言寄青史，将以赞王道” [10 ] （1596），“王道”即儒家的道德思想。为此，他曾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标一字以举凡” [5 ] （3278）。
李华赞同史的功用在于褒贬惩劝，其《著作郎厅壁记》曰：“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赞扬孔子作《春秋》“因历象以正时元，假鬼神而讨有罪，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5 ] （3204-3205）。《安阳县令厅壁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 [5 ] （3210）柳冕也明确地表达了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5 ] （5355-5356）。独孤及也说：“孔子作《春秋》以绳当代，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 [5 ] （3927）梁肃亦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在给独孤及集作序时说：“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 [5 ] （5260）
韩愈同样表达了劝善惩恶的史学思想。进士及第后他曾表示：“若都不可得，犹将……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11 ] （688）这种观念正是《春秋》褒贬手法，即史家的道德裁判。但是后来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却说：“愚以为凡史事褒贬大法，《春秋》已备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又举例以证明“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11 ] （3103）似乎否定了史家褒贬之法，但仔细一思考，韩愈所举的事例却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如“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 [11 ] （3103）等均与史实不符，韩愈不会连这点史识都没有。此文是韩愈任史馆修撰后不久所作，此时重要工作是修国史。韩愈不是不赞成褒贬，而是感到修国史要排除外界干扰正确地褒贬，公正地实行道德裁判非常艰难，所以他感到恐惧。正如他的文章所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11 ] （3104）柳宗元明确指出：“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7 ] （809）故此文并不代表韩愈否定《春秋》褒贬义法。其后他所完成的《顺宗实录》证明他不是一个“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 [11 ] （3104）的人，依然执行着史家道德裁判的职责。
柳宗元有很强的史学意识，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 [7 ] （812）他赞同史应该褒贬，《谥议》篇云：“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 [7 ] （190）又作《段太尉逸事状》标举段秀实高尚的道德，实践史家的褒贬之法。李翱在史学上继承了韩愈的思想，“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12 ] （42）。李翱的史学观可以总结为两点：一、史官要“以记录是非为事”，这个“事”实际就是编史的原则，具体内容是“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二、李翱指明了正确的历史方法论。他强调修史应该“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13 ]
与史学上强调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相对应，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在文学上强调“道”，这种“道”基本上指的是儒家道德思想，从而使文学与史学在“道”的层面上得到统一，表现在古文运动先驱的身上即强调文学的“宗经”。萧颖士在文学上主张上承“六经”，亲近“风雅”，而有益于“王化”。萧氏有极强的崇经思想，在《赠韦司业书》中云：“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 [5 ] （3227）同时，萧颖士强调为文要亲近“风雅”，《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说：“质文一变，风雅大兴。” [5 ] （3268）《江有归舟序》则提出“文也者……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 [10 ] （1594）。他还进一步强调文章要有益于“王化”，即行使美刺教化的功能。“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之益，此其道也” [5 ] （3275）。
李华在文学上宗经。他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盖《六经》之道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甚至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5 ] （3196）独孤及评论李华的文章时说：“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 [5 ] （3946）柳冕在文学上强调“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 [5 ] （5356）。独孤及为文亦主张宗经，梁肃《祭独孤常州文》记载：“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 [5 ] （5306）梁肃在文学观上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他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5 ] （5261）又“言文必及经”，“以经为师” [5 ] （5268）。
韩愈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平衡“文”与“道”的关系。《争臣论》首先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11 ] （469）。在《上兵部李巽侍郎书》中重申了此观点，“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 [11 ] （600）。韩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 [11 ] （562）。柳宗元赞同“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 [7 ] （873）《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道而已耳。” [7 ] （886）当然，柳宗元所指的“道”内容更加广泛，但不可否认，其“道”仍以儒道为主。李翱在文道关系上继承了韩愈的主张又有所发展，他强调文、理、义三者兼备。“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工” [12 ] （44）。李汉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5 ] （7697）。
综上所述，史家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精神不但存在于史官中，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亦有很强的道德裁判精神，他们通过“宗经”将它化为“古文”中对“道”的追求，进而提出“文以明道”原则。从而使儒家的道德思想在“古文”中得以激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学吸收史学精神的重要方面。
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
“实录”、“直书”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史记》历来被称为“实录”之典范，班固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4 ] （2738）则“实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不虚美，不隐恶”，还包括文方面“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唐代刘知几继承了这种实录的精神，“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9 ] （402）“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 [9 ] （529）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史传文学在文体上基本保持了散体的特征，而在文风上遵循着“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原则。在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先驱及领袖人物由于与史官的密切关系，而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这种传统，在文学形式上提倡“宗真尚质”，即在文体上提倡散体、反对骈体，在文风上强调质朴自然，反对雕琢矫饰。
萧颖士说：“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5 ] （3276）崇尚周、秦、汉之文。反对六朝骈俪之文，“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 [10 ] （1594）。李华在文体上称赞元德秀的文章“可谓与古同辙” [5 ] （3249）。文风上他“反魏晋之浮诞”，反对“化物谐声为文章” [5 ] （3197）。柳冕反对“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的文章，提倡“古人之文”。独孤及则指出：“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 [5 ] （3945-3946）由此可见，他同样反对“俪偶章句”之文。梁肃则认为：“文本於道，失道则博（一作传）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 [5 ] （5261）由此可知，古文先驱者在文体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骈俪之文，并对偶章俪句进行批评，同时赞扬和欣赏先秦、秦汉散体文。
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及追随者李翱等也都提倡散体，反对雕琢矫饰文风，同时他们又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古文作品，真正使“古文”代替了骈文，推动古文运动走向胜利。韩愈虽然并不绝对否定骈文，但他仍然反对骈文那种过分雕琢的风气，在《答李秀才书》中他就曾说“不以琢雕为工” [11 ] （725）。当然，韩愈的最大功绩在于以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古文”创作冲击了骈文的统治地位。其论说文格局严整，层次分明，说理透辟，理足气盛；其传记文高屋建瓴，条理分明，迭宕起伏；其抒情文感情真挚，融叙事、抒情为一炉。柳宗元也反对形式主义倾向，认为：“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以为能，不亦外乎？” [7 ] （886）批评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 [7 ] （489）的创作风气，要求文章写作要“本之《书》以求其质” [7 ] （873）。柳宗元也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其中山水游记尤为出色。李翱追随韩愈，致力于“古文”创作。曾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将文与道结合起来。又反对文章尚异、好理、溺于时、好难或者好易。 [12 ] （44）李翱“至今行世的100余篇文章大部分是推行古文的产物，他的文章神似韩愈，但却独具一格，呈现出自然、朴实，重事实、少虚浮的特点” [12 ] （前言4）。
韩愈、柳宗元不仅反对骈体风气，提倡散体质仆的文风，而且在创作中还不断向史传学习。韩愈的碑志文就大量继承了史传的写法，方苞说：“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叙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其义法。” [15 ] （615）钱基博也说：“韩愈碑志之文，可大别为三，有豪曲快字……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有奇字拗语……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 [16 ] （135）柳宗元为文亦本经而参史，“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参与《国语》以博其趣”，“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7 ]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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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他的仕途变化中，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黄州是他思想发生隶变之地，从此，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险恶的被贬之地惠州、儋州，却能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精神上的最宝贵财富。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有知杭州、颖州以及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政任上，为什么他独把在这三处的贬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十几年的贬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贬滴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苏轼因此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终副使，其实身受监督管制，并不十分自由。这种灾难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宏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然而，黄州的贬滴生活不仅造就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使苏轼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此期创作的词作有近100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余首);诗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等，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散文《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隶变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出印迹。
从他初到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这种无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沉静，“拣尽寒枝”是对孤鸿的行动的描写，更是对自己光辉峻洁人格的写照。
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上饱受摧残，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让他陷人困境，使他开始吸纳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院溪纱》)最能体现他此时心境变化的是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三咏赤壁的千古绝唱就此诞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政治上的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这是苏轼发出的强者的壮音;前后《赤壁赋》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自我宽解，令人叹服;《后赤壁赋》中的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其实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境界。
黄州的滴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打击的能力。绍圣元年(1094)，朝廷又以苏轼起草制浩“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先贬英州，接着，短短一两个月间，他先后接到贬滴诏令五道，最终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条件比黄州还要差得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滴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然而他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备受感动。所以，乐观的苏轼面对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依旧能豪迈赋出“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诗句(《慈湖夹阻风五首》)。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使得苏轼唱出“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美丽诗句(《食荔枝二首》)。他的心境也更加空明清净:“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蹲。”(《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他甚至想终老于此，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惠州的评价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地俨然又成了乐土。
这期间他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心地仁厚，爱民如子，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应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身为犯官而能如此，苏轼为民可谓弹精竭虑，千古难求!
同时，他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不再局限子人生一时的得失，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僵利锁，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佛老思想一度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苏轼再次遭难与此期写的一首诗有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时的宰相章谆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滴到了海南澹州，“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桃榔树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一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把贬滴地澹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
【关键词】贬谪文学 贬谪心态 精神家园
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阶层,不仅有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而且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士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于是由士而仕,有了参政的机会,与君主政体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格局。但宦海有不测风云,当士大夫的文化精神与君主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时,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凉之境。于是历朝历代贬官迁客不乏其人,形成了特殊的知识文化群体。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的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似乎正为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作了注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几乎每个流派都有重要诗人遭贬谪流放。忠而被贬,贤而被迁,不平则鸣,发而为文,写出了对现实的认识,抒发了心中的愤懑之气。因此,要把握贬谪文学的思想内容,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态是关键。
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悲剧,但“兼济天下”的理想并未因此彻底破灭,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参政实践使得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充满了历史使命感。饱读诗书的士人当然忘不了孔子的谆谆教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接触了解的生活环境只有两种:庙堂和草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士人的心境:不仅达时要兼济天下,即使穷时也不能忘记为国家为君主为百姓操心。因此贾谊在被逐的情况下,仍关心国家的命运,用《过秦论》总结亡秦的历史教训,想为汉代借鉴。李白,被流放夜郎后仍“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关心的仍是民生疾苦。元稹在同州时,曾经将当地旱灾归罪于自己:“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苏轼在《江城子》中,曾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为国效力的心情体现得更是迫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即使处于被贬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他们仍然自觉地、主动地背负起沉重现实的十字架,明知再也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舞台,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历史使命感在贬谪文学中表现非常突出。
士大夫遭贬谪,或是因为忧民疾苦,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或是才高遭妒,受小人谗毁;或是卷入党派斗争。因此贬谪士大夫普遍存在一种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怨愤之情。但君主专制力量的强大优势,忧谗畏讥的心理,使他们不便于直抒胸臆,于是他们或用比兴手法,抒发心中对君主的不满,自己内心的委屈。屈原在《离骚》中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托儿女之情以写君臣之事,以花草自喻,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辛弃疾用“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表现自己的清高自守。骆宾王借蝉自喻,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或借评论历史人物,表达对自己所受遭遇的不满。辛弃疾用历史上的美人陈皇后遭嫉妒,比喻自己被排斥及政治上的失意。苏轼用三国时羽扇纶巾、风流倜傥的英雄周瑜形象,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抱负。或用今昔对比手法,感旧伤今。秦观《望海潮・梅英疏淡》中用大量笔墨描写旧时的欢宴游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当今重游时的伤感形成鲜明对照,自然是为了表达在新旧党争中遭到贬斥,经历过宦海浮沉与人事的巨大变化后作者个人痛感世事沧桑的抑郁情怀。更多时候,贬谪士人们用满眼凄凉的景物来映衬自己满腹的悲凉。杜甫《登高》中看到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凉凄清。白居易《琵琶行》中贬居的九江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柳宗元描写他被贬到的柳州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蛮烟瘴雨之地……其实这些贬谪之地在当时也不一定都如此荒凉,只不过在贬谪士人眼中,远离了政治中心的“朝”,这些地方就是“野”,哪怕它经济上已是“闾阎扑地,舸舰迷津”,在失意人眼中也只有蛮荒凄凉。说到底,这些景不过是贬谪士人悲凉怨愤心情的一种投射。
士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本是要投身宦途、大济苍生的,如今却被废置于蛮夷之地,才学难施的生命荒废感随着贬谪时间的延续愈加强烈。浪漫如李白者在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达八年之久的天宝十一年,在美酒会友时仍唱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悲叹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易老。豁达如苏轼者在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仍忍不住自嘲“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更不用说念念不忘报国的杜甫“艰难苦恨繁霜鬓”,一生以收复失地为己任的陆游“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辛弃疾“可怜白发生”,前途渺茫,打击沉重,抱负难以实现,壮盛之年就这样缓慢而又迅速地度过,取而代之的是惊心的白发,衰老的心境。
贬谪士人的政治悲剧也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时,遍游永州境内山山水水,写成“永州八记”,生动表达人对自然美的感受,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那高于群山、卓尔不群的西山何尝不是作者人格精神的象征?苏轼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于是贬官后的士人情有所系: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他们在求得心灵平静的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不能“铁肩担道义”,就让我“妙手著文章”,让我的名声才华显露于后世!
论文摘要：韩愈的迁谪诗有反映自己仕途失意的，也有为他人鸣不平的。但和此交织在一起的是反映谪地及途中的山光水色、所见所闻的民间疾苦，揭露中唐以后的政治黑暗。从思想内容来看，总体是健康的。他的迁谪诗比应景、应酬诗来得通畅浅白，感情真挚，较少险峻怪僻之弊，是韩愈纵恣豪放、浑茫雄博诗风的代表。迁谪诗既是韩诗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韩诗的精华所在。
韩愈是“不平则鸣”文学创作理论的首创者，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韩愈阐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带有规律性的“不平则鸣”的道理，接着他列举了从古至唐那些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善鸣者。
其后，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又说：
夫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不仅是韩愈对古今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自身创作经历的深刻体会。韩愈的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感人肺腑，跟他自身不幸的遭遇是紧密相关的，他的迁谪诗就是明证。
一、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
韩愈在仕途中，3次被贬，其中两次被谪于外。第一次在贞元十九年(8o3年)，时任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揭露京师大早，颗粒不收，而以京兆尹李实为代表的官吏却不顾一切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家破人亡的事实，触怒了德宗和当权者，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为令。第二次是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为刑部侍郎。因宪宗于正月派人到风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中供奉3日。然后送寺院展出，整个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宪宗大怒，将抵以死。幸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援，才免一死，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按照唐朝法律的规定，遭贬谪的官吏虽仍保留官吏的身份和一定的俸禄，但负谴罪，须立即上路，并且不准在途中停滞。韩愈两次被贬广东，路途遥远，亦可见其负罪之重。
第一次要去的阳山，离长安3800百多里。韩愈离开长安时正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真是痛苦不堪。后来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缛，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但悦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自首囚。”而阳山又是荒僻边远的地方，地形险要，交通阻隔，人口稀少，居民且不开化。韩愈怀着满腔热忱，为民请命，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内心十分悲愤，其被谪阳山期间的诗歌，大多是为自身鸣不平之作，是“愁思之声”，是“穷苦之言”，故皆“要妙”而好，成为佳作。
韩愈从贞元十九年冬末离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自江陵召还，贬谪期间写诗近60首。
第二次被谪地点在潮州，离长安有7600多里远。和第一次不同的是，此次谪地在岭南道，更为遥远，更为偏僻，是人称的“瘴疠之地”，而且谪阳山时韩愈不过36岁，时值壮年，可此次被谪已52岁，时届暮年，故境况比第一次更惨。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在风雪交加之日被迫匆匆上路，自料无生还之理，路过蓝关时遇侄孙韩湘，有感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韩愈含冤负屈，无限愤懑，但仍心系国家命运的心情，是韩诗中的佳品。韩愈此次离京，女儿挈年方12岁，卧病在床，与父诀别。随后被遣逐，惊恐人心，未得及时治疗，病死在商州层峰驿，草草收埋。次年，韩愈被召还朝，路过其女之墓，写下“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这样痛心伤腑的诗句。直至4年后，韩愈为京兆尹，才换棺归葬其女于河阳韩氏墓。
韩愈第二次迁谪，从元和十四年正月离京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召回，时间1年零1o个月，其间写诗45首。韩愈两次迁谪，共写诗100多首，约占韩诗总数1／4。这些迁谪诗不同于韩愈平时的应酬诗、应景诗，它首首出自诗人的肺腑，感人至深，且思想内容深刻。诗人虽然大多为自身的冤屈鸣不平，但也因此触及到社会的黑暗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揭露，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所鞭挞。从为自己呜不平，扩展延伸到为朋友、为百姓鸣不平。韩愈是正统的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非常的浓厚，主张“文以载道”。他的文章总在大力宣扬和捍卫儒家思想。我们没有发现韩愈对于作诗目的的论述，但他作诗决不仅仅为了娱乐，他的诗歌同样反映他忠君爱民的思想，但他不是用说教的手法，而是发出鸣不平的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从而使人读后能够感悟，达到比说教方法更好的效果。
险峻怪僻，历来被看成是韩诗的风格和特点，但这只是韩诗风格的一个方面，韩诗还有平易顺畅的另一个特点，这两者乍看起来，似是矛盾和冲突的，其实不然。韩愈那些逞雄斗奇的诗，大多作于身处顺境，为应景、应酬，或卖弄学问之时，虽偶有佳作，但广为流传者不多。而韩愈传诵千古的诗篇，皆是怀才不遇之时，饱受冤屈之日的所思所感，此时直抒胸臆，坦言陈情，无庸雕琢造奇，也无心卖弄渊博，鸣不平的迁谪诗便是其代表。如大家所熟知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笔力雄拔，语调悲凉，倾诉了受谪者抑郁苦闷的心情，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
韩愈在迁谪期间，虽心怀不平，但并没有消沉，他关心民瘼，不忘民生疾苦。《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关于贞元十九年京师大旱，人民乏食而倒毙沟渠的描写真实人微，语语沉痛。《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反映农民遭受水灾的痛苦，同时也写出逐客苍凉惆怅之感：“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
韩愈在阳山，也曾写过一些充满生活乐趣的诗歌，如《梨花下赠刘师命》：“洛阳城下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
二、为他人鸣不平的迁谪诗
我们所说的“迁谪诗”，不仅是迁谪者本人在贬所和迁谪途中所作的诗，还应包括描写他人迁谪的诗。韩愈诗中有不少写古今贤人、朋友被谪之事，为他们的不公遭遇鸣不平。这些诗不仅在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风格上都是韩诗中的佼佼者，和韩愈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贞元末，裴延龄、李实、韦执谊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言路闭塞，左补阙张正一、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上书讥评时事，遏止裴延龄人相。裴延龄令韦执谊反诬张等结党营私，张、王、刘等皆被贬谪：王仲舒被贬为连州司户，刘伯刍被贬为虔州参军。面对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韩愈愤然写下《咏雪赠张籍》。和此前写的《苦寒>诗一样，此诗把当时喻为寒冷的冬天，把裴延龄等小人比成铺天盖地的大雪，而张正一等如同松竹，为大雪所压垮：“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
韩愈被谪阳山，沿湘江而行，有感于屈原忠而被谤，横遭贬逐，沉江而死，而自己也因忠谏被逐，写下《湘中》一诗：“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汩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吊屈原亦自吊也。
后回棹长沙，再次咏叹：“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诌。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并写了《感春》、《井》等诗，借凭吊屈原、贾谊，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
张署贞元十九年与韩愈同为御史，因直言敢谏，与韩愈同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被贬为临武令。韩愈与张署同行至临武，然后分手自至阳山。韩愈对张署被谪，寄与深切的同情，迁谪期间韩愈赠、和张署的诗达百首之多，现存13首。“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忆昔与君同贬官，夜渡洞庭看斗柄。岂料生还得一处，引袖拭泪悲且庆。各肓生死两追随，直置心亲无貌敬”。韩愈与张署同病相怜，视张为知音，经常以诗相互赠答，相互安慰，相互劝勉，迁谪中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后张署病逝，韩愈特为之写祭文和墓志铭，赞扬张署“方质有气，形貌魁硕，长于文词”，“守法争议，棘棘不阿”。并说：“愈前与君为御史被谗，俱为县令南方者也，最为知君。”为失去好友和知己深感哀伤。
监察御史裴度于元和初上密疏论权幸干政事，语切忤旨，被贬为河南府功曹。河南府属河南道，唐代亦是贬谪官吏之地。裴度因直言朝弊被谪，韩愈感同身受，寄诗相慰：“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遂令河南治，今古无俦伦。”“持竿洛水侧，孤坐屡穷辰。多才自劳苦，无用只因循。辞免期匪远，行行及山春。”韩愈后与裴度建立深交，荣辱同进退。
韩愈与柳宗元是一对文学上的好友，虽然政治观点有所不同，但能相互理解，韩柳的友情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潮州，时柳宗元已谪居柳州，有个叫元集虚的道士到桂林，秉桂管经略使裴行立之命，以书及药物前往潮州看望韩愈。元集虚路过柳州，又受柳宗元之托，与韩愈在赴潮途中相遇。韩愈写了《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中有“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寄书龙城守(指柳宗元)，君骥何时秣”句，表达了对老友人品才学的赞赏和厚望，为柳宗元远谪僻地，不能施展抱负而鸣不平，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长安再作一番事业。后又写了《答柳柳州食虾蟆》：“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阐发了同被贬谪的心情及希望柳宗元东山再起的愿望。不久，柳宗元病逝，韩愈写了《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等系列纪念文章，极力推祟柳宗元的品节为人和在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称其文章必传于后无疑，颂扬柳宗元为官的政绩及百姓对他的爱戴，寄托对亡友的思念和敬仰。
韩愈为友人鸣不平的迁谪诗还有一些。韩愈为前贤、为友人鸣不平，固然是身有同感，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韩愈鸣不平不仅限于自身的遭遇，还是对不公平的现实的一种批判，具有进步意义。
三、作于湖南的迁谪诗
韩愈被贬阳山时，于贞元二十年(804)春进入湖南，经湘水，至郴州西南的九疑山，陪张署到临武，然后独自南行，二月抵达阳山。永贞元年(805)二月，大赦令下，韩愈量移郴州待命。夏，离开阳山，住郴3个月。八月，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移江陵法曹参军，与张署结伴同行，“委舟湘流，往观南岳，经衡阳、潭州、岳阳往江陵，冬初抵江陵。韩愈贬阳山，两过湖南，在湖南逗留约半年之久。湖南风景优美，文化内涵特别深厚，这里有我国历史上五大名山之一的南岳衡山、有苍茫浩渺的洞庭湖和名胜岳阳楼、有世人理想去处桃花源、有千秋万载为人所崇敬的大诗人屈原投身殉国的湘水、有含冤被谪的少年才子贾谊住的长沙……这里的山光水色对韩愈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负罪被贬，更有一番感慨，写下30首诗，抒发自己心中不平的情怀。
韩愈初至湖南，经湘水，过屈原所自沉渊，想见其为人，写下《湘中》诗，寄托哀思。九疑山下张署赋诗：“九疑峰畔二江前，恋阙思归et抵年。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在宦亦联翩。”韩愈答诗日：“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心虽悲苦，仍不忘朝廷。
韩愈遇赦，离开阳山到郴州待命3个月，后量移江陵。此时已不象初赴阳山那样在湖南境内匆匆而过，而有较长时间欣赏湖南的山山水水，况且遇赦量移，罪已减轻，心境自然好些。韩诗中不少名篇成就于此时。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以与张署答歌的方式，写出迁谪者的悲苦遭遇：“洞庭连天九疑高，蚊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间。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这首诗不仅写二人被迁谪，而且遇赦后仍被当政者压制不得返京的坎坷遭遇，如泣如诉，料峭悲凉，感动人心。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写南岳的峰奇险怪，峻峭壮观。“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抒受压郁愤之苦，正直豪迈之怀，浩然之气，溢于言表。
《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写作者北赴江陵，在洞庭湖南岸遇暴风雨，阻隔数et，路绝粮断的凄苦心情：“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于维双舟。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犬鸡断四听，粮绝谁与谋?”刻画天气、环境和心情极形象逼真。
《岳阳楼别窦司直》展示洞庭湖雄伟壮阔和气吞宇宙之景象，予人以惊天动地之感，意境极为博大：“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et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及叙写无辜遭贬，挽转回旋，笔力雄健，胸中郁闷为之一抒：“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沉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克己白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
他虽然出身官僚地主，祖辈几代都是朝廷命官，但他本人却命途多舛。所以，他做事低调，审时度势，富有韧性。诗人从小就体弱多病，受尽疾病的折磨。谁也想不到他在那个年代能活到七十多岁。
他不但身体多病，仕途也不顺。本来京官做得不错，因保守派反攻倒算，被贬为朗州司马。好容易调回京城，又因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再贬为连州刺史。直到老年，才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正三品。
可能正是因为他体弱多病和命途多舛，他对养生保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他不但熟读前人的医学养生典籍，而且利用被贬期间广泛接触民间医学和收集各种验方。他撰写的《传信方》虽已遗失，但《传信方集释》流传下来。日本《医心方》、朝鲜《东医宝鉴》等书，都收有其中方剂。此书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刘禹锡被称为“诗人”医生。
关键词:《新唐书》;宋祁;传记文学;崇韩观念
《新唐书·韩愈传》显然是以《旧唐书·韩愈传》作为参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时代尊韩思潮的影响,也在传记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韩观念,完成了一个具有颠覆性叙事功能的传记文本。将《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对韩愈的推崇与韩愈传记的文本书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韩文被采入到相关的传记文本之中,发挥了独有的效用;韩愈与“韩门弟子”也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集中书写。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
一
对于《旧唐书·韩愈传》的撰写,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五代时期流行骈体文,《旧唐书》史臣多尊骈体而抑古文,对韩愈的评价偏低。《旧唐书》史臣尊骈体文与所处时代有关,他们把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为相关的文体作为评价中心,最多是注意这些文体体现的艺术意味和应用价值,而并不把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文体作为主要的评及对象。如果仅仅从对文体的认可程度来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导观念,因为侧重哪一种文体只是从外在表现来看的,而内在的文学观才是确定文体的主导力量。
《旧唐书》史臣显然更为注重文学的主体地位。对待“文”则坚持文学、政事相结合之观念。对诗歌在评价层面上则以是否具有创体意识作为标准,在用诗的层面上则以闲适和唱和之内容作为类别上的叙述重点。虽然“晚唐五代是今体诗文即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的时代,当时写古体诗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骈体撰写史臣之评语并不能成为绝对依据,就文体之存在来说,古文、骈文在当时都不是新文体,而是旧资源,对旧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会因文学家的影响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接受效应,骈文之被改造“白燕许大手笔”到“常、杨”再到陆贽已经发生了表达能力上的变化,而元白进一步尝试,将制诰分为古体和今体,也是带有复古意识的创新。在时代影响发生作用的前提下,韩愈古文依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评价。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旧唐书》对恢复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没有否认韩愈的努力,只是在他们看来,韩愈未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的理念发展到五代并没有被认同,而且,继承者已经难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为必然,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相比之下,元白显然是成功者,随着中晚唐的文学家们对骈文的改造,使得应用性文体融入古文之因素获得了成功,如陆贽、权德舆、元稹等都是典范。我们来看一下对韩文的选择观念问题,是否真的轻视古文。但是（中国整理）,他们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的文体之间不一定具备绝对的因果关系。等到编撰《新唐书》就不一样了,处在韩愈被尊崇的北宋时期,从对韩愈评价的角度上说,这一时期韩愈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化观念成为了北宋诗新运动的理论取向。《新唐书》传记的书写着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韩的文学家,他对韩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颇为推崇,《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两则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
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
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宁顾婢子语,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宋祁认为“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列举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欧阳修、张载、吕夏卿都曾经校过韩愈集。可见对韩愈的关注是群体。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韩集的整理以确定新道统观念。
《新唐书》对韩愈事迹相同内容之叙写也与《旧唐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书写差异做比较更能够看出宋祁的尊韩态度。卢宁认为:“两书载录韩愈事迹相异处主要有:(一)《新唐书》对韩愈家事叙述甚详,意欲抬高其出身,《旧唐书》则略。(二)《新唐书》叙韩愈入王廷凑军事较《旧唐书》详尽。(三)《旧唐书》详叙磨墨事,语含讥贬。《新唐书》只作简笔,态度模棱。(四)两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高下有别。”这段话从大处概括了两《唐书》处理韩传不同的叙述内容,我们不妨深入文本来看看具体的文字书写差别。
对于人传人物出身的叙述,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对大部分入传人物的处理都是以删减为主。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的传记都是如此,而对待韩愈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旧唐书》仅仅说:“父仲卿,无名位。”而《新唐书》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这就从本质上改变了韩愈的出身,从贫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从无名位到“有美政”也为韩愈的行为找到了亲缘依据。对于韩愈的成长过程,《旧唐书》精炼得多,而《新唐书》则详述之,云: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
《六经》、百家学。
这里写得更为具体,尤其强调韩愈的儒学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删去了韩愈与独孤及、梁肃师生关系的论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对独孤及、梁肃的评价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有关系,思想来源不够纯粹。二是宋祁欲树立韩愈卓然独立的大家风范,故而隐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据《旧唐书》王涯传之记载,韩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与梁肃接触,是为能够进士及第而奔走。
对于韩愈因进谏而被贬,《旧唐书》云:“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从文字表述来看,《旧唐书》对韩愈因“妄论”而得祸颇为关注,《新唐书》本传则云: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曰,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
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厉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
从这段话来看,《新唐书》更为关注韩愈的行事态度及其政绩,大有高扬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关于韩愈贬阳山令一段,显然《新唐书》据《旧唐书》而改写,但删去了《旧唐书》所说的韩愈“拙于世务”,对于他任阳山令时的政绩也是大加赞颂。在叙及因柳涧事“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时,《新唐书》依然据《旧唐书》进行改造,采摭《进学解》后的评价态度变化很大,《旧唐书》说:“执政览其文而怜之”,而《新唐书》改为“执政览之,奇其才”,这显然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由对人的同情转向对文的肯定,进而“奇其才”。到底是觉其可怜而提拔还是其才高难掩而被识,这可是主体认识上的差距。
关于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旧唐书》据实书之,而《新唐书》则为之添加了背景,将韩愈对平淮西的政见结合起来,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
济平,迁刑部侍郎。
这样韩愈就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并且因为平淮西的胜利而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发言者。而关于《论佛骨表》则《新唐书》叙述得较为简略,不如《旧唐书》的叙述虽繁细却有风趣之妙,翔实而生动。因《旧唐书》这段内容都是以韩愈所作实事作为叙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删削以突出以传主行事。此后之事,因《旧唐书》叙述简略,《新唐书》则增加篇幅,突出传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抚田弘正一事,《旧唐书》云:“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仅仅60字就将事件带过,而《新唐书》则绘声绘色地予以增文,云: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
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延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延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
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
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
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
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蕹曰:“善。”延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
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
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将《旧唐书》60字之情节叙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动场面描写,这确实突出了韩愈以儒学而行事,持正义而见风节的一面。增事的来源应是皇甫浞所作《韩文公墓碑》和《韩文公神道碑》两文。同时,《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述《平淮西碑》一事从本传移出。
最后,关于韩愈与李绅的矛盾问题叙述也不一样,《旧唐书》先说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涉及到对韩愈性格的评价,而《新唐书》则将韩愈转官的原因与此事联系起来,云: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
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
留,愈亦复为吏部侍耶。
这样,韩愈形象中的负面效应就在具体的叙述被随之消解。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旧唐书》的贬韩问题,而存在《新唐书》的崇韩现象,尤其对韩愈的行事和议论的处理上。
宋祁显然是秉承时代之认同,对韩愈传记的书写下了功夫,从任何一个可供着笔的细节中寻找可以尊韩的切入点,在语言层面、家庭出身、紧急事件等多个视角刻画韩愈形象。由此可见,《新唐书》韩愈传中颇为注重对韩愈道统观念之评价,虽然这一评价并没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评价者的看法。然而通过官方为之做的一次总结,就可能将既有的旧材料转化成为当世的思想资源,随之发挥启后的作用。韩愈作为旧资源可以在新环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对改变五代以来的道德人格缺失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韩文入传实际上对韩愈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有“宋子京喜韩柳文”条,说: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
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陈京传》载《稀袷议》,《孝友传》载《复仇议》,《许远传》载《张中
丞传后序》,《李勃传》载愈所与书,《张籍传》载愈答书,《甄济传》载愈《答元微之书》,《韦丹、石洪传》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传载《与萧翰林傀》、《许京兆盂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
差强人意—差：稍微地。原来意思是很能振奋人，现多用来表示比人预想的好一些，还算让人满意。容易误解为“不如人意”。
惨淡经营：煞费心思,着意布置、谋划和管理某项事业。
侧目而视：斜着眼睛看人。形容畏惧、憎恨或鄙视的样子。
登堂入室：登上厅堂,又进入内室。比喻学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亦比喻学艺深得师传。
改弦更张：弦的松紧与调的高低不合,应收紧或放松,使声音和谐。引申为改革变更。
耿耿于怀：对所经历的事持有看法,不能忘却,牵挂心怀。
起死回生：救活垂危的人。形容医术高明。
苦心孤诣：用心良苦,造诣极深。用以称许刻苦钻研学问、创造业绩为他人所不及者。
身临其境：亲自到某个地方，应与“设身处地”相区别。
文不加点：写文章不用涂改就很快写成。形容文思敏捷。
首当其冲：首先受到攻击,首先遭遇灾难。
叹为观止：赞叹观赏的对象精妙之极、完美之至。
两小无猜：指幼年男女天真无邪,相处融洽。
目无全牛：古代有个杀牛的人最初杀牛,眼睛所看见的是整个的牛(“全牛”),三年之后,技艺大进,动刀时只看到皮骨的间隙,而看不到全牛。后因以“目无全牛”比喻技艺精湛纯熟。典出《庄子•养生主》。
紧锣密鼓：多比喻公开活动前的紧张的舆论准备。
明日黄花：指过了重阳赏菊日的菊花,比喻一旦事过境迁,则徒然感慨。
祸起萧墙：祸乱产生于家中,比喻灾祸、变乱皆由内部原因所致。
秀色可餐：形容女子姿容非常美丽或景物非常优美。
有条不紊：形容做事、说话有条有理,丝毫不乱。
不刊之论—刊：删改，修订。不可删改或修订的言论。形容文章或言论的精当，无懈可击。容易误用为贬义。
弹冠相庆—《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弹冠”，掸去帽子上的灰尘准备做官。后来用“弹冠相庆”指一人当了官或升了官，他的同伙也互相庆贺将有官可做，多用作贬义。使用时容易弄错感情色彩。
重整旗鼓—指失败后重新集合力量再干。此词不能用作贬义。
不谋而合—没有事先商量而彼此见解或行动完全一致。本词与“不约而同”区别开来，“不约而同”也有不事先商量而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的意思，但“不约而同”只能做状语不能做谓语。
无可非议—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应与“无可厚非”区别。“无可厚非”意思是不可过分指责。前者表示言行完全合乎情理，后者表示虽然有缺点，但是还是可以原谅的。
莫衷一是：折衷，决断;是：对。成语意思是指大家看法不同，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使用时要注意术语不能指一个人。
刮目相看—指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注意本成语一般用来指看待别人取得的进步和成绩。
不足为训—训：准则。不能当作典范或法则。
好整以暇—形容虽在百忙之中仍然从容不迫。不能误用作贬义。
仁者见仁—指对同一个问题，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相同。本词使用也要注意语境。如：“在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大家要仁者见仁，以便达成共识。”这句中的成语属于误用，在原则性的大问题上当然不能“仁者见仁”，否则就不能“达成共识”。
屡试不爽—爽，差错。经过多次试验都没有差错。注意不能将词义理解反了。
曾几何时—指时间过去没有多久或不久以前。不能误解为不久的将来。
附庸风雅—附庸：追随，风雅：文雅，多指才学。为了装点门面结交名士，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不能误作褒义。
含英咀华—咀：咀嚼，英、华：花朵。把花朵含在嘴里慢慢咀嚼。比喻欣赏、领会诗文的精华。使用时注意本词领会的对象。
拾人牙慧—拾取别人的只言片语作为自己的话来说，多用来形容一味重复别人而缺乏主见。使用时注意褒贬色彩。
无所不为—没有不做的事，指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使用时要注意褒贬色彩。
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技艺或社会地位已经由浅入深、由低到高，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使用时不能只看其表层意思。
狗尾续貂—比喻用不好的东西续在好的东西的后面。后也用来比喻事物(多指文艺作品)的续作前后好坏不相称。本词一般用作贬义，用于自称时含谦义。
休戚与共—休：欢乐，戚：忧伤。彼此间忧喜和祸福共同承担，指同甘共苦。注意不能将本词与“息息相关”混淆，后者只比喻关系密切而无同甘共苦之义。
过犹不及—犹：如同。事情做得过火了，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好的。不能错误得理解为做得太不够了。
穷形尽相—形容尽致的意思，指文章的细腻生动。不要误解为“原形毕露”之义。
数典忘祖—典：典籍，指古代的礼制、历史。比喻忘本。现也用来比喻对本国历史无知。
天马行空—天马：神马。马的奔腾如同腾空飞行。多比喻诗文、书法等气势豪放，不受拘束。
风声鹤唳—前秦苻坚领兵进攻东晋，大败而溃，溃兵听到风声和鹤叫都疑为追兵。形容惊慌疑惧。不能只按字面意思理解。
捉襟见肘—原指衣服破烂，生活贫困。后来也比喻顾此失彼，无法应付。
粉墨登场—妆扮好了，登场演戏。今多用于贬义，比喻坏人登上了政治舞台。
安土重迁—并非看重迁移的意思，而是形容恋乡土，不愿轻易迁移到外地。“重”在这里解释为“难”。
别无长物—表面上看起来是别无特长，其实是指再没有别的东西，形容除此之外空无所有。
不易之论—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不易理解的言论，实为内容正确，不可更改的言论。
大而化之—不是把大的化成小的，而是形容做事情不小心谨慎。
独具只眼—形容具有独到的见解或独特的眼光。
河东狮吼—不是河东的狮子大叫，它是指厉害的妇人，用来嘲笑怕老婆子的男人。
敬谢不敏—指恭敬地表示能力不够或不能接受，而不是指不及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