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卢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卢梭的言论后来成了法国大革命者行动和言论的依据。他对平等的热爱，成了雅各宾党行动的纲领。他的《社会契约论》几乎没有一段不在法律、公众宣言、报纸文章、演讲辩论，以及共和国的宪法中重现出来。大概可以这样说，自由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源于伏尔泰，而博爱则源于卢梭。
卢梭晚年写了著名的自传《忏悔录》（The Confessions，写于1765―1770年，先后发表于1782年和1789年），回忆了作家从出生到1765年流亡到圣皮埃岛的六十余年的历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卢梭的真诚和坦率，他试图在自传里将自己的灵魂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说：“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效仿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更好！’”卢梭信誓旦旦，终于感动了无数读者。于是，人们通常认为，这部自传具有如下特点：
1. 自传是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统治阶级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卢梭借此为自己的原则、思想和生活进行辩护。自传中充满了一个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自传中写到他在伯臧瓦尔夫人处不愿与下人一起用饭，其情景与《红与黑》中的于连如出一辙。
2. 自传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但却非常坦诚的自我形象。在作者身上，既有崇高与优美，也有卑劣与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井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因此这部书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部真实的自传。
3. 自传表明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这一理论。卢梭的撒谎、懒惰、偷窃的习性就是在他师傅那里学成的，是在社会坏境的逼迫中逐渐形成的。譬如，卢梭由于偷苹果而挨打。他说：“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做小偷了。”
4. 自传宣扬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自传宣扬了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
但现在看来，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忏悔录》是一部影响巨大而又颇受争议的著作，有关其是非得失的议论至今仍不绝于耳。人们已越来越多地发现这部自传中的不真实、非自传的成分，因此，在更多的人看来，《忏悔录》与其说是一部客观、公正的自传，不如说是一部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文学作品。它算得上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既是回忆录，也是日记；既是自传，也是小说；既是精神分析，又是抒情诗歌。就其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来说，它究竟是自传体的小说，还是小说体的自传？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它究竟是自白，是控诉，是辩护，是曲解，还是辩解？
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一书中专门设置了一章：“辩解（《忏悔录》）”。该章主要论及所谓的玛丽永“丝带事件”。在《忏悔录》的第三章卢梭写到，他在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那里当仆人时，偷了一条小丝带，然后诬陷女仆玛丽永。在当面对质时，玛丽永哭起来了，只是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像你这样。”于是，玛丽永和卢梭都被辞退了。卢梭后来说道：“在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说起来这太离奇了，但却是事实。我心中正在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陷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这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于是，卢梭从羞耻变为，以致晚年遭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四十年来痛苦都与此相关。最后，卢梭说道：“请允许我以后永远不再谈了。”但是，卢梭又撒谎了，在日后写作《漫步遐想录》时，他又谈及了此事。他说自己“童年撒的那个恶劣的谎”使他“终身为之不安”。
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选择玛丽永事件和具有特殊感情意味的丝带作为策略安排在叙述中并以特别炫耀的口吻讲述的情节，但是它是一场大谎言、大骗局。”德•曼认为，“忏悔就是为真实的缘故而战胜内疚和羞耻心：它是一个语言的认识论运用，在这个运用中善和恶的伦理价值被真实和虚假的价值所取代，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像、妒忌、贪婪等等这样一些罪恶之所以是罪恶，主要因为它们逼迫一个人去撒谎。通过如实地陈述事情，伦理的平衡得到了恢复，因而赎罪可以在毫不犹豫地揭露罪恶的一切恐怖的真实的明晰氛围中开始。”忏悔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这是一个有关善与恶的伦理问题，而卢梭却将这一问题转化为一个真与假的认识论问题，或修辞性问题。卢梭之所以有罪过，是因为他曾经撒谎，而撒谎则另有隐衷。这隐衷便是一个内心情感的问题。既然卢梭勇于陈述事实，因此有关善恶的伦理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只是一个修辞问题。卢梭陈述事实的目的不在于忏悔，而在袒露自己内心隐秘的想法，这种想法虽然不能说都是完美的，至少不是恶意伤人，因此卢梭的忏悔就变成了辩解。保罗•德•曼说：“辩解确实将会为忏悔者开脱罪责，从而使忏悔（和忏悔的文本）从一开始就变得多余。……按照被揭示的真实情况的方式表达的忏悔和按照辩解的方式表达的忏悔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是指称性的（小丝带），而后者的证据只能是词语性的。”偷窃是行动，而忏悔却是东拉西扯，是话语。任何话语都有自身的逻辑和结构。忏悔一旦变成了辩解，它的目的就不是陈述，“而是使人们确信，而这本身是一个只有词语能够证明的‘内在’过程”。
卢梭偷窃丝带，是因为他想把丝带送给玛丽永。保罗•德•曼认为，“卢梭想望玛丽永，正如玛丽永想望卢梭。但是由于在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家的充满阴谋和猜疑的氛围中这个对称的相互关系的幻想受到禁止，因而这个幻想的形象即丝带必须被人偷掉，并且这个犯罪的人必然可以被替代：如果卢梭不得不想偷丝带的话，那么玛丽永就不得不想代替卢梭完成这个行为。我们至少有了两个替代（或移置）层次产生：丝带替代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本身是一种替代的欲望。……如果假定玛丽永是值得想望的，或者假定卢梭的欲望竟然炽热到如此程度，那么偷窃的动机就变得可以理解并易于得到原谅。他是出于对她的爱而那么做的，因而谁会成为一个非常顽固的、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而让一点点财产妨碍年轻人的爱情呢？”于是，卢梭的偷窃和诬陷都变成了浪漫爱情的见证，确乎合情合理。
有关玛丽永的“丝带事件”在卢梭记忆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痕，但是，那些在卢梭的记忆中“挥之已去”的事件，卢梭又该如何处置和描述呢？卢梭说：“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什么又是至关重要的，卢梭的看法与读者的看法恐怕并不能完全一致。卢梭记住了什么，没有记住什么；他能记住什么，不能记住什么；他愿意记住什么，不愿意记住什么，这些问题都与《忏悔录》的真实程度密切相关。记忆在记忆之前已经做了选择，记忆者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极为关注，但同时却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起他在很多正常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依据现代心理学理论，记忆总是记住那些愿意记忆的事情，而忘却那些不愿意记忆的事情。这与记忆者的意识有关，更与记忆者的无意识相关。而无意识的内容，往往代表着记忆者更为真实的一面。并且，那些无意识的内容永远也不会通过记忆的召唤而到来。
卢梭在《忏悔录》第三部中写道：“别人在我跟前所说的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的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这种根据事后的感觉和记忆来对以往的人和事进行判断的做法，已经不属于正常的记忆范围，而应当归属于精神病患者中的判断错误症状了。
况且，卢梭写作《忏悔录》时53岁，完稿时58岁，此时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精力不济，且孤独寡合，仅凭自己的记忆写作，不确切的地方自然在所难免：
我写《忏悔录》时，人已经老了。那些无谓的人生乐趣，我都经历过了，而心灵则感到空空如也，对它们我已经厌倦了。我凭记忆去写，但这种记忆又常常不足，或者只给我提供一些不完整的回忆。我便用我想象的、但又不与事实相违的细节去弥补回忆的不足。我爱在我一生的那些幸福时辰上流连忘返，神情的眷念常常叫我用华丽的辞藻去美化它们。对我忘却了的事情，我就把它们说成我觉得应该是或者实际上可能是的那样，但绝不走失我记忆中的样子。我有时给事实赋予各种奇特魅力，但我从未用谎言取代事实以掩盖罪过或欺世盗名。
卢梭这时已患有较为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他所记录的已经不是卢梭的过去，而是这一过去在今天的记忆。历史已经被笼罩上了现今的光晕。关注的重心改变了，观察的角度不同了，叙述的语言变化了，感彩不一样了，于是，记忆中的往事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让-路易•勒赛克尔认为：“《忏悔录》并不完全是卢梭生活的历史，而主要是他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这是对心理分析的杰作；是动人的论辩；是对他的论敌慷慨激昂的责难（虽然这种责难往往有失公正）；同时也是一首抒情的诗歌，一首世界文学中最美的诗。卢梭是浪漫主义时代行将大放异彩的抒情文学的大师。”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守公德，也要严私德。还应加上“纪要配位”;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三个以案”警示教育研讨会上的交流发言材料。希望大家喜欢!
这次警示教育学习会，结合xx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召开“三个以案”警示教育专题会议，并开展集中深入研讨，这既是贯彻中央通报精神、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举措，更是巩固拓展“严强转”专项行动成果、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关键环节。
必将推动我们充分认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找准找实问题，挖深挖透根源，坚定坚决整改;必将促进我们高标准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高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下面，结合近期所学所思所悟，谈谈个人体会。
官德与党纪要配位。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还应加上“纪要配位”。纪律意识、纪律观念也要与职位相匹配，不然迟早会出事。纵观忏悔录的作者，反思他们违纪违法的根本原因，都说到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一个人如果身体缺钙，就容易得软骨病;一个人如果精神缺“钙”，就会失去定力，什么样的见不得人的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
有的官至县处级、厅局级，有的甚至官至省部级，面对职务升迁，不是依靠组织，而是求神拜佛、迷信风水先生。检索他们职位升迁轨迹，入党的最初动机就不纯，不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而是投机，为了以后谋取更多个人私利。诸多忏悔者反思，其德与纪，并没有随着自己职务的提升而相应提高，个别甚至是纪盲、法盲，自己行为已经严重践踏纪法却茫然不知，直到被组织查处后才幡然悔悟。
作为党员干部，首先是公民，具备社会公德这是最基本的。但这远远不够，党章明确了党员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纪律观念、道德水平还要再高一些。职位越高，责任越重，修行应该更高，对自己的纪律与道德要求应当更严。
善始不等于善终。
翻阅中管、省管、市管干部的忏悔录，从他们仕途轨迹看，很多都可以概括为艰辛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放松的中年、出问题的末期(年龄多为四五十岁，少数为五六十岁)。在忏悔录中，他们大都回忆小时候如何贫困，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加入党组织后如何打拼。
仕途之初都比较顺利，应该说是善始的。最后被组织查处，个别的是退休后被查处，没能做到善终。善始与善终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这个现象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人这一生，为人品德、世界观改造，管前管不了后。过去好不等于现在好，现在好不等于以后好。所以要活到老、改造到老，要终身修炼，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须臾不可松懈。如果晚节不保，此前的奋斗都会被清零。有人说，为官一生，高兴的不是你飞多高，而是能不能平安着陆。
质变源自量变。
在忏悔录中，不少党员干部谈及第一次收别人钱款的经历：少则几百元，一条烟，当时感觉很不妥，甚至紧张到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到后来，面对几万几十万上百万收受起来“理所应当”，有人甚至你不给我，我就很不舒服。
梳理这些人的经历，应当说他们也不缺乏才干，在各自的岗位上曾经做出过有益的贡献，有的人成绩甚至很大。可是，由于放松自律、放纵自己，不注意小事小节，于是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坠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彻底滑向党和人民的反面，直到被组织查处、失去人身自由后才如梦初醒。
太顺了不是好事。
有位忏悔者说，自己一直顺风顺水，读重点高中，考上大学，后被国家公派国外留学，直到博士毕业，后来又在国外工作了几年，回国后进入国家机关。起步就是正处级，36岁正局级，46岁副部级。许多人说他是“上帝的宠儿”，自己也飘飘然。后来他才认识到，其实这种经历有很大的缺陷——缺乏基层艰苦磨练、历练、锻炼，没有直接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缺乏群众感情，也未遇到挫折与考验，看到的却是别人活得多潇洒。
这类人，一旦遇有贪腐的机会，很容易丧失警惕性，难以自控，出问题就成为必然。读罢这个人的忏悔书，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首古诗的深意。凡事都是相辅相成的。人若在宽畅道路行走，容易放松警惕，可能有摔跤的危险;人若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行走，处处小心谨慎，反而不容易摔跤。
这个案例也警示我们，当你在仕途上一路领先，在班子里总是最年轻的时候，不妨多找自己的短板，自觉多听批评意见，时常看看自己的不足与差距，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你身处要位、管人财物，处处都是别人求你帮助之时，要警惕事物的反面、谨记高处不胜寒的哲理，明白身处要位是职务使然，要常检视自己的自律能力与所担负的责任是否匹配。千万不要飘飘然不知所以然。
提防特别热情的人。
曾告诫手中掌握着权力的领导干部：“不可避免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纵观受到组织查处的腐败分子，不少都是被不法分子“围猎”而成为阶下囚的。
有的人在忏悔书中坦承，随着职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上门求情办事的人多了，阿谀奉承拍马屁、说好话的人也多了。开始是收小礼品，后来是收大礼品、贵重礼品;开始是收小钱，后来是收巨额现金，甚至是黄金。其实，这就如同在“猎场”打猎，那些礼品、现金，如同一个个诱饵，引导你一步步就范，一旦被这些围猎者套住，你就难以自拔，最终便会与其同流合污，变成这些围猎者的猎物。
记得很清楚，有位市委书记被一名黑社会当众打了耳光而吓得不敢言语一声。党员领导干部要牢牢记住一个真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套近乎、施与小恩小惠，要保持应有的敏感与警惕。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公事只能公办、按有关规定办。行使职能权力，绝对不能掺杂私心，绝对不能在履职中捞取非法好处。
生活作风太重要了。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七次全会精神，使全市党员干部在“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专题教育中接受警示教育，市纪委、市监察局精心组织编写了《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警示教育读本。书中从全市近年查处的部分违纪违法案件中，甄选7件典型违纪违法人员忏悔录，逐一剖析，深刻反思。其中既有贪污腐败案件，又有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案件，还有作风建设案件；既有县处级领导干部，又有科级干部。用身边的案例教育身边的人，是最直观的教育方式，而违纪违法人员悔恨交加的忏悔录，是最真实的党性教育教材。廉贪一念间，荣辱两世界，从这些反面教材中，读后体会深刻，感受颇深。
一、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三观”
思想不牢，地动山摇；思想一变，一切皆变。守不住思想防线，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就会趁机袭来，思想防线一破，就可能被攻城掠地，满盘皆输。正如书中市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叶昉忏悔所说：“对金钱的追求超过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虚荣心强，攀比心理作怪；主观上存在侥幸心理。”在利益的诱惑下，抛弃了党性，丧失的共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关、总闸门，也是廉洁从政的内在根基，党员干部要敢于同一切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作斗争，要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灵，防止心生邪念妄想，保持思想永远纯粹，心灵永远干净。始终对党对事业对同志无限忠诚。要保持平衡心态，不盲目攀比，守住底线，甘于清贫，无私奉献。
二、必须严守党章党纪,增强法纪意识
古人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遵守法纪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遵循。然而，忏悔录中不少违法乱纪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放松了党章党规的学习，思想上不以党章党纪党规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行为上不用党章党纪党规的规定约束自己，出现了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现象。党章党纪明文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徐惠民却把党的教育培养，把组织的期望，把党纪国法抛诸脑后，不思如何为党为人民工作，利用商业公司谋取私利。当纪委找他谈话时，思想上不积极主动地向组织交待问题，心存侥幸，无视党章党纪的规定，最终触犯党章党纪的底线，后悔莫及。
作为党员一名干部，在工作中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教育，增强法纪观念意识，自觉地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保持对党章党规的敬畏之心，做到自觉守法以正身，秉公执法以成事，挺起腰杆顶歪风，理直气壮正党风，这样才能保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干部。
三、必须正确行使权力，用好制度管权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注，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构建起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让人民监督权力，要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要建立权力清单、实行权责对应，自觉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正如赵平在忏悔录说：“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正是没有用好权，才造成了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剧。”
用制度治吏，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干部管理规定，既重激励又中约束。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讲原则不讲关系，坚持以严的标准要去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树立“四个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
四、必须强化责任担当，改进作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从严管党治党。从制定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落实领导干部的“两个责任”的制度，显示出我们党在进一步净化优化政治生态环境所做的决心。领导干部的权利越大，赋予的责任也就越大，在行使好权利的同时，要加强责任的监督，使得权责对应。
作者倾其思想，坦露着一颗透明的灵魂来书写他人生的点点滴滴与坎坎坷坷的。他的文字挟带着一股巨大的热忱引你进入他内心世界。他用自己的语言渲泻出他的渴望，他的追求；也用常人不可及的大胆表白，剖析自我人性，自我情感。文一开始卢梭就写道：“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前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这样迫切的言辞又怎能不让人走进他真挚、诚恳的精神家园中去呢？
在他近似于迷雾样的一个个小故事，一章章小片断中贴近他的回忆，他的心灵，在文字里与他或激昂或沉默或抑郁或舒畅或快乐或平静或热烈的起起伏伏、若浓若淡的叙述中行进，去领略他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去探寻他经历的爱恨情仇、恩怨变迁。
卢梭的童年既是悲哀的，又是幸运的。他刚出生，母亲便因难产而死亡，父亲由此对他又怜又恨。他的父亲伊萨克与他母亲苏萨娜自小青梅竹马，感情笃深。父亲自失去爱妻后，每每从他的身上找寻妻子的影子，常情不自禁地拥抱幼小的他而泪眼朦胧。父亲几乎把全部的爱给予了他。
这位身为宫廷钟表匠的父亲，不仅有英俊的外表和过人的手艺，还特别喜欢读书。在卢梭五、六岁时，他把他妻子生前的藏书全部拿出，拣出书来一段段读给卢梭听，然后轮流阅读，直到夜晚，通宵达旦的看书。父亲用这种方式忘却丧偶之痛，无意中给卢梭营造出一个读书的环境，以至于童年的卢梭到了无书不能眠的地步。“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我对事物本身还没有一点儿概念，却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感了。”父亲以读书为游戏打发时日的作法，给卢梭早期心灵注入了知识的芳香，这种无为而治也催发他心智过早的比别的小孩成熟。他的姑姑十分爱好音乐，这又让他多了一种喜好。也许秉承了他母亲的温柔与聪慧，加上他父亲与姑姑的无比关爱，卢梭自小性情温和，很逗大人喜欢。
直到父亲的因故离家，卢梭住进他舅舅家与表哥一道生活才一开始面向社会。进教堂做弥撒时，他遇上了他一生第一个令他产生好感的女性——朗拜尔西埃小姐。
读到一些细腻而深刻的情节，感受他成长中所承荷的开心与苦恼，一个鲜活、丰满的卢梭形象跃然出纸而呈现在你眼前，是那样的真切、朴实而又厚深。他比他同龄人性格要更具复杂的一面。后在他十六岁时，得到了体现。
谈到卢梭不能不提到华伦夫人。如果没有这个杰出的女性慷慨仁慈的培养和经济支持，历史上就不会有这位卢梭。他在与华伦夫人同居期间，生活才稍稍稳定，安心读书、思考问题并写作。年长卢梭11岁的华伦夫人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婚姻并不美满。她逃到法国，法王便把华伦夫人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并且给她一千五百银币的年金。风姿绰约的华伦夫人是一个有非凡智慧的女人，她成了卢梭的庇护人、老师、情人及知心的朋友。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是如何痴恋这个可爱的女人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华伦夫人刚把一片肉送进嘴里，卢梭便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华伦夫人将肉吐到盘子里，卢梭用叉子叉起来，飞快地吞下肚去.
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薰陶下，他的心慢慢定了方向。他在悠然的平和中度过三十年。步入壮年是时，他开始了个人的写作生涯，著书《爱弥尔》。可由于这本书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格格不入，书稿被当局焚烧，自己被迫走上了流亡的生活，其中还遭友人所害。凡此种种，他没有放弃写作，而是坚强的活了下来。忏悔录的下半部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断断续续写下的。
写书更写出了他善于释放的个性特质。他说：“我对我的内心价值有所意识，它一面使我感到不公正的贬低，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感觉，并使我潸然泪下，而我生平就是让喜欢让眼泪尽情倾泻的。”卢梭就是这样把生活中的不平化为了一缕烟雾而平衡自我心态。也正是这种易感的情怀，让他给这本没有任何粉饰的传记赋予了最原始的思想与情感，真实记录下他大半生心路里程。人们认识了他，记住了他。200多年了，作为人物自传的《忏悔录》，是唯一济身世界名著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卢梭的心血凝结的人性闪光点所带来的磨灭不息的经典之伟。它不是小说。是串连卢梭回意的杂文集。而每一段杂文都是作者心灵轨迹的烙印.
现在，不管是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还是大街小巷的书摊上到处是各种名人的传记。然而，翻开一本本书，从头到尾，通篇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把自己说成一朵花，把别人说成豆腐渣，借机抬高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总之，不是他（她）实际的那样，而是他（她）希望的那样。自传的过程无形中都会产生一种扬长避短的心里。而这种心里无疑会扭曲真实性、坦诚性。
《忏悔录》是我接触过的最勇敢、最真诚、最“暴露隐私”的书。
【关键词】《洛丽塔》；纳博科夫；自证与他证
一、序文——约翰·雷博士是谁？
“手稿”的编订者一约翰·雷博士撰写的序文对回忆录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开篇约翰·雷介绍了编订者身份的由来。身为亨伯特律师以及约翰·雷表兄的克拉克成为了二者的联结者，并且雷博士对病理状态和性变态行为的研究让他成为编订者的最佳人选。
为提高序文和回忆录的可信度，约翰提出一系列证据。首先，他说“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外，这部异乎寻常的回忆录完整无损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1）。根据约翰的说法亨伯特·亨伯特这一“离奇的外号是他自己杜撰的”，关于这一点亨伯特本人给予了“他证”：我随意为自己想出了很多笔名，后来才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的……我认为我的选择最确切地表达了我的卑鄙龌龊（492）。如此看来，约翰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手稿，甚至几乎是全部保留（连题目都是亨伯特事先拟定好的）。其次，他指出读者可以查阅“一九五二年九、十两月的报纸”（2），还介绍了故事外人物的命运，如温德先生、蒙娜·达尔、丽塔小姐。尤其对洛丽塔在1952年圣诞节死于分娩的介绍最值得关注，此处与洛丽塔给亨伯特的信是相吻合的：我已结婚，就要生孩子了。我猜他会是个大个儿。我猜他正好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出世（425）。
作为回忆录的引入者和补充者，约翰似乎是可靠的。不可否认约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效信息，并与回忆录中一些零散的细节吻合，但是这些证据具有一定的不可探知性。例如，读者不可能知道克拉克这位表兄的情况；序文提到的两月的报纸，没有名称和范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故事以外的这些“真”人的命运更不得而知，亨伯特和洛丽塔都已经不在世上，也就无法通过文本进行与“真人”对话。另外，约翰·雷只在序文中出现过，倘若某个读者对作品十分熟悉，那么他完全可以根据亨伯特的回忆录编出这样的序文来。就文本自身而言，约翰的“可靠”是值得怀疑的。
单纯从文学创作角度看，约翰是作者创造的人物，是作家努力隐藏自己的“优越的替身”。但二者却不能等同。因为在创作初衷问题上二者存在明显的差距，约翰·雷将《洛丽塔》的文本倾向定义为“崇尚道德”。但是，后记中的纳博科夫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提到“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色彩”（500），显然这是作者创作的一种手段。
二、回忆录一杀人犯写出的好文章
回忆录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以第一人称描写。“第一人称叙述特别适合作心里忏悔，因为人称本身就具有独白性”，独白性也导致整个故事完全陷入了亨伯特视角中，他人言语便隐藏了。一方面亨伯特在回忆录竭力表示诚恳。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自己伪善的一面。而如何将伪善一面让大众接受得到谅解，是决定亨伯特“自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1、忏悔的绅士
“自证”中，亨伯特将自己塑造成“忏悔绅士”形象。首先，亨伯特有学士学位，发表过论文，颇有几分才学，是“知书达理的欧洲人”。他完美的外在特征无论是对成年女性还是少女都具有强大吸引力。“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异常英俊的男人。……只要我用手指打个榧子，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随便哪个成年女人。”（40）“根据专门研究儿童性兴趣的作家所说。有些特征会引起小女孩心中蠢动的反应。这些特征我倒全有……”（67）等等。在他看来女人们总是被他英俊的外表，绅士的举止，博学的头脑所吸引。
其次，亨伯特在回忆录中不时流露出忧伤的忏悔。他自述往日的“激情”与“期待的销魂”已变成了“痛苦和厌恶”（195）。他写无法自拔的病态神经，写无法的到爱的痛苦和孤独，写父亲与情人的矛盾。在他看来其悔恨根源于“那难以捉摸的自我”（492），亨伯特的世界被分为两个自我：“我的身体知道我的渴求是什么，我的心灵拒绝我的身体的每一项要求。”（27）“今天我唯一感到懊悔的是，那天晚上我没有把‘342’号房间的钥匙悄悄放在办公室里，然后离开这个市镇、这个国家、这片大陆、这个半球一甚至这个世界。”（194）“我那邪恶的，鬼鬼祟祟的眼睛总要违背我的意愿……”（409）“我觉得我那难以捉摸的自我总是在逃避我”（492）每个句子都带着忏悔，但自我身体空间与时间的分离让亨伯特无法控制，于是分离的自我成了此刻自我的负罪者，在悔恨与痛苦的感情包装下为自我开脱。此外亨伯特有时会变成“局外人”，以拉开与读者的距离。如“如果我了解我的亨伯特的话”（109）“亨伯特在刺眼的白光下汗流浃背……”（110）“亨伯特夫妇穿着晨衣和凉鞋朝前走去”（130）。更明显地体现在夏洛特死前的争吵，亨伯特将自己的话全部隐藏了起来。“不管亨伯特·亨伯特说什么一或企图说什么一都无关紧要……”“我想再说一句不管亨·亨小声咕哝了一些什么，也都可以省略”（150）。如果暴露出来会影响我们对亨伯特的判定么？读者永远无法知道。
2、自证的目的
亨伯特自证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一章写到：我想我会在审判时用上所有这些笔记，当然，不是为了救我的性命，而是为了挽救我的灵魂（493）。倘若亨伯特活到审判的那天，该小说将很可能成为自我辩护的证词。他反对死刑，深信按罪判刑35年外，此外的罪行均不成立。通过回忆录而寻求合理的审判这是他的外在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亨伯特利用回忆录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并希望受众者能进入该世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认同是自证的内在目的及动因。
一方面，亨伯特深知自己的行为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并始终寻求着畸形爱恋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所以亨伯特不断为占有洛丽塔的行为开脱：第一次与洛有了身体上的接触后，他十分得意，原因是“没有损害一个未成年人的品行，就窃取了一阵甘美甜蜜的亢奋。”（95）在“着魔猎人”与洛交合后，他将罪恶行为的动因归为洛丽塔的勾引。然而亨伯特无法摆脱现实道德舆论的影响，他处处小心，时刻保持机警。旅途中总是刻意要两间房；看见警察紧张地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比利兹学校不惜监视洛丽塔，甚至禁止她参加同龄人该有的活动。亨伯特一直以爱的名义去解释自我可笑的行为，然而洛丽塔从没有对继父产生过爱情，不禁给亨伯特的爱蒙上了悲剧色彩。
另一方面，亨伯特通过自创或引用各种理论构造自己的世界。他创造了女理论：年龄九到十四岁的“nymph”才是女，能判别出女的人一定得是个艺术家或疯子或忧郁的人，而爱女的男人不应该与她们的年龄差距则不应该小于十岁。同样地，这种理论无法在现实中的到认同，于是在公开处，他与世俗女子保持正常的关系，不敢接近这类少女；私下里，他对女带来的淫欲而饱受折磨。依据弗洛依德原理，这位精神病患者将这种怪癖归结为年幼时未完恋情的“下意识”困扰。如果弗洛依德的学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那么他本人便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甚至从法理上可以免除谋杀奎尔蒂的指控。除此以外，自证中亨伯特还列举了印度、雷不查、埃及等不同文化中的老少恋情的事例，以及但丁、彼特拉克、爱伦·坡等文人们的恋情，在亨伯特看来所谓不合理的情感放在艺术作品中，或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是可以被尊重的。
最后，虽然亨伯特爱过别人，但是更爱自己，他强烈追求，却又怕世俗的评判，面对审判又觉不公。他不断地叙述着自己的过去，通过回忆来塑造自己的世界，可是他永远都不能逃脱现实，最终囚禁在“人生的枷锁”中。
3、后记一作者真实可靠的自白
纳博科夫认为“在我作品中，《洛丽塔》的快乐余光最多一因为他最纯洁、最精心、最抽象。”但是，最纯洁的创作却被扣上了“色情”的帽子，出版四处碰壁，甚至有人将纳博科夫本人与亨伯特等同起来。作为小说的真实作者，纳博科夫承担起了为作品申辩的重要责任。后记正是他为自己申辩的证明，但介于该魔法师常常使用“游戏”式的手法，作品中常常布满“欺骗”，那么作者“自证”是否真实呢？
后记中作者否认了约翰·雷道德说教式的创作目的，强烈表示《洛丽塔》不是教诲小说。“着手写一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这本书脱稿。”（495）“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直截地称之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500）。作者的确没有对读者说谎。1962年BBC电视台进行采访时，纳博科夫说：“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别的书呢？为了娱乐，为了知难而进。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社会宗旨，没什么道德说教，也没什么可利用的一般思想；我只是喜欢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语。”～1964年接受《花花公子》访谈时，他又一次强调：“我只能重复说我即无社会道德讽刺家的企图，也无他们的脾气。”纳博科夫无意为道德而写作，因为在他将文本的艺术性看做小说创作的第一追求。“我不否认艺术道德的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品性。我所要否认的是准备耗尽最后一滴墨水与之搏斗的是那种处心积虑的道德化倾向；在我看来，无论这种写法多么高明，他都会抹杀掉所有的艺术痕迹。”道德的声音在以艺术创作为主旨的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里是微弱的，甚至是失语的。纳博科夫关注的是故事本身的游戏和魔法，而能理解作者意图的一定是个艺术家。但是这也不代表他对道德不关心，需要强调的是，观照纳博科夫的一生经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大学教学的生涯中，学生们为他着迷，不管是在韦尔斯利，还是在康奈尔，他的名声没有一点瑕疵。所以亨伯特与纳博科夫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更不能说他是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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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并将“颖悟性速写”的方式运用其中。在这一自传性色彩极强的作品中，乔伊斯塑造了三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并将这三位女织在主人公斯蒂芬的成长过程之中。对比行者的《忏悔录：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出版发行，可以发现作家对乔伊斯小说创造手法的借鉴与改造。
“对乔伊斯来说，女人具有一种神秘的福楼拜式的神的力量。女人与创造和艺术密不可分。”女人或母亲是乔伊斯小说绕不开的话题，换言之，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对女性书写的沉迷。然而在《忏悔录》中，行者对女性的书写尤甚。小说中刻画比较深刻的女性多达15个，在这些女性之中，光光嫂、惠惠嫂、庞处长以及徐娘作为中年女性对盛西门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我的第一次恋爱”一节中，父亲对盛西门向母亲揭发自己的丑行实施了报复，从此，盛西门便对光光嫂充满了好奇，并将人生的第一次交予了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光光嫂是盛西门性的启蒙导师，因此也奠定了盛西门日后对“母亲们”独特的迷恋。慧慧嫂以及庞处长作为光光嫂与徐娘之间的过渡，加深了盛西门对于中年女性的体悟和认识。在“当一次于连”一节中，盛西门在庄市长在场的情况下调戏引诱庞依然，随后便是七天的创作及两人的。无论是作为村妇的惠惠嫂还是身处高位的庞处长，都带着各自的欲望（或为钱或为欲）与盛西门产生了交集，虽然结局有喜有悲，但这些体验都将是盛西门自画像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与徐娘的相识与结合无疑是主人公丰富人生经验、加深艺术创作的有效实践。在盛西门眼中，徐娘是母亲、保姆以及妻子的结合体，更是其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考察小说的深层意蕴可以看出，盛西门与光光嫂的结合是对父亲的报复；他与庞依然的是对庄市长权威的挑战；与徐娘的结合使他最终寻求到了中年女性的疼爱和庇护。作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艺术家，他的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正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毅然决裂，这契合了弗洛伊德关于杀父弑母情节的理论。在《行者小说自选集》其他的作品里，作者同样孜孜不倦地描绘出各种类型的女性，始终绕不开对女性的刻画。由此可见女性对乔伊斯和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创作元素。在同是以“成长”为母题的小说中，行者对女性形象的设置实现了对乔伊斯作品的借鉴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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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多元文化论’的影响下兴起了文化研究热潮。进入90年代，聚焦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边缘群体的亚文化研究逐渐合流拓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理论体系――这就是‘怪异’理论（queertheory）”。这一理论中一个鲜明的论点在于对性的非自然化过程予以深度阐释。秉持怪异理论的群体认为：性各方面所呈现出的结果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规约，是逐渐被阐释出来的。
作为先锋性色彩较浓的作家，行者在小说《忏悔录》创作中也将叙事的触角伸向了以同性恋、虐恋及怪异行为为主的亚文化领域。作者在小说中对怪异理论的倾注，对各种怪异的实践，折射出社会作为不可抗拒的外界因素对盛西门个体行为的塑造和建构。
作为一个遵循行为主义的青年艺术家，盛西门寻找到了创新画作的因子：他沉迷于镜像中的自己，与自己结婚；挑战个体的感官极限，随心所欲的创造行为艺术；为寻找创作的灵感，他走向郊区，体验生活，成全了一个同性恋者的嗜好；在与女权主义者白桦的交往中，享受中被虐待的。他这一系列怪异行为的出现不仅是艺术家自身思想异端的见证，更体现出个体被社会所引导的过程：上大学之前几次对女性追寻而不得，不断冲击着他恋爱的念头；教师同学们对自己画作的不解，使他感到了愤慨和孤寂，同时更触碰到了盛西门内心叛逆的扳机。于是他向内转，在以身体为素材的创作中找到了灵感，并产生了强烈的自恋心里，以致他与自己结婚这一行为艺术的产生。此外，对于完全放浪形骸的盛西门来说，女权主义者白桦反而成了他的知己。
由上可知，特立独行的白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盛西门的镜像，他们有着相同的腾挪跳跃的思绪，执着于对自己身体的绘画，他们在创作中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体，看清了自己。对于白桦待的接受，即可视为盛西门对“另一个自己”的礼遇，于“镜像中”的自我膜拜；从另一方面讲，当盛西门自由过度之后，规训反而成了一种别样的享受，于是白桦的待反而成全了他的性。
盛西门努力实践着行为主义的行事原则，他用大胆的实践追求着怪异理论的目标，即“在性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允许个人成为他自己生活的艺术家。”小说中行者对主人公性越轨行为的书写，凸显了盛西门对自我男性角色的游离，他潜意识中存在的对于女性身份的角色认同，延续了他在性倒错中享受到的。盛西门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怪异行为，除了根源于青年艺术家求异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及社会各方面因素对盛西门的规约外，还可以从哲学维度来考察：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即：种种怪异行为揭示出一代艺术青年自我存在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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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忏悔录》的创作沿袭了早期先锋派等作家的作品风格。小说中那些荒诞不经、恣肆，“披头散发式”的场景让人联想到余华的冷暴力叙述、莫言的“欲望式书写”，以及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中展示出的对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行者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共通处便是颠覆传统，挑战旧有的价值观念，并为人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认知生活的视角。
《忏悔录》中充斥着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实践着后现代主义有关“非原则化”的表述，即不再建构深层意义，不再宣扬宏大叙事，不再刻画英雄和伟人，也不再歌颂理性、进步或未来。盛西门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荒诞不经的行为艺术，他对怪诞现象的执着，对父母亲情人及情感的戏谑，对于庄市长的背叛，解构了理性，消解了伟人崇拜，更拒绝了权威。
《忏悔录》是部怪诞的现实主义作品，行者在小说中对于怪诞现实主义风格的追求是有企图的，这种亦真亦幻的创作风格，使读者的思绪一会儿贴地飞行，一会儿凌空翱翔，彰显出作者对于幻想型写作的驾轻就熟。在“原发艺术”一节中，、生殖器、痰、屎尿、鼠蛇、苍蝇等诸多怪诞形象俯拾皆是，这与莫言小说中“屎尿横飞”的现场存在某种契合。这看似是一种龌龊、无聊的混杂，实则是一种欲望的宣泄。不过，同样是写欲望，莫言侧重的是对“原生态”欲望的书写，是源于民间诙谐文化的审美观念，而《忏悔录》则是有意为之的，有导向性的行为艺术欲望的抒发。行者在创作中的怪诞依附于艺术这一载体而存在，有了绘画这一可依靠的外在轮廓，小说中的怪诞内容便有了参照，从而缩小了情节荒诞不经的程度。
讽刺性地模拟，戏仿权威的模式，用以达到一种嘲讽、蔑视、解构的目的是行者这一小说中常见的方式。例如对父母行为戏仿的文字表述如下：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多少天之前有一场有目的的寻欢作乐，让人眼看不见的两种物质结合起来，生长成有别于他们的东西，这是自然界最为神奇的现象，不是吗？人们应该给自然和它的创造者以无限的敬意。我想那一刻我肯定裂开嘴笑了。那一定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笑。
这一段文字是盛西门对父母、繁衍后代这一崇高行为的戏仿式书写，然而，这些看似嬉笑、调侃、插科打诨的话语描述在其背后却有着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它包含了行者对于自然现象的惊叹和对生命孕育的崇敬之意。另外，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体验”，以及在《食物链：我妻子的故事中》的“时迁体验”，借助于侦探小说或心里学实验等“反体裁”形式，试图制造种类混杂的局面，用以达到语言上的美学效果，以充分展现青年艺术家丰富的行为艺术。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评价拉伯雷小说《巨人传》时说：“拉伯雷在其乖张古怪、令人不解的书中，恣意发挥极端的愉悦和极度的粗野；他滥用博学、龌龊和无聊；以通篇蠢话的代价换取两页好故事……这是一位醉醺醺的哲学家，他只有在大醉时才写作”。这一评价时隔一个世纪用在行者及其小说上仍然非常恰当。盛西门作为一个将死之人，在追述自己的生平时，语气是大浪淘洗之后的平静，他的述说就像是午后临窗呷酒之后不容别人置喙的絮语。所以小说通篇读完，语调不急不缓，像是主人公盛西门在微酣状态下追述自己一生时产生的艺术幻想。
关键词：用心感悟真情作文
情感是写作的血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只要作者心存感动便会作出优美的文章来。下面谈谈我针对学生作文时虚情假意、枯燥无味的状况，培养学生用心感悟真情的例子。
一、用心感悟生活的真谛
当前，学生作文时，叙述事情总是停留在记“流水账”上。针对这种情况，我启发学生：我们评价一个人时，说某某人悟性很高，这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赞赏。会感悟的人，对平淡无奇的事情，都会产生奇想，直至想到源头、规律，甚至生命的真谛。并举例：某同学写了篇《草花的启示》，写的是他和同学买草莓后，约好看谁的先开花。他把草莓种在花盆里，枝叶稀少、矮矮小小的，而同学的则种在地上，枝叶肥厚、雄壮高大。这使得他失去信心且被同学的草莓深深吸引，天天都去同学家看草毒。结果，想到他自己的草莓先开花了，这给他巨大的震撼：这小花在我丢弃它时却生长开花了，这不就像当时我和同学约定时我的必胜信念吗？只是我的信念早已丢失了，而它却生长着。这是它对我漠然处之的无声抗击。由此他感悟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自己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不要总是在与别人风景的对比中迷失了自己，忘了自己这边风景独好！这就是“于微细处见精神”的注脚。看这样的文章，不会昏昏欲睡，不会“怨声载道”，给人的教育和启发绝不比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报告来得差。
二、用心感悟生命的意义
人生天地间，生命最宝贵。但学生却不能感悟到生命的意义。我点拨学生：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的肉体形式，让我们能在这缤纷世界走一走，该是人生最大的幸事与乐事。虽有坎坷不平，虽有怨愤连连，虽有酸甜苦辣五味瓶，但细下心来想一想，惟有这样，人生才觉得有滋味。只有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拨动读者心灵的琴弦，奏出动听的乐章。一代枭雄曹操的诗文被后人公认为站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充盈共中，读曹操的诗文，令人回肠荡气，痛快！我想这与其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生命感悟有关，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登如朝露，去日苦多”，让我们感到生命太短暂了，就是活上一百岁，还是有“几多未了缘”；人生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天不助我也。在常人看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曹操还有什么痛苦？可活生生的曹操却有太多的“去日苦多”，正因为有这种强烈的生命感悟，曹操才写出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千古名句，鼓舞了多少老有所为者。如果我们把曹操的诗改成“对酒当歌，春风席卧，如水漾漾，快哉几何？＂其味就不同了，境界也就不高了。再想想那些粉饰太平，歌舞升平的文章之所以失去生命力，也就是因为缺乏对生命意义的感悟所致。
三、用心感悟人性之善
有些老师总爱把同情怜悯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其实能怜悯有同情心正是人性中最光辉的亮点，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正是作为独生子女的中学生所缺少的。我启发学生：孟子强调人要有“侧隐之心”，要有一颗善心。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会怎么样，因此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珍惜友谊与感情。当人有灾难时，绝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而要“掬以同情的泪水”，伸出友谊之手拉他一把。这种人性之善表现在文章中，就是要同情弱小，同情下层，同情下岗工人。只有有同情心的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仅要同情人，也要同情动植物，因为从生命的本质看，人与动物是一样的。老舍的《小麻雀》，李叔同、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都表达了这一种思想；大诗人白居易写道：“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都是同情怜悯的典范，都是一颗大善心。有善心的文章，自有境界，自成高格。
四、用心感悟人性之真
针对学生作文时的虚情假意，我启发他们：《红楼梦》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虽有各种理由可找，但其丰富的人性之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坡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文豪，是因为他把人性之真融合其中。在他的诗文中，有些看似消极的语句，却是充满人生至真的情，“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你看消极不消极？人生怎能“飞鸿踏雪泥”呢？应该“雄纠纠，气昂昂”才对，但细细一想，真的有道理。再看“人生如梦，早生华发”，但转而一想又是那么的真切和真实。有位高三同学写“百事可乐”，其文充盈着人性之真。她说：寻找，永远是件辛苦的事，何况是无形无色无味的快乐。中国人从来讲究一个缘字，万事随缘嘛。快乐也不例外，同样需要“无心插柳”，随缘而来，随缘而去。只要我们每天生活着，就是人性之真、就是快乐。只要你有颗乐心，看到的自然是真景，久而久之，怕不成乐人也难。不信？试试。若你是一个又老又穷又病、垂死的老翁，如何？是否有些伤感？可有人不这么看，其中自有人性之真可言：“天地之间人为贵，我是人，此一乐；人以男子为贵（仅指古代），我是男子，此二乐；人难免一死，我却九十五岁，此三乐。至于贫，那是士之常，死是民之终，愁它作什么？＂及而广之，就不难体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独得之乐，那种人性之真。
本来嘛，万事万物都具两面。高不成，那就试试是否低可就。逛街没钱，可至少饱了眼福。挤车不成，说不定下一辆就只有你一个贵客。“牙痛的人想，世界有一种人最快乐，那就是牙不痛的人。”可你我都不会只因为自己有一口好牙而整天快乐。看来，快乐和美一样，不是没有，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有时，享有也是一种快乐，可惜，我们的心常常麻木，反而不能用心去感悟人性之真了。
五、用心感悟人性之美
针对学生作文内容枯操无昧，我启发他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括》其实是他内心世界的“忏悔”、心声泪痕，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通过小说人物形象地表述出来，从而感染读者；卢梭更加直言不讳地用“忏悔录”作自己的书名。文学作品中感人最深的地方往往是作品人物灵魂深处的忏悔．把这灵魂深处的忏悔写出来就表达了人性之美。最近播放的电视剧《苏小小》，结尾处谢松斋内心深处忏海，真是声泪俱下，看到这里没有
所谓空白，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未明确写出的部分；它仍是文中已实写的内容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部分。它较多的存在于文章的各层结构中，最明显的是存于情节结构层面上，达到一种大用外腓，真体“内充”的审美境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常有“空白”，在这些似乎“无”的空白之中，渗透着极丰富的“有”。这里，语文教学的重心应是“导”，引导学生自觉地创造一个个审美对象，创立新的审美视野与境界，把作者有意无意所忽略的文学通过学生的再造想象而弥补起来，可使之具体化、深刻化，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朱自清的《背影》等作品，作者并没有具体描写主人公的肖像，但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文中的实写内容为依据，想象其肖像，增进对人物形象的全面认识。
我认为学生在老师的适当引导下是能发现“空白”的。只是对它的“填中”的想象力是难点。这里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引导学生“填”，还应通过暗示启发，从空白激起学生积极地交流、比较、反思、选择，就是既培养其再造想象，又培养其创造想象能力。这里以《孔乙己》教学为例，学生在自学中能明白孔乙己在酒店的言行的实写，他的平日生活与打折腿是虚实兼有，内含空隙与粗线条，这二者弄清楚了，再解决结尾孔乙己之死这一空白：“我到现在终于没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学生读到这里会思索他的结局如何？窨是怎么死的？这里教师可启发学生联系前文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性格、品行，这样不少同学能认识到：孔乙己受封建教育制度的毒害而好逸恶劳，四体不勤，又死要面子，被丁举人打折腿后，连“窃”也不能，其结局的这一空白点充溢了作者独特的感情。到这里学生垢想象翅膀已展开，并各抒已见，解说这一空白：有的说孔乙己在冰天雪地中冻死，有的说活活痛死，有的说饿死----有一同学还把孔乙己的死与阿Q之死、祥林嫂之死进行比较，认为孔乙己的可悲就在于在一般人眼里居然平淡得不值一提。
“空白”对于日常语言交流和系统阐述的文学作品来说，也许是致命的敌人。一般信息发出者总是希望要求接受者能准确无误得到其信息，但是接受者也需要一个个信息之间建立意义的联结。空白中止了语句序列的连续不断性，妨碍读者语言停顿的嘎然停顿，它便一跃而变为促使文学阅读不可或缺的积极动力——想象力。语文教学中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总是渴望发现形象之间、情节之间、叙述角度之间的一致，而作品中完整的线性的情节结构，会满足这一心理，而空白打破了这一联结----学生在阅读时常会遇到种种“阻力”，然而这种阻力能转换成“突转”的悬念。对这种空白，我们一般可先运用暗示法引起学生的再造想象力。如初中第四册补充教材《窗》，学生一接触到这篇小说会产生一连串的疑问：这两个病人是什么身份？患什么病？靠窗那位为何每天要把从窗外“看到”的美景，给另一位栩栩如生地描述一番？不靠窗的为什么会产生嫉妒心理，而又会为这种心理而惭愧，继而又越来越嫉恨了----特别是结尾处不靠窗的病人看到窗外竟是“一堵光秃秃的墙”之后全有何感想？他会忏悔吗？一位老师上《窗》，她把前面这些问题都给解答了，一讲到底之后突然问：结尾中这位病人他会忏悔吗？学生们从沉闷中醒来，议论纷纷，有说后悔的，有说忏悔的，也有说痉的，但老师马上截住：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的、虚伪的，他哪会这样呢？学生只能收敛展开的思维，在笔记中记录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什么的中心思想。伊塞尔说过：如果读者已被提供了全部故事，没给他留下什么可做，那么他的想象就一直进入不了这个领域，结果将是，当一切都被现成设置在我们面前时，一可避免地产生厌烦。
创造性想象的训练的另一点是依据实写部分，对空白点进行补述性的发展型创造想象训练。这一般可运用续写，看图想象作文，使空白成为读者建造审美对象的重要引导契机，集中读者对新的注意点的看法，使空白的内容通过相互修正，将片断、隐含的东西连接在一个”场”中，从“场”出发来组成各种新的审美视野。如有的学生在《孔乙己》的续写中写孔乙己没有死，治好了腿，中了举，也象丁举人一样乡里；《我的叔叔于勒》续写中写于勒发财归来，再次把菲利蒲夫妇的丑态抖露出来等等。这些都是进行新的审美创造，也加深了对原文主题思想的认识。
这类文章写成后往往引起学生的兴趣或争议，因为空白的深层意义是隐含的，“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