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5 10:40:0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理财投资政策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资本成本 约束效应 财务政策
作者简介：
汪 平（1963-），男，山东临清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 颖（1972-），女，山东龙口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袁光华（1965-），男，湖北云梦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财务政策研究是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财务政策是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根据基本的财务理论、财务规则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行业惯例与客观的内外部环境所制定的进行财务管理工作必须遵循或采用的基本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等内容的总称。财务理论是制定财务政策的基础之一，也是保障财务政策科学性、理性化的核心因素。作为严谨的财务理论的补充，以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尤其是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为工具而进行的长期、细致的财务政策的调研与分析进一步发展甚至修正了有关财务理论。科学、合理的财务政策应当既有财务理论的支撑，又符合企业所处环境的诸多理财惯例，尤其是可以促成理财目标的顺利实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务政策的研究是财务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是企业的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财务政策（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这三个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均受到资本成本的严格约束，资本成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核心的作用。这些财务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理财行为将从根本上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价值创造实力。与国外管理优秀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尚未建立起科学地组织财务管理活动的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常没有明确的、稳定的财务政策，当然更罔论财务政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本文着眼于资本成本对于财务政策的约束效应，基于上市公司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企业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进行经验检验，力求为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从1958年到1961年，Modigliani和Merton深入研究了资本成本与投资政策、资本结构政策、股利政策之间的科学关系，奠定了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过程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开启了资本成本与公司财务政策的相关研究。
（一）资本成本与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又称资本预算政策，是企业针对资本投资所制定的财务政策。Dean（1951）将资本成本作为资本项目取舍的标准，认为只有内含报酬率（IRR）超过其市场决定的资本成本水平的投资项目才能够被采纳。Solomon（1955）更是直接提出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在于为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提供正确而客观的标准，即资本支出的取舍率。自此，从理论上讲，资本成本在投资政策中的约束效应已经得以确认——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项目选择的基准利率，且该基准利率要随着项目的风险程度进行调整（Ehrhart，1994；Brigham和Ehrhart，2008）。因此真实的资本成本取决于资本的投向，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应以不同的资本成本作为基准利率进行投资决策（Armitage，2005；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调查研究发现，超过50%的美国公司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成本作为投资项目折现率（Gitman和Mercurio，1982；Bierman，1993；Block，2003）。亚太地区国家的公司在基准利率的正确选择上落后于美国公司（Kester等，1999）。我国企业普遍将“银行贷款利率或以此为参考”作为折现最重要的依据（李悦等，2007）。按照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分析，决定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亦即价值创造实力的惟一活动就是资本投资决策。如果企业的资本投资项目可以完全细分，那么，最佳的资本投资规模就是净现值（NPV）为0的那一点的投资规模。如果NPV为正值的投资项目存在资本限制，为投资不足；相反，如果企业投资于NPV为负值的投资项目，则为过度投资。其中，尤以过度投资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毫无疑问，资本成本是投资决策中最为重要且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低，企业对于资本投资项目的选择余地越大，财务竞争力也就越强。
（二）资本成本与融资政策 融资政策实则一个复合型的财务政策，涉及到不同性质投资者之间以及相同性质投资者之间利益的权衡以及对于企业经营、资本投资新增融资的满足程度，包括融资金额和融资结构两个方面。融资金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资本预算，是由投资决策所决定的；融资结构包括资本结构问题和股权结构问题。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拓性的研究以后，众多学者在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基础上逐渐放松了理论假设，提出了诸多资本结构理论，其中静态权衡模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Van Horne，2001；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该理论精髓在于通过债务税盾利益与财务拮据成本、成本的权衡，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调查研究发现，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资本结构十分重要，因为管理者都在尽力管理其资本成本（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我国学者李悦等（200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低估股权融资成本和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等错误的融资观念与政策。这些直接诱导了企业的非理性融资行为。按照现代财务理论，最优资本结构是指能够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的资本结构。也就是说，从融资政策的角度讲，最优的融资政策在资本成本方面具体表现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当且有义务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合理地安排融资金额和融资结构，在满足经营和投资所需资本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企业现金流的风险程度，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三）资本成本与股利政策 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既要满足股东的报酬率要求，又要有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二者兼顾的关键在于科学地确定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支付额。已有研究将股利支付率作为分析股利政策的重点。Lintner（1956）、Walter（1956）、Rozeff（1982）、John和Williams（1985）、Miller和Rock（1985）以及John和Lang（1991）等学者提出不同的最优股利支付率模型，然而学术界对这些模型的检验结果莫衷一是。理论上讲，在未来投资机会与目标资本结构确定的前提下，按照剩余股利模型，公司可以形成最佳股利政策。然而调查证据显示几乎没有公司严格地使用纯粹的剩余股利政策，而是对剩余股利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Smith，2009）。从长期来看，股利支付率是股利政策的核心指标，也是观察企业股利政策特征的重要指标。但就某一个具体的股利支付期而论，股利支付额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指标，因为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保护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按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董事会、管理层应当在配合投资者实际获得的资本利得报酬率的基础上通过现金股利的支付来实现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亦即股权资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对于现金股利支付额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现金股利支付额与股权资本成本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亦即资本成本提高，现金股利支付额要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现金股利支付额可以减少。对现金股利进行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离不开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合理估算。
从现有研究来看，企业财务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调查研究法，即通过运用E-mail、问卷、访谈等形式调查企业财务人员尤其是首席财务官，对企业的财务政策进行整理与分类，得出结论。很明显，对企业理财行为进行分析，并将此上升到惯例、规则的层面，当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之后，某种财务政策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可以为很多企业财务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在调查研究中，学者们对于财务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多有涉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对而言，受到研究方法的局限，此类研究尚流于表面，难以深入了解财务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对于不同财务政策科学性的辨析也难以上升到理论层面。收益权是投资者最为基本的投资诉求，具有投资者要求报酬率（资本成本）约束的财务政策是公司实施理性财务行为的基本依据与标准。资本成本对公司财务政策具有核心约束作用，“投资者要求报酬率-资本成本-财务政策-理财行为-价值创造-理财目标实现”这是公司财务政策制定与优化的正确逻辑与科学思路。从技术上讲，具有一个合理的资本成本的估算值是制定科学财务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沪深股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样本依据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剔除无期初收盘价格的样本；剔除无每股收益的样本；剔除EPS2-EPS1为负的样本。2000年至2009年每年的初始样本规模、删除样本规模与最终样本规模如表（1）所示。
（ 二 ）变量定义 本文中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计量详见表（2）。
（ 三 ）模型建立 本文从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两个角度反映公司的投资政策，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计量投资的规模，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计量投资的结构。构建模型如下：
Investmentit=α+β1WACCit+β2TobinQit+β3OCFit+ε （1）
融资政策的研究重点是资本结构。本文以资产负债率、短期融资长期融资比分别从资本的性质结构与期限结构两个方面全面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构建模型如下：
CapitalStructureit=α+β1WACCit+β2lnTAit+β3Profitit+β4Collatit+λIndDummy+ε （2）
股利政策是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财务政策，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保护。股东实际报酬包括股利报酬与资本利得报酬两部分。股利支付额是直接构成股东报酬的重要内容，是股利政策中尤其应当引起关注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股东实际报酬率（以相对数的形式侧重计量股利支付额）和股利报酬率两个指标反映公司的股利政策。构建模型如下：
Dividendit=α+β1OCFit+β2TobinQit+β3Investmentit+β4WACC+ε （3）
本文采用PEG模型（Easton，2004）估算股权资本成本，构建如下模型：
RE=■ （4）
模型4中，P0为期初每股价格，取每股收盘价格；EPS1是当期预期每股收益，EPS2是下期预期每股收益。本文使用实际每股收益替代。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回归分析 依模型1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3）。首先，为了便于对比，先不引入资本成本，做企业投资对运营现金流与托宾Q的回归表（3）的第I部分。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资本成本的影响时，对公司投资影响最大的是企业的未来成长机会（托宾Q）。然而，两者的关系是与财务管理的理论相冲突的。理论上，企业未来成长机会越大，投资支出越大。而基于我国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与现有理论恰好相反，两者的关系是负向相关，而且非常显著（t值为-7.592）。这一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与众多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并存现象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当将样本按企业性质 分组进行回归时发现，国有企业组的R2值显著提高。除了上面谈到的投资和托宾Q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t=-1819）之外，还发现投资水平和企业的运营现金流也显著正相关（t=5.470）。而对另外两个分组（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而言，这一关系不明显，R2也较低。这说明投资不理主要存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然后，我们在回归中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表（3）的第II部分，发现模型的解释能力提升到了极致（所有企业样本的R2从0.113提高到0.995）。但是结果却与财务理论所预测的符号是相反的，回归的结果显示资本成本与投资水平呈现显著的（t=970.4）正向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相背。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公司在资本投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本成本缺位现象，作为核心锚定因素的资本成本并未在公司投资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一现象最为突出的只有国有企业，对于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的企业，资本成本和企业投资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进行回归表（3）的第III部分，结果显示，只有运营现金流有部分解释能力，其他均无明显的关系。
（ 二 ）相关性分析 依模型2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4）。没有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的回归（表4的第I部分）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资产抵押性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企业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负债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在资本结构政策方面，我国大型企业显然采取了一种极其稳健的策略。这应当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不发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一般的理财惯例是，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偿债能力越强，从而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举债的能力也越强。这一回归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不同于西方国家。与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研究所得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结论是一致的。按企业性质分组回归的结果与样本整体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这一融资行为是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表（4）的第II部分后，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回归方程的解释程度大幅提升（所有企业样本的R2从原来的0.031提高到0.971）。数据显示资本成本是解释企业资产负债关系的关键变量，这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然而资本成本是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负向关系，亦即资本成本越高，负债率越低，这与负债属于较低资本成本的资金来源的观点相悖。资本成本越高的企业为了降低资本成本，应该提高资产负债率。当然，从资本结构决策的角度讲，由于各个企业的内外部融资环境差异极大，资本成本与负债率直接的相关性也很难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果。如果从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角度来看，股权融资偏好是形成资产负债率低和资本成本高的一个共同原因。最后，应用短期融资长期融资比的回归结果表（4）的第III部分没有发现企业的融资期限结构和企业的资本成本之间有明确的相关关系。依模型3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5）。未引入资本成本作解释变量的回归表（5）的第I部分）结果表明，企业的运营现金流、托宾Q和投资对于股利报酬率解释能力均不强（R2除国有企业组外，都低于0.02）。回归系数除常数项外，基本也不显著。说明股利报酬率和企业的运营现金流、成长机会与投资额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企业的股利政策和理论上的预期是有出入的。加入资本成本作解释变量（表5的第II部分）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升，而且股利报酬率和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和理论预测是一致的，因为股权资本成本是股东期望的报酬，股利报酬率是股东实际报酬的一部分，两者一致说明股东的报酬要求得到了回报。我们进一步用实际报酬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5的第III部分），结果显示实际报酬率和资本成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际报酬率还和托宾Q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除了股东期望的报酬以外，企业的投资机会也是决定股东实际报酬的重要因素。然而总体来看，本文设计的模型3对于股利政策与资本成本相关关系的解释能力都比较有限（R2太低）。
五、结论
本文认为，资本成本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具有约束效应，在不考虑资本成本因素的状态下，公司的财务政策难以明晰和稳定。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财务政策必定是盲目的、非科学的，而这种财务政策所引导的理财行为也必定是低效的、非理性的。总体来看，实证数据表明，通过我国企业实际理财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财务政策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联度很弱，很多财务政策缺乏资本成本约束，理财行为难以得到足够的理论支持。投资政策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的创造与股东财富的增加，是公司的第一大财务政策，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资本投资项目所必须获得的、最低的报酬率水平，是投资项目选择的惟一基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高，可供备选的投资项目就越少，公司的财务竞争力越差。没有足够资本投资项目的企业，其未来的发展实力必将受到重大影响。但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资本成本水平越高，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与现代财务理论的分析完全相悖。这表明资本成本显然没有成为我国企业投资政策制定的约束因素。许多被采纳的资本投资项目，按照净现值法则，实属过度投资的范围。很多学者已经对于我国企业界大量存在的过度投资现象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当引起企业界的高度关注。融资政策包括融资金额与融资结构两个方面。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投资政策必然导致公司的融资金额决策缺乏必要的资本成本约束。就资本结构而言，公司管理当局应当合理安排不同资本成本水平的资本构成项目，即权衡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以及长短期资金的不同风险程度与其投资者要求的报酬水平，并在经营过程中努力降低现金流量的风险，降低财务风险，满足投资者报酬率的要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不健全以及银行业的短视，逼迫企业过多地依赖外部股权融资，形成过分的股权融资偏好，结果出现了较高的资本成本与较低的负债率并存的不合理局面。股利政策与股东财富关系最为密切。本文的数据分析对于我国企业股利政策的合理性予以了部分支持，但是鉴于模型本身对于资本成本之于股利政策的解释能力有限，只能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较弱的资本成本约束。
鉴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政策的检验采取了间接分析的方法，这会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基于资本成本约束对财务政策进行科学分析是对财务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企业财务政策制定科学性的提高具有重大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价值创造与我国国企EVA考核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14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0YJC630024）；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约束、可持续分红与国有企业价值创造”（项目编号：11BGL026）；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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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ichael C. Ehrhart. The Search for the Value： Measuring the Company’s Cost of Capital. Boston，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Michael S. Rozeff. Growth， Beta and Agency Costs as Determinants of Dividend Payout Ratios.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982.
[19]Richard A. Brealey， Stewart C. Myers， Franklin Allen.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9th ed. Boston： Irwin McGraw-Hill， 2008.
[20]Seth Armitage. The Cost Of Capital： Intermediat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Stanley Block. Divisional Cost of Capital： A Study of Its Use by Major U.S. Firms. The Engineering Economist， 2003.
1 选择比较稳健的财务政策
如选择比较稳健的资产结构、融资结构、债务水平、信用政策和股利政策等，以支持企业的课持续发展。
2 要兼顾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企业财务政策在考虑企业经济责任的同时还要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例如在投资政策方面，不能只对股东有利的项目进行投资，还要对环境保护、员工的工作条件和能力、产品的安全与质量、慈善事业等社会责任进行投资；在利润分配政策方面，不能只考虑股东利益，还要考虑企业的未来发展和债权人的权益保障；在融资政策方面，不能只考虑融资的资本，还要考虑融资的风险，以及融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3 企业财务评价的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受“股东财富最大化”财务目标的影响，企业财务评价主要从企业经济责任来评价企业经营业绩，而没有考虑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积极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发生了一定的财务成本，但可以降低其法律风险、减少浪费、改善与监督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促进企业的经营业绩稳定增长，所以要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企业财务评价中。否则，就会低估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发展公司的价值，同时也会看不到一些繁荣公司存在的潜在危机，从而导致决策失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积极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突破性的理论是绩效菱棱柱业绩评价方法。该方法从如下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了综合评价：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企业要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什么；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同时也满足自身的需求；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流程才能实施其战略；企业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来运作这些流程。这种方法为我们从企业利益相关者或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4 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发展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财务管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财务管理必须树立整体观念，从整体上去分析和评价企业的管理活动；其次财务管理必须树立动态管理观念，根据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不断地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在动态中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再次企业财务管理要有融智比融资更重要的观念，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运作，培育和扩张软资源，以此优化企业资源结构，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企业理财观念要进行创新，企业理财不能只盯住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必须转变理财观念，要对包括知识资本在内的企业总资产进行市场化运作和管理。
股市低迷
银行产品成理财首选
从2009年10月的3000点，中国股市的走势可谓是扶摇直下，目前一直在2100点上下起伏。尽管近日发改委的几十亿投资政策给股市打了一针激素，但显然这一针的效果并不持久，大盘只略有上提便继续维持此前的跌势。
股民信心消失，大规模的资金从股市出逃。近日汇丰中国《2012中国家庭理财状况调查报告》，基于对8大主要城市作出的问卷调查，该报告统计出中国家庭的流动资产均值为38.6万元人民币，实现资产增值是中国家庭理财规划的首选目标，其次是保障子女教育和安排退休生活。
其结论是23%的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承受了资产减值，而它们所配置的资产多以股票和基金为主。对此很多网友都表示，这一比例还是有所保留，近年遭遇资产减值的家庭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事实上，通胀预期不减反增。为了稳定GDP增速，国家的货币政策一直维持在宽松的状态，接二连三地降准降息使人们对稳增长的信心有所加强的同时，也平添了许多对通胀的担忧。
而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普通的老百姓到经济学家都感受到几年间100元人民币购买力的变化。
找不到高收益的途径，可能正是有投资意愿的消费者现在面临的难题。股市掘金希望破灭的同时，昔日投资的房产如今还只是房产，面临着难以变现的尴尬，因为有刚性需求的购房者大多在等待房价下调，谁也说不准十年、几十年后房产是否如预期般增值。
人们对通胀的预期近日再一次有所提升，原因在于美国第三轮货币宽松意外提前推出，且本次宽松不限时、不限量，意在美国就业形势的明显好转。QE3出台后，人民币短期内“被升值”，兑美元能力有所下降，人们拥有资金的价值再一次被稀释。
理财热情空前高涨，有读者打来电话咨询一些不需投入过多精力就能赚钱的投资方式。就目前来看，市场对黄金的长景更为看好。汇丰中国同时统计了普通家庭未来12个月的投资意愿，大多体现为5类金融产品，分别是人民币存款、股票、基金、人寿保险以及银行理财产品。该机构预计结构性理财产品、外汇、QDII等产品可能成为家庭投资理财的增长点。
银行理财
4%收益保证即可
无论做什么投资，有一条原则是通吃的——不熟不做、不懂不投、不从众。对于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通常有两个渠道：一是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有口碑的理财师；二是自己钻研找一款自己最为熟悉的理财产品，所谓“一招鲜、吃遍天”。相比而言，第二种方式也是对自身的一种投资，经年累月更见效益。
在各大银行通常有理财师拍着胸脯保证一款理财产品是如何好，面对这样“可观”的投资机会时，如果想使自己的投资更为稳妥，投资者还是要保持清醒的态度，首先要看对方的信誉如何，其次了解自己的钱投进了什么样的渠道，盈利模式按常理来讲是否可靠。
最重要的是不能贪图较高的年化收益率。记者在走访银行时发现，很多投资者走进银行问理财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收益率有多高”？而关于收益率是否合理的问题往往被忽略。按照银行业内人士的估算，1%～5%的收益率属于较低水平，5%～8%的收益率属于中等水平，8%以上则属于高水平。通常超过定存利率的理财产品都不保本，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尤其是在现在的投资环境下，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普遍较低。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理财师胡宏介绍，目前银行发行的理财品价格都不太高，“现在的收益率平均下来在4%或4%以上，90天的收益率相对较高，也才4.5%左右，到季末年末的时候会有所提高，但是一年平均下来差不多在4%以上”。
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也要先看风险再看收益，不能光看收益率，选择PR2级以下的产品更为有保障。一些投资方式收益率很高，但风险很大，特别要警惕一些理财师的个人行为。
10万人民币
长短交接最灵活
如何让手中的钱闲不下来，每天都能生出利息，才算是实现了理财的最佳目的。日前，记者去工商银行一网点实地体验。早上银行刚开门，就有许多储户拿着保单奔到理财师的办公室，人还没进办公室声音就先到了，“我今天有一笔理财产品到期，现在还有什么理财产品”，这位女士有一笔10万元的理财产品已到期，在90天内获得了1000多元人民币的收入。
这样的利息收入在胡宏看来，已经算是理财产品中收益率较高的。有些消费者追求保本或者短期的灵活性，相对预期收益率要低很多，甚至有些超短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还不如定期存款，“一般中长期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较高。”
“如果本金是十万块钱，可以这样进行配置，首先先购买短期的理财产品，再用短期的收益去做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按照她的建议，消费者可以先把十万块钱集中起来，一年之内做一个配置应该能攒下5000块钱，再用这5000块钱，买可以每年交一笔钱、连续交一定年限的理财品，比如说保险，“例如你今年25岁，交20年，保额10万，一年需交2700多元钱，每年买理财产品的收益攒下来完全可以做这个”。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融资；创业融资风险
大学生是个最具创新精神和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现已成为创业大军中重要的组成成员。大学生创业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研究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学生创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金融系统体系的建设现状。阻碍大学生创业融资内外部因素有：融资渠道狭窄和融资方式单一；法律政策与管理机构不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稳定。晏文胜认为，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风险主要包括: 创业企业经营风险较大； 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成本过高导致的融资风险。
一、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来源
创业融资风险指新创企业因融资而引起的风险，是企业参与融资活动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创业融资风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负债融资引起的风险；二是股权融资导致的风险。我国大学生创业融资的来源渠道主要有政策基金、亲情融资、天使基金、合伙融资风险投资、金融机构贷款。大学生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风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大学生自身缺乏创业融资技能。大学生自身创业能力的匮乏是限制大学生创业融资的主要原因。在当前的创业融资环境中，创业者急于得到资金用于企业启动或周转，不惜低价转卖股权和技术创意，导致毁约，对创业企业信誉产生负面影响，加大融资风险。而且大学生在选择融资对象上缺乏理智判断和在使用融入资金缺乏风险意识都是产生融资风险的主要来源。（2）新创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不善。大学生初创企业规模小，监管机制不健全，易忽视财务制度的建设。如资金收支程序无章可循、资金计划与业务进度不匹配、不重视资金回收，无疑加快融资风险的产生。另外，专业理财人员的缺失，理财意识和技能的匮乏，对新创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缓解债务负担并加快资金周转等产生消极影响。（3）资本市场的融资政策不健全。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不仅来源于企业自身的局限性，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且不完善同样也制约大学生创业融资渠道。在创业过程中，大学生和投资者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经营透明度低，对新创企业的融资造成巨大威胁。而当政府通过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来调控市场经济时，有些政策会限制企业经营行为，进而影响新创企业融资活动，导致融资风险的产生。
二、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应对策略
（1）提高创业大学生综合素质，增强融资风险防范意识。创业大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直接决定新创企业的成败，大学生应通过具体实践活动丰富自身社会经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融资风险防范意识，进而自身创业能力得到提升。此外，团队精神也是创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创业需要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只有提高创业团队的凝聚力，才能保证新创企业的向心力，增强抵抗融资风险的能力。（2）健全新创企业管理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大学生创业初创期应该设计合理有效的股权结构，完善股权治理结构，防止少数股东控股现象的产生，树立新创企业良好品牌形象，为大学生创业企业融资提供信誉支持。除此之外，企业还应健全内部管理机制，科学有效建设监管制度和财务制度等，确保融资政策合理、高效实施。因新创企业规模较小，信息不对称现象显著，并且缺乏完整的财务记录，投资机构无法准确全面掌握企业财务状况，投资风险加大，新创企业融资难度随之增加。因此，新创企业应重点建设信息互通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便于投资机构对新创企业发展进行全面了解。同时企业强化信用意识，积极履行协议，增强企业信用度，对于大学生创业融资和避免融资风险产生都有重要作用。（3）完善创业融资政策，降低创业融资风险。融资困难已成为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为此，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扩大创业融资渠道，完善创业融资政策。大学生创业融资过程中，要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资金需要来确定融资规模，同时政府也要为降低大学生融资成本给予政策支持，保障企业业务及融资计划顺利进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等途径优化大学生创业融资政策环境，降低创业融资风险。
本文从大学生自身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总结了大学生创业融资风险来源，并根据产生原因提供相应风险应对策略。总之，创业大学生只有客观认识创业过程中的融资风险，并对融资风险来源进行分析研究，采取适当的风险应对策略，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融资风险带来的损失，增加创业成功的概率。
参 考 文 献
[1]王玉君．大学生创业融资制度环境调查报告[D]．兰州大学法学院．2008
浙江瑞丰农商行坚持“区域首选零售银行”发展战略，坚定“做小做散”的发展原则，结合区域客户需求，坚持金融市场业务、国际业务、银行卡业务、理财业务、代收代付业务等中间业务“五箭齐发”，拓宽业务版图。截至2014年12月末，上述五大模块中间业务收入分别达到4.79亿元、3557万元、3117万元、1623万元、235万元，合计5.65亿元，占全行整体收入的15.53%。
探路：“五箭齐发”拓版图
快速推动金融市场业务发展。2007年11月，瑞丰农商行申请加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2008年专门成立投资银行部并配备专职业务人员开始资金业务专项运作。经过7年发展，资金业务市场化运作模式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银行间市场线上标准化产品运作、同业业务运作、票据资产运作和理财资产运作四大板块业务，合作机构基本涵盖银行间市场的各类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合机构、大型券商、基金、保险等各类机构近250家。截至2014年12月末，日均可运作资金73.7亿，共实现收益4.79亿元，加权运作资金收益率达6.5%，超过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收益，扣除资金成本后实现净收益2.87亿元，占全行实际利润的33.07%。
快速推动国际业务发展。2000年6月，瑞丰农商行首次开办国际业务，目前已初步形成“易结通、易汇通、易融通、易富通”等四大“全球直通车”国际业务产品系列。2011年瑞丰农商行被国家外汇管理局评定为“国际收支统计之星先进单位”，成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一级会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一级交易会员，与全球89个国家的903家银行建立了行关系，与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及中银（香港）等多家境外银行建立了账户关系。截至2014年12月末，实现国际结算量31.69亿美元，名列浙江省农信系统第二位，实现国际业务手续费收入387万元，结售汇收益2501万元，贸易融资利息收入669万元，国际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合计3557万元。
快速推动银行卡业务发展。通过积极的增量扩面工作，如常态化宣传、广泛投放自助机具、流动服务车进村入企等，积极扩宽银行卡客户面，提高瑞丰卡在区域范围内的占比。同时，逐步建立具有瑞丰特色的客户增值活动体系，提升活卡率、用信率。截至2014年12月末，累计发放借记卡849105张、贷记卡59525张，累计安装POS机11000台，传统POS消费1.54万亿元，实现银行卡业务收入3117万元。
快速推动理财业务发展。近年来，瑞丰农商行按照大理财理念，积极构建并完善财富管理框架，逐步形成了银行理财、基金代销、贵金属、保险四大产品系列。2014年银行理财、基金代销、贵金属、保险合计收入1623万元。瑞丰农商行推出包括安享、常享、乐享、私享、尊享等多类型、多结构的“致富理财”系列产品，并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2014年1至12月，共发行理财产品289期，累计销售333.6亿，理财余额60.9亿。此外，瑞丰农商行于2011年与中国黄金集团、中钞国鼎以及上海申泉工贸合作开展贵金属业务，推出投资金和工艺金两个大类产品，其中，自有品牌投资金“祥瑞之宝”获得了浙江省联社产品与服务创新奖（中间业务类）三等奖，累计实现销售近8000余万元。瑞丰农商行还积极拓展基金和保险业务，与嘉实、南方等大型公司开展了基金业务合作，与中国人保、太平洋财险等各大财产险、人寿险公司均建立了保险业务联系。2014年1至12月，累计销售保险3500余万元。
快速推动代收代付业务发展。为更好地服务区域百姓，同时有效提升客户黏性，瑞丰农商行以工资、城乡养老保险、代收水费、代收电费、代收话费、代收燃气费、代收交警罚没款、代收烟费、代收税款等为抓手，积极发展代收代付业务。2014年1至12月，实现各类代收业务480多万笔，实现各类代收代付业务手续费收入235万元。
筹谋：重点发展资管和投行业务
未来，瑞丰农商行将资产管理业务和投行业务作为中间业务的另外两大发力点。
一、新《公司法》体现出了企业理财目标的实质
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的导向，是用来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也是企业理财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会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因此科学合理地设置理财目标，是优化企业理财行为，实现企业理财良性循环的前提。我国目前在公司治理中所强调的“共同治理”机制，实际上是基于“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新《公司法》强化了股东权益的维护机制，进一步明确股东与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法律关系，以确保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实行累积投票制、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退出机制、股东可以依法有限责任公司故意不分配利润的行为、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等多种措施加强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要求公司在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通知债权人等措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关联交易行为做出严格规范，强化公司的清算责任、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以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股东、债权人、经营者、一般职工及政府等，如果其中的一方试图通过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获利，就会导致各种矛盾冲突。新《公司法》显然是综合考虑了参与构成企业利益制衡机制的各相关者的利益，并为各相关者产生利益冲突时提供法律上的解决途径，这也正体现出了“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理财目标的实质，即考虑与企业有契约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强调各方利益的协调。
二、新《公司法》为理顺企业财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一）新《公司法》着重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权益成本和债务成本的降低。企业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务关系。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组成公司，但其中一方会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而获利，经营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形成公司的成本。现代企业理论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总希望作为人的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来管理公司，但是由于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人本身又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可能出现经营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如在职消费、不努力工作和自主决定投资的资金所带来的价值等）而损害股东利益的问题，从而产生权益成本。当公司拥有债务时，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也会产生利益冲突，为此会诱使股东寻求利己的投资策略。如在公司出现财务困境时，股东可能凭借高风险的项目来剥夺债权人的价值、可能会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在公司财务困境时支付额外股利或其他分配项目等。这些扭曲的投资策略最终将引起公司债务成本的增加。
从近几年我国财务管理的实务来看，经营者利用“内部控制人”的地位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损害股东利益；一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利用关联交易等手段“掏空”公司，将上市公司变为大股东的“提款机”；股东滥用权利，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可以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造成了股东、债权人与经营者之间的互不信任，增加了公司的各种成本。因此，如何处理好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降低成本，已成为企业理财活动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新《公司法》加强了对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营者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减少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时股东寻求利己的投资策略，有利于权益成本和债务成本的降低，为理顺公司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二）新《公司法》有利于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度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为理顺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度是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冲突的有效方式，它是指公司股东在经营者使公司绩效达到一定水平时授予经营者在某一规定期限内，按照预先约定的价格（行权价）和数量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它通过赋予经营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实现了企业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有机结合，在理论上解决了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降低了成本。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等传统薪酬机制相比，经营者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较好。我国从1999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经营者股权激励机制，这对提高试点公司的经营绩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度是一种以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其激励作用的发挥要通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等因素来保障，而我国证券市场的弱式有效性、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股票期权制中存在的股票来源没有保证及股票不流通等问题，使经营者股票期权明显失去了激励作用，严重制约了其在我国公司中的实施运用。新《公司法》为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法律依据，并规定公司可以回购股票用于奖励本公司的职工，公司高管人员持有的股票在任职期间可以有条件地转让。相关的这些规定从根本上解除了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限制，为其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投融资制度的完善使公司可以更灵活地利用金融市场进行理财活动
投资、融资和利润分配是公司财务管理的三大核心内容。公司财务管理就是在于通过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和资产的流动性管理等为公司创造价值。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购买资产创造超过其成本的现金，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债券、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筹集超过其成本的现金，会使公司创造的现金流量超过它所使用的现金流量，进而增加公司的价值，实现其根本的理财目标。
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只要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如股权、债权等都可以用于出资，扩大了非货币出资形式；规定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30%，实际上也就是提高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降低了公司上市的条件，公司股本总额由原先的人民币5000万元降低为人民币3000万元，修改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扩大可发行公司债券企业的范围。这些变动增加了公司融资的灵活性，使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司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转投资实际上是公司财务管理中所称的对外长期投资，对外投资对于活跃资本市场和企业扩展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对外投资又是公司并购、扩张的前提，是公司经营的内在需求。放宽公司对外投资对象和数额的限制，将会分散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节约交易成本、稳定公司经营权，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竞争能力。
四、公益金的取消为公司制定选择股利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国内传统的寿险产品为储蓄型产品，与银行利率联系紧密，保险公司承担着利差损失的风险。由于我国近年来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加速了储蓄型险种的淘汰，保障或投资型险种的推出势在必然。从市场情况来看，自1999年7月1日保障型险种代替投资型险种后，各保险公司的销售业绩直线下降。在广州，平安寿险公司销售额连续几个月只有过去的30％。有的公司销售额已锐减了80％。说明单纯的保障型险种不符合我国民众收入水平多层次化和保险需求多样化的要求，随着消费者投资理财的意识的不断增强，保险产品的投资功能越来越被看重。但在银行连续7次降息后，保险公司的原投资型险种成了销售者的自杀性地雷。而保单利率降到2.5％后，其投资功能更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如何既能化解保险公司的利差风险，又能满足客户的投资需要呢？“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推出，解答了这一难题。该产品与传统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在不丧失保障功能的同时，又具有强大的投资理财功能，化解保险公司的利差风险；而且客户急需用钱时，可以用保单做低押贷款，非常灵活，满足了客户更全面的需要。其保障与投资双重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产品一上市，就受到保监会、同业、客户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和认同。 目标市场定位准确
我国地域特色明显。各地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投资意识不同，对保险的认识也不同，购买保险产品时也会各有侧重。北京人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对医疗费用及疾病带来的财务困难担忧较多，因此该地的健康保障型险种销售比例较高；而上海人算帐很精细，同时又很有投资意识，所以在上海销售比例较高的是养老年金型保险。平安保险公司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该产品的试销地点，并且把市场细分目标定在上海的白领阶层，就是看中了上海白领阶层闲置资金多，保险和投资财的意识强，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没有时间和专业来从事投资理财活动的特点。上海市场的成功销售印证了产品目标市场的精确定位。 推出时机好
由于1999年6月10日银行利率再次下调，保险公司的预定利率随之下调，单纯的保障险种失去了影响力，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适时推出，及时填补了我国保险市场的空白，迎合并满足了银行第7次降息后旺盛的市场需求，而保险资金可以间接入市以及利息税的开征，更加促进了该产品的热卖。 销售队伍专业素质高、服务态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