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建筑业，生产率，影响因素
1 前言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项目管理论文，中国建筑业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河中国建筑业整体水平仍然偏低，产业化程度低，技术基础相对薄弱，这些都与建筑业的地位和发展需要不相符合，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建筑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有效的评价项目管理论文，从而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对建筑业效率的研究上，已有对全国和部分省份层面上进行分析论文下载。王幼松（2000）利用非参数方法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对1981～1996年间中国建筑业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估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建筑业在这期间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提高。庄焰等（2006）基于建筑业对能源过分消耗的特点及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投入指标中引入了能源要素，对中国建筑业1991～2003年的投入产出整体效率及各投入要素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建筑业的整体投入产出效率在1991～1993年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在随后的10年间均保持较高的效率值，但无明显提高。史修松，徐康宁（2006）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状况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林晨（2003）应用DEA方法对广东省建筑业1985~2000年间的生产效率进行计算和分析项目管理论文，结论显示，广东省建筑业的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其年平均增长率为3.76%。
吴伟巍，李启明（2007）从技术进步的含义出发，在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得出江苏、上海和浙江的资本弹性系数和劳动力弹性系数，进而分别计算和比较了三个地区建筑业经济增长中的年技术进步贡献率和各年相对于1995年的技术进步系数。
以上分析表明，已有学者对我国建筑业生产效率进行了DEA方法的分析，但是传统的DEA方法无法进一步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因此项目管理论文，本文运用SBM-DEA方法对河南建筑业生产效率进行分析，弥补传统DEA方法的不足。
2 研究方法和指标
2.1 研究方法
以往对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是采用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其主要缺陷包括：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制度约束和假设和没有区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常用的进行生产率研究的两种面板数据基本模型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非参数的确定性前沿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把TFP的变化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可以深入地研究经济增长的根源，但必须事先设定一定的生产函数形式和行为约束，这会造成对生产率估计的误差论文下载。而非参数的确定性前沿模型中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主要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Fare（1994）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Efficiency change）和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两部分，并可将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技术变化部分亦可作进一步的剖析。2001年KaoruTone提出了SBM模型，可以解决了传统模型存在的效率大于1的问题。基于投入角度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解如下：
（1）
=技术效率变化（Tech）×技术变化(Tch)= 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技术变化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项目管理论文，技术变化。
测度建筑业生产率的增长及变化，必须求解上述四个不同的距离函数、、和，在测度距离函数值时，如果遇到SBM的效率值为1时，我们再利用SBM超效率模型进一步测度这些SBM有效的超效率，最后求解出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2.2 变量选择及处理
（1）产出指标。一般选用工业总产值，单有的研究也采用净产值作为产出数据。工业总产值计算投入数据时包括了中间投入，后者则只考虑资本（固定资产净值）和劳动力。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采用总产值的指标。
（2）资本：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度量。
（3）劳动力：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项目管理论文，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衡量。本文用乳制品业年从业人员作为历年各地区劳动投入量的指标论文下载。
以上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
3 建筑业生产率的变动和影响因素
3.1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
分析运用DEA-Solver-Pro5.0软件计算出了建筑业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技术变动状况。总体结果如下：
表1列出了2000～2009年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2000-2009年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以0.51%的速度增长，其中技术进步支撑着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Malmquist指数分解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两个部分，可以清晰的发现，技术效率以年均0.12%的速度下降，而技术进步则以年均0.65%的速度上升，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更明显，因此使得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正值。在技术效率变化分解的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中，纯技术效率以0.05%的速度下降项目管理论文，而规模效率以0.07%的速度下降，使得技术效率的变化也呈下降态势。通过计算的Malmquist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的简单相关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促进了建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表1 建筑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2000～2009）
生产率变化
技术效率变化
纯技术效率变化
规模效率变化
技术变化
2000-2001
1.0027
0.984
0.9993
0.9847
1.0190
2001-2002
1.0193
0.9892
0.9945
0.9947
1.0304
2002-2003
1.0286
0.9917
0.9908
1.0009
1.0372
2003-2004
1.0291
0.9985
1.0119
0.9868
1.0306
2004-2005
1.0318
1.0102
1.0022
1.0080
1.0214
2005-2006
1.0024
1.0175
0.9937
1.0240
0.9852
2006-2007
1.0019
1.0028
1.0047
0.9981
0.9991
2007-2008
0.9277
0.9968
0.9984
0.9984
0.9307
2008-2009
1.0028
0.9983
1.0003
0.9980
1.0045
平均
1.0051
0.9988
0.9995
论文关键词：R&，D支出，技术进步，就业，后发劣势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中金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D支出，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创造就业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呈现“无就业增长”[①]。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的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进本手段，将R&D投入纳入到分析我国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格式。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实证方面D支出，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Tobin（）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②]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6）、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二）R&D投入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论文格式。
Stiglitz（1981）则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D支出，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三）国内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D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论文格式。昌盛（2005），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争论不大。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后发技术进步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技术扩散效应，争论的焦点是国外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是否具有明显的作用。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潘文卿（2003），李平（2007）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D支出，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投入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单位：亿元
1997
509.16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影响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DP为10.38万亿美元，约为第一名美国的60%，第三名日本的2.25倍。在经济规模快速扩展的同时，本文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增长过于粗放，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过度，环境破坏严重，产业偏低端，增加值偏低，增速放缓等。尤其是最近两年来，围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何去何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了当前政府着力解决的事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附加值的提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关于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尹小平、马欣员（2013）通过文献综述方式研究分析了美国的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得当的科技政策与相配合的产业结构是美国经济和科技齐绽放的重要秘密。 关于R&D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几年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分析的层次也是逐渐微观化，从国家、地区到省级较为普遍。邵建春、李霞（2008）对中国研发支出与经济增长作出了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指出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研发投入的拉动作用不大，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滞后期较长。而专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既有全国层面的也有区域和省级层面的，区域和省际层面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成为焦点。范建华、郭佳佳（2011）利用1985年～2010年陕西省统计年鉴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在滞后期1年开始影响专利产出，专利产出在滞后期5年对经济增长有最显著推动作用。关于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远落后于研发、专利等其他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且多将科技人才与研发支出等一起综合成创新投入指标然后再分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之帅、杨善林、龙丹（2013）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进行了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长期看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人才以及专利产出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短期来说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但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以上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前的关联关系，实证分析大都直接选取科技人员或R&D研发费用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专利申请数量或者科技论文数量作为科技创新的产出，直接将这些序列与宏观经济数据即GDP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而利用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经济解读。所得的结论比较相近，即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较长的滞后期。正因为他们选用的数据特点和研究方法比较接近，因此，得到的结论基本相似，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性增长理论中，都把技术作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认为储蓄和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则认为两者与其它变量一样是受具体国家的制度、文化、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决定。尽管如此，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因此直接将技术创新相关的投入和产出序列c总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是不完备的，还需将劳动人口、资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
二、 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中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结合在了一起，即既包含了重大的发明创新这种硬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了组织管理改进等这种软技术进步。一般而言，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科技专利上，即硬创新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有必要对上述文献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扩展。一般在经济理论中，研究经济增长都是从总产出函数出发，即投入各种要素经过有效的组合和利用能得到多少价值的最终产品。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最常用的生产函数的一种形式Y=AF（K，L），即为Y=AK？琢L？茁，A代表技术进步，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与此对应？琢、？茁分别表示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
虽然Solow-Swan（1956）模型相对比较好的解释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由于将要素以外的部分全归结于技术进步，高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对此，Mankiw，Romer和Weil（1992）提出了引入人力资本后的扩展模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进步被高估的问题。然而，人力资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科技进步的力量。
对此，本文考虑引入两部门模型来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研发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分使用研发经费并聘用科技人员参与研发，其产出为专利，而最终产品部门则使用专利、非研发人员和资本进行生产最终产品。对应的生产函数分别为Y1=KdmLdn，Y2=AY1aKsbLsc，其中Kd、Ld代表研发资本存量和科研人员，Y1代表专利的总价值，Ks、Ls分别代表非研发性资本和劳动数量，Y2代表总产出。m、n及a、b、c分别表示对应要素的产出弹性，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将前者带入后者后可以改写为Y=AKdxLdyKsbLsc，这样本文可以直接考虑科研人员、研发资本存量和非研究性劳动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关系。
三、 数据以及结果分析
数据方面，本文总产出、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量、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即Y、Is、L、Id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而Ks、Kd及Ls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对Ls可以近似使用L-Ld*1.4进行估计，一来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全职折算系数恰好等于7/5，相当于把扣除休息日后的年当量还原，此外利用存留的2009年～2011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所得系数恰好都为1.39，与1.4十分接近。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范巧（2012）综述所介绍的做法，即采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来作为当年的新增资本存量、选择GDP平减指数作为投资品价格指数。其中GDP平减指数按照如下公式计算：GDPdeflator=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本年度国内生产指数），资本存量则采用如下公式：本年度资本存量=上年度资本存量*（1-资产折旧率）+资本形成总额/GDPdeflator。这里本文假定资产折旧率不变为5%。而基期的资本存量的确定，则采用几何永续盘存法公式推导的公式：基期资本存量=基年投资量*（1+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邓进（2007）的做法。即基期研发资本存量=基期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率+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而研发价格指数，这里则将其取为GDP平减指数，研发支出直接用R&D经费支出，即研发经费支出来代替。
通过数据梳理我们发现，经济体的劳动参与基本不变，即劳动投入基本不变，符合我国多年来劳动供给率持续稳定的现状。因此，纯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非常低了（不包括劳动者素质的改善）。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改进模型，去掉Ls项。我们将解释变量缩减为3个（因为此时可以认为LnLs是常量）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如表1。
此时，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良好，F统计量高度显著。从截距项和各个变量的系数角度来看，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而且Ld更是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并且各系数符号都为正，符合其应满足的经济学含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应的回归方程为：
由此方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各驱动因素中，以非研发性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最大，其次是研发人员数，而研发性资本存量最小。这与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模仿和山寨式创新，而非自主创新薄弱的基本F状基本吻合。依照全要素生存率的计算方法，本文再进行该模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由此得到纯的软技术进步贡献率：
从各项科技投入指标的增长率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非研发性资本投入和研发性资本投入，此外研发人员增长也具有一定贡献程度，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上都是由于研发相关的硬创新进步带来的，而这些年来我国的软技术进步，即通过管理组织创新和资源重新配置等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为负，且开始逐渐恶化。这与现阶段一些基本经济情况是相符合的。现在企业加班加点多了，但是相应的效率却没有得到提高，虽然延长了生产工作的时间但效率却是下降的，产生消极怠工和磨洋工等现象，使得相应的产出并没有保持同比例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虽然我国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的敏感位置，但是目前劳动供应基本上比较充足，从模型中看就是对数后的劳动就业量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过去二十年，基本上可将劳动供应视为常量。我国的人口政策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直到2016年才完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表明之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
其次，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其中又以非研发型资本投入为主，着重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如火如荼的发展窥见一斑。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硬技术创新，即以研发投入和科研人员数反应的发明创造，而通过对新的管理理念理论和组织方式方法的采用等软技术进步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非常微弱，基本为负，并且近几年来呈现恶化的态势。这表现了我国当前当前经济活动中，钟实际创造和实际的付出，而比较轻视管理、组织等软科学方面的创新和效率。
再者，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研发资本的产出弹性要低于非研发资本和研发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我国创新之路也只是遵循着跟随策略，即山寨和模仿，并吸纳大量的相关人才，而投入资金作自主研发的相对较少，并且经济上也不划算。
基于该模型和相应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对研究型教育的扶持和引导，趁着劳动力充足阶段，多储备大量的研发人员。因为研发人员对总产出的弹性比较大。另外，随着跟随策略下，技术的累积，相应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需要自主和原发的创新越南越强，因此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二是社会资本存量已经处于高位，但是研发资本存量却极其低。因此，需要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知识产权交易网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各种创新研究项目中来，着力提高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完备的产权保护体系，良好的制度设计，搭建便捷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自主创新物有所值，让每个自主发明创新的人都能真正收获到创新创造带来的丰厚利益。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
三是加强对管理科学与技术等软科学领域创新创造的研究和成果推广引用实践，改善当前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力弱的问题。可以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设置若干相应的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新的管理、组织方式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机制，着力做好相关的成果实践和转化。使软科学研究不再流于形式，相关的成果也不再是一纸文章，尘封故纸堆。
尽管以上模型分析基本保持着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以及逻辑论述的正确和准确上，但并不能保障所做的探索就一定是正确或科学的。比如劳动供给怎么就可以视为常量，这是值得去深思的。此外是否可以直接利用专利的数量，进一步细化分析各种类型的专利及科研人员和研发经费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可以探索的。不过得出软技术进步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负面，确实有些意外。因为，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我们学习引进了不少的东西，包括软科学方面的管理、组织等内容。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国人天性中有一种不服管，不太愿意接手和严格重复按照标准做事的倾向。因此，容易造成同样一套在国外其他地方运作良好有效的机制，移植过来却难奏效，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结论。总之，从本文研究出发，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实现经济持续有质量的增长，必须着手解决自主创新问题，解决科研人力相对不足问题，解决软科学研究和创新滞后，与实际脱节，应用不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尹小平，马欣员.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美国的经验[J].当代经济研究，2013，（12）：56-60.
[2] 邵建春，李霞.研发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的研究[J].经济问题，2008，（5）：45-47.
[3] 范建华，郭佳佳.专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来自陕西的经验[J].产经评论，2011，（6）：152-157.
[4] 宋之帅，杨善林，龙丹.科技创新人才c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3，（8）：68-72.
[5] Solow，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65-94.
[6] N.Gregory Mankiw，David Romer，David N.Weil.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2）：407-437.
[7] 范巧.永续盘存法细节设定与中国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9年[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3）：42-50.
[8] 邓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本存量和研发产出效率[J].南方经济，2007，（8）：56-64.
[9] 姚永玲.从创新效率和经济增长关系看科技政策[J].管理世界，2009，（12）：170-171.
[10] 曾昭法，聂亚菲.专利与我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7）：406-408.
[11]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创’研究”（项目号：2015YZD03）。
关键词：玉米；优化栽培；生态技术体系；高产攻关；集成示范
中图分类号 S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19-37-03
阜阳市是安徽省乃至黄淮海地区最大的玉米集中产区之一。由于该区生态气候变化异常，缺乏栽培技术研究作为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玉米产量水平徘徊不前，年际间差异大。在以阜阳市为主的玉米主产区开展玉米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研究，进行玉米高产栽培技术优化与集成的示范推广应用，探讨夏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措施，对提高我省玉米的生产水平，加快玉米生产发展，保证我省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0-2012年由阜阳市农科院、临泉县农技中心、安徽科技学院共同合作研发的“夏玉米优化栽培技术研究及整建制高产创建”项目，是基于实施我省“玉米振兴计划”、“安徽省临泉县玉米千斤县”和“农业部2011年临泉县玉米整建制高产创建”项目而完成的。3a来，项目实施集技术研发、集成配套、示范和推广应用于一体，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采用的技术已辐射到阜南县、颍州区、界首市等县市区，为我省玉米“振兴计划”的实施和高产创建提供技术依据。
1 技术路线、技术体系及主要技术研发内容
1.1 技术路线 以主攻单产为重点，以现有关键技术集成推广为支撑，以高产创建活动为切入点，提高玉米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坚持“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发展方向，走先进实用技术优化集成、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核心试验区、技术示范区和技术辐射区示范推广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1.2 技术体系 主要围绕品种选用、科学播种、提高群体整齐度、合理密植、水肥调控等方面，将单项技术研究成果和传统实用技术组装配套，形成高产优质高效集约化栽培技术体系；根据沿淮淮北的生产条件与技术基础，集中力量开展以阜阳玉米主产区为核心的生产共性关键技术攻关研究，集成黄淮南片夏玉米高产高效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通过技术的优化集成和创新，形成一整套适合该区玉米生产的高产高效综合技术体系，并在全省示范推广。
1.3 主要技术研发内容 （1）通过新品种试验和展示，提出本区主推品种的产量结构指标，筛选3～5个适合本区推广的高产、广适、抗病、抗倒品种；（2）根据本区域的生态气候条件和玉米生长规律，提出合理的播期；（3）采用玉米条带深旋一体化播种技术，提出合理的株行距；（4）开展玉米高产优化栽培技术试验研究，探讨主推品种的最佳密度和施肥量；（5）探讨夏玉米适时晚收的原因和对策；（6）立足本区生态气候生产条件和技术基础，探讨技术理论基础和核心技术体系，进行高产高效生产技术集成示范。
2 技术体系总体构思
2.1 技术思路 以高产、抗病、抗倒、稳产、紧凑耐密型品种为核心，以精细播种、提高播种质量为基础，以中高密度为保证，以加强肥水调控为重点，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生产目标。
2.2 技术攻关 选用紧凑耐密型品种，推广生态播种技术、保障播种质量，落实“一增四改”技术，强化农机农艺结合，优化肥水调控，加强病虫草害防控，采用适时晚收技术。根据沿淮淮北的生产条件与技术基础，集中力量开展以阜阳玉米主产区为核心的生产共性关键技术攻关研究，集成黄淮南片夏玉米高产高效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通过技术的优化集成和创新，逐步形成一套适合该区玉米生产的高产高效综合技术体系，以便在全省示范推广应用。
2.3 技术方案 筛选熟期适宜的紧凑高产抗逆优良品种确定科学的播种时期条带深旋一体化播种技术合理密度（株行距比例）配方施肥及水肥调控病虫草害综合防治适时晚收。
3 研究成果
以高产、抗病、抗倒、稳产品种为核心，以精细播种、提高播种质量为基础，以中高密度为保证，以加强肥水调控为重点，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生产目标，将单项技术研究成果和传统实用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形成高产优质高效的集约化栽培技术体系。
3.1 优化强化品种性能 根据本区生态气候、生产条件和技术基础，立足“两审”品种，重点在丰产性、稳产性、抗病性和抗逆性上进一步优化强化，在耐密性、穗部性状、抗病、抗倒、广适和生育期等方面提出具体目标要求，为大面积生产应用奠定基础。
3.2 优化栽培技术 对我区推广的玉米主导品种进行优化栽培技术研究。2010年对郑单958、先玉335，2011年对隆平206、登海605，运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和计算机模拟选优的方法，研究玉米高产栽培中的关键因子――密度、氮、钾肥与产量的回归关系，为玉米高产创建提供可靠的技术理论依据。
3.3 形成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通过2a来的高产创建研究，初步提出了阜阳市夏玉米大面积高产群体结构指标，形成以选用紧凑耐密中熟型品种为核心、采用条带深旋一体化播种技术、加大种植密度、规范株行距（等行60cm、大小行80～40cm）、提高群体整齐度和播种质量、增加和调控水肥投入及加强田间管理（热雾机防治病虫害）为主要内容的高产配套栽培技术体系。
3.4 制定技术标准与规程 通过项目实施，主持制定了《阜阳市夏玉米大面积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规程》、《阜阳市玉米亩产750kg栽培技术实施方案》和《安徽省绿色食品原料（普通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管理准则》，并已通过省农委组织专家审定。
3.5 适时晚收，技术集成示范 对黄淮海（南端）夏玉米实行适时晚收的理由进行分析，提出了主要技术指标及对策。并立足本区生态气候、生产条件和技术基础，探讨技术理论体系和核心技术，进行高产高效生产技术集成示范。
3.6 开展技术培训，发表学术论文 在玉米主产县共组织技术培训285场次，印发技术资料85万份，培训人次42 000人次。其中基层农技推广骨干100人次，农民种植大户36人次，编写科普宣传资料32篇，培养研究生1人。在《中国种业》、《中国农学通报》、《农业科技通讯》、《安徽科技学院学报》、《安徽农学通报》、《种子科技》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篇；成果入选《北京国际种子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种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专家论坛论文集》、《第一届玉米产业技术大会学术论文集》和《第十届全国玉米栽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参与编著《中国玉米栽培发展三十年》和《黄淮海南部夏玉米种植技术挂图》（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4 主要技术创新点
4.1 连续3a创造了安徽省玉米高产纪录，率先实现“玉米亩产千斤县”目标 2010-2012年连续3a创造了安徽省玉米高产纪录，取得了安徽省夏玉米单产三连冠。2011年带动临泉县全县玉米实现“亩产千斤县”目标，2012年全面完成农业部整建制高产推进任务。其中，2010年10hm2示范片单产达814.2kg/667m2；2011年0.33hm2高产示范点达838.4kg/667m2；2012年0.13hm2高产示范点达850.11kg/667m2，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2 对我区推广的玉米主导品种进行优化栽培技术研究 运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和计算机模拟选优的方法，研究玉米高产栽培中的关键因子――密度、氮、钾肥与产量的回归关系，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玉米品种、种植密度及N、K最佳施用量，结果表明，最佳农艺方案：种植密度4 145～4 744株/667m2，配施纯氮17.8～18.9kg/667m2和K2O 13.84～16.4kg/667m2，产量可达675kg/667m2以上，填补了我省玉米优化栽培技术研究的空白。
4.3 制定了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管理准则 在安徽省首次主持制定安徽省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管理准则，并通过安徽省农委组织的专家审定。
4.4 提出适合本区生态要求的品种特性和高产群体结构指标 以郑单958、隆平206为主，搭配先玉15、登海605、浚单20等品种。要求收获株数紧凑型品种4 000～4 500株；每穗500～600粒，千粒重320～360g，单穗粒重160～220g；株高220～250cm，穗位高95～105cm；中大穗大粒型，穗长16～18cm；抗倒、抗病性强、稳产性好；生育期中熟偏早。
4.5 探讨玉米适时晚收的原因与对策，确定玉米适期收获的具体指标 玉米适时晚收，其生理指标为苞叶干枯变白，乳线消失，黑层出现，籽粒硬亮，含水量低于30%。千粒重增加10%～15%，667m2增产玉米50～80。该技术成熟度高，配套技术体系完善。适合在阜阳市和黄淮南部地区推广，推广2a来安全性高，效果显著。
4.6 首次提出本区夏玉米最佳播种适期 中熟偏早类型品种播期在6月15～20日，中熟类型品种在6月10～15日，中熟偏晚类型品种6月10日左右。
5 整建制应用及社会经济效益
2010-2012年临泉县农委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县31个乡镇玉米进行随机测产，结果为2010年全县玉米平均667m2穗数4 055.1株、穗粒数438.1粒、千粒重350g，理论产量达528.8kg/667m2；2011年平均667m2穗数4 081株、穗粒数486粒、千粒重330g，理论产量达547.6kg/667m2；2012年平均667m2穗数4 316株、穗粒数396粒、千粒重380g，理论产量达552kg/667m2；其中，2010年10hm2示范片达814.2kg；2011年0.33hm2高产示范点达838.4kg/667m2；2012年0.13hm2高产示范点达850.11kg/667m2；2010年临泉县玉米核心示范区3万hm2高产创建，单产达550kg/667m2，较非示范区667m2增产60kg，平均增产12.24%，技术辐射带动全县玉米单产超500kg/667m2；2011年配合临泉县玉米整建制推进工作，玉米核心区3万hm2单产达548kg/667m2，技术辐射全县。项目玉米核心区单产较非示范区增加63kg，产量提高13%，667m2节本增效122.85元。2012年全面进行整建制推进，面积达8万hm2，较前2a非示范区667m2增产62kg，平均增产12.7%。3a累计推广面积为14万hm2，共增产玉米12 975万kg；新增产值20 465.58万元；新增利税（纯收入）20 046.82万元；科技投资收益比为1∶47.87，科研投资收益比为1∶192.06，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措施如下：
（1）以玉米振兴计划、粮食高产创建、玉米整建制推进为抓手，加速了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步伐，使新技术一步到位推广到千家万户，同时解决了技术研发经费问题。
（2）以县（市、区）为主体，以示范片为纽带，建成一批玉米高产优质高效生产基地，成为行政推动、产业运行、技术支撑、条件保障相配套的粮食生产体系，进而发展成为区域性粮食优势产业带。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促进并带动了周边县（市、区）玉米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畜牧和加工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3）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技术推广和生产基地于一体，实行产学研结合，分工协作、协同作战进行技术研发、试验示范、集成配套和大面积推广。通过技术示范带动，建立起一支胜任阜阳市玉米生产发展的专业技术研究队伍和创造了相应的研究开发条件。积极开展社会化服务，培育了一批玉米产业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技术骨干，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了保障，推动了玉米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4）将科技研发项目和关键技术试验安排到示范区、示范户，接受技术示范户、技术骨干的验证，能有效地解决生产的关键环节存在的突出技术问题。同时，通过广泛宣传、技术培训，创新了服务方式，提高了农民科技素质，培育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加快了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新机械的推广应用速度和转化率，锻炼和提高了基层农技人员的业务能力。
（5）通过采用条带深旋一体化播种技术及秸秆覆盖、配方施肥和水肥调控、热雾机病虫防控等农艺措施，实行用养地相结合，促进了土壤结构的良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田小气候的改善及良性循环。通过农技农机配套，选择适宜的种植方式，改进耕作制度，将玉米精量播种、集中施肥和蓄水保墒技术集成组装综合运用；确保了本区播种质量和合理的株行距比例，实现了本区域玉米精细化播种的目标。
6 结语
国内研究与示范应用的玉米高产配套栽培技术，因种植地区土壤、气候等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产量也高低不等。与同类研究相比，本项目在安徽省阜阳市范围内将选用紧凑耐密型品种，推广生态播种、保证播种质量，落实“一增四改”、强化农机农艺结合、优化肥水调控、加强病虫草害防控、采用适时晚收等多项技术进行组装配套综合应用，使安徽省皖北主产区夏玉米产量及单产有了新的突破，在我国黄淮海南部地区相关技术研究文献中未见报道。同时，运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和计算机模拟选优的方法，研究玉米高产栽培中的关键因子――密度、氮、钾肥与产量的回归关系，为该区推广的玉米主导品种进行优化栽培技术研究和集成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以选用紧凑耐密中熟型品种为核心、采用条带深旋一体化播种技术、加大种植密度、规范株行距、提高群体整齐度和播种质量、增加和调控水肥投入、加强田间管理为主要内容，集成组合形成高产配套栽培技术体系；为黄淮海南部玉米区探讨了一条由低产实现高产的新的技术体系，探索了一条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发、推广和示范应用的新思路。但与国际和国内玉米主产区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亟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参考文献
[1]牛峰，杨涛.阜阳市夏玉米高产创建及配套栽培技术体系研究[J].安徽农学通报，2010，16（5）：79-81.
[2]牛峰.黄淮海（南片）夏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规程[J].种子科技，2010，28（3）：41-42.
[3]牛峰.黄淮海夏玉米适时晚收原因的探讨与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11，17（3）：72-74.
[4]牛峰.安徽省玉米概况及发展对策[M].中国玉米栽培发展三十年（1981-2010），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5]张子学，杨涛，牛峰，等.先玉335夏玉米高产栽培优化研究[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11（5）：19-22.
[6]牛峰，刘正，杨涛，等.阜阳市夏玉米高产优化栽培技术研究及集成示范应用[J].农业科技通讯，2012：128-130.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依据，从经济要素入手对我国经济增长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这三个因素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出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本文的第二部分首先对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进行概述；随后在第三部分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中涉及的资本、劳动与技术等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展开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本文得要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这一结论并据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应用
2.1经济增长理论构成要素概述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体说来要素供给包括资本与劳动，而生产率方面包括技术与效率。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更深层的或更基础的国家特征，包括政府、收入分配、文化以及全球资源和环境等等。
2.2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增长模型从总量角度开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四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描述，劳动（L）、资本（K）、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和产量（Y），经济体以一定资本、劳动和知识投入并以一定的结合方式实现产品的生产。
该模型生产函数表示为：
其中：t表示时间； A（t）和L（t）以相乘的形式进入模型，AL为有效劳动。
三、基于索洛增长模型的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1980年-2008年我国的相关数据，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Y，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就业人数N，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入技术进步T作为变量代表A（t）。利用Eviews5.0，假设生产函数为C-D函数，Y=A（t）KαLβ，则建立方程lnY= a lnK+βlnL+lnT+c，从而分析研究资本投入、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阻力。
3.1 1980-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
根据所选取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代表我国总产出；就业总人数（万人）代表劳动要素L的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代表物质资本投入K；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亿元）代表技术进步T。其中，α、β、θ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的弹性。对参数进行估计中，首先，在对模型检验和分析之前，分别对全国的生产产值Y（亿元），物质资本K（亿元），劳动要素L（万人）以及技术进步T（亿元）求对数。以lnY代表全国的GDP，以lnK代表我国物质资本，lnL代表我国劳动要素，lnT代表技术进步。
利用Eviews5.0软件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行相应的变量代换后得到回归结果为：
3.2 1994-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
将1980-2008年计算所得数据与1994-2008年计算所得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投入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从77.182%和15.3272%下降到43.8724%和10.57%，这说明随着年份的推移，资本与劳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逐步减弱。而我国技术贡献率从1980-2008年的7.4908%上升到1994-2008年的45.5576%，呈大幅上升趋势，并一举超越资本投入成为对经济贡献率最大的因素，这说明随着年份的推移，技术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结论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 人均资本
一、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经济学中利用生产函数来核算生产要素影响产出增长，生产过程中需要要素的投入，生产商品需要工厂车间的建立，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的进口。另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技术研发和投资，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够提高产品生产率，提高产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雇佣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提高劳动的技能和素质。经济增长核算方程Y是关于资本K和劳动L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的方程。产出的增长比例等于劳动份额与劳动增长的成绩与资本份额与资本增长沉积以及技术进步之和。劳动和资本投入对生产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与该要素投入在总收入的比例，技术进步又称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即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利于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要素效率的增加。
（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核算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为Y=AF（K，N），其中经济学家柯布――道格拉斯所估算的经济增长核算方程Y=AK0.25N0.75，经济核算的方程比较准确的描述了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生产过程中，当要素投入比例不变的过程，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产品生产工序和工艺的提高，一方面提高每单位劳动生产商品的数量，另外一方面提高产品生产的品质。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资本投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0.25，即投入一单位资本用于生产时，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值为0.25，劳动投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0.75，即劳动投入一单位时，对总收入的贡献值为0.75。
（三）人均产出增长的核算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核算的是总收入的增加，但是总收入只是代表一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衡量一国贫困程度的指标主要看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均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的比值，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于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将增长核算方程转变为人均增长形式，即人均产出增长量等于资本―劳动比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率之和。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定义
新古典增长理论出现在20世界50年代，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为代表，该理论主要研究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和储蓄政策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技术进步，当经济达到稳态均衡时的状态是存在长期产出水平和资本水平，两个指标保持在静止状态，此时，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水平同样保持不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算方程主要是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的关系的生产函数，当资本投入增加会促进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但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每投入以单位资本对于产出的增加低于前一期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规律说明了在技术不变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不会无限增长，相反会存在一个稳态水平，即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状态。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描述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主要包括，社会储蓄函数S=sY，s代表储蓄率，劳动增长率不变，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其中生产要素投资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资本的边际产品存在递减规律，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商品生产存在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劳动力工资率和资本的报酬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由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程中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减去为新增加劳动力配置的资本数量和资本折旧及资本的广化，代表为每一个工人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存量。人均资本的增加称为资本的深化，即资本的深化等于人均储蓄减去资本的广化。
（三）新古典增长的结论
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又因为人均产出是关于人均资本的函数，因此人均产出递减。人均储蓄是关于人均产出的而函数，进一步导致人储蓄的减少。当人均储蓄大于必需的投资时，产出会增加，当人均储蓄小于必需的投资时产出会降低。当人均储蓄等于人均投资时，经济中产出的增长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三、内生产增长理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定义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解释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有利于产业生产垄断优势的形成，有利于控制商品生产的核心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技术转移和溢出，利用自身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承包中间产品，完成最终产品过程中组装和装配环节。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考察社会选择如何影响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古典增长主要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的要素，但对于技术进步的因素并没有进行解释说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企业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生产总值的增加正向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研究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知识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的影响。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描述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指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的。该理论用于解释储蓄率的政策决定产出的增长，经济的增长率是社会决策的函数。其中社会储蓄函数为S=sY，劳动增长率n不变，资本的边际产品不变，在存在外部经济的条件下外部报酬相当大，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要素与总体经济中每个工人的的资本水平成正比，并且进一步假定技术术语劳动增强型。进一步处理经济增长的估算方程得到人均产出等于人均资本与技术进步比例之和，其中根据假定技术进步与经济中人均资本水平成比例，所以最终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比例与人均资本增长具有正比关系。根据资本增长方程可以得到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储蓄的增加减去折旧和资本重置。所以内生产增长核算方程中的人均产出增长是关于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的函数。
（三）内生增长的结论
内生产增长可以依靠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生产厂商不能获取某些投资收益时，社会报酬和私人报酬之间存在差异。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储蓄率的增加，特别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蓄。储蓄率的增长在提高资本积累进一步增加的经济增长，其次还促进了经济增长年率的提高，即社会储蓄率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吴易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J].经济研究.2007（09）.
1 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 (1)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 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 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 第二， 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亦即， 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 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 第三， 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 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 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 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 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 (j) —— 租给最终产品部门， 收取租金p(j)x(j) (这里p(j) 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 设备的设计， 仅为一家研究单位， 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3.2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 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 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 - u) 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 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 ( t) 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 t) 为t 时刻的劳动数量， he( t ) 为t 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5).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5 sub-sectors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07,a 3 input and 3 output model by Malmquist index is developed to measur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of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 on 5 sub-sectors’ TFP,and the growth of TFP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s instable,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variation of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数据包络分析
Key words: 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high-tech industries;technology progress;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276・44;F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0-0060-03
0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信息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带动了传统产业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高技术产业研究,都希望能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25%,比20年前增长了一倍。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推出了各种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方针,并且进行了数额巨大的投资,而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起步较晚,相应的研究也比较少。且中国高技术产业效率状况和增长情况到底怎样还存在较大争议,所以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研究高技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研究,从国外的研究状况看,Jack(1995)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和HEDONIC价格指数进行了研究[1];Ellis和Kevin(2001)就高技术资本对生产率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2];Theofanis(1999)对高技术产业中R&D的公共财政投入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3];等等。
在国内,邵一华(2001)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生产要素投入点、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分析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要素配置效率[4]。龙勇和纪晓峰(2005)运用DEA方法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计量检验,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是最高的,即充分利用了高技术产业的各项投入[5]。袁建文(2005)运用投入产出表分别分析了广东和山东的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情况[6]。许玉明(2005)运用增长速度方程测算了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认为在高技术产业中,科学技术对资金和劳动都有替代作用,尤其是对劳动要素具有替代作用[7]。
计算全要素增长率(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TFP),可以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使用参数方法的核心是生产函数,通过对生产余值的计算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所以生产函数的好坏直接影响参数方法对于TFP的测算。非参数方法则绕开了生产函数,直接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计算TFP。
考虑到使用生产函数的复杂性和缺点,本文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段永瑞,2006)[8],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中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测算和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利用TFP及其分解形式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增长效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1相关理论及指标选取
首先是关于高技术产业的界定,我国目前将高技术产业划分为五大类:航天航空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不同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所谓“全要素”,就是指所有投入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之外,其它所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这种观点抛弃劳动力和资金两大要素,认为全要素中包括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等其他一切要素。本文认为后者更合理,因为它更符合测算的原理,全要素生产率的思想其实就类似于“索罗余值”。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考虑了更多的投入要素,所以它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一个经济系统的效率,特别当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资金要素产出效率越来越小时,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显得更加必要。
1.1 DEA和Malmquist指数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数学规划为主要工具,优化为目标,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数据对相同类型的单位(部门或企业)进行相对有效或效益评价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本文通过DEA的Malmquist指数来分析各高技术产业在科技活动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率。Malmquist指数是由瑞典经济和统计学家Sten Malmquist在1953年提出的,用来分析不同时期的消费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动(TFPch)又可分解为技术变动(TECHch)与技术效率变动(TEch)的乘积,其定义如下:
TFPch=TECHch×TEch
当TECHch>1,表示技术进步,即生产边界提升;反之则为技术衰退;当TEch>1,表示技术效率上升;反之则为技术效率衰退。
1.2 高技术产业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选取
非参数的DEA方法中,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择至关重要,所以选择合理正确的投入产出指标以及数据的正确处理是使用DEA方法取得成功的关键。
关于投入指标,本文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劳动方面的,一是资本方面的。首先是劳动的投入,在大多数文献中,用劳动者人数来衡量劳动的投入水平。本文同样延续这一思想,用科技活动人员数量这一指标来反映高科技产业科技活动的劳动投入情况。其次是资本的投入,本文选取了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这两个指标。
产出指标方面,本文选取了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专利申请量这三个指标。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利润总额是一家公司在营业收入中扣除成本消耗及营业税后的剩余,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盈利;利润总额是衡量企业经营业绩十分重要的经济指标。而专利申请量是可以反映一个行业进行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指标。
经过同向性检验后,确定指标如下:投入指包括①科技活动人员(人);②科技活动经费(万元);③技术改造经费(万元)。产出指标包括①工业总产值(万元);②利润总额(万元);③专利申请(项)。
本文以当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科技活动经费、技术改造经费、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进行了平减,使之成为可比价格。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情况
运用DEAP2.1软件[9](Coelli,1996)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变化率。表1是整个高技术产业不同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2001~2007年,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6.1%,生产技术年平均增长6.1%,综合技术效率平均降低0.5%。由此可见,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在这6年间,2002~2003年、2004~2005年、2005~2006年技术进步出现了负增长,直接导致这三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
如果把以上数据做一个折线图,可以看出最近几年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表现出平稳性,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和生产技术的变化是一致的。这就是说,高技术产业中生产技术的高低变化直接影响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综合技术效率的影响十分小。所以,生产技术是决定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2.2 高技术产业内部产业比较
2001~2007年,从高技术产业内部来看,五大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年均增长6.1%,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增长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最快,年均增速达到了15.9%,远远超出了高技术产业的平均水平,起到了产业领头羊的作用。而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相比之下明显滞后。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生产率增速高的产业还是增速低的行业,技术进步因素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是很明显的,因为数据反映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对于个高技术产业而言,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3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是一个处在经济转型、快速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带动整个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各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度。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由于技术进步水平增长不稳定,导致高技术产业从2001到2007这6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稳定,但总体还是保持增长趋势。
第二,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来看,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第三,各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发展不平衡,表现最好的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年均增速达15.9%;而表现最差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年均增速为负。
上述结论对于中国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有着重要意义。由于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大,所以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特别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尤其要注意。保持并争取改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助与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高技术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作用,增强人力资本的作用和产出效率。另外,高技术企业要全面改善管理方法,优化投入方案,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产出的目的。
高技术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它和其它产业相比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要和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很多关键的技术和设备需要向国外高价引进,所以伴随这行业的发展,中间投入和资本投入也会随之飞涨,这就意味着TFP会降低或者增长缓慢,这种情况对于像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这样的行业尤为明显。所以,虽然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在整个行业内处于领先,但也不能放慢提高技术水平的步伐。
参考文献:
[1]Jack E T. High Tech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Hedonic Price Indice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96:120-142.
[2]Ellis C and Kevin J F. The Impact of High Tech Capital on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Australia [J];Economic Inquiry,2006,44(1):50-68.
[3]Theofanis P M. Spillovers from publicly financed R&D capital in High Tech industri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9,17:215-239.
[4]邵一华、马庆国:《中国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要素重配置效应分析》[J],《科研管理》2001(2):40-45。
[5]龙勇、纪晓峰:《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DEA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6):72-74。
[6]袁建文:《广东省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分析》[J];《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2005(4):69-72。
[7]许玉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分析》[J];《中国西部科技》2005(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