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J].学海,2011(01).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学科教学中，教师同时向学生呈现两种不同的事物或内容，并使用类比和对比的方法引导学生观察，辨别它们的相同属性和不同特征的方法。小学语文比较教学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类比、对比、横比和纵比，本文主要以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的《月光启蒙》为教学案例。
一、类比
类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相似的学习资料，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方法。在《月光启蒙》的备课过程中，我设想学生会被“月光是如何启蒙作者的”这个问题吸引，但是对“启蒙”的含义可能不能准确把握。学生在之前已经学过“启发”，它与“启蒙”的含义相近，因此，我想通过类比来帮助学生认识“启蒙”。在教学中，学生看到“月光启发”的板书后，举手示意书写错误了。这时，我引导学生分析这两个词：“启发”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而“启蒙”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开启了认识新事物，认识新世界的方法。民间文学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这里用“启蒙”更合适。理解了“启蒙”的含义，学生才能真正理解母亲对作者的帮助，才能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歌谣和童谣来说明不同的内容对自己的不同影响，但对学生而言，区分度并不明显，因此，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歌谣和童谣的不同，帮助学生把握文章的结构。歌谣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包括民歌、民谣。童谣是指在儿童之间流行的歌谣，内容简短。歌谣中渗透着作者的故乡情，而童谣讲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和小道理。通过类比，学生对所要学习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了解得更加清楚了，也建立了新旧知识的联系。
二、对比
对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对立的学习资料，通过正反分析，突显对立事物的特征的方法。《月光启蒙》一文中，作者提到“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引导学生在文章中找体现作者和母亲日子清苦的词语或句子。母亲的衣服是母亲自己动手用一块白布做的褂子，煮饭用的是院中的干草堆，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作者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表现作者精神生活丰富的内容，包括歌谣、童谣、神话故事、谜语。通过作者清苦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的对比，以及作者现在的文学地位和已取得的成就的描述，学生认识到，精神生活的丰富远比物质生活的优越更有价值，更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个人的价值不是通过物质条件的攀比来体现的，而是通过精神生活的充实来体现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树立学习目标，在业余生活中多读有内涵的书，多做有意义的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关注学生的思想发展，而对比教学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更能促进学生行为的改变。
三、横比
横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同一时间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月光启蒙》中提到的歌谣、童谣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教师可以比较歌谣和童谣的内容，具体分析这些内容对作者的影响。“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这寄托着作者家乡人的期望，也使作者从小树立起奋斗和努力的目标。“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哄你。”“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毛娃醒，吃油饼。毛娃睡，盖花被。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这首童谣反映的是作者小时候的生活。作者在小时候帮助大人上山割荆草、编箔篮，这些劳动带给了作者很多乐趣。作者家乡特有的生活，加深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歌谣中渗透着作者家乡人的希望，童谣渗透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和童年乐趣，内容和形式都各具特色。
四、纵比
纵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不同时间段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作者日子清苦，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在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对比的同时，我结合作者和母亲的生活条件以及学生现在的生活条件进行对比；作者的精神生活和学生现在的业余生活进行对比；作者母亲的白布褂子、生火的干草堆和学生的名牌衣服、统一供给的液化气与供暖设备进行对比；作者童年割荆草、编箔篮的行为和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行为进行对比；作者精神生活的歌谣、童谣、神话故事和谜语与学生业余生活中的电脑游戏和电视剧进行对比，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富裕和安逸的生活条件中，更应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努力学习。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儿童音乐；启蒙教育；意义；途径
1.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儿童音乐启蒙教育的意义
1.1促进文化精神的传承，强化民族归属感
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儿童音乐启蒙教育中，对文化精神的传承十分有利，同时对于民族归属感的增强也十分有利。融入传统文化属于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幼儿启蒙教育中，极大的激发孩子们的音乐灵性，强化幼儿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得以有效的传承和发扬。开展幼儿音乐启蒙教育一定要立足于幼儿实际，学习方式的选择一定要认真加精心，与幼儿的发展需要以及心理发展成熟程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才可以强调学习积极性的促进。
1.2激发音乐潜能，让儿童获得情感体验
激发音乐潜能，让儿童获得情感体验。学习音乐本身是一种审美体验。儿童想象力丰富，感官灵敏，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力强。开展音乐启蒙教育，将合适的情境融入到其中，对幼儿的音乐体验很好的丰富，将幼儿发自身体内部的音乐潜能有效的激发出来。
2.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儿童音乐启蒙教育的途径
2.1传唱民间童谣
很多童谣幼儿都比较熟悉，同时童谣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民间童谣朗朗上口，韵律感节奏感强，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得民间童谣的传唱率很高。民间童谣的旋律相对简单，趣味性十足，幼儿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因此开展幼儿启蒙音乐教学，高效发挥民间童谣本身的教育价值，在合适的条件下完成应用，对于幼儿学习兴趣的点燃百利无一害。在选择民间童谣的识别必须紧密结合幼儿音乐教学目标，选曲要特别注意，尽量选择思想性，教育性，音乐性都兼具的童谣。例如让幼儿传唱《卖汤圆》不仅对幼儿音乐情感体验有很好的丰富效果，同时还可以让幼儿充分了解元宵节的传统风俗习惯。再例如学习歌曲《二十四节气歌》《凑十歌》等可以让幼儿在音乐中学习到科学知识，对于幼儿知识记忆，理解效果的增强都十分有利。
2.2将民间舞蹈融入到其中
将民间舞蹈融入到儿童音乐启蒙教育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的一种方式。儿童天性好动，喜欢表现自我。所以将民间传统舞蹈融入到其中可以让幼儿更加深刻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幼儿多样化的艺术兴趣，促进其综合音乐素养不断提升。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肢体动作是传统民间舞蹈的基本动作，例如点头，击掌等。因此，对幼儿开展音乐启蒙教育可以引导幼儿用这些简单的肢体动作对音乐情境进行模仿，例如双手散开由上向下来回摆动模仿下雨的情境，模仿鱼儿游动的情境，将音乐同这些基础动作有机的结合起来，对幼儿肢体的协调性提升很有帮助，同时还能够极大的增强幼儿对这些音乐节奏的感受力。例如在学习《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将一些藏族舞蹈基本动作融合进去，通过这些舞蹈动作的融入，幼儿对音乐的节奏，韵律的感受更加深刻了，同时还可以让幼儿深刻体验民族文化的魅力。
2.3制作节拍器
失去了节奏的音乐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或者可以说没有节奏的作品称不上音乐，音乐在表现具体形象以及具体的情感的时候必须依托于节奏。因此，促进传统文化的融入，幼儿教师将自身的引导优势发挥出来，引导幼儿制作节拍器，对幼儿节奏感的培养十分有利，同时还能够将幼儿的音乐生活极大的丰富。例如沙锤，风铃等都是简单的节奏器。深化幼儿对音乐节奏的感知，例如《幸福拍手歌》就是一首节奏感十足的各期，在这首歌的传唱中，让幼儿借助自己制作的节拍器为其配乐，还可以借助现代化教育模式，尝试着创新节奏，让幼儿感知到节奏的神奇，同一首歌换一个节奏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演绎，完成音乐节奏的深化。
关键词：启蒙思想；理性；批判；现代性；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B516.32，B56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37-07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批准号：11XZX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2XNH192）的初步成果。
作者简介：李西泽（1975- ），男，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端于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已经成为一座思想的坐标被后人所向往、守望和景仰。当历史的洪流归于平静抑或激流涌荡之时，启蒙之本真精神常为后人所论及、深思和重提――对理性致思自觉本然的追寻及理论思维何以在现代性的视域内得以生成并观照当下的人类生存境遇及社会发展路向。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对启蒙本源意义的理解和阐扬上去理解启蒙所涵摄的真实意旨。“也许，当我们重新考虑启蒙运动自己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时，在我们对‘启蒙’进行辩论的时候，这个重新考虑就能够启发我们理解那些仍然是至关紧要的问题。”［1］31康德和福柯对“启蒙”的认识是我们在特定时代场域中真正理解该词不可跨越的“思想基座”。
一、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的历史回溯
今天，我们再次回眸启蒙，不得不提及康德。是他在1784年的《柏林月刊》杂志第4卷第12期上发表了题为《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从而将关涉启蒙的问题凸现为世人所关注。康德启蒙思想之意旨是批判封建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人们的精神制约与思想禁锢。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2］40。他列举了人类不成熟的受监护状态的诸种表现，并指出之所以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是因为人类自己把各种禁锢强加于自身。在康德的论域中，实现主体自身脱离不成熟状态的条件是自由的开启――人类运用自己思想理性的自由。“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确切地说，是在一切只要能够叫做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2］41并且“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惟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2］41。可以推知，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是人类应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勇敢地去面对并冲出各种人为的制度约束和思想禁锢，而这些制约和禁锢的合理性限阈都需要经过理性认知的重新审判――在理性的标尺下对周遭的世界进行再度思考。
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所形成的诸多限制和禁锢面前，康德认为，要运用公开的和私下的两种不同的理性审判方式打破原有的束缚。“我把对其理性的公开运用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面前所作的那种运用。至于他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对其理性可以作出的那种运用，我称之为私人运用。”［2］41-42就此可知，公开运用理性意指人们从人“类”的视角审度和检视各种规约和限制人们日常行为的合理性；而理性的私下运用即为人们从岗位职责的境遇审视各种限制和规约在特定职业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合理性。可见，康德在理性的运用上特别强调对岗位、职位的相应制约及其限制，这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是维护一个个社会共同体有机循环和良性运转所不可或缺的。身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的诸多社会个体，亦具有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和批判这些制约、规范之去留的必要的权力。在此，康德认为，“理性在自由方面的实践应用也导向绝对必然性，但却仅仅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本身的行为法则的绝对必然性。如今，我们的理性的一切应用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把它的知识一直推进到对其必然性的意识（因为没有这种必然性，它就不成其为理性的知识）”［3］。据此，在康德语境下，启蒙的精神在于对旧有的压抑人性的、束缚人自由发展的陈规进行批判与反思，在于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合理地审视和批判以前的和现在的加载在自由、理性上的诸多限制。
在康德论说启蒙的语境中，启蒙不仅是人的一项权利，更是人追求、向往自由生活的象征；而且又是人的一项义务，因为人有义务和禀性去认识、探究事物的真相及其呈现形式。换言之，作为启蒙主体的我们，可能因为诸种缘由而推迟启蒙，但不能放弃对启蒙的热望。因为放弃启蒙意味着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摒弃，意味着对人或成为人的弃置。“一个人虽然能够对他个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若干时间里，在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上推迟启蒙；但放弃启蒙，无论是对他个人，甚或是对于后代，都叫做侵犯和践踏人的神圣权利。”［2］44由此可知，启蒙是人的一种存在，与人的自由、权利和义务紧密连结，构成人的一种生存程式或存在际遇。
或许，“启蒙的每一个进步也许只是迈向黑暗的更进一步，这种感觉弥漫在尼采在20世纪的最忠实的信徒福柯的著作之中”［1］27。福柯以其看似“另类”的视野将其思想以极为犀利的观点予以绽出，并将康德的启蒙理论拆成了“碎片”，从这些片断的边缘追问启蒙之要义。福柯关于启蒙的言说是在对康德关于启蒙思想的解释、回应、提升中得以显现的。福柯认为，康德把启蒙喻为“出口”和“出路”意在表明启蒙是一个过程，且“这过程使我们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4］530。他指出，人类欲从“未成年”期进入到“成年期”，必须要在提升人类整体认知水平和提高个体素质两个维度上得以实现。“应当认为‘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种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4］530福柯虽然认同康德把启蒙归结为理性的使用和对启蒙中内蕴的所谓的公开理性与私下理性的分类与提法；但在康德关于公开理性与私下理性具体运用的问题上，福柯发现了其中所隐藏着的不协调倾向。“不管怎样，问题是要弄清楚理性的运用怎样取得对于它来说是必需的公共形式，追求知识的勇气怎样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施展而同时又使个人确实地俯首听命。”［4］532为了达致公共理性与私下理性间的有效协作，实现人的“类”原则与人们现实具体原则的通约、一致，福柯强调：“公共地、自由地使用自主的理性将是对唯命是从的最好保障，其条件是，那个人们必须对其听命的政治原则自身应符合普遍的理性。”［4］532换言之，一旦社会民众所尊崇、信守的任何具体的社会原则都是出自民众自己对公共普遍理性的使用和反思，就可以在社会现实中尽可能有效地求解公共理性与私下理性间的可通约性，并在理性所构建的对社会现实的合法性质疑与合理性批判中推进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及人们自身完善度的提升和社会整体的良性跃迁。
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析理中，福柯管窥出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某些勾连。但令其深思与纠结的是：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如何？现代性是启蒙思想的缘起、接续还是终结？通常意义而言，人们惯常把现代性看作是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一个时代。而福柯主张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气质（Ethos），这种态度和气质所内蕴的是批判的特征。在康德的启蒙思想里，这种批判精神的指向即为批判哲学气质的表征。“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因此，“‘启蒙’确定了某种哲理探讨的方式”［4］536-537。在福柯看来，启蒙的批判精神即是现代性的气质和态度。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和秉持的现代性态度，并非是要从启蒙运动中寻找或继承其中的某些合理性的基本内核，而是要继承启蒙的批判精神的实质，并将这种精神“指向它的‘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也就是指向对于我们自身作为自主主体的建构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4］537。质言之，福柯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就是在批判性质疑中对我们自身之历史性存在的深度反思和对那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诸种多余的旧有社会制约与规范的批判――“要让我们相信科学真理，相信历史进步和社会公正。”［5］于是，福柯试图通过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来反思各种现时代对理性和自由的限制和界划，并通过批判来预示、把握、观照并超越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他说：“批判正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制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4］539因此，启蒙的批判性一方面是对一定社会既定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可能现实超越性的反思。“启蒙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在其中一切东西都裸地屹立在光芒之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在其中能够无所畏惧地表达言论的世界。”［1］30
从康德在理性和自由的意蕴下言说启蒙到福柯对“何为启蒙”的再度诠释中，蕴涵着这样的逻辑脉络：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和哲学生活，是在启蒙精神的赓续中，以理性自觉为鹄的，以质疑性批判审视现实，以建设性反思引导时代潮流的。“这种批判与反思的对象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制约或限制。”［6］正是在不断求解启蒙对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建构和解构中，启蒙不仅在历时的境遇中成了时代精神的拓荒者和时弊的针砭者，而且在共时的际遇下，以普照光的形式开启自身对时代之思的自觉引领和深度反思，并力求达致启蒙与现代性的深度交汇。
二、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7］从传统意义上讲，哲学家及其他思想者往往把整个人类作为思维的对象，在运思其理性致思的时候，他们关涉的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整个人类的特性、命运与福祉。与之相应的是，在现代性视阈下，启蒙的主要旨趣也不仅仅是个人意识的张扬，而是聚焦于整个人类反对神话的话语霸权，打破迷信和愚昧的牢笼，唤醒主体自我意识，凸显主体的自我价值，进而建构现代的价值规范与社会秩序。
在词源学意义上，“启蒙”一词在汉语里是由两个词构成的。“启”是动词，本义是“开、打开”，引申为“启发、启导”；“蒙”是名词，指一种草本植物，即菟丝子，引申为“蒙翳、蒙昧”，在“启蒙”这个复合词中，它又进一步引申为蒙童。由此可见，在汉语里，启蒙一词的本义就是去除遮蔽物，显露出被遮蔽的东西，启蒙概念的核心就是除却蒙昧而使理智开显出来。“‘启蒙’以隐喻的方式被用于多种语言之中，意指敞开心智接收真理。”［8］
在人类发展的宏阔历史视野中，启蒙内蕴的精神气质表征着一种流变、跃迁、提升的演进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首先在自由的名义下，理性被运用于人类既存现实的各个方面”［9］。在对理性正面效应规制的可能性前提下，启蒙使人类在主体精神逐渐觉醒、自立的状态中、从传统社会的蹒跚步履中移植到现代社会的前台――从蒙昧迈入文明，从未开化进入到开化，从稚嫩步入成熟，从成熟到新的更高级的成熟。在流动的历史转向中，“不成熟，就是听命于权威的摆布和操纵，需要他人的引导，对先在的假设、教条和理论俯首称臣，一句话，就是没有批判性质疑的勇气和能力。反过来，成熟――这是启蒙的特点――就是敢于认知，摆脱权威的引导，并富有勇气地运用自己的理智”［10］――即在勇敢地运用自己理性的境遇下，尽可能地使“人类理性能够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世界的结构”［11］，使人类的理性之光普照寰宇。也就是说，启蒙的根本旨趣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12］。
启蒙精神所内蕴的“祛魅”品格致使其注定要在社会运行的除旧与纳新的互熵与博弈中与传统相决裂而最终分道扬镳，其旨意在“消解”传统、“解构”人们思维和行为中固有的疾疴。因为“旧的秩序到那时已经过时、失效，并将要被一个比它前任脆弱性少一点灵活性又多一点的新秩序所取代”［13］。诚如E・卡西尔所言：“现代人，启蒙时代的人……他必须而且应该拒绝来自上面的帮助；他必须自己闯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当他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真理，确立真理，他才会占有真理。”［14］125启蒙正是凭借自身的力量，以润物无声的坚强砥砺精神，在社会主流话语权或非主流行为艺术中，伴随着世界整体信息激增和知识爆炸的大潮一往无前，表现出启蒙与现代汇的品性。
一定意义而言，学界对现代性的论争一直和“启蒙”有着种种难以言说的缠结，这不单是因为现代性的批判者往往把矛头对准启蒙，也不仅因为人们在日常话语世界中通常把现代性等同于启蒙，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很难脱离启蒙言说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就问题的产生而言，对现代性的质疑、反思、批评均是在启蒙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性的问题；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启蒙的价值和理想与现代性的价值和理性有诸多重合之处，启蒙典型地内蕴了现代性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启蒙的主要结果，启蒙关涉整个现代社会主体架构的塑造与构建。
概而言之，启蒙表征了现代人追求的两个价值维度：获得永恒真理和达致普遍的人类解放。第一个维度与知识相关――启蒙之意旨在于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在18世纪启蒙高峰期，启蒙思想家坚信：经由启蒙，人类能够洞察人性的秘密、发现自然和宇宙的奥秘并揭示支配历史发展之规律。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在启蒙的指引下，人类为了实现获得永恒真理的伟大理想，三次科技革命相继展开。于是，现代人拥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现代科学技术。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运而生。第二个维度与实践相关――启蒙希冀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在开启民智、秉持理性和弘扬自由之理念的开启下，启蒙吹响了人类解放的号角，并负载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名号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提供指引：“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实现其理想，而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则试图通过劳动社会化和财产公有化达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与这两个维度相契合的是，在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中，昭示启蒙正向价值的有以下三个面相：
一是构筑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经由上文分析可知，启蒙的宗旨是基于理性的自觉而重估人的本真价值。在彰显人的主体价值和重新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启蒙在新的历史际遇中产生了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伴随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启蒙引发并促使了近代天文学、力学的建立，产生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数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就人文科学而言，启蒙思想创立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同时，在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感召下，哲学、宗教学、逻辑学、法学等许多传统学科也相应地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向。这些都为现代社会庞大知识体系的奠基、发展、演变做了较为充足的学理准备和知识储备。与新的现代知识相呼应的是，在启蒙的呼唤下，现代大学教育在欧洲日渐兴起，随后渐趋传播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正是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的推广，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制和秩序才得以确立与实现――启蒙时代的大学是现代社会肇始与发展的摇篮。
二是革新现代社会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观念的改变。在启蒙的导引下，新的社会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建立于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观念和主流价值日渐被启蒙精神所创立的一系列全新的社会意识所取代，并引发具有现代风格与气质的社会观念的新转型。在启蒙思想所内蕴的现代社会观念维度中，“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等不仅在启蒙思想中起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中的精神内核。在启蒙对现代社会观念的架构中，“理性”不独具思维理性之意，亦有意志理性之内涵，还涵括工具理性和知识方法论之意蕴，并逐渐衍化为人们认知世界、实现自我、创造价值的基本方式。作为启蒙思想主要意旨之一的“自由”，在当代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态度和提升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原动力。为打破欧洲封建政治等级制度而确立的“平等”观念，在现代社会架构中日益成为衡量与公度整个社会生活各领域机会均匀、公正和谐、有序发展的基本价值维度；而“进步”则成为标识当代人类行为之正邪、善恶和未来社会发展优劣的终极标准之一。质言之，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架构皆滥觞于启蒙所带来的这些新的社会观念。
三是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启蒙理性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反思、批判、诘问中，亦催生并建构了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在政治领域，启蒙思想经由对教会教规、礼仪的正当性批判、对教会专制合法性的质疑，最终引发了欧洲政教分离运动――在政教分离中的宗教世俗主义的转向催化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其间，在启蒙精神滋养哺育下的民族国家大多选择了开明君主制。随着社会进步和启蒙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开明君主制，并最终创生了以民主、分权、制衡等为特征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启蒙凸显了人的主体价值，使重视人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渐趋深入人心，而以“重农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利己主义思路的提出与推行和让更广大的民众获得更大利益的政策的出现，促进了人们共同利益的可通约性；在摒弃、废除多种限制贸易自由、交易自主的规定后，市场经济制度随之确立起来。在文化领域，启蒙思想崇尚的思想自由、批判质疑的意识使欧洲社会的言论、出版和思想自由在法律的保护和社会建制的规范下，逐步完善并成为现代人权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
当然，在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碰撞、交流与汇合中，并非都显示出启蒙精神的正向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启蒙理性的扩张和普遍推行也在一定意义上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诸如：因为理性的盛行，现代社会在整体泛理性化的境遇下流变和衍义，理性视阈之外的鲜活现实内容则被理性的统一目标、普遍要求、秩序规则所遮蔽、宰制、扼杀；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一旦被理性所过分控制，人类日常生活向度中的丰富性维度将渐趋匮乏；理性在破除旧有迷信的历史回转中，因“强迫”人们过分迷恋、盲目崇拜它，而达到迷信的程度，理性近乎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启蒙理性制度化、宗教化的蔓延导致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上较为紧张，从而产生今天的生态危机。就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仍需在改革开放中呼唤新的启蒙，并有必要对中国当下的启蒙进路加以诗性预构。
三、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进路预构
历史行进在21世纪，在全球化语境和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事业已经三十多年，正在由一个前现代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社会处于深度的转型时期。而要使中国社会平稳涉过转型期的“深水”区而到达成功的“对岸”，我们必须要有较为深刻、彻底的观念上的变革――这种观念上、精神上的深度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再“启蒙”。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启蒙精神在中国社会当前境遇下的开启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启蒙”既负载着我们一直追求的“立足时代，解放思想，启迪未来”的理想，也包含了我们对理性精神的呼唤和对批判反思精神的追寻。要在清理既有体制的沉疴、陋习的顽劣、大众认识的浅薄等诸多社会风气的同时，建构既体现现代社会发展理念又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社会规则和秩序，就必须理清“启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进路预构。
第一，秉持继续解放思想的理念。在启蒙的历史语境下，解除认识主体的被蒙蔽状态，达到祛蔽的目的，就要祛除附着在认识主体周遭的陈腐思想和不合时宜的理论羁绊，从而达到思想对现实把捉的澄明之境和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契合。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威望也随之提升，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的工业化之路用半个世纪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二百多年走完的历程，因而，西方现代化百年之后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被压缩打包，一并出现。因此，中国在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和步入现代性的进程中，必须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用鲜活的实践检验一切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相关的理论，着力使思想和认识与现实和实践相契合，自觉地使思想认识从束缚和制约其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中解放出来，在应对全球化、后现代社会及风险社会的博弈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求解和破解中国社会进一步迈向纵深发展的当下，我们必须秉持继续改革开放的理念，把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坚守下去。在力求达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民生问题切实有效的解决中，使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社会民众，在广大民众对社会的幸福度的体会和认可中更顺畅和自洽地推进整个社会的思想再解放。
第二，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在康德和福柯对“启蒙”的言说和表述中，有一个理论的共同结点：启蒙标示着对既有权威的批判性质疑和悬疑性拷问，将历史之致思和批判之思考予以逻辑链接，并将所有在启蒙自身语境中能观照到的事物置于理性的法庭加以审判。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从不文明、愚昧、、盲从的社会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都历经了“理性”的消化、反刍与吸收。在这一阶段，可以把理性“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他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14］11。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要重新进行社会“启蒙”、重塑理性价值真蕴的地位，就必须使理性坦然面对并毅然为破解这些问题提供恰当的致思：资本的话语霸权和消费欲望的膨胀，人们日益增多的焦虑感、不安感、烦躁感，热望实现自身价值而进行的追逐名利和自我炫耀，贯通在大众心灵深处的皈依感和归属感的慢慢淡去――社会大众处于欲望的“爆发期”、精神“失恋期”和文明的“断奶期”，“处于迅速崛起但价值迷茫的状态”［15］101，社会民众本已固有的理性的沉稳与平和心态的静观已经被资本异化及在资本异化下权力的话语所俘获、淹没乃至渐趋沉寂。“启蒙”理性祛蔽的作用要求我们打破教条主义和他律对理性的破坏性束缚。尤其在以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中国文化在世界图景中的挺立、自强和走出国门必须是中国思想以新锐之思、学理的深邃绽出，这恰恰需要以包含中国理性和具有世界话语的形上之思的返本开新为深层底蕴。
第三，建构公序良俗的社会规则与秩序。启蒙思想在自身的逻辑域中，除了在应然意义上给予世人以理性的开敞和思想境遇的开放和批判性反思外，还在实然意义上具体地构建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圆融、自洽自身的社会规则和秩序。行进在当下中国的启蒙，必须戒除物质主义的神话和资本的话语霸权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序良俗的社会规则与秩序。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浮躁之风日盛，急功近利之气流行，攀龙附凤之行为渐多，“拼爹”现象和“潜规则”事件频现……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交织着一个不断激浊扬清、破旧立新、秩序重铸的过程。在打破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包括附属于这一结构的社会规则体系时，在新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没有完全确立和旧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没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间隙中，社会规则意识缺位，违背和破坏规则以赢得“方便”和赚得利益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些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常见的）。因此，必须规避规则意识缺位和社会秩序失范带来的弊端；必须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重塑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加大对违法者的惩处力度，扩大社会民众的教育水平，依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和管控，在体制机制创新中推进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妥善处理好“作为传统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民社会’转变，也是社会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规则建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16］。如此，“一个具有完善与法治的国家，既可以造就一个普遍法律规范下的市场，同时也会形成一个以沟通理性为主导并与国家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15］164。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史界域中远逝的风影，但它所蕴涵的启蒙精神意旨却依然激励、鞭策、鼓舞着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启蒙是与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现实相联系并有契合之处的，同时，与启蒙相伴生的是希冀中国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道义担当和应有贡献。我们应该明白，启蒙的境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历史没有“终结”的情境下，启蒙一直都是行进在人类致思途中未完成的开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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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争；适应；整体；启蒙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4-225-01
一、渗透竞争意识的启蒙教育
竞争，优胜劣汰，这是生物界生物生存发展和进化的规律之一，当然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一种客观法则。在生命科学中，这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理论。但在我国当今社会转型中，却已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现代观念。在中学生物学中，涉及竞争的生命现象、知识和理论，却屡见不鲜，为学生竞争意识的启蒙教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情境。
1、让学生在对众多生命现象的考察中启蒙竞争意识
初中生物教学中有许多渗透竞争意识的情境和契机。例如我们在教学《生物的进化》时，我们让学生自由讨论和探讨生物进化的原因，让学生从考察许许多多的生物竞争现象中，理解生物竞争的涵义，然后概括综合上升为理性的竞争概念，形成竞争的观念。在教学中渗透了竞争意识的启蒙教育。
如同一片森林里的各种树木，在其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彼此争夺着阳光、水分和营养物质；食性相同的动物，彼此争夺着食物；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之间的捕食和反捕食等等，这些一系列的生命现象，就是生物竞争现象。在讨论中，学生理解了自然界中的生物，为了生存下去，就得为获取足够的物质、能量、食物和生存空间，而彼此进行着生存竞争，这些就是一种竞争。在生物界，生物具有本能的过度繁殖的倾向，而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物质和生存空间，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生物间必须彼此竞争（或斗争）着，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生物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人类也不例外，只是竞争的内容、方式、时间、空间不同而已。因此，学生在学习生物竞争知识的同时，受到了竞争思想的熏陶，受到了竞争意识的启蒙教育。
2、在典型的生命现象的综合分析中深化学生的竞争意识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我们有意识地将一些竞争的知识和理论，通过典型复杂的生命现象的综合分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例如，我们让学生共同讨论分析某一草原上生活的狼、羊、牧草等生物及它们与周围无机环境的复杂关系时，学生通过讨论、分析和综合，理解了狼与羊、羊与草彼此间的捕食关系，也理解了狼与狼之间，羊与羊之间为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的竞争关系，即其竞争（或斗争）的一面；但也启发学生理解狼捕羊，但狼又不能捕光了羊；羊吃草，但羊又不能吃光了牧草。否则，狼、羊、牧草三者会同归于尽，毁灭了此草原生态系统。可见，生物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况且狼与狼、羊与羊之间，还有群居、互助、互利、互爱的一面。这种生物之间既竞争（或斗争）又依存的多重性，使学生对于竞争思想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使学生竞争的知识、理论，自然而然地得到加强。我们顺势将知识迁移，向学生设问：人类应如何把握和运用竞争法则来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人与生物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竞争关系呢？让学生以平等竞争的思想，去面对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新情境，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征途，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竞争意识。
二、渗透适应意识的启蒙教育
适应思想包含于中学生物学之中。在教学中，我们既注意了把适应思想的启蒙教育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又注意到抓住教学情境中的点滴积累，抓住典型实例及时地把生物学适应知识上升到适应思想的高度，激发学生的适应意识。
1、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启蒙学生的适应思想
在生物教学的全过程中，我们时刻注意渗透适应思想。例如我们在初中教学植物知识的同时，强调了现存的每一种植物都具有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特征。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等器官，都具有明显的适应性特征。虫媒花的颜色鲜艳、气味芳香，适应于昆虫传粉。风媒花的花粉粒小而数量多，容易随风飘散，适应于风力传粉。借风传播的种子，如蒲公英、柳树等，果实上都生有毛绒绒的白色纤维，随风飞扬。靠动物传播的果实种子，如窃衣鬼、针草、苍耳等，其果实的表面都有刺和粘液，容易附着在动物的身体上随动物的运动而携带到其他地方去。动物的保护色、警戒色和拟态，都是动物在体色、外形和结构上适应周围环境的典型实例。鱼体的流线型、用鳃呼吸、用鳍游泳、用膘控制沉浮等都是与水生环境相适应的特征。蜥蜴、家兔等陆生动物，用肺呼吸、用四肢行走、体内受精等都是与陆生环境相适应的特征。微生物不但能适应在有氧环境中生存，某些厌氧性细菌还能在缺氧环境里生存。在教学中，我们把这一系列生命现象及其特征，紧密地与适应思想相结合，使学生理解了现存的生物都是基本上适应其生活环境的，渗透了适应思想的启蒙教育。
2、抓住典型实例分析综合，深化学生的适应思想
生物的适应性是普遍的，这即是适应性的普遍性。但是，生物的生存环境却是客观多变的，变化是绝对的。因此，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对的，不完全的，这就是生物适应性的相对性，不少生物常常在其生存环境迅速变化时，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不能生存或灭绝。恐龙的灭绝和当今许多珍稀动植物的濒于灭绝，充分证明了生物适应的相对性。生物的适应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相对性，这种双重性使学生认识到生物适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化了学生的适应思想。我们又常常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以适应观念去考察人类社会，使学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复杂多变的，有其规律性。作为21世纪建设者和生活者的青少年学生，必须具备各种素质、知识、能力和思想，特别应具备强烈的适应意识和多方面的适应能力，才能立足于社会，才能生存发展，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强化了学生的适应意识，对学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出版史；出版文化；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的专著《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该书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出版史为中心，生动地展示了出版与启蒙之间的互动关系。
谢尔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苏格兰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间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数、价格、畅销程度、再版情况、作者得到报酬的数目和方式等。通过查阅大量珍稀版本的图书和未经出版的手稿，谢尔详尽地勾勒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出版与传播的文化迷宫，并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和都柏林费城的重印如何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对欧洲和美洲都产生深远影响。
阅读这部独特的出版史，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讨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聚焦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
“在欧洲启蒙运动这场气势恢宏的交响演奏中，苏格兰以其独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瞩目”。①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分享科学、宽容、民主、进步等普遍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学和文学书籍的生产也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苏格兰一直是一个地理上位于欧洲边缘、经济落后的弱小国家。《1707联合法案》打开了苏格兰的经济困局，却使之丧失了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来说，联盟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们在坚持自己苏格兰身份的同时，对英格兰人的轻慢格外敏感。“面对民族的一系列损失和劣势，还有与英格兰的政治、社会、文化联盟的可能性，休谟圈子中的苏格兰文人进行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尝试，通过在智力上取得成就，来给他们自己和苏格兰民族带来名声和声誉。”②而书籍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翅膀。
首先，苏格兰文人集团利用出版物强化个人合作和社会凝聚性。亚历山大・布罗迪和谢尔都注意到，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散在各个领域，不同学派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体性和高度的社会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征。高水平的学术社团和密切的出版联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的启蒙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学术圈子里，“由于苏格兰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常常为彼此的出版计划提供帮助，有时是进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修订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约瑟夫・布莱克将亚当・斯密的论文编辑成《哲学论文集》，休・布莱尔出版约翰・洛根的遗作《传道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文人们经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赞扬，并尽可能大声地宣传苏格兰作为文学和学术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马斯・里德在《人类理智能力研究》献词中为18世纪的苏格兰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化的图景， “在那里文人群体成员以平静而愉快的态度讨论问题，使用互谅互让的哲学话语来澄清和改进他们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遮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竞争和分歧进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启蒙出版文化的发展。他们彼此团结和相互支持，为爱丁堡赢得“大不列颠雅典”的美誉。
第三，将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现代版权制度和现代文学批评以一种复杂的运作方式构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成熟时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作家的署名情况。他发现，这一时期的书籍扉页上经常用学位、头衔和职位来标识作者，通过这种身份证明来提高作者的权威并强化其苏格兰民族身份。如亚当・斯密在世时出版了多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缀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国富论》的第四版（1784）扉页上补充了“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国王陛下的一位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两个身份。
“这种署名方式让作者与自己祖国的机构发生联系，说明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者认识到自己来自苏格兰的重要性，以及转而反映了他们的苏格兰身份会被读者认识的程度。读者对作品的评价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作者的认识，而且影响了对该作者所属的机构和国家的看法。”⑤通过把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苏格兰启蒙书籍把苏格兰文人看作一个集体的存在，从而赋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的苏格兰，要在文化上与英格兰一争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义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还是文化事业的推动者？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可否融于一身？美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考察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印刷及传播的生意链后写道：“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⑥他生动地描绘了以夏尔・约瑟夫・庞库克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启蒙思想带出哲人的书房而深入到社会的缝隙并最终推动了一场运动。虽然他们随意删改原作的内容，贿赂欺诈，却在无意间成为推动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
谢尔称赞达恩顿对《百科全书》书籍史的论述开辟了书籍史研究的先河，成为探讨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顺着相似的思路，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发展历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启蒙运动绝不仅仅是思想家书斋之中的独白。在思想物化成书籍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出版和图书贸易渗入到历史的肌理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
与达恩顿笔下的庞库克不同的是，谢尔发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商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在爱国热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动下，苏格兰启蒙出版事业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具有了内在的文化属性。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人构成严肃写作背后的力量。读过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篇柔中有刚的《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在约翰逊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伯爵从未提供过“任何帮助的行动、任何鼓励的言语或者表示赞同的姿态。”当《英语词典》编撰完成即将成为经典时，他抢先发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赞助人，被约翰逊一口回绝。
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包斯维尔（James Boswell）发现，苏格兰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与约翰逊签订“文学劳动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约翰逊认为“书商是文学的赞助人，他们确实通过那部字典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能够冒险开始并且终于坚持完成，这要归功于书商，他们也不能确定出版这部字典一定不会亏本”。⑦约翰逊的例子说明贵族模式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或现代的商业模式。出版者构成了严肃写作背后的推动力量，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发起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就是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险尝试的一个宏大的苏格兰民族出版项目。汉密尔顿自己都称之为一个非常大胆的，甚至是鲁莽的计划。为了保证在伦敦的销路，汉密尔顿特意在伦敦开设一家临时店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市场前景同样不被看好。然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为文学赞助人还承担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角色，他们判断和甄别优秀的作品，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而对市场和公众反响的判断上，他们又先于作者，给作者经济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为作者和文人提供个人服务和社交支持。以18世纪后半叶爱丁堡最著名书商威廉・克里奇为例，他的书店是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苏格兰文人定期在那里聚会和互相结交。克里奇擅长吸引苏格兰文人群体的成员，培养他们成长为作者。过去由贵族赞助人向作者提供社会支撑体系，现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担。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克里奇视科学为启蒙的推动力量，积极地出版他觉得有价值的科学作品，如布丰的《自然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本《苏格兰统计报告》。出于对启蒙理念的认同和促进苏格兰民族进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财政风险出版促进启蒙运动的作品。
谢尔认为，虽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税提升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但并未取代贵族的赞助和支持。“那个时代的特征是赞助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⑧被称为“苏格兰启蒙之父”的阿盖尔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改良家和植物学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认可的知识分子提供学校的职位或政府的公职和退休金，使其拥有稳定的写作环境，不完全靠出版行业的资助。经济上的独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从市场要求，出版时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这个特点使得“稳定性”和“学术性”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调，也使苏格兰启蒙作品常带有专业和教导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来讲，思想史学者主要关注思想的承袭和流变。提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等深刻影响今天经济和伦理生活的经典著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少学者探讨过1760年至1840年苏格兰哲学在德国和法国的接受，并与大陆启蒙运动思想相互融合的过程。⑨学术界也涌现大批文献探讨美国建国先贤的苏格兰思想渊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书斋推动历史的呢？
谢尔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过苏格兰启蒙书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况来探讨作者与书商的活动如何使启蒙思想广为传播，并使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出版史不仅仅是文献学和版本学，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过谢尔对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的考察，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8世纪后半期在苏格兰这个小地方产生了大智慧，又为何在19世纪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又是怎样为苏格兰启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对美国制宪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没有出版业的变革，我们所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谢尔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腾飞”，与打造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早年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还有对苏格兰民族感情强烈认同的爱丁堡出版商汉密尔顿、巴尔福和金凯德。他们全部出生在苏格兰，青少年时期就相互认识，米勒、金凯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苏格兰著名书商麦克尤恩的学徒。他们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友谊减弱了个体和区域竞争，并为后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谢尔称米勒和斯特拉恩为爱国出版商，他们在伦敦获得财富和名望后，积极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为其优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开伦敦市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苏格兰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参与而成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没有米勒，它们可能默默无闻或者作为地方出版物被埋没。”l18世纪中期开始，米勒在出版苏格兰作者重要作品时，开始与苏格兰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亚当・斯密的经典作品《道德情操论》就是由金凯德在爱丁堡、米勒在伦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宽销路、提升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间的情谊。然而，他们的晚辈合伙人之间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友谊和信任，在书籍出版样式、时机、利润分配等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冲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纽带逐步瓦解，苏格兰启蒙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谢尔进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传播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爱尔兰没有版权法律，那里的书商能够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国作品。每当伦敦和爱丁堡推出畅销新书，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价格进行大量的重印，再销往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谢尔认为，他们虽是文化的盗用者，却在传播启蒙作品方面成为连接大西洋两岸的纽带。18世纪末，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书商移民到美国，开始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复制爱尔兰的重印业，苏格兰启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对美国制宪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果没有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昙花一现，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肯定激发了人们求知的欲望，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出版和图书贸易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然而，不同的历史境遇赋予各个民族不同的启蒙主题，其图书出版和贸易也带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启蒙是以理性之光驱散宗教和专制的阴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是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社会，实现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对西学著作引进与传播的主题是救亡图存。m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个案中，启蒙与出版繁荣是互利共生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爱国热情与创业精神的驱动下促进启蒙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苏格兰著名出版商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积极认同启蒙理念，深信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对开启民智、建立自由富强社会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出版动机常常超出利润的范畴，使得经典的科学和哲学作品得以出版。同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传播知识、启迪民智，促进民族进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断地向出版商输送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为出版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和持久的动力。这一点在与爱尔兰图书贸易进行对比后显得更加突出。爱尔兰由于没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业只能以重印英格兰和苏格兰作者的作品为主。当英国的版权法律在1801年扩展到爱尔兰后，爱尔兰重印业无以为继。
总之，谢尔用详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出版文化与思想运动的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从思想到书籍的过程，为我们认识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炎萍，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文学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ZD-086）的成果。
注释：
ai亚历山大・布罗迪编. 苏格兰启蒙运动[C]. 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谢尔.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 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
f 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3.
关键词：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
启蒙运动肯定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宣扬理性。英国作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其启蒙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特征：强调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贯穿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推崇经验和事实是英国理性主义最重要的特点①。笛福、菲尔丁和约翰逊的文学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启蒙思潮的影响，展现出理性主义的一面。
一、笛福：书写“经验”
追求真相，讲求证据的科学实验精神在小说中具体体现为对真实氛围的营造，对经验的推崇。18世纪英国小说家中，笛福对“经验”最为重视。《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卷的序言说“编者相信，本书所记述的故事是事实的历史（History of Fact），没有任何虚构的痕迹。②”他甚至以自己的名义担保，鲁滨逊其实就是“一个至今还活着，而且是颇有名气的一个人，正是他的生活经历构成了这几部书的主要内容。③”笛福在《摩尔・弗兰德斯》的序言中直接把小说定义为女主人公摩尔的“私密的历史”（Private History）④。这种“对历史性的诉求”（claim to historicity）⑤表现出他对事实的信奉和对经验的推崇。
笛福追求真实的另一个侧面即是书写个人经验。以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为例，笛福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他对鲁滨逊求生过程的细致刻画仿若来自本人的野外生存经历。笛福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都反映出独立的个体在生活困境和道德困境中所作出的判断和抉择，这与寻常生活经验并不相左。经验式的书写赋予了笛福小说一种体验式的元素，这是启蒙理性主义对其小说创作和批评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菲尔丁：“观察”经验
由培根开其端的近代实验科学方法强调观察事实。培根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起源于感觉和经验。同时，有步骤和有系统的观察与实验在认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培根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为18世纪小说批评提供了依据。“观察”题材的方法在菲尔丁的批评观念中可见一斑。
菲尔丁给予“观察”和“经验”同样重要的地位。在《汤姆・琼斯》第九卷序章中，菲尔丁指出除了渊博的学识和容易动情的善良心肠，小说家应当具备另外三种以理性思维为导向的资质：首先，天才的能力，这种能力特指发明和判断的能力，是直达事物本真的洞察力;其次，经验，“不管作家对于人性刻画得多么精细，真正实际的系统知识只能在人间获得……必须通过经验来予以完善”;最后，“在与人物目睹身受方面，必须广泛普遍”⑥。菲尔丁将“观察”素材和获取经验视作小说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自然的洞察能力决定着小说是达到自然的本真还是停留在表象。对创作题材进行观察来获得经验，并将经验投射于小说创作，是菲尔丁的小说作品实现其宽度和广度的关键之处。
菲尔丁在为他妹妹萨拉的《戴维・辛普尔的历险》（The Adventures of David Simple，1744）所写的序中曾赞扬该小说“广泛而深刻的透视人性⑦”。“人性”作为小说的实验对象，“观察”是使之在小说作品中展现其自身全部奥秘的前提。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序言中再次把“观察”和“经验”放在了同样高的地位：“书中的一切均是对自然之书的模仿，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或行动不是取自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⑧”
三、约翰逊：批评的“理性”准则
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与之相关的哲学思想还在欧洲社会孕育出了一种从传统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现代意识。日益增多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开始否定古代知识的至尊，拒绝盲目信仰，提倡自由思考⑨。
约翰逊是坚持这一理性准则的评论家之一。他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提出了“理性”的准则。在《声音与意义》（“Sound and Sense”）一文中，约翰逊对批评家的功能界定如下：“批评家的任务是建立原则，将观点化为知识，将那些取决于已知原因和和理性演绎的愉悦方式和完全诉诸于幻想、难以名状和解释的典雅区别开来⑩。”他推崇科学理性的批评，其特征是“常规的论证”，“有条不紊”的推理。他指出，批评家应该遵从理性准则，通过理性的指导来避免评论的偏颇。
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约翰逊的批评实践力求实事求是。他经过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时留存的文学批评规则不全是合乎自然或理性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加思索地沿袭古人先前的约定俗成。约翰逊认可“合理”的规则，反对僵化的清规戒律。规则和标准是18世纪批评家热衷的话题，约翰逊不迷信古代先贤和权威，敢于质疑前人，坚持以“理”服人。
结语
理性主义影响了18世纪的文学批评领域。对事实和经验的推崇是笛福小说批评实践中理性主义的一面;菲尔丁提倡“观察”经验，在观察中达到对“人性”这一主题的深刻把握;理查逊则将理性主义的批评观奉为其批评的标尺。尽管上述三位批评家在具体的批评观念上侧重点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英国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作为一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的时代思潮，其理性主义思想给18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注解：
①谌章明.英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及其影响[D].湘潭大学，2008：1.
②Defoe，Daniel.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London：W.Taylor，1719：iii.
③Defoe，Daniel.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London：W.Taylor，1720：Preface.
④Defoe，Daniel.Moll Flanders.London：Mayflower Books Ltd，1965：7.
⑤Nisbet H.B.，Rawson，Claude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ume 4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41.
⑥William，Ioan，ed.，The Criticism of Henry Fielding.New York：Barnes & Noble，1970：290-292.
⑦同上，p.263.
⑧同上，p.256.
⑨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1-282.
⑩Eledge，Scott，ed.，Eighteenth Century Critical Essay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61：598.
同上，635.
王守仁、胡宝平等.英国文学批评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88.
参考文献：
[1]Defoe，Daniel.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London：W.Taylor，1719.
[2]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London：W.Taylor，1720：Preface.
[3]Moll Flanders.London：Mayflower Books Ltd，1965.
[4]Eledge，Scott，ed.，Eighteenth Century Critical Essay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61.
[5]Nisbet H.B.& Claude Rawson，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ume IV：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6]William，Ioan，ed.，The Criticism of Henry Fielding.New York：Barnes & Noble，1970.
[7]谌章明.英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及其影响[D].湘潭大学，2008.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新写实小说；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29-01
后现代文化思潮兴起于20世纪的西方，并对西方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思潮是建立在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和反思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当代西方所呈现的一种无主体，无信仰状态的一种总体描述。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后现代文化思潮逐步的被引入中国，同时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抗拒这种外来文化思潮，但不管怎样其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的影响，关于后现代在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界也掀起了一场论战。本文主要从后现代这样一种语境出发，探讨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新写实小说的影响。
后现代从总体上承接现代性的一些特征，但在形式上及表现上则力图超越并反叛现代性。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以其卓越的，宏大的叙事方式为其最大的特征，而后现代的特征是宏大叙事的消解。其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利奥塔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社会消解了宏大叙事的观点。其认为那种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话语已经在后现代遭遇了消解。这种文化的转向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传统文学的那种启蒙性话语方式逐渐的消解，文学从那种叙说重大历史事件和观念的传统关注面开始转向到日常生活的叙说。
以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文学是有着传统的启蒙姿态，其主要目的是关注人生和国民性，其具有的启蒙性和价值关怀向度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这种文学的启蒙性开始遭到了解构，传统的价值关怀和叙述宏大题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了挑战，并从深层次上开始解构。
新写实小说家将其目光转向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回避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而沉迷于一种个人化的，私人化的日常写作。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就是写一个工人家庭从早到晚的琐碎生活。《不谈爱情》写一个医生的平常的家庭生活。而方方的《风景》则采取一种零度化的视觉叙说一个下层家庭的世事变迁。这种消解宏大观念的私语化的写作方式呈现了后现代的那种平面化的，拒绝意义和价值的整体文化倾向。詹姆逊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后现代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所导向的是一种平面化的后现代景象，文本作为一种语言的游戏而存在着，那种宏大的叙事场景逐渐的被消解。
新写实小说的另一个向度是作者感情的零度化，这与现代作家的那种启蒙话语是相悖的。作家不再承担启蒙的责任，而主要呈现一种绝对零度的话语方式。这是对传统作家的那种介入文本的方式和态度的拒绝，是对传统作家的那种人文关怀的消解和反抗，使得这些作家不再是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作用于读者和文本之上。作家拒绝启蒙话语，而呈现一种绝对的零度写作的状态，这在方方的《风景》表现明显。作者以一个第三人的叙事角度来述说这个家庭的变迁。文中的“我”是一个死去的小妹，她冷眼旁观着这个家庭的变迁。
新写实小说逃避崇高，不再构建民族神话和寓言，将一切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对传统的那种启蒙文学话语的一种解构和抗拒，它包含着对传统的那种叙事方式的怀疑和反叛。池莉的《不谈爱情》，已经抛弃了传统的那种营造爱情的氛围，将一切置于家庭的琐碎之中，那种传统的宏大爱情话语在这里遭到了消解。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这种拒绝崇高的总体价值取向。
新写实小说同时对历史开始了怀疑，那种传统的宏大的历史观念开始遭到了解构。历史从那种神坛走下来了，开始与生活具有了同一向度。在他们看来以往的历史是值得怀疑的，历史的发展不是逻辑的呈现而是充满了偶然和变异。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即是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重新的解析。
后现代所呈现出的这种宏大叙事观念的消解，作用于文学上就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重新书写，并将历史和神话重新建构而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场景。文学从现代性的那种启蒙话语到后现代的这种话语权的消解，反映了后现代进程中人们对自我和历史的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开始在人类面前展现其本来的面目，已不再是一种朦胧的场景。那种宏大叙事观念开始遭到了消解，人类从更深的意义上认识了自我。随着后现代的转向，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改革开始出现。许多处在边缘地带的话语权重新开始建构，在文学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女性文学的繁荣。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