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低碳发展；生态-公平-效率模型；二氧化碳排放空间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2-0119-06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所遇最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严重的制约，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全球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重视低碳发展研究，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生态环境研究和各国低碳经济的技术实现研究两个角度进行，对低碳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指标分析还比较缺乏，本文主要在生态经济学的构架下建立生态-公平-效率（ecology-equity-efficiency，简称3E）模型，以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作为主要指标，分析全球主要国家的低碳发展现状和前景。
一、生态-公平-效率（3E）模型的建立及指标的选取
1.低碳发展的生态-公平-效率（3E）模型
气候变化和化石能源供给瓶颈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低碳发展是对要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三者兼顾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延伸和具体化。以规模、公平和效率为维度的生态经济学作为低碳发展的理论基础，从本质上来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低碳发展要实现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及经济增长等目标，须要把生态规模、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三个要素统一起来，并从独立发展到整合的三维要素，见图1。
在环境维度，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已经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以生态规模为代表的地球环境接纳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能力应该是低碳发展要考虑的最基本的条件，主要指标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社会维度，在生态规模的基础上，要考虑社会发展权利和福利的合理配置，这是社会发展的第二层需求，主要指标为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经济维度，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考虑效率因素，主要体现在温室气体排放空间这一稀缺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
2.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指标
20世纪90年代起，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徐玉高等从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和激励机制角度论述了碳权的分配；徐嵩龄从国际环境法的角度探讨碳减排的公平与效率；徐玉高等提出了气候变化的公平准则，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何建坤等就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平性进行了分析；潘家华等提出了“碳预算”概念，从理论框架和减排策略上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国外学者也在研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方案――温室气体排放权（GDR）方案，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其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公平分配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理念但均有缺陷：
（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较早出现的二氧化碳排放公平分配指标具有现实意义，但该指标是对当年排放情况的考虑，而缺少对历史责任的分析。从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人际公平原则看，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主要指标的“紧缩与趋同”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不公平的。
（2）温室气体排放权（GDR）是由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提出，设计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累积历史排放为核心指标的“责任一能力指数（RCI）”。RCI指数法通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达到世界收入水平线的人口比例等指标，试图融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发达国家的能力要求。该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主要问题集中于历史责任与未来要求的协同考虑和全球收入水平线等取值问题。
二、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研究假设与计算方法
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是指在一定时限内为达到生态目标可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总量，这一指标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生态容量之间的平衡设置了一个阈值。在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指标基础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可以作为重要指标对全球和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合理的分配，通过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指标来实施。本文选择在1990-2005年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均超过全球总排放量1%的主要国家进行分析。具体研究假设和计算方法如图2所示。
1.研究时限
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统计和计算是以1990年和2050年为起点和终点的。1990年作为起点的选择依据是当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明确指出必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以遏制全球性气候恶化，《京都议定书》也以1990年作为排放总量的基准线。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将不断升高，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
2.分配指标
本文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公平原则下的在研究时限内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分配指标。以全球气候变化在“临界点”之内为目标，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确定的情况下，人类应该具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二氧化碳排放权利。1990-2050年全球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成为全球对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进行分配的重要指标。
3.人口数据来源
未来人口估算依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06年修订版）》的人口数据，1990-2005年全球及各国人口数据为确定数据，2006-2050年人口数据均为基于历史趋势根据各国生育、死亡、移民速率进行推算的结果。在全球及各国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分析过程中，全球及各国的人口和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共同决定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分配。
三、基于3E模型的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实证分析
以到2050年不引发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临界点”为目标，以1990-2050年为期限，对全球及各国以人口数据为依据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配，减去1990-2005年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即可计算出2006-2050年全球及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和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1.基于生态规模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预测
经过大量科学预测和分析，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550ppm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经过计算，从1990年至2050年共有13 53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累计排放量。全球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需要尽早得到较好地控制，有研究显示，若峰值出现在2020年以后，那么就必须采取更为激进的减排手段（甚至是排放的负增长），否则就无法在未来实现450 ppm的排放路径。
根据1990-2050年间全球总人年对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总量进行国家间分配，可以得到表1中1990-2050年各国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其中表1中所列出的各国1990-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自世界能源研究所，由此可以计算得出2006-2050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空间。
如表1所示，2006-2050年全球尚有9806.26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间，其中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在1990-2005年期间已经耗尽本国在1990-2050年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需要通过更加严厉的减排手段达到二氧化碳净排放为负值的要求。巴西、印度、中国、墨西哥等国由于1990-2005年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小，所以还有比较充裕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
2.基于公平分配的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析
（1）1990-2050年全球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确定
根据本文对不引发全球气候变化“临界点”的分析，1990-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总量约为13530亿吨，这期间全球总人年为4585.33亿人年，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与全球总人年的比值即为全球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经计算1990―2050年全球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95吨/人年。
（2）2006-2050年各国排放空间的确定
按照1990-2050年期间全球及各国的人年统计，可以计算出在时限内全球及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1990-2005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发生，因此可以查出全球及各国的事实排放量值；2006-2050年全球及各国可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空间应该在1990-2050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中减去1990-2005年各国的事实排放量值。
（3）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确定及分析
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为对应年限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排放空间与统计人口与年限直接的比值，它代表了在一定时限内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权利，也体现了二氧化碳减排的难度。本文把1990-2050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是已经发生的1990-2005年和需要分析与计算的2006-2050年。经过对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计算，在各国历年人口数据统计的支撑下，可以计算出1990-2005年和2006-2050年的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图3所示。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1990-2005年的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略高于2006-2050年，相差1.24吨/人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1990-2005年的人均年二氧化碳排量超过15吨/人年，德国和俄罗斯超过10吨/人年，日本、韩国、英国、波兰、乌克兰等国也接近10吨/人年，这些国家在2006-2050年间的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都非常有限。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均需要大幅下降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才能满足已经透支的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要求。其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上有着最重的责任，为达到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美国需要大大降低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从19.55吨/人年降低到净吸收二氧化碳1.62吨/人年才能实现。这就要求发达国家不仅要做好本国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工作，也需要为其他国家的减排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才能实现本国的排放目标。在图3中，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2006-2050年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1990-2005年还有提高，这说明在1990-2005年这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达到全球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这些国家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排放空间。但需要看到，这些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要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将有比较大的提高。关注这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是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3.基于效率考量的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分析
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为横轴和纵轴，以主要国家2006年的人均GDP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图，可以比较直观地分析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具体数值见图4。
图4中回归线显示了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位于回归线上方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高于平均水平，位于回归线下方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低于平均水平。从图4中数据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主要国家中法国是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日本、德国及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用相对较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等属于处于高收入、高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发达国家，需要在二氧化碳减排的相关领域作出更多贡献；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尚较低，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高于平均水平。
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分析对中国发展有着现实意义。作为发展中大国，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加快，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已经低于主要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重视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走低碳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将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路径。
四、结语
无法掩盖的事实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消耗各种能源并由此产生各种污染。煤炭、石油这些原本被埋在地底下的能源，经过人类多种利用后，其中的碳以二氧化碳的方式大量释放，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其他各种化学污染更是难以计数。
节能减排会议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发达国家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多，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义务少，这与国家实力严重不协调。之所以欧美发达国家能够“发达”，是因为它们已经走过了高排放、高污染的阶段，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叫“发展中”，因为它们正好走在这一步。可现实情况是，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其理由就是――你们现在排得更多。
大气平衡
空气保持平衡的流程是：动物从空气中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另一方面，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又产生氧气，这样空气才会保持平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在北半球的秋季和冬季，浓度开始上升，到春季前夕达到最高点，然后，二氧化碳浓度在春季和夏季又开始下降。这是因为植物在生长期，从必需物质中吸收的二氧化碳比释放的二氧化碳多。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趋势与全球变暖趋势成正比，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因此二氧化碳成了头号嫌疑。偏偏二氧化碳自身又有一个让人指责的“把柄”：它能够吸收从地面反射回太空的长波辐射，让这些能量留在地球内部。于是“证据确凿”，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
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许多应该被辐射到宇宙的能量被二氧化碳挽留在地球，于是地球的气温越来越高。从此以后，二氧化碳与它的“帮凶”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温室气体，其他的“帮凶”还有甲烷、臭氧和一氧化二氮等。
真相在哪里?
科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质疑精神，不少科学家对于二氧化碳是影响地球温度的罪魁祸首持怀疑态度，相当多的科学家提出了反例。
反例一：人类比较了解的所有行星(包括地球)。二氧化碳都没有起到明显的保温作用
火星上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地球的30倍，照理说火星大气的保温效果应该比地球大气更强，但是，火星上一个已知的结论不支持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观点：地球昼夜平均温差小于20℃，火星昼夜温差却超过100℃。
在地球上，各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分布基本上是均匀的，那么按照“温室气体”的逻辑，各地昼夜温差也应基本一致。而事实是湿度大的近赤道地区晴天昼夜温差在10℃左右，湿度小的近两极地区晴天昼夜温差在20℃左右，沙漠地区昼夜温差更是超过30℃；而阴天时，全球各地昼夜温差都只有20℃左右。
反例二：人类活动不能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明显增加
目前的估算结果表明，每年因人类活动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为280亿吨，只是自然界呼吸作用排出二氧化碳(每年总量约为5500亿吨)的5％，并且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被水和植物吸收。
另外，海水的pH值大于8而呈弱碱性，很容易吸收二氧化碳。因此在地球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只占水中总量的1／60，二氧化碳增量中的98.3％被水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量很低。
在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约是0.0385％，而氧气的含量约是21％，氧气的浓度是二氧化碳浓度的700倍。氧气是由二氧化碳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而来，因此二氧化碳很容易转化成氧气。通过光合作用，大气中增加的二氧化碳有99.9％转变成了氧气。
水蒸气才是祸首?
根据以上的分析，有科学家提出了另外的观点：没错，近年来地球气候确实有暖化现象，二氧化碳浓度持续提高，但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未必真正导致地球暖化。造成地球暖化的最大凶手其实是水蒸气!
水蒸气面目“和善”，所以，人们长期忽视了水蒸气和气温升高之间的联系。当人们认真研究水蒸气对气温的影响时才发现，它简直比二氧化碳的“罪行”更加严重!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物质，它会在固、液、气三种形态中变化，其热学性质非常丰富，它的任何一点微小变化，产生的热效应都远比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对红外线的吸收产生的热效应大。
空气中的分子吸收辐射的能力与分子结构有很大关系。占空气成分绝大多数的氧气和氮气，都属于对称的双原子分子，吸收光辐射的能力就很弱。据估算，空气中的氧气大概只吸收了被大气吸收的太阳辐射总量的2％，而氦气基本上对吸收太阳光没有做出贡献。二氧化碳分子、臭氧分子是三原子分子结构，这样的结构相对容易吸收各种波长的辐射。水蒸气也由三个原子构成，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它对辐射的吸收能力甚至比二氧化碳强得多。
卫星观测等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地球大气平流层的水蒸气浓度先是逐渐增加，但从2000年至今，其浓度下降了约10％。美国研究人员根据这些数据以及气候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自2000年以来平流层水蒸气浓度的下降对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他们的测算显示，平流层下部水蒸气浓度下降很可能是促使全球平均气温走势“扁平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动向促使过去10年间全球变暖的速度减缓了大约25％，而在1980年至2000年平流层水蒸气浓度增加期间，全球变暖正处于加速时期。这一研究成果表明，平流层水蒸气浓度对全球气温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科学家认为，无论从数量，还是对热能的吸收能力来看，水蒸气的温室效应占绝对主要地位。所以产生了晴天时低湿度的地方昼夜温差比高湿度的地方大的情况，这更解释了许多情况，如沙漠中的昼夜温差远大于海洋的情况。
未解之谜
无论是二氧化碳还是水蒸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世界的科学家还没有形成一致认可的结论。更有不少气候学家通过研究不同化石层来确定地球几十亿年的气候记录。不少的化石证据表明，地球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气温升高与降低的过程。这说明，气候周期性变化或许是由地球的本身特质所决定的。
至于气候变暖，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具体原因从科学角度来讲，着实难以盖棺定论。
节能减排的意义
如果全球各政治经济大国能够就节能减排达成一致协议，从直接效果来看，由工业生产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有效降低。或许二氧化碳不是气候变暖的真凶，但节能减排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第一，节能减排可以有效减少工业生产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化学污染、可吸入颗粒物排放与能源消耗；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信息化；低碳经济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3022
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信息技术的使用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对绿色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信息化研究由日本学者Tadao Umesao最早提出，Moon-Soo Kim和Yongtae Park研究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技术对韩国产业技术变化的影响。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涉及信息化与产业结构和环境保护方面。赵昕、茶洪旺分析了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得出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关系；李继文指出信息化是产业结构优化方向，信息化本身离不开产业结构优化；唐小坤和玉哲探讨了信息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指出让信息化在环保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汪彬彬、朱琦研究了运用信息化在环境保护中通过海量环境数据的准确采集；信息化对经济的影响学者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来分析，对环境的影响多通过能源强度和环境信息化建设来探索。目前尚未有文献分析信息化与二氧化碳强度的关系。
2研究设计
21变量选择与说明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单位生产总值增长带来CO2排放量。如随着一国经济增长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下降状态，该国就可能实现或正在实现低碳发展模式。
计算公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GDP。
由于数据有限且中国信息化水平测算开始时间较晚，仅有数据样本不足以进行模型建立与测算。对于信息化水平的刻画目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借鉴李雷鸣的研究方法，用信息量指标来刻画信息化，选取邮电业务总量来刻画信息化水平。
邮电业务总量：用价值量形式表现的邮电通信企业为社会供给的各类邮电通信业务的总量。
22模型设计
构建以信息化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lnY=C+alnx。式中lnY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lnX为信息化水平变化量，a为弹性系数，C为常数项。
23研究方法
以1978年、1980年、1985年、1990―201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邮电业务总量为研究对象运用ADF检验研究信息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短期动态关系的刻画，及用格兰杰因果法检验因果关系并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两者间的关系。最后用脉冲分析动态关系。
24实证分析
241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
ADF检验结果如下，检验类型（A，B，K）中的A代表方程中的常数项，B代表时间趋势，K代表滞后阶数；“0”表示方程中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由系统自动选择。Δlnx表示一阶差分（见表1）。
lny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Δlnx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lnx序列是一阶单整的。lnx和lny二者可能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时间序列估计方法普遍采用最小二乘法。Χ氧化碳排放强度和邮电消费总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为：
lny=2036291-0000507lnx
（1655582）（000012）
（1308181）（-4159034）
模型可决系数为0399504，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376408说明模型拟合效果不好，C和lnx的t值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F统计量值为172975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DW值为0225220，由DW检验法（在001显著性水平上样本容量为28自变量为1，dl=1104 du=1244）DW
模型存在正相关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作广义差分回归，先做一次差分模型为：lny=C（1）+C（2）lnx+[AR（1）=C（3）]其中C（1）为常数项，C（2）为变量的回归系数，C（3）为滞后项系数。
修正后的模型为：
lny=1044644-000000399lnx+[AR（1）=0814732]
（1758645）（00000522）（0030041）
（5940048）（-0765746）（2712092）
可决系数为0973810，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971628，方程拟合程度很好，F统计量达到4461973通过了检验，在0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由DW检验法可知（在001显著性水平上样本容量为27，自变量为1，dl=1089 du=1233）du
lny的回归系数为-000000399说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具有反向的影响。
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平稳性结果见表2：
由结果可知，ADF值小于临界值通过检验，所以残差序列平稳，可以证明lny与lnx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42误差修正模型
任何一组相互协整的时间序列变量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以反映短期调节行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信息化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模型合理，回归系数有经济意义。建立短期动态关系模型，即误差修正模型。模型为：
Δlny=C（6）+C（7）Δlnx+C（8）et（-2）
式中C（6）为常数项C（7）和C（8）分别为Δlnx和误差修正项的回归系数。
回归结果为：
Δlny=-0792033-000000338Δlnx-0140726et（-2）
（0176195）（00000404）（0187467）
（-44955218）（-0983596）（-0750673）
Δlnx和误差修正项都通过了0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14072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意味着上期的实际超过长期的均值，故在下期以负的修正项把实际值调整到均衡值，一般误差修正系数为负即为反向修正机制。即调整系数为-0140726，说明长期均衡趋势误差校正项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调整幅度为14%。
从模型可以看出信息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为：信息化水平提高1%，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00038%。同时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140726，长期均衡机制的收敛机制为：当et>0时，et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起负面作用，当et
24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已证实信息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但信息化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原因吗？这种均衡关系能否证明信息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原假设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不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得到的F统计量为069829，原假设为“信息化不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格兰杰原因”得到的F统计量为299067。置信水平为01自由度为2，样本容量为28的F值为291。F2>291，F1
244脉冲响应函数
上述分析不能反映信息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动态变化特征，即无法反映不同时期信息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须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对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本文采用Eviews自动选择时间十年。
波动收敛逐渐趋向横纵，随着时间延长冲击越来越小。dlnx对dlny存在负向响应。信息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少具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
3结论
通过分析信息得出，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负向作用：信息化水平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越低。
参考文献：
[1]Dudek，DAncillary Benefit of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 Transitional[J].World Development，2003（10）1759-1769
[2]Kim MS Park YThe Changing Pattern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Linkage Structure of Korea： Did the ICT Industry Play a Role in the 1980s and 1990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09，16（5）：688-689
[3]w昕，茶洪旺信息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5（7）：84-88
[4]李继文信息化与产业结构优化[J].观察与思考，2001（16）：20-22
关键词:外资引进 二氧化碳排放 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050-02
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聚,能源消耗和温室效应逐渐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经济的高增长带来高碳排放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低碳经济”一词最早由英国在2003年提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于当年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DTI2003),宣布到2050年英国的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至此各国纷纷追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模式。中国作为世界能耗大国,发展低碳经济,对实行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远远高于排名第三的俄罗斯联邦,略微低于美国,但是从1990年-2004年二氧化碳年均增长率来看,我国4.8%的年均增长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的-0.2%,同时也要高于排放总量前五位的其他各国。我国1970年-1990年的二氧化碳年均增长率仅0.2%,远远低于1990年-2004年的增长率4.8%,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2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30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从总体上看,吸收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并且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外资的引进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对我国走低碳经济之路至关重要。
一、外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Grossman-Krueger(1991)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分析和研究中首先提出了FDI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显然外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也包含在对环境的影响之中,因此这三种效应同样适用于本文。
1.规模效应。是指由于引进外资导致的经济规模变化而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引进外资通常可以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或者是建立新的企业,从而增加产出并从中获利,但同时随着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能源消耗也会不断增加,假如技术水平仍然保持不变,且节能减排意识没有建立,则外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随之而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资带来的规模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利的。但同时外资带来的资金会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伴随居民收入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而环境质量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会要求法律的完善来保护环境、改善生活质量。
2.技术效应。外资引进的同时也会带来新技术和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的管理理念,这对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示范效果,从而降低生产对环境的破坏。但是技术效应也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产品的生产被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技术低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生产技术,则对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3.结构效应。因外资的引进造成产业结构改变,高污染产业的比重上升或下降,因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即结构效应。当外资流入是为了进入具有低门槛环境保护标准的国家时,Copeland和Taylor(2003)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污染庇护假说,即当两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不同时,污染密集型产业将向环境法规相对宽松的国家转移。当外资企业将生产的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而把污染留在国内时,就产生了不利于外资流入国的效应。
二、我国外资流入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外资流入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笔者利用1997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做回归分析。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The U 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人均GDP和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模型:CO2=C+β1GDP+β2FI+ε,其中C为常数项,ε为残差项,CO2表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GDP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FI表示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回归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CO2=0.168433+0.000221GDP+0.147932FI,可绝系数R2=0.993346,调整后的可绝系数达到0.991683,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很好。从t检验来看,GDP和FI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11-1-1=9的临界值t0.025(9)=2.262。从F检验来看,F=597.1694>F0.05(2,8)=4.46,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从GDP前的系数来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从FI前的系数来看,随着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增加。
根据日前中科院公布的一份首次按行业估算的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名单,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居于首位,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0.10%。该名单显示,分列“贡献排行榜”2~5位的产业及其排放量占比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5.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7.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6%。根据国家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比例排名前五位的行业均属于第二产业,除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外,其余四个行业均属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7),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一直占外商对我国投资比例的一半以上,2001年-2005年投资于这两个行业之和占外商实际投资总额的比例一度高达70%以上。因此对于外资的流入主要积聚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现象,我们不得不怀疑其进入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有追求污染庇护所的原因存在。
自2001年以来,从绝对数来看,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总额逐年增加,从相对数来看,虽然2007年占全国比例有所减少,但是仍然高达50%以上。我国出口货物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生产必然会带来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出口也使我国承担了不必要的环境成本。
三、结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围绕外资引进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可以得出外资的引进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规模效应看,外资规模的扩大带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这说明外资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带来环境的改善,反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随之增加。同时,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并未使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从技术效应看,用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外资的资本装备程度,从而衡量外资的技术水平,通过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随着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增加,外资流入并未给我国带来先进的二氧化碳减排技术;从结构效应看,外资过度集中于二氧化碳排放严重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生产,却将一半以上的货物出口到国外,这意味着消费该产品的国家在本国不需支付环境成本,而是将污染转移到了我国,从而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
外资加剧了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使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并未因外资的引进而更加平坦,那么如何处理外资流入对我国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针对外资引进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改善目前不容乐观的现状:
1.一定程度上限制外资流入总规模。在1990年后引进的外资中,除了个别年份外,其他年份的两缺口数值均为负值,体现了该时期引进外资的非缺口型特征,这种外资所体现的引资背景是我国国内资金闲置和外汇盈余状态的并存。因此一定程度上利用内资取代外资,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促进我国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不仅可以减少外资对能源的消耗,而且可以避免外资将生产出来的产品运往国外,从而使我国承担巨大环境成本的现象发生。
2.引导外资产业投向。我国对外资的进入领域日渐放松,有些地方政府更是为了业绩而盲目引进外资,造成大量的重复引入、破坏环境的现象,这就需要国家改变对地方政府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提高外资利用效率,积极利用优惠的外资政策引导外资向第三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以提高税收等方式限制外资过度投向二氧化碳污染严重的制造业。
3.限制外资企业在二氧化碳排放严重的产业的产品出口量。外商在我国投资二氧化碳污染严重的产业,却将一半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将巨大的环境成本留给我国承担,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采取诸如提高相应产品出口税的措施来直接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从而间接减少外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
4.完善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但是仍然存在着法律漏洞以及执法不严的情况。为了避免污染庇护假说的存在,我们不能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忽略长远的环境利益,如果不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其后果远远不是外资带来的利益所能抵补的。
参考文献:
1.郭印,王敏洁.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9(10)
2.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吸收外资30年[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3.张彦博,郭亚军.FDI的环境效应与我国引进外资的环境保护政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4)
4.张连众,朱坦,李慕菡,张伯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J].南方经济研究,2003(3)
5.高敏雪,何静,刘晓静.中国外资经济发展现状报告――就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的截面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6.Yan Yunfeng,Yang Laik.CO2 Emissions Embodied in China-U.S.Trade[J].Chinese Journa1 of Popu1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 Vol 7 No.3.
7.章轲.首份行业碳排量名单曝光.中科院建议“抓重点”[N].第一财经日报,2010.2
8.卢汉林.国际投资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一)全球气候变暖与绿色税制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气溶胶(气体中的悬浮微粒，如烟、雾等)以及阴暗度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活动是化石燃料燃烧，关键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被释放到大气中。这些气体聚积在大气中，引起大气浓度的与时俱增，进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已对全球变暖高度关注，采取各项措施应对这一趋势。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就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PaysPrinciple，PPP)原则，从而引发了世界税制绿化浪潮，并为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绿色税制的实施确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以及欧洲多国纷纷推行二氧化碳税政策，并结合已有税制的结构调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延缓全球变暖与保护环境的环境效果。1992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也要求名国政府加强财政以及经济政策的补充性作用，把环境费用纳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除了以环境为出发点外，绿色税制的运用，更对国家经济与民生有整体的影响。因此，在税制绿化改革的背景下，二氧化碳税的运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也反映了国际环境经济手段和税收结构的最新发展。
(二)二氧化碳税的概念与特性
二氧化碳税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皮苟(ArthurCecilPious)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二氧化碳税可以通过对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税是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二氧化碳税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全球温度这一公共产品，而对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所开征的一项税负，目的是使排放二氧化碳的生产过程和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2)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是在生产或者消费的过程中征收的。而且二氧化碳税具有固定税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相对较小。(3)二氧化碳税是一种调节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供给的廉价燃料也在逐步减少。环境税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都将二氧化碳税作为一种调节税，因为二氧化碳税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4)二氧化碳税影响广泛而深远。征收二氧化碳税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诸多方面，影响远比一般特许权税(如烟草专卖税)更加广泛深远。实施国在征收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环境效果，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从而根据商品的收入弹性、收入替代效应，慎重选择征税品种和税率。
二、瑞典二氧化碳税制实证分析
(一)瑞典二氧化碳税制简介
瑞典与其北欧邻国一起，是欧盟第一批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和实施经济手段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了环境税、费和其它众多的经济手段。根据OECD2004年对其成员国做出的评估，瑞典实行了约70项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运用最多经济手段的国家。
瑞典于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征税范围是所有种类的燃料油，该税是对现行能源税的补充。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能源税率降低了50％。从那之后，能源税体系几经变革，但是不变的是对于工业和电力产品的税率一直低于其它部门。目前，工业消费者不支付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也只需支付一半。电力产品不需要交纳任何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瑞典目前二氧化碳税率为0.36瑞典克朗／千克CO2(合150美元／吨CO2)。征收二氧化碳税最显著的效果是有机物在瑞典直接供暖系统中的大量应用，如今瑞典约50％的供暖系统利用生物燃料等作为热能供给，而不再是用煤炭和石油来提供热能。
瑞典能源税体系于1991年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能源税体系以二氧化碳税和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为基础，而且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不与燃料的含碳成分挂钩。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一般能源税率下降了50％。为了避免对瑞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工业部门的税率低于私人家庭，对于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进一步给予减免。目前瑞典对于化石燃料，尤其是对汽油征收的二氧化碳税非常高。见图1。
(二)瑞典征收二氧化碳税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
根据德国著名环境组织Germanwach的统计资料表明，瑞典于2006年和2007年两次荣登“拯救地球国家名单”榜首，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最有成效的国家。
2007年9月，瑞典政府的统计表明将近90％的减排效果归功于税收体系改革。瑞典环境部部长An—dreasAlgren称，如果没有征收二氧化碳税，国内的排放量将比现在高出20％。因为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使得污染的成本升高，从而使全国都开始关注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征收二氧化碳税是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到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1990～2006年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远远超过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与此同时，瑞典的经济保持了44％的固定价格增长。
三、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
(一)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际大势所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如今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到2007年底，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一个总的共识是“80—20”原则，即在20年内力争把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继欧盟成员国成功运用税收手段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响应应对全球变暖的号召，开始酝酿制定二氧化碳税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性议程，迅速和积极地减排将降低调整环境适应的代价。
但要达到“80-20”目标，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也肩负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最新《全球能源展望》中，预测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50％，其中40％是由中国和印度拉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特别强调，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20年预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
(二)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家政策所向
近百年内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已经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的平均值。从1986～2007年，中国已经连续经历了22个全国性暖冬。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指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是中国适应全球变暖的当务之急。
2006年，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确立了节能减排工作的硬性指标：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我国政府承诺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实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一约束性目标。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要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环境税。2007年11月，由财政部科研所孙钢研究员和许文博士完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种环境税可选方案中指出，二氧化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污染物排放税在中国适时开征。”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提出的独立环境税实施方案中，可供选择的税种包括：重要资源税、汽车污染税、能源消费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废水排放税。2008年11月5日，由环保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撰写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建议积极运用政策手段开征碳税，促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显然，随着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环境税制改革的推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国策，需要开征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来完善税收制度的环保功能，提高污染环境行为的税收负担。这也是树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环境保护立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个契机。
(三)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助于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由此可见，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是由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的。
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就造成了我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年刊《2007绿色年鉴》中对1980～2004年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6％，仅次于美国。(见图2)
现阶段，我国燃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处于较高水平，及时研究设计开征碳税将十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避免进一步依赖于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消费。海外经验表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可以有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瑞典自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之后，由于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导致燃料油和生物燃料的价格产生差异，国家的区域供热部门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对生物燃料的应用大为增加。在1991～1995年间，生物燃料在瑞典区域供暖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从25％增长到了42％。目前，生物燃料、泥炭等提供了瑞典区域供热体系中能源供应的50％以上。
因此，中国如果能够及时开征二氧化碳税，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逐步淘汰落后的高能耗产业和技术，避免社会经济滑向不可持续的深渊。
(四)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具有固定的税率而且不会改变分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点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确定排放限额以及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家或者区域的层面实施碳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开征二氧化碳税，这部分税收收入还将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来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已显得尤为紧迫。开征二氧化碳税对于在全社会增强节能减排意识，提高企业、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认识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四、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应注意的问题
(一)依据国情设计二氧化碳税
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环境税的税种设计要反映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具体讲，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并且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还是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规定中，很难发挥遏制并减少环境污染的合力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开征二氧化碳税能够显著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制约，目前还未开征二氧化碳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悬殊，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税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需要谨慎设计开征二氧化碳税，以照顾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与众多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二氧化碳税时必须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税率，且初始税率应设置得较低，以使企业能尽快适应这一新税种。根据国际经验，二氧化碳税的征税对象应定位为化石燃料(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税收收入应纳入一般财政收入。而且二氧化碳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利用税收收入进行绿色清洁能源开发与研究，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完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
国外的经验证明，通过政策改变市场的基础，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可以促使节能减排的实现更具成本效益。OECD国家环境税种多样，税率也较高，本应该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为了保证其工业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实施严苛的环境税的同时，也施行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税费减免与返还措施。除此之外，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税负的理念，也是OECD国家在实行环境税过程中所奉行的。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如所得税负担)。
我国政府应对一些关键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者同时降低其其他税收税负水平，适量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以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税收实行减免的政策优惠，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企业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给与更多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对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三)加强宣传力度，建立公众基础
虽然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制度成本节约优势，但是民间的公众呼声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改革都需要调动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也不例外。因此，在二氧化碳税推出的前期阶段，除了通过在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以及对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确保二氧化碳税顺利地推出与征收之外，还必须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广泛的社会效应。
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广泛的宣传，让公众明确二氧化碳税的立税目标是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税收的增长。征收二氧化碳税的根本在于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环境资源。通过调整税收和外汇政策、货币发行等综合配套措施，将外在的企业成本适当分解，让社会承担的成本转为由企业自身承担，加强宏观调控。
(四)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污染源监测水平
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征二氧化碳税也涉及到污染源的监测技术与人力资源问题。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监测设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显示，在气候变化观测、监测技术上中国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技术帮助。在污染源监测方面的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大气、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技术，气象、海洋和资源卫星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检测技术，以及气候系统的模拟和计算技术等，其中各种先进的观测设备制造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卫星技术等都是中国在气候系统观测体系建设方面所急需的，是该领域技术合作需求的重点。中国政府应及时获得上述技术与能够运用该技术的专业人才，并在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推广，这将有助于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有效的监测，从而在我国有效实施二氧化碳税制。
(五)加强第三部门的政策推进作用
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能够帮助政府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与其良好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和个人对节能减排的态度，从而推进二氧化碳税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第三部门的积极协助。在美国，诸如Pew研究中心、美国环保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能够为政府提供关键的知识以及完成政策目标的手段。与口碑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还能提升政府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也有利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Komanoff和DanRosenblum律师共同倡议成立的美国碳税中心(CarbonTaxCenter，CTC)，就是一个专门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减排智囊服务和倡导碳税开征的非政府组织。
第三部门与企业的合作更能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例如，Cinergy公司在首次制定基准排放指标时，就得到了美国环保协会的协助。该协会重新审查了Cinergy公司对排放的定义，批准了衡量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方法，评估了该公司温室气体基金的落实情况。现在美国环保协会是Cinergy公司温室气体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和完善不仅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环境问题的重要责任，更是中国税制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碳排放 LMDI 分解研究 北京市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温室气体巨大的存量和新增排放量的快速增长，使得温室效应加速显现，节能减排问题成为国际和国内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2009年12月份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众多国家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在会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走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节能减排上备受各方瞩目，理应做出表率。
从自身情况来看，北京市环境问题依然很严峻。2013年伊始，“雾霾”天气接连不断地出现，环境问题被政府提上了工作议程，如何保证在碳排放减少的同时而又不影响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北京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课题，要完成该项任务，必须找出北京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根据各项影响因素的构成来制定环境政策。
目前，对于影响北京市碳排放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少。刘春兰等在计算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每年变化情况的基础上，利用LMDI模型将北京市碳排放定量分解为GDP、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等五方面因素。结论认为：导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飞速发展，而能耗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核心因素。①姚永玲以北京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利用LMDI指标分解方法研究经济规模、单位产值能耗、人均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间支持系数等对能耗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消耗增加主要是因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节能减排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②李慧凤运用LMDI分解模型研究能源效率、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三个因素对北京人均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得出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和遏制因素分别为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③
本文运用LMDI模型对北京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了解各个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率，为阶段性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因素分解模型
因素分解方法是目前国际上研究二氧化碳变化机理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将二氧化碳排放分解为相关影响因素的乘积，并根据不同的确定权重新进行分解，以确定各个影响因素的增量份额。碳排放主要的影响因素很多，如对外贸易、能源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科技进步等都会影响碳排放，但归纳起来都会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体现出来。本文在已有的因素基础之上加上了人口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研究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机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以表达为：
C=∑Cij=∑P =∑PRSiIiMijUij
其中C为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i为产业或部门；j表示化石能源消费类型，如：煤炭、天然气等；P表示北京市常驻人口数量；Q和Qi分别表示经济总量和i产业或部门的产值；E、Ei、Eij分别表示能源消耗总量、i产业或部门能源消耗总量、i产业或地区j种能源消耗总量；R=Q/P，表示人均经济总量；Si=Qi/Q，表示产业结构；Ii=Ei/Eij，表示能源强度；Mij=Eij/Ej，表示能源结构；Uij=Cij/Eij，表示i产业或部门j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这样，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人口数量、人均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6个影响因素，以0、t分别表示即期和基期，根据LMDI模型方法，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为：
Ctoc=Ct-C0=Cpop+Cact+Cstr+Cint+Cmix+Cemf
公式中6个变量对不同产业或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可根据B.W.Ang等提出的LMDI方法进行计算。
数据说明与结果分析
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2～2011年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所选因素中人口数量因素采用的是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人均经济总量因素采用的是北京市人均实际GDP（2002年为基期）；产业结构因素为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所选的消费能源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9种能源。碳排放的核算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方法，不同类型能源使用量按不同标准折算成标准煤，再利用转换系数将标准煤转换为二氧化碳，基本公式为：
CO2=KQ
Q为各种能源使用量转换为标准煤的数量；K为转换系数，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系数K是不等的。
根据LMDI分解模型，对北京市产业碳排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的数据，2002～2011年北京市碳排放量增加了5037万吨，2008年由于奥运会的举办导致碳排放增长急剧减少，2011年由于焦炭使用减少了5倍多，该年碳排放出现了负增长，除了这两年的特殊变化外，碳排放量都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在促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人均经济总量的增长导致碳排放增加6517万吨，其贡献率达到129.3%，可见经济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人口的增加对于碳排放的增加起到很大的影响，其贡献率达到80.9%；能源结构虽然也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从贡献率来看还是占比太小。在抑制碳排放的因素中，能源强度（能源利用效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94.4%；由于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其贡献率也达到了-15.9%，说明北京市产业结构正处在优化的过程中。
表1 2002～2011年北京市碳排放因素分解（单位：万吨）
结论
本文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北京市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人均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北京市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第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强度）是抑制北京市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第三，能源结构的变化对北京市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由于长期依赖煤炭这种高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导致其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甚微。
考虑到北京市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且人口控制缺乏实际意义，因此要控制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就需要从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结构上下手。
从北京市产业结构来看，2011年底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达到76.1%，第二产业占比为23.1%，而第三产业大部分具有低消耗、低排放的特征，通过降低第二产业比率来增加第三产业占比的空间已然不大，因此，产业结构应该从内部进行调整即推进产业内升级，推动工艺创新，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000多万人，汽车多达520多万辆，从这些数据很容易看出北京市每天的能源消费是一个多么大的量，加大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完成碳减排任务是事半功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主要的是提高能源技术水平，技术的提高不但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企业实力和产品质量。
能源结构由于受一国资源禀赋的限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从长期来说，能源结构在碳排放影响因素中贡献最小，其发展空间很大。调整能源结构要改变目前以煤炭等碳基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北京市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历史特征及成因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m201310017001】
【注释】
①刘春兰，陈操操等：“1997年至2007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机理研究”，《资源科学》，2010年第2期，第235～241页。
②姚永玲：“北京城市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7期，第40～45页。
[关键词]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战略措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0013-06
引 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研究问题延伸成国际事务问题。从总量上，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面临着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为实现我国碳总量控制的目标，各行各业都要根据各自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潜力，制定切实措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旅游业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产业替代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并提出具体的战略措施，有助于推动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降碳目标的实现。
一、旅游业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明确指出，旅游业是资源消耗低的战略性产业。这里的“资源消耗低”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旅游业作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而且是传统产业的重要替代产业之一，是节能减排、建设“两型社会”、落实“调结构”和“促转变”战略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旅游业能源消耗低、污染少。我国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以工业为主，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比例始终稳定在70％左右。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耗统计项没有设置旅游业或服务业的能源消费。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两项能耗共占旅游业总能耗97％以上。对照统计年鉴中的统计项，即旅游业的能耗主要散落在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统计项中。而这两项能源消耗总比例仅为5.29％，显然这个总和是远大于旅游业能源消耗的，也就是说，旅游业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比例很低。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仍是环境污染主要源头，约占总污染比重的70％；农业污染占到总污染的近1／3。相比工业和农业，包含旅游在内的服务业几乎无污染。因此，从旅游业自身的产业特征来看，旅游业是降低节能减排的优势产业，也是当前最适合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域。
在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兴起的背景下，旅游业应该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受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惯性思维的影响，旅游业被认为和减排没太大关系，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中没有旅游主管部门。但事实上，旅游业也排放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据世界旅游组织最新研究显示，旅游业对全球温室气候排放负有5％的责任，除去飞行，贡献值为3％；2005年，来自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192Mt(10度吨)和284 Mt；2035年以前，来自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以2.5％的年均速度增长，至2035年，旅游业、交通及住宿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36 Mt和728Mt。
为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旅游业在气候变化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认识到尽管旅游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产业，但同时也排放了相当量的二氧化碳。有效减少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助于我国碳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旅游业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领域之一，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二、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面临的问题
减排政策框架是要制定减排目标并设计减排措施，解决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不明确、排放的途径不清晰、减排的目标不全面等。
(一)排放现状不清，总量不明
熟识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是设计减排政策内容最基本的条件。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导致无论旅游学界、气候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二者相互关系的关注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和旅游业是两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两者都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机制复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认识都不深刻。从全球来看，我国旅游总产值在GDP中的比例仅占4％强，历史文化、观光旅游占主导地位，受气候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国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和研究相当薄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负反馈作用到底有多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至今仍是空白。总体来看，中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不清，排放总量不明。
(二)排放途径不详，抓手不实
要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总量，就必须厘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这样才能找准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制定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如民航、公路等交通部门，餐饮、住宿、娱乐、通讯、零售业等，均与碳消耗联系在一起排放温室气体，有的甚至是高耗能产业。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随着大众、散客旅游时代来临，旅游活动的方式更加多元、灵活，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更加多元。复杂的产业体系、多元的排放途径，使得弄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准确计算排放总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到目前为止，除美国、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在排放途径不详尽的前提下，确立卓有实效的工作抓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减排目标不全，安排不周
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总量不明，就很难制定全面、具体的减排目标，只能是泛泛地提一些目标，或者仅就某几个行业领域提些具体指标。这样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仅有的、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对旅游业减排潜力的影响及完成总目标的作用有多大?会不会出现真正需要大力减排的领域却没有实施相应的减排措施?以酒店和 景区为例，往往高星级的酒店和景区因资金雄厚，理念先进，对技术的运用程度较深，其减排潜力及净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比那些星级低的酒店、景区要低得多。二是就某几个行业领域的减排安排，会不会在限制了某个行业发展的同时打击了其他行业，难免有不公正之嫌。并且旅游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链条上的每一个产业相互衔接，一旦某个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会迅速波及整个产业。如果是这样，那么政策的安排就显得不够周全。
三、政策框架设计
按照公共政策学理论，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各项环节能否正常运转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能否有效实现。而优良的政策设计则是一项政策的良好开端，甚至有人认为，制定出优良的政策就等于政策成功了一半。本文对于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就是本着这一初衷进行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政策框架设计只作为概念模型。
(一)总体目标
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总体目标就是根据自身现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切实制定相关措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国家实现碳控制总量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提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利用旅游业是窗口行业的优势，推动我国低碳教育，传播低碳理念，向世界有效展示我国在低碳行动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二)原则
1 差异性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区域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不同，对二氧化碳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尽相同，各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差距也是存在的。旅游业减排政策的出台不仅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相适应，与产业、行业的现实相适应，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须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达到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行业发展的目的，否则就是一种极为不经济的行为，所酿成的损失与浪费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因此，需要打破传统政策框架，设计更为科学和贴近区域和产业实际的减排政策，而且需要设定一条最能够适应当地及产业实情，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特色资源、环境的发展路径，从而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进步。
2 综合协调原则
合理的减排政策，需要符合全面、协调的原则，既要强调以减排二氧化碳为核心，同时也需要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人才、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要素，将减排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人才政策、环境政策等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促进减排政策系统化和诸要素的一体化。另外，减排政策要处理好旅游业和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门槛高了，会影响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产业发展；门槛低了，则无法实现减排目标。
3 灵活性原则
为保障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旅游业减排政策的深度要适宜。因为减排的总体目标是一个中长期规划，尽管政策在出台之前经过了多方反复论证，但仍存在一些难以预知的因素，政策定得太死不利于根据不同阶段的重点进行适度调整。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源头，既要重点突出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理念，同时要注意政策内容的灵活性、可行性、可持续性，并且执行力度和深度需切合实际。
(三)设计重点
中国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中国旅游业减排具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旅游业现状，在政策框架设计方面除常规的必须符合元政策的规范及法规体系的要求，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争取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是指导全局的总原则，是各行各业制定减排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框架体系明确提出了实现减排目标的政策、资金、技术保障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旅游业减排政策纳入国家政策框架体系，才可以分享国家资源，更好地利用财税政策，运用部门协调机制、减排技术和专项资金等，解决旅游业一己之力难以突破的瓶颈，从而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
2 制订中长期规划
明确旅游业在未来5年或5年以上的减排目标和主要任务，纳入国家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总体目标和任务逐年、逐行业分解，逐年落实、评估，并对下一年工作安排进行相应调整与细化。
3 摸清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途径、现状及潜力
熟识自身的状况是政策内容设计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旅游业需要厘清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做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真实数据的统计与整理，并且数据要及时更新，以供参考。基于排放数据，旅游业可在全国开展一次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审查工作，对于确定是高排放的行业，准确做出评估，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严重的甚至可以采取查封措施。
4 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从全球看，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旅游交通、住宿业、相关旅游活动及旅游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未系统地进行此类研究，因而无法准确判定旅游业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或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区域，其资源特点、环境承载容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对污染物的净化与吸收能力不同；不同领域，产业组织水平不同，其排放途径、排放方式、对减排技术运用的深浅程度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设计时，要区别对待，分区域、分领域制定政策及实施力度。 5 引入调整机制
按照公共政策学者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观点，可以将决策(包括政策)看作前后衔接的不间断过程。同理性决策模式相比，渐进决策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由于各种资源的局限，任何政策制定者制定出的政策都不可能是最优的，都需要不断调整，以使其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样，按照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设计出来的政策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进行不断调整与改进，因此，具备有效的评价与调整机制之于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有效性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保障。
四、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战略措施
旅游业减排需要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四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各级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要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等的制定和实施，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及价格机制，为发展低碳旅游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机制；旅游企业应从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等方面提高企业减排水平；旅游经营者应从管理角度提升效能，开发低碳旅游模式及低碳旅游线路；旅游者则以实际行动实践低碳旅游，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政策推动和引导
发展低碳旅游，必须依靠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的推动。
1 统筹协调，创新推动
低碳旅游是个整体的经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统筹协调。
首先，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制定一个完整的低碳旅游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确定旅游业降碳和节能减排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目标，并对重点行业降 碳和节能减排做出具体安排。
其次，要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相关主体责任，对启动、实施、宣传教育及成果推广应用等具体行动做出计划。
最后，要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构建一个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低碳旅游国家工程实验室或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基地，重点研究建筑节能、酒店节水、新能源利用、低碳交通工具研发及控污减排等关键技术，为低碳旅游提供技术支撑；建立节能减排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体系；建立合作平台，特别是国际合作平台，共享先进的技术和低碳管理模式。
2 规范引导，做好试点
低碳旅游需要政府和主管部门在政策、规范上予以引导和支持。
首先，政府要运用财税政策、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等手段，加大调控力度，激励企业发展低碳旅游，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在公共财政预算中要单独安排旅游业节能减排资金，对低碳旅游示范城市和绿色环保旅游企业试点要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本投入。充分发挥政府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将节能减排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其次，制定标准，规范发展。尽管低碳旅游已在旅游业的各个方面初见端倪，如自费北极低碳旅行团、绿色酒店、景区内的低碳交通，上海、保定等低碳概念城市等，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小众化和非系统化状态，因此，亟待制定《低碳旅游标准》来引导并实现体系化。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国内外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旅游等方面专家及旅游企业、民间绿色组织人士，研究、起草行业标准，择期试行，待成熟后申报国家标准。
最后，组织实施示范项目，做好试点推广工作。低碳旅游推广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旅游客源市场、旅游目的地吸引物、旅游企业、旅游支撑和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难度较大。可遴选重点景区、酒店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分别遴选旅游城市(如深圳)、旅游小镇(如乌镇)、旅游景区(如九寨沟)等，从不同层面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和模式进行推广。
3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政府和旅游行业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旅游企业、旅游者，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低碳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由中国旅游协会向全国旅游行业发出低碳旅游倡议书，鼓励旅游企业形成低碳联盟，推广、交流节能减排技术，并从旅游经营环节开始推行低碳旅游方式及低碳旅游线路，共同营造良好的低碳旅游氛围，迎接碳总量控制时代的到来。
向旅游者低碳旅游手册。收集、整理国内外低碳旅游小窍门和实用方法，按旅游六要素分门别类地总结，形成便于旅游者携带和操作的低碳旅游手册。如“食”，调整饮食结构、自备环保餐具、优先使用当地食材；“住”，不使用一次性洗漱用品；“行”，共乘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游”，自带垃圾袋，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购”，不买带塑料袋包装的旅游商品，优先购买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娱”，选择喝茶、读书、观赏等低碳活动或种下一棵低碳纪念树。开发、推广和普及基于互联网的低碳旅游节能减排计算软件，让旅游者在每次旅游结束后，计算低碳旅游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碳排放，从而提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发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积极性。
(二)旅游企业：运营模式及技术创新
1 提高运行效率
目前，中国旅游企业中类似电话沟通、手动记单等科技含量较低的业务仍普遍存在。旅游企业要转变管理和运营模式，采用信息化技术开发智能化管理，开发在线旅游、电子商务等，提高运行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 开发低碳旅游产品
旅游企业要大力设计、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如旅游“碳中和”产品，即旅游企业在出售旅游产品同时附加出售配套服务，要求游客付费用于环保、低碳项目建设；生态旅游、自行车、徒步旅游等产品；三大低碳旅游景区(云南香格里拉、东部大兴安岭、贡嘎山燕子沟)等低碳旅游线路产品。
3 技术创新
技术转让、技术创新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非常关键的措施。旅游企业要注重减排技术的创新，加快研制更高燃效的旅游交通工具，使用清洁能源，采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新技术代替高碳化能源，以及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酒店业也积极采用节能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争创绿色酒店，加强旅游企业减排技术改造等技术的创新。这些技术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需要通过转让机制和市场化运作实现转让。重要的是，旅游企业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创新，带动旅游产业升级转型，提高节能减排水平，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三)旅游经营者：开发低碳旅游模式
旅游经营者转变现有旅游模式，鼓励旅游者以共乘方式出游，旅游景区内禁止外来车辆、景区私家车、公务车及出租车的进入，景区内设置环保旅游观光车、电瓶车、畜力车、人力车等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以保护生态环境；对凡响应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落实垃圾分类回收、不主动提供包装塑料袋的景区内的商家标示“低碳营业商店”；配置专职低碳导游；在景区设置“碳减量计数器”，计算游客所从事的活动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所减少的二氧化碳等。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种植相应数量的树木作为“碳补偿”。
(四)旅游者：低碳旅游实践
1 充分认识旅游者个体对减排的作用
研究表明，如果中国13亿人口积极参与节能减排36项日常生活行为，则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可见个人生活点滴中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尽管目前没有详细计算旅游者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但参照以上研究，减排空间也是巨大的。因此，旅游者要充分认识到个体在对减排方面的巨大作用，并积极主动采取低碳旅游方式。
2 积极主动实行低碳旅游
旅游者应扭转奢华浪费之风，在旅游过程中除积极采取节能减排36项日常生活行为外，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低碳旅游方式，在饮食上尽量选择以旅游目的地本地产的原材料为主；出行选择公共交通或使用清洁能源的汽车，如果开私家车，尽量降低空载率等。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它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要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就必须减排,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导致臭氧层变薄,这与工业有直接的联系,其中建筑行业的因素占到50%。而建材行业的主导产品是水泥。据了解,生产一吨水泥会产生将近一吨左右的二氧化碳,而眼下全球每年使用的水泥多达25亿吨,也就意味着每年仅仅水泥就会给大气增加约25亿吨的二氧化碳。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总理在会议上郑重表态: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作为我国建材工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的水泥生产企业是实现上述减排指标的重中之重。水泥企业其排放温室气体CO2的污染程度有别于其他工业企业,主要包括:1.原料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2.水泥窑传统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3.水泥窑替代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4.燃烧生物质燃料二氧化碳排放;5.由废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水泥烧制过程中,大量生成和排放出CO2。其造成的污染量是:每生产一吨水泥熟料,按消耗1.2吨生料计算,水泥原料中碳酸盐分解放出约0.5吨CO2;燃料燃烧放出约0.4吨CO2。再加上原燃料本身的烘干脱水,总计CO2排放量近1吨。也就是说没生产一吨水泥熟料就要排放到大气中近1吨的CO2,二者的比例竟然是1:1,令人触目惊心。
一、水泥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与分析
(一)世界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现状
据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统计报道,2004年世界排放CO2的前20位国家(地区)中,美国是CO2排放最多的国家,达57.13亿吨;其次是中国,为31.76亿吨;第三位是俄罗斯,为15.53亿吨;第四位是日本,为11.82亿吨;第五位是印度,为10.10亿吨。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别位居第7和第14位,分别为6.56亿吨和3.83亿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估计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至少排放二氧化碳38亿吨,到2030年可能到71亿吨,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总量的1/4以上。要实现:“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任务十分繁重。
(二)我国水泥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的历史和现状
目前我国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5%,节能减排空间大,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点行业。因此要实现水泥产业创新发展,必须从发展低碳水泥入手,在节能减排和低碳水泥上下工夫,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升级步伐。这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水泥工业CO2的减排涉及水泥生产中诸多的技术层面,包括水泥生产新工艺及节能技术、资源的综合利用、水泥新品种的研制等,因而与水泥工业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197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水泥总产量为0.65亿吨;1985年总产量1.46亿吨,2003年,水泥年产量已达8.6亿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0%,居世界第一位。
水泥工业的产业结构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初,小水泥企业为主体,大中型水泥企业所占比例很小。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可以计算出水泥工业水泥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0.312亿吨/年,近几十年来,中国水泥工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水泥生产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表现为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2002年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的生产能力为1亿吨,占当年水泥总产量的16%;2005年已达到4.8亿吨,占当年水泥总产量的45%。新型干法水泥的生产以原料均化、预分解窑煅烧、节能粉磨、工业自动化等为技术支撑,进而实现了水泥生产的大型化,并使水泥工业达到了除CO2之外的零排放。
二、水泥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措施
(一)减少降低烧成煤耗,多使用液体燃料或气体燃料(天然气)等替代燃料
水泥工业长期以来主要采用固体燃料――煤进行烧结,在煅烧过程中生成大量二氧化碳,污染严重。后来人们慢慢发现使用液体或气体燃料生产水泥,不仅单位热值高,燃烧完全,而且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用煤要少。除了使用液体和气体燃料外,水泥行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多种废料的替代燃料;替代燃料包括化石燃料部分,如废轮胎、废油和塑料,以及生物质部分,如废木料和污水污泥。实践证明:无论是液体、气体或者废料等替代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都比固体燃料煤低。
(二)淘汰落后的生产窑型,大力发展新型工艺技术
发展低碳水泥是水泥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我国水泥生产企业大多采用石灰饱和系数(KH)、硅酸率(SM)和铝氧率(IM)三个率值来进行配料控制。
我国目前的建材工业发展规划中产业机构的调整计划――大力发展建设新型干法窑型,并大量关停立窑等落后生产窑型,就是最有效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措施体现。
(三)改进水泥生产工艺中的配料方案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尝试使用生石灰、粉煤灰和矿渣等原料,发现在其煅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得到明显减少。
(四)提高生料的易燃性
选择合理的熟料,提高生料细度,适量加入矿化剂或复合矿化剂合理利用微量元素,可以改善生料易燃性或加速熟料烧成,从而降低熟料热耗,减少熟料烧成煤耗,最终实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目的。
(五)大力发展散装水泥
水泥的流通和使用是以袋装和现场搅拌为主,袋装水泥需要大量包装纸,每生产1万吨包装水泥,需要包装纸60吨,折合木材330立方米,生产60吨纸需耗电7.2万千瓦时、煤炭78吨、烧碱22吨。去年全国生产的16.3亿吨水泥,如果有一半进行散装,就可节煤635万吨,减少向大气排放CO2近1 587.5万吨。
(六)积极推广高效粉磨设备及技术,改变传统落后的粉磨工艺
武汉市天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性能先进、高效节能的水泥、生料、矿粉生产新工艺、新技术,可使粉磨工艺节电30%~40%,使水泥、生料、矿粉综合电耗下降20%~30%。若全国60%的球磨机由立磨或辊压机联合粉磨系统替代,则可节电2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82万吨。若辅以对风机电机实施变频节能改造,又可节电30%。同时,推广新型高效预分解系统。先进高效预分解系统中的一级筒出口温度可降低30℃左右,每降低10℃,每吨熟料可节约1千克标煤,按比计算每年可节约标煤11.4万吨。由于能源效率提高,还可实现年节约标煤17.6万吨的目标。
(七)鼓励发展余热发电
目前国内余热发电量为35千瓦时/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