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一、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包含生态（ecological）与文明（civilization）两个概念。生态是指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和自然物共同存在和进化与发展的空间，而文明一词指社会的开化、进步状态。这样我们就能看出，侧重于广义上的自然的是“生态”，而文明侧重于人类实践取得的社会进步和对自然的改造成果。生态文明作为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协调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是人与自然交流融通的状态，主要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积极成果的总和。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以锐利的眼光捕捉到当时就已经呈现的生态问题，他们前瞻性地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通过实践把自然、社会与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各个方面更加深刻全面地发展与深化，从而形成鲜明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是自然界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为人的生活和社会存在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包括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演变发展的产物，离不开自然界的不断演化发展，所以，人对待自然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加以爱护，同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把自然界看成人的无机身体，人类活动时刻离不开自然，要保护自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45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强调三者间的和谐共生。认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2]296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的联系建立在实践关系基础上，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关系。在这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将马克思的价值观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而产生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与创新。
二、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内容及其特点
（一）毛泽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探索
面对我国在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保护、水利建设思想和人口控制思想三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这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开端。在改革开放之前，环境保护的思想就已经萌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毛泽东曾经指示黄土高原要植树种草，以改变荒山秃岭的现象。大跃进期间也修建了许多农田基本设施。 在“一五”期间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目标，这个新的发展战略的最大的意义在于，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与浪费。各种自然资源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灾害增加。1972 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世界历史上首次全球性的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且参与了《人类环境宣言》的修改。由于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领导层的生态环境意识也迅速提升。1973 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正式揭开了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发展林业，也一直关注水利建设。他认为，既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的林业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要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这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强调植树造林的制度化，党中央了一系列的条例、通知、制度等等，从历史上看，这些制度对保护森林资源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另外，毛泽东对一些重要问题也作出了重要的批示，比如说南水北调、水资源综合利用等。还是在 1934 年 1 月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3 年 2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初步设想。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各地长期计划要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这就在短期内解决了水旱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关于人口控制思想基本形成。20世纪70年代，他又提出了“有计划的生育”这一论断。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反对盲目生育 ，1957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计划生育，提出要逐步地推行计划生育。这段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有关植树造林、发展林业、兴修水利等思想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探索，并对后来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推进了我国人口控制机 制的形成，为我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口素质指明了道路，同时对我国彻底解决人口问题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特点和局限性
鉴于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时期，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
1. 以人为本，坚持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关于植树造林、环境保护、水利建设，还是控制人口，都是为了促进工农业发展，建设良好的生态，从而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在这些早期探索的过程中都特别注意发动群众，比如说在开展水利建设中，发动广大群众，兴修了众多水利工程；注重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运动等等。
2.贯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综合利用的科学发展战略
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的过程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上，坚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方面问题。在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主张综合利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在林业建设上，主张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道路。在水利建设方面，毛泽东坚持水利建设与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相结合，综合治理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生态效益。
3.由于历史的局限，使得毛泽东的生态保护思想未能一直贯彻始终
我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国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冒进的现象。在“赶超英美”等目标鼓舞下，人们激情高涨地开展生产实践。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砍掉了大量树木，毁掉了宝贵的森林资源，污染了环境，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开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破坏草原，这使得土地荒漠化，加剧了水土流失。这种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态，使毛泽东偏离了他的生态文明思想，没能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不良后果，而且也大大破坏了生态环境。
三、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对生态问题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对我国当今的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
1.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重要保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在向自然界获取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地球环境的恶化，已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人类在进行生产的同时注意环境的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毛泽东提出的“人定胜天”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争取和维护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毛泽东的“人定胜天”思想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人可以找到并能掌握和遵循自然规律，这样就可以要求或促使自然向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是今天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落脚点。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
我国长期实行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并且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而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可见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生态化、人本化转变来建设生态文明。那么如何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呢？
首先，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要注意扩大内涵生产。即要改变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做法，致力于通过扩大科技投入来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以质取胜；要改变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相比较而言，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比较小。
再次，要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这就要求必须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即“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发展模式。加大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如严格控制高污染项目，淘汰高污染行业等。
3.以人为本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们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二者具有统一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为目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与创造过程，它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一直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同样如此，也应该以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切实改善为目标。
4.倡导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理念，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环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毛泽东同志一直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并且以身作则，一直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消费不仅是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而且要使整个经济不断循环发展下去还需要有消费的需求。因此，既要促进国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同时又要实现消费需求与自然资源协调有序的有利条件，就必须要有科学的消费观念。科学的消费观念，可以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要引导合理的消费行为，强调是适度消费、公平消费、文明消费和绿色消费等观念。每一代人的消费都不应以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要实现代际公平和理性持续。在生产过程中，要高效低耗地消费自然资源并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当然，节约高效的消费模式是一种既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且有利于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现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性消费模式，而并不是要抑制消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2]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6.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毛泽东论林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英文摘要】On the basis of reading lots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we make the macroscopic and general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of Maozedong Thought of our country in recent twenty years,such as the problems of research situation on the whole,its development stage,characteristic of study today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 Thought/characteristic of study/trend of development
【 正 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着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毛泽东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着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毛泽东生平、着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着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着剧减,但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着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毛泽东思想辞典》《毛泽东风范辞典》《毛泽东着作大辞典》《毛泽东墨迹大辞典》《毛泽东诗词大辞典》《毛泽东大观》《毛泽东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毛泽东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着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一系列着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毛泽东着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着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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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转贴于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中图分类号] A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1-0058-06
一、青年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大要素（一）理论基础：青年毛泽东批读马列经典毛泽东认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看家本领，必须“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时期，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马列著作的研读。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悉心研读马列著作，并将其中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而形成了毛泽东马列著作阅读史的主旋律。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大量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进步书刊，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大量影响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如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这一时期，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不但对政治的兴趣浓厚，而且思想也变得越来越激进。关于北大图书馆的经历，在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更加浓厚，同时思想也更为激进。但是这一时期我的思维还是比较混乱的，我一直在寻找出路。我曾经读到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书，这些理论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曾经多次和朱谦之就无政府主义展开讨论，并预测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可以说那个时期我对无政府主义比较认可，持赞同态度。
当时，马克思主义由于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信仰的人数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大，且逐渐占据了领导的地位。通过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相关文献，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迅速接受了这一思想理论，并将其作为他一生的信仰。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他认识并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社会实验：毛泽东对各种主义的检验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曾呈现过多元并存，内在冲突混沌的状态。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就这一时期的自己如是评价：“说实话，我对于各种主张、思想、学派等，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明确的认知。”[1]然而，毛泽东对于任何新思想和新理论，他都必须到实际中去检验，用实践来证明他的可行性和真理性。
1915 年5 月到1920 年10月期间，毛泽东将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多种主义进行了实践。在总结这些实验的基础上，青年毛泽东认清了自己的思想构成，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观念，选择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可行性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
1918 年初，毛泽东邀请蔡和森等人，就康有为《大同书》的“天下大同”思想，结合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观念，设计出一套自给自足，平等友爱的生活实验。毛泽东同他的好友们在岳麓书院自己挑水拾柴、煮饭做菜，坚持自学，相互讨论，过着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生活。因为当时的毛泽东看不惯社会上外力侵略、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现状，企图跟友人一起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相互和睦的小世界，在这里探讨社会改造，探讨共同理想，岳麓书院便成为了他们最适合的试验田。可惜的是实验展开不久，毛泽东接到杨昌济老师的推荐前往北京大学关于帮助勤工俭学留学生赴法留学事宜，因此，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就此中断。然而，毛泽东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和大同社会的理想并未放弃，相反更渴望亲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执着精神。
青年毛泽东对新村主义的实验。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的新村主义受到众多日本留学生的欢迎，同样也引起了青年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对新村实验进行了缜密的设计，具体到设立公立保育院、公立小学和中学、公立银行、公立企业以及公共医院等等。幻想在这样一个新村里，没有私立，所有的一切都是公有制。应该说，这样一个蓝图与几百年前的圣西门、傅立叶等设计的实验公社大体相同。说明新村的实验设计还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非常遥远，因为创办学院、医院、市场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根本不存在，所以逻辑推论出的结构，实际上无法实现。故不久毛泽东便放弃了对这类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的追求。
青年毛泽东对工读主义的实验也充满热忱。1920 年5 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同张文亮等人在上海租了一间房子，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这是毛泽东亲身参与到工读互助团的一次实践。然而，实验最终未能成功，用当时成员之一的彭璜的信中所言，将工读互助团的实验落实到实际才发觉这种工读生活也是不容易的，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实验是难以成功的。
总的说来，在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下，青年毛泽东接触和接受了众多的思想，每一个思想都轮流地占据过他思想结构中的主要位置。一方面，毛泽东对于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随波逐流，在他看来，任何的新思想和新理论进入到他的视野都要经过一番考量和检验，唯有实践才具备识别和检验作用，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真理。另一方面，青年毛泽东清算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和实验主义这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改良派理念，为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铺垫，从而为更好的接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理性思维：清算旧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确立，应该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评各种错误思潮开始。无政府主义和所谓温和的共产主义都是毛泽东曾经信仰和推崇过的，通过认真学习和自我批判之后，青年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认识，其思想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清算无政府主义思潮，否定了无政府主义、罗素等的所谓“共产主义”。他说：“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里讲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不是贬意词，而是相对于罗素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而言的。是指用激烈的革命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以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在1920 年给肖旭东，蔡林彬等的信中，更明确地批判了他在《湘江评论》中曾赞扬过的无政府主义，他说：“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后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可见，这时他已从肯定、拥护无政府主义，变为否定无政府主义了，虽然否定的理由并不充分、不深刻，如从所谓“人满为患”来批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击中要害的[2]，但可反映出毛泽东同过去自己的看法决裂和批判错误思潮的态度是坚决的。
毛泽东清算改良主义思想。毛泽东主张通过革命手段而不是改良教育等改良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920 年，毛泽东已不再赞美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否定温和手段，否定自己1919 年提出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 呼声革命”等等主张，从而认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除批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外，对罗素所宣扬的改良主义思潮，毛泽东都给予了较有说服力的批评。1920年12 月1 日在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中，批评了罗素来华讲学有关以不流血方式，通过改良教育达到对旧中国改造的说教，充分说明毛泽东放弃了“不流血革命”的主张。
总的来说，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受到十月革命的启发，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中国发展实际的全面了解后， 最终在1920-1921 年期间建立起了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二、青年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示
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同青年毛泽东时期具有某些相似性的社会背景，他们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多元文化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冲击。青年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种动力和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教育者应该从三大要素出发，加强马列经典的阅读、深入社会的实践和理性思维的教育。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学习
学好马克思主义，建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读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基本功，也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就曾经将“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思想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毛泽东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追求治国救民的良策。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马列著作的研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实践观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泽东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 年代之间批读的10 本哲学书籍。在1940 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员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1949 年，毛泽东为党员推荐12 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通读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 年，他推荐30 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3]
读书对于当代大学生是必须功课，特别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应该成为必读书目，因此教育者应该帮助大学生做导读和精读，深刻提炼经典著作中的科学内涵，并联系社会实践总结出适用于当代的价值，将理想信念树立在学哲学、懂哲学、用哲学的基础之上。
（二）加深对国情的了解，以实践为准绳
青年毛泽东在校期间就已经认识到：掩上门来进行学术知识的了解，并不利于人的发展，欲知此事要躬行，世间万物的认识，更多的是去接触，而不是纸上谈兵，需要向社会与生活接近[4] 578。在大革命时期，青年毛泽东秉持一贯的践行作风，同时也将更多的时间放到了通读各类思想著作上，并且实地考察了多个地区，深入了解了基层群众的诉求，剖析了底层人民的最迫切希望，从中萌芽出了社会实践观的基本形态。毛泽东认为做人要做到的是，真心实意的去学习，认真勇敢的去践行事情[4] 541。青年毛泽东相当乐意走访全国各地的城镇农村地区，并且切身做了相当详细的社会调查，游历过众多的山野庙宇，见到过各地的风土人情，并且由此留下了众多的笔录，作为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历与实践的探索，不但促进了青年毛泽东认识世界，了解生活，同时也增进了他的个人才干与学识。
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走出课堂，走出象牙塔，在贴近生活，了解国情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科学信仰。这就是历史经验，也是科学原则。”[5]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当代大学生敢于挑战权威，勇于批判的精神，教育者应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形势与政治的最新资讯，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走出去的机会，让大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通过亲身的调查、访谈和实践才能获得一手的资料，才能得出直观的结论。
（三）为大学生搭建理性思维的平台
青年毛泽东面临的是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不愿轻易地接受其他社会思潮，而是将他们进行比较、剖析，以去伪存真。“1921 年毛泽东就曾组织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言“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社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是议会总是保护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利，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资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有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6]说明青年毛泽东对待各种社会思潮都具有理性思维和批判的能力。
当代大学生处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思潮充斥在网络世界中，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公民社会等无形中均以新的面孔进入到了大学生的生活。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时刻对大学生产生了或正产生着影响。不否定，大学生有着强烈的比较和选择的冲动，而且他们身上也具有新时期的特立独行、追求自我与叛逆的特点，使他们敢于颠覆传统、质疑权威。也正因此，他们不会轻易的被某一种思潮带走，但同时他们也不能够很快的建立起对某一种理想的坚定信念。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东方崇拜”或者“西方崇拜”，而是在各种思潮的碰撞中思维趋于理性。
因此，面对思维活跃、思想开放的当代大学生，理想教育应该同样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多样的教育方式。面对大学生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好奇与尝试，宜疏不宜堵。继续机械地灌输理念和生搬硬套已不再适用，甚至会产生反效果。教育者应该给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接触各种文化，通过比较、批判、反思和推演客观理性的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带来的影响。同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科学性的讲解，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和科学的理想信念。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金民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一
我们说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毛泽东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毛泽东的立场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毛泽东的观点论，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毛泽东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毛泽东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是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二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毛泽东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毛泽东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毛泽东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毛泽东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毛泽东。
三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毛泽东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毛泽东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四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毛泽东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统一起来时，不仅善于运用和应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尤其重视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以实现实际的哲学化。他多次讲他的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教育党内广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新的科学理论，克服盲目实践的经验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学习，善于把实际哲学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革命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