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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论文赏析八篇

时间:2022-02-02 02:54:15

华文文学论文

华文文学论文第1篇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华文文学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其诗歌艺术和诗学理论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的研究涵盖了他的自然观、社会观、民主观、主题性复归、时间性修饰、意象意境、诗歌语言、诗歌题材等众多领域”…;在方法论方面,已经有心理学研究、新历史学主义批评、文本批评、性别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这说明国内外的华兹华斯诗歌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然而,我们深以为憾的是,人们忽略了华兹华斯对“快乐”的理解与阐释,以及其背后丰厚的诗学意义和伦理价值。而从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和诗歌艺术综合来考察,“快乐”无疑是其基本要素之一;无论从其诗学观念还是诗歌艺术实践来看,它都有着潜在的深层内涵,并且维系着其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性。可以这样说,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在当时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诗学理论起着拓展作用,对当今世界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也富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一、统一性与逻辑性: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

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和《“抒情歌谣集”18l5年版序言》这两篇长文中。从总体上来说,其关于诗歌创作与批评的理论,主要包括对“情感”、“题材”、“语言”、“创作目的”等几个方面的理解与认识。无论从华兹华斯自己所撰写的两篇序言来看,还是从其诗歌艺术经营来看,“快乐”始终都是其中隐伏的一条主要线索和一个重要的诗学主旨。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具有丰富而独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

首先,诗歌中的情感应当是一种以快乐为主的情感。华兹华斯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消失,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然而不管是一种什么情绪,不管这种情绪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它既然从各种原因产生,总带有各种的愉快;所以我们不管描写什么情绪,只要我们自愿地描写,我们的心灵总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中。”这是一段常常为人所引用的话,不过,引用者多半是以此来说明诗歌情感的来源,即诗歌往往来源于诗人对于过去生活的一种回忆。其实,华兹华斯在这里所表达的诗学思想远没有那么简单。笔者认为,这段诗学名言中涉及到了这样几个问题:其一,诗歌的本质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其二,诗歌的创作过程是诗人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向诗歌逐渐迁移并流人诗中的过程;其三,诗歌创作是在一种自愿并且自然的情况下完成的,强调诗歌艺术的自主性与自由度;其四,诗人的情感是愉快的,而诗歌中的情感是诗人情感的流入,可以推断也是愉快的,并且,诗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一种享受的状态,自然也是一种愉快的状态。在这四个方面的诗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快乐”诗学思想。我们也许应当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诗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情感是从哪里来的?其逻辑起点是什么?华兹华斯在《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永生颂)》一诗中这样写道:“儿童既然是成人的父亲,,我就能希望自然的敬爱/把我的一生贯穿在一块。”诗歌对儿童的天性作了高度的赞美。在这首诗中,华兹华斯认为:“婴幼时,天堂展开在我们身旁!/在成长的少年眼前,这监房的/阴影开始在他周围闭合,/而他却是/看到了灵光和发出灵光的地方,他见了就满心欢乐;/青年的旅程日渐地远离东方,/可仍把大自然崇拜、颂扬,/在他的旅途上陪伴他的,/仍有那种瑰丽的想象力;/这灵光在成人眼前渐渐黯淡,/终于消失在寻常的日光中问。”“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其理由在于:儿童生活在天堂里,拥有着瑰丽的想象力和与大自然高度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儿童总是自由而快乐的,他正是由此与成人区别开来。华兹华斯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正如约翰·比尔所指出的那样:“华兹华斯真正要写的是,儿童出A具有创造性的上帝自己;正是神圣自然中保留的这庄严的光辉,才将其周围的世界变成了‘天堂’。”

“也就是说,华兹华斯认为儿童是人间和天堂(上帝)的直接联系者。如此说来,华兹华斯所要回忆的便是儿童时期在天堂里的感觉了,正是它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源头。这样的回忆性的情感同样是快乐的,当然,也包括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和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因此,从逻辑上讲,从儿童时代的天堂之乐到对它的深情回忆,冉到诗人情感的进入诗歌,以及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在华兹华斯看来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而“快乐”则是这种感觉的根本所在。

其次,诗歌的题材就是诗人的情感,在具体的诗歌作品里情感与题材往往是一种一体化的形态。华兹华斯曾经这样认识诗的题材:“题材的确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心灵,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够兴奋起来。”他看重的诗歌题材好像只是来源于诗人的心灵与诗人心灵的刺激与震动。当然同时他也认识到:“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如此看来,华兹华斯认为只有以情感作为诗歌艺术的推动力,将题材有机地组合成为合理的动作或是情节,才能创作出真正完美无缺的诗篇。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情感和题材的契合点到底在哪里?我们还是只有从华兹华斯自己的论述中来寻找。华兹华斯曾经这样说过:“只有愉快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同时他还曾经这样强调:“没有一种知识,即是,没有任何的一般原理是从思考个别事实中得来的,而只有由快乐建立起来,只是凭借快乐而存在我们心中。”而诗人所能做的是一些什么呢?诗人往往依据人自己的本性和他的日常生活来看人:“觉得到处都有事物存心中激起同情,这些同情,凶为他天性使然,都带有极大的愉快。”我认为,华兹华斯的论述隐含了这样几个问题:其一,诗人对诗歌和生活的态度是人之本性,立足点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其二,人(包括诗人)在不断地与外界事物发生作用和反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发生是情感的诱发因素;其三,由于诗人创作诗歌的基点是人之本性和日常生活,诗歌具有着与外界(包括读者)天然的亲缘关系,容易将外界事物演变为诗歌题材,促成诗歌艺术的诞生;其四,外界事物刺激诗人,诗人凭借诗歌与外界发生情感的交流都是由于愉快之情的诱发,而读者与诗歌发生共鸣,引发同情,其最终也是为了获得愉快。由此可见,在华兹华斯这里,题材和情感的契合点确实是诗人内心的快乐。让我们看一看华兹华斯的名诗《我们是七个》的片断:“‘可他们两个都已经死去!/灵魂已升进了天国!’/这些话全都是白说,,/这位小姑娘还是不改嘴:/‘不,我们是七个,’她说。”按照常理来推断,两位亲人离去本应是很悲伤的事情,可是这位小姑娘执拗地坚持她们七兄妹是同在的,其原因就在于那个小姑娘对生死的看法本位于快乐的原则;诗人在此淡化人间的生死,其实质是看到了亲情给人带来永远的愉快。综上所述,从诗歌选取题材的原则、在诗歌艺术的实践以及诗歌客观的艺术感染力、诗歌文本的客观呈现来看,“快乐”都在其中担负着枢纽的作用。

再次,诗歌的语言应当是美丽而富于趣味的。华兹华斯对于诗歌的语言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境上加上一种想象力的色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真实地并非虚浮地探索我们的天性的根本规律……使这些事件和情境显得富有趣味。”将这段关于诗歌语言的话和他提出的选取题材的标准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统一性和相异性:其统一性表现在语言运用的立足点是人之天性和日常生活情节;其相异性体现在想象力的渗入使得诗歌的文本形式又迥异于生活的一般形式,造成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获得一种陌生化效果。诗人创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诗歌艺术对事件和情境的糅合而具有趣味性,也就是快乐的营造与获得。如果能够与诗歌的情感、题材吻合起来,就可以使得诗歌艺术具有一种统一性。在华兹华斯看来,语言的使用存在一个历史性与现时性的问题。

历史上出现的优秀诗歌创造了优美纯粹的语言,而语言的反复使用又会使其从优美堕为俗滥;同时,语言必须与时俱进,适合人们的Et常现实生活,方能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为此,华兹华斯认为诗歌语言的使用要合情合理。他说:“我想使我的语言接近人们的语言,并且我要表达的愉快又与许多人认为是诗的正当目的的那种愉快十分不同,……我希望这些诗里没有虚假的描写,而且我表现思想都是使用适合于它们各自的重要性的文字。……这样做有利于一切好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如此看来,华兹华斯对诗歌语言提出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真实描写,探索人性的根本规律,传达诗歌应有的愉,追求语言使用的情感性、愉、合理性、生活性的多位一体。

第四,诗歌创作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感到一种少有的愉快。华兹华斯说过:“诗人希望把他的情感接近他所描写的人们的情感,并且暂时完全陷入一种幻觉,竭力把他的情感和那些人的情感混在一起,并且合而为一,因为想到他的描写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即使人愉快的目的。……诗人做诗只有一个限制,即是,他必须直接给一个人以愉快。”。人们之所以喜欢读诗是为了什么?也许有的人认为是为了了解诗人的情感,也许有的人认为是为了寻求一种美感。华兹华斯则明确地指出人们读诗就是为了寻求快乐。诗歌创作是为使人愉快的思想,也明显地体现在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实践中。其诗作《布莱克大娘和哈里·吉尔》讲述了一个地主和穷人的故事:布莱克大娘不堪严冬的寒冷而去偷地主哈里·吉尔的篱笆来烧火取暖,结果被哈里·吉尔捉住了,大娘向天祈祷哈里-吉尔不再感到温暖,哈里·吉尔终于受到上帝的惩罚,而永远失去了温暖的感觉。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掩盖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娘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本是激烈的阶级矛盾,大娘的悲惨遭遇和哈里·吉尔的奢华生活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诗人并没有将冲突的解决诉诸血与火的暴力,而是极力加以淡化,借用上帝的力量来惩处人间的罪恶。这样的处理方式的真正用意,在于以“善”感化“恶”而最终达到消泯恶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情感的宣泄导向平静与美善,从而促成读者对诗歌艺术接受体验愉悦感的充分实现。

华兹华斯“快乐”诗学思想体现出了一种比较严密的逻辑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华兹华斯把诗歌的情感来源定位于人之记忆领域,强调人之主体感受性与外在世界的交感融合,从而导致了某种情感因素在记忆领域的贮存,期待着诗歌创作的唤醒、重现以及艺术化展现。其二,华兹华斯利用“沉思”来实现情感从记忆领域到艺术领域的转化,诗人以个体之情感来感受、体味人类普遍性情感,实现诗人情感由“小我”向“大我”的提升;“沉思”也体现为诗人寻找特定的艺术媒介,如艺术体裁、语言、韵律等,从而实现记忆领域之自然性情感向艺术情感的转化,并寻求与诗歌艺术媒介的高度契合。

对于情感的表现,华兹华斯用“合情合理”加以调节和控制,一方面是在反抗西方诗学史上对情的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合理地“纠正了浪漫主义诗学可能造成的滥情主义”。《我们是七个》和《布莱克大娘和哈里·吉尔》两首诗,对于亲人死去的哀痛以及阶级之间残酷的欺压与迫害,作者对其情感的表露都维系在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较为恬淡、平和的情绪氛围中,并且用理想化的“‘不,我们是七个,’她说”和上帝的惩戒来寻求心理的安慰与矛盾解决的良方;同时也维系了华兹华斯诗学情感的快乐色调及其艺术魅力,显示了华兹华斯极其深厚的诗学修养。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呈现出完整的流程性与逻辑性:记忆(情感的贮存)——沉思——创作——合情合理。整个流程显示了华兹华斯既是诗人又是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而从“沉思”与“合情合理”的关系来看,“合情合理”昭示了其独立的诗歌主张,即诗歌应该给读者以或教益,“情”与“理”并举;“沉思”不仅体现为情感与艺术媒介的契合,也是“情”与“理”冲突缓解的中介。故而“沉思”与“合情合理”维系了华兹华斯“快乐”诗学的一体性以及创作上的可行性,共同铸就了其“快乐”诗学的美学魅力。总的来说,华兹华斯“快乐”诗学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作为诗之基本要素的情感、题材、语言、创作目的,都要有“愉快”的因素,认为“愉快”是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终点,它维系着整个诗歌创作过程的统一性、协调性、逻辑性;其诗歌艺术文本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愉快之美,完美地演绎了其诗学主张。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诗歌艺术实践上讲,华兹华斯终其一生都在极力构建一种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的“快乐”诗学。

二、去庸俗化:“快乐”诗学的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涉及到了诗人、诗歌艺术、读者三者的内在关系,而其立足点则是人性之本与日常生活,也就是如何看待生命本身和生命如何存在与怎样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华兹华斯对此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这种诗学思想以及在其中蕴涵的深厚的伦理内涵,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华兹华斯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才会有生命的趣味产生。他曾经这样指出:“他(诗人)以为人与自然根本互相适应,人的心灵能照映出自然中最美最有趣味的东西”,同时“诗是人和自然的表象”。这不仅道出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并且也确认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体式同人与自然都具有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华兹华斯认为自己被大自然赋予了一种成功和艺术评论家必须拥有的品质,而他也因这一言论而“名声大噪”l7l720如此看来,自然给人以感化与启迪,人也能感应自然界中美和趣味的东西,二者互相适应,具有一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交感性,而诗歌正是二者交感的艺术表征。

从艺术创作上来讲,自然无疑是艺术来源的给养;从伦理上讲,自然往往给人的心灵以净化,使人的灵魂得以超升,摆脱功利的约束而进入自由之境。华兹华斯在《写在早春的诗行》中这样写道:“大自然使我躯体中的灵魂/同大自然美好的作品结合;/我呀,想起了那问题就心疼:/人把人变成了什么?/……/IN下伸展的带嫩芽的枝梢/扇子般地招引轻柔的风儿;/任我怎么样,我不由得想道:/那中间也有着欢乐。”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其一,大自然具有净化人类灵魂的力量,也具有一种与人类灵魂亲和的质性;其二,人类离开了大自然面临的只是灵魂的异化,人类脱离了正常人性发展的轨道,就会远离生命的本真形态;其三,在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快乐的,那里才是美好的天堂、人间的乐土,人类应该学会像大自然中的生命共同体那样和睦相处、相亲相爱。总之,华兹华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给读者留下的伦理学启示是:大自然中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人类相处的理想模式,人类理应接受大自然的浸染、熏陶,让生命与生命之间和谐相处,抵制功利对灵魂的蒙蔽与异化,从而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其次,人与社会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中才能生存与发展,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的个性、气质与风采。华兹华斯认为人是社会的构建因子,社会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的个性在社会中得以彰显,同时又要受到社会性的制约。而华兹华斯常常把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升到整个宇宙的高度,从而在一个人、自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宏大场阈下来确立人的地位和社会的关系,“华兹华斯意在拓展我们对一个非个人的宇宙之伟大性的激赏,直到我们学会将我们自身界定为所有无数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份子,离开了它们,我们将无从存在”。而在这个宏大的场阈关系网中,人以获得愉快为其立身之本,愉快的获得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崇高的热情。华兹华斯在《诗行:记重游葳河沿岸之行》这首诗中多次提到“欢乐”:“而在城镇和都市的喧闹声里,/在我困乏地独处屋中的时候,这些景致会给我甜美的感觉,/会使我血脉和顺又心头舒畅;/它们进人我心灵深处,使那些/沉睡着的往日欢乐感情开始”,“欢乐具有的神威使我们目光/沉静,看清事物的生命/……/我在精神上多少次求助于你!/……灵上的图景再次苏醒过来;/我站在这儿,体会现时的快乐,/也高兴地想到在这个时候还将/给未来岁月增添生气和精神/食粮/……/自然也就是我的一切”。这首诗里所表达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人、自然界、社会构成一个宏大的宇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中介。因此,人从自然界吸取精神食粮,向深处能够体味人性与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存价值,向广处能够反省社会的现时状态。诗人认为都市和城镇的喧闹不适合生命的诗意栖居,而只有向自然朝拜,从那里激发人性之圣洁的爱,从而整合现时的社会矛盾,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情感上讲,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欢乐;从伦理上讲,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真诚而合理。正是人与自然、社会构成了华兹华斯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主线:大自然——人(欢乐)——认识人性、激发圣洁之爱——反观社会、从而构建合理社会,而“欢乐”正是这条主线的情感本体,社会伦理道德则是其潜在的衍生。

再次,人与诗歌及艺术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人能够从诗歌与艺术作品里获得启示与真理。华兹华斯曾经这样说过:“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诗人是捍卫人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在这里,华兹华斯确立了诗人和诗歌的崇高地位,也就间接地确立了人与诗歌艺术的关系:人要接受诗歌艺术的陶冶,从中获得启示、知识、真理,并且也能认识人性,作一个诗歌艺术的追随者和合唱者。华兹华斯在早期的一首诗中曾经这样歌唱:“诗人给我们崇高的爱和关心,/愿他们永远受到祝福和称颂,/他们神圣的歌使世上的我们/生活在真理和纯真的欢乐中。”从这里可以看出,华兹华斯给诗歌与艺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是艺术上的要求,并且是伦理上的要求。他认为读者要从诗歌艺术中获得真理和崇高的爱,从而构建个人灵魂的底蕴,再以此升华开去,使得整个社会都统筹在真理、爱和关心之中,如此,个人、诗歌艺术、社会都将为欢乐所充满,并且获得理想的发展模式。

华文文学论文第3篇

    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华文文学论文第4篇

【作者简介】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 ,E-mail:btbuzhd@188.com。 正在审议中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对日渐泛滥的滥用网络语言之势建起法律屏障,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 如果《办法(草案)》最终通过,这将是国内首次将规范网络语言行为写入地方性法规草案,同时也意味着“美眉”“恐龙”“PK”这些词汇彻底与上海的政府文件、教科书、新闻报道“绝缘”。(据新华社上海11月25日电) 《草案》初次“亮相”后,一直能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 “主禁”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用“表”代表“不要”,用数字或者符号代替中文词语,常常让不熟悉网络的人听得一头雾水。语言记载的不仅是字的含义,还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些网络语言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一旦成风,对文字乃至对整个文化都是一种危机。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栾印华表示,语言是社会现象,适用领域范围有基本要求。网络语言是新现象,其存在有土壤、有环境,但不宜进入教科书和正式媒体。教科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出版物,对语言文字使用有示范和规范的重要作用,应当对其使用网络语汇作出禁止性规定。而新闻报道由于对社会影响大,也应当对其使用网络语汇作出限制性规定。 “主放”派则认为:不管哪个年代都会出现不少让年长者听不懂的新词汇,这些词汇的去留,语言规律会作出决定。其中一些新词汇在交流中被大多数人群接受,并由“新潮”变成“正统”,加入汉语大词典,而无聊的语词属风过无痕,最终会被历史忘却。网上更是掀起一阵谩骂,纷纷斥责法规制定者“过时”、“守旧”,是在“磨平青少年的个性”。有人甚至以“万马齐喑究可哀”为题,用近万字的篇幅论述网络语言的“时尚”、“活泼”、“青春”和“朝气”,并在文末以一句“偶就稀饭酱紫说话,酱紫84粉Q粉Q的末?泥为虾米94扑通_?”这句典型的网络语言作为结尾。翻译过来就是:“我就喜欢这样子说话,这样子不是非常可爱非常可爱么?你为什么就是不懂(眯着眼睛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网络语言既有时尚、简便的一面,更有崇尚创新、张扬个性的一面。在这个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选择成为个人自由的代名词,多样化的选择就意味着自由、权利的伸张,青年们有选择他们表达、交流方式的权利。目前网络语言基本包括四类:语音谐音类,比如“9494”代表“就是就是”,“7456”表示“气死我了”,“酱紫”表示“这样子”;符号象形类,比如“@_@”在网上就代表一个戴眼镜的人;英汉缩略类,比如“cu”表示“seeyou”;诙谐指代类,如“保重”在网上的意思就是“保持体重”,“公司总裁”其实是公司“总在裁员”的意思……随着新的网络语言不断被发明、流行,很多新形式其实非常难以归类,譬如“郁闷ing”就代表正在郁闷中,“KMP”又表示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青少年喜欢的快餐厅…… 一种语言能否被接受,是通过社会对其调节过滤来实现的,让社会来选择比强行禁止要好得多。事实上,是否出台规范网络语言的法规并不重要,一种语言存系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如果有哪些网络语言能够大范围的、经久不衰的流传下去,证明自己是一个时代的坐标,那么就会有专门收集新词汇的专家对他进行收录。即便将来有规范性的法规出台,对待语言的态度,无论是这种语言是在书面上还是网络上,都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形式。这些生动形象、能体现网民“个性”的网络语言绝不是洪水猛兽,它们无妨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而能丰富、活跃我们的文化生活。经过自然的产生、发展、淘汰,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网络语言,必定会进入社会、生活,被人们使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语言发展史的必然。 再者,“禁令”也不一定管用。翻看《草案》,有关部门对用语用字不规范者,采取的主要措施限于批评教育、予以警告、限期改正、在媒体上公示等,这样轻微的处罚使违法者的成本很低,而监测用语规范却花费很大力量。 对网络语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精美的纯净的鲜活的网络语言,必然会慢慢沉淀下来,逐渐发展成规范性用语;而一些粗糙的龌龊的呆板的网络语言,也必将被人弃之如敝屣。总之,MM无过,PK无错,让语言规律会来决定它 的存亡吧。

华文文学论文第5篇

1政治要求 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 ,准确而深刻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 运用先进理论与先进技术解决医学上的各种问题,以加速发展我国的医学科学 事业。 遵循科学道德,无政治性错误,无浮夸,无泄密。 2学术要求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目前均为学术类期刊,既要反映我国相关学科学术水平和 发展动向,代表国家相关学科发展前沿,又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医疗水平和实际工作 需要,为防病治病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预见和导向作用。 2.1选题得当 密切结合国家或地区医学科技攻关及重点研究项目 密切结合医疗卫生保健和防病治病实践 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 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2.2内容体现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 2.2.1创新性:学术论文的灵魂。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在同类领域中提出了 新理论、新概念、新原理,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在同一原理的基础上 有新方法、新手段、新技术的创造;研究的样本数更大,或采用的方法更为严格, 发现了过去没有发现的新事实、新现象,提供了新的数据和实验结果;对原有的技 术方法,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有新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论文中应该反映作者是如何把未知变为已知,把未有变为已有,把知之不多 变为知之较多,把知其然变为知其所以然,从而有了新的认识,发现新的事实,找 到新的规律,阐明新的理论,发明新的技术。这样的论文,才有刊出的价值。 2.2.2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生命。科研设计是科学性的基础,科研设计是否 严谨,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重现性。科研设计包括专业设计和统计学设计。 专业设计:研究思路是否恰当,方法是否可靠,技术上是否成熟,诊断依据是 否充足,临床表现和疗效观察是否客观、深入,资料是否完整等。 统计学设计:样本含量是否足够,是否具有代表性;分组是否随机化,是否具 有可比性;是否对照观察,有客观的定量指标;数据是否准确、完整及符合统计学 要求等。 临床研究的科研设计应符合循证医学和现代临床流行病学的要求。 科学性还体现在对实验结果的解释是否符合逻辑,结论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并恰如其 分。仅仅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是不够的,要重视各专科的特殊规律。通 过统计学处理后,还需要从专业的角度去慎重考虑,结合专业特点具体阐明所观察 到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其内在规律性,从而得出正确结论。 2.2.3实用性: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更应 该强调实用性,技术上要行得通,办得到。除了少量纯理论研究的论文以外,大多 数医学学术论文应该结合医疗、预防工作实际。论文的实用价值越大,指导作用越 强,就越具有重要性。 3写作要求 期刊常用的论文类型有述评、论著(临床分析、疗效观察、实验研究、调查报告等 )、病例报告、临床病理讨论、综述等等。 文字表达要求准确、严密、简练、通顺,用词稳妥,语言规范,说理明晰,推 理周密,可读性强,最好还有一定的生动性。一般应用科技语体。 论著类文章最常用的写作格式为“四段式”,即:前言,方法,结果,讨论。 3.1题名 题名应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使用充分反映 论文主题内容的短语,不使用具有主、谓、宾结构的完整语句,不使用标点。题名 用词应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 字符、代号等,也不宜将原形词和缩略语同时列出。中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 字,英文题名不宜超过10个实词。 3.2作者署名 作者署名是文责自负和拥有知识产权的标志。作者应是:⑴参与选题和设计 ,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⑵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 者;⑶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在学术上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 表者。以上3条均需具备。作者姓名在题名下按序排列,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集 体署名的文章应注明通讯作者。作者中若有外籍作者,应附其本人同意的书面材料 。 论文决定刊用后,需要全部作者签署《论文专有使用权授权书》,将论文专有 使用权授予中华医学会。 3.3摘要 摘要是论文的高度概括、凝练、微型化,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全 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论著需附中、英文摘要。 作用:让读者了解文章;代替阅读全文;便于制作二次文献及收入数据库。 格式:结构式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及结论四部分, 各部分冠以相应的标题。 写摘要应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力戒空泛,应列出必要的资 料和数据,并有明确的结论。采用第三人称撰写,不列图、表,不引用文献,不加 评论和解释。中文摘要可简略些(250字左右),英文摘要应稍详细一些(400个实 词左右)。 英文摘要前需列出英文题名、作者姓名、第一作者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名、邮 政编码和国名。 有通讯作者时,应注明通讯作者的姓名、单位名称和邮政编码。 3.4关键词 关键词是为了便于作文献索引、检索和阅读而选取的能反映文章主题概念的词 或词组,一般每篇论文选取2~5个关键词。关键词应尽量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编印的MedicalSubjectHeadings(MeSH)中选取,其中文译名可参照中国医学科 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译的《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医药关键词应从中国中医研 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编写的《中医药主题词表》中选取。未被词表收录的词(自 由词)必要时也可以作为关键词使用。要注意首标词的选用,首标词应反映全文最 主要的内容。 3.5前言 概述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思路、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等 。仅需列出切题的参考文献,无须进行文献综述。不要涉及本研究中的数据或结论 。不要与摘要雷同。一般不超过250字。比较短的论文可以只用小段文字起前言作 用。 3.6方法 应详细描述研究对象(人或实验动物,包括对照组)的选择及其基本情况,以及 研究所采用的材料和方法。这部分的描述以使读者能进行重复为度。 3.6.1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病人,需注明病例和对照者来源、选择标准及 一般情况等。研究对象为实验动物,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数量、来源 、性别、年龄、体重、饲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 3.6.2药品、试剂:使用化学名,并注明剂量、单位、纯度、批号、生产单 位和生产时间。 3.6.3仪器、设备:应注明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单位、精密度或误差 范围。无须描述其工作原理。 3.6.4研究设计:应交代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应交代是

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属于自

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抑或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

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受试对象的纳入和剔除标准等。应

围绕“重复、随机、对照、均衡”四个基本原则作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

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3.6.5研究方法:个人创造的方法应详细说明“方法”的细节,以备他人重

复。改进的方法应详述改进之处,并以引用文献的方式给出原方法的出处。原封不

动地使用他人方法,应以引用文献的方式给出方法的出处,无须展开描述。

3.6.6统计学处理:说明统计学方法及其选择依据。统计学符号按GB3358

-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

3.6.7伦理学描述:临床试验研究,应说明试验程序是否经所在单位或地区

伦理学相关机构的批准,研究对象是否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7结果

报告研究的结果,不应简单地罗列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各种原始材料和数据,而

必须将其归纳分析,进行必要的统计学处理,得出相应的结论,然后用文字和各种

图表表达出来。结果的叙述应实事求是,简洁明了,数据准确,层次清楚,合乎逻

辑,不能有任何虚假或含混不清,不应与讨论内容混淆。

3.8讨论

讨论强调新的和重要的内容,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包括发现的意义及其限度

,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启示。研究工作尚未完成不要声称并暗示工作的优先权。如果

不能导出结论,也可以进行必要的讨论,提出建议、设想、改进的意见或待解决的

问题等。应将研究结果与其他有关的研究相联系,并将本研究的结论与目的相关联

。不必重述已在前言、结果部分详述过的资料或数据,和过去文献已报道的内容。

3.9图

图应具有自明性,即只看图、图题和图例,不阅读正文,就可理解图意。图的

内容不要与文字、表格重复。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匹配。线条图要求线条均匀、

主辅线分明,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图高度与宽度的比例一般掌

握在5∶7左右。照片图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层次分明,反差适中,没有

杂乱的背景。病理显微照片应标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实物照片涉及尺寸者应附

有表示目的物尺寸大小的标度。若刊用人像,应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或遮盖其能

被辨认出系何人的部分。引用已发表的图须注明出处,并附版权所有者同意使用该

图的书面材料。图中的量、单位、符号、缩略语等须与正文一致。

3.10表

制表的基本要求是重点突出,简单明了;主谓分明,层次清楚;结构完整,有自明

性。表的内容不要与文字、插图重复。表中的量、单位、符号、缩略语等须与正文

一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一律使用三线表。

3.11名词术语

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尚未有通用译名的

名词术语于文内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原词。中西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最

新版本和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为准,不应使用商品名。

冠以外国人名的体征、病名、试验、综合征等,人名可以用中译文,但人名后

不加“氏”(单字名除外,例如福氏杆菌);也可以用外文,但人名后不加“’s

”。

缩略语:文题中一般不用缩略语。在摘要及正文中首次出现缩略语时应给出其

中文全称。缩略语应尽量少用,一般不宜超过5个,不超过4个汉字的名词不使用缩

略语,以免影响文章的可读性。

3.12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实行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

以单位符号表示,具体使用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

上的应用》第3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出版)。

3.13数字用法

数字的使用,执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中国标准出版社1996年

出版〕。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

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

3.13志谢

志谢用于对参与部分工作、提供技术性帮助、提供工作方便、给予指导但尚达

不到作者资格者,以及提供资助的团体或个人表示感谢。文字力求简练,评价得当

。原则上应征得被感谢人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提名感谢。

3.14参考文献

列出参考文献的目的,主要是说明研究所借鉴的科学依据的出处,以供读者查

阅参考;减少对前人文献的复述,以节省篇幅;同时,也是对他人成果和著作权的

尊重。因此,应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除了会议消息报道等简讯外,一般每篇论

文均应有参考文献。论文所列参考文献应是作者直接阅读过原著的,而不应是转引

他人的。应选择近年的文献,除非必要,一般不宜引用10年以前的文献。应注意引

用国内的文献,使读者了解国内的有关进展,且易于查找。由于参考文献的格式较

严,项目较多,稍不注意即出现差错,使读者难以查找,因此必须认真核对原著,

对作者姓名、刊名、年份、页码等,尤应注意准确。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参考文献

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参考文献中的作者列出第1~3名,超过3名时,后加“,等

”或其他与之相应的文字。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IndexMedicus中的格式为准

;中文期刊用全名。每条参考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

3.15脚注

脚注常用于注明作者工作单位、邮政编码、基金资助项目等。获得基金资助产

出的文章应在文章首页地脚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注

明项目编号。基金项目名称应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多项基金可按

级别依次列出。

4初稿的审查

4.1要注意布局结构。“四段式”的各部分都要妥善安排,既要明确分工,

避免重复,又要互相配合,防止遗漏。“四段式”是基本结构,但应根据论文的具

体内容,作灵活的处理。每篇论文一般均分为几个部分、若干层次,分别冠以适当

的小标题。标题不可过多。同层次标题之间,内容要有联系,体例应统一。全文的

标题要相对均衡。

4.2行文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条理清晰,详略得当。不应过多地插入枝

节问题,罗列一大堆资料和数据,以致扰乱甚至淹没了主题。材料和方法部分,要

着重介绍有关保证科学性和提供重复验证的必要信息。评价实验结果、临床诊断和

治疗效果等,一定要说明其标准。在结果分析中,绝不要无选择地罗列所有资料和

数据,但要详述有意义的结果,包括正面的、阳性的结果和反面的、阴性的结果,

有时后者更为重要。讨论部分要善于运用自己的资料,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观点统

率材料,夹叙夹议,最能引人入胜。临床论文尤其应该用自己的病例统计数据和个

案来进行论证。

4.3要善于将图表与文字配合使用。三者内容不应该重复。核对图表在文内

是否按序标引。

4.4要正确运用语法和修辞。科技文章不同于文艺作品,不要求辞藻华丽,

形象动人,而要求准确、简洁、通顺、合乎语法和修辞。

4.5要重视规范化和标准化。注意医学名词、简化汉字、计量单位、标点、

符号和数字使用的规范化,第一次使用缩略语时是否写出全称,核对参考文献是否

按序标引以及著录格式是否标准。

4.6认真通读全文,检查有无笔误、拼写、打印、计算错误。

5投稿前的准备

投寄论文要选择适当的期刊,做到“知己知彼”。投稿前,要认真阅读目标刊

物的稿约,并且分析其已刊出论文的水平、特点及其栏目,将之与自己的文章相比

较,以决定如何投寄。

一般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要求刊出的论文具有国内先进性或重要指导性,同时

也重视临床实用性。

稿约中一般都对来稿提出格式方面的要求,应认真对待,以免因形式审查不合

格被退稿而延误论文的发表。

必须注意的是,切忌一稿多投,即同时投寄两种刊物或多种刊物,或投寄一刊

后未等退稿又投寄他刊。但是,同时向不同刊物投寄中文稿和外文稿,则不属一稿

两投,因为其读者和文种均不同。在国际上,这种情况称为平行发表(parallel

publication)或二次发表,与一稿多投引起的重复发表(duplicatepublication

),有原则区别。

二次发表要符合以下条件:⑴作者已征得两个刊物的编辑的同意。负责二次

发表的编辑必须得到首次发表的复印本、单印本或原稿。⑵首次发表到二次发表

的间隔至少1周,双方编辑经过协商后除外。⑶二次发表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读

者群,往往以缩简本为宜。⑷二次文本真实反映首次文本的数据和解释。⑸二次

文本的标题页脚注要向读者、审稿人、文献机构说明论文全文或部分发表过,并标

出初次文献。比较合适的脚注是本文依据某杂志首次报道的一项研究,并附参考文

献号。

医学论文写作是一项严肃的意义重大的工作,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本文所

华文文学论文第6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发音;精髓

小学语文课程的设置就是要让孩子从小接受祖国文化的熏陶,尤其是让孩子体会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那么贯穿于整个学习生涯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对教学语言的应用尤为关键,小学是学生学习汉语的“黄金时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学生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

一、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因材施教

小学生心灵比较稚嫩,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语言交流方面都比较纯真。针对这一年龄特点,教师讲课的方式应该着重形象和生动两个方面,因为这既符合小学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发展小学生的想象思维能力。多运用形象生动的词语去描绘某一种学生所不知道的事物,学生了解了事物的同时,也试着模仿教师的用词去形容。这样既使学生对汉语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也同时锻炼了学生对汉语熟练的运用。

二、教师语言教学水平的严格要求

对于刚刚接触汉语的小学生来说,还没有任何的生活阅历而言,所以教师在进行授课的时候尽量使用一些易于学生接受和理解的事例,便于学生对汉语的完全掌握。尤其是对于一年级一些刚入汉语学习之门的学生,教师语言运用更要注意到口语化、口音和难易程度等问题。防止学生因老师上课的某些口语化的词而导致学生以后对汉语的运用上走入误区。

三、领略汉语言文化中的细腻情感

语文教学常常是对一些感情抒发强烈的作品进行细细的品味,那么小学语文就是要求学生学会体会通过汉语文字表达出的作者各种各样的感情。如悲伤、喜悦、想念家乡等等。如,课本中《爷爷与小树》文中,是主人公讲述了爷爷为保护小树而采取许多措施,爷爷的这种行为感染了主人公。所以,通过朴实的话语透露出作者为爷爷这种行为所感动之情。此时,教师将教材中主人公的这种情感以最生动的表达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主人公的这种感动。

总之,中华民族的汉语给我们华夏子孙带来了动人的诗词歌赋、文学艺术气息浓厚的散文、抑扬顿挫的朗诵、风趣幽默的相声小品。老师秉承祖国的传统将祖国的母语好好地教授给我们的祖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华文文学论文第7篇

关键词: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81-02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创造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深远影响整个民族共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是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之举。

一、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现状

2008年,我们在艺术院校、普通院校中,进行了以文、史、哲、经、法、语言、审美等内容为主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现状》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普通高校,学生回答问卷的正确率为63.27%,而在美术院校,正确率只为54.5%,两者相差8.77%。可见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储备有些偏低。

与此同时,在对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愿望和教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现状调查显示:美术院校的学生很希望老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占48.9%,近五成;不希望的占18.1%,无所谓的占33%。而美术院校教师能够经常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则只占29.1%,近三成;有时这样做的占43.8%,很少这样做的占27.1%。可见,在美术院校,学生对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教学的学习期望与教师满足学生的学习期望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教师的教,不能满足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事实上,在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既有学生的内在需要,又有外在的有利时机。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美术生虽具有文化基础相对偏低、个性较强、不愿接受僵化的理论说教的特点,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却有着比较强烈的学习愿望。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民族土壤,源渊流长,美术史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国画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奇葩之一,这也是美术生乐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还是美术创新的起点和背景,是美术设计的灵感和源泉,这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认同感。另外,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恤民、爱人孝亲、重德修身、励志图强、崇节重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修身养性、为人之理方面的知识也有较大的兴趣。这些都是美术院校的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高校中也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也就为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的教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做好“五个结合”

学校主导与组织学生结合。美术院校普遍不太重视以中华传统文化来丰富思政课教学。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学校必须要重视。学校重视,不仅是说说,更要落实到教书育人的各个具体环节,要有共识和具体措施。第一,要把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教学的要求,体现到学校的育人目标、育人思路、课程设计、效果评价之中去。第二,领导要亲力亲为,如亲自在教学中带头实践和实现这一要求、亲自主持课题研究等。第三,培训师资。培训一支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结合起来的师资队伍,抓好骨干,搞好普及。给教师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经费支持。第四,开展活动、营造氛围,还可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进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等。另一方面,单靠学校主导显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积极配合。第一,要正面引导学生,讲清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专业发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重要意义。第二,鼓励学生组织成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协会”或“中华传统文化兴趣学习小组”等学生社团,委派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或竞赛活动。第三,给学生从事活动以经费支持。

课内教学与课外延伸结合。课内教学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模式,可在选修课甚至必修课中进行。如开展课前十分钟读经活动,如《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同时,还可穿插视频教学,如“于丹《论语》心得”等。课外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对课内教学进行补充。“长期以来高校教育比较侧重第一课堂教育,而对第二课堂教育重视不够。”[1]“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成为了必然选择”。[2]要把教学的课件挂到网上,还可在网上开设读书栏目,指导学生有选择地精读国学经典,同时师生也可在网上互动交流,释疑解难。另外,还可充分利用学生采风写生机会较多、跟社会实践联系较多的有利条件,实地考察,充分利用社会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结合。在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存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分离的情况,专业教师只管专业教学,似乎与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无关,个别老师甚至排斥、挤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间。其实,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做事与做人息息相关,没有艺德是难以成为艺术大师的,不会做人,又怎能做好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责任,也是美术专业教师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应互相结合、相互配合,教书和育人是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共同天职和使命。

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首先,要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必修课的教学,如运用中国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运用儒家伦理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如此可以极大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还须借助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热,开设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选修课,以作为必要的补充和延伸。如开设《中国管理哲学》、《国学精选》等。

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结合。美术院校首先应立足本校实际,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同时要借助校外资源,可聘请校外名师来校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或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讲座;也可与综合型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学生到综合型高校听名师国学讲座等。

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当前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这些观点在现代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可取。但是,重德、修身、孝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现代依然有相当的价值。既要反对食古不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要面向现代化,其道德教育要面向今天的思政教育,这样才能“古为今用”。与此同时,当前的思政教育也必须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也存在一个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育人内容和方法的问题,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为此,无论是美术专业教师,还是思政专业教师,都必须注重和探索艺术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结合,指导学生的生活与艺术实践,实现艺术、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三结合。

艺与德的关系。在有的美术生中,往往重艺轻德,认为艺最高、艺最重,有艺即行。还有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对从政的人有用;而自己又不想从政,学起来没有什么用。事实上,只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有利于自身成就事业。美术生如果不重视艺德的学习,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使学生明白:德和才一样重要,职业生涯是否成功不单单取决于专业素质如何,有时更取决于道德素质如何;要抛弃对思政教学的偏见和反感,提高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使自己成为德艺双馨的人。

知与行的关系。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成败,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做到知行统一,能否把所学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和学习之中。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历来主张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统一,尤其强调道德践行,反对说一套,做一套。美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绝不能仅停留在知和书本上的阶段,必须落实到行、落实到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华文文学论文第8篇

关键词:层次理论;三美论;《天净沙·秋思》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35-01

一、文学艺术作品结构层次理论和三美论之间的关系

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波兰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将文学作品结构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语音层次,具体意义的承载体,是词语能表达其意义的外部结构。在作品构建中,语音的选择决定了文本的节奏。

(二)意义单元层次,为整个作品提供框架。英伽登将“所有和语词发音有联系并且和它一起创造了‘语词’的东西”[1]称为意义。“语词意义是一个具有适应结构的心理经验的意向构成。它或者是由一种心理行为创造性地构成,或者是在这种构成已经发生之后,由心理行为重新构成或再次意指的。”[2]文学作品的属性由句子所构成的意群决定,即意义单元;意义由“语词”构成的句子展现。

(三)图示化观相层次,任何作品只能用有限的语句表现有限空间内事物的某些方面,大量的“未定点”和“空白”,等待读者用想象进行系统组合与填充。

(四)再现的客体层次,“再现的对象只具有实在的外观,并不是真正地在于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中”。[3]读者通过意义层看到的形象就是作者在作品中虚构的对象,读者通过意识活动以图示化形式“再现”。

这种分层是对作品内部结构的描述与剖析。在此基础上,许教授结合诗歌文体特点提出了“三美”翻译理论。关于“三美”间的关系,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是次要的,形美是更次要的。

二、许译《天净沙·秋思》中“意、音、形”结合的实例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中的佳作,脍炙人口。小令以秋天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在景情交融中构成一种凄凉悲苦的意境引发共鸣。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此曲共两句,以众多排列的意象寄寓诗人思想的艺术形象。第一句九个名词排列,无任何连词,分为三组,第一组由下及上,藤缠树,树上落鸦;第二组由近由远,桥、桥下水、水边住家;第三组从远方到眼前,古驿道、道上瘦马,“西风”从触觉上增加了意象的跳跃感,又不超出秋景的范围。“枯”“老”“昏”“瘦”使浓郁的秋色中蕴含游子无限凄凉悲苦的情怀。“断肠人在天涯”更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前面所描之景成为人活动的环境,作为内心悲凉情感的触发物。寥寥几笔却勾勒丰富而幽深的意境,是这首小令的魅力所在。许教授摆脱原诗的形式,将原诗拆开重构:

Tune: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Ma Zhiyuan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beside a cot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s declines the setting sun.

Far,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从意义层次看,许教授采用了意译的方法,“wreathed”意为“to be covered in sth”,用动词过去分词表明“trees”和“vines”之间的所属关系。用小屋“cot”,代指抽象名词“人家”。补译介词“Over”、“Under”、“beside”、“on”和“in”,明确描述了事物间的位置关系;增译谓语“fly”,“flow”,“go”,说明了事物间的主谓关系,使前九个原本模糊的意象都或多或少地具体化了,也给原诗并列静态的景物增加了动感,不仅准确地传递了原诗的意义,还表现出“意美”。动词“decline”英语有“become gradually worse in quality”之意,译文词义贴切对应不仅仅译出了“西下”,还使读者产生联想,由深秋的景色衬出了旅人凄苦的心境。最后“far”一词的重复,突出了原诗的主题,把在外漂泊的旅人那黯然神伤刻画得淋漓尽致,令读者回味从而达到移情的效果。

语音层次上,译文语句流畅通顺,韵律和谐自然。原诗“鸦”“马”和“涯”押尾韵/a/,“家”和“下”押/ia/韵,译文在处理时拆开重组,“昏鸦”译为“fly crows”谓语在前主语在后,将“a stream”置于句尾并增译“flows”,“horse”后增译“goes”是为了和“crows”押尾韵/z/。同样“夕阳”和“断肠人”皆置于词尾为了押尾韵/n/,且“人”用代词“one”也是从韵律角度考虑,从而达到“音美”使译文符合英诗“aaabb”的韵脚,读来琅琅上口。

图示观相层上,译文增译冠词“a”并明确了名词的单复数“trees”“vines”“crows”刻画了:深秋的黄昏,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骑着一匹瘦马独行在古道上,看到了古藤缠绕的老树、盘旋天际即将回巢的乌鸦,站在小桥上听着潺潺流水,西风吹来更觉凄凉。题目增译“tune”指明是曲牌名。其次,译文根据英语句法规则、表达习惯,增添了冠词、介词和动词,一改原诗顺序。原诗中三组独立的事物组合被译为三个逻辑完整有主语、谓语和状语的句子,且事物间紧密联系由静变动。“bridge”“cot”前加上介词限制,译为状语成份,而“a stream”成为主语,动词“flows”使读者身临其境——看到了小桥,旁边是小屋,似乎还听到了桥下潺潺的溪流声,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让画面再现的客体更为生动,引发读者的好奇心——诗人在深秋黄昏是何心境?译文皆用倒装句式流畅自然,第一四五行全部倒装,第二三行部分倒装,如此的“形美”句式使译诗语言符合英诗表达习惯,更生动形象地传递出原曲凄凉的意境,最大限度地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

三、结语

许教授通过增译使译文符合英诗的文体表达习惯,采用押尾韵和倒装手法,进行文字雕琢。并灵活运用英伽登的“结构层次说”,从意义、语音、图示观想、再现客体层上,即“意、音、形”协调作用下恰如其分地译出了原诗的秋景,由景烘托出意境;四个层次的自身审美价值,即“意美、音美、形美”共同作用达到“复调和谐”的整体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罗曼·英加登著,张振辉译.论文学作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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