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
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做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做了概括。又如作者所谓“攻守之势异”，指的是秦要统一全国，自然要对山东（崤山以东）诸侯采取攻势，逐步消灭它们；而在统一全国之后要防止人民颠覆它的政权，这就转入守势了。处于攻势“尚诈力”，处于守势“贵顺权”。“顺权”，就是施行仁义以收拢民心。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衡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日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史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加以表现。说到秦统一全国后，则着重揭露秦始皇压迫人民的政策――这其实是“诈力”策略的继续。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秦在转入守势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过秦论》中篇语），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秦灭六国后依旧残酷地压迫人民，不施仁义，故而迅速灭亡，这是贾谊的基本观点。要讲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史实为据，说明秦的兴亡过程，政论叙史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求细节的准确。
二、对比论证方法，通篇极化对比
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极化的对比论证。为了使文章主旨鲜明显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将对比双方推向极致，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使矛盾更为突出，观点更鲜明，从而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在文中最突出就是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这四个方面的对比运用交织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论说有力。
（一）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文章先写地理优势，次写政治雄心，一个“席卷……”排偶句尽现秦虎视眈眈的情态、咄咄逼人的气势。“固守”二字暗示出秦孝公的上下一心、恪尽职守。秦“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是“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具与连横”的直接结果。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五位国君均“蒙故业，因遗策”，继续执行孝公攻夺天下的既定国策。文章略写后两位“享国之日浅”的史实，详写前三位。从四个方位写秦攻城夺地之锐不可当，以诸侯约从之时人之众、将之广、心之齐、谋之深、志之坚写秦遭受严峻的挑战。秦最终无费一矢一镞而致“诸侯已困”。秦由攻势转入守势，始于“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乃对外“执敲扑而鞭笞”，对内则废道焚言、“隳”“杀”“收”“销”、筑城掘池、良将精兵守要害。此时暴虐无道的愚民、弱民、防民之策完全背离仁义，有失民心。至此，写秦的败亡，更是比中有比。这种“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结局说明此时的秦已变得外强中干，秦亡原因已暗含其中。
（二）六国与秦的对比。文章在叙述惠文、武、昭襄的业绩时，以诸侯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土地之广等做比较，并列举国名、人名。与秦抗衡的六国，地广、人多、俊才云集，且“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似乎万众一心。结果却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从散约败”，“强国请服，强国入朝”，这样夸张的对比，足以衬托出秦国实力之强。这第一层对比是极强者与较强者的对比，形成反差。
（三）陈涉与秦王朝的对比。文章叙述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与陈涉以一介戍卒率众起义的情景，确是又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始皇既没”，但陈涉面对的仍是“余威震于殊俗”的强大秦王朝。而作者极写陈涉穷困平庸，出身卑贱，才能平平，无钱无势，士卒少而疲弊，更无装备可言。但他一旦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影响所及，“山东豪俊遂并起”，以致显赫一时的强秦亡于一朝。这第二层对比是极强者与极弱者的对比，形成的反差较前更强烈。
（四）陈涉与六国的对比。文章在末尾议论中，将陈涉的起义与诸侯国合纵抗秦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一比地位。“i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二比武器。“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三比士卒。“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土也”，四比人才。陈涉与诸侯不论在哪个方面比较都要差很多，可正是他率领戍卒，打败了强大的秦朝。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秦朝灭亡，问题不在对手，而在于本身。
纵观全文，四组对比，贯穿全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一气呵成。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s，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像“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
第一，因为秦始皇不施行“仁义”，所以才使攻守之势起了变化，由攻势转为守势。
第二，秦国攻守之势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秦始皇却不施行“仁义”。
第三，由于秦始皇不施行“仁义”，才使陈涉转为攻势，秦始皇变为守势。
这三种理解熟优熟劣，笔者以为必须从文章结构、文章内容及作者创作意图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全文结构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文章的枢纽。文章紧扣“攻守”二字，其思路是：起笔写秦人崛起，接着节节胜利；再以六国谋臣如云、名将如雨反衬秦人逆取的实力；旋又写秦人宰割天下称霸诸侯；复又渲染始皇以破竹之势而君临天下。文章至此把秦人善攻铺叙得真实而详尽，这可以看成是文章的第一大层。以下笔锋一转，“于是废先王之道”进入第二大层。本层先叙述秦始皇沿用攻取天下时的暴力政策，继而叙述其据险关要隘，陈利兵精甲，以此妄想保万世之业。之后，转写陈涉出身低微，势单力薄，并与九国相比，却能一举灭秦，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现了秦之不善守成，揭示了秦在守成治国方面的失败。文章写到“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一语而转入第三层，作者回应前文鲜明对比，至“何也”的设问把秦人自孝公起至胡亥子婴被杀的盛衰兴亡归结于秦人守成统治不能成功这一点上。最后，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句做论断，使全文寓议于叙的构思很圆满。
从全文内容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文章主旨所在。众所周知，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能通过武力兼并六国攻取天下，但在实行“仁义”、守成治国、巩固政权方面却有失败教训。而《过秦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总结这个教训，通篇明言秦之善攻，其实暗抑其不善守，有力地反衬出秦的守成乏术；明写秦统治失道，“牧民”无方，进而以发难者亡秦之易突出其守势之脆弱。故而作者在文后叙述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结局之后，用一设问，高度凝练地表述了作者的精辟见解：当你攻取天下而天下已定后，应该用施行“仁义”的策略来守成事业，巩固政权。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贾谊作为汉王朝的政治家，对汉朝的统治能否巩固十分关切。而汉朝是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得到了政权的汉朝同样面临着如何守成、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汉朝能否避免前车之覆，以秦朝在守成上的失败教训为鉴，贾谊写《过秦论》正是基于这一政治需要而试图为汉朝的巩固出谋献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秦之教训认识的结晶，也是从思想的高度告诫汉王朝既然攻取了政权就要学会守成。
关键词：秦政权；悉召文学方术士；焚书坑儒；士入；文化政策
在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帝国――秦朝“短命而亡”的批判中，其作为西戎之国的严刑峻法、文化专制往往是首要，而典型的例证则是“焚书坑儒”。其实，在秦帝国构筑大一统政权过程中所择取的文化政策，并非一开始即欲将士人置于政权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实则经历了一个从怀柔与期待至冲突、对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帝国维护威权政治的考量，也有士人在社会已然转型过程中却对自身价值期待恒一不变的原由所致。本文拟从此角度管窥秦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一、秦初“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政策
成就帝国统一大业之前的秦作为关西一隅之诸侯国，在文化序列上往往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而耻与之。这一方面源于“内诸夏外夷狄”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因秦重军功、尚耕战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所致。随着秦政治、军事上统一步伐日益彰显，其当政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帝国文化意识上的方略，尤其是应如何将以齐、鲁为代表的关东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延揽入帝国政权。具体言之，则是落实为如何对待作为承载诸子百家之学的士人问题。
在诸侯纷争的战国，“士人”对于诸侯而言，可谓是制胜的重要法宝。“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故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莫不以招四方游士为要。其时秦国虽还是地处西隅的诸侯国之一，但“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相较于关东六国，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秦重用四方宾客士人最终获得了丰厚回报：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最终，因着“听众人之策”，秦实现了“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所谓的“众人之策”，即来自四方宾客士人的谋略建议。我们可以看见，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秦国对于各方士人是倚重、礼遇的，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而“乃除逐客之令”。作为秦帝国的开创者，始皇还在其幼年之际，亦开始招纳士人，“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秦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其时士人在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理想憧憬下，亦是欣然向秦的。李斯，楚国人，却驰骛为秦王“舍人”：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作为楚人，李斯却毅然前往西戎之秦，缘由在于秦强王贤，可以成就天下一统的帝业，“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成就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伟业，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憧憬，亦是渴望为帝王师的士人们的政治理想。对于此时秦统治者与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有学者以为，“历史的嘲弄常常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者明显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最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间，秦政权虽然奉行商鞅重军功、尚耕战的法家思想，但对于土人是倚重、礼遇的，而士人对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亦是心向的。
公元前221年，当秦最终扫定六国，建立起庞大的武功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作为西戎之国在文化历史、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秦在文化上实行了对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之士开放、容纳及礼遇的政策。这种文化怀柔政策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秦博士员七十人，“其中盖不尽经术之士……殆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即是说，秦帝国置博士，有儒学之士、亦有方术、道家等其他诸子之士。博士员的设置，是帝国统治者拟图将春秋战国的私家养士制度一变为王朝养士，将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延纳进入大一统的体制之内，从而与帝国政权一统相适应的文化政策上的举措。
除了“广置博士员”外，秦帝国的文化怀柔还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不断向东巡游。秦始皇在位十多年，很重要一事项是巡游四方，尤其是向东巡游。在帝国建立后的五次巡游中，有四次是在东南方之濒海地区。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
在舟车极其不便的古代，这么频繁的出巡，政治目的十分昭显。始皇的这一行为，一方面是彰显了其“对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礼尚之意”，但更“应当是始皇试图文治天下，兴太平，拉拢关东六国土人的政治宣传与举措”。
或许正是秦帝国之初的这种文化怀柔，加之其成就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统一伟业，故士人们对这一新的帝国是充满期待与认可的。“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罔不宾服”。“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此翻称诵者，不仅有法家者李斯，亦有儒学之王绾，“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日”。一定程度上言之，在帝国之初，政权与士人之间这种双向期待与认知应该算是较为同步的。
二、士人“异说”挑战帝国威权
历经“周秦之变”，国家一社会从二元一体变为二元对立。“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是绝对服从、秩序与专制的政体形式，是一种与“处士横议”的春秋战国迥乎不同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表现在政治领域是血缘政治的淡化，思想领域的表现则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礼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出现意识形态危机。
意识形态是社会对自身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述，是受到权力支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系统，其功能是为既存的或构想中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作解释和论证，并为之实现提供策略，它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此，代周而立的秦帝国需要一套能够论证、支持自己统治的信仰系统，这个系统不强调统治的有效性（实然）而是它的合法性（应然），这就需要从道义层面来解释、论证秦帝国的合法性。然则，其时帝国采纳的用来论证新帝国合法性的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论不仅忽略了对于权力道德来源的论证，且其“五行相胜”的结果是对法家思想的坚持。之所以要强调权力的道德来源，是因为历史地看，经过周秦之变，西周的宗法制在表层政治结构上被郡县制所取代，但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具有宗法势力继续存在的土壤，宗法制社会形成的民众心理对王道政治伦理还保持着相当的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感，造成了秦帝国中的以儒生、方士为代表的士人“异说”。
首先，随着秦帝国的建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作为儒生们安身立命的礼乐文化也遭遇为新生帝国立论的五德终始论和法家文化的排斥。在面对“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秦帝国政权的如何建构上，儒生作为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承载者，对于滋养礼乐文化的分封制自然青睐有加。为此，儒生们一再向帝国统治者禀呈分封制的合法性。
帝国之初，作为儒生的丞相王绾就进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儒生们希望新生帝国与故周一样，分封天下。与之相反，作为法家代表的廷尉李斯则日：“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两种体制的择取分歧，实则是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取向（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在政治体制上的显现。而始皇帝最终“廷尉议是”的首肯则明确表明了统治者的择取意向。只是，这并没有让儒生士人就此止步，依旧固执的呈己所见。乃至其后当仆射周青臣进颂“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时，博士淳于越驳斥其为“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此处，分封与郡县的政见分歧已经演化为政治道德评判。
郡县制并非秦帝国的产物。早在战国诸侯纷争的时候，作为关西一隅的秦国就已经实行之。“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相对于分封制而言，郡县制更能有效的保障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与执行，因为在郡县制下，各级官吏不再单纯从血缘亲属中产生，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官吏与皇帝之间首先和主要的是君臣关系。故对于专制集权的秦帝国而言，这是历史的自然的逻辑的选择。然则，固守西周礼乐文化的儒生士人却依旧沉湎于分封制所带给他们的“处士横议”的价值存在感，在天下已然一统的政治土壤上依旧喋喋不休的宣讲着分封制，这自然成其为“异说”。
儒生们不仅在体制上屡出“异说”，而且还对象征帝国威权合法性的“封禅”讥议之。“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招揽儒生议决封禅祭祀之事，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然而，儒生关于封禅却是人言人殊，不仅“繁琐”，且“各乖异”“难施用”，因而受“绌”，“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对此，儒生则以舆论话语的“讥之”回应“既绌”，“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儒生讥议封禅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始皇帝所开创的“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伟业的否认，更是对于秦帝国一统太平合法性的质疑，因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易姓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封禅，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昭告。儒生这一继分封“异说”之后的“封禅”之讥，无疑是直接挑战了帝国一统的政治威权。
士人除却对于秦帝国体制、合法性上进行异说讥议外，还对于帝国最高统治者――始皇帝进行道德品评与非议。在帝国统一大业的推进过程中，其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对于大梁人尉缭表现了相当的礼遇，不仅“从其计”，还“衣服饮食与缭同”，可谓“亢礼”。然则，作为士人尉缭的回应却是，“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而曾经被始皇帝施与重金寻觅仙人的侯生、卢生在任务难遂之时，即开始非议：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不仅如此，方术之士为逃避惩罚，还借用谶语对于希望“万世而不朽”的秦政权王朝予以诅咒。始皇三十二年之际，燕人卢生因人海求仙不得而还，遂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为破此谶，始皇帝“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六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又有言曰：“今年祖龙死。”
上述儒生、方术士人的“异说”、“讥议”亦或“黔首刻石”诸种言行，显现的是在大一统帝国体制之下，秦政权与士人之间出现的紧张状态。两者关系出现这一状态，除却个体因素之外，主要的在于双方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上的差异。在以儒者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秉承西周政治道德化的理念，“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伸，权力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暴力。这是他们关于政治的最根本观念，其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源于这一观念”。当士人秉承这一观念，并用之对新生帝国进行品评乃至批判的时候，权力却露出了另一面目。对于帝国政权而言，其“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目的是为了士人们能够认可且论证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与长久性，“兴太平”。“当由皇权苦心培植的承担教化功能的士人阶层开始成为皇权的反对派，当士人们开始通过控制舆论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时，皇权对于士人的礼遇亦或怀柔便不复存在”。因为对秦帝国来说，专制皇权的至上性、绝对性是不容分割和质疑的，“焚书坑儒”即是秦帝国在其威权受到挑战时所露出的权力的狰狞。
三、“焚书坑儒”：政治威权与士人道义关系的破裂
“焚书”与“坑儒”原本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焚书”由儒、法士人就分封与郡县两种体制的屡次争论所引发，是秦帝国针对“诸侯并作”与“法令出一”、“师今”与“学古”的矛盾分歧所采取的一种文化取向。在李斯“焚书论”主张中可以看到，其之所以采取如此的文化取向，是因为王朝欲以经书文学之士“兴太平”的政治实践遭遇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异议”与批判。这与统治者所期望达到的皇权一统，政令出一，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大相径庭。以军功、秩序、服从以及文化禁锢政策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面对这种“心非”“巷议”的社会“异议”与批判，武器的批判必将显露出对批判的武器的专横及专制，秦帝国将此局面归咎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于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即帝国建立初期企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补‘法’，以此‘兴太平’，倡文教的指导思想，迅速演变为对诸子之学、百家语义禁忌的文化专制政策。秦帝国在文化政策上又露出始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贯政策取向。”
“焚书”后一年的“坑儒”成为秦帝国爆发的又一个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果说“焚书”起于制度之争，针对的是儒生的以古非今的对帝国大一统政权不识时务的社会文化批判，而“坑儒”却直接起于方士诸生对于始皇帝的欺骗与非议，是始皇帝因对于方士诸生施与重金却遭遇背叛的一种惩戒，“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舐言以乱黔首。”遂“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焚书坑儒的结果不在于具体燔焚了多少诗书坑杀了多少诸子士人。因为就事实而论，历经焚书坑儒之祸后，诗书、儒生也并未就此绝迹于当朝。东汉王充就言：“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在笔者看来，“焚书坑儒”揭示的是秦帝国之初意欲实施的文化怀柔政策发生了转向。“焚书坑儒”并非有预谋的政治事件。翦伯赞先生认为，“秦代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对于古典文献，不分青红皂白，非秦者烧；对于知识分子，反秦者坑，他们曾经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几乎是全部的古典文献，征聘了七十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又召集了两千以上的诸生，要他们在皇家图书馆进行古典文献的复查工作。焚书坑儒并不是秦代政府预定的计划之执行，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由此可见，秦帝国政权对街谈巷议、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者所施行的“焚书坑儒”是与秦统一之初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极大差异的。它标志着秦帝国在统一全国后政治、文化取向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就将秦的文化专制主义施向全国，将帝国的专制、服从、秩序、等级、军功引进文化领域。帝国初始的文化怀柔政策被原西秦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文化禁锢所取代。宣告帝国初期企图以怀柔文化而“兴太平”，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取向的彻底破产。虽然保留了“非博士官所职……”但在全国焚书的高压下，这一权利形同虚设。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 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隋书·经籍志》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其实，在《汉书》和《隋书》里面，他们都讲到了杂家的学术宗旨，《汉书》说杂家的宗旨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说杂家之书均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解释，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曰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即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才是杂家的宗旨。根据司马迁著作《史记》之目的“通古今之变”，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服务于现实政治。《隋书》说杂家之书的主旨是“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其实也就是以史资政的“王治”精神。近人张琦翔也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先秦杂家之所以以“王治”作为融合百家思想的学术宗旨，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战国中期以后，天下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为了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形势及前所未有的政治需要，学术和文化上也形成了融合的潮流，黄老道家和杂家正是其显著的代表。因此，侯外庐先生说杂家“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笔者以为杂家以思想学术的“统一”应对政治的“统一”，这正是它们的“路数”；其次，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诸子之学皆为“道之一端”各有短长，从争鸣中都发现了各自学术上的不足，学术从分到合、主动或被动地融合，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其三，各学派及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让他们要设计出未来大一统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以利于统治，同时他们也想让本学派或自己的思想在未来国家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至于冯友兰先生认为的“放者为之”就是杂家的本质，并以此证明杂家“无所归心”就是没有主旨，笔者不敢苟同。其实，在《汉书》和《隋书》中所说的“荡者”和“放者”，是就那些浮学之辈，而不是真正的杂家，是班固、魏徵等对他们进行批判而言的。
当代一些学者，如任继愈、熊铁基、陈丽桂(台湾)等，将秦汉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称为“新道家”，他们认为以上两书不是没有思想主旨，而是认为它们的主旨是“道法”，并从汉代高诱的《吕》书注疏起。笔者以为，混淆杂家和道家为一的历史根源，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述和《隋书，经籍志》对杂家的界定中，《汉书》说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椋?磺??囊妫?似渌?ひ病＜胺耪呶???蛴??ダ裱В?嫫?室澹?欢廊吻逍榭梢晕?巍
《隋书》也说杂家：“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宗旨上，似乎《隋书》的杂家在向《汉书》的道家看齐，而《汉书》说杂家是“出于议宫”，《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的学术渊源上好像是矛盾了。笔者以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诸子百家皆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新芽和硕果，按班固的说法，诸子“九流十家”似乎都能对应周代的一种官职，实际上无论是“史官”也好，“议官”也好，他们都是周之文官，都传承“礼乐”文化并予以批判创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太炎、刘师培宣扬“诸子出于王官论”和“九流学术皆源于史”，一时之间众多治诸子学的学者多从其说。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以同名撰文论证“以为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在学术渊源的论述上，班固可能失之于极端，章、刘、胡等人可能失之于偏颇。杂家和黄老道家既源于“礼乐”文化，在学术宗旨上也有着“救世之弊”的考量。杂家在学术宗旨上和黄老道家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无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中，还是《汉书·艺文志》的补述里，黄老道家和杂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二 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百家后学的发展有两个主题，一是由“争鸣”走向融合，一是从理论的阐述到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因此，各家在理论方法上亦表现出汲取他家思想和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李泽厚说：“自战国晚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抗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鹞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这种思想学术的综合是学术思想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存在着多种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比如儒家的《礼记》与《易传》，弥合了儒家后学中“主内派”(注重“仁”的品德的修养)与“主外派”(注重“礼”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纷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鬼谷子》、《墨经》等可以归为这一类；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是其代表，黄老道家的《文子》、《黄老帛书》等著作可资证明。而比黄老道家更为晚出并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则是先秦杂家。吕思勉先生将杂家称为“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
百家后学在战国中期之后都有向关注现实政治方面转化的倾向，转变最大的可能要算先秦道家了，先秦道家从“绝圣弃智”、“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慢慢转化为“无为而无不为”、以“道法”为主“君人南面”的黄老之学。因此，高正说：“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殿军。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黄老帛书正是为曾经有资格与秦并称东西帝的田齐来制造统一天下理论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激发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原因之一呢。”
有学者认为，黄老道家是先秦子学向汉代学术转换，知识与思想转换的主要载体，并且将杂家《吕氏春秋》和汉初《淮南子》均作为道家作品的经典。笔者认为，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它们都汲取了百家的思想，在秦汉之际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它们都充当了知识与思想的主要载体。我们将《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理论方法的论述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论六家之要旨”中有关道家的比较，也许可以发现引起混淆的最初根源。“论六家之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学界公论《汉书》、《隋书》、《史记》中所言“道家”皆为黄老道家，并非先秦原始道家。三书中，《汉书》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隋书》在界定杂家之时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而《史记》在阐述道家之语中则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言辞略有不同，但意思一致。这说明杂家和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都企图兼采诸子、融合百家。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方法上的相似性，就是历代学者将杂家认作是“折衷”、“调和”、“综合”以及将杂家著作与黄老道家著作混淆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杂家与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的，杂家不仅汲取了黄老的思想，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黄老的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黄老道家是以“道、法”为主的思想体系，关于杂家则争议很大，实际上在理论方法上杂家真的是“学无所主”，对百家思想只是按照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去汲取。但黄老道家的产生比杂家早，先秦杂家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最早不会早于战国中期。金德建先生认为：“尸佼年代较早，开创杂家学派。《广泽篇》的说明宗旨，树义如此明确；足为后来的杂家视为准则。”战国齐之稷下学宫为黄老重镇，其对先秦杂家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 先秦杂家的思想体系
先秦杂家思想是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成的，要容纳如此庞杂的思想内容，不建立庞大的思想框架是不可能的。杂家诸子中，从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缭子》，都试图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尽数囊括。那么，杂家是怎么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呢?
笔者以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这从《管子》、《吕氏春秋》和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本身是否具有系统性呢，如果有的话，其本身的系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本来就是中国先秦时期两种系统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葛瑞汉把这叫着关联思维。他说：“中国传统上从未发现关联体系建构的替代物，关联体系建构使中世纪与后伽利略科学(post-galilean science)区别开来。因果思维替代关联思维的偶然的插曲后期墨家像西方前现代的插曲一样稍纵即逝”关联思维是一种联想性的不能以科学验证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幻想，一般产生并盛行于科学和思维均不发达的古代，例如中国近代以前和西方的中世纪及其以前都是以关联思维为主，而因果思维是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它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关联思维方式。“阴”、“阳”、“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原来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但是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性质的对立、相生与相克等等关系的组合，人为地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系统，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就形成了阴阳五行关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天、地、人”一体也是一种系统的关联维方式，天、地、人在自然界中原本只有物质上的联系，在哲学上也只有自然规律上的联系，先秦思想家们用关联的思维方式将其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体系。天、地、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天和地相配“化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宇宙论方面的三位一体；天和人相配，人效法天道以从事(事就是人事政治，属于地道方面的)，形成“天人感应”的思想，也是三位一体的。这在道家、杂家及诸子一些学派的思想中屡见不鲜。因此，“天、地、人”的观念与‘阴阳’、‘气’、‘道’等一样是中国民族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共同观念，……是整个中国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显示出浓厚的东方独具的系统精神。
那么，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如何被先秦杂家用来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呢?在此，仅以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为例予以阐述。吕艺先生在其《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一文指出，吕书是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他说吕书的总体结构：“(根)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纽，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十二纪按‘天日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从而使吕书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很有系统性。洪家义先生撰《论(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文，他说：“《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建构起来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顶，阴阳、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结合，构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前者体现了篇章的整齐部勒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等篇中。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因此，牟钟鉴先生说：“《吕氏春秋》确实能够自立体系，自成一家”《吕》书在编排结构上有两大特色：一是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事先定好门类、子目，这种有主编、统一计划、统一体例而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思想史的首部；二是处处构成体系，具系统性完整性。
四 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及学术的传承
根据《汉书·艺文志》杂家之属所列著作，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共有七种，包括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种为汉代著作，最显名的就是《淮南子》。而在《隋书，经籍志》里，共录有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3部，即《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都已佚失，先秦杂家也不例外。目前所能见到比较完整的就是《吕氏春秋》了，杂家《尉缭子》、《尸子》只是后世学者辑佚的残篇断章，或者是发现的一些残简可资研究了。这几本著作的学派归属，目前在学术界虽然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将其归为杂家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从上文所述杂家的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特征等去分析，它们是具有杂家的共性的。
除此之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笔者还经过考证认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鹞冠子》和汉代的《淮南子》按照笔者以上对杂家新的界定，都应该是属于先秦杂家的著作(考证略去)。而且笔者的考证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专家大学者的论断不谋而合。例如：吕思勉先生说：“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于无意中之杂家。”牟钟鉴先生认为，先秦杂家的发展演变又一个历史的线索，而且，先秦杂家和汉代杂家从《管子》、《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一个传承的线索，在这里笔者引述其原文，并深表赞同：
第一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既有齐国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又集合了各诸侯国众多人材，成为全国性学术中心。于是形成《管子》一书，其作者非一人，其内容极广博。有对老庄哲学的“道”与“无为”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重法任刑的说明，有阴阳家的四时与五行相配的思想。书的编纂者欲将儒、法、道、阴阳几家学说相结合的企图是明白无疑的。由于成书不在一时，又无权威学者主持，且是初次尝试，造成《管子》一书的驳杂。
第二次在战国末年的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夕，吕不韦招揽各国学者，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于是产生出《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博采诸子之长，兼有道、儒、阴阳、法、墨各家思想。作者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就是要全面总结先秦百家之学，造就统一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刘安好文学之士，招收各地学者数千人，形成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出现。
以上三部分都是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总形势，努力推动文化走向统一。三部书都可称之为综合家著作，它们对先秦文化的总结，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条理。如果说《管子》一书内容较为散乱(当然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吕氏春秋》就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体系，《淮南子》作了进一步的精雕细刻。三者一个继承一个，都有保存先秦文化之功。
秦腔传习交流要做的工作很多,不仅要传承交流秦腔的技艺绝活,更要传承交流秦腔的诸多流派,因为秦腔的流派中自然包含着秦腔的技艺和绝活,更包含着秦腔的文化及其内在精神。我认为:作为中国戏曲梆子腔鼻祖的秦腔,也和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剧种一样有着自己的流派。我对戏曲表演流派的认定依据这样五个标准:一是该流派创始人是否为广大观众熟知和推崇;二是该流派创始人的表演及唱念风格是否鲜明、独特和自成一体;三是该流派的代表剧目是否深入人心和广为流传;四是该流派代表剧目和演唱风格是否为后辈所效仿和传承;五是在表演艺术上有成体系的理论总结文章或专著。如果在这五个方面都能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流派就已形成了。
据此而论,秦腔的流派在目前不但有而且异彩纷呈,为人称道。远的不说,仅目前从陕西流传开来的就有:刘毓中创立的“刘派”,李正敏创立的“敏腔”, 苏育民创立的“苏派”,任哲中创立的“任派”,袁克勤创立的“袁派”,张健民创立的“张派”,萧若兰创立的“萧派”,肖玉玲创立的“肖派”,马友仙创立的“马派”,阎振俗创立的“阎派”,马兰鱼创立的“马派”,郭明霞创立的“郭派”,余巧云创立的“余派”,等等,都为观众所熟知和喜爱。这些流派,有的表现出豪壮、宏阔的阳刚之美,有的表现出温文、优雅的阴柔之妙;有的表现出粗犷、雄浑的气势,有的表现出细腻、典雅的特点;有的庄重、深沉,有的诙谐、幽默。诸如此类,均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滋养和传承着古老的秦腔文化,使秦腔在艺术百花园中风采卓异,魅力永存。
秦腔流派目前发展得比较兴旺、理论体系比较完备、风格比较鲜明且为观众和学术界公认的,首推刘毓中的“刘派”。“刘派”代表剧目众多,主要有:《拆书》《杀驿》《二启箭》《春秋笔》《走雪》《周文送女》《破宁国》《逃国》《大报仇》《闯宫》《忠义侠》《四进士》《法门寺》《盗宗卷》《关汉卿》《闯宫抱斗》《清风亭》《孝子弑亲》《斩马谡》《赤壁鏖兵》《三回头》《烙碗计》《卖画劈门》等。“刘派”门下弟子众多,佼佼者有:乔新贤、杨天易、王保易、刘养民、王君秋、惠坤华、郭葆华、桑梓、任炳汉、冯永安、王宏义、梁安健、王战毅、王战锋、桑良等,多集中在西安易俗社、三意社和尚友社,外县和外省市的剧团也有不少,可以说至少传承了四五代演员。“刘派”的理论研究性文章也为数不少,仅其传承人王保易撰写的文章就有:《刘毓中先生谈秦腔须生基本功》(《陕西戏剧》1959年第12期,1960年第1期)、《刘毓中谈秦腔改革》(《陕西戏剧》1980年第三期)、《博采众长熔一炉――刘毓中舞台生活纪事》(《西安晚报》1981年12月)、《衰派老生中一绝――刘毓中舞台生活纪事》(《西安日报》1982年12月)、《粉墨春秋七十年――记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刘毓中艺术生涯》(《陕西戏曲》1982年第4期)等。
“刘派”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兴旺,与其弟子们在实践中不断传承,在理论上不断总结有很大关系。像“刘派”弟子王保易,自小拜刘毓中学艺,继承了“刘派”的许多拿手戏;后来又搞编导、评论、艺术教育和文化管理,在实践中自觉地传承着“刘派”艺术,成为“刘派”的真谛传人。同时还有“刘派”真谛传人王君秋、刘养民等,也都是集演员、编导和艺术管理于一身的大家,他们长期在舞台上展示“刘派”神韵,在导演上传承“刘派”技艺,使“刘派”艺术不断得到发展而成为体系比较完备的秦腔流派。这是很值得我们肯定和称道的。
秦腔流派的发展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即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刚刚出现的流派,未能得到有力的传承而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影响,有的成为昙花一现,有的传不过两三代便销声匿迹。像李正敏的“敏腔”,传至杨凤兰,后继无人;萧若兰的“萧派”,传至王荣华、李淑芳,再未扩展;苏育民的“苏派”,传至陈西秦、张涛,也未产生更大影响;肖玉玲的“肖派”,传到侯红琴,也未见有更大的发展;阎振俗的“阎派”,传至乔慷慨、徐松林,也未再有进一步扩大;袁克勤的“袁派”,在社会上虽有不少效仿者,而在专业剧团却没有更多的继承人。还有像李瑞芳、孟遏云、杨金凤、焦晓春、余巧云、郭明霞、刘育平、陈妙华、李爱琴、王玉琴、马兰鱼、郝彩凤、刘茹慧、全巧民等,都堪称一代表演大家,都有着鲜明的演唱风格,但是却因有的已脱离舞台被观众所淡忘,有的虽仍活跃于舞台但仅限于个人的演唱,其风格均未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其他的像王天民、张健民、何振中、阎国斌、李可易等,都是享誉西北的秦腔名流,而最终也都是人亡艺绝,流派随之淹没。上述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以致被人误以为秦腔无流派,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秦腔的流派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及时发现、深入研究、认真总结和努力传扬而已。为了振兴秦腔,光大秦腔的艺术魅力,我认为必须从以下方面发扬光大秦腔流派:
一是要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在实践上进行有效推广。历代秦腔艺术家用毕生心血创造了观众公认的诸多表演流派,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应该从实践上好好探索,从理论上好好总结,使之发扬光大。秦腔“刘派”艺术之所以能传承四五代演员,就是因为有像王保易、王君秋、刘养民这样的有文化、有思想、有学识、不保守的艺术家在导、表演等方面自觉地做着继承发展的工作。
我国不少博物馆藏有秦印，古铜印谱著录秦印者亦多，它们中除少数出土品外，均是历代收藏家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虽然秦印很早就进入古印收藏家的视线，但学界对秦印的认识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清中期以前的古铜印谱，从未有人把秦印与其他印章分开，直到清朝末年，大收藏家陈介祺编辑的《十钟山房印举》，才有一名为《周秦印》的栏目，收进一批有别于战国私玺和典型汉私印的印章，陈氏认定它们比古玺晚，比汉印早，虽不敢直接称之为秦私印，然其断代，无疑是古印研究的一大突破。概括秦私印特征的第一人是罗振玉，罗氏在《赫连泉馆古印存》自序中说：“秦人印大小同于周，有半方印，皆白文，刻划以成之，其书体与传世权量铭同。”此说虽只谈及半方印，但其对部分秦私印形态、篆刻手法、文字特征的认知，却是相当准确的。
陈、罗二氏对秦印的认识还仅限于秦私印，多年以后，罗福颐先生才尝试秦汉宫印的断代，并首次区分出部分秦官印。他在《古玺印概论》中说：“据所见之秦官印，皆凿款白文。一般约2～3厘米见方，有的略长一些，也有2厘米见方的，可见当时的官印制度不很严格。秦印文字有自然风趣，整齐而不呆板，有类秦权量、诏版的书法。方印多加田字格，半通印(长方印)多加日字格。”并在该书收录了秦官印7种。20世纪80年代先生在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时从数以千计的秦汉官印中摘选出43方定为秦官印，并在卷首按语中说：“左官印四十三方，从其具有田字格。并多凿印为标识，故定为秦。虽未必全当，殆可得其大半。”在印谱中，把秦官印与汉官印明确区分此是第一次，而罗先生指出秦官印有田字格，刻凿，印文类秦权量文字，风格自然风趣等，在当时是对秦官印特征最全面的概括，对后人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近年，秦官印研究有突破性的发展。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的王人聪先生《秦官印考述》，文章对传世秦官印实物及印谱中著录的秦官印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以考证的六十五方秦官印为据，对秦官印特征进行了新的更为全面的概括。1995～1996年陕西西安北郊相家巷陆续出土4000余枚秦官印封泥，数量多，所涉及的秦代官署也相当广泛，它的出土及陆续发表，为秦官印提供了一大批绝好的标准品，人们对秦官印的认识就更加清晰了，过去一大批施田字格的官印，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只好放入汉初印中，现在看来，其中绝大部分也应是秦官印。
关键词：李殿元；“成都”得名；学术争鸣
1980年，任乃强先生读到温少峰先生的《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后，忍不住提笔撰写了《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均见《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近日，我读到好友、著名巴蜀文化学者李殿元先生关于新解“成都”得名的系列文章后，也忍不住要效仿先贤，为他的新论点个“赞”。
李殿元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以自己对故乡深厚情感和文史作者的深厚功力，连续著文，先后发表在《成都大学学报》《文史杂志》《兰台世界》《成都晚报》《成都理工大学学报》上，并在成都文化馆“成都故事・百家谈”举行讲座，对“成都”这个名称的来历提出了全新的认识。
“成都”这个名称究竟是因何而来的？古今学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据李殿元教授说，他是发现宋人乐史解释“成都”之名的引文错误，按六画在《说文解字》中找不到“成”字，必须是七画，发现“成”字在古代的释义与今天有差异后，下决心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
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他在《太平寰宇记》中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种说法是古籍中仅有对“成都”二字由来原因的解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乐史的说法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成都”不是“汉旧县”；第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王“逾梁山”，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如此，乐史的引证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结论又怎么能够成立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活跃，对“成都”得名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前，“成都”本不是对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远在有成都这个城市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者说有这个词了。
综观“成都”得名的诸种见解，李殿元教授认为，作者们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些见解所使用的资料都不是很可靠，或是言及之事与“成都”无关，或是后人对前人说法的推测分析，还有就是想当然的猜测。这其中固然也有难以廓清的原因――毕竟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太久远了；而且，因为种种缘故，它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被中原文化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李殿元教授认为，“成都”得名不是在秦灭蜀之前而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史记》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之后置郡县，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推行秦文化，结束了割据状态。“成都”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征服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必然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这就需要城垣了，所以秦征服古蜀国后，不仅新设立了成都县，还开始了新建城市，“成都县”和“成都城”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才有的。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成都县并令“（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张仪修成都城时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因应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这就间接证明，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成都”一名的。
李殿元教授进一步阐述，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禁用了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若干古蜀文化因素的文字或字音，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所以，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是以秦文化因素为主要表征的。
“成都”这个名称的“都”字很好理解，就是大的邑，即城市。而“成”字则是这个名称的关键，它体现的应该是秦文化也就是后来的中原文化的代言人的心理认同，是征服者心理满足的直接表现。“成”字的含义较多，权威的《辞源》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其中有“平服、平定”之义。根据《甲骨文字典》《象形字典》，“成”字的来源和含义是：甲骨文“成”字是由戍、大刀、战具和囗、城邑所组成，戍在城上，表示武力征服。古代的“成”字不是六画而是七画，是由“丁”和“戈”组成的，表示军事的意思很明显。“成”字作为动词的本义，一是武力征服，称霸一方；二是停战和解，媾和；三是调和，调解；四是结束，实现，达到。这样看来，“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征服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大有关系，总之“成都”一名体现了秦对古蜀军事战略的最终成果。
有统一天下之志的秦国为什么在它的统一活动中首先用兵古蜀？《史记》《战国策》和《华阳国志》中都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秦国的这一军事战略在占领蜀和巴之后是得到了实现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七年，封子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所以，秦征服古蜀以及在征服后所采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甚至包括修建都江堰，也是为了“行舟”，“有余”才“溉浸”，都主要是为其军事战略而服务的。那么，他们所建造的作为他们在蜀地统治中心的城市和为这个城市的取名，又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的意义在其中呢？要说“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这恰恰符合征服者――秦国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成都”这个名称在战国后期也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大量出现并在兵器、竹简上留下了实物证据。
总之，我认为李殿元教授关于“成都”得名的见解颇有新意，可备一说，有推动学术争鸣、学术进步之功，值得为之点“赞”！
附李殿元教授“成都”得名研究之五论：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文史杂志》2014年第5期；
《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三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
《从“郫”、“临邛”之名证“成都”得名――四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兰台世界》2015年第2期；
《“成都”这个名到底怎么来的？（上）》，《成都晚报》2015年9月25日；
《“成都”这个名到底怎么来的？（下）》，《成都晚报》2015年10月9日；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是秦腔艺术的盛会，是首届秦腔艺术节的继续和发展，是全国瞩目的高规格、高水平、大规模的部级区域性盛会。它以党的十六大为契机，以“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指导，以“创新、繁荣、协作、发展”为宗旨，以“精品荟萃，奖掖新人”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几年来西北五省(区)戏剧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取得的优秀成果，热情歌颂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北人民团结奋进、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这次秦腔艺术节共演出剧目31台，其中参赛剧目25台，祝贺演出3台，晚会3台。在25台参赛剧目中，有13台大戏，12台折子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精彩表演、优美唱腔，充分展示出了秦腔和西北地方剧种的无穷魅力和戏曲艺术广阔的发展前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呈现出精品荟萃、新人辈出的良好态势。
纵观此次秦腔艺术节，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突出地域特色
第二届秦腔艺术节期间，演出的大型剧目13台，除2台新编历史戏《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一台改编剧目《王宝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一台移植剧目《金龙与蜉游》(新疆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一台传统剧目《穆桂英大破洪洲》(兰州市秦剧团)外，其余均为现代戏。这些现代戏的剧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沉入生命，认真思索，密切关注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一批当代生活的典型人物。《思源》、《黄花情》、《大棚情缘》、《郭秀明》、《湟水情》、《天山民警赵新民》、《无声的祁连》、《塞上南国人》等剧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出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西北人民的情感、气质，体现出西北地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达出西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时代的理解，对观众审美需求的理解。《思源》(甘肃省秦剧团)，真实感人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紧紧抓住人物命运和情感，揭示人物之间感情矛盾的冲撞，塑造了田玉洁这样一个当代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从追求幸福到“富而思源”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人物。《大棚情缘》(宁夏青铜峡市文工团)是一幅明快的宁夏回族田园风俗画，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一切情感的发展和纠葛都从戏剧化情节中表现出来。风格庄重而不失机趣，伤情处，催人泪下；戏谑处，令人开怀，极具艺术魅力。《郭秀明》(西安易俗社)以陕西农村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情节真实生动，催人泪下。《湟水情》(青海省西宁市秦剧团)以家乡情、西部情为主线，贯穿以母子情、夫妻情、父母情、公德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它鲜明的青海地域特征，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天山民警赵新民》(乌鲁木齐秦剧团)则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的不凡形象。
值得提出的是，《郭秀明》和《天山民警赵新民》，两台剧目都是以真人实事为原型创作的，但剧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事件的提炼、对情节的处理，都是按戏剧本体要求处理，真实而感人、生动而可信、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在传统戏改编和新编历史剧方面，剧作家们也都立足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积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改编剧目《王宝钏》，本是典出长安、始于秦声的经典剧目，剧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审视传统，推陈出新，重构精典，精彩地演绎了王宝钏的传奇故事。而《敦煌魂》(甘肃省陇剧院)、《茸宝记》(兰州市秦剧团)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目光聚焦在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敦煌魂》把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精华的壮丽行动融会在人物的感情交流和冲撞之中，融化在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融化在人物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之中，给人以震撼和冲击。《茸宝记》第一次把敦煌壁画故事本体呈现在秦腔舞台上，第一次把创作的目光深入到敦煌文化本身之中，延续了壁画故事的原始生动性，将世界艺术珍品敦煌壁画与地方特色的秦腔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继承戏曲传统，致力开拓创新
秦腔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很有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秦腔又是一个覆盖地域广阔、观众人数众多、至今在民间和舞台上演出活跃的剧种，继承、发扬和开拓、创新秦腔艺术体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体现了发展文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这次秦腔艺术节的最大收获是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表演、音乐与舞美，还是程式的运用，都具有在戏剧本体规律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折子戏和小戏，是历代众多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珍品，是最能体现戏曲艺术(包括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在内)优秀传统和艺术精华的形式之一。这次艺术节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几乎每一台折子戏，都显示出演员们不俗的艺术功力，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唱、念、做、打，把戏曲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细心的观众，则发现在熟悉的剧情和唱段中，演员们又增添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增添了对人物情感发展脉络和情感变化层次的把握，使传统的折子戏在基本功扎实、表演规范中又平添了几分现代的感情信息。
在秦腔艺术节上，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诠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宝钏》。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五位著名演员联袂主演的新编秦腔古装戏《王宝钏》，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感受。近乎完满的舞台呈现，人物性格的精心刻画，唱腔、音乐的优美和创新，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站在当今时代观众的角度上，赋予这个戏以新时代的美感，力求表现出一个新的王宝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个戏的改编为经典作品的改编演出提供了经验。
在新创剧目中，《茸宝记》在继承传统运用程式上是比较成功的，如传统的翎子功对人物刻画中，在体现舞台整体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感情中，运用得很精练、优美，没有多余的一笔，没有刻意的炫耀。《金龙与蜉游》在运用程式和传统技巧上也很见功力，把人物性格刻画与程式、技巧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原作在二度创作中更加秦腔化。
戏曲程式是现实生活的戏曲化表现，是从生活中提炼和舞台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化的创造。这次参演的许多剧目中，有许多表演，堪称精彩，可以列入程式范畴，是创作剧目在表演上的创新成果。《思源》中的“婆姨舞”，在纳鞋底的动作中，显示出世故人情，显示出人物的情感取向和人心向背。《敦煌魂》中的“水袖舞”，既表现了黄沙滚浪，又充满情绪，是很戏曲化的表现形式。《大棚情缘》中的“抬担舞”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舞蹈中突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极具戏剧化色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梅花朵朵争艳，蓓蕾竞相吐蕊
在参加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演员队伍中，有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演员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演员和获得西北五省区各省不同奖项的演员，他们精湛的技艺，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唱腔，字正腔圆的念白，精妙无比的做功，共同构成了金城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宝钏》由于有李梅、李娟两朵梅花的强强联合，老戏新唱，不仅使现代观众品味到了古老秦腔“吼一声乱弹寸断肠”的韵味，而且给人以秀媚婉转、缠绵悱恻的感觉，加上她们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该剧更具神韵。《思源》中“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谭建勋同台演出，一黑一白，风趣幽默。窦凤琴的表演庄重而温情，明丽而坚定；谭建勋的表演夸张而自然，忘形而富有生命，他们俩共同把“富而思源”的主题演绎得强烈生动、风情万种。《敦煌魂》的主演雷通霞，是陇原大地绽放的又一朵梅花，她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明亮嗓音和精彩表演，把战争难以消亡文化的主题表现得悲悲切切，壮壮烈烈。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上，云集了西北五省一批优秀演员，王瑛、熊小玲、张涛、刘青、李小军、白凤英、任炳汉、穆小鹏、王建军、边霄、鲁小忠、张晓琴、王景旗、佟红梅，他们以各自的俏丽和风情，绽放于秦腔艺术舞台，使秦腔艺术的百花园更加春光无限。
四、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动力支持
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又一收获是“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和三次剧目评议会的隆重召开。它们使研究与探讨、批评与争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秦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来自北京和中国剧协的专家学者、西北五省(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各参演团领导、主创人员等百余人参加了“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与地方戏、与戏剧有关的文艺美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同时涉及文化产业及网络传媒、形态学等新兴学科，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态势。
“西部地方戏发展论坛”被认为是支撑西部戏剧事业发展的一个支点和有极高魅力的文化品牌，它的召开将有利于西部文化与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次论坛收到的论文，从数量、涉及学科之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充分显示了西北地区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和广阔前景，为今后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持和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