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者都默认效率价值观一直以来，对于行政学的价值取向问题都会掀起众多理论学者和专家的激烈讨论。一些专家认为，公共行政的实质就是民主行政，其价值就是公共利益与社会正义。公共行政同商业管理在实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性。管理主义的主要观点涵盖了以下内容:公共行政不是民主政治机制的因素，政治同行政有着天然的差异。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取向是经济、科学和理性;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思想和方法在公共部门管理中也显得非常高效。我们从这些理论学说中可以充分看出，常规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是经济和效率，而全新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全新的公共管理价值观是经济与效能，全新的公共服务价值观是民主与公民权。因此，全新的公共管理价值观是经济与效率;全新的公共服务注重公共行政对于民主政治的回应，觉得公共行政必须属于一种民主治理，政府使用服务行政来更好地符合和达到社会公平目的，批判全新公共管理对于管理主义的推崇性。即使公共服务更加注重对于行政的民主和社会公平的意义，其自身并没有彻底摒弃管理主义所向往的目的和意义，也主要是在批判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模式。
(二)全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公共管理所提出的全新管理手段和措施在明确公私部门没有存在实质差异的前提之下，全新公共管理逐渐开始应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工作效率。全新公共服务不是反对效率价值，其仅仅是在批评公共管理、否认公私部门实质差异性的基础上，逐步开始承认全新公共管理中提升效率的一些技术和创新性方法，譬如人事管理中使用短期雇佣替代公务员终身制，采用科学合理的招聘程序，建立逐层划分工资的绩效制度，加强结果的灵活操作性等相关的内容。
(三)全新公共管理中蕴含的服务理念通常来看，全新公共管理与全新公共服务分属于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本研究对二者进行具体的研究后发现，全新公共管理存在以下几种性质:首先是全新公共管理落实了工具主义的理念，主要使用经济学理论与市场竞争规则，在严格的制度与程序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其次是全新公共管理中弱化了公共权力，使其逐步向社会分化;最后是新公共管理培养了社会自治力量，行政开始从客体向中心演变。全新公共管理主要是缩减政府规模，降低不必要的规制，让政府管理从大量繁杂的公共事务中得到解脱;使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竞争，以期提升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在整个过程中都会让社会组织等相关人群开始主动提高自治能力，而社会自治力量的演变也在这一方面显示出服务理念的提升。因此，新公共管理同新公共服务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点。
二、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一)公共行政的回应目标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主体是顾客，将普通群众视为顾客，同之前的公共行政相对比，更加注重普通大众的地位和价值。新公共管理提出政府的行为必须要向企业学习，最大限度将政策建设成顾客可以从中自由的选取，可以让顾客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和检查。然而，顾客本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全新公共管理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从政治领域逐步纳入到市场中，但是，从新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虑，把普通大众作为顾客，同时从经济学方面来研究政治问题，其实就是注重顾客的短期盈利。因此，全新公共服务通常从反面出发，以尊重公民的权力为基准，将人民看成存在相同利益的群体。所以，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在认识回应目的特点上存在差异，使得其中存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通常前者针对顾客选取爱好的回应，借助的是企业家精神，公民仍处在客体的地位;新公共服务强调普通大众应该参加到行政中、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群体，让公共行政成为一种非常民主的治理模式。
(二)追求利益的差异新公共服务主要注重多元化治理，任何公民与团体都可以协同管理公共事务，相对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同机构组织以及公民共同找寻代表公众的利益，同时为实现这些利益而努力。从新公共服务对于行政规范性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政府的目的与企业的目的存在较大的出入，政府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手段和保障，必须保证公共利益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让公共问题的处理方案与产生过程都能够较好地满足正义、公正以及公平的标准和准则。而新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市场的方法处理政府遇到的困难，若将政府比作是企业，则是借助企业的精神和理念来控制公务员的行为，在容纳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的同时，也相应地汲取了私人部门的价值观念。所以，从二者的利益来分析，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一边是新公共管理不承认存在公共利益，另一边则是公共管理同公共利益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三)理论思维取向上的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管理手段与经济研究角度都是为了改善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与呆板的形象，以更加有效与灵活的形象面对普通大众。所以，全新公共管理主要以理性为改革准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集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与方法等方面，通过理性的手段实现公共管理的效率。而新公共服务延续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社会公平”等价值观，关注公民的权利。如某位学者所说，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追求回应性的提升与公民信任度的加强，将公民参与政府管理视为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公民会积极注重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协助公民提升整个过程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新公共服务关注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将公共利益放置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职能必须从控制管理转到服务，让全新公共服务理论基础更加具有群众基础，所以是以民主为主要的改革形式。
(四)价值取向差异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存在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取向不同。新公共管理关注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和效率。在效率价值的引导之下，新公共管理将政府的服务对象视为顾客，在管理上可以良好地使用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表现出绩效与结果。目前，顾客服务与绩效衡量等相关思想理念逐渐成为公共行政用语的构成因素。新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对新公共管理等主要以经济理论与自我利益为主导模式的深思;从价值取向来看，新公共服务注重的主要价值是社会公平、回应性等相关内容;新公共服务注重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关注公民参与以及公共责任制等内容。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新公共服务体现了行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民主价值取向。
三、结语
【内容提要】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 正 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 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世代，兴盛于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大范围且影响力很深远的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着眼于建立高效、优质的政府，倡导政府功能定位和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服务理念应用到公共管理部门，这项运动促使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会计进行改革，能够有效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将政府的财务情况更全面地反映给公众，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政府财务风险，使得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监督国有财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效率、效益和质量结果，包括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相互竞争的环境、重新设定生产力目标；增强国家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及合理利用能力，有效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分权经营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分级制的组织机构，使得资源分配和服务提供决策更贴近基层，并为客户和其他利益机构的意见反馈提供更多的空间；通过灵活的分析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来反映政府管理的成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引导下，政府将能够更加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环境变化、利益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是官僚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对旧的管理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即“理性人”和“私人管理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假设前提。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所有活动于市场的人都是“理性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意味着政府放权给“无形的手”，政府的职能从“划桨”转变成“掌舵”，并将政府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新公共管理理论借鉴了许多先进私营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尽管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但是有些先进的管理方法是通用的。如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放、目标管理等好的管理方法都能完全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新公共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遭遇到了质疑，但是它也在不断被证明将是行政管理发展改革的目标。它通过推进改革管理的多元化，为政府做出公共选择提供了向导。因此，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需要政府会计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政府职能需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市场化政府”“政府”，这就需要政府会计进行深入改革，把国有产权管理职能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分开，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大社会公众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提高和均衡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第二，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务公开的需要。随着国家出台各种政务公开政策，这就要求政府公开政务信息和公共部门账户，为了使公众得到重要的基础性数据，就要求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更加全面地核算和披露政府资产、负债资产等相关信息。第三，提升政府绩效需要政府会计的支撑。政府绩效是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所体现的管理能力，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政府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但是政府绩效的评估是一件不易的事，目前的收付制核算基础很难对政府绩效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这就要求提升政府会计评估体系。
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政府会计改革，Ferejohn（1999）构建了财政透明度分析框架。他认为政治家的徇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而减少。王满仓等（2005）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财政透明度的内涵，认为财政透明化是提高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于政府治理效率的改善有着积极性影响。程晓佳（2004）分析了IMF颁布的《财政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并分析了它对我国政府会计范围、财务报告内容、政府会计基础、预算信息、会计要素、内部控制和审计的影响，得出建立政府会计准则体系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途径。B.J.Reed和JohnW.Swain（1996）指出，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政府会计、组织安排制是公共治理的根基。基于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李建发（2001）指出，政府会计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权责发生制代替收付实现制，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可先实行修正的现金制度，待条件成熟后过渡到权责发生制。2010年12月31日财政部下发了《2010年度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办法》的通知，要求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区试编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报告，明确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要素以及各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编制披露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信息的综合政府财务报告。AnderwLikierman（1998）指出：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较之前会有更多的机会关注投入产出，这样可以提高政府绩效，优化政府服务质量。TonyDale和GrahamScott、IanBal（l1997）指出，政府会计改革需要在一个政府会计框架和积极健康的环境下进行，这样引入权责发生制才有可能是成功的。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建立政府会计体系方面，陈继萍（2011）指出，我国的政府会计是“预算会计—财务会计”的双轨制系统，前者和后者的服务目标不同，应该各司其职，但在政府会计和公共管理的整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互为支持，将预算会计信息与财务会计信息有效整合，以满足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彭宇田（2012）指出，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会计改革，目前的会计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政府会计定位不准、财务报表体系落后等，所以，必须按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从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重新构建。基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方面，Zimmerman，J.L（1977）指出政府会计采取基金会计的形式而不是进行改革是因为作为理性的最大化者，影响基金会计选择程序的利益集团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和供给取决于他们受到的激励因素，并提供了一个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理论模型。Ingram（1984）指出，英国州政府的财务信息披露的数量取决于利益集团受到监督激励的大小，选民与政府官员的信息需求情况对州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更强。通过分析国内外政府会计改革的参考文献，最后决定从新公共管理视角进行研究。但总体上说，我国关于政府会计改革方面的文献数量不多，而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更是少之又少，且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平台。基于此，本文从新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建立相关可行的政府会计改革路径，为我国未来的政府会计改革的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三、我国现行政府会计缺陷分析
虽然我国一直在不断完善政府会计体系，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政府会计管理系统，而且我国目前的政府会计体系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如果不加紧建立政府会计改革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将阻碍政府职能的发挥，使社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目前本国政府会计存在的缺陷有：首先，现行的政府会计体系缺乏统一标准。现行的政府会计包括预算会计、事业会计和行政会计，但是这三个会计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并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和会计科目且各自的监督范围也不同，这就造就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次，政府的财务报告重点强调预算，不能完整反映整个政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披露的信息不完整，无法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也无法让公众了解政府绩效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再次，核算内容不够全面。政府接受公众所托，集中公众的资金，代表公众管理公共物品，分配公共资源，帮人民管理公共物品、国有资产、债务和所有权益。但是目前的政府会计核算的内容只能反映财政的收支情况，不能反映政府的负债情况，不利于公众对政府财政风险的了解和监督，这完全不能满足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开资金状况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最后，核算基础存在明显弊端。在政府现行的收付实现制下，政府会计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的负债状况，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由于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当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在这种记账基础下，财政支出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能反映那些当期虽已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部分，使政府的这部分债务成为“隐性债务”。而且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无法反映存量资产、无法对政府绩效和财政风险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这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无形的隐患和危机。
四、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的构建
（一）完善政府会计体系
由于我国的政府会计是预算与财务的双轨制系统，两者的服务目标不同，各司其职，但在公共管理的整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互为支持，需要将预算会计信息与财务会计信息有效整合，以满足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所以，必须按新公共管理的要求，从政府会计目标、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等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重新构建。我们认为应该从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主体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这三方面入手来构建以绩效评价为向导的政府会计体系。
1.确定政府会计目标。
目前本国政府会计的目标被定义得很明确，主要是提供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来源，并精确反映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为社会公众评估政府绩效提供依据。但目前政府会计信息的对象只有政府内部的管理人员，完全不满足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要求，即政府市场化。这就要求政府会计信息既要满足内部政府人员的决策需求还要满足外部相关利益者的需求。通过扩大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监督力度。政府会计的目标可以结合我国具体的政府会计环境，分为两方面：行为受托责任和报告受托责任，这样可以让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加客观地评估政府绩效和政府的执行效率。
2.确定政府会计主体。
目前政府会计主体模糊不清，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急需明确政府会计主体。本文将政府会计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其中记账主体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官员的信息需求，报告主体是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本文将记账主体分为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将报告主体分为单个报告主体和合并报告主体，这样可以明确政府责任和义务。
3.制定符合要求的政府会计准则。
为了保证政府会计改革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制定贴近我国具体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然而制定政府会计准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所以需要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基础上考虑公共财政等因素。我认为首先应该将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分为政府财务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且财务会计体系对外公开信息的工具是财务报表和合并报表，政府预算会计准则体系对外公开信息的工具是财务预算报告和汇总报表。但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之间如何钩稽，合并报表和汇总报告应该如何编制，数据应该如何计算，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才能建立符合标准的政府会计准则，并以准则为引导改革政府会计。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
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国际趋同的要求。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主要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与事业单位会计三个子系统组成，其主要目标是反映政府及其部门的预算收支情况，会计基础以收付实现制为主。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主要采用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会计总体上实行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缺乏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营业绩与成本、支出效率与效果等方面的财务会计信息，且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看，要在政府会计核算、合并财务报表和预算编制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入权责发生制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可有选择、有步骤地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结合的形式。为了稳步推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除了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会计体系，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如研发相关软件系统、加强预算监督、加强政府行政管理，还要培养相关的高级管理人才以保障权责发生制能顺利引入。
（三）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会计的最终产出，也是披露政府会计综合信息的载体。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环境的变化，我国现有的政府预、决算报告制度将难以满足各方面使用者的需要，建立更加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将是大势所趋。但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全面反映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政府的运行业绩、政府财务状况，所以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整体财务报告体系，提高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至关重要。（1）引入资本市场的第三方审计。为了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和有效监督、规范政府活动，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方面考虑应该引入资本市场的第三方审计。审计的种类可以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其中要求外部审计对政府会计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这样有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内部审计则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可以提高政府的职能执行效率。（2）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的质量令人担忧，无法反映政府的或有负债，而且最重要的是会导致利润虚增或虚减，无法防范财政风险。所以，必须重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规范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具体的做法是：第一，建议我国将财务报表改为财务报告。我国政府会计财务报告，一般称为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附表和报表说明书。而财务报告主要由会计报表、附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第二，增加政府审计报告，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综上所述，现行的政府会计无论是核算基础、政府报告制度、会计主体还是政府会计体系都存在很多缺陷，在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不能满足政府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政府职能转化的需要，所以必须进行政府会计改革。具体的途径是：第一步，完善政府会计体系；第二步，引入权责发生制；第三步，提高政府财政报告的信息质量。
五、结论
据此，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监管这些纳税人的钱，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地使用？如何评估政府的公共服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机构来进行公正、透明、负责的评判？在此过程之中，纳税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公民出钱，政府花钱，谁来监督政府花钱，这一整套机制如何理顺？问题的另一面恐怕也值得惊醒：不花钱的政府是不是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诚然，这一点完全不可能。任何政府都需要花钱。只是说这些钱来源于何处？如何花销？如何合理的分配？在政府财力达到一定的时候，政府是否还是需要从纳税人手中汲取大量资财？税收机制如何适时调整？这一点对于那些税收日益攀升的国家、地区和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对于穷人来说，税收与其关系不大；对于富人来说，税收也无非隔靴搔痒而已，因为其大部分收入是不会进入税收核算体制的。毕竟，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逃税、避税、减税。因此，税收盯住的和伤害的只能是中产阶级。显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是极为不合理之事。问题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调整？要回答政府如何以更少的钱来办更多的事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顾及以上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都涉及到政府收入问题。一旦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其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将发生多米诺式的反映。
第二，市场化（marketization）。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历史就是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与官僚制的逐步摒除同步演进的历史。问题只是在于，政府如何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手段来根除政府官僚体制的弊病？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运转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和操纵的企业纷纷以股份制、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私有化了。在这一意义上，私有化成为市场化的代名词。而此间需要警惕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个私有化。毕竟市场化本身并不就是私有化。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或者集体资产的流失。如何做到私有化的同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保殖增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宣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方面是私有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却是私有化对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不管怎么说，市场化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挑战和打击。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改革采用的主导观念是市场。其理论假设就是，公共机构如果像私人机构一样运转，势必发挥更为经济、更为效率的功能。撒切尔夫人非常偏好的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卡宁的著名观点就是，政府内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就是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他们希望最大化自己的事业。[2]
在私有化之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却是大力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与非政府的合作，表明政府开始向非政府组织由原来的不信任到信任、从彼此隔绝到合作共赢、从信息资源封锁到广泛接触开放的转变。无论如何，这对于政府组织来说，既可以吸取大量的知识智慧，也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投入到政府的发展中来。这本身就大大减轻了政府日益增长的压力，缓解了政府在诸多方面发展的危机。毫无疑问，对于政府组织而言，其充分放开手脚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广泛的合作，有助于形成一种既有利于政府自身发展，又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多赢格局。只是，问题同样会不断涌现。如何把握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界限？哪些问题可以合作？哪些问题不能合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原来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及相应的信息处理方式应该作何跟进？内部资料、公开资料这些如何适应转变？非政府组织如何能够最有效地为政府提高服务，而不是另有它图？换言之，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不仅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还要强调其实效。
不管是哪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其都会对传统的官僚体制和管制模式提出一些根本性的挑战。用市场战略来取代传统的命令－控制的官僚体制，它冲击的不仅是这个体制本身，而且是体制中的每一个从业人员。也就是说，市场化将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体制本身，而且是对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位公务人员进行根本性的洗脑。如果没有这些人员思想观念与实际行动的根本性转变，体制自身的演变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否则，就只能是徒有其名或者虚有其表而已。只有公务人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体制的良性变迁才有可能发生。更何况，晚近以来，人们对官僚的质疑声浪剧增。一方面，官僚被看成是寻求增加权力和一体化运作的利维坦；另一方面，官僚被看成是宫廷弄臣，是一系列不相协调、漏洞百出的部门的集合，最好就是蒙混过关，最坏就是自己愚弄自己。由于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数量日益增多、公众关心的问题的质量日益提高、立法和行政未能适应政策制定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共官僚自身的性质等原因，公共官僚的权力一直在稳健上升。[3]
第三，服务导向（serviceorientation）。市场化的推进自然会波及政府转型。市场化的进程使得服务意识、顾客理念等都被极大地放大了。因而相应的问题就是，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联系公民、回应公民、服务公民？生产率的改进和市场化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政府服务效能的转型。于是，“服务”的功能被极大地强化了。政府自身的转型表现在必须从传统意义上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存在的理念必须以市场、以公民、以诉求为中心。类似于市场上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一样。前者必须即时回应后者对服务的诉求，且必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水平、科技的进步状况、社会的文明程度等不断刷新这种服务，始终做到为后者提供良好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有主动提供与被动赋予之分。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政府主动向公众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诚然，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在传统官僚制之下，这种主动提供服务的水平往往都是低下的。毕竟管制型的社会缺乏这种服务的传统、动力与能量。
实际上，这恰是为什么近年来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一度走低的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政府机构公信力逐渐下降，政府面临着重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情形之下，一种要求政府主动回应社会和公民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政府是否具有较好的回应性被当作是一个事关政府是否有效运转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回应性也被列入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准之一。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其做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要么是提供数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服务选项，要么是训练政府人员正视选民市场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消费者需求的理念都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既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政府回应性增强的重要表现。回应性使得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由原来的彼此隔绝、甚至是彼此对立的情形更进一步地紧密相连在一起。
服务导向的政府，又被成为消费者化的政府（consumerizinggovernment）。这是改变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策略之一。试图促使政府对“顾客”更加友好，并在公共服务中制度化“服务顾客”的理念。在政府问题的市场化解读中，消费者的观念可能最为强烈。但是，“顾客”本身也有争议，这就是谁是顾客？在教育、社会福利、经济计划等项目中，顾客比较容易界定。可是，诸如被监禁的囚徒，他们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以及能否确保有一定的途径保证他们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此外，公众有受到诸如税务官、城市综合执法大队（简称城管）、交通警察（简称交警）等行政执法人员的公正对待，可是针对他们的处罚的看法和态度却总是难免导致不一致、不公正的质疑。
于是，简单地提服务顾客的想法，也就无法纳入良好服务的顾客范畴，更莫论全方位的、竞争性的服务。问题尚有，消费者化政府的伦理争议在于，是应当建议公共机构把公众当作消费者还是当作公民？如果仅仅作为消费者，仅仅是关注公众参与政府的经济和服务接收者的性质，这种关系实际上会更加复杂，也更具多面性。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消费者的角色，势必弱化以政治为基础的公民角色、模糊内蕴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公民资格等概念。毕竟，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者，会逐渐忽略公共机构的公共性质，因为它假设公民所希冀的无非是良好的公共服务、满意的公共消费，而没有公民的政治内涵。[4]如何平衡这既作为消费者，又不失公民身份与公民资格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看来确实是服务导向的政府理念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分权（decentralization）。既然服务导向已经成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主导观念，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公民和社会，政府必须不断增强其回应性。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对公民的需求做出迅速和高效的反映？在一个极权体制或者一个集权体制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服务导向的问题，因为在这些体制之下，公民的需求从来就不会被当局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自下而上的公民需求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与接纳，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在极权体制和集权体制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服务导向的问题，也就更不会因为服务导向而发生分权问题。
在民主政制发展的早期，这种服务导向发展的也不是特别明显，只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服务的理念由商业世界进军到政治领域，由不仅限于市场原则，而且也变为政治原则之后，服务导向才成为政治运转的法则之一，这才有了如何更好地服务，如何提高服务的水平问题。就新公共管理的分权来说，主要的做法无非有三：联邦制国家里权力在政府体系内部的转移，包括权力的横向分割和纵向放权。与此同时，责任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下层和基层将拥有更多的权力以自主开展工作。目的是让下层和基层拥有更大的权力、足够的动力以及充分的能力来回应公民的需求。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强调的分权仍然会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合理分权、有效授权的界限如何清晰界定？分权不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特征，它还具备一定的艺术特质，那么，如何合理把握分权和授权的艺术问题，也就成为分权与授权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不管怎么说，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分权的重视确实与传统的管理更多强调集权截然不同。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分权置于一个突出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将分权视为一个高绩效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高绩效的组织被认为具备如下特征：任务明确；明确规定目标并且强调效果；向雇员下放权力；创建新的方法激励人们成功；当情况发生时，高绩效组织能够灵活迅速地调整自身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就绩效而言，高绩效组织具有竞争性；调整工作方法以满足顾客需要；保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公开的建设性的信息交流。分权、授权的理念之所以在高绩效组织中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雇员是高绩效组织中至关重要的核心。要达到高绩效，就要给雇员以利用他们的技巧、创造力、适应变化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以完成组织使命的能力。雇员有权根据其兴趣结成联盟和工作关系以达到组织的目标，完成组织的使命。他们不受组织界限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雇员迎接挑战，利用技能完成组织使命，发展新技能，全身心投入继续学习等诸方面做得如何，将决定组织是否能够取得成功。[5]
第五，政策（policy）。无论是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化的推进，还是服务导向的发展，分权化改革的深入，最后都要具体表现在政策层面。换言之，要通过政策来具体体现上述思想和主张。因此，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政策水平也就成为深入贯彻前述新公共管理运动发展要求的重要指标。进而政府如何才能提高其设计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也就成为新公共管理的第五个重要内容。这是将前述思想具体化和操作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具体兑现和落实这些思想的重要举措。如果政策设计不能充分体现上述思想，或者不足以落实上述理念，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思想的实现必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制约。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公共政策实质上是新公共管理对社会和公民输出的信号与产物。换言之，公民能否感受到政府是采用传统的官僚制还是新公共管理，他们能够直接感知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政府理念是否有所变迁？如果说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和分权这些理念会更多地停留于政府层面的话，那么，对于公民来说，政策则是更多的行政层面、公民最能直接感知、最能直接体悟的要素。不管政府推行什么样的新公共管理，如果不能让公民和社会在政策层面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不同的感受的话，那么，这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什么将政策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纵虽如此，（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依然无法回避。这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它们被界定的方式是注定不能够得到解决的，如果问题是用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据来界定，它们就绝不可能通过公共政策来解决。比如一个国家按一定比例对贫困线的划定，总是会有一些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毕竟，社会的相对差异永远也不可能消除。（2）人们的期望总会比政府的能力增长得快。政策领域的任何进展可能只会导致人们对政策应该完成的任务寄予更高的期望。（3）解决某一群体问题的政策可能会给其他群体带来一些问题。在多元社会里，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同时意味着给其他人带来问题。毕竟，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能够同时达到多方共赢的格局。（4）有一些社会趋向很可能是不能够由政府来推动的，即使它值得去做。比如，为解决种族问题，将白人与黑人混合居住，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5）人们常常会调适自己的行为，使公共政策变得毫无用处，政府也因此面临窘境。比如高福利导致大量懒惰，从而过度依赖政府救济金的行为。（6）社会问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项具体的政策并不能完全根除某一类问题。（7）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比问题本身成本更大的政策，甚而牺牲原有的社会制度或者价值理念。比如采用高压政策镇压社会动乱、各种维权行为。它牺牲的就可能是一些民主的价值，诸如结社的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组织反对党的权利等。（8）政治体系的建构可能不完全适宜于进行理性决策。社会问题的解决总体上需要理性决策，可是，由于民选官员需要回应选民的要求，如果加上一些利益集团的因素，此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很可能就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6]
第六，对政策效果的负责（accountabilityforresults）。如前所述，新公共管理除了要能够将其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分权等思想变为有效的政策（也就是将思想操作化）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也就是要强化政策执行的效果问题。于是，问题又进一步转化为政策执行效果的责任机制问题。为什么新公共管理如此强调要对政策的效果负责？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要基于两种理论基础，管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新公共管理则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重视目标或许是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点。传统的行政模式因其过于关注结构和过程而忽视了结果，因而受到了众多批评。现在的公共部门管理转而将目标作为首要的目的，其他则退居其次，这是人们在态度上的一个重大变化。”随着“以顾客为中心”的呼声一天天地高涨，以及要更好地对外部团体和个人的需求做出反应，公共管理最终认识到管理者应直接对公众负责。这也是它与传统模式地一个较大不同。[7]对结果的负责，主要来源于新公共管理严格区分了“行政”和“管理”的含义。“行政”基本上指服从指令和服务，而“管理”则指：（1）取得某些结果；（2）取得这些结果的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简言之，行政指的是听从指令，管理则指的是实现结果。这就意味着：一个管理者不仅仅是服从指令，他注重的是取得“结果”和为此负有的责任。公务员日益认识到，他们的职能是进行组织，以实现他们对其结果负有真正责任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服从命令、程序操作和将政策变为行动。这就是说，公务员把自己不再仅仅看作是行政者，更重要的还是管理者。或者说公务员完成的是管理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工作。因此，使用“公共管理”一词正在成为人们的偏好，“公共行政”一词即使尚未被人抛弃，现在也似乎已经过时了。[8]
新公共管理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形成其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对结果和责任意识的强化。“管理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管理者对产出和结果负责。”“公共组织需要有所作为；政府现在想知道它们做什么；它们做的怎样；谁是主管并对结果负有责任。达到这一目标的首要途径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意即高级管理者本人对结果能否切实负责，而不仅仅只是像行政人员一样服从别人的命令。改革将越来越多的管理权力进行分割，这意味着部门领导必须负有更多的责任。公共管理者现在已介入有关的政策事务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务，他们越来越多地对这些事务负有个人责任。如果事情出现某些差错，他们付出的代价将是失去工作。”[9]简言之，新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在于实现结果和对结果负起责任。换句话说，改革的重点是成为管理者而不是成为行政者”。[10]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主要是英国的富尔顿报告和美国的《文官改革法》1968年英国的富尔顿报告就是一个典型。该报告指出，公务员的整个管理任务由四个方面组成：在政治指导下制定政策；创立侦测执行的“机制”；行政体制的运转；对议会和公众负责。1978年，美国的《文官改革法》的目标在于，使管理者对结果负有更大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责任”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明晰。这里涉及的问题依然有很多。比如，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目标，是否必然是管理者的过失？如何理性评估这些原因，包括资金不足，或者预定目标不够科学，也不现实？而对责任的监管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由于公民会较多地依赖公共组织项目的执行与实施，他们不敢提出过于严厉的批评。其二，很多项目没有清晰地界定的顾客，顾客是谁？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谈不上监督，尤其是长期的监督；其三，过分依赖公共雇员的良好动机和专家主义，会使公众面临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时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11]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强化责任时不得不审慎思索，认真求解的难题。
综上所述，不管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也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新公共管理运动。充分认识、深入理解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把握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来新公共管理及其发展的关键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什么是这些要素？它们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要素体系？如果说生产率和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化政府的必然要求，那么服务导向则是其必然结果。而要提供良好的服务，不论是在横向的权力分割，还是在纵向的权力分解中必须贯彻分权原则。可以说，这是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要求。所有的这一切最后都必须通过政策体现出来。一个良好的政策就是所有这些要素的集中体现。换句话来说，只要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就可以找寻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和分权这几者的具体落实和操作情况。
诚然，公共政策本身是需要加强监管的。没有监管的公共政策，很难保证其良好的效果，以及优良的公共政策。这就涉及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责任问题。其实和传统的公共行政一致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新公共管理虽然有诸多新理念，然而其对责任的强调实则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复制与强化。就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而言，除责任之外的所有要素，其要义都在于提供公共机构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因为，不管公共行政如何变化，其核心内容依然是公共组织的责任。只是责任形式不同而已，传统的责任形式大多基于设立政治机制或者行为主体，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通过绩效考核，或有能力促使管理者对个人和机构行为负责。[12]质言之，这些核心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绝不可孤立观之。否则，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解就容易出现一知半解或者断章取义。既要把握每一个要素的特定内涵，又要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明晰其优势之处，又要厘清其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在把握新公共管理运动核心内容这一基本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关于新公共管理核心内容的主要参考DonaldF.Kettl，TheGlobalPublicManagementRevolutio:AReportontheTransformationofGovernance,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Washington,D.C,1-3.
[2][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第五版），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3][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第五版），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页。
[4][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第五版），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78页。
[5][美]马克·G·波波维奇主编：《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孔宪遂、耿洪敏译，耿洪敏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页。
[6][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彭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295页。
[7][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2页。
[8][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9][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0页。
[10][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论文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改革
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
面对如此困境，为了解决问题，西方各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未相继进行了被称之为“改造政府”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应运而生。
一、“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新公共管理”都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内容。具体来说，有如下观点。
(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收取税金和提供服务，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这样公众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将会建立起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
(三)政府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传统的官僚制使基层人员缺自，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而“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相比，授权或分权有许多优点: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精神，而机构成员有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效率。
(四)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弓玫率分析、目标管理等。同时，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使决策与执行分开，并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等等。”这样，经过民营化或半民营化的公共部门公众有亲密接触机会，了解公众之所需的公共服务部门，它们了解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从而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五)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事情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应该由政府单独承担。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引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引人竞争机智，从而提高服务公共的质量和效率。
(六)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刻板执行法律规范，轻视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订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使行政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
“新公共管理”认为，行政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要求公务员完全保持政治中立是不现实的。因此，“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对部分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这样能使他们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比较
“新公共管理”源自于西方，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同样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新公共管理的很多新观点新经验也是中国急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能否在在中国存活，需要通过理性分析中国与西方政府改革的背景，才能作出判断。
(一)中西方国家政府改羊背景的相似点
1理论背景相似点
当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都是在传统官僚制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引发的。
20世纪最后30年，官僚制受到广泛质疑，它们在行政人格问题、价值规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缺乏导致了传统理论无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健康增长的需要与政府生产力落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官僚制是中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如何改革传统官僚制也是中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2.政治和经济背景相似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引发的，其突出表现在:
(1)当代中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问题，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重要原因。
(2)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政府变得灵活、高效、透明成为可能。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均迫使政府的改革必须真正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不同点
1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扎实、体制成熟，而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成长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新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即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正如E·S·萨瓦斯所说:“福利国家(公共部门大于市场部门的国家)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日渐衰弱。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和其他‘福利’构成要素的供需条件。消费者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及其他物品和其他物品和服务的支持能力日益提高，他们对这些服务的需要超出了政府的提供能力。这正是私人供应商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提供的东西。”
而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与此同时政府还担负着培育市场的任务。对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必定需要政府的管制，如果政府一味“退出”，不根据现实国情盲目放松管制，就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失败。
2.与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相比较，我国的法制有待完善，法治社会的建成还待时日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中这种目标重绩效轻规制的方式所以能成功并获益良多，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法治环境相对完善。政府改革后，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扔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的权威无处不在，就减少了管理人员滥用权力的几率。
我国尚处于法制不健全，法律供给不足的时期。行政法律规制不完善，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力度不够等问题还普遍存在于我们行政管理活动中。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法制建设任务是健全法制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套用“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
3.西方国家的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优于我国
因为民营化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具有承接政府所分散出的职能的作用，所以它在政府改革过程中十分关键。在西方国家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历史较长，组织体系完善、数量充足、管理水平很高。因此，政府放权建政以后，被“民营化”的管理职能不仅没有旁落，反而加强了。
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公共管理事务一概由政府承办，民营化组织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民营化组织有所发展，但是数量、专业水平、内部管理各方面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同组织。如果中国政府改革将大量公共管理职能迅速而全面地分离出去，社会就可能因找不到合适的承接主体而产生混乱。
4.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且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公务员整体素质来看，我国的官僚制还不足。例如，分工不明、专业人才匾乏、行政人员轻视法律与规范、行政活动中的人格化特征明显、行败严重等等。因此，照办照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只会抹杀现阶段官僚制对我国的积极影响，并造成新一次的行政管理改革的失败。
四、“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国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我国的改革又有自己的特殊背景，所以在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不能在我国照搬照抄。因此，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有如下启示:
(一)依据国情，建构官燎制为主，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行政模式
官僚制是在行政管理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已有百年历史。刻板僵化的官僚制已经无法应对信息传递迅速，竞争激烈的后工业化时代。新公共管理不但灵活，而且能适应现代化需要。这种模式有助于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消除官僚制的弊端。
尽管如此，官僚制还在历史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也承认这点事实，如D·奥斯本所说:“它(官僚制)解决了人民希望解决的基本问题，它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保障，它保障了社会稳定，这在经济大萧条以后是至关重要的，它提供了工作。可以说，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就是建立官僚制。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条件，而官僚制强调政令统一，管理法制化，分工专业化能满足我国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官僚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官僚制，在提倡掌舵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必须添加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立与我国工业发展相适应的，以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转换观念，切实转变行政职能
行政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社会事物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应起到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职能已经落后。因此，行政职能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依据要及时调整。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是“服务”而不是“管制”。
据此，我国的行政职能的转变重点在于:(1)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性质和内容的转变，即变政府直接承担经济管理职能为间接调整职能;(2)政府职能实现的手段方式转变，即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其中又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调控为主，由纵向管理为主转向横向协调为主，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指导性计划为主，由社会管制转向既实施管制又监督服务等等;(3)政府职能转变实质要求提高政府能力。政府能力的增强是依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托政治民主进程，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逐步实现的。政府职能必须与政府的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只能在政府能力提高过程中逐步实现。
(三)借鉴企业管理方法，创新行政组织结构
我国在1998年之前进行了多次改革，行政机构改革是重点。由于当时我国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改革时政府职能未加转变，只是单纯的把政府权力在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上下左右移动，致使机构改革陷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此，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组织创新的根本立足点为政府职能的分散。
“新公共管理”强调用授权或分权或签署外部契约的方式进行管理。把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引人公共管理体系中加强竞争，这样可以缩小行政机构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在成绩评估方面，“新公共管理”认为充分使用私营企业成功的手段和经验—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低投人高产出，通过绩效测定和评估的手段来改革行政组织模式。
针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随意性大，人员臃肿，职能划分过细、分散且重复设置的弊端，我国必须学习官僚制的成功经验，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依据各机构承担职能所覆盖的范围及影响面的大小，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行政责任大小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安排行政组织的层级结构和职能结构。同时，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中企业管理方法，构建控制层次较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模式，建立网络式的组织内部联系。
(四)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加强公务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更显出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意义。
“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在执行时通过适当的、因地制宜的手段、方法来完成政策要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府转型工作思想工作方法
1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新的政府工作思想
新时期政府工作改革和创新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而将科学发展观的哲学精神与现实的政府工作实践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政府工作思想，推动新时期政府工作的改革和创新。
1.1树立“以人为本”重要思想，实现政府工作基本观念创新
实现新时期政府工作创新涉及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既涉及到观念层面，又涉及到政府职能，还涉及到政府与社会关系定位等问题。“以人为本”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政府工作创新观念问题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基本观点。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三中全会要求我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求真务实精神来落实“以人为本”重要思想，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现基本观念创新，从社会的控制者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从传统的管理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
同时，“以人为本”重要思想与新型的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相契合。服务型政府服务理念的核心性以及民意的主导性，客观上规定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以及服务工作的最终评判标准等基本问题。科学发展内在规定了服务型政府的服务主体是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服务对象是公民、组织和社会，服务内容由民意决定，服务工作的最终评判在乎民意。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实现了政府工作基本观念的创新。
西方国家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与中国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兴起了一次行政改革热潮，指导这次行政改革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是一个以顾客为导向、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竞争性政府”的观点。该理论具有“顾客导向”和“企业家导向”等缺陷，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误区。后来，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此作了一定修正，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现代公共行政理念，确立了“与公民对话协商”和“追求公共利益”等基础理念。
1.2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塑造新时期政府工作的基本特点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想。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要求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社会系统的有机性要求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则展示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机制和形式。
现代社会是具有严密社会分工与合作而连接起来的多要素结合体，社会的各个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都空前的重要。要素和要素之间形成了关系复杂、影响强烈的网链。各要素之间紧密联系，任何一个要素出现了反常都会引来相关要素的联动反应。社会各部门和方面更像是被连接起来的链条和链网，一个环节出现不良反映，就会带动一个网络或是一条链条的联动，就有可能带来对整个社会体系的风险和冲击，产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是由于现代社会这种多要素联动的特点，决定了每一个社会要素，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方面都不能忽略，都需要被纳入到社会宏观管理的体系之内认真考量。
然而，20多年来政府工作采取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方式。这使得我们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新时期，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压力迫使中国必须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方针，实现政府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一方面，要全面履行现代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四大基本职能。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起一个定位科学的“非全能型”而是“有限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政府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均衡设置政府功能，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以适应新时期政府工作的基本特点。
1.3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政府工作注入新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在面临全球性问题和发展困境的现实条件下，人们全面反思寻求出路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观，而且蕴含了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是一种新的文明观。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传统工业文明那种人类征服自然的做法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反而招致大自然无情的报复。可持续发展倡导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废除旧的工业文明，建立新型的生态文明。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可持续发展追求建立新的公平观。它既追求当代人的代内公平，同时也尊重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确立代内的公平原则既是保护稀缺环境与资源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体现。代际公平原则尊重后代人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主张保护后代人耐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它不仅要求后代人享受和当代人一样的生活发展条件，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之上一代更比一代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着眼于更宽广的视野，努力探索政府工作的长效机制，协调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2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实现工作方法创新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当前中国政府工作改革创新的目标，新形势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立足新时期工作特点，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实现工作方法的创新。
2.1矛盾分析法：“两点论”、“重点论”和“弹钢琴”
矛盾分析法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长期以来所沿用的主要工作方法。矛盾分析法在我国长期政府工作当中主要表现为“两点论”和“重点论”。两点论，即在研究和解决具体矛盾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主要矛盾，又要关注次要矛盾。重点论，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为基础，在研究复杂事务和解决具体矛盾时，重点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将之确定为工作的重心
矛盾分析法或者矛盾规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建国初期，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指导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问题。同时，在处理特别复杂的局面时，党和政府还总结归纳出“弹钢琴”的工作方法，用以处理需要统筹兼顾的复杂问题。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形象的将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比喻为“弹钢琴”，要求在弹工作之琴时，十个指头都有动作，但是十个指头又不能同时按下去，而是要有节奏、互相配合，这样才能产生好的音乐，才能在抓好中心工作的同时，把其他方面的工作做好。
客观地说，矛盾分析法作为传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党和政府开展的工作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方法在运用中却容易被简单化，总是希望在社会、经济等工作中寻找“主要矛盾”或“突破口”，求得“以纲带目，纲举目张”的神效。而不是把诸多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等社会现象看成是由多元素、多环节、多层次构成的有机联系体来加以考量。因此，用传统思想方法指导工作很容易出纰漏。依靠“抓主要矛盾”、搞“单项突破”、“专项打击”的老方法，往往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境地。出现这种情况的症结在于传统方法自身的弊端与事物的整体性、系统性相违背。并且，随着中国社会新问题地不断涌现，传统方法那种“重局部、轻整体”以及不适合用来同时处理数量较多、种类各异矛盾的弊端将更加突出。
2.2系统辩证法：“全面”、“协调”和“五个统筹”
随着各式各样矛盾的不断涌现，党和政府开展工作必须统领全局、兼顾各方，及时高效的应付各类危机与问题，应付更加复杂的工作局面。系统科学的发展为处理这种复杂工作局面提供了有力的方法借鉴与指导。系统辩证法是近年来逐步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法，也是科学发展观提倡的一种新的重要方法。它既坚持矛盾分析法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引入了系统论的理论成果。
“全面”，即各个方面都要发展。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发展。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还强调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即协同调和，体现为一个相互协作、互动以促进发展的机制，它包含有制度的演进和结构变动方面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协调更多地是与系统相联系，是一种动态的机制。
我们所面对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各方面，都是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都是整个网链上的一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与其他方面相影响和联系，各个环节都十分重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而且强调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互动。科学发展观提出协调发展，就是要从全局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的摩擦，降低由于各子系统之间的各类冲突。
“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它归纳出近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统筹兼顾，继续妥善处理的社会热点问题。“五个统筹”的实质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应用“全面”“协调”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五个统筹”是辩证法与系统科学在政府工作方法创新的成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表现形式。它指出了今后一段时间政府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工作重点，便于各级政府在日常工作中做到统筹兼顾，减少工作失误。
2.3由“点”到“面”，“以面带点”和“以点促面”
政府工作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断探索适合工作局面的工作模式，创新政府工作方法。建国初，政府通过抓主要矛盾解决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后来政府开展工作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将同类的相关矛盾和问题放在一起统筹处理，工作讲究“提纲挈领”，现在政府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两点论”、“重点论”和“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主要还是带有单个解决问题特征，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的视角往往容易局限在孤立的“点”上。这种“点”式特征在政府工作中往往表现为“以重点带全局”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适合应付局面较为复杂、矛盾较为多样的情况。
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和“五个统筹”的工作思想，为政府工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工作模式。它要求我们改变以前对社会的简单认识，树立起科学的全局观，开展工作要“点”、“面”结合，统筹兼顾。形成“以面带点”和“以点促面”的新的政府工作思路。这对于政府工作改革，正确履行政府四大职能，突出公共服务理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江明,梁渭雄,天丰.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发展辩证法[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
2高小平.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转变政府职能[J].中国行政管理，2005(1)
与传统的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理论不同，新公共管理思想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不强调利用集权、监督以及加强责任制的方法来改善行政绩效，而是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化的管理方法来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强调公共管理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由于严格说来，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一种单一的理论，而只是一种理论思潮，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和T·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主要有如下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只是收税和提供服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掌舵的人应该看到一切问题和可能性的全貌，并且能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加以平衡。划桨的人聚精会神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件事做好。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1](P12)因此，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实行“治理”的政府。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及时作出反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政府的决策系统，政府组织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作出迅速的反应。企业界经理采取分权的办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作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授权或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反应。政府应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让他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奥斯本和盖布勒说：“当家庭、居民点、学校、志愿组织和企业公司健全时，整个社区也会健康发展，而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引导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健康发展。……那些集中精力积极掌舵的政府决定其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它们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1](P7～8)这是因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成健康而有活力的国家。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许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等等。
4.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为许多半自主性的执行机构，特别是把商业功能和非商业功能分开，决策与执行分开；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劳动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制；主张全面的货币化激励，不过分主张传统的道德、精神、地位和货币等因素的混合以及单一的固定工资制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主张对高级雇员的雇用实施有限任期的契约，而不是传统的职位保障制。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应该由政府垄断。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与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之所以需要引入竞争，是因为竞争有种种好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出多；竞争迫使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而垄断则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6.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传统的政府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由于不衡量效果，所以也就很少取得效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越差，得到的投入反而越多。例如当治安工作不利，犯罪率上升时，它们通常会得到更多的拨款。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该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在管理和付酬上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按任务付酬。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按顾客需求作预算。
7.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他们认为，虽然任何组织都必须具有规章才能运行，但是过于刻板的规章则会适得其反。“我们接受规章和繁文缛节以防止发生坏事，但是同样这些规章会妨碍出现好事。它们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慢得像蜗牛爬行。它们对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环境不可能作出反应。它们使得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成为组织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1](P91)他们认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它们规定自己的基本使命，然后制定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预算制度和规章，放手让雇员以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组织的使命。有使命感的组织比照章办事的组织的士气更高、也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创新精神、从而更有效率。
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与政务官员关系的问题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回避，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与的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第三，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新公共管理时代。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普遍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快，开创了具有渐进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这一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也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规模膨胀过快，超过财政承受力有关。而从1978年开始，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因则主要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更是主要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关。
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虽然将二者联系起来，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以效果仍不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日趋加快，竞争日趋势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转变职能，而且还要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1998年，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开始。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从这次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可以看出，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即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尚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实际发展水平，我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并未完全过时。毕竟，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与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斥我们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思想。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1.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强调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该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或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完全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的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更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新公共管理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尚处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足的阶段，不消说，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规章制度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必须看到，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任务服务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应该同时考虑如何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而这一点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话。
关键词：项目管理创新法人财力设施
一、项目法人招标制加大国有建设工程“透明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赖政府投入，利用社会资金的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低，而受政府财力限制，这类项目建设进度往往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解决资金供需矛盾，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加快社会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些省市实行的项目法人招标，成为探索建立市场化的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良性机制，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湖南省洮水水库项目法人招标工作的圆满完成开创了国内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实行法人招标的先河。
法人招标：开创水利基础建设新模式
为解决洮水水库建设资金难题，促成项目早日动工，他们采取项目法人招标方式选择水库的投资、建房、运营主体，并委托曾担负北京奥运主场馆项目法人招标的国信招标公司负责招标具体组织工作。由于目前我国没有有关项目法人投融资方式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国信招标公司借鉴北京奥运场馆项目法人招标等方面的经验，会同法律、财务专家查阅大量资料，编制了完整、可行的特许权协议和附件。其中明确了政府承诺，界定了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责、权、利，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行政审批，保证项目公司享有充分的经营自。
近年来，为启动民间投资，许多省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然而在社会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于项目在决策阶段、尤其是在确定项目的投资主体或组建项目法人时，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性垄断，使得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很难公平地获得投资机会，阻碍了民间投资的扩大。洮水水库项目法人招标试点成功，打破了以往由政府投资、政府组建临时法人建设、政府主管部门经营的政府包揽式旧体制，寻求了一条通过市场化手段吸纳民间投资、解决社会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的新途径。
二、实现政府公共项目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
传统模式下，我国社会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一般都难以维系，经营管理依赖政府财力支持，往往成为财政的包袱。实行项目法人招标后，政府通常以财政性资金补贴、贷款、贴息或担保等方式向这类项目提供支持，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主要由中标企业负责，经营风险相应由项目法人承担。政府因此由项目的直接投资者和建设管理者转变为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
1、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法人招标打破了社会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由政府部门或政府行政性公司采取行政垄断方式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和固有格局，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的非政府投资主体平等地参与政府急需发展领域的项目投资创造条件，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多样化。此外，通过打破垄断，引入新的竞争者，将极大改变行政性垄断和国有资本垄断造成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有效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2、增加政府投资的透明度。长期以来，社会公益性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即：民间投资者即使愿意投资这类领域，但是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也无从了解政府建设意图。推行项目法人招标，通过向社会招标公告，使各类投资主体能够便捷、全面地获得投资信息，公平、公正地参与投资并分享投资效益。通过引入招标竞争机制，择优确定的项目法人，其可信度、可靠度相对于招商引资来的客商更高，更有助于政府意图的实现。
三、成功经验值得记取
同时，洮水水库项目法人招标的成功运作，为水利建设领域项目法人招标提供了实际案例和成功经验。
首先，对于经营性项目，如自来水厂、污水和垃圾处理厂(场)、管道燃气供应、收费公路、高校后勤服务设施等项目，可以采取BOT模式，完全由社会资本来投资建设运营。政府通过项目法人招标，与中标的投资商签订特许权协议，由投资商组建项目公司负责筹资和建设。项目公司在特许期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该项目设施，特许期满后，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第二，对于有一定收益的准经营性项目，如水利基础设施、城市轨道交通、自来水管网、污水管网、公益性文化体育场馆等项目，由于投资回报率低、或者较长时期难以取得回报的，可以采取PPP模式，实行公私合作。政府与中标的投资商签订特许权协议，由投资商负责筹资、建设及经营，政府负责注入部分建设资金，特许期满后，项目移交给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