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出现了一些违背诚信原则的现象。一些保险公司利用信息优势和保险业务专业性强的特点，在个别案件中拒赔不合理；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而不少保险人在利益驱动下，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一味向客户推销保费高却不一定适用的险种；还会出现撕单、埋单、私吞或挪用保费、制造假赔案、误导甚至欺骗投保人等行为。而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在不满足投保条件下为获取保险保障而提供虚假信息；更有甚者，骗保骗赔花样翻新等等。这些违背诚信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对保险业的发展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二、我国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
1.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
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诚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交易和赢利机会；而在一个不守信用的社会中，守信用者却将付出代价。在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信用的保证主要是基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出现了利己主义动机，产生违反诚信原则的道德风险。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
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高速发展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目前，我国对违背诚信的行为惩罚机制不健全，法律上的惩罚规定尚不完善，经济上的惩罚力度不大，约束机制软化，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从人格、伦理上进行谴责，这就难以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比如“回佣”。一方不“回佣”，而另一方“回佣”，客户就会被夺走，从而造成遵纪守法却遭受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
目前，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当员工及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而我国现行的保险人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无法实现对人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导致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各种有损委托人和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
2.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
（1）对于保险人而言
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简便的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但却不能区别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其最终结果是高风险类型消费者把低风险类型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即所谓的逆选择问题。另外，我国《保险法》采取的是询问告知形式，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保险人对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致使保险人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真实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或应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广州保监办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车贷险”骗保之所以能得逞，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各保险公司尚未共享有关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及汽车经销商的信息，保险公司各自为政，给投保人骗贷或一车多贷以可乘之机”。
（2）对于投保人而言
由于保险商品复杂多变，保险服务参差不齐，而人们的保险知识和法律知识又比较欠缺，因此，在保险过程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投保人事实上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以致很难对保险公司作出正确的评价。同时，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是保险公司事先拟订的，投保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之绝大多数保单条款在表述上所含专业词汇过多，致使投保人看不懂合同，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且赔付时，一般由保险公司解释赔付的条件和拒赔的理由，投保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抗辩的余地很小。所以，在保险合同的制定、履行、赔付等一系列过程中，都存在保险人利用其掌握的优势信息损害投保人利益的可能。
（3）对于保险人而言
目前，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实行首期业务佣金和续期业务佣金相结合（首期业务佣金较高，续期佣金则逐年递减）、人的违规成本太低、缺乏长效激励机制等，这极大地诱发了人的道德风险。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使下，保险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甚至误导投保人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基于保险人、保险人以及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三、对策建议
首先应健全诚信法规制度，从法律高度保护诚实守信行为，从保险条款、财务方面加强监管，严厉惩戒毁约失信行为，在保险业内形成“有信者昌，无信者痛”的氛围；其次，在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保险行业内部信息的公开，建立保险从业人员的信息库，以利于社会查询，同时，各保险公司之间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应能共享，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再次，对保险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制约制衡机制，建立规章制度，尤其要在保险监管机构的干预下健全和规范我国保险中介体系；最后，保险人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技术和运营策略，对风险进行精确的分类和测算，设计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从而规避投保人的逆向选择，而且可以通过条款约定等形式，对投保人投保后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激励，从而预防和控制道德风险，以防止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
论文关键词：保险诚信成因
论文摘要：保险公司经营的产品是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承诺，这就决定了保险业较其他行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但目前诚信问题却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桎梏。因此，本文从制度缺陷和信息不对称两方面对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加强诚信建设的建议。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加强诚信建设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R].世界经济发展大会报告.
关键词：包头；中等职业教育；问题；对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历经“创业—辉煌—下滑—回升—又低落—再攀升”这样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路程。它的起落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整个教育发展现状战略调整、劳动就业市场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包头市中等职业教育同全国一样，其招生也呈下降趋势。这既有全国性大气候的影响，也有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包头市中等职业教育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包头市原有中等职业学校47所，其中职业高中13所，有教职工1265人，在校生9116人；劳动技校17所，有教职工1301人，在校生6178人。全市现有中专17所，其中职工中专8所，教职工352人，在校生13000人；普通中专9所，教职工1206人，在校生13855人，其中市属中专12所。包头市中等专业学校大都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一些部门、行业、大中型企业举办并管理的一批面向本部门、本单位培养人才的职业学校。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使包头市的职业教育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加健康地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各个职业学校也在市政府的政策鼓励下，积极开展与企业以及区内、外的大学联合办学，还积极开展产教结合，开办校办工厂、公司，不但增加了职业学校的经费来源，而且也为部分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建立了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输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提供了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包头市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网络，初步建立起了布局合理、专业配套、管理科学、运转灵活、职前职后沟通、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是，在包头市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职业教育呈滑坡趋势。1993—1998年，是包头职业教育的鼎盛时期，部分职业学校如财经学校、电力学校、轻工业学校、商业学校、粮食学校等的新生录取分数线相当于自治区重点的分数线。但自1998年以来，包头的职业教育开始滑坡，职业学校的平均录取分数降至280分左右。1999年，我国实行高校扩招后，包头市职业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又降至标准分180分左右，实际录取分数线更低，就连曾经辉煌一时的学校如不降分也招不满学生。
2．有效需求不足，供给不优。从历史上看，职业学校历来是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经济的调整而波动的。传统的职业学校教育着眼就业，强调职业定向性，培养技能型、技艺型人才；而现代社会要求兼顾就业和发展，强调职业适应性，注重通用职业能力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职业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它要求职业学校改变学校本位的办学模式、过于学历化的办学倾向、固定而不灵活的长学制、严重滞后的专业教学设施，以及呆板陈旧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优质的教育供给与服务，满足社会发展变化了的多样化职业教育需要。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供给不优是制约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
3．专业设置的灵活性与人事计划控制之间的矛盾。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发展，应该是灵活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专业确定了，学校就需要招聘该专业的专业教师，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的教师。但是职业学校的人事调动是由有关部门的计划控制的，各职业学校教师的编制也是有限的。
4．“一专多能”或“能文能武”的职业学校教师不多。目前包头职业学校师资中存在的较大问题是“一专多能”或“能文能武”的教师不多，即许多专业课的教师动手能力不强，文化课教师不懂专业知识。而实际上，职业学校的教师能否做到“一专多能”或“能文能武”直接关系到职业学校的发展。
二、包头市中等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包头市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既带有普遍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者关系的认识模糊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
我国由于政策的原因，一直重视学历教育而忽视了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的教育，缺少社会结构的研究和分析，使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滞后。
解放初期，我国的职业教育逐步受到重视，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到“”时期，许多中等专业学校被停办，校址被占，职业中学则被一扫而光。1976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为2：1，比例严重失调。“”后，为了缩短由于“”所造成的与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拉长的距离，全力发展普通教育，培养精英分子，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从而使我国的职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国由于技术人才紧缺和为了缓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又一蜂窝地上马职业学校，有的地方没条件便“创造条件”建职业学校，把普通教育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或实行“一校两制”。当时的中等职业教育实行的是没有升学机会的就业前准备教育，是终结性教育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就业岗位的需要量，这种终结性教育模式和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就是就业岗位高文凭化，要想找一个满意的工作就得有大学文凭。因此，90年代中后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演越烈，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学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读普通高中以便以后考大学。实在考不上大学的，家长宁愿出巨资送孩子出国也要读大学。因此中等职业教育也就每况愈下，成了“学业失败者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地位和普通教育的地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
总结过去，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即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必须认识到它们两者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是具有同等地位，缺一不可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职业教育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差异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的地位不一致也在培养模式上显示出来。由于普通教育实行的是继进性模式，学生上普通高中后还可以进大专、上本科、读硕士、攻博士等，这正好迎合了当前的岗位文凭高移的需要，加之近两年大学招生人数迅速增加，普通高中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进入普通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进了大学。而职业教育实行的是终结性模式，上了职业学校似乎是断了上“正规”大学的路，尽管从1999年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但也多是到大专层次。这样就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学生，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而现在，我国要实现科技进步不仅需要大量的中层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大量的高层劳动力，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许许多多的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竞争。包头提出以科技产业为龙头，对高、中级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较大。但据市劳动局的权威人士说，包头市企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下岗的，就是高级技工几乎没有下岗的。
包头市的高级技术工人相当缺乏，由本地区培养年轻的高级技工已经成为包头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迫切需要。据了解，现在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已经提出要办本科班，但未被批准。这就或多或少地说明有些人的观念还未真正转变过来，他们的思想还未完全从普通教育中脱离出来，高瞻远瞩地看待整个教育，始终认为职业教育的地位应低于普通教育。不能否认，职业教育实施本科层次的教育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如果职业教育的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么这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
（三）文化课与技能课处理上的偏差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类职业学校到底是以文化课为主还是以技能课为主?这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以技能培训为主，为经济发展培养素质较高的技术工人或实际操作人员，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会从事多种行业的工作，即使不改行，也需要知识的纵向更新或横向扩展，要适应这种知识的更新、扩展就需要有较扎实的文化课基础，因此，认为职业学校应以文化课为主。而事实上，职业学校的学制、课时与普通高中一样，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因此，如何建立完整、科学的课程体系，如何合理的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教育实习进行三元整合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四）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的质量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师是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的中坚力量。能否很好地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成为制约中等职业学校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包头中等职业教师队伍中还存在不少需要改善的状况，如学历达标率不高，学历层次偏低；年龄结构失调，职称结构不尽合理；兼职教师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及教师来源渠道单一，专任教师对口状况差等。
三、解决包头市中等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对策
怎样解决包头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包头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本文拟提出以下对策。
（一）要正确处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两者的关系和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首先要增强职业教育的竞争力，而要有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职业教育自身的改革，使之更适应于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懂管理、善经营、动手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第二，要突破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专科层次限制，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技术学院或试办高职的重点大学进一步试办本科甚至更高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第三，根据地方需要合理设置专业和课程，突出课程的基础性和实用性。只有当中等职业教育满足了地方需要才能得到地方的支持，有了地方的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第四，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对职业教育有更多的了解。应着力宣传职业教育的意义，解释有关职业教育的概念、常识及问题，招生时向学生及家长作宣传；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社会解释职业教育的专业、术语、教学模式，积极推介职业教育典型经验，使社会公众不断加深对职业教育的了解，最终使他们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视同仁。
（二）明确职业教育的方向，搞好办学定位
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它和普通教育相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得更直接、更紧密。职业教育必须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的方向。把握好职业教育的定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培训目标的定位。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就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实践证明，打造面向市场的实用技术人才的竞争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促进就业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立足点。
2．专业设置的定位。各学校要瞄准市场设专业，突出特色办专业，把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放在职业教育的突出位置；要积极改造老专业，开发新专业，打造精品专业。
3．办学层次的定位。职业教育要适应市场对多方面、多层次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能在第一线从事实际操作的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
（三）深化职业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积极推进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人员的聘用、聘任制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优化教师队伍是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1．拓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来源渠道，优化教师队伍。不管是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普通高校毕业生、普通高师毕业生，还是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只要具备成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资格条件，就可以加入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来。
2．立足以地区服务为核心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计划。由地区职教培训中心根据本地区各个学校存在的问题、学校和专业变化的情况，结合学校的实际，与中等职业学校共同制定职教师资培养、培训计划。其定位应以服务地区、服务各级职业学校为宗旨，以适应地区未来职教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以科学、严谨的可行性论证为支撑。
3．保证聘用质量，完善管理秩序。要求中等职业学校的有关管理职能部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变被动为主动，多方面细致了解，选择时一定要按照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基本标准和必须具备的特殊技能来衡量，既要明确职责，落实待遇，又要严格考核评估，决不能放松管理。
（四）实行中专、技校、职业高中一体化
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都属中等职业教育，在办学方面具有诸多的共性，这就使得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实行一体化管理具备了可行性。实行“一体化”管理有如下优点：第一，不但可以使各种职业学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而且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市计委、规划委和劳动局了解本市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及时地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的布局、专业设置、培养层次等。第二，职业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市、区劳动部门和行业协会帮助解决职业教育的师资以及各种职业学校的实习场地等问题，从而解决前面所述的各种矛盾。第三，职业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市、区劳动部门和行业协会促进职业教育中知识、技能的更新，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可以开展职业指导，帮助学生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可以协助学校和解决职校毕业生的就业推荐问题，同时，控制各企业招收外地的打工者，从而解决职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第四，有利于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进一步提高办学效益等。
当然，实行职业教育“一体化”管理也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目前技校是由市劳动局出资办学，绝大多数的职业高中则又是由区政府出资办学的，如果统一划归市教育局管将涉及几个亿的固定资产问题，真正执行起来较为复杂和有一定的阻力。其次，由于目前各区的职业高中均由区政府拨经费，一旦实施职业教育“一体化”管理，不利于提高各区的办学积极性。因此，全市中等职业教育“一体化”管理思想虽然较为理想，但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以区为单位，实施各区的“大职业教育”管理模式，即在管理体制上成立职业教育中心并对所属分校进行统筹管理；在管理机制上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一校注册，多校上课；在学制管理上采取灵活的弹性学制；在教学上实行立体教学，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师资共享，教育设备、设施共享，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挖掘学生的个性与潜能，鼓励学生一专多能，早日成才。
实施“大职业教育”的可取之处在于：（1）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相结合，学生如努力学习就可多掌握点知识技能，按时或提前毕业，如不努力学习就得推迟毕业，从而激发了学生们内在的学习动力，进而改变职校学生学风不浓的状况。学风浓了其所学的知识、技能也就多了，学生自身的社会竞争力也就增强了；（2）通过分层分类的立体教学与课程模块化，使学生既能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又能学得更多的技能，从而达到“宽基础、重技能”的目标；（3）有利于资源共享。满足学生不同的发展需求光靠一所学校还是不够的，只有走“大职业教育”的路子，实行师资、设备等方面的资源共享才能较好地解决问题；（4）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使职业教育能通过自身的改革迅速地步入良性循环，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进而使职业教育更加具有吸引力。
（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
1．变横向管理为纵向管理。把实行横向管理的年级组变为实行纵向管理的模块组。每个模块组包括几个相近的专业，这样做有利于各专业教学大纲的制定、学生的实习安排、就业推荐等，从而克服原来教研组长要负责本年级七、八个甚至更多专业的双证考、实习、选用教材等工作的缺陷，同时能较好地了解本模块组三个年级的教学情况，也更有利于统筹协调和进行教学评价。
2．将执行部门和职能部门分开，变三级管理为二级管理。一般来说，各校各年级组与学校各处室是上下级关系。就教务处而言，以上各项工作都由教务处来执行，也由教务处负责检查督促，教务处既是执行部门又是职能部门。这从管理学上来说是很不科学的。职能部门与执行部门相分离，可使职能部门从繁琐杂事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能调动执行部门的积极性；可使原来一个年级几个专业的横向管理为一个专业三个年级的纵向管理，从而不仅有利于立体分流改革的实施，而且有利于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修订、教材的选用、实习的安排指导等，还有利于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有利于学生了解专业，热爱专业，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3．变行政性管理为经营性管理。在我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人们习惯于将学校教育视为纯消费部门，忽视了教育的产业地位和它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学校由国家经营，统一管理，没有任何自，因此学校本身的经营职能受到限制。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职业技术教育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许多学校逐步发挥了经营职能的作用，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来筹措教育经费等，也通过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优质“产品”来获得市场的对等回报。学校经营管理的内容因此日益充实和丰富。
21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赋予职业教育意义深远的含义；建立学习型社会，普及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任重道远。正如吴启迪副部长在2004年度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只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切实加快技能人才培养，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等，我们的中等职业教育就一定会健康顺利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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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3)规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完善，不能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印花税较重、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管机制不健全、财务造假和庄家效应严重损害了广大散户的投资利益，挫伤了投资积极性，加重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和高风险性，从而使国内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也面对较大的资本市场风险。
(4)享受外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吸收外商投资最快的国家。在此情况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与宏观经济环境是相悖的，其原因是与我国实行的内外资待遇不同有关。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源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而制定的一系列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在流转和所得税方面、进出口经营权方面、外汇管理方面都享有不同于内资企业的特殊和优惠政策。内资为了也能享受外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面目回流，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三资”企业。国外研究表明，从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的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十分活跃，在香港和美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很大一部分又回流到中国成立“假三资”企业。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的25%属于回流资本。
(5)无风险套利。国内资金投资领域有限与国外实际利率较高造成国际国内资本相对价格差异，由此产生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我国自1996年以来几度降息，目前又实行征收20%的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在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引起资本外逃。
(6)不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转移“灰色收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资本外逃，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的制度性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谋取“灰色收入”。更有甚者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
(7)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合法获得的私人资本。这部分资本外逃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在产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私人产权的法律与制度安排也没有配套，一部分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和居民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激发了资本外逃的本能反应，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2.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1)非法“洗钱”。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加速了“黑金”的外逃。“黑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非法资金：一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出售国企、国际采购回扣等非法手段获取的非法资金；二是高收入的电影、电视、传媒等方面的明星偷漏税等获得的非法巨额资金。三是某些利益集团通过走私、贩私、诈骗获得的非法巨额财富。行政官员和企业高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负案出逃引发的资本外逃，成为近年来主要的外逃资本。“洗黑钱”涉及的黑金外逃数额越来越大，出逃的人数、资金额度、级别、手段都在不断攀升，“洗钱”手法愈加高明，起初是案发后仓促出逃，现在却是精心准备。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实现化公为私，让家属管理国外的“家产”，自己随时准备潜逃。目前，外逃资金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分非法所得正在通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手段和方法实行外逃，即使案发了，能够追回的资金也相当有限。
(2)合法的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虽然不法资产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来源，但还有一部分合法财产因担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合法的私人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出于担心资产和人身安全，于是抽逃资本投资移民以寻求保护（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
(3)利用境外公司合法的或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外逃。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通过境外子公司采取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向国内投资时将进口设备和技术价格高报从而压低国内出资的实际价值；在进出口时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将资本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又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的形式分批汇至境外等方式实现资本外逃。国有企业则通过伪造贸易单据和进出口发票骗取外汇并汇往境外，或者在进出口时采取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所获取的外汇直接转移到国外；或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通过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直接留在国外；或利用对进口付汇中非贸易项下售付汇管理中的漏洞，通过提供假合同、假文件、假清单等形式骗取外汇汇出而外逃。
(4)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利用外汇汇款外逃。以境内居民汇款名义，将国内资本分批多次汇出境外进行资本转移。
(5)利用职务外逃。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对外投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以个人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
(6)过渡性外逃。为化解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双重风险，本国资本外逃后，以外资身份流入并享受超国民的外商直接投资待遇。据分析，从香港流入的外资中有2/3是本国资本外逃后重新流入国内。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的回流，主要是为了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还有一些是为了获取外资优惠政策带来的利益，外逃后又回流到当事人最熟悉的国内经营环境，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
(7)通过海外教育外逃。按中国46万名留学生的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还有部分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隐性消费，其“资本外逃”数量也越来越大。
(8)逐利性外逃。目前，我国银行储蓄余额已经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近期股市的低迷，又加剧了资本市场资金向银行回流。有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远大于投资，资本相对过剩（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的过剩，投资机会不足或者投资环境欠佳的根本原因则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内需不足，对内开放力度较小，大量行政性垄断行业没有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本效率降低。同时，行政力量对企业正常投资和运营干预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和融资渠道过窄、投资领域和产业领域不宽等现实问题，不得不采取贿赂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加了资本的运作成本和风险，又加大了官员的腐败机会，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沉重的“原罪”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挤压着民间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就出现“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的悖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对权力腐败不认同的民间资本也会愤而外流，逃离腐败权力的打击。
(9)通过“分业经营”的方式对外投资外逃。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其资金来源和输出渠道很难界定合法性。但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因此，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法的。这些投资海外的非法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的方式中饱私囊、谋取暴利，即在海外设立国有投资主体的公司，同时也设立自己的私人公司，甚至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
(10)通过海外直接回扣或非法国际贸易外逃。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通过暗箱操作获取巨额的回扣，并由美方直接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别墅豪宅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则是不沾钱，直接让对方安排子女留学美国，子女在国外还拥有对方提供的豪宅和“大奔”。还有一些企业则是通过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通过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数额可观的回扣返还，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脏；或者钻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空子，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换取国家退税，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外逃。
(11)通过“地下钱庄”转款。不能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则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所得资金汇往境外。但中间环节很多，代价十分高昂。
(12)通过“老鼠搬家”外逃。这是一种最简单实用又很难查处的外逃方式，即按国家规定的最高限额分多次直接携带出境，如同“老鼠搬家”，成本和风险很小，对那些外逃能力不强的人很适合。
(13)通过免检直通车外逃。从深圳到香港有免检直通车，通过这条通道外逃的资金无法估算统计。由于资金从香港进入美国很容易，甚至有的外逃者只把香港当成跳板进入美国等其他国家。
三、对策建议
1.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2002年9月召开的“十六大”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一步凸现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外国媒体一致认为中国经过三代领导人的艰苦努力，目前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防范资本外逃至关重要。要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加强法制建设，既可以为吸引资本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又可以弱化乃至消除经济转轨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强各项金融法规的立法工作，通过健全的法规体制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以保障国内日益增多的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所取得的合法财产，避免他们出于安全考虑向国外转移资产。
2.逐步淡化内外资待遇不对称的矛盾，加快引进外资流量，积极盘活内资存量。完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政策从单纯依靠优惠措施和“超国民待遇”发展到依靠完善的投资环境上来，实现引进外资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注重整体市场的发育和增长潜力的培育，提高投资质量，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通过制度创新改变资本外逃的制度缺陷，消除内外资不平等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外资流量，盘活国有及民间资本存量。
3.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激活资本市场。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资产重组；实施双向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办法引导资本合理流进和流出；以开放的手段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境外上市；改进外债和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把境内外资银行的贷款从外债中剔除；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居民向B股投资，不提倡居民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但又不过多限制；主管部门加大对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并实行预交一定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激活市场，让开放的资本市场自发地“储蓄”资本。
4.加强金融、外汇市场制度改革和监管。监管不力滋生了资本外逃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监管法规不健全，与金融创新和资本多样化的现实滞后或脱节；二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资金流动方式和渠道日益多样化；监管机制、监管手段、监管能力与现实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或“真空”现象。例如：外汇管理以往只重视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的管理，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监管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和体系，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目下的管理难度和成本加大，且监管过程中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三是银行过分考虑其商业性与盈利性，监管职能与利益发生冲突，导致监管职能失偏。特别是在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和进出口核销中问题尤为突出，存在单证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等问题；四是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各职能部门间沟通和协调不够，打击不力，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监管难度比较大。结合我国外汇制度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带来的问题：
(1)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调整利用外资新战略，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加大查处力度，加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经常项目外逃。
(3)加强学习和总结，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跟踪并掌握前沿的国际金融工具，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监管水平。
(4)密切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整合资源，加大打击力度。
(5)盘活银行不良资产，抑制通货膨胀，合理引导居民减少对汇率的风险预期，构建新型的适应WTO规则的金融预警机制。
(6)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抓紧研究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的外汇管理办法，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正确引导宣传汇率政策，简化外汇管理手续。正确引导居民客观对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市场预期，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考虑到资本外逃中包含一些对资本正常流动的合理需求，实行疏堵并举，通过简化手续改进服务的方法，使合法外汇资金快捷而有序流动。
7.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有效的公司经理激励和委托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从机制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加大对侵吞国有资产、资本隐蔽外逃的督查和惩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明晰产权，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约束机制，积极利用外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8.加大反腐败和打击走私的力度。加强对经营项目、资本项目交易管理，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杜绝“灰色收入”的源头，严厉打击腐败和走私，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防止非法资本外逃。尽快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追捕境外案犯，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
9.加强国际贸易监督和管理。加强国际贸易出口招标制度和严格收付汇纪律的管理，严格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加大清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不规范的境外账户的力度；加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建设，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全面监管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建立国际贸易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管；稳定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10.加强产业开放和私营企业产业进入政策。对不同所有者的经济主体实现平等待遇，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疑虑，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非理性动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开放产业投资领域，打破内外资区别的界限，逐步实行内外资在各项政策上统一的国民待遇，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权利，杜绝民间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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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娱乐、电影等在内的文化产业，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文化，已经超越单纯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经济互相交融，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在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很少存在贸易与市场的成分。当今，伴随着全球经济化及文化经济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实力竞争的主要“战场”。
现今，国际文化贸易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旗帜，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其他的国家也都开始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区域文化入手是深入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全力打造文化产业的浙江品牌。但是，当我们刚进入国际文化贸易的市场中时，它就已经走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进入到寡头垄断，市场的进入门槛已经非常高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应该准确地找到自己在国际文化市场的定位和目标，并制定文化方面的相应策略，积极推动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对于浙江省来说，自1999年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至今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作为一个相对拥有较多文化资源，并且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贸易能够加快国民财富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向其他产业提供丰富的文化附加值，为其他产业的外贸出口打开广阔的道路，从而提升地区的国际形象以及整体竞争力。因此，浙江省是否能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合并，成为“文化出口”大省，对于增进世界对浙江省的了解、树立浙江省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文化贸易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实力竞争的重要标准。同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间的文化产业贸易也被提上日程。已有学者将此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无可避免地更为深入地卷入这一战争。在对外的文化贸易中，中国不仅要为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贸易体系而努力，更要尽快制定出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一节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贸易”定义为：带有文化内容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的进口和出动，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既可以以商品形式存在，也可以以服务的形式存在。文化产品，是指那些能够传达生活理念，表现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具有传递信息或娱乐的作用，并能影响文化实践活动。它包括图书、杂志、唱片、电影、录像、视听节目、工艺品等产品。文化服务，是指政府、私人、半公立机构或公司取得文化利益或满足文化需求的活动。因此，概括而言，文化贸易是世界各国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交换活动，既包括有形商品，例如纸质印刷品和出版物、音像录制品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表演艺术、版权、关税等。
当代国际文化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例如，全世界上映的电影中大约有85％是美国的好莱坞制造的。而美国即便没有垄断所有的文化市场，当今世界文化贸易也是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从原因上看，文化市场的这种不平衡性与基础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等需求之后，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无论其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是文化市场需求，都要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已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进入垄断竞争时代。这种垄断不仅表现在国家上的垄断、地区上的垄断，更表现在少数跨国集团的垄断，时代华纳、迪斯尼集团、维亚康姆集团等超大型综合媒体公司的出现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结构格局迅速调整。跨国公司和国际性文化娱乐传媒公司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并且按照自己的运营规则来开发国际文化资源，将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内容标准树立为国际化标准。如此一来，先入者已经制定好了规则，后来者如果不以这种标准来包装自己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内容，就很难冲出重围，开拓出自己的天地。
文化贸易的问题相比于其他贸易问题较为复杂，正是因为其客体的复杂性。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即商品性和艺术性，它的流通就导致了文化贸易领域两大理论——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冲突。贸易自由主义认为文化产品的性质与普通产品一样，都是商品属性，不应受到特殊保护，应该把选择文化产品的自完全交给消费者。而保护主义认为，文化产品中凝结着不同的价值观、习俗等主观因素，会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各国有必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化产业进行保护。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是世界贸易组织，而现今，规范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法律文件正是WTO条款，也就是自由贸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中也存在着弊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发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直指美国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霸权。因此，许多国家虽然都接受或是适应WTO的规则，却也在WTO的框架内开始调整自己国内的文化政策。
第二节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原因与战略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与原因
目前，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处于严重的逆差之下，尤其是与其强劲的货物贸易相比，更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比例小，贸易逆差严重。与商品贸易长久以来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近年来连续出现严重逆差。第二，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单一，产品与服务产值低廉。在中国文化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半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的设备及器材，而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等软件方面的出口则少之又少。第三，文化贸易渠道狭窄，营销手段单一。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大都仍然沿用文化交流这样的出口渠道，运用“中国文化节”、“中国文物展”等简单的方式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的文化市场。第四，文化产品与服务缺失品牌效应，缺乏吸引力。品牌的缺失是制约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当前中国文化贸易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究其根本，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一，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支持，文化贸易也不例外。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世界15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中,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总指数为0.50,而中国仅为0.22，不及平均指数的43%，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无论是整体指数还是结构指数均低于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平均水平，在15个国家排名中位居第15位,竞争力指数数值仅为美国的24%、日本的38%、韩国的43%，处于严重的劣势位置。第二，文化创新能力较低。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然而丰厚并不代表强势，由于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中国的文化交易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敌外国，传统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曲高和寡，新兴的文化产品与艺术模式的开发又受到资金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文化创新意识不强。不是模仿抄袭外国的形式与内容，就是干脆以较小的成本从外国引进。第三，文化人力资源质量不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尤其是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二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
第一，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目前，中国还是文化事业管理型，“管”、“办”混杂，“政”、“企”一体。后果是使文化事业单位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来行使其职能，而文化经营型企业则被束缚了手脚，难以市场需求来谋求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文化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第二，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首先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各种手段与渠道鼓励投资者发展文化产业,掀起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潮；另外要在品牌上重点扶持那些影响大、产值高、同时社会效益也好的文化企业组建大的企业联盟，扩大生产规模，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此带动其他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出口。
第三，拓展文化贸易的营销渠道与手段。任何产品在转化为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手段与渠道，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先进的营销手段与稳固的营销渠道是保证文化贸易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要细分目标市场，作到有的放矢；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固的文化营销渠道，而不是订单式的或外交形式的扶持。
第四，通过立法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低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究取原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乏力度：一方面，有的文化机构通过进口别国文化产品来复制或衍生更多的相似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如中国音像制品与电脑软件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产品获得成功，其他的厂商就会如蜂拥而上，直至将这种文化产品榨干而得到最后一分利润，如当今的大众娱乐与出版印刷业。
第五，大力培养文化贸易与管理人才。在国际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中国文化贸易持续低迷的现实面前，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培养既懂经济又精通文化娱乐业特点、既有策划经营的文化理念,同时又有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的复合型人才，就显得尤为紧迫。
第二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表现为以美国文化产品扩张为主的严重不平衡。同时，中国整体对外文化贸易处于逆差的现状之下，近年来尤其明显。据中国商务部4月27日公布报告称，2010年一季度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5%。这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现“再工业化”的产业回归思潮，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结合的新重商主义盛行，因此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省也相继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作为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并不理想,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浙江省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制定出创新性的出口方针和战略，是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浙江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第一节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
一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
首先，政府推动文化产业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印记和创新价值的特色。概括起来说，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以市场运作为基石、以规模扩张为态势、以科技创新为拓展。除上述特点以外，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的优势，这些对于发展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具有深刻意义。
首先，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先导。2000年，浙江省省委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历程显示，文化产业的自觉发展，最先源自于政府的推动。这不仅是我国国情使然，更是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再者，浙江省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据外经贸厅自行定义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2—2006年浙江省文化产品和服务年出口总额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54.4%。二是图书等实物出版物的出口已形成初步规模。例如，浙江省出版系统曾积极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图书博览会、俄罗斯莫斯科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台湾版权贸易图书展等境内外重大书展，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浙版图书报刊作品。三是动漫、影视类文化产品出口进展明显。浙江省影视制作机构和动漫企业曾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电视节目周、香港国际影视展等国际性影视节目会展活动，并在杭州举办了6届国际动漫节，向海外影视机构和观众推介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动漫产品。截止2006年底,通过音像版权、播放权出让和合作拍片等形式，浙江省共有《侠影仙踪》、《决不放过你》和《天若有情》等1400多部集电视剧，《天眼小神童》、《济公》等676集的动画产品被海外市场收购，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四是文化服务出口起步平稳。以文艺商业性展演为例,浙江民族乐团与北京吴氏文化策划公司合作策划了“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商业演出活动,先后赴德国、埃及和俄罗斯等9国巡回演出23场。
虽然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已初步实现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但总体上说仍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还比较低。2006年，浙江省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出为1788.70亿元，实现增加值501.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3%和13.4%，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3.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甚至略有下降；比起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远远落后，而且也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国内如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先进省市，这些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
二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前景
浙江发展文化产业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市场经济先发优势、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出口呈现良好的发展形势、民营经济发展优势等等。例如，在2010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在答记者问时曾提到，2009年我国影视节目出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一点是影视节目出口主体企业有了明显变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民营影视机构，在出口数量和金额中的上升优势逐渐显现。如浙江华策影视公司在影视节目出口总量中就占到5.1%。此外，一些民营动漫企业如宁波水木动画设计已逐渐成为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背景下，浙江省文化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正日益成为解决文化出口问题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成为推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新的增长点，成为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网络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据《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所述，目前浙江省已有近3000家行业网站，占全国一半以上，仅杭州市就有1300家。2007年浙江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额超过5000亿元，形成了一批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商务网站，例如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全球纺织网、全球五金网、中国服装网等。以阿里巴巴为例，2007年，阿里巴巴公司的淘宝网网上交易额达433亿元，支付交易金额达493亿元。
第二，动漫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动漫产品研发、制作、运营和周边产品开发的产业链。2004年中国广电总局批准杭州高新开发区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中国美术学院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使浙江省成为全国唯一具备动画产业与教学研究的双料基地。同时，自2005至今，浙江省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第三，会展业发展初具规模。浙江省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和区域经济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在所举办的会展活动中，专业化规模展会的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主要城市的展题定位也呈现出差异化，从浙江省主要会展城市杭州、宁波、义乌的展会情况看，其倾向于以城市功能为定位。杭州展览的展题集中于休闲与生活消费类，宁波相对集中于外向型较强的展会，义乌则借助成功举办小商品博览会与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较好地实现了品牌延伸的扩张。
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呈良好发展势头。在2008年6月出台的《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8—2012）》中，浙江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文化创意园区，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带头作用。
经过几年以来的发展，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批创意产业园区。比如：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园区、LOFT49、西湖创意设计谷、A8艺术公社、唐尚433、杭州动画产业园等。
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是浙江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突破口中具有代表性四大产业。它们良好的发展前景使浙江省拥有能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优势。
第二节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
首先，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正处于前进状态，对外文化贸易量呈现良好态势。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对外文化交流能够有效地宣传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促进本地文化走向世界。在浙江，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日俱增。截至2008年，浙江省已与10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文化交流,与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交流关系。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美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此外，民俗文化艺术对外展演活动和对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体现浙江特色的交流项目如小百花越剧的精品越剧、浙江歌舞剧院的“江南丝竹”等文化交流精品项目逐渐树立了品牌。
再者，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现雏形，一些优势产业崭露头角。浙江省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已经将签订文化交流协定、随带文化交流团组、考察文化建设项目、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外事活动的工作惯例。同时，以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产业，以杭州国际动漫节为代表的动漫产业等优势产业已经在国内与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尽管浙江省在文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现的角色相比，与文化大省的建设要求相比，与其他一些省市的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省的对外文化贸易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量偏小、文化逆差较大。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尚处在起步阶段,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较小，在全省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少,这与作为出口大省的现状不相适应。此外，文化产品和服务从国外“引进来”多于“运出去”的，存在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
省商务厅根据有关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8年浙江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总额为41.56亿美元，其中文化产品出口为41.32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为2396万美元。而2008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2111.5亿美元，其中，出口1542.9亿美元。通过计算，2008年，浙江省文化出口额仅占总出口额的2.69%。这个比例对于欲打造文化出口大省的浙江省来说确实有待提高。
第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较弱，缺乏品牌性文化产品。虽然浙江省已打造具有本省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但是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总体上品种较少，结构不太合理，特别是缺乏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产品，缺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强势文化品牌。例如，2010年5月举办的杭州国际动漫节，由于浙江省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动漫品牌，因此难以抓住自己作为主办方的优势，推广自己的动漫品牌，无法有效利用展会进行后给举办地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除此以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结构也不太合理。例如，出口对象集中于港澳台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欧美等西方主流社会较少；赴国外文艺展演活动中越剧、杂技、民俗类的项目居多，其他方面的项目较少等等。
第三，文化贸易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文化经营实体的总体实力相对薄弱。虽然浙江省文化交流项目逐年增加，但绝大多数项目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其实质内容是非赢利性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而通过文化贸易把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的成分较少。
第四，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目前，浙江省已制订出台了“全省‘十一五’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规划”、“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审批程序”等文化产品出口的管理规章。但是，这些已出台的管理规章中，文艺院团赴境外演出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外汇审批制度也过于严格，制约了境外商业展演活动的开展；同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单位的外汇优惠、版税优惠、收益分配优惠等政策力度还不够大，相关的出口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法规政策也尚未配套。
第五，浙江省内各个城市文化贸易发展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联动效应。以会展行业为例，“义乌文博会”已成为国家认可的文化类展览交易大平台，义乌会展模式再度领军文化会展业。可是与其毗邻的杭州却并没有从义乌模式中获益，2010上海世博会是对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良好契机，同时据预测，世博会期间因上海场地限制而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各大展会有不下于50个。对于毗邻上海的浙江省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到2010年5月中旬为止，浙江的省会杭州却未曾落实与世博会相关的国际性展会。除了服务和硬件设施的落后是最大原因外，会展业的高级人才也很缺乏，能承办高层次展会的企业屈指可数。再加上政府在会展业的扶持上缺乏实质性的动作，导致杭州的会展业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已经落后于周边城市。与同为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相比，2004年南京的会展业排名就从2003年的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五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第三节对外文化贸易存在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产业本身原因
第一，文化产业生产规模小。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市场，90％以上由西方大国垄断，而其中又是由70％的跨国大公司垄断，大型跨国公司集团规模偏大，每年可达100多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收入。全球50家娱乐传媒公司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95％的份额；世界各地的新闻90％由西方国家垄断，其中70％又由跨国大公司垄断。而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偏小，在浙江省数得上的大文化产业集团的数量也是少之甚少，仅有的几个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亿美元。
以传媒业为例，2006年，浙报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12亿元，净资产10亿元，而美国《纽约时报》1998年一天的广告额就近1亿元。截至2007年，浙江省全部10家国有文化产业集团资产总值为195.08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光是时代华纳一家公司，就拥有15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可见，文化产业的规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很弱小，远远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第二，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弱。文化产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用最新的科技水平包装文化艺术或是用最经典的创意对文化产业进行创新，由此才能吸引人们去消费。目前先进的科技正不断地运用到文化产业上来，比如影视产业中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软件把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场景非常真实地表现出来，而浙江省的电影业和演出业的制作与加工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层面。文化产业从内容到形式，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目前，越剧和杂技是浙江省在海外最受欢迎的演出产品，这两种古老而传统的演出产品代表了浙江省在海外的大部分文化形象。但反观其他国家的出口文化产品，像这样还在做“老本行”的并不多，其出口的文化产品更多的是电影、电视剧、音乐、媒体等现代文化产品，即使演出产品也多是以一个完整产品的形式出现，原创性很强。因此，在浙江省这种状况下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难以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第三，产品特色不鲜明，缺乏品牌性产品。当前文化贸易的发展趋势，要求重视文化制品的全面创新，树立内容为先的发展理念，重视文化制品的特色。而浙江省文化制品进入世界文化市场的时间尚短，在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能力将有浙江省特色的文化转化成独特的竞争力，即浙江省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近年来，进口的原版书、光盘和合作出版的各类教材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的主流书店，也很难寻觅到一本浙江出版的原版书，就连介绍浙江省的导游手册等都是由西方出版社垄断出版的。
二外部原因
第一，文化贸易观念滞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很少想到文化也能进行贸易，这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长期以来，浙江省在对外文化贸易过程中，基本上很少从市场角度来考虑让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没有把文化软件看作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因此导致浙江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品牌，大量的文化资源不能转化为文化商品和服务出口。
浙江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没有找到如何将博大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浙江省并不缺少文化资源，有众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故乡，但是没有将它们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第二，缺乏专门从事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企业与机构。在浙江省内，文化贸易主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所推行的文化交流方式来进行，人们对中介公司仍存有很大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网络之中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以表演艺术领域为例，浙江省近几年在美国、德国和法国举办的“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演出虽然造成一定声势，但是这类演出带有浓厚的对外宣传色彩，主要依赖巨大的政府投入，不能计算在文化产品的出口之中。
第三，缺少专门的文化贸易人才。人才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目前，浙江省对于文化产业管理与贸易方面的相关培训与高等教育的重视力度还不够，政府对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介入与联系较少，2007年4月才首次进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相关专业的教育也处于探索阶段，较难做到产学结合，将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在浙江省内，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企业主要依赖政策的保护，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的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的工作团队。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影响了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第四，政策法制不健全。虽然政府曾出台振兴文化产业的政策，但是非法出版、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仍屡禁不止，这不仅背离了文化产业的正确方向，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并且抑制了文化的原创精神，影响了浙江省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当然也就不利于其文化产品在境外的流通与在国际上获得公正的待遇。如果是一个文化贸易大省，一整套能推动本省文化贸易，促进国际化的外汇管制、项目审批、商品结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等在内的法律法规是必需的。而浙江省在支持、推动文化产品或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法律，政策的鼓励措施和环境营造方面还有待提高。
第五，市场秩序混乱。法制的不健全，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地区的文化企业特别是传媒企业不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中竞争，而是被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内。文化产品虽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经营者追求的仍是利益最大化，国内市场的不统一，使地方企业难以从国内市场获得合理的收入，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无法进入，更别提如何进入到国外市场了。另一方面，文化贸易其生产和经营必须讲求社会效益。但目前，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采取压价不正当竞争、非法出版等不法行为，却忽略了社会效益，严重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第六，外贸的带动与提升能力作用不明显。浙江省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外贸企业规模较小，缺少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跨国公司投资的数量少，投资规模比较小；吸收外资的渠道也比较狭窄，由此无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大省的优势带动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三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对策
浙江省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文化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2008年，一场由美国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尽管这种已有的文化格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抓住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调整，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改变文化贸易逆差的现状，使浙江省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双剑合璧，成为真正的“文化出口”大省，这对于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会展业、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在浙江省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可以成为浙江省增强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新突破口。以四大产业为主导、从战略对策的角度出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开发
一灵活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滋养，成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来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浙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浓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今天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丰富资源。远在数万年前，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就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在前人创造如此好的资源的前提下，现代文化资源也是百花齐放，从杭州的动漫之都、绍兴的文人故居再到义乌的小商品城、宁波的地方戏曲，各个城市都有其特色文化，可谓多姿多彩，人文荟萃。因此，要灵活运用浙江省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的优势，积极采取现代方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有益价值。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势和长处，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和服务质量，把文化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二提升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竞争力
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的客体，想要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首先就要从产品本身入手，唯有产品具有竞争力再加以合适的包装和宣传，才能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
一是要不断增强文化创新能力。要大力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创新，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在浙江省拥有大批创意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创意作品的原创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使其成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完整的“浙江制造”产品。二是要善于找准与国外文化的契合点。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积极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普适价值。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始终保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互动，既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不同国家和地区，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又在文化产品中注入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活力，体现浓郁的浙江文化产业的特色，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节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
一注重文化贸易效益
文化贸易是一种经济活动，自然需要注重经济效益，而且是要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要预防几种不利于文化贸易效益的提高的情况：第一，像对待公益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样来对待对外文化贸易,不能有效利用有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贸易活动，从而减弱了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第二，省内同行竞争，互相压价。由于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市场仅仅处于发展期，竞争并不明显。但不排除今后市场成熟后出现相互压价的行为，如此一来，将大大增加经济贸易的成本。因此，浙江省在今后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中，应转变思想观念，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将文化贸易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注重提高文化贸易效益。
二拓宽文化贸易渠道
影响对外文化贸易的一方面是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渠道。
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出口，主要可以利用两种有效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国外的文化产业博览会，例如，从06年开始至今已举办4届的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利用展会的形式带动文化贸易的进行，不仅利用了低成本的投入，同时较大型的展会也可保证一定交易量。目前，浙江省的义乌文博会已经带动起了中国会展经济的义乌模式。因此，通过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形式带动对外文化贸易，对于拥有会展资源优势的浙江省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是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虽然对外贸易也可通过外国发行公司，依托国外的发行公司，同时成本低、市场风险小，但是却将丰厚的发行利润给了别人，生产商实际上只赚了很小的一部分。再有，通过国外发行公司发行，就总是远离国外的市场，不能培养对于市场的敏锐感觉。所以，可以由文化企业自己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或收购入外国人现有的发行公司。还可以在海外投资建设“浙江省文化园”，“浙江省文化园”可采用政府开路、企业投资运作的模式。在“浙江省文化园”中开设音像、图书、汉语教材等专门区域，设表演厅、展示厅，供顾客欣赏观看。如果运作合理，“浙江省文化园”可以成为浙江文化开拓世界市场的根据地，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还可以充分利用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的优势，利用网络平台开设各种语言版的“浙江省文化产品网上超市”，集产品展示、销售、服务等电子商务为一体。
第三节健全政策与人才培养体系
一健全外贸政策与法律体系
目前中国整体的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背景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必须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利用全球文化市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浙江省作为外贸大省，可充分借鉴其他产业外贸体制的成功经验，实施灵活、宽松、自由的外贸政策。
首先，对从事文化贸易的企业进行鼓励和扶持，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及时梳理，继续制定和完善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创新、鼓励和支持文化“走出去”的金融、投资、管理、税收、人才政策，尽快形成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政策体系。针对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的状况，制定地方文化立法规划，加快地方文化立法步伐，尽快出台一批与文化贸易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保证对外文化贸易的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及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认真落实已有法律法规，加快整合现有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行政执法队伍，形成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系，为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提供良好法制环境。
再者，要大力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法律保障，建立相关法律切实保证文化产品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大力打击盗版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同时，政府要为文化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实施支持各类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促进措施。例如，目前在亚洲文化市场上涌动的“韩流”就是韩国政府政策扶持的结果，韩国政府用十年的时间，通过政策引导使韩国成功的从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文化输入国变为向世界传播韩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输出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要加大对前景较好的文化产业的出口政策的支持，例如，尽快出台大力扶持浙江省会展产业的相关政策，制定产业组织、投资融资、展会管理、展品出口、海关监管等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保证优势产业的良好势头。
二加快培养文化产业人才
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它在几乎包含传统产业一切要素的同时又更加复杂。因此，对于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目前，浙江省在文化经营方面却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紧迫。要充分发挥浙江省人才资源的优势，尽快建设一支既了解对外文化工作规律、又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对外文化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和研究班，提高政府部门对外文化工作者以及文化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此项可纳入浙江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文化人才工程中运作。其次，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文化贸易营销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加快文化外贸人才的培养。最后，重点针对浙江省前景良好的文化产业培养专业人才。例如，利用浙江省动漫产业优势，抓好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浙江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等动漫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为培养专业人才做充分准备。
第四节结语
2010年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对于浙江省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从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来看，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会展业、动漫产业以及创意产业等新兴文化产业的优势，借鉴其他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过程，利用优势资源、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开拓市场渠道和培养人才是制胜的关键。
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目前还处于逆差的环境之下，我们要争取转“逆”为“顺”，化危为机，加快浙江省文化产业改革步伐，促进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对于有着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商品出口一直发展态势良好的浙江省来说，也许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梦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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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服务供需现状分析全文如下：
摘 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岗位稀缺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结构性失业，自愿失业的层面。提供必要的就业服务，使劳动者的诉求与企业需求接轨，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首要任务。只有完成了就业服务供给与求职者需求的联动，才能最终解决就业问题。
关键词：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需求; 就业服务供给。
一、引 言。
十二五纲要明确将就业问题纳入政府规划，鼓励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求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就业信息全国联网，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服务。截止2011 年3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03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33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41 万人。2011 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909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 1%，与去年底持平。由此可见，虽然金融危机浪潮的退去使得我国的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从长期来看，依旧不容乐观。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性失业，自愿失业的现象十分普遍。
根据市场搜寻理论的基本思想，劳动者在市场上面临很多工作机会，只有当某个工作机会提供的工资水平大于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者才会接受该工作，从而结束失业状态，在此之前，劳动者会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由此，我们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劳动者寻找工作机会的行为，用人单位/雇主提供职位的行为以及劳动者和职位匹配的问题。目前，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还是其他就业者，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而用人单位却常常无法找到合适的求职者，究其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引起的公共就业服务的供给与求职者的需求对接错位所致。为此，我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影响求职者就业服务需求的因素分析。
( 一) 求职者对就业服务需求整体不足。
根据《2011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河南省城镇新就业人数为： 城镇劳动力 47. 95 万人，乡村劳动力 10. 35 万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 10. 66 万人，转业复业军人 1. 81万人，其他 9. 90 万人。由此可见，进入市场求职人员当中，城镇乡村劳动力和大中专技校毕业生是主 体，在 所 有 求 职 人 员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为85. 48% 。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38. 20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3. 4%。与 2009 年的登记失业率3. 5% 相比，登记失业率有所下调，但是下调的幅度很小。由此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中，仍有大量人员处于失业状态。这部分人，或是因为技能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或是用人单位工资水平或工作条件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所以处于失业的状态。然而，如何摆脱这种状态，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抑或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来达到用人单位的需求，处于失业或待业的这部分群体，并没有很好的寻求就业服务帮助的渠道。目前，我省的就业服务体系包括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劳动就业服务等四项主要内容。在走访了大量求职者后，占一半以上的求职者对就业服务表示需求不大。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求职者对就业服务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总体需求不足。面对居高不下的登记失业率，认清了就业服务总体需求不足的事实，我们认识到，只有找到影响就业服务需求的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服务需求不足的问题，进而完成就业服务的供给与求职者对就业服务需求的对接。
( 二) 因素分析。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2010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有 89. 2% 的用人需求对年龄有所要求。其中，16 ～34 岁的用人需求占总需求的 68. 2%。换言之，在 16 ～ 34 岁这个年龄段的求职者，找工作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对就业服务的意愿相对薄弱。对于 35 ～ 60 岁这个年龄段的求职者来说，单凭从求职网站或人才招聘会这种形式，试图找到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而通过就业服务机构寻求职业指导或就业援助，也许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所以，笔者认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35 ～60 岁这个年龄段的求职者就业服务需求更大。
初高中教育水平的求职者对就业服务需求的意愿比较强烈。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 2010 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2010 年第三季度，有 87%的用人单位对文化程度有所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38. 4%，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25. 2%。处于初高中教育水平的求职者，相对于文化程度更低的求职者来说，更有能力承担就业服务的成本，因为低文化程度导致的低收入使得求职者很难负担就业服务的高成本。同时，处于初高中教育水平的求职者，对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或工作环境会有更高的期许，从而他们愿意通过就业服务机构，找到更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而大专以上学历的求职者，有着更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应届大学生往往通过校内的招聘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即使是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也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求工作机会，所以对就业服务的需求不大，同时对就业服务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偏差。文化程度高的求职者，往往对就业服务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认为就业服务机构只是给下岗职工或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服务，而自己作为高学历的求职者，无需寻求就业服务机构的帮助。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导致高学历的求职者对就业服务的需求意愿不大。
对于就业服务机构的认知程度，是决定求职者是否会寻求就业服务的关键所在。目前，在诸多求职者中，对就业服务有明确认识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求职者对就业服务有简单的了解，极少一部分有深入的了解。即使有大部分的求职者对就业服务有所了解，但是仅限于知道就业服务这个名词，至于就业服务机构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针对哪些人群提供服务，当地的就业服务机构在哪里办公，就业服务是免费还是收费等这些具体的内容，知道的人很少。如果连对就业服务的认知都没有，又何来需求呢? 不管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还是应届毕业生，抑或是在职人员，对就业服务的需求都应该建立在对就业服务了解的基础上。越是了解就业服务的求职者，需求就越高，能够得到的帮助也就越大。
三、影响公共就业服务供给的因素分析。
( 一) 就业服务供给的现状： 供给不足，获得困难，效果一般。
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功能，理想化的状态应该分为十二项，分别为： 咨询服务、信息服务、职业介绍服务、职业指导服务、职业培训、创业服务、就业援助、就业与事业管理服务、政策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务、管理职能以及拓展服务。然而在现实中，人们接触更多的只是职业介绍服务、职业指导服务、职业培训。这说明，就业服务提供的服务类别很少，并且仅有少部分人通过就业服务机构能够获取方便快捷的就业服务。这说明，就业服务的获取手续十分繁琐，时效性不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就业服务机构所提供的就业服务严重不足，且效果一般。
( 二) 就业服务供给问题产生的原因。
资金不足。就业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转，必然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目前我国的就业服务机构多数是公营的，公营的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换句话说，公营的就业服务机构主要是靠地方财政的支持运转的。然而，我国的财政职能一直偏好于建设性财政，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经济建设，这导致国家对公共就业服务投入相对较少。对就业服务投入的忽略，各地政府重投资，轻民生的态度决定了就业服务机构所能够提供的服务类别、服务范围以及服务效果。
歧视性政策。在目前的就业大军中，农民工和应届毕业生占了很大的比重。近年来，虽然各地政府都对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进行了改善，但是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分配上，确实还是存在明显的歧视。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导致这种歧视性分配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以户籍、以身份作为提供服务的先决条件的体制下，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必然得不到有效的供给与满足。而对应届毕业生的歧视，是很多时候被人忽略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歧视是很普遍的，最常见的歧视就是缺乏工作经验。
信息不完善。由于信息的不完善，导致就业服务机构无法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首先，是对求职者信息的缺失。就业服务机构只能掌握已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了的求职者的相关信息，而且不排除这些信息是不完善的。其次，用人单位的信息获取不直接有效。就业服务机构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以方便快捷的获取用人单位的用人信息。介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业服务机构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四、对策建议。
( 一) 加大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投入。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010 年全国财政支出 89 874. 16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13 574.23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 130. 62 亿元，比上年增长20.0%，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10. 2%。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就业服务的投入力度。只有有了财政支持，我们才能够更有底气的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基本设备设施的投资，才能够更好的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
( 二) 扩大对公共就业服务宣传的覆盖面。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为连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纽带，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是因为这条纽带鲜为人知。为了使公共服务的作用付诸实践，应该加大对公共就业服务的宣传力度，使求职者明确的清楚公共就业服务到底是什么，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如何获取这些服务等。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以以各地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为桥梁，为广大应届毕业生做相关的讲座，普及公共就业服务的相关知识，也可以直接通过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服务。另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可以同各企事业单位、各地级县级政府合作，通过发放宣传册、调查问卷，举办就业服务培训等方式，向广大劳动者传递就业服务的相关知识。劳动者只有认识了就业服务，才能有进一步的需求，从而就业服务才能真正扮演好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中介的角色。
( 三) 千方百计收集空岗信息。
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只有拥有足够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做好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计划的执行者。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以设置专门的联络员，定期走访企业或者是通过电话、传真、互联网等方式收集空岗信息，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或者，借鉴国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做法，例如美国、加拿大、荷兰，这些国家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直接鼓励企业登记用人要求，或是为企业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协助企业寻找符合要求的求职者。另外，作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建立工作数据库，帮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进行匹配。这个工作数据库可以同地方高校，人才招聘中心，各企事业单位相连接，来获取空岗信息和求职简历，并且以市、县为单位逐级向上联网，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工作数据库，从而解决求职者需求与就业服务供给不衔接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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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内部审计是单位内部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它通过审查与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促进单位加强经济管理，实现经济目标。目前，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部分集体企业和民营组织都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但内部审计现状不佳，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仍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企业开展内部审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审计，促使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改善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从企业角度看，内部审计是独立客观地监督和评价企业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是为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和实现经营目标服务的，因而也是企业监督评价机制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企业的内部审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加之入世以来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诸多较大的变化，内部审计在获得了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国企业的内部审计既需要适时地加以改进和完善，更需要谋求更大更快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一、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现状分析
从审计组织体系上看，我国目前业已形成由政府审计(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及民间审计(社会审计)构成的审计监督评价体系。三种审计鼎足而立、并驾齐驱，各有侧重、时有协同。在过往的各个历史时期，它们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其制约与促进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日益进步及企业组织的发展变化，现有的各种审计及其构成的审计组织体系日益暴露出不少缺陷和弊端。就企业的内部审计而言，目前的基本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在于：
（一）内部审计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没有纳入企业重要活动
内部审计机构在企业中受冷落，是我国内部审计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领导对建立内部审计机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企业是应主管部门要求，为了应付上级而设立审计机构，有的企业则为了上等级、装门面，致使许多企业内部审计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内部审计组织和审计人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在企业中，由于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受本企业有关负责人的领导，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工资、其他福利等方面的利益，受本企业有关负责人的支配，这就使得内部审计人员在履行其监督和评价职能时，有很多的顾虑。当企业领导授权、批准的经营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不符合经营效益原则时，内部审计人员由于自身利益的原因，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三）内部审计不够规范，其业务无准则可循
目前我国有关审计工作的法律已颁布两部分，其一是关于民间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法》；其二，是关于国家审计的《审计法》；而内部审计的法规只有审计署颁发的《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并未上升到法律高度，《中国内部审计工作条例》在酝酿起草当中。这就导致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民间审计法规配套建设地位的差异，造成企业内部审计无法可依，当内审人员碰到具体问题时感到无章可循，甚至无所适从。在我国的《公司法》中也没有规定设置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没有强调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责任性，导致“为组织服务，向经营领域发展”的现代内部审计成为一句空话。
（四）人员素质和结构不合理
人员老化，素质偏低，知识结构单一，是当今内审人员普遍存在的问题。按国家审计的有关法律法规，审计部门应配备审计师、会计师、工程师、律师，但绝大部分企业仅有会计师，使得审计只从凭证到账面查找问题，难以从实际工作的深层次上发现问题，因而提出的建议或为领导提供的决策依据缺乏现实性。
二、如何完善企业内部审计机制
（一）革新内部审计手段
企业各业务部门在设计软件系统时，应当在各个关键部位、关键环节预留“计算机控制”的设置，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实行业务控制的自动化、计算机化，实现风险的事前、事中防范，以减少审计监督的强度，避免道德风险；审计部门则应当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审计软件，加大计算机辅助审计的比重。一方面，通过开发和利用风险评估、内部控制状况评价、业务数据分析及标准化的审计底稿等专门的审计软件，使风险评估、数据分析等一系列审计操作实现自动化，提高现场审计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实行非现场审计与现场审计监督的有效结合，实施对审计对象的连续、动态监控，以保证审计监督的及时性。
（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在完善企业监督制约机制中，一是要完善企业的领导机制，建立健全领导行为约束机制。在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要注重强化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和职工民主管理。在公司制企业，要建立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运作的组织形式，发挥好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在股份合作制企业，要建立与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配套的决策体制。二是确立民主决策程序，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与监督，鼓励广大职工参政议政。企业可以成立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民主监督委员会，监督企业经营者有无违法乱纪行为，监督企业有无侵犯职工代表大会职权和职工民利的行为。
（三）强调风险评估意识
在现代社会里，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评估是企业设计和执行内部控制以减少错误和舞弊的一部分，它形成了决定如何管理风险的基础，所以，企业在设计内部控制时，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从而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因此，在进行内部审计的时候，要考虑到企业日益变化的经营环境，把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考虑进去。
（四）提高内审人员素质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内部审计队伍是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关键。在国际上，企业内部审计业务不仅要求审计人员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会计、内部审计知识，还要求审计人员了解现代公司、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具有对复杂多变的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判断能力，具备计算机内部审计信息的收集、监控、分析与处理能力，从而能够提供真实、正确、完整、有效的稽核信息，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业务。
总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改革的加速，内部审计应该顺应目前变革的要求，在审计观念、体制、内容、方法等方面要发生转变，以适应企业经营管理对内部审计的需求，同时寻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内部审计之路。
参考文献：
[1]王珏，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问题浅探[J].经济观察，2004.4.
[2]李庆山，强化内审工作促进企业发展[J].内蒙古财会，2005.1.
论文摘要:目的了解医学研究生生涯规划的现状和生涯教育的需求。方法问卷调查法。结果分析发现医学研究生生涯规划有如下特点:自我认知程度高;职业探索存在不足;个人调适有待提高,就业信心较为乐观;职业决策导师影响最大;生涯规划元认知较差,生涯教育需求大。经相关性分析发现:性别、年龄、考研身份都与生涯成熟相关。结论医学研究生存在很大的生涯教育需求。
生涯教育一词,由美国的马兰德于1971年提出[1]。职业生涯规划理论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9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2]。生涯规划是指有系统的引导生涯选择,以展现个人的生涯自主和增进生涯适应[3]。在国内,生涯规划和生涯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医学研究生的生涯教育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1研究方法
舒伯(Super)认为:生涯成熟是指人在既定的生涯发展阶段,对环境和机体需要的准备程度[4]。根据其生涯发展理论,把调查定为六个维度:自我认知、职业探索、个人调适、职业决策、生涯元认知、生涯教育需求等[5]。经试测、修改、专家审阅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一年级硕士研究生中发放问卷400份,涵盖所有专业,回收有效问卷358份。数据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系统,量表采用4点量尺计分法,对调查内容是完全正向肯定的记4分,比较肯定的记3分,不太肯定的记2分,完全否定的记1分。经过分析,得出结果。
2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样本中男女生比例分别为44%和56%。最小年龄为20岁,最大年龄为46岁,平均年龄为25岁。
2.1自我认知程度高,职业探索存在不足
从图1中可以看出,医学研究生对自我的了解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对职业世界的探索略显不足,特别是对就业政策及法规的了解度更低。对职业探索的滞后客观上是由于一年级研究生在院本部而不是在医院学习,对以后主要的就业市场医院的了解途径受到限制;主观上由于还是一年级学生,对于就业市场的了解还没有到很迫切的程度,而同时管理部门也没有提供相应的途径帮助学生了解。对于法规、政策的淡漠说明医学研究生法律意识还不够强。
2.2个人调适有待提高,就业信心较为乐观
如表1所示,入学以来,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兴趣还是很高的,学习压力总体比较居中,学习计划性和未来生活的规划处于水平位置,对于目前的学习状态,表示不满意的学生略占上风,但未来的就业信心还是比较乐观的,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目标也比较清晰。对于医学院校来说,高度的专业性和较大的市场需求使在校学生对就业表示出一定的信心,而专业发展路径的定向性也使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清晰。
2.3职业决策导师影响最大,性别影响就业得到认同
如图2所示,各种社会关系中,对于职业决策影响的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导师、父母、恋人、朋友和同学。导师在学术上的地位、对本专业的了解、在本行业的人脉等因素都是导师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对于“先就业后择业”观点的认同,得分为2.62,说明学生总体上对此观点还是认同的。对于“性别影响就业的认同度”得分高达2.85,目前的研究生大都经历过本科就业,因此对就业的现实情况有一定了解,就业过程中的男性性别优势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
2.4生涯规划元认知较差,生涯教育需求大
如表2所示,学生们对“生涯规划的含义”认知程度不是太高,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涯规划很重要。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未来发展存在职业困惑的情况比较普遍,这给我们一个不小的警示:并非是读到研究生阶段的医学生就没有职业困惑了。有职业困惑愿意求助专业人士的学生和愿意参与职业生涯规划活动的学生很多,说明生涯教育与咨询存在很大的需求,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3相关分析
经相关性分析发现,职业规划状况与研究生的个体属性,如年龄、考研身份、性别等都表现出相关性。(注:**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1level(2-tailed).*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5level(2-tailed).)
3.1性别与生涯成熟相关
表4示,男性比女性在生涯规划的很多维度上表现出优越性。在生活规划、就业信息搜集、就业信心等方面优于女性。在遇到职业困惑时,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求助专业人士,女性也更愿意参与生涯规划活动,这说明男性即使碰到问题,也比女性更少愿意求助专业人士。
3.2年龄与生涯成熟度相关
如表5所示,年龄越大,对未来生活的规划、了解自我、职业探索、就业信心等方面都越好,对生涯规划元认知也更好,相应地,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困惑就越少,生涯成熟度越高。
3.3考研身份与生涯成熟相关
如表6所示,按应届毕业生、待业考研、辞职考研、在职考研的顺序,对自我的认知、职业的探索和生活规划的程度呈递增的趋势。这表明,总体上越是有工作经验的学生,生涯成熟度越高。
4结论及建议
4.1研究生生涯教育应引起重视
在开放题中,有81位学生表达了希望开展生涯教育的意愿,其中有5位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涯教育,表达了想了解的强烈愿望。有学生说,“希望多开展生涯规划的讲座和培训,因为即使读到硕士、博士阶段,很多人仍然还是迷茫的。”数据显示医学研究生对未来的就业,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不乏困惑,因此,广泛开展医学研究生生涯教育和生涯辅导是非常必要的,应引起重视。
4.2生涯教育的内容要有针对性
开放题中,学生们对生涯教育的内容比较关注。有17位学生说“要有针对性,不能泛泛而谈。”多位学生建议要多提供往年的就业去向等信息,让低年级研究生对未来有更多了解;也有几位学生建议邀请医院、科研机构、公司等的职业人士来介绍各行业的情况。的确,医学研究生对职业探索的不足,在生涯教育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4.3生涯教育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
不少学生建议采用生涯教育讲座的形式,有多位建议开展个别咨询,有2位学生建议把生涯教育作为选修课或必修课。在信息时代,生涯教育也应有更广泛的载体,这也是调查中学生们表达出的意见:有学生建议利用网络平台,可以考虑开通咨询热线等。生涯教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需要有丰富的形式作为支撑。
4.4生涯教育应尽早实施,贯穿所有年级
有9位学生建议生涯教育要尽早开展,从学生一入校就开始。生涯发展是连续的、动态的、前后影响的,学生的生涯教育不是仅仅毕业生才需要的,生涯教育要实现全覆盖,贯穿所有年级。
4.5生涯教育应由专业的生涯教师实施
联合专业的咨询机构,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咨询和辅导,这是几位学生所特别提出的。这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实施生涯教育的队伍还不够专业化,多是由思政教师、心理健康教师等进行,由于缺少生涯教育的专业背景,教育效果也难免受影响。
综上所述,医学研究生的生涯困惑并不少,生涯教育需求也很大。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医学研究生中及早开展行之有效的生涯教育。让我们呼唤:生涯教育的时代早日来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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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问题贷款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良贷款,是指债务人不能或有迹象表明债务人不能按贷款协议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具体而言,问题贷款就是银行贷款五级分类中的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次级类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的经营收入无法保证其足额偿还本息。可疑类是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抵押或担保,业、也肯定会造成一部分损失。损失类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措施和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任然无法收回,或者只能收回及少部分。
二、我国商业银行问题贷款的现状
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的主要银行,80%以上的问题贷款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
如图所示(2003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问题贷款情况表。单位:亿美元):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工商银行876亿美元占贷款比重的21.5%。占当年GDP的6.2%,最少的是中国建设银行,但问题贷款也达到235亿美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合计2334亿美元,占贷款比例的20.4%,占03年GDP的16.5%。
近年来虽然问题贷款余额和问题贷款率出现“双降”,但数额仍然巨大。根据CBRC(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止2007年12月底,银行未清偿问题贷款达到12684.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1.67%,占07年GDP比例5.14%(07年GDP为246619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未清偿问题贷款达到11149.5亿元,占银行未清偿问题贷款比例87.90%,而且还不包括各家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债权。
三、问题贷款的成因
商业银行问题贷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经营管理和操作风险。
1.市场风险是问题贷款产生的外部原因。这里所说的市场风险是指宏观经济大环境中某些因素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经济运行周期、财政货币政策和政府的过度干预的影响。
1.1经济周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由于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会呈现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之间波动。银行的问题贷款也存在这样的规律,经济萧条时期,借款人获利能力普遍下降,预期收入往往不能实现,容易出现财务困难,问题贷款产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反之,在经济繁荣时期问题贷款产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1.2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当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时,社会需求增加,企业的产品容易销售出去,出现问题贷款可能性比较低;反之,当政府采取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出现问题贷款可能性就比较高。
1.3政府过度干预。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过度参于经济活动。二是政府以间接融资为主,使银行成为“准政府机构”。通常政府按照既定的产业政策,指令银行对企业进行贷款支持,根本不考虑银行本身的效益和安全,这就为问题贷款埋下了隐患。
2.信用风险是问题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信用风险就是债务人未来不能还本付息的可能性。借款人风险和担保风险是最主要的信用风险。
2.1借款人风险。借款人未来能否盈利或取得收入直接关系到贷款能否按时偿还。但借款人未来的盈利和收入受多种因素影响,往往是不确定的。
2.2担保风险。担保风险就是当借款人无力偿还时,担保方也不能偿还,或不具备担保资格的不确定性。这也是银行贷款不能按时、足额收回的重要原因。
3.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和信贷操作风险。这也是问题贷款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转
3.1银行经营管理问题。一是银行的信贷体制问题,许多项目虽然集体审批,担责任不够明确,出了问题责任不清。二是贷款决策缺乏科学的信息咨询系统,通常是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静态分析多,动态分析少;立足区域性分析多,站在全局性分析少。
3.2信贷操作风险。具体而言,就是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银行内部信贷政策和操作规程发放贷款;对到期贷款催收不力;对担保缺乏有效的控制;对单一客户或特定行业贷款过于集中;贷款期限不合理等等。
四、问题贷款的控制和管理策略
1.拒绝策略。贷款决策时,运用风险测度模型对风险进行预测,并计算出违约概率,主动放弃或拒绝可能引起风险损失的方案。
2.回避策略。在对借款人和借款方案进行选择时,应做到“趋利避害”:一是在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面前,选择风险小的方案。二是改变银行资产信贷结构,使资产结构短期化。三是向盈利好和信誉高的企业和客户倾斜。
3.分散策略。一是组成银团,共同承担一项贷款义务,分散风险。二是调整贷款风险比例和期限结构,使其与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4.证券化策略。将质量相对较好的问题贷款从整个不良贷款中分离出来,发行以预期资产处置收入作为担保的证券,使银行预先取得不良贷款的处置收入。
5.诉讼策略。如果贷款没有担保或清算抵押品后仍不足还款,银行可以对借款人或担保人提起上诉,请求法庭判决。
参考文献:
[1]顾晓安、户蕾:《问题贷款——成因、识别、鉴定》,立信会计出版社。
[2]赵晓菊、柳永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中国方正出版社。
[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