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的民族是尊龙奉龙的。在我们的娱乐生活中经常都能遇到“龙”,尤其是龙舟竞渡,其经历之久远,流行范围之广泛都早已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它是一项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性活动。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龙文化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渊源和组成部分,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在有关龙的诸多传说中,乃至由此而衍生的各种以龙为主题的活动中,龙舟竞渡是一项历史久远、流传广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形成传统的文化、体育活动项目。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延续至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国家体委于1984年做出决定,把龙舟竞渡列为全国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一活动,不仅根据传说和想象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龙的形象,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了“龙的传人”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生气勃勃的豪迈气质。凡是观看龙舟竞渡的人,无不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和鼓舞。
龙舟这项富有意义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之所以长盛不衰,形成传统,世代相传,主要由于它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它不仅为汉族人喜爱,许多兄弟民族也非常喜爱,并且成为一些民族节日及文体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龙舟文化的起源和龙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发展广西经济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和网上收集、整理有关龙舟文化的资料。
(2)逻辑分析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
2结果与分析
2.1龙舟文化的起源
2.1.1图腾崇拜的民俗文化
“龙”是我们祖先想象出来的一种奇异的神灵动物。对农耕民族来说,天文气象是最重要的,龙便成了作雨兴云的神灵。为了求得神灵保佑,人们在图腾祭的日子(端午节)都要赛龙舟,赛龙舟时还要祭龙。一方面把裹好的粽子投进水里给龙吃(古人认为龙多居住在水中);另一方面,各比赛队还要设香案,设美酒犒劳下江祭龙者(即比赛队员)。唐宋时期,竞渡者还要纹身,如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说:“须臾戏罢各东西,竟脱纹身清书上”[1]。竞舟者纹身,目的是使自己象龙子,求得龙神保护,逃脱船翻人亡的危险。达到与龙同娱,讨好神灵的目的,向掌管雷雨的龙神祈求无病无灾、风调雨顺。
2.1.2纪念前人宣扬忠君爱国思想
以龙舟竞渡来纪念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从而赋予了龙舟竞渡以新的内容和意义,使这项传统的文化体育活动更富有民族性和人民性,更能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
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打败吴国。吴越交战,勾践败而被俘,在吴国过了三年忍辱含垢的生活,骗得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立志雪耻,于当年五月初五成立水师,开始操练,终于在数年后,一举消灭吴国。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5月5日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
二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传说伍子胥因遭谗言诽谤,被吴王夫差命人抛于钱塘江波涛之中,有曹娥驾舟去救。后世逐划龙舟,作救伍员状。
三说是为了纪念楚大夫屈原。至汉代以来,赛龙舟是为纪念屈原的传说流传最广。因为屈原之死与泪罗人祭龙日(端午)正好巧合。从此,每到端午祭龙,人们一边划龙舟,一边唱着哀歌,纪念他们敬仰的屈原。从文献记载来看,最初为纪念屈原的竞龙舟只在汩罗土人中流行,南北朝时发展到南郡、襄阳一些地区。后经唐代文人这样大量的文学渲染,纪念屈原的竟龙舟更是广泛流传[2]。到宋代,龙舟竞渡由民间传入宫中,皇帝也亲自到场观赛,场面十分宏大。众所周知,北宋末年,国势大衰,宫廷想利用龙舟竞渡,宣扬忠君爱国思想,振奋国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想祈求龙神保佑,国太民安。
2.2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区内开展的龙舟比赛
南宁市自1978年起,每年都组织规模盛大的龙舟比赛。1980年端午节。融安县溶江公社举行了大型的龙舟比赛,有28个男队、13个女队共3300多名运动员参赛,观众达5万多人次,有不少外国来宾和港澳同胞。梧州市最近几年赛龙舟的活动也非常活跃。桂林市开展较晚,到1985年才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龙舟活动。1984年9月,由横县横州公社江南大队龙舟队代表广西,参加在广东佛山市举行的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比赛。1985年7月,广西又派出龙舟男、女代表队共59人赴湖北省宜昌市参加全国第二届“屈原杯”龙舟比赛。
自1984年起,每年自治区体委都举办全区性龙舟竞赛活动,形成了传统。促进了群众性龙舟竞渡的开展,梧州市政府1986年把端午节定为“市龙舟节”,群众性的龙舟活动开展更为广泛。2008年举行的龙舟活动,来梧州市洽谈贸易的广东、四川等省来宾和专程前来会唔的日本朋友与数万群众一起参加了龙舟比赛。
过去只局限于城市的龙舟竞渡活动,近年来已逐渐扩展,南宁、柳州、桂林、百色、永福、兴安、灵川、资源、贵县(现贵港)、田东、横县、防城、宁明、岑溪、容县等二十个市县都举行过赛龙舟活动,此外,不少乡、镇、街道也举行龙舟竞渡。如1987年北海市回洲镇的东风街、红旗街的渔民和驻岛海军战士联合举行了龙舟友谊赛;防城县的企纱乡、江平镇;地处高寒山区的中峰、梅溪等地都举行了龙舟竞渡活动。
1987年,广西5个市和20个县有257条龙舟下水,出现了百龙开江,万人盛会的世界。桂林市对端午节龙舟竞渡活动很重视,当年市政府发出专款建造十二条标准龙舟。当年6月4日在桂林市举行的全区龙舟赛,有13个男女队,观众达10万之多。除市民外,还有来自国内外贵宾及附近各县乡民,人们为了饱观龙舟竞渡的盛景,起早摸黑、扶老携幼,聚集在漓江两岸的桥上、房顶、山头、水中,观看的群众比肩接踵,欢呼雀跃。
现南宁、柳州以及北海等沿江、沿海地区都有农历五月端午赛龙舟的习俗。每逢这一节日赛舟,各船只聚集江面海湾。赛时,舟上人手一浆,竭力戈划,其快如飞,江岸海滩人山人海,全城出动,为胜者获奖旗、衣物、牲口等。南宁市的赛会,还燃放鞭炮助兴,为胜者奖励烧猪;梧州市在赛区举办龙舟节商品交易会,增添节日风采;北海市的竞渡主要由渔村组队,渔民们于赛后还给获胜者开庆功酒宴。当今,这古老的民族体育项目,已展现出枝繁叶茂的风采,洋溢出民族上进的精神。
2.3打造“龙舟”品牌,铸造旅游支柱,发展广西经济
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世界各国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开发和保护文化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措施。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另一方面,实施差别税率,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上来。在文化开发和保护上的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和规定,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文化产业,具有积极借鉴作用[3]。事实上,近年来社会资金已经以多种形式大量流入我国文化领域。目前,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还处于小打小闹的低层次水平。人们对龙舟文化其资源还没有进行挖掘、开发整理。还有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导致观念更新滞后,甚至连龙舟文化产业化的概念都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地区龙舟文化已初步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但还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并进行大张其鼓的宣传,同时还需要引起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有些先期工作需要政府进行各方面的协调和指导。
2.3.1把广西民族体育龙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近年来,来广西旅游的东盟各国人数越来越多,仅2002年来广西旅游的人数已达17.5万人次,其中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不仅已经成为广西重要的旅游客源国,也是广西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的主要目的地。1993年至2000年,通过广西各旅行社组织前往上述3国旅游的游客达5万多人次。此外,中国各地每年都有大约50万人次经过广西的凭祥、东兴、北海等口岸前往越南旅游,东盟成为广西巨大的潜在旅游市场[4]。由于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给南宁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广西将把南宁和桂林打造成为两大旅游集散地和旅游目的地,加快旅游产业建设。我们在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民族体育龙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在广西旅游景点开展龙舟比赛,吸引中外大批商人、游客到广西来观光旅游,给中外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2.3.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促进各民族体育的共同繁荣
文化产业的产业性,是指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转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5]。我国当代文化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事业型和产业型转化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和实现经济联系在一起,文化大踏步地进入了经济领域,而经济性质也成了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是未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体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应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体育方面的差距,促进各民族体育的共同繁荣,提高广西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规模和水平。
2.3.3积极发掘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中华体育瑰宝
充分开发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资源,高度重视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比赛项目是所蕴藏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体育文化。在重视民族传统体育在国内宣传推广的同时,还要运用多种渠道和形式,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在积极参加各种现代体育运动国际竞赛的同时,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国际交往。要努力把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比赛项目逐步走向世界。超级秘书网
3结语
3.1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的功能
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具有强身健体、娱悦身心、促进民族凝聚、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互动场所,使人们在一定体育规则和体育道德的规范下,拓宽社会人际交往渠道,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消除各民族因地理环境的封闭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带来的隔障,为广大民族同胞提供感情交流和文化交往的社会媒介环境。通过开展龙舟比赛活动,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交流,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有助于广西形成内有凝聚力,外有吸引力的大好局面,从而促进广西的繁荣与稳定。
3.2广西民族传统体育龙舟文化的发展方向
加大对民族体育龙舟文化的发掘改革力度,使之向着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在民族体育龙舟文化的发展中,思想观念上要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管理体制上,逐步从自发型向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方向发展;演进方向上,逐步从民间娱乐型,逐步向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方向转变;在形式上由单纯的民俗体育转变为经贸、文化、体育结合的方向转化;从交流上由单一的民族活动向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走向全国和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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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J].中华书局,1982.
[3]王强.社会资金: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J].文化研究,1999(2).
银行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分支，它是指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发展目标、服务规范、企业形象、银行的规章制度及干部员工共同意识的总和。它由银行领导倡导，以全体员工意识为基础，达到企业的共识和认同，最终融合为企业内部的默契、习惯和氛围。
银行企业文化体现了一家银行的价值观、道德观及规范的观念形态文化。各家银行建立的社会背景不同，业务范围、经营方式、客户定位以及领导素养和员丁素质不同，银行的企业文化就不同，各家银行经营也就各具特色。虽然如此，但银行企业文化仍存在着许多共性，具体表现为信誉性、服务性、规范性、效益性。
银行的兴衰演变，其背后折射出的是银行企业文化的优劣。一家银行是否有优秀的文化，可以从企业产品、服务和员工行为上得到验证，也可以由企业可持续的长期经营实践来验证。文化因素既受制于银行的经营发展，又深刻影响着银行的经营管理，是推动银行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银行企业文化在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着员工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它把行业的基本要求内化成员的内在素质，体现在员工的思维模式、思想意识、行为方式、职业习惯、职业素养、知识体系中，从而指导、约束、规范员工的言行，体现职业化。它以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来引导和帮助员工树立对银行的认同感、归属感，调动职工积极性，激发职工首创精神，凝聚和稳定队伍，树立起共同的思想和精神支柱，让员工为共同事业而奋斗。此外，银行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还可以使银行在与社会的联系中逐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社会声誉，增强在社会竞争中的实力。
一、黑龙江省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现状
(一)黑龙江农行企业文化的优势
1．优良的传统。在黑龙江省农行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合规经营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黑龙江省农行健康、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这种传统和作风至今仍在黑龙江省农行的经营指导思想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完善的制度。黑龙江省农行各项日常经营管理制度相对完善、规范，内容覆盖全面，程序清晰，权责明确，可操作性强，为企业文化建设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高素质的领导层。黑龙江省农行领导层综合素质较高，视野宽阔，思维敏捷，赋进取精神，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迅速改变银行的不良状况，他们提出的治行方略和新的价值取向将为倡导和培植企业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敬业的员工队伍。整个员工队伍思想状况比较稳定，脚踏实地、服从领导、任劳任怨，对黑龙江省农行有深厚的感情，熟悉本地情况。青年员工占多数，文化素质较高，作风顽强，能够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5．优良的社会形象。黑龙江省农行通过支持本省经济发展、服务社会，在客户和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营业网点形象鲜明、亮丽，独具特色；办公环境整洁、典雅。业务品种齐全，可供选择面广。营业人员态度亲切、周到。从多个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黑龙江省农行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实力雄厚、功能完善、服务良好的社会形象。
6．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机遇。黑龙江省农行正面临着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契机，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金融业全球化发展趋势，农行已经完成股改并筹备上市，面临着重大历史转折。农总行和省农行经营战略调整、并倡导新型企业文化建设，黑龙江省农行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不久，经营管理的重新市场定位等等。
(二)黑龙江省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劣势
1．对企业文化认知度较低。黑龙江省农行高层管理者比较认可企业文化，也经常在下发文件和座谈会议上宣传有关企业文化的一些理念，但对文化理念的认同不够协调和统一，也未明确、系统地推行企业文化建设。中、基层管理人员尚未准确理解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内涵，存在重业务经营、轻文化建设的思想，在实际中关注更多的是企业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认为搞企业文化建设就是开展优质文明服务活动、和业余文体活动。认为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是“虚功”，耗时耗力，效果短期难以见效。基层一线人员，对企业文化有关知识了解不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意义、方法、程序等不甚了解，对企业文化持漠然态度。
2．企业文化建设氛围缺乏。黑龙江省农行没有明确、系统地推行企业文化建设，也没有很好地营造企业文化建设的氛围，缺乏推广实施的具体措施。企业文化的成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全面推广
[1] [2] [3]
贯彻，是一个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团队精神缺乏，凝聚力不强，执行力差。基层员工对客户服务意识相对较强，但机关中层管理人员及科室人员对基层营业网点的服务意识不够，科室之间沟通与协作也比较少，在营销客户及服务客户上缺乏主动配合意识，考虑问题首先是个人及部门利益第一，缺乏大局观念。由于引导教育和沟通不到位，员工中还存在工作拈轻怕重、牢骚不断的情况，工作不深入、精细，制度观念不强，心性浮躁，工作推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得内部凝聚力体现不够。另外员工工作单调、上升通道较窄、人员流动渠道不畅，造成了员工缺乏工作激情和活力。
．创新精神不够，缺乏工作责任感与主动性。黑龙江省农行高层重视创新，也大力提倡创新，但全员整体的创新意识不够，创新口号只停留在口头上，对市场、客户、自身经营特点、竞争对手研究不深，创新手段和能力不足，习惯于领导怎么安排怎么做，按部就班工作。此外快节奏、大工作量的压力使得广大员工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考虑创新的问题，而高标准的工作规范和工作程序考核也使得广大员工不敢去尝试和创新，他们深知创新是有风险的，～不小心就成了违规。创新精神的缺乏导致员工的参与度低，缺乏工作责任感，不能主动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对策建议
企业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僵滞凝固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黑龙江省农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持之以恒地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加强领导，建立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
企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家品德、才识、使命感、责任感及创新精神的综合反映。由于企业家个人在企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对各项工作具有决策权、指挥权和支配权，其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也必然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塑造。企业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被企业员工认同和接受，企业家的积极倡导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领导干部要从纷繁复杂的事务性工作中摆脱出来，不断学习，并从本单位特点出发，把自己的价值观、经营哲学、伦理观融合到银行的经营理念中，着重文化建设和管理，并在内部不断宣传强化，营造和谐、奋进的氛围，引导员工积极参与，逐步获得员工的认同，并最终变成员工的行为规范。银行领导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既要积极倡导，更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让员工看到企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规范和作风做事。如果领导不身体力行，就会使企业文化流于形式，陷入空谈。
(二)以人为本，实施民主管理和情感管理
企业文化是一种以激发人的潜能、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只有有了满意的员工，才会把满意的心情带到工作中去，才会有满意的客户，才会实现满意的绩效。所以，要坚持把“以人为本”的思路贯彻在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重视员工的满意度，培育其“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其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使员工与银行形成一个意志统一、目标一致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有效提高银行经营效益。
(三)增强客户服务观念、提高银行经营效益
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要促进业务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效益。只有发展，企业文化才有生机和活力，也才能体现出先进性。银行经营发展始终是本，是企业文化发展生机和动力的源头，要摆正两者的位置。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旨在推进银行的发展与振兴，促进业务的拓展与效益的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伴随着业务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只有以业务经营为中心才能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否则，企业文化建设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可过度夸张文化的作用，不能脱离经营管理搞两张皮式的企业文化建设，脱离了业务经营的企业文化没有生命力。
(四)营造健康、积极、充满活力的工作、生活氛围
加强局域网及内部刊物建设，营造氛围，育模范典型。对现有局域网进行整合，增加企业文化等内容，用精神理念文化总揽局域网设置。在内部网上增加员工典范内容，借助先进典型的宣传，用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激励全行士气，引导广大员工认知企业文化，自觉参与企业文化建设。
举办文化活动，承载文化内涵。重视和加强银行内部摄影、书法、美术、文学、体育等各种业余文化社团的管理和引导。经常性地开展健康向上、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满足员工精神多样化需求，寓教于乐，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以文化品位提升精神和道德品位，使员工在文化娱乐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自我提高。增强员工“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让员工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农行事业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关键词：黑龙江流域 中俄风俗文化 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中俄界江文明形态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77001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俄界江文明形态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1E077）系列成果之一
社会风俗虽不在传统意义中的上层文化有一席之地，但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子，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深厚的联系。一般在边境地区的居民，地域差异明显，风俗习惯区别较大，但是随着文化交流活动的频繁，区域文化之间也有一定的融合。譬如，中俄两国渊源已久，文化交流甚广，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在黑龙江流域，俄罗斯的文化影响是极为广泛的。仅一条界江之隔，使得黑龙江与俄罗斯两岸的居民交流互动频繁，多元化的中国民间文化与俄罗斯的民俗文化相互交融与碰撞，在饮食、服装、语言和民宅建筑等方面，双方都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下面将研究黑龙江流域中俄风俗的交互影响，这对于我们了解该地区文明、文化的发展状况与体系脉络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对之后经济层面上的发展挖掘也大有裨益。
一、关于界江文化
黑龙江，中俄两国的界江，在此之前，是存在有着众多的俄罗斯后裔的，自19世纪，经过100年左右的迁徙，将近7万的俄罗斯后裔在此地区生存。现在的统计显示，在漠河地带的村镇中俄罗斯后裔也有将近1万人，分别分布在漠河县，塔河县，呼玛县，逊克县，嘉荫县，孙吴县以及黑河市的瑷珲区。在这些地方，当地的原始居民，外来移民，华裔居民，成为黑龙江流域的主要群体，最终形成该地区独特的文化体系――界江文化。
事实上，文化的定义并不是统一清晰的，但是它最终强调一个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显现的本质，或者说本真，这种本真性使得各自的民族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也是不同民族之间得以区别开来的界线。而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对人有着内在的引导，怎样明辨是非，获得正_的价值判断，选择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它与人的道德情绪密切相关，具有一定道德含义，是服务于正确行动的道德手段。“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不可能离开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经济、政治条件而凭空产生和孤立发展。正是基于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才可能产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黑龙江在成为界江之前，该流域继承发展了大量的中国风俗于文化，成为界江后，中俄两国的交往并未中断，而是在相互学习对方的风俗习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原先的一些文化习俗，逐渐的两国人民都欣然接受着双方的生活与习惯，在这种融合中就形成了新的不同于中俄两国的社会风俗。
节日反映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信仰，是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沉淀的产物，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与精神的结合体。在黑龙江流域，崇拜自然是其共性，中俄人们两国的节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与俄罗斯的送冬节，前者是源于古代秋天祭祀拜月，后者则源于祭祀太阳，究其根本都是对自然界的崇拜心理。在农业文化方面，中国对气候变化总结出二十四节气，俄罗斯人民则也总结出简单的四季。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俄罗斯的传统节日如新年，送冬节，丰收节，迎冬节以及与宗教相关的复活节，圣母领报节，主降生节等等，都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影响下渐而形成的。
二、中俄风俗文化的融合
中俄两国的居民虽国别不同，但是都位于黑龙江流域沿岸居住，在几近相同的地理环境下，交往频繁，相互借鉴对方文化习俗的可取之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求同存异的环境下融合形成相似的风俗体系。对比两国居民的一些习惯，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这一点。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饮食是天，最为重要，首先对比下中俄的饮食习俗。中国居民于现代虽有早餐要吃好，中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好一说，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往往晚餐的重视度较高，即使少也格外丰盛，而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居民午餐则是最为重要的，晚餐偏简陋粗糙。不过，民族间的饮食文化有一个共性，在重要节日的时候，大多数菜肴都会格外丰富，中国居民也极为注重节日的气氛，春节放鞭炮，烟花，舞狮等，中秋赏月吃月饼，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清明节扫墓祭祀，在特意营造的氛围中享受着精致的食物；而黑龙江沿岸的俄罗斯居民，以往更注重节日的娱乐，食物也相对简单，而后来逐渐受到中国居民的影响，开始提高饮食的质量，节日时也会采用中国的一些欢聚方式。
在饮食方式上，两者还是存在着些许不同，比如餐具使用上俄罗斯居民还是偏向于刀叉，吃面条时习惯用叉卷成一团使用，而中国居民用筷子直接食用。面包是俄罗斯居民每天必吃的食物，关于吃面包有一个俄式的吃法，即把面包片放在小盘上，将面包掰成小块抹上黄油食用，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影像资料上，可以发现，俄罗斯人习惯将食物切分成块然后食用，虽说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居民吃面包的习惯部分受到俄罗斯的影响，但食用食物的方式上中国居民普遍没有这种习惯。
【关键词】人地关系；龙山文化晚期；河洛地区
1.气候因素对洪水的影响
1.1气候与洪水产生
距今5000到2000年之前，地球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地表平均温度较高，在此阶段，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出现了相应的文明，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降温事件。这次大降温对古文明产生了巨大打击，古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古文明，古印度，古希腊都因此产生了衰落，中国对于此次降温也有相关记载，《竹书纪年》中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的记载。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贵州董哥洞，湖南莲花洞，湖北神农架山宝洞，辽宁本溪水洞的石笋记录都显示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弱季风期。[1]很多其他古气候证据也都说明这个时间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
降温影响的不仅仅是温度，还有季风环流。按照现代季风理论进行推测，降温导致了东亚夏季风强度减弱，季风北界南移，导致黄河和珠江流域江水减少，同时黄淮和长江流域降水增加，呈现南北旱，中间涝的格局。黄淮长江流域受季风影响，雨量增多并集中在夏季，势必形成洪水。因此可以推测，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居民曾经历频繁的洪水灾害。
1.2气候与洪水治理
尧之时，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平原和庄稼，人们居无定所，深受其害，面对洪水肆虐，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先后任用了鲧和禹治水，并取得了成功治水的成功，气候好转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前文提到的降温事件过后，气候随之复苏，时间上降温事件的结束时间恰好对应于夏朝的始建时期，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 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 一旦气候好转， 气候带北移， 季风降雨正常化， 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2]。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 先民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 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 先民可能更注重结果。大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 领导他们治水， 将功劳归功于他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2.地理因素对河洛文化发展的影响
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 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而该文化的繁荣兴盛与衰落，与地理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尤其是以嵩山南北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伊洛河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汇，冲突，杂居和融合同化的重要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有条件从周边文化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从地势、地貌上来看，中原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地理单元，西部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院，中部豫西地区处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广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4]
中原地区位于北温带，大致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范围内，呈现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冬季受高空西风环流控制，天气晴朗，寒冷干燥少风雪。夏季季风盛行，从太平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冷空气相遇，形成多雨季节。雨热同季，足以满足两季作物生长的需要。
此外，中原地区水系发达，河湖众多，除黄河外，还有许多重要河流分布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交通网络。黄河水系作为先民重要的水源，不仅可提供饮水之需，也为早起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区大多呈黄土分布，适于粟作农业的生存和发展。黄土可以把下层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便于原始住民开垦土地，又便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中原地区大面积的黄土分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5]
居中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适宜的气候水文条件以及大面积的黄土分布，构成了中原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夏文明的兴盛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地理因素对夏朝发展的影响
3.1地理环境与夏朝建立的关系
大禹治水成功，对于国家的形成，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早期国家形成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首先，河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河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
其次，地理环境是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尽管河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河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才能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6]。
3.2气候变迁与夏朝衰亡的关系
大量学者的研究和历史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逐渐转为干旱，夏王朝建立以后，这种干旱化趋势似乎一直在延续，直到夏代末年，气候的干旱化加剧，甚至出现了“伊、洛竭”的情况。夏末气候干旱化加剧，引起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再加上夏代晚期诸王昏庸腐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下面是一些详细分析：
第一，随着气候干旱化加剧，人们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王朝的经济基础有所动摇。气候的干旱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人们深受其害。自古以来，农业的丰歉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夏末旱灾造成的农业凋敝，直接动摇了夏王朝的经济基础。
第二，气候恶化的情况下，统治者本应体恤民情，励精图治，而夏代后期的几个王，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暴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夏王朝岌岌可危。
第三，气候变迁引起商人南下，为商灭夏提供了有利契机。
第四，面对大旱，相较于夏桀的荒淫暴政，商汤却能以德服人，“以宽治民而除其邪”，人们纷纷弃夏奔商，夏王朝的灭亡成为历史必然。[7]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气候干旱化趋势不断加大，夏末河洛地区气候干旱化加剧，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人们饱受旱灾之苦，农业歉收，夏朝的经济基础随之动摇，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4.结束语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基点，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这段文化中包含的人地关系，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从历史遗产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方法，致力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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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特点的研究，揭示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机制，提出了具有资源、边境、寒地特色的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目标和对策。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部，全省土地面积45.39万平方公里，人口3628.5万人（1997年），是我国重要石油工业、煤炭工业、森林工业、重型机械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以其寒地、资源和边境的省情特色在国内独树一帜。在我国5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黑龙江省，在世纪之交面临着“二次创业”的重任，面临着既有对资源进入开发后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也有边境开放、寒地开发良好前景的发展格局。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机制转型和优化调整。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剖析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规律，选择合理的城市化道路是黑龙江省跨世纪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1.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与现状特点 1.1 城市化发展历史 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古代城市化萌芽期、近代城市化雏形期和现代城市化发展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不同，城市发展特征各异（表1）。总的来讲，地处边境寒冷地带、基于资源开发的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其突出的特点是近代城市化的突发性和现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建国后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①较快发展时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黑龙江省完成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建成了全国重点项目22项，其间人口非农化水平由24.9％提高到38.8％，城市数量也由5个增加到8个。②大起大落时期（1958－1962年）。受“大跃进”的影响，1960年人口非农化水平高达48.1％，国家调整政策后又降至1962年的38.5％。③停顿时期（1963－1979年），由于“文革” 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等因素，全省城市化发展出现停滞态势，1979年人口非农化水平较1963年下降2.0个百分点，城市也仅增加2个。④稳步发展时期（1980年至今）。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城市化取代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1997年人口非农化水平达到45.02％，城市数量也提高到31个。 1.2 城市化现状发育特点 1.2.1 1997年，黑龙江省31个设市城市（不含辖县）占有全省31％的土地面积、74.94％的人口76.35％的国内生产总值，84.98％的工业总产值，73.52％的农业产值，城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倍以上。 1.2.2 人口城市化的高水平与基础设施城市化的低水平共存。至1997年初，黑龙江省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5.02％，其中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8.42％。黑龙江省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居全国第5位。但由于长期受“重生产、轻生活”思想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欠帐多，城市设施指标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3全省城市化资源、边境、寒地特色鲜明。丰富的自然资源、边境省份和中国最北的地理位置是省情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全省形成了资源型、重型的经济结构、厚重朴实的寒地人居特点及资源型城市、边境口岸城市等城市类型。同时全省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城市产业结构偏重、综合效益较差、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需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1.2.4 受到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区域开发时序、宏观产业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全省城市化发展地域分异与城镇分布密度反向相关。全省城镇分布密度明显呈现出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部、平原高于山区等特点；而区域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正与此相反，全省三大经济区松嫩经济区、三江经济区、兴安经济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3.9％、43.6％、52.0％。 1.2.5城市现代化、资源型城市 黑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黑龙江省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调控研究》阶段性成果。 结构转型、农村城市化是全省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三大问题。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与全国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是城市现代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共同发展，特殊性问题是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转型，这是未来全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表1 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历史简表 发展阶段 城市化发展特征 城市化机制 城市发育特点 主要城市 古代城市化萌芽期（1898年前） 城市发展的不连续性 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 城市规模小且职能单一，多为军政要冲和驿站 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卜奎（今齐齐哈尔市）等 近代城市化萌芽期（1899－1945年） 近代城市产生的突发性 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及帝国主义的资源掠夺 城市规模增大；职能多样化，主要为帝国主义军政统治中心，商品倾销中心，工业生产基地与掠夺资源的物资集散地；城市沿铁路分布。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 现代城市化发展期（1946年至今） 城市化发展的持续性 工业化和产业层次高级化 城市数量、规模增长迅速，城市职能类型多样化，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网络式城市布局体系。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黑河、绥芬河等 2、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机制 当前，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主要在于产业优化和体制转型，即“两个根本转变”在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中的体现将决定未来黑龙江省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 2.1 产业结构优化 黑龙江省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其工业化进程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化仍将是全省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全省工业结构进入稳定调整时期，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有所下降，但工业仍将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源型、重型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小城镇的工业增长将是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第三产业以高就业容量和较强的发展潜力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对于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黑龙江省其作用将更加明显。 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放农村劳动力，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这对于相对人少地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黑龙江省影响略小。 2.2 经济体制转型 黑龙江省现有城市化发展格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形成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与省情密切相关的资源、边境、寒地三大要素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不再是单一的促进或限制作用，而是随着市场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表2）。 可见，全省城市化机制已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多要素、多途径、多类型发展机制，只有立足自身的社会经济系统进一步协调，提高城市化质量，才能使全省城市化进程得以健康、协调、有序地发展。 3.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目标 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发展，应体现省情特点并顺应城市化机制，遵循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以保证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良好协调，促进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全省城市化发展总体目标是：加强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的建设，积极优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寻求一条具有黑龙江特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速度适中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逐步实现资源、边境、寒地型城市化发展空间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3.1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应从目前单纯依靠资源开发的重数量的外延型发展模式逐步向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在适度城市化速度之下，建设与资源、边境、寒地特色相谐调的城市发展空间，逐步优化省域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功能分工，强化省域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2 人口城市化目标 适当放慢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步调整黑龙江省人口城市化内部结构，以高质量的农村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取代原有资源开发型的城市人口增长。在现有户藉制度之下，预计至2010年，黑龙江省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6.7％，至2020年达到55.6％，至2050年全省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以上。 3.3 城市现代化目标 建立黑龙江省城市现代化目标体系（表3），逐步实现黑龙江省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形成具有黑龙江省特色的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文化繁荣、资源可持续利用、高质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高效的城市化空间。 表2 体制转型与黑龙江省城市机制对比 体制 丰富的自然资源 边境区位 寒地因素 计划经济 主要促进因素。全省城市化的发展主要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主要限制因素。作为边防地区，边境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 限制因素之一 。寒冷的气候增加城市的运营成本，降低城市吸引力。 市场经济 不定的因素。资源的开发受市场的调节，部分资源型城市限入困境，部分前景好的资源成为促进城市化的因素。 不定因素。边境区位利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改革开发促进了边境城市的繁荣，但随国际政治气候变化。 待开发因素。仍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寒地已逐渐成为黑龙江省参与市场竞争新的视点和经济增长点。 4.黑龙江省城市化主要对策 表3 黑龙江省城市现代化目标体系 指 标 单位 标准 (一)经济总体发展 1.人均GDP 2.第三产业占GDP 美元 ％ >5000 >40 (二)社会发展 3.恩格尔系数 4.每万人商服网点 5.人口自然增长率 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7.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8.每十万人刑事案件数 9.每十万人交通死亡数 ％ 个 ％ 岁 人 件 人 <20 <400 <1 <70 <50 <1000 <7 (三)文化教育科技发展 10.文化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重 11.成人识字率 12.青年人口受高等教育比重 13.GDP科技贡献率 ％ ％ ％ ％ >20 >90 >10 >50 (四)基础设施 14.人均居住面积 15.人均生活用水量 16.人均生活用电量 17.电话普及率 平方米 升/日 千瓦时/年 ％ >12 >300 >1400 >40 (五)生态环境 18.城市绿地率 1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0.TSP(大气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 21.二氧化硫年日均值 22.城市三废处理率 23.城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4.城市环境噪声平均值 ％ 平方米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 ％ 分贝 >35 >9 <0.09 <0.02 >90 >70 <55 (六)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化 25.拥有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 26.民主监督公开化 27.法制保障制度健全 28.公民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4.1 城市发展战略对策 (1)加快全省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进程，建设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性城市，为黑龙江省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接轨创建良好的发展机遇。将哈尔滨市建设成为寒地国际性城市；借鉴国外边境国际化都市的发展模式，将黑河、绥芬河等边境口岸城市与其所对应俄方城市建设成为跨国合作的边境国际性城市；将五大连池市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旅游城市。 （2）注重城市发展质量，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建设档次。完善城市住宅、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防灾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城市商业、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社会设施 的配套发展，建设方便、舒适、安全、优美的可持续的城市人居环境。 （3）创造城市风貌特色，促进城市文化发展。根据各城市不同的自然、人文、经济等要素，创造 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优美景观风貌、高水准建筑艺术、特别是体现资源、边境、寒地省情特点的景观风貌特色体系。 （4）制定合理宽松的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合理流动。逐步改变二元户藉结构，放宽农民常住地户口迁移政策，准许农民在一定条件下迁移到小城镇落户；同时加强小城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管理，建立起适应新体制的小城镇户藉管理制度。4.2 城镇体系结构优化 逐步完善以哈尔滨为中心的 (1)城镇体系“点轴”开发系统。其中由绥（芬河）、满（洲里）及哈大铁路黑龙江省域的“T”型一级点轴系统和哈尔滨－绥化（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富裕（嫩江、北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东方红）三个“Y”型系统是近期内全省城镇体系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点。 (2)正确处理城市综合发展与专门化的关系，促进城镇体系职能结构优化。中心城市应重点完善城市的中心地职能；小城市应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改变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竞争的状况，有效组织小城市间的协作；资源型城市应着重改变产业结构单一、层次偏低的状况，强化城市综合职能，加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应变力。 （3）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若干城市群的建设。重点建设哈、齐、牡、佳、大庆等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以高标准、高效率、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增长。借鉴国内外“城市群”、 “都市圈”等发展模式，加强对已具雏形的哈－大－齐城市群及其进一步拓展形成的南部城市带和若干中小城市群内部的有机联系。 （4）促进资源型城市过于分散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聚集。适应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化的趋势，加强资源型城市中心区的发展，完善其各项城市功能，逐步实现城市空间的优化聚集。 4.3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策 （1）逐步调整以资源初加工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立足于资源优势，加大产业关联度，培育既符合本省实际，又与全国生产力布局有良好协调并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群体。在巩固石油、石化、煤炭、森工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及食品、饲料工业、医药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门类。 （2）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加大“南联北开”的力度，充分利用中俄经济的互补性，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立强大的面向国际的企业集团，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外向型农业等外向型经济类型。 （3）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体制，培育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良性的投入发展机制，缓解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瓶颈”。 （4）逐步理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条块关系”，建立政府“大服务”的观念，促进使城乡发展统一部署和良好协调。 （5）加强与城市化和人居环境发展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建设，促进全省城市化进程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宏观控制，特别是重点加强对全省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保护、边境开放、寒地开发等方面的立法。 4.4 技术对策 （1）加强对省情、市场以及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研究，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黑龙江省特色的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进一步挖掘资源、边境、寒地省情之下的各种发展模式，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省城市和区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2）编制城市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规划，为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操作的依据，科学指导城市发展的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和综合开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建设省域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利用GIS等信息技术，充分利用有的城市和区域信息资源，为全省宏观管理、决策提供现代化手段，促进省域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2、陈颐.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南京出版社. 1998 3、张泉源、姚士谋 . 江苏城市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4、俞滨洋 .寒地边境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初探.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铜梁； 舞龙运动； 起源； 发展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是龙狮运动的发源地。舞龙运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如今已由传统民间活动的无序时代朝着现代化、组织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并成为我国推动全民健身计划、增强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大众体育项目之一。国务院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要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二期工程规划中再次确立了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战略地位。“国家鼓励、支持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它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
1.铜梁舞龙运动的起源
重庆西部的铜梁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建县，属古梁州之域，巴国地。巴人以蛇为图腾，极善歌舞。铜梁“人多秀异，喜读诗书，男耕女织，尤工艺术，创造了民间艺术之花——铜梁龙灯”。“铜梁龙灯依据相关史料记载，一般认为起于明、盛于清、繁荣于当代”。早在公元600年前后的唐代，铜梁就有“玩龙灯”的民俗活动，据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铜梁县志》载，明代河南巡抚胡尧臣（铜梁安居人）在《圣水寺灵异记》一文中说：“邑（安居）治北五里许，有川名兜溪”，“上有圣水寺，考寺旧庙碑载：宋徽宗时，宫内火灾，兜溪龙王敖广仙妹珍淑，行雨解救有功，乃投金牌抛江设祭，敕封东淮洞达慈孝龙女元君。”胡亲见当地民众到圣水寺吊瓶投江求雨之盛事，乃著文以记之，此为铜梁人对龙崇拜的早期文字记载，这说明铜梁舞龙最晚应起于明代。
2.铜梁舞龙运动的发展
2.1铜梁舞龙运动的民间模式
铜梁群众喜爱龙，乡乡要玩舞，特别在节庆要舞龙庆祝，铜梁龙灯的盛事是传统的春节龙灯会，在每年的元宵节（正月初九至十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是正月初一至十五）举行，正月十三、十四日龙灯大聚会，形成舞龙高潮。正月十五日晚，县城各主要街道龙灯竞舞，烟花竞放，鞭炮齐鸣，鼓乐喧天，而后集中“烧龙”。意在神龙升天，龙灯活动圆满结束。铜梁不仅有盛大的龙灯会，还有传统的龙舟会，每年端午节都要在安居、高楼等古镇的涪江上举办龙舟竞渡，同时在镇里开展各种龙文化活动，白天有蠕龙、彩龙、龙灯表演，晚上有火龙出动。1952年起，改由城关区（即巴川镇）政府主办，1957年铜梁县调查民间舞蹈，县文化馆曾组织民间艺人对《火龙》、《亮狮》、《开山虎》等民间龙灯艺术进行表演和调查，并在1958年的春节龙灯会上进行表演，1958年“大跃进”后渐渐销声匿迹。
2.2 民间模式向公办模式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开展民间文化艺术普查，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和全国文联各协会联合发起对我国悠久而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普查和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等十大集成和志书。1984年，九条象征九州中华的铜梁大蠕龙首次在建国35周年庆典上亮相，接受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检阅，受到领导们的高度评价。1988年，铜梁县政府建立了第一个舞龙运动团体——川剧艺术团，铜梁舞龙运动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娱乐和玩舞的传统项目，开始由民间模式向着公办模式的转型。1991年春节，铜梁举办首届铜梁龙灯贸易会（从1994年起改为“一乡一品”春节龙灯文艺汇演，以后每年举办一次），由其参加表演。1994年5月，铜梁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龙灯之乡”，铜梁龙灯成为最具中国龙文化的杰出代表。1996年铜梁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龙灯）之乡”，铜梁舞龙运动达到空前繁荣。
2.3 公办模式向商业化转型
1999年，铜梁县舞龙队在济南全国第四届舞龙锦标赛获得冠军之后，它被中国龙狮协会冠名为“中国国家舞龙队”，自2000年以后，铜梁县很多乡镇都组织起了舞龙队，其中巴川镇的舞龙队就达到10余支，不再是公办一家舞龙团体，铜梁县的民间舞龙运动组织逐渐兴起。2000年10月，铜梁举全县之力，举办了“首届重庆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包括国家和市县各级领导，美国、加拿大、日本等驻渝领事馆参加，国内外龙文化专家学者，来宾及群众共计20多万人参加了“龙之魂”大型歌舞晚会、“龙之韵”龙文化展、“龙之本”中国龙文化暨龙舞艺术研讨会、“龙之风”中华龙舞邀请赛以及中华铜梁龙灯会、龙舞街头游乐等九项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4年2月，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盛装游行龙舞表演引起全程观众的轰动效应，铜梁龙灯彩扎制品销往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美、英、法、俄、意、日、泰、加、墨等1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不少精品为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和收藏家视为珍品收藏，铜梁舞龙运动的商业价值也慢慢得以体现。
3.铜梁舞龙运动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增强凝聚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措施使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竞赛和文体结合的表演活动成为了全民健身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部分学校特别是民族地区学校还开展了民族体育的教学和竞赛活动，民族传统体育学被列为了体育学的二级学科，高校设置民族体育本科专业，并开办研究生教育；旅游区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区将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与表演作为旅游产品进行保护与开发。重庆铜梁舞龙运动文化体现出较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娱乐性、季节性，缺乏竞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的特征，而现代体育却具有鲜明的竞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的特点，并具有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如全民健身制度、学校教育制度、运动会竞赛制度。分析舞龙运动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克服地域性和局限性，接受现代体 育奋发与竞争的价值理念才是传统体育得以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铜梁传统舞龙运动迫切需要注入竞技的元素和一个健全的竞赛制度，并需要借助国家和社会着力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契机，从民间娱乐走向国际大舞台，必须要走一条传统体育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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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文化；思政课；高职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5-0259-02
一、黑龙江地方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的意义
（一）黑龙江地域文化能够丰富高职思政课教学内容
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采用的是由教育部统编的教材，这些全国统一规范的教材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性，对于培养当代青年大学生基本的理论素养，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高职思政课教学实践来看，这些教材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即在教材的知识结构中，侧重的是全国的一般性的理论总结，地方性的经验特色几乎没有，缺乏适应地方院校思政教学的鲜活性、针对性。而高职学生作为地方建设的有生力量，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了解直接关系到本地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的发展。
黑龙江省拥有大量值得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基础好，有潜力，根据专家初步调研，归纳了十大重点系列。包括民族历史源流系列、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红色历程系列、文化名人系列、开发建设系列等。其中红色历程系列（以抗日战争历史为代表）及开发建设系列（以“北大荒开发建设时期”、“大庆开发建设时期”为代表）尤其值得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加以挖掘利用。此外，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我省重工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更是与高职学生的未来职业息息相关而值得充分关注和了解。将这些极具地方鲜活特色的文化资源融入教材，是对教材体系的一个丰富和补充。
（二）黑龙江地域文化精神能够涵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
优秀的核心精神文化资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19世纪中叶以来，一代代龙江人走进龙江大地，开荒拓土，形成了龙江人特有的“闯关东精神”、“铁人精神”和“北大荒精神”，其核心要旨表现为艰苦朴素，坚忍不拔，踏实肯干，敬业奉献。正是秉承这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一代代龙江人在龙江广袤的大地上扎根、发展，逐渐形成了今日的龙江风貌和龙江气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龙江经济社会建设蓬勃发展，日新月异，这些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日益融入各行各业建设之中，进一步促进了黑龙江省的腾飞和跨越。
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不仅可以陶冶人的审美情操，有效的改善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还能够通过在地方历史文化中加入人的思想和情感，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帮助人们更好的完善自己，产生对生活环境的认同、归属和满足感。对于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高职院校，在加强学生专业技能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黑龙江高职院校而言，以黑龙江地方文化为切入点，传承黑龙江优秀精神，把龙江精神渗透到思政课教学中，充分利用黑龙江文化资源，增强学生对本地文化的认识，对实现高职培养适应社会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龙江精神的宣传，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激励广大学生弘扬龙江精神的优良传统和开拓进取精神，以更好的为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促进高职思政课教学的有效途径
（一）将地方文化资源与思政课教学内容进行整合
把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糅合到课程教学内容中。可以有效地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自觉参与意识，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家统编教材自然有其理论权威性和系统性，但需要把这种理论高度同最贴近学生实际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让理论“接地气”，也就实现了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转变，而充分运用地方文化资源，将其与教材内容相融合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
黑龙江具有壮烈的红色革命文化。黑龙江人民抵御列强入侵的英勇顽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从1931年马占山将军在举世瞩目“江桥抗战”中打响了中华民族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拉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经历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前赴后继，在伟大东北抗日联军那里，东北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英勇卓绝的时期，以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英雄人物为代表的抗联战士，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1945年虎头要塞的日军最后投降，这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中，就可以将以上红色革命历程系列融合进去，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身边的爱国文化氛围，让爱国主义教育更具体、更有感染力。
黑龙江是一块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土地，黑土地不仅培育出丰饶的物产，也孕育出特色鲜明、昂扬向上、富有感召力的文化精神。黑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是黑龙江各族人民在斗争、开发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几代、十几代黑龙江人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闯关东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为代表的“爱国奋斗、艰苦创业、求真务实、开拓进取、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黑龙江优秀精神，集中体现了黑龙江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示了黑龙江人民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地域文化存在的开放性、包容性的因子，这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第八章第三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部分，可以将黑土文化精神融合进去，让学生对自己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认同感、归属感。
（二）依托地方文化资源拓展实践教学
借助黑龙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索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可以丰富和活化思政课教学，又可以宣扬和传承地方文化，二者相得益彰。
一是利用黑龙江省内各地博物馆、烈士馆、纪念馆以及革命遗址等作为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黑龙江省内有大量可以开展实践教学的场馆，比如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北大荒博物馆、大庆石油博物馆、铁人纪念馆、“七三一”日军侵华遗址等等，以这些历史文化场所为平台，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或一些纪念日带领学生参观，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实践活动，以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时效性。比如定期组织学生到这些场馆当义务讲解员，宣扬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这不但能满足这些场馆的需要，还能提升学生了解本省历史文化的兴趣，同时也锻炼学生的讲解能力和服务意识。
二是开发省内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素材编排实践教学。以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素材编写脚本，组织社团编排话剧、情景剧、歌舞等，组织学生观看进行激情教学。或以黑龙江红色文化为主题开展诗歌比赛、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这样的实践教学依托龙江优秀乡土文化资源，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投入到对龙江优秀乡土文化的研究和热爱中，是培养学生爱省爱校精神的“法宝”，使学生对黑龙江本土文化更加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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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舞草龙文化”溯源
“舞草龙”起源于唐朝，相传源自唐代的一场旱灾，传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叶榭埝泾村人，为解家乡旱灾，召来东海“青龙”，普降大雨，使得叶榭盐铁塘两岸久旱逢甘霖。当地百姓为报韩湘子“吹箫召龙”的恩德，便将盐铁塘更名为“龙泉港”(唐贞元790年)，并用金黄色的稻草扎成四丈4节、牛头、虎口、鹿角、蛇身、鹰爪、凤尾的草龙，并在“龙泉港”举行庄严、隆重的村落群体性祭祀活动。仪式举行时需供奉“神箫(象征韩湘子)”和“青龙王”牌位，仪式分为“祷告”、“行云”、“求雨”、“取水”、“降雨”、“滚龙”、“返宫”等7个程式。以后该仪式逢农历五月十三、九月十三以及当地“关帝庙会”时举行，并延续至今。这种接近古代原生态的祭龙求雨仪式，因为有整合村落集体力量的文化功能以及健身、休闲、娱乐功能，已传承了近千年。现流传于上海松江地区，它是百姓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活动，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心灵上的一种寄托，也是先民们劳作之余进行健身娱乐休闲以及教育活动的载体。
2舞草龙文化集体失忆之因
“舞草龙”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智慧、情感和精神。文化并没有强弱之分，与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相悖，所有文化都有其价值，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充满生机的文化版图。但调查发现，在上海居住超过20年的上海居民对“舞草龙”的知晓程度还不到5%，这说明民俗体育文化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舞草龙”文化存在失忆事实。“不用则失”是遗忘规律，但在当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教育市场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今天，造成遗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2007年，我国学者陈清研究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忆的原因有奥林匹克运动大规模融入造成的冲击;世人对中华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国人崇洋的心态以及民族文化的自卑。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所难免，但文化主体造成的失忆是不可忽视的。“舞草龙”文化发源于被称为“上海之根”的松江，属于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土文化，对“舞草龙”文化的记忆不仅是对上海历史的认识，更是上海市民自我身份确认的象征形式。“舞草龙”文化在上海失忆的原因有: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击;都市化、城镇化侵占了“舞草龙”等民间文化的生态空间;“教育失范”带来的传承断层;时尚娱乐主义、科技异化占据着市民们的休闲时间等等。
2．1异质文化的冲击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在所难免。上海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线”，1842年上海开埠通商以后，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就不断融入上海，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民间传统文化(包括“舞草龙”文化)并没有被边缘化，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舞草龙”还广泛流行与上海地区，尤其是松江。例如1949年10月1日至15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松江人民制龙105条，举行长达半月的大型灯舞活动，分别在集镇闹市区和各乡村共舞，呈现五最: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舞队最多、舞姿最精彩，观众激情最高。(2012年12月19日，访谈记录)至此以后，类似盛大的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舞草龙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其被边缘化最严重的三十年。上海是一座•12•商业气息相当浓重的城市，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但是经济资本投入于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比例极不协调;体育文化设施、宣传媒体(如报刊杂志)对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宣传格局不对称:上海市有很多大型的体育场馆，如万人体育场、江湾体育场、上海源深体育中心等，都只是承担规模宏大的世界顶级赛事;《文汇报》、《新民晚报》是上海乃至于全国性的大报，五星体育也是上海乃至于全国影响力比较强的体育电视频道，但稍微做一下内容分析就可以知道，其宣传对象主要是异质体育文化(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此外，正如张闳在“倾斜的天平”中所说，堂皇的上海大剧院等，功能强大，有着宏伟的外表，但它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国际戏班子”搭建的临时舞台。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到这里展览一番，赶一次集，然后收摊了事。其他许多气派非凡的文化设施，也都只能为外部文化提供展览、交流的平台。对“舞草龙”等本土文化宣传的缺失，使得有着强大文化设施的上海，正在蜕变为一个国际文化“庙会”。文化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都市化以及松江城镇建设过程中没有为本土体育文化搭建展示平台，以至于这些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造成“文化失忆”。主要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西方体育文化对本土民间体育文化的冲击)造成本土文化的失忆，这些因素背后更多隐藏的是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不可避免，但主观因素是可以避免的，“舞草龙”文化在上海失忆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虽然上海市政府认识到本土文化失忆的危害，组织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一些展示平台，但是还存在投入不够、缺乏专业群体的指导等很多问题。
2．2都市化、城镇化侵占了“舞草龙”文化的生态空间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黄浦江上游，距上海市中心39公里。松江县历史悠久，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上海开埠前，松江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苏(苏州府)松(松江府)财赋半天下”之美誉。叶榭镇是松江第一大镇，是“舞草龙”文化的传承基地，该镇在近些年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快速城镇化给“舞草龙”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叶榭镇城镇人口结构如表1。由表2可以看出，其人口的特点有流动性强;出生率低;老龄化严重等。根据预测，2015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28.10%，2020年为34．10%，2030年为38．00%。这种特点对“舞草龙”的传承带来巨大挑战。首先，“舞草龙”产生并扎根于农村社会，其传承方式主要依赖于老人对孩子的口耳相传，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原先的传承方式没有办法继续。其次，人口流动性强导致没有稳定的传承人。再次，人口的急剧城镇化导致乡村本地居民减少，以至于传承人萎缩。而如今，随着社会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俗体育文化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消失，该项目无可依附，其民俗文化内涵被消减，从而逐渐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传统舞蹈节目，原生态不在。
2．3“时尚娱乐主义”和“科技异化”占据着市民的休闲时间现代人们追求娱乐和时尚，导致这些项目不合追求潮流一族的口味，因而被迫改造创新。但是改造后道具的制作成本高、易损坏，缺乏资金、服饰、道具的保障;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当代人娱乐方式愈发丰富，外来文化与流行风潮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Iphone、ipad等现代化娱乐电子产品，电脑游戏，瑜伽、跑酷、轮滑和街舞等外来体育项目牢牢占据着青年群体的业余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民俗传统休闲体育项目的传承载体)的业余时间，人们的生命实践变成了在以“时尚、尊贵”为指向的人生阶梯上的不断提升“档次”的过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异文化”不是遥远、陌生、异己的力量，而是紧紧环绕着每个市民日常生命实践的基本元素。这种“异文化”会毫不费力地侵占了民间传统文化的阵营，民间体育的生存和活化面临着众多挑战。
2．4“教育失范”带来的挑战近年来，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失范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传统文化传承断层，教育没有承担其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导致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淡出学生群体视野，在学生群体中间“集体失忆”。学生群体是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要使广大青少年接触、学习和接受民间体育文化，学校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高考制度影响学校开设体育课程的数量，“舞草龙”等本土民间体育项目就更难进入课堂。除此之外，上海体育学院黄聚云教授系统研究后提出了“教育柔性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存在“刚———柔”的两种维度，理想的教育应当是“刚柔并济”的，然而纵观历史不难发现，随着尚武文化的弱化、节制的被冷落和个体化的兴起，发生了由“刚性教育”向“柔性教育”的历史倾斜。当代中国的教育出现了教育功能服务化、教育环境温室化、教师职业女性化、教育手段轻快化和教育对象柔弱化等倾向，从而导致了一种注重带给学生愉悦感受的教育手段大行其道、过度溺爱保护的教育氛围笼罩四方、“顾客即上帝”式的教育价值甚嚣尘上的社会问题———教育柔性化。体育在教育“刚”“柔”维度中扮演着刚性教育的角色，我国教育重视智力教育，轻视体育教育，教育柔性化是当代中国教育的通病。访问中，叶榭学校书记徐XX表示:“舞草龙”在我们学校(叶榭中学)传承最大的障碍来至于家长，现在的学生都是独身子女，家长为了保护子女，都不让他们参与“舞草龙”，担心他们会受伤，也害怕影响到子女考试成绩。
3“舞草龙”文化在上海松江的记忆重构
文化之记忆重构任重而道远，学校教育、城镇文化建设以及地区生态建设都将是促成“舞草龙”文化记忆重构的重要因素。
3．1“舞草龙”文化在学校重构“舞草龙”是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是民族文化的记忆载体，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智慧、情感和精神。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榭中学老一辈学校领导、老师就开始了“舞草龙”文化的挖掘与整理，率先推动“舞草龙文化”在学校的重构。通过访问老艺人，挖掘整理出《上海民间舞蹈集成．松江卷》一书，该书是现今人们了解舞草龙历史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舞草龙”在叶榭中学实现了课程化教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理论篇主要是校本教材(图1，表3)，实践篇主要是将“舞草龙”技术动作安排进体育课课程内容和组织“舞草龙”俱乐部(图2)，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舞草龙”这样的民间体育很适合在学校传播与发展，叶榭中学为“舞草龙”文化在学校构建点燃了星星之火。为什么适合在学校重构?“舞草龙”是实现体育教育、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的载体。首先，“舞草龙”的动作对提高学生的耐力、力量以及心肺功能都非常有帮助;其次，一支舞龙队伍队员有五六十人，相互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完成舞龙动作，能培养学生集体协作的能力，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第三，“舞草龙”蕴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龙文化、稻耕文化、民间传说(八仙传说)、民间宗教文化以及感恩文化等。舞草龙”是中华感恩文化的载体，是松江叶榭村民感恩“韩湘子吹箫求雨”的纪念活动，它还是感恩天时的活动:农业社会人们祈求风调雨顺，每逢丰收之年，“乡民们”会立刻组织盛大的“舞草龙”表演。但它只仅仅局限于一所学校———叶榭中学，没能形成影响力，实现由点到面全面铺开。
3．2舞草龙文化在松江城镇文化建设中重构文化是一个城镇的重要标志，没有文化内涵的城镇是没有生命的。近些年来，各地区纷纷增强本地文化建设来打造特色城市，以至于出现争夺人文景观的现象，例如“梁祝”在浙江宁波，还是江西宜兴;“孙悟空”在福建泉州，还是连云港……这是一场人文景点的争夺，它们各有各的理由，背后则是文化、旅游、经济的博弈。“舞草龙”是上海松江地区文化的典型代表，松江城镇化建设应该将“舞草龙”等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城镇建设过程中。依据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历史文物的保护实为历史文化的保护，因为文物是承载文化记忆的媒介，一定意义上历史文物的保护唤醒了许多历史记忆，重新展现了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内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松江人民政府也积极将“舞草龙”文化的记忆重构纳入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目前在静态和动态保护方面均取得一些成绩。静态保护方面表现在:开展灯舞的普查工作，进一步摸清项目的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归档保管;目前记录舞草龙的文献资料有《上海民间舞蹈》、《松江民间舞蹈集成》、《松江风俗志》三本书;对松江地区的所有民间艺人进行登记;邀请有关行家对流传松江地区的民间体育文化遗产作论证。此外还致力于保护好项目道具、表演技巧、音乐，建立展示平台。例如松江叶榭“舞草龙”建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中心、叶榭张泽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马桥羊庄非遗陈列室以及叶榭学校的草龙滚灯陈列室。动态保护表现在: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老艺人，进行录音、录象存档;已恢复的草龙队按时排练;丰富草龙表演活动，扩大影响;镇财政保证每年有专项资金投入;组织青年学习灯舞，加深印象，提高兴趣，培养传承人，建立继承队伍;在原生态表演的同时，开掘它的潜在价值，实现“活态保护”。虽然，在政府的带动下，“舞草龙”的传承开始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掌握编制即能的传承人大多年龄超过65岁，青少年学生迫于生活压力和高考压力都不愿学习技艺等。由此，“舞草龙”这项古老的民间休闲体育项目要在城镇化背景下得到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还需要社会企业的资金投入，而这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舞草龙”项目自身的改造创新以融入现代化的城镇文化。
3．3舞草龙文化在松江打造生态旅游城镇背景下重构许多社会人类学者认为，大众消费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旅游业是大众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云南丽江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丽江纳西文化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和推动力。因此，我们在探讨“舞草龙”文化在上海松江的再生产时，也不可避免地要与旅游牵扯在一起，“它虽然逃脱不了文化和学术搭台，经济唱戏”的再生产模式，但也体现出一种被动的文化自觉。［1］松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方塔园、醉白池、佘山公园、上海影视乐园、西林寺、庙前街、泰晤士小镇、辰山植物园和欢乐谷等等。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虽然这里旅游资源丰富，但“舞草龙”等本土民俗文化没有被挖掘出来，这些旅游景观都为“舞草龙”等民俗体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记忆重构平台，利用这些平台实现记忆重构，不仅能提升城镇化质量，还能带动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