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构型范式；领导权；当代文化；结构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135—04
一、“权力”问题与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
西方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注“权力”，通过“权力关系”思考社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权力”理解的深化有关。
在古典政治理论中，以17世纪的霍布斯为代表，一向把权力看成是为了巩固政权、实现统治而实施的强制性、压迫性的力量，权力被视为某种无形的实体，通过具体的统治工具和统治行为得到体现，与政权、暴力和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往往强调权力的控制性特征和权力关系双方的不平等性。
20世纪，社会学家帕森斯则指出，权力是协调集体行动的一种能力，它“被用于动员社会资源，以实现经过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目标。”①这种观点的启发性在于，它表明权力并不必然与暴力结合在一起，权力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化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必然产物。与霍布斯的观点相比，帕森斯的权力观显然更为深入。不过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权力视为某种实体，某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是单向传导的。
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福柯则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是多种力量因素博弈的体现，“就权力的存在形式而言，它始终都是以两个因素以上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网络。”②福柯指出，权力不仅仅体现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如法律、国家机器等等，权力无处不在，“它每时每刻、在每一点或者说在每一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都会生产出来。”③福柯对权力的研究，有意避开国家政治权力等中心化了的权力，他说：“重要的是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④福柯的研究剖析了知识谱系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性经验史中的权力运作等等，揭示了权力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入的广泛渗透，彰显了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的事实。
社会发展的形态越高、统治技术越发达，权力对日常生活诸领域的渗透就越深入、越普遍，日常生活领域权力斗争的重要性也就相应益发凸显。当代社会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主要是通过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进行间接操纵的，一般诉诸文化手段，权力关系的表现往往更隐蔽，更曲折。因而，分析文化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理论上的准备，这里有必要引入国际著名文化研究专家、英国当代最富于影响的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威廉斯把一个时代的文化区分为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借助“领导权”（hegemony）概念来分析三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此来理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和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与保持过程。⑤吴冶平把威廉斯对文化总体性结构的分析称之为“文化的三元构型”⑥。在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范式中，彰显了文化领域内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把主导文化对从属性文化的吸收、利用表述为收编：文化领导权是通过主导文化在文化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实现的，但是主导文化决不是总体性和完全排他性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竞争性和替代性的其他文化力量；残余文化不同于过时的文化，指的是形成于过去、但又有效地作用于当下的文化因素，它与主导文化可能处于对立或者替代的关系，但是更多情况下则接受了主导文化的收编；文化上的新兴因素有两种来源——新兴的阶级或者边缘化的社会领域，新兴文化可能会被收编，然而通常情况下，被收编的往往是新兴文化的仿品。
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主要用于共时性的时间横截面上，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领域内围绕领导权所展开的权力关系结构，同时这一范式也引入了历时性的维度，有助于理解主导文化如何通过对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的收编，建立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历史传统，从而使自身的主导地位合法化，并得以动态性地建构和保持文化领导权。
二、中国当代文化构型
借鉴西方对“权力”问题的思考以及整理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可以尝试分析中国当代文化领域内以领导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权力关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进行动态的和历史的分析。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文化领域的现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灰色的理论框架永远也无法全面覆盖多彩多姿的现实，即便是一个有着较强效力的理论工具，也只能在一定的、并非完全的程度上解释现实，因而分析中国当代的文化构型，其要旨不在于选择部分事实以迎合理论，而在于尊重现实，如实展示现实与理论的冲突或歧异之处。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分类，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力量大致包括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文化力量，或者传播范围太窄，或者接受群体规模过小，或者其社会影响力可以忽略，因而就不再纳入以下的分析。
参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中，处于主导文化地位的显然是主旋律文化。所谓主旋律文化，是指党和国家倡导的文化，即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价值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主旋律的要求和标准曾以不同的措辞进行过表述。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要求文艺工作者解决立场问题和服务对象问题，要求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江泽民在2001年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从以上诸位领导人的讲话中看出，主旋律文化的特征是：政治正确，符合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任务。主旋律文化规定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在文化实践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文学艺术产品的生产往往有其内在的创作规律，政治正确并不能保证文化产品本身对受众具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因而主旋律文化的生产必须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手段，借助于对其他类型的从属文化的限制、吸收和利用，用威廉斯的措词来说，就是对各种类型的从属文化进行“收编”。
在主旋律文化之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都属于从属文化。在这三种从属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关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提法，通常被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联系在一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用以表述“大众文化”。之所以使用“文化工业”一词，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进行了解释，“在草稿中我们用‘大众文化’。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⑦。显然，阿多诺想要强调，“大众文化”并非是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大众无关。20世纪的文化生产已经蜕变成一种与工业生产类似的产业，进入了文化工业阶段，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已经彻底商品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这种大众文化乃是一种无深度、同质化的文化，它麻痹大众的思想，灌输特定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使大众丧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视现实秩序为理所当然，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因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当代文化理论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有不同的评价，他以popular culture来表述“大众文化”，他强调大众对文化的接受过程，文化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才能在大众中流行（popular），才能真正成为所谓的大众文化，费斯克强调大众在文化产品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认为大众可以有效地在文化接受过程中进行抵抗，他们“将文化商品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⑧。费斯克其实并未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判断，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是大众在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是无能为力的，悲观地批判它对大众的麻痹作用和意识形态控制作用；而费斯克强调的却是大众在文化商品消费过程中仍然具有能动性，可以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因而他认为大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政治潜能。
大众文化是中国当代所有文化类型中影响范围最广泛的文化，这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由此带来的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成为支撑大众文化的最肥沃的土壤。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当代影响群体范围最广泛的文化，大众文化并不是中国的主导文化，它现如今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是在尊重主旋律文化之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自觉保持文化从属姿态才取得的。如果参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从属文化，应当归类到新兴文化之中。
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践来看，一方面，作为文化产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它不得不在内容上削足适履，以求讨好尽可能多的受众，所以确实存在着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缺乏深度、肤浅化的问题。以代表电视文化深度之可能性的《百家讲坛》为例，作为一档追求收视率的电视文化讲座节目，它为了追求内容的通俗，从一开始就无法走纯粹学术的路线，因而其最终的效果至多也就止步于历史故事猎奇与普及素质教育之间而已。大众文化想要做出深度，确实很难，因为时刻会有曲高和寡的危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可以为主导文化所用，以之为意识形态载体，使之发挥弘扬主旋律的作用。近几年电视剧红色经典题材流行，在成功完成商业利润的同时，迎合了主旋律文化的需要，在塑造革命历史传统和巩固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大众文化与主旋律文化实现了合作双赢的局面。
第三种重要的当代文化类型是学院文化，其主要覆盖范围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学院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很难将其按照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予以归类。一方面，学院文化具有残余文化的性质，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政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很大问题，目前延续与推动国学的力量，主要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文化圈。另一方面，学院文化也具有新兴文化的性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存在意义就在于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文化创新的特征。除此之外，中国的学院文化还坚持了主旋律文化的导向。中国的高校教育，始终把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放在首位，政治课是中国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史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所以，学院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微型的三元文化构型，其中体现了主导、新兴与残余文化的权力结构关系。学院文化的影响范围貌似仅仅局限于群众基础并不广泛的学界，但其社会影响的深度和扩散力却不容小觑。首先，它影响了文化精英群体，这些群体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将会在人生的至少若干年内进入高校，从而受到可能伴随其一生的影响。
第四种文化类型是民间文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变成市民或者准市民，中国原有的乡土民间文化开始逐渐萎缩，而新兴的市民文化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部分乡土文化历史性地注定是一种逐渐走向消逝的残余文化，比如东北的“二人转”，在经过商业包装之后，走文化工业的路线，一度风靡全国。但是应当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乡土民间文化本身只是文化工业生产的一种资源，随着它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乡村——的萎缩，它自身正在日益失去整理创作的来源和生命力，借助于文化工业所取得的短暂辉煌，恰如告别历史舞台最后时刻的昙花一现。民间文化的另一支——市民文化，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新兴文化，其兴也勃，其运也昌。中国当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成熟，这使得中国当代的市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当代市民一般喜欢“宅”在自我封闭的物理空间里，通过网络以间接的、并非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共享集体生活，网络论坛、Q群、MSN等虚拟空间正是适应这种新型民间文化的产物。这种新型民间文化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不但可以娱乐大众，而且还可以成为民主参与政治的一种有效途径。像南京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市民通过网络所表达出的舆论导向直接影响了事件本身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以网络为载体的市民文化的力量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展示。
三、结语
理论有其局限，国情有所不同，以西方文化理论来释读中国当代文化，本身就是一次学术的冒险，但是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以领导权问题为核心，借鉴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构成状况，以及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从前文的分析可见，主旋律文化本身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示范作用，其背后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是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必要保证，由于它的功能是为社会的发展标示政治正确、积极向上的文化导向，因而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效果，更要看到它所产生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大众文化本身以利润为导向，具有浅表化的特征，但是如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为主旋律文化所用，使之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学院文化是继承传统、启接未来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类型，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劲的文化动力，既需要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大力扶持，也需要给予自由思考的空间，以提升其创新性能力。新兴的市民文化以网络为舞台，展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潜能，它既可以成为民主监督权力的制衡力量，也可能会被别有居心者利用，煽风点火，利用舆论实现某些目的，如何善加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Parsons，T.: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New York:Free Press，1960.
②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
③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④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21-127.
⑥吴冶平：《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1995年夏，我们在大英图书馆访问时，首次见到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未曾刊布的一批尼雅汉简。在该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的帮助下，初步调查了这批汉简。为了使工作在尼雅考古第一线的中国学者及时了解这批重要史料，我们于1996—1997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讨论了其中两枚汉简。[1] 由于大英图书馆尚未公布这批材料，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批汉简照片的正式出版。1998年，《大英图书馆馆刊》刊布了这批汉简的照片以及兰州大学王冀青多年来对这批照片的调查研究。[2] 王先生的调查对澄清尼雅汉简的来龙去脉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在这批尼雅汉简发现前后，尼雅遗址还发现过两批汉简。目前学界对这三批汉简出土地点的研究和文字考释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因而有必要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撰写此文，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尼雅汉简的发现
1901年1月，斯坦因首次闯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此后，这座沙漠废墟成了他历次中亚考察的必经之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于1906年10月重访尼雅。这次他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庞大队伍，在尼雅遗址内大肆发掘。他们在尼雅遗址北端西侧，东南距尼雅佛塔大约8公里处发现一处大型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仅剩三组基址，西南组基址规模最大，地表可见2.75米高的胡杨木立柱，室内面积约17 X 12.5平方米，编号N.XIV.i遗址；西北组基址规模稍小，编号N.XIV.ii遗址。这两组建筑基址东面16米处还有一个建筑基址，面积约16 × 15.25平方米，编号N.XIV.iii遗址。这个遗址早期废弃后当作马厩使用，室内堆积厚达2米多，其中心部位发掘出一个大木箱，口径2.44 X 1.98平方米。斯坦因在这个木箱内清理出丝、毛、麻等织物碎片、绣花皮革片、漆器残片、木器具、12枚汉文木简（1枚无字）和1个写有?衣?牡钠じ锊衅?D嵫藕杭蚓驼庋?环⑾至恕?3]
然而，人们对这批尼雅汉简的认识却一波三折。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考释尼雅等地出土汉文文书。1913年，沙畹出版《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发现的汉语文书》，但是该书却把尼雅汉简与尼雅其他遗址出土晋简混为一谈。[4] 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研究了尼雅出土汉晋文书，首次指出尼雅N.XIV遗址出土简牍应是汉简，认为“今尼雅所出木简十余，隶书精妙，似汉末人书，尚在永平以后……盖后汉中叶，精绝仍离鄯善而自立也”。[5] 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对尼雅隶书简的年代提出新说，[6] 认为这批汉简的年代应在西汉或新莽年间。斯坦因在尼雅N.XIV遗址发现的第二批汉简，可证史先生的建议颇有见地。尽管早在1931年1月这批文物就被发现，但是迟至1998年学界才终于从大英图书馆刊布的照片上见到这批汉简的庐山真面目。
1930年，斯坦因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之邀，组建中亚考察队第四次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这次他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处发掘了。在新疆地方政府监护人的监管下，斯坦因的活动到处受阻，只在尼雅N.VIII、N.XXIII和N.R遗址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7] 据王冀青近年对斯坦因日记的调查，他这次考察还到过N.II、N.XII和N.XIV遗址。[8] 因为N.XIV.iii遗址出土简牍多次提到“王”，斯坦因怀疑这个遗址可能是精绝王宫室。[9] 他派人对以前发现汉文木简的遗址重新进行清理，可是没发现任何重要文物。
1931年1月22日，斯坦因的雇工阿布杜·贾法尔终于在N.XIV.ii遗址发掘出21枚汉文木简，绝大部分是残片，一些简有两行文字。据斯坦因观察，这些木简和他在汉代烽燧发现的汉简书法风格一致。从斯坦因拍摄的文书照片（编号T.O.15、T.O.16和T.O.37）看，N.XIV号遗址实际上一共发现22枚汉文简牍，而不是斯坦因日记说的仅有21枚。同一天傍晚，雇工赛义德又给斯坦因带来4个汉文木简残片。他起初说是在N.II遗址发现的，后来又改称在N.XII遗址以东三分之一英里某个草堆上发现的。第二天（1月23日），雇工雅辛从尼雅N.II遗址一个房屋附近垃圾堆中找出1枚完整无损的汉文简牍。斯坦因在第三天（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古桥遗址派出的穆萨带回另外3支简牍，从以前已清理过的地点获得，但是仅有一支简上面存有文字。”第三天发现的3枚简牍无疑都带有文字，否则不会被称作“简牍”。至于这3枚简牍写的是什么文字，斯坦因的日记没有进一步说明。在斯坦因拍摄的尼雅文书照片（T.O.37）中，我们见到3件采自N.II号遗址的汉文残简，编号为N.II.2、N.II.3和N.II.4号。显然，它们就是穆萨在古桥附近某遗址采集的那3枚简牍。因为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衣?氖樵缭?937年就被英国梵学家巴罗刊布，其中没有任何出自尼雅N.II遗址的?衣?氖椤?10] 那么穆萨发现这批简牍的地点应该是N.II遗址。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一共采获30枚汉文木简。
斯坦因来华的消息被报界披露，立即引起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电令新疆地方政府立即将这位不速之客驱逐出境。斯坦因不得不放弃最后一次新疆之行，改道去伊朗考察。由于所获文物扣在喀什，斯坦因最终没能写成这次中亚考察报告，而扣在喀什的汉简至今下落不明。不过，斯坦因在新疆喀什为这批尼雅古物拍了照片。其中一套照片和玻璃底版现藏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藏品部（Section of the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大英图书馆馆刊》刊布这批尼雅汉简照片之前，王冀青和我们出访大英图书馆时先后接触到这批材料，分别撰文作了初步报道和研究。[11]
据以上研究，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尼雅一共发现30枚汉文简牍。但是大英图书馆刊布的斯坦因这次中亚考察所获尼雅文书照片中却只有26枚汉文简牍；其中22枚采自N.XIV遗址，其余4枚采自N.II遗址。[12] 从目前刊布的尼雅文书照片中，我们没有找到赛义德在N.XII遗址附近采集的4件汉文残简。[13] 这批简牍照片的下落，尚有待进一步调查。
第三批尼雅汉简是近年才发现的。1993年10月，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第5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尼雅遗址。这次考察有许多重要收获，最重要的莫过于中方队员林永建等人在尼雅遗址中采获的两枚汉简。据说这批汉简是在尼雅佛塔西北大约7—8公里一个房址附近发现的。这个房址东墙外侧有个马槽之类的遗物，大约1.5—2米长，里面充满了积沙。他们把马槽内积沙清空后，在底部发现了两枚木简，可是没发现其它遗物。其中一枚系竹简，相当完整，顶端写有两个汉字；另一枚系木简，已残，正反面均有汉字。[14] 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炳华核实出土地点，确认这个遗址应是斯坦因编号的N.XIV遗址。另据上海博物馆王樾考证，那枚残简是秦汉小学字书《苍颉篇》的残文。[15]
二、尼雅汉简释文
1985年，我们按照出土地点，对尼雅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重新作过整理，统一编为1至728号。[16] 为了便于讨论和今后的研究，我们把尼雅第二批汉简和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新发现的汉简也编入这个序列。第718—728号为沙畹释读，后经罗振玉、王国维校订。[17] 第729—754号为王冀青释读，此前我们只讨论过其中两枚简（729和752号），第755和756号为上海博物馆王樾释读。[18] 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大英图书馆刊布的照片以及1995年我们在该图书馆拍摄的照片，本文将目前发现的39枚尼雅汉简汇释如下。凡经我们校订过的文字，均加按语说明。有些释文仍然不令人满意，可是照片不甚清晰，只得照录旧释，以待识者。
718（N.XIV.iii.1）
大（太）子二美夫人叩?，?以琅?| 致?? （正面）
夫人春君 （背面）
林按：美，沙畹释“笑”，罗振玉、王国维校正为“美”。重文符号“二”，沙畹未释；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这里的重文符号应表示双字重叠，那么简文读作：“太子、太子美夫人叩头，谨以琅?，致问夫人春君。”
719（N.XIV.iii.2）
臣承德叩?，?以玫瑰| 再拜致?? （正面）
大王 （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0（N.XIV.iii.4）
王母?以琅?| 致?? （正面）
王 （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1（N.XIV.iii.5）
奉?以琅?| 致?? （正面）
春君，幸毋相忘 （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2（N.XIV.iii.6）
休?跛我??以琅?| 致?? （正面）
小大（太）子九健持| （背面）
林按：此简正面的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背面的界隔符“|”，沙畹未释。
723（N.XIV.iii.7）
?且?以琅?| 致?? （正面）
春君 （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4（N.XIV.iii.8）
?且?以?琅?| 致?? （正面）
春君 （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5（N.XIV.iii.9）
二畦////
726（N.XIV.iii.10）
君??以琅?| 致?? （正面）
且末夫人 （背面）
林按：界隔符“|”，沙畹释为数字“一”。
727（N.XIV.iii.11）
卯 之八
728（N.XIV.iii.13）
午 十
729（N.XIV.ii.1/ T.O.16）
1. 大宛王使?左（佐）大月氏 使上所……////
2. 所寇。?得?h使者使此。 故及言：?伞酢趿w////
林按：简文两次提到的“羡”字，王冀青均释“坐次”。第1行的“使”，王冀青释“及”；寇，王冀青释“覆”。第2行的“使此”，我们原来读“进奉”，王冀青释“并比”，均不确。
730（N.XIV.ii.2/ T.O.15）
廿三土，王立。王禁秦人等，??藏?（匿）之使者?人人戟鄯使者大人
731（N.XIV.ii.3/ T.O.15）
王姣
732（N.XIV.ii.5/ T.O.16）
1. ////，而?必??於人
2. ////左?④?、右?④?至
林按：于人，王冀青释作“于人”。
733（N.XIV.ii.6/ T.O.15）
?O而土德起也。
734（N.XIV.ii.7/ T.O.16）
?者，明?室之烈也。新////
林按：室，王冀青释“堂”。新，王冀青释“亲”。
735（N.XIV.ii.9/ T.O.15）
（不可辨读）
736（N.XIV.ii.10/ T.O.15）
?④??年大小莫////
737（N.XIV.ii.12/ T.O.37）
////??////
738（N.XIV.ii.13/ T.O.37）
至府行府////
739（N.XIV.ii.14/ T.O.16）
池中皆空，井中水泉?p少，不足以?，人?o?////
740（N.XIV.ii.16/ T.O.37）
////天?龋?y以告?中安??。
林按：告，王冀青未释。
741（N.XIV.ii.17/ T.O.16）
////??以?烧摺酢?///
林按：以，王冀青释“及”。
742（N.XIV.ii.18/ T.O.37）
（不可辨读）
743（N.XIV.ii.19/ T.O.37）
////??先代之後，???新?也。皇
林按：皇，王冀青释“里”。
744（N.XIV.ii/ T.O.16）
唯元肆毋曰善二庶人明斯////
林按：重文符号“二”，王冀青未释。此简或读作：“唯元肆，毋曰‘善’。善，庶人明斯。”
745（N.XIV.11/ T.O.16）
皇帝大?////
林按：大军，王冀青释“以大军”。
746（N.XIV.11.4/ T.O.26）
皇帝赫然斯怒，覆整英旅，命遣武臣，??弓? 簇////
林按：发，王冀青读“设”；簇，仅存上半，王冀青读“?”。最后一字前面有个为编连简册留下的空格。
747（N.XIV.12.8/ T.O.26）
////（新戍）亭神井、?田、??险撸?餍率遥?孕???。成?
林按：“新戍”两字仅存右半，王冀青释“新”；诸田诸沟，王冀青释“诏田诏汉”；记，王冀青释“干”。
748（N.XIV.15/ T.O.37）
月壬寅朔，大……////
林按：月，王冀青未释。
749（N.XIV.20/ T.O.37）
////??解??////
750（N.XIV.21/ T.O.37）
（不可辨读）
751（N.II.1/ T.O.37）
1. ////工室府。乙未，羊一
2. ////夫出?K入·出入三
林按：第一行：室，王冀青释“堂”；乙，王冀青释“之”；一，王冀青未释。第二行：夫，王冀青释“羊”；入，王冀青释“之”；符号“· ”，王冀青未释；出入，王冀青释“土以”；三，王冀青未释。
752（N.II.2/ T.O.37）
1. 武……////
2. ?h精?王，承??模ㄊ拢?///
林按：承，王冀青释“奉”；事，仅存上半，王冀青未释。
753（N.II.3/ T.O.37）
////半如其////
林按：这枚残简在照片上倒置，王冀青显然把简上的字读反了，以为有两行字。第一行未释，第二行读作“宴服未”。
754（N.II.4/ T.O.37）
////羊一·若出////
林按：出，王冀青未释。
755（N.14.1）
溪?阪?丘陵故???肆延?o （正面）
入仝人 （背面）
756（N.14.2）
廿?T
林按：廿，王樾释“?`”。1996年夏，我们曾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仓库见过这枚汉简。据当时的笔记，第一字似读“廿”。
三、尼雅汉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尼雅汉简可按时代大致分为西汉简、新莽简和东汉简三组，分别讨论于下。
第一、西汉组
史树青将尼雅汉隶简断为西汉或新莽简的建议颇有见地，不过其中多次提到“王”，年代应在西汉。因为新莽始建国元年西域诸王皆被更名为“候”。[19] 我们注意到，这批汉隶简多处用横线“|”表示界隔符。这个符号以前被沙畹读作数字“一”，后人皆从之。我们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首次予以校正，因为其中一简（722号）紧接在“小大（太）子九健持”等文字后写了这个符号，可见这批汉隶简中频频出现的“|”是界隔符而非数字“一”。这种界隔符亦见于包山楚简和江陵凤凰山楚简。用横线作界隔符有诸多弊病，后来逐渐被斜线“/”替代。陆锡兴对此考证说：“横划号是横的一笔，形状与数字‘一’相似，所以极易相混而误。如人们把仰天湖楚简的横划号释成数字‘一’就是例子。西汉中期以后，横划号已经基本废止，或者以斜划号的形式保存下来。”[20] 尼雅汉隶简的界隔符仍使用横线而不是斜线，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而共出的其余3简亦应属于这个时期。
王冀青把“汉精绝王”简（752号）、“大宛王使”简（729号）归入西汉组。这个建议和我们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此外，“马必强于人”简（732号）与“大宛王使”简的字体、简牍形式皆相同，应属同一简册。“大宛王使”简提到西域为匈奴所寇，大宛王和大月氏使者朝汉，请求维持西域纲纪。这个事件似乎发生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甘延寿讨伐北匈奴郅支单于前夕。《汉书·甘延寿传》引陈汤的话说：“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乌弋山离，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尽管正史没提大宛和大月氏此次出使，可是敦煌汉简记录了宣、成年间（前73—前7年）大月氏使者朝汉之事。[21] 那么“大宛王使”简也许写于汉元帝建昭三年之前不久。
关于尼雅汉简的断代，我们还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即从两汉尺牍（简）长度变化来判断年代。汉代通行尺牍或尺简。有学者对70年代初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简册作过统计。这批简牍绝大多数是西汉简，其中完整的简牍凡850枚，而长度在22至23厘米的简牍多达750枚。[22] 故知西汉尺牍（简）长约22至23厘米。据考证，两汉大小尺度之变化如下：[23]
西汉尺：小尺23.1厘米，大尺27.72厘米。
新莽尺：23.1厘米。
东汉尺：23.2—23.9厘米。
尼雅新发现的“廿?T”简（756号）通长23.1厘米，比东汉尺牍长度（23.2—23.9厘米）稍短，应是西汉或新莽简。据调查，西汉简的“廿”字，至迟在新莽始建国三年已写作“二十”。[24] 第756号简写有“廿”字，故为西汉简。尼雅《苍颉篇》简与此简共出，年代亦在西汉。
王冀青从书法风格推断：“工堂（室）府”简（751号）、“宴服未（半如其）”简（753号）、“羊一”简（754号）和“至府行”简（738号）等“4支木简，其书法粗草，与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晋代木简书法类同。”其说不尽然。敦煌和居延汉简不乏“书法粗草”之例，单凭书法是否粗草实际上很难断代，况且这4枚简都和汉简有共存关系。其中751、753和754号简与“汉精绝王”简（752号）皆出自尼雅N.II遗址。斯坦因将其统一编号，或表明它们出自同一地点。另一简（738号）与大批西汉新莽简共存于N.XIV.ii遗址。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曾在尼雅遗址发现1枚刻有“司禾府印”的汉印。[25] 这枚汉印说明汉代精绝国一度实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并设有“府”之类的行政机构。尽管上述4简出自两个不同遗址，但是分别提到了“府”，此乃汉代精绝国之制。在没有充分根据判定其为晋简之前，我们只能认为它们都是汉简。
第二、新莽组
王冀青建议把“土德”简（733号）、“新宾”简（743号）、“明新室”简（747号）归入新莽组。其说可从。需要说明的是，新宾是“新室宾”的简称，该词见《汉书·王莽传》。其文曰：“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此外，他对“明新室”简的释读存在许多问题。其实，这条简文应读作：“（新戍）亭神井、诸田、诸沟者，明新室，以新为号。成记”。从斯坦因拍摄的照片看，王冀青所谓“汉”实为“沟”字。新莽更改地名，喜将“渠”改为“沟”字。居延汉简屡见“甲沟”，实乃新莽所改西汉甲渠候官的“甲渠”。《汉书·地理志》北地郡下：“义渠道，莽曰义沟。”[26] 那么“沟”字前面一字不会是王冀青释读的“诏”字。据我们观察，这个字和第六个字相同，实乃“诸”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先生建议把“皇帝以大军”简（745号）、“皇帝赫然斯怒”简（746号）划归新莽组，以为与《汉书·西域传》所载王莽天凤三年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等事件有关。[27] 其说亦可从，只是第745号简应读作“皇帝大军”。
除了上述5枚新莽简外，另外3枚尼雅汉简也可归入新莽组。其一（743号）提到“黄室”一词，但是被王冀青误作“黄堂”。居延新简有“中室御、黄室御”。正如李均明指出的，新莽称“宫”为“室”，而黄室是“黄皇室”的简称。[28]《汉书·外戚传》曰：“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黄皇室主。”颜师古注：“莽自谓土德，故云黄室。室主者，若汉之称公主。”故“黄室”简必为新莽简无疑。另一简（744号）提到“元肆”。肆，意为赦罪。《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杜预注：“肆，赦有罪也。” 元，犹言大。那么“元肆”意为“大赦”，疑指王莽篡位后大赦天下之事。[29] 那么744号简亦为新莽简。而“池中皆空”简（739号）无论字体还是简牍形式，皆与前述新莽简相同，故可归入新莽组。
第三、东汉组
尼雅汉简中是否有东汉简牍，是目前尚待解决的一个难题。王冀青援引《后汉书·西域传》，认为“精绝、且末等国被鄯善并灭之时应在永平四年之后，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复通西域之前；《后汉书·西域传》中无精绝国条，其道理便在于此”，进而推测尼雅汉简年代为西汉末至东汉初年。[30] 然而他的长篇讨论未能解决究竟哪一枚尼雅汉简属于东汉。
孟凡人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王冀青所言尼雅汉简年代下限尚有可商榷之处。“第一、《后汉书·西域传》无鄯善国传，但鄯善国仍然存在，所以《后汉书·西域传》无精绝传不是精绝灭亡的铁证。第二、N.XIV.ii.2：‘廿三，土，王立。王禁秦人等 见贼藏腻之使者贵人，人戟鄯使者大人，’其内容与永平十六年（73年）鄯善和于阗为蒙蔽班超而藏匿匈奴使者的情况相似（是时匈奴向西域诸国多派使者进行控制，参见《后汉书·西域传》，年代基本相当）”。[31] 若按他的说法，“王禁秦人”简写于东汉永平十六年。这个说法实难成立。汉简所谓“贼”通常指匈奴，“王禁秦人”简的“贼”亦如此。既然简文称匈奴为“贼”，说明精绝当时和匈奴处于对立状态，大概不会和永平十六年鄯善等国为蒙蔽班超而藏匿匈奴使者有什么联系。那么这枚汉简是否为东汉简有待进一步论证。
据文献记载，东汉尺牍（简）通长一尺，诏书或用一尺一寸。[32] 如前所述，东汉一尺相当于23.2—23.9厘米，要比西汉简稍长。我们注意到，“王禁秦人简”和“王姣”简（730—731号）的长度均为23.7厘米。[33] 这个尺寸要比尼雅发现的西汉简（756号）的长度（23.1厘米）稍长，估计采用东汉尺牍（简）制度。在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西汉简之前，我们姑且将这两枚具有东汉尺牍特征的简牍归入东汉组。
前文提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N.XIV遗址发现过一件?衣?钠じ镂氖椴衅??.XIV. iii. 005）。这件文书采用中亚风格的皮革文书形式，时代或早于目前所知塔里木盆地最早的?衣?氖椤??飞仆跬?衤拶ぜ湍晡氖椋?蛭?笳咭巡捎弥性?绺竦募螂刮氖樾问健?34] 这个发现或说明N.XIV遗址的最终废弃在?衣?拇?胨?锬九璧厥贝?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边塞无警。中亚贵霜、粟特移民借机涌入塔里木盆地、敦煌，乃至京城洛阳。敦煌汉长城烽燧发现的?衣?牟?楹吐逖艉何汗食撬??衣?木?柑饧嵌际钦飧鍪逼诠笏?泼竦囊盼铮?杉??耗┮岳?衣?年?勇抻锍闪岁?勇抻肼逖糁?渌砍裰?返?ingua franca（国际交际语）。受中亚贵霜文化影响，西域诸国开始改用中亚文字——?衣?淖魑?俜轿淖帧9赜?衣?拇?胨?锬九璧氐淖畛跏奔洌?颐窃?啻温壑ぃ?阆蛴诙?毫榈勰昙洹?35] 如果尼雅汉简中有东汉简，其年代下限大致在这个时间。
早在1963年，陈梦家就曾提出“西域汉简”的概念，当时西域汉简名下只有1932年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一组楼兰汉简。[36] 尼雅汉简的问世，以及近年在和田山普拉古墓地发现的于阗汉简，极大地丰富了西域汉简的内容。[37] 据以上讨论，目前发现的尼雅汉简中可判明属于西汉的凡20枚，可判明属于新莽的凡8枚，可判明属于东汉的只有2枚。从出土地点看，尼雅N.XIV.iii号遗址所出11简皆为西汉简，尼雅N.XIV.ii号遗址所出22简既有西汉新莽简，亦有东汉简；尼雅N.II遗址发现的4简皆为西汉简。尼雅汉简出土地点揭示出，汉代精绝国遗址主要分布于尼雅N.II至N.XIV遗址一带。
四、敦煌新出汉简中的西域史料
1990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河西走廊西部安西—敦煌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山边发现一个汉代遗址，随即进行大规模发掘，1990—1992年间出土汉简及残纸凡25000余件，其中完整或较为完整的簿册多达50余册。这个汉代建筑群的性质和汉长城烽燧遗址有别，属于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类似于后世的驿站。汉简主要出自悬泉置东南侧早期仓址的废墟物堆积中，时代最早的属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的属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38] 魏晋时期废弃后，悬泉置改作烽燧使用。如果尼雅汉简的730—731号简属于东汉，似不晚于107年。和尼雅汉简内容直接相关的悬泉简有以下5枚：
1）////以食大宛???④??史////
2）客大月氏、大宛、?勒、于?、莎?、渠勒、精?、?G??王使者十八人，?人人。
3）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平送自?泶笸鹗拐吆睿?瞰I?[?]，以////
4）////送精?王???停?踩?倨呤??///
5）元平元年十一月已酉，?：使甘?民迎天?，敦煌郡???一乘。?鬏d，御一人。
御史/ 大夫?V明下右扶?，以次???，?舍?魃帷H缏闪睢
公元前102年冬，李广利破大宛，得汗血马而归。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此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39] 史书对此事只有零星记载。例如：公元前77年，傅介子破楼兰，曾派骏马监出使大宛；公元前66年，冯奉世送大宛诸国客回国，得宛王名马像龙而归。[40] 据此，悬泉汉简所言汉哀帝建平五年（前2年）大宛使者侯某“奉献诣阙”之物也许是天马。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汉使甘护民迎接的天马也许来自大宛，不一定是报告所言来自敦煌渥洼水。为了避免匈奴劫掠，大宛王送天马到长安取道丝绸之路南道的精绝、楼兰等地，然后经敦煌送天马至长安。那么尼雅出土的“大宛王使”简（729号）有可能写于公元前77、前74、前66或前2年大宛使者献天马之际。
悬泉汉简中还有不少和西域相关的重要史料，主要见于供食文书和乘传驾车薄等。《后汉书·西域传》记汉代河西驿置说“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弛命走驿，不绝于时月……临西海以望大秦（指罗马帝国），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悬泉汉简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史实。从汉昭帝以后的悬泉简看，经常来往于长安而且和汉廷关系密切的西域王国有：?S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G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犁、尉犁、焉耆、危须、狐胡、车师、卑陆、乌孙、皮山、蒲犁、大宛、大月氏、?宾、康居、骊?等。和西汉交往的最遥远的王国当属骊?，见于以下三枚悬泉简。
1. ////所遣，骊?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佗。
2.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骊?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凡二人二往来四食二三升（读做：出粟
二斗四升，以食骊?佐单门安，将转从者一人，凡二人。二人往来四食。食三升）。
3. 骊?武都里户人，大女高者，君自实，年廿七，
占家当乘物
////
次女
这三枚汉简属于元、成时期（前48—前7年），正如报告指出的，简文提到的骊?人均非汉人。不过报告以为骊?人系罗马人不完全正确。正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指出的，“骊?”一词译自埃及托勒密王国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之名。[41] 托勒密王国的统治者是希腊人，而下层百姓则是埃及土著居民。亚历山大里亚城素以商业发达而著称，商人足迹遍及东方各地，远至河西走廊。[42] 汉代为其立县，名曰“骊?县”（今甘肃永昌县南古城）。[43] 居延汉简著录了许多汉代流寓中国的黑皮肤西域人。据统计，大约46枚汉简提到了黑皮肤的西域人，主要聚居于河西走廊。[44] 居延发现一件过所文书（334.33号），读作：“骊?万岁里公乘儿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45] 由此可知，骊?人中有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埃及人。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屋大维（Gaius Octavius）于公元前30年攻灭托勒密王国，公元前27年建立罗马帝国。于是埃及沦为罗马帝国东方行省之一，亚历山大里亚城则成为罗马东方重镇。因此《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犁?”。《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珊瑚、琥珀”。《说文》曰：“珊，珊瑚，色赤，生于海。”段注：“珊瑚有青色者。或云：‘赤为珊瑚，青为琅?’。”尼雅汉简（718—726号）所记精绝王相互馈赠礼品中有琅?，不知是否为大秦国方物——青色珊瑚？
斯坦因曾在新疆米兰公元3世纪左右的佛教寺院（M.III）内发现罗马绘画风格的壁画，其绘画技法类似于埃及法雍（Fayum）发现的公元2世纪左右的罗马绘画。据米兰壁画题记，画师名叫tita，亦即希腊-罗马人常用名titus的?衣?钠捶āS行┭芯空叨悦桌急诨?欠裎?＠奥蘼砘?λ?姹硎净骋伞＜热绘觎y人在河西走廊的活动从西汉直迄西晋，[46] 那么罗马东方行省的画师出访敦煌以西的米兰，并留下画作并非不可能。
尼雅汉简以出土古文字资料揭示了一个重要史实：西域诸国最初使用汉文作为官方文字。尼雅汉隶简属于西汉中期精绝王室之物，那么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使用汉字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犹为珍贵的是，西域汉简中还包括一批古书残简，如楼兰汉简的《论语·公治长篇》、《史记·匈奴列传》、尼雅汉简的《苍颉篇》等。它们为研究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最初传播提供了生动的实例。即便在?衣?某晌?饔蛑罟?俜轿淖忠院螅?何幕?运?锬九璧刂罟?匀黄木哂跋炝Γ?幺飞啤⒂阢俚裙?餍械?衣?氖橥??捎弥泄?幕?赜械募螂剐问健＞芄??世纪印度佛教已盛行于塔里木盆地，但是在尼雅出土?衣?氖橹芯尤挥幸患?睾汗攀椤度帐椤返年?勇抻镆氡荆?65号）。[47] 看来，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仍然仰慕古老的中原文化。随着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发展，塔里木盆地最终成了世界五大文明交织荟萃、争奇斗艳的历史舞台。
[1] 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文物》1996年第12期第53－59页；《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九州》第1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1－79页；两文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xxiv-1, spring, 1998, pp. 23-76.
[3] M.A. Stein, Serindia, 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219；此书最近出了汉译本，题为《西域考古
图记》，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É.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pp.198-200.
[5]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
[6] 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7-8期合刊第22-23页。
[7] T. Burrow, “Further Kharoh§ documents from Niya,” BSOS, IX-1, 1937, pp.11-123.
[8]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8年，第273-274页。本文所述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主要根据此文。为避免烦琐，恕不一一出注。
[9] 参见M.A. Stein, 前揭书，第219页。
[10] 参见T. Burrow, 前揭文，第111-123页。
[11] 王冀青：《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发现的文物》，《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第131-147页；林梅村，前揭文，1996-1997年。
[12] 其中一件文书的编号为N.XIV.ii.1号，这个编号中的“ii”，我们以前误读作ü，应从王冀青之说予以订正。
[13] 王冀青认为，3枚编号为N.II.2-4的残牍（T.O.37）和1枚编号为N.XIV..ii.2的完整简牍（T.O.15）名实不符，怀疑它们实际上采自N.XII号遗址附近。尽管我们反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肆无忌惮地发掘古物，但是对他的科学素养不必怀疑。斯坦因的日记和他给的文书出土地点编号可能会有出入，这是田野考古经常发生的事，但是斯坦因不可能给出土文书地点胡乱编号。王冀青这样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14] 上述情况承蒙发现者林永建告知，谨致谢忱。原简照片，参见林永建等编：《梦幻尼雅》，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99页图版。
[15] 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58页。
[16]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7] 参见沙畹、罗振玉、王国维，前揭书。
[18] 参见王冀青、林梅村、王樾，前揭文。
[19]《汉书·王莽传》。
[20] 陆锡兴：《简牍“/”号考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第96-97转28页。
[21] 1986—1988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一件大月氏副使供食文书，共出的纪年文书皆在西汉宣成年间。简文提到“大朋?属禹一食西域大月氏副使者”（第1328号）。参见吴?骧等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和133-138页。
[22]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23] 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95页。
[24] 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52-53页。
[25] 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报告》，收入韩翔等编：《尼雅考古资料》，乌鲁木齐，1988年，第6～9页。
[26] 参见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58页。
[27] 孟凡人：《尼雅N.14遗迹的性质及相关问题》，《中日尼雅遗址学术研讨会发言提要》，乌鲁木齐，2000年，第16页。
[28] 李均明、刘军，前揭书，第53页。
[29] 《汉书·王莽传》。
[30] 王冀青，前揭文，1998年，第282-285页。
[31] 孟凡人，前揭文，第16页。
[32] 《后汉书·光武帝》注引《说文》：“檄，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谓之檄，以征诏也。”同书注引《汉制度》：“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后汉书·陈蕃传》：“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注曰：“尺一谓板长尺一，写诏书也。” 《后汉书·光武帝》注引《汉制度》：“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
[33] Wang Jiqing, 前揭文, 1998, p. 40。
[34] 1996年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古典文学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收入《西域考察与研
究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35] Lin Meicun, “Kharoh§ Bibliography: The Collections from China (1897－1993),”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0/2, the Hague and Wiesbaden, 1996, pp. 188－220.
[36] 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收入《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6页。
[37] 王博等：《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18～19页。该报告称之为“木
匣”，不确，当为封检。据碳14年代资料，这枚于阗汉简的年代当在西汉。
[3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并见《文物》2000年第5期第1-45页。
[39]《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
[40]《汉书·傅介子传》和《汉书·冯奉世传》。
[41] P. Pelliot, “L’ origine de T’ou-kiue,” T’oung Pao, 1915, pp.687-689.
[42]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43]《汉书·地理志》。
[44] 张春树：《居延汉简中所见汉代人的身型与肤色》，《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册，台北，1967年，第1033－1045页。
[45] 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24页。
一、古代“西域”史(两汉——明朝)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1、通史和专论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专著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史前时期至清代“西域”历史的专著。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但对西域的经济、文化史给予了一定的篇幅。纪宗安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论文有余太山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书·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和《〈魏书·西域传〉原文考》(《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书·西戎传》，确认这一点有助于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这部分材料的诠释。后者认为，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是李延寿据《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编成，故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复原工作有待继续。同时就《魏书·西域传》原文作了考证。
叶尔羌汗国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期(1514-1592)，汗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应起着政权支持者的作用;中期(1592-1638)，随着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开始由政权的支持者变为政权的操纵者。后期(1638-1680)，汗国各地区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与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对立相交叉，同时也与准噶尔各游牧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和卓干政成为噶尔丹征服南疆的引线，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有关的文章还有，刘正寅、魏良的《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刘正寅的《西域伊斯兰教和卓势力的膨胀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西北史地》第4期)。
2、考古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突出。专著有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对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史氏墓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亚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实物依据。王博、祁小山合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当今欧亚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学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对中亚史作出有益探讨的专著——王炳华著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韩康信著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论文方面，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尼雅考古揭开新页》(《新疆文物》1、2期)，回顾了尼雅考古工作的历程和遗址发掘的收获，认为尼雅考古工作逐渐步入科学轨道，对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强调对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评价，要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介绍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并就尼雅遗址兴废的年代及废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域人种问题的研究，崔静、王桂荣、王博《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颅骨的研究》(《新疆文物》第2期)认为，当地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混血现象，即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考古发现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张玉忠《天山尤鲁都斯草原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第1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椤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境内的尤鲁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迹——各类墓葬的时代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历史上，尤鲁都斯草原不仅是突厥人、乌孙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乌孙的塞人也在此游牧。在塞人活动时期，这条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的交通线。邓文宽《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文物》第2期)，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历日残片的年代进行了考订，并将该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中国古代历日形制发展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这种形制的历日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罗丰《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对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Ardashir)三世金币仿制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与中亚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同时考察了中亚、西亚文物的分布线，及北朝至隋唐时这一线“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认为北朝时期，来往于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节大都是通过固原到洛阳，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历史地理
对楼兰国都城址，学术界争议较大。黄盛璋《初论楼兰国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第8期)，对林梅村楼兰始都LE城说提出质疑。认为楼兰古城LA是当时西域长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长史治下的一个屯戍单位，在政治军事，城市职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楼兰始都。LE城的兴衰和LA城密切相联。两城灭亡的最下限是公元5世纪末叶。王守春《楼兰国都与罗布泊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第4期)，就楼兰国都城置、楼兰城出现的时代及楼兰城的历史地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北海《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西北史地》第4期)，对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楼兰王国与汉、匈奴的关系，楼兰古城风貌，两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及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张岩《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经历了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4、社会、经济史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续篇《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是两部集原始资料、研究考证和检索手段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是国内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首次结集，为中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之“西域三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并为六大政治实体: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绿洲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新疆文物》第2期)，对具有浓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国(除高昌国)的人种变迁、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进行了考述，认为这一地区在全盘突厥化、回鹘化之前，始终以操印欧语言的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为主，历史更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诸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即存在着地区的共同性，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薛氏对隋唐时期西域的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四国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并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示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阐述了史前新疆经济状态:由早期狩猎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业经济。新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因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两种经营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和南疆各绿洲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经济。两种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区的出现，约不迟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两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毛织品较普通，但纺织技术较原始。传统原料是动物的毛绒。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作为纺织原料的棉、麻种植与养蚕业的引入，丰富了纺织原料，纺织技术也有所发展。周伟洲《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周伟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和李清凌《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前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域时期，将内地各项经济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日趋一体化。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族与内地经济联系因吐蕃占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或因归义军时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据，而大为削弱。此时西北诸族之间，以及他们与西南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加强。后者叙述了安史之乱后，西北东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此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西北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6期)也对中亚经济进行了分析探讨。
5、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广博，是历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迁徙、融合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60余篇。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维吾尔族历史。
论文内容涉及面广。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论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国的建立者吐火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过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关系。作者将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认为历史上的允姓与大夏同为欧罗巴种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很多的场合下役属允姓。
关于月氏种属问题，学界迄今存有争议。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认为，欧罗巴种说较突厥、羌种说更为合理。但必须注意月氏在体质上并非纯高加索种，其部落成员中必然混有某种程度的蒙古人种或其他人种之血液。
关于秦汉时的匈奴人与它族的融合，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匈奴因迁徙、杂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种原因，主要与汉、鲜卑和其它杂胡融合，在魏晋时形成了许多新的共同体，多以胡或各种名称的鲜卑出现。
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粟特人，曾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粟特人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及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角落，从事社会各行业，广泛同汉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得出结论:1.龙家或龙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纪焉耆为回鹘所灭，向四处分散成为龙家或龙部落。2.龙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营。龙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据地，为甘州回鹘不断排压，退到肃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属于归义军。3.龙家逐渐同化于汉族、回鹘，至1002年曹氏归义军为西夏所灭，龙家不复再见。
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用来统治其国民主体十姓部落的“十箭两厢”制，直接导致了各部落酋长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影响、左右汗国的国人阶层，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设”、“啜”、“俟斤”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武力贵族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时发难，最终导致了西突厥汗国陷入无休止的格杀斗争中。有关的文章还有吴景山《突厥人的婚姻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关于回鹘(维吾尔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回鹘分三支西迁的说法。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为，所谓三支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王野平《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多浪维吾尔人实为17世纪南迁巴楚克多浪河一带游牧的卫拉特部人。指出了国外学者将多浪人与罗布人混同，将库尔勒伯克属部视为多浪人的错误。尹伟光《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第4期)，介绍了藏文文献中对不同时期维吾尔族的称呼。
关于黠戛斯(柯尔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第1期)，主要依据汉文史料，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国昙花一现及由盛转衰的原因。贺继宏《叶尼塞柯尔克孜族西迁史的研究》(《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阐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人的西迁及18世纪柯尔克孜人举部西迁的原因和这次西迁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及其意义。在《伊兰人、羌人与我国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认为塔吉克族是东西方黄、白人种(羌人和伊兰)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国帕米尔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6、民族关系史
本年度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论文，以汉、唐、元时期的居多。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探讨了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国华、徐万和《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元狩三年秋浑邪王归汉，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转衰，最后趋向分裂、融合的开始，也标志着汉武帝立足河西、经营西域，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3期)，分析了唐与西突厥由最初的与援同盟关系发展为建立同盟关系到最后形成敌对关系的历史背景。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述了唐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间二者互派使者的情况。认为唐朝和薛延陀大体保持着藩属关系，即薛延陀称臣于唐。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第2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设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碎叶)、伊西节度使的时间及其管区和武装。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对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蒙古中亚统治者与蒙古大汗廷的关系经历了由附到离，由亲到疏的演变。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亚统治者与元的关系则经历了由战到和，由离到附的曲折过程。13世纪晚期双方的激烈斗争对元朝西北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双方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和睦的关系。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阐述了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现代)
自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将西域称作“新疆”，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间清俄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清政府失去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边土。从此中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关于新疆史研究的论文较多，内容涉及各方面。
1、政治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其在西疆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第2期)，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新疆吏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与全国的吏治状况紧密相连，又与新疆的具体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全国和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作为清政府从内地调往新疆驻防军队的一支，戍边畜牧于博尔塔拉等地区，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乌鲁木齐政略》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首部志书，修成于乾隆年间。现国内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王希隆《〈乌鲁木齐政略〉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就其版本、成书年代、作者、修纂起源、史料价值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疆的北部以哈萨克民族居多。张岩《新疆近现代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西北史地》第1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国年间政府对北疆的经营管理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哈萨克牧民的剥削和压迫。
1815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和1864年的库车起义是新疆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此次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打破了南疆持续了50年的安定局面，成为日后张格尔入侵和叛乱的导火线。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刘志霄《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西域研究》第3期)，则分析了在短时间内席卷天山南北的库车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起义失败的原因，对起义领袖热西丁作了客观的评价。
20世纪的新疆政局变幻不定，其中不乏苏联的影响。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红八团驻扎哈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苏联援华人员和物资的顺利过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起到了维护盛世才军阀割据政权，抵制中央势力入新疆的作用。苏红八团进驻和撤出哈密，是苏联在新疆势力增长和削弱的反映。黄建华《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中苏交涉》(《西北史地》第1期)，对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谈判之前中苏关于新疆问题的交涉情况作了探讨。对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历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张玉风《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庄鸿铸《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2、经济
伙种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种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和基本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制度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三区政府在和平协议签字后，全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三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光绪32年(1906)王树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期及辛亥革命后，杨曾新接管新疆政权时期和1935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至新疆和平解放前期的新疆石油工业的盛衰起落。有关论文，还有魏长洪、伏阳《新疆兴办近代纺织企业的一次有意义尝试——新疆阜民纺织公司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等。关于商贸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者“抑商”的统治思想，发展了传统的禁榷制度。这一时期新疆的商业贸易虽有所发展，却没有给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际的效益。
三、中亚五国史
本部分以现今之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的历史为主，兼顾其周邻中亚区域的历史。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跨国民族的理论问题、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分析了跨国民族特征、类型形成发展的原因，就今后的发展趋势、制约方向诸因素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杨增耀《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了探讨。
敬东《试论乌古斯突厥蛮塞尔柱克人的联系与区别》(《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乌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乌古斯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居住在锡尔河流域。塞尔柱克人则出自乌古斯，曾在11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东接中国，西达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门的帝国。而突厥蛮主要指11世纪归顺塞尔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突厥蛮是塞尔柱克家族发展壮大直到建立帝国过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尔柱克人具备了同时代的乌古斯人、突厥蛮人所不具备的诸多长处，加上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塞尔柱克人得以从乌古斯、突厥蛮中脱颖而出，从锡尔河流域冲向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越过奴隶制阶段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万雪玉《中亚希瓦、布哈拉汗国政治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16世纪初直至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止，最终灭亡的希瓦、布哈拉汗国的政治状况。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国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汗国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1916年中亚爆发了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第3-4期)，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
这方面的译文比往年多些，内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译《萨珊王朝后期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2期);姚朔民译《游牧民族传统大迁徙和季节性流动对中亚地区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第3期);刘文锁译《青铜时代的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文化》(《新疆文物》第2期);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第4期);卢晓辉译《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第2期);牛汝极、刘燕译《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新疆文物》第1期);杨富学、黄建华编译《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西域研究》第2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充分注意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现象，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1、总论
安德罗诺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文化》(《西域研究》第2期)，阐述了产生于中亚辽阔地域的安德罗诺文化所形成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及相应的物质文明、居住形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袁舍利《〈突厥语大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态、图腾崇拜和宗教观念。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及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这对喀喇汗王朝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点。陈晓云《从哈萨克语畜类词看哈萨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语言与翻译》第4期)，从语言角度探讨了哈萨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马通《阿尔金山的哈萨克基本文化形态》(《甘肃民族研究》第3-4期)，则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2、宗教
历史上，在中亚传播的各种宗教对中亚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宾《西域萨满论》(《西域研究》第3期)，考证了“萨满”一词的来源，阐述了萨满教的特点和宇宙观。认为古代西域的塞人、匈奴、柔然、乌孙、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纥、蒙古人以及18世纪后期西迁新疆的锡伯和达斡尔族，都普遍信仰过萨满。萨满文化在后世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推测，火袄教最初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西汉年间，由粟特人传入中原。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第4期)，对鄯善卢文书所载“沙门”名号进行了译释考证，从而为研究鄯善王国的佛教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有关论文还有，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西北史地》第4期)等。
3、语言
专著有《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学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古代突厥、回鹘文及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20篇。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语的特点，并就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中使用的字母进行了归纳分类。认为鄂尔浑文献字母与叶尼塞文献字母基本一样，但有不同。董文义《新疆古代居民与维吾尔语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迁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种文化影响史等综合角度出发，探讨了维吾尔语言的发展史。关于当今中亚五国语言的研究，胡振华《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5期)，概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文字特点。此外有张卫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俄双语现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等。
4、岩画、石人
胡邦铸《论岩画图象的辩认》(《新疆艺术》第2期)指出，正确辩认岩画图象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并分析了导致对岩画图象错误辩认的几种原因。袁同凯《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创造岩画的动机，主要基于对食物的渴求。在其创作过程中由于这种渴求而对巫术、超自然物产生崇拜。指出理解岩画的最初含义应置于古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王博《对切木尔切克早期非独立墓地石人的认识》(《新疆艺术》第5期)，对发现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境内的非独立墓地石人的年代、类型、用途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贺继宏《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平凡、朱英荣编《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综述遗漏的1995年出版的专著作一补充，这些专著有:黄盛璋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张碧波、董国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张平主编的《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刘迎胜《丝绸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等。
论文关键词 资本主义 文化 公共家庭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基于以上分析，此文本中的知识增量和限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正是基于贝尔自身的某种社群主义立场，他首先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先将该问题进行悬置。但是，贝尔的这种论述策略却要面临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质疑：贝尔，你有何资格将“公共家庭”理论“强加”于西方社会的所有主体之上？这可能是所有主动的理论建构抑或被动的否定性理论建构都要面临的拷问！
一、 政治史
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史是历年研究的重要部分。李进《秦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刘彦威《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同上)和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同上)等文，利用一定的篇幅阐述了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防范、打击匈奴，稳固西北边疆的具体措施。唐朝对西域的经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大大超过前代。对安西、北庭都护府的研究，近两年学术界呈现出活跃的气氛。继1996年9月新疆吐鲁番学会在第二届年会召开“唐安西、北庭都护府学术研讨会”，“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佛教美术考察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8月在新疆库车召开。在前次研讨会，与会者提交了20多篇探讨唐安西、北庭都护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问题的论文。后一次研讨会，中外学者就龟兹石窟佛教艺术文化进行了交流和实地考查。来自美、法、德、韩、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学者提交了十余篇论文。两次会议集中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年度出版的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是近年来两都护府研究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入。唐朝在西域设置的羁縻府州，对唐朝统治西域起过重要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只发表了艾尚连《唐太宗灵州之行与漠北羁縻州的建立》(《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西州(吐鲁番)是唐经营西域的门户，它在唐代西北边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苏北海《唐朝在吐鲁番的国防设施》(《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考述了唐代在吐鲁番设置的各种军事据点及有关制度，认为唐朝在吐鲁番的各种国防设施非常严密，但唐朝对西域的统治主要依靠发达的经济文化，吸引西域各族心向中原。八世纪末，吐蕃兴盛，向外扩张，占领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统治了半个多世纪。杨铭《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第1期)，对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历史过程及其作用进行了考证和客观评价，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晚唐内忧外患无力经营西域的状况。宋朝与西域的关系史是该部分研究的薄弱环节，本年度任树民发表了《北宋西北边疆质院、御书院略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对宋朝在西北实行恩威并举的民族羁縻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北宋王朝在西北边疆民族分布密集的州、军设质院，以监禁藩部人质为手段，防范内属藩部的叛逃;在藩部宗教活跃的州、军设御书院，以笼络藩部民心为手段，以期安辑边陲。终宋之世，颇见成效。姚兆余《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则对三朝不同政治格局下的羁縻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三朝民族观念的不同和综合国力尤其军事力量的强弱不等，是导致三朝羁縻政策存在差异的内外原因。明清之际，是我国近现代西北民族形成，分布格局趋于定势之际。其间，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对西北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发表了从各方面探讨清朝经营西北边疆的论著，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主要探讨了清朝统治西域的行政措施。管守新《阿睦尔撒纳服叛对乾隆治准政策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在准噶尔部统治西域社会的末年，阿睦尔撒纳归顺又反叛清朝的行为是导致乾隆对准政策变化，从而改变清朝统治新疆的浓重羁縻色彩的主要原因。王希隆《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中的札萨克旗制》(《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叙述了哈密札萨克制设、废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札萨克旗制在哈密实施的利弊得失。吐娜《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优恤安置看其民族政策》(《西域研究》第4期)，则充分肯定了清政府对东归土尔扈特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赵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论述》(《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则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在新疆的实施情况。
西域史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专攻西域史的学者，已形成一支骨干力量，不断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使我国西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对以前较少涉及的和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进一步的研究。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正史“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依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始于班固的《汉书》，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的两属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两属”现象(指绿洲国同时役属于汉、匈奴两个强大势力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迦腻色加在位时期，贵霜王朝曾否征服葱岭以东地区这一颇具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任树民《北宋时期的于阗》(《西域研究》第1期)，探讨了在当时臣服于喀喇汗王朝，但相当自治，活跃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于阗国与宋王朝之间的亲善关系。对蒙元时期西域史的探讨，苏北海《元代金帐汗国的建立及其统治》(《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汗国的兴亡、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李一新《中亚蒙古统治者的定居化倾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蒙古统治者在察合台汗国后期(14世纪初期)至帖木儿帝国时期(14世纪70年代)逐渐转向定居化。人数较少的蒙古征服者长期生活在定居民族地区和追求享受、财富是定居化的原因。在明代西域史上，叶尔羌汗国史占有重要地位。李进新《论叶尔羌汗朝初期社会》(《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了赛义德汗至拉失德汗时期的内政外交。认为汗国初期的社会，总的来说境内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外交、军事均有建树，文化出现繁荣景象，为西域古代社会少有的历史时期。刘国防《关于明代前期吐鲁番统治者世袭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对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的吐鲁番统治者世系问题进行了新的考释。明末清初，伊斯兰宗教势力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对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正寅《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白山派和卓的活动与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全面检讨了清朝统一西域过程中白山派和卓家族的活动及其造成的影响。为近代西北民族、宗教、边疆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年对西域法制史的研究，侧重清代部分。发表的论文有:廖杨《论清代西北地区的民族立法》(《西北史地》第2期)、王东平《清代回疆的司法制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周轩《〈大清律例〉与清代新疆流人》(《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等文。
西域职官制度是西域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本年度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较为集中。洪涛《乌孙国官制考》(《西域研究》第3期)，系统阐述了乌孙国“昆靡”、大禄、大将、侯、都尉、大监、大吏等官职的执掌、位序。认为乌孙官制多受汉制影响。吴景山《吐屯考》(《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对在突厥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官职—吐屯的职能、社会地位和这一官职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吴震《北凉高昌郡府文书中的“校曹”》(《西域研究》第3期)，分析了校曹文书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校曹”的由来及其司职。罗贤佑《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民族研究》第2期)，梳理了畏兀尔亦都护的传承谱系，并根据不同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的政治、军事活动史实，对其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及变迁做了系统的探讨。王希隆《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考述了漠北达尔汉官号的沿革。认为准噶尔统治时期，天山南北路哈密、吐鲁番、库车等地都有加达尔汉官号的伯克，这反映了维吾尔官制受蒙古影响很大。
本年探讨西域史上战争问题的论文也不少。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山国征伐楼兰史事考》(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文，认为该战争是金山王张承奉经营西域，向西扩展的重要一步，对归义军西部疆域变化影响很大。朱新光《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之战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叙述了明初(1368—1390年)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战争，分析了战争对西域的影响。其他如蓝琪《试述曼吉克特战争及其后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徐晓萍《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西北史地》第3期)等。
苏联的解体，中亚五国的成立，使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与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我国近现代中亚史研究的发展。近两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态，研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1.直接为政治决策提供历史依据的研究。如，王治来《试论所谓〈土耳其斯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论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西域研究》第4期)，杨增耀《论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发展轨迹与社会基础》(《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等文。2.对近现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如，陈超《盛世才政权的建立及巩固》(《西域研究》第4期)、朱杨桂、赵广军《苏联与盛世才结盟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陈延琪《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第2期)、田卫疆《新疆农区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述评》(《西域研究》第4期)、王国杰《1877年移居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中亚东干族与苏联卫国战争》(《东欧中亚研究》第4期)、万雪玉《1916年中亚民族起义原因探》(《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邓浩《苏维埃时期中亚的民族历史问题探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的人口问题探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李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百年历史人口透视》(《西域研究》第4期)、帕尔哈提·阿帕尔《中亚地区维吾尔人在苏维埃时期的民族进程》(《中亚研究》96年第2期)等文。3.对中亚现状的研究。如，朱光新《独联体中亚五国民族关系多元化格局刍议》(《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姚勇、朱新光《浅析西方国家对中亚五国的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等文。因本综述主要反映古代中亚史的研究动态，故对这部分的论文内容不作具体介绍。
二、经济史
如果说，前两年对中亚经济史的研究注重宏观探讨，本年度的研究则侧重微观分析。吴震《略述汉代前后新疆地区的工具制造》(《西域研究》第3期)，从石器、木器及金属冶炼等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探讨了新疆地区上古时期居民的经济生活。寺院经济是在一定社会阶段出现的特殊的经济体制。殷晴《3—8世纪新疆寺院经济的兴衰》(《西域研究》第2期)，依据公元3世纪的卢文书和3—7世纪的吐鲁番汉文文书，对古代西域寺院经济产生、膨胀和衰落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加·奥其尔巴特《试论近现代新疆地区黄教寺院经济》(《新疆文物》第1期)，则阐述了清朝统一新疆至现今，准噶尔黄教寺院经济由恢复发展走向没落的历程。关于西域商贸经济的研究，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当时全国各地都属罕见。并分析了西州市场经济发达的原因。在《唐代吐鲁番地区的物价管理》一文中，作者通过分析《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物价表，得出自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以来的一个世纪，西州市场物价平稳，经济繁荣的结论。学术界在成吉思汗西征对中亚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上多持否定的态度。本年发表的田俊迁《成吉思汗的经济措施和其指导思想》(《西北史地》第1期)一文，则对成吉思汗的经济措施及其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传统观念多认为陆路丝绸之路的商贸经济滞衰于蒙古人的西征战火，而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杨富学《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认为，明朝多次派陈诚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间东西交往频繁，贸易隆盛。尹伟光《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第2期)，从贸易形式、贸易税率、贸易物品及贸易通道等方面阐述了清代维、藏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本年出版的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则集中反映了我国近几年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该书系统阐述了始于商周时期，衰于明清之际的丝路贸易发展史。 转贴于
三、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对古代西域民族人种、变迁史的探讨。
对公元前后见于中外史乘的塞种的来源和变迁，中西方学者做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在结论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光岳在《析支、塞种的来源和迁徙》(《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又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古代塞种是西迁的析支羌。析支羌源于青海河曲、河湟一带。留存于世的塞人文化遗址，反映了析支羌向新疆、中亚、帕米尔、西伯利亚、里海和黑海北岸、北高加索等地的扩散和分批迁徙，形成所谓的塞种集团。在迁徙过程中，塞种与各地土著杂居融合，形成许多新的民族。
曾活跃在漠北历史舞台的匈奴、东胡、突厥对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三者种属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至今争议较大。林干《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
乌孙、车师、月氏都是汉代见诸西域的部落民族。本年对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第4期)，就乌孙族名、人种及其历史迁徙进行了考述。认为乌孙在迁居西域之前是纯蒙古人种，其祖先昆夷是我国上古西北民族氐人的一支。指出有些学者将乌孙视为现代哈萨克族祖先，有背于历史事实。并就古代“汉日天种”神话和“公主堡”传说之谜进行了新的诠释。作者在《车师语言与车师种族初探》(《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通过分析古车师语词汇的读音和含义，结合对吐鲁番、阿尔泰地区出土的上古人类头骨的研究，得出车师人的主体是远古时期北欧白色人种的结论。关于月氏的研究，作者在《乌氏的迁徙以及焉耆的建国》(《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月氏的分支—乌氏迁徙的时间、路线及其西迁后所建立的焉耆国的人种成分。王青《也谈卢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处和族源》(《西北史地》第2期)，则从探讨卢水胡与月氏胡关系的角度，指出月氏乃东迁的雅利安人。中亚古代语言的最新研究揭示，大月氏是讲吐火罗语的游牧人。据此，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从解译吐火罗语地名入手，对大月氏西迁前的驻牧地、王庭位置及其西迁的史实进行了考述。认为大月氏的故乡在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大月氏的文化，并就文献中所见月氏人是“龙部落”的传说进行了考证。
近两年来，学者对与西域焉耆人有密切关系的“龙部落”作了进一步探讨。陆庆夫《从焉耆王到河西龙家》(《敦煌研究》第2期)，对河西龙家的来源、称谓及其迁入河西的时间进行了考述。指出龙家在河西的历史可分为:受吐蕃奴役;称雄河西;归顺归义军和被甘州回鹘并吞的四个阶段。作者《略论粟特人与龙家的关系》(《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文，则揭示了粟特人与龙家人之间存在的一种渊源流变的关系。
历史上的粟特人以经商为业，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唐代，粟特人的足迹遍布西域绿洲诸国并东渐。近年来探讨西域、敦煌粟特人历史活动的文章渐多。本年度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深入。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阐述了粟特人从葱岭以西河中地区东迁进入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及塔里木城邦诸国境内的历程。并进一步考察了东迁后粟特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第2期)一文，探析了敦煌粟特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认为他们佛并重，但对佛教的信仰普遍存在一种投机心理。针对池田温先生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粟特人聚落已解体的论断，学者们在本年还发表了若干篇不同见解的文章。郑炳林《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通过考察八世纪末敦煌粟特人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吐蕃政权、佛教教团中的任职情况，指出在吐蕃统治时期，大量的粟特裔民仍居住在敦煌，并有一定的势力。陆庆夫、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同上)一文，则进一步强调了敦煌粟特聚落的存在。
关于古突厥人的研究近年来没有大的进展。研究中所依据的资料仍局限于中文史料，缺乏对其它文种资料的开拓和利用。刘锡淦所著《突厥汗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简述了古突厥族的兴衰发展史及其经济文化史。本年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反映很平静，不见论著问世。
对回鹘(畏吾尔)人的研究，本年发表的论文内容涉及唐、宋、元、清代时期的有关问题。薛宗正《回鹘南迁考》(《西域研究》第4期)，考述了唐开成五年(840)回鹘南迁过程中王统势力消长并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对甘州回鹘可汗世系的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了探讨。钱伯泉《宋初西域的大石国及其主体民族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指出，大食、大石、黑衣大石和Tazik均指喀喇汗王朝。大石国——喀喇汗王朝的主体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人。任爱君《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则探讨了回鹘与契丹在制度、文化上的关系。尚衍斌《元代内迁畏吾尔人的分布及其对汉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第1期)，论述了内迁畏吾尔人在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历史贡献。纪大椿《“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世系考》(《西域研究》第4期)，则阐述了叶尔羌汗国王室后裔阿卜都里什特及其侄孙莽苏儿和哈什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用兵准噶尔时期支持清朝政府的活动。指出得到原叶尔羌汗国汗王家族成员的支持，是清朝能最终取得对准噶尔用兵的胜利，并迅速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根本原因。文后附阿卜剌因家庭成员的世系表。
关于蒙古人的研究。本世纪初，符拉基米尔佐夫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汉译本)，对世界蒙古学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不衰。达力扎布《明代蒙古社会组织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则对符氏的一些论断提出质疑，对明代蒙古“爱马克”、“鄂托克”和万户等社会组织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和硕”组织存在与否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程适良《新疆萨尔特卡勒玛克人的民族认同感与发展趋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则从语言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探讨了现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萨尔特卡勒玛克人的来源及其经济形态与文化生活。
关于哈萨克族的研究。原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哈萨克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本民族、汉族学者，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哈萨克族历史、文化的论著。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对部落历史、文化的研究。哈德斯《哈萨克族克烈部落及其王汗吐合热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根据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叙述了哈萨克族克烈部落的基本概况及其历史上著名王汗吐合热勒的生平事迹。袁同凯《新疆哈萨克黑宰部历史渊源考略》(《西域研究》第2期)，考述了哈萨克黑宰部的历史渊源。作者在《新疆哈萨克黑宰部落原始文化遗迹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中，在理顺黑宰部落形成、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对黑宰部现存信仰习俗、社会习俗、经济习俗及游艺习俗中所含原始文化遗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近两年来对裕固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去年出版的《裕固族研究论文集》(甘肃民族研究所编，兰州大学出版社)，收集了建国以来国内外有关裕固族族源、族称、语言、宗教、民俗、文学、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译文30篇。发表的重要论文，主要有钟进文的《对裕固族族源族称问题的几点认识》(《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和《近百年的国外裕固族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前者就裕固族族源、族称和裕固族源流等问题，排比众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后者分阶段介绍了国外裕固族研究的特点，并就国外裕固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裕固族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四、考古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新疆考古研究成绩斐然，在不断深入对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注意从宏观上对新疆地区考古文化进行总结、分析。近两年对新疆考古文化发展阶段划分问题的研究，和对考古方法论的探讨即反映了这种趋势。本年度，学者们再次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张川《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西域研究》第3期)，主张将公元前二世纪作为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界限。认为新疆境内目前已发现的史前考古文化，可分为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2000年以前)、细石器时代(距今约12000年—4000年左右)和金属器时代(距今约4000年左右—公元前2世纪)三个发展阶段。作者强调了统一概念在当前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刻不容缓性。指出新疆境内是否存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发展阶段，以及细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界限等问题是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作者在《1990至1995年新疆境内的旧石器调查工作与收获》(《新疆文物》第1期)一文中，则就新疆境内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混乱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今后在新疆继续开展旧石器调查与研究工作的设想。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非常重要，在新疆考古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96年第4期)一文，明确指出，在现阶段提高新疆细石器的研究水平，须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突破传统观念与方法的羁绊，展开科学的形态、类型学分析和实验考古学与微痕分析的探索，同时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本年度还发表了从考古发现揭示古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论文。夏雷鸣《古楼兰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罗布泊地区墓葬麻黄的文化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依据考古发掘资料，探讨了古楼兰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经济和饮食结构。并就罗布泊地区古楼兰人墓葬麻黄现象与古楼兰人的特殊生活状况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古墓沟时期的楼兰人已经会使用麻黄治病，麻黄被普遍应用于临床治疗，最早出现于《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前二千年的罗布泊地区。刘学堂《察吾乎沟四号墓地墓葬制度研究》(《新疆文物》第4期)，则通过对墓地布局结构、墓葬方式和埋葬习俗的研究，探讨了该墓地的墓葬制度及与其相邻墓地的墓葬制度的特点，和制约墓葬制度的内在因素。进而阐述了察吾乎沟地区由原始氏族跨入文明社会的大体历程。
本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环保会议，积极推动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各行业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热潮。学术界也不例外，考古学者们就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新疆文物》96年第4期)，分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绿州社会变迁的类型及原因。指出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的变迁，虽存在自然条件的因素，但人类的活动是主要因素。与此观点相反，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发现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新疆文物》96年第4期)，强调了客观自然条件在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主导地位。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非常复杂，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某种特别的因素，而要具体分析。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地区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6年第3期)，则具体分析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具大影响。总之，对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迁问题的探讨还处在初步阶段。而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不仅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还有待于学者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五、历史地理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古地名地望、地理交通和中国近代西北边界问题。
关于古地名、地望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少，但多为旧题重论，有创见的文章不多。这方面的文章有: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第3期)、伊布拉音·穆提义《塔里木绿洲若干古城地名溯源》(《西域研究》第2期)、张平《唐安西“故达干城”及其相关遗址的考实》(《新疆文物》96年第4期)、苏北海《阿里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西北史地》第1期)、钟进文《裕固族地名“西至哈至”考释》(《西北史地》第2期)等。
关于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本年发表了几篇颇有新意的文章。钟伯清《汉代以前的中西交通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针对中西交通肇始于西汉，“丝绸之路”交通线始于张骞通西域的传统观点，提出以中亚为中点的中西交通之路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左右已出现。张骞出使西域，其对“丝绸之路”的贡献，是进一步拓展，而非开创。巫新华《唐代西州沟通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基本再现了唐西州与周边地区主要交通网络的原貌，并附有绘图。孙修身《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路线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则考述了不见于经传，由王玄策等使印度而开通的另一条中印古道的线路。
关于中国近代西北边界问题的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但内容涉及中国西北边界史上的重大问题。樊明方著《唐努乌梁海》(96年，台北蒙藏委员会出版)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唐努乌梁海的历史。该书的出版无疑推动了中俄边界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年还发表了作者的论文:《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始末》(分别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2期)。帕米尔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关系到中国与原苏联(今之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两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苏北海《关于帕米尔的历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6年3期)，详细阐述了历史上关于帕米尔领地争执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房建昌《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则叙述了中巴边界的地理位置及中巴边界形成过程。
六、文书、文献
对回鹘文文书、文献的研究，已由早期单纯的收集、整理转向对文书、文献原文的转写、译注和对内容的研究。近年来，在以往的基础上对回鹘文文书、文献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出版的专著有柳洪亮《新出土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该书收录了新出土的墓葬文书、故城文书和石窟文书共77件，重大考古发现简报6篇及若干篇个人的研究论文。发表的论文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1.对内容的研究。如耿世民《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府事目历考释》(《西域研究》第4期)。2.转写、译注和版本考订。如张铁山《回鹘山〈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研究》第2期)，杨富学、邓浩《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3.对文书特点的分析。如张铁山《对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现象的一些认识》(《西域研究》第1期)、刘戈《回鹘文文书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西域研究》第4期)。4.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刘戈、艾则孜·玉素甫《回鹘文文书研究与汉语译音问题》(《西域研究》第2期)。5.各国的研究情况。如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发现、收藏与研究情况概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牛汝极《国外对维吾尔文献的收藏及研究》(《西域研究》第2期)。 转贴于
七、文化史
1、总论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主要探讨了中原文化与中亚、北亚文化的关系。中亚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熔汇的聚点。中亚文化除自身的特色外，还包含有东西方文化的特征。中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疆文化同样具有这一特性。刘文锁《汉文化与古代新疆》(《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在西汉至清代时期，汉文化是影响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故总体而言，新疆文化中汉文化因素较多。陈立柱《夏文化北播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探讨了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沿岸卡拉苏克文化与北播的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匈奴人种、文化习俗与夏人种、文化习俗间的关系。认为匈奴人与夏人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李琪《论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走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介绍了近年来俄、中亚学者在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在一些具问题上的研究结论。
2.宗教 古代中亚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在此传播，使该地区的宗教呈现出多源、复杂的特性。本年度出版了高永久著《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该书论述了琐罗亚斯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西域的传播、兴衰，及这些宗教对古代西域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本年发表的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亚地区的宗教。李吟屏在《古代西域的自然崇拜》(《西域研究》第1期)和《论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多神崇拜》(《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中，系统地阐述了古代西域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自然神崇拜。高永久《摩尼教的产生及其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摩尼教在中亚传播时，势力较弱，但要比佛教在中亚的传播深入得多。对中亚民族宗教信仰的探讨，杨富学《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考察了柯尔克孜历史上的宗教信仰。认为柯尔克孜人在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基础上，接受过来自波斯的教和摩尼教及来自叙利亚的景教。17世纪始，逐渐皈依伊斯兰教。黄金钰《裕固族的信仰与崇拜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裕固族先民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和藏传佛教。摩尼教很快失传，而萨满教和藏传佛教长期共存于裕固族生活中。两教共存互融是裕固族宗教文化的特性。
3.语言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该书系统阐述了维吾尔文字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特点。介绍了国内外维吾尔文字、文献研究的状况，并就维吾尔书法艺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编《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收录了近30篇有关古代和现代突厥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本年发表的论文，侧重对古文献语言问题的探讨。有尹伟光《关于突厥—维吾尔文献中的“吐蕃”名称问题》(《西北史地》第2期)、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郑婕《回鹘文献语言和喀喇汗王朝文献语言》(《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
八、社会生会活史
80年代末，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兴起，给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中亚史研究领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则始于近两年。学者们对古代西域社会生活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汉晋时期西域社会生活史方面。马国荣《汉晋时期西域城郭诸国的社会生活》(《西域研究》第4期)，阐述了塔里木盆地诸国居民的从业状况及其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艺术、婚姻制度、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特性。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草原诸族的社会生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则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兴起，并一度主宰西域部分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的社会生活。有关文章还有，齐万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及人文风习》(《西域研究》第3期)，贾丛江《西辽契丹人生活方式考辨》(《西域研究》第4期)等文。中亚是东西方文明熔汇之地，由此决定了中亚社会生活史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以及揭示这一内涵所面临的大量的艰辛工作。对该研究领域的开拓，填补了我国中亚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继续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对更好地了解当今中亚(包括新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有待于学者们不畏艰辛，继续探索。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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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xlan-tounsm.com.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shaanxi gov.cn
【关键词】传者 大众传播 西部文化构建
一、大众传播对文化层面的作用探讨
著名传播学家韦尔伯・施拉姆指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在我国东西部发展差异较大的语境下，思考在大众传播时代西部媒介如何构建一套有效实用的信息传播系统从而实现西部形象的塑造与抬升，以及对外传播与地域文化构建与弘扬意义重大。
针对大众传播对受者的导入功效，大众传播的导向作用在地域化媒体职能上的开展可细化成文化构建与传播。文化构建是自身的，内部的，媒介的介入视角是通过媒体的传播作用培养出较为完备的文化认同，而文化传播是外在的，发散的，媒介的操作应从西部文化的有效输出以及自身形象的妥善表达出发。但更重要的是，在构建与传播之间，媒介的工序也应囊括自身地域文化的合理打包和扬弃，从而将本土文化进行规整与包装，将文化这一集群概念进行品牌塑造，“名片式”处理。
谈及文化，其近义词在于软实力的框架之内。西部在经济上已经失去“先占”，因而文化的提炼，塑造，包装必须着力于本身特色。媒介的传达若要脱离本土地域的场地获得更多的“收听”，那么其传播内容必须保有其内容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若一心致力于描摹东部发达地区的文化发展路线，不考究自身地域对文化的赋予与养成，那么西部文化的传导将缺失受众市场，没有抵达标的的传播则无意义。
二、大众传播对西部文化的构建介入
地域文化的凝练与概括需要媒介的审度，地域间文化的强弱势之分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归根于传播策略的好坏。好的地域文化需要媒介的得当捕捉与层层过滤，将地域文化的特异性，优越性合理甄选，从而较好地推出地域文化样本。
西部文化塑造特指西部地域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文化形成并丰富完善的过程，体现为文化积累、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变迁、文化重组、文化创新等方面。之所以探讨大众传播与西部文化塑造的关系在于大众传播对西部文化的构建有着攸关作用。本文从媒介传播内容这一要素出发，探讨优质西部文化如何在大众传播时代完成积累、传承、发展、变迁、重组、创新的过程。
三、媒介传播内容对西部文化的构建意见
传播内容以信息流作为载体，信息流的广泛输出通过一个一个地域与磁场的突破完成。理想状态下，文化构建的基础在于一定局域内受众与局域内大众的群体重叠，即西部媒介组织在进行内部（辐射地域内）传播时，其受众同时作为区域内大众应当对自身地域文化认同与媒介传播内容之间的吻合。若西部传媒组织只试图单向传播，不在二次传播，多次传播过程中汲取受众反馈，那么其对于地域文化的传播内容将与受众的心理预判产生偏差，难以达成传播内容对受众的彻底输出。以此，传播内容在其区域内不能获得受众认同与肯定，那么其传播链条将会产生断裂，区域外传播将难以进行。
西部媒介组织在进行文化塑造的介入中应当注重自身传播担当，应当明晰自身传播介入对文化塑造的责任与影响。大众传播作为辅助文化传播的工具，不能失落当地区域文化本应被推崇的价值。西部地域虽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但西部媒介不能以经济为短板作为其传播内容的主流输出，应当考虑拟态环境与现实差距存有的一定偏差，不应盲目放大西部经济层面的不足，拘泥于西部经济对文化沉淀的拖滞，从而缺失其优秀文化的呈现信心。西部媒介在操作时应当考虑到其传播内容的使命性，考究其向内传播与向外传播的双重任务。
西部文化的一个核心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宣传应当成为西部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领军事物。少数民族文化相对恪守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但对于立足于西部文化历史与现状，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西部文化的重要任务，其传播价值对于丰富我国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媒介的任务是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置于一个可观摩的平台，将其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通过媒介具化再进行传播。归根到底，西部媒介必须致力于其本土少数民族文化免受外来干扰的同时进行优异文化的外向喷发。文化本是一个弹性流动的概念，其语义空间里包含文化的形成，变更，消失，若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不被西部媒介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维护和保全，其容易在信息流的卷动下沉落甚至流逝。
四、总结
大众传播环境下西部媒介应当充分利用自身媒介资源，用话语权编织一种共生空间，将优异文化纳入传播正轨，形成本区域内高度认同且具有向外推广，宣传价值的优良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 梅雨恬：《民间审美空间的断裂与追寻――论大众传播时代民间文化的处境及其自身张力》[J].载《大众文艺》. 2008年第10期.
[2]姜飞：《大众传播媒介介入跨文化传播过程的路径》[J].载《新闻研究导刊》2002年第12期.
关键词：民居建筑；地域性；江西；民居形态；营造方法
民居建筑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与其地域文化、气候、生态环境相融合，并折射出特定地域的建筑特色。江西省自古以来以其内聚化地理环境，在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而使得境内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民俗建筑得以保存，也为建筑设计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文化资源。民居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环境下民居的形态、营造、设计方法存在差异性。通过对江西传统民居的地域性研究，来探讨其民居风俗的人文性、装饰性、社会性特征。
一、民居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
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其地域风俗文化、社会风情关系紧密，特别是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来说，在儒学礼制、易学风水、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其建筑选址、结构、布局、定向及装饰风格上都具有地域性特色。以江西明清古民居研究来看，其民居营造风水与其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如居住制度、地域家庭关系、风水文化、巫文化等思想的体现。同时，在传统风水理论下，江西古民居建筑选址、村镇结构布局、住宅的营建等也受到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庐陵渼陂村进行古民居建筑文化调查中发现，渼陂村镇结构上体现了儒商合一的布局理念，并在民居建筑样式上，融入了书院、宗族礼法、儒商文化，以及近代红色文化等思想。有学者通过对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多维化古民居群落的研究发现，其民居营造理念多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可见，对于民居建筑地域性特征，与其历史文化、地域关系、环境、行为等都有关联性。
二、民居建筑的装饰性研究
江西民居建筑的研究，以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明清古民居建筑特征来看，赣东北地区具有显著的徽派风格，赣南地区与客家建筑模式相近，赣西具有显著的赣湘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江西的民居地域性特征，与其周边省份的建筑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交融性。因此在民居建筑装饰性上，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以江西天井民居结构为例，无论是平面布局、建筑材料选择、建筑雕刻、内部构造、外墙装饰等，都具有南方合院型特征。学者在对流坑村雕塑、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中发现，其艺术构思与设计特征与当地民俗文化审美具有较大关系，还有江西明清木雕装饰艺术，从其起源、象征意义、结构样式、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九江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形式、图案纹饰、构成要素、选材及文化寓意等方面，都与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风俗习惯存在直接关系。学者对赣东北地区民居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发现，其徽派建筑特色中的雕饰艺术，既有江西徽式民居特色，又有徽派民居雕饰特征，两者在构件、雕饰、纹线上也具有异同点。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吉祥纹饰的研究发现，客家思想与族群记忆，对赣南传统民居的建筑吉祥纹饰影响较大，特别是从艺术表现、文化意义、审美特征等方面，多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写实性、教化性特征。
三、民居建筑形态与地域环境的融合
从民居建筑形态来看，既有居住形态，又有社会形态。所谓居住形态多指传统民居的结构、选址、布局、内外空间、建筑形式等内容，社会形态多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风俗、自然环境等有关。由于传统民居聚落具有较强的空间结构与意象特征，其地域性表现形态较为多样。如江西婺源、庐陵、赣南客家等地域民居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好，其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较为突出。在江西宗族聚落研究中，其传统民居聚落结构受到“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影响，在建筑形态表现上多采用“横巷式”布局，体现其显著的宗族结构关系。庐陵地区的流坑村，其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也是江西典型民居代表。从流坑村民居建筑形态研究中发现，流坑村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体现，特别是对风水理论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民居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巧妙渗透易学思想，在结构型制上具有理性的秩序性。同样，对于庐陵地区的钓源村，其村落选址、布局、排水系统、环境改造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风水理论特色，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建筑材料选择上，以其当地的资源特色来构建村落整体建筑布局，对于现代村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江西婺源作为地域性民居形态的典型特色之一，在体现村落人文特征与环境融合上，其村落空间的整体性、意象性、环境场域性等特征，在其公共建筑、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中更显特色。如书院、桥亭、祠堂等民居建筑，既有美学特征、又有哲学特色，还兼具风水学、环境心理学意义。婺源的民居形态结构与江浙地区的滨水聚落空间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体现了婺源地区临水而居的风俗，另一方面与江浙地区枕水而居的风俗也有关系。可见，江西古村落民居空间布局与形态研究，对于探究古村落建造机制，特别是从古村落景观生态融合上来洞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赣南客家民居形态具有原始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建筑特征、设计理念、构造制式，以及民居建筑空间功能划分来看，其主体特色是对“自然的顺从”。有学者提出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型制与室内装饰风格，一方面体现了赣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从增强防御性建筑特色上，体现出对闽西建筑的借鉴。由于赣南客家民居、聚落形态与其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在体现客家建筑特色过程中，将赣南客家的传统民居文化与地域性土著文化进行了融合。如安义县罗田村古村落选址、建筑风格、聚落布局、排水系统等更具艺术文化价值。
四、民居建筑与营造设计方法的融合
民居建筑在建造与设计上具有自身规律性，特别是传统工匠在技艺传承上以师徒方式为主，其经验及营造技艺多为失传。因此，通过对一些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抢救性保护与改造，在挖掘传统营造技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上，为梳理和归纳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设计方法创造条件。如通过对渼陂村、湴塘、钓源等村落民居建筑特色及地域文化的挖掘，从选址、定位、地基开挖、打石脚、行墙、献架、出水、内外装饰等方面来研究民居营造技术，为促进传统民居聚落空间的科学管理，制定全面的保护措施奠定基础。随着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不断深入，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挖掘，需要从村落保护与民居遗产抢救中，明确科学的开发与保护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对传统民居形态、形制、结构等方面的保护，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实践技艺、设计理念挖掘中，总结建造规律，为创造民族民居特色、地域民居特色，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住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峰,郭焕宇,唐孝祥.传统民居研究的新动向——第二十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综述[J].南方建筑.20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