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师管理
教育管理与企业管理一样都必须面对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免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有效管理？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都做出了一致回答：必须有效地借助于制度。诸多研究表明，制度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和学校的发展，具有传统管理要素所无法取代的功能。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当前我国教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变革方向。
一、教师管理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它在研究方法论、人性假定、理性假设等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拓展和延伸，使制度经济学更贴近现实，从而更具解释力。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观点出发，我国教师管理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教师“道德人”假设，轻教师“经济人”假设从传统到现在，我们都过于强调将教师看成“道德人”，教师被视为“道德标杆”，被设计成形象完美、不会犯错的“善良人”，好像他们应该与名利无关、不计个人得失。现实表明，这一“道德人”假设是不切实际的。教师身处“教职场”，有自己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道德人”只是一种理想型的人性假设，为教师的行为设定很高要求，其结果是会使相关制度安排脱离教师现实生活世界，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遵循“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指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追求财富或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并认为这种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是有边界的，必须限定在体制或制度的范围内。制度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制度应该明确人类权利与责任的边界，要使权利与责任基本平衡和相称。然而教师“道德人”假设更多地是对教师行为作出种种限定与约束，而缺乏激励，且激励亦存有偏颇，即更倾向于精神激励。这造成对教师的约束与激励不对称，使教师的权利与义务相脱节。对于国家来说，权利边界的不明确和权利与义务的不相称，会忽视教师的利益，进而会使他们选择逃离教师行业。对于学校来说，如果学校的规章制度不能明确教师的职、责、权、利，不能做到权责对称，教师就会选择“出工不出力”、“劳力不劳心”、“少做事，少出错，少挨批，少挨罚”。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教师是否执行一项制度或怎样执行制度，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比率，即制度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会损失什么？按照这一思路，当教师感觉到自己仅有做事的责任，而未被赋予相应的权利时，改革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教师管理过程中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反思和完善，调整并平衡教师的收益与所付出的成本。
2.重视教师管理的正式制度，忽视教师管理的非正式制度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威廉姆斯在理解诺斯的制度定义时指出，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制度是定义和限制个人的决策集合。”[2]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组成。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约束、禁忌、习惯、文化传统，正式制度包括宪法、法令、产权等。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前，非正式制度就一直存在，特别是国家诞生前，正是非正式制度使得社会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国家诞生后，开始主动制订法律及规则系统以规范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
当然，正式制度的产生并没有使非正式制度随之消失，作为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3]教师管理制度也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教师管理正式制度包括有关教师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则与契约系统，教师管理非正式制度包括教育道德、教育习俗以及教育传统等。
正如诺斯所言，一个社会的变迁其实就是正式规则、非正式习俗、惯例和它们实施特征变迁的混合体，但我们惟一可以操纵和控制的就是正式规则。[4]因为正式制度容易为我们所察觉、控制，而非正式制度则由于其发挥作用的隐秘性以及非成文性与不可控性，容易被人们忽视。教师管理制度亦是如此，教师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校管理制度以及教师聘任合同等正式制度日益得到强化，而对教师行为起着潜在作用的教育道德、教育习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被却忽视。但是，正式制度对教师的约束与激励借助于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规范的对象是教师行为、教师的外在表现，而对教师的道德观念、行为动机、情感、思想则力不从心。正如张康之所说：“法律制度所提供的是一个形式化的规范，它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不能规范人的道德观念”。[5]教师按照国家规定从事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很容易达到“量”的要求，譬如一堂课必须上45分钟等。但对教师工作“质”的要求则很难像经济指标那样去量化。正式制度只是对教师行为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而优秀教师则离不开道德、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引导与规范。
教育习俗、意识形态，尤其是道德，是制订正式制度的应然立足点与出发点。教师道德与教师法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正式制度脱离非正式制度，它将很难得到教师的认同和执行。非正式制度不是对正式制度的替代，而是对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非正式制度能够促进正式制度的改进，提高正式制度的绩效。正式制度因为信息搜寻不完全，制订得不可能彻底全面，会为机会主义行为留下某些空间，而非正式制度则会有助于制约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7]
3.重视教师管理制度的约束功能，忽视教师管理制度的激励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所以能够实现行为预期，是因为制度具有双重功能，即约束与激励。一方面，在一定信息基础上，制度可以预见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对这些行为进行有效的制止或遏制，如果违反制度，机会主义者就得面临物质和精神上的惩罚，承担违反制度的高昂成本；另一方面，制度对合理的行为又要予以肯定、尊重和倡导，要肯定人们的勤奋、创新、诚信，鼓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现有的教师管理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科层制实际上是一套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的控制系统，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分明，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种管理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管理效率。但是科层制之下机械式的办事程序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与创造性的发挥，使得个人仅仅停留在不犯错误与向规则负责的层面上，而且也很难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我国现行《教师法》对教师的义务、教师资格与任用、教师培养与培训、教师考核以及教师的相关法律责任都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刚刚修订通过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师德也提出了相应要求。可以说，我国对教师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建立起了一整套约束系统，树立起了理想的教师职业形象。同时我国也开始关注到了教师物质上的需求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如《教师法》也规定了教师六个方面的权利。但是，教师的权利与待遇能否得到真正落实，人们不免存疑。因为按照《教师法》的规定，教师仅有一条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教师申诉。这样一条法律救济途径很难充分实现对教师复杂权利系统的保护。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发现，组织的制度、监督、工作条件、人际关系、薪金、地位、工作安定等因素与职工不满意高度相关。这些因素的改善可以预防或消除职工的不满，但不能直接起到激励作用，成就感、赏识、挑战性的工作、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以及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才是使职工感到满意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的改善可以使职工获得满足感，产生强大而持久的激励作用。然而我国的教师管理在这方面却存在缺失。
4.重视政府、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忽视家长对教师管理的参与
一直以来，教育教学事务实际上存在一个长长的委托链条，公民（家长）将孩子的教育教学事务委托给政府，政府则将其委托给学校，学校将其委托给教师与学校管理工作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人也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人，他的行为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而委托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会采取种种措施加以约束，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委托人与人之间不可能签定一个完全的契约，因而问题和成本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亦是如此。虽然他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只有一个，即要为学生服务，提高教育质量，但是现实中政府、学校、教师与学生在具体利益上仍然存有重大的差别，他们的目标会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目前我国对教师的监督分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两种方式。内部监督主要是学校通过对教师设计任务和安排，并对任务完成程度进行检查和监督。外部监督主要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法律监督。外部监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疲软乏力，教师通常对上级“报喜不报忧”，使外部无法获得教师管理的真实情况。内部监督因为学校领导及其机构在监督教师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受益者，他们本身缺乏监督的动力，同时学校领导为了自己的“仕途”，往往向上级汇报教师管理的功绩，对存在的问题则“蜻蜓点水”。
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立学校科层管理体制之下教育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缺乏自，学校的发展情况与财政供给没有直接的联系，学校与学校之间缺少竞争，学校工作的好坏，教育质量的高低并不会影响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学校为了争得更多的教育资源，通常只向政府负责，而忽视了他们服务的直接对象———家长和学生。如何使政府及公立学校履行公共责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提高教育质量，以往通常的想法和做法是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和进行技术调整。但是世界银行用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仅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并指出更有效地提供服务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服务提供者与受益人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换言之，就是建立一种类似经济领域中的消费关系，即使消费者有更多的决策权，避免决策权集中在政府手中，使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竞争以赢取更多的客户，而客户则可以自由选择。因此必须改变过去我们对学校及教师的管理只依赖于政府，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影响甚小的做法。[
二、教师管理变革的方向
1.承认教师自利行为的正当性
承认教师“经济人”假设，意味着允许教师自利行为的存在，只要这种自利行为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利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是一个中性词，“自私”是一个贬义词，自私是意图使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而一个人有自利行为则是正常的、普遍的。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说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类的要求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不可能成为真正得以实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同时他也强调，先人后己的精神并不是不值得称赞，而是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基础。[8]
作为“经济人”，教师也会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并不同于企业或商人的利润最大化。教师的权益不仅包括教师政治权利，也包括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还包括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有时为了健康、声望、成就感等非物质利益，教师甚至可能摒弃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教师的合法权益必须基于制度范围内，或者说制度必须对教师的权益边界予以明确的规定。具体地说，教师合法权益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教师权益应该符合法律的规定，即合法律性；二是教师权益应该具有合理性。一般来说，合法律性的教师权益应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合理性是合法律性的前提，但合法律性的教师权益并不一定具有合理性。教师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一定要在制度的边界之内，要么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要么为道德所确认和认可。
然而，对教师的合法权益予以明确界定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由学校的特点、教师工作的性质及特征所决定的。不像企业，学校的目标通常是比较模糊的，譬如“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些目标不能完全被量化，由此教师的工作目标也不能够很明确。研究表明，对于学校这类公共组织而言，采用“理想”取代“目标”的方法，也许比较奏效。即学校必须具有共同的愿景，“理想为向往的组织未来状态提供了一个蓝图，为行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指示”。此外让教师参与学校的战略管理变革可以起到激励和较高的期望效应。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通过让专业人士参与战略管理过程，可以激发他们的热情。公共组织的雇员希望被委以重任和在组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让他们参与战略管理过程则迎合了他们的这一心理”。[9]
2.充分利用教师管理的非正式制度
西方有句谚语：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其意是，世俗和精神两个领域的事务应当分别交由政府和教会管辖。借用这一名言，我们不妨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这样一种大致的定位：把正式制度的领域还给正式制度，把非正式制度的领域还给非正式制度。教师管理也应如此。企图用正式制度来解决教师管理中的所有问题，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正式制度不可能包罗和解决教师管理中的所有问题。教师管理的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完全预料教师教育教学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教育教学生活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此外正式制度即使能够做到解决教师管理的一部分问题，但它并非零成本，其机械化、程式化的办事方式不可避免地会给教师教育教学生活带来繁文缛节和庞大的运作成本。
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规范、惯例等。“一旦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现象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习俗也就会逐渐地或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的心理层面推进，从而转化为一种社会规范”。惯例是一种“定型”了的习俗，成为一种“显俗”，“这种作为显俗的惯例一旦形成，它就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比一般习俗有更强的规约性，从而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博弈）有一种近乎程式化的约束”。[10]非正式制度较之正式制度，对人们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规约。正如诺斯所指出的，“在现代西方世界中，我们认为生活和经济是由正式的法律和产权所调控的，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构成决定着人们选择的种种约束的总体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非正式约束是无处不在的”。[11]非正式制度由于是自发形成的，不需要借助强制力实施，人们“心照不宣”或“意会”地保持着相互交往的一致性，它可以大大节约和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运用正式制度对教师管理，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正式制度的适用，它依赖国家暴力机构或者行政机构来完成，专门针对那些极少数违反制度的教师。二是正式制度的遵守，大多数教师会选择遵守正式制度，原因恐怕不仅仅是违反制度要受到惩罚，而主要是有教育习俗与教育道德在起着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正如纽顿所说的，作为社会规范的“信任是供给和需求的必要纽带；它将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连接起来，它加快交易速度，它将理性的傻子变成有效率的合作者，它还避免解决任何事情都动用花钱费时且须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合约的需要。”[12]学校教师管理同样也是如此，学校给教师分派任务，教师忠实地完成任务，并不是因为教师害怕惩罚，或者说，学校要对教师进行惩罚，而是主要基于双方的一种信任。没有信任，即使有教师管理的正式制度，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合作恐怕也是困难重重的。
3.强化教师管理制度的激励功能
如前所述，教师的权益边界是模糊不清、难以界定的。根据产权理论，“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存在着多种属性，如果某些属性在使用者的使用中不存在排他性，就表明这些属性的所有权即产权在‘公共领域’中。而‘公共领域’中的产权往往无法计量到个人，相应的激励与约束就没有针对性。如果能够测定并分离出这些属性，且计量成本不高，我们就能够使置于‘公共领域’的产权成为排他性的产权。”[13]由于本身的特殊性，教师的教育教学服务无法按照“产权理论”确定教师服务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教师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教学服务不像企业或公司员工那样可以比较精确的计量，学生的教育收益也具有“外溢性”，不是教育教学服务的惟一受益者，社会和国家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因此，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双方的产权不清晰，就限制了双方可以像市场那样直接交易。但是鉴于教育对个人和国家的重大价值，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国家作为组织者向每个公民收取税收，然后由国家给学校提供一定的运转经费，给教师和管理人员提供工资、奖金，国家委托学校和教师给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然而公民到底需要交多少税，国家到底该给教师提供什么样的待遇，实际上都是模糊的，教师工资和公民的缴税都是国家一个大致的“定价”。产权的模糊会导致激励没有针对性和监督成本的增加。
我国对教师的激励机制经历了从单纯注重精神激励到以物质激励为基础，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并重的过程。这是教师激励的大方向。问题的关键是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到底在教师激励中各自起着多大的作用？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国家应该将激励的重点放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区，恐怕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答案。国外研究表明，影响教师激励的因素至少包括教师的内在动机、教师的社会声望、教师工作的稳定性、教师工作满足感以及教师对委托人或者管理者的责任感等。其中，教师工资对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和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已经被国内外众多研究所证明。科比、贝仁德和纳弗特尔对1987-1995年德克萨斯州的教师进行研究，发现工资每增长1000美元全体教师流失率降低2.9%，西班牙裔教师和黑人教师的流失率则降低5-6%。因此国家应建立教师基本工资保障制度和增长制度。有的学校通过实行绩效工资制度，直接将教师绩效与工资挂钩。但这种激励措施并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因为将“激励与考试分数完全挂钩，可能导致教师不再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性思维，而仅仅教给他们考试需要测试的内容和所需的技巧”。[14]一些校长通常认为教师会非常注重物质利益的追求，但研究发现，教师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并不像校长所理解的那么高，学校在教师管理中不断地加强对教师的物质激励，但教师却深感“自我实现”这一最为重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15]此外，国家还应该建立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教师带薪休假培训制度、教师绩效评估制度、教师晋级激励制度、教师创新奖励制度、教师参与国家和学校有关教育决策的制度等，通过这一些系列制度满足和实现教师的多元需求。
4.扩大家长参与教师管理的权力
教育供求涉及四方面参与者，即家长（学生）、政治家和政策制订者、学校、教师。传统公立学校与教育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环节来建立的，是一种长线责任关系。即教育消费者将自己的消费需求通过一定政治机制（政党和选举）和非正式机制（如某些拥有共同教育利益的个人组成团体或组织来向政府决策机构表达自己的愿望）来进行表达，而政治家和政策制订者根据教育消费者的表达与学校签订契约，这种契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政策和法律。教育服务提供者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需要向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分配任务并明确其责任范围，同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行动资源。
在新公共管理、新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市场机制适度引入教育管理之中。新公共管理遵循“用户第一主义”、“顾客就是上帝”的基本理念，要求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要能尽快回应公民的需求。这样，教育的提供和生产实际上要求在原有的长线责任机制之外建立一种新的短线责任机制。这种短线责任机制就要求政府将部分决策权力直接交给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家长，建立家长与学校的直接联系，克服长线责任机制中的一些弊端，如无法在契约中对学校的所有行为都做出具体规定，也无法对教育消费者的所有具体教育需求做出快速和成功的回应。家长在短线责任机制中可以向学校表明自己的教育需求并对教育服务的提供进行有效监督。
在这种情形下，家长兼有公民和顾客的双重身份，通过两条渠道来反映自己对教育的要求，作为公民可以通过政治机制表达，作为顾客则可以直接向学校反映。教育“准市场”制度环境的建立赋予了公民“以脚投票”的权利，赋予家长“消费者”的角色。由于家长可以在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民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家长对所选择的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不满意，他可以要求改善或选择退出，这会直接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直接影响，由此使学校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善质量和服务。国外扩大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权限的一些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其通常的做法是：第一，成立各级家长教师联会或者家长教师学生联会。家长教师联会由家长和教师自愿组织而成，通过这一组织家长可以知道学校的最新情况，也可以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反映家长关心的事情。第二，建立学校管理委员会。尽管其名称在各国有所不同，但其人员组成和职责大致相同，往往由校长、工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职工和家长代表等共同组成，拥有分配预算、教学改革、决定校长、副校长以及职工解雇等重要权力，要确保学校对家长和社区负责。
本文受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和“广东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科研专项经费”资助，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基于教师多元角色的中小学教师继续学习需求和有效培训模式研究”（DKA070136）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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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海内外各类大大小小的石油企业，其在财务管理模式上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把所有者权益净利率最大化作为奋斗目标,主要通过提高毛利或降低成本两种途径，并且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取额外的利润。不仅保持了雄厚的财力，还使用的企业信用评级和适度的举债经营，以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使企业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财务杠杆效应，提高资产收益率。企业要尽可能找到投资发展的机会，既能提高收益，还能提升企业抵御债务风险的能力。
在新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石油企业必须沉着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创新财务管理模式，以适应全球的经济变化。
（一）制定新形势下石油企业财务人员培养战略首先要建立完整的财务管理道德体系，切实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财务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经济法》和《会计法》中所规定的各种制度，自觉履行职业道德。其次要熟练掌握管理学、经济学、财务与金融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并且能够对财务、金融管理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财务人员需要加强后续教育，要拥有较强的语言沟通和捕捉信息的能力，能够解决财务管理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注重培养石油企业财务人员的金融体系结构领域的技能和金融创新的能力及对付风险的高级技巧，以满足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财务人员在资金分配、风险管理、成本运算等方面应有的作用。树立财务管理人员在石油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二）制定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不断复杂化,石油价格上下浮动,不断冲击着金融市场。虽然目前石油企业都处在结构性低盈利的范围,但是也难抵挡数字化经济出现会给石油企业带来的威胁。石油工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中,已经难以衡量企业的业绩,就连顺利地增加企业收益也是一种奢望。对于那些已经发展成熟的石油工业也只能依靠提高企业技术和金融创新能力,通过削减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实现企业达到盈利的目的。在这么一个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下,石油工业的财务制度需要不断变革管理进行模式创新，时刻做好调整经营战略的准备，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例如2001年，中石油通过转变财务管理模式，启动了前面提到的“一个全面、三个集中”的财务管理体系，就把三年前高达119亿元的财务费用总额缩减到了个位数，这其中取得的成绩在石油行业中有目共睹。事实证明，财务管理费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机制的重要指标，只有深刻的意识到变革管理的重要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摘要:本文在对管理会计实践运用和理论研究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两个基本评价:一是在实践运用中“用非所书”,二是在理论研究上“书非所用”。基于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背离,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重大变革,它必须回归到“成本管理”这条道上来,而不是其它。
关键词:管理会计;实践运用;理论研究;变革
审视管理会计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二十年来的进展,不难发现,其应用效果远远落后于其理论预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种现象已引起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和会计实务工作者的极大困惑。究竟是理论上的扭曲?抑或是实践上的失灵?还是认识上的模糊?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在对管理会计现状的考察基础上,着重阐述以下两个评价:(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用非所书”(“书”指现有教科书构成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应用局限于个别行业和企业,缺少拓展空间;(2)管理会计在理论研究上“书非所用”,热衷于纸上谈兵,缺少实用价值,难以创新发展。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运用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
单就管理会计所囊括的各种方法看,其中一些方法可追溯至“泰勒”式管理时代。如果从我国算起来,也可追溯至五十年代初“鞍钢初轧厂的班组核算之前。”(杨继良语)。可以认为我们今天讲的管理会计,就是过去“生产+核算”模式,这种模式与“成本管理”有着基本一致的含义,如果仅就这个层面上说,管理会计的应用在实践上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但它与我们今天所指的管理会计所言及的盈亏平衡点、经济订货批量、回归预测法、贡献毛益法等等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这些新方法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用处呢?杨继良同志曾就“经济订货批量方法不能确定每增加一个定单金额增加多少成本”和“回归方法在实务上不能用于成本分离”这样两个问题询向美国三位会计教授,他们“其中一位教授在办公室里坦承上述两个方法,实际上几乎无法应用,只是让学生有一个理论概念。其它两位教授,则‘王顾左右’了”。①这的确是对管理会计的一种嘲弄。笔者多年来指导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曾向来自实践第一线而又有理论基础,勤奋好学而又善于思考的考生作过调查,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管理会计派不上“大用场”,笔者也曾向多位企业家作过调查,他们一致认为“成本管理”很重要,只是苦于方法难寻,这说明管理会计的方法实际?昂懿簧下贰薄Q钚凼ね疽徽爰赋?“正视我国管理会计现实,人们要么探讨一些所谓的基本理论,给人们隔靴抓痒的感觉;要么介绍一些所谓前沿,使人感到‘可望不可及’;要么罗列一些具体问题,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改进建议,只能供人‘一次性’消费;要么沉溺于数量分析技术,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下,构造几个‘貌似天仙’,但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①现状就是如此。我们承认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有能创造出富有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在冶金行业中,已形成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企业管理和成本管理方法。诸如五十年代鞍钢“班组核算制度”,六七十年代冶钢的“五好小指标竞赛”,同期鞍钢、本钢、马钢推行的“内部利润制度”,八十年代首钢“包、保、核”为基础的层层承包做法,九十年代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上述各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如果勉强纳入管理会计方法(“群众路线”方法就难能说是管理会计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也只限于冶金行业,而其他制造业和化工业,还鲜有类似的系列方法。同时我们还看到即使在冶金行业,各个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也有自己的成本管理特色,邯钢就提出“炼铁学马钢,炼钢学鞍钢,中板学济钢,轧钢学唐钢;主要指标学安钢,利用系数学济钢,矩形坯?赘?炉龄学莱钢”,这就表明成本管理不能形成模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冶金行业的企业能够推行丰富多样且具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有其产品的特殊性,因其产品功能、规格、样式比较一致,产成品便于比较,成本也便于比较。而在制造业,特别是产品功能差异大,质量规格多样性情况下,就难以总结有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家电业和生化业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以及电子网络行业运用管理会计方法就更是寥若晨星了。可见管理会计在二十年来,虽有管理层大力的鼓与呼,理论界的捧与吹,但在实务界鲜有进展,是因为管理会计的方法论只能区限于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象邯钢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之类生产管理方法能否牵强附会到管理会计方法范围去,是很值得商权的。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管理方法都纳入到管理会计的范围内来,把明显失败的方法都推到非管理会计的区域去,这样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2.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
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既使有所运用,其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这样恶性循环;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从第一个原因看,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的开展业务活动,财务会计工作就是如此。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在全国500家大企业里,也没有把管理会计工作看得很重要,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在个别企业对管理会计进行一次性运用,也是把各项任务分解到有关职能部门去承担,把预测职能分配给统计部门,把计划职能分配结业务部门,把预算职能分配给财务部门,把决策职能分配给决策当局,把控制职能分配给生产或施工部门,这就把原本连续系统完整的一项活动割裂得七零八碎,降低了各项职能应有的效果。各部门把承担管理会计所分配的相应任务,也看作“苛捐杂税”和额外负担,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很容易想象其最终的效果。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之所以在管理会计肯定抽象的数量模型,是提倡由数量模型所倡导的理论和思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要否定的是不少数量模型往往把事物本质属性扭曲了,为模型而模型,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模型。举一简单事例,管理会计介绍一种直线回归预测方法,它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复杂的计算才能求出未知参数b。而b计算公式的基本原理是其一阶导数等于零时有极小值,并建立标准方程,这需要高等数学知识,经过如此两弯三绕最终人们就不知道b的基本内涵了。实际上它的本来意义就是一个平均增加量,如果用小学三年级的平均数方法求解b,含义既明确,计算也简单,运用意义也直观,而两者计算结果可以说相差无几,而管理会计取难而弃易来建立数学模型值得吗?所以说象回归方法这些“貌若天仙”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充斥?诠芾砘峒浦姓媸怯泻ξ抟妗？梢匀衔?数量模型,它对纯经济学这样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使抽象的内容直观了,确实是一种进步;而对管理会计这样具体的应用学科来说,使明确的事物变抽象了,确实是一种退步。可以设想,我们能用几个模型去解决财务会计的核算吗?它只会造成会计工作的混乱。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它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而去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无论从管理会计的形成的渊源和现存的内容构成来看,它就是研究成本的制订和成本控制,也即成本的管理。而成本的管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做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的,其理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可以说成本管理工作既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食洋不化”,在没有弄清“管理会计”的“根”和“本”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举将其提高到与其不相称地位,从而使“管理会计”的边界越拓越宽,最后使理论工作者和实务操作人员对它感到莫衷一是,搞不清它“是什么”,也搞不清它如何成为“两大领域之一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迄今使人感到内容上变幻莫测,方法上复杂多变,应用上曲折艰难,均盖源于其理论体系上的匮乏”①和混乱。说得严重一点,正是管理会计的引进,削弱了人们对成本管理研究的重视和注意力集中,使得成本管理研究停滞不前。《会计研究》杂志于1995年组织的珠海“远方杯”和1999年组织的“金蝶杯”管理会计有奖征文,从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中看,单纯讨论成本管理题目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说明了人们对管理会计已有了理性回归,集中讨论其“成本”这一根本问题,这肯定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管理会计专题的征文中,还有不少涉及财务管理(如1999年第9期《成熟期企业并购战略》),生产管理等习作,这也说明人们对管理会计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大混乱,同时也分散了对“成本”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入讨论。至今为止,人们对管理会计的基本问题还说不清楚,造成了思想、认识、学术上的混乱,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十大不同点,它既不能反映会计研究问题的主流,也不是会计理论所阐述的基本问题,匆忙就得出两者并列为会计二大领域的结论,事实是至今人们也没有看到它怎样与财务会计并列的。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运作没有也不应该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之一的地位。
2.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如上所述,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几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雏形”。(朱海芳《管理会计学》),无非管理会计侧重成本管理,包括成本分析、成本计划(预测)、成本决策(制订)、成本控制,而成本会计侧重成本事后核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果现有的管理会计体系沿着“成本”这一主导线沿伸下来,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逻辑性,以及深入性方面都会有更合理的安排。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投资决策,全面预算等内容穿插于进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造成了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
3.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基本按照预测、决策、控制三大板块安排的,实际上这些方法论是管理学的主体内容,另外管理会计还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杠杆即弹性系数)、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象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做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帐、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帐(特别是“借贷”)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会计的方法论体系不能纳入“会计”体系,它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是格格不入的。撇开会计理论不谈,人们对“会计”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凡是应用学科的“会计”,包括工业会计、银行会计、预算会计、税务会计,都必须含有复式记帐方法,如果缺少复式记帐方法,一律不宜称为会计。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虽有五大帐户,虽有资产负债表,虽有现金流量表,但由于其数据不是从借贷帐户中取得的,只能把它划入“统计”范畴。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特别是短期经营决策一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
4.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也处于几度“夕阳”状态。目前对管理会计有所研究的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教师(个别来自企事业单位),而这一部分教师也大多数不愿从事专职的管理会计讲授,他们仅把管理会计的研究也作为一种业余爱好,难得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在过去八年间,每年约有25名经国家统考入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而以管理会计领域作为毕业选题的每年只有1到2名,并且有几年甚至无一人以管理会计为题做为毕业论文”①,这一数据基本体现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总体情况,也比较集中体现在较高层次上目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状况,即使我国管理会计最初热心介绍和引进的学者,也开始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这都说明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由热转冷发展趋向。现状如此,其理论研究出路,也是值得深思的。
三、管理会计路在何方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以下两个方面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1.清理思想,强化管理会计的“管理”理念,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本文从来不想否认在企业中,加强企业的内部核算和成本控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加工业中,非常需要强化“成本管理”这一环节。实践也证明,凡是坚持强化“管理”理念的企业,凡是把“管理”提高到非常重要地位的企业,无论市场有多少困难,也无论企业面临多糟糕的环境,企业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和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强化“管理”这一理念。“在我国解决管理会计应用的问题,既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论研究上,也不能满足于成功案例的推广上,更不是通过知识普及就能奏效的,而应从基本理念上提高管理会计应用实效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②在这里杨雄胜也特别强调“基本理念”,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就是强调要加强“成本管理”,例如像邯钢所推出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所贯穿的基本理念就是强化成本的全员“管理”和全面“管理”,可见“管理”二字非常重要。
结合我国冶金行业成本管理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在成本管理的各种方法中,内核就是“计划”方法。包括标准(目标)成本的预测、制订以及控制,实际就是对成本计划的安排、执行和监督。像邯钢的成本管理方法就是把成本用计划指标方式分解到每个责任人头上。所以说在成本管理理念下,就是要用计划的方法组织企业活动,包括成本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改革以来,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予以深恶痛绝,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决不能否定“计划”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经济属于经济体制范畴,计划方法属于管理科学范畴,但是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计划”两字讳莫如深。王斌同志最近在《企业预算管理及其模式》(会计研究1999年第11期)一文重提计划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在企业中要强化“管理”理念,也要重视“计划”方法,这样做肯定是一种正确抉择,肯定要比空谈“管理会计”是现代两大会计领域之一要有效果的多,肯定要比空谈提高管理会计的地位口号而缺少落实措施要有明显的效果。这也就是说要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
2.端正名分,管理会计就是成本管理。
现有的管理会计只所以给人们莫衷一是的感觉,主要在于它的名不正,言不顺,理不足。因此需要加大整合力度,对其内容体系彻底改造,使它回归到成本管理这个范畴内。把管理会计原有的内容体系,分解到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两个学科中去,把其有关职能落实到财务管理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去执行,从而解决管理会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误区。分解的结果是让管理会计“名亡实存”,在学科上使财务管理和成本会计的内容体系更加系统化,在实践上解决管理会计有职能无机构、有任务无人员的虚置状态。
因此让成本会计去汲收成本管理相关内容,定名为“成本管理会计”或“成本会计与管理”,其研究对象就是“成本”,其研究内容就是成本核算、成本规划、成本控制,也就是在原有成本会计的基础上,汲收管理会计中所有与成本相关的内容,如成本习性、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标准成本、责任成本、成本控制。调整后的成本管理会计涵盖了成本事后核算、事中控制、事前规划这样一个连续完整的过程,由企业中的成本会计核算人员承担以上全部工作。
关键词：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企业战略组织机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大庆油田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1年，目前已成为中油系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道桥专业施工企业。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将公司推进了市场的大潮，在几年的风雨征程中，企业的生存能力和思想境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也逐渐被公司认识并实践。
整合优化组织结构，服从服务于企业发展战略
组织结构是企业资源运用的载体，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物质基础。我们企业是在伴随着进入市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企业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施，组织结构建设历经着从不适应到适应，新老交替，逐步完善，逐步深化的发展历程。
（一）成立工程项目协调管理中心
1995年以后，随着油田道路市场的逐步放开，大庆矿区内的道路市场逐年萎缩。在严峻的市场现实面前，公司确立了“站稳油田内部市场求生存，开拓外部市场求发展”、“依托油田而不依赖油田”的战略思路。在市场开发上提出了“三足鼎立，两翼齐飞”发展目标，即：进一步站稳和拓展油田内部、市政和外部三个市场，在主营业务上真正实现道路和桥梁的共同发展。
各分公司积极响应，在做好油田内部市场的基础上，投身外埠市场开发。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分公司各自为政的市场开发格局，其弊端逐渐显现。首先各单位考虑本位利益，各自掌握的市场资源和信息不能共享，以各分公司为单位进行投标，公司综合实力被稀释，中标率不高；其次中标后项目经营管理中，项目经理部作为分公司的一个施工班组实施项目管理，其经济核算单位隶属于分公司，项目经营状况等信息常常被分公司过虑加工后再流向公司。项目经营等情况不能得到真实地反映，给公司进行项目监管和政策决策形成阻碍。再有，由于项目经理部隶属于分公司，一旦没有项目干整队人马可以马上退回本部，无生存压力可言，加之其一般不承担市场开发职责，项目经理部其市场开发动力存在先天性地不足。而分公司也是外部项目、内部项目兼营，其外埠项目开发热情也同样是先天性地脆弱，一旦市场开发受阻，就会知难而退。
外埠项目分散开发分散管理的管理模式，其组织结构现状已不适应公司外拓市场的战略要求。
为从本质上解决外埠项目分散开发分散管理的管理模式，公司借鉴按事业部制划分组织机构理伦，于2004年3月成立了工程项目协调管理中心，外埠项目经理部从各分公司剥离出来，收归到工程项目协调管理中心统一管理，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在此基础上公司成立了统一的市场开发组织机构¬——市场开发部，市场开发部整合公司资源，结合外埠区域项目经理部地域信息，开展市场开发。
良好的组织结构是企业正常运营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支撑和载体。组织结构的优化重建，给公司外埠市场发展乃至整个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质保障。
公司于1992年先后承建了广东高水公路，辽宁沈本、沈山、沈大、内蒙古省际通道、徐州特大桥，广西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专用公路等工程项目。2000年后公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外埠市场份额贡献率占到60%以上，并形成了“两翼齐飞，三足鼎立”发展格局，顺利完成了市场拓展的战略布局。
（二）进一步深化组织结构建设，突出组织专业化
企业历经市场风雨的冼礼，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济规模大幅度攀升，但企业始终没有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效益问题，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壁垒。公司将组织改革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组织机构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资源配置效率低，管理粗放的问题。
将设备车辆从施工生产单位剥离出来。长期以来设备车辆从属于各基层单位是司空见惯的事。一是由于各生产单位不是专业的设备车辆管理单位，设备车辆维修保养跟不上，加速了企业固定资产减值；二是由于各单位设备各管各的事，使生产资源不能在公司层面统筹配置，设备效率不能最大化发挥；三是施工单位即管工程又管设备，分散了组织的智力和物质资源，不利于专业化队伍建设。有鉴于此，公司对整个企业的设备车辆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将服务型车辆划归运输单位、生产型设备划归设备租赁单位。
将物资采购权上移，实现集约化采购。公司为提升企业效益，进一步规范了物资管理流程，重新约定了职责权限，统一取消了各分公司（工程处）一级的材料库，使分公司（工程处）一级实现零库存，让生产物资直接流向工程项目。另外，公司取消了各各分公司（工程处）一级的大宗材料采购权，将物资采购权上移，从而发挥了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增强了企业同供料方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了材料成本，增进了企业效益。
借力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推进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传统的人事管理以事为中心，重物轻人的模式正面临时代的挑战，怎样推行以“人”为核心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必需的思考。
作为国企，我们赋于思想政治工作以新的时代内涵，走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当中，既是我们国企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创新的机缘；现成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或平台，也是我们国企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落地生根的沃土。
我们本着“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认识，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2005年我们在总结几年企业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剖析了多元的职工价值观念，提出“构建和谐路桥，打造优势企业”的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企业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
公司基于“以人为本，以人文促人力”的认识和想法，在打造现代先进企业时一方面加强规范了规章制度等刚性管理，另一方面始终坚持柔性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将人的情感视为资源，视为生产力，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关爱，让企业管理氛围出现温色调。努力营造企业尊重人，讲人情的人文氛围。公司同大庆晚报《戴姐热线》合作，为单身职工和大龄青年的婚姻牵线搭桥，充分体现了企业的人性化关怀。
开展外埠项目亲友团慰问活动。每年由公司统一组织大庆本地的亲友，到外埠项目慰问背井离乡奋战在外埠一线职工，且吃住行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和安排，慰问期间，项目给一线职工安排串休，同亲友会面。公司还特意为不能参与活动的职工家属拍摄了DV短片。此项活动被大庆油田作为与时俱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范例，广泛推介，光明网、《工人日报》也分别对此项活动进行了重点介绍。
每年的年终岁末，公司都组织一次外埠项目职工代表和爱人参加的联欢活动，一起畅谈开拓外部市场的酸甜苦辣。丈夫给妻子送上一朵玫瑰花，给孩子送上一份小礼物，公司还给家属送上一份纪念品，对他们外闯市场的付出表达谢意。很多职工家属当场表示：“只要工作需要，爱人什么时候走都行，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为鼓励和引导职工扎根外埠施工一线，表达公司对他们的理解和敬意，公司设立了具有自身企业特色的“外拓市场功勋职工奖”，向在外埠施工项目年满10年的老职工颁发“外拓市场功勋职工奖章”和奖金。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正确认识和谐与发展的关系，付出了真情，加大了投放，做出了大量且扎实细致的工作，为企业发展构建了积极和谐的稳定环境。
（二）特色文化，助力企业发展
我公司从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发掘职工主观源动力出发，积极创建切合实际，为我所用的特色企业文化。我们在不断摸索实践中构建了“和谐发展文化、火炬特色文化、亲情亲民文化、安全稳定文化”为内容的“四位一体”企业文化体系。
“和谐发展文化”就是通过贯彻落实“构建和谐路桥，打造优势企业”的战略目标，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产值与效益同步提高，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党群干群关系团结融洽，充分凝聚发展力量；有一个和谐的心态，使员工都能够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对企业发展充满信心；
“火炬特色文化”就是以火炬树的品格借喻路桥人，以火炬节为载体，在职工中大力弘扬火炬树的四海为家、志在四方的奉献精神，勇敢坚毅、不畏艰难的拼搏精神，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沐风雨、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亲情亲民文化”就是把尊重职工主人翁地位、关心职工的生活和成长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宗旨的具体行动，注意把发展成果惠及职工，使职工收入不断提高，工作与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安全稳定文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形成亲人嘱咐、企业约束、职工主动的安全文化格局；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善良的同情心处理好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从人文角度对职工价值取向进行引导和规范、从人文角度对职工对人对己对事提出要求。公司创新工作理念，大力倡导“工作并快乐着”的新理念。
公司以企业报纸——《和谐路桥报》为文化宣传阵地，向广大职工传达企业精神，以温润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取得广大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为加深职工对企业理念内涵的理解，我们把理性、抽象的企业理念通过企业故事的形式加以阐述，组织编写了《路桥人之歌》等企业文化故事集。
2004年以来公司针对两级班子中存在的“党政同心不够、思路同步不足”的问题，推出了“最佳书记经理配合奖”这一激励机制。
特色的企业文化通过企业价值取向与员工共有价值观的建立，成为思想文化的基础，统一了员工的思想，形成和培养了企业精神，使企业的精神和经营理念成为职工认同的共同精神支柱，使企业的方针目标成为员工共同的努力方向。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管理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
1.管理模式与公共服务取向模式
既然我们要谈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那么首先应该明白什么是管理模式。所谓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从企业管理这个角度界定的，通俗地说也就是一个企业在管理制度上和其他的企业所不同的地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也就是企业在管理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上最基本的不同特征。而作为管理模式之一的公共管理模式，也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即公共管理规章制度和公共管理文化。公共管理规章制度作为规范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手段是外在性的，是要求硬性执行的具有被动性，而公共管理文化则是内在性的，是公共管理者在组织中接受熏陶，自身从内心接受整个组织文化影响的结果，具有主动性，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们在提倡建立公共服务取向模式时，不仅要从制度上建立，更应该从组织文化上建立，这样才能将组织的规章制度内化成管理者的思想，真正被其接受且更好地加以实践。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它赋予新型的公共部门——它们既与以往旧的公共组织决裂，又保留了明确的认同感和目标使命——以合法性。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是:主要关心提高服务质量，强调产出价值，但必须以实现公共服务使命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顾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声音而非顾客的退出作为反馈回路，强调公民权理念;要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公共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强调公民参和公共责任制等。
2.和谐社会的构建:向公共服务取向模式转变的动力
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失衡和社会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和失衡。这些不和谐现象都使得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而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不和谐因素主要是由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越位或缺位引起的。因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进行转变公共管理模式，建立公共服务取向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
2.1政府职能定位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和谐。市场经济是以企业和社会为竞争主体的法制化经济组织形式，政府的职能在于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的运作、搞好服务、维护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政府仍对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直接干预太多，而对于一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严重不足，造成政府不该做的反而做了，但也没做好;该做的却没做或者没做到位。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使得市场经济不能健康有序运作，二者严重不和谐。
2.2国家公共支出政策结构不和谐。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国政府一直处于经济建设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职能，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将大量的资金用于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而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很小。如1990-2001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平均增长速度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用于经济建设的费用为6472.56亿元，占当年GDP的6.7%，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34.24%;而社会文教费用为5213.23亿元，占当年GDP的5.4%，占政府财政支出综额的27.58%。同时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公共服务制度和二元公共财政制度，使得公共支出政策结构不仅在投资建设和社会服务上存在着失衡，而且在社会服务本身结构上也存在着严重失衡。
3.公共服务取向模式的构建
一种管理模式的建立不应该是对原有模式的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不仅是外在制度改造，更应该是内在思想文化的改造。世界著名管理大师杜拉克提出:“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因此我国在建立公共服务取向模式时更应树立公共服务思想，建设应该坚持的理念取向，营造公共服务文化氛围。
3.1强调绩效管理评估、全面政府责任机制。绩效评估指由其他主体用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对政府行为结果是否与其目标任务相配套进行评估。实践证明，绩效评估能促进政府服务能力的提高。全面政府责任机制是指政府的责任并不是单一的。政府不能只关注市场，而忽略法律、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等，应当建立一套各因素相互关联的政府行为问责机制。
3.2坚持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以公众服务为导向。新一届政府也不断强调“民本”的重要性，将“三农问题”提到政府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上来。公众服务导向的内涵就是政府提供什么、如何提供要事先听取公众的意见，将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果如何应当以社会公众的评价为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民为本”的优秀文化传统。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行政改革的启示之一就是如何以公众为对象，引人竞争机制，以企业的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取更多高质量的服务。例如，美国副总统戈尔在1993年国家绩效评价的报告中宣称:政府要服务的是我们的顾客。加拿大要求所有的政府机构书面报告各机关的目标，这些目标必须是支援咨询式的管理方法，并结合服务导向的组织目标。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曾轮廓性地提出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90年代的梅杰政府则进一步提出“顾客中心论”的观点，要求抛弃墨守成规的观念，不断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并号称要与顾客一起来改变官僚系统的文化。在葡萄牙，“公民第一”已经成为促进和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口号。打破传统管理理论的思维模式，不是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会与民众的立场，要求公共行政的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为公众服务，这是公共行政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性的特征。
早期的汽车业完全是由一些对机械充满激情的工程师们所主宰。但是到了美国工程师亨利·福特率先寻找到大批量制造便宜汽车的方法，同时也引发了对汽车极大的需求以后，情况就有所改变了。
亨利·福特的T型车开遍了天下，使得汽车从富有阶层的变成普通人的代步工具，但也引发了汽车业的巨变。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汽车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人们已经普遍对清一色黑乎乎的福特T型车感到厌倦。正是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需求变化，通用汽车公司在总裁斯隆的倡导下成立了“艺术与色彩处”，以后又升格成为设计部，让设计师来包装汽车的外形，此举使得1930－1940年代的美国汽车明显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技术的发展为设计师的大举登台创造了极佳的条件。首先是用于车壳的快干与多彩油漆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使得双色甚至多色的车体开始流行，同时车身僵硬的线条与凸角也开始被弄弯磨圆，用艺术与色彩来概括不仅准确而且生动。与以往只是为汽车底盘配上一个漂亮、合乎买家口味的车体不同，通用的设计师并不只是简单地做造型，而是将流行色与从航空流体力学那里借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让汽车更美观、行驶更快速平稳。正是借助了设计部门的力量，通用汽车超越了福特成为全美以及全球汽车业的霸主，至今没有动摇。
美国汽车设计师的黄金岁月是二次大战以后的1940－1950年代。又是通用率先在凯迪拉克的车尾上装饰了一对漂亮的小尾翼以及亮闪闪的车首，在车尾车身镀铬装饰条，让人们仿佛回到刚刚离开的军舰甲板上、飞机舷梯旁。发展到1950－1960年代，一个个唯美而没有实用的装饰翼“高耸入云”，成为最明显不过的时代烙印。1960年代的美国人突然开始讲究起安全、环保等实际用途而厌倦了华而不实的东西，于是单纯的设计师又开始失势，一批有着工程师背景的新人又借机崛起，其影响至今不绝。
其实，工程师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冷落。到了他们有机会来把握设计的大局时，1970－1980年代的汽车实用而平板，难以称得上漂亮。
如今的汽车设计师都俨然成为业内的明星，从设计高尔夫的乔治亚罗到法拉利、劳斯莱斯的设计者平尼法利纳都为“真正懂行”的车迷们所津津乐道。
关键词：高校成人培训;管理体制创新;组织变革;组织文化
目前，高等院校是我国成人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逐渐渗透，成人培训显得越来越重要。各级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投入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格，使其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的同时，组织机构与组织文化也在发生着改变。
一、高校成人培训的管理体制创新
长期以来，高校成人培训的管理体制一直都沿用“事权财权分离，内部外部有别”的策略。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产业逐渐升级转型，不少高校与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发展逐渐分离，使得办学法人地位彰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驱动逐渐成为高校成人培训的实际需求。在坚持以学习型社会为核心、推进高校成人培训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需要建立以政府为领导、高校为主体、院系为辅助、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成人培训管理体制。同时，要求培训计划指标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绩效工资制度等管理制度相应进行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成人培训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不少高校的学历成教生与非学历短训生、培训生、进修生占据成人培训数量的一半左右，几乎与全日制学生数量相等。成人培训的观念、体制、规模、机构和教学质量等方面需要改革创新，最终使其符合社会需求。
二、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组织变革
1.组织结构网络化。不少高校成人培训机构都根据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来设立，具有直线型特征，这一组织形式比较适合小型组织完成简单任务，其职能责任明确并且到位，执行力较强，投入较少效率高。不过直线型的组织机构对领导者的依赖性较大，如果领导经验不足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为了构建终身教育平台与建设学习型社会，在成人培训规模日益扩大的状况下，高校就需要使培训执行部门、工作岗位与管理单位形成网络化联系，以分工合作为基础，构建自动适应的动态链接。
2.组织机构柔性化。成人培训过程中，培训对象越来越个人化与多元化，高校的任务更加复杂，科学合理的高校成人培训组织机构应而具有灵活性、多面性和动态性等特点，能跟随这种变化而变化。管理者不再作为指挥者，而是定位于服务者，使服务强化而权力弱化，集思广益代替武断专行，决策过程转变为咨询过程，并能根据高校成人培训的对象、目标、形式和任务的变化而改变。
三、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组织文化
1.职场性。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对象一般都是在职人员，其参与培训的目的在于提升职业技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从组织文化角度来说，成人培训机构需要加强对学员职业技能的培训与提升。不同岗位和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高校成人培训机构需要对受训人员在做事原则、做人道理、以及职业技能和职业经验方面进行重点培训和指导。
2.市场性。成人参加高校培训的目的一般以突破职场瓶颈提高专业技能为主，与就业关系比较密切。因此，高校成人培训机构就需要根本具体的就业需求与就业发展方向，通过分析、研究和预测来制定培训计划和目标。重视组织文化的市场性，高校成人培训机构就需要和全日制普通教育机构有所差别，全面树立市场化的培训理念，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来调整或完善教学内容，使培训对象的职业态度、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等基本素质进一步提升，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总之，在现阶段，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管理体制、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都需要根据当前具体的经济形势与社会需求变化发展，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创新组织文化，更新培训目标与内容。
参考文献：
[1]程俊，罗英姿.我国当代大学组织变革理论研究进展[J].现代教育管理，2014（4）：24-28.
[2]程晋宽.学校组织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学校效能改进[J].苏州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28-39.
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体制存在的问题
课程组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当前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体制和模式都存在不足。
（一）双语教学体制环境不完善
黑龙江大学自2002年开始双语教学改革实践，但重点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2]，行政管理专业并非双语教学改革的重点。且学校双语课定位存在模糊性，在课程名称、课程层次、课时设计、授课规模等方面，双语课程与中文专业课并没有明显区别，只有教师在双语教学中使用外语多少的区别。
（二）双语科目单一且与专业外语设置混淆
行政管理专业自2003年开始双语教学尝试，由于教师外语能力及学生外语水平的局限，开设双语课程的热情较低。到目前为止，仅开设了管理学基础一门双语课程，且由于专业整体课程体系、学时匹配、学分设置等方面的限制，一直占用专业外语必修课的课时，学生在第一学年学习管理学必修课之后，在第三学年还要再学习管理学基础。这给双语课程定位和教学模式选择造成了困难，使原有的专业教育目标受到影响。
（三）课堂规模过大且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管理学基础双语课程每年的授课人数都在200人左右，课堂规模过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和课堂互动。该课程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非常明显。极少数学生已通过六级考试，能接受全英授课，多数学生刚达到四级水平，仅能接受半英半中授课，还有部分学生没有通过四级考试，甚至有极少数完全听不懂英语，只能接受中文授课。教师在授课中如果采用同一种教学模式，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听课需求，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进度；而同时采用多种模式又会影响课程的统一性，增加教师的备课难度。
（四）双语课程质量评价标准缺失
到目前为止，学校没有针对双语课程设定独立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而是与其他中文专业课一致，采用《黑龙江大学本科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指标及等级标准》和《黑龙江大学本科理论类课程评估指标及等级标准》，评价标准不具有针对性。在评价指标等级设定上过于简单、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如在评价标准中“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等级标准是：A级为“经常使用双语讲解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C级为“有关键词的中外文对照”[3]，“教学改革”项中“使用外语授课”的等级标准是：A级为“用双语授课（中外文混用）或使用原版教材授课”，C级为“只限于用中文授课”[4]。
（五）双语教师激励和培训力度不够
学校规定双语课程的工作量按1.5倍核定[5]，但行政管理专业如何执行还不甚明确；双语课程对教师能力与工作量都有较高要求，但在评价指标和等级鉴定上的激励力度不够；学校规定优先选派双语课程教师出国进修[6]，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每年选派的双语教师出国进修的人次却非常有限；学校预计每年培养25至30名左右双语教师[7]，实际上，由于培训课时设置过于密集，与许多青年双语教师的博士攻读、教学任务相冲突，每年能够参加培训的教师并不多。
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体制改革方案设计
（一）根据课程性质选择双语科目
在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并非所有科目都适合开展双语教学，应选择概念原理及知识体系的国际通用性强、且知识点浅显易懂的科目，如行政组织学、公共行政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政策学等。一些原著导读课程也比较适宜，如行政管理原著导读。一些科目课程组认为不适宜开展双语教学，包括专业性较强、专业术语较多且需要深入阐释的科目，如政府经济学、社会保障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等；本土化较强的科目，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行政管理史、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操作性较强的科目，如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社会调查方法、公务员应试技巧等。
（二）根据学生层次和个性化需求分班授课
双语教学应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选拔合适的双语教学对象[8]。不能单纯为了迎合双语教学趋势，勉强开设双语课程而忽视专业知识教学效果；也不能强制学生必须接受双语教学。课程组主张针对适宜的科目，同时开设双语班和中文班，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水平和个性化需求自主选择。既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听课需求，又能减小课堂规模，避免大班授课的从众心理，改善参与和互动效果。在学分设计上建议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以中文课为基础学分满足学分制要求，同时增加双语课学分，比如，中文班4学分，同科目双语班可为5学分。同时，为保证学分积累上的公平性，双语班应较中文班设置更长的学时和更难的考核方式，并配以选修课学分设置方面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三）加强双语教师激励与培训
与中文专业课相比，双语课程在教师工作量、工作难度、教学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要求。建议明确落实双语课工作量核定，针对双语教学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并在教学质量等级认定、教学评优及职称晋升中给予更多激励。应加强双语教师的培训。丰富培训课程内容；根据不同职业阶段双语教师的工作任务和培训需求，安排弹性化的课程时间；根据不同学科教师的专业需求，提供相应的交流、进修机会；增加双语教师，特别是中青年双语教学骨干教师出国进修的机会；经常组织双语教学观摩等。
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模式建议
（一）教材选用
基于以上双语教学体制的设想，课程组建议双语班采用原版教材，既能保证课程内容与国际接轨，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快达到学科前沿，又能通过独特的内容编排体系，使学生跳出传统中国教材的逻辑模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还能通过原汁原味的语言风格，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逻辑，体会英语文化和思考方式。同时，教材选用还应注重难易适度、案例生动、内容丰富多彩，以增强教材的吸引力。此外，在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的同时，还应注重与本土化实践应用相结合。
（二）教学语言模式
在教学语言模式上，建议整体上尽量采取沉浸式，即全部使用英文授课，但要注意两点，一是在课程开始的几周内，为了使学生适应新的全英授课模式，要适当采取过渡模式；二是根据课程内容的重点、难点和本土化内容，适当采用中文进行讲解，以便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准确、深入理解。
（三）课程内容设计
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应以专业性为核心，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专业性包含实用性和趣味性，而实用性和趣味性会带动并巩固专业性。专业性内容是课程体系的主体，应注重政治学、行政学思维方式的培养，注重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传授；实用性是课程体系的特色，因为行政管理的人才培养目标本身就是面向广泛社会管理实践的，应当以实践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分析能力，比如，新闻视听等；趣味性是课堂的剂，建议以幽默、漫画、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增加内容的新鲜感和学生的关注度。
（四）教学方法
为保证双语教学质量和效果，应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以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帮助实现教学目的。比如，贴近现实的词汇和用法总结、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生动的案例分析、针锋相对的观点辩论、展现自我研究能力的主题演讲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行政管理专业领域的实践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兴趣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综合能力。同时还应配以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以增加课程内容的形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