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药用价值杜仲的干燥树皮入药是一种贵重药材。杜仲入药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00多年，《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杜仲的药性，温、辛、无毒，有强筋骨、补肝肾的功效。同时与其他药合用还有安胎作用，复方用杜仲可治疗各期高血压，效果良好。随着现代药理学对杜仲的研究不断深入，发现其对免疫、内分泌、中枢神经、循环、泌尿等系统都有不同程度调节作用。杜仲胶又可作高级粘合剂，医药上作为补牙材料，对人齿无刺激。
1.2工业价值杜仲的叶、皮、果实均含有丰富的杜仲胶，杜仲胶目前可应用于生产三大用途的材料，一是热塑性材料，二是热弹性材料，三是橡胶弹性材料。杜仲胶新功能材料的开发还在进行，如将杜仲胶开发成用于骨科外固定或支撑的产品，杜仲胶高弹性材料用于轮胎的开发，制造海底电缆，以及各种耐酸、耐碱容器的里衬和输油胶管，同时也是用于航空工业及制作电工绝缘器材的极好材料。
1.3民用价值杜仲在民用方面也很广泛，首先杜仲木材材色洁白、坚硬、纹理细致匀称，无心材、边材之分，是用于家具、农具以及建筑材料制作的良好材料。此外，杜仲胶用于沥青改性剂可明显改善沥青的高、低温性能，解决了当前公路建设中亟需解决的开发低碳环保沥青改性剂的技术问题。杜仲还可开发成饲料添加剂，能够提高动物抗病能力，提高饲料转化率，改善肉质风味，是一种无毒、无公害的饲料添加剂。
2造林技术
2.1采种选择长势旺盛，树皮完整光滑，且无病害的20a生的壮年树采种。采种时选择果皮褐色有光泽，种粒饱满，白色胚乳成熟的优质种子留作育苗使用。采种时间多在霜降以后，农历10月份左右，此时树叶基本脱落，只需用竹竿敲击或摇动树枝即可。
2.2育苗
（1）种子处理。将采集好的种子于播种前45d左右（1月份）放于湿沙中。一般种子和湿沙的混合比例为1∶10，湿沙含水量以手握不流水为好，然后将混有种子的湿沙均匀的铺在阴凉通风的室内非水泥地面。厚度在（35±5）㎝，室温控制在5℃，每15d左右翻动1次以防种子霉变或失水。
（2）整地。选择土壤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到中性土地作为育苗用地。在入冬前对育苗地深翻，过冬后，播种前再浅犁1次，同时配合深翻浅犁施入足量的基肥保证土壤肥力促进苗木萌发和生长。此外，为防止病虫害应在深翻浅犁时同期进行土壤消毒工作。
（3）播种。经过低温湿沙储藏的种子，一般30d左右，种子便会吸水膨胀，待观察到翅果顶端缺口有白尖出现时表明胚根开始伸长，此时即可开始播种。播种方法一般采用宽幅条播，播幅20㎝，播沟距20㎝，播种量在5~10kg/667m2，播种后覆盖1~2㎝细土。
（4）苗期管理。幼苗出土后为保证出圃率必须加强管理。一是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刚出土的幼苗嫩弱，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很低，因此应加强对病虫害的控制，尤其是立枯病和地下害虫。每7d定期喷波尔多液1次，虫害发生时用毒饵诱杀。二是要及时施肥增强土壤肥力。当幼苗出现2~4片真叶时即可第1次追肥，一般采用肥水喷洒的方法，具体为尿素1~1.5kg/667m2，兑水200kg/667m2，此后直到8月中旬，每月都要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追肥，这是因为8月中旬后施肥可能使苗木徒长而遭受冻害。三是在苗木速生期加强中耕、除草和灌溉，注意在高温期避免松土以减少土壤中水分养分的蒸发。四是根据去弱留壮、去密留稀原则，开始间苗，使苗木间距保持在10㎝左右。出圃时，苗高80㎝、地径1㎝以上壮苗，产苗约2万株/667m2。
2.3造林
（1）造林地准备。杜仲造林地应选择在缓坡、山脚、山中下部以及山冲地带的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且排水良好的地区，要求土壤pH在5~7.5。阳光充足、土壤、水肥条件较好的“四旁”及田边地角也能满足杜仲的生长。对于荒山荒地造林，先要对造林地进行全面整地，清除原有植被并进行全垦，而后规划道路、防火带，再按株距定点挖穴。穴深30㎝、宽80㎝。同时要施肥，每穴施饼肥0.2㎏、火粪灰5㎏。
（2）造林注意事项。造林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造林密度的确定，根据作业方式和立地条件的差异，株行距如下：乔林作业2m×2m或2m×3m；矮林作业1.5m×2m或2m×2m；头木林作业2m×3m或3m×4m。二是造林时间的确定。温暖地区冬春均可造林，寒冷地区宜在春季栽植。三是栽植深度要稍深于苗圃原土壤，切忌过深。栽植按“一提二踩三填土”方式进行，防止创伤苗根和苗颈影响苗木成活。
2.4作业方式杜仲树应用广泛，在造林营林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经济效益，不同的经营目的作业方式也不尽相同。常用的作业方式有乔林、矮林、头木林三种。
（1）乔林作业。这种作业方式主要是利于树木主干的生长，其主要经营目的在于获得干皮和种子，用作中药或育苗。对造林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要求较高，一般在土壤肥沃、气候温暖的地区适合此种作业方式。要求造林密度较小，且要保证雌株占较大比例（85%左右），以便获得较多的种子。
（2）矮林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的目的在于获得较多的杜仲叶片，用于提取杜仲胶，利用杜仲萌芽力强的特性，人为地使其成灌木状。该方式对土壤气候条件要求较低适合大部分地区采用，适用于林地条件较差，气候寒冷地区。一般定植3a后在离地50㎝左右的位置冬季截干，截干后进行施肥、培土，间隔期2~3a，密度在330丛/667m2。
（3）头木林作业。这种作业方式是根据矮林作业原理，截干时保留2m高度，在截面附近选育5个力枝，待主干增粗12㎝左右，力枝基径5~6㎝时（一般要10a左右），每年采剥1个力枝，并随即选育1个替换力枝，5a1个轮剥期。经过3个轮剥期，林龄达到25a时，主干可以增粗25~30㎝，伐去主干剥皮药用，再从伐桩进行萌芽更新。
2.5抚育
（1）幼林抚育。幼林时期的主要抚育措施是中耕除草。定植后的3~4a内，每年都要中耕除草2次。第1次中耕除草一般在4月上旬，第2次中耕除草应在5月末到6月上旬进行，这是由于杜仲高生长高峰期为4月，径生长高峰期在5~7月。结合中耕除草每年可追肥1次，一般施尿素15~25㎏/667m2。此外，在未郁闭的林分中，还可间种作物，以耕代抚，同时增加经济效益，间种作物以豆类、辣椒较适宜，避免间种高秆和藤蔓作物。
（2）成林抚育。此期抚育间伐为主。乔林作业在林龄10a时，进行第1次间伐，主要是伐掉生长发育不良的雄株，间伐强度以保证雌株比例85%为准。第2次间伐在林龄15~20a时进行，对象主要是雌株中结实稀少和干形发育不良的弯曲树木，以便主伐时获得质量优良的药用皮和木材。主伐时密度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控制在80~100株/667m2。头木林作业，一般只在8a左右进行1次间伐，目的是改善林木光照条件，以及除去过多的雄株，保持立木密度40~55株/667m2。间伐时间宜在春、夏季进行，以减少伐桩萌发新株。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Marcuse''''sideaortheoryabouttechnologyismainlyasocialcriticism.Onthewhole,theconclusionwasdrawnfromtwotechnologicalphilosophers:CarlMitchamandEgbertSchuurman.Forexample,CarlMitchamdividedthetechnologyphilosophyintotwokinds,i.e.,theengineeringphilosophyoftechnologyandhumanistphilosophyoftechnology,andhedidn''''tattributeMarcuse''''sideatoeitherofthetwokindsbuttothepartofthetraditionalsocialcritiqueoftechnology.Ontheotherhand,EgbertSchuurmandividedthetechnologicalR&Dintotranscendentalismandpositivism,andhedidn''''tthinkthat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belongstoeitherofthembuttoatechnologicaltypeofsocialcritique.Actually,whatthe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embodiesisthecoreofhumanism.Thenatureof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isofsignificancetothestudyoncurrentdevelopmentoftechnology.
Keywords:HebertMarcuse;theoryoftechnology;essence;traditionofsocial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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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著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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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采纳；管理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0.7；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4G乃至5G移动通信技术和高速光纤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经营活动和大众生活的互相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繁荣。
组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挥效果，信息技术采纳关注的是组织及个人对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信息技术采纳问题一直是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Fishbein和Ajzen的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Schifter和Ai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以及Venkatesh等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都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经典模型和理论。Venkatesh和Davis、Taylor和Todd对以上经典采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从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采纳对象视角来研究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中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论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信息化建设高速实施的背景，展望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搜集文献，通过使用EBSCO、JSTOR、Emerald等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搜索工具。按照IT Adoption、IS Adop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Information System Adoption、IT Acceptance、IS Acceptance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文献。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代表对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文将文献期刊来源限定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包括MIS Quartedy、Information&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Systems、Journal of Management Systems、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Information systems等。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划分为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以及多元化研究时期，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探讨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发展阶段
理理论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1975年由美国学者Fishbein和Ajzen提出，用以分析态度影响个体行为的现象，主要研究从信息感知到态度形成的过程。理理论考虑到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从主体行为的角度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奠定了基础。理理论的结论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受到主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主观规范受到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的影响。
（一）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
1989-1995年可以被认为是采纳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是Davis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理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实证研究兴起的标志。
1.技术接受模型
Davis以理理论为基础，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去掉了理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这三个变量，认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只有行为态度这个变量，而行为态度又是信念的因变量。Davis对理理论进行了如下的主要改造：从期望理论模型中提取出感知有用性，从自我效能理论中提炼出感知易用性，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取理论中的主观规范，形成了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对信息技术系统的态度共同决定。对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外部变量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地决定使用者的使用意向和实际使用。Davis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实际使用行为，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大于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感知有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强于感知易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技术接受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较为开放的普遍适用模型.据此可以了解外部变量对使用者信念、态度及意向的影响，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一经提出，引起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Adams等分别利用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两种电子信息系统用户的数据，检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在电子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重要作用。Segars和Grover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结构效度和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详细检验。Chin和Todd对技术接受模型的稳定性、信度、效度和操作化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来解释。
但也有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质疑。Gefen和Straub通过对电子邮件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感知和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很大，而性别差异仅仅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中舍弃主观规范的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会受到外界带来的压力，因而应该考虑主观规范。Lefris等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对系统使用的解释度只有40%，据此推断技术接受模型中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变量.只有加入组织和社会变化过程等变量，才能提高技术接受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能力。
2.同时期其他理论
受到技术接受模型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用于探索信息技术采纳行为问题的启发，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其他模型和传播学领域的模型引入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任务技术匹配理论（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带动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繁荣。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理论扩展而来，Schifter和Ajzen认为个人行为意向不能全部由个人意志决定，常常会被其他个体的行为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此，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人行为意向的决定变量变成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控制信念和感知便利性共同决定。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执行某种任务能力的自我评估。Hill等研究了自我效能在大学计算机课程中对计算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计算机的先前经验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信念有影响关系.但并不能直接影响用户对计算机使用的决定，而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Burkhardt和Brass使用纵向研究方法研究了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中自我效能对技术创新采纳的影响作用，发现自我效能高的雇员较自我效能低的雇员率先采纳创新技术，也更加明显地提升了自我能力和中心化的程度。Gist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计算机软件培训过程中。自我效能高的参与者比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明显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Goodhue和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认为，如果信息技术能够得到使用，并能够很好地匹配用户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信息技术将提高个体绩效。Goodhue和Thompson通过对600名在26个非信息系统部门工作的、使用25种不同信息技术的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上的假设。即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决定了技术任务的匹配关系，而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的匹配关系和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共同影响了个体绩效。
创新扩散理论由Rogers提出，传播学认为创新是以一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传播的过程。借鉴传播学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创新持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因而接受创新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进，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当使用累计比例曲线来代替随时间推进的正态分布接受曲线时。就呈现为s型曲线，也就是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二）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
1995-2003年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研究的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变量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采纳行为，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对信息技术采纳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研究工作成为该时期的主流。
1.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
由于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和态度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Venkatesh和Davis在新的修正模型中引入了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性过程.改变了感知有用性仅受外部变量和感知易用性影响的关系。并将该模型命名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模型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主观规范、形象等变量。以及自愿性、经验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变量。
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一是变量的差异.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舍弃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态度变量.扩展出包括主观规范和形象等相关的社会影响因素，加入了认知工具过程变量：二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了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排除了理理论中的社会因素，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衡量信息系统的使用决定；三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深入考虑了在信息系统使用中，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过程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2.模型的整合和扩展
Taylor和Todd使用计算机资源中心12个星期内3 780名访客的数据，从中挑选出786个潜在用户行为数据，分别检验了技术接受模型和两个不同的计划行为理论修改模型。结果显示，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信念结构分解后的模型对行为意向的解释度更高。因此，他们提出解构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Behavior），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解构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设计战略和实现战略的应用来影响系统的使用，从而给出了对行为意向更加全面的解释。这也标志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开始对多个理论和模型采用整合和扩展的研究方法.例如，将任务技术匹配理论、动机模型与技术接受模型进行综合。学者们发现不同特性的群体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存在差异，于是在模型中加入若干调节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经验、性别和年龄等是被考虑和研究较多的调节变量。
【关键词】场域理论;教育技术文化场;文化“流”模型;教育文化;技术文化;教育技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2―0011―06
一 引言
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ee Bourrdieu,1930～2002)明确提出了“场域”这一重要范畴,并把它作为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中,充分展示了场域理论的新颖视角和独特价值。套用刘全生教授的话说,场域范畴对观察、理解和深入分析教育技术活动与教育技术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1]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文化这个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因素。作为文化的一个要素的教育,也只有把它放在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以充分认识它的涵义。[2]另外,“作为教育各分支学科思想汇总的教育学(也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等)也要把技术作为教育自身的一个有机构成要素,对教育与技术的关系进行概览性研究”。[3]可见,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文化之间关系甚密,运用场域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助于厘清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教育技术学科实践和专业反思的内在诉求。
二 场域理论
场域、资本和惯习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也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概念工具。
1 场域
场域(field)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5]这些不同的客观关系(初级客观性)空间便构成了社会不同的“场域”。现实的就是关系的。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角度进行思考。[6]
目前,教育技术系统已经成为一种多领域、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系统。[7]它与场域系统在形式与实质上的契合成为本文研究的原初动因。
2 资本
资本(captial)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在私有的――也就是独占排外的前提下占有利用它时,便可以因此占有利用物化形式,或者体现为活生生的劳动的社会能量。[8]
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转换成金钱的资本。文化资本(也叫信息资本),本身又能以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制度化的三种形式存在。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9]这三类资本可以制度化并彼此相互转换:经济资本是以财产权的形势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组成的,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10]他将前三种资本的认可形式称之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任何种类资本的这样一种形式:当它通过感知范畴被感知的时候。这些感知范畴是对于若干区分或对立的具体化的结果,这些区分或对立铭刻在资本的各种各类的分配结构中(强/弱、大/小、富/贫)。”[11]可见,符号资本主要发挥“一般等价物”的功用。
3 惯习
从布迪厄使用“惯习”(habitus)一词的意图、境脉、上下文和逻辑关系中,可推断其基本内涵[12]:就性质而言,它是一整套性情系统,也就是感知、评判和行动区分图式系统;就存在形式而言,既具有稳定性――植根于心智以至于身体内部支配个人行为,又是可以置换的――在某个领域所获得的惯习在另一个经验领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效果;就惯习的发生发展而言,它一方面通过社会条件或者调节作用,建构认知、感知和行动图式,另一方面,又赋予个人活动以一种形式和连续性,获得行动的意义和理由;最后,惯习往往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引导着实践。
4 场域理论基本要义
(1)场域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聚焦点。“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13]场域的关键特征:它是由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冲突和竞争的空间。改变了不同资本形式的分布及其相对分量,也就改变了这一场域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场域又象一种“角斗场”,是一种权力、地位、力量的较量。
(2)关系主义是方法论基础。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一个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初级客观性),而惯习则是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次级客观性)。
(3)场域运行的动力机制。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14]正是场域中积极的活动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
场域运行的整个动力过程如图1:
当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场域,即获得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行为和表达的特殊代码,这是他进入场域必须交纳的入场费。换言之,由于每个获准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受到场域逻辑的压力,以达到对该场域规范、规则、约束条件的认同,从而在场域中获取合法的角色身份。因此,入场费构成一个场域主要的边界问题(其他还有学历、禀赋、协调会话、资历、能力、自我认知等)。它的作用是“确定了谁适合于参加这一场域,从而对行动者进行优胜劣汰”。[15]
每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幻象”(illusio)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中预设和生产出来)利益形式。所谓幻象,是一种心神投入,投入游戏,又被游戏牵着鼻子走。[16]它通常作为某场域中所有成员集体性的执着的信念。“幻象”通过惯习来召唤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17]可见,幻象有点诸如活动意图、意念和想法之类的东西,它潜藏于身体之中有意识地影响行动者的具体行为。“真正行动只是与某些‘利益’相吻合,并具有被这些利益激发的潜在可能。”[18]不过,布迪厄多次强调实践逻辑的模糊性。“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19]。所以在图1中用“断裂”箭头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幻象”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无意识性。
惯习是一种历史生成的、持久的、社会“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一种先于个人存在并赋予个人以某种社会身份的文化系统和心理习惯。[20]惯习即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社会的。[21]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惯习)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22]由于惯习的结构是作用于它的行动的各种力量所组成的那个场域的产物,所以,只有当惯习完完全全地融入这个场域之后,它才能切切实实地把握它的行动场域。随着在场域中实践参与的不断进行和展开,惯习“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23]
除惯习之外,行动者的实践行动,将会受到所持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重要影响。“他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取决于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24]
再者,由于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当受到不同实践经验(如权力体验、地位差异、资本价值、利益分割等)的反向作用与影响时,惯习也得以不断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
最后,场域边界是经验的,不同场域间的关联是复杂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每个现实的具体的经验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这些世界,哪些人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个场域。”[25]
至此,场域结构、资本、权力等通过实践活动相互纠结,赋予场域以动力,使场域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运演之中。
三 教育技术文化场辨析
为什么要从文化场的角度审视教育(技术)呢?因为“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26]教育技术学是隶属于教育科学的二级学科,使得教育技术必将表现出强烈的“教育”归属感,在教育技术实践过程中也必将孕育出教育文化之“流”。如果不研究教育技术中的文化现象,难以对教育技术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有个清醒认识。“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而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27]然而,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education),在遵循教育的规律前提下,采用的是技术的手段和方法,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28]这就是说教育技术还带有明显的技术属性。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互联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大量涌入,教育技术学的技术特点更加鲜明。这从AECT2005教育技术定义[29]特别增加的“技术性”观点得以佐证。显然,教育技术因其“教育”归属和“技术”特点注定要与文化和技术发生盘根错节的联系。
1 文化与教育文化
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1832~1917)认为:“文化是一种包括全部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30]布如伯与克勒库恩(Broeber & Kluckhohn, 1952)认为:文化由显式和隐式的行为模式所组成;文化的本质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派生的或选择的)观念及其附随的价值;文化系统即被作为人们活动的产品,又被作为进一步活动的决定条件。[31]文化还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文化泛指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狭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32]
如此种种,取向不同,然究其共性,仍可窥一斑。按文化内容的性质不同,文化可分为三层结构[33]:物质层(外层)、心物结合层(中间层)和心理层(内层)。物质层是人类作用过的、打上人类意志和活动的印记的“第二自然”;心物结合层是指人类精神产品,是人类的精神产品的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它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如组织、制度、理论等,也叫制度文化;心理层包括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精神等,也叫深层文化。
什么是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是“指在教育领域这一特定范围内,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在其教育活动中,所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及其形成和创造的过程”。[34]即教育文化即包括了文化传统对于教育的渗透和积淀,也包括了教育主体(如教师、学生、管理者等)拓展提升和创造生成的新型文化。显然,教育文化在继承文化的固有特性(如象征性、复合性、多样性和共享性等)基础之上,还将呈现出鲜明的“育人”的特性(教育性)。
2 技术与技术文化
广义的技术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全部活动中所应用的一切手段、方法、知识等活动方式的总和。具体包括:生产技术、社会组织技术、精神技术。[35]“技术”的全面概念应包括有形的东西(硬件)和无形的东西(软件)这两个方面。[36]从本体论视角看,一种广义的技术存在,泛指包括技术知识体系和技术构想之“有”;一种狭义的技术存在,专指客观的、实在的、可被感知的技术实体和技术活动过程。[37]技术是“由物质的器物和表现为劳动手段的行为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心理、意识、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共同构成的统一的文化整体”。[38]显然,“技术也具有文化那样的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三个结构层”。[39]
什么是技术文化?技术文化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40]技术文化是通过技术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生存环境的描述,并设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亦即,技术文化必须依附于技术的使用,包孕于技术设计、技术过程和技术产品之中。与教育文化类似,技术文化也将继承文化的固有特性,不过,它将呈现出鲜明的“技术”特性(及物性)。
初步结论是:文化(这里指教育文化、技术文化)与技术在层次结构上存在相互“呼应”关系。文化视野中的技术具有与文化相同的层次结构,技术视野中的文化层次结构不仅在形式上与技术相对应,而且在内容上更是相融的。[41]
那么,技术文化与教育文化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3 教育技术文化
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技术所研究的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技术的整个领域,而是教育与技术交叉部分的理论与实践。[42](笔者注: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唯物辩证法)(图2)
类似地,教育技术文化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交叉部分,亦即教育技术文化是用于教育的那部分技术文化或者说技术支撑下的可利用和生成的那部分教育文化。(图3)
4 教育技术文化场架构
从文化的生成机制看,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属于两种亚文化,它们具备国家的、民族的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在各自的发展规律和逻辑运演中“氤氲化生、沉淀凝结”出新的文化特质。它们相对独立,遵循各自逻辑和规律必然性,而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分别构成各自场域的主要资本,成为本场域参与者主要争夺的对象。同时也应看到,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同属于同一主文化下的亚文化,二者联系紧密,左右呼应,作用频繁。表现为:一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双向转化,即“涵化(acculturate)”[43];二是通过二者的“联姻”,催生和孕育出一种独领的新型文化形态――教育技术文化。自“脱胎”之时起,教育技术文化便从“双亲”文化中获得“遗传”基因(教育文化特质和技术文化特质),随着自身不断发展、成熟和壮大,教育技术文化按自身逻辑结构和历史发展规律展开,也逐渐形成教育技术文化场域(即场域的自主化)。如图4所示。
5 教育技术文化的进化机理
(1)三层文化要素的涵化
由于文化(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和技术在层次结构的“呼应”关系为两种文化的互动、渗透、转化和交融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结合图4,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深层观念文化、中层制度文化和表层物质文化上直接接触而使各自文化发生渗透、传播、融合和进化,即通过“涵化”过程而使用得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得以共同丰富和发展,并催生出新型的教育技术文化(图5)。
(2)技术文化与教育文化进化的“流”模型
在技术文化场中,就文化分层的“权重”来看,“心理文化层”
首先,必须承认技术文化中存在知识经验、技艺技巧、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审美情趣等无形的观念文化。正是因为“有精神形态的技术存在,由此形成一个从‘技术抽象’到‘技术具体’的转变过程,亦即观念变器物的过程”。[44]
其次,作为技术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准则和制度,是技术器物成功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制度文化,对工作作风、行为方式、生产效率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代的文化制度与价值理念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技术手段或技术关系、规范和技术理性为基础衍生及升华的结果。
再者,技术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操作活动。“技术是一种客观现象……一定要在造物及其结果中体现出来,一定要外化为某种感性活动或者物质性的凝结。”[45]技术称其为是一个从主体性内部状态走向外部实在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为:一是造物的活动;二是人工制品。[46]
因此,由于技术本身的实在性、及物性和功用性,技术文化的重心将沿着:“技术心理制度文化物质制品”的方向移进。另外可导出一条重要推论:技术文化是以“硬”为主、“软”为辅的动力型文化。(由于技术文化分层导致权力不均衡而产生动力特征)
在教育文化场中就文化分层的“权重”来看,“物质文化层”
首先,教育文化的物质工具、载体在文化传承、教化育人、资源保存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学校教育受到时间、空间、能力、条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真正进入教育视界中的文化媒体、教育资料相对较少。
第二,同技术文化一样,教育文化传承也企盼必要的高效化、人性化、科学化管理的方法、策略、规范和制度。
第三,教育文化的旨趣在于对人性的尊重、生命的关怀和幸福的理解,因此它将重点关注学习者的精神需求、情感体验和自我实现。在教育文化视野中,“教育是人类本质、生命活动中的一部分,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同样渗透着弥漫于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其他领域的人类的文化精神。”[47]“教育的重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并重新建立民族精神的家园,塑造民族的灵魂,给所有人的生命安下根基,让人们的理想和精神有所依托。”[48]
于是,源于教育本身的生命性、及人性和价值性,教育文化的重心将朝着:“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精神文化层”的方向移进。另外可导出一条重要推论:教育文化是以“软”为主、“硬”为辅的动力型文化。(由于教育文化分层导致权力不均衡而产生动力特征)
至此可见,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在各层所占有权重不同,除了决定着各自内部纵向移进方向不同,同时还会导致两种文化间在横向涵化趋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文化进化的“流”。 (红色虚线箭头)
(3)“流”模型的场动力机制
从场域论的关系思维出发,教育文化场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等背景的专家、教师和管理人员,他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争夺教育文化资本(当然,这是最主要的部分)以获得在该场域中的地位和权力,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影响、展现自我价值。因此,教育文化资本、身份地位与权力、场域的客观关系结构相互影响、渗透、转换,在这种意义上讲,三者可以划上“等号”。在一般情况下,场域的关系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于是,场域主体容易将它内化为感觉、评判和行为的图式――即惯习。反之,惯习一经形成,便作为一套行为倾向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根据自己潜在或显在的评判指标和行为模式,去努力争夺教育文化资本,调整和优化自身在该场域中的位置。
技术文化场的动力机制与教育文化场大体类似。主要区别在于行动主体和文化资本。技术文化场的行动主体主要由具有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美工、设备维护人员等各类技能操作型人员组成。他们在技术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争夺技术文化资本(最主要部分)以获得在该场域中的地位和权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技术垄断,展示自我价值。在此,技术文化资本、技术身份地位、场域的权力结构三者划上了“等号”。
教育技术文化的行动主体则更加交错复杂。“大批专家、教师从不同研究领域,带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加入到教育技术研究工作中来,使研究队伍不断壮大。”[49]早期的教育技术专业人员主要是从物理学、电子学专业转过来的,而现代教育技术的实践主体则倾向于多元化:“包括教育、心理、教学设计、计算机技术、媒体理论等不同背景的专家和学者”。[50]随着教育技术学逐渐走向成熟、自主和完善,教育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空前拓展,如果将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喻”为轴的“两极”,在它们所形成的连续统上,每位实践主体则在“轴”的某个点(及其邻域)展开研究和实践,建构和争夺教育技术文化资本,调整和优化在场域中的位置。在教育技术场域的视野中,持有丰硕教育文化的主体一端,应更多地关心教育中的技术应用,并将教育理论、思想、信念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来表达和实现――即教育技术化;而富积技术文化的主体一端,则应更多地关心技术用于负载的教育思想、价值和意义,促进人的发展,最终实现教育目标――即技术教育化。(图6)
四 教育技术文化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笔者将从“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场域分析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功能定位教育技术文化共同体建设”这条脉络进行梳理。
首先,场域理论对从文化视角展开教育技术实践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
教育技术场域众揽了多种背景参与主体,他们在以往学习背景和经历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并认同各自的身份和责任,形成持续存在的性情倾向、品味和偏好。当“遁隐”于身体的惯习由内而外驱动个体时,行动主体和自己所在场域的分工、职责、义务(即场域关系中的位置)自动“对接”起来――即所谓的“本体论契合”,配合完成各自分担的责任,最终实现整个教育技术场的协同运作。也正是因为参与主体学习背景和资本需求的差异(如教育类别的人员倾向于争夺教育文化资本,而技术类别人员则倾向于技术文化资本,而综合类别的人员在争夺教育文化资本和技术文化资本的量和质也不同,于是形成连续统),他们积极参与各种专业实践、进修学习、职务竞选,争取各种技术性和文化性资本,场域主体彼此探讨与协商、协同与竞争、实践与监督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创造着、生成着、评判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技术的文化观念、制度规范和人工制品,形成教育技术场域中颇有特色的文化现象,如教师博客文化、Web Quest主题学习文化。因此说,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教育技术场域中得以辩证统一,它们是教育技术文化系统所折射出的“两个面”。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看,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论),是教育技术化和技术教育化构成的连续统双向交织、相互包含、彼此界定、互为一体的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的复杂生态系统(本质论)。
其次,有利于明晰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功能定位。
根据前面的文化“流”模型可知,在教育文化系统和技术文化系统的“耦合”过程中形成了文化“流”,这种文化“流”不是机械循环,而是“代谢循环”,即在循环中不断有新旧文化的交替、纵向移进和横向涵化的交织,从而生成并推动教育技术文化系统沿着螺旋上升趋势发展进化。一方面,技术文化向下移进,实现将包孕于技术之中的深层观念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外在的人工器物和制品,使技术教育化;另一方面,将承载于各种媒体、工具、环境之中的教育文化向上移进,潜入学习者内心深处、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凸现教育的“教化”和“育人”功能,使教育技术化。这种进化机制从微观(中观)角度提示了教育技术文化系统的功能定位:一是要备加关注学习者情感意识、价值观念和个性人格的塑造和建构。“教育不仅是文化之一部分,而且是文化中的一种生命机制,是文化的活力之所在,也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与保障。”[51]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活动本身就是精神文化的创造”。[52]二是要重视学习资源、媒体和工具的研究、开发与利用。既重视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设计制作新型媒体、工具和资料,也强调对其他领域新技术的借鉴、移植和改进,如目前研究热点之一的移动学习(m-learning)即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Pocket PC等新型技术和设备的教育应用 [53];还要特别重视现有技术的有效利用,避免重复开发而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如何尽可能挖掘和发挥现在物质条件的潜在价值,使现有的物质文化更加富有教育意义是教育内部物质文化创造的基本课题。”[54]三是要加强教育技术文化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制度规范的激励、保障、评价和反馈作用。
最后,有利于消除教育与技术之间的“隔阂”,促进互动、共生与和谐,促进教育技术文化共同体建设。
从上述功能定位分析可见,理论研究取向的主体(以理论研究为主、技术实践为辅)和技术运用取向的主体(以技术实践为主、理论研究为辅)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但不同教育背景的实践主体都能找到发挥才干的最佳“处所”,将自身置于整个场域关系之中来审视自我,定位身份,认同角色,形成学习文化共同体。共同体实际“意味着在一个活动系统中的参与,参考者共享他们对于该活动的理解,这种理解一他们所进行的行动、该行动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所在共同体的意义有关”。[54]美国学者巴拉布(Sasha A. Barab)和达菲(Thomas M. Duffy)总结出共同体的基本特点: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相互依赖的系统;再生产循环。促进学习和改进绩效这一共同愿景将广大的教育技术参与主体“凝聚”一起,从进入教育技术文化场域起,他们就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传统部分地获得了社会协商的意义。这有助于为个体和共同体提供一种有共享目标的感觉,也有助于提供身份。当新手与同伴或成熟实践示范者一起实践时,新手也会体现出反映共同体的“惯习”,共同体就会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结构也不断得以调整和优化,共同体也得以维持、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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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ulture Field
HE Bin
(Mathematics & Nature department of Nantong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institute,Nantong,Jiangsu,226100 )
关键词 论文题目审核；论文评选；评选流程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4）14-0023-02
近年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大庆油田的最大的信息技术密集型单位，为了推进中国石油油气生产信息化建设，按照《中国石油“十二五”信息技术总体规划》要求，信息技术公司每年都会承载大量的信息项目的研发任务。在这些项目中，技术人员们付出了他们艰辛的劳动，同时也取得了众多技术革新成果。因此，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信息技术公司科技发展战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并稳步推进公司科技进步与技术水平，及时地将这些成果进行汇总、评审，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技术人员的劳动热情与科技创新精神。
技术论文评审是提升公司科技创新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涉及到的人员、部门较多并且工作量较大，因此传统的人工评审方式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化的管理要求。随着软件、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设计出一套技术论文评审系统显得尤为必要，既提高了论文评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规范性，还保证了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1 系统整体设计
1.1 系统需求分析
1.1.1 技术可行性
随着中国石油油气生产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推进、深入，大庆油田信息技术公司软件开发组近年来圆满完成了多个重大软件信息项目的开发任务并拥有众多优秀的程序研发人员和成熟的技术手段，所以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胜任。
1.1.2 经济可行性
从项目所需费用和经济效益上看是可行的。论文评审系统无须再次投资相关硬件设备，完全可以依靠公司内部已有硬件环境作为平台支撑；系统所需的软件开发工具简单并且易于
维护。
另外，在以往的论文审核过程中需要提交大量的纸质的论文手稿，一旦在论文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如：标点缺失，格式不符、语义不畅的情况，通常会重新修改论文并打印，这样就造成了打印纸的大量浪费，与我们党倡导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相不符，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保护。
因此对于信息技术公司来说，开发技术论文评审系统是可行的，同时也是必要的。
1.1.3 管理可行性
管理上的可行性是指，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和人员的计算机素养的极大提高，对于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操作和相应系统的维护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从管理角度来讲是可以做到的。
1.1.4 业务流程分析
业务流程图如图1所示。
1.2 系统总体架构
论文评审系统采用基于Web的B/S三层体系结构模式。客户端浏览器发出请求，由服务器端来完成如数据请求、加工、结果返回以及动态网页生成等全部工作。系统应用B/S结构，服务器将承载更多的工作，并且能够简化客户机的工作量。B/S三层体系结构将业务逻辑进行封装，提高软件的复用度和可维护性。
1.3 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对相关用户功能的解析，本系统主要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功能模块：①员工模块；②员工所在主管科技领导模块；③科技发展部管理人员模块；④评委模块。
1.3.1 系统初始化
1）科技发展部管理人员。
2）各级单位主管科技领导。
3）评委人员。
1.3.2 公共功能
1）用户登录（Web登录）。
2）修改个人信息。
1.3.3 员工模块
1）员工提交论文题目。
2）论文选题结果查看（选题结果是否与其他人冲突，是否选上论文题目）。
3）查询论文的最终评审结果。
1.3.4 各级单位主管科技领导模块
1）在本单位员工提交的论文题目系统审核通过后，在对论文的内容等方面进行初审（主要内容包括：文章是否紧紧围绕信息通信行业及公司发展战略；是否有实用性、针对性、革新性、前瞻性；字体、排版等是否符合要求）。
2）初审论文。
①初审通过，论文向信息技术公司科技发展部推荐提交；同时按照文章的内容对论文进行初次分类；
②初审未通过，提交备注意见，通知本单位员工修改并重新提交审核。
1.3.5 科技发展部模块
1）管理各级注册用户。
2）向各级单位主管科技领导下达公司进行“评审论文”的通知。
3）对各级单位推荐的论文在内容等方面进行二审。
4）二审论文。
①二审通过，论文设置成“进入待评审阶段”；②二审未通过，提交备注意见，通知各级单位主管科技领导修改并重新提交；③当所有论文都进入待评审阶段，通知评委组进行评审
打分。
5）所有评委评分结束后，系统会自动按分数高低将论文进行排列显示，按照名次先后设置不同的奖项，并通知论文作者获奖情况，同时将获奖文章存入数据库备案。
6）通过网站向全公司展示获奖论文，进行技术交流。
1.3.6 评委模块
1）论文按照匿名随机分配给评委组，由评委进行打分，打分后按照“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的原则由系统即时计算出该论文的分数。
2）当论文有争议时，可以申请全体评委复评。
2 未来展望
大庆油田信息技术公司论文评审系统提高了论文评审的现代化管理水平，真正实现公开公平、简单易行、效能提升的论文评审管理。本次论文系统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与科学严谨的评审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精简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管理规范化的目标，对科技技术信息化建设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同时可向全油田推广这套系统，全面提升油田信息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许淳熙.论文评审的历史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08）.
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着。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着。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着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
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