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山西宋辽统治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8—0240—02
山西地处中国中北部地区，周围有太行山、黄河、长城环绕，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古至今，山西地区凭借特有的区位和自身的文化成为黄河文明的重要文化区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一、山西在北宋的政治地位
中原王朝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格局后，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建立了宋朝，定都开封。宋朝建立的首要任务就是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当时，在山西境内的主要割据政权是北汉，宋太祖赵匡胤在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以后，不断对北汉用兵，但都失败了。赵匡胤去世后弟弟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979年，宋已平定了南方各国，势力增强，宋太宗决意灭亡北汉。宋朝对北汉用兵以后，受到了北汉和政治盟友辽国的双重夹击而失败，后宋太宗派潘美、曹彬、田重进等分三路进攻北汉，对太原城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围攻，最后，宋太宗下令用汾河水灌太原城，北汉国主投降。至此，整个山西中南部地区都被划入北宋的国土以内。[1]
山西地处北宋防御辽国和西夏两个政权的前沿阵地，“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2]，因此，北宋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非常重视，并在山西境内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确保对山西的管辖。在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北宋朝廷在这里设立了河东路，下辖3府、14州、8军、82县，但是晋北地区是辽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宋朝的统治范围限制在忻州以南的所有晋中、晋南地区，当时的太原府、隆德府、平阳府（今临汾市）分别管辖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和晋南地区。[1]从地缘的角度和当时宋辽两国的关系来看，北宋的国都开封是在山西的南面，黄河以南，一旦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话，可以从山西大同直接往南，这样，开封就会暴露在北方游牧骑兵的面前，后来的金灭北宋就是这样。但是划入北宋国土之内的山西中南部地区至少可以成为防御辽国的缓冲地带。
与全国其他各路一样，北宋在河东路也设有四司，即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这是宋朝为防止地方权力过大而采取的分解地方权力的统治办法。转运使司负责管理地方财政，除了一小部分用作地方支出以外，其余都要上缴中央；提点刑狱司负责一个路的司法和监察，代表天子监察地方官民；提举常平司负责救济和赈灾；安抚使司负责一个路的兵民之事。四个部门，各司其职，互不统属，从而把地方的权力分开。另外，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唐朝后期的那种武人割据的局面，除了在山西设置四司以外，还在州一级的行政长官中设立通判，通判是监察地方官的言行的，有权向皇帝直接汇报，在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央加强了对山西地区的控制。
山西在北宋时期的政治地位主要体现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抵御和保卫首都开封上，同时，北宋中央政府在山西所实行的一系列分割权力的举措避免了这里出现军人叛乱的局面，客观上有利于山西的经济文化等的发展。
二、晋北在辽国的政治地位
辽国统治山西的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大同、朔州、忻州北部。五代时期，石敬瑭为了当上后晋的皇帝，不惜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使得北部地区处于契丹族的统治之下，中原王朝直接面临少数民族南下的危险。辽国的统治民族契丹族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3]，在辽国建国初期，契丹族的汉化水平比较低，经济生产方式落后，经常南下掠夺物资。辽国占据山西北部地区以后，把这一地区看作主要的政治区位，尤其是在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山西北部成为北宋与辽国的分界线，双方可以互开榷场，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民族融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一地区在宋辽时期出现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互交叉融合的现象。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经济和榷场贸易往来频繁，中原汉族先進的经济文化传入辽国，大大促进了契丹族封建化水平，而契丹族占领的晋北，汉文化根深蒂固，决定了辽统治者对这一地区政治地位的重视。辽国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晋北地区的统治与管理，设立西京大同府，辽实行的五京制，其中的西京就位于山西境内，可见晋北地区在辽国的重要性。同时，在府以下，依次有州县等行政机构，在契丹族聚居的地方，实行部族制，这样，辽国在晋北实行的是汉族州县制与契丹族部族制并行的统治方式，利用这种胡汉杂糅的治理方式有效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来说，占据山西向南可以与先进的汉族政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说，占据山西并把山西作为一道屏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当然也有利于与对方进行榷场等贸易。因此，山西地区不管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军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特别在各个民族政权并列的时代，这种地位更加突出。
三、宋辽时期山西的经济文化
北宋时期，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太原的史守一出资修浚的晋祠水利工程就可以灌溉6000顷农田。同时，山西兴建水利的重点是“淤田”，宋仁宗年间（1056—1063年），程师孟在河东路就监管河渠而初行“淤田”法，河东地区大规模的“淤田”，既杜绝了水患，又改良了土壤，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4]此外，山西的农业生产工具得到发展，农具种类增多，大大促进了北宋时期山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辽对晋北地区的农业也非常重视，有史籍记载：“乾亨四年（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豁免农业税）。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5]契丹贵族不仅承认在燕云地区实行的封建制的土地租佃，进而征收农业税，而且鼓励汉族以外的“蕃”族租佃土地进行耕种，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在宋辽时期，山西的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比如冶铁业、制瓷业、纺织业等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双方互开榷场，在山西境内的榷场主要集中在今天忻州市的代县宁武一带，双方贸易交换的商品众多，都是带有本民族经济文化特色的产品。宋朝向辽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铁器、铜钱、瓷器、丝绸、茶叶，辽国向中原地区输出的以畜牧产品为主，比如羊马、青盐、人参等。宋辽的榷场贸易有利于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山西地区的物质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兼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明特质和汉族农耕文明的特点，加快了山西地区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步伐。
在10—12世纪宋辽西夏并存时代，山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国防地位而备受各个政权重视。这一时期，山西地区除了经济发展上兼有两种不同文明的特点以外，文化上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这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
在宗教方面，宋辽时期，河东地区的佛教得以发展与兴盛。北宋建国后，以赐额的形式对修建佛寺给以名义上的支持，鼓励和推动佛寺的建造。如宋太宗赐天下无名寺额时，佛寺兴建达到高潮，上党地区被赐额的有长治县李坊村洪福寺、内王村宝云寺等。辽国占据幽云十六州以后，佛教迅速传入辽国的上层统治阶层，辽国皇帝都信奉佛教，并把佛教作为国教加以尊崇。山西境内修建了各种佛教寺庙，这一时期，山西地区佛教十分兴盛；除了新建寺庙以外，还有各种佛教教派和教义也得到发展，比如佛教中的三阶教等。[6]山西境内现存的大同市善化寺、华严寺以及朔州应县木塔都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建筑。
在艺术方面，山西也涌现了众多知名人物。比如米芾，原籍山西太原，宋代著名的山水画家，著有《画史》《书史》等，在我国的水墨山水画史上影响极大；他的书法成就更大，以草书为最。宋代为后世所推崇的“苏、黄、米、蔡”四大家，以米芾的书法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论坛活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要求的具体行动。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王胜俊院长重要讲活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晶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贺信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王胜俊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贺信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王胜俊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党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指出，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指出，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山西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同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大会会场主席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
此次论坛提交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 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_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 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政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
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军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军、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没情况为视角》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参加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6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同、进医院、进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论坛活动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各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众多网站相继转发有关内容。
【关键词】山西省 京津冀 协同发展
一、山西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是我省转型发展的需要
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需求，我国煤炭资源的开采量和使用量也呈现出大幅度增涨的趋势。山西省作为我国的煤炭储量大省，在煤炭资源开采和利用方面都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但与此同时，由于山西省煤炭资源开采量的大幅度增加，高负荷的煤炭开采和使用使得山西省煤炭储量日趋锐减，加上现行煤炭开采的工艺水准，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煤炭职工数量过多等矛盾更加凸显，因此，从宏观发展上来看，作为山西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
（二）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是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山西省与京津冀蒙地区以往的产业合作情况来看，对于山西省，京津冀地区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项目最多。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目前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的最后阶段，随着工业化发展较快，产业升级越来越明显，以前劳动力比较多的产业受制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土地价格上升，以及环境承载能力限制，开始不断向外转移，而且正面临着承接新一轮的国际新兴产业转移的机遇，产业结构迫切需要升级。而我省则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刚起步阶段，并且又具备劳动力资源便宜和产业基础好的两大优势，这就成为了承接东部成熟产业转移的条件。
（三）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山西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不仅仅是针对两地区之间的互动发展，对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省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在要素禀赋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和整合，但由于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不同，其所拥有的要素种类、数量和质量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区别并很难满足协调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几个具有不同要素察赋的地区进行区域协作，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有关山西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一）有关山西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研究
冷雪（2015）指出在政策层面不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老工业基地振兴都与我省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认为山西处于“不东不西”的尴尬位置，即使是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之后，我省依然无法摆脱一定的区域困境，这是因为地理位置、历史因素以及资源禀赋上的特殊性。张耀军、缪国亮（2009）认为在国家大战略主导的发展背景下，由于与东部地区存在的差距较大，跨区域之间省份的合作实际突破性进展并不明显，省份之间存在市场分割、战略不协调、要素流动机制不畅通等问题，最终无法发挥各自的优势。
（二）有关山西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可行性研究
李志强（2012）认为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包括丰富的矿产资源、明显的地理优势、鲜明的能源和工业优势、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两地区在合作方面拥有着一定的基础和合作意愿，拥有一定的合作的空间以及合作的环境，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两地资源的最大整合，实现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增长，不论是北京市、天津市、还是河北省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和山西合作的前景、产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也为和山西合作的基础性条件进行了铺设，打开了合作的渠道和行业，因此，可以说山西未来的发展充满着新的希望和新的机遇。
（三）关于两地区合作理论的研究
张婷（2015）认为，最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关税同盟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经济体由贸易创造的新收益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要件。Tinbergen（1954）首次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他亦将经济一体化分为两个范畴，即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积极的经济一体化主要致力于建立完善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 消极一体化则主要是通过消除歧视和管制，将自由化的经济变量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随后Cooper（1965）和Balassa（1968）等人曾考察过关税同盟的动态效果，提出了区域内部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生产经营效率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等都会实质性影响关税同盟及其内在收益。
（四）山西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
尚慧辉（2015）总结出五点较为全面的融合发展路径：第一，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加快交通网络项目推进力度；其次，加强能源合作，继续推动长期合作与北京在煤炭、电力等领域，启动煤层气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的合作；第三，加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合作，加快北京天津的风沙治理，太行山三北防护林建设、植树造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第四，加强经济和产业合作，深化与北京、天津在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煤化工、新材料，在节能和环保领域的新技术和合作；第五，加强在旅游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建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之间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无障碍旅游区。
三、文献评述
从上述文献来看，目前学者对山西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必要性、路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现阶段山西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困难研究偏少，如何在短期内加快融合发展进程的研究针对性不强。同时，在实证分析方面，对于山西省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相关实证方法的运用仍然偏少。同时对于即将在2022年召开的北京-张家口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契机对于山西省的融合发展的研究几乎还未开始。路径方面，制定的解决方案系统性和实践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具体研究现阶段山西省如何加快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为山西省转型发展中的区域合作问题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
[1]李志强.主动融入首都经济圈推进山西与京津冀蒙区域经济合作[C].山西省周边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及对策建议（项目编号：10C05-1）.2012，9.
[2]赵满华.推进首都经济圈合作促进山西转型跨越发展[J].经济问题.2013，4，98-102.
[3]靳共元，冯江茹.山西融入“首都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思考[C].2012京津冀晋蒙区域协作论坛论文集.2012.
我们的研究缘何存在这一问题？原因大抵可以在“人类科学”割裂自然与文化、分化物质与精神的“惯性”中找到——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我们“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概念”[1]（P.210）；而又如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感悟到的，这二分的、对立的概念“从人与动物的对立状况中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道德与物理、理性与本能，更对立了社会与自然”。[2]
有着“天人合一”传统的东亚诸文明，除了有助于我们再度认识东西方价值观之差异[1]（P.185-196）之外，是否还有助于我们补正西式社会科学的“去山川法”？
2012年4月27～28日，我在四川安仁镇召集了一次“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邀请来自东亚诸国、欧洲及中国的20多名友人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参与工作坊者有的从部落异文化反观西方宇宙论的局限，有的呈现中、日、韩三国文明传统中山川的角色，有的结合理论与经验叙述民族志时空坐落中人与物、神与自然难以区隔的特征，有的以生动的个案展现中国文化诸书写传统中山川的核心地位。①[3]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源自这一工作坊关于中国古代士人对山的书写与描绘的讨论，是对于工作坊中出现的西方宇宙论批判、东亚文明研究及天人关系民族志诠释的回应与延伸。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兰善兴的文章聚焦中国山水画，该文指出，山水画的成熟过程与士大夫群体独特的身份形成过程有着内在的契合；山水画是上古山川崇拜的人文表达方式，山水画论所追求的“传神”，使山川之“生命力”得以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金花的文章是通过一本文人游记——顾彩的《容美纪游》——来呈现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文章力求展现士人对山川的三重印象——既是蛮荒之地，同时又是桃花源和仙境地，这三者看似一个交融的矛盾体，但实际上它是传统士人借助边远的山川来反思自身的社会，对文明与野蛮、出世与入世、得道与失道之关系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瑜的文章讨论了“山志”这一文类对“山”的书写，以康熙年间高奣映所著《鸡足山志》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力图呈现清初士人所理解和书写的山川。文章从山川与府州的结构关系，解读山志的书写；并指出对于山志作者而言，山川与府州构成了两套相互配合和补充的知识。
山水画、游记、方志均不同于民族志。因之，从事我们这门学科研究的同行们易于将这组文章看作若干对于“前艺术”、“前科学”、“前民族志”的现代解析。三位作者的写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恐怕亦是如此——他们似乎将人类学诠释当作方法，将中国的山川意境当作其施加方法的对象。然而，在理念出发点与内涵上，三篇文章提供给我们的，恰不是“以今论古”，而是“以古示今”——借古人投身于山川、融入于文质彬彬之境、置身于自然秩序与政治之间的种种身心活动，反衬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让那些兴许是出于“不经意间”的老式书写启迪民族志的新论述。
山水画、游记与方志透露出古人有过的“中间性灵通”。当下，这一“灵通”并未失去生命力，因为，经过梳理，它将再度“生活”在社会科学中，与后者碰撞结合，产生作用。而这组文章试图做的，正是与此呼应。人与自然混融的思想，“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上很多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的理念，但中国人传统上对这方面有特别丰富的认识和深刻的探讨”[1]（P.210）；为了将诸如山与水之类的“自然物”融入人文世界的民族志视野中，我们可以“转眼到历史文化的大共业上，来重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老观念”[4]，借重文人山水画中“人小物大”的意境，参考穿行于文野之间的游记，比附方志中治所与“地理”对应的方法，展开对人与物、文明与他者、政治与“自然”之间广义的人文关系研究，提炼出既有自身文化特殊性、又有宽阔普适性的人类学论述。
注释：
①关于该学术活动，请参见兰婕、汤芸所写“纪要”（《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秋季卷204-207页）。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把此次工作坊的有关讨论归类为“生态人类学的”，因为，“生态人类学”正是基于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提出的，而我们的讨论则相反，与会者关注的，其实是作为文化之存在基础与核心内容的“自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2]Tim Ingold， The Percoption of the Environment[M]. London： Routledge， P.48.
[3] 兰婕，汤芸.“山——人类学的视野”国际学术工作坊活动纪要[J].西北民族研究，2012（秋季卷）：204-207 .
一是从理念创新入手。在交谈中，他感言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和创新将无从谈起。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山西这块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上，从事艺术职业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素有“戏曲摇篮，民歌海洋”之美称。在全国360多个戏曲剧种中，山西就有52个，占到全国总数的1／7；山西民歌则更多，现存有2万多首；在国务院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山西有96项入选，其中传统戏剧22项，民间音乐11项，民间舞蹈8项，民间美术12项，曲艺3项。
作为一所以传承戏曲等山西民族民间艺术为主的艺术类高职院校，必须植根于山西这片丰厚多彩的民族文化土壤，与山西文化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准确地为自己定位。
艺术职业教育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个生命体中,教育和艺术是两个最重要的“基因”，而教育和艺术的传承又都有各自的规律可循。对于艺术院校来说，就是既要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培养高素质实用性艺术人才，同时还要遵循艺术规律，打造品牌专业和精品剧目，承担起传承和弘扬山西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重任，承担起为山西文化建设培养艺术人才的重任。这些年，努力寻求的就是艺术和教育这“两个基因”“两条规律”的最佳结合点，这是他们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最佳结合点上他们明确提出了学院的办学定位，那就是：紧紧依托文化行业，坚持走“三条道路”、努力建设“三个基地”。即：坚持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突出地方特色文化的道路，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基地；坚持走守正出新的发展道路，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传统艺术的改革创新基地；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优秀实用性艺术人才的培养基地。第一条道路、第一个基地，主要体现在对山西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活态传承”上。山西历史文化资源博大精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继承发扬。而传承历史文化有多种方式：有博物馆式的静态传承，有文艺团体演出式的动态传承；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了“活态传承”的观念，所谓“活态传称”即：立足本土，出作品，出人才，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这是职责和使命所在；第二条道路、第二个基地，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艺术的“改革与创新”上。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样也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继承绝不是全盘照搬，依葫芦画瓢，而是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和生命力，这样的传承才能有所作为；第三条道路、第三个基地，落脚点在“人才”，主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培养造就实用型艺术人才，必须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把学生艺术实践融入社会，融入市场，在“真刀真枪”的实践演出中才能真正达到锤炼人才的目的。
“三条道路，三个基地”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准确地概括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追求。这一定位体现了艺术职业教育的特点，顺应了山西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明确了对待传统文化艺术的态度，指引了学院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发展方向。
二是打好精品剧目战略。在“三条道路，三个基地”办学定位指导下，紧紧围绕培养优秀实用型艺术人才的目标，进一步开阔办学视野，通过创作演出艺术精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赵银邦院长说，自2004年起，以“每年一部戏，五年打造5台戏”的目标，投入到精品剧目的创作演出之中，为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舞台，给学院办学带来了活力，同时，也为山西文艺舞台增添了一道道绚丽的亮点。在谈到这些精品剧目时，赵院长如数家珍：
1.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
2004年，山西推出了以“华夏文明看山西”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以此为契机，发挥音乐系的优势，推出了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华夏之根》以山西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脉络，艺术地再现了山西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部音乐作品被誉为2004年中国民族乐坛上出现的一道亮丽风景，并于2007年荣获第六届中国“金唱片”奖的第四个奖项，成为本届“金唱片”中获奖最多的一个作品。x2008年7月，在太原召开的“全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特色办学论坛会议”上，山西戏剧职业学院院长赵银邦以该院在剧目驱动下对艺术人才培养教育的特色办学作了论坛演讲，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和认可。当然，作为学哲学专业的赵银邦，这其中不仅带有理论层面上的依据和高度，同时也列举了他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多年来的经验积淀和有益尝试，颇具见解。那么，人才培养作为当前各艺术院校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是何以受到关注得到认同的呢？为此，我们再一次走进了赵银邦与他的特色办学。
一是从理念创新入手。在交谈中，他感言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和创新将无从谈起。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山西这块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上，从事艺术职业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素有“戏曲摇篮，民歌海洋”之美称。在全国360多个戏曲剧种中，山西就有52个，占到全国总数的1／7；山西民歌则更多，现存有2万多首；在国务院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山西有96项入选，其中传统戏剧22项，民间音乐11项，民间舞蹈8项，民间美术12项，曲艺3项。
作为一所以传承戏曲等山西民族民间艺术为主的艺术类高职院校，必须植根于山西这片丰厚多彩的民族文化土壤，与山西文化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准确地为自己定位。
艺术职业教育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在这个生命体中,教育和艺术是两个最重要的“基因”，而教育和艺术的传承又都有各自的规律可循。对于艺术院校来说，就是既要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培养高素质实用性艺术人才，同时还要遵循艺术规律，打造品牌专业和精品剧目，承担起传承和弘扬山西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重任，承担起为山西文化建设培养艺术人才的重任。这些年，努力寻求的就是艺术和教育这“两个基因”“两条规律”的最佳结合点，这是他们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最佳结合点上他们明确提出了学院的办学定位，那就是：紧紧依托文化行业，坚持走“三条道路”、努力建设“三个基地”。即：坚持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突出地方特色文化的道路，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基地；坚持走守正出新的发展道路，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传统艺术的改革创新基地；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优秀实用性艺术人才的培养基地。第一条道路、第一个基地，主要体现在对山西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活态传承”上。山西历史文化资源博大精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继承发扬。而传承历史文化有多种方式：有博物馆式的静态传承，有文艺团体演出式的动态传承；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了“活态传承”的观念，所谓“活态传称”即：立足本土，出作品，出人才，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这是职责和使命所在；第二条道路、第二个基地，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艺术的“改革与创新”上。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样也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继承绝不是全盘照搬，依葫芦画瓢，而是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和生命力，这样的传承才能有所作为；第三条道路、第三个基地，落脚点在“人才”，主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培养造就实用型艺术人才，必须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把学生艺术实践融入社会，融入市场，在“真刀真枪”的实践演出中才能真正达到锤炼人才的目的。
“三条道路，三个基地”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准确地概括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追求。这一定位体现了艺术职业教育的特点，顺应了山西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明确了对待传统文化艺术的态度，指引了学院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发展方向。
二是打好精品剧目战略。在“三条道路，三个基地”办学定位指导下，紧紧围绕培养优秀实用型艺术人才的目标，进一步开阔办学视野，通过创作演出艺术精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赵银邦院长说，自2004年起，以“每年一部戏，五年打造5台戏”的目标，投入到精品剧目的创作演出之中，为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舞台，给学院办学带来了活力，同时，也为山西文艺舞台增添了一道道绚丽的亮点。在谈到这些精品剧目时，赵院长如数家珍：
1.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
2004年，山西推出了以“华夏文明看山西”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以此为契机，发挥音乐系的优势，推出了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华夏之根》以山西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脉络，艺术地再现了山西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部音乐作品被誉为2004年中国民族乐坛上出现的一道亮丽风景，并于2007年荣获第六届中国“金唱片”奖的第四个奖项，成为本届“金唱片”中获奖最多的一个作品。
2.儿童话剧《我能当班长》
在话剧舞台上，儿童剧的创作一直处于低谷状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山西的儿童剧创作一直处于一项空白。2004年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后，以学院话剧影视系学生为主体，进军儿童话剧新领域，仅用半年多时间创作出新编儿童话剧《我能当班长》。该剧生动地再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反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在少年儿童观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填补了山西儿童话剧创作的空白，并荣获国家文化部的十一届“文华新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
3.儿童话剧《刘胡兰》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学院适时推出了儿童话剧《刘胡兰》。在话剧《刘胡兰》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突破。烈士的英雄形象更加鲜活。该剧被誉为青少年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并被上海市教育局列入2005年小学生必修课之一，应邀赴上海市巡回演出。该剧荣获山西省“杏花奖”。
4.大型戏曲交响晚会“山西四大帮子交响演唱会”
山西戏曲四大梆子流布广泛，影响深远，都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学院是山西戏曲教育的最高学府，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薪火相传，人才荟萃。他们把传承、创新、发展山西戏曲艺术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2006年，学院创作演出了大型戏曲晚会“山西四大梆子交响演唱会”。演唱会将山西戏曲四大剧种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各戏曲剧种的神韵，又赋予其时代气息，受到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和全国政协礼堂演出得到首都戏曲和音乐界专家的高度评价。
5.大型精品旅游剧目《唱享山西——经典民歌汇》
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民歌资源遍布全省各地，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在全国都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在文艺舞台上尚未出现一部大型原生态山西民歌演唱会，成为山西文艺舞台上的一大缺憾。2007年在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学院敢为人先，精心打造，终于在2007年推出了大型精品旅游晚会“唱享山西——经典民歌汇”。该晚会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几十首山西民歌，在保持歌曲原汁原味的同时，辅之以现代舞台技术手段，气势恢宏，美轮美奂。作品一经推出，观众反响强烈，好评如潮，给观众带来了高水平的艺术享受。晚会被确定为太原市文化旅游项目之一。
山西大学对国学如此感兴趣，并不是追逐时下的“复古风”，而是因为山西大学有着悠久的国学研究传统和厚实的学术基础。原来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两大弟子黄侃、李亮工（时称“北李南黄”）都曾在山西大学执教。章太炎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7人中的两人柏逸荪与姚奠中也曾同时执教于此。特别是姚奠中，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姚奠中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刘毓庆也曾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院长。他的再传弟子郭万金则为现任文学院院长。
章门晋脉，薪火相传。正是他们几代人的坚持不懈，使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在山右（指太行山以西，特指山西）得到了承传、发扬与光大。
国学大师章太炎以及“北李南黄”
余杭章太炎继承了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与理想，在国势倾颓之下高呼“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扛起了“复壮”华夏文化学统的使命，即使于狱中也仍不忘继任学统，反而精神意志更加坚定，“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章太炎曾先后在日本、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讲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尽其毕生之力，把这种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章太炎学术上要求严格、实事求是。他强调自己的治学思想是“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即以小学为基础，又强调读经，“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读经史之效在于“巩固国本”。并说，小学是管钥，诸子是堂奥，要以诸子为归，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治学方法上讲究“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词”6条规则，他认为，只有“精研训诂”“博考事实”才能“每一下义，泰山不移”。其《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他的弟子承其治学思路，各成大家。比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成了大家，刘文典在治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继承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则是鲁迅。可见章太炎教泽之博，门庑之大。其中有4人曾先后执教于山西大学，解放前主要是黄侃、李亮工，解放后主要是柏逸荪、姚奠中。
湖北的黄侃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也曾在山西大学任教，讲授《说文》。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李亮工，山西运城河津人。他对章太炎十分钦佩，不离左右，谦虚而真诚地向大师请教，与黄侃同时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学问大有长进，名声大振，时称“北李南黄”。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学校长，他虽与阎锡山同为赴日留学生，但对阎在山西的作为有诸多不满。不久愤然辞去山大校长职务，回家乡筹资办学。由于山西大学师生恳切敦请，李亮工重返山西大学，后来兼任国文系主任，潜心讲授《说文》《尔雅》《音韵学》等，深居简出，再不过问校政。平时，他只与山大校长王猷丞、文科院长张贯三、教授张静山、冯次经等少数友人来往，课余惟闭户研读。李亮工博闻强识，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原则，直接章门薪传。其著作甚丰、作风朴实，对后世影响比较深远。
柏逸荪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后又转任山西大学副教授。
章太炎的弟子中山西籍的还有景梅九、景耀月、刘景新、郑云飞、刘一化等，他们对国学的承传都有一定的影响。
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
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今年已98岁，为山西稷山人。姚奠中学问博大精深，融通文史，不拘一隅，诗书画印，无一不精，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教育家。
姚奠中继承了章太炎的“救世”精神与理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且全面继承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他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它为归结点。
姚奠中先在“无锡国学专修班”学习，后因仰慕章太炎的学行，遂转入“章太炎国学讲习班”，接着考取了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次研究生，在7名被录取者中，姚奠中排名第4，年方22岁。章太炎在1936年去世后，姚奠中便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值抗日战争，他不得不辗转于安徽、贵州、云南等地。在颠沛流离中，教育救国的理念一直伴随着他。
1951年，姚奠中从贵阳回到太原，任职于山西大学。除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外，还参加多重政治、社会团体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元好问学会会长等职，还在山西省文联、作协担任着会长、理事等，是全省和全国优秀教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收入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名人传。
姚奠中执教半个多世纪，转教南北，弟子遍天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毓庆。
刘毓庆，山西洪洞县人，是姚奠中第一批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现在为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978年后第一次招研究生，考生年龄上限规定在40岁，而刘毓庆当时大学刚毕业，只有24岁。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班11人，平均年龄是37岁。因为有年龄优势，姚奠中指导他与其他研究生不同，要求先打基础，从小学入手，而后读经史著作。
1981年，刘毓庆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刘毓庆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初露锋芒，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当时仅32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河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魏际昌在他申请职称的论文评阅书上就毫不讳言地说：“此人应径以教授聘任之。”1996年刘毓庆晋升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攻读博士，199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返回山西大学执教，任中国古代文学所所长。2001年，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清西陵概述
清西陵是清王朝在关内开辟的第二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园，位于今河北省易县梁各庄以西永宁山下，距离北京120公里左右。清西陵周界约100公里，面积达800余平方公里。清西陵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到1914年崇陵竣工，历时185年。建有帝陵4座（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光绪崇陵）、后陵3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妃园寝3座、王爷园寝2座、皇子园寝1座、公主园寝1座，共14座陵寝，葬皇帝4位、皇后9位、妃嫔57位，亲王2位、皇子5位、公主2位，共79人。
清西陵历来被皇家视作“万年龙虎抱，日夜鬼神朝”的“上吉之壤”和神圣禁地。整个清西陵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金壁玉柱，碧瓦红墙，若隐若现，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将建筑的人文美与山水的自然美进行有机结合的典范。清西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与清东陵一起被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清西陵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二、清西陵主要资源分析
清西陵规模宏大，周边资源丰富，以皇陵古建筑群、山水植被和人文风水为主要代表。
（一）皇陵古建筑群
历代皇为自己的陵寝竭尽全力，只为求得一处风水上佳、万世敬仰的绝佳圣地。然而，随着朝代的更替，旧的皇陵始终会衰败。明清以前的中国皇陵大多只留下了一个土冢，明皇陵经历明末农民战争的摧残和清朝的衰败后，原真性的地面建筑已经很不完整了，宫殿和明楼建筑大部分就修复过，已失去了明朝的陵寝原真性。
清皇陵是中国最后的皇陵，尤其是清西陵，因为距今时间短，地面文物建筑基本原状保存。众多建筑的彩画与雕刻都清晰可见，陵区宫殿多施旋子彩画，庙宇牌坊多施和玺彩画，行宫、住宅多施苏式彩画，在陵区雕刻中，为数最多的是龙凤。整个建筑群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发展的高度水平和民族风格的优良传统，是祖国极其珍贵的文化瑰宝。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封建社会的结束，清朝的皇家陵寝成为我国陵寝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光绪皇帝的崇陵成为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寝，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皇家陵寝历史。清西陵是皇家陵寝的休止符，演绎着皇家陵寝的最后绝唱。
（二）山水植被
清西陵陵区内山川秀丽，景色宜人。东有金龙峪，山峦盘旋、丘陵阡陌。南有九龙山，巍峨挺秀、气势磅礴。西边为太行山东麓――云蒙山，层峦叠嶂、逶迤起伏。北有永宁山，耸入云端、气象万千。此外，清西陵处于易水河畔，河水蜿蜒曲折，环绕陵区。陵区内有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古松林。从建陵开始，清王朝就在陵寝内外栽植了数以万计的松树，现在这里有古松1.5万株，青松幼柏20余万株。
深厚的文化底蕴，葱郁的山水植被将清西陵装饰成独特的“文化氧吧”。清西陵景区11个负氧离子测点数据显示：负氧离子浓度2600-9900个/立方厘米，平均值为5627个/立方厘米，是最高等级标准值2100个/立方厘米的2.7倍，空气质量一级。
（三）人文风水
清西陵开建后，为了保护上吉之壤，清政府在陵寝的东南西三面修建了风水墙，墙外设有三道界桩（红桩、白桩、青桩）。界桩间用黄丝绳连接，桩上悬挂禁牌。青桩外再开20里官山，立界石，严禁百姓过往。[3]在官山内，居住着一群守陵人，一个完备而精密的小社会。随着社会的变革，部分守陵人逐步外出发展，但还有部分守陵人的后裔依旧守着祖宗的陵寝，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守陵人”。此外，在凤凰村、忠义村等村庄居住着众多满族守陵人后裔，满族的人文风情绽放于此。
清西陵的选址是在严格的风水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在选址中，综合运用“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方法，伴之以望气、尝水、辨认土石等手段，以期达到“地臻全美”的目的。清西陵不但以中国“风水”相法为选址依据，更注重完美的融山水环境、人文景观为一体，形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陵寝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清西陵坐落于永宁山下，从大的格局来看，其地理形势是：“东控河北平原，西隔涞源而接恒岳，南连完唐以接太行，北临涞水遥接燕山山脉。横一百九十华里、纵一百七十华里，境内岗峦起伏，峻岭环峙，拒马河经其北部能贯其间，形势雄伟，自然天险，自古迄今视为军事要地。”其中泰陵以永宁山为北面的靠山，永宁山自西南向北而来，又向东北伸延，绵延数百里，巍峨耸拔，端崇雄伟，形成北面的天然屏障，符合风水所讲的来龙的气势，即来龙祖山“辞楼下殿，开屏开账”的形势。砂山指陵寝周围除来龙之外的群山，与龙山呈隶从关系，龙与砂的关系及砂山的景象是“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为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府伏，行呈乖戾之心。”[4]泰陵前的龙凤门的案山是蜘蛛山，大红门的案山为元宝山，泰陵的朝山是东旮旯村南的双耳岭山。左右两侧有对应护卫的青龙、白虎砂山。
水口砂在风水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水口砂者，水流去处两岸之山也，切不可空缺。”实际上，水口砂所居地，不啻天然门户，故风水称之为“地户”，像人的口鼻通道，实与命运攸关。九龙山、九凤山即是泰陵的水口砂山。西陵各陵墓旁均有北易水支流，水在南部为朱雀水，西北涞水叫天门，出东南为水口。可见北易水是风水之法所要求的理想之水。按格局来论，南向为正，居中为尊，后对来龙，前有案山，形成四至山水环抱有情的种种意向。就穴法而论，在确定山向和穴位后，要开控验土的探井。土质以“土细而不松，油润而不燥，鲜明而不暗”的“生气之土”为佳。西陵境内，地势宽阔，黄土层填塞，土脉沃腴，种植繁盛。清西陵各个陵墓的坐向，基本属于自然立向，即有什么来龙，就立什么坐向。据测量各个陵墓的坐向均是子山午向或癸山丁向，适应北方来龙，均属于坐北朝南的格局。总而言之，西陵境内的龙穴砂水向诸要素，均符合风水理论的要求。
三、清西陵目标市场的旅游需求
（一）清西陵目标市场的定位
根据清西陵的地理位置、资源特色及周边地区经济状况，初步确定北京游客、天津游客、河北游客以及国外游客是清西陵客源的主要目标群体。
（二）目标市场的旅游需求
清西陵景区的国内主要客源地为北京、天津、河北以及附近的区域，大多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线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生活压力较大。因而，主要客源群体呈现出了“逆城市化”和“家庭同乐”的旅游需求态势。而国外游客以北京为中转地，寻求周边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之地，喜好生态良好、民风醇正的自由观光环境。三大主要目标群体虽有所相似但各有特色，对清西陵的旅游诉求也有所差异。
1.京津游客
人们在旅游中存在着对旅游产品的差异化选择倾向，即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偏好，具有与日常居住环境景观不相同的追求倾向，即旅游者求新、求异的心理。调研表明，北京人29.197%的人喜欢自然风光类，22.105%的人喜欢休闲娱乐类，14.175%的人喜欢化遗产类。此外，高质量休闲娱乐主题公园成为各年龄段居民共同的最爱选择，总体选择率达31.116%。其他产品的被选率依次为：自然景观22.166%，高科技高知识含量的博物馆18.170%，文化民俗项目16.115%，观光农园11.133%.京津游客对于清西陵最主要的诉求在于其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其淳朴的民俗，喜好的旅游产品为自然观光、养生度假及民俗体验类旅游产品。
2.河北游客
针对清西陵的河北游客主要是指石家庄、保定及其周边游客。该区域游客在出行时间大多有季节性变化，通常在周末及单位休假时出行，仍有部分居民愿意在特定纪念活动期间出行。旅游持续时间大多为3-5天，占到48.5%，其次为7-10天及10天以上的长线游。在目的地类型上以自然观光、休闲度假、娱乐消遣、生态探险及文化教育等类型为主。清西陵对于河北本地游客的吸引在于其养生休闲和户外运动。
3.国外游客
在国外游客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等人文景观感兴趣的客人居多。研究表明，国外游客在旅游地的选择上注重旅游地文化底蕴、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等因素，偏好于文化遗产地和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名俗旅游地。清西陵吸引国外游客到此的关键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其宏伟的古建筑及良好的生态条件让国外友人流连忘返。
三、清西陵旅游的开发方向及意向性旅游产品
（一）注重古建筑群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优化，发展古建筑、自然景观的观光旅游
清西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开发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对文物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持。因为“遗产资源的原真性是衡量遗产旅游产品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遗产旅游应注重体现遗产的原真性。”原真性的古建筑群是清西陵最宝贵的文物资源，具有唯一性和核心吸引力。同时，注重对周边自然环境的维护，保护清西陵严格的风水格局，达到生态环境优美，建筑群落完整的美好场景，吸引国内外游客到此观光，尤其是国外游客。他们虽在北京能看到中国古建筑，但绝对没有看到过将古建筑群与自然风光结合得如此完美的景观。
（二）依托清西陵优秀山水植被环境、负氧离子高等生态条件，开发养生度假类产品
清西陵处于群山环抱、水流环绕、松柏覆盖之中，是京津圈内难得的生态佳地。结合易文化、道家养生元素打造养生度假天堂。开设“五悦养生体系”：食悦（素斋馆、养生药膳、绿色功夫茶等）、赏悦（悠然山谷、景观小品、香化系统，音乐系统等）、娱悦（健身步道、滨河垂钓、声乐剧场等）、身悦（养生社区、生命中心、配套的形体锻炼法、创新特色汤泡、五行按摩手法、药浴等）、心悦（禅悦瑜伽、静心灵乐、冥想瑜伽、森林太极等），达到五养（养颜、养眼、养气、养身、养心）目的，吸引北京、河北等生态环境较差地区游客的心肺。
（三）挖掘易水文化、满族文化及相关民风民俗，开发民俗类旅游产品
清西陵处在易县的易水河畔，与易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清西陵居住着大量满族守陵人后裔，独特的满族风情让其具有少数民族的风采。充分挖掘这两种文化内涵，以文化展示的方式将其呈现给游客。可利用易水河水资源，打造易水风情小镇的水街，在北方形成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少数民族小镇。将满族民俗进行现场演绎，让游客亲身参与和感受，旅游经历更加深刻，对旅游地的情感记忆也更加深刻。
（四）结合周边山地，利用周边优良自然环境，开展徒步、露营等户外运动项目
【关键词】知识竞争力；高校；评估
所谓“高校知识竞争力”，即一定区域内的高等学校具有的知识创新能力及知识转化能力。对高等院校知识竞争力指数的测度与评价，是从知识竞争力的角度衡量一定区域内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新视角，也是衡量一定区域内高等院校知识竞争优势的关键。
1.山西省14所高校知识竞争力指数的测度
1.1 评价对象的选择
本次测评选择了山西省具有代表性的14所高校：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财经大学，运城学院，长治医学院，忻州师范学院，太原师范学院，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这14所高等院校包括了山西省一本、二本及三本三种类型的学校。
1.2 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次测度的数据采集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1）权威机构的年鉴。主要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教育局，教育权威研究机构等出版的资料汇编、年鉴及报表。（2）权威机构的网站和数据库。包括国家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相关网站、山西省教育网站，山西省教育统计数据资料，国内外有关数据库，山西省各高校网站、媒体报道和报刊杂志书籍等渠道。
本次测度主要采用2010年度的数据。对于缺损数据，按2008与2009年的平均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方法主要是：（1）消除指标量纲，进行指标“价值”量化；（2）利用计算熵值和差异系数对数据加权综合评价。本次测度的一、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1，三级指标的权重在此省略。
1.3 评价方法
（1）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包括一至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77个（见表1）。
（2）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采用直线型模糊隶属度函数对基础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消除指标量纲影响，采用熵权法和量化值加权函数法结合进行评价，科学确定出各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建立起最基本、最简洁的体系，最终达到诸指标之间的差别直观化、简单化和可操作化的目的。最后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关键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分析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找出内因和外因对结果的影响，各个关键因素对高校知识竞争力的影响。
2.山西省14所高校知识竞争力指数的排名与评价
2.1 山西省高校知识竞争力指数排名
（1）总排名
排名第一的是山西大学，位居前四位的分别是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医科大学，领先高校的知识竞争力指数综合得分都大于1。较为落后高校的知识竞争力指数综合得分小于1。（表2）
（2）山西省各高校知识竞争力指数的五大关键要素排名
在高校知识竞争力五要素指数排名中，山西大学在高校知识产出与转化、高校知识资本、高校知识创新、金融资本四项知识竞争力指数方面居于首位。太原理工大学的高校基础设施指数处于领先地位。结果还显示，高校知识产出与转化指数，排在前三位的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彼此之间的指数值差距不大，而排名较后的高校与前三位的差距较大（表2）。
2.2 分析与评价
2.2.1 关键要素的相关性评价
为了更好地体现高校知识资本、高校知识基础设施、高校金融资本及高校知识创新能力等关键因素对山西省高校知识经济产出与知识转化能力的相关性，利用spss 18.0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以看出：
①山西省高校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经济产出与知识转化能力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②山西省高校知识资本对其知识经济产出的贡献率非常大。高校对知识资本存量的投入越大，其知识经济产出的成果越多，其知识竞争力越强。
③在剔除了其他三个因素的贡献后，山西省高校知识创新能力对其知识经济产出与知识转化能力的贡献尤为明显。
2.2.2 综合评价
（1）山西省高校知识资本分析
山西省一本类院校比二、三本类院校在知识资本存量上占明显优势。高校科研产出中被核心期刊、被CSCD收录论文数、被SCI收录论文数、被CA收录论文数、被CSSCI收录论文数、被EI收录论文数、被CSCD收录论文数占的比重很大。作为地方性大学，在人才培养士生培养和硕士生培养率低，社会声誉及国家声誉处于明显劣势。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大多数高校重视理论研究，忽视对知识成果的转化与知识经济的产出。
（2）山西省高校知识基础设施分析
2010年度，在高校知识基础设施要素中，太原理工大学的高校知识基础设施指数位于第一，其占地面积、生均电脑拥有数量、语音实验室数量、多媒体教室数量指数值较高，知识基础设施结构完善。二、三本类院校知识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特别是知识网路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3、14。
（3）山西省高校金融资本分析
2010年度，在金融资本要素中，山西大学在各项科研项目部级课题项目经费、省市级课题项目经费、校级科研项目经费投入很高。太原理工大学的金融资本排名第二，其有关教师工资、硕士生培养经费、设立奖学金项数投入的资金较高。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分别排名第13、14。山西省高校在金融资本方面差距较大，一本类院校国家投入经费多，一本、三本类院校的社会办学投入经费相对较多：奖励总金额的贡献率高。但普遍对教师工资的投入较低，对本科生培养的经费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