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教学理念
“教”与“学”是一门艺术,是两大主体(即教师和学生)围绕知识的传授和吸收,能力的培养和适用而展开的双边教学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教法,即“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案例教学之目的在于通过讲述生动、活泼的案例,使相关的理论问题得以形象化阐释。[2]让学生在聆听故事化的情节之中,将理论问题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从而达到深入浅出、言之有物的教学效果。最终使学生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与掌握所讲授的理论内容。
(二)案例教学的组织
在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涉及到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问题。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要保证教学效果,课前准备相当重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
案例教学离不开案例,司法案例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适合课堂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方面下功夫。这是引入案例教学的第一步。包括搜集案例和选择案例。社会经济变化多端,法律案例千姿百态,民商事案例有简有繁,法律关系少仅单独一条,多则错综复杂。案例选得好,教学就成功了一半。选编案例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颖性。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第二,典型性。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选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达到通过案例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法学基本理论之目的。例如,在讲授《合同法》“要约与承诺”问题时学生感到很抽象,不易理解。通过讲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关于“悬赏广告”的典型案例,学生兴趣大增,思维极易调动。第三,适当性。即所选案例要难易适中。案例太简单,容易得出答案,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太难可能超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力,无以使学生入手分析,会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第四,多样性。既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微小案例,也选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既选择已有确切答案的案例,也选择争议颇大,尚无定论的案例。案例选择好后,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教师要分析案例。在将案例交给学生之前,教师必须先将案例精髓吃透,作深刻剖析,把握好案例的关键点,既要指出案例的优点,也可指出其不妥之处。以利于课堂教学时有效地启发、引导学生思路。学界探究案例分析的方法,就民商事案例而言,王泽鉴教授倡导“请求权基础说”,王利明教授又提出“法律关系分析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前者重法律关系之“面”,后者重法律权利之“线”,都具有解析案例的实效。
2.案例教学的具体运用
(1)讨论式的案例教学方式。教师在讲完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之后,选择数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集合到一起,向学生提出若干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其目的在通过对案例的讨论,使学生不但能巩固所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甚至对我国存在的立法缺陷亦有所发现和了解。可以尝试这样进行:将一堂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讲授课程中的基本问题,如概念、特征、原则等,包括介绍同一问题和各学派不同主张及理由,这阶段也可以系统介绍相关理论问题;第二阶段是利用三分之一时间有针对性地讲一些典型、疑难案例,然后让全班同学讨论,尤其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甚至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辩论,以便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归纳总结,点评各学生观点,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2)多媒体式的案例教学方式。在民法教学中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的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时,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将案件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即教师口述或者书面文字,由于受到叙述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限制,传递给学生的案件信息一般都是“去伪存真”过的,条理清晰,案情明了,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这种案件便于学生分析和教学。但是,这种情形与现实脱节过大,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真实案件的处理能力。多媒体的优点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传统的口述案例变为生动直观的多媒体影像,使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案件的真实状况,培养学生在尽可能真实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将复杂的案例通过幻灯片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还可搜集各种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增强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比如,《今日说法》中的案件录像,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案件发生的过程,真实、生动、形象,学生此时接受的案件信息接近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立体式的信息。学生对这种案件分析时,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法学理论,还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经验对案情进行去伪存真、排除干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现代式的案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非常有益,对于学生将来参加司法考试也有很大的帮助。
(3)直观图解式案例教学方式。在大学的考试或司法考试中任何法律案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解析完毕,由于时间紧,不可能一遍一遍地去阅读案例,由此,直观图解案例的教学方法,即便于简明地展现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又可对学生进行解题练习。在具体的操作上,应用简单的草图构划出案例的多种不同的当事人与各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细节,凸显案件的争点所在,并便于学生有自由的头脑去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难点,而不必在遇到问题时再从头看案例。但是,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地域的案例中,比如交通案例、相邻权属争议案例中,还必须画出具体的草图;对于那些时间、地点与人物比较复杂的案例,就需要用表格式的办法,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并将相关的地点、事件与人物附上。实施案例教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目前,我国法学院校对教学班的单位建制,名义上以50人左右的班为单位,而实践中往往采取多班合并听课的做法,合并后少则100人,多则200人。在这种大班或者全班听课的情况下,开展案例教学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勉强采用,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而实施案例教学最好应实行小班授课制。
二、辩论式教学方法
法律职业要求就职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敏捷严密的思维。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法律的内容、法律的形式甚至它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法律职业者需要不断的知识更新,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方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学生就某一单元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教师要适当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的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知识的互动。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一个将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过程,具体包含了“导读—提问—分析、辩论—总结”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思维过程。
(一)导读阶段
在每一章教学内容上课前,教师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一些书籍,查找相关的信息、资料等。首先,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收集整理一些资料发给学生。列出多层次的书单,让学生大量阅读书籍(包括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吸收各种信息。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资源目录,包括法律计算机数据库,法律光盘和法律网络资源站点等,鼓励学生利用先进的法律文献检索方法主动去查阅更多的相关资料、信息。指导学生正确地检索并阅读已有的科研成果资料,为课堂的研讨、辩论作好充分的准备。它不同于一般的课前预习,它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相关书目,主动查找相关信息,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出问题。
(二)课堂提问与辩论的阶段
此为关键环节,以问题为纽带,学生主动参与研讨、辩论。在教学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采取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1)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教师提出实质性问题,要求学生回答、研讨,并随着讨论的展开,不断地提出一些实践性的或假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串联起所读、所学的各方面知识;(2)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学生提出实质性的问题,要求教师答辩、分析。其间学生们可以根据教师的思路、观点不断地提出实践性或假设性的问题,让教师展现出其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新的思维方式,学生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真知;(3)通常,在教学过程中最经常运用的是师生互相提问、互为辩论的方式。不仅提问与辩论交错进行,而且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提问、辩论也交错进行,形成热烈的学术氛围,在互相的交锋与碰撞中闪烁出智慧与理性的火花。
(三)学结阶段
教师可以作业或小论文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要求,达到训练和培养学生主动动手、动脑进行书面总结的习惯与能力之目的。学生交上作业或小论文之后,教师应详细阅读,针对总结中发现的问题或学生仍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指导性的分析、论证。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使民法的教学不再只是对一些民商事条文的单纯注释和解说,以及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训练。通过资料的准备,“问”与“辩”的交锋,结论的总结,它可引导学生高度关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问题,最大限度地使知识本身转化为一种认识法律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
三、法律诊所教学方法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为ClinicalLegalEducation。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校诊所教育的模式。[3]在医学校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培养学员的法律实践能力,教会学员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Thinklikealawyer),从而培养学员的DIY(Doityourself)能力。
(一)法律诊所教学
国内多所高校的法学院引进了“法律诊所”教学模式。这些学校在开设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基本上都采用了“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却各有特色。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所称法律诊所教学,指将法律条文及其理解和运用放在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之中,从而使学生掌握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学生得到进行法律分析和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4]通过承办真正的案件和教师的课堂启发式指导以及面授指导,学生能得到更多的技巧的训练,以便使他们真正地“像律师那样思索”,使其在分析案件事实、收集证据、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和沟通及起草法律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
(二)法律诊所教学的形式
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取提问式、对谈式、互动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5]还可以积极的采取网上讨论、网上法庭、网上诊所等形式,充分利用网络的技术资源。但总的来说,主要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两种情形(见图表)。课堂内的形式具体包括了以下方法:(1)讲演式教学法;(2)问题讨论;(3)案例讨论;(4)示范(包括学习律师的案件和指导人的角色示范);(5)体验角色的(包括真实客户和虚拟客户)。课堂外,除建立以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法律援助中心等在内的实践教学基地外,应建立网上模拟法庭或网上法律诊所。[6]在这样的诊所里,学员不会像法官式思维即理性地进行价值的评断,而是从每个细节出发,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用律师式思维去考虑个案的最佳解决方案。
(三)课堂上法律诊所的操作
1.课程准备
通过上辅导课和司法模拟训练课等形式,给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传授基本的民商法律技能。精心设计民事案例和需要讨论的关键论点,预先想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教师要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法律,如已生效的《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跟踪民商法领域的新动向。
2.接受委托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学生明确各自任务后,着手准备工作,分析案情,收集相关证据,进行认真思考;教师应指导学生深刻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和人的心态;“律师”应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用律师的思维去思考每一个细节问题,不放过任何细微环节,寻找有利于委托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3.办理案件
即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理案件。可先以教师为主带领学生办案,但最终学生必须自主、独立地办理一个案件。如果案源不足,学生也可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办案,但每个小组最好不要超过3个人。
实践型毕业考核模式是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改革的一大创新。透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实践型毕业考核模式顺应了高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分化的必然要求，顺应了高校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培养的必然要求，亦是克服传统学术型论文模式弊端的必然要求。[2]58但从上述分析可知，模式实施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必须深思。其一，缺乏系统、完整的模式方案。毕业考核是高校实践教学的关键一环，其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模式的创新不仅涉及到考核方式的改革，更涉及到人才培养理念和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故模式方案的出台必须极为严谨但至关重要。通过中国知网，设定“篇名”，输入“毕业论文”搜索，共有3802篇关于毕业论文的文章（2013-9-10）。这些文章却基本上都是在传统模式框架下注重从科研能力培养、指导教师、写作时间、具体环节、质量监控等方面进行讨论，只有季俊杰、李堂洁等几位学者对模式改革进行关注，但仍然缺乏对模式创新的系统讨论。故系统、完整的模式方案的缺乏，直接导致改革缺乏依据和方向，甚至产生质疑。其二，缺乏配套的质量保障措施。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非一两次模拟法庭就能解决的，更不是毕业考核指导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大量的“前伸性”工作，即必须把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培养拓展并延伸到整个法学教育培养过程，在日常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应重视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就目前高校法学教育来看，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课程教学、师资配备等方面更多是与传统科研型论文配套，整个教学体系的中心仍然是理论学习而非实践能力培养，导致大部分学生和老师都无法适应实践型毕业考核模式。
二、实践型毕业考核的模式创新：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将学生毕业考核与法学专业学生在司法机关、律所的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围绕实习过程中接触的经典案例，采用案例选择、文书设计、模拟审判、案例分析“四步走”模式。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实践性，一方面，强调整个设计以具体案例为中心，要求学生从原告、被告、法官等多种角色的视野去阅读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案例中发现的问题，目的性强，有效地避免脱离实际的倾向，真正起到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另一方面，强调把设计与毕业实习结合，突破往常“闭门造车”，要求学生在法院（或检察院、律所）实习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毕业实习质量，也加强了“法律人”素质的培养。
（一）案例选择。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核。按照这一模式，不仅对学生实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教师的指导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案例选择是整个模式的基础，所选案例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将直接决定整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相比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中案例选择注重专业性、典型性、现实性，以达到紧扣专业课程教学具体内容，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氛围的目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下的案例选择考虑综合性、疑难性、不确定性三个因素，这样才有助于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综合考核。其一，综合性。毕业（论文）设计是对法学专业学生四年法学知识与技能学习的整体考核。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认为，法律人才需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法律的学问；二是法律的道德；三是社会的常识。所选择的案例涉及的知识应该有一定的跨越度，可以学科之间有跨越，也可以部门法之间跨越。通过这种知识领域的跨越，即考核学生对法学思维、知识掌握应用的能力，又考核了学生将各类知识整合运用的综合素质能力。其二，疑难性。过分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觉得容易，无法激起学生毕业设计的兴趣，也容易导致整个设计模式“走过场”；但是太难，又容易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整个模式停滞不前。所以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案例选择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度”，合适的案例应该是能让学生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分析后，运用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解决案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同时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去触类旁通地整合运用其他的相关知识。其三，不确定性。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要强调一律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我们能够做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有终审权”。案例的不确定性能为学生多重视角、多角度分析案例埋下伏笔，便于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并进行考核。
（二）文书设计。法律文书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以其为载体所体现的司法直接体现法律的权威。在当代，法律文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密的司法技术，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故对这一技术能力的掌握，将直接体现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独立学院对法学专业学生文书设计能力考核时，笔者以为应该强调文书设计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其一，完整性。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文书设计阶段要求学生对整个案例所涉及的诉讼文书进行设计，因此，对学生设计文书进行考核的第一个要素就应该是其所设计文书是否完整。而一个案例所设计的文书是否完整，又直接取决于案例的性质与案情需要。指导老师在指导时应该把握好，也为指导老师对法律实务能力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规范性。文书设计的规范性一方面体现在格式规范性，不同种类的法律文书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此点较易把握；另一方面体现在文书语言规范性，此点更难把握，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像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的那样：“现在有些司法文书，包括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文书，水平不高。有的文理不同，甚至有错别字；对事实的叙述逻辑性不强，层次不明；对使用法律的理由表达不充分，有的不准，有的甚至出现严重差错。”具体而言，文书用词规范性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考核：表意准确、质朴庄重、严谨意赅、逻辑严谨。
（三）模拟审判.通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审判一直是高校法学专业提高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学实践性课程教学的重要一环节。模拟法庭被定性为高校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场”，从“法学院到法院的桥料”。但是相比模拟法庭，除了在角色分配、开庭程序等相同外，毕业设计模式下模拟审判有两点重要的不同：其一，案例的二次选择性。毕业设计模式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己实习的单位进行案例选择、文书设计，但对模拟审判案例的选择时，要求指导老师在学生提供的案例进行二次选择，依据指导的人数在本组指导学生提供案例中选出一两个更典型、更能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能力考核的案例进行角色分配和审判。其二，审判的“实战性”。相比传统模拟法庭教学，更多是围绕教学需要（尤其是诉讼法教学），重视附着在“法庭审理”的“程序性”上面的“表演性”，设计模式下的模拟审判，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整个庭审程序，还更强调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应用、应变能力的考核，故应该重视过程的“实战性”或“对抗性”，而毕业设计案例选择环节要求案例的不确定性也为“实战”预留了空间。
（四）案例分析。模拟审判的结束并非意味整个毕业设计的结束，还要求学生根据选择或参与的案例选择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一方面考核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更深入地学习、研究法律知识，提升法律实践技能，具备现代法律人素质。而根据选取的角度不同，案例分析可以包括评述型、分析型。其一，评述型。这种类型要求学生从案例选择到模拟审判的整个过程自行评述总结，如案例的选择是否具有综合性、不确定性、疑难性，文书的写作是否规范、案例审判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得当等等。肯定成果，指出不足，启发以后更深入地学习，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法律实践技能。其二，分析型。学生在围绕案例进行毕业设计时对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把问题挖掘出来，结合专业深度讨论，提出观点。这一类型不仅是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考核，还强调观点创新，要求学生有创新思维。分析型一方面适应了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能力“多元化”的需要，部分学生经过四年法学知识学习后具备一定理论创新能力，甚至考上了研究生，即将跨入“研究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型案例为这部分学生毕业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进行改革，追求“一元化”、“一刀切”带来的弊端。
三、实践型毕业考核的质量保障
毕业论文模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模式自身是一方面，高校还应切合自身的实际由教学理念至具体课程教学形成配套保障设施，构建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具有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
（一）出台实施细则，模式理论与操作规范化。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成熟，高校应该根据本校法学专业的实际出台配套实践性毕业考核模式的基本要求、质量评价标准，然后进一步论证。操作上，高校也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出台具体的规范措施。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与实习基地的联系，成立由学院资深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的指导小组，保证指导人员的高素质，确保毕业考核的质量；为了确保案件诉讼的疑难度，规定刑事案件应附带民事诉讼，民事案件应有反诉，行政诉讼应带国家赔偿；为了确保考核的顺利进行，规定模拟审判进行一定学时的演练；一些师资不够的高校新生力量（如独立学院）则可以适当简化答辩程序，每个指导老师在自己指导的成员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模拟考核等等。
（二）加大改革力度，形成配套教学体系。实践型毕业考核重在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指出法律人才培养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是在认识法律，究竟法律是怎么一回事，怎样一个东西。第二个步骤是在运用法律于认识法律之外，再注意如何运用这个法律。最后一个步骤，我们于认识法律，于运用法律之外，应当知道哪种法律是适应现实的时代和社会，并且如何可使法律现代化、社会化。”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普遍忽视了第二、三步骤，导致法学专业学生普遍对法律实务能力缺乏。故“重实践”应该成为高校法学教学改革关键，应以实践毕业考核改革为切入点，积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整合教学资源，重构教学体系，让实践能力的培养贯彻整个教学过程。
【关键词】民法学个案实例教学律师实务课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警察学院教改研究项目“民法学个案实例教学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236-02
一、我国案例教学的探索和困境
在我国，实践性教学薄弱是法学教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和不争的事实。我国的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我们培养的法科毕业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加强法学教学中的实践性教学在主管机关和学界既是一种共识，也是多年来我国不断探索一直想解决的问题，而案例教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在案例教学方面，上述三种案例教学模式对我国大陆影响不尽相同。单从介绍和研究美国的“个案教学法”和德国的“实例研习”两者的中文论文的数量比较，前者数量众多，而后者则甚为罕见。由此来看，我国学界对美国的“个案教学法”的关注度远超德国的“实例研习”。但是，美国的“个案教学法”是与美国特有的法律文化背景和司法制度密切相联的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法律的规则和理念都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判例之中，因此，判例教学法就成为美国相对适合的一种教学方法，非判例法国家引进该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尽管这方面论文数量较多，关注度很高，但关于如何借鉴的论文较少，在实践中具体尝试借鉴该教学法的教师就更少。
尽管如此，“实例研习”的方法在中国大陆推广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即便是目前在我国推广效果最好的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经费紧张、师资紧张、学生办案时身份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许多学校能够参与诊所学习的学生数量十分有限，参与诊所学习的学生也因学校和教师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的不同而收获差别很大。从整体上看，这种案例教学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案例教学因教师而异，有些教师重视案例教学，也有不少教师并未将案例教学放在重要位置。
二、确立“个案实例教学法”的意义
1.“个案实例教学法”提供了案例教学的新思路，符合当今世界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国情，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其理由主要在于一借鉴了国际上三种案例教学模式的优点，“个案实例教学法”与美国的“个案教学法”的比较。美国的“个案教学法”至今已有多年历史，其间经过了几代法律人的实践和改革，积累了大量的高水平的案例，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中都有重要地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个实例教学法”根本没有资格与其相提并论。但另一方面，美国的案例教学法从其诞生时起，围绕其产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批评的意见很多。
而“个案实例教学法”选择案例范围扩大至法院所如知识产权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案例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案例分析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等等。每个案例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案件的难易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案件应当包含较多的有价值的问题点。由于上述差别，使模拟法律诊所的学生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律师实务技能训练和更多的理论上的收获。
2.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的案例教学习惯
我们借鉴美国和德国的案例教学模式，均涉及到制度、传统文化与当前中国司法现状适应等系列问题。而“个案实例教学法”则完全植根于中国自身的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不存在上述障碍。“个案实例教学法”解决了我国判决书达不到案例教学要求的问题。我国案例教学涉及到的瓶颈是判决书问题。我国的判决书说理部分过于简单，离美国、德国等国家案例教学对判决书的要求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而这又非短期内能够予以解决的问题。“个案实例教学法”则不同，它主要针对从事律师实务课和法律诊所课教学的少数教师。对于做兼职律师的这部分教师来说正常情况下这部分教师应当具有律师资格和从业经历，这些就是自己常做的事情，内容自然非常熟悉，容易上手。案例教学模式的推广基本上会涉及到所有专业课教师。但“个案实例教学法”则不同，由于这种案例教学与真实案例涉及的问题是相同的，完全打破了学科界限，需要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为基础。因此，此种跨学科的案例教学只能在主要实体法、程序法课程基本学习结束的情况下才能开设。如果部门法案例教学开展得好，学生处理具体案件的能力将会大大提高，个案全过程的训练也会更顺畅。在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上述基础理论和知识之前，“个案实例教学法”的教学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
三、“个案实例教学法”推广的建议和构想
美国法学教育以培养律师为目的，职业技能训练自然比较扎实。德国法科学生专门有两年的实务训练，自然也能解决学生的实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实际上，由于德国的“实例研习”在法学本科的五年制法律素质教育中居于重要位置，德国学生在两年实务培训前的法律思维和实务能力也是远超我们法科学生的。要改变上述状况，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建议和构想是：
其一，法律诊所和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的融合。美国的法律诊所，大致可以分为内设式真实客户法律诊所、校外实习法律诊所和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三种形式。模拟法律诊所是在法律诊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教学方式，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模拟律师角色从事一些律师业务。由于三种诊所各有利弊，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法学院根据自己的情况，将上述形式和方法结合使用。有些法学院逐渐将重心放在模拟法律诊所教学上，仅提供给学生有限的机会真实案件。三种诊所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不清。这种发展趋势的背后，既有师资、财力等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比如有些法学院认为，在有组织的模拟环境中学生能够学得更好。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采取以模拟法律诊所教学为主，以真实案件的法律诊所为辅的方式。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
其二，律师实务课有些学校叫法律实务课可以考虑融人到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中或被法律诊所课程所取代。该课程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对提高学生的实务能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已有教科书和笔者了解的教学情况来看，律师的概念及性质、律师资格、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律师的职业道德，民事诉讼中的律师，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法律顾问等侧重于理论教学的内容占了较大的篇幅和教学比重。另外，近年来法律诊所课程开设后，有些在法律诊所上课的律师实务课教师，已经开始将法律诊所在校内的先进教学方法应用到律师实务课教学中，使律师实务课逐步向法律诊所校内教学转化。而我们的法律诊所校内教学，由于不接触真正的当事人，实际上就是模拟法律诊所课。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律师实务课融人到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中或被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所取代的可行性。
最后，法律文书课应融入到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中，以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法律文书课在本科生和法律硕士学生中已开设多年。之所以我们建议其应融入到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中，是因为“个案实例教学法”教学中会涉及大量的法律文书训练内容，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主要就是撰写各种类型的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与人的诉讼策略是密切相关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人对案件的意见和诉讼策略也主要是通过法律文书表现出来的。比如起诉状的撰写，哪些内容需要写，哪些内容不需要写或暂时不写，如何写，这里面就有很多技巧，需要放在整个案件中来考量。人不能在起诉状或某一个法律文书中将所有的“炮弹”都打出去。所以，“个案实例教学法”中的法律文书教学“实战性”更强，这在单纯的法律文书教学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民法学个案实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1.应注意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要考虑整个民法课的基本教学内容，因为不是所有的民事法律知识均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的，案例教学法也不是研究民法的唯一方法，因此教师应该首先确定哪些教学内容适合运用案例教学法。案例并不能代替民法基础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分析案例必须服从于教学内容的需要，使之成为系统介绍法律知识的良性载体，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去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应注意将教学目的贯穿于案例教学中
案例教学只是一种教学手段，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得学生暂时的关注，因此不能为了案例而讲案例，不能把民法的课堂教学变成“故事会”。运用案例教学法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达到法学教育的目的。否则可能会出现学生记住了案例的故事情节，却不甚了解或忘记其中要说明的法律原理。
3.应注意时间的掌控
民法内容的庞杂使得教师必须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从现实中寻找、累积案例，设计、编写案例，做案例分析。对所选择的案例，所设计的问题，对学生的引导都要事先经过充分的推敲，力争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充分发挥出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4.应注意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的统一
关键词：案例教学；判例教学法；实践能力
中图分类号：G633.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5-0163-02
在当前，法学毕业生实践能力不强是一个普遍问题，即使在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若以前没有从事过法律实务工作，也存在同一问题，而法学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特别是系统性的、深层次的、强调创新能力的实践教育缺乏是这一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家在教学中也都运用“案例教学法”，但学生们通过“案例教学”学到的知识与方法在实践中往往用不上或不够用。对此，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不论是我们教学中用的案例还是司法考试中出现的案例，往往是迎合某些知识点而选取的，甚至完全是编造的。“因法设题”，从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是机械的僵硬的规则，一旦进入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实践，不够用也就不奇怪了。①
目前，法学专业的培养计划中普遍重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而这也是目前国家和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呢，依靠传统的纯理论讲授的教学方式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探寻新的教学方式。而借鉴他人成熟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是捷径之一。
美国的法律教育是属于大学本科基础教育后的一种专业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美国法学院的课程是按职业律师应具备的基本技能的要求来设置，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教学。教学内容除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外，更加重视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了三大能力即法律知识能力，职业思维能力和驾驭法律信息资源能力。基于这三种能力的培养，美国法学院普遍采用“判例教学法”。“判例教学法”是19世纪下半叶时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开创的一种法学专业教学方法，该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以法院的真实判例为讲授内容，培养学生的自主分析案件的能力。该方法一般在课堂上没有像序、概论、定义等这类理论性的教学，而是通过实际的判例分析讨论来理解法律理论和原则，整个的教学都是建立在以提高综合职业能力的目标上。“判例教学法”就是给受训人员提供一种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模拟实战机会，判例学习的最后结果往往是要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一个或一套方案，学生为了得到这样的答案，他们会像职业律师或是法官那样认真分析案由、找到法律上的争议点，从海量的法规判例资料中搜索出相关的法规判例，在认真分析比较其效力的范围和权威的大小后，确定适用的法律，最后对判例作出终结性的判断，并概括提炼出自己的基本意见。课堂讨论中，学生如同律师在法庭上那样，陈述自己的观点。通过教师的循循善导和集体讨论的相互碰撞，个人的见解逐步形成了统一意见，除了达成对基本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的共识外，还产生出了新的法律思维和视野，使受训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了充分职业化的思维操练和技能的训练。②
在美国，判例是由一定司法机关通常是最高法院公布的要求本级或下级法院在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予以遵循的具有典型性或制作良好的判决。一般情况下，是指对整个案情的叙述和报告，侧重于法官对法律问题的阐述。③我国虽然非判例法的国家，判例并没有法律渊源的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越来越重视判例的影响作用。直接表现就是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1月26日出台了《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其中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从2011年开始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共了7批31个指导案例。从法学教学角度看，判例即使没有先例约束效力，也具有极高的教学研究价值。
法学课程实践性极强，而美国的“判例教学法”始终强调实践能力，因此，在法学课程中借鉴美国的“判例教学法”应是可行的。通过对复杂的判例进行研究、模拟甚至实践，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实用操作技巧和方法，这些技能既有科学性又有经验性。此过程将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大有帮助。
一、判例教学的课程设计
在判例教学法中，教师应大量压缩传统纯理论讲授时间，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学生分析研究、模拟、实践典型判例上。让学生通过判例中对法律规则及证据的运用来体会相关法律概念、理论、规则，通过对判例的模拟、实践来摸索证据运用的技巧与方法等必须通过时间才能获得的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判例教学法”不能等同于传统的“案例教学法”。
有学者总结两者的主要区别有：首先，案例教学法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判例教学法的形式比较单纯。在采取判例教学法的国家，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大量地分析先前的判例，以教会学员正确地分析判例。案例教学法则是在法学教育活动的各个阶段，适时地运用现有案例释解和研究成文法。其次，案例教学法主要是运用成文法分析案例，而判例教学法则是广泛地借助先前的判例分析新案件。由于分析案例的依据不同，依照案例教学法所得到的结论往往比较明确，而在采用案例教学法中，结论因其所依据的先前判例不同而有所差别，同一案例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结论。再次，案例教学法和判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的方法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案例教学法通常只是讲授法学基本原理的辅助方法，但课堂上讲授理论仍然是法学教学的主要方法，分析案例则处于次要地位。而在英美法国家，分析判例仍是法学教育的主要方法，教师讲授理论则居从属地位。①
判例教学应是开放性的，不应事先设定答案。案例教学通常只是用来证明某一个知识点，判例教学锻炼的是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重在学生的参与、体会和提高。判例是灵活具体、是复杂多变的，判例是没有既成不变的答案的，有的只是努力的结果。
二、判例教学的准备与实施
1.判例卷宗的搜集整理
在判例教学法中，教师首先应根据教学内容收集整理一些相关的判例（最好是案件卷宗的复印件），并作为教学资料发给学生，选编出来的判例应是具有代表性的。除了这些判例资料，教师应鼓励学生查阅更多文献资料，包括一些相关判例（如裁判文书）、法律法规、论文、著作，尽可能地全面阅读，多做比较分析，学生课前应做好准备。法学教师若能参与法律实践应多参与，以尽可能的搜集第一手的判例资料，判例资料越真实生动具体，学生锻炼的收获就越大。
2.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分析判例，去发现和理解判例中的法理及规则
课堂上，学生要对判例进行分析讨论，学生可做角色扮演，分别从原告、被告、法官等不同角度进行阐述。教师应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激发学生发言甚至质疑的积极性。教师也可以通过学生的讨论，观察和了解学生在理论及实践方面存在的不足不足，及时调整授课方向和重点，使教学更有针对性。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发挥的是引导作用，而不是单纯的讲授。“判例教学法”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结论，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体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及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去感受运用法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过程，这种职业的体验更多地是需要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和主动发现，而不是依靠教师的灌输。学生自己的探索和发现将是学生法学学习中难忘的经验积累。教师要能够在授课中为学生创造出更多自由展现的空间，教师一般不轻易地就某一问题下结论，而是通过各种提问、作业、质疑，引导学生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进行讨论，最后才进行适当的点评和总结。②
3.课后教师还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辅导
在判例教学进行中，学生要用大量时间进行课下的准备，如同律师、法官、检察官庭前的阅卷准备一样，若想在庭审辩论中占据优势，事前的准备必不可少。学生在准备过程中及模拟实战后，会有许多理论及实践问题，此时教师的辅导将起到抛砖引玉甚至使学生茅塞顿开的作用。
三、判例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全盘对美国的教育理念与模式照搬照用，不结合中国实际，必然水土不服。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文化差异较大，美国的经验在中国完全照搬照用是行不通的，但可借鉴。英美国家由其法律传统和思维方法所决定，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内容具体、推理非常严谨，判例法发达。而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等法律文件，内容过于简单，尤其是推理部分过于简单，因而中国历来不承认判例可以作为法的渊源。而成文法产生的历史悠久，理论基础深厚，法律规范体系编排严谨，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法学教育以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法学基本理论为目的，形成一个全面的观念和知识结构。③针对我国法学教育的传统，我们应采取了保留理论讲授部分，但将其压缩，余出的时间采取判例教学法的方式，以取长补短。另外需注意的问题是运用判例教学法应尽可能保持案例的原汁原样，尽量避免加工，法学实践的特点及魅力之一就在于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例，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认真准备对待，每一个证据在细节方面都是存有可辩点的，真实性、合法性尤其是关联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是不存在完美的无任何瑕疵的情况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发现并呈现这些瑕疵。
判例教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是真实的从而也就更丰富多彩、灵活多变，判例比案例更生动精彩，更难以想象，对学生的创造力要求更高。在法律实践中，同一个案件、同一个证据，不同的律师、不同的法官对其认识和运用常常是不同的，即使是生效的判例，也不能说其中的律师、法官对证据的运用判断无可挑剔。判例教学法可反复咀嚼案件，集思广益，从而形成学生自己的技巧和经验。
①王利明：试论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育学法，原载于《法学家》1993年第3期，现访问于http：//.cn/lunwen.asp？id=5096。
论文关键词 卷宗案例教学 实践性课程 正当防卫
卷宗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师搜集选取真实的案件卷宗材料，经过处理后将之分发给学生研读，然后在课堂中通过提问与讲解，引导学生思考与辩论，使学生深入理解相关法律理论，培养其准确应用法律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实行，我国当前法学教育改革的公认目标就是由过去的通识教育转变为法律职业教育。所以《刑法学》的课堂教学不仅强调理论，也要重视实践。理论性教学主要传授给学生刑法理论以及我国刑法规范，而实践性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知识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实践性教学离不开真实的案例，而传统的案例教学法局限于教师对案例的简单分析，即以讲解教材内容为中心，以解释法律条文为重点，以案例分析作为辅助手段进行教学。这并不能充分培养学生处理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需要引入真实的案例卷宗来引导学生深入学习。
一、卷宗案例教学的意义
如前所述，卷宗案例教学能够弥补传统案例法的欠缺，其积极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充分激发学生将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兴趣
学生在学习刑法学过程中，首先掌握的是刑法理论和罪刑规范，这难免让人觉得枯燥乏味。虽然通过课堂上教师的举例，通过课外的阅读和交流，学生自然会接触到很多刑事案例，但仍然无法感同身受。而卷宗材料对学生来说不仅新奇，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而且它是第一手资料，具有普通案件报道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唯有真实，才能打动人心；唯有真实，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广泛的，学生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其实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理论和法律规范，还包括诉讼法知识以及案件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单纯的理论讲解和案例评析中无法充分传授，只有在案件卷宗材料中才能具体展现。而且预习卷宗材料过程中，学生自觉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其自身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在实践能力方面，通过教师的引导，卷宗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像律师一样思维，像检察官一样思维，像法官一样思维，不仅使其逻辑论证能力得到提高，其证据调查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法律文书写作技能等也均可以得到充分的培养。
（三）培养学生具备“法律人”的优秀品质
“法律人”是法律从业人员中的精英，除了专业素养之外，“法律人”还要具有合理怀疑的态度，维护正义的使命感。法律人是法治的旗手，除了熟谙法律之外，他们还应有一种信念、一种责任感、一种事业心。卷宗案例教学细致地反映了犯罪行为的起因发展和社会危害；体现了涉案人员的生活背景、心理活动；更展示了法律工作者为实现正义的艰苦工作，为发挥法律社会效益的全面考量。当然卷宗材料也会透露中国法治的缺陷和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这会激发学生对实然法（法的现实）和应然法（理想法）的深入思考，从而成为高度信仰法律，敢于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的“法律人”，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证。
二、卷宗案例教学实施的准备
卷宗案例教学的实施是完全可行的，虽然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通常不会提供给学校卷宗材料，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卷宗是前述机关主要卷宗材料的综合。大部分高校都有法学教师兼职律师工作，所以通过学校或私人关系获取卷宗并不是难事。卷宗案例教学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不可能经常实施。所以教学并不需要大量的卷宗，但教师可以在相关单位的档案库中选择符合教学需要的卷宗并进行充分的准备。
（一）选择实施的主题
虽然刑事案件卷宗材料展现的内容涉及刑法多方面的罪行规范和具体制度，但是也应明确教学的主要内容，突出主题，否则学生收获的只能是知识的一盘散沙。所以教师仍然应结合刑法理论教学的重点来确定主题，例如针对刑法总论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就可以以此为中心进行实施。当然此前需要完成理论环节的教学，将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防卫过当、特别防卫权等基本问题讲解透彻。
（二）选择案例卷宗
所选的案例必须是针对主题的典型案例，同时要具有启发性；卷宗的篇幅也不能太庞杂，否则难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组织实施。例如正当防卫案件，笔者选择了自己曾经办理过的两个案案件，案情简介如下：
案例一：男青年高某认为研究生李某与自己争女友（黄某），于是约李某出来谈谈。当晚李某只身赴约，而高某早已带了10多人等候。双方一言不合，徐某便一记重拳将李某的双眼打肿、鼻子打折，其他人也上前对李某拳打脚踢。情急之下李某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一阵乱捅，当场造成对方张某、王某重伤。
案例二：石某在露天菜场路边的小铁皮房卖杂货。某日下午，地痞肖某在铁皮房外与人打牌，肖某喊石某拿两瓶啤酒来，石某因肖某以前多次拿酒不给钱便装作没听见。于是肖某怒骂石某，并走进房内用自来水管将石某打得头破血流，石某被迫拿起所卖小刀刺肖某两刀，第二刀刺中其心脏致其死亡。
以上虽然是两个案件，但材料数量适中，内容且各有侧重，能较充分地反映正当防卫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具体运用阐述于后。
（三）卷宗的处理和分发
卷宗材料包括公安机关侦的查卷、检察院的审查卷、法院的审判卷，当然还有律师的辩护卷，其中又分为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两大类。由于内容庞杂，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编排处理，把一些本课程暂时不需要的材料剔除；需要在课堂上进行展示的就扫描进电脑；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的内容，就要隐去或者更换相关人员的真实姓名。
卷宗处理完毕后，还要复制分发给学生进行卷宗阅读，归纳犯罪事实、适用的法律规范、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理由。此外，对于卷宗材料的各种类型，教师应事先给予讲解，对学生阅读中的障碍随时予以解答。
三、卷宗案例课堂教学的实施策略
卷宗案例教学实施的核心是引导，简言之即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并做出解答，这一过程不可能像庭审一样存在固定的程序模式。只能由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引导，而引导的基础在于卷宗材料运用。以前述案件为例，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辩论与模拟相结合
首先分别请控方和辩方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罪刑的主张，归纳的事实、理由、支撑的证据、适用的法律；然后引导双方进行辩论，从而归纳出争议的焦点，再进一步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断。
例如在案例一中，对于李某致人重伤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控方强调李某带了凶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果；而对方并没有凶器，并不想危及李某的生命。辩方主张李某被打中头部后又面临十多人的殴打，已经丧失了认识和控制能力，挥刀乱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控辩双方理由各自成立，没有卷宗材料完全不能分清事实真伪。笔者提出当时李某能不能认识判断自己的行为还需要进一步查。终于有学生提出：证据显示李某刺伤张某、王某后，又爬起追上已经逃远的高某将其打倒，这表明李某并未受到严重的伤害，认识判断能力并未受到影响，所以结论是防卫过当。
在辩论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往往可以通过案例模拟的方法加以解决。案例模拟是让学生把自己置身于案例实际情景中来扮演相关角色，使其领悟如何解决有关疑难问题。例如案例二中，控方认为石某致人死亡的行为明显是防卫过当。辩方难以提出有力的反驳，笔者引导模拟的现场是一个6平方米、堆满了杂物且没有后门的狭小空间，让两个学生扮演石某和肖某的角色，让其他学生宣读证人证言说明在小屋内的打斗时间很短，还有石某头部被砸的鲜血染红了眼睛的情景。学生才终于明白当时石某在命悬一线、在无处逃避、视线不清的情形下，举刀猛刺是唯一可能制止行凶的行为。所以结论是正当防卫，适用特别防卫权的规定。
（二）证据与事实相结合
卷宗中以证据材料为主，包括大量的被害人笔录、证人笔录、犯罪嫌疑人笔录、证物、书证材料、司法鉴定书、视听资料等种类。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不能简单地提出或否定事实，必须引导学生掌握“事实是如何来的，其中包括证据的收集、筛选，事实的认定和推定等环节。”
例如，在案例一中，为李某作正当防卫的辩护必须寻找证据的支撑。经过细致调查，有一名目击证人称看见一群人边殴打李某边将其往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拖。在课堂上，经过教师提示，辩方学生指出这表明李某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是正当防卫的有利证据。在案例二中，控方的多名证人笔录显示石某是在肖某逃出铁皮房后，追上去刺出的致命第二刀，属于事后防卫。但辩护律师也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有一名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石某没有追出来刺肖某，在铁皮房内的打斗时间也很短。而控方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课堂上，学生对此两方证据进行了激烈讨论，并且同法医鉴定书查明死者刀伤在前胸结合，辩方学生取得了辩论的胜利。
（三）文本与内容相结合
卷宗也包含大量的司法文书，如公安卷的报案登记、拘留证、逮捕证、破案报告、意见书，检察卷的告知委托律师辩护书、审查报告、书，法院卷的立案登记表、书送达回证、通知律师开庭书、判决书，律师卷的委托辩护（）协议、授权委托书、辩护词、词，还有各种询问、讯问笔录等。教师可以解答学生的疑问，向学生介绍这些法律文书的文本格式及其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文书如意见书、书、辩护词、判决书，其内容应当要求学生认真研读，研究其中对事实的证据论证、法律适用的推理。同时作为测评的手段，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在课前或课后自己撰写相关法律文书，例如在前述案例教学中，笔者在课前并未提供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律师的辩护词、法院的判决书，而是在课堂教学结束后，要求学生自己写作，再择时评析。这不是单纯的法律文书写作，而是在阅卷基础上解决刑事案件的重要实践。
（四）法理与情理相结合
关键词：民法学；案例教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60-02
一、案例教学法概述
案例教学法最早运用于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和法学院，以后在各国法学专业教育中被推广[1]。案例教学法是指根据教学目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对呈现的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研讨，通过师生共同努力使学生增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要按照选编案例、呈现案例、分析案例、评论案例的基本操作步骤加以实施。案例教学法对于培养学生“在学术上形成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正因如此，自187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案例教学法日渐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3]。
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准备
1.搜集、选编案例。以民法案例为例，可搜集发生在身边的债权债务纠纷、相邻权纠纷、继承权纠纷、离婚案件等等现实案例；可搜集网络、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体上的案例；可通过走访人民法院和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获取民事案例，亦可引用教师亲自办理的民事案例。
2.传授案例分析方法。一是法律关系分析法，二是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法律关系分析法是指以法律关系的理论为根据，对案件性质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分析判断，并以此为基础运用逻辑“三段论”的方法加以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结论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是以当事人享有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及原告提出请求权主张为基础加以分析考察，然后找寻该请求权的民事法律规范基础，最终确定该请求权能否得到支持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3.学生阅读分析案例。学生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按照教师的安排和要求，认真阅读案例，了解案例提供的事实、情节、数据等相关信息，熟悉和掌握案情，并查阅有关参考文献和法律法规条文，为分析案例寻找理论基础和法律根据，同时，对案例随附的思考题进行思考分析。在这一环节里，允许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对案例提出结论性意见。
三、案例教学法在民法教学中的应用
1.依据理论，精选案例。这是在“选编案例”的操作步骤中要完成的任务。案例教学法实施的成效即教学效果如何，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教师选择的案例是否适当，是否能精确地揭示所学的民法理论。精选案例的基础和保证，在于教师自己必须先弄清、弄懂民法学的每一个概念和原理，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民法学的知识体系，然后，才能按照案例选编的标准和要求做好搜集、取舍和编排案例的工作。无论选择的是正面的案例还是反面的案例，都应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都应当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密切相关，都应当做到寓民法理论于精选的案例之中。
2.陈述案情，引入案例。这是“呈现案例”操作步骤中要做好的工作。教师必须把精选出的民法案例展现给或提供给学生，要求学生进行课下阅读、思考，以为课上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做必要准备。对案情进行陈述、将案例引入教学过程的时机较为灵活，既可在讲授某一民法知识之时进行，也可在讲完某一单元或章节之后进行，而其方式也较为多样，既可直接印发以文字叙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案例资料（有的案例可配以图表进行辅助说明），也可利用多媒体呈现案情，对情节相对简单的案例教师还可口述表达。从案例教学的过程看，这一操作步骤体现为“案例引入”，即把自己或他人编写的民法案例向学生进行完整性的案情介绍、情节描述，同时提出切中要害的、关键性的思考题目和阅读要求，并可阐明该案例在民法课程中的重要性及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
3.提炼理论，分析案例。这是实施案例教学法最为重要的一步，目的是通过师生的共同分析，引导学生总结归纳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民法理论，帮助学生真切地体会到理论是如何来自于实践，体会到民法与生活的紧密相连。而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性要求，是教师必须围绕案例设计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问题并引导学生逐一作出分析。分析案例通常采用个人分析、小组讨论和全班交流这三个逐层递进的步骤和形式。个人分析要求学生在课下自行阅读案例，进行独立思考，判断民事法律关系，尝试作出案件结论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小组讨论可在课上或课下进行，以3～7名学生为一组，发挥集体智慧，以团队形式相互鼓励支持、分工协作、启发补充，找出该民法案例争议的焦点或症结，经分析讨论后形成小组共识性的结论性意见或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推荐小组发言代表整理、完善发言稿准备参加全班交流。全班交流是在课堂上进行的案例正式分析讨论阶段，是运用案例教学法形成教学成果、使教学功能得以发挥的最关键的环节，是案例教学的高潮部分。全班交流时，可以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况采用小组发言人宣读案例分析报告、接受和回答同学提问与质疑的交流方式；对能够引起学生间较大争论的民法案例，可采用分组辩论的交流方式，但需要教师及时准确归纳出各小组的观点或意见甚至有意突出冲突矛盾之处，以激发学生碰撞出思维火花。
4.运用理论，重审案例。这一环节是上一环节的必要延续，主旨是在分析得出该部分民法理论后运用理论重新审视案例，体会是否正确地应用了这些理论，是否使理论回归了实践并指导了实践。因此，教师可以对该民法案例的假设条件、案件情节作出改变，或提供新的案例，要求学生运用在上一环节经分析讨论提炼出的理论做进一步的分析，为学生加深理论理解、巩固理论知识、应用检验理论提供更多机会、更大空间。这一环节实质上是一个消化提升的过程。
5.归纳总结，构建体系。这是“评论案例”操作步骤中要实现的主题和达到的目标，也是课堂案例教学操作步骤的最后环节，一般由教师完成。首先，总结本次案例分析讨论的总体情况，肯定学生好的分析意见和新颖独到的见解，指出分析讨论过程中存在的优点和不足，评判学生的参与状况、发言表现和争辩情景，特别要指出案例讨论是否深入展开，分析问题是否透彻。其次，对围绕案例所设、引发学生讨论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肯定学生正确的答题思路，进一步阐述、讲解问题所涉及的民法理论和法律规范，最终推导出该案例经缜密分析后形成的结论性意见或者倾向性意见。但是，教师的最后总结性意见不应是所谓的“标准答案”，而应是围绕教学目标对民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制度等所做的阐明，即教师的归纳总结应当使学生明确民法学的知识体系，并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清晰度，解答学生在自行阅读案例时和在课堂上产生的困惑。
四、实施案例教学法要注意的问题
1.要注重实施方式的多样性
（1）课堂分析讨论方式。即将典型的民法案例提供给学生并同时提出若干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讨论可先分组讨论以形成共识，然后再进行全班交流。具体操作时，教师要把握好时间和进程，营造宽松和谐的课堂环境和氛围，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大胆质疑，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积极发言，甚至“挑起”辩论。教师可以参与课堂讨论，通过设问、提示、暗示、设置疑团或充任反方辩手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步步地将案例讨论引向深入。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当对分析讨论情况进行归纳总结。课堂分析讨论方式是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基本方式。
（2）多媒体教学方式。严格来说，这不是独立的案例教学的实施方式，而是实施案例教学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这种手段的特点和优点在于图文并茂、形象生动，趣味性和吸引力很强。运用这种手段时，教师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或地方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经济与法”、“以案说法”等专题栏目中选择典型案例，组织学生通过现代化教学网络观看和展开讨论。
（3）模拟法庭方法。模拟法庭审判的案例教学，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运用法律、操作法律的能力的好场所、好课堂。此种方法是在教师组织和指导下，由学生分别扮演原告、被告、法官（或仲裁员）、律师、证人等模拟诉讼角色，训练学生从律师或法官的视角、用律师或法官的思维去分析和判断法律问题。模拟法庭审判的实践性很强，是能有效体现学生是否真正掌握、是否准确运用法律理论知识的综合“演习”。
（4）观摩审判。这种方式是学校和司法审判部门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帮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有效形式。具体实施时，要事先同当地人民法院取得联系，然后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那些精选出的典型案例或是疑难案例。在观摩结束后，可要求学生谈谈具体感受和体会，也可在下次课堂上组织讨论并作出评论。此种方式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使学生能在民事实体法方面学习和验证相关理论，还能使学生全面了解民事诉讼程序，观察和学习法官庭审的综合技能，教育学生认识到要实现法律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缺一不可。
2.要发挥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作用
教师在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组织、指导、引导作用。组织作用表现为明确教学目标，充分考虑学生的能力、态度、条件和状况，选择好恰当的案例，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氛围，有效把握教学环节和进程。指导作用在于指导学生阅读案例，了解案情，把握案件的关键点，并提供给学生分析案例所要参考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引导作用主要是设计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思考题来引导学生思维，在分析案例时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渐次分析，一步步地把学生引领到理论高度并指引学生运用理论。特别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鼓励学生，将学生的潜能最大化地发挥出来。教师在案例教学中既是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又是引导者和激励者。
民法案例教学要高度重视民法学的实践性。要积极鼓励学生能动地发挥自己的内在智慧，要求其以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判断，在质疑和探索的过程中，运用民法原理或民法规范去解决案例展示的民事纠纷。这明显区别于讲授法的“直白告之”的方式，“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接受知识与运用知识主动探索并举” [5]，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创新工作的能力。
通过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不仅关注“纸上的法”，而且关注“现实的法”，培养学生的法学使命感和法治社会建设情怀[6]。
参考文献：
[1]王俊霞. 民法学课程中案例教学法运用之探析[J].内蒙古工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张海燕. 浅议案例教学法在WTO法课程中的运用[J].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
[3]嘉玛. 案例教学及其在国内发展现状[N].中华读书报， 2003-08-06.
[4]刘兆柏. 浅谈《民法学》运用案例教学的几点体会[J].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
关键词： 法学教学；案例教学法；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3-0023-04
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法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实践型的法律人才。因此，教师在传授法学知识的时候，不能只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还应当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对教师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教学过程中，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对于法学教育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
所谓传统教学方法，指的是以单向的理论灌输模式为主，以教师的讲授为中心的一种教学方法[1]。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的系统性、教学进程的可控性以及帮助学生深入地理解法律概念、基本原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且与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成文法传统相契合，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在法学教学中的基础地位。然而，这种教学方法的缺陷也是相当突出的，如重基本理论的传授，轻实践能力的培养；重教师的主导地位，轻学生的参与作用等。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学生经过长期被动接受式的学习，既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无法积累实际操作的经验。习惯上，人们往往将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称为教学“两张皮”。在笔者看来，“两张皮”的说法已不足以概括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将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格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司法考试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大学毕业生进入司法系统工作的“门槛”。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要学习基本的法学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在就业的压力下积极准备应对司法考试。2011年，笔者在武汉某高校讲授《民事诉讼法学》，全班90%以上的学生（大学二年级）都在提前备战司法考试。虽然司法考试已成为学生的学习内容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学校分配给教师的教学任务并未将其纳入，仍以教育部确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教学方法所造成的不仅是法学知识与法律实践的脱节，还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脱节，有学者称之为“双学校现象”[2]。如果法学教学中只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忽视司法考试的应对性教学，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则会出现法学理论知识、司法考试、法律实践三者相互脱节的现象，这已不是“两张皮”的说法所能涵盖的。
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完全脱离教育部的“指挥棒”是不可能的，且囿于学生在校期间时间有限，短期内对法学教育进行重大改革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教学方法上有所突破则是完全可行的。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沟通法学基本理论、司法考试与法律实践的教学方法。
二、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与局限性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3]。法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法源于英美法学教育传统中的判例教学法，从实际案例出发探寻法学原理，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传统教学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一）案例教学法的优势
1.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以实际案例作为出发点，一个好的案例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故事”，较之枯燥的法学原理来说，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其中蕴含的法学原理，而是在“提问——讨论”过程中一步步得出结论，这种师生间的互动关系是传统教学方法难以达到的。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成为教学的主体之一，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介入，无疑会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案例教学中，教师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答案的宣示、法律原理的告知，而是引导学生剖析案例，找出案件涉及的法律原理、法律关系及相关法律条文，解释法官的裁判、推理过程，使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就具体案例而言，人民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并非唯一的、绝对正确的答案，如彭宇案、许霆案等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议。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是主要目的，答案本身尚在其次。因此，在进行案例教学时，应当允许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各种结论性的意见，鼓励学生对已经存在的概念、定义、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对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而不是人云亦云，教师要做的是对其逻辑推理的过程进行评析，能否自圆自说是判断正误的标准，这对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3.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立足真实的案件展开讨论，学生需要做的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利用所学的法学原理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和案件中的纠纷，使学生的法律职业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得到训练，而法律思维恰恰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此外，由于案例通常已有司法机关或其他部门做出的结论性意见，学生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对比自己的答案与既有结论之间的差距并加以反思，找出问题所在。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效连接“书本上的法”和“生活中的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的局限性
案例教学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但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教学时数和教学对象的限制决定了案例教学法无法广泛采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熟悉案情，开展讨论，得出结论并加以评析，这一过程需要占用大量时间。而每学期每门课程的教学时数是有限的，如果过多地用于案例教学，则无法保证教学进度，难以完成教学计划，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必然受到影响，这对学生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以《民事诉讼法学》课程为例，笔者任教过的几所高校都将其安排在一个学期，总课时量为68—72学时，这对于完成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和程序的讲解都已捉襟见肘，如果再组织一两次案例教学，就不得不精简或舍弃数个章节的教学任务，如诉讼费用、执行程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等，否则无法如期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时数的有限性，决定了案例教学法无法广泛采用。
此外，案例教学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以形成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主动参与意识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有学者指出：“客观来看，（案例教学法）这种对话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只适用于部分学生，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所以课堂上，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思维敏捷、口才较好的学生在辩论中出尽风头，而另外一些学生则常常一言不发。”[4]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有相同感受。在中学阶段形成的适应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大多数仍保持着被动接受的学习习惯，参与讨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这也决定了案例教学法的广泛采用存在一定的障碍。
2.案例教学法只能作为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我国有延续数千年的成文法传统，清末以来的法律改革又大量借鉴和移植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秉持了成文法的法律渊源。判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从思维方式上看，法律适用过程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不是归纳推理，而是演绎推理。这就决定了以英美法系判例教学法为起源的案例教学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不能成为基础教学方法。相反，由于法律教育仍然要以解释成文法规则体系和法律理论及其运用为主要内容，以讲授法学基本原理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才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只能作为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手段，居于辅助地位。
三、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一）运用案例教学法的主要环节
运用案例教学法组织课堂教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环节：
1.收集并选择案例。一个恰当的案例是组织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当首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案例。案例教材、网络资源、司法机关调研、甚至自己兼任司法职务（如调解员、仲裁员）的亲身经历等都是收集案例的较好途径。当然，实践中的案例并非都适合于课堂教学，因此，教师应当根据自己拟讲解的知识点加以取舍，必要时可对真实案件进行适当地改编。案例的选择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典型性。选择的案例应当在同类案件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并契合拟讲解的知识点，以便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许霆案对于刑法盗窃罪的教学，佘祥林案对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程序的教学等都具有典型性。第二，新颖性。选择的案例应当是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使教学活动贴近现实生活，使学生能够了解和关注司法实践。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层出不穷，“三鹿奶粉案”就比十几年前的案例更适合于刑法相关罪名的教学。第三，难易适中。选择的案例太简单，容易得出答案，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太难则可能超出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力，学生无法入手分析，同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提出案例。提出案例是指教师将自己收集、选择并打算用于讨论的案例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告知学生，让学生提前熟悉案情的过程。案例的提出应当以法学原理的讲授和法律条文的介绍为前提，即案例中可能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在提出案例之前已为学生所熟悉。在告知案情的同时，应当设计一定的问题，让学生提前进行思考。如果涉及相关法律文书，也可以让学生自行制作。笔者在运用“水晶球案”开展案例教学之前，就先讲解了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的一般原理，然后将案情告知学生，让其为当事人双方制作简单的证据目录，并先行思考案件裁决过程中法官是如何分配该案证明责任的，法官的思维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规定下又该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等问题。
3.讨论案例。在给学生一定时间进行思考、准备之后，就可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案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具体做法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教师一对一向学生提问，也可以分组进行讨论，还可以由个别学生主动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组织其他学生与之辩论，必要时教师也可以是辩论的一方。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教师课前提出的问题，但不限于此，笔者在教学中往往在学生回答、讨论的过程中进一步追问，促使学生深入思考。
4.总结讲评。教师可以根据课时的安排，适时地组织学生进入总结阶段。这一阶段，教师应当对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及对问题的回答两个方面做出评价。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从法律条文入手，运用三段论式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一步步得出结论，并将案例蕴含的法学原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方式以及司法考试对相关原理的要求等内容向学生做出讲解。教师应当鼓励敢于提出不同观点并能积极加以论证的学生，对其思维过程的优点与不足进行点评，提高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
案例教学虽然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重点，但教师仍是课堂的中心。相比传统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投入更多精力收集、选择案例，并设计问题，备课的劳动量和难度都随之加大。其次，学生参与讨论，可能出现多种观点的交锋，课堂教学的过程更加复杂，对教师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具有更加广博的知识面。虽然教师主讲的可能只是某一门课，但案件中所涉及到的则往往是多方面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能对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甚至专业以外的知识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猎甚至精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师应当具有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案例教学的目的是在法学理论知识与司法实践（必要时还包括司法考试）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以增强学生对法律实践的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法学原理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教师不具备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上述目的就难以实现。因此，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要求并不限于课堂之内，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之外。
四、结语
法学案例教学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以来，日益受到重视[5]。它在推进素质教育、弥补传统法学教学方法的不足、培养高水平应用型的法律人才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法学教学中，这种作用不能被过分夸大。我国法律传统和现行教育体制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只能作为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而存在。当然，在系统地讲授了相关理论知识以后，如果还能选择适当的案例辅助教学，使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是最理想的教学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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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就中国而言，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如火如荼，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司法判例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判决预测，促进理论发展，促进法律完善，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因而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一、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的相对性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法典化和非法典化都是相对的，任何国家任何法系都不能实行绝对的法典化和非法典化。纵观世界各国，大陆法系以法典为第一法源，以判例法补充法典，判例为第二法源；英美法系以判例为第一法源，也辅之以成文的法律供法院援用。
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在1986 年通过了民法通则，在20 世纪80 年代制定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基础上，通过了统一的合同法，1986 年制定了继承法，1951 年制定婚姻法并几经修改，20 世纪80 年代初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之后也几经修改，1990 年通过了著作权法，之后也作了修改，中国的物权法也在制定中。依照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制定物权法之后，还将制定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上述法律制定之后，中国的民法体系即形成，是否在此基础上编撰民法典，十届全国人大没有明确列入规划，学者间争论很大，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各民事法律单独存在，中国没有民法典，但有一个完整的民法体系；二是在各民事法律基础上编撰一个民法典。中国的许多民法学者，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希望编一个民法典，而中国独特的民法立法过程，是依据社会的需要分别制定系列的民事法律，少数人主张这些系列的民事法律简单编在一起就是一个松散的民法典，没有必要再重新制定民法典。因此，在中国，存在一个制定逻辑严密的民法典与松散民法典的争论，如果说民法法典化是指一个民法法典必须体系严谨，逻辑性强，松散的法典就不是民法典化的思想，况且，松散地编到一起与不编到一起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 不编到一起不是也可以吗？ 而且修改起来更为方便，这应经过实践检验一下。如果各个民事法律分别存在，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一个中国完善的民法体系，虽然没有统一的民法典，这可能更类似反法典化的思潮，但作为中国民法体系中的各个法律，又分别为一个小法典，实际是将一个大法典化为若干小法典，这与民法法典化又似乎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因此，我认为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都是相对而言的。
非法典化，不可能完全实行判例制度，不要成文法。美国是判例法的国家，然而就民法而言，判例之外也有律师协会在判例法基础上编撰的《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美国合同法重述》这样一些供各州法院选用的法典，因为判例必定过于浩繁，不便于人们掌握，而有的民事法律又不可能不是制定法，如西方某些国家，包括判例法系国家关于脑死亡、器官移植的法律、安乐死的法律、同性婚姻的法律以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都是制定法。法典化，也不可能完全施行成文法，不要判例。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之外均有判例，民法的许多规范只有通过判例才能明确适用于不同情况，通过判例弥补成文法典的不足，通过判例的法解释使法典成为有生命的法律，不断进化的法律。中国虽无民法典，但每出台一种民法法律，都以以往的司法案例为基础并通过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导法律的实施。
二、中国的民事司法案例与判例法试点
（一）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就具体案件的请示所作出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法长期不完善，按照中国的司法制度，为保证司法统一，下级人民法院在解决案件中遇到疑难问题，可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就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批复，下级法院依此批复作出判决，但并不直接引用此批复。这种批复下发全国各法院，各级法院必须参照执行，因此，具有法律效力。在改革开放前和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这是中国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另一种司法解释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民事法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供法院参照执行，但不得在判决中直接引用。1987 年实行公布案例制度之后，加之民法不断完善，这种批复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出现，但仍是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如民法通则实施之后，由于民法通则没有对死者名誉权保护作出规定，天津市中级法院受理了“陈××诉魏××、《今晚报》侵害名誉权纠纷案”，陈的女儿吉××（艺名荷花女） 生前从艺情况被魏某写成小说并在《今晚报》连载，小说虚构了荷花女多次恋爱并被帮会头目侮辱的情节，陈某认为损害了女儿的名誉权，提起诉讼。天津市中级法院经天津市高级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是否应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天津市高级法院，批复“荷花女（艺名） 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受到保护，其母陈××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天津市中级法院依此批复组织调解，当事人达成赔礼道歉，赔偿问题双方自行解决协议[1]。此批复（最高人民法院1988 民字第52 号） 及案例（陈××诉魏××、《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下发或公布后（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 ，其批复具有法律效力，案例供各级法院参照执行。这种批复，虽非案例，但针对的是具体案例作出的，其就下级法院请示所作批复要点相当于判例的判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事法律逐渐完善，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民法通则、继承法、三个合同法、修改后的婚姻法及专利法、商标法均已出台，而经济处于急剧变动中，即使刚刚颁布的法律，某些规定也很快显得与实践不一致，许多原则性规定也需进一步具体化，单纯的请示制度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 年创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时批复、解释，并公布经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通知进一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公报》，目的在于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往往编辑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教学、研究单位也编辑出版供教学、研究使用的案例等。
中国的案例与国外的判例，有以下不同:
1. 判例具有法源性，案例不具有法源性。
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第一法源，成文法是其补充，为第二法源；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为第二法源，判例是成文法的补充，成文法是第一法源。前者如英、美，后者如法、德、日等国。判例的法源性，主要表现在“判旨”，即判例创造的法的规则，这一判旨或者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或者是对适用一般法律规范的具体解释。判例确认的法规则，各级法院必须遵守，但以新判例取而代之者为例外。案例不一定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不一定是对具体规范的创造法规则的解释，有的仅仅是直接适用法律的典型案例类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案例只具有参考指导价值，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因此不是法源。
2. 判例是经专门的组织机构认可的，案例无须经专门组织机构认可。
因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经专门机构认可以保证法律的统一。如，在日本，判例须经最高法院判例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因不具有法律效力，无须专门组织认可，只要是在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即构成案例；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虽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仅是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指导性意见；至于某些案例集，更不是司法解释机关通过的，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判例的约束力分为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由于其正确性及指导作用，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
3. 判例可变更、撤销，案例无须变更、撤销。
判例的变更、撤销，如同法律的修改、废止，导源于社会变动引起的法律规则的不适应性，而案例仅仅是法院审判的个案，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像判例那样变更或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虽不是典型的判例，但多具法创造的成分，可以作为判例的素材进行研究。如《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确定了因情事变更终止合同的规则；《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确定了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树枝折断致人伤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6 条工作物责任的规定，即护路树属该条其它设施的判旨;《王春林与银川铝型材厂有奖储蓄存单纠纷再审案》确认，转让有奖储蓄存单未对获奖财产权利作出特别约定的，该财产权利归存单受让人所有的规则，创立从权利随主权利转移之法理。[2]以上三例，实质上就是判例。有些案例，只是严格适用法律的案件，如教学中对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实例说明，就不是判例的素材，没有什么法创造成分。
（三） 个别地方法院进行判例制度试点
近年来，有的地方法院进行了判例试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判例制度的形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经验是，先例判决仅起参考作用，由各业务庭报研究室，经初审后交审判委员会审定公布。判例可更替、废止。从效果看，判决错案少，质量高，效率也高，维护了司法公正。该院的判例仅限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经验是，就民商审判规定了判例的指导作用，判例由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规定判旨，作出评析，判例限于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不能援引，同类案件可作不同判决，但必须将结果、理由在一个月内报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原判例与新法律、司法解释冲突则无效。[3]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的判例制度正在孕育之中。
三、判例（案例） 的作用
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
（一） 判决预测
判决预测，是指对某种判决结果的事前预测。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根据其三权分立的理论，最为强调判决的可预测性。如孟德斯鸠认为，立法与司法不能归于一人，如果司法具有法的创造力，则判决预测是不可能的，必然失去法的安全性。依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英国的边泌于1827 年在其《证据理论》著作中提出“机械性判决”的主张，较为全面地论证了判决的预测理论。边泌在其著作中，适应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倡合理主义的法原理，他的法律观念将“安全”作为唯一目的，主张法解释必须以法的安全为目的，法官应机械性地适用法律规范作出判决。依据法律和机械性判决，判决预测是可能的，判决结果是极其自然的逻辑性归结。[4]20 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自由法思潮，则完全否认概念法学的机械判决论及判决的可预测理论。自由法学主张，法官应从制定法中解放出来进行法创造，要求判决必须是可预测的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自由法学主张的法创造是正确的，但完全否认判决的可预测性则是不完全正确的。法官的法创造，限于法律漏洞及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而对于多数判决，仍然是直接适用法律，无须法官的法创造，判决仍然具有可预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虽仅具指导意义，不具法律强制性，不是法源，但其中某些具有判例实质的案例，因其处理的正确性，下级法院会依此对相同类型案件作同类判决，人们可以依此预测法院的判决结果。如再有护路树致人伤害、有奖奖券对受奖未作约定赠与他人、发生情事变更须解除合同等，人们就会根据前述相关典型案例作出判决结果的预测。[5]
（二） 促进理论发展
判例研究对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判例与学说的相互影响。判例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法官要经过专门培训、司法考试、就职后的继续教育才能取得或晋升法官资格，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学习，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法官，创造出判例或典型案例；同时，案件审判也以理论为基础，复杂案件，往往需要了解和参照学说。在日本，最高法院设有专门的调查官，负责向法官报告各种学说。[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法院往往召集学者讨论案件如何处理或分别征求学者意见。学者对判例正确性的肯定，有利于判例发挥应有的效力；对判例的批评，可以促进判例的变更。相反，判例也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判例为理论研究提供具体的事例，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推进了法学理论的发展。有时，一个典型案例的出现，会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比如《， 法学研究》等刊物设“判解研究”专栏，专门发表研究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门主办了以书代刊的《判解研究》杂志，其中发表较多的是关于判例评析的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中，需要借鉴国外的判例、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虽以大陆法系法律为基础，但须广泛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对英美法的研究，重要的是对英美判例法的研究，因此，国外判例也有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理论繁荣的作用。判例研究，也包括判例批评，即对判例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评意见，为法院将来的判决提供学说，促进判例的更新和发展，促进正确运用法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82 年1 月23 日关于“李桂英诉孙桂清鸡啄眼赔偿”一案的函复，认为监护人未对小孩严加看护致眼被鸡啄瞎，鸡的所有人不承担责任，法院依此作出判决。此案，原告李桂英领其3 岁男孩在街道旁与邻居闲谈，该男孩独自玩耍，被告孙桂清饲养的白公鸡扑上啄伤男孩右眼，造成“右眼球外伤，角膜感染”而失明。一、二审法院认定被告的公鸡过去啄过人，本应该杀掉，而原告未看管好小孩也有一定责任，故判决被告负担原告之子治眼费用的70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法院以原告疏于看护小孩为由，函复被告不负担医药费。这一案例及司法解释，不符合混合过错条件下应分担责任的法理。有学者批评道，被告明知其饲养的公鸡有伤人危险而不加宰杀又疏于管束，系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原告对其小孩的看护虽未达高度之谨慎，但要求其对小孩被鸡啄伤有充分预见则未免过于苛刻， 故一、二审法院判被告承担70 %的医疗费损失非但未见过分， 而且似嫌不足。[7]这一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案件审理后出台的民法通则关于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有意义。民法通则规定受害人过错是免责事由，但这仅限于受害人过错是唯一损害的原因，如属混合过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这一批评纠正了原司法解释与案例的不当，再出现类似案件，就不应适用原司法解释，其案例也无指导意义。
（三） 促进法律完善
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其条文是固定的，法律依据判决维护其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是对法律的模糊规定，往往是通过判例具体化。如前述民法通则第126 条规定的“建筑物及其它设施”致人损害，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其中，“建筑物”好认定“， 其它设施”就很模糊，有的可根据一般经验作出解释，有的则须通过判例加以认定。比如，路灯依一般经验属其它设施，路旁的广告牌也属其它设施，无须判例认定。但护路树是有生物，与我们一般理解的非生物属其它设施不同，那么，树枝折断伤人，算不算“其它设施”，判例从法律意义上加以认定，这就使法条在实施中增加了新的含义，是扩大解释，增强了法律的生命力。因此，审判的运动就是法的运动。另一方面，判例往往又是修改或者制定法律的基础。这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漏洞补充意义的判例，这些判例确定的判旨，就是未来法律条文的雏形。如前述护路树的判例，不仅增强了民法通则第126条的生命力，也是制定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基础，比如民法典草案就树枝折断责任的条文，就是来自于护路树的判例（当然，条文没有限于护路树，规定过宽，不甚妥当） 。还有武汉市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判例，确认了因情事变更解除合同的判旨，成为合同法起草情事变更条文的依据。但情事变更的后果，不只是解除合同，或者说首先不再是解除合同，而是变更合同，变更合同的前提是有一方当事人提出再交涉，我们国家就没有出现变更、再交涉的典型案例，因此，在全国人大审议时，就提不出更确切的案例。这样的判例国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创设。如果我们创设了各种情事变更的典型案例，在人大会议上一介绍，情事变更的条文就不致于取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应继续努力的工作。当然，用国外的判例也可以说明。
再如案例《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8]，其中案件事实为: 1993 年4 月5日、6 日、7 日，失包人朱晋华在天津市《今晚报》和《天津日报》刊登寻包启事，声称自己于1993 年3 月30 日中午在天津市和平区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将一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内有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本，表示对拾得人送还后“重谢”和“必有重谢”。公文包被看同场电影的坐在后几排的李珉发现捡起，并与同去看电影的原同学王家平在现场等候良久，未见失主来寻，便委托王家平保管。朱晋华所遗公文包中的汽车提货单面值80 余万人民币，系其朋友李绍华委托其代办汽车提货手续。4 月12 日，李绍华得知失包后在《今晚报》刊登同样启事，声明: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 元。当晚，李珉得知此启事后告知王家平并委托其与李绍华联系。次日，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接，但在支付酬金上发生争执。李珉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朱某、李某支付15000 元。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1993） 和民初字第440 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珉应将拾得物归还原主，但李珉未能依提货单及其它物品线索寻找遗失人或财物所属单位，反而在家等待“寻包启事”许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的酬金，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李珉不服，上诉至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旨为:一审法院认定朱、李二人“寻包启事”中的付酬承诺意思表示不真实，缺乏充分依据。悬赏广告，系广告人以广告的方法，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行为。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所指定的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因此，经调解，朱、李二人一次性给付李珉人民币8000 元。判旨理由是:朱、李二人的广告为悬赏广告；李某表示“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 元，是要约，李珉在1 周内送还公文包是承诺；依民法通则第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朱、李负有给付广告中许诺的报酬的义务；李某辩称给付报酬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反悔，违背民法通则第4 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上例的法创造就是确定了悬赏广告的定义及广告人应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关于拾得人可否取得一定数额的报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中长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制定民法通则时就因意见不统一，未予规定，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确立了在悬赏广告情况下，拾得人返还拾得物可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这一法律规则。此案，可作为制定民法典悬赏广告及拾得人可取得许诺报酬的依据。
（四） 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
法学教育，应以基本理论教学为主，但应随之以判例教学。在日本，除了民法讲义之外，还设有民法判例演习课，且有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但多不单独设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有案例教材，也有全国统编的案例教材。将来随着判例制度的确立，应设判例研究课程。基本理论教学侧重于理论与法律的一般规定，判例研究课程侧重于实例及司法审判中法的发展，当然，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法学教学，不只是让学生掌握法学知识，还应培养学生对法院判决的预见能力，后者必须通过判例教学来完成。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说:“学习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先读一本简明的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如《民法总则》） 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析等，作成解题的报告。在图书馆，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抱着一本厚重的教科书，反复阅读，口中念念有词，或画红线，或画蓝线，书本上琳琅满目。此种学习法律的效果，甚属有限，因为缺少一个具体的问题，引导着你去分析法律的规定、去整理判例学说、去触发思考、去创造灵感！” [9]
判例来自于实际，它反映的事实真实可靠，不同于教学中的一般举例，尤其不同于那些想象出的例子，后者可能不合逻辑，脱离实际。比如，自学考试起初由各省出题，某省的一个考题是，一辆运送新兵的汽车在山路下坡时方向盘失灵，路的一侧是山涧，另一侧路边靠山坡有两个小学生。由于是拐弯处，如不采取措施，汽车直行，就会掉入山涧，为保护许多新兵的生命，司机猛一打方向盘，汽车撞向山坡，将两个小学生撞死，问司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题的本意是让学生回答这是紧急避险，许多学生也这样回答了。但此案是想象出的，不是实际案例，因为既然方向盘失灵了，怎么打了一下就转向山坡了，怎么又灵了，这就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不是事实。还有，对生命损害，是否可以像财产那样适用紧急避险，用两个小学生的生命换取一些成年人的生命，是否违反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恐怕难以说清楚。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民法上还是要按损害赔偿处理，不会依紧急避险让受益人赔。所以，表面上符合紧急避险要件，实际上是侵权行为，司机的所在部队应赔偿，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不多研究，因为它是假事。判例教学，就不会发生上述困扰。
判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事实认定能力。法律的适用以认定事实为基础，而事实认定既是事实问题，又是法律问题。许多案件纷繁复杂，如何准确认定事实，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判例反映的事实，是经过谨慎分析、提炼概括的，读判例，可以逐渐形成和提高对事实的认定水平。对民事案件，又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有的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因不能举证，法院也不能认定。因此，事实认定与事实不一定一致。比如，你借我1000 元钱，完全基于信任，没打借条，也无证人，后来我抵赖，你告到法院，没有证据，我不认，法院不能认定这个事实，法院不是认定没借，而是认定你说的空口无凭，不足采信，你就要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也可能是有书面合同，打了借条，我还你钱的时候对你太信任了，让你自己毁掉借条，你没毁，事后我们关系不好，你拿借条再跟我要1000 ，告到法院，我说还了，但无证据，你有证据，法院就认定我欠1000 ，我还得还，这个认定的事实就与事实不符，但没办法，我就要承担不要回借条的后果。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违反诚信的人会受到良心谴责，失信的人，人们不愿借给他钱，也不愿向他借钱，他难以在社会上生存，但在个案中拿他没办法。现在有测谎机，说谎的人心跳快，但没说谎的人因气愤也可能心跳快，可能测不准，还得靠举证责任解决。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的能力。
四、创立中国的判例制度
中国必须实施判例制度，这一点在理论界认识基本一致，但实施何种判例制度，存在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将判例作为第二法源，实行法、德、日等国的判例制度，另一种意见是否认判例的法源性，认为判例不应有法律的拘束力，实际就是主张实行现在的案例制度[10]。否认判例的法源性，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认为判例法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认为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明确规定法是中国当代唯一的法源[11]。二是认为先例拘束力原则在适用中容易造成法律的僵化，判例的拘束性规范狭窄，缺乏伸缩性[12]。三是认为判例法有许多固有的缺点: （1） 判例法是由法官创造的，是不民主的，而制定法可能是比较民主的。（2） 判例法是在适用时创立的，溯及既往，而制定法是适用未来的法律。（3） 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具有片面性，制定法一般是以总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针对的是一般情况。（4） 判例法不像制定法那样以精确的语言来表达。（5） 判例法是由一个或几个法官作出的，而制定法是经集体调研、审慎考虑制定的。（6） 判例法相当复杂，诉讼既费时又费钱。[13]这些意见虽不无道理，但总的看是片面的。中国宪法虽指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但人民法院创制案例属司法解释，我国宪法不仅没有否认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且从广义上说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就包括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当然无权制定基本的法律，但对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出实施细则的规定，就疑难问题作出解释、批复历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职责，包括后来通过和公布案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许多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法院都创制判例，中国的人民法院，也应有创制判例的权力。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限于对现有法律的解释，法院不能以法无规定拒绝审判民事案件，而审判此类案件，法院就只能找出新的规则，这样的判决从性质上说就是判例。判例法在国外曾经有过僵化的现象，那是机械法学所致，后来的动态法解释理论提倡纠正过时的判例，创制新判例，僵化的现象就随之消失了，况且在中国，主张实行判例法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是使成文法更具体、详细，也不会存在适用狭窄、缺乏伸缩性的问题。至于判例法的一些缺点，由于处于第二法源的地位，有些就自然被成文法化解了。判例法虽由法官创造，也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诉讼中当事人及律师的辩论、法庭依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判决、判例需报经最高法院专门机构讨论通过，就是民主程序，是不同于最高立法机关立法的民主程序的。
判例的法发现问题不是溯及以往，而是以往的纠纷本该按此法解决，法官只是发现或找到了这一法规则，如同立法记载法规则一样，许多规则在之前早已适用于社会实际中。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并不一定具有片面性，反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判例的法发现也可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取决于法官的水平。一个判例的创造必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法官应预想到对社会的影响，应承担起创制判例的责任。判例多了比较复杂，容易出岔子，中国施行作为成文法补充的判例，不会像英美法那样存在大量的判例，中国实行判例制度，实行严格的认定、更改、撤销程序，不会造成当事人诉讼的不便，反而会更加有利于当事人及时诉讼，节省诉讼费用。总之，实行判例制度，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势在必行。
实行民事司法判例制度，以相应的民事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若十届全国人大能完成中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中国的民法体系就达到完善，不管是否编撰民法典，中国的民法典在事实上就已经形成。这大约是2008 年的事情。之后，面对相对稳定的中国民法体系，为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判例法的作用就将突显出来。中国应加快判例试点工作，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为最终形成判例制定创造条件。
实行中国的判例制度，不是现在试点中的地方法院的判例，而是指在全国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和民族自治地区的高级法院就自治法律通过的在本自治区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在中国，判例应由地方法院逐级申报或者径向最高法院申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或设立的专门的判例委员会通过。中国的判例主要限于对现行法律适用于具体情况的解释，也包括对法律无规定而适用新规范的解释，总之，要将现行法律具体化或者有新的法发现，不同于现在公布的案例有些不具有法解释的判旨。中国应严格判例的数量，及时更改或撤销原有的判例。包括以新判例更改旧判例，判例的法发现已制定为法律条文时，应撤销原判例，发现判例错误时，应及时更改或撤销，使中国的判例真正具有并维持其第二法源的地位。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精选》第199 页以下，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1993 年。
[2]以上三例均选自最高人民法院编辑部编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精选》，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 年。
[3]以上情况来自2003 年10 月20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的“判例研究与法学方法论国际研讨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李广湖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副总编龚稼立的发言介绍。
[4] [日]齐藤秀夫. 判决预测与判例研究[A] . 渡边纲吉. 判例研究的基础理论[ C] . 学院大学出版部，1968. 73 - 75. 77 - 78.
[5] [日]齐藤秀夫. 判决预测与判例研究[A] . 渡边纲吉. 判例研究的基础理论[ C] . 学院大学出版部，1968. 73 - 75. 77 - 78.
[6] [日]中野次雄，等. 判例及其读法[M] . 有斐阁，1997. 112.
[7]王家福，梁慧星. 民法债权[M] .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526.
[8]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 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精选[M]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 94 - 97.
[9]王泽鉴. 法律思维与民法判例[M]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7 - 18.
[10]参见沈宗灵:《当代中国的判例》，载《中国法学》1992 年第1期。吴伟、陈启:《判例在我国不宜具有拘束力》，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1 期。
[11]沈宗灵. 当代中国的判例[ J ] . 中国法学，1992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