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虽然唐代女性作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皇后、公主、嫔妃、命妇，下至民女、女冠、女尼、娼妓，但在唐代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几乎都是女冠，如当时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李冶、元淳等均为女冠。而著名女诗人薛涛，古籍中虽未明确她为女冠，但她晚年著女冠服却是事实，实亦为在家修行的女冠。就诗歌数量而论，这些女冠诗人的存诗最多。其中，薛涛诗在《全唐诗》卷803中收88首，卷866中收1首，共计89首；鱼玄机诗在《全唐诗》卷804中共收50首；李冶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16首，《全唐诗补遗》收2首，共计18首。元淳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2首，《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中收4首，共计6首。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九分之一。
除了这几位著名的女冠诗人外，中唐还出现了一批“道姑诗人”，如卢眉娘、戚逍遥和杨敬真、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等。《全唐诗》卷863所收“女仙”诗以及卷864、卷865所收“神鬼”诗当中实际上就有不少属于女性道教中人创作的作品。
有人做过统计，这两部分女冠、道姑诗人的作品在《全唐诗》总计约210首（女冠约7位，存诗164首（卷797-805），又据卷863至865所收的女仙、神鬼诗中推测出其中一些也属于女冠诗，约42首，加上外编补遗收录的女冠诗4首）。唐代女冠诗人之多、创作数量之丰、艺术成就之高，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唐代女冠诗人，是唐文学创作的特殊群体，她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代文坛造成了相当高的影响。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唐代女性文学与道教的关系的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它涉及到唐代宗教思想、女性地位、士人生活与士风、市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一论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文化，了解那个时代道教繁荣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宗教和文学之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对于把握唐代女性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品质和独特的美学风貌，进而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确立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具有如文化史一样的双重意义。
二 道教对女性的尊崇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兴盛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它根植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对它的文化母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道教本身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个切入口。因而，鲁迅先生曾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日本学者橘朴也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法国道教学者cathrine despeux说：“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基本教义之中，道教在观念上对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论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作了进一步解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道家哲学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罗时进在《中国妇女生活风俗》中认为：“在道教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轻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独自愿望的社会角色。重阴阳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道教教义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继承了中国原始母系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的传统，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没有赶走女神，更没有使女神一个个变性；相反，原有女神不仅继续得到崇拜而且不断增添同伴，共同成为女修行者效法的‘楷模’”“大道不问男女，皆能有成。”“修仙修佛，希圣希贤，总无男女可分，惟在心志精虔。”女子通过得道修炼照样可以成仙启示了广大妇女她们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
而在唐代，李唐皇室为了抬高自身门第以抗衡山东士族，攀附老子为始祖，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遂被尊奉为国教，道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女性文学的的影响尤其深刻。
唐代帝王从初唐开始就崇重道士，对名道士大加优宠：召入宫禁问道、亲受道豫、赏以宝物、加以官爵、封以尊号。上所好者，下必趋焉，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大力推崇，使得整个唐代社会形成了崇尚道教的风气，孟浩然《梅道士水亭》诗云：“名流即道流。”一语道明了道士在社会上的尊崇地位。
由于道教提倡的自由平等观念对妇女的吸引，更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唐代社会女性入道蔚然成风，其中不乏帝王之家的后妃和公主，女冠的人数之多历史颇多记载。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与《唐会要·尊崇道教》卷50的统计，唐诸帝的211位公主中就有15人入道。而据《大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共1687所，1137所道士，550所女道士。”又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载：“天下观1687所，道士776，女冠988。”1764名道士中，女道士竟有988人，占了57%。
这群入道的女性中，就有李冶、鱼玄机和元淳等一些才学不凡的女诗人，她们以出众的才情和坎坷的人生际遇，成就了“女冠诗人”的显著声名。下面试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整体背景出发，探索女冠诗人人生求索的轨迹与她们创作的关系，从而证明道教对唐代女性文学具有的深刻影响。
三 女冠诗人的女道身份及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
1 入道为女性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生活空间，催生了女冠诗人
道教发展到唐代更具有“主生”、“主乐”性，追求长生不死、追求人间自由快乐是人们求道信道的目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剖析的那样：
“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长生，既能得人间富贵，还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当然人们在俗世中如有不如意，也可以到道教中来，既可享享清福，做做神仙梦，可以借此为‘终南捷径’”。
而唐代宽松而优越的道教政策以及由此营造的崇道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道士和女冠逐渐成为唐朝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施蛰存先生说：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地位、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高利华先生也说：
“道教发展到唐代,正趋于风流、迷乱、狂热时期，虽身价陡增、应者云集，但作为一门宗教严格地讲道教还没有真正定型成熟，许多仪式，如神谱、斋戒、清规等，都未正式形成规范。道教徒们凭着狂热的信仰，以想当然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相当世俗化的倾向，以满足现世生活的种种企求。道教既清雅、又不禁欲，把男女之交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道教在养性和全生方面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关注现实的，它把两性关系堂而皇之地归结为阴阳互补、衍生全性的关系，所以在唐代，道教徒不像儒者那样斤斤计较男女之大防，女冠风流冶艳也属情理之中。”
这样，一方面女道士们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摆脱了世俗纲常伦理的管束；另一方面唐代教门清规戒律不很严格，于是她们便成了唐代妇女中颇为自由风流的一群。她们常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公开出入于宫廷、王府，广交达官显贵，其中颇富才华者更是与当时的文人士子往来密切，与之诗词酬醉、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戏谑谈笑，无所不至。
比如，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后既可以继续享有公主特权，享受人间奢侈豪华的生活，又可以“自由邀集门下请客”，“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鱼玄机更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而李冶，《唐才传》更是记载：“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网，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
这些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她们有了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思维空间变得相对开阔。而文学创作，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本来妇女的形象思维能力，即文学创作能力并不亚于男子。而中国古代妇女被礼教的枷锁所束缚，终生足不出户，“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闽外”，她们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成为“闭锁深闺的灵鸟、埋没地底的宝玉”。而一旦进入适当的生活环境里，她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就会得到复苏，唐代道教正好为当时的女道构筑了这么一个相对适应的环境，使一些女道的文学才华得到施展。
另外，不少道书，如《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悟真篇》等，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真诰》中也有不少女仙用诗歌开悟世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女道士能懂诗，最好还能写诗。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唐代女冠阶层中涌出了一大批女冠诗人。正如章学诚所言：
“且如声诗盛之于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之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义之诚，此亦其明证矣。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炙。”
尽管这一段话颇有贬义，并将女冠与坊妓并举，但不可否认，社交的自由给了女冠们更多的生活空间和人生体验，从而催生了女冠诗人的出现。
2 女冠与文士的交往，使女冠诗人获得了创作的素材和氛围，提高了她们的创作水平，也成就了她们的诗名
女冠诗人摆脱了家庭及世俗的伦理羁绊，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社交的对象，而颇具才华的文人学士是她们最喜欢与之交往的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个群体。同样，在崇道的社会氛围中，那些文士名人对脱俗超凡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冠也都很垂青，乐意并积极主动与之交往。他们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流传了许多文坛佳话。
例如，李冶入道之后，与刘长卿、皎然、陆鸿渐、朱放、韩揆之、阎伯钧、萧叔子等文人名士有亲密交往。薛涛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建、李德裕、裴度、张枯、吴武陵、严缓、杜牧等都有往来。而鱼玄机也与李郢、左名场、李亿、温庭筠、李近仁、刘尚书等数名文士有恋情关系。
《唐名媛诗小传》记载了薛涛与元稹的交往情况：
“初，元稹知有薛涛，未尝识面，及授监察御史，出使西蜀，……严司空潜知意，每遣涛往侍。元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云：‘磨扪虱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亩以休休。’元大惊服。后元公赴京,涛归浣花所。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笺，涛别造新样小幅松花纸，以百余幅寄献元公。元公于松花纸上题诗赠涛曰：‘锦江滑腻岷峨秀，幻作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元稹身为重臣，亲为薛涛敬持笔砚，男女相对吟诗作文，自然别有一番情趣。除元稹外，给薛涛写过诗的文人还有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等人。
和尚皎然也有一首《答李季兰》诗，写得很特别：“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在诗中，诗人尽管婉拒了李冶的求爱，但其中欲却还休的缠绵却是不难体会到的。朱放的《别李季兰》则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李冶恋恋不舍的深情：“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唐五代词中常见的词牌《女冠子》就有很多即题描写与女冠与文士风流韵事的作品。如《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曾填《女冠子》：“蕙风芝露，坛际残香轻度.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真侣墉城会，梦魂通。”
女冠诗人与文士的广泛交往，大大开拓了女冠诗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间，触发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比如宴饮集会时，男女诗人们写景咏物、唱和赋诗，或是别后你赠我唱、礼尚往来。翻开《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文士名人与女冠相互寄赠唱和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女冠诗人的集子中也比比皆是。李冶传世约16首诗中就有10篇，如《寄校书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结素鱼贻友人》等均是这类作品。而《薛涛集》中这类作品更多，据大概统计，《薛涛集》中题中为“酬、和、次韵”的诗歌有15首之多，鱼玄机也有8首。如：“珍簟新铺翡翠楼，泓澄玉水记方流。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千叠云峰万顷湖，白波分去绕荆吴。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薛涛，《酬雍秀才贻巴峡图》）
而与文士相恋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是成为女冠诗人写作中最自然的切入口，是她们创作的最大源泉。《全唐诗》存录的210首女冠诗中，写与文士产生恋情，为爱情所困的苦恼与相思之情的约有108首，占一半以上。
如李冶诗作《寄朱放》、《相思怨》、《寄校书七兄》、《送韩揆之江西》、《得阎伯钧书》、《道意寄崔侍郎》、《送阎二十六赴刻县》、《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等，对心仪的男子或是表达留恋之意，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用情之深显而易见。鱼玄机也在与众多名士的交往中大胆地寻觅着真情追求着爱情。她的《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迎李近仁员外》、《和友人次韵》、《暮春有感寄友人》、《期友人阻雨不至》、《赠邻女》、《寄刘尚书》、《酬李学士寄簟》、《暮春有感寄友人》、《访赵师不遇》等诗，都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相思的难言痛楚。从这些作品中，也可看出女冠诗人与当时文士交游酬答极多，生活丰富多彩，浪漫风雅。
比如，“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李冶，《相思怨》）；“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李冶，《送阎二十一六赴刻县》）；“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李冶，《寄朱放》）；“相看指杨柳，别恨转依依”（李冶，《送韩揆之江西》）；“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鱼玄机，《寄国香》）；“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鱼玄机，《闺怨》）；“自叹多情是足愁，况当风月满庭秋”（鱼玄机，《秋怨》）；“画炯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鱼玄机，《江行》）；“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鱼玄机，《感怀寄人》）；“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鱼玄机，《折杨柳》）；“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鱼玄机，《闻李端公垂钓回寄赠》）。这些都是女冠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句。
与文士们的交往相恋、相互酬唱，不仅激发了女冠诗人的写作热情，而且也有利于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如鱼玄机诗情远寄的语言特色与友人温庭筠同出一辙；李冶在创作中惯用移情和烘托，如于“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寄朱放》）中寓思念之情，借“繁霜月”、“苦雾时”（《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衬孤病之状，令作品显得含蓄幽婉，与当时大历诗人的创作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唐代女冠诗人的诗作得以流传，她们的诗名得以广播，这也完全得益于她们广泛的社会交往，得益于跟文人名士们的酬赠唱和。在封建社会里，因“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女性的才名不出闺阁，大多女性的才华被埋没，不为世人所知。如《全唐诗》卷799载，进士孟昌期妻孙氏,“善诗，每代夫作，一天忽曰：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集。”以致只有三首留存。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昇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 ，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 ，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 ，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 ，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倖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鶻、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苾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苾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苾部与契苾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 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 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偉川《论隋唐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鶻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鶻史，其《漠北回鶻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 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 ，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 ，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 8个族 (国 )共计和亲 2 8次 (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 ) ，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鶻、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鶻可汗碑关于回鶻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鶻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鶻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 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 ，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主权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 ，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 ，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昇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 ，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 ，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 ，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撝传〉中的“西土树神”》（《论集》）指出，唐代树神是通过佛教引入的神祗，而树神概念是印度民间崇拜对佛教影响的结果。他的《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想》（《唐研究》6）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 ，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 ，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鶻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鶻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 ，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 ，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 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 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 ，.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 、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鶻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鶻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 、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唐代文馆；文馆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空间
近年来，唐代文馆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著，比如李德辉先生《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考镜、文献整理、文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转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寻求新的切入点，宏观通照性地发掘文馆与文学更深层的关联，是当前此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索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
一、关于“文馆”的界定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2]1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因此，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是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3]4-5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该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说：“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时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二、文馆与文学研究
（一）文馆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子监研究，在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于各种教育史专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7]和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方面极为细致翔实。对唐代史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讨论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过，相较而言，台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色，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制度。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1]，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3]。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14]，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著作中。论文方面，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深入。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上世纪二十年代，朱??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1]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随后，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对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关于广文馆的性质，台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7]206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1、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1986年，赵昌平发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香港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文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葛氏虽不是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正是在乃师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可是，杜氏所认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文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受，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为集中收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4]3贾晋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将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等学者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徐先生对《珠英集》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龙文馆记》据《新唐书·李?传》、《唐诗纪诗》卷九李?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录有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25]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间活动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中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先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先生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围。
王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并分析其成因。认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28]
（三）其它研究
诗歌之外，研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关系。这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尤为详备。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官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学思想。李胜《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以令狐德?薄⑽赫魑??淼某跆剖芳业奈难Ъ?猓?砻婵蠢矗?袷钦壑缘骱停?燮涫抵剩?虮硐至硕晕难Х⒄构媛傻娜?嫒鲜叮?显纭⒁步险?返匚?饣圆永玫奶拼?难е赋隽朔⒄狗较颉?/p>
其它文体方面，如从文馆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与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等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角度提出构建分体骈文史的断想。
三、研究空间的拓展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1）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体发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一方面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运用已有文馆研究成果，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前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馆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官、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角色。这两种角色有时难免交叉和互换。未来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与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题，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流动、心态等层面分别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士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加强动态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体、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的潜在规律。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识与文学样式。所谓本位，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比如秘书省校书官本位意识与咏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奇勃兴等。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评价与文学。社会评价系指社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方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断和预测。从任职资格归纳文士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总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素，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任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还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群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各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变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性与文学活动。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任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流动。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强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职，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禹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传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批判与诗歌复古进程。将学士单独列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歌声律问题。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的结果，若将诗歌分成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线性发展来重新审视唐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受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学士处于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歌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程。
不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识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合、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有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地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和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面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总体而言，个案分析较强，整体论述较弱。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和《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不够。因此，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来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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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代文学；研究空间；学术史补阙；学术蠡测
唐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众多、成果丰富，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朝文学研究之理论方法、格局范式、价值取向均与他朝互通互动，亦为学界之共识。如何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或者说如何进行创新，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解决此问题之基础又在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一是何谓创新，二是如何创新。
第一个问题，可以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话来加深认识。程先生曾说：“创新有三种情况：一、前人所未涉及或未论述过的东西，你论述了，这叫创新；二、前人已做过一些研究，但做的还不够充分，有继续补充和扩展的必要，或是前人解释尚不够圆满，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和重新解释，也是一种创新；三、就是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涉及和论述，但其论断并不正确，需要加以修正，也是一种创新。”[1]129-130在这简短精辟的论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前人”，共5次。这启发我们，无论哪种创新，都须有对前人成果全盘考量的基础才有现实可能性。wwW.133229.CoM
第二个问题，如何创新，实际上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密切相关。陆机云“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之未振”，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此皆为文之要。文学创作如是，文学研究亦如是。然而，解决“启夕秀”、创新语的关键还是“朝花”和“陈言”。用程千帆先生的话来说，前者是我们所需的创新，后者则是创新的基础，即“前人”的工作。因此，我们认为，解决文史研究创新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鉴往知今，正如季羡林先生告诫我们的：“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2]序
正是基于此种共识，研究者采取年鉴、总述、通论、集成、丛书等形式来整理前人成果，并以此深化对已有工作的认识。特别是世纪之交，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讨论，编著出版了各种具有学术史价值的专书。比如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傅璇琮、罗联添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都是与唐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集大成性质的专书。各种综述文章更如雨后春笋，对上述工作进行补充完善。无疑，这些工作是琐细的、辛苦的，对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有裨益。然而，时代在前进，对已有成果的整理和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鉴往”的补阙和“知今”的蠡测。
一、“鉴往”补阙
上述三种著作的共同立足点是“鉴往”。杜著前言说：“只有我们对前人的学术成果了然于心，才能找到新起点；了解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才能尽可能地避免曲折。”[2]12而《二十世纪唐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史，但对于所有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基础工具书，该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总结。”[3]《集成》8卷10册，分时段摘编1949年至2000年的论文和著作。傅璇琮先生曾指出其“鉴往”之性质，“不仅在于对五十年来中国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将这些材料放到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学术分流与互通的大格局下加以审视和整合，从而为两岸三地学术文化的汇通和交融，为二十一世纪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这些成果，对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可谓功莫大焉。不过，我们高度肯定的同时，也应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缺漏。整体来看，唐代文学研究“鉴往”之补阙有两方面：历时补阙和未版补阙。
（一）历时补阙上述诸书出版虽然都在2000年之后，而其所整理和总结之内容则全截止于2000年。从二十世纪末至今的文学研究，无论是视野的拓展还是方法的更新，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对唐代文学研究整体透析就必须在原有基础上，补入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历时补阙，原本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由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的两个著名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基本对每年的新成果进行了评介。除此之外，各种综述文章屡见书刊。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补阙意识的不足。《唐代文学研究》是一部论文集成性质的书，仅仅收录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唐代文学年会的与会论文。《年鉴》限于体例，也难以收录全部文章，而只能做简单的评介。两者都难以反映整体全貌。
利用网络资源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期刊网几乎收录了所有国内中文刊物，但我们还是要强调补阙意识。这是因为研究人员在利用资源时，容易产生两个极端，要么不顾现有研究成果，自言自语，要么只利用电子图书和刊物，忽略纸质成果。因此，增强历时补阙意识，其实质是文献利用问题。
（二）未版补阙充分利用中文期刊网虽可解决历时补阙问题，但于真正把握学术前沿动态而言，实则远远不够。众所周知，唐代文学研究从业者人数，可以说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最多的。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恐怕也是最多的。因此，单从期刊网上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著作很难窥测研究动态。由于人数的增多和受时代风气的左右，很多研究生的论文难以公开发表，又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学位论文作为著作正式出版者比例也不大。而这些未发表未出版的论文，正是我们需下大力补充的部分。因为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研究生个人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的反映，而且也是专家学术积累的展现。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笔者参加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唐代文学年会时，葛晓音先生曾感慨，现今的研究好比刨土，东一锄西一锄，前人刨过后人接着刨。这种重复劳动的出现，大部分由于信息不畅所致，有时甚至出现几个人选同样题目的现象。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台湾地区学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好例子。台湾各大学报在每年度的最后一期将一年来学位论文选题全部录入，并作相应的索引，每五年或十年又作分类汇总。这样就真正地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降低了选题的盲目性。
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做，从网络资源中的学位论文检索可以看到，有些高校已经开始实施了。但只靠几所高校图书馆，恐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葛晓音先生曾经建议到国家图书馆，将近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抄录出来。我们深切地期望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图书馆联合起来，编制历年学位论文索引。
二、“知今”蠡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文学研究创新在“鉴往”方面有所突破并不十分艰难。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仅有前人成果资料汇编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梳理，就很难在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毫无疑问，已有成果是学术史料，对史料的利用，仅以“史”的眼光去看待，无法充分利用，就像燃料不充分燃烧一样，造成浪费。这就需要以“史”为基石，站在“论”的高度对它们进行分析、提取，找出研究演变轨迹，以便对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预测。
预测应具宏观视野，不宜过细。世纪末总结性的论著不谓不夥，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5]，张忠纲《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6]。论文方面，大视野的文章有:叶帮义《1949年-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7]，蒋寅《二十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8]，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9]等。另外，还有陶文鹏、胡明等学者关于唐诗百年回顾，陶敏、陈尚君等人关于文学史料、文献学方面成果的汇总等等。这些论著，或点或面，或述或评，大都具有真知灼见，对于未来唐代文学研究之影响不容低估。但我们应同时看到这些论著述多评少的局限。
鸟瞰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史，发现学术轨迹的演进实与观念之更新密切相关。而观念之更新，又无法超越时代环境。二十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环境较为自由宽松，文学研究逐渐摆脱旧传统闲散特性，而成为一专门学科。研究者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意识逐渐明确，只有这时候文学研究才谈得上独立自觉。而只有独立自觉才谈得上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建设，也只有独立自觉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唐研究领域中的大师级学者，如陈寅恪、闻一多、岑仲勉，都是这种学术风气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五十年代至文革结束，学术界受左倾思想影响极深。学术由天下之公器一变为天下之“工具”，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是其著例。不过，沉寂时期亦是积累过程，长时期的能量积聚，一旦找到突破口便势不可挡。从文革结束至上世纪末短短的二十年间，我们看到火山爆发式的宏伟场面。因此，才有了学术规范的建立、理论的拓展和方法的创新。
面对传统和时代大环境，研究者无不处于顺应与冲突的重围之下。从理论上来说，顺应传统，就是对传统学术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认同；与传统发生冲突，在观念上表现为力图冲破藩篱，创造新的格局。顺应时代环境，学术视野表现为世界视野，积极接受新鲜事物新鲜思想，重视国际交流合作。与时代环境冲突，则表现为理性的批判，强调本位回归。唐代文学研究，正是在传统和现代，冲突和顺应中不断推进。在这样的“文理”之下，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思维方式的新变。面对浩瀚的前人成果，如何才能推陈出新？是拾遗补阙，还是系统建构？所有这些表征于文学研究，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其本质体现于寻求新的切入点。我们以戴伟华先生《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为例来论证。唐代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视角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归纳起来大致有六个层面：（1）以本贯、占籍为切入点；（2）以隶属阶层为切入点；（3）以南北划分为切入点；（4）以文人的移动路线为切入点；（5）以诗人群和流派为切入点；（6）以文化景观为切入点，等等。那么，面对这样丰硕的成果，要从诗歌自身来讨论地域文化问题有相当的困难。如果以诗歌创作为本位切入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可能会更贴近唐诗的实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戴著从唐诗创作地点切入，在花费大量时间创建的两个数据库，《唐文人籍贯数据库》和《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的基础上，将过去主要以诗人籍贯为主的分析，转换为以诗歌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10]由此可见，探寻新的视角，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思维方式转变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拓展研究空间。
其二，研究格局的变迁。二十世纪学术史告诉我们，上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格局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但至上世纪末，它的总体布局可归纳为作家作品论与文学史研究、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作品选注与文化普及、敦煌文献整理与敦煌文学研究等几个层面。不过，在看似平静的格局之中已蕴涵新的学术生命力。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辈学者开创的“社会—文化—文学”新的研究视域。从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到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再到戴伟华师《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展示出一幅清晰的演进图。如果再往前推，这幅演进图中依稀可见闻一多、刘师培、陈寅恪等大师的垂范之迹。其嘉惠后学之功已逐步显现，新世纪文学研究格局已发生全新变迁。单从论题上来看，“与文学”的结构范式，就是很好的明证。举凡政治制度、传统思想、社会思潮、社会群体(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团等)、科举、幕府、音乐、绘画、民俗、交通、文馆制度等文化层面，皆成为“与文学”范式下的研究主题。
其三，研究方法多样。与格局和范式变迁相呼应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注意在文史哲相关学科和其他交叉学科的联系中探索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心灵状态和社会处境。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寻求理论突破和思维转型。这种交叉研究的特质：一是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二是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往往因为其它学科知识的缺少而遇到困难。因此，交叉研究也正处于方法的尝试和工作规范建立的摸索阶段。
其四，研究手段现代化。古籍数字化和网络的发达，给文学研究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信息化时代的研究手段具有多种选择可能，其典型特征是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达到资源共享的最大限度。利用现有数字化成果，我们可以轻松地完成许多纸质时代费时费力的工作，比如古籍整理、辞书修纂、统计分析、古书辑佚等等。文史著作的图文并茂在过去是理想，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则并非难事。但是，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那就是过分依赖数字检索逐渐滋生我们的惰性。更为严重的是，研究中所必备的“问题意识”也由此渐次被吞噬。[11]现代信息技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犹如“双刃剑”，因此，坚持古籍数字化“工具”本位显得相当重要。
其五，交流合作与个性化研究并重。传统的唐代文学研究偏重于个性化，其私人性质及门派分隔，多由信息闭塞所致。而在科技日益发达之现代社会，重视交流合作成为良好学术风气，互通有无的途径渐趋阔大，往往通过学术机构、团体、刊物、会议等各种形式加强沟通。而同时，研究的个性化特色并未由此消解。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全球化”大环境之下，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具个性的才越具价值。
可以预测，未来研究将在上述诸种力量的合力指引之下前进。
综上所述，唐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基础之一，是前人的劳动成果。我们认为，在尊重前人工作的同时，还应增强补阙意识。应具备发展眼光和与时俱进的心态，一方面要注重历时补阙，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学位论文空白点的填补。进一步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不仅要有学术“史”的意识，更要有高屋建瓴“论”的感知预测。宏观通照，未来发展轨迹，是思维方式突破、格局范式变迁、方法手段现代化、交流合作与个性化并重诸种合力的结果。高瞻远瞩，扬弃刨土式的思维来展望，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之路虽不乏坎坷，而前途终归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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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代；边州；族际互动；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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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构建国家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心和周边的领土划分和政治观念，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中心政策。上述观念亦影响到当今学界对中国中古周边族群与中原社会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外观察，例如华夷秩序、胡汉体系、农牧世界、边疆史地以及册封体制、天朝礼治甚至朝贡贸易圈之类。如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2]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3]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4]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5]等中外学者的著作从宗藩关系、朝贡制度等方面阐述了王朝国家和周边四夷的关系。
这些传统的研究之外，另有一批学者开始转变视角，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著名东方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6]一书中在边疆概念中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家“华夷之服”、“要服”、“荒服”的立场，将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如书中指出长城地带对于汉族是边缘，但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提出了“北亚世界”的概念，近年森安孝夫、杉山正明等学者倡导“欧亚大陆世界”。[7]
部分历史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各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有共享、凝聚认同的进程更具有本质意义，更值得揭示彰扬。就唐史而言，这种族际互动关系在陈寅恪先生研究中首先体现出来。陈先生在如何研究唐史时教导学生“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的内政亦受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待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8]陈先生“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及“唐代的内政亦受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之观点，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有更明确的阐述：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逐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从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9]
陈先生上述族际互动理论在王贞平先生新作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10]中有更为深刻具体的体现。此书正是以现代国际视角、“多极化”角度考察唐王朝和其亚洲近邻（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突厥、回鹘、吐蕃以及南诏）之间的族际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在各方实力的消长对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上。此书中运用“soft power”和“hard power”概念论证文化影响、国家实力以及战争在唐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作用。此外王小甫先生近年就族际流动乃至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有所阐发。他在《族际流动与社会变迁――唐五代华北北部的内外蕃问题》[11]一文中就曾指出内外蕃与生熟蕃的族际流动就是一种政治层面上的空间流动，并讨论了内外蕃与生熟蕃的转变过程，中原政治体制与蕃部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12]中王先生又把这种空间观念加以阐释，认为较之于只是把古代中国定义在时间层面――历代王朝的延续的传统研究，还可以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考察，根据最高首领及官僚体制、历史领土、空间边缘及法令效力等内容对作为各族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在空间层面作较为具体明确的界定。针对杨联先生所持“边界不必常是一条线”及“文化疆界和政治疆界无须一致”的观点，[13]王先生认为边界应该是历史官僚社会中不同区位群体（政治层级）的空间界分，例如唐代的边州都督府与羁縻都督府州之别。
以上学者研究关注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历史研究除了在时间层面上的研究更加要注重在空间层面上的界定。上诉论点皆跳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史观或者天下中国观，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或亚洲或世界的角度，对唐朝的内政和外交有了更深入和新颖的分析。从地理空间看，在民族凝聚交往中，连接中心和边缘，汉族与多民族地区的行政规划变得更加重要。马驰先生认为边州在中央与边疆诸少数民族之间，作为蕃州外三级管理体制的中间环节，起着呈上（中央）督下（蕃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4]唐朝以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作为直接管理边疆诸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县的机构，代表中央管理边疆。在空间观念的指导下，边州研究成为唐朝内外之际和民族凝聚的关键。
地方行政区划建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统一的国家为有效进行地方管理而必须进行的制度构建。其核心的内容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关系。理想的地方行政单位建制是既能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保持中央政令下达执行的畅通，又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社会的积极性，即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发展本地社会的便利和权力。隋朝统一之后对南北朝后期混乱的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州郡县三级体制改为州县二级体制。炀帝时虽改州为郡，但仅名称改变，二级体制仍存。唐朝继承隋制实行二级地方行政体制，改郡为州，即州县二级制。唐前期主要实行州县二级制，据《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户部郎中条“凡天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15]其中正州分为辅州、雄州、望州、边州等。边州作为正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机构设置等与其他正州有共同之处。又因边州地理位置特殊，多置于沿边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毗邻，联系紧密，是唐朝经营边疆的前哨，在唐朝地方行政结构中，边州在行政职能、民族构成、法律制度等方面较之其他正州又存在着诸多差别，有其特殊性。唐代边州研究既能体现唐朝中央与边州的关系，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又能揭示边州民族融合情况。研究唐代边州，对于探索唐朝边疆治理，民族融合，国家政治体制演进，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意义。
学者也已关注到唐代边州在处 理内政外交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断涉及边州研究。在边疆问题和治边思想及政策方面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涉及到边州综合性研究问题。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16]一书，对于唐代的治边政策以及设置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有详细的分析和评价。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的影响》[17]一文，分析了唐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形成和由此在西南地区施行的治策，进而指出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政策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康乐《唐代前期边防》[18]认为唐前期的边防呈现双层式的防御结构，外层防圈以置于外族境内的各个都护府为核心，且都护府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皆曾发挥作用，并不只是军事机构。内层防御圈以边境都督府为核心，而都督府又形成双层防御系统，以是否直接与外族接壤为别。孟宪实《唐代前期的边州与边政》一文进一步分析了唐代的边州及其范围，边州的行政特征及其军事职能，边州与都督府的关系等问题。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19]下篇《唐王朝边城研究》广泛利用了幽州城、北方边城和西北边城发掘的考古报告研究唐朝边城的建筑特点和唐朝的边防政策。
唐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对于数量众多的羁縻府州，唐朝通过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进行管理。边州都护府的职能之一即“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因此边州研究与羁縻府州研究密切相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渐成一个独立的课题，研究广度深度不断扩大，数量众多，成果突出。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一文对唐代羁縻府制度作了全面的论述，[20]细致分析了羁縻府州与边州的隶属关系，对研究唐代羁縻州制度具有指导意义。刘统在谭先生指导下所写博士论文《唐代羁縻府州研究》，[21]出版后成为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羁縻府州制度的学术专著。
边州处于唐朝四境，是重要的对外交往孔道，负有重要的外交职责，在外交上具有重要作用。黎虎作为研究唐代外交关系的代表学者，其《汉唐外交制度史》第十章《唐代地方外交关涉机构》涉及到唐代边州行使外交职能。[22]边地作为唐代流人流放之集中地这一观点已被学界广为接受，其中关于流人流放地的相关研究与边州密切相关。[23]
唐朝边州与边境的关系亦成为前辈学者研究的重点。严耕望《唐代北疆直辖境界考》以正州为据划定了唐朝疆域正盛时期北达之境界线。[24]与之相对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划定唐朝疆界则包含了羁縻州。[25]李鸿宾《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26]张碧波《汉唐时期的东北疆域》等文章在讨论边疆问题时，[27]也一定程度涉及到边州问题。荣新江《“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论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28]一文中讨论了唐朝边州与西域概念的关系，且文中指出唐朝西域所指范围的西移，标志着唐朝边界的西移。
关于边州的官署机构设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一书参据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资料，[29]考证有唐一代各州刺史情况，为我们研究唐代边州的长官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严耕望《唐代府州僚佐考》、[30]《唐代府州上佐与录事参军》对府州职官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31]，堪称唐代府州僚佐研究的奠基之作。
以上关于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爬梳可以看出，前辈学者无论在研究深度上亦或是广度上都已做了诸多有价值的探索，对于后辈学人的研究启发颇多，同时也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边州因其在唐朝中央政权与外族羁縻州的连接地带，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各种政策方面有其特殊性。研究唐代边州对于探讨唐朝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唐朝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与边州在唐朝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相比，学前学界关于唐代边州系统性、全局性的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如翁俊雄所作《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一文依据《唐六典》辅、望、雄、边、要的划分，[32]详论了辅州为京兆府左右两翼之州，望州与雄州相似，或为东都之屏障，或在人口众多，地势冲要上居于上乘的州。但是唯独没有论及边州和要州，对于定义为总论唐代州县等级制度的书不免是一种遗憾。唐边州研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比如唐人对边州的定义以及边州的主要功能，笔者也会继续跟进相关研究。
【注 释】
[1]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5-266.
[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3] 堀敏一著，韩N等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6]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 杉山正明《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
[8] 石泉、李涵《听陈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4.
[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5.
[10] 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
[11] 《中心与边缘――民族史视野中的中国历史》，纪念北大历史学科建立105周年学术研讨分会论文集，北大中古史中心“3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院”课题组，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2004.
[12] 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0年；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收在氏著《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
[14] 马驰《试论唐代蕃州的管理体制》，载黄永年等编《中国古代史论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36.
[15] （唐）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005年重印）.
[16]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7]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4.
[18] 台北：出版社，1979.
[19]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0]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成都：巴蜀学社，1990；收入《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1]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22]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23] 可参考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一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4.
[24] 收入《唐代研究论集》第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25]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2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2.
[27]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5.
[2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29]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30] 载氏著《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
关键词：唐代；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唐朝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周朝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唐太宗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李斯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政府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对于“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的争论，方汉奇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敦煌邸报’为代表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朝廷方面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下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并不是中央政府统一审定的正式官报。它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不论学者持有何种观点，考证“进奏院状”的性质势必要研究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进奏院作用和职能以及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和特点。
(二)关于唐代报纸名称的探讨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报纸名称众多。唐代报纸的名称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文献中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方汉奇先生认为：“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有学者则指出众多古代报纸名称的所指是有区别的。黄卓明先生认为“报状”由朝廷直接，是“原始形态报纸的概称”，“应具有唐王朝中央政府公报性质”。他还说明“‘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姚福申先生专门解释了“朝报”，他认为“朝报”是唐宋时代朝廷逐日的一种新闻简报，“唐代首创朝报”，“可能是‘飞奏’的继续”。
(三)关于唐代报纸是否印刷问题的探讨
学术界也曾经对唐朝出现的原始形态报纸是否印刷的问题进行争议，特别是针对“开元杂报”。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近有汀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向达先生最先提出质疑：“‘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沈括《梦溪笔谈》中“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和对《中国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话的考证，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予以否定。黄卓明先生说：“不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后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这又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特点。”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从“开元杂报”名称的由来、唐代书籍装帧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个方面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报纸。
二、唐代新闻传播的全面探讨
(一)丰富精彩的唐代传播活动
“邸报”作为新闻史从无序进入有序的标志，在众多同样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尤为抢眼，使得研究者们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传播形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位学者陆续展开了探讨。其中，姚福申先生发表了《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和《唐代新闻传播形式》两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绍露布、诏令、条报、朝报、进奏官报、进奏院状、观察史牒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把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方式的视野拓宽到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仅有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起居录等主要官方新闻传播方式，还有花样翻新的竹筒传书、木鹅传表和信鸽传信等非常规方式。他把整个唐代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分别把三个系统中的主要代表――进奏院状报、笔记小说和讲唱活动视为原始媒介，进而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因素。“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形式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李彬先生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唐代社会丰富精彩的传播图景，使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史学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李异平和陶第迁发表了《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2004年刘凤梅提出：可以把“民间艺人以口头进行人际传播的方式――说书，视为一种娱乐传播。”
(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进奏院和进奏官
进奏院状报和进奏院、进奏官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准确地勾勒出进奏院状报的生产机构和生产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进奏院状报的性质。
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出精练的概括：“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方汉奇先生进一步阐明：“(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甚至有学者还把进奏院视为“诸如三省、枢密院、四方馆之类的新的秘书机构”。他们认为进奏官通过“在京师以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关情报，”来加强本地方与中央的联系。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类比，李彬给进奏官以记者的判断。
(三)传播网络中的传驿系统
纵观史学界、传播学界对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系统的研究，可发现唐代邸报的传播与当时完备、发达的邮驿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在传播生态环境中研究唐代的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邮驿系统。
“邮是传递信件的机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邮亭，由专人骑马送信。驿是驿站，备有驿马，专供传递员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样接待过路官员。”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邮驿，汉代各地专设有邮亭供传递文书，唐朝在前朝基础上增设水驿。”“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陆驿大约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可见，至唐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此外，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唐代还出现了“快速报告的表章，由‘飞驿’传送，叫做‘飞表奏事’”。
陈、唐、胡都是20世纪研究唐史的大家。他们身前死后的声名与毁誉很不同，治学风格与个人性格也差异很大，但放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去审视，仍然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中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中国学术独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旧学与现代西学的关系，只是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而已。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留下了自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先说陈寅恪。
在20世纪前期，陈寅恪所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思潮的关系问题。甲午战争以后，西学汹涌而入，“新史学”、白话运动、文学革命，都在批判传统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有人否定传统，就有人捍卫传统。2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论战以及“学衡派”的出现都是其表现。此时步人史学殿堂的陈寅恪，自然也要回答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陈寅恪二十多岁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哈佛博士赵元任比肩而立。但我们无须人为地拔高或神化陈寅恪，似乎陈寅恪十四岁留学东洋、二十来岁游学欧美就已经抱着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愿，这未必入情入理。出国留学当时是读书人向往的时代潮流，陈寅恪只是“预流”者之一。至于陈寅恪为何选择梵文和佛典翻译文学、西北史地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缘际会的可能性最大。也许为晚清以来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风气所激励，也许受到海外东方学研究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可能陈寅恪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够博取中西新旧学术之长而补彼此之短。但是，陈寅恪在国外学的这身绝技，回国并没有“用武之地”，盖资料不足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内响应者寥寥!陈寅恪转而治中古史实有多方面原因。
陈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当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陈寅恪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经典或标签。他睿智的片言只语不仅足以成为后来学者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你看，陈寅恪都如此说；而且也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显示自己文章的“创新价值”：你看，陈寅恪都讲错了。但是，陈寅恪真正的学术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而在于开创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时代。更进一步说，陈寅恪通过他的中古史研究实践，表明了自己处理民族学术传统与外来学术理论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发现，陈寅恪论著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却很现代，而处理问题的手法则中西合璧，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陈寅恪试图创造一个扎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那就是他总结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样的总结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论结晶。如果说前两点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是对自古以来特别是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总结、升华和超越，那么关键的第三点“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是一种旷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论(格义佛学与此不类)。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陈寅恪运用文化史观解释中国中古历史，试图构建中古史学的新框架。所谓关陇集团，所谓胡汉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统，都是引进外来观念参证中古历史的尝试。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p252)这样一种处理传统学术与外来理论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使他成为时代的翘楚!
再看唐长孺。
唐长孺比陈寅恪年轻二十多岁。他的研究范围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陈寅恪先生类似。在唐长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教养还是师承受业，唐长孺所受的都是旧式教育，但在他盛年从事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面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对于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处理好旧史料与新思想的关系是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陈寅恪那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还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唐长孺这里就特定地被教条化了的唯物史观，或者说被苏联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所指代。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外来理论与民族之本位的关系，是唐长孺那一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唐长孺们确实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唐长孺这里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实的。一方面，真诚地希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之于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觉得“学不到家”。因为唯物史观用之于具体学术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随便贴标签。唐长孺不会也不愿意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时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充分体现了唐长孺襟怀坦荡，虽然不甘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但仍忠于自己的学术良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陈寅恪的赞赏，陈寅恪收到赠书后回信对唐长孺说：“今日奉到来示与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颂尊著，辄为心折。”[2](p23)唐长孺虽然是“魏晋封建说”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并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试图总结他关于中古历史的一些理论思考，提出了所谓“中国是一个亚洲型的国家，奴隶社会带有亚洲的特征，封建社会也带有亚洲型特征”[3](p18)，也基本上只有结论而缺少论证。倒是他对魏晋隋唐史的具体探索，仍然娴熟地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很少“以论带史”(“”期间一些“评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丛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及其他散见的论文等，都体现了微观入手、宏观着眼的学术境界。他在这些学术论著中显示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都是对陈寅恪同时代学者所提倡的引西学人中学的研究理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陈寅恪用“心折”来表达对唐长孺学术贡献的赞赏。融新旧学问于一炉的实证研究，正是唐长孺获得中外学术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发现在唐长孺所处的时代，整个学术界都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王国维、陈寅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彻底边缘化了。于是，物极必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长孺所作的传统学问。这样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兴灭继绝”的价值。尽管唐长孺也在学习马列著作，探索所谓亚洲型社会的特征，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在这个方面。
最后谈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运就不同了。胡如雷从年纪上看比唐长孺小十几岁，所受到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像胡如雷这样在北伐战争时出生，新中国成立时二十来岁的历史学者，他们大都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过很深的工夫，也确实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所震撼。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里，他们接受了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由于年富力强，所受影响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以及晚年由散篇论文结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论稿》等。胡如雷的论文选题反映了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他积极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辈人的是，别人也许只是撰写了若干理论型论文，只有他花十余年时间独立撰写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专著。毋庸讳言，这部著作受到《资本论》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接着陈寅恪在继续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尝试之一；也可以说它就是唐长孺引据郭沫若的话所说的那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学到家”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唐长孺“亚洲型社会”的理论化论证。难怪唐长孺等自叹学马列学不到家的老一辈学者对胡如雷等这一代新人的理论水平始终抱着激赏的态度。当然，胡如雷等对于唐长孺一辈学者的功底也是常怀羡慕之心。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史学主要是这样两代人占据史坛的主角位置，他们彼此互补，彼此推赏!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初叶，重新回顾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就很容易看出陈、唐、胡这三代史学家的学术演变轨迹。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也许已经难以服众，但是，他圆融无碍地引西学入中学，以文化史观解读中古历史奥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却具有垂范意义。真所谓“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却“与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悼王国维语)。唐长孺自诩为陈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实证的研究业绩把陈寅恪等开创的以西学治中学的做法不漏痕迹地加以发扬光大，从而避免了陷于50年代风行的教条主义的泥淖。
至于胡如雷的贡献则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评价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因为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地在追求经典作家理论的普适性，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理论框架。不管这个框架是否合适，其中的许多理论探索(比如关于地主经济的一些分析)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寻求中国学术本土化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重视前辈学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仅包括陈寅恪和唐长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为胡如雷的研究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史学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评价陈、唐、胡等先贤学术论著及其贡献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关键词：唐宋诗歌；异同
唐宋诗歌，在风格情调上有其整体性差异，这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自南宋始历代诗论家便十分重视二者的比较，且褒抑不一，其中较中肯的评述莫过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之论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各有禀性，各自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简单地说就是唐诗重情，而宋诗逐理。把握缘何形成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是深入了解唐宋诗分别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话题入手，试作一粗疏探索。
1 诗分唐宋情理各妙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对唐宋诗之分有精彩论述：“唐宋诗之异点，……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昧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冰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显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道学家朱熹借景喻理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水之清澈缘于活水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补充新知，启示后人不断学习以达到新境界。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味。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色，浓郁的哲理色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综观上述，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2 唐宋诗风异出有因
唐诗尚意兴，宋诗求义理，缘何形成了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呢?深入研究其审美差异的成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审视这两种诗歌的艺术特质，更准确地把握唐、宋诗歌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
唐、宋诗各具特色的审美追求的确立，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原因如下：
2.1师承对象的差异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是迥然不同的。唐代诗人在六朝诗歌基础上，将诗体的发展推至颠峰。盛唐时期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六朝诗在形式、音律、辞藻上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辞赋僵化，新文体尚未成熟，加之趋于扩张的盛唐气象，诗歌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还是新诗体，尚待大力开发。诗歌体势上开阔的发展空间促使当时诗派纷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李白的浪漫诗，杜甫的现实诗，高参的边塞诗等，共同将唐诗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后。中唐的元白、韩盂、韦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尽管没有再重续盛唐刚健明朗的诗风，但都分别从不同领域将诗歌创作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所论：“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诗歌之体式演进至此，真可谓遍极途穷。”
唐人在诗体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宋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在诗体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相比唐人在诗歌发展中的得天独厚，宋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做工夫。所以，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于是，他们放弃六朝而选择了杜甫及中晚唐诗人作为师承对象，并在技巧与语言方面，兼李白的纵恣豪放、白居易的明白畅达及韩愈的排奡道劲于一体，使宋诗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变与不变之间，宋人只能选择求变，别出心裁，自立新意，融合所处时代特征，形成特有的诗歌风格，这也是文体演变的必然规律。如果宋人只为“唐诗”，那恐怕只会是一潭死水了。
2.2学风政风的差异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也有所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自信。因此，伴随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彰显出博大、雄浑又富有气韵的盛唐气象，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弘的诗歌时代。同时，唐代士人还处在中古贵族政治模式之中，在以诗赋取士及士人奔走于权贵之门等因素影响下，唐代诗人就必须考虑贵族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无力，整个封建集团缺失了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且宋代士人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 乏早年贫苦如欧阳修等人，他们又大都集官僚、政客、学者于一身。不仅知识结构比一般唐人渊博，而且作为政体中的主要精英，他们还能成功地支配甚至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来推动政风与诗风的互动，因而使得宋诗重政治参与、思辨分析与理性议论，且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因此，在宋诗中，便很难找到类似李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泊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2.3诗词功能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