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搜集、整理了国外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外研究中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进行了厘清，并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应用等方面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对我国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o-ing-concernopnions)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产生重大疑虑，从而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提及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意见类型。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初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审计意见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过于强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同质性，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共同的属性。研究设计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一个子集来构建。于是，一个研究主题便产生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真的同质呢?如果二者并非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过分坚持同质性的研究视角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浅尝辄止，难以厘清各自的本质属性，研究结论也缺乏现实基础。www.133229.COm国外研究逐渐出现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的实质内涵。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并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评价，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现有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以及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认识，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下文将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直接研究文献就是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作为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通过比较二者在市场反应、贷款决策方面的不同，直接说明两类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特性研究文献表现为单独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性质。它是对直接研究的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有必要对两类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
firth(1978)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选取保留审计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控制样本各247家，并将保留审计意见分为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子公司保留、连续保留、偏离gaap等五类，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分别设置为(-60，1)和(-20，20)。研究运用市场模型，分别计算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不同类型的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在事件期(-20，20)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实证结果表明：1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保留审计意见产生了显著的负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 不同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
elliot(1982)继续研究了不同类型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问题，其研究方法与firth大体相同，选取了保留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意见控制样本各145家，同样将保留意见分为五类，差异之处在于：一是运用市场模型时所选择的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不同，分别设置为(-60，0)和(-45，14)，且股票报酬率计算采用的是周报酬率。二是出于控制会计盈余的目的，将所有样本根据未预期盈余符号的不同区分为正的未预期盈余子样和负的未预期盈余子样，使得研究设计更科学，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面反应；2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子样本在其公开披露前第5周内股票市场有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anddopuch(198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2，+2)以及(+1，+5)的时间窗口内，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明显强于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
pringleandcrum(1990)认为，既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预测公司破产时有显著的作用，那么，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就会减少股票市场对公司后续提出破产申请行为的吃惊程度。他们以98家破产申请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破产公司”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破产公司”两个子样本组，通过观察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市场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事件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1)，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事件期窗口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4个：财务破产模型预测样本公司破产的概率；破产前股票市场对有关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媒体信息披露的反应；审计报告披露前的股价变动率；是否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显著的解释变量，最近一次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要比最近一次披露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显著的低，结果支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于预测公司破产具有重要作用。chen。church(1996)的研究也支持pringleandcrum的结论。fleak，wilson(1994)和blay，geiger(2001)还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否能被模型预测所造成的市场反应差异性。结果显示，市场对“被预期”与“未被预期”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着不同的反应，未能被市场预计到将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意见的公开披露能够引起比较显著的负向市场波动，表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新的增益信息。
除了在股价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外，在贷款决策方面，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由于贷款决策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故这类研究大体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的关键是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贷款决策情形，以使研究结论更富有说服力。
finh(1980)向408个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48％，问卷模拟了现实贷款决策情形，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不同类型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作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研究结论显示：1 无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2 违背gaap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3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对“最高贷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贷款决策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保留意见。
ljbby(1979)以预先安排的34家贷款主管为被调查者，向其提供披露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表有的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的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贷款决策”和“利率”。研究结论表明：财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事项对贷款主管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当财务报表附注没有披露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而当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及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时，同时公布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贷款决策的影响大为减弱。
jennifer(2003)选取了9304家英国公司作为样本。其中431家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1748家公司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余7125则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研究以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负债比率、上一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均显著正相关；流动比率、亏损程度、不支付股利、或有负债比例与公司是否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与是否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则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则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而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负相关。jennifer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melumadandziv(1997)在总结已有的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post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post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审计意见因被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而避免出具。例如针对关联交易、资产处置、收入确认时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程度以及其他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处理等事项而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可避审计意见是指被审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告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例如持续经营和财务危机问题。基于可避性假设，melumadandziv构建了审计意见与市场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推导出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程度与方向。melumadandziv的研究批驳了以往许多研究所沿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为负”这一假说，并从理论模型上推定，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而可避审计意见既可能针对不利的内幕信息，又可能针对有利的内幕信息。因此，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opuchetal(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披露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其研究也表明尽管总体样本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十分强烈，但约25％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产生了市场正反应，这一研究结果符合melumadandziv就审计意见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可避性假设。
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
mckeown(1991)和carcello(20(30)考察了公司规模大小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大小与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公司规模越大，出现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注册会计师对大公司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也更加犹豫不决。因为生怕失去客户从而丢掉可观的审计费收入。
goodmanelal(1995)研究了反映管理层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表明，由反映公司管理层能力的指标和财务指标构成的模型在判断正确率上显著高于单纯由财务指标构成的判断模型。国内外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在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被审单位财务、经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且还要关注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以及管理层为缓解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应对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behn(2001)研究了管理层应对计划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behn选取148家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选取同行业、同规模的148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将公司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应对计划。回归结果表明，获得新投资和取得新的借款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的影响，而削减成本和处置资产对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
carcelloandneai(2000)还研究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债务违约、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的发展阶段等指标作为研究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公司关系越密切，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国外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以上文献综述表明，国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文献对国内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当然，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提高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而言，上述研究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理论分析亟需加强
注册会计师审计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也是协调资本市场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对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言，无论是企业管理层或注册会计师，还是投资者或政府监管层，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情形。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如当其验证发现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市场反应方面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指出投资者应该区别对待时，经验证据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被忽略了。脱离理论的引导，研究只能止步于现象，研究结论也显得比较局限和表象化。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回归模型得到的就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系统全面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理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不仅可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本原属性进行系统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而且可以拓展对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亟待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国外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横截面统计方法，以“单期”与“静态”为特征，如多元判别分析、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忽略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时间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将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一个二分法变量表示的离散事件。但事实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止状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事件，往往包含了几个阶段。boritz(1991)提出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过程观，他认为企业的经营失败是一个发展过程，企业在走向经营失败的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着经营活动不正常的水平，从而可据以判断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依赖会计年度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无法体现以往公司绩效的相关信息及数据的变化趋势，无法体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生成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得到的模型变量系数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三)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国外研究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偏重于短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告前后的较短事件窗口作为观察期，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是否有别于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布前后的短期股价波动固然值得研究，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供需方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或支配下的结果，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中长期股价、企业业绩的影响如何?有无“自我实现”效应以及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上市公司自身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激烈的市场竞争为非审计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逐渐成为最具潜力的增值服务。但一系列的财务舞弊案使人们认为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产生了严重影响。有关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理论界一直没有得出统一的观点。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浅显的论述了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 非审计服务 审计独立性 注册会计师
一、非审计服务和独立性的内涵
(一)非审计服务的定义
《中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审计业务;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等。
(二)独立性的定义
独立性,是指实质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的独立,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发表意见时其专业判断不受影响,公正执业,保持客观和专业怀疑。形式上的独立,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或鉴证小组避免出现这样重大的情形,使得拥有充分相关信息的理性第三方推断其公正性、客观性或专业怀疑受到损害。
二、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的关系
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的复杂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业务的核心从传统的审计业务逐渐向非审计服务转变,非审计服务带来的收入占事务所全部收入的比重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学者认为,注册会计师向同一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审计的实质独立和形式独立。最具权威的应该是美国SEC,认为其负面影响有两个方面:(a)非审计服务可能使注册会计师产生对客户经济上的依赖性,在面对管理层的压力时注册会计师不能保证应有的独立性。(b)许多非审计服务实际上把注册会计师置于一种管理者的角色,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相关服务时会有损其客观性。也有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多,审计独立性所受到的影响也越大。
还有学者认为,审计师具有以市场为依托的保持审计独立性的内在经济动因(孙红梅2008)。因此认为非审计服务本身并不一定损害独立性。如Defond等(2002)以2001年美国1158家处于困境并且了有关审计收费信息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来验证假设,结果表明没有显著证据表明注册会计师从事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其独立性。
汤敬(2007)收集了我国2002-2005年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结论:目前我国非审计服务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服务中的实质独立性。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以前研究文献的考查,本文认为注册会计师在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并不会一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非审计服务是一把双刃剑(杜兴强2001),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应加强监督管理,真正实现我国会计事务所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积极发展非审计服务业务。
杨艳艳收集了我国2005-2007年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结论:目前我国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有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并且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风险。因此在我国应加快发展非审计业务。在大力发展新兴鉴证的同时,应加强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管,使我国的非审计服务从一开始就步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一)加强非审计服务信息的披露
如果客户的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均由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则应在审计报告中披露非审计服务的类型、金额等相关信息,让会计信息使用者判断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否受到了影响,对审计报告有正确的理解。
(二)鼓励和引导会计事务所发展新兴鉴证
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风险。现今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审计服务,这种结构不仅没有带来审计的高独立性,而且也不利于事务所的稳定与长远发展。
(三)建立注册会计师惩罚、诉讼赔偿机制,增加其败德成本
只要非审计服务所得利益不会超过其败德成本,在成本―效益权衡之下,作为经济人的审计师将选择保持独立。
(四)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职业道德教育
诚信是注册会计师的生命,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面临的经济业务错综复杂,而法律制度总是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注册会计师本着诚信的原则进行执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审计报告质量才能提高。
参考文献:
[1]吴波.关于非审计服务与独立性的研究评述.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10:35.
[2]孙红梅.试论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的关系.实务研究.2008.3:29.
[3]汤敬.硕士论文.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实证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07.
关键词：审计收费；非审计服务；董事会特征；四大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1-0061-04
一、引言
当前，我国审计市场处于买方市场阶段，事务所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向企业提供审计服务，审计产品定价是供需双方博弈后的结果。审计定价的研究可以协助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结构，预测未来的审计费用，衡量审计效率，以及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问题，并为监管部门提供依据。为此，本文将寻找我国审计定价行为的特征，推导审计定价预测模型。后安然时代，随着美国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国际事务所以客户公司治理状况作为识别重大错报风险的依据，风险导向审计得到加强，同时，由于近年来审计界发生多起审计失败案件均与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有关，如安达信审计安然公司半数以上收入来自咨询，环球电信的咨询收入高达审计收费6倍，为了排除人们对其收取客户大额非审计费用影响独立性的质疑及降低审计风险，国际四大事务所纷纷剥离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咨询部门。那么，随着全球公众对审计收费的高度关注，我国上市公司在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的同时，是否更为重视规范与外部治理者――独立审计的审计收费呢?四大事务所在发生了一系列审计失误之后，在我国是否仍可获得声誉溢价?非审计服务是否影响我国审计定价?这些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证监会监管之下，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得到改善，随着2001年12月上市公司开始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至今.披露政策日益透明化，因此，本文将基于2006年深沪两市的经验数据，从审计产品的供需两方建立审计定价理论研究模型，同时考察非审计服务、董事会特征、事务所品牌对我国审计定价行为特征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国外许多学者较早地对各国审计定价进行了实证研究。Simunic最早考察企业的经营风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绝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客户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的首要因素，此外，审计的复杂性和客户的风险性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Francis，1984TM；Firth，1985；Simon，1986；Chung和Lindsay，1988；Anderson和Zeghal，1994等)，且不同行业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不同(Low，1990)。本文重点梳理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非审计服务和事务所品牌的相关实证文献。
(一)审计定价与非审计服务
非审计服务主要包括税务咨询、系统咨询、管理建议、内部经营咨询、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和投资咨询、会计信息系统战略管理策划、财务诊断、内部控制设计、设计会计制度、企业重组、协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安排上市、资产评估等。Simunic(1984)提出，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可降低审计的边际成本，由此降低审计收费，或者理解为事务所将降低的审计成本间接地回馈给客户，从而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然而，Simunic(1984)、AbdekhaIik(1990)、Barkess和sirnnett(1992)，以及郭葆春(2008)的实证检验结果未能支持这一观点。Palrnrose(1986)及Firth(1997)对北美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即事务所提供非审计服务将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另外，部分文献实证探讨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如Sinning(1982)，Jenkins，Gregory(2001)等，国内刘星等(2006)和陈丽蓉(2006，2007)未发现我国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
(二)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治理是否与审计定价相关存在三种观点：无关论、正相关论和负相关论。O’Sul-livan(1999)没有发现董事会特征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原因是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加强所降低的审计费用被增加的审计工作所抵消。Tsui等(2001)的实证结论是审计费用与董事会特征负相关关系。他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将降低控制风险，从而减少审计费用。而Carcello等则认为，董事会主导的治理结构将会注重购买外部审计以加强外部治理，从而增加审计费用，其实证结果支持审计费用与董事会特征正相关关系。Abbott等(2003)实证验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技能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国内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刘峰、郭文博(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与独立董事人数正相关。李补喜、王平心(2005)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相对规模大的董事会支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绝对规模大的董事会更可能改善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刘明辉、胡波(2006)则认为独立董事制度、高管层持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胡莲(2007)实证检验未发现董事会领导权的设置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三)审计定价与事务所品牌
Firth(1993)认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对小型客户审计可以获得审计费用溢酬(premium)。伍利娜(2003)实证验证审计费用与“四大”审计正相关。周福源、刘峰(2006)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50％时，持股比例越高(越低)，品牌事务所能获取的品牌溢价越小，超过50％，将无法获取品牌溢价。
此外，部分文献同时还考虑另外一些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如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审计工作的时间、特殊审计报告的提供、客户输入数据所减少的审计费用，以及企业营运的行业数量等。
纵观国内外文献，直接考察非审计服务、董事会特征、事务所品牌与审计定价的文献较少，为此，以下将构建一个审计产品定价的研究模型。
三、研究假设
在审计市场中，审计产品的价格受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审计产品的供给方是独立审计人员，需求方是被审计单位的相关委托者。为此，从审计产品需求方和供应方两个方面构建一个分析审计定价的理论框架，详见图1。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审计定价与非审计服务负相关。假设审计师为客户提供一揽子审计和非审计服务时，非审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审计服务的工作量，降低审计成本，从而导致审计费用的降低。
假设2：审计定价与客户的董事会特征正相关。与Carcello等(2002)的观点相一致。本文认为，“高质量”的董事会，即独立、勤勉和专业的董事会将加强外部审计的监督功能以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公允
性，为此更愿意扩大审计的范围，或寻找品牌事务所审计，从而增加审计费用。
假设3：审计定价与事务所品牌正相关。知名品牌事务所，即国际四大事务所在我国境内合资成立的事务所由于具有较好的声誉而可以获得品牌溢价，为此，本文假设其审计收费较高。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采集。选取2006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企业与无法获取完整信息以及按照收付实现制报告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总样本数为914家，其中深圳412家、上海502家。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以及CSMAR2005年和2006年财务数据库和公司治理数据库。
2 研究模型设计。本文所估计的线性模型的表达式为：
模型中的变量界定如下：LnAF=Ln(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年度审计费用不包括中期以及专项审计费用；LnNF=Ln(非审计费用)；BOARD=董事会开会次数；NUMBER=上市公司专门委员会的个数；RID=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AUDIT=1，上市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为O，表示未成立审计委员会；BIG4=1，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在国内的合营所审计为0，表示不由四大事务所在国内的合营所审计；LOSS=1，上市公司2005年度发生亏损为0，表示2005年度未发生亏损；CACL=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SWITCH=1，上市公司2006年度发生审计师事务所变更为0，表示未发生事务所变更；LnTA=Ln(年度资产总额)；SQSUB=子公司的数目的开平方根；QUAL=1，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包括带强调事项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保留意见和否定意见为0，为标准审计意见；e=随机扰动项。
五、统计结果与结论
本文的数据加工处理主要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完成，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最小值为10万元／年，最大值为每年1070万元，均值为60.73万元／年；非审计费用每年在0～2 414万元之间，均值为30万元；董事会的开会次数最少为3次，最多为33次，平均每年8次；董事会规模为5～18人，平均9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在13％--56％之间，平均35％；流动比率最小值为8％，最大值为100％，均值是86.5％；资产总额在2.73×107―5.21×1011元范围内，平均为3.85×109元；子公司数目为0N68个，平均达7个。 从表2可见，模型的调整R2为0.511，F值为74.288，整个模型通过显著性测试，且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据此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事务所同时向客户提供非审计与审计服务不影响审计收费。与Abdekhalik(1990)及Barkess和Simnett(1992)的结论一致，本文未能找到审计定价与非审计服务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我国事务所的主营业务是审计服务，事务所同时向客户提供一揽子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情况较少发生，因此，二者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2 经验检验表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开会次数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这说明“高质量”的董事会重视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并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以加强外部监管力度。与胡莲(2007)实证结果一致，本文未发现董事会领导权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数目不多，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尚待进一步发挥，因此，实证模型也未能证实审计委员会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3 事务所品牌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由于我国独立审计行业发展时间不长，尽管国内许多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地进行品牌投资，但国际四大事务所在中国买方审计市场中，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能够获得品牌溢价，验证了firth(1993)的观点。
4 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正相关。通过用流动比率和上期是否发生亏损两个变量考察审计风险对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流动比率越大，审计费用也越高。同时，若公司上期发生亏损，则审计风险的加大将使事务所要求获得相应的风险补偿，为此，审计费用也较高。
5 企业规模和复杂程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大部分文献的实证结果一致，企业的资产规模和子公司数目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
本文未发现Simon和Francis(1988)以及Gre―gory和Collier(1996)提及的审计师发生变更将产生系统性审计收费降低的现象，也未找到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
安然事件之后，美国国会(2002)通过了Sarbanes-Oxley法案，禁止注册会计师向审计客户提供大部分类型的非审计服务。此后，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被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浪潮。在我国证券市场上，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的关系如何？非审计服务在我国应如何发展？时至今日，可以说，在政府监管部门或学术界，尚未就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及审计质量的影响在政策、理论与经验上取得一致意见。理性分析我国审计市场的现实状况,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有关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希望从中找到有价值的成果用于指导实践，并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一、国外文献的简要回顾
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审计服务的开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关于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影响审计独立性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外学者对此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早期的科恩报告到如今多个角度的实证研究，行业组织、监管部门和研究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对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归纳后主要有两大对立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非审计服务威胁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其代表学者有Parkash& Venable(1993)、Wines(1994)、Firth(1997)、Frankel,Johnson&Nelson(2002 )等。他们认为，非审计服务之所以会威胁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非审计服务收费可能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对客户产生经济依赖，使其因害怕失去客户而难于抵御客户的压力；（2）许多非审计服务（如：咨询服务）使注册会计师承担了管理者的角色, 因而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相关业务时会有损其客观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持相同观点；
另一种观点是，非审计服务不会损害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反而很可能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其代表学者有Craswell&Franeis(2002)、Elizabeth& L.Zhou(2003)等。他们认为，对非审计服务的限制忽视了由此带来的期望损失成本，因为注册会计师声誉和法律责任很可能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DeFond等,2002)。Chung&Kallapur(2001)，DeFond et al.(2002)，Francis等(2002)，Frankel等.( 2002) , Reynolds等(2002 )均采用盈余管理作为衡量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指标，研究非审计服务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其结果是有的支持该结论，有的不支持。因此从实证结果来看，证据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
通过上述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发现，尽管国外学者们围绕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关系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学者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样本等的不尽相同造成的。如：Parkash&Venable(1993)的研究是基于理论展开的；DeFond等(2002)则是以重编财务报表作为切入点；而Frankle等(2002)的研究则是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不断完善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将不同的方法相结合，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检验将是比较可取的研究途径。
二、国内文献的回顾
由于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非审计服务所占比例较少且业务内容单一，所以"安然事件"发生以前我国学者并未对此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我国对于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借鉴和评述国外有关研究的阶段。那么，在我国证券市场下，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的关系如何呢？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向读者解答这个问题。
1、理论研究层面
安然事件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浪潮。我国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发展虽然尚处于初级阶段，非审计服务收费占整个事务所收入的比例很小，但国内学者仍不甘落伍，也开始着手在此领域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非审计服务并没有损害审计独立性，我国应鼓励合理发展非审计服务(林启云,2002)和（李莎莎,2003)；有些则持相反的观点(陈汉文,1999)。
杜兴强(2001)认为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单纯分析注册会计师是否应该提供非审计服务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为此，他将问题进行了转化处理，构造一个基本的模型来分析问题。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的"一揽子"提供可以节约联合成本、降低效率损失，增进社会联合效用，所以我国应该允许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同时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允许注册会计师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时应注重信息披露。林启云(2002)系统分析了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后，得出相似的结论：现阶段我国应鼓励合理发展非审计服务，在为非审计服务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加强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督管理。李莎莎(2003)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于海云(2006)基于五点原因，提出注册会计师同时提供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并不冲突，而且能够提高审计能力的观点。并指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以审计业务为基础，向非审计服务业务领域"渐进式"拓展。然而与前述观点不同，有些学者则强烈呼吁应该禁止向同一客户提供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因为他们认为，非审计服务的提供使得注册会计师很难保持其审计独立性，其代表学者有陈汉文(1999) 、程小琴(2002) 、桑笑(2003)、王桂英(2003) 、罗绍德,陈佳(2004)等。
2、实证研究层面
国内关于非审计服务对注册会计制审计独立性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在此领域的实证研究近几年才刚刚拉开帷幕。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处于借鉴国外已有成果的阶段。
郭葆春(2002)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首次披露审计费用的年度 (2001年度)的财务报告数据对审计、非审计服务与审计定价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收费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并不一定会降低审计收费。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非审计服务不一定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刘星，陈丽蓉等（2006）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以2001-2004年报中同时披露审计与非审计费用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独立性的替代变量，考察了非审计服务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非审计费用及其与总费用比重的大小对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明显影响。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证据显示，提供非审计服务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董普,田高良,严鸯(2007) 以2003-2005年同时披露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且获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相同研究视角、运用同一替代变量做了相同的实证研究，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非审计服务强化了审计独立性，提高了审计质量。很显然，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两次研究所选样本不同。
关键词：盈余操纵；审计质量；区域差异；非标准审计报告
中图分类号：F23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7908
以前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因为各种动机存在盈余操纵现象[13]，大规模的盈余操纵不仅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由于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要求和专业素质体现出足够的独立性，独立性能够保证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因此这样的报告可以较好地约束上市公司的治理行为，发挥更好的治理作用，增强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所以要在审计过程中引入第三方的注册会计师。但是是否能够提供独立的审计报告，容易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46]，地区的法制健全程度成为影响会计师独立性的重要原因，法制因素能健全保证会计师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使审计质量越高，反之亦然。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注册会计师面对的外部法制环境有所差异，这类差异的改善是否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盈余操纵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不同地区是否有显著差异？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企业盈余操纵行为是否增加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发现企业更多的盈余操纵行为反而减少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这一现象在法制因素健全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之后，我们引入法制环境与盈余操纵的交互项，检验法制环境在盈余操纵和审计意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法制因素健全的地区，法制因素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为的独立性，在面对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这一研究结论支持法制因素健全能够强化审计治理功能的观点。同时，我们通过改变盈余操纵的变量、法制因素的衡量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一是拓展了关于法制环境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影响的相关文献，发现在法制因素较好的地区，法律制度的推进和执行环境的改善可以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二是发现注册会计师并未在面对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时增加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对监管当局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一）盈余操纵与非标准审计报告
一些学者认为上市公司盈余操纵越严重，对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Bartov等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应计利润的公司，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越大[7]。中国学者章永奎等、李春涛等、刘继红及陈小林等的研究结果均得出进行盈余操纵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结论[3，810]。
与之相左的的观点则认为审计报告并未反映出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Butler等认为注册会计师是因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风险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而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无关[11]。Ajona等用西班牙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的保守性是导致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原因，而与盈余操纵无关[12]。Bradshaw等甚至发现经营性应计额与非标准审计报告成负相关，经营性应计额高的企业，收到标准意见的可能性反而越大[13]。中国的研究方面，李东平等发现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之间并无显著关系[14]。夏立军等认为财务状况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但认为总体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15]。伍利娜等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注册会计师一定程度上配合上市公司实现了向上的盈余管理和审计意见购买[16]。薄仙慧等指出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时主要考虑信息风险，而没有证据表明会考虑企业的盈余管理[17]。
（二）法制因素、盈余操纵与非标准审计报告
众多研究认为宏观法制环境是影响企业盈余和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46]。一方面，很多学者直接分析了法制环境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这方面研究的观点相对一致，多是支持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遏制企业的盈余操纵。如Burgstahler等发现强有力的司法体系与更低程度的盈余管理相联系[18]。近期，姜英兵等通过分析中国制度环境差异对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也证实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律保护越好、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6]。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研究了国家或地区的法制环境对盈余操纵和审计意见（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是关于法制因素是强化还是弱化审计的治理功能，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支持成熟的法制环境可以加强审计的治理功能。如Maijoor等对法国、德国和英国上市公司展开研究，认为在更严格的审计环境下，无论是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盈余管理程度均有所下降[19]。中国的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观点，尚兆燕指出法律惩戒是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认为随着中国法律因素中惩治相关犯罪的增强，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报告增加[20]。Chen等认为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善使上市公司得到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比例有所上升[5]。Chi等分析了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2004年出台的旨在提高中央企业审计质量的条例是否发挥作用，结果表明上述条例实施后，相对于其他企业，中央企业的审计质量得到了提高[2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审计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治理功能更强。Choi等认为与法制环境成熟的国家相比，外部审计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国家发挥了更重要的治理功能[22]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一）理论分析：法制环境与审计的治理功能
之前的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高质量的审计可以缓解问题[23]，还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24]，最终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但是注册会计师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保证其独立性，这受到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的影响。Francis等进一步指出，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的法制因素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4]。法制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审计的供给和需求面，最终影响到审计质量。一方面，法制因素通过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供给。法制因素较成熟的地区往往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更透明，注册会计师的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更大，直接导致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下降对自身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高于从客户那里获得经济收益，因此注册会计师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努力塑造和保持良好的形象与声誉，从而具有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动机。“深口袋”理论则从惩罚机制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注册会计师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违法成本会对注册会计师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使注册会计师与客户合谋的机会成本更高，从而促使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恪尽职守，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法制环境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的审计需求。第一，在法制环境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发挥更顺畅，企业为了缓解委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有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动机，同时企业从事财务舞弊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更高，也迫使企业减少盈余操纵行为；第二，地方政府对注册会计师的干预是导致的独立审计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5]，因此在法制环境较成熟的地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减少也有利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提高；第三，这些地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完善，而且投资者本身自我保护的意识也很强，这就催生了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因此，从理论上来看，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通过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同时也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减少政府干预、强化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增强了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最终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二）制度环境、盈余操纵与非标准审计报告
樊纲等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差距较大，法制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法制环境好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好于内陆地区[26]。法制环境不同的地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可能存在差异，进而会影响到注册会计师面对客户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一方面，关于注册会计师是否能对实施盈余操纵的企业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近期，伍利娜等指出之前的研究采用的样本基本上都在股权分置改革前，中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市公司出现了诸如为达到对价承诺等新的盈余管理及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因此股改后的审计质量很可能有了新的变化[16]。同时，有许多研究指出中国的股票市场整体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5，27]，这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建立和维持的高质量声誉在市场上并不能得到肯定，从而削弱注册会计师声誉机制的作用。所以我们推断，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并未有效发挥其治理功能。另外，中国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那里企业众多，政府干预程度较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较为发达，这一方面为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提供了良好环境，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事务所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这些地区审计市场集中度往往低于欠发达地区，即使是国际四大还是国内十大，也未在各地形成普遍的竞争优势，客户选择和议价能力较强，使得会计师事务所为争夺客户展开激烈的竞争，这无疑加强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的依赖程度，导致独立性下降[5]。主要表现之一便是更多的审计合谋和审计意见购买，这无疑减少了注册会计师面对客户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并未增加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在法制因素健全的地区，上述现象明显。
与法制因素较差的地区相比，法制因素较好地区的市场透明度相对较高，政府干预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低，同时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更有可能得以有效执行。因此，我们也推断，在法制因素较好的地区，法制因素的改善能加强注册会计师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注册会计师治理功能的不足，增加注册会计师在面对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在法制因素健全的地区，改善法制因素会导致增加注册会计师在面对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而在法制因素较差地区有相反的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一）数据来源说明
笔者将2008～2011年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先后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当年上市的公司样本以及相关财务指标值缺失的公司样本，最后共得到6 528个公司年的观测值，其中2008～2011年的观测值个数分别为1 439、1 516、1 615和1 958。同时，为了考察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之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统称省）制度背景的差异，我们将上市公司按照注册地址分布于各省。
上市公司审计、注册信息和财务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公司数据库。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2009～201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各省的法制环境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因为该报告的数据仅仅提供到2009年，所以我们通过计算得出了2010和2011年的数据：用2009年的数值作为2008年和2010年的平均数，计算2010年的数值，再以此计算2011年的数值。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对连续变量均进行了1%的Winsorized处理。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法制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审计的供给和需求面，从而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类型，最终影响审计质量，利用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增加并未增加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而且在法制因素较好的地区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即使是中国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仍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供给和需求，声表2法制环境、盈余操纵与非标准审计意见（Logistic回归）变量全样本法制环境较好组法制环境较差组模型（1）模型
誉机制和惩罚机制作用有限；从前文分析可知，法制因素较好地区的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这可能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特别是重要客户）的经济依赖更大，导致独立性下降，出现了审计合谋和购买审计意见等现象；第二，在法制因素较好地区，法制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可以增加注册会计师在面对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这说明随着中国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推进及相应执行机制的完善，至少在法制因素较好的地区可以有效规范审计市场，提高审计质量；第三，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增加显著减少了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增加并非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另外，选择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也并未显著增加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这也说明在中国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未必好于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
从文章的结论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鉴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并未充分揭示上市公司的的盈余操纵行为，因此，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审计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和培养注册会计师良好的执业能力和执业精神，积极营造声誉机制和惩罚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市场氛围。第二，培育能够加强法律因素执行的环境，特别在法制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更应该重点培育法律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环境。第三，对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应辩证的看待，并不是越高越好，还要看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是否能带来审计质量的提高，必要时需要加强对审计市场的政府干预，引导市场的规范发展[2932]。
六、结语在法制因素方面，中国各地区存在明显地区差异，这会在理论层面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盈余操纵对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在法治因素较好的地区，中国上市公司更多的盈余操纵行为会降低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地区法律制度的优化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在面对企业盈余操纵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可能性。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直接使用樊纲等报告中的相关指数作为法制环境的变量，由于报告中的最新数据仅到2009年，因此，本文通过相应处理得到的数据未必与现实完全相符；二是本文并未对盈余操纵的属性和方向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这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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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audit opinionJIN Limin
【关键词】 非审计服务； 独立性； 实证研究； 综述
一、引言
有关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主要采用行为研究范式，研究的问题集中在非审计服务是否对形式上的独立性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借助于替代变量，建立数学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来检验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实质性影响，研究问题集中在非审计服务对注册会计师客户关系的影响上。本文拟对国内外有关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点评，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有关实证研究成果
1.以第三者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最初有关独立性的研究大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以第三者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评价作为其独立性的变量。Schults（1965）以问卷调查了包括证券公司的财务分析师、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者、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者、互助基金的投资管理者，结果在第三方看来，联合生产并不影响审计独立性。与Schults研究结论相反，Briloff（1966）选择了72名非会计执业人士（金融从业人员）和64名会计执业人士（包括“8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其他事务所的从业人员和大学会计教授）作为被调查者，发现大部分的外部报表使用者认为非审计服务有损审计独立性。Pany和Reekers（1983）研究了公司董事对非审计服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独立性的看法，同样表明非审计服务是影响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因素。Gul（1989）在研究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因素中，假设审计师同时为客户提供管理咨询不影响审计独立性，结果该假设被拒绝。
2.以注册会计师签发审计意见类型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认为，注册会计师是否签发保留意见是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体现，如果事务所对客户收费的依赖性影响到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判断，注册会计师就不会轻易签发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Barkess和Simnett（1994）通过对1986―1990年澳大利亚前500强上市公司收到的2 094份审计报告及其支付的非审计服务费用进行单变量T检验，发现审计意见类型与非审计服务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Craswell（1999）认为提供非审计服务可能不是威胁审计独立性的主要因素。Firth（2002）研究审计师提供咨询服务与审计费用及审计意见的关系，证实了审计费用与非审计服务费用是正相关关系，审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将损害审计独立性。
3.以被审计公司盈余操控的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有学者以被审计公司盈余操控的程度作为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变量，他们认为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能够保持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就会发现被审计公司存在的重大盈余操控行为并督促被审计公司纠正。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程度越高，他们发现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高，因而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所存在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就会越少。Frankel等（2002）以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为盈余管理的标志，对3 074家公司就非审计服务费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非审计服务收费金额和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证实了非审计服务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存在密切关系。与此相反，Ashbaugh等（2003）的研究表明事务所的收费总额与被审计公司的操控性应计项目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同样，Chung和Kallapur（2003）在非审计收费占事务所全部收费的比率和用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项目之间也没有发现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由上可见，国外有关非审计服务与独立性关系的实证研究较早，研究文献颇丰，成果也较为显著，虽然研究结论仍难以取得一致，但其研究方法和视角日趋成熟完善。
（二）国内有关实证研究进展
1.以被审计公司盈余操控的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如刘星等（2006）以2001―2004年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同时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非审计费用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盈余管理的角度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独立性的替代变量，研究显示非审计费用及其与总费用的相对比重大小对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明显影响。与此相反，陈国辉和王军法（2008）以盈余管理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2006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具有不利影响。董普等（2007）以2003―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非审计服务收入占客户总收入的比重为自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非审计服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审计服务还提高了审计质量，可能受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
2.以注册会计师签发审计意见类型作为被解释变量。张晴（2006）以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样本，以发表审计意见的类型为因变量，实证研究没有发现非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存在显著关系，证明非审计服务没有损害审计独立性。陈丽蓉等（2007）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因变量，分别以非审计费用绝对金额的对数和非审计费用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经实证检验没有发现非审计服务负向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形成。
3.其他研究视角，如胡波（2009）认为非审计服务是否有损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判断标准是审计师是否降低了审计服务定价，以此从非审计服务中获取补贴，并以2005年我国A股市场数据为例，实证研究发现提供非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可能偏低，原因可能是非审计服务有损独立性，从而使得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存在交叉补贴。
对比西方国家，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几年才开始逐渐兴起，研究成果有限，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还处于模仿阶段。这可能源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结构单一以及新兴资本市场的特殊国情，一方面，开展非审计服务的事务所不多，非审计服务收入占事务所总收入的比重不大，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有关非审计服务方面的数据难以完整的取得，限制了实证研究的发展。
三、启示及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注册会计师从事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影响其独立性的实证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主要原因可能是审计独立性过于抽象，难以直接观察和具体计量，同时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以及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系统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做进一步的改进。
1.非审计服务名目繁多，检验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需要考虑具体非审计业务的性质。非审计业务的性质决定了对审计的独立性影响有所不同，如新兴的鉴证业务中的认证服务，其目的在于提高信息质量，对审计独立性没有影响；传统的非审计服务如税务服务、辅助资金运筹等一般认为对独立性的影响较小；管理咨询服务则会由于自我评价产生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所以，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有必要剔除那些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没有影响或者影响较小的项目，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2.关于独立性替代计量指标的选择问题。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进行准确定量计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一的替代计量指标可能不是很确切，实践证明，不同研究者利用同一替代计量指标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今后研究的工作应是找到能够尽量准确代表审计独立性并且易于量化的综合性变量。
3.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中，国内多数实证研究在借鉴和模仿西方学术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这将导致研究结论的非适应性。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审计市场的发展程度、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等，抛开环境因素的影响，仅考察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大打折扣。因此，在实证研究过程中还应综合考虑其他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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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四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文献大量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众多的实证研究表明，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比如“四大”（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或者倒闭，为“八大”、“六大”、“五大”以及“四大”，本文统一用“四大”和“非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综述，讨论了这些文献的研究角度、方法以及结论，并总结了关于审计质量新的研究方向。同时，本文也讨论了中国市场上审计质量的研究现状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审计质量的定义
由于公司的内部人（管理者）和外部人（股票的持有者，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引起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利益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独立的审计者能够给财务报告提供担保和信任。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要求独立的审计者能够准确的将内部的信号传递给外部投资者。Dopuch和Simunic（1982）以及Watts和Zimmerman（1986）指出，作为财务报告审计者的第三方，能够提高由公司管理者所报告的财务信息的质量。
独立审计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将公司内部的信号准确地传递给外部股东。而用来衡量审计者所传递的信号是否准确或可信度有多大，就是审计质量。关于审计质量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一）De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市场的评价，指“（1）审计者在客户的会计系统中发现违规；（2）将发现的违规情况报告”的联合概率。这种定义强调了市场评价审计质量的作用。根据DeAngelo（1981）的定义，审计者在财务报告中发现重大错误的能力被称为审计者的胜任性（competence）；审计者去改正或展示财务报告错误的可能性被称为审计者的独立性（independence）。因此，审计质量随着审计者发现财务报告错误能力的提升和审计者独立性的加强而得到提高。
（二）Palmrose（1988）根据审计者提供的保证水平来定义审计质量（财务报告没有重大遗漏或错误）。如此定义，不但与DeAngelo(1981）定义一致，而且还与根据审计的风险来描述审计质量相一致。这种定义的重要隐含意义是：当审计服务的质量较高时，其审计失败的可能性下降。由于审计的目的是对财务报告提供保证，这种保证水平越高，审计质量就越高。Titman和Trueman（1986）根据审计者向投资者传递信息的准确程度来定义审计质量，这种定义与Palmrose（1988）类似。
（三）Davidson和Neu（1993）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者在其所报告的收益中发现和消除重大错误表述以及人为操纵的能力。
（四）Lee等（1999）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者对包含错误的财务报告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审计质量定义的争论是审计者质量（auditor quality）和审计质量（audit quality）的区别。根据DeAngelo(1981)的假设，审计者只能提供一种水平的审计服务时，审计者质量和审计质量是可以互换使用。但是，每个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出现过审计失败，比如安达信。Lam和Chang（1994）指出，由于每个审计者对所有的审计业务不可能提供相同水平的审计服务，因此审计质量应根据每次具体的服务来定义，而审计者质量应根据审计者所有审计业务的质量来定义。
二、国外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
DeAngelo（1981）根据Klein和Leffler（1981）的结论，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指出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6]。DeAngelo（1981）指出，在审计者和客户签约的第一期，其付出的沉没投资就是审计费用低于审计者成本的部分。如果审计者与客户合谋（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其收益是从其客户那保留住准租收入，或者得到特定的贿赂。审计者与客户合谋的成本是：当被发现合谋时，将会失去来自客户的全部准租收入。给定与客户合谋的收益是固定的，则审计者提供真实审计报告的可能性与从客户那里得到的所有准租的折现值正相关。
由于大的审计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较多，从客户得到的准租也就比较多，对大的审计者来讲，单个客户是不重要的。为了某个客户而发表错误的审计报告将会使审计者的声誉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大的审计者更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相比较而言，如果审计者只有一个客户，为了维持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审计者可能会迁就客户而发表错误的审计报告。因此，DeAngelo（1981b）指出，大的审计者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
众多的实证经验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大）的平均审计质量要高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小）的平均审计质量。这并不是说“四大”不会审计失败，而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四大”的审计质量普遍较高（但也有研究发现，“四大”的审计质量不一定高。如：Kim等（2003）、Lam和Chang（1994）以及Petroni和Beasley（1996）等）。主要的研究分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大”存在审计费用溢价
较高的审计费用表明了审计者付出了更多的审计努力或是审计者具有更多的专业水平，因此审计质量较高。
Palmrose（1986）用审计时间表明“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四大”花费更多的审计时间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四大”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并不是因为市场垄断，而是由于他们是高质量的审计者。对于小客户，“四大”比“非四大”有更多的审计费用溢价，而对大客户的审计收费没有明显区别。Francis（1984）、Francis和Stakes（1986）、Francis和Simon（1987）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Craswell等（1995）认为“四大”在专门技术培训方面比“非四大”付出更多的投资，因此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此外，Defond（2000）、Ferguson（2003）也研究了“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费用的差别。
（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减少公司的成本
在给定任何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都能够从上来满足审计需求时，为什么还有公司愿意为高质量的审计提供较高的费用呢？已有的文献从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减少公司成本的角度做了研究。
Francis和Wilson（1988）研究发现公司选择“四大”和其成本（内部管理者和外部股东利益不一致）正相关。Defond（1992）也发现公司选择“四大”和其成本（用负债水平以及管理者所持股权比例表示）正相关。
此外，选择“四大”能减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时的折价。Balvars等（1988）、Beatty（1989）、Hogan（1997）以及Willenborg（1999）在此方面做了研究。
（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质量更高
Francis和Krishan（1999）指出，“四大”更容易发表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表现出审计的保守性；Lennox（1999）指出，在英国“四大”的审计报告更加准确。
（四）“四大”审计的财务报告质量更高
1．用客户“收益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来衡量审计质量
Schipper（1989）定义“收益管理”为“为了获得个人私利，对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地干涉”。Healy和Wahlen（1999）指出，当公司和其他合作者的合约依赖于会计结果时，管理者就有动力去操纵收益。，“收益管理”一般用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来衡量，常采用横截面的Jones模型（或修正后的Jones模型）来。
Becker等（1998）研究发现“非四大”客户报告的收益增长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高于“四大”客户报告的水平。此外，“非四大”客户报告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也明显高于“四大”客户报告的水平。
Francis和Krishnan（1999）指出，“四大”在报告操控性应计利润时表现出保守性。Krishnan（2003）指出，“四大”的客户报告更低水平的操控性应计利润。Nelson等（2002）指出，“四大”能发现客户进行“收益管理”的企图，并要求其进行准确的调整。
2．用市场对财务报告的反映程度来衡量审计质量
Teoh和Wong（1993）用ERC方法（Earning Response Coefficient）发现市场更认可“四大”审计的财务报告，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较高。
（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遭遇的诉讼较少
Pierre和Anderson（1984）指出，与“非四大”相比，“四大”遭遇的诉讼较少。Palmrose（1988）、Clarkson和Simunic（1994）、Simunic和Stein（1996）也得到了上述结论。
（六）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内生性
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如好的公司收益管理更少，同时这些公司又更可能选择“四大”。这些研究有：Hogan（1997）、Ireland和Lennox（2002）以及Weber和Willenborg（2003），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支持“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但是，Chnaey等（2004）研究发现，在控制内生性之后，“四大”并不存在审计费用溢价。
三、国外审计质量的新研究
（一）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与审计质量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研究最初假定“四大”是同质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文献开始研究“四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比如美国的上市公司90%由“四大”审计）。Solomon等（1999）指出，拥有更多行业经验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审计质量较高。
1．行业专家存在审计费用溢价
Francis等（2005）研究发现行业领导者相对其它“四大”来讲，审计费用较高，意味着行业审计专家提供较高的审计质量。Ferguson（2003）指出，在澳大利亚，行业前两名的审计专家相对于其它的“四大”审计者来讲，收取的更高的审计费用。Defond（2000）指出，在香港行业前3名的“四大”审计者比其它“四大”审计者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2．行业专家审计的财务报告质量更高
Balsam等（2003）指出，行业专家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更少。Krishnan（2003）指出，市场更加重视由行业专家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意外收益，表明行业专家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Krishnan（2004）指出，行业专家审计的上市公司报告收益时表现出保守性。Elder和Zhou（2002）指出，行业专家审计的公司在IPO时有更少的折价和报告更少的可操控性利润。
（二）其余的研究方向
1．Reynolds和Francis（2000）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Cross-office）的角度来衡量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在某个分所，审计者对大的客户（对分所来讲）表现的更加保守；大的客户有更小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大的客户更容易收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Ferguson（2003）、Francis等（2005）从分所和行业专业化相结合的角度，分别研究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市场。
2．Meyers（2003）、Johnson等（2002）研究了审计质量和审计任期的关系。Meyers（2003）指出，较长的任期并没有降低审计质量。Johnson等（2002）指出，在会计师事务所转换后，前三年内审计质量较低。
3．Frankel等（2002）认为非审计业务费用审计质量，而Defond等（2002）发现非审计业务费用并没有降低审计质量，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4．Carcello和Neal（2000，2003）、Dechow等（1996）以及Klein（2002）研究发现，董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5．Francis和Wang（2004）指出，如果国家的法律能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四大”对客户将更加保守，审计质量更高。Seetharaman（2002）也指出审计质量受法律制度的影响。Khurana和Raman（2004）研究发现，在法律制更为严格的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相比），选择“四大”给上市公司带来更低的股权融资成本。
四、中国市场审计质量的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已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一）“四大”在中国市场上有更高的审计质量
胡旭阳（2002）从首次公开发行（IPO）的角度，研究发现“四大”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声誉溢价。漆江娜等（2004）发现“四大”审计费用较高，同时，“四大”的客户每单位资产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较低。陈关亭和兰凌（2004）从审计费用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角度发现“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Chuntao Li等（2004）发现“四大”的审计费用较高。王鹏和王咏梅（2006）从市场的反映出发，发现市场更认可“四大”的审计质量。
（二）规模较大的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较高（而非“四大”与“非四大”的角度）。
Chuntao Li等（2004）从审计费用的角度也验证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蔡春等（2005）发现“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较低。
（三）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无关
原红旗（2003）发现“十大”与“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意见的无明显区别。刘明辉（2003）从审计意见的角度，发现“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优于“非四大”。刘峰等（2005）发现“四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将此解释为“四大”在市场所面临的风险近乎于零，因此没有动力去提供高质量的审计。陈信元等（2006）从操控性应计利润出发，并未发现“四大”或“前十大”的审计质量较高。
此外，陈信元等（2006）发现审计质量（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和审计任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五、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关于审计质量的来看，国外的实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四大”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研究和结论相对成熟，并且不断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审计质量。对于中国市场来讲，由于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样本选取等的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
从国内外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关于审计质量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不断吸取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比如考虑会计师事物所选择的内生性、行业专业化水平、非审计业务、水平以及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其次，从国内的研究结果来看，虽然结论不尽一致，但基本没有出现“四大”审计质量更低的结论，因此，加强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接轨，完善国内的会计制度，才能不断提高会计师的审计水平。最后，由于我国与国外的差异，在研究审计质量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从新的角度去探索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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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胡旭阳（2002）：“五大的声誉是否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第3期
[38]漆江娜、陈慧霖、张阳（2004）：“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审计研究》2004年第3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2002-2006年上海、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审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有重大影响，具有高质量审计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较低。
关键词：审计质量 权益资本成本 证券市场
引言
独立审计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外部监督机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为信息功能。由于审计的重要性，国内外对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已有丰富的研究。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本质上说，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的机会成本，是公司融资进行风险项目投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利润率。权益资本由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得，因此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权益资本成本是在一定的公司风险状况下，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是公司财务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文献关注宏观经济状况、公司基本财务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近年来，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也受到关注。但是国内对审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却研究较少。
文献回顾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DeAngelo（1981）提出了“声誉理论”，认为审计规模会影响审计人员的动机，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事务所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审计质量。Dye（1993）提出了“深口袋理论”，认为大事务所往往更有动力去发表准确的审计意见，因为其诉讼成本较高。实证检验方面，Clive S.Lennox证实了“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的合理性。DeFond et al.（1999）以1993-1996年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结果都显示事务所的规模显著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国内学者对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关系问题也有大量研究。王振林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上，审计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差异。李树华的研究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从而得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结论。另外，王跃堂、赵子夜、蔡春等学者都得出结论，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
（二）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事务所行业专长是指审计师拥有的对某一行业的专有知识和专业技能，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师的专业技能。由于事务所的独立性和专业技能基本决定了审计质量，所以事务所行业专长自然就成为了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Owhoso et al.（2002）研究表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更好地发现会计错报和违规，行业专长与审计服务的可信度成正相关。Krishnan et al.（2003）以“六大”的客户为研究对象，发现相比其他客户，拥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的客户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国内关于审计师行业专长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叶丰滢在其博士论文中（2007）考察了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附加价值，并能潜在地提高审计师的审计质量。
（三）审计意见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Dnopueh，Holthausen和Leftwieh（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媒体披露的非标准意见表现出强烈的负反应。李增泉（1999）考察上市公司1993年至1997年的审计意见，发现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与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进而得出结论：审计意见会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单鑫（1999）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反应。
（四）审计轮换与审计质量的研究
Ann Vanstraelen （2000）研究发现，会计事务所在审计任期的前两年，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但是随着审计任期的增加，事务所更倾向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可见其出具“非标”意见的意愿有所降低。Dopueh 等 （2001） 发现，强制轮换降低了会计事务所愿意出具客户所偏好的审计报告的可能性， 因此提高了审计独立性，而审计质量也随之提高。国内方面，曹伟 （2003） 分析了事务所轮换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审计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出有必要实行事务所轮换的结论。李兆华 （2005） 运用博弈理论得出结论：事务所定期轮换是解决审计合谋的最佳途径。另外还有其他对影响审计质量因素的研究，如施丹（2011）研究审计师性别组成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研究假设
由于投资者自身专业知识的有限，并且鉴定信息成本较高，投资者往往无法对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质量做出判断。会计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可信度的鉴定结果，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可见，高质量审计可能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增加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最终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审计事务所的规模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2：审计事务所的行业专业性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3：审计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发表与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4：审计轮换和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大所换到小所，会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反，从小所换到大所，会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界定
1.因变量界定。目前，权益资本成本的估计有很多方法。以往的研究在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一般以当年每股股利或当年每股收益除以股票市价作为权益资本成本。他们的不足是没有考虑企业股利和收益在未来年度的变化。为了克服上述缺陷，Gebhardt 和Lee以及Swaminathan引入了剩余收益折现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汪炜、蒋高峰认为GLS方法更能说明中国特殊的市场结果。本文也采用该模型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为了增强结论的说服力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作稳健性检验。
2.自变量界定。本文选取了四类变量来对审计质量进行衡量：
第一，会计事务所行业专长。本文对事务所行业专长的研究是基于全样本中“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样本，即本文假设，只有“四大”才具备行业专长。本文基于2002-2006年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数据，采用某事务所在特定行业的市场份额法（IMSik）（Zeff，Fossum ，1967）来测算：
其中FEE为某一客户的审计费用，分子代表i事务所在k行业的Jik家客户的审计费用总和，分母代表k行业中Ik家事务所的全部Jik家客户的审计费用总和。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定义：若IMSik大于10%，则说明某事务所在该行业具有审计专长。
第二，会计事务所规模。对这个审计质量特征的研究，同样是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检验事务所规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首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信息”，以“综合排名”作为参考指标排序，将事务所规模划分为两大类：十大、其他事务所。如果选择十大所时，BIGX=1，否则，BIGX=0。
第三，审计意见。表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简写为 OP），是一个虚拟变量。本文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称为标准审计意见，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统称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如果上市公司收到的是“标准审计意见”，则设OP=1；反之，如果收到的是“非标准审计意见”，则设OP= 0。
第四，审计轮换。为考察审计轮换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Switch-NBtoB和Switch-BtoNB， 分别对审计轮换中的小所换大所、大所换小所这两种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前一种情况的研究中，当上市公司将事务所由小所换为大所时，取1，否则为0。在后一种情况的研究中，当上市公司将事务所由大所换为小所时，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选取。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审计质量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中要控制其它因素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使我们能较准确地测量审计质量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已有文献的观点，本文概括了如下控制变量：
第一，β系数，本文采用的β系数为CSMAR数据库中提供的β系数值。
第二，资产负债比（LEV），本文将杠杆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就是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第三，公司规模，本文预计公司规模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采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公司规模。
第四，账市比（BTM），账面市值比与股权融资成本相关，但相关关系不确定。
第五，资产周转率（AssetTurn），本文将资产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并预计资产周转率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关系。本文使用下面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
（1）
其中，公式中的变量定义在前面已论述，变量代码说明如表1所示。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由于算权益资本成本时要用到滞后3年的数据，所以本文的样本来自上海、深圳2002-2006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了消除IPO 的影响，选择在2001年12 月31 日以前上市的公司，并且剔除了金融类、ST、PT 类公司。在利用行业平均ROE 估计公司未来的回归终点时，剔除了ROE 畸高（ 如100%以上） 的数据和显著为负（ 小于-50%） 的数据。对所有计算出来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本文剔除了最高和最低各1.5% 的样本，保留其余的公司样本进入加权资本成本计算并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的资本市场数据和相关的财务数据来自CCER、CSMAR数据库以及手工整理取得，并采用EXCEL和SPSS 等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和统计分析，权益资本成本计算借助 MATLAB 软件。
从表2可以看出，对资本成本模型进行的相关分析中，权益资本成本（CoEC）和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关，并且相关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在解释变量中，审计意见（OP）与CoEC显著负相关，说明“清洁”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能够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事务所审计行业专长（SPEC）和CoEC负相关，即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比无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更容易降低客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CoEC与BIGX正相关，说明选择大型事务所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较低的资本成本。
在控制变量中，CoEC与贝塔系数（BETA）、账市比（BVTMV）、财务杠杆（ LEV）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相符。贝塔系数（BETA）与CoEC正相关，表明市场系统风险越高，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越高，这符合经济学规律。财务杠杆（LEV）与CoEC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高即长期偿债风险大的公司容易获得权益资本成本。客户公司规模（LNSIZE）与CoEC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公司比小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低。资产周转率（AssetTurn）与CoEC也在1%水平下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较高的资产周转率代表较高的经营效率，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减少了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执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改变权益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采用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重新计算样本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进行了上述更改后，本文对原模型进行了重新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各个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值的大小、符号以及显著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表明本文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如表3所示。
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2-200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审计质量特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控制贝塔系数、账面市值比、公司规模、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高审计质量会对客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事务所规模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四大”事务所的行业专长能带来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第三，“清洁审计意见”（即标准审计意见）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第四，审计轮换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其中，将审计事务所由小所换成大所，对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有积极影响；反之，则会造成消极影响。高审计质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说明低审计质量有其经济后果 ，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审计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
（二）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高审计质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说明低审计质量有其经济后果，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对待审计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审计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励进一步加强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的联系，并探讨提高审计质量的途径。
第二，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是加强公司内部监管机制和信息机制的建设。高审计质量之所以能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审计质量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即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要求回报率。因此，有必要由公正独立的机构开发和建立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水平传递给投资者，从而使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
第三，继续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合理的规模化发展战略。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行业集中度日趋提高。各类会计事务所的规模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鉴于事务所规模和对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有积极影响，应继续鼓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强强合作来扶持已有信誉和品牌的大事务所，以满足上市公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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