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菏泽学院 毕业论文质量 影响因素 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G642.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791（2015）08（c）-0205-03
要提升地方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首先要明确毕业论文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迄今为止，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仅停留在静态质量方面，对静态质量与动态质量相结合的综合质量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相关及通径分析鲜有研究。为明确各因素对本科毕业论文综合质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针对菏泽学院2013届某专业本科毕业论文（33份），对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相关分析及通径分析，从而为综合质量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
抽取菏泽学院2013届某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共33份，论文成绩为静态质量与动态质量相结合的综合质量评价结果，影响因素分别选取影响静态质量的7个因素：论文字数、参考文献格式、参考文献篇数、错别字、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和论文结论，以及影响动态质量的7个因素：答辩陈述、答辩过程、教师指导态度、教师指导效率、教师指导细节、学生撰写态度、学生撰写效率。
1.2 方法
采用分别对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得到影响动态质量的7个因素。
1.3 数据处理
数据运用Excel 2010、SPSS 22和matlab2013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灰色关联度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1，2]对本科毕业论文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其作用的主次和依存关系，旨在从量的角度揭示各因素对毕业论文综合质量的影响，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综合质量提供理论依据。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中，各因素的影响以论文选题、学生撰写效率、答辩过程为最大，可知，影响毕业论文综合质量的关键因素在于学生选题的敏锐、撰写的高效和论文的透彻以及答辩的机智；其次为论文结论、研究方法、答辩陈述、论文字数、学生撰写态度、教师指导效率、教师指导态度、教师指导细节，可知，影响毕业论文综合质量的次要因素在于学生的具体撰写内容以及指导教师是否负责；最后是错别字、参考文献篇数、参考文献格式，可知，影响毕业论文综合质量的基本要素在于学生是否按照规范撰写论文。因此，在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应着重提高论文选题的质量，培养学生高效撰写论文的能力和对论文的透彻、深入理解，同时对于指导教师的严格把关给予奖励。
2.2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3，4]结果表明：研究方法、论文选题、论文结论与论文成绩呈极显著正相关；论文字数、参考文献格式、参考文献篇数、错别字、学生撰写效率、学生撰写态度、答辩过程、答辩陈述、教师指导态度、教师指导效率与论文成绩呈显著相关关系；教师指导细节与论文成绩相关但显著性比前面因素低。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度的分析不一致，可能与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相关有关。
相关分析说明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从各影响因素与论文成绩的相关性来看，应该更注重论文本身静态的效应，即研究方法、论文选题和论文结论。从相关系数上看，研究方法与论文成绩的相关系数最大（r=0.957），其次依次为论文选题、论文结论、论文字数、参考文献格式、参考文献篇数、错别字等。论文成绩与教师指导细节相关性没有别的影响因素大，说明学生论文成绩主要是由研究方法、论文选题、论文结论这些主要的静态质量指标决定，即论文成绩显在的表现形式，而与教师指导细节等隐含的动态质量指标关系不是很显著。各影响因素之间除个别之外，几乎均相互相关，故既应高度重视论文本身的静态质量，还要结合动态的过程质量，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毕业论文水平。
2.3 通径分析[5，6]
由表1可看出论文成绩直接通径系数的大小排列，即各影响因素对论文成绩直接贡献的大小依次为：研究方法（0.184） > 论文选题（0.177） > 论文结论（0.170） > 答辩陈述（0.094） > 学生撰写态度（0.089） > 学生撰写效率（0.086） > 教师指导效率（0.080） > 参考文献篇数（0.076）=答辩过程（0.076） > 参考文献格式（0.071） > 论文字数（0.069） > 错别字（0.057） > 教师指导态度（0.056） > 教师指导细节（0.033）。
3 结语
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论文成绩和14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常规论文质量评价的三要素：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和论文结论，与论文成绩的相关程度均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除均直接影响论文成绩外，三者之间相互间接影响效应也较大。论文格式方面的论文字数、参考文献格式、参考文献篇数和错别字，与论文成绩的相关程度均大，但主要通过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和论文结论间接影响论文成绩。
影响论文动态质量的学生撰写效率、学生撰写态度、答辩过程、答辩陈述、教师指导态度和教师指导效率均主要通过自身直接，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和论文结论间接影响论文成绩。教师指导细节与论文成绩的相关程度不大，与学生撰写态度容易产生对立，故在论文质量评价过程中，不考虑其影响。
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应加强对学生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和论文结论的指导，并注重论文格式的规范和撰写论文过程中学生和指导教师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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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灰色系统理论；研究现状；预测
一、灰色系统理论简介
我们都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系统，可以准确地获取我们要的一切信息，那么就定性为白色的，相反，如果在一个系统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可参考的信息，那么就定性为黑色的，灰色系统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即既有已知信息，也有无法获取的信息。例如人口、经济、社会等就是所谓的灰色系统。灰色预测理论即对系统内的不确定变量未来的趋势进行差异性的比较，与此同时，对能够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建模，以此来找到系统未来发展的规则，使它能够转变成有着很强规律的一组数列，并且建立正确的常微分方程的数学模型，从而对事物进行预测，得到它即将发展的趋势。具体如何构建这样一种模型，我们隔着相同的时间来观测，得到一组能够显现出被调查的变量特性的这样一组数列来建模。简而言之，第一步假设如此这般的量和它的数据之间拥有一些这样的形式之对应的关系，采取数学方式来表示此种形式之关系，即为数学上的统计回归模型。然而，灰色系统预测认为，变量的数据和它的其他变量与它们的数列之间，甚至是一个变量和其他多组的数据之间，并非是一种准确的数学回归关联，相反，它们总带有它的内部关联，但是这样的一种联系并不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只能表现出这样一种关联。因此，这样的关联，实质上是很多个数据值之间产生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结果。灰色预测的数据理论基础，简而言之，集成了中等数学中的数列理论、高等数学中的微分方程、线性代数、数理统计等理论。总的来说，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就是通过不完整的、部分未知部分确定的信息，建立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对变量的发展规律进行中短期的准确预测。
二、灰色系统理论的决策方法和研究现状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门用处极大的前景广阔的学科，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有较大的作用，由此也显示出这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简而言之，灰色预测理论就是对系统内的不确定变量未来的趋势进行差异性的比较，与此同时，对能够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建模，以此来寻找系统未来发展的规则，使它能够转变成有着很强规律性的一组数列，并且建立正确的常微分方程的数学模型，从而对事物进行预测，找到它即将发展的趋势。
简而言之，第一步假设如此这般的量和它的数据之间拥有一些这样的形式关系，采取数学方式来表示此种形式之关系，即为数学统计的回归模型。然而，灰色系统预测以为，变量和它的数据以及其他变量与它们的数列之间，甚至是一个变量和其他多组的数据之间，并非一定表现一种准确的数学回归关联，相反，它们总带有它的内部关联。但是这样的一种联系并不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因此，这样所变现之关联，实质是很多个数据值之间产生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三、灰色系统理论在公路里程预测方面的设想
近年来，公路里程的准确预测也随着我国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用灰色预测理论做出精确的预测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公路通车总里程发展的预测对于区域经济资源分配，投资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巨龙教授所提出来的灰色系统理论模型预测方法，有效地避开了复杂的关系，他所关注的是灰色系统中现有的有限信息并找出系统存在的内部规则，来达到准确的灰色系统目的。相对于其他变量，公路总里程应该说是相对较复杂的，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也为如何获得预测模型的相对精确的参数制造了困难。灰色的预测理论其实应该是一门穿插在其他学科中的理论，无论在天文、军事、文化、经济等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是在只需要“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极少样本情况之下对变量进行的预测，并且能够获得可行度极高的预测结果，通过对少量的已经获得的信息进行计算提炼，得到精确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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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质量关系到期刊的生存和学术理论的发展。对学术期刊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网络技术和计量方法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学术期刊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研究表明，学术期刊质量的高低可以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现出来，各种指标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别。学术期刊的管理者和编辑人员，可以借助这些指标分析期刊质量，并以此为指导提高学术期刊质量。
〔关键词〕学术期刊；期刊质量；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5009004
学术期刊（以下简称期刊）质量关系到期刊的生存和发展，对学术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长期的发展中，学术期刊发展分化明显。有人按照期刊的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把期刊分为部级期刊、省级期刊和地市级期刊，但这种划分方法不仅不科学，还存在很多弊端。目前，有关部门和一些机构运用相对科学的方法对期刊质量进行评价，根据有关评价指标，把期刊分为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与非CSSCI来源期刊。提高期刊级别，向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发展就成为许多期刊努力的方向。期刊的分类是根据期刊质量评价指标确定的。那么，期刊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就成为许多期刊在提高质量时必须关注的方面。
一、期刊质量评价的方法
期刊评价是有关机构和部门通过一系列指标对期刊质量优劣进行的考量，从而促进期刊提高质量，科学发展。它的意义非常明显，通过期刊评价可以促进期刊的重组，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期刊评价，还可以了解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了解不同专业期刊的发展状况、学术水平、在本学科中的影响力，从而为期刊的宏观管理提供客观依据。
我国期刊评价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由期刊编辑工作者和期刊管理人员对各种类型的期刊质量进行评价，主要对期刊的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进行评价。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专家评估法、文献计量评估法和综合分析评价法，也有引文法、文摘法、科学计量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等，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评价方法逐步向网络化和数量化发展，特别是数据库的统计评价功能日益完善和增强，为期刊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途径[1]。
1专家评估法
这种方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从各部委、各省市所属期刊进行初评，按照期刊总量的百分比推荐参加总评。由专家、期刊主编及期刊管理人员组成评委，按各评委的专业和专长分成若干个专业评审组，分别对应各类期刊进行评比，采用“抽样审读、全面浏览、横向比较、量化打分、核实汇总”的评审方法，评出比较优秀的期刊。这个方法在第二届全国优秀期刊评选中被使用。
专家评估法可以分为定性评估和量化打分法。定性评估就是通过专家阅读一定量的期刊后，进行比较分析并评出各个期刊的优劣。专家的意见就成为评估的标准，主观性较强。目前在各类评估中这种方法已经很少使用。量化打分法就是把评估内容分为若干项指标，每项指标有几级评分标准，由专家审读一定量期刊后，针对每项评分标准进行对比打分，再综合打分情况得出评估结果。这种评估方法增强了对比分析的客观性，但是专家本身的水平和倾向性等主观因素依然影响着各指标权重分配与打分。专家评估法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弊端。因此，这种方法在期刊的评估活动中逐步被更加科学的方法代替。
2文献计量评估法
目前主要的方法是布拉德福定律法、引文分析法、文摘统计法和利用率法等[2]。这些方法依靠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的对象是期刊的载文量或所载文献被引证量等数据。
（1）布拉德福定律法
它是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将期刊按其登载的某学科论文数量的多少排列，然后将它们分成三个区域，使每个区域中有关某一学科的论文数量大致相等，使每个区域期刊数量呈1︰a︰a2的关系，则第一区域内的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其缺点是忽视了期刊质量。
（2）引文分析法
通过统计各种期刊上发表的一次文献被引用次数的多少，靠前被大量引用的期刊就是某学科的核心期刊。由于期刊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极好地测定了论文学术水平和期刊的价值，因此，引文分析法较好地反映了期刊刊载论文的质量。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多，体现了它的学术水平较高，发挥了它的利用价值，客观上体现了论文的质量较高。
（3）文摘统计法
它是根据某种期刊被二次文献摘录的频率来确定核心期刊的一种方法。按照此方法，某种期刊被二次文献摘录的论文数量较多，就可以成为核心期刊。例如，目前被《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等，作为评价期刊质量的一个因素。由于在编制二次文献时，必须在大量的一次文献中进行筛选，只有质量较高者才作为报道和检索的对象。因此，文献统计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期刊刊载论文的质量。但是，受到可选对象选题范围和载文数量的影响，文摘统计法也存在一些缺陷。
除了以上常用的计量评价方法外，一些机构和单位也用利用率法给期刊进行分类。它们利用读者对每种馆藏期刊的使用频次的高低，也就是利用率的高低，来确定本馆的核心期刊。因为读者对每种期刊的阅读、复制的情况很容易掌握，统计数据容易得到，因此，通过统计可以知道每种期刊的利用率，从而可以给每种期刊排出先后顺序，比较靠前的期刊就是本馆的核心期刊。
3综合分析评估法
综合分析评估法是运用层次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甚至模糊数学与灰色系统理论等方法对多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分析评估，从而确定期刊质量优劣的一种方法。在进行综合分析评估时，首先，要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指标的量化依据和计算办法；其次，按学科进行分类，采集、统计各项指标数据；再次，建立综合评价模型，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定量评价结果；最后，征求专家意见进行个别调整。这种方法着重对期刊质量的评价，综合反映了科学研究工作者、专家和二次文献工作者和读者对期刊质量的评价。
二、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来自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开展的中国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3]。1999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据科学技术部“关于建立中国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精神，首先确定主要评价指标，经过几年的实践，再不断补充、完善，逐步形成了稳定的、规范化、可操作实施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3]。该体系有八项学术评价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率、地区分布数、基金资助论文比例、普莱斯指数和他被引率，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中国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期刊经营管理水平、期刊学术水平和期刊编辑水平三大子体系，其中期刊学术水平是评价期刊质量的关键，因而本文重点列示了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及指标含义。
在以上基本指标基础上，近年来还有一些指标被用来对期刊进行评价。如被引半衰期、自引率、来源文献量、参考文献量、海外论文比例、学科扩散指标、学科影响指标、扩展H指数和文献选出率等。
2000年，结合中国科学院正在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为了对现有期刊择优支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联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课题组开展了“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与上述体系相似。但又有完善和突破，主要是更加细化和科学化。该体系包括两个系列、两项水平、两个层次和19项评价指标。其中两个系列是静态评价指标系列（优秀期刊评比指标）和动态评价指标系列；两个水平是编辑出版水平和学术水平；两个层次是表明期刊整体质量的层次和体现学术质量在期刊评价总的位置的层次。19项指标中有6项表示编辑出版水平，有13项表示学术水平。
三、期刊评价指标与期刊质量的关系
期刊评价指标是根据影响期刊质量的因素进行的科学选择，反映了各因素与期刊质量的关系。在这些指标中，它们与期刊质量的关系有所不同。有些因素的作用大，有些因素的作用相对小[4]。《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11年扩展版）在其收录的期刊中，使用了期刊被引用指标和来源期刊指标。前者包括扩展总被引用频次、扩展影响因子、扩展即年指标、扩展他引率、扩展被引半衰期、扩展引用期刊数、扩展学科影响指标、扩展学科扩散指标和扩展H指数；后者包括来源文献量、文献选出率、平均引文率、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海外论文比例和基金论文比例。本文选取经济管理类部分期刊的指标进行对比，如表2所示。
参考桂文林等的实证分析[3]，笔者认为各个指标与期刊质量的关系是：
在被引用指标中，扩展总被引用频次、扩展影响因子、扩展即年指标、扩展引用刊数、扩展被引半衰期、扩展学科影响指标、扩展学科扩散指标和扩展H指数与期刊质量显著地正相关。具体地说，扩展总被引频次越大，扩展影响因子越大，期刊质量将会越高，学术影响力和作用越大。扩展即年指标越大，扩展引用刊数越多，期刊越受到关注，因而质量也越高。扩展被引半衰期越长，扩展学科影响指标越高，学科扩散指标越大，期刊质量将会越高。而扩展他引率对期刊质量无明显影响。
在来源期刊指标中，与期刊质量显著正相关的指标有：文献选出率、平均引文率、平均作者数、海外论文比例、基金论文比例。说明这些指标越高，期刊质量越高，影响力越大。文献选出率越高，平均引文率越高，表明论文更符合学术规范和有学术深度。平均作者数与期刊质量正相关，表明平均作者数越多，期刊质量将会越高。海外论文比例与期刊质量正相关，表明海外作者比例越高期刊质量越高。基金论文比例越大，表明论文中受基金资助的比例越高，由于基金项目的审核比较严格，因此论文的质量一般较好，期刊质量越高。与期刊质量关系不显著的指标是地区分布数，表明期刊质量高，地区分布数反而小。可能的原因是高质量的期刊的载文量不如普通期刊，导致地区分布范围小。与期刊质量显著负相关的指标是机构分布数。说明期刊质量越高，作者机构分布的范围越有限。其原因是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极其有限，导致作者机构分布数较少。
四、结论和启示
期刊评价对提高期刊质量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期刊评价的方法经过了定性分析阶段，并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发展，而且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日益提高。
在评价指标方面，被引用指标是期刊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来源期刊指标对期刊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弱。被引用指标中，对期刊质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引用刊数、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来源期刊指标中，对期刊质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文献选出率、平均引文率、平均作者数、海外论文比例和基金论文比例。
以上分析表明，为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应当重视被引用指标，通过提高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引用刊数和即年指标等，扩大期刊的影响，加强引用指标管理，提高期刊质量。在期刊编辑出版中，。同时，设法提高文献选出率和平均引文率，努力增加海外论文和基金论文比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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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 h指数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2-0071-03
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是编辑出版界的热点话题，影响因子（IF）是期刊评价公认的指标。近年来随着期刊评价研究工作的深入，IF逐渐暴露出不足：（1）IF不能全面及时反映期刊最新状况；（2）不同学科之间的IF值可能存在很大差别；（3）综述性期刊、交叉性学科期刊的论文较论著性期刊的论文更容易被引用，IF一般很高；（4）期刊中的某些高被引论文、不当的自引、否定引用等也干扰IF。因此探讨更为完善的期刊学术质量评价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蒂博尔・博朗（Tibor Braun）等[1]首次将h指数应用于学术期刊评价，创立了期刊h指数，并且研究发现h指数与IF有较好的相关性，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h指数是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更符合本学科同行的判断，比IF更优越[2-3]。国内研究认为h指数可与期刊IF互补用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在核心期刊评选以及学术影响力评价中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尤其是对来源文献量少、IF偏高的综述性期刊的排序有修正作用。对大来源文献量和低影响因子的期刊可以做出更客观、更适宜的评价[4-7]。为评价神经医学期刊h指数在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对2011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h指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
选择2011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神经病与精神病学36种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每种期刊的h指数、即年指数（Immediacy index）、总被引频次（Total cites）、影响因子、他引率、来源文献量（Areides）和基金论文比。
2 统计学方法
以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偏态分布资料以中位数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h指数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结果和分析
3.1 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h指数与其他指标的基本数据
36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h指数的分布范围为3（《中华脑血管病》）到14（《中华神经外科》）之间，均数为7，说明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总体质量中等；h指数为3的期刊1种，h指数为4的期刊2种，h指数为5的期刊5种，h指数为6的期刊4种，h指数为7的期刊6种，h指数为8的期刊8种，h指数为9的期刊6种，h指数为11的期刊3种，h指数为14的期刊1种。h指数为8的期刊最多，说明单纯h指数用于期刊的质量评价区分度不够，需要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3.2 h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36种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h指数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期刊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频次、IF、即年指数、来源文献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R值越接近1，相关程度越高，相关程度最高的为总被引频次，其次为即年指数、影响因子和来源文献量。
3.3 h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h指数作为因变量，可能与h指数相关的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数、他引率、来源文献量、基金论文比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后只剩一个变量总被引频次可以纳入，得到直线回归方程为Y=0.001X+5.946，具体见表3、表4。
4 讨 论
期刊影响因子、即年指数、被引用频次等数据是目前对学术期刊学术质量评价时，应用比较普遍的、可计量的绩效指标，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期刊的显示度和被引用情况。
4.1 h指数和总被引频次呈正相关关系（R=0.726）
h指数和总被引频次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其是h指数的独立影响因素。总被引频次是指该刊自创刊以来刊载的所有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它可以测度自创刊以来的学术影响力，从历史的角度测度期刊被引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反映其在学术界的显示水平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期刊所登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影响力就越大，期刊的质量就越高。因此期刊可以通过提高被引频次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总被引频次包括自引频次和他引频次，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排除自引后h指数会降低，而恩奎斯特（Engqvist）等[8]研究显示自引对科研人员的h指数影响较少，本研究并未区分出自引和他引对h指数的影响，是局限性之一，应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综述型期刊因其所登论文的特殊性，总被引频次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质量较高，因此相对于总被引频次来说，h指数可以对综述型期刊的评价起修正作用。
4.2 h指数和即年指数呈正相关关系（K=0.418）
即年指数为期刊除IF、总被引频次外另一个重要的质效指标，是期刊当年在统计当年被引频次占当年总量的比例。该指标反映文章发表当年平均被引用的频率，衡量期刊被引用的迅速程度，即被引速率是反映期刊当年质量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一个综合指标。可以衡量期刊对本学科热点问题的关注程度，是否被学术界和读者及时关注。较高的即年指数表明期刊处于学术前沿，及时关注本学科热点问题，被学术界和读者的利用率较高。
4.3 h指数和影响因子呈正相关关系（R=0.402）
本研究结果发现期刊的h指数和影响因子呈正相关关系，影响因子越高，h指数越大。影响因子指的是期刊前两年所的被引用情况，即该期刊前两年刊载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刊载论文总数；而h指数描述的是一个时段内的论文在期刊发表后的被引用情况，针对的是某个确定的年限，确定方法为将某刊某年刊载的所有论文按总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列，当某篇论文的序号大于其被引频次时，用这个序号减去1就是该刊该年的h指数。影响因子、h指数都是单一的文献计量指标，可以在不同条件下用于生物医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如果评估期刊质量与影响在近年的动态变化或其近期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则宜选用影响因子，若评估期刊某年的整体水平与真实影响时，则宜选用h指数。
4.4 h指数和来源文献量呈正相关关系（R=0.332）
来源文献量指来源期刊在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h指数与来源文献量呈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低于上述指标，并不是来源文献量越大，h指数就越高，文献量反映的是期刊的出版规模，说明h指数反映的是期刊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只有文献量、被引频次均较高时期刊的h指数才会升高，因此h指数为期刊评价的质量双效指标。本组期刊的出版周期各不相同，有半月刊、月刊、双月刊或季刊，因此期刊的来源文献量相差较大，说明出版周期的长短也可以影响h指数对期刊质量的评价。
4.5 h指数和他引率、基金论文比无相关关系
平均他引率是指在给定时间内期刊刊载的全部论文平均被他刊引用的几率，是他引频次与来源文献量的比值。本研究结果发现期刊的h指数和他引率无明显相关关系，与国外研究结果[9]不一致，这可能与本研究期刊仅局限于神经医学期刊，并未对所有期刊进行研究，未能反映学科之间的差异所致。另外本研究仅仅选取了2011年的他引率，未能分析出期刊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他引率和h指数的相关性。
本组期刊中h指数排名前4名的杂志分别为《中华神经外科》、《中国心理卫生》、《中华神经科》、《中国行为医学科学》（现更名为《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这些期刊的来源文献量、被引频次均较高，办刊时间较长，与影响因子排名前4的杂志《中国心理卫生》、《Neuroscience Bulletin》、《中国神经精神疾病》、《中国临床神经外科》）相比，更符合业界对期刊质量的口碑排名。《Neuroscience Bulletin》因其被Medline/Pubmed收录、全英文刊出并与国际知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后被SCI收录，其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升高，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影响因子，但因为其出版文献量较少，h指数仅为8。《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的影响因子也较高，但与《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和《中华神经科》杂志比较，他们的被引频次较低，因此h指数较低。
综上所述，h指数既与引文指标（总被引用频次、即年指数、影响因子）相关，又与载文指标（来源文献量）相关，是对载文的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指标，载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提高才能获得较高的h指数。单纯文献数量和引文的增长均不能使h指数变化过大，h指数可以降低对一些期刊或综述型期刊的过高评价，评价结果更科学合理、客观。总被引用频次是h指数重要的独立影响因素，因此增加期刊的显示度，提高期刊的引用率，缩短期刊的出版时滞，赢得更多、更快的引用，有助于提高神经医学期刊的质量。
注 释
[1]Tibor Braun， Wolfgang Gianzel， Andras Schubert. A Hirseh-type index for journals[J]. The Seientist. 2005， 19（22）： 8-10
[2]Rousseau R. A case study： evolution of JASIS’ Hirseh index[J]. Seience focus（in Chinese）. 2006， l（1）：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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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用型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内生性要求与“应用型高校”的学生培养目标之间存在部分偏离。这种偏离对教师的授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教师要在学科内生性要求之间与学生所必须掌握的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强化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科学观察能力、应用知识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之间确定平衡，以此提高教学效率。
一、方法论特征与能力培养
从经济学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就受到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学者研究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一致。但经济学提供给了人们一套观察现实经济现象、分析经济现象背后的自然逻辑、提出相关经济问题的解决对策等方法则基本是所有经济学者和方法论学者都认同的。简单说，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经济世界。计量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四大领域之一，其内容纷繁复杂。在一定意义上，由于现实可观测数据的变化特性从而使其具有与其他经济学科相比更大的发展性。但是，由于计量经济学仍然是一门经济学科，其方法论特征更加明显。许多计量经济学研究者都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进一步，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特征的进一步体现在一定意义上简化为经济问题分析和研究的这样一种逻辑体系，即“经济现象的观察、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数据的搜集与处理、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事实上，这样的逻辑体系也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从这一逻辑体系来看，每一个环节都特別突出了计量经济学实践能力的培养，都暗含了计量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要求。因此，这一方法论特征给予了计量经济学在“应用型高校”教学中提升学生应用实践能力更大的权重。这意味着，在实际教学中，要始终注意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注重经济问题分析方法和工具的传授，而不是只强调理论知识和数学推导与证明，这一点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尤其具有意义。在经济现象观察的阶段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构建中要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协调能力，数据的搜集和处理则需要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和中检验中要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知识运用能力、思考问题能力等，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应用中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二、经济现象与直觉理解
经济现象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把握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这种把握也是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休谟问题的起始正是对现象的分析，这也是众多学者诟病目前计量经济学教材只重视参数估计和检验进而缺少实际分析的原因。在实际教学中，要重点强调经济现象的直观把握，增强学生对问题分析的经济学直觉，而不是过分注重模型的构建。对经济现象的初始认识非常重要，这种认识包括对即将进行的模型分析的初步的认识，包括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能不能提炼出可验证的经济学假说等。从模型的角度理解，则意味着这种经济现象所体现出来的被解释变量是什么，解释变量又是什么，解释变量又是如何影响被解释变量等问题。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正确把握也是本科计量经济学学习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开端。虽然经济现象非常重要，但要对其彻底进行把握则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发挥经济学直觉的作用，经济学直觉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初步的判断，而且这往往也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比如，在研究农业产出的决定因素这一计量模型时，就要引导学生思考那些因素会影响产出水平，进而再具体进行分，这就是经济学直觉的训练。再比如，对于总体模型随机扰动项方差的估计，就要通过将总体回归模型与样本回归模型的比较，建立起残差项与随机扰动项之间联系的直觉。这样，学生的理解和对问题的把握就较容易进行，再进行正式的数学证明就会较简单。
三、科学分析与逻辑推理
尽管通过经济学直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但这只能作为非正式的分析来进行，对计量模型的科学分析和逻辑推理还是基本的方法。科学分析建立在掌握的经济理论、方法和工具上。在实际教学中，科学分析与逻辑推理重要的是要完整体现分析与推理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应用数学模型构建和求解来进行，过分强调数学公式的证明和推导。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进行。比如，对于计量模型解释变量的选择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步步进行，严格分析和逻辑推理过程。不能因为逻辑推导的过程过于复杂就省略，这样，学生的能力得不到培养，因为，学生的科学精神没有建立的机会。同时，学生对于结论的把握也是不清楚的，很容易遗忘，对于能力的培养起不到作用。可以综合运用语言描述、几何图形和数学来进行逻辑推理，建立分析严谨的能力和精神。
四、教学内容与授课方法
教学具体内容是课堂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构成了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由于学科内生性要求，其系统性较强。这意味着学生只有经过长期学习的“渐修”过程，才有可能“顿悟”。对于“应用型高校”中的教学而言，可能就浪费了时间。在应用型能力的培养中，要设计科学的授课方法，竭力整合教学内容，尽量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掌握基本的学习内容，同时，又能完整理解学习内容的逻辑关系，减少学习和理解掌握的难度，减少“渐修”期限，增强“顿悟”能力。众多学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探索。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教学中，尽管内容非常简单，但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确实十分丰富的，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也是日后学习更复杂内容的基础。具体讲，首先，要体现思想性、方法性的学习。要帮助学生理解经济问题分析的内容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同学是不清楚的，这体现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因果不分和计量软件实习当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位置的颠倒），让学生明白经济问题分析、经济理论、经济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层次递进关系。进而，要知道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不确定性的关系及为什么是不确定性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的关系为什么又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进而表征为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第二，进入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最简单的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说明为什么是一元模型而不是多元模型？总体回归模型的客观性、不可观测性和唯一性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最重要的是随机扰动项的解释和理解，被解释变量的随机性及其一次实现的确定性。对于设定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要清晰地说明，分析和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即估计总体模型中的总体参数的一个“科学合理”的估计。估计之前要讲清楚这个纯数学模型的假设条件，特别要说明其经济学直觉含义。接着是总体参数的估计过程。第三，弄清楚估计的参数估计量是不是“科学合理”，这实际上就是要分析估计量的特征，重要的是讲清楚参数估计量的随机性，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推导过程中的假设条件在此的应用，使学生理解假设条件的作用与最终的结论之间的关系，为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第四，是考察参数估计量“科学合理”的第一步，即参数估计量表示的样本回归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能”真正“揭示”总体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总体参数的显著性检验。第五，考察总体参数“科学合理”的第二步是说明这样的参数估计量多“揭示”总体模型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程度，即在“能”基础上的“程度”问题，也就是要考察其拟合程度。第六，考察考察总体参数“科学合理”的第四步是考察这样的估计值的实际结果如何？即参数估计值揭示的关系的应用。第七是考察考察总体参数“科学合理”的第五步，要说明参数及模型的稳定性。
五、学科“文言文”与理解“白话文”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股票市场
1、前言
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国际经济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货币政策以减少此次危机带来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理论研究中的热点。
美国应用经济学家Goodhart将资产价格用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思想，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没有影响。Prinkel和Keran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Berkman和Lynge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逆向变化的关系。Pearce和Roley在研究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时，发现没预期到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成反比。Hardouvelis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变化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变化关系。Lastrapes研究发现在货币中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量的突然变化与股票价格短期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我国学者对中国货币数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已作了大量的研究。钱小安发现沪指、深指与M0同向变化、与M1无关、M2反向变化。孙华妤和马跃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货币供应量对股市都没有影响。易纲和王召指出，在短期、中短期和中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使股票价格上升；而在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不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中性。周英章和孙崎岖认为股票价格对M1影响最大，对M0影响次之，对M2影响最小。王召和易纲在《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一文中指出：若投资于高科技或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扩张货币政策的结果是股市价格的上升和商品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1)或许是受期限较短的约束，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1998年中国货币政策体制性变革因素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影响。(2)有些研究仅从金融变量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入手来进行实证检验，由相关性高低来确认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这是不够的。(3)有些研究不大关注计量检验的前提条件，选取数据较为粗略。
本文应用1993年到2009年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应用动态式的计量检验方法对M1和M2及其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2、样本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设定
2.1样本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1993年-2009年的上证指数的月度数据、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和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年份统计年鉴和相关处理数据。
2.2变量的选择
本文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时，考虑了2个条件：(1)数据的可得性；(2)数据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上证指数月度值、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和货币数量余额的增减变化率共5个指标为模型分析变量。
2.3模型设定
(1)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时，主要运用的是股票指数回归残差序列的ADF检验，来判断协整关系。
(2)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按照上述数据资料，对股票价格与M0、M1、M2分别进行Granger检验。目的是关注M0、M1、M2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
(3)本论文在研究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和货币增速与股票价格关系时，主要运用统计分析中的相关系数和计量模型回归进行研究的。本文的主要结论也是出于此部分的分析。
2.4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论文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大体思路如下：
(1)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目的是探索它们之间在长期是否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从而证实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2)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因果关系，目的是检验他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依据；
(3)研究分析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目的是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参考。
本论文将采取数学模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股票价格与中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
3、实证分析
3.1，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
我们应用Eviews软件对股票价格与M0、M1、M2之间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结果发现SP与M0、M1、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1)，
而且按照下文的Granger因果分析，我们认为是SP的变化对货币供应量存在长期的影响。
3.2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
在确认了货币供给量和股票价格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后，我们对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M0、M1、M2不是SP的Granger原因，而SP却是M0、M1、M2的Granger原因(见表2)。这意味着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但是股票价格对M0、M1、M2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应用货币供应量的信息是不能提高对股市的预测能力的。
3.3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和股票价格关系
按照前文的分析结果，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那股票价格和货币供给量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呢？本文研究结果见图1、图2、图3。从图1、图2、图3可以看出，在中国新增M1的增减方向与股指的涨跌方向基本同步而M0和M2却没有这种结果。若某年新增M1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上涨的；
若某年新增M1是下降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下跌的，这也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而且达到0.4相互印证。这为我们预测股市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提高了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能力，但是这只是我们的统计分析描述。
3.4 M2-M1增速和股票价格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在中国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大体一致。结果分析表明：由涨转跌时，M2-M1的增速领先，指数变化可能滞后；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与前文类似，这同样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
本文应用计量模型，对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加可信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SP1=-6 041.738 951+0.693 124 946 4*M11
(3.785 821)R2=0.627 026
由于上述统计分析表明SP的变化量与新增货币供应量M1走势一致，所以本文只做它们之间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这正好能印证前文的分析。
4、新增M1增减和M2-M1增速影响股指走势的机制
综合上述对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检验发现：新增货币供应量M1增减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也大体一致。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通过新增M1和M2- M1增速变化来实现的。这种传导模式与一般的经验和理论都不相符。而且从我们的实证分析来看，在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没有带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我们认为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主要障碍。
(1)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中国股市起步较晚，规模过于狭小。至2008年，沪深股市总值扣除不流通的部分仅占GDP比重的仅为7.2%，这一比率远低于美国的139%、英国的163%、中国香港的200%。
(2) 中国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较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只有当居民持有股票占其全部金融资产的较大比重时才有明显的作用。据统计全国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还不到0.46%，而且都集中在城镇和大中城市。所以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股市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影响作用大大降低，股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低。
(3) 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少，直接融资少，股票融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较低。同时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不合理和市场投资结构不合理也是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的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变动可直接影响居民货币余额，从而通过利率变动影响进而影响流入股市资金。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股市的直接影响不大，这可能是中国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所致，而股市却对货币供应量变动有着较大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进入股市的银行可贷资金的变动进而影响股市的。在国家建立了银行信贷资金合规进入股市的途径后，货币政策变动(比如新增M1变动)通过货币市场利率渠道影响股指。实践证明，在中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货币供应量难以对股票市场产生有效影响，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对也较差，央行难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来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与本文分析结果一致。
在有些研究文献中，不同的货币政策指标对股市影响是不同的，存款利率和M1对股市的影响要比M2对股市的影响更为迅速，而且从长期来看，M1对股市回报方程的解释力要大于存款利率的解释力1。在中国M1层次反映的是现金与企业活期存款，流动性强，而M2主体部分为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所以M2增减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应该不如M1的增减变动，这与我们的结论相符，即新增货币供应量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股市对M1增减反应一致不难解释，在中国M1对存款利率变动比较敏感，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息息相关。M1的增减变动会影响银行可贷资金的调节，进而对利率产生影响，从所以影响证券经营机构的融资成本和融入量，最终影响到股市回报2。按照货币市场利率和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知，当M1相对上年是增加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下降，导致股市可贷资金的增多，大量流动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上升；当M1相对上年是减少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投机需求减弱，进入股市资金成本上升，股市资金趋紧引起股票价格回落。本文认为在股指达到最低开始反弹时，指数有上升趋势，但实体经济会滞后一段时间，所以会出现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实体经济从繁荣转向不活跃时，M2可能进入其他市场，M2-M1变化要先于股指变化。
以上认识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框架。但是，这种结论只适合目前中国股市，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货币供应量与股市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货币供应量M0、M1、M2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应用VAR模型、ADF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在中国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
(2) 通过实证检验表明：SP与M0、M1、M2的水平序列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平稳；SP与M0、M1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SP与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对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变化关系分析表明在中国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若某年新增M1与上年相比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上涨的可能性很大。
本文发现当中国中央银行意图影响股票市场时，只能选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而不能是货币数量。同时，本文认为投资者在预测股市走向时要尽可能关注新增货币数量M1变化，它们与股票走向很一致。但以上结论仅基于月度数据分析所得，而且时间跨度相对大，其可信度尚需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而它们之间是否有更深层次的传递机制还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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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中介；金融深度；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2-0003-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背景
金融深化理论从开始提出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背景
国际上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方法的研究时期，从最早的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到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以及后来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一些数量的指标和简单的计量回归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主要使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理论的研究有了微观的基础。并运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多个国家之间的数据进行检验，试图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首次建立了一个研究金融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五个数量化的指标。但是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找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确定的关系。麦金农利用了当时的一些计量分析，在实证检验方面，主要是对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没有特别关注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所用的计量模型也只是用来说明政府的作用，而不是说明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在古典的金融发展理论阶段，计量的检验虽然较多，但却没有集中研究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二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中介效率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给金融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试图为这一理论建立微观基础，也注重讨论金融体系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方面，马尔科・帕加诺(Pagano,1993)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利率的管制必然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方面，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文献是很经典的。通过使用80个国家的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研究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稳定的正相关以及金融中介通过何种渠道与经济增长相关联，通过定义四个金融中介指标(LLY，BANK，PRIVATE，PRIVY)和四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K-物质资本积累率；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EFF-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进行分析，得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种同时期联系，并且金融中介还会对经济增长起着先导作用的结论。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8)的文章中把股票市场也考虑到金融中介中来，回归的结果为：在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的正向相关关系也非常明显，支持了原先的结论。莱文等(Levine Loayza和Beck，2000)主要考察外生因素如政策因素对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发展结果的影响，采用了1960-1995年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对于政策而言，如果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以提高金融中介发展的相关法律发挥和政策改革的紧迫性就大大提高。
然而，国际上学者基本没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国内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但研究结论却各不相同。如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DEPTH指标和季节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张祖香(2002)运用了1994年到2001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回归发现长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银行体系的规模的比例和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关系。
(二)问题的提出
虽然金融深化理论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真正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国外的学者在做东亚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都没有使用中国的数据。国内的一些研究更多的是把金融中介体的内涵扩展为包括银行系统、股票和债券市场在内的广义的资本市场。
而我们只是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也就是把金融中介体限定在狭义的银行体系之内来研究，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分析的方法多参照了金和莱文。本文主要也是采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 1993)的分析方法，参考了谈儒勇(1999)中的分析框架，用1994年到2008年新的季度数据来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针对谈儒勇(1999)中提到的由于数据太少而无法对各变量的8期滞后变量进行估计的不足，我们分别计算了4期和8期的滞后变量，并根据数据的调整状况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这是本文在利用以前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之处。
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需要选取反映金融深度的两个指标，反应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下文将逐一介绍。
(一)金融深度指标DEPTH
本模型中，我们选取两个金融中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证实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DEPTH在数量上等于
(M2／GDP)。这一指标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实证研究中表示为LLY。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这一指标被称作货币化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中国缺乏以前年度M3的统计数据，因此采用与谈儒勇文章中相同的做法，用M2替代。本模型运用1994-2008年M2，GDP的季度数据，两者相除得到当季度的DEPTH，两者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上得到的M2值是已经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而季度GDP数据并没有经过季节调整。为此，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运用Eviews软件，对季度GDP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图1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经过季节调整后的DEPTH季度数据。
从总体规模来看，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度过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中国政府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共持续了六年，直到2003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深度指标(DEPTH)在1994年之后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达到峰值后，才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
(二)金融深度指标BANK
本模型中用到的第二个金融中介指标是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提出的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由于200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货币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所以2002年前后BANK的计算有些小差异。在2002年以前，BANK等于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除以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以及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四个资产类账户(对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2002年以后，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总资产分为六个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政府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和其他资产)。因此，BANK指标中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变成上述六项之和。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图2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BANK的季度数据，BANK值在过去15年内缓慢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资产所占比例逐渐上升，表明近年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经济增长指标
此外我们还需选取一个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首先，我们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6.1)获取了1994-2008年每季度的名义GDP，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其次，运用从Wind咨训数据库取得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计算出以1993年为基期的季度实际GDP；最后运用经过季节调整的季度实际GDP数据，算出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图3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每季度GDP的环比增长率数据。可以看出，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GDP环比增长率有一个较大的下降。
(四)控制变量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在谈儒勇的文章中，加入了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TRADE)。考虑到政府积极(紧缩)财政政策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刺激(收缩)作用，我们选取了另一个变量政府支出(EXPEND)，即政府购买加上转移支付。数据也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http：//db.cei.省略/)。同时，我们也运用X-12-ARIMA方法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政府支出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
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扩大了统计范围，将各商业银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用卡等部门、机构数据并入表中；二是对统计数据项目的设置进行了细化，对有关误差与遗漏作了重新修订。因此，自1997年一季度起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为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规定1996年4季度及以前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从1997年1季度开始都取值为1。
三、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我们先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一次回归以计算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回归结果的相关矩阵表知，BANK和DEPTH的相关系数是0.8416，说明两者存在相关性，但这两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又有所不同的，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金融中介体的发达程度。
我们使用了最小二乘法，运用1994-2008年的各季度数据对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如表1、表2所示。表1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四期(即上年同季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表2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八期变量(前年同季度)之间的关系。
注：被解释变量为GY：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GY4，GY8分别是GY滞后四期和八期的GDP环比增长率。观测值个数为60个。每项后面的两个值分别是系数。T检验值。解释变量注释如下：
DEPTH：金融深度指标，等于每季平均M2除以李度的GDP。DEPTH4，DEPTH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金融深度指标。
BANK：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4，BANK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
TRADE：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TRADE4，TRADE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
EXPEND：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EXPEND4，EXPEND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
REFORM：一个虚拟变量，在1997年前取值为零，从1997年第一季度开始取值为壹。
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深度指标DEPTH较显著地进入模型，这说明本季DEPTH和本季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DEPTH4，DEPTH8的显著性也比较高，这说明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时滞性。并且DEPTH 4，DEPTH8的系数相差很小，这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在两年之内没有太大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货币当局的逆周期操作。在谈儒勇(1999)一文中解释DEPTH及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时，提到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方面的原因――“货币政策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3，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J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DEPTH还是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DEPTH对经济有促进作用。
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或其滞后变量单独进入模型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与谈儒勇的结论相反，但当BANK4和DEPTH4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虽然此时BANK的T检验值还不是特别高)，且此时BANK4，BANK8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如果存款货币银行的相对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一定是负相关关系。但因为T值不是特别大，对此负相关关系的作用我们仍然不能十分确定。 在加入新的变量TRADE,EXPEND后，DEPTH的仍然非常显著，这说明金融深度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进出口总额，政府支出)。此外，BANK及其滞后项的显著性水平也明显提高，如表1第7列显示BANK4的P值达到2.2％，且此时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说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中央银行的拉动。
四、结论
金融深化理论从提出开始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国外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4年至2008年的宏观季度数据对中国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两个金融深度指标在过去15年的变化，都反映了中国金融中介在过去15年里得到了发展。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第二个指标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在过去15年里逐步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
其次，本文运用实证研究，回归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的货币发行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体系内部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货币发行总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同时，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重要性的滞后性指标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中央银行仍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时滞性，在当期表现得并不明显。
最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不但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还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回归结果显示四阶滞后项和八阶滞后项的系数相差很小，在两年之内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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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向量理论 吉布斯和亥维赛 严复 解析几何
一、向量理论的诞生
物理学、天文学中科学问题的强烈刺激，泰特、麦克斯韦的奠基性工作等诸多有利因素已经为一个新系统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数理学家吉布斯和英国数理学家亥维赛出于对麦克斯韦《电磁通论》的兴趣转而去阅读泰特的四元数著作。他们发现四元数作为一个描述物理问题的数学工具很不方便，于是大胆彻底地放弃了四元数方法，定义了两个向量的加减运算，给出了其运算规律;定义了向量乘法的两种基本形式:数量积和向量积，导出了一些基本的运算关系式;继哈密顿和麦克斯韦等之后重新定义了向量函数，并引入了向量的微分和积分运算等。
在吉布斯和亥维赛那里，空间向量是和四元数不同的另一个独立的数学实体，而他们的数量积和向量积的定义则是观念上的一个革新。他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决定了四元数系统里什么可以删除，什么可以选择，并在选择的过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的完善和修改，融入了一些重要的新思想，使得四元数系统在物理应用中的缺点在他们的新系统中消失，完成了这个新系统创立中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吉布斯和亥维赛的向量理论在物理学中得到普遍认可后，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开始把向量语言大量地用在物理学和数学的各个分支。现代数学意义上的向量概念，其内涵要比物理学中向量概念的内涵深刻得多，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有向线段”，它包涵的对象极为丰富，已经被推广到更高维的空间或更抽象的空间。现代向量理论已经渗透到数学的各个领域，而且它在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力学等领域也已得到广泛应用。
二、向量在中国的传播
向量是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对象，它伴随着物理学和数学知识的引进而传入中国。
188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刊发了编辑翻译的著作《格物测算·电学》。书中丁韪良曾以“双立人”偏旁表示矢量，如“有向距离”他用“彳距”表示。不过时至清末，译者对具有方向性的矢量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向量在中国数学中的早期传播是与四元数相联系着的。在中国最早提到四元数的人可能是严复，而另一位较早介绍四元数及向量的学者是周达。周达访日归国时带回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其中包括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有关四元数的一部日译稿。他的日本之行对中国早期通过日本了解西方近现代数学，特别是四元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译本四元数著作是由顾澄翻译，并于1909年石印出版的《四原原理》。
辛亥革命后的高等教育导致中国三、四十年代科学发展的高潮。这一时期，包含向量理论的著作或教科书不断出现，其中既有大量的西方著作的中译本，又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著作和教科书。如:徐韫知翻译的英国数学家怀特海德的《算学导论》，谢厚藩翻译的哈斯的《理论物理学导论》;萨本栋的著作《普通物理学》，李番的高级中学教材《高中解析几何学》，张永立编写的《矢算初步》，胡金昌的著作《矢算论》，以及何衍璇的《矢之理论与运动学》等等。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向量理论领域已从早期的学习和吸收阶段逐渐转向独立研究阶段，除上面出版的著作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与向量有关的论文。如1932年，张羽丰的题为“向量分析”的论文于中国数理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宣读;1935年黄用诹的题为“Vector algebra and line geometry(in Chinese)”在《中山大学自然科学季刊》上发表;1940年，黄用诹又在《爱丁伯格数学进展》上发表了题为“On two linear vector spaces associated with a vector in an Ln”的学术论文等等。
同时，中国的许多高校已把向量内容作为数学、物理专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由此可以看出向量理论在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