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
戏述唐玄宗-------潮起潮落
七(10)班单珊
唐朝年间，有许多人叱咤风云。然而我却对唐玄宗是情有独钟，他那精湛的统治能力，巧妙的用人。唐玄宗为广纳贤人，不惜委屈自己，这都让我一一折服，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明理的皇帝最后也因贪图享乐而自作自受。
当年的开元时期，可谓是繁荣富庶，毫无疑问，乃唐玄宗的统治优良也。选用姚崇作相，给繁荣又加上了一层必然。黄金搭档在一起当然把唐朝的繁荣体现得栩栩尽致。唐朝诗赋让人醉生梦死，都是因为唐玄宗把诗赋加进了进士科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唐朝农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玄宗任君期间，共修建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南引的水稻也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手工业日益发达，丝绸品渐渐出炉，技术高超。它的陶瓷业也不甘落后，奋勇直追，推出至今有名的越窑青瓷、刑窑白瓷和唐三彩，在陶瓷业独领风骚。
数千古风云人物，还看唐朝。
人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唐玄宗也无例外。也许是当时的硕大成就让他过分自信，他如同井底之蛙，在井里是一片繁荣景象，以为这儿已经是世界的边缘，但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日益的贪图享乐的心理油然而生，杨贵妃又闯入他的视线，无疑这时的朝政如同一本长篇的乏味文章，而眼前杨贵妃却是一本富有趣味的小说。当然他选择了“小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至理名言，在唐玄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仰慕唐朝那时的风光，敬仰唐玄宗的能力，但是叹息却成为文章的末尾插曲。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七（10）班曾经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武则天之功过
七（10）班徐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因为是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显得兵荒马乱。这也被人们称之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爱惜人才，好多贤才名臣都是她破格一时提拔起来的。如当时参加反对武则天的叛军中的骆宾王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也使我国古代历史中科举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武则天也是成为当时太平盛世的关键人物。
不过人无完人，武则天因为了保全王位，废除了太子。但因年老无多用，逐渐掌握得力不从心，使唐朝逐渐有了走下坡路的局势。一些人臣也因当时反对她而被革职，甚至杀头。这些也暴露了她的心狠手辣。
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代帝王也为了加强统治，吸取了不少古人的教训。女皇武则天也为中国历史长卷增加了一道风景。无论她的功过多大，但她终究也为后人作出了贡献。
现代的领导人，一心都为了人民的生活着想。就像武则天一样，人都会有过错，无论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和平年代。但他们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提笔论曹操
七（9）班吴悦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曹操那阴险的心理令人生畏；在京剧中曹操那白脸奸臣的角色在众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一声声笑里藏刀，总让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他违背了传统的中庸思想，所以背上了奸诈、狡猾的恶名，引来千古辱骂……
“论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曹操到底是好是坏呢？引起了众人争议。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不是曹操心软怜惜人才，收留了黄盖，怎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上了周瑜的当？
由此上溯，曹操有着一颗爱惜人才的心被世人公认。他不仅爱惜人才，自己也喜爱文学，足智多谋，写出文章朴实而不华丽，精湛而不啰嗦，使得千古闻名的《观沧海》流传至今，成为千古佳话。也许因为他的善于用人，才智博学，使得他成为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使魏日益强大。
如果光说曹操善于用人，那我将会说“no”，这个从物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好友逝世使得家族破裂，唯一的女儿蔡文姬因父亲亡故被迫远嫁匈奴。为了替好友找到女儿，曹操千方百计，派发使臣远抵匈奴，多次交涉，几经战乱，终于接回了蔡文姬，为好友了却了一桩心愿。怎么又不让人感动？
古今中外，对于曹操众说纷纭，他也以自己独特一面向众人展现着自己，带上一份沉默，一份赞赏，静静地沉静在历史长河之中。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论“镜”
七（9）班蒋倩茹
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唐太宗在魏征死去后，十分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人格的评价，以“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镜子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站在镜子前面，面对着镜子，发现自身的不足，加以补充、修饰，男的装饰得英俊潇洒，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让自己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镜子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是一面古“镜”，让我们时刻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帝王都知道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难道我们现代人还不能理解吗？清朝末年，由于我国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落后，八国联军才会肆无忌惮地一直打到当时清朝的首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大力发展科技，加快前进的脚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学海之中，认真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经常以考试为标准进行知识掌握的检验。通过考试，也可以知道各人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而，我们的家长往往是以分数、以名次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的。每次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来看孩子们。但到最后还是少不了家长的棍棒教育。这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及这面镜子对人的作用。
镜子让人更美，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让国家更加强盛。
运河的辛酸泪
张慧
京杭古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然而，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的运河，它的诞生却使人民流干了血泪。
这条古运河始凿于春秋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凿是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为了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征调了民工200余万继续开凿运河。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开凿运河，使民工们死伤惨重，人们也因此开始反对隋王朝的统治。
京杭大运河的凿成，名义上是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实则是隋炀帝为了下江南，为了显耀自己，隋炀帝哪顾百姓的安危。风风火火地游江都，苦的还是百姓，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搜刮民脂，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运河是无辜的，相信当时有很多百姓恨透了运河。错不在运河，而是隋炀帝错用了运河，加强南北经济交流，是件好事，然而是隋朝的腐朽害了百姓。
隋后，运河成为了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一条商业河流，河畔上栽种的杨柳，青青的河水，也使运河成为了游览观光的好地方。运河在隋朝时使全国经济下滑，而现在，运河以自身的力量在弥补，它南水北调，让南北的商人方便经商。
运河自诞生以来，几多欢喜几多愁。它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年千万流着辛酸泪的人民的控诉词。
评荆轲
古时，荆轲因勇刺秦王为人称颂。的确，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至理名言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中国被分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弄得民不聊生。这时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惜，荆轲不知这个理，他一心一意要杀秦王，促成那一批势单力薄的小国。
不过，荆轲毕竟只是一个书生，战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他不明白分久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
凡事都得搞清前因后果才可下断语，那就再让我们来看看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
让荆轲刺秦王的是燕太子丹，丹何以要刺秦王？是爱国吗？我认为这非主要原因，他要想保全燕国，富国强兵才算正道。杀了秦王还有秦王的儿子，他会代替其父攻打燕国。太子要杀秦王，主要原因在于报仇。他在秦作为人质时未被秦王礼待，自觉受辱，后逃出秦国，一直都在伺机报仇。其次若秦早灭燕，他这个太子就不能成为燕王，但若杀了秦王，秦不可能立刻攻打燕，太子将有继承王位的时间。有如此三个原因，自然是非杀秦王不可，但谁能担此大任呢？太子“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荆轲。此时的荆轲，由卫国逃至燕，落魄于江湖草野之间，心里恨透秦王。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然而太子丹看中了他的业余爱好：尚武善剑。杀人不是好干的，何况要杀秦王。
荆轲因此自以为得知已，他也没有看清太子丹的真正用意。
荆轲还曾打算要胁迫秦王订立盟约，他怎么竟忘了秦自开国少有坚守盟约之主？
荆轲的死不算，秦王恼羞成怒，下令立刻攻打燕，救燕不成反加速了燕的灭亡，荆轲实在太失算。
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
我看唐玄宗
七（11）班周姗姗
“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这首诗描写的是开元初年唐朝国民的富庶景象。而唐玄宗使唐朝繁荣，也引领它走向衰败。
开元初年，唐朝民富国强，是世界上的强国。那时文化发展迅速，农业发展迅速，到处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有绚丽多姿的唐三彩，有世界闻名的丝绸。那时唐玄宗是一个众人拥护的好皇帝，他勤俭节约，善用人材，这也是唐玄宗引领唐朝走上繁荣的原因之一。
在唐玄宗时期，对外友好往来也十分密切，文成公主出嫁，和同为一家，这些事体现了唐玄宗是一个英明能干的好皇帝，那么是什么使唐朝走向衰败呢？
俗话说红颜祸水，她，杨贵妃，至使唐玄宗不理政事，还任用奸臣，造成朝政混乱，导致边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历史称这一事件为“安史之乱”。唐朝从此日趋衰落。公元9世纪后期，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唐朝瓦解。907年，唐朝灭亡。
在我心中，唐玄宗依然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造就了唐朝的繁荣。
我看南京大屠杀
七（11）班刘笑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听了这段故事，你肯定会对日本兵的做法而感到非常气愤，恨不得把他们那禽兽碎尸万段，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更让人感愤怒的事情发生了。当前几年我国找了许多证据向日本索要给南京大屠杀部分遇难者的补偿金时，却遭到了日本军方的拒绝，声称自己国家没有屠杀南京人，矢口否认做过那件丧尽天良的丑事，根本不可能赔偿钱的。这能不叫人生气吗？更使人气愤的是，他们日本人还把学生的教科书中的那一段事情私自更改了，使现在的日本人不知道当年他们所做所为，导致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件日本国的丑事，我想，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现在中国有许多人迷日本的明星、动画片，甚至不惜一切。我就不晓得日本明星有什么好的，唱的歌又听不懂，住的地方又很远，要是想见他（她）还要花很多钱，但又说不定见不到他（她）白跑一趟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喜欢看日本生产的动画片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得不承认日本生产的动画片确实比中国生产的要好看，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但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认为日本的什么都是好的，要时刻谨记南京大屠杀的一幕。
最后我只说一句：“南京大屠杀……永不忘的国丧！”
评秦始皇功过
七（10）班朱骁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就算是神，想必也不一定不会犯错。就像近代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毛主席晚年时，他也做过错事，可是人们还是照常的爱戴他，尊敬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秦军经常被六国联军打败，无法东进。可是秦始皇并没有慌了阵脚，他对症下药，广泛招纳人才。在战争纷乱的年代，要取得胜利，人才是十分重要。秦始皇废除“逐客令”，重用了人才。诸候各国的一些谋士和人才，也都纷纷投奔秦国，从而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后来秦始皇又用了一些办法，最终秦便一步步的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心愿。在此之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不得不说他对古代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多年来七国你争我夺的局面，使广大黎民百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诚然，秦始皇也做过错事，他统一六国后，为政残暴，大兴土木，践踏民力，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为了修建它们，秦朝每年役使七十多犯人和奴隶，再加上修长城，修驰道等，每年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繁重的徭役，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错误都是不可掩盖的。但，难道因为这些就能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给人们带来的贡献吗？所以我认为秦始皇虽然看过，可是他的功大于过。
我看岳飞的“呆”
七（10）班李璟
在我国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在抗金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心为国家效力，人称“岳家军”，可是，就这么一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却被奸臣所害，真是可惜。
那时候，辽和宋的统治都很腐败，人民不断起义。金先将辽灭了，然后再将锚头对准北宋。在1127年，一举歼灭了北宋，北宋皇帝的弟弟赵构逃到临安，建立了南宋，自己登上了皇位。
南宋初年，金兵几次南下，南宋抗战派将领英勇抵抗，其中就有岳飞。岳飞几次从金兵手中夺回失地，所以金兵都很怕他。后来，金军又攻打南宋，结果，在郾城被岳飞的军队打败了。因为宋高宗和秦桧与金暗中勾结，他们害怕金兵会对他不利，所以便向金求和，让他班师，并且解除他的兵权。
岳飞知道是秦桧陷害他，可是他仍然要回去，我认为他简直太呆了，居然听信了昏君和奸臣的话，还去送死，要是我，我才不会理会他们，反正军权在我手上，要不投降金军，还好做个大官，要不打败军军，自己做皇帝。而他却自寻死路。
但是，国家就需要这样忠心的“呆子”！
“王安石变法”随想
七（10）班聂雅雯
北宋中期有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先后实施的新法有：青苗法，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贷款或谷物，收获后归还，收20％的利息;农田水利法，即鼓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募役法，即改变由居民轮流充当差役的办法，由应服役者缴纳免役钱，政府雇人服役，等等。新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小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激烈反对。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1085年宋神宗死后，新法全部被废除。
由此事产生了我的联想。为何王安石这么好的变法会撤消？哦……我明白了，这事不就像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一样吗？
例如，有的政府机关，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的口号，却做一些为私人谋利益的事。然而这样使原本为百姓着想的官员被利益所压倒，一起同流合污，促使政府变得昏暗，也使老百姓对政府不再信任。其实，真正造成政府人民两条心的原因就是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复杂的人情网。为了不让社会变得如此狼狈，我要向社会呼吁：机关工作的人员们，请你们醒一醒，揉一揉你们迷茫的眼睛，看一看我们共同的社会变成什么样？我只希望你们真心为老百姓多想一想……
也谈武则天
七（10）班朱靓
自古至今，哪一个皇帝不是男人，哪一个权力大的不是男人。女子则是被看来是最弱的一类。可是却有一位女皇帝在唐朝时，统治了唐朝，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武则天，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原是唐高宗的皇后，渐渐地掌握实权，晚年称帝，将国号改为周。武则天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从以上几点来看，武天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叛逆？可能是武则天野心勃勃，但她优秀的统治是放在眼前的，可以对她真正评价的一座桥。
我认为武则天有她的坏处，也有她的好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武则天是女皇，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她也是很聪明的，就比如用现在历史书上所了解的。武则天很爱惜人才，著名文学家骆宾王参加了反对武则天的叛军，并写了檄文声讨她，让人惊讶的是，武则天不仅不生气，还要想重用他。从这点就可看出，为国家人民的好，不惜被骂，而利用他人。
但可能有人会说，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有强大的气势，而到处招兵买马，她野心太大了。武则天却到最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其实我觉得，都是唐高宗太无用，懦弱多病，很少理政，当然由皇后即武则天。我就不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谚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则天这么能干，后人为什么都不认同。
同样是皇帝，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可为什么只有男皇帝才能得到天下人的爱戴，而女皇帝却被世人嘲讽？这才让我发现，自古以来都是重男轻女的！
看寇准
七（10）班杨驰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每当听到这首词，我都会想起宋朝宰相寇准。
寇准在历史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他的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超人的肚量使我深深折服。
在公元991年春天发生了大旱，皇上把几位大臣找来了解时政情况，大臣们都说这是老天的安排，没有办法。而寇准却说：“天灾受人祸影响，天气大旱是朝廷执法不公所致。”皇上开始显得有些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皇帝问：“你说说朝廷哪些事执法不公？”寇准说：“祖吉、王淮两人受贿，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多只被打了几板子，而祖吉却被杀了。”
寇准对皇上敢于批评，毫不隐瞒，这在当时做官的人中是很少的。寇准虽然对国家忠心耿耿，但他的仕途是崎曲艰险的，寇准为官四十多年，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折腾，如果没有超人的肚量是很难支持下来的。
有句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不正是寇准的人生写照吗？
可现在像寇准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现在对“寇准”是需要的越来越多了。如果现在的书记、县委、省长都能够像寇准一样对自己的上司直言不晦，那么我们中国很快就会强盛起来。
寇准能成为传奇人物不正因为他有超人的气量和刚的性格吗？
由《英雄》而想到魏忠贤
七（12）陈奚
《英雄》这部电视中的魏忠贤是明僖宗时的一个大贪官，武功极高，为人极其奸诈。凡是电视，有真必定有假。
魏忠贤本来只是一个无赖，后因欠下别人许多赌债，而逃入宫中做太监。后来因为与皇上的奶妈有了关系，而连升三级，后来一直持政多年。
他既然只是一个无赖，自然文化不高，人品极低，所以当官多年没给人们做过一件好事，坏事倒是做了一天下: 买官，就是帮自己的亲信羽翼买官，让他们帮助自己赚上一大笔。卖官，就是把空缺的官位卖给别人，从中榨取大量油水。后来，他权势熏天，僖宗不免也要让他三分。曾经有人把他的雕像立在大街上，这个人马上就加官。从此，他的雕像四处都是，他也整天笑嘻嘻的。有人曾经喊他九千岁，这个人当然也是马上成为一个大官。他曾对自己讲：九千岁，离万岁只差千岁，为什么没人喊我万岁呢？
杀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想杀一个人，只要一个字就可以置那人于死地。曾经有人触犯了他，他用五马分尸的惨刑将那人活活弄死。天下还有谁敢惹他的。大家都听命于他，哪一个大臣给他的钱少了，马上安一个罪名，将人打入死牢，本来就不强大的明朝，经他这么一玩，就更加败了。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我个人认为他是使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下令处死魏忠贤，他在逃亡的路上死了。
如今像魏忠贤那样随意杀人的人少了，那是因为世界上有了法制，人们也遵纪守法。可是像魏忠贤一样贪污的人却太多了，那是因为法制不够健全，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腐败，是每个政权的天敌。
谈魏征
七（12）班汤思雅
我很崇敬魏征，因为他直言进谏的精神。这种精神十人之间，则一人有。
魏征是唐太宗的最著名的谏臣。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我理解认为：听听大家的见解，善听正确的见解才能明，而相反只听信个别人之话就是暗了。唐太宗听后，也非常赞成。
公元626年时，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很生气，训斥了魏征，而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得到鱼，但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征兵？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事后，唐太宗又重新下了诏。这事件，让我感到魏征充满一颗赤热的爱国心，面对唐太宗的严厉训斥，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这也不由使我想到当今的社会了，有许多有钱之人用钱压迫人，而一些老百姓却不敢告到有关部门，为什么？怕老板开除，怕自己的生活不安定，怕……，这么多的怕，那为什么魏征没有怕呢？他冒死也说真心话，我们哪点如他？有些人为了讨好他人，睁眼说瞎话，唉，为什么？
后来，唐朝的经济更加繁荣了，政治也很安定，但就在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很悲痛，新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说魏征死了，他也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使社会败在腐败者之手，从今起，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祖国的栋梁之才吧！努力！
影视与历史
七（12）班朱雷
历史人物犹如星空中的星星，多而美丽。这些犹如宝石吸引着各大导演。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轶事被搬上了荧屏。
就拿前段时间中热播的《大汉天子》来说，剧中的汉武帝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正值年少气盛的时候，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刘彻在历经磨难后登上帝位，在其间还穿插了一段，汉武帝刘彻对念奴娇的爱情，直到登上帝位娶了陈皇后之后，还对其念念不忘。剧中还有东方朔，这个历史上的大文豪，在剧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摆卦摊的神算子，并得到了当时窦太后的青睐，历史变换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不禁令人哭笑不得。
我哭的是五千年的文明竟被践踏的如此不堪。
我笑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导演的“别具匠心”，难道去掉这些，电影就没人看了吗？电视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同小可，我喜欢看历史连续剧，东方朔的深谋远虑，汉武帝的英勇沉着，窦太后的善使奸计，为了权力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历史真是复杂，人心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尤其是皇室的人，个个不是为了争名夺利，就是为了钱，我想，二十一世纪好，和平安定，人人平等，有法律的维护，不必天天为触动无法而杀头的事而担心……
读《水浒传》有感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关键词：高中历史；史料教学；选取史料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牢记历史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使命。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很多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忽视，加上当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水平不高，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高中历史教学效果都很不理想。因此，教师要创新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加快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进程，使学生认识到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解决当下历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史料教学，顾名思义就是以历史史料为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基本素材，高中历史教师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分析，引导学生从朝代的兴亡交替中学习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身边发生的事情对历史规律进行进一步推广，从而让学生认识到高中历史学科的学习并不是枯燥无味，毫无用处的。相反，从历史史料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被运用到生活中的，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极大地提高了高中历史教学质量和水平。相对于传统历史教学，史料教学法除了注重对专业知识的教学，还加强了对学生需求反馈的重视，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怀。另外，相较于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教学方式，史料教学以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和总结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发生在身边的具体事例，让学生感受到历史学科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使高中历史教学课堂更加生动形象，更能吸引学生对历史的求知欲。史料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实施推广，有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框架，而史料教学是以历史史料为对象，对其进行分析并总结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
二、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
（一）选取合适的史料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更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面对数量庞大的历史史料，高中历史教师不能一概而论，随意挑选，而是应该根据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选取有代表性、有针对性的历史史料。只有这样，才能够突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让学生能够更加清晰、深刻地理解历史材料蕴含的客观道理。选取合适的史料，对高中历史教学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反之，如果对史料的选取不当，不仅仅会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产生影响，还容易打乱学生听课的节奏，降低学生的听课效果，破坏一直以来构建的历史知识网络。由此可见，在高中历史史料教学过程中，史料的选取至关重要。此外，高中历史教师还可以恰当地利用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技术，使得授课过程更加形象、生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目的。
（二）适当进行提问和解读
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核心就在于对史料的解读，高中历史教师通过对选取的史料进行详细地解读、分析，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与此同时，高中历史教师还应该对史料的文化背景和古人的行为习惯进行讲解，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史料中蕴含的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古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决定，让学生真正理解史料中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等。在进行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恰当的提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点的提问，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点进行更好的吸收，还能够保证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的活跃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生走神的现象，而且能够让学生时刻与教师的授课思维保持一致，使得课堂更加高效，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结语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历史可以明白事物的发展规律，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指向性的作用。当下，我国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广大从事高中历史教育的客观工作者，能够尽快地掌握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核心，并在史料教学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经验在推行过程中融会贯通，勇于创新，最终达到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水平，增强学生历史素养的教学目的。
作者:程飞 单位:广东省河源市东源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朱知锐.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教学分析[J].读写算(教研版),2014(18):318-319.
[2]骆洪乾.浅析新课改形势下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教学[J].新课程(中学版),2010(11):250-251.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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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的形式可以区分为民用、宗教、军事等建筑文化形式。他们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建筑文化形式。由于中国建筑材料多为木质的局限，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难以保存，目前保存较多的是明清建筑，大多存在于各大古镇老街。除此之外市区繁华都市中还隐藏着许多具有宗教军事意义的古建筑，如重庆天主教堂、解放碑能仁寺等。
（一）重庆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形式
1．民用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民用建筑文化分为民居和商铺。民居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带有那个时期文化的影响，如安徽移民的迁移给重庆带来了安徽建筑的特点，湖广移民带来了湖广建筑模式的影响等。商铺的建筑结构和居居的房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门，商铺为了便于营业，门开得大，形成了重庆独特的梭板门。
2．宗教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宗教建筑有佛寺、道观、清真寺、教堂等。遍布于重庆的各大区县，尤其是集中在人口中心地带，建筑所展现的是宗教的特色，和中国传统建筑的母体相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如佛教给建筑带来的是佛像石刻雕塑；伊斯兰斯给中国建筑带来的是他们的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上丰富多样的伊斯兰装饰风格；基督教带来的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廷式的建筑原素融入到重庆建筑之中。
3．军事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军事建筑有市区的古城门、合川钓鱼城、丰盛古镇的碉楼、云阳的磐石城等。这些军事建筑大都依地势而建，用于防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峭壁，采用当地石材建古城门、城墙，又利用嘉陵江、涪江、渠江、长江等天然屏障构建防御措施。
4．其它建筑文化形式重庆除了上述提到的建筑文化形式之外，还有园林建筑、窑址和盐泉等。这些建筑文化形式都离不开重庆的地理资源，成为依托当地环境而形成并且与其它聚居建筑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具有生活功能的建筑。
（二）重庆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作者调查走访，查看文献资料，重庆古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修建。虽然有唐宋及更早的建筑，但大都在明清时期重修重建了。古镇老街的居民因其商业价值，或地理位置偏远而保存得最好，其次军事建筑的保存较好，原于它的石材的运用，除了由于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了部分城墙，大多的古城门、古军事遗址保存较好。其余的建筑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消失，多数改拆建，失去原有的味道。正在消失的古建筑区域有很多，包括十八梯、石板坡居民、江北古城、两路口老街等。
二、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内涵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内涵与吊脚楼、移民潮、风水论、本地人方言性格等密不分开。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吊脚楼与巴渝文化的关系，吊脚楼是巴渝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反映了巴渝人民居安思危、就地取材、巧妙利用地形的心态，体现了巴渝人民不向自然环境屈服的顽强意志。可以说没有巴渝文化就没有吊脚楼，他们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其次是移民潮，引入其原地区建筑文化。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国家，重庆受到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建筑元素相互结合，各地区历史文化相互影响渗透。如祠堂、各地会馆等。这些移民文化代表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及宗族制度，这些文化有力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建筑上，高墙深宅大院，这是建筑典范。再次，我们要谈到的是宗教建筑为何由洞开始。由于重庆地理地形的原因，地势起伏大，山多平地少，用来建设建筑物的地方有限，蛮夷之地经济不发达，宗教机构受到的捐善较少，宗教传播者利用山多洞多的地貌来开展宗教传播不外乎是很好一个选择。如早期的华岩寺、老君洞等都是如此。
最后，风水对重庆古建筑的影响。中国是重视风水论的国家，风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环境科学。从风水上来讲，在哪里修建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关系到活着的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子孙后代将来的生活。因此中国人把风水看得非常的重要。重庆地区也不例外，庙宇城镇都需要选择一个便于生活的好地方。依山傍水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重庆多山多水的先天地理优势正好符合风水理论，如古镇村落等都选择靠水的地方，寺庙选择在山顶等，这些反映了重庆先民建造建筑的选址文化特点。码头文化对重庆建筑的影响。重庆靠两江，码头在重庆交通运输物质交流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码头附近建房，是方便广大群众的必要设施，所以沿江的吊脚楼为码头文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重庆古建筑非常简单，建筑布局结构的随意性，不光是地理环境因素决定的，也是受到重庆人直爽、热情的性格形成的；方言音调平顺体现了重庆人向往更多平地的愿望。
老舍是鲁迅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现代中国作家，老舍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人性假恶丑现象批判等，都很容易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这意味着老舍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作家。为此，一些学者在研讨会上就老舍的国际影响和文学地位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在题为《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的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老舍是20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从老舍在中国、在世界的传播、接受、影响和高度评价来看，他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世界“百强”作家之一;老舍的创作成就具有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具有“伟大文学”的一些共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因素，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魏韶华(青岛大学)在题为《老舍在法国的译介与影响》的发言中认为，老舍是除鲁迅之外在国外译介作品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国外产生过三次老舍作品的翻译高潮，老舍作品也随着这三次翻译高潮传入法国，法国读者和文化研究者对老舍的理解和研究随着老舍作品的不断传播逐渐加深，而老舍在法国的传播和接受正是法国人民对老舍研究、探索的过程，这也证明老舍是一个随时可以与世界文学和文化“对话”的作家。骆明(新加坡文艺协会)在题为《老舍〈小坡的生日〉中新加坡多元种族的图景及其对海外华人问题的关切》的发言中认为:老舍作为新加坡196位南来作家之一，其小说《小坡的生日》体现了他对多元种族思想的认同和各种族和睦相处理想的渴望;小说中与热带有关的描写是以新加坡社会为背景的;从文字的角度上看该小说是作者文字风格固定下来的一个转折点;从对海外华人的观点的角度来看，作者高扬了华人对南洋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老舍的多元种族思想对新加坡思想文艺界乃至政界都有明显的借鉴意义。陈军、蔡丹丹(扬州大学)在题为《论〈茶馆〉在国外演出的接受》的发言中梳理了《茶馆》在西欧、日本、加拿大、美国演出时的盛况情景，他强调说:《茶馆》广受外国观众欢迎的表层原因是因为《茶馆》本身具有超阶级、超时代、超地域的人类性特征及丰富的“人学”价值，是因为外国观众把《茶馆》当作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乃至一部教育型的喜剧和社会学的文献，而深层原因是源于《茶馆》的现代品格增加了外国观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尤其是《茶馆》展现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方神韵深深吸引了外国观众;此外，《茶馆》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再接受给中外戏剧界的交流带来了不少有益启示，“《茶馆》接受现象”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二、老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老舍是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文学地位在不断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这一点与会学者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论述。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题为《老舍民族观探赜》的发言中指出:老舍民族观的发轫与形成跟满洲民族的既往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与视野关系很大，他的作品映衬出这一烙印;老舍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是主张和宣扬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好，他反对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他把民族关系的恶化看得相当严重，他认为通向民族平等友爱的必经之路是各民族都去争取情感的共鸣与文化的互敬，他对各民族皆葆有各自文化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发现不同民族的许多矛盾均与有关，正视、心系、展现、引导多元是其民族观的宝贵质地，其民族观建立在严肃剖析自我民族的基准之上，超前的民族观念彰显了其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至上理念，也投射出了现代人文精神的澄澈与光明。范亦豪(南开大学)在题为《品老舍味儿》的发言中析出了九种独特的“老舍味儿”，即:地道的老北京味儿，与生俱来的穷人味儿，或隐或显的旗人味儿，浓郁的传统文化味儿，化入了西方文化味儿，起起伏伏的幽默味儿，耐人思量的哲理味儿，深藏着的忧郁味儿，灵魂里的自由主义文人味儿;“老舍味儿”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里都是特别的，独有的，没法儿复制的，是一个作家最棒的最有价值甚至永恒价值的地方，也是其他中国作家无法比拟的地方。史承钧(上海师范大学)在题为《老舍创作的时代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发言中认为，通过分析老舍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可以发现，他始终关怀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为力求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国民素质而痛苦彷徨，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也体现了他对下层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而这些都彰显了他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曾广灿(南开大学)在题为《老舍与抗战文艺》的发言中强调，正是族灭国破家亡的历史危急和救亡图存的人文环境塑造了老舍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理念性格;抗战———中华民族伟大而惨烈的卫国战争成就了老舍作为抗战文艺最激进鼓吹者和杰出实践家的角色;老舍的理论阐释和扶持呵护，为抗战文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重大力量源泉;他在创作上涉笔表现和描写日本军阀对中国野蛮侵略践踏时限之长、数量之多，在中国作家中很难再找到第二人，他是一位卓越的国际主义文化战士。夏宇继(日本神奈川大学)在题为《杰出的平民作家老舍》的发言中认为，老舍的民间亲和力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这源于他是一个天然的、本色的、杰出的“平民派”作家，他的文笔坚持着通俗却不媚俗的原则，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仅次于鲁迅的一面启蒙主义的精神旗帜。莫骄、王珑、邹琰(重庆北碚区博物馆)在题为《城与人———北碚文化圈与老舍北碚时期创作及文化思想》的发言中认为，老舍旅居北碚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既受到40年代北碚文化圈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文化反省及文学探索的特点，北碚文化圈所提供的无可替代的社会资源、人际网络及较为安宁的战时生活成全老舍在此地完成了思想和创作的一次伟大飞跃，这才有了旷世名作《四世同堂》的诞生。王庆泉(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北京市老舍研究会)在题为《秉承老舍先生的人文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繁荣北京文艺事业而努力》的发言中，梳理了老舍基金会26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介绍了老舍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和举办四届以来评选作品的情况，并希望文艺界加强老舍作品的改编力度，扩大老舍的当代影响力，以便令读者、观众传承老舍精神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在《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功能》一文中指出:老舍的五部短篇小说集共收有47篇作品，其中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也称为有限叙事者、直接叙述者和限制视角)的作品占了20篇，将近二分之一，其余都是以第三人称或全知视角为叙事模式;选择不同的叙事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艺术功能和效果，为了表达不同的思想立场，老舍的短篇小说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这些视角和方式在小说结构与功能上与老舍的目的和期待视野吻合融洽，体现了老舍的独特艺术个性。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老舍文学与主流的逆反》一文中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内老舍常被左翼主流文学界视为一个“另类”，而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与左翼主流文学确实存在明显不同，比如他坚信“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认定“巡警未必是坏人，学生运动未必是好事”，坚持“带笑的文化批判”的写法，但这些过去被认为是错误的说法，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席扬(福建师范大学)在《“转折时代”的“持守”与“弃斥”———“十七年”时期老舍与赵树理文学行为共同性及其意义的考察》一文中用比较文学视野考察了“十七年”时期老舍与赵树理文学行为的共同性及其意义:老舍与赵树理身上的诸多审美共通性作为在某种视野中的“整体”，却蕴含了“十七年”时期“历史”与“现实”被割裂的多种复杂性;他们的众多相似性可以被视为一种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的主体性并没有在“左”倾思潮泛滥的语境中自我消弭，这使得权力主体与文学主体之间的博弈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微妙又复杂，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现象的“典型性”所在。邵薇(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在《浅谈老舍和蔡万植的市民小说———以〈骆驼祥子〉和〈浊流〉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老舍和蔡万植是20世纪30年代中韩两国文坛上备受瞩目的作家，他们都擅于将视点放在都市里小人物的身上，给读者展现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小市民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浊流》中的初凤就是这些小市民的代表，这两部小说的叙事结构相似，命运悲剧发生的原因也都源于人物的性格缺陷。刘东方(聊城大学)在《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摭论》一文中认为，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包括语言的本体论、语言的目的论和语言的建设论三部分，他感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是浑然一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强调文学语言的俗白特性，他主张现代白话语言的建构与发展应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和语言中吸取营养。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老舍作品的研究和读解
老舍的文学创作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他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各种文体的创作都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因此研讨会在老舍作品研究尤其是文本细读方面的成果是最多的。吴小美(兰州大学)在题为《我看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发言中强调:“新时代的旧悲剧”几乎可以囊括老舍全部创作的总主题，它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前进与道德式微的二律背反的持续探索;《新时代的旧悲剧》通过审丑来实现审美目的，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既具有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又另有特色，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为了典型人物，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老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正义感，这部小说在今天仍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徐德明(扬州大学)在题为《〈吃莲花的〉•〈食莲人〉•〈奥德赛〉———跨文化的今典与古典的精神空间的错位》的发言中，通过文本细读对老舍散文《吃莲花的》进行了跨文化研究，认为这篇散文表面上是在展示中国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饮食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差异，深层揭示的乃是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不同人群的精神空间中的一系列文化错位的问题，而这源于老舍当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和观照视域。汤哲声(苏州大学)在《论老舍早期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一文中认为:老舍的长篇小说是从写一个恶人———《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开始的，老张之所以恶在于其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处世哲学;在《赵子曰》中老舍探究了解救社会之困的最有价值的路径———救民和杀军阀，也写了所谓新学生混迹于世以及胡闹的行径;在《二马》中老舍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这才是造成中国国家羸弱和国人在域外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孟庆澍(河南大学)在题为《“反”成长与罪的观念———略谈〈骆驼祥子〉的两个问题》的发言中认为，《骆驼祥子》是一部“反成长”教育小说，在主题层面上它是一部思考善恶问题并涉及“罪”的观念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小说，从情节结构来看它是一个“恶”逐渐战胜善的故事，而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外衣下，它以“反”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恶”战胜“善”的宗教故事，进而讨论了更加复杂和深邃的“罪”的观念。
马晖、王万鹏在题为《〈断魂枪〉:一则关于中国文化转型的“寓言”———兼论老舍的文化性格》的发言中，通过对老舍文化性格及文化立场的分析，把老舍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立场与《断魂枪》的深层文化意蕴形成比照，对小说《断魂枪》的文化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王玉琦(江西财经大学)在题为《文艺传播学视野中的老舍抗战时期通俗文艺创作述要》的发言中，从文艺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老舍抗战时期通俗文艺创作的观念及其特征:老舍作为一个传播主体，其角色定位为“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看，其创作的价值取向为“国家至上”;从传播对象的角度来看，其创作的受众定位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其创作时的文体选择为“旧瓶装新酒”;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其追求的效果是“使读者入迷”。就老舍的传播意图及其社会效果等角度来看，其通俗文艺创作是非常成功的。陈建华(上海交通大学)在《老舍“火”了———读短篇小说〈“火”车〉》一文中认为，老舍在其短篇小说《“火”车》中通过书写一次人为的火车之灾，揭露了国人心中的“铁屋子”，认为老舍通过一则“火”车的悲剧建构了一个“中国寓言“———人心与制度腐败至无形之中，且了无形迹到得过且过、无人负责的境地，进而彰显了其批判之维以及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陈红旗(嘉应学院)在题为《老舍的“新武化主义”批判与“唯物辩证法”的幽灵———再论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1937)》的发言中认为，探究老舍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须讨论他对学生运动负面情状的描写以及其中“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在厌恶社会动乱和抵制革命暴力的市民文化视域下，老舍并不喜欢学生运动和左翼文学，甚至将它们视为“新武化主义”的表现形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老舍对一些左翼文艺观念的态度由原来的明确“反对”转为积极“认可”，而促使老舍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元素，除了学界广泛提及的“国家至上主义”，还有一个则是被忽视了的“唯物辩证法”这一“革命现代性”幽灵。李来根(武警政治学院)在《经济视角下的〈骆驼祥子〉》一文中认为:《骆驼祥子》通过表现经济制度来剖析社会制度的路径加大了其透视人生、剖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力度，作者还深度剖析了祥子内心深处的经济观念对获得经济权独立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影响，更从经济视角进行伦理剖析以揭显经济关系摧毁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现实。于昊燕(大理大学)在《老舍的婚恋:现代社会的古典弥合》一文中通过文本分析探究了老舍的婚恋选择，认为其婚恋观念中古典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弥合，既有合理的融合也有无奈的顺从，可以作为文化融合的一个标本。舒济(老舍故居)在题为《老舍晚年语言风格的习练历程》的发言中认为，老舍的文学作品文风简练，文字以少胜多，这种语言风格在其晚年时已相当成熟，《茶馆》《正红旗下》以及三部内容迥异的歌剧———改编自川剧的历史喜剧《拉郎配》、改编自藏族神话故事的儿童剧《青蛙旗手》和现代题材的《第二个青春》———都是例证。
王本朝(西南大学)在题为《老舍与1950～1960年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并不完全是文学语言本身的问题，它牵涉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老舍真切感受到文学语言出了问题，他强调语言的口语化和简洁化，这回应了当时中国对文学民族化的价值诉求，同时，他以语言的口语化和简练救正当代文学语言之弊，既彰显了老舍个人的艺术风格，也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话语特征，或者说，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放进了社会时代规定的装置里，相得益彰，表演了一场个人与时代的合奏曲。杨瑞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在题为《从〈正红旗下〉到红旗下:老舍的“祖国”之爱》的发言中认为，老舍在1949年后放弃对“祖国”符号的负面态度，重新拥抱“祖国”的做法，或许可以视为他努力企图“重新学习”、实践“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的新觉悟的一项重要转变，不过《茶馆》中的对白:“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以及老舍悲剧性之生命终结方式，始终成为一个盘旋在他重新拥抱“祖国”之生命抉择上的幽灵，进而使得老舍的“祖国之爱”充满了暧昧性。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在题为《论老舍〈茶馆〉人物的类型化创造》的发言中认为，老舍在《茶馆》里人物的类型化创造是其美学追求，追求的正是人物的“类型化”“脸谱化”“象征化”，这些类型化人物形象具有整一性、定向性的特征，可称之为“类型人物典型化”，同时，这些类型人物具有象征性、隐喻性，可以充分传达出作者的思想理念和时代精神。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在《城市现代性表达的悖论———老舍当代创作中的“北京”叙述》一文中发现:老舍是新中国的追随者，其对北京的表现当然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但表现上的困难以及他本人的文化性格，使他只能以北京传统形态为表现基础，进而产生了其北京叙述的两个模式———从传统形式渐渐过渡到现代性的城市表述和对以传统城市形态进行符合“左翼”主题的“史诗性”叙述，但他建立在个人生活基础上的旧北京经验，与其对于北京的现代性叙述存在着背离，而表现上的困难造成了其文学创作的诸多特点。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在题为《政治表征的中山装与西装:建国后老舍的服饰变换与文化冲突》的发言中认为，从具体的文化表征———老舍衣着的变化可以探寻出其精神世界中的多元文化构成以及这些多元文化是如何交错融汇、审美显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的，这些不同质素的文化在老舍的精神世界中并未完全融合，这就使得老舍的内心承受着丰富的文化冲突与心灵的苦难。此外，一些俄国学者还就老舍的幽默特质、儿童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四、老舍史料研究及其他
史料梳理和文献建设是老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会学者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介绍了中外老舍研究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有一些学者在微观问题考证方面得出了重要结论。布施直子(日本神奈川大学)在题为《浅析老舍在日本被接纳之状况》中详细介绍和归纳了在日本已经出版的老舍创作(小说•戏剧)译本和老舍创作的翻译状况，概述了日本“老舍研究会”及“老舍研究会会报”的运行情况，这有利于中国学界深入了解日本老舍研究的总体状况。石兴泽(聊城大学)在题为《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比较》的发言中通过史料梳理和比较研究后发现，苏俄老舍研究成就显赫，学术特点突出，且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与中国老舍研究某些相近的特点: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都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大都表现出宏阔的研究视野和重综合性分析的特点;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者眼光开阔且学风相似。张桂兴(闽南师范大学)在题为《〈骆驼祥子〉最初发表时间辨正》的发言中重新辨正了《骆驼祥子》的最初发表时间为1937年10月1日，而刊载《骆驼祥子》最后部分的《宇宙风》第48期是由于日帝野蛮入侵中国导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才不得不拖期的，而造成某些学术成果出现资料错误的原因是相关学者并未查阅原始资料。张松颐(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正红旗下〉注释摭谈》一文中介绍了自己增订《正红旗下》18条新注释的情况，这些新增注释主要集中在风俗、名物、语言三类上，它们有利于读者了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李春雨(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老舍〈猫城记〉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界对《猫城记》这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另外，也有英国学者在大会上介绍了英国学界对老舍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五、结语
文明史观认为，整个世界发展呈现出整体多元化和区域统一性的重要特点，在发展研究过程之中，不仅仅应该注意到人类整体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相同性，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发展同时又各具特点，且为人类整体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文明史观研究过程之中，对于不同类型文明的交流非常重视，尤其是在不同类型文明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极为重视。
二、文明史观构建高中历史教学内容
（一）农业文明时期
文明史观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则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文明阶段过程之中，政治、物质和精神发展都囊括其中，同时也是高中历史教材必修课程的重要模块。新课标要求当前高中学生在准确把握文明发展过程的历史脉络同时，要求学生了解中外文明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人物、重要事件和关键制度，同时也应该逐步学会利用历史知识阶段现实。当前，新版本的历史教材都是以文明史观的角度便编排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之中，历史教师完全可以利用教材编排顺序为主线进行课堂教学活动，并适当进行调整。在学习农业文明时代阶段之时，以下两个要点必须注意：第一，着重关注中国古代文明。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发展的多元性非常突出，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出当前精彩纷呈的世界文明。但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农业文明时代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没有中国传统精彩异常的古代农业文明，同时也就没有雄伟异常的当代中国文明。在学习中国文明过程之中，既要深入了解到古代文明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同民族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新版本的历史教材编排内容之中，每个文明主线非常明显。历史教师在课堂实践中应该以这些主线为基础进行讲解。例如，历史教材必修的政治文明分为部分，其中政治制度建设就涉及到五大部分，因此历史教师完全可以以此为教材主线。历史进程发展和政治制度演变，促进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当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主线则应该转变到生产力发展和民族思想文化传播上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文明史观涉及到的各个知识点必须精确，简明扼要。例如在政治文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含的内容就包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监察审查制度、国家权力制度以及官员选拔制度等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还需要从历史背景、阶段特征、创新改革以及历史意义四个部分予以重点讲解。
（二）工业文明时期
在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笔者对于书本体系进行稍微整理，重新构建。在当前历史教学过程之中，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在相互对比中展开的。在农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后面，意在强调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于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文明前面，旨在强调西方文明发展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影响。当然，在大部分的历史教材之中都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编排。其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利用文明史观编写教材内容，能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展现出来。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中华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高峰，且长期领先于世界；西方文明则在1500年后开始崛起，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典型，并与近代至今领先于全球。将中西方文明相互对比，进行了解，分析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之中的碰撞以及代价，更能使得学生了解文明进步的艰辛。其次，文明史观对于比较不同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非常重视。将中西方两种文明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认知知识的同时，深刻的了解到两种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之中的联系，以更好的诠释两种不同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三、总结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视史学的传统。中国人对历史怀有十分特殊的情感。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但往往囿于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传统史学呈现单一化、分割化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我国传统史学观是汉族中心主义，对周边少数民族缺乏系统、全面认识的史学观。另外，古人撰史的目的或满足于留名、或为了寻求“有资于治道”的现实目的，因而中国史学研究有诸多缺陷。梁启超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史观的缺陷在于：“一方面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习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得也。”因此，当我国史学界不再满足于传统史学的理论架构时，就尝试着从西方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作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参照。西方文化形态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文明社会出现以来人类历史经验的性质和范式，对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过往的历史、以及如何去理解历史对于今人的意义，颇具启示价值。但这一理论被中国学术界接受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它曾经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被视为伪科学。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步传入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由李思纯、张荫麟全面译介到国内，先后发表在吴宓先生主编的《学衡》杂志上，不仅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文化史的热潮，也含蓄地提醒中国学人正视历史，尤其是要从传统文化的“迷梦”中醒来。抗战时期雷海宗、陈铨等人对“文化形态史”进一步阐释，产生了更契合于中国文化实际的理论成果，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文化形态史在我国传播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了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和学术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学者们的学术视野更为开放、更为理性，汤因比建构的“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被译介到国内，作为“他山之石”发挥“攻玉”的效果才有可能。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入对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史学观，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前瞻性的史学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雷海宗对中国历史的分析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人根据自身的学养和社会价值诉求，对“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吸纳。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40年代，雷海宗和林同济先生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他们在文化形态史观的启发下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整理，分别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阶段分期说和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理论。雷海宗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具体的理论可以细分为对外的“反侵略”和对内的“民族国家”情感。文化形态史观在他的理论中直接体现为民族主义反抗性的观点，即雷先生对于外来势力提出的“反侵略”主张。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晦暗的阶段之一。面对社会局面、人民苦难和前途渺茫的现实境遇，很多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方。
以雷海宗先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柔的一面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力量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英雄崇拜的理论。在当时即遭到学术界的质疑，胡绳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一文中专门针对“战国策派”的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当激烈的政治因素不再作为学术研究的外在条件，我们重新审视雷海宗先生的观点，就会认识到他的观点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雷海宗先生将中国的历史做了重新的分类，他指出：“以往的分期方法几乎都是不负责任的，只粗枝大叶地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就算了事。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也依样画葫芦……不分期则已；若要分期，我们必须多费一些思索的功夫。”他从文化形态史将文明分为若干阶段的分类方法中获得灵感，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给予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中国文明具有特殊的“两周说”：“第一周”是从文明起始阶段到淝水之战，这是中华文化的诞生期，外来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很小；“第二周”则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佛教等异域文明也逐渐渗透到中华文明的体系中，使得这一阶段的中华文明不再那么纯粹，“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明进入到“第二周”后就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南方发展史”。他是这样来阐述自己的理解：“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此后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的中原人士南迁，正是这些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压力下南迁的中原人，在南方新天地里继承发展了中原文化，使得在别的民族已经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一观点是在1936年提出的，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上，存在着理论偏差。这种认识大体是不错的。雷海宗先生正是有感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能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中国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南，才提出了中国文化“两周说”的理论假设，使得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