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关键词】魏徵；王朝兴亡；君主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218-01
上下五千年，泱泱中华史。翻开史册，我们看到的历史，跳不出王朝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至其中期，经历了休养生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往往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但这盛景之下，又往往蕴藏着危机。危机慢慢扩大，波及面渐广。至王朝末年，无疑是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群雄逐鹿，民不聊生。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旧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建立起新的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
每个新王朝都希望自身能够长治久安，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君主、名臣开始探索王朝治乱兴亡的秘密。这些探索有些是以“君主”为中心展开，讨论君主的所做作为对王朝兴亡的作用与影响。魏徵在《隋书》纪、列传后论中所表达的对隋朝兴亡的所思所感即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且将其称为魏徵的“隋亡论”。
一、魏徵与《隋书》
魏徵此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由此可见其胸怀大志，且博览众书。在天下纷乱之际，魏徵先后跟随李密、窦建德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最终为唐政权效力，拜为太子洗马，效力于李建成。“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魏徵之深谋远虑可见一斑。一方面，魏徵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有能力对隋朝治乱兴亡及隋代君主所作所为做出评价。另一方面，魏徵是隋亡唐兴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过隋末乱世，其评价则更加客观中肯。且魏徵为人耿直，不会为阿谀当朝统治者而歪曲客观事实。魏徵的个人素质决定了其史论具有较高的价值。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由此，魏徵开始以主编身份编修《隋书》。除传统编修之外，魏徵还在《隋书》纪、志、列传或前或后撰写了序或后论。史载“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从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隋书》的这些序、论，尤其是帝纪后论，以隋朝的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作比较，揭示君主心态、作为与皇朝兴亡的关系，尽显一代名臣魏徵政论家、史论家的本色。
二、隋代君主与王朝兴亡
隋代之兴离不开隋文帝的努力。581年，隋代北周。随后便是8年的统一之战，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了全国统一，史称“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魏徵对隋朝的统一大业极为推崇，称赞隋文帝顺乎潮流，“乘兹机运，遂迁周鼎”，“劬劳日昃，经营四方”，经历了“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的统一过程，出现了“《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统一局面。《隋书》对隋文帝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可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统一之后，杨坚又“躬节俭，平徭赋”，自身带头提倡节俭，不沉迷于富贵的帝王生活，节俭从政，且轻徭薄赋，思虑、关注民生，不搜刮于天下，这一点尤为可贵，以致最终达到了“仓廪实，法令行”的效果。
然而，隋文帝杨坚并非完人，其亦有性格缺陷，“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魏徵认为，这一缺陷导致了其“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才列，天下已非隋有”，竟为隋代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魏徵进而感叹：“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从此处可以看出，魏徵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起自高祖，成于炀帝，由来远矣。在后文中，魏徵则以隋炀帝的种种倒行逆施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一系列政治原因。
首先，隋炀帝并非勤政之君，荒淫怠政；且性格狂妄自大，喜好猜忌，易构罪臣下。《隋书》称“帝性多诡谲”，“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隋炀帝狂妄自大、滥杀无辜，尤其是他不听谏官之言，除之而掩过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其次，隋炀帝穷奢极欲，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炀帝完全摒弃了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的做派，“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这样的奢靡生活，必然会使隋王朝日渐走向衰亡。
最后，隋炀帝大兴土木、三驾辽左，使人民不堪其扰，最终加速了隋代的灭亡。关于这一点，魏徵的评论可谓切中肯要，他说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隋炀帝大兴土木、三征高句丽，必然劳民伤财，猾吏不断地向百姓征兵、征税、征发徭役，名目繁多，百姓多为破产甚至丧命，略有反抗，便有严刑峻法临之，以致最终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隋朝走上灭亡的边缘。
三、“隋亡论”在贞观年间的影响
魏徵在《隋书》的序、论中阐发了自己的“隋亡论”，探讨了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王朝兴亡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隋亡论”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世，它还对现实政治，尤其是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使唐太宗不妄自尊大，任用贤能，虚心纳谏，君臣关系良好。其次，使魏徵更加明确了“居安思危”的思想，从而劝谏帝王，进一步完善唐太宗“任贤能，受谏诤”的言论。最后，有利于唐太宗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隋炀帝不恤民力、竭泽而渔的做法使得隋二世而亡，这使得唐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君民关系。总之，“隋亡论”对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统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一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人事和院系结构调整之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 挺先生奉调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持系务。在郑天挺先生的率领下，南开大学中国古 代史的教学工作分为四段：王玉哲先生讲授先秦史，杨翼骧先生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杨志玖先生讲授隋唐宋元史，郑天挺先生讲授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杨志 玖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课的讲义，这是著者前言已经说明了的。
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学者对我说，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是他们学习隋唐史 的入门教科书。我相信这些都是由衷之言。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 (注：1955年出版的断代史还有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较早一 年的有岑仲勉先生用浅近文言写成的《隋唐史》(二卷)，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 审处印行的，正式出版于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天重读这部著作，会引发我们 对建国初期中国历史学的一些思考。
二
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分为5章，除文化一章外，其余每章各分为3节。内容 如下：
第一章 隋帝国的建立与南北方对峙的结束(公元581—618年)
第一节 隋的建立与统一中国
第二节 隋朝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措施
第三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第二章 唐帝国的建立与唐朝的强盛(公元618—755年)
第一节 唐帝国的建立
第二节 唐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 唐帝国的对外关系
第三章 唐帝国的衰亡(公元755—907)
第一节 天宝时期的衰象与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乱后唐帝国的内争与外患
第三节 农民大起义与唐帝国的灭亡
第四章 唐代的文化
第五章 五代十国与契丹(公元907—960)
第一节 混乱期中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情况
第二节 契丹的兴起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第三节 周世宗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附录：隋唐五代年表
向来学者评论这本断代史教材是事实交代清楚，内容提纲挈领，全书线索清晰，文笔 清新流畅。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建国后的第一本断代史教材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 。新史学对著述体例的要求有其章节体的特点。它与清代以前的著作体式完全不同，是 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历史著作的章节体特点在解放前并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 放后特别是50年代形成的。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杨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曾企图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罗列 现象，但由于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分析也不免是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这里的 所谓分析当然不都是指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分析，但是，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 史现象却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纲要》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都 给以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篇幅。对于经济史的叙述给以较显著的地位。20世纪初叶， 史学界的大师们就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体例。但是，大多只能在传统的纪传、编年等 框架里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拟订的“中国通史略例”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 录、九考纪、凡120卷。当时有两种方案，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典志体(如《通典 》)和纪事本末体为新史著的主要体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纪传体和典志体 的结合为新的著述方式。(注：参见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 2年版，第290页。)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当然已经突 破了20世纪初设想的那些通史体例。40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 简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内容上引进了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章节体的 著述形式已经代替了旧的历史编纂体例。但是，即使是章节体，也各有不同。例如，与 杨志玖先生的书或前或后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学术份 量自然在杨著之上，著述体例也各有特点，但是，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相比，后者 的体例更受欢迎也是事实。杨先生的所谓教科书模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的著作者。例 如，1975年出版的韩国磐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篇幅和内容都较杨志 玖先生的《纲要》为繁富，但是，其所分设的分篇，一望便知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 一致(注：韩著的五篇分别是：统一南北的隋朝、强盛的唐朝、安史乱后的唐朝、黄巢 起义和五代封建割据、隋唐五代的文化。)。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讲隋唐五代史无非也 是五大版块：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后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杨志玖先 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的教科书体例对于我国隋唐史学科的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
三
《隋唐五代史纲要》还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 例证。为此，我们要从《隋唐五代史纲要》的作者这一代人的特点说起。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象的。不仅个人的政 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学术传统会在这时候 发生断裂，而学术脉络却在断裂中蜿蜒前伸。学术史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的历史 。
中国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共和国建立之际 ；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 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后焕发出学术第二春，而现在都是髦耋 之年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 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受到西方的入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 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的已经不 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注：关 于史学家的代际划分详后第四节。)。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 目为 “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 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点读过百衲本《元史》，他把 《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这对他打下元史研究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 是，陈寅恪则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 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这一代人的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注：199 5年在东北师大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 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一 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 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 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 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 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 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 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 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 形容。建国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更新式的教育，也是 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 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 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 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 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郭老的 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 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 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就要洗脑。 这种认识不能说不是后来许多老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面前甘心接受批判、真诚地自惭形 秽的一个原因。
郭老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 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 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 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 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 ，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 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1]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例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 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的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前 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 。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 ，自不得不采用文言。”[2]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 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 》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 字风格来说，也是“古文”味道很浓的那种。
相反，在唐子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的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 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 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 上这一段话在整个文章格局里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 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
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也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语录，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 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历史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第一处，即第50页在 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 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 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页谈 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时说，阿保机的家庭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这三处对于经典作家的引用，有些是涉及到重大理 论问题，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予以解释的。比如，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 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 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非引用经典作家 的论述，不足以说明白的。而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 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就显得不是很有必要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 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身体力行开辟“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 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注：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 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 达、姚崇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北大。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 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 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和“经史 子集”的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 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就从来不引用马克思) ，更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 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但是，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 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 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时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 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但是 ，他们在民间尤其是粉碎以后更 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他们的过去的治学风格可以作为对抗 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一种力量。在所谓新时期，这些真正已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 负起了为复兴中国学术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前50-60年代的旧 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 北朝史等。可是这样说，深入考察这一代人学术路径的变奏，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 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收稿日期：2002-12-04
【参考文献】
关键词：隋唐文字锦；汉晋文字锦；艺术设计；织锦技术；社会发展
隋唐文字锦在我国丝织物及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受到汉晋文字锦的传承，并随着织锦技术的进步及西域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演化出了自己的风格，对宋明清乃至现代的丝织物，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在我国丝织物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使在我国今天的织物图案上，依然存在着唐锦的遗留痕迹，比如“帧薄“寿”、“福”等单字及其与花纹相配合的图案纹样仍频繁的出现和活跃在现代织物上。因此，隋唐文字锦的艺术风格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路仍然存在深远的借鉴意义。
对于隋唐文字锦，已经有很多前人及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1，2，3，4，5]作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刘安定[1]及李斌[2]等人对汉晋至隋唐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大量实例的佐证下，其主要观点认为：首先汉晋文字锦以长语句为主而隋唐文字锦则主要呈现单字或短词。在汉晋之时，文字锦主要表现为祈福、求仙及纪事为主的长语句，如汉锦中的“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锦”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而到了隋唐，取而代之的是简明扼要的段语或单字，如“贵”“吉”“喜”等，例如隋唐之际的“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和“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其次汉晋文字锦与图案搭配较为单调，主要表现为图案中填字的方式，而隋唐文字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经常表现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的方式，并且图案也更为生动。
对于以上两个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的主要差异，刘安定和李斌[1，2]认为，造成该现象主要因素首先是外来织物纹样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传统织锦造成了冲击，丰富了唐锦的艺术造型；其次是隋唐统治阶层对西域外来文化的积极和开放态度，使得唐锦吸收了外来的纹样或风格；最后则是文字崇拜在隋唐时期逐渐衰落，导致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不再流行。
在造成唐锦艺术风格变化的原因上，笔者认为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只是原因的一部分，而造成唐锦艺术风格进步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首先，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的图案表现形式成为可能，对织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及影响，促进了隋唐文字锦的进步；其次，社会生产的进步使得隋唐之际的平民阶层可以接触到甚至拥有织锦，进而影响了文字锦的发展历程；其次，汉语言的发展使得汉语表现更加简洁而内涵更加丰富，单字所承载的意义更加丰富；最后，隋唐时织锦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繁琐难以加工的图案及字句被抛弃，转而求之于丰富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图案及图文搭配形式。
为了方便说明，以汉晋文字锦与隋唐文字锦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可以看出，单从唐锦本身的花纹及文字艺术表现形式来说，相对于图案古香古色、并带有祈福类长文字的汉锦，除了唐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且经常表现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艺术形式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织锦的纹样题材在隋唐之际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纹样从繁琐写实的祥瑞神兽往灵动写意的花鸟缠枝风格过渡。汉锦中的长语句大多以线状的排列方法，而唐锦中由于图案多以缠枝或团花为主，为了与其配合，唐锦中汉字排列多以四方连续构图的形式呈现。并且由于外来纹样的传入，隋唐织锦的纹样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且具有异域气息，风格也更加灵动写意。可以看出，隋唐之际的织锦图文形式在艺术上表现了长足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固然是外来艺术的影响及人们审美风格的进步造成的，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丰富、图文重叠等的织锦艺术形式变为可能。不得不说，汉锦中文字与图案略显单调古板的搭配形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影响所致，然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即使汉代人民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汉代落后的织染技术尚不足以将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表现出来，而到了唐代，织锦、印染以及丝织技术的发展，都为隋唐文字锦的辉煌做出了贡献。
生产及社会的进步也对织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汉晋至隋唐，随着生产的进步及物质的丰富，织锦变得更加普及，织锦艺术的拥有者从汉晋的贵族阶层逐渐向隋唐之时的平民阶层普及，到了隋唐一代，织锦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仅是贵族专享物品，平民阶层中的富有者也有机会接触或者拥有织锦，平民阶层对织锦艺术形式的偏爱必然影响织锦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是，平民阶层的对汉语言的掌控程度必然无法与贵族阶层相媲美，他们不可能对“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这类拗口而又类似于祭祀文字的语言感兴趣。
同时，随着汉语言的发展与演化，对于隋唐文字锦来说，绝不仅仅是从汉隶书演化成了唐楷书这么简单，而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汉语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简洁，而另一方面其所承载的意义却更加丰富，这是一门语言发展所经历的必然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有外来语言以及平民阶层口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非常复杂的一句“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还不如短短的三个字“贵”、“吉”、“喜”所承载的意义更多，而后者却更简洁，更容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平民阶层所接受和喜好，这也是汉晋织锦中长语句衰落而隋唐织锦中短字词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隋唐之际，随着织锦艺术及实物向平民阶层的普及，织锦被广大平民阶层接受以后，由于平民阶层对织锦的需求量大但却囿于其有限的购买力，织锦作坊为了节省织锦制造成本而增加产量，繁琐的长语句、难于加工而又繁琐的瑞兽纹等表现形式必然会被织锦作坊所抛弃，转而被简洁的单字、写意的花鸟缠织纹等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艺术形式所代替，艺术形式变得更加生动写意，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之间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进了叙述与研究，尤其是深入地辨析了隋唐文字锦相对于汉晋文字锦在图案、文字及搭配形式上的不同之外，并对造成该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不得不说，对于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存在的差异，除了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外，更为重要的则是织锦艺术、社会生产及汉语言的发展，导致了唐锦中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出现，也导致了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的衰落。
参考文献：
[1] 刘安定.中国古代织物中的文字及图案研究[D].东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2] 李斌，李强，刘安定.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J].服饰与文化：源流考据，2016（1）：15-20.
[3] 李斌，李强，杨小明.中国古代丝织物中织造文字探析[J].进展与评述，2012（2）：7-12.
[4] 朱丹.卷草纹样在唐代织物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4.
[关键词]隋唐服饰；时代特点；社会影响
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到今天，衣食住行一直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而衣排在食住行之前，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衣，泛指穿衣；穿衣自然离不开服饰。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每一次改朝换代统治着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每个时期人们的衣着都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隋唐时期南北服饰交融、民间与宫中服饰相互影响、胡服盛行，都与当时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社会风气开放息息相关。
一、隋唐服饰的时代特点
隋朝（公元581-618）统一了南北朝，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交流；而唐朝（公元618-907）是继汉朝后的又一个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达的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开放的社会风气，民族的不断融合，使隋唐服饰带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特征。
（一）南北不断融合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战乱不断，北方受到鲜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服饰上大都采用游牧民族的样式，便于骑射及日常活动；而南朝还保持着汉魏时期的服饰，“江南天子则白帽，公顷则巾葛群儒；北朝杂以戎狄之制。” （1）由于常年战乱，社会生产力被破坏，财力、物力不足，所以服饰较为简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服饰还是较为简朴，隋文帝只强调“祭祀之服，须合礼经”（2），礼服“采用东齐之法”（3），仅对北周服饰做出调整，并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到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平陈后，隋朝部分采用南朝梁、陈服饰，但北朝服饰的特征仍然存在。隋炀帝继位后，社会生产力发展，财力物力充足，对服饰等级的差别有了规定，他于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下诏“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4）隋朝灭亡后唐朝建立，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 “始著车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5）正式确立了百官朝服及公服制度，后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从“公服”角度来说，随着国家统一，出现了南北服饰融合，进而影响到民间的服饰交融。
百官的常服与平民服饰并没有完全被朝廷制度所限制。总的来说，隋初服饰简朴，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百官纷纷效仿，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奢靡，再加上财力物力的充足，民间的妇女也开始效仿“宫妆”。到了唐朝，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纺织工艺更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丝绸闻名世界，为服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宫中，妃嫔、公主、宫女服饰妆容争奇斗艳。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这种风气逐渐传入百官家眷以及民间中来。
（二）胡服盛行于世
“胡服”一般指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服饰，也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在每个历史时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胡服”都有一定程度的渗入，例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了唐代胡服有了更多的意义：1、南北朝时有“五胡十六国”，南方和北方很多少数民族服饰都称胡服，北魏“天兴之岁（398―403），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6）发展至唐代胡服的融合已达数百年之久，在军队与男性的穿着中很常见。宋代学者沈括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戴弓箭、、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根，即今之带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7）他对胡服的描述与当时唐朝人写的《大唐新语》、《新唐书・车服志》等基本一致。2、在唐朝西域的服饰与外国人的服饰也称作“胡服”。唐朝时的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有名的国际化大都会，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中心。除了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吐蕃、突厥、回鹘、鲜卑等聚集在长安，还有一些邻国像日本、新罗、越南人也在长安停留，另外像东罗马等国也通过丝绸之路往返长安。当时和唐朝往来朝贡的国家有两三百之多。在唐朝的繁盛时期，许多胡人来到长安进入政府做官。另外，中华文明的广泛影响和唐朝的繁荣富足促使许多胡商来到像长安、洛阳等的大城市开店，经营珠宝、香料，或者贩卖中国的丝绸。史学家向达说：“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与长安得之。”因为“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8）3、隋朝和唐初时胡服主要是在男子和军队中流行，到了唐玄宗时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胡服开始在各阶层妇女中流行。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不论是安禄山叛军还是大唐官军，有许多人都穿胡服，生活也变得胡化，这使得胡服、胡妆逐渐流行起来。唐朝请回鹘帮忙平定“安史之乱”，收复洛阳和长安两京，后期许多回鹘人进入长安，民间出现了“回鹘装”，后来“回鹘装”也传到了宫中，影响到宫女的着装。由此可见，在唐朝无论是战乱还是盛世，“胡服”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三）社会风气开放
唐朝对于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社会风气是很开放的，这种开放在服饰上也是有所体现的。唐朝时长安有许多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臣，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例如“胡旋舞”、“柘枝舞”、“浑脱舞”等，胡姬、胡舞等作为社会流行的娱乐方式，对人们的生活和服饰都产生了影响，民间的妇女开始效仿胡服、胡妆；这正是社会风气开放的象征。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最典型的表现是反映在女性服饰上的。在唐代以前由于儒家礼仪的影响，女性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即使出行也要包裹的很严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逐渐的女性也可以与男性一样素面骑马、出游。而女性的服饰也由高领变为短袖，领口也开得很低，这些在唐朝绘画、敦煌壁画中都很常见。此外，在唐代女子可以做男装打扮，《大唐新语》记载“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9）。不仅在文献中有关于女子穿男装的记载，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也有出现穿着男装的贵妇与仕女，这也能反映出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
二、隋唐服饰的社会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服饰发展的繁荣时期。唐朝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风气开放。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很强，不论男女都追求个性、时尚，加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这些都促进了唐朝服饰的发展。另外，在唐朝特别是盛世时，纺织工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丝绸更是以图案精美、色彩艳丽闻名于全世界，这些都为服饰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服饰对后世影响颇深，到了宋代，百官的朝服、公服还大多继承唐朝的衣冠制度，士人服饰更是一脉相承，民间的大部分服饰风俗也继承于唐朝。只是因为宋学的兴起，礼法制度越来越严密，妇女的服饰、妆容又变的保守起来，穿胡服、扮男装等唐代的风俗基本消失了。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闻名于世界的国际化大都会，胡商们通过丝绸之路往返于长安，有些胡商将店铺开在长安和洛阳，长安和洛阳遍地都是胡商的店铺；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到长安，像西域、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有一些人直接在唐朝政府为官，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也把唐朝服饰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到现在，还有一些邻国把唐朝的服饰当作他们的礼服，例如越南、日本、朝鲜等，甚至美国还把华人聚居的地方叫做“唐人街”，由此可见唐朝服饰的影响力之大、流传之广。因此，唐朝的服饰文化不但在本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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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门，在隋代，叫建国门；唐代往后，被唤作定鼎门。
千年驼印 唤醒旧梦
在如今的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有一段布满车辙、人脚印、骆驼脚印的路面，据说是仿照埋在地下的唐代路面还原的。站在“千年驼印”旁边，不难想象昔日的繁华。那时，洛阳是世人向往的国际大都市，而定鼎门是这座城市的主入口。要入此城，先过此门，不论你的肤色是黄是白还是黑。套用鲁迅的话说，世上本无城，住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城。魏晋南北朝烽火连天，烧得汉魏洛阳城破破烂烂的，再无体面可言。隋文帝一统河山之后，想迁都洛阳，又嫌弃旧城，就打算在它的西边造一座新城。
杨素、宇文恺等大臣，每月“役丁二百万”，花了一年时间，超标准实现了皇帝的梦想：新城北依邙山，南靠龙门，大气磅礴，就连前朝的护城河洛河，都成了城内河。隋炀帝在继位后，迫不及待地迁都洛阳。隋唐洛阳城的惊世繁华就此开启。
热闹天街 风光北市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洛阳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百万人口在城中涌动，吃喝拉撒，讨价还价，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人多的地方好做买卖，老外蜂拥而来。隋唐统治者顺势在城门内外设立专门机构，接待各国使者，管理东西方贸易。天时地利人和，定鼎门就此成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有力见证。
丝绸之路的重要象征是骆驼，这些善于负重远行的大型动物，随着外国商人来到洛阳，穿过定鼎门，走上天街，走向北市。天街宽达109米，是唐都主干道；天街两侧，有明教坊、宁人坊等大型里坊（俗名居民区）。北市位于隋唐洛阳城的东北隅，是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商贾云集。
在“洛阳景”中，有一景名叫“铜驼暮雨”，说的便是北市风光。北市边有一条街，街两头有铜骆驼，故此得名铜驼陌（清末改称铜驼巷）。春日黄昏，烟雨蒙蒙，东城桃李芬芳夹道，铜驼陌里炊烟袅袅，人声、狗吠声、驼铃声，温暖，生动，迷人。
许多老外赏罢此景，便不想走了。考古学家曾在隋唐洛阳城遗址上发现了一座外国人墓葬，墓主人一手攥着唐代钱币，一手攥着东罗马金币，可见其对洛阳的眷恋。洛阳民俗文化专家董高生说，“铜驼暮雨”旧址在洛阳老城东关大街附近，只是定鼎门遗址今已复原，“铜驼暮雨”却在文人的梦中。
[关键词]丝绸之路;固原;北朝、隋唐墓地
[中图分类号]K87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28-03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墓葬群。它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西、南郊(现开城镇)的小马庄、羊坊、深沟、大堡、王涝坝五个自然村和南塬一带。2008年,被列为中国与中亚五国政府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捆绑申报点。保护范围总面积165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1120公顷,缓冲区面积530公顷。
一、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建造时间为公元6～7世纪,历经北周、隋、唐三个王朝。该墓地的考古发掘始于1982年,到2004年共发掘北周及隋唐时期大、中、小型墓葬50余座,其中著名的墓葬有北周墓3座、隋墓1座、唐墓6座。该墓出土了大量蜚声中外的反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的珍贵文物,典型器物有镏金银瓶、玻璃碗、金戒指、铁刀、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宝石印章、瓷器、铜器、壁画等,还有能够体现墓主人身世的墓志及其两具欧罗巴人即白种人的骨架。出土文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比拟的历史、考古、民族与艺术研究价值。
公元4～7世纪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长(安)―凉(州)之道的北路途经宁夏境内190多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萧关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镇,贡使、商贾、僧侣往来频繁、络绎不绝,诸多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多源于此。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中出土的众多中西亚器物和受其风格影响的器物,如13枚萨珊金银币及其仿制品,展现源于希腊、罗马文化艺术风格的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镏金银瓶,来源于伊朗高原萨珊玻璃系的凸钉装饰玻璃碗,微雕生命树母题并刻有中古波斯铭文的宝石印章等,以及手握或口含金银币的葬俗,证实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达。尤其是出土的7盒史氏与安氏墓志,记载了隋唐间活动于中亚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人中的史氏流寓原州的事实。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公元3~8世纪,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一线建立了诸多商贸点和定居聚落,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活动。有些也跻身于官宦之列,生活在原州的粟特史姓人就是“因宦徙居”,他们均担任原州的中上层官员。墓地的发现,证明了这里是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在中国境内的重要聚居点,也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华化和民族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经鉴定,唐墓中出土的两具人骨架头骨的颅面形态具有白种人的特征,史籍中关于粟特人面貌的记述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依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把欧罗巴人分布的最东界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推进到了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具有特别的意义,进一步说明丝绸之路上原州人种分布的多样性。
北朝时期,固原是著名的北方军镇之一,这时又逢丝绸之路兴旺和畅通的重要时期。固原西南郊成为古人埋葬的理想之地,不乏高官在这里营造大型墓葬。迄今已发掘北朝时期墓葬十几座,其中北周大型墓葬3座,即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柱国大将军田弘墓。这3座权臣的墓葬呈东西一线并列分布,自李贤墓到宇文猛墓距离为1.72公里,宇文猛墓到田弘墓距离为0.67公里。营造时间前后相距10年,宇文猛墓造于北周保定五年(565),李贤墓造于北周天和四年(569),田弘墓造于北周建德四年(575)。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文物,尤以镏金银壶、凸钉装饰玻璃碗等国宝级文物而著称。
隋唐时期的著名墓葬主要有粟特人史姓墓葬6座,即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大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墓(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大唐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索岩与夫人安娘合葬墓(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墓(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唐仪风三年,公元678年)。还有一座非史姓的大周处士梁元珍墓(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另外,南塬上的诸多唐代中、小型墓葬,其中唐M29中的两具人骨架,为男女合葬,经人骨鉴定,均为白种人。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兴盛期,大量带有或受中亚与波斯风格影响的西方文化向东传播,而原州及固原正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心位置,原州的考古发现把地中海、伊朗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朝鲜半岛、日本海岛紧密联系起来。戎装甲胄、佩刀、金银玻璃器皿、货币等中西亚文物在北魏、北周墓葬中出土,便是有力的证据。这些随葬品中,部分器物来自中亚和波斯地区,或受其文化影响。北周李贤夫妇墓中有4件器物来自中西亚。镏金银壶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制品,是希腊化对巴克特利亚地区影响的产物;凸钉装饰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其上凸起的凹球面装饰在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镶宝石金戒指,戒面蓝色宝石上微雕手执弧形花环的裸体人物,其母题来自萨珊,它的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某地;银装铁刀的佩系方法,是公元5世纪时西土尔其斯坦发明,约在公元6世纪传到我国,并逐步取代传统的�式佩系法,后又经过中国传入日本。另外,李贤墓、宇文猛墓、田弘墓中出土的具装甲骑俑和武士俑、吹奏乐俑及出土的伎乐壁画,反映出来自中西亚乐舞的影响。墓葬中出土的东罗马金银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实物见证。
隋唐间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隋唐墓地中出土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再现了固原的丝路重镇地位。史射勿墓中出土的一枚金戒指,正中原镶有宝石,这种镶宝石戒指是中亚、西亚传入的。史诃耽墓中出土的蓝色宝石印章,在宝石上雕刻图案的做法,流行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物,其上的铭文属古波斯的帕勒维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出土的石门门额刻有联珠纹,内填怪兽,联珠纹起源于萨珊,在中亚地区流行后东渐传入我国,在我国流行的时间有限,初唐以后即衰落。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兽面金饰、动物纹圆形金饰等器物,均表现出西亚、中亚风格。覆面的葬俗与波斯和中亚的覆面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额饰上半月形间托一圆形,圆形或表示太阳,与西亚、中亚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墓地中发现口含金币的葬俗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联系。东罗马金币出土时均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币含在口中。这种口含金币的埋葬习俗与古希腊神话有着联系。据说,人去世后要到遥远的地狱世界,灵魂要由赫尔墨斯领至冥界的门口,再由卡戎用渡船运过斯蒂克斯河,人们要付给卡戎摆渡钱,而希腊人把这种钱置于死者的口中,后来罗马人沿袭了这一习俗。20世纪后半期在中亚地区发掘的从公元1～8世纪的许多墓葬中,都见有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银币的现象,而在古希腊墓中发现含币的习俗比中亚地区要早的多,约从公元前5至4世纪开始。中国境内古代乃至近现代均流传有死者口中含玉或含珠的葬俗,但没有死者口含钱币的习俗。固原史系家族墓中发现的这种葬俗,无疑是他们保留祖上在中亚的埋葬习俗。不难看出,从北朝至隋唐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达,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各种西亚、中亚的习俗、遗物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固原作为丝路关隘要塞重镇,发现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就是自然之事了。尤其史系家族本身作为中亚粟特人的后裔,又是丝绸之路上的权臣,充当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中间媒介是情理所在,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隋唐间发达的中西文化交流。
二、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普遍价值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彰显了人类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造茔理念。古人选择地势平坦、视野开阔、背山面水的理想之地作为死者灵魂的安息之所。该墓地背靠白马山,面临清水河,塬地开阔,环境优美,符合中国堪舆学中的风水观。大型墓葬的构建,盛行长墓道、多天井,出土的诸多壁画,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舞乐俑、庖橱用具等器物,一方面象征墓葬具有模仿主人生前居所的完备形式,体现多进院落的风格,另一方面说明死者灵魂仍然能够享受生前的饮食起居与荣华富贵。这正是古人视死如生美好愿望的真实反映。墓地中大型墓葬流行长墓道、多天井的做法,无论是庶人还是品官,墓葬中都有3～7个不等的天井,这种现象在同一墓地中出现,十分罕见。而该墓地中多天井的出现,与这里的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充分考虑了黄土的失陷性特征。在营造墓葬时,容易塌陷,不适宜构筑长坡洞墓道,所以在长斜坡墓道上开凿天井,以满足古人在构建大规模墓葬上的礼仪需要。长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形式,是长时间演变与创新的结果。另外,墓葬结构的明显特征就是墓道与天井上宽下窄,这样既便于施工,节省劳动时间,又有利于稳定结构,反映了隋唐间人们的埋葬思想。墓地中大型墓葬的深度距地表均有10尺左右,符合隋唐间的造茔制度。隋唐时,墓葬距地表的深浅,皆有丈尺,并规定若干吉尺。墓地中发掘的隋唐时期的8座大型墓葬,有4座深度属吉尺,有4座非吉尺,但误差均在1尺以下,若考虑换算误差、水土流失等因素,埋葬深度应该是按照堪舆吉尺而衡定的。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体现了4～7世纪丝绸之路繁盛时期宁夏段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粟特民族徙居与融合的事实,对研究中古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宁夏段发达的文化、商业贸易及粟特人甚至欧罗巴人华化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展示了文化与民族的多元性。墓地的发掘,在学术界与考古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王朝的权臣,曾在丝绸之路沿线重镇担任要职,对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发挥过重要作用,可以说,他们是著名的丝路人物。墓地中出土的众多中、西亚文物绚丽多彩、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精美无比,再现了丝绸之路一线文化交流由西向东逐渐传播的过程以及对丝绸之路沿线商业贸易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墓地中出土了大批珍贵壁画,是北朝隋唐间墓葬壁画的一大发现。北周时期的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绘有手持或肩扛仪刀的武士、门楼、侍女等内容的壁画,宇文猛墓仅存第五天井东一幅武士图,田弘墓在墓室及甬道绘有壁画,隋史射勿墓在墓道、天井、过洞和墓室绘制手持仪刀的武士、手持笏板的文官、门楼、侍女等内容的壁画,唐史索岩墓保存有第五过洞上方的一幅朱雀图。这些壁画内容丰富、绘制水平较高,尤其是北周墓中的壁画,人物面部画法与敦煌西魏北周窟中的人像面部画法近似,说明当时原州与敦煌地区的画工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并填补了西魏至北周壁画史的空白,是北朝画迹的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隋史射勿墓是一座大型壁画墓,为隋代考古所稀见,丰富了这个时期墓葬壁画的内容,艺术价值极高。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 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 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 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 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 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 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 914 790户，管口52 919 390”， 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 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 “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 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 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 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就留下的经验而言，汉、唐最高统治者所共同具备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积极吸纳的态度最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终始，其间隔七八百年。上述十种重大历史现象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这两个时期两度显现，且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绝无仅有，它不仅表明“秦汉隋唐现象”命题足以成立，而且意味着这种“再现”的历史现象，应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显示着事物在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规律。本文列举十对极其相似而又独特的历史现象，只是意在说明这一命题的成立。至于这种“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和显现出来的规律，会给人们以怎样的启迪，则是作者乐与有兴趣的读者所共同探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