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揣摩历史人物心理，把握历史事件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严格来说，从夏朝这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开始，到近代清朝的灭亡，中国历史的发展始终以人物为中心，换言之，是“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历史结构是24个王朝，每一个王朝的结构是政、军、工、商、农，每一个王朝都发生过很多的历史事件，每一个事件中都有人的身影。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来解构历史事件，能够使学生更客观的掌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这种解构历史的方法，则正是微观史学所倡导的方法。如“明清专制集权的加强”第一课时，对于明朝的建立，很多学生并不陌生，但对于明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朝统治者采用了哪些方法？又取得了哪些效果，则很多学生不甚明了。对此，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以人物为主线，基于微观视角对明朝专制集权的加强进行了解构。首先是人物的选择，明朝的强化专制集权集中在了王朝建立的初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因此，笔者选择朱元璋这一重要人物作为解构明朝专制集权加强的突破口。其次是分析和解构主题，在这一阶段，笔者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带领学生对明朝专制集权进行了全面的解读。问题1：明朝为什么要专制集权？分析解答：笔者为学生提供了两个线索，一是朱元璋的出身经历、性格特点和处事作风，二是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最后得出结论：为了便于统治，必须要采取专制措施，加强君权。问题2：明朝加强专制集权采取了哪些办法？分析解答：笔者引导学生从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朱元璋的做法是：政治军事：①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权分六部；②建立内阁；③建立厂卫制度；思想文化：①八股取士；②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问题3：明朝专制集权取得了哪些效果？分析解答：①加强了对大臣的控制，巩固了朱元璋的皇权地位；②控制了明朝的军政大权；③禁锢了人民的思想。
2以小见大，从“小视角”解构历史事件
中国古近代历史上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左右了历史的发展，推动着历史不断前进。如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要深入解读这些事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从小视角入手，以小见大，逐渐揭开历史的面纱[1-2]。如“封建帝国的危机”一课，这一课主要介绍了影响清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以清朝中后期所面临的危机为历史事件，笔者以“闭关锁国”这一小视角为突破口，引导学生揭示了封建王朝的没落。首先带领学生提取主题，以“清政府面临了哪些危机”为题，让学生进行分析总结。主要包括：①外敌环绕，西方列强虎视眈眈；②官员腐败，国库空虚；③鸦片盛行，侵蚀国人体魄；④人民生活疾苦，社会混乱。其次以“闭关锁国”为主题，引导学生分析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初衷，采用了哪些闭关锁国政策，对清朝的没落造成了哪些影响。第一，带领学生分析闭关锁国的原因。笔者为学生们提供了三个线索：一是封建思想，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三是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们对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得出三个结论：①目光短浅，统治者认为中国能够自给自足；②轻视其他国家，阻止与他国进行贸易；③防止国家领土受到外国侵犯。第二，带领学生分析闭关锁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对此，笔者首先向学生们简单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以及清朝与各国的关系，继而引导学生讨论，得出结论：①禁止中国商船到南洋进行贸易；②实施禁教政策；③限制外国船只来华；④颁布《防范外夷条规》。第三，以闭关锁国的后果为题，引导学生分析和总结清政府面临了哪些危机，如导致了国际冲突，限制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等等。
3结语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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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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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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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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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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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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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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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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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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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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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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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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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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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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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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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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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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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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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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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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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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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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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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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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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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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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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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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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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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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很多同学认为历史学习只是死记硬背，枯燥乏味，其实那只是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怎么学好历史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中怎么学好历史的方法兴趣至上
对高中历史学习保持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一个人觉得高中历史很难，学习很苦，从而把学习历史看作一件苦役，那么他只会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学习。其实，历史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试想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灿烂文明、古今中外的英雄传说、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这本身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忠实于教材
挖掘出隐藏信息后，就要联系高中历史教材内容，当然，教材内容你要熟记，不然的话你写啥呢。历史考试比起政治考试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历史题考点太多太杂。比如说，南京条约签订在南京于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后(不止一位知友在此提出疑问，觉得南京条约是签订在1842年，请仔细再读一遍，我的意思是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是1840年后，而不是1840年)。这一句话里就有四个考点，错一个字都不行。政治考试只用写出大概的原理，实在记不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写。
方法为主
读高中历史教材。“读历史教材”需要“读”目录、引言、课文、插图、材料、地图、引文、注释、思考题和大事年表。第一，在理解章节目录及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明确此章节讲了什么问题，以及围绕此问题讲了哪几方面的内容。第二，根据教材，分析、归纳每个方面讲了几点，每点都包括哪些基础知识，并用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达出来。第三，找出高中历史书上的核心词、关键语，明确哪些是必须记住的，划出来加强记忆。
规律记忆
高中历史知识虽然繁多而复杂，但是我们可以找出它们的规律进行记忆。如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许多国家发生，但各国的背景有着共同之处，主要的规律就是本国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封建势力或殖民势力严重地阻碍它的发展。规律记忆法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记忆法，它是在找出共性的前提之下，再找出个性，这样常常能起到触类旁通、一石三鸟的作用，还可能帮助你迸发出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高中历史材料解析题答题方法解答这类题，除了对材料题的一般要求外，更应注意：
①由于小论文式的材料题的设问比较笼统，因此，不可能用设问来提示阅读。所以审题时，对材料的阅读要更加求精求细，力求不漏掉任何一个有息。
②处理材料时更要注意理解，把握其立场、观点，理解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特点和时代特征，把历史材料的有效信息融人已学知识的体系中去，才能形成正确结论。
③回答此类解析题时更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表述成文。它是论文，不是问答题，不能像回答问答题一样。
第二，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历史材料题的最大特点就是“历史”性。不论论据还是观点都应与“历史”有关，抛开所提供的材料、抛开历史知识乱发挥，是不可取的。因此，历史小论文不管是评述题，还是论证题，都应紧扣材料，从材料出发进行回答。
第三，文章应体现论说文的三要素。观点要鲜明，中心要突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清清楚楚;论据要充分，有理有据;论证要有力，有逻辑性，分清层次，条理清楚。第四，对文字的组织要更加注意抓住关键，高度概括，文字简明准确。文章中主体要明确，时间、空间要清楚，层次要分明。因为此类题一般都有字数限制，所以要求考生在充分理解了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打草稿，或列腹稿后，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简练、抓住要害。
高中历史怎么学1.读历史教材。
“读历史教材”需要“读”目录、引言、课文、插图、材料、地图、引文、注释、思考题和大事年表。第一，在理解章节目录及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明确此章节讲了什么问题，以及围绕此问题讲了哪几方面的内容。第二，根据教材，分析、归纳每个方面讲了几点，每点都包括哪些基础知识，并用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达出来。第三，找出书上的核心词、关键语，明确哪些是必须记住的，划出来加强记忆。
2.上课要专心听，下课后多记、多背，对一些历史年代要联系上下文的内容来记忆。
学到某个历史事件时，首先要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有个清晰的了解，然后弄清它的意义、作用、影响等，做到理解记忆。多阅读一些历史课外书，除了能增长见识外，还帮助你理解历史课文。
3.“温故知新”和善于思考。
历史的学习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所以不断地回顾以前所学知识和对新的历史知识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不仅能增强记忆，还能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闲暇之余，突然想到一个历史名词或者某个故事中涉及历史，应该马上回忆教材上的知识，如果有可能的话追本溯源，思考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历史知识和教材所述知识的联系，把知识弄清楚，这样也算是时间的充分利用。
4.整理、整合历史知识。
一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极盛阶段。当时文人学者大多从事考证，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故言清学必以此时为中坚”1。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之下，当时学者们埋头于古代文献整理，从事繁琐的考证，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与清初相比，虽有实学之风，却无经世之旨，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札记》虽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作者却能从历史考证中抽身出来，着眼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2，从事历史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并把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史事评论。
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3。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4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5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6。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7。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8;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9。对于宋代弊政，《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冗费，并增加了农民负担，进而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对明代矿使税监横征暴敛，骚扰天下，不断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0。赵翼这些评论，意在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钱大昕称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11。
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论史事时，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他在谈到《新五代史》时说，“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欧阳修在评论史事之时，“警切时事”，讽喻宋代政事1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在列举若干事实后，借题发挥，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后魏刑杀太过》条在论及北魏族诛之惨时，愤愤不平地指出，“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其几!”在《齐梁台使之害》条论及台使催征赋税，“公私劳扰”时，指出:“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像这些都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鉴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镇压异端，赵翼对历史上以文字贾祸史事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列举以上事实后，赵翼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言的。类似这样的专题如《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举了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
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虽能突破考证的框框，发表史论，但他始终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在《和议》条中，把明末抗清看作“书生误国”，指责抗清志士为“不识大体”。对于清人所修《明史》也极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札记》还有多处有意借古颂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在谈及元、明官田赋重害民时，极力吹捧清廷屡减官赋，“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在揭露乡绅虐民暴行后，却称“由斯观之，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从作者不敢明确指斥当代，到美化清朝统治，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
赵翼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综合评论分析，揭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凶横、贪残和腐朽，对民众疾苦寄予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札记》在《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武后之忍》、《五代诸帝多无后》、《胡蓝之狱》等条，大胆地揭露了历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大肆屠杀的凶残行径。《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等条，列举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时刑罚之滥》、《后魏刑杀太过》、《五代滥刑》等条抨击了封建帝王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从赵翼评论史事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发现，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责。
《札记》还对民众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对于汉武帝时刑罚之滥，“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作者发出“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的感叹。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作者指出，“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对五代滥刑，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对于历代横征暴敛和乡绅为害地方，赵翼也进行了揭露。在《五代盐曲之禁》条指出当时“横征无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在《南宋取民无艺》条，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亦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他对民众疾苦表示同情，《明末辽饷剿饷练饷》条指出三饷加派，“民穷财尽，困于催科”。
赵翼看到了民心与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在《王莽之败》和《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等条指出，王莽政策“召怨于中国”，并“肆其毒痈，结怨中外”，从而导致了灭亡。在分析汉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又认为历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在《明祖不嗜杀得天下》条指出，朱元璋正是因为不嗜杀人，民心归附，从而战胜群雄，成就帝业。他说，“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而明末矿使税监，导致“民不聊生，随地生变”，终至亡国。这种民心向背的成败论，是值得肯定的。
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札记》评论封建政治不可能触及其本质问题。
转贴于 三
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赵翼试图用“势”来解释。势，包括时势和事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发展的趋势”或“变化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内容。在赵翼看来，“势”隐含在事物内部，决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形态。在《汉儒重灾异》条中，赵翼认为，上古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进步，人事变动日益频繁，天人关系日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份量增加，这是发展规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条阐述西汉诸侯王从专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的权力变化过程，指出“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公主不讳私夫》条针对西汉董偃事件后，公主贵戚多有违背礼法行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同样，汉初诸侯王行为放纵，是由于分封过早，专制一方，失于教养，“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13。
赵翼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党禁之起》条，分析东汉党禁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14。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札记》对于整体历史考察和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动，往往用不可名状的“天”和“气运”来解释。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无形无质的。“天命”通过“气”的运动即“气运”来显现，“气运”是天所昭示，通过自然和社会的有形可觉的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16即是其例。
赵翼看到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得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又指出西汉中叶，“三代世卿世禄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将它归结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黩武》条中，列举了元世祖穷兵黩武、嗜利贪财的若干史实后，指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有一于此即足亡国亡身”，但适逢“兴王之运”，“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由此赵翼得出结论:“三代之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来解释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外，赵翼还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他把王莽代汉说成是汉家“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18。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他声称，“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东汉君主早夭、嗣君年幼归结为“气运”衰竭所致。同样，“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在《宋齐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条，都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现象。他还专门搜集材料写成《长安地气》条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说成是“气运”演化的结果。他看不到都城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气运”、“地气”来解释，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赵翼还搜集资料，写成《诵经获报》、《齐文宣帝能预知》、《辽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条，认为，“开天立极之君，天回旦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至于“因果报应”之说，《札记》中更是屡屡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历史观方面的错误。
《札记》着眼于“经世致用”，突破了狭义的考证，综合和评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在当时考据之风弥漫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识。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于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对于不少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在同情民众疾苦时，又对农民反抗予以敌视;在用时势和事势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变化时，又把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天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注释:
1《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札记·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4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一，瓯北全集本。
5《瓯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外戚辅政》。
8《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
1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
11《廿二史札记》附录《钱大昕序》。
12《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传赞不苟作》。
13《廿二史札记》卷三《汉诸王荒乱》。
14《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
15《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16《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一、明史研究的新阶段 190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时，国内外交往也空前频繁，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史学新观点、章节体和传记文学体史学编撰新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界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研究领域、观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明史研究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应用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新方法（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现代自然科学的见解），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内容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关于明末与南明的历史，早在清朝前期，已有明朝遗民着力进行过研究，既用于寄托其故国之思，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用以鼓吹民族思想，与清朝相对抗。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各阶层人民反清情绪的增长，这类研究更趋高涨。到了三四十年代，在抗日热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利用来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重要舆论工具，从而更加兴盛。史家或整理出版有关史料，或研究明末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或表彰明末至南明坚持抗清的志士及誓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或记载南明诸王的活动，或综述南明各方面的事迹，取得了累累硕果。所出版的专书、论文等有：陈去病辑《陆沉丛书》（1903年石印本）、国学保存会辑《国粹丛书》（1905—1909年间排印）、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①《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新民丛报》第46—48、49、50号，1904年2、6、7月）、 吴汝柏《民族英雄袁崇焕》（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年）、杨德恩《史可法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易君左《史可法》（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黄节《张煌言传》（《国粹学报·史篇》1卷5期，1905年）、冯励青《张煌言年谱》（独立出版社，1942年）、匪石《郑成功传》（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1904年排印本）、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民史氏（孙静庵）辑《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包遵彭《明监国鲁王圹志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2卷7、8期，1942年）、 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大风半月刊》，1941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明末与南明历史的研究，除去鼓吹民族革命思想这一相当普遍的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应予注意，即在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御用文人，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曾对这一段历史大加歪曲，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射共产党人，如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汗血月刊》2卷3期，1933年）一文，即是如此。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起反击，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其腐朽无能，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总结，从而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推向了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22 日）及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卷10、11期，1945年）等。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族的成员，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当时东北地区的情况以及生活在东北的满族先世。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强占中国东北，竟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也曾极力掩盖满族先世与明朝关系的真相，以抬高其身份。因此，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就不能不把关于明代东北及满族先世的探讨当成一大任务，从而形成一个热点。出版的论著有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至1933年印行）、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卷4期，1934年）、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明元清系通纪》（1934—1937年印行）、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2分册，1936年）、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7期，1935年）、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1卷3期，1945年）、李光涛《记奴儿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8年）等，以铁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从与明朝的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满族的先世史。 关于明代的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14期，1937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
公司，1946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王婆楞《历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期，1937年）等论著， 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21 期， 1904年），而后张星lǎng＠②、向达等先后撰写有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大公报·史地周刊》94期，1936年）、朱xiè＠③《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42卷12期，1946年）、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 1936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束世chéng＠④《郑和南征记》（重庆青年出版社，1941年）、郑鹤声《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 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其五为与耶稣会士积极接近的中国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研究。包括黄节《徐光启传》（《国粹学报》1卷10期，1906年）、 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年）、陈垣《浙西李之藻传》（载1919年《辩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论著。 这一时期，在以上热点问题之外的明史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政治方面，有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3卷1期， 1941年）和《贪污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北平版）、吴廷燮《明督抚年表》（1918年排印本）、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商务印书馆，1948年）和《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丁易《明代宦官之干政》（《新中华》复刊6卷17期， 1948年）和《明代的特务机关》（《中华论坛》2卷5、6期，1946年）等。 它们论及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吴晗、丁易关于特务政治和贪污的论述，有影射黑暗统治的意图和作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法律和监察制度方面，发表有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沈寄yí＠⑤先生遗书》民国刊本）、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金陵学报》6卷2期，1936年）等论著。 军事方面，有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卷2期，1937年）、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2卷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其中吴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 经济与社会方面， 有秦佩珩《明代的农业》（《经济研究季报》1卷3、4期，1941年）、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1卷11、12期，1935年）、 吴云端《明代之盐法》（《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万国鼎《明代丈量考略》（《中农月刊》6卷11期， 1945年）和《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2卷2期，1932年）、王崇武《明代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0、101期，1936年8月27日、9 月3 日）、 吴云端《明代之庄田》（《中央日报》1947年7月23日）、 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和《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年）、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20期，1936年）、梁方仲《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破船《明代地主考》（《明日之土地》8、9期，1947年）、吴晗《明代之农民》（1935年10月1、15 日天津《益世报·史学》12、13期）、胡寄馨《明代奴隶制度》（《新中华》复刊6卷13期，1948年）、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 年）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及《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非繁《明代的上元节》（《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2月8日）等论著。论及了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土地问题、赋税徭役制度、人口与户籍、家族、阶级阶层、社会救济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梁方仲关于赋役制度和傅衣凌关于商人的论述，功力最深，对学术界影响甚大。 边疆与民族方面，发表了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录》（《辅仁学志》3卷2期，1932年）和《明外族赐姓续考》（《辅仁学志》4卷2期，1934年）、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11期，1936年）、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等论文。 对外贸易及与亚洲诸国（日本除外）关系方面，出版有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 1941年）、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本，1948年）等论著。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作出了贡献。1929 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 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舆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 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 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 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③《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ān＠⑥《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 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chéng＠⑦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yín＠⑧《明清yín＠⑨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 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xuǎn＠⑩《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军事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不单是明史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建国前这一研究已经开始，建国后研究更加热烈，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达200多篇， 辑录的论文集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等数种。学者们所发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但逐渐形成多数学者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的局面。就明史研究而言，这场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明代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关系以及明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等，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赖家度《明清两朝土地占有关系及其赋税制度的演变》（《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1964年第1辑）、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教学》1954年第7期）、 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等。他们多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 发展了过去的研究，有的还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社会各阶级和社党，出版了李＠(11)《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李文治、杨尚奎、魏金玉、欧阳凡修、李洵、陈鸣钟、左云鹏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分析了明代地主、佃农、雇工人等的状况，研究了东林党人的组成、政治主张、阶级属性等。 国内民族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各民族平等原则为指导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在有关部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于1964年铅印了内部传阅的各族简史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其中叙述了所记少数族在明代的历史状况，是宝贵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一时期还就明代国内民族发表了许多论著。关于明代女真和满族， 发表的专书和论文有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8年）、王虹《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四联出版社，1954年）、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林振镛《张煌言抗清十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以及郑天挺、王钟翰、李燕光、张维华、商鸿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等。他们论述了女真人的分布、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以及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其中对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论激烈；对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虽大体上与以前一样皆否定满族一方而肯定内地的抵抗活动，将内地的抵抗活动当成宣传爱国主义的资料，但对内地阵营开始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强调农民起义军在抗清中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有别。关于蒙古族，发表有赖家度等《明朝对瓦剌的战争》（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及《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等论著，论述了蒙古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与明朝的和战关系、经济交流情况，对15世纪中叶明朝抵御瓦剌来犯的活动给予赞颂。关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发表有牙含章《达赖喇嘛传》（最初编写于1952—1953年，印数不多，三联书店1963年重印）、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谢华《湘西土司辑略》（中华书局，1959年）、江应liáng＠(12)《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论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皆大大超过既往。 中外关系方面，有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年）等，其中将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当做研究中朝友好关系的重要用力之处，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缘故。此外，其时还重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倭寇、耶稣会士来华等旧课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关于海外贸易等旧课题的重要论著有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朱＠③《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谢承仁等《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及陈牧野、朱谦之、乌恩溥等发表的有关论文。他们论及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关系，开始注意倭寇问题与商业资本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反映了研究的新角度。而对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则因受到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除朱谦之等少数学者外，多抱强调消极作用以至基本否定的态度。关于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主要是中华书局出版了向达整理的巩珍《西洋番国志》（1961年）、《郑和航海图》（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1961年）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研究方法和观点达到了新高度，多数学者注意将其成就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有的还注意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眼界也相当开阔，研究的领域涉及数学、 化学、宋应星及《天工开物》、农学、徐霞客及其“游记”、地理图籍、医药学、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等。重要论著有张资珙《关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 1958年）、侯仁之《徐霞客》（中华书局，1961年）、张慧剑《李时珍》（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考古》1959年第7期）、罗哲文《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文物出版社，1957年）、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等。 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研究特点，即在继续关注有关人物及其作品的一般状况的同时，特别重视其思想倾向的分析、糟粕与精华的辨别、是否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等问题的探讨。关于文学成就的总体研究，北京大学学生、复旦大学学生、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游国恩等编著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高校教材，他们都尝试用唯物主义作指导，建立中国文学史的新体系，明代文学是其中论述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小说，有《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潘兆明《吴承恩和〈西游记〉》（中华书局，1963年）等论著。关于戏剧，有《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侯外庐《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华书局，1958年）、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 年）和《明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等著作和黄芝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诗歌，有路工《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等。关于绘画，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绂、沈石田、文徵明、徐渭、陈洪绶等人的传记，以及祜曼、李浴、阎丽川、王伯敏、郭味蕖、阿英等撰写的关于中国美术史或版画史、年画史的著作。 思想方面，除了重视分析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及探讨思想家的阶级地位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思想家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还是唯物主义阵营的区别，以及对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的研究。另外，由于研究者所接触的资料的差别以及对唯物史观掌握、理解的程度互不相同，在上述问题的具体结论上互有差异，从而出现热烈讨论的局面。从宏观角度或较大范围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嵇文甫《明清时代反理气二元论思想的发展概述》（《新建设》1961年第4期）、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宋元明之部》（中华书局，1962年）等。学者们争论较大的思想家有刘基、陈献章、王艮、李贽等。研究较多的思想家还有王守仁、王廷相、吴廷翰、吕坤等。对王守仁的哲学多持批判态度。关于王廷相，张岱年和侯外庐作了开拓性研究。 图书事业方面，有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文史》1965 年第4期）等论著。 人物方面，除上文提及者外，研究最多者是朱元璋、海瑞、徐光启、史可法、郑成功等，而且对其研究多有受当时现实生活影响而形成的侧重点。关于朱元璋，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最有影响。有关论著把朱元璋由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的转化作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强调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关于海瑞，有蒋星煜《海瑞》（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陈义钟《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等著作。关于徐光启，史家们虽仍注意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但主要关注其科学成就，特别是其农业科学成就，这与50年代中期后现实生活中强调农业为基础有关。主要论著有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王重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关于史可法，在50年代初发生了其是否为民族英雄的争论，有人否定其为民族英雄，当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有关。争论的结果是肯定其为民族英雄者占了上风。主要著作有魏宏运《史可法》（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张习孔《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关于郑成功，探讨的角度由以往强调抗清斗争，转变为主要关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这当与此时美国支持集团盘踞台湾、阻挠中国统一的现实有关。有关论著有朱杰勤《郑成功事迹》（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史迹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等。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 主要有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56年）、李光璧《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上述著作大多是应高校教学需要而撰写的，总结了当时史学界用唯物史观研究明史的成果。另外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中华书局，1956年至1958年）， 以大量摘引原始资料、论断简明为特点，综合地反映了明清两朝历史的各个方面。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成绩颇大，除前文谈及者外，整理出版的重要史料史籍有：金毓黻《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东北图书馆，194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与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以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各若干种。介绍史料史籍的有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0年）、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年）等。其中朱书所收各篇皆写于解放前，但有以前未曾发表者。 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用新方法进行明史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有关论文数量很多，于是出版了许多论文集供人参考。除了上文已提及者外，还有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吴晗《读史＠(13)记》（三联书店，1956年）、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李光璧《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 新中国建立后初期明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此时的明史研究也有不足甚至令人遗憾之处。由于当时唯物史观对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新理论，对其理解难免出现片面、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左倾”倾向也不能不影响史学工作者。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界间或发生将古人现代化、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立论偏激等“左倾”现象。在这种状况下，明史研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更有甚者，60年代 中期，以明史课题作为突破口，揭开了“”的序幕。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无端指责吴晗编写此剧是鼓吹退田单干，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从此，正常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进行。 1966年至1976年，明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一起处在空前的劫难之中。不过，在这10年中，明史工作者还是在万分艰难的条件下，在明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收获。如钟广言注释本《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虽然迎合当时“儒法斗争”的论调，但在大量的校勘、注释和语译中，写进了注释者研究《天工开物》一书的学术心得。李健才《从阿什哈达摩崖谈到永宁寺碑》（《文物》1973年第8期）、 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史棣祖《从历史地理看黑龙江流域》（《地理知识》1974年第2期）、 纪平《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等文，对明代经营、开发、管辖东北地区的历史， 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研究，为其时的外交交涉提供了历史根据。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 是在“”前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而完成的。它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详细而明确，其明代部分反映了明代中国的政区设置和部族分布的概貌。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明史》，是在“”前郑天挺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完成的点校初稿的基础上，再加整理而问世的，是明代史籍整理的一项重大成果。以上收获，从数量上讲，就10年之久来衡量，实在是太少了，但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实属珍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炎 ＠②原字为火右加良 ＠③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契 ＠④原字为海的左部右加徵去左部 ＠⑤原字为箩去下部换移 ＠⑥原字为今中间加酉下加皿 ＠⑦原字为宁的上部下加成 ＠⑧原字为门内加言 ＠⑨原字为虫右加覃 ＠⑩原字为火右加亘 ＠(11)原字为木加炎 ＠(12)原字为木右加梁 ＠(13)原字为草的上部下加合右加刻去亥
[关键词] 明清小说理论；艺术；真实性；相关探索
对一项审美作品进行判定其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真实性，从古至今的每一位作家都在为创造艺术的真实性而默默奋斗着。但是艺术的真实性和生活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考究。明清小说中的理论内容相对较丰富，但是大多数关于艺术真实的认识历程还没有人对其作出系统的总结。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希望对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和全面认识艺术真实性的方面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艺术真实论在实录观念中的意义
实录观念是史学批评的一种写作手法，主要也是以写实为主，实录的写作形式多被用在小说批评当中。到明清小说的这一阶段，实录观念的写作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大部分的小说论者都深知自己批评的对象不是正史而是对前代的拟史进行一定的批评写作，其同时还没有相应的理论手段。这种写作方式是因为中国史学中的权威和古代小说没有其生存空间而造成的，这便使其依附于史部和子部。但是这种写作方式还是和正史有一定区别的，其中一些小说还是被禁锢在“史余”和“史补”的框架中无法挣脱。
随着当时演义小说的盛行，《历史通俗演义―明史演义》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并引起了小说评论者的广泛关注。此类演义小说多数都是以客观历史事实为基准的情况下进行小说创作的。大多说小说评论家都对这类演义类小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小说的真实性是和符合历史的准确度相关的。《列国志传》和 《全汉志传》等小说都是再现了历史甚至比历史记载的还详细。实录观念里并没有把历史分的太过清晰，也没有把历史当做历史真实来写。在提高小说地位的同时大大的降低了小说文学性和真实性。从生活到生活真实再到艺术真实这是一个艰难的创作过程，此过程不是单一的靠实录来完成的。
二、“贵幻”和“虚实结合”对艺术真实探索的推动
实录观念对小说的影响深远，明中后期出现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在符合实录的基础上进行历史记实的，但是往往这种创作形式是缺少美感的。小说的创作是按照自身的艺术进行发展和体现的，同时应该突破那些陈旧写作观念的影响。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就有人对其进行过相关的辩解：虚虚实实，不必深论。只要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把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出来，那么这就是一部好小说。还有人对此类小说中的“虚”予以肯定，并强调了“虚”在艺术中的重要性。
“幻中见真”是明清小说中的一大特点，在非现实的“贵幻”小说世界中应该拜托实录关键的束缚，明确“虚幻”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在从生活到生活真实再到艺术真实的过程中，明清小说忽略了对艺术真实性的具体揭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明清小说的作用和意义。
三、写实思想对艺术真实性的论述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写实思想对艺术真实的作用：
（1）用写实思想来凸显生活是小说创作的基础
（2）用写实思想来重视对生活的深入解析并发现生活的真实
（3）用写实思想来揭示艺术真实的审美特征
明清小说中的写实思想主要是从对“幻”的正确把握上开始的。《西游记》、《封神演义》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神魔作品都把“幻”掺入到小说作品中。但是在一些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味的谈论鬼神和传道觅仙，在依赖幻想的同时使故事情节的发展缺少依据，同时人物形象也没能得到很好的诠释。但是《西游记》中就对“幻”进行了很好的把握，并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性。小说中的人物是被虚构出来的，人物也是和情节也是作者想象出来的，这些都是在感悟现实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合理的对“幻”进行把握，是这种“幻”的美感从现实生活中渗透出来并能体现艺术和生活相结合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由艺术真实所带来的美感价值。
四、结束语：
艺术的真实性和生活与生活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考究。大部分的小说论者都深知自己批评的对象不是正史而是对前代的拟史进行一定的批评写作，其同时还没有相应的理论手段。这种写作方式是因为中国史学中的权威和古代小说没有其生存空间而造成的，这便使其依附于史部和子部。明清小说中的理论内容相对较丰富，但是大多数关于艺术真实的认识历程还没有人对其作出系统的总结。写实思想对艺术真实的探讨是分为多方面的，内容相对的丰富使明清小说理论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对艺术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
参考文献：
[1]陈敏；明清小说词语札记三则[A]；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C]；2010年.
[2]莫其康；陈麟德；明清小说与江苏兴化[A]；水浒争鸣[第七辑]――2002中国水浒学会联会暨全国明清小说研讨会论文集[C]；2002年.
他说：“小学是个点，初中是一个线，高中是个面，大学是立体。”所谓“面”，指的是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揭示，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与评价。唯有如此，大学历史教学才有可能拓宽和加深。现行高中各册历史课本在内容编排上，比较注意与初中课本相区别，有略过程，重理论分析的特点，比较注重多层面地展开历史。高中教学在初中教学上的提高，不仅要有教科书的变化，更要有课堂教学的更新。
初中是依据课本讲课，高中是依托课本讲课。一“据”一“托”，将高中历史教学的“高度”显示出来。高中历史教学贵在有教师的见解，课本与讲课相对应，而不是同一，用意在于变换观察历史的角度，引发探讨历史问题的兴趣，培养分析与评价的能力，把深邃的知识留存在记忆里。对此，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范围为据，浅说三点认识。
一、内容处理有独见
教科书上的内容在讲课中少不了加工裁剪，有的还要补充，添加新的内容，教师的魅力正来自对知识的驾驭和处理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知识的精深。高中历史教学给教学内容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根据信息量大、理论分析层次高的教学取向，博观约取，将教科书的内容转化为圆满的讲课体系。“讲课体系”没有固定模式，做起来，各有解说。以下简举三例，说说笔者的浅见。
其一，着眼全局的内容处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以下简称高中本）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与初中本比较，都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心，按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介绍清末 11 年的历史。高中的课堂讲述有必要作出有深度的调整，否则只能是初中讲课的重复，难以提高档次。综观清末历史，如果从清末的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入手，全方位地讲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清末剧变，会更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教学思路是符合历史的。清末除清廷权贵外，还有三大政治势力，即有实权的汉族官僚、社会影响较大的立宪派和力量日益壮大的革命派，他们之间的较量和彼此势力的消长，决定着时局的发展。三大政治势力组合为两股社会潮流：一个是改革的潮流，就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一个是革命的潮流，就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股社会潮流撞击的结果，显示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轨迹……时代呼唤着革命。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大阶段。6年的局部抗战史内容非常丰富，它的许多变化，最有分析价值，是向学生进行多方面教育的典型材料。讲课不仅要调整相关内容，还应当补弃一些生动的材料，形成专题，全面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使学生耳目一新。
其三，扩充历史涵容的内容处理。高中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集中在三个方面：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应运而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大批先进青年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
评价上的扩充：“五四”反传统，反的是儒家的正统独尊地位，将之作为立国治国的总原则，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逆流，不能看作全面否定儒学。当时有一批思想家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意见对立，受到激烈的批判。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五四时期思想主张纷呈，恰恰是时代的进步。处在激变的时代，尊重传统和反传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对主义是不可取的。
二、问题分析有创新
历史教学上的创新，指的是教学中使用新材料，说明新问题，用科学的见解指导学生“通过对以往的历史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创新是历史意识和时代感的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将这一结合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今天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高中学生处在踏向社会的前沿，渴望用历史眼光来观察社会，明辨是非，以期提高觉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学不能仅止于此，“重复”要有新思路，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新论证。历史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给民族心理投进了阴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扭曲和损害。其表现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顽固守旧，一种是崇洋，二者殊途同归，都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是民族心态中的消极面。
二为引伸。引伸触类，贯通其旨，这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回答几个基本的国情问题，无疑是必要的。这谓之教学的引伸。
三为比较。比较分析的方法，具有较大的综合性，曾被史学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一直延续到当今，现实的许多“热门话题”都促成教学的回顾比较，判明异同，分析缘由，认识精义，使教学添增新意。
当今的对外开放与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本质的差别。
三、理论构架当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