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唯其勇于创新，才能与时俱进。但创新绝不等于摒弃。翻翻近几十年中国历史，我们在“破”字当头的偏激思想指导下，动辄“打倒”和“铲除”，在抛弃屎尿布的同时把孩子也扔出去了，许多几百年、几千年慢慢积累的有形无形的民族精髓，几乎一夜之间不见了。时下有一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真正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哪里去找？不是在大陆，而是在港、澳、台，甚至在东南亚、日、韩。悲乎？忧乎？
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丢失，更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当今中国正在推进市场经济，商品世界空前繁荣，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我们也时时感受到商业诚信的缺失，社会上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些。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以先进的经营管理、优秀的企业文化，经营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近年来反映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电视连续剧《日升昌票号》、《乔家大院》，以及电视片《晋商》和话剧《立秋》，之所以能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它摸准了我们现实时代的病脉。
本期封面故事《李彦宏：众里寻他千百度》，“中关村论坛”中《中关村》杂志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首届晋商发展论坛《继承、创新、发展，重振晋商雄风》，“文化“版块的《晋商的源头》等，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新晋商”、“老晋商”的形象和价值，借各界专家、学者的视角论述了晋商精神的现实意义。
晋商的精神和文化显然不仅仅是诚信而已，勇于创新，善于创业，能够吃苦，讲求节俭等等，都是重要内涵。不然，晋商何以称雄近5个世纪！
近年来起家于中国创新策源地――中关村的“新晋商”李彦宏，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成绩，也缘于这些综合素质的效应。
8月8日上午8时8分， “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大型晋商文化传播活动在山西太原黄河京都大酒店举行启动仪式。山西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经理学院副院长朱忠良向“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发起人魏晓东授旗之后：晋商食品小微企业集体宣誓：在重新踏上老晋商之路时，要发扬晋商的责任与担当、勤劳与诚信，家国兼容、义利共享的精神，铸就晋商魂， “走”出新思路、新常态。山西杏汾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晓东、黄河京都大酒店董事长屈启晓、青海高健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寿浦、山西交城关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闫树文、山西西府海棠红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跃科、山西东龙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燕、山西晋升油茶、陕西臻富果汁、山西百得利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代表贺剑、山西吉利尔新娘潞绸集团总经理刘双虎、山西音乐人邵燕霞等多家企业及各界媒体集结出发走进内蒙古。
商务交流 好戏连台
8月9日，晋商企业家在二连浩特国蒙酒店会议室和蒙商进行了交流座谈。出席此次座谈会的蒙商企业有：二连浩特禹力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城市商店、二连民贸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等单位，会议由二连旅游局副局长王丹阳主持，晋商和蒙商的代表进行了项目推介，内蒙古二连市投资促进局和市旅游局分别为晋商代表介绍了二连浩特市投资环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及旅游景点等情况。通过此次座谈，让晋商和蒙商有了初步的认识，增进相互之间沟通了解，为以后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
8月11日，在内蒙省府呼和浩特鑫海圣都大酒店7楼会议室，晋商企业家和来自蒙商的企业代表进行了商务论坛和企业对接，出席会议的蒙商有：内蒙古山西商会常务副会长龚占轶、常务副会长赵瑞峰，副会长泰维平、张西成、王二虎等十六位副会长，以及内蒙古智库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峰，内蒙古中税网税务事务所、呼和浩特市琦璞粮油商贸公司、呼和浩特天裕隆公司、呼和浩特市盛茂温室技术有限公司。蒙商代表认为：中国反食品添加联盟发起人魏晓东为晋商和蒙商搭建“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这样好的平台，晋商在多年之后又一次走出了山西，走进了内蒙。这是发展之举，是创新也是继承之举，是经济推动、商品交流之路，更是文化传播之路。晋商新一代少、老一辈多，但是根还是在山西，寻找晋商的根，要从“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这次活动中去找，老一辈的路很是艰辛，但是老一辈人心里怀揣着梦想，找到了生存发展之路，我们不仅寻找的是晋商一路走来的根，我们更多的寻找的是晋商之路的魂。 “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8月12日，在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包头山西商会会馆内进行了一场商务座谈，来自内蒙的嘉宾企业家代表有：包头市副市长安润生，包头市总商会副会长、包头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马为民，包头山西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常委、包头市工商联副主席、包头市环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跃清，包头山西商会执行会长、包头市政协委员、包头市工商联执委、包头市昆区工商联执委、包头市联兴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峰，包头市山西商会常务会长、包头市李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鑫民，包头山西商会秘书长李文秀及包头山西商会会员代表及蒙商企业家代表，共三十人左右。
包头市副市长安润生在会议中强调，内蒙山西商会是一支年轻的商会，晋商文化就是中华民主的文化，它源于黄河文明的民商文化，吸纳了“万里茶道”、 “百年票号”和五百年商业辉煌的文化滋养，其历史积淀深沉、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制度创新源远流长。晋商历史文化精髓的生成，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演进时期。“劳资共创”是晋商社会实践的资本论， “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这种适应新常态、创造新业态的活动，对于晋商和蒙商有重大意义。无论蒙商还是晋商，企业缺的是信念、信仰，我们通过这次活动首先要改变的是价值观，不要让晋商传统美德流失。我们要以此次“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活动为依托，把晋商文化推而广之，继续传承下去，造就新生代的新晋商企业。
项目推广 深获认可
在此次“重走晋商路，再塑晋商魂”走进内蒙的活动中，中国反食品添加联盟及晋商的企业家代表还对正在筹备的“社区妈妈”原生态绿色食品超市项目进行了推广。
“社区妈妈”超市是无食品添加剂企业采取商家联盟形式，让好食品、安全食品走进社区、服务大众，让大家关注食品安全、保护身体健康，这就像妈妈对孩子的爱。 “社区妈妈”提供的安全食品在市场上无其他销售渠道，以杜绝假冒伪劣食品。
关键词：晋商文化；现代营销；启示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57-02
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商帮的重要代表，有着500年的商业辉煌史。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晋商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诸如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开拓进取的创业观和同舟共济的团队观等等。明清晋商的经营谋略和经营作风，对于现代营销活动，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并能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
顾客至上，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晋商在营销活动中能够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蒙古地区是晋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晋商大盛魁商号针对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于是便大量组织此类货源；蒙民不善算数，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等。当时蒙古地区普遍缺医少药，不少旅蒙晋商都初懂医术，边做生意边治疗小病，通过义务医病，与顾客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致使有的顾客数十年不变。
在今天进行营销活动，“顾客至上”的观念同样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客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只有将“顾客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营销中去，企业才能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顾客的忠诚，进而在顾客的支持下从优秀走向卓越。
二、诚信为本的营销道德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一次，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被掌柜发现后，立即停止销售，以维护商号信誉。马克思说：“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任何一个商人，即使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必须培养和保持良好的信誉，以此来取信于人。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 “复”字商号掌门人乔致庸，对经商的理解即是首先重信誉，其次讲仁义，最后才是商利。晋商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集”、“定坤丹”名扬海内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信誉便著于市场。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代维新名士梁启超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
营销是一个互信互利的过程，晋商在做生意中深谙此道。他们主动与顾客建立相互信任的道义关系、情感关系，尽量淡化主客双方的买卖关系，结成了互相信赖的朋友关系。讲信用、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经济运行的平台。当今一些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出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甚至在产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导致市场信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商道酬信，奸猾可能获一时之利，却很难获一世之功。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在观念上塑造 “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因此，在现代市场营销中企业必须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道德。
三、开拓进取的营销精神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较差，不少山西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万里行贾之路。他们贩茶于福建、湖南等地，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铸就了晋商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那些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等地的山西商人，需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没有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立足于商界的。此外，晋商还采取“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不论大小，不论贵贱，不论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择机及时贩运，把商品运销于四方。像晋商这样舞台广大，负货远征千万里，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当代企业家应该以晋商为榜样，摈弃“小富即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狭隘观念；在进行营销活动时，更要继承晋商开拓进取、勤俭吃苦的优良传统，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展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放眼世界，勇敢地“走出去”，开拓市场，开辟舞台，开发资源，立足全国，瞄准全球化，主动地融入世界商业大潮。
四、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
关键词：晋商；晋商精神；管理理念
晋商曾是我国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在世界商业史上可与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晋商兴盛时期，不但经营食盐，还同时经营丝、粮食、棉布、铜铁以及汇兑等业务。尤以盐商、典商、票商以及垄断对日贩铜贸易的船商最为著名。
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体现出的是这个群体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其中更蕴含着晋商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因此，本文主要从晋商精神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功的因素，并引用一些典型制度和事例对其精神进行进一步的阐述，试图找出一些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和借鉴。
一、晋商精神
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不易被觉察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引导人们去努力争取经济的果实，鼓励人们孜孜不倦的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再创新业。”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有着其特殊精神力量的群体，这种精神支持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下面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晋商精神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诚信为本、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
1.以诚信树立品牌
晋商非常注重树立和维护自己的品牌，把商号的信誉看成头等大事，并且坚持用诚信去光大和保持自己的品牌。他们一直用长远的眼光，用心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俗话说：“无商不奸”这个“奸”应该理解为对市场机遇敏锐的把握，对政策的灵活运用，对对手的巧妙应对，而绝不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晋商一直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把商号的品牌看的非常重要。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字商号，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2. 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
把顾客看作上帝，重视服务态度，早在明清时期晋商就注意到了。他们不仅要让顾客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感到称心，还要让顾客享受到优质的服务，用的顺心。只要顾客一上门，便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晋商深知顾客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商家要争取和吸引顾客，就必须为顾客着想，对顾客高度负责，要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信誉赢得顾客。“宁做一去百来生意，不做一来百去生意”只有这样，顾客才会增多，生意才能兴隆。
晋商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有了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他们分析用户的需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满足顾客的愿望。如太谷的大盛魁商号，蒙民是其主要的顾客，针对蒙民的特殊需求，他们大量购进耐穿的斜纹布，每年冬至以后加工大量白面羊肉饺子，经过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在销售方式上，大盛魁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没有大量现银，于是采用赊销的办法，到期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总之，他们是以顾客的需求为中心，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范围和方式，取得了顾客的信任和良好的商誉，从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褒商扬贾的敬业精神
这是晋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的一种理念创新。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但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集中数代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商人群体。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褒商扬贾是叛逆，是突破。可以这样说，是“以商为本”的敬业精神，造就了曾一度雄霸天下的晋商群体。他们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这正是晋商在封建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当经商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是一种精神的需要的时候；只有当重商褒商成为社会的主流理念，当商人真正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时候，才是经济真正腾飞的时候。
（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 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巨大精神力量。
晋商的进取首先表现在自强不息、白手起家而成大业的开拓精神。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就是从随军而行的扁担小商贩做起，肩挑负贩，拉骆驼，历尽艰辛几十年，终于创办了“大盛魁”商号。晋商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他们北走蒙藏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不仅要经历天气多变、环境恶劣之险，还常常遭遇盗贼、野兽袭击的生命危险。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跋的精神风貌。
（四）相互支持的群体精神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血缘）与乡里之谊（地缘）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形式来维系。他们在精神上崇奉关公，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晋帮的形成增强了晋商的对外竞争力。
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清初至民国初年的山西票号虽在全国“执金融牛耳”，但面对十分激烈的业务竞争，他们并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力求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帐局常常从资金上给予帮助。晋商在重视稳妥经营的同时，对于建立起业务关系的商号给予多方支持，善始善终，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相反总是竭力提供必要的帮助。
应当指出的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晋商群体，具有极强的排外性质。他们倾向于家族式经营，对外则缺乏合作精神。正是这种过于强调地域划分、对外缺乏合作意识的群体精神，在晋商发展后期从根本上阻止了股份制新式银行的成立，使晋商错过了一次次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
二、晋商精神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晋商经营的制度和策略是一时的，是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其中蕴含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及其体现出的管理理念却能一直指引我们的行动，不论环境的变迁，始终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1.观念上的创新
在封建社会“重儒轻商”的观念笼罩下，他们能够把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居末位的商放在第一位，倡导崇商的风气，说明晋商在观念上已不再是农民了，他们已告别了视商人为奸人的传统观念，已经具备了真正商人的思维和精神。晋商率先彻底砸烂了观念的枷锁，他们通过经商成就了自己，率先做边贸，率先争盐利，率先创立票号，靠的都是更新观念。
但是创新总是相对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需要持续的创新，重要的是保持这种精神和理念。票号创立初期，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都对票号中高级管理层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它逐渐丧失了制度的有效性。经理负责制是经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长此以往形成了家长制的决策方式；而人身顶股制发展到后期，身股超过了银股，导致产权不清晰。当初期的制度安排不能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而逐渐丧失其有效性时，票号决策层仍然墨守成规，并没有进行制度创新，错过了向现代银行过渡的机遇，而导致其最终的没落。
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能够进行观念上的突破和创新，企业就能发展，而因循守旧，就会错失良机。如今的世界瞬息万变，网络的普及，社会的发展，每个企业都应该不断的发现环境的变化，更新观念，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机遇。
2.讲求诚信，事业才能做大做强做长久
诚信既是社会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规范和市场有序化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经营者只有取得顾客的长久信任，勇于承担维护社会良好风尚的责任，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经营活动中占领大部分市场份额，处于有利的地位。历史上的晋商在其商贸经营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坚持诚信原则的重要性。
“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是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晋商恪守仁义，坚持通过正当的经营获取利益，反对不择手段捞取黑钱。现今社会“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这也是其事业不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们能从晋商的诚信经营的理念中得到启示，一定获益匪浅。
3.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晋商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提出完整的企业文化，但他们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塑造企业精神的文化依据，并融汇于商业经营和企业发展之中，使之成为经营之中的价值观念、精神激励和职业道德，并且对之作了某种发挥和改造。例如：晋商把儒家的“修身正己”观纳入职业道德的范畴，并作为荐才第一标准，晋商还把“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作为立行规范。可见，晋商有关企业文化的观点，虽以传统道德文化为本，却有其独到之处，并且确实起到了企业文化的凝聚感召和激励的精神作用。
4.竞争中的和谐与联盟
晋商讲求“和气生财”，即使是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对手，也要讲“相与”，业务上很好的分工，不搞恶性竞争。这样才使得晋商这个群体有了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上各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为了竞争市场分额，常常采用一些“损人”的手段，而最终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也“不利己”。现在倡导和谐社会，其实竞争中也可以找到和谐，比如现在倡导的战略联盟、合作网络等，都是共享彼此的资源，使得双方共同得到发展。也就是常常说的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增加每一个竞争者的分额。特别是当国内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化经营的时候，这一点尤为重要。
5.放眼天下的眼光
有什么样的眼光，就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晋商之所以走出了别人不能走出的路，拥有富甲天下的财富，就在于他们拥有富甲天下的眼光。因此，经商不应只图眼前的小利，而应放眼于长远的大利。有多大的胸怀，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现今的商人从晋商那里最应该继承下来的，不应只是经营的方法，而是放眼天下的眼光。
因此，剔除晋商经营管理中的封建性因素，他们所提倡的商业伦理和道德价值原则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该是我们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会资源。晋商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几个大院，而是还有更多的精神财富等待着我们继承和发扬。诸如观念超前、开拓创新的精神；讲信用，重道义的经营精神；惟才是举，重用人才的用人择人思想；忠于国家，服务社会的精神；情、礼、法相融相生的激励制度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等等，均应该为现代企业所借鉴或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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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这个字在东北方言中略有调侃一个人“小气”的意味，不过本质上还是形容一个人节约、会过日子。与山西人精打细算的名声不同，东北人的性格里自然天成地带有一股豪迈感，所以山西省黑龙江商会会长张迎春认为抠门和勤俭如出一辙，差别在于山西人对你的熟悉程度，“抠门儿”更像是朋友间的一句亲切玩笑。
然而，在来自江西的山西省江西商会会长张小龙眼中，对晋商的形象更多是通过一些历史资料、影视作品等内容了解的。关于“九毛九”的故事，似乎也成了外省人眼中山西商人抠门的佐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经年的业务接触中，张小龙不以为然，“这些年来，在晋投资、创业的江西籍企业、个体工商业者数量不断加增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晋商文化与赣商文化的相融合。如果晋商的抠门仅仅是狭义上人们理解的‘小气’，那么试问为什么这么多外地商人还会来到山西与晋商共商。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晋商的抠门，这种抠门更多的反映的是晋商的朴实、精明。”
辗转于山西、甘肃之间，情通两地，山西省甘肃商会会长宋慧敏站在“抠门”的制高点，将其分析入里。
“我并不觉得晋商抠门，反而在做生意方面比南方商人要大气一些。抠门在这里更多的是精于算计。”他这样说道。
“我”眼中的山西人
“实在、重感情、讲感情多于讲规则。”简单的字眼却蕴含了太多的民族气质和商业文明。宋慧敏眼中的晋商便是这样，同时又伴随着冒险精神不足，突出表现为保守思想有余。鉴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情怀，朴实的山西人依赖于生他养他的那一方水土，他们将更多的感情倾注在为人处世中，以自身的发展回馈家乡。
而在张迎春眼中，山西人擅长的事儿有很多，做买卖是头一件。不说别的，就从代代相传的家业上看，处事低调毫不张扬的晋商就早已打破民间“富不过三代”的财富魔咒。究其原因，除了健全的业务管理制度，大概就在于山西人深谙知足常乐的道理――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很多山西人对自己与家人在生活上的节俭几乎到了严苛的程度，而对亲朋好友、事业伙伴、企业员工却照顾有加，慷慨非常。“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感觉山西人还是很实在、很好客的。东北人够豪爽，与人相处重情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推、不躲、不吭。山西人也是一样，义字当头，多年在山西生活，我觉得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前段时间去汾阳出差，遇到很多当地做特色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家，非常好客，走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一些精致的特产，分量不多，但是心意到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张迎春慷慨陈词。
另眼看抠门
提到晋商由来已久的抠门之名，宋慧敏表示，请勿将一个规则作为衡量不同领域价值取向唯一的标准。对此，他首先对晋商作以区分。
从时间的格局上，晋商分为老晋商和新晋商。创造了500年辉煌的老晋商，作为当时先进商业文化的代表，他们于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暴风雨中站稳脚跟继以延续繁荣，以“勤勉敬业、诚实守信、利明义取、勇于创新”为自己独特的商业理念和经营原则。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晋商集传统儒士文化之大成，将其浑融到近代商业文明中来。与此同时，保守的思想也因袭沿承。
接着，宋慧敏又从业态的角度将晋商分为能源行业和其他类。“在产业格局日新月异的今天，新晋商做到了传承与适应。”他继续说道。
然而，这仅是商业领域。当我们谈到晋商抠门的时候，切勿“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商业规则中，精于算账是个优点。如若将其共事到生活、交友之道，则不然。”宋慧敏补充道。
更何况抠门要讲条件。抠门要讲的条件便是经营的承受能力。无论自我，还是企业。
这样一种相对而言的概念，不能单纯地就某个人、某件事而给以定论。“就行业性质而言，一家小的超市仅以一盒牙膏、一桶水或是零售的小商品为依托，盈利仅以有限的量计，这样的小本生意，数字概念自然相对较强。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以“万、十万、百万”计的能源行业、房地产行业则相对弱化，至少不会以“百、千”为抠门的底数。”宋慧敏解释。
“对于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而言，精细化管理、绩效考核以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是其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当谈及企业经营与节俭的关系时，宋慧敏这样说道。
抠门的艺术
张小龙说，自己立足山西已有数年，与其说晋商抠门，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当下奢靡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给世人最好的警醒。“在如今 ‘土豪’丛生的年代，似乎消费的习惯也已丧失理性，这个时候，老晋商的抠门真的应该给丧失理性的人们以精神导向。”
山西为“晋”,自古以来就出善于钻营、精于理财的商人,所以自明清以来就有“天下皆晋商,晋商食天下”的说法。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晋商翻开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晋商也成为了中国商业舞台上异常活跃,有影响力的商帮之一。
考察晋商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同时山西商人又具有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也就是晋商精神,它们共同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清代实力最雄厚的商帮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实力最雄厚的商帮。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实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于是山西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山西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在清代,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独特的晋商文化
山西晋中地区历史上以物阜天成、人杰地灵而著称,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华夏的晋商令国人瞩目,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前驱,举商贸大业,夺金融之声,票号汇天下,称雄数百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
说到晋商,我们不得不想起两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表面上看起来与现在当地的生产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但随着它在全国各地的播映,现在体现出来的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许多人都知道,在电视剧初播当年,乔家大院就游客爆满,国庆黄金周期间还不得不临时加印门票,可见一份历史文化素材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虽然这些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说明,但它的作用却显而易见,并且是长期有效的。
山西的乔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过西口,塞外的风沙磨炼了他们不甘贫穷的意志与毅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风韵犹存、遍布城乡、数以千计的庭院建筑,而且给建筑学、晋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又是民俗的殿堂。这里已建为华北民俗博物馆。目前,已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人。而与乔家大院媲美的渠家大院也是清末民初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晋商渠源浈的宅院。渠家大院同乔家大院一样,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遗产,现在已成为新的经济文化的载体――晋商文化博物馆。在晋中还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商家大院和民居建筑,如平遥县创建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李家，榆次市开辟荣商之路的常家，太谷县的经贸活动伸展到东亚、西欧的大资本家曹家，灵石县因财达官，因官得势，大院建筑南北风格融为一体的王家等,或官府气势较强,或园林盛景较浓,形成了与乔家、渠家大院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民间瑰宝。
春秋数度,风流尽显,晋商大院以其辉煌的过去永垂史册。后人将沿着历史上晋商辉煌的足迹,再创新世纪的繁荣。
晋商文化的历史价值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
“晋商文化”中的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宝贵的经验,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其中被称为“晋商文化”的核心的“晋商精神”,被著名经济学家孔祥毅教授总结为四个方面: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开拓进取不畏艰苦的创业观和同舟共济的协调观,这些都成为商业活动中具有价值的商业品质和商业精神，引领山西商业不断地发展壮大。
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晋商排除历史上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在那个时期,我们可以以太平四大商业家族的发展轨迹,来审视晋商文化生命力的发展。
明清时期，晋商四海称雄，富甲一方，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富裕之后的晋商在故里修建了一座座大院；在其所到之地，也修建了一处处宏伟壮观、富丽堂皇的建筑――晋商会馆！明清辉煌之时，晋商曾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约400座山西会馆，就连、新疆等地都有其存在，“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 陕西山西会馆最早由晋商先辈们捐资兴建于清朝，位于老西安城东关的长乐坊。2006年由西安高特普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邀请著名设计师参与设计，陕西山西会馆又重新耸立在古城西安的繁华地段――南二环上。2012年，由陕西晋商文化传媒公司在高新二路北口（比邻南二环）再修陕西山西会馆迎宾楼，以续写晋商曾经的辉煌。
一次偶然C会，我有幸结识了陕西山西会馆张卫荣董事长，在其邀请下，我来到了位于西安市高新二路北口太白庄园二楼的陕西山西会馆。进入会馆内，其山西民居装饰风格很快吸引了我，感觉瞬间穿越历史，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山西大院。各式古典式家具处处透露出晋商文化气息。张卫荣董事长给我介绍说，早年他和很多晋商一样，靠家乡的煤炭资源起家，后来事业发展到西安，先后成立了陕西晋龙煤业有限公司、陕西晋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陕西源硒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山西会馆等。在事业打拼中，他也遇到了很多发展瓶颈，但他每次把问题都当作一次机遇，迎刃而解。我问他处理问题的秘诀，他回答是八个字“诚信、和谐、勤俭、开拓”，这也是他们公司的理念。他说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如果你做到了机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找到你。就像当初他成立陕西山西会馆和陕西源硒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许多朋友不解，都说他一个搞煤炭生意的涉足餐饮服务和农业是不是一时兴起？他说成立陕西山西会馆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给在陕西打拼的山西人一个家，再续秦晋之好之美誉，传承晋商之文化。目前陕西山西会馆经过十年发展，不仅继承明清之“联络乡谊、感怀详情、汇聚会议、祭祀神灵、聚众演戏、帮助同乡”等，同时结合当代社会人群普遍亚健康的状态，供应菜肴百分之六十都具有养生功能，将中医药食同源食补理念植入进来，从而满足人们对养生食品的诉求，这就是后来成立陕西源硒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安康市平利县投资租下几千亩土地种植含有富硒的农产品。一方面可以保障会馆食材安全，让大家吃的放心、健康；另一方面可以进军被现代人愈来愈重视的健康养生市场。如今的陕西山西会馆不光在陕的山西人，许多当地人和游客也都慕名而来。张卫荣董事长说陕西山西会馆现在的经营理念是坚守晋商仁义礼智信，就是把中华五千年文化、大院民俗文化、百年晋商文化、关公诚义文化同老陈醋的醇香、汾酒的甘醇以及别有风味的山西美食有机结合，给在古城的八百万人民奉献出正宗的新派晋菜。在和张卫荣董事长谈话时正赶上开员工例会，他只是简简单单讲了几句话就结束了会议，他对我说他这人不喜欢长篇大论，实际点，他把每个员工都当成家人对待，关心理解他们，只有在一个和谐的人文环境下才能带来企业的长久发展。
[关键词]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丝绸之路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32-02
一、丝绸之路概述
丝绸之路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在历史变迁中，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先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等，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向西方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嘉峪关地区作为丝绸之路必经路段，深受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的影响。魏晋时期，中原战乱，河西地区则相对稳定，随着中原文化流传到河西地区，作为多民族聚集的嘉峪关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并与当地的文化相融汇，形成了河特的文化习俗。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画反映的内容来看，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二、文化活动体现的关系
曹魏时期，河西割据叛乱势力平息以后，曹魏政权对河西地区加强了统治，使中断联系近百年的西域又复通使。西晋末年，中原陷入混战之时，内地徙居河西者源源而来，世族大家把中原文化带到河西地区，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及临近西域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河西乐舞艺术得到了发展。中国的音乐，其来自久。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很多官宦士族都懂音律、善弹琴，魏晋六号墓室的一幅壁画显示，两乐师在为男主人奏乐，左一乐师在弹阮咸琵琶，右一乐师在吹尺八长笛，中间放着盛有食物的圆、和耳杯等食器。三号墓一幅壁画显示，塌上坐四人，左起第一、第三人戴 ，第二、第四人戴角巾，右旁地上坐两乐师，头戴葛巾，一吹箫一弹琵琶。在一号、四号墓彩画砖上也出现了弹奏乐器的场景，乐器主要有琵琶、洞箫、长笛、阮咸、箜篌等。魏晋时期，这些乐器已经在嘉峪关、酒泉一带广为流行，其中箜篌作为代表性乐器列入《清商乐》，这些彩画砖对研究古代河西音乐史、乐器发展史都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杂舞是魏晋时期民间舞蹈的总称，杂舞中既有前代遗留下来的“明君”、“圣主”，也有根据民间舞蹈创作的“杯盘舞”“拂舞”等。魏晋四号墓前室西壁的画像砖中，描绘一人怀抱琵琶弹奏音乐，漫步前行，一人双手高举手铃，作舞姿状。六号墓室南壁东侧七幅图连画七个，她们有的持盘有的持巾，在翩翩起舞。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出土的《燕居行乐图》，舞伎头戴花冠，手持扇子起舞，显得轻盈洒脱，表现了三人在跳舞的场景。这些舞蹈吸收了民间舞蹈的精华，声情并茂，是魏晋时期舞蹈艺术的主流，同时，魏晋时期流行的“杯盘舞”在墓葬壁画中得到印证。透过这些乐舞类的壁画砖，我们不难看出，魏晋时期嘉峪关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流传河西的中原文化和西域艺术相互交织，出现了前所未有、影响深远的乐舞艺术，为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文化艺术提供了生动具体、形象逼真的实物资料。
三、生活场景体现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主要家畜家禽仍然是马、牛、羊、猪、鸡、鹅、鸭等。在家畜饲养方面，《齐民要术》提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役养原则。 魏晋墓砖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表现炊事活动的场景：有杀猪、宰羊、屠牛、烫鸡、井边抬水、灶前烧水、案上切肉、制作面食、火上烤肉等，这一整套的生活场面熟悉而又亲切。在无数生活场面中，最频繁出现的是以屠宰各种动物为主的场面。在六号墓前室东壁下方，就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屠宰场景：《杀猪图》描绘的是一头形体笨重的猪伏在案上，案下盆里接满了血，最后有悬挂的猪肉;《宰羊图》在表现了一套相应的程序后，最后有悬挂的羊肉。我们都知道牛的体格相对于猪和羊比较高大，所以在《屠牛图》中采用另外一种宰杀方式，画面中屠夫一手紧拽牛的缰绳，一手拿榔头准备击杀牛，牛四足痉挛，挣扎着不肯向前，牛眼瞪得通红，背部高高躬起，生动地表现了牛恐惧和害怕的样子，像这样的屠宰方式在现在农村依然沿用。
四、生产活动体现的关系
丝绸文化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古籍中常有“农桑并举”的记载。“一妇不蚕，或受之寒”的成语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蚕桑业的高度重视。位处古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在魏晋之前气候温暖，适宜种桑植桑树，养蚕制丝。以后，气候逐渐转冷，无霜期缩短，植桑者渐少，养蚕者甚至不见于史籍。但从魏晋墓砖壁画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嘉峪关桑蚕业的繁盛情况，已发现桑蚕业的画像砖有几十幅，不仅有《桑园图》、《采桑图》、《蚕茧图》、《丝束图》、《绢帛图》，还有许多养蚕缫丝的工具和器皿。根据历史记载和彩绘砖画生动形象以及考古学家的发现论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迟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运送丝绸的必经之地，而且本地区已经开始有养蚕缫丝的生产活动，为发展中西经济交流做出了贡献。
魏晋时期，由于畜力拉耙的出现，土壤耕翻后反复耙耢，消灭了土层中的大小坷垃，形成上虚下实的上层，再加上播种后的挞、辗、锄等一些耕作措施，使得土壤保墒蓄墒的能力大大加强。《齐民要术・耕田》云：“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标志着中国北方旱地传统的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新增农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畜力拉耙的出现。汉代虽有竹木耙和铁齿耙，但均属人力耙的范畴。而比《齐民要术》早2世纪的嘉峪关魏晋墓葬壁画，即有畜力拉耙形象出现。嘉峪关墓葬壁画中畜力拉耙是长条形的钉齿耙，有两牛牵引的，也有一牛牵引的。西汉时期，北方的牲畜大量引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带来了他们的生产习惯和生产技术，并加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这些总结不论在农学史上，或是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商业活动体现的关系
在古代社会，商业活动是联系东西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桥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动力，它所承担的媒介作用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东西方之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商业活动这一媒介进行的。中原王朝的强盛吸引了大量胡商入华贸易、居住，在中原经商的胡商要受到政府的管辖，往返内地贸易必须持有当地关防官吏发放的过所。中原王朝对待胡人采取怀柔与羁縻政策，由于中原王朝历来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严禁汉人经商，这就为粟特人垄断丝路贸易提供了机会。西汉以后，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直持续到公元10世纪左右。他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贸易中心作为商品中转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聚落。东汉以来，中原王朝致力于发展和域外的交往，故而域外胡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原及其周边地区。西晋末年，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亚、西亚等地民族，大量地涌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进行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外国商人，他们多来自中亚、西亚或东南亚，汉人往往冠之以共同的称呼，即“胡商”、“胡贾”或“贾胡”。
进入20世纪，随着敦煌文书的发现和魏晋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了许多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关胡人经商的文书和壁画，这对于研究胡商的商贸活动至关重要。魏晋墓砖壁画有一幅牵驼图，画着一胡商牵一峰骆驼行进在戈壁沙漠上，形象活灵活现，逼真动人。这些文书和壁画使我们重新发现并认识粟特人作为“商业民族”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真情实录，看到与之相关的拜占庭与波斯两个大国在丝路贸易上的利益冲突，也看到粟特人与草原民族西突厥人、铁勒人、突骑施人在丝路利益上相互依傍，并看到与粟特人相关的中国丝绸市场的各种历史相册。
六、结语
通过对魏晋墓葬壁画的分析，说明嘉峪关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受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民族交流、商旅往来频繁，呈现出多民族共存的多元复合文化现象。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学习、生产互补，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汉族也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魏晋墓室壁画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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