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启超 梁体 繁盛 式微 时代主脉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光是一个政治家、宣传家,还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报人,尤其是他刊登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涉及时政民情的文章更是被时人所称道,被称为“时务体”、“新民体”、“梁体”,其文章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然梁启超之“梁体”后来为什么竟由繁盛走向式微了呢?
“梁体”的繁盛
“梁体”的繁盛之路。在梁启超之前的王韬对梁启超影响很大,王韬在创办《循环日报》时首创报刊政论文体,但其政论文还未摆脱文言文写作的框框,为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继承并发展了报刊政论文体,开始走向言文合一之路。1896年8月《时务报》一创刊,23岁的梁启超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除受王韬报刊政论文体的影响外,梁文还受到当时西文中译本的影响,会加进一些翻译过来的涉及新学语和新学理的新名词。下面是此时期代表作《变法通议》中的一段文字:
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弛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从这段富有思辨色彩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能紧扣住当时的形势,论证在中国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的道理,从“变亦变,不变亦变”至“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可谓一气呵成,见解新颖犀利又句句在理,再加上语言平易晓畅和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激流澎湃的热情,因而深受读者喜欢。《时务报》出版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自此,“梁体”踏上了繁盛之路。
“”失败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受日本文体的影响,梁启超开始了其文体的进一步改造,融入了一些日本语法和用语,其“梁体”笔法也日趋成熟。下面是此时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文字: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从这段文采飞扬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语言更为畅达丰富,口语、古语、四言韵语、外来语相互杂糅;结构形式也更为多样,长句、短句、倒装句兼而有之;还运用了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在对称中富于变化,在整齐中又有错落。而“少年智则国智”至“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八个排比句的运用,以及其后的四言韵语,可谓酣畅淋漓,气势磅礴,极富节奏感和旋律感,把少年和国家紧紧联系起来,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无限热爱和期望。在当时清廷严禁《清议报》入口的情况下,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运回国内发行。
1901年12月《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政治主张仍是改良,提出“新民”乃“中国第一急务”。下面是此时期代表作《新民说》中的一段文字:
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颅,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亚美利加,犹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鲁撒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曰:“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
从这段极富哲理意味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梁体”风格日臻成熟,同样是语言“纵笔所至不检束”,饱含情感,但语言形式更为多样,口语、书面语、古语、外来语,尤其是较多的外国国家名、地名、人名的直接音译;句式方面有长句、短句、反问句、设问句、排比句、对偶句等,可谓交相呼应,表现出很强的气势,从而使议论更为深刻,逻辑性与说服力也更强。可以说至1904年初“梁体”已达到了它的最高峰,迎来了时人的最高评价“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②《新民丛报》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4万份,国内有时一期再版或辗转翻印达10余次之多。③这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
“梁体”繁盛的原因。“梁体”之所以拥有一段那么繁盛的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体风格,而尤其重要的则是文章内容,下面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略作总结:
1.“梁体”风格
其一,语言平易畅达,古今中外相互杂糅,形式上不宗一家之法。梁启超自幼聪颖过人,16岁即考中举人,像四书、五经、唐诗、《史记》、《汉书》这些古代文化典籍他都曾熟读过,同时还精研过帖括之学、训诂之学,可以说有着很好的古文功底,同时在西风东渐的广东,又接触到西学,后又从学康有为,接受新思想。在“”失败后东渡日本,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又吸纳了一些日文字法、语法,所以从《时务报》、《清议报》再到《新民丛报》,“梁体”不断发展完善,打破了古今中外各种文章体式的限制,古文、时文、辞赋、散文、骈文、佛典、语录、俚语、日文、西文等,凡是与他行文有用的便都拿来一用,所以其文章写得无拘无束、酣畅奔放,长句、短句、排比句、骈偶句、比喻句、反问句、设问句、倒装句各体兼具,文言、口语、俚语、韵语、外来语相互杂糅,可谓别具一格,如他所说,“纵笔所至不检束”。
其二,条理明晰,富有逻辑性。“梁体”虽是“纵笔所至不检束”,但它绝不是散漫杂乱无章可循的,正所谓“形散而神不散”。对于文章的条理梁启超很为重视,他在《新民说》中这样说:“于文,经纬整列曰‘理’,系段错紊曰‘乱’。”所以其政论文章往往是先提出论点,然后再分层论述,分项申说,“大纲小目,条分缕析”,从而使文章的层次段落之间联系紧密,行文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就这样通过一步步的分析,逐渐把道理阐释透彻。
其三,气势磅礴,饱含情感。“笔锋常带感情”是“梁体”最能打动人的重要原因,“梁体”繁盛时期,梁启超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期,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激情,而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也曾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正因为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如此的认识,所以他才会写出那样热情洋溢的文字来。
“梁体”这种对语言的运用,显示出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对报刊文体的构建意识,即创造一种便于大众接受和喜欢的报刊样式,而这也正应了那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梁体”内容
“梁体”之所以在当时那么受人喜欢,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不光是文章体式的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利用这一外衣,关注社会生活,宣传当时的新思想――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寻求解放。梁启超办报的目的就是“立言报国”,在主持《时务报》、《清议报》及《新民丛报》时,鉴于国内不同时期的形势,他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及改良思想的文章,呼吁人们改变现状、争取进步与文明,而这也正是当时国人所关注的问题。如《时务报》时期的《变法通议》一文,奏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同时还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还有《清议报》时期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其刊在《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号召国民摆脱奴性,树立独立、自由的思想,养成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的精神,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思想,对当时以及其后的年轻人都有着极大影响。
正因“梁体”繁盛时期的文章能适应当时中国发展的大形势,所以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使其有了那么繁盛的一个时期。
“梁体”的式微
“梁体”式微情势。1903年2月,梁启超赴美游历,考察了当地的唐人街。在考察中他听说当地帮派林立,纷争不断,有时华侨间竟会相互殴斗残杀。这使他震动很大,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共和制国家,华侨尚且如此,那么“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搞起革命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的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
当年12月,梁启超考察回到横滨后,其刊登在《新民丛报》的言论便为之“大变”,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文章。他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这便遭到革命派的竭力反对,1905年11月革命派在东京创办《民报》,随即对梁启超下了战书,开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结果《新民丛报》在论战中惨败,于1907年11月20日出至第96期后自动停刊,“梁体”也自此走向式微。
“梁体”式微原因。思想内容上渐趋落伍。这是“梁体”式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梁启超的报刊政论文章主要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及改良的思想而写,这种思想在最初切合了当时的时代形势,但是当变法失败后梁固守改良立宪的思想,则反映出其阶级和思想的局限性,所以有人说其“文章中一贯的爱国思想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反帝思想”,适应不了时展的潮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便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这样下去,也就没有繁荣的市场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后期(1904年后)文章中的思想缺陷,束缚了“梁体”的发展,所以在与《民报》论战时,梁启超便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为清廷及皇帝辩护的种种论点都显得论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
语言形式上的不足。“梁体”语言虽平易畅达,形式自由,但还只是半文半白,与真正的白话文还有一定的距离。有时为了营造行文上的情感气势,用语略显夸张累赘,而有些话又显得有些极端,下面是他《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为提高小说地位而说的一段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所谓优点也蕴涵着缺点。所以有人说“由于纵笔所至不检束以致有失严谨、结构松散;因为过分强调情感以致情胜于理,理随情移,以至顾此失彼,前后矛盾”。
人力上的不支。《新民丛报》在与《民报》论战时,《民报》一方由孙中山坐镇,参与论战的有20多个年轻人;而《新民丛报》一方应战者只有梁启超一人,尽管他是驰骋文坛的老将,但毕竟势单力薄,难以为继,交战几个回合后他就感到招架不住了,在写给蒋观云的信中曾说:“《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④1907年11月《新民丛报》自动停刊,两刊论战也宣告结束,“梁体”也就此趋于式微。
结论
梁启超之“梁体”从创办《时务报》时期(1896年)发轫,到《清议报》时期(1898年底至1902年初)渐趋成熟,再到《新民丛报》(1902年至1904年前)时期发展到高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后渐告式微,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若想挺立潮头,就需紧紧抓住时代的主脉,否则便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能打动读者的好文章,往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所以无论多么好的表现形式,若没有一个好的符合先进生产力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思想内容为支撑,也只是徒具其形而难以最终征服人。
瑕不掩瑜,梁启超之“梁体”因为曾开创了我国报刊史上新的一页,所以其重要地位和价值仍不可抹杀。
注 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②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
④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关键词：马君武 留日 报界活动 政治立场
马君武（1881年～1940年），是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学者、教育家、著作等身的翻译家与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报刊活动家，一生中为《新民丛报》、《民报》、《民立报》、《申报》、《新青年》等著名报刊译介过大量西方先进学说，撰写过大量政论与理论文章，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启蒙学者和宣传家。在他与报业接触的30多年的生涯中，1901年~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他媒介作品最为丰硕的时期之一，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也完成了由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向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转变，1903年以前，马君武是梁启超麾下一名宣传其“新民学说”的得力干将，而在1903年8月之后，他与维新派断绝了关系，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这一次是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政治转变，此次转变引发了不少马君武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对马君武留日期间的这次重大政治立场转变问题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马君武先生留日期间的办报工作及与梁启超的关系来寻找其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
从结识康梁到加盟《新民丛报》
不少研究者，特别是台湾的学者，在写作有关马君武的传记和论文时，对马君武在加入同盟会之前的政治立场颇为避讳，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马君武曾经是一个维新派人士，而多用“与梁启超的关系甚为良善”等简单的语言来交代他与康梁的关系。其实，从马君武1903年以前与康梁的关系不难看出，马君武作为维新派分子的身份是相当明确的。
与维新派的渊源。马君武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一个小幕僚家庭，少年时期接受到的都是传统的儒学教育。①1894年底和1897年，康有为先后两次到广西讲学，提倡变法维新，并在1897年与当时的广西名流岑春煊、唐景崧成立“圣学会”，设立广仁学堂，创办《广仁报》，传播新学。当时马君武因为年少未入康门，但在康有为的弟子龙泽厚等人的指导下研习了不少维新书籍，从此知道了新学、旧学之别。可以说，是康有为带入广西的维新信息，让马君武得到了现代科学启蒙。
在“”之后，康梁流亡海外，光绪皇帝被幽禁。1900年康有为号召“勤王”，年方19岁的马君武专门远赴新加坡拜见康有为，持弟子礼，毅然接受了康有为八桂起事的重托，策应唐才常武汉举义。从新加坡拜师到策应勤王之役这两件事上看，青年时期的马君武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康梁的维新主张，而且在组织上也加入了维新派的革命阵营。在唐才常起义失败之后，马君武赴广州和上海两地学习英语与法语。在沪、穗求学期间，马君武将其早年诗作托人转送到改良派海外的机关报《清议报》上发表。在这些诗作中，马君武非常明确地表露出对康梁保皇改制、变法图强号召的遵从：“书生誓树勤王志，铁屋瀛台救圣躬。”（《感怀》）及对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敬仰：“少年中国公所造，末人千劫我何存。”[《寄呈任公先生三首(用先生赠星洲寓公韵)录一》]。另外，马君武在赴日之前，当时革命派的人士同样称其为“康氏万木草堂弟子”②，将其划入改良派的阵营。应该说，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康梁的影响已经促成了马君武从一个受传统儒学影响的年轻学子向维新党人的转变。
加盟《新民丛报》。1901年冬，马君武得到友人资助赴日留学，最早来到的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共同创建的横滨大同学校。马君武先生的报业宣传活动也是在这里正式开始的，有学者认为，马加盟康梁的宣传团体，是由于生活所迫，卖文为生③，诚然，在他的自述中也曾写道：“初至日本时，颇困顿，辄作文投诸报馆，以谋自给。”④但加盟《新民丛报》的原因估计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这样简单。当时初到日本的马君武，身处举目无亲的异邦，囊中羞涩，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门人关系或同乡关系寻求帮助。当时广西的留日学生并不多，而他敬仰多时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在横滨，作为康门弟子的马君武，设法与梁启超取得联系并得到他的帮助可能是当时最可靠的选择。而此时的梁启超正在筹办《新民丛报》，希望通过宣传他的新民学说来使中国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马君武在初到日本时，是相当赞同“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的，这与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改造运动思想无疑是相合的。从1901年至1902年，马君武几乎所有新闻作品都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而且文章与梁启超的办报方针是非常契合的。究其动机，与其说是马君武在困顿中卖文为生，不如说是马君武作为青年学子在海外追求理想的道路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方向和组织依靠。
从梁启超方面来说，他当时刚刚将《新民丛报》创办起来，正急需寻找通晓外语、对介绍资产阶级学说富有热情的同道助其完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工作。马君武在留日前就拥有较好的英语和法语基础，中文功底更是扎实，特别是那“光阴是惜，日必千字”的写作热情让梁启超颇为欣喜。很快，马君武就被聘为《新民丛报》的主笔、编辑。1902年11月，梁启超的另一份著名杂志《新小说》出版，马君武也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就这样，本来就是康门弟子的马君武完全投入到了本集团的宣传工作中。
加入改良派宣传阵营的马君武，不但在政治主张上与梁启超的“新民说”意气相投，就连政论和译著的文风也受到梁的“新民文体”的影响。通过对马氏早年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君武的文章也喜欢铺陈、排比，注重文章的气势与感染力。
1903年初，梁启超赴美洲游历，将《新民丛报》交由蒋智由和马君武等人编辑。在此之前，《新民丛报》的重要论说和译介文章基本由梁启超操刀完成。在梁启超离日后不久，《新民丛报》就发生了严重的稿荒，这也曾经让梁启超非常忧虑，在给蒋智由的信中他提到“客中既无寸暇，《丛报》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将倒塌，忘公必垂怜，有以拯之，无任以盼”⑤。梁启超的离开，《新民丛报》的编撰重任也就交到了蒋智由和马君武等报社骨干肩上，让他们获得了施展才华的空间。1903年的前半年，是马君武在留日期间报刊作品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1903年3月至8月间，几乎在《新民丛报》的每一期杂志上都能在显著位置看到他的论说与译介西方学说的文章，应该说，在《新民丛报》陷入“危难”之时，马君武与蒋智由等人挑起了大梁。
马君武对康梁宣传方针的阐释与突破
在梁启超赴美游历归来之前，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们与革命派并非老死不相往来，相反，梁启超曾不顾康有为的反对，与孙中山交往甚密，在1903年之前，梁在日本的舆论宣传与革命派并无冲突。而且在《新民丛报》创办初期（1902年～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以《新民丛报》作为阵地，宣传西方的政治学说，批评封建专制，鼓吹民权，甚至鼓吹独立自由与破坏革命，其激烈的言论让他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新民丛报》的发行量也因此从最初的2000份迅速上升到近万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马君武在留日期间，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西方先进学说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将大量有关介绍西方进化论、民约论、自由原理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的译稿和论说发表在《新民丛报》和没有明确派别区分的留日学生刊物上，其中的不少文章都是同时期介绍西方学说的经典作品，为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04年之前，马君武所发表的文章基本围绕以下几个主题进行：
对梁启超“造新民”的阐释。在清末，一批知识精英已经意识到我国的国民素质对国家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并自觉地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工作。在20世纪初，梁启超无疑是这次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就是要塑造自立于20世纪的“新民”。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他指明“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那篇重要长文《新民说》中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强调“新国民”必须摆脱封建奴性，树立资产阶级自由、独立、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号召国民养成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的新精神。《新民说》不仅是《新民丛报》早期的指导性文章，也是知识精英们反封建启蒙宣传的纲领性宣言。
至于“造新民”的途径，梁启超希望通过“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手段来完成。梁所指的“德育”，就是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而梁启超说的“智育”，就是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需要从西方寻找理论武器，向人们鼓吹一整套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⑦，以培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素质。
在早期的报业活动中，马君武对道德革命的主张是赞同的，认为“欲改革中国，必自改革中国之道德始”⑧。在1902年～1903年里，马君武的大部分论说和译介文章都涉及了关于国民道德改造的论述。特别是那篇《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的论说，较为集中地表达了马君武对于道德改革以迎接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观点。在马君武看来，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都经历过了“改天换地”的道德变革，而中国依然抱残守缺，只重“私德”而无“公德”，这是国民性颓落的原因。旧道德已对国家近代化、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的阻碍，如果国民没有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没有办法争取国家独立、保障自身权利和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的。
大力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马君武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最主要的学者之一，早在马君武之前，严复等学者已经将《天演论》译介至中国，康有为更是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点附会到了他主张的“公羊三世”的变易观之中，宣传“穷则变，变则通”，为变法图强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康、严利用进化论阐释自己主张的时候，都犯了一个庸俗进化论的错误，他们只强调了进化论的“渐变”，而忽视了进化论中由世代积累的“渐变”引起的“突变”过程；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开通民智、拥护变法的思想武器，而不提在制度的竞争中，新的制度终会在革命中代替旧制度，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规律。马君武留日期间翻译和介绍了大量西方进化论的文章，如《新派生物学(即天演学)家小史》、《原人》、《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等，在有关进化论的著述中，他虽然也强调中国只有不断地学习世界上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地改良社会、完善道德、追求知识和物质富足，才能在民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是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学说来解释达尔文主义关系的中国学者。他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⑨，只有社会主义的“合大群谋公利……道德与智识进步之大力”，才能解决包括人口增长在内的各种天灾人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达尔文所谓适于天择之最宜者Fittest，将于是焉在。”⑩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马君武，对新制度的展望，已不是选择“保皇”还是“共和”的资本主义道路之争，而已跳跃到了号召进入社会主义。虽然当时的马君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颇为肤浅片面，但在百年前的中国有此思想已实属难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与改良派断绝关系之前，马君武的办报工作总体上是对梁启超的舆论宣传方针进行配合与阐释，但同时，在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译介的过程中，西方的自由、共和、民主思想逐渐地植入这位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头脑之中，其政治理想与改良派特别是康有为的保皇改制、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马君武与梁启超的决裂
马君武政治立场的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1903年是他政治立场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究其原因，主要有梁启超思想的倒退、孙中山对其的影响和与梁启超的个人关系的交恶等几个方面。
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导致马、梁二人思想方面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1903年时的思想发生了倒退。1903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高歌猛进的一年，恰恰在这一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新民丛报》的宣传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梁启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宣传，转回到保守、渐进的立场。梁启超先前倡导共和，倡导排满革命的论调受到了康有为和黄遵宪等人的反对，他们以各种手段压制他改变思想。在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徘徊了许久之后，梁启超逐渐地选择了屈从，言论的格调也越走越低。
另外，梁启超在北美的游历，也使他产生了中国“民智未开”、国民“品格低下”与美国国民差距过大的印象，认为中国不能走共和道路，必须经过君主立宪这样一个改良的过渡期。在1903年冬梁启超从美洲返回日本之后，政治态度和言论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在《新民丛报》上很快发表多篇文章，公开表明“与共和长别”，从此，言论格调越来越低下，开始主张“保皇”和“开明专制”。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情势下，这个时候的马君武，经过大量的阅读和翻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革命学说，早已将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理想，同时，通过报刊工作，他在社会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威望和影响力，已不再是当年跟随康梁亦步亦趋的年轻学生，再让他跟着康梁退回到立宪、维新的老路上去，显然已经不再可能。
认识孙中山。马君武在到达日本没多久就与孙中山相识。在20世纪头两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观点并未有太多分歧，这让刚到日本的马君武认为康梁与孙中山都是旨在改革、旨在救国。后来在与革命派人士秦力山、冯自由、章炳麟的结交中，马君武渐渐对孙中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孙中山也渐渐意识到革命宣传的重要性，在苦于没有宣传人才的时候，在留日学生中声名鹊起的马君武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多次交往中，孙中山除了向马君武讲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外，还不忘为他解决住房等各种生活问题，这让马君武非常感激。另外，在交往中，马君武也深深为孙中山的“勤于求知”、“知人善任”、“富于理想”等精神气质所折服，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
1902年之后，马君武与留日学生多次参加了革命排满活动，当时的梁启超曾有与革命派合作之意，但又担心贾祸而不愿参加，马君武也因此与梁启超出现了分歧，1903年初，孙中山在横滨约见了马君武，马君武“往谒之，披沥所见，深蒙器许。退而与人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可见，随着与孙中山交往的加深，马君武渐渐萌发了退出保皇阵营的想法。
“羽衣女士”事件。除思想的转变之外，“羽衣女士事件”成了马君武与梁启超二人决裂的导火索。先前研究者对“羽衣女士事件”是如此描述的：1903年初，梁启超托名“羽衣女士”《新小说》连载了著名的长文《东欧女豪杰》，马君武看到此文后，“因羡其文而羡其人”，在梁启超的怂恿之下，马君武与这个子虚乌有的“羽衣女士”通信、和诗，后真相披露，在留学生中一时传为笑谈，这让马君武愤然与梁启超断交。???这段描述基本符合史实，但笔者在此事细节上尚有一些不同意见：第一，《东欧女豪杰》的作者不应是梁启超，而是维新派人士罗普???。第二，马君武对“羽衣女士”不应是“见其文而慕其人”，而应该是误将“她”当成了自己爱恋多时的好友――广州慈善医生、革命者张竹君女士。张竹君为番禺人，早年留美学医，后定居广州悬壶济世，办学校、开医院，在广州很有影响。马君武赴日前在广州学习法语的时候，曾与张女士接触，对其才学人品相当钦佩，曾经对她展开过热烈的追求???。到日本后，还专门写作了《女士张竹君传》，发表于《新民丛报》之上，字里行间对她的钦慕之情溢于言表。而张竹君有一别号就叫做“羽衣女士”???。这让马君武见到报上《东欧女豪杰》的作者署名后颇为兴奋，加上梁启超的怂恿，欣然和诗相对（后来该诗发表于《女子世界》第4期之上）。当马君武知道真相后，羞愤难当，与梁启超的关系急转直下。在1903年8月《新民丛报》上连载完他的长文《弥勒约翰之学说》之后，不再向该报供稿，与改良派的关系也随之冷淡下来。
由此看来，马君武与梁启超的思想在“一进一退”对比之间，分歧渐渐拉大，这让马君武产生了“虽与梁启超同社，而志趣绝异”???之感。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派人士的双重影响下，马君武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改变，越来越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共和学说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加上“羽衣女士”事件的触发，这个当年康梁的追随者终于与康梁分道扬镳，踏上了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
注 释：
①马君武：《一个苦学生的自述》，载于秦道坚编撰：《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34~46页。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③邵铭煌：《马君武追随国父革命纪略》，载于秦道坚编撰：《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50页。
④马君武：《马君武诗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⑤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⑥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
⑦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1页。
⑧马君武：《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12日。
⑨⑩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2月16日。
??????莫世祥：《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第4页。
???居正：《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碑铭》。
???见于必昌：《东欧女豪杰作者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见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0页。
???马君武先生纪念册编撰委员会：《马君武先生纪念册》(出版地与出版时间不详)，第40页。
图书馆实践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且以珍本、类书居多。1929年梁启超逝世，“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侯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遵照他的遗嘱，这批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并编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目录》。据此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片赤诚。梁生前，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学术论著。而且亲自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1916年，为了纪念蔡锷并弘扬他对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1920年，他游欧返国后，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建立了图书俱乐部。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以上海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又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以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梁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图书馆业光大与发展的发端与奠基。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4月，梁又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粱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以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图书馆人才。同年年底，梁启超又被聘为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决定办一所北京图书馆，梁仍出任馆长。梁启超一身而兼三个馆长，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尽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后的时间里，他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同时对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不办或少办群众性的图书馆，因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能利用图书馆的人不多，况且资金也很缺乏。作为图书馆，其基本要素是“读者”和“读物”。粱启超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认为：就读者方面说，只能是少数对学术研究有兴味的人去利用，“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智识科学问题研究”，“人数极少”。即使有人攻击他是“贵族式”的，但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其次，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虽明知很少有人能读，更少人喜欢读。但希望由此可以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来。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和业务能手，增强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就业务来说，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个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
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划分。梁启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作为一个图书馆，其基本要素就是“读者”和“读物”两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梁启超提出了就读者方面，只是供少数对于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利用，他认为过渡时期只能如此。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重在文献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梁启超关于两类图书馆划分的思想对1926年同立京师图书馆剥离通俗图书馆的任务方面起到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
中国图书分类法与编目。就图书馆业务来讲，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分类一要科学，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三是对跨类的图书要采用“互见”和“载篇别出”的方法。粱启超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要与科学和图书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弥补了中国传统“四分法”不能统一地按照科学门类立其纲目，不能按书籍的内容对象归其类别，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一)学1.算学；2.重学；3.电学；4.化学：5.声学：6.光学；7.汽学；8.天学；9.地学；10.全体学；11.动植物学；12.医学；13.图学。(二)政1.史志；2.官制；3.学制；4.法律；5.农政；6.矿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三)教(虚设，不收书)。(四)杂1.游记：2.报章；3.格致总；4.西人议论之书：5.无可归类之书。梁启超注意到图书分类和科学分类的关系，除宗教类不收书外，他把当时译出的西方书籍分为学、政、杂三大类，可以从中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梁启超还自创中国的十进分类法，他认为中国图书馆界不应该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来类分中国图书，以免“削趾适履之弊”。他提出了“十进”分类，把图书分为总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语言、产业、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十大类，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四分法”，反映了当时科学分类的最高水平。
目录学思想。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梁启超目录学的特点：(1)主张“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明确把推荐好书、指导阅读作为目录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编制书目的实践中，梁启超通过题解和在书目中附读书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推荐书目的编制方法。(2)革新分类法，系统考察古、近代书目的分类，自己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并且创制出新的分类体系。(3)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目录对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采遗逸”、“设立存目”、“令读者毋惑”，另一方面，反对“爱古薄今”，主张目录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4)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及目录家目录学对目录学性质作用的基本观点，将它们进行综合和系统化，提出较全面的见解，即认为目录与目录学是查考各时代著述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藏书史和进行读书治学的重要工具。(5)利用目录学宣传“新学”。主张目录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对目录学的作用和任
务做了新的界定。(6)对我国目录学史和专科目录学(佛经目录)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起到承前肩后的作用。
图书的真伪与考订。图书的真伪与考订，是罔书馆学研究的一门高深的学问，梁启超对此极为重视，专门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论证。梁启超认为，伪书不辨，遗祸无尽，做学问更加荒诞。中国人又好古成性。伪造古籍成了一种通病。所以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伪书出现的原因很多，梁认为要有三点：一是史实方面。由于历史变迁的混乱状态，州门往往难以认识：社会背景的模糊，使后代难以决断；历史事实的是非颠倒以及道义上的相互对立而使历史受到歪曲，都为伪书的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是思想方面。一些学者写的书，由于各代的思想脉络把握不透，经常张冠李戴。使伪书有可乘之机。还有不明白中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前后颠倒，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还有一些大学问家本身思想主张就白相矛盾，不能一以贯之。后代研究者又不去详细比较，系统研究，结果是越来越矛盾，以致无法求庐山真面。三是文字记述方面。在史学和文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冒牌货，其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伪，伪书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伪劣产品。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似，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至于中国伪书的种类，梁启超将其分为十种：一是全部伪：二是部分伪：三是本无其书而生造的伪：四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五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六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七是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八是盗窃割裂回书而伪：九是伪后出伪；十是伪中益伪
摘要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界、文学界、法学界、史学界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成为众多学术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一年多，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欧洲之行，既让他游观了欧洲景色，更使他心灵深处酝酿着一场“绝大的革命”。本文试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欧游对梁启超思想观念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 欧洲游历 西方观 衍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政治风云人物，堪称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及思想舞台上的双栖明星。其中，1918年底至1920年1月，梁启超在欧洲旅游一年多，除了给他自身带来了旅游活动的真切体验外，更让他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了直接的接触，对其思想震动很大。诚如，1919年6月，他在英国写信给国内的弟弟梁启勋：
“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
一 梁启超的欧游经历与见闻
1917年底，以梁启超为首的北洋政府研究系内阁，随着段祺瑞的辞职而垮台。梁启超最终结束宦海生涯，重返学坛。1918年底，梁启超与研究系名流7人以个人身份，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游历。此次欧洲游历，梁启超不仅学习考察了西方文明，而且遍游了西方各国的主要风景名胜，详细记述、评说、描绘和介绍了旅游行程、景点、旅游业等。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欧洲游览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目睹战后欧洲的惨淡凄凉境况
梁启超到处目睹欧洲各国经历世界大战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欧洲人口死伤达3千万，法国失去壮丁近半数，到处满目疮痍。粮食及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晚上连电灯照明都难以保证，进入冬季连取暖用煤都没有。梁启超描述当时抵达巴黎后的境况：“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糖为稀世之珍，吾侪日进苦茗耳，煤极缺，室中苦寒。”不禁感慨到：“战后尚尔，战时可想，乃知吾侪在东方，盖日日暴殄天物也”。
2 遍游欧洲各国，饱览风景名胜
欧游期间，梁启超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闲暇之余，梁启超不仅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还饱览了各国著名的风景名胜，详细记述、介绍和描绘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在瑞士时，他用优美的文字描写了观日出之美景：
“九月五日晨五时披衣起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化无联，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燃，次则大金轮捧出矣。倒射诸雪峰，雪尖绀红，其下深碧，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
3 社交活动频繁，交流学术，发表演讲
欧游期间，梁启超列席英国国会下院旁听，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巴黎和会上，梁启超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活跃在和会内外，为中国外交进行舆论鼓吹，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多次出席了英国皇家及社会政要、民间团体为其举行的宴会、茶会，与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等交流学术，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并发表了“中国国民特性”、“中国关税问题”、“中国之文艺复兴”等系列演讲。
二 欧游对梁启超西方观衍变的重大影响
梁启超的欧洲游历活动对其西方观衍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新看待中西文化，提出“中西化合说”
欧游后，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更是以一种世界人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他提出了“中西化合说”，认定西方文化是以科学为主轴的物质文化，而东方文化则以自由意志为主体的精神文化。梁启超说：
“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梁启超主张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这与他在1902年提出的“中西结婚说”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是前者内容深化了，有了中西交流的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二是前者具有了以自己文化为本位的交流思想，即主张把西方文化当作一种催化剂，来促进中国自身文化的化合；后者只是笼统的说到要进行两种文化交流；三是前者不仅反映了梁启超的文化自信，而且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的文化主张，这是梁启超在欧游前不可能有的。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批判、离异转向回归
欧游期间，梁启超在巴黎曾会见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蒲陀罗告诉梁启超说：
“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
西方人如此看重中国文化，着实让梁启超震动。从戊戌到辛亥时期的几十年间，他虽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但从来都是以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一向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至于用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更没有想过。欧洲社会的倒退以及这些思想家的新追究，焕发了梁启超去重新挖掘中国文化新价值的热情。他多次与欧美的思想家讨论孔子、老子、墨子的学说，经常在讲演中阐述儒家的理论，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坚信“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将走向世界的眼光重新放置在传统文化上。归国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更加看重，对振兴中国文化、光大中国文明以补救西方文明充满了信心。但他并不是盲目地肯定传统文化，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主张把西方文化当作一种催化剂，来催生中国新文化的化合，实现“心物调和”，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欧洲之行，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不仅回归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超越了传统，始终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前提的。
3 对西方文明由崇拜转向反思
面对“一战”后欧洲的断壁残垣，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已不复是“维新变法”时期的一味称好了。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他首先反思了科学万能之梦。在《欧游心影录》的《科学万能之梦》一文中，梁启超大胆地提出“科学万能论破产了”：一方面，科学日日昌明之后，不仅冲击了宗教的世界观，而且连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冲得一塌糊涂，使人们多少丢失了善恶的责任感，引起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严重冲突；另一方面，科学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宗教，企图为世界定下一个万世不移的标准，将人的内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缺少意志自由。在他看来，“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过信科学万能”，是一大失误。梁启超认为，此次大战和科学世界观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无干系。大战以后，欧洲人对先前过分相信“科学万能”感到幻灭，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
欧游之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梁启超膜拜西方文化的完美梦想，但他对于西方文化的前途，并不悲观，仍然强调西方文化依旧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仍有进步性和可取之处。他认为经过大战的创痛，西方人定会设法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4 提出推行宪政的新想法，探索中国富强的新出路
梁启超考察欧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如何才能富强的大学问。当时，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欧洲文明进步的基础在于民众的觉悟和能力，故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强盛，就必须学习欧洲文明的长处，提高中国人的自觉。
（1）提出“爱国”应与“世界眼光”紧密相连
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社会弊病丛生，矛盾错综复杂，梁启超认为国人应该知晓世界局势，学习别人长处，赶上世界潮流。呼吁从西方文明曾经遇到巨大挫折、经受了考验、取得辉煌成功的历史，得到启示和借鉴，鼓舞中国民众在种种困难面前应该鼓起百倍勇气去争取光明前途，以期对人类全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2）强调培养法治精神、发展个性
继《新民说》之后，梁启超认为中国若不改变缺少团体意识的劣根性，必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立足，主张借鉴、学习欧美人的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由市自治会、乡自治会这样的地方自治，来培养管理国家的兴趣和责任心。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湮没了古代注重个人的精神，社会用一个模子，从而造成社会沉滞，人民愚昧，国家衰弱。所以，他强调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
“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思想解放的路只有通过自由批评才能开出，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可见，梁启超倡导“发展个性”和“自由批评”正是抓住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本质精神。
（3）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观
在一年的游历中，梁启超考察了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接触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士，对风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仔细研究，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观。一方面，他认识到从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另一方面，他认为“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走实业救国的改良道路。其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不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究竟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梁启超认为应该发展民族资本，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其方法为“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对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果”，目的是“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并“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虽作始数年间，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很显然，其目的在于发展民族资本，抵御外国经济侵略。梁启超企图通过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只是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 陈其泰：《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3] 李喜：《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4] 郑大华、哈艳：《论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及其疏离――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分析》，《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
[5] 郭汉民：《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今山西大学的始创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中文翻译出版了麦恩西《十九世纪史》一书。除了宣传西方的科学成就，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在最近60年蒙受外国战争、赔款和反复侮辱的原因?
这个问题正是康、梁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100年来试图寻找的关键。既然现实的世界中，“上帝正在通过铁路、轮船和无线电削弱各个民族间的防御，以便大家作为一个家庭的兄弟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中国如何成为具有此身份的一员是问题的关键。
梁启超与西方的第一次间接接触是拜康有为为师，与西方的直接接触伊始则是给李提摩太当中文秘书。从康有为的“公平三世”说中，梁启超提炼出科学、民主、繁荣与和平的思想。此时的他关心中国文化的声誉是否会被那充满力量和朝气的西学打翻在地。
他担心如果自己在宣扬从社会走向国家的道路中，一旦失去了他所谓中国人最缺乏的爱国主义――过去中国人有的不过是忠君的思想――中国人将失去自我，忘却自己国家的价值。他描绘说，那时有德行的人为谋求生存而成为外国人的雇员，堕落的人为了颠覆自己的国家进一步成为民族的叛逆……这一切不啻是一则令人震惊的预言。
一个民族只有不失去自己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确实是来源于这个民族的历史时，她才可以独立于世。所以在西学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初极为看重的，是必须行动起来，保护中国的民族特点。否则当一个民族的特点被清除时，这个民族也就死亡了。
这是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的共同之处。他们意识到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以证实中国的衰败不过是没有坚持孔夫子的正道而走上被人篡改的邪路。这正是康、梁试图依靠皇帝进行改革的根本动因。他们宁可谴责国家的腐败，却不谴责导致这一腐败产生的独裁制度。这并非是一种传统的奴性，而是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国家在精神信仰上的崩溃。
然而在日本的游历和学习终于让他开始意识到这其中难以解决的悖论。他和老师康有为看来完全可以实施的、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竟然依旧被实质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看来，依据国际政治实例，效仿西学变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过去落后的日本和被欧洲鄙夷的俄罗斯在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改革下迅速成为世界强权。相反那些具有光辉历史文化的古老国度，中欧的波兰、亚洲的印度，早已成为列强蚕食的肉糜。
一位目睹了过程的人曾经记载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看到的非理性和几乎是儿戏。“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固然愚蠢，但对于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统治阶层而言，最大的威胁乃是汉人，康、梁的君主立宪梦想根本就是一厢情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以悲惨的毁灭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中国统治阶层看来，历来未有攻克首都而不改朝换代者。此时西方列强3次攻占北京，却只要赔款不要政权。
八国联军侵华时梁启超虽然不在中国，他却意识到，西方列强不是历史上袭扰中原的匈奴、突厥、女真，也不是彻底征服汉人的蒙古和满洲，它是一个不可能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强大对手。
自秦汉以降，数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君民博弈的历史。统治者的驾驭之道，无非“镇压”与“愚民”。对历代中国独裁政权而言，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民众而非海外。
在梁启超看来，“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国家危亡之际，满清竟然仍惧汉人以变法得政权，更听信俄国人的谗言，认为变法后的中国必无满人天下，这无非是宁信洋人不信家奴的实证。而清廷的洋务运动看似要着力抗御外侮，其实却“专以屠戮国人为能事”。
继承《孟子》民本思想的梁启超(他否定的是《苟子》一脉)自然认为：“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从日本展开来的视野和进步，让梁启超意识到一个无能无德的政府若不改变，国家绝难转危为安。
“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而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祓除之。”这魔鬼在此时旅日的粱启超看来，就是清廷。
梁启超曾经谈到一件事。某国公使说，醇亲王曾经对自己表示，中国军队只是为了“防家贼”而“非为御外侮”。由此观之，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岂止是一介妇人的褊狭，完全是整个清政权数百年来全部心事。刚毅说的更加裸：“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与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
对“家奴”的百般提防，如何能让这些从不乏爱国情怀、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为国效命的机会?康有为考秀才3次失败，考举人6次不中，历经18年。梁启超虽然17岁之年就已考中举人，但和他的老师一样，不但缺乏在仕途上升迁的任何机会，且直到清覆灭都为清廷所通缉。
梁启超此时对于君权的仰赖转变为怀疑和否定，也开始让他和康有为产生裂痕。对于梁启超开始提倡的“革命”、“排满”论，康有为深不为然，屡次责备。然而梁启超已经清晰地在自己的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借用主人公李去病的一段话表明了自己关于政权与国家，统治者与人们之间的新看法：“我也不是一定和什么一姓的人做对头，只是据政治学的公理，这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的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的。但凡人类的天性，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人的利益为后，所以若是在少数人，一定是少数的有利，多数的有害；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
为此梁启超办了他在日本的第一份报纸《清议报》，抨击清廷的腐败、昏庸、卖国和独裁。“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他同时也认识到，即便某日归政皇帝，而“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不能行其志也”。
至此，在梁启超看来，“排满革命”才是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与康有为的矛盾
1899年12月19日，从横滨出发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启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此时在日本以东，世界上最有朝气的国家也吸引着他。在夏威夷保皇会的邀请下，粱启超前往访问美国。美国新闻界洞悉梁启超来访的目的。报纸用煽动性的句子描绘海外华人的期待。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
“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热情。”
虽然这次夏威夷之行因为岛上的疫病一度受阻，但此后经几个月岛上的旅行回到日本后，梁启超开始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多年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公车上书”运动：“中国之‘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从实质上看，他所谓的群众，不过是这个国家总人数极少的文人儒生。绝大多数还是被排除在帝国统治阶层之外的失意者。政治运动的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而非西方概念中群众性运动的自下而上。
缺乏群众基础是中国难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关键，梁启超后来认为，要为此做点什么，最重要的是开民智，培养具备现代国家资格的新国民。
如此，制度之争已经不再是他认为的根本原因。《清议报》停刊后，他继续开办《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他的“新民说”。所谓“维新”不过百日，实在是群众力量缺失。于是梁启超坚定地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思想分歧其实早有端倪，但他日后认为，因为自己的软弱，延迟了师徒矛盾的公开。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时，“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的思想就已经和康有为产生分歧。他甚至公开向康有为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从黄遵宪对他的劝诫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他的自觉和自省。因为在此之前，梁启超一直信服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说。黄遵宪曾以西方近200年历史劝他，那些200年前天主教盛极一时的国家，今天早已在政治中极力抑制宗教的干预。1903年之前，梁启超的思想一度类似孙文的“革命派”。他通过《新民丛报》讲革命，谈破坏，赞斗争。然而最终让他弃绝“尊孔保教”说，甚至弃绝革命，则是在1903年10月从北美游历返回日本之后。
北美之行：一生思想的转折点
1899年冬，美洲保皇会刚刚成立时，曾电邀梁启超前往美国。但梁启超此行最终止步于夏威夷，后因为国内起义之事返回。在此后经历了南洋和澳大利亚的旅行后，梁启超重返日本居住两年，最终于1903年2月开始了北美之行。
从加拿大温哥华登岸，梁启超的旅行经由加拿大法语区的蒙特利尔，转向世界最大都市纽约。此后在美国十几个城市、长达数月的游历，让他更多关注美国的政治生活。
在温哥华，当地中国维新会已经建立。温哥华百分之六七十的当地华人都已入会，每3年开大会一次。有权投票的维新会会员有6000多人，但投票数量不过上千人。维新会甚至耗资在城内建立会所，效法立宪国家的选举法共推机构人员。梁启超写道，选举期间，加拿大3个主要城市同时开票，相互用电报报告票数的多寡。而在竞选期内，各候补者四处游说，与美加等国的选举几乎别无二致。他指出，中国以后若书写政党历史，美加的中国维新会应该是起点。
此次美国之行的结果便是《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在书中的描写，显示出一颗如同少年般求知和激动心。他写道，从内地到香港，眼界为之一变，对照出内地的孤陋；抵达日本，眼界又为之一变，香港、上海又显得不如；到了太平洋对岸，眼界又为之一变，日本也不足道，当横贯北美抵达美国东海岸，西海岸的繁华又显逊色。
当抵达美国的心脏纽约时，中西文明的对比和反思似乎达到极点。梁启超写道：“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余，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余万……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率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在游历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中美两国政权之对比，令梁启超大为叹服。北京最壮丽的建筑显然是皇权之象征紫禁城，而华盛顿的政府建筑，最宏敞者为国会。其次为兵营、邮局，而大总统居住办公的官邸白宫，不过是一栋简陋的两层小楼。
在纽约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梁启超看到于城市中央竟然有面积惊人的中央公园。这个世界上公园面积最大的城市放弃如此昂贵的土地作为公用，让梁启超感叹，如果以中国人看来，肯定认为是暴殄天物，浪费土地。否则改为市场以出售土地，将得到“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入”。然而公园给市民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是在中国所从未体验过的。此次美国之行更难得的体验，还包括与美国当代精英的接触。
梁启超的美国之行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与J．P．摩根这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见面。虽然闲谈不过3分钟，但梁启超从多方的了解中，将这位20世纪初期的商界传奇人物描绘为“实业拿破仑”。摩根临别的一句赠言让梁启超颇为认同。这倒正好暗合了他离开北美返回日本后对此前激进政治态度的转变。
万事须未雨绸缪，成败决定于着手之前。这是摩根对他的赠言。美国之行不仅仅是对壮丽和文明的领略，在对社会细微的观察中，梁启超却认为，未来中国政体如何选择，需要依据自身土壤，慎之又慎。
重回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制
“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在结束了美国之行后，返回日本的梁启超，竟然对一度寄予希望的民主体制进行了彻底否定。准确地说，梁启超此时否定的不是共和体制本身，而是否定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实践。
纽约壮丽的高楼和公园不足以效仿吗?梁启超却认为：“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
在梁启超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总体是弊大于利。对于美国各大政党操纵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他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选举制。梁启超认为，美国选举制产生的总统竞选，是以“党派之私见为之”，而不顾国家百年大计。美国频繁的选举在他看来让官场成了拍卖场。官员任期太短，难以真心履行职责。更重要的是，美国过于繁多的选举，让多数缺乏政治经验的市民无力分别候选人的才干，难以选出有智慧的领导人。在梁启超看来，一个旨在寻求公众喝彩而不是谋求解决真正问题的民主制度未必就比开明的君主立宪制度更加优越。
对于在中国实施民主制度的怀疑还来自他对北美华人社会的考察。历经8个月、几十个城市的访问后，梁启超认为若仿效美国政治制度，当时的中国完全缺乏其制度基础，那就是合格的国民。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四大缺陷：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
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所需要的是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有族制能力的族民。因为这些群体性缺点，北美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团结有为的华人社会。反倒是各族之相争、械斗之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华人都激烈。“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
既然在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的共和政体下浸淫多年，华人仍旧不能成为文明之国民，建立起有秩序的华人社会，梁启超认为，国内素质远远不如的国民更没有直接照搬民主政体的可能。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根本不能为民主共和制这株植物提供赖以生根发芽的土壤，若贸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而政治土壤缺失的首要因素，在梁启超看来，是中国人从无现代国家的概念。
从过去认可卢梭到认为其理论存在缺陷，梁启超认为卢梭没有看到社会与国民的根本区别。对于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将传统的“部民”转变为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国民”，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至于平等、自由的诉求则在国家之后。
“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梁启超认为，如果中国强行照搬共和政体，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面临乱亡；不但国民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如果中国实行了共和制，必将如同接纳了美国政体的南美国家一样，在每一届总统任期满后，都会爆发军队和人民的战争，爆发下层和上层、省和省、党派和党派的混战。
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在他看来，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诉求自由、平等、博爱，却以其革命的暴力和嗜血而闻名欧洲，却最终导致革命的恐怖。国民以鲜血浇灌的果实却为封建窃取，沦为专制，虽历经80多年时间，也没有取得美国那样的自由与和平。
或许是想到了在他出生时代才刚刚平息的太平天国运动，梁启超认为，1000年后人们谈到法国革命时也会悲伤颤抖。而若在中国引发革命，最终将导致外国干涉。而在破坏方面，他坚信中国将比欧洲持续更长、破坏力更大的造反。这其中的悲惨，只要想想太平天国和庚子之役就不言而喻。
从另一个方面，欧洲以英国为大成的君主立宪制成为他宣称的理想政体。虽然对欧洲的旅行要等到离开北美后多年，但他已经有充足的例证确信，英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民主国家，英国人民热爱他们的君主。
在这个见解上，他和亚里士多德达成了一致。因为开明君主制正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府类型中最好的一种。而在梁启超看来，彼时的欧洲，除了法国和瑞士，所有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其中只有俄国和土耳其实行独裁。而世界上的10个强国，除了俄国、法国和美国，都是君主立宪国家。
从革命前沿隐退幕后呐喊
梁启超的观点有多大程度上的正确性，时间自会证明一切，盖棺也不急于一时。但他从北美返回后思想的再次变化，对自己的再次自我否定，则被认为是首鼠两端．专事逢迎。
从迎合世俗来看确是如此。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不如从前，然而他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力却可能正好相反。一个研究者分析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才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袖。他对自我的否定，一则是抛弃自我门户之藩篱，一则是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和宽容。
从忠君到排满，从革命到放弃排满，梁启超的思想从今日看，充满了人性宽容的光芒。
与革命派的笔战自然不能简单一概而论，但对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建国方针，梁启超的某些意义，却在今日显示出更宽阔的胸怀和视野。
梁启超对于革命的理解，有褊狭之处，也不无真知灼见。他首先简单地将革命党人的理念称为“复仇主义”，认为如果施行必招亡国之祸。但他也担心革命将导致绝对的军人，这军人专制的历史又果然纵贯民国始终。
但对于孙中山理念中最大的分歧，还在于“驱逐鞑虏”，这正是孙中山认为的革命之首要任务。
梁启超认为，以中国而论，满汉之矛盾无非仅存在于贵族统治阶层和汉人之间。过去封闭的中国早已经不再是仅有华夷“天下”，相较于满汉民族矛盾，列强意图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才是最大的矛盾。
至于满汉等民族关系，梁启超以现代国家而非文化社会的观点思考其问题。他认为，满族既然接受中华文化，便和西方列强完全不同。真正有见识的爱国者绝不会歧视满族人。否则国民相互猜忌，必将出现国家民族分裂的危机。相较于还持单一民族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梁启超则认为“通古斯族是与汉、回、蒙、匈奴、图伯特等族共存的中国范围内的六大种族之一”。显然，从民国建立后的“五族共荣”政策看，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
关键词：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007-02
一、前言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接触到新兴的文学类型――政治小说，“未来记”是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常见的形式，这一形式既满足了梁启超“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①的政治热情，又配合着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②之文学理念，成为其启蒙大众、改良社会的一部工具。
《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明显地受到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回头看》）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在文体上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但内中包涵有其“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③的政治热情，以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形式展现未来的中国发展图景的设想，虽然是未完稿，仍可一窥其时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二、《新中国未来记》之政治思想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连载于一九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年一月的《新小说》（第一期至第三期）杂志上的政治小说，开篇即指出“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公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以六十年后的“新中国”为叙写对象，采用传统之章回体，共连载五个回目。④虽然是未完稿，但在仅有的五回中，梁启超为我们简单勾勒了他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生活制度的想象，小说预言了六十年后“新中国”繁荣雄飞的景象：2062年⑤，值此中国维新成功五十年大祝典之际，诸友邦均遣使前来庆贺，上海大博览会上，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开坛讲授“中国近六十年史”，详述新中国发展所历经的六个时代。小说四个回目的叙述仍停留在第一个时代――预备时代的开端。以黄克强和李去病二人的往复辩驳反映同时代下较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不同政治呼声。
（一）君主立宪制
小说中舌战的两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生同里，少同学，长同游，壮同事”，李去病是黄克强父黄群的得意门生，两人一同游学英国，周游列国，积极寻求政治改革良策改造旧中国。黄克强君考察各国政治制度，钟情于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追求“平和的自由”和“秩序的平等”，主张渐进式改良，在民智未开、民力未充的时候主张藉助专制政体中的圣王与贤臣，“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缓慢推进制度改革，防止革命的流血牺牲，保障民权，让权于民。这种政治体制正是梁启超所追求和提倡的。
在小说第二回中，梁启超借孔觉民之口道出新中国产生之基础――“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党”）的创立，表现出了对为“新中国”奠定基础的“党”的法律运作的支持，他把党看作是建立“新中国”第一要素，“这党为再造中国第一功臣”。党认为立宪乃拯救中国于殖民压迫的不二法门，他们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网罗各路有志之士，包容多种政见，主张三权分立，实行议会民主选举制，拥护国民自由平等之权利，主张先推行地方自治而后扩展至全国，展现了梁启超所设想出的公平温和的国家运作秩序的面貌。
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事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这三件事便算是我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⑥
此段孔觉民博士代梁启超归纳了立宪的前提，即民智开、志士勇、君王明。在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外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人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奴颜婢膝，阿谀外人，出卖国家民族，显然不具备民智开之前提；而议论时势，结党营社的爱国志士不在少数，政见各异，旨归却都是要让人民享有自由平等之权利，摆脱专制统治束缚，其中持激进的革命情愫的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国家的变革过程中牺牲自我以达其目的，这又是梁启超所不乐见的流血的破坏；唯有贤明的君主，利用手中之大权，锐意改革，以专制手段徐开国会，让权与民，此乃变革最文明、最平和之手段，也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无血的破坏”。
这种观念代表了晚清一部分爱国人士“立宪运动”的基本要求，图谋君主将大权让渡给国会，由国会产生内阁政府，由封建的专制统治慢慢转变为有宪的有君主的立体，这是晚清社会的集体想象之一种。
（二）激进的社会革命
舌战的另一主人公李去病在游学中深受法兰西革命的影响，他认为，黄克强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不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能维护少数人的权力，主张专制统治，以仁制暴，施行代表多数人利益行使权力的代议制度。在民智未开的时代，腐败的专制统治、人民的奴颜婢膝、外族入侵压迫三者制约着国家的进化发展，于是，李去病君以澎湃的血性支持“文明者购之于血”的暴力革命，破坏现有的制度，建立起符合国家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想国度。
对于李去病的政治观念，辩驳者黄克强并未一味用讽刺或反对的口吻批驳，反而流露出一种激赏和赞成。两人对于民贼和民智的认识和态度如出一辙，区别只在于建立民主国家的手段，一温和，一激进。
“第三节本党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本会便认为完全宪法。”⑦
黄克强部分认同李去病的观点：黄克强热烈赞颂立宪党，但并不排斥必要时使用暴力手段。其立宪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出于国民公意的国家，为达目的不排除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
在李去病个人，暴力革命的变革态度除了对民贼的不信任和民智未开的现实考虑，还来源于排满的情绪，这就牵涉到民族主义的问题。黄克强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认为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相较于其他异族统治的国家要优越许多，对待异族的态度相对宽容善意，而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李去病看到清政府的窳败自然而然想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满族统治，建立符合大多数汉人利益的新政权。
这种观念代表了晚清另外一部分激进爱国人士的呼声，图谋通过暴力的革命现有的腐朽统治，开辟全新的国家发展路径，先破坏再建立，废除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建立代表最多数人利益的政权。这是晚清社会的集体想象之另一种。
三、结语
《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藉助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来完成他对于国家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制度的言说，以预言的方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这一宏大叙事的想象，浓缩地展示了晚清知识分子宏大而迥异的未来家国想象。
小说中，梁启超并未设置一个统一的政治立场，而是透过黄李二人的辩驳与讲演者孔觉民的评论、插播、实时点评等再现了晚清社会中的不同声浪。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正是对国家未来的一种想象性的建构，是晚清众多知识分子对未来国家的一种集体性想象的投影，在这一投影中，君主立宪和激进革命之间并不存在高下较量，而是各有利弊，或多或少融进志士的思想之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其时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的矛盾与复杂性。可惜这部小说只提供了晚清政治想象的浮光掠影，在第四回目戛然而止。
注释：
①梁启超著.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国69年，987页.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③同注①，988页.
④关于小说第五个回目的作者问题，文学界一直存有异议.夏志清认为作者从第四回开始就“灵感枯竭……放弃了原先的演说格式，开始用叙述手法”.本文所使用的远流出版社之版本，加上楔子，共收录四个回目，想必编者李敖并不认同第五回出自梁启超之手.
⑤小说主要叙述者孔觉民的讲演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讲起，讲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刚足六十年吗”，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后推一甲子为1962年，此处梁启超多算了100年.
⑥同注①，993-994页.
⑦同注①，997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A].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国69年.
[2]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郑永福.《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J].中州学刊，1987（1）：115-119.
西方的政治话语，根本上源于对西方宪制语境下的文化传统及价值标准的体察与适应。然而，自从梁启超试图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凝聚国家“群”力的目的之下予以转译，法治之于中国的实践道路则呈现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样态。西方的成功经验只是为中国指引了一个理想化的方向，而那种基于文化与制度的中国性认知，则为清末救亡语境下梁启超所进行的政治话语转译与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的可能。
关键词：梁启超；法治；中国性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01
西方文化借助着国家实力间的巨大落差，飞流直下击起中华文明的万丈波澜。面对西方的文化冲击，即使是那些率先尝试汲取西方经验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未必会对“非我族类”的文明产生出多少笃定的情感，但他们在追求制度效用上的过分殷切，却可能导致一系列自造与误解的最终出现。其中，梁启超一直尝试着用中国的方式带领国人来理解西方，以务实的眼光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找寻中国自强的希望，好让这些洋腔洋调的政治话语也在东方的文化品格中获得欣赏；在小心翼翼维护自身文化尊严的同时锐意改革，试图引导西方宪制向中国的传统意识认祖归宗。法治的精神价值在转译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弱化，而作为在近代救亡语境下得以强化的产物，其制度价值正因为夹杂着语境间的种种误读才天然反映着中国世故。
一、跨Z境的根本分歧
西方的政治概念，根本上源于对西方语境――文化传统与价值标准的体察与适应。然而，法治观念及其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如此顺遂。相比于西方对个人权利等自由价值的关注，民主、政党、议会、自治……在近代中国都被冠以同一个适用前提――满足救亡图存这一现实需求，而这显然与西方宪制下所提倡的个人价值有着截然不同的追求。
现实的残酷，迫使梁启超看到任何对于个人权利的宣扬和鼓吹，都不及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来得首要而急切。与西方所重视的个人价值相比，这不纯粹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问题，即使梁氏在后期对西方宪制有了较为细致的了解，他所认准的仍是一种必要的国家主义，个体很难排在较国家更为优先的位置上；毕竟，梁启超所面对的和他的西方同行面对的并不是同一些问题[1]73。中国接受法治概念的主要基础在于西方学理，而对其进行解释的路径却有两种：一种称为“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另一种称为“普世主义”（ecumenical）[2]。其中普世主义下的法治概念，使得围绕着法律秩序和规则自身优劣所展开的讨论可以避免同西方价值观念直接对抗。也因此，清末语境下那些基于国家和民族发展而做出的一系列尝试，虽然并不全然符合西方的价值标准，但却同样可以在法治的概念中加以理解。
虽然梁启超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宪制国家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极为重要，随后又进一步提出要引入西方教育中培育一国公民之“市民”资格的理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民主思想已经具备了西方的法治内涵，或许自始至终他都没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同样，虽然他已经走出了对个别统治者的贪婪本性予以攻击的狭隘，进而步入到对专制制度予以讨伐的行列当中，但同专制的势不两立，也不代表其思想内涵已经完全趋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
自从梁启超试图将西方民主思想放置于凝聚中国“群”力的目的之下，民主之于中国的实践道路便同它在西方语境下的运行轨迹发生了偏离，从而向中国传达了一个振聋发聩却又未必正确的解读：西方的制度正是西方得以富强的根本，中国今日所缺乏的恰是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只有对此加以移植方可使上下一心、国政通畅，进而实现国富民强；以同样的思路，梁启超自信中国不应当、也不情愿被那些潜藏在制度背后的西方内涵所教化，如此便不足为怪了。
二、话语转译的困境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西方经验给予梁启超的是宪制在实践途径与方法上的启迪，但中国政治话语的生成，注定是一个根植在中国而非西方的选择。那么就有必要探讨，作为清末政治话语中冲击力最为强劲的一个――民主思想，在清末是通过何种方式转译的？在价值与意义上存在着多少误读或改造？而对它的转译又为近代法治思想在皇权框架下的安放提供了怎样的可能？
依任公所见，当道者之所以忧心甚至仇视民权，是因为“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为此他将实现民权的途径划分为实行“君主之立宪”和“民主之立宪”两种，提出虽然“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3]他特别强调实现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尊重民权的体现，但达成二者的道路有所不同，之所以演变为民主之国是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梁启超强调民权与民主之不同很可能是要营造一种自创的便利，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使民主话语在清末的政治环境下陈仓暗度而在语义上有意制造的含混。
诚然，民主对于中国清末的统治者而言是个半路杀将而出的狂徒，直言“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
转引自：谢放，谢尚芸.基督教传媒与西方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万国公报》为中心[J].深圳大学学报，2013，30（6）：208.该文指出，林乐知在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万国公报》340卷中发表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是近代较早介绍欧美民主政制的重要文献，向中国知识分子完整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议会制度。而当中对于“何谓民主国乎？”的解释则明确“民主国”的主旨为“治国之权属之于民”“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相比于民权更具有对传统制度的攻击性，旗帜鲜明地站在君主的对立面。梁启超之所以处心积虑地阐释民权与民主的差异，更现实的目的还是在于突出民权在君权政治中的柔质与善意，进而做出一种退避姿态。
换言之，明倡民权并不意味着抵触西方的民主价值，而是他看到了民主话语为西方国家带去的荣耀与发达，由此产生一种跨语境的制度联想：认为可以将西方宪制框架下具体制度作为扭转中国落后局面的首要力量。但出于一种必要的谨慎，梁启超意识到此时绝不能将民主作为一种权力或是意识在中国直接地加以鼓动，因为直接使民主与君主相对抗的风险，于清末政局而言无疑是太大了。在他的构想中，民权与专制的关系是微妙的。
宣扬民权的目的在于，突出和利用它在服从君权权威的同时又能够宣示自身权利属性的特质，期望借此在思想启蒙的过程中培育出国民更为积极的权力意识，使国民从国家权力归属的角度意识到，“一国之事，其责任不专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举，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随时随事，皆有所牵制”[4]。民权话语为他提供了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毕竟在皇权的统治之下，所有的民主言论都必须试图以各种手段，至少在表面与君权建立起一种臣服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民主思想的传播才可能在皇权统治之下获得话语权的默许。
即便如此，民权始终有其不可遮蔽的意志，其在民主与君权、宪制与专制之间谋求共存的传播模式，本身就在自己与民主话语之间牵上了红线，时时刻刻传达着这样的观念：如果说被统治者能够享有某些权利，那么这只能是建立在那些他们已经掌握的统治权力之上的。民权表面上表达的是较为谦卑的权利观，而背后更富野心的民主大义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勉力为之转译的目标。然而，纵使机关算尽也难免要误其性命；毕竟，除非统治者们自己装聋作哑，否则谁也不会相信一个意图分化君权的诉愿会转而巩固君主的地位、放任其继续享受往日尊荣。
三、“群治”理念中的议院与政党
在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间，梁启超热衷于立宪，深以为中国必须采行立宪之制，但在立宪之前必须有一段开明专制时期。在此期间应一面改进施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一面广设学校、培养民智，使人民能行事民权，如此便可奠定立宪之基础[5]36-37。而回归到现实，苦难中的国民心力惨淡，如何将中国人的精神、心力集合于一处，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团体来争取自己的民利，这是梁启超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由西方社会国民凝聚力所激发出的现实追问。
梁启超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赞同治天下之道应“以群为体，以变为用”[6]93，并由此着重提出“群”的概念。认为以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来解释国家的盛衰兴亡同样是合理的，世界上诸多国家虽然“优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与不能群，实为其总原。”[7]固然在众多民族与国家之中评判孰为优劣的标准不是单一的，但在梁启超心中，合群与否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死。
以光绪三十三年为界，梁启超之前的立宪论认为，立治的首要条件是人民应当具有运用议会的能力，无议会政治能力则不能骤然召集议会，而培植这种能力必须从教育入手，要想人民素质提升至立宪水准，更是非十年二十年不可。但在这之后却一改先前论调，从劝告朝廷接纳其开明专制的建议转而要求朝廷速开国会
光绪三十三年以前，梁启超的立宪论主要体现在“开明专制论”“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等文中，主要以劝告朝廷开明专制为思想方针；其后则转而提倡从速立宪，主要出现在“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杂答某报”等作品中，《政论》《国风报》等也都是他宣扬尽早立宪的言论阵地。。他的陡然转变难免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也不能忽略，他的立宪理论从始至终都没有绕开“群”的概念，议院与政党都成为他探讨如何在实践中提升人民程度的主要场所。
（一）议院――实践“群术”的场所
在论及中国人之所以不合群的原因时，梁启超特别将国人公共观念的缺乏列在首位。在他对公私优位问题的相关表述中，真正具有公共观念的人甚至可以“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其甚者或乃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拥护未来公益”[8]694，这为本文对他达成合群的方法――“群术”做进一步的理解提供了切点。
而要想很好地运用群术，在梁启超看业则需要“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与此相对的独术则为：“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农私其畴……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6]93可见群术的核心为“公”，独术则为“私”，任公又将公、私两种特性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政体：“君主者何，私而己矣；民主者何，公而己矣。”[9]在公私观念中，民主与君主是明确对立的，从中可以规划出一条使中国由君主专制向民主法治转变的明确路径，就是要用公心取代私意、以群术取代独术。
梁启超在对文明国家如何凝聚群力的观察中发现，“上自一国之国会，下至一事之法团，乃至一政党之组织，一地方之议会，莫不采用少数服从多数之制。”而就当时的国情来看，“法团”与“政党之组织”尚不具备为统治者所承认的合法地位因而难以形成普遍影响力，倒是“一国之国会”与“地方之议会”有望在中央及地方引领群治之风尚，从而在全国上下推行民主制度，激发公民群体意识。倘若真能将议会之制实施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立一法，议一事，必合大众以讨论之，人人各抒其意见”，即使众人的意见并不会因此而趋于一致，但其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至少可以令国人充分意识到“群”力量的存在，渐而“不惜绌小己以申大群”[10]。
至于说还有相当一批顽固者鼓吹：“今日之中国，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议院，必不可以言自治。”[8]694任公对此的深恶痛绝，并非是出于对共和、议院以及自治制度自身的崇拜，而是基于他对凝聚群力以抵御外侮这一救亡途径的高度认可，特别是议会制度，无疑是能够将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政治主张发挥得最为充分的实践形式。
（二）公利见于政党
梁启超在政党竞争中同样看到了国家政治在公私、群己关系的对抗中即将产生的变化。他认为各个政党为了争夺执政党的地位，必须面向公众宣扬自己的政策纲领，通过承诺“除公害”“增公益”砣妹裰冢惶热舻闭嬲季萘艘樵憾嗍席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11]，而群治则可借此再进一级。
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考察使他能够认识到其缺陷所在，但是也看到民主社会的政党在利己竞争中抑制了“私”的过度发展，并由此来促进公益[12]。从为私利相争，到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而使议院的群治功效得以发扬，梁启超对于政党竞争的支持，根本上在于他肯定了党争在促进公利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认为这是一种能够被控制在宪制之下的良性竞争。可见在清末法治建设中，对于西方制度的转译并不代表对其原有价值的认同，更不是梁启超将其施用于中国的尺度；只有具体制度在立宪体制下所能收取的实际效用，才是他主张实践政党制度的信心所在。
同时，梁启超对于政党自由所基于的个人之自由甚至有着难以掩饰的关怀：“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13]因为群体是由个人构成的，“故欲求国民之思想之感X之行为，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想感觉行为而终不可得见。”[14]所以个人的修身境界是群体文明的基础，“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15]
但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跳不出梁启超预先画下的圈子――明确在个人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因此允许在必要情况下对个人界限加以突破，“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16]，为的是暂时搁置私利竞争从而使弱势国家之公益亦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保全。梁启超认为“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17]，其中所反映出的“国家目的”观念已经十分明显。
西方政党在梁启超看来即是如此，平日里虽也“各持主义，莫肯相下”，可是“一旦有敌国外患，则相与提携，而党界悉置度外矣”[18]。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在党争问题上阐发的“界”的观念。在清末的亡国危机中，政党自由相比于国家公益而言只能算是私利竞争，政党之间如果发生无休止的内竞，便是滥用了政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私利竞争的“个人自由”，在此情境下，应侧重对“群”利益的维护并对党争采取克制的态度，以确保国之公利不致在内耗中消损。
四、政治团体的使命与忧患
自光绪三十二年至辛亥革命的六年时间里，梁启超开始他所谓“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的战略[19]122。同时，清政府于1906年，为了消弭国内的革命势头、确保清王朝皇统永固，有意笼络立宪派并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对此十分警觉，认定“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国人由此必须“确认政治为于己身有极重极切之关系”，从而“注全力、合群策以要求宪法、要求国会”[20]，只有民众具有强烈愿望并且为立宪法、开国会奋起抗争，立治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梁启超断言：“各国无论在预备立宪时，在实行立宪后……务所以进其国民程度而助长之者……则惟政治团体。”由此寄希望于自己亲手组建的政治团体――政闻社，来担负起唤醒国民意识的使命，使立宪党人尽早参政，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进而证明他所为之一切行动皆因政闻社“应于今日时势之要求，而不得不发生”[21]1713的历史必然。
1907年，《政论》作为政闻社喉舌报刊公开出版，在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由他亲自执笔的《政闻社宣言书》，提出立社四条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21]1714然而对于一个实力尚且不足的政党性团体而言，虽有此四项宗旨，但在法律和外交方面，除了笔墨上的鼓吹以外恐怕并无多大的效用，其活动实际上也仅限于请求“实施国会制度”与“确立地方自治”[19]124。
（一）国会请愿，“建设责任政府”
光绪三十一年以后，梁启超的立宪之论相继推出，指出君主立宪的要义在建立国会及设置责任内阁，“速开国会”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期间呼声最高也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尤其自光绪三十三年起，他坚决反对清政府以九年时间筹备立宪的顽固论调，一再警告：“恐不待九年筹备之告终，而国已亡矣”[22]。当任公觉察出清廷所谓的于宣统五年立宪，仅仅是对汹涌民情的缓和之策而非真正授民以权的时候，更是逼问：“国会既不愿即开，又不敢太缓开，则调停于明年与九年之间，而取五年，诚不知宣统五年可以召集国会者，宣统三年不能召集之故果安在？”[23]
光绪三十四年，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为的是进一步加强国内活动，在此过程中更是积极联络各地立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正如政闻社骨干张嘉森所述：“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省份，以吾社为独多”[24]。此举除了在促使清廷速颁宪法、早开国会方面产生作用之外，更进一步催生了梁启超组建责任内阁的主张，他提出，内阁系对国会负责，“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梁启超的立宪理论，自此又向前逼近了一步；此外，政闻社又于7月2日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开国会。这两次行动客观上对于社会舆论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最终迫使朝廷颁布了九年立宪的上谕。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朝廷以“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勾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名目查禁政闻社，而梁启超领导下的政闻社，其组织运动的性质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超出请愿的范围，倒也真如梁启超在《政论》创刊号中所宣告的那样：“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21]1715。况且，梁启超在立社之初还特别把立宪国家所允许的“集会结社之自由”引作自己的护身符[25]，这自然是为防止朝廷厉禁结社而抢先一步营造的舆论导向。从以上情况看，组织请愿活动至少在表面上并非是激怒统治者的真正原因，清政府方面也的确不值得单单为此而大动干戈。
其中引人疑虑的细节，正巧发生在政闻社查禁厄运降临伊始的一个事件当中。1908年7月，清廷下令将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即行革职，原因是清廷认为陈的奏电涉及朝廷大员的任免以及立宪的预备期限，而此二者皆应由朝廷权益斟酌，岂是一个主事可以臆度率请的。但这也只要对陈个人略施惩戒即可化解，算不得什么大事，又何故会使“见陈电初不甚怒”的慈禧最终雷霆震怒，并借机大做文章以致政闻社于事后次月便被下令查禁？除了因为立宪派的极度活跃而引起当权者的不安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对此产生了影响？
恰恰此时，任公私下的另一些举动在朝廷看来绝不是无心的――他试图以联络拉拢清廷大吏、各省咨议局以及开明亲贵的方式，一面试图扳倒政敌，一面进一步“威逼”朝廷尽快立宪。众所周知，在康、梁和袁世凯之间结下宿怨，随着袁氏在朝廷中势力的日益稳固，康、梁感到“彼等当国，断无开禁之理”。因此，当政闻社迁至国内便开始着手实施倒袁行动，主要联络受袁世凯和奕恋热伺偶返乃嗲淄跎脐龋再通过善耆活动载沣、载泽、世续、铁良等亲贵大臣，利用满族亲贵对袁世凯的不满来离间慈禧与袁世凯的关系[26]。
对此，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反击的机会，于是一方面奏报慈禧，言说政闻社系由康、梁等人发起，一方面“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27]450-451，慈禧由此而产生取缔政闻社的想法自是不待多言。另据徐佛苏所记：“……当时清大吏不解为何物，其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故先生当年代馆及各衙署各王公大臣所秘撰之文字，约计有廿余万言。”[27]500梁启超对此颇为得意，更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27]494，哪怕是在政闻社刚刚查禁解散的时候，梁启超仍然派出“社中同志”“分赴各省，劝导各省谘议局联合呈请政府限期召开国会”[28]。
梁启超以政闻社为组织向清廷请愿速开国会，盼望通过此举在中国可以获得与富强合二而一的效果，但他忽视了中国宪制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朝廷与立宪党人宏愿的不同。他的所有行为，在皇权眼中注定会掀起以往下层社会以及地方上压抑已久的尘嚣。梁启超的宪制信念纵使再真诚也无益于使他认清：朝廷之所以会接受“君权与民权合”的尝试，其中必定存在当权者的底线；而对这一矛盾的认知和处理，也充分暴露出他在政治经验上的不足。
（二）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在梁启超以政闻社为阵地对地方自治理论加以实践之前，时期就已经有维新派人士提出这一理论。早在1898年，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便通过“演说中外大事、政治原理、行政事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使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29]。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通过戊戌从光绪帝和康有为手中夺取了统治权，但此后的庚子战争则显示了他们单纯排外政策的破产，反清叛乱的潜在威胁促使清政权不得不采取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拯救自身[30]。于是在预备立宪这场清廷的自我挽救行动中，地方自治再一次被立宪党人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摆放出来。
就大环境而言，地方自治再一次被高频率地加以标榜和颂扬并非偶然，梁启超开始意识到仅仅畅言民权是十分无助的，“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31]暂不论对民权做此认识是否恰当，但对地方自治问题的思考，是他在公民权利的落实和保障方面所做出的进一步探索。例如对于美国的描述：“美国之政治，实世界中不可思议之政治也。何也？彼美国者，有两重之政府；而其人民，有两重之爱国心者也。”[32]他将美国“两重政府”的设立理解为是地方自治的一种形式，这给他带来了启发。但是应当注意，美国的州政府之所以能够与联邦政府保持相对独立，从而在根本上不同于中国自古以来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应关系，主要在于美国各州政府均享有通过州议会对本州事务进行自决的权力，然而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政令逐级传达的权力格局是迥乎不同的。因此，梁启超与其说是羡慕美国“两重政府”，毋宁说是看中了地方议会在实现地方自治目标上起到的关键作用。
梁启超的政闻社虽在催促朝廷早日立宪方面广有声名，但受组织的地域限制，难以在全国各个省份产生制度化的影响，而正当他们希望广结同志以进一步扩大立宪势头的时候，恰逢清廷谕令各省筹设地方议会――谘议局。在九年预备立宪案中，先成立谘议局和资政院，使人民练习行使民权，作为议会预备的基础，其中的资政院类似临时国会，谘议局则相当于省议会，为的是“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5]11。同时由于立宪派人士本就热心参政，所以在地方议会代表的选举中往往多能当选。由此，谘议局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立宪派政党机关的性质，而其中的立宪派人士则籍此身份公开活动，从推进地方自治入手，变相影响着清廷的立宪进程。
可以说各省咨议局的设立，为梁启超宣扬地方自治提供了基本的实践场所。在清廷查禁政闻社的次年，梁启超便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利用谘议局的地方自治属性，由徐佛苏在自己与各省驻京代表之间穿针引线，通过各省咨议局向中央施压以图国会速开。当然，立宪党人于此时高喊地方自治，亦不排除是想以此来拉拢那些乐于享有自治之权的地方督抚们。但梁启超忽略了一点：远离中央的封疆大吏以及他们的后代，其中必定有相当一部分会成为紧握“自治”权力并借此拥兵自重的武人，他们的虎视眈眈成了朝廷的心病。原本希望以地方之力迫使朝廷速开国会、建立制的上策，倒成为清廷疑心立宪党人“虚君”目的而伺机打压的合理依据。
地方自治曾经是梁启超用来促进国民素质养成的法宝，可也难说不是一块心病，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提出“政党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唯一之导师”[21]1713，改口提倡从速召开国会的论调中得到印证。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谓地方自治之成立当先于国会”乃是“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不可以不辨也”，转而认为“假国会以养成政治能力，为道尚稍易，假地方自治以养成政治能力，为道尤难。”[33]而导致他言语有失的根源在于，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地方自治仅仅是公民行使天赋之权的制度载体，它从未在中国式的传统理想中被寄予如此厚望，其制度价值也远没有像在救亡语境下被赋予的那般沉重。
五、结语
梁启超从严复那里间接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看重“公心”“民德”所反映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意识到传统道德在凝聚群力方面的局限，但他认为中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34]。既然儒家的东西不能被彻底放弃，那么想要化解长久仰视西人西籍的痛楚，似乎就定要借助于这种“建用皇极”的中国式权力。只不过此时调适中西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以通过“新民”来区分“公德”“私德”，同时强化公德、群治理念和集体主义的方式去还原那个黎民之声上达天听、朝野上下如家人父子的大同世界。
从中国接受西方的那一刻起，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制度素材如民主、政党、议会、地方自治等等，就一直被视作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有效途径。而对其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加以实践，势必驱使着梁启超一辈的改革者们，将这些西方的制度素材不断加以改造以迎合那个崇高的使命。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是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可能赞同西方的某个理论，但赞同的理由却是中国的[1]86。晚清的法治近代化运动是在与西方不同的情势下进行的，梁启超在强调立宪制度对于政府、皇权制约性的同时，似乎更看中法治在创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国民社会这一命题中的功用。
因此，必须在中国的时代语境下给予本国政治话语不同于西方价值理念的特殊观照。毕竟在西方的价值理念中，似乎从未尝试将法治与谋求国家富强的愿望相联系，然而在中国思考如何重塑自我的过程中法治却如同天降洪范，令中国的改革者们倾慕不已。但同时，还有另一种倾向是不容遮蔽的，修齐治平的儒家士人理想仍然牢牢掌握着清末社会的思想根基，只这一点就足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近代异种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警惕。
参考文献：
[1] 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王人博.法的中国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93.
[3] 梁启超.立宪法议[G]//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6：76.
[4]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G]//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6：5.
[5]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6] 梁启超.说群[G]//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6.
[7] 梁启超.论合群[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3.
[8] 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G]//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卷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 梁启超.论立法权之所属[G]//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109.
[10] 梁启超.服从释义[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85.
[11] 梁启超.论进步[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85.
[12]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8-89.
[13]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G]//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6：45.
[14] 梁启超.论权利思想[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75.
[15] 梁⒊.论自尊[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0.
[16] 梁启超.论国家思想[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3.
[17] 梁启超.论国家之目的[G]//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6：88.
[18] 梁启超.论政治能力[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34.
[19]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20] 梁启超.政治与人民[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710.
[21] 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2]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七）.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043.
[23] 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八）.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86.
[24] 张嘉森.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嘉森致任公蜕广两先生书[G]//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73-274.
[25]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6.
[26] 康有为.与任弟书[G]//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44-445.
[2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 徐佛苏.创办政闻社之主义及其源流[G]//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17.
[29] 梁启超.戊戌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137-138.
[30] 费正清，E・O赖肖尔，A・M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M].黎鸣，贾玉文，段勇，刘从德，保霁虹，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740.
[31] 梁启超.答某君问德国曰本裁抑民权事[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四）.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979.
[3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58-159.
[33] 梁启超.国会与筹备[G]//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卷八）.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270.
[34] 孙德鹏.清末君主立宪话语中的帝制问题[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15（3）：8.
Abstract：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历程
文化传播自鸦片战争以来扭转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固有的发展轨迹，这种文化传播的不同阶段，赋予了梁启超这位近代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学术思想历程丰富多彩而又富于变化的色彩，但仔细审视梁启超的整个学术道路，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学术追求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笔者不揣简陋，在文化传播视野下寻求其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想的肇始、形成、成熟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以求教于方家。
一、肇始阶段：从启蒙教育到戊戌维新
梁启超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家庭环境也促使他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同学的路数：读书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当然也是为求取科举功名。
然而，最早感受西学东渐气息的广东使得梁启超在很小时便对中国传统学术有所体察，事实上，梁启超在应试完秀才考试时，虽有成功的喜悦，但对传统的学问路数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日治帖括，虽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贴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言词问充满了对枯燥文体和僵硬方法的厌烦。而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也记载了中举后的心情，他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但经朋友介绍认识康有为后，尤其是在万木草堂当听到康有为的讲学后，他的学术视域更是为之一变，他形容当时的心态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弃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经过第一次转变后，文化传播在梁启超的思想上毫无疑问留有了印记：他意识到了西学别样的意义，如在追随康有为忙碌于维新变法做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时，梁启超便对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以及设立强学会做了说明：“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设立强学会当是在1895年11月，可见其时的梁启超已经开始借助西学改铸中国传统的学术，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其时先进的中国人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梁启超自有其文化的洞察力，在1897年他就觉察到：“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梁启超把古人不十分重视的三通等书目作为“国史”来与传统上的主要史籍相对照，并且前者在梁心目中的地位显然重于后者，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乃至学术和文化的一个极大讽刺。在提到君史的目的时，梁启超指出其“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
在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按察使黄遵宪之邀“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他为学堂拟定的《学约》十章也可以看出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思想和学术主脉的演进：“一日立志、二日养心、三日治身、四日读书、五日穷理、六日学文、七日乐群、八日摄生、九日经世、十日传教。”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阐述穷理时，梁启超指出：“西人自希腊昔贤，即讲穷理，积至近世，愈益昌明……晚近公理之学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论，皆将权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审其可行不可行。……学者苟究心此学则无似是而非之言，夫是之谓实学。梁启超的学术和文化思想在这一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学的成分，虽然中国传统学术成分仍占主导，但梁启超把读书、穷理与立志养心等教育内容并列到一起，从而把智力教育与道德修养、知识与德行、智育与德育区分开来，摆脱了中国传统上的泛道德主义的局囿，其“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的学术态度和文化精神更接近西方的纯学术精神。可见，这一阶段梁启超的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已初见端倪。
二、1902年：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形成的界标
中国的戊戌变法虽然昙花一现，但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却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文化觉醒。尤其是自这一时期开始，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层面，即西学中崭新的政治观、伦理观成为了改造中国知识阶层的工具理性，并最终诞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应该是西学输入长期影响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这次伟大实践失败后，不得不各寻出路。梁启超则为逃脱当政者的追捕而东渡日本。由于日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人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梁启超的避难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一次也给了他学术思想转变的绝好时机，而且为了宣传和读书的需要梁启超不得不学习日语，这就为梁打开了通向西方学术的一扇大门，其思想视域为之一新，逐渐形成了“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1902年梁在日本度过了其30岁生日，其思想的转变更是巨大的，梁启超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倡孔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无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其著名的新民说也是在1902年前后形成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在这一特殊时期，首要的任务便是“富国强民”，启迪民众从而培养“新民”。审视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不难发现，虽然其欲借助中国传统的《大学》之“新民”概念，却不乏自己的思想，梁启超阐释其新民思想说：“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
上白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比起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无失堕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梁启超心中的国民精神是：“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虽是欲开启国民思想，由此及彼，事实上也不难发现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期许，即把别国的学术文化借鉴过来，熔铸成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系统，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同样是在1902年梁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赞扬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先驱培根和笛卡尔，原因在于传统学界存在着“不自有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的现象，而培根和笛卡尔虽属不同派别，在这方面的主张却不乏相同之处，“倍(培)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验诸实物而有征者，吾弗屑从也；笛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返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 “破学界之奴性”的理性精神是培、根笛卡尔吸引梁的地方，梁启超曾经感慨地说：“呜呼!有闻倍(培)根、笛卡尔之风而兴者乎?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新民学说的形成和理性学术态度的凸显是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
三、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成熟期：欧游经历的启示
前已述及，文化传播最直接的方式是直接到西学的渊源地，如果说接触日本还没有使梁启超的学术文化思想达到“成熟”的阶段的话，那么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到欧洲游历一番则是心仪已久了。恰逢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经历了清末民初几次大的政治变故，往复间使梁启超终于认识到，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是“一丘之貉”，想通过与他们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简直是“痴心妄想”，只有自己时时不能忘怀的学术文化事业才是最后的价值归宿。基于此梁启超得以有心情游历欧洲，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漫游了欧洲各国。这次游历使其亲见了欧洲各国一战后的情形，尤其是以西方学术为中心的西学在当时的命运，学术思想更趋成熟和理性。
梁启超在一封信里描述当时的心情说：“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妖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给梁启勋的信)其中言及的“起一绝大之革命”显然是指对自己先前笃信西方文明产生了动摇，他曾借别人之口述说了这种心情：“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的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于些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都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这种对文化传播的理性反思还表现在梁启超对其时的科学风行一时的疑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解释说：“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待。如今功总算，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但是梁启超的失望情绪并未动摇其以一种近乎理性的态度审度西方文明，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和科学，他在文章的注释中补充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这绝不是梁的故作姿态，而是它“欧游”的切身感受。
在同一阶段的言论中梁启超述说了同样的心态，他说：“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他相信这种颓废只是一时的，他预见以欧洲为主的西方文明并未枯竭，“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El努力精进。正像三四十来岁在社会上奋斗的人，总想从荆天棘地中建立一番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世界的精神领域、物质领域虽然极为混乱，梁启超并未因时因势而废言，就此全盘否定欧洲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梁启超显然不是简单停留于唤醒西方文明上，而是着眼于本国文化的建设，他说：“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也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大战更证明了欧洲文明的缺陷所在，也更坚定了梁启超的“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观念。由此可知欧游经历使梁启超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想更趋理性和成熟.
这一时期梁启超对科学和国学的基本态度也更趋理性化，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敢于阐述自己的思想：“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衙以自鸣得意，1923年梁启超到东南大学演讲，明确表明了他其时的学术思想状况，他说：“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方，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而且梁启超还称赞东南大学的学生“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这是在文化传播的漩涡中寻找到文化根基的另一种提升，也表明他在自身思想成熟后对中国文化的勾勒和文化构建。
四、结语
在梁启超的文化和学术追求中，有过对旧学的留恋，有过对新学的向往，更有过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学的笃信。论者往往抓住这一点而言其“善变”，但通观梁启超的整个文化学术道路，其学术理路恰恰是其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思想历程的系统审视就是对梁启超学术性格的再探讨。
显然，作为这一代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梁启超，其学术理路的转变与文化传播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论述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过程时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如前所述，梁启超流亡日本有机会进一步接触西学，才形成了“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欧游经历使其得窥西学的盛衰荣辱，梁启超的学术心态更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