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近几年来，随着中印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印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拟对中印之间贸易往来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作一分析。
一、中印贸易往来的历史和发展现状
建交五十多年来，中印两国贸易关系经历了互补、中断、恢复、增长的过程。1990年代以前，中印两国的关系是多变的，当时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两国经济落后，可以互补的空间极其有限，所以双边经贸的规模很小。1950至1962的13年，双边贸易额总共才2.6038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中断了14年，到1977年得以恢复。虽然基本趋势是稳步增长，但贸易额仍然很小，1990年才达2.64亿美元。从九十年代末开始，随着双方关系的逐渐回暖，中印贸易、投资开始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印度总理瓦杰帕依2003年6月访华，标志着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坚冰已被打破，中印的政治、经贸关系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双边经贸活动越趋频繁。?近几年，中印双边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每年的贸易额均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2003年，中印贸易额达到75.95亿美元，同比增长53.56％。2004年达到136.04亿美元，较上年增79%，比预计提前两年突破百亿元大关，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05年双边贸易增加到18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2%。而2006年到目前为止，中印双边贸易额已达230亿美元，比去年4月总理访印时提出的到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提前两年实现。而十年前两国贸易额仅为10亿美元，10年内贸易规模增长了220%。
中印双边贸易总额统计单位：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和WTO的相关统计数据整理）
1990年1996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
2.64103649.475.95136.04187目前已超230
二、存在的问题
在快速增长的贸易额背后，中印之间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简单来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首先，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与各自对外贸易规模很不相称。2005年双边贸易额虽然增加到了187亿美元，但中国对印度贸易额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0.8%，印度对华贸易额也仅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5%。
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两国缺乏合作空间。恰恰相反，在能源、电子和家电、机电、制药、矿业、钢铁和化工等领域，两国互补合作的潜力很大。目前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印度的歧视性政策使中国企业在进入印度市场时遇到障碍。无论是销售产品，还是直接投资，它们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其次，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加剧，这是目前中印贸易中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据商务部统计数字显示，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到2005年年底，印度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立案数量达81起，位居WTO150个成员方的榜首。紧随其后的才是美国、欧盟、阿根廷、土耳其、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2005年4月，印度对中国的粘胶长丝和尼龙长丝反倾销调查案，仅浙江省涉案金额就达近5000万美元。2005年5月，印度对原产于我国的绸缎反倾销案，涉案金额1.8亿美元，为印度历年来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金额之最，也是纺织品一体化以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发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2006年截至7月份，印度对我国反倾销立案调查就有7起，总计涉案金额达2.5亿美元，立案较去年大幅增加，涉案金额比前三年总和还要高出一倍。
三、原因透析
造成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探讨：
（一）宏观因素
1、中国经济、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贸易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就，对外贸易已连续多年保持顺差，这引起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关注和不满。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中国”的旋风，鼓吹中国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的负面影响。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市场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这使印度不可避免地把中国看作一个很大的威胁，近年来印度对中国产品提起的种种贸易救济诉讼和投资方面的设限明显反映出了印方对中国的顾忌。
2、印度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使然。印度曾经长期对贸易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直到1991年发生独立以后最为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才求助于IMF并接受其经济改革的建议，开始向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转变，逐渐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是相比之下，保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到目前为止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10年来印度的对外贸易虽然也取得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但速度较缓，无论是贸易总量还是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都低于中国，2004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72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只有近30%，经济的内向性较为突出。而同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为11545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接近70%。
（二）微观因素
1、印度独特的产业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额偏小的重要原因。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构成中，服务业所占比重一般比较小，而印度是一个例外，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与发达国家相似。2004年印度的服务业几乎占其GDP的一半。印度的工业化程度相对滞后，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都很落后，在制造业方面不具有优势，从1990年到2003年，印度GDP的工业比重基本上停滞在27．2％的水平。因此，工业在过去13年的GDP累计增长中只占27％。一般来说，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较高的国家更容易扩展对外贸易。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方面会扩大制成品出口的数量和产品种类，另外也因为需要大量的进口投入导致进口的增长。印度因为以服务业为主，无法通过工业的发展带动贸易的增长。
2、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导致贸易摩擦频发。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但是中国和印度作为经济尚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属于劳动丰富的国家，两者的比较优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业而言，彼此的优势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所以两国在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效率优于印度，因而商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更大的优势，物美价廉，在印度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而印度虽然高等教育比较成功，但基础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比较少，低效率的生产导致产品的价格与中国相较缺乏优势，质量也较为低劣。中国产品对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市场，印度的生产企业增加对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反倾销指控反映出他们保护自己的生产利益，保住国内市场的强烈要求。
3、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出口企业的恶性竞争。目前我们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如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内部竞争激烈，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所以在国际市场相互压价出口现象比较多，竞相低价争取订单，也造成了部分事实上的倾销。
四、中印经贸发展前景展望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更多地呈互补关系，经济贸易前景是比较乐观的。但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还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在这点上我国已做出积极姿态。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
第二、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消除误会和成见。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04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通，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我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既有中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贸易保护主义等外在因素，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均衡、地理方向集中等内在因素。面对新的复杂多变的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理性分析，从不同角度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论文关键词：贸易摩擦;现状;原因;政策选择 1 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分析 1.1 立案数量多 中国历年来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涉案金额占大头，但是，印度的立案数位居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无论是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来，印度每年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至少在6起以上， 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为“粗暴”的国家——土耳其立案数不过5起，涉案金额5996万美元；东盟10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共4起，涉案金额1.4亿美元。而同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对我发起7起反倾销调查。 1.2 涉案产品范围和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且出现了涉案金额超亿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发生贸易摩擦的行业比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医药化工产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也开始逐渐遭遇印度的反倾销调查。2005～2006年，中国丝绸在印度被提起反倾销调查，虽然经过了中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企业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终裁限价平均大幅下调了30%，但这是中国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倾销案，涉案金额近 2亿美元。 1.3 应诉案件的裁决结果大多令人满意 以往中国出口企业对印度反倾销案的应诉率非常低，即使应诉，胜诉率也不高。在2002年前印度对华70余起反倾销调查中，除了3起起诉方撤回申请，1起印方裁定要求起诉方撤诉，以及1起因中国进口份额较低而结案，其余所有调查都被裁以倾销或损害，最终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反倾销税率最高达1069%。而现阶段随着企业对贸易摩擦认知加强，加之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大力宣传，我企业应对印度案件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应诉企业在政府的交涉、商会的指导和律师的帮助下，在大多数个案中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如绸缎案的裁决对我企业出口的影响较小。 2 中印频发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2.1 中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 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劳动丰富的国家， 两者的比较优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业而言， 彼此的优势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 所以两国在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①两国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后者同时也是它们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②两国的传统产业都比较雄厚，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品、医药化工原料、轻工产品等是外汇来源的主打产品。相比之下， 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较高， 生产效率优于印度， 因而商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更大的优势， 物美价廉， 在印度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而印度虽然高等教育比较成功， 但基础教育落后， 文盲率高， 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较少， 低效率的生产导致产品的价格缺乏优势， 质量也较为低劣，中国产品对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市场。 2.2 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目前中印两国的若干经济贸易政策已经成了双边经贸发展的阻碍，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据世界银行报告，印度贸易壁垒在南亚目前居第一位。自1995年以来，印度的出口额稳步上升，2002~2003年一度达到了18%，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的22%。同期对GDP贡献也达到了9.4%。而印度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其进口政策却是谨慎、保守甚至是防范的，其一直强调运用WTO的例外条款 保护民族工业 。印度官方长期将300多种进口产品视为“敏感产品”并进行重点监测，只要不是明显违背WTO规则就对其尽可能进行限制。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印度反倾销调查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印度对授予我出口企业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上表现消极，2005年以来，印度对我做出终裁的14起案件中，没有一起授予我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待遇。 2.3 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产品威胁论” 近年来，虽然印度的GDP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很快，但是同中国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印度政府认为如果不对中国有所遏制，今后的增长空间有可能受到限制。一些西方学者比较中印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零和博弈的观点来观察中印的崛起，却很少或不愿考虑两国如何在发展中不断互补共进。在他们看来，中印贸易发展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正是由于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印度方面一直对中国产品存有戒心，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也加以限制，“中国产品威胁论”在印度国内甚嚣尘上。 2.4 中国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时有发生 中印贸易中，我国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 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 内部竞争激烈， 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 所以相互压价出口现象比较多。有关调查表明，每当中国产品初入印度市场，只要卖的好，短期内中国企业就蜂拥而至，同类产品铺天盖地，价格愈做愈低。这在纺织服装、低端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领域尤为明显。另外，中国企业有个错觉，认为印度穷人多，消费水平低，就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这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再经媒体渲染后，中国企业形象大为受损。 3 减少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 3.1 挖掘互补性，淡化竞争性 从中印两国贸易的商品种类上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等领域。从双边经济结构、商品的构成等因素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小，但两国拥有的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中印在双边经贸交往中更应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比如在钢铁、煤炭等能源领域建立合作机制，两国经济都将因此受益。在信息产业的软硬件合作方面，中印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及潜力，印度的软件技术举世公认，不但人才雄厚且出口优势很强，但是硬件建设不足。中国市场对软件需求量大，而软件业的规模及水平均落后于 印度；然而，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生产已经转向了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并且迅速成为全球信息硬件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产值仅次于美国。中印两国在制药业、农业如水稻种植、水果贸易等领域都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而在纺织品如丝绸制品、生丝贸易等领域也具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的特区经验、基础设施发展经验等，也是值得印度学习的。 3.2 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积极扩大经贸合作 中印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两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处理双边关系，将寻求共同利益的双赢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关系之所以发展迅速，经济利益的互惠互补是最大的动力。中印两国应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努力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目前，印度正在进行“第二代改革”，将进一步简化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改革金融 部门，鼓励外国公司进入保险市场。在扩大对外贸易方面，印度不断推出新的进出口政策。两国政府应坚定树立双赢观念，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这种经贸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双边贸易;二是中印投资环境，提供相应优惠政策。对双边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妥善解决由于人为限制引起的贸易逆差，避开贸易争端。 3.3 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做到有序出口 在开拓印度市场的过程中，要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非价 格竞争已取代价格竞争而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理性对待印度市场，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产业调整的源泉，摒弃以廉取胜的战略，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广告、公关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多发展高科技产品，以出口产品多元化、优质化、美观化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另外，还应注重开拓国际新市场，加快实施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力求分散市场，改变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和降低由此所带来的风险，采取开拓、巩固和扩大外销基地和市场的出口战略。 3.4 完善机制，应对摩擦 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要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在实践中，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我驻外经商机构、涉案企业、相关商会和律师参与的多渠道的贸易救济措施信息交流网，初步形成了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介组织及企业“四体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应诉反倾销、反补贴大要案的指导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从微观上中小企业也要不断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积极参加商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的应诉协调会，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收集贸易摩擦预警信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对出口产品预警信息的敏感度，及时向协会、地方商务部门反映本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的国外不公正待遇，提供准确的信息的资料。此外，中小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为做好应诉工作，在生产、销售、会计等方面要规范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这将有利于在贸易摩擦中保持主动。 3.5 加强文化交流，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 在一个逐渐开放的体系中，文化交流导致信息的均衡化，对于消除误解和猜疑，达成更多的共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印两国 之间的沟通对双边关系事关重大，这种沟通基于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经验的交流以及对两国未来长期友好关系的清晰洞察，这体现在印度所提的“包容性增长”和中国所提的“和谐社会”中。两国的教育机构、媒体、旅游行业、政府和商业等部门必须努力缩小双方交流鸿沟。中国和印度同为WTO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很多方面是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都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良性竞争是二者发展的推动力。中印两国政府应树立长远的目标，加强合作，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印商品贸易；现状特点；地域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276.2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139-02
一、中印商品贸易现状分析
1.贸易总量与净出口指数
进入21世纪印度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加，2002―2003年度总贸易额为47.67亿美元，到2004―2005年度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国，两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27.14亿美元。根据印度商务部统计，2006―2007年度中印双边贸易已经达到257.5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6％。从净出口指数分析，印度在中印贸易中处于逆差。2002―2003年度贸易逆差为8.17亿美元，到2005―2006年度贸易逆差增加了4倍，达到41.09亿美元，2006―2007年度贸易逆差更是增加到91.67亿美元。印度对中国贸易赤字的不断增加源于中印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多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而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很大比重。
2.商品结构
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及食品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根据对印度2006年出口商品构成按HS分类法分类汇总发现，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矿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48.9％,其次为化学制品18.9％、农产品及食品13.7％、金属制品11.6%，而机械制品仅占2.8％。从进口结构分析，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主要是机械制品，占印度从中国进口总额的46.9％，其次为化学制品14.7%、金属制品10.6%、纤维及纺织品4.6%。由上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小。
3.显性比较优势
结合国际商品标准分类法HS分类法和本文研究需要，提取印度对中国出口的14类主要商品分析其显性比较优势，分析过程采用日本贸易振兴协会（JETOR）设定的划分标准：若RCA＞2.5，则具有极强竞争优势；若1.25＜RCA＜2.5，则具有较强竞争优势；若0.8＜RCA＜1.25，则具有中等竞争优势；若RCA＜0.8，则具有弱竞争优势[1]。通过对计算结果的总体分析得出，1996―1997年度印度矿产品的RCA指数为5.27，食品RCA指数为4.83，说明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是金属制品，RCA指数为2.02；RCA指数在0.8～1.25之间的化学制品和非金属制品具有中等竞争优势，其他9大类商品均为弱竞争优势。2001―2002年度，矿产品依然是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同时这一时期化学制品也成为具有极强竞争力产品，鞋帽制品和非金属制品也具有较强竞争力。2006―2007年印度对我国出口产品中仅矿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RCA指数为2.52。
对1997―2007年间印度对我国出口商品RCA指数分析，认为印度对我国出口的商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矿产品等初级资源型产品具有极强竞争力。第二，化学制品和金属制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第三，农产品和食品的RCA指数在不断减小，这是由于印度国内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进程加快所引起的。第四，总体来说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比较弱，大多数商品RCA指数都小于0.8，属于弱竞争优势产品。
4.产业内贸易指数
中印贸易大致是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的，但是中印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产业内贸易[2]，因此分析中印产业内贸易是很有必要的。这里用的分析方法同分析显性比较优势一样，结合HS国际商品标准分类法和研究需要，分析中印贸易中主要的14大类商品。通过计算得出，2001年度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的产品包括金属制品、食品、矿产品和化学制品以及纤维、纺织品和皮革及毛制品、精密机械，IITi指数均已超过60％，说明这些产品在两国贸易中属于产业内贸易。到2007年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的产品为食品、化学制品、皮革及毛制品、纤维及纺织品、鞋帽制品和金属制品，IITi指数也都超过60％。但是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木制品、精密仪器以及家具玩具等杂项货的贸易指数都比较低。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农矿产品、纺织鞋帽、皮革毛制品以及化学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都比较高，而金属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增加比较快，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产业内贸易指数不稳定，忽高忽低，这主要受两国政治关系以及贸易政策的影响。
5.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反映的是两个国家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这里选取2005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并加以分析。从进口结合度分析，在所选的印度主要贸易国家中仅仅马来西亚的进口结合度指数大于1，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中国以及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国家的进口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说明印度在进口上与马来西亚联系最紧密，与新加坡、英国、中国等国家联系较紧密，印度与这些国家的进口结合度指数大于0.7。与日本、俄罗斯和菲律宾的进口结合度指数尚不足0.5，从进口角度来说这几个国家与印度的联系较为疏远。从出口结合度分析，新加坡指数最高为2.39，其次马来西亚1.13、菲律宾1.07和中国1.02，说明印度在出口上与这几个国家联系较为紧密。出口结合指数小于1的国家有美国(0.95)、泰国(0.91)、英国(0.88)、俄罗斯(0.6) 、日本(0.49) ，在出口上印度与这些国家的出口联系较为疏远，（见下图）。
通过对中印两国贸易总量、净出口指数、商品结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贸易结合度的分析，总结中印商品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两国贸易总量和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印度对中国贸易赤字也在不断增加。
第二，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小。
第三，印度具有比较竞争力的产品仅有农产品、食品和矿产品，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比较弱，同时农产品和食品的RCA指数也在不断减小。与印度相比中国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品范围比较广，包括化学制品、木制品及纸制品、金属制品以及机电、运输和精密机械产品等。
第四，中印商品贸易中，农矿产品、纺织鞋帽、皮革毛制品以及化学制品为产业内贸易，且近年来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不断增加。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精密仪器以及金属制品等属于产业间贸易。
第五，印度对中国出口结合度较高，进口结合度较低。中国与其东南亚国家相比在印度进口结合度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对调整我国对外商品贸易地域结构的积极影响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我国对外贸易地域结构都是极为不平衡的，国别和地区的集中度相对高，这体现了我国对外贸易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3]。从洲际来看，亚洲地区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居于第二位的是欧洲国家，其次是北美。从国别和地区来看，2004年中国十大贸易国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东盟、韩国、中国台湾、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始终是发达国家，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对出口的增加，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依赖性会随之增加。这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一定的隐患，首先增加了市场风险及对外贸易波动的可能性。第二，不利于我国扩大出口，更多的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第三，不利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延缓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第四，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增多了国外反倾销案例[4]。因此需要从多方面寻求贸易伙伴，拓宽新的市场，调整我国对外贸易地域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南亚印度市场的崛起，以及中印双边贸易的持续蓬勃发展无疑为我国拓宽合作领域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因此，在中印经贸合作前景看好的基础上，我国需采取诸如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拓展边境贸易以及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等措施来加快与印度的经贸发展[5]，为我国在未来国际贸易中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晏永. 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硕士论文,2003:22.
[2] 袁涛.中印产业内贸易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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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铁鹰.中印经贸关系现状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4,(7):42.
[6] 国别数据网[EB/OL].countryreport.mofcom.省略.
[7] 印度商务部网站[EB/OL].commerce.gov.in.
【关键词】 服务贸易;中国;印度
一、前言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世界服务贸易出于萌芽状态,主要以商品贸易的补充或辅助形式存在。随着世界大市场的行程以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国际服务贸易在极大地促进商品贸易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一战和二战时期,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比较缓慢,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各国政策对自由贸易的推动,服务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95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服务贸易作为一个独立于货物贸易的单独领域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将服务贸易的分为4个部分:(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即在一个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即在一个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即一个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商业实体提供当地话的服务;(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即一个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目前,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凭借服务业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服务部门良好的基础条件、以及在现代技术变革中的优势地位,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主体地位,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政策上对服务业的重视,其服务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印度。作为一个和中国一样的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服务贸易的飞速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方面和值得中国借鉴的方面。
二、中印服务贸易现状及分析
(一)中印服务贸易现状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举世瞩目;印度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但是直到90年代,印度迫于外汇危机,开始大范围的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对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一开始就大于中国,在取消了众多的许可证制度之后,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在政府的支持下,印度发展起来不少著名的服务业的信息技术公司,如著名的Wipro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和信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等。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在进入21世纪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基本上一直小于进口额,印度的服务出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领先于进口,对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净额基本上为负,印度的服务贸易处于盈余状态。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进口额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
中印服务贸易净额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
中国的市场开放以后,主要以招商引资发展,发展加工制造业为主,印度由于受基础设施条件差的制约,加工制造业一直不能如意的快速发展;相反,服务业,如服务业外包,IT却发展迅速,得到了“世界后台办公室”称号。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较中(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4%;印度从2003年开始此值就超过了5%。但是由于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服务业对缓解就业压力的起到的作用仍是很有限的,远远比不上加工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大。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和联合国统计司数据整理
(二)中印服务贸易差异的分析
中印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人口大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处亚洲,均是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上的差异主要由以下的原因造成。
1.高等人才要素方面。首先印度较中国具有语言优势。印度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对其接受西方国家的服务外包业有着不同于中国的优势。其次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开始,印度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业的发展,在教育和研发方面投入的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政府兴办大批高等院校,一流的高等教育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技人才资源库,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2005年,印度工程师名列全球第三,数量九倍于中国。印度的人才资源和研发环境发挥出巨大的吸引力,IBM、英特尔、微软、惠普等近200家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印度也因此有“世界科技实验室”的美誉。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出口额在GDP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服务产业也是印度的第一大产业,贡献率大于第一、二产业。
2.政策支持。印度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采取的是“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思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也就是先发展了第三产业,再发展第一、第二产业。而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的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印度在第三产业上的大作为是其服务贸易增速大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3.基本要素方面。印度和中国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用比较多的共同点。首先印度与中国同属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神秘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土资源及多民族、多宗教等特征,构成了印度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一资源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同样会成为印度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项目。其次印度具有在总量上与中国相仿的廉价劳动力,目前已有10亿人口,适龄就业人数与中国相当。但是由于印度崇尚“精英教育”,其人力资源呈现出极端的两级分化态势,相伴340万名精英的是近5亿文盲,这无疑制约了印度人力资源潜力的充分释放。这是印度和中国在发展服务业中具有的比较优势,对服务贸易的的出口具有正向作用。两国不同的在于,对服务贸易的需求不同,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口远大于印度的服务进口。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大于印度: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虽同为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多于印度;其次从收入水平来看,中国高于印度;再次从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40%左右,印度仍在50%以上,说明印度的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服务需求滞后。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的现代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的作用。伯格斯(Burgess)于1990年指出,既是服务部门的服务产品,服务技术的国际扩散也会对收入分配和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由于服务贸易可以通过“干中学”和外溢效应促进国家制度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和一般的对外贸易一样,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且制度创新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发展服务贸易对我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对目前服务贸易相对商品贸易来说较弱的发展状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政策方面的加强:
1.必须重视教育投入,解决人才瓶颈。印度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科研的高额投入应能够对我们形成启示。印度的“精英教育”和英语优势,为印度的发展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在服务业中,印度人承担了类似纳税申报、会计报表分析、投资分析,甚至医学CAT扫描的影像分析等服务业务,中国在高层次技术和知识型密集服务业上与印度相比很大差距,人力资本是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2.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基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基础上的现实选择。中国要想使服务贸易有更好的发展,必须优化服务贸易内部结构,跟上世界服务市场的步伐,在发挥自身原本优势外,分阶段、有重点的发展高层次的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在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实现服务贸易的现代化。
3.强化政府的作用。印度政府制定了软件发展的长期战略,在全国建立17个软件技术园区,对进入这些高科技园区的内外公司实行优惠政策,如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放宽中小企业引进计算机技术的限制,允许外商控股75%～100%,BPO公司进口的资本货物免关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除所得税等。中国政府应逐渐减少对部分服务业的干预,对具有战略意义和处于幼稚期的服务业实施适当的保护,为服务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力度,在与外国同行竞争与合作中迅速提升服务水平。
4.促进服务贸易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在重视工业化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培育生产市场,依靠技术进步促进消费业向生产行业转化。通过使企业内部现存的大量内在化服务不断外在化,来增加生产需求,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建忠,刘莉.国际服务贸易教程[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8)
[2]陈贺箐.《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路径和收益分配》[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3)
[3]姚玲玲.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硕士论文.重庆大学
[4]联合国统计司网站(unstas.省略)
Abstract: Sino-Indian trade has a long history. Since 1980s,under the effort of the leaders and people from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rcles of the two countries,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has improved greatly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developed greatly,the trade volume has reached to 2,000 million dollars. It is planned that till 2010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ll reach to 3,000 million dollars. But the remarkable trade rate of rise is so quicklythat it has gone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nd subsidiary products trade rate of rise. The China and India element of production is similar,and originally should be that competitiveness is bigger than the complementarity,and it is not impossible to appear trade growth with steady steps,however,in recent years,both countries finished product trade development was rapid,also had greatly “catches up” the potential,what is the reas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tiliz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rrelation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finished products trade in recent years,and tries to be able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关键词: 比较优势;竞争性;贸易
Key words: comparing advantages;competition;trade
中图分类号:F74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240-03
0引言
以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要素禀赋论为代表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世纪90 年代末以前的中印贸易难以开展起来,这是因为它们两国有着相似的生产要素,都是典型的劳动力富余的国家,造成了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口产业相似,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缺乏互补性。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印两国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每年都以超过40%的速率在增长。这样迅猛增长的势头,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
克鲁格曼(Grubel) 于1975提出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ntra―industry trade,IIT)来测算两国进出口商品在产业贸易中所占比重,进一步表述两国之间的产业贸易情况。1989年,巴拉萨(Balassa)提出“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指数来测算两国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额及其在世界所有商品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比率,阐述两国之间商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劣势。上述指数的运用对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和产业贸易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为两国的贸易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尽管中印关系及经贸发展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尚待解决,但是从长远看,中印两国在贸易领域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互补性,两国贸易的发展符合共同利益。研究两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为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做出选择和判断提供政府理论和政策思路,因而具有现实意义。
1中印双边贸易关系回顾及现状
中印两国贸易源远流长。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表明,中印之间的民间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双边经贸发展迅速,但两国都不以对方作为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及金额虽然有增长,占两国GDP总值比例较小,与两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印度改变其外交策略,实施“向东看”政策,中印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签订一系列经贸协定,同时中印经济改革也使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凸显,目前两国GDP增长速度已进入世界最快的国家之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生丝、淡水珍珠、药品、生铁、煤和焦炭等,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珠宝、胶合板、高压锅炉、油田设备、化工品、电子元件及软件等。到90年代中期,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生丝、豆类、焦炭、化学原料、药品、化肥、机器设备、电子产品、电缆、船舶等,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铁矿砂、海产品、皮革、纸产品、宝石、钢铁、化工品、烟叶等。到90年代末期,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化工产品、纺织品、煤和焦碳等矿产品、机械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光学仪器、采煤、冶金及发电等机器设备等,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矿产品、加工食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动植物及其油脂、皮革及其制品、宝石及其制品等①。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印度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是矿产品;其次是纺织原料及产品;再次是化学品。而中国向印度出口最多的是制成品。
中印两国的这种商品贸易结构与两国的资源优势是一致的,由于两国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在独立之初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极为相似,在工业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双方选择的贸易政策也很相似,导致双方在商品贸易结构上相似性较多而互补性较少,成为竞争性的贸易伙伴。这也是在过去50年中印两国商品贸易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与90年代的印度拉奥政府及历届政府的改革,两国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两国贸易额不断扩大并呈现出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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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拥有众多的农业人口和显著的二元经济特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同,中国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1990年时,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为27%、工业(包括制造业和采掘业等)占GDP的比重为42%、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3%、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1%。到2006年,这些数据变化为15%、52%、39%和33%。而印度采用从农业到服务业再到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具体两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比较,我们可在下面中看到:
从产业结构上来说,印度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却高于中国。从表3可以看出,至2006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7%,而中国仅为34.3%。
2中印制成品贸易结构的比较优势分析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靠制造业的强力支撑,制造业产值超过GDP的1/3,“中国制造”在全球已成为一个品牌。相比之下,对印度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服务业,其次才是制造业。由于印度在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的几个五年计划中,都把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的经济政策对第二产业支持较弱,而且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发展制造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2005/06年度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9.8%、11.5%、12.6%。
2.1 中印两国制成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现仅对中印两国贸易中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做一分析,故将RCA指数做如下修改或设定:
RCAi=(Xi/X)÷(Wi/W)
式中Xi代表中国对印度出口i类制成品的出口额,X代表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Wi代表中国对世界出口i类制成品的出口额,W代表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在这里,RCA指数是将中国对印度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中i类制成品所占比例与中国对世界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中i类制成品所占比例之比。如RCAi>1,表明中国i类制成品对印度的出口比重特别大,因而对于印度而言。中国已具有比较优势,数值越大,表明比较优势越显著;如RCAi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度出口制成品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非食物原材料和化工类产品上,其RCA指数大于4。1986年化工类产品贸易的RCA指数最大为27.05。在以后的年间RCA指数徘徊在4-6之间。
从表3可以看出:1998-2002年期间,印度对中国出口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制成品也集中在这两类商品上。
2.2 中印两国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根据修正后的产业内贸易(IIT)指数公式,
IITi=1-|Xi-Mi|/(Xi+Mi)
按此公式计算,当Mi=0时,IITi为1;当Xi=0时,IITi为-1。如果两国相互出口同一种制成品数额相等时,即Xi=Mi时,IITi值为0。因此,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接近0,表明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高。IIT指数越接近1或-1,表明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低,专业化程度越高,则该国的该类商品在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竞争性强。
通过对中国与印度制成品贸易发生额度较大的3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印两国化工类商品的产业间贸易指数在逐年下降,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在生产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上的差距较大,近几年这种差距已逐渐缩小。1995-2006年期间,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变化不大,且IIT大于0.78,说明两国的机电产品及零部件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机电生产方面,中国的专业化和技术水平要高于印度。
对比分析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可以看出中印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如下一些特点:
2.2.1 中印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中国向印度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如化工产品、机电产品,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如生物食品。
2.2.2 中印双边贸易同时也表现出一些重叠,如双方每年都大量购买对方的纺织品。1996年双方棉布的产业内贸易比率为19%。此外,在化工、钢铁、玻璃、食品等制造部门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产业内贸易。
2.2.3 中国出口印度的制成品种类多,分布较广泛,出口商品的结构比较稳定,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制成品相对而言种类较少,结构较为单一,进口商品的结构变化较大。原因在于印度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仅限制了出口的多样性,而且也减弱了出口的竞争力,而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80年代以后已经明显超过印度,出口产品多样,且竞争力较强。这也是中国方面近20年来处于贸易总顺差的原因之一。
2.2.4 中国与印度在制成品出口贸易中既有产业内贸易同时也存在产业间贸易。纺织原料及制成品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两国在纺织业生产方面专业化和技术革新水平接近。而化工类和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贸易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中印制成品贸易政策探源
中国与印度均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尤其是制造业产品,除部分商品外,对出口商品免征关税。并通过出口融资、出口保险和担保等措施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两国根据各自的产出结构调整出口政策。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初级产品呈下降趋势,同期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目前已经占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最大比例。中国对印贸易的主要商品集中在非食物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上,RCA指数都大于4。同时,印对中的出口产品也集中在非食物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上,RCA指数都大于2。中国的制成品对印出口占绝对优势。
出口政策方面:
中国方面,以中国2003年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来看,对优化制成品出口结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为例,新的出口退税方案规定,对船舶、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等11类机电产品继续保留17%的退税率,其它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从17%和15%调整为13%,新的出口退税方案实施以来,继续保留17%出口退税率的机电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对印的机电产品出口已成为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第一大类产品。[1]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发展与中国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分不开的。工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至2006年的52.3%,在这13年的GDP累计增长中占了整整54%。制成品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表现在对印贸易中,中国的制成品贸易占比较优势。
印度方面,以其对纺织品的保护为例,由于两国纺织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较明显,印度为保护国内纺织企业的利益,一方面加快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实行反倾销措施。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性尤其激烈,美国一直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最大消费国家,近年来中国纺织品频繁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甚至限制进口。印度借此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并借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机会,加快对美国出口纺织品的步伐,成立黄麻委员会,为扩大黄麻制品和手工艺品在内的印度纺织品出口。
4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对比和分析中印贸易之后,中国在以下几方面有大量工作可以改进:
4.1 继续增强中印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印经贸关系迈出了巨大步伐。中印民间交流也进一步展开。中印两国近十年来贸易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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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优化中印制成品贸易结构,扩大互补性贸易。目前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前三类商品分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制成品,主要商品品种为:纺织、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机电产品、有机化学品、医药品等。对此,中国可在保持和发展传统产品贸易的同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发展我国有比较优势的电子、有机化工、家电等产品的对印度出口。
4.3 中国在扩大化学成品出口的同时,加强与印度的医药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虽然中印两国的制造能力上都已进入世界大国先列,但中国制药业有基础设施发达、劳动力廉价优势,而印度医药世界领先,在生物技术方面具有优势。
4.4 在反倾销问题上,近年来,由于中国公司未积极应诉,不少原料和制成品被印度当局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很难进入印度市场。今后我国化工医药产品、家电产品可能是印度反倾销重点。
5结语
作为正在崛起的两国亚洲大国,是“龙”“象”竞争还是“龙”“象”合盟?笔者认为:现在是一个合作的时代,一个共赢的时代。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国的贸易关系必然向更加友好的方向发展。
5.1 中印均为发展中国家,国情相似,在发展道路上有很多共识,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有许多共同利益要求。中印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正显示出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性并存。
5.2 中印两国的比较优势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专业化选择的结果必然导致双方的竞争。虽然在全球化生产的今天,只要能够做到取人之长,补我之短,竞争性一样有可能转化为互补性。
注释:
①晏世经,陈继东.中国西南对印度贸易问题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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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利君,卢晓昆.云南蓝皮书:南亚报告(2005―2006)[M].云南大学出版.
[4]卢晓昆.云南蓝皮书:南亚报告(2006―2007)[M].云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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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殷永林.印度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特点[J].面向南亚,2005年第2期.
【关键词】中印经贸关系 贸易非均衡 政治干扰
中印经贸合作是中印双边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领域。单从两国贸易量看，2011年，两国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39亿美元，距总理2010年12月访问印度时两国领导人定下的1000亿美元目标已经不远，而考虑到当时两国领导人为此目标定下的时间节点是2015年，或许可以预先判定，这一目标很可能提前实现。这反映了两国经贸合作积极发展的现状。这对中印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对此问题的答案因分析者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可能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但无论结论是什么，一般都不会否定两国经贸合作本身。这个事实说明这两个“金砖国家”在经贸关系上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尽管这个结论也会受到质疑。事实上，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愈趋紧密，各种问题也在不断产生。本文拟从两国经贸关系的现状出发，讨论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思路。
一、两国经贸关系非均衡问题
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是新兴大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加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和两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同步的，这可以解释为何两国贸易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以每年高于30%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如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51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315亿美元，同比增长31.2%，从印度进口202.8亿美元，同比增长38.6%。这种增长幅度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的中印贸易发展中差不多成为常态，最终促使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也是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大部分经贸分析者都倾向于同意中印贸易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与两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一致的，反映了新兴大国之间的依存度在逐渐上升。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尽管仍处“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之间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上述状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即“边缘”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也许最终会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这个乐观看法的另一面，却是随着经贸关系加速发展而来的一些新的问题。
新兴大国相互依存度上升虽然可以被解读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但这并没有解决谁依存谁更大的问题，或者说像中印这样的新兴大国相互之间的依存度如果大幅度上升且又不是呈现均衡状态，则前景究竟如何也许就值得一议。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理论上讲，均衡当然是最好的发展，因为均衡会产生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结果，但均衡却是很难实现的目标，绝对均衡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前景。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各异，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不一，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是大不相同，即便同为新兴大国或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比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小，这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到国与国的经贸关系，由于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就必然出现经贸关系的不均衡状态。因此如何评估这类不均衡状态就成为中印经贸关系的一个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印贸易的加速发展，印度的贸易逆差问题逐渐突出。
印度对中国贸易的逆差大致是从2006年才形成的。此前由于双方贸易量较小，而中国又从印度大量进口铁矿石等原料，因此印度享有顺差。这种状况至2005年结束，主要原因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来源和进口的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需求大幅上升。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中印贸易首次出现印度逆差超过40亿美元，2007年跃升至152.8亿美元，2008年为208.9亿美元，2009年稍有减少，为189.3亿美元，2010年再攀升至207.5亿美元，2011年估计将超过230亿～24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已连续数年成为印度对外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而且呈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使印度分析人士对两国经贸关系前景产生忧虑。
忧虑之一是印度多年来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见质的改善，铁矿石等原料仍为印度对华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因此印度有沦为对中国的原料供应国的忧虑。忧虑之二是两国虽同为新兴大国，但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拉大，从贸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度对中国有竞争力的制成品的需求非常巨大，这是否会导致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度加大，甚至超出印度能够承受的程度？忧虑之三是印度为贫油国，因此对能源的进口依赖度非常大，也是其经常项目始终为逆差的重要原因，但在今日的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贸易因印度对制成品的需求而使中国跃升至印度外贸逆差的头号来源，已经远超印度主要的能源进口国沙特阿拉伯。这是印度分析人士之前未预料到的，因此对今后的趋势感到忧虑，认为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印度的市场潜力巨大，使中国的制成品更加长驱直入，则印度觉得这可能使两国贸易的现有模式不可持续。忧虑之四是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制造业是使印度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印度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及解决就业问题的要害，印度总理辛格在其两届总理任期中也一再声称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将此作为发展的引擎，并希望通过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合作，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简言之，某种程度上就是复制中国的模式提升制造业，但面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强大竞争力，在两国贸易中已经体现出来的非均衡竞争力，印度当然非常担忧其设定的目标究竟有何实现的前景。
上述忧虑虽然还没有化为针对中国的贸易障碍，但从印度政府近年来针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大幅上升的趋势中已见贸易非均衡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使印度国内对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难以达成共识。一方面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界因从中获利而主张应进一步加大与中国的贸易，包括建立自贸区，以促进双边贸易更快发展，但持这种看法的恐非主流；另一方面则是对与中国的贸易快速发展心存疑虑，不但不愿与中方就自贸区进行谈判，也坚持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应当说贸易的非均衡状况是起着一定作用的。这种非均衡状况说明中国在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中客观上享有一定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印度在短期内无法赶上来的。事实上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如中国与拉美国家及其他地区国家的贸易也有这种问题。由此而导致在理论上和政策中都有一些值得探讨的新领域。
在理论上，如将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视为以发达国家为“核心”，以发展中国家为“边缘”，以此来考察，则目前正在出现的以中国的快速发展为突出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否会导致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产生新的“核心”与“边缘”的状态呢？近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已存在的关于中国是否仍然系发展中国家的争论迄今无法形成结论，不过勉强将中国纳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努力，即便撇开其政治意图，也仍然可见其笨拙之处，毕竟中国与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中国坚持自身仍为发展中国家之说在发展中国家之中得不到广泛认同的事实也提醒中国研究人员，也许新的经贸发展需要新的理论阐释。
在政策领域，以中印经贸关系为案例，或可寻求一些新的破解。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论中已一再强调中国并不刻意追求顺差，相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就更不会将此作为目标。从这一点出发，由于目前中国享有比较利益优势，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仍然有可能朝着较均衡的方向前进，即通过中方对印度的优势贸易领域做一定的政策调整，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为印方商品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便利，并且如果双方有意建立自贸区，亦可通过特殊的安排，使印方商品可享有更便利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从而提供自贸区对印度的吸引力，如印度制造的药品和制药企业进入中国的便利等，相信这可以部分扭转印度对华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中印贸易的现状而论，要求中方率先做调整的要求是合理的，这在下文中将继续讨论。
二、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因此政治因素也一定会在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发挥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经贸工作者来说，当然希望政治因素促进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中印经贸关系中，应当说两国的政治关系近年来在两国领导层的共同努力下，确实也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如两国高层互访总是将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作为重点。2010年12月总理访问印度，把两国贸易额目标设定为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并写合声明，显示两国高层领导的政治意志是将中印经贸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然而，由于中印关系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和因两国高速发展而产生的竞争与合作之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对这个问题要做出定量的回答是很困难的，但却如影子一样跟随着两国关系中最具正面意义的经贸合作，因此同样可以一议。
首先，中印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两国关系中转化为有一定负面影响的政治因素，如边界问题和达赖问题，这在处理政治关系的进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需要理解的恐怕是这些政治因素在其他领域的作用，例如经贸领域。近年来，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双方大型企业都不乏重视对方市场因而扩大投入的行为，在中国有华为、中兴等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相当重视印度市场，如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聘用大量印度技术和软件开发人员，旨在深入开拓印度市场。华为的这一思路为印度在21世纪初突然发力的经济成长所证实。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电信市场也呈井喷状，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在印度电信市场的发展中，尽管中国制造商也确实获得不错的进展，然而在媒体上不断有各种关于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挠中国公司参与国际投标的报道，以及中国公司虽受到阻挠仍在印度市场坚持，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加以干预等报道。这些报道在媒体上往往呈现被夸大的状态，印度政府也对所谓政治因素干扰商业运作的说法予以否认，但透过各种说法，确实可以看到政治的影子，而类似的报道很少发生于在印度运营的西方公司，说明在中印经贸关系中确实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政治因素之所以成为经贸关系的一个消极因素，以中印关系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应该被接受。中印经贸关系自瓦杰帕伊总理2003年访华以来出现快速增长势头，还可追溯到朱镕基总理2002年访问印度时，当时中国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两国经济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朱镕基在访问印度软件之都班加罗尔时认为，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的优势与中国在信息产业硬件上的优势将为两国今后的经贸合作提供有利条件。这一预见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发展的基础是两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互补关系，经贸合作既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也不应该因政治因素而延宕。中国有俗语谓“在商言商”，这实在是解释中印经贸关系的重要法则，离开这个法则，听任经贸以外的因素干扰，则不仅违反了经贸合作的基本规律，也不利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好在印度方面其实也并不接受政治因素的过度干扰，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印度政府多次澄清该问题，强调印度的措施并非针对中国的政治限制。典型的事例如2010年印度对手机通信网络3G设备国际招标，从国家安全考量，要求投标商提供网络系统源代码，印度就强调是针对所有厂商的，并且事实上印度政府的决定也导致西方跨国公司的抗议。从印度的表态来看，印度政府显然也不愿意承认政治因素干扰经贸关系是合理的，把中国作为特例更不是印度政府愿意承认的，即使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可以看到政治上消极因素的影子。
其次，中印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共赢还是加剧了竞争互损？由于印度目前在对华贸易中已连续多年处于逆差状态，因此很容易将此理解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对印度可能越来越不利。这个观点在印度制造厂商中得到认同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中国的产品确实可能挤占印度制造同类产品但竞争力不如中国的厂商的发展前景，这既包括印度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的可能份额，但更重要的似乎是他们的国内市场。如2010年10月印度信诚电力与上海电气集团签订高达82.9亿美元的发电机组合同，中国厂商将为此向印度电力市场提供36台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据称这是中印经贸史上单一产品的最大合同。从中国厂商的角度看，这自然是值得庆贺的双赢结果：印度将因此改善其电力严重短缺局面，而中国将获得装备制造业的出口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已将装备制造业视为其支柱产业，因此像这样的经贸合作无疑将得到中方的全力支持和欢迎，而信诚电力作为印度最大的产业集团信诚实业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通过与中国厂商的合作，显然也将在印度电力市场上实现新的发展。但这种合作目前仍面临障碍。2012年2月，印度内阁在国内电力设备制造厂商的压力下，决定对进口电力设备强制征收高达19%的进口税，同时也规定“今后针对超大型电力设备的投标活动都要遵守一项强制的国内采购规定，这是在内阁部际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总理办公室也已介入此事。”这个最新的贸易案例显示了印度高层对成规模的双方经贸合作可能持有警觉的看法，并受到国内的政治压力。换言之，在印度尚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与中国的合作应该可以成为互利共赢的，但出于某种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原因，印度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双方在一些重要装备行业领域的关系发展得太快，如上述报道所采用的标题所示，“为打击中国，政府已准备好批准对电力设备征收19%进口税”。尽管不能说中印经贸发展造成了互损局面，但双方的摩擦逐渐增多却是可以预期的。
关于中印经济关系是以竞争为主还是合作前景良好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争论看上去似乎是围绕两国各自经济特征和发展阶段而展开的，但其实质却是与政治看法及其可能的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中印之间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常被解读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但随着两国的高速发展，在另一个层面上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也在上升，那就是所谓“两强相争”的问题。从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特征来看，两国同为新兴大国，在政治上无疑有着较高的身份类同性，这自然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双方并不难找到共同点；然而这个政治身份的类同又是发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的，因此在另一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在有限的世界市场上导致竞争。自“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机制建立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新兴大国领导人的关注，2011年在中国海南举行的第三次峰会所发表的宣言指出了“继续推进和扩大金砖国家间经贸投资合作，鼓励各国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重要性，并呼吁“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支持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强大、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也认为“金砖国家具备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把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并为此核准‘行动计划’，作为下一步开展各领域合作的基础。”从上述宣言中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彼此虽有加强经贸合作的政治意愿，但要将其化为实际进展也还需要努力，迄今金砖国家仍然希望将此置于世贸组织的有关框架中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实践经验证明，世贸组织规则虽然有助于各方约束各自的行为，从而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推行，但世贸规则如果和各自国家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会有难以处理之处，甚至导致各国间采取敌视自由贸易原则的行动。这在中国近年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逐渐增多的趋势中已经有所显现。在中印经贸关系中，这个问题的具体化表现在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案增加较快，同时中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有趋于激烈的势头。
再次，2005年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应当说双方在政治上如何定义对方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尽管这种高层次的政治关系就中印而言目前可能愿景的成分较大，但这种政治框架的确立也应有助于双方在政治方面涉及双边关系之性质时多一份谨慎，切忌随意将其他问题与政治关系挂钩。这个问题在中印经贸交往中时有显现，并且在中方显得似乎更为突出，甚至有时候已经成为中方企业家在碰到与印方的矛盾时较常使用的说辞。尽管印度在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政治考量和非经贸因素所起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将政治因素判为最重要因素是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甚至也不是事实。对中方企业的指控，印度政府往往要出来解释，这客观上可能进一步突出了两国政治关系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也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在经贸问题上中方企业家有必要慎谈政治问题，不要轻易将政治因素扯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最后，中印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处于向新的更高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其标志是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贸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两国都对改造国际经济管理体系的既定机制有较大兴趣，希望以此扩大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这对中印经贸关系而言，可算是积极的政治因素，尽管论者一般都较少提到这个积极面，但中印经贸关系要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者，包括政府决策层和实际从事经贸往来者，都有必要建立一种长远的看法。这种长远看法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基于两国未来的地位而形成的战略性前瞻。中印是否能成为伙伴如果仅从目前的两国关系状态来看似乎难以做出积极的回答，但正是这种前瞻性的看法才能促使双方超越眼前的问题和分歧。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一再强调世界有足够空间让中印两个大国共同发展，这种强调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验证世界究竟是否足够大，而是为了突出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上要有足够宽广的思路。如果两国经贸关系只能立足于某个反倾销案背后是否有政治因素在作祟，或某个产品如何在另一方市场上扩大市场份额而不顾对方的种种条件，则世界可能就会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两国共同发展。这是在处理中印经贸关系中的政治因素问题时需要加以考虑的。
三、积极应对中印经贸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
以上讨论了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肯定了中印经贸关系是双方互动进程中最具正面意义的领域，由此引出的基本结论应该是积极的。从中国的角度观察，虽然与印度的贸易远远谈不上中国对外贸易的关键部分，但中印贸易最近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却展示了两个新兴大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经贸关系来弥补其他领域的不足，特别是两国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所形成的互信缺失等问题，可能目前还找不到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双方通过积极的经贸关系所发展起来的两国商界和民间的往来交流将能够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作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强势一方，也许可以率先考虑采取一些正面的措施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贸易失衡在中印贸易中将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印度产品的竞争能力，这显然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但另一方面，由于印度的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相对比较旺盛的势头，因此中国应该考虑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即将“中国制造”替换为“中国投资，印度制造”，这在实践中有较强的可行性。目前中国对外投资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行而得到加强，但印度迄今仍不是重要对象，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印度对中国投资者设下的种种障碍。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大量机会，如华为公司早在1999年就已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应当说当时还看不出印度通信市场有多大的潜力。华为公司后来在印度的经营状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对印度的投资需要有前瞻的眼光。以中印贸易的现状来看，两国间的潜力是巨大的，而纠正目前的贸易失衡也是印度政府乐意看到的。因此中方企业如将印度市场需求与弥补贸易失衡这两者结合考虑，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投资决定可能有较大的概率取得双赢。
（二）加快贸易本币结算的安排，以及根据两国经贸关系特点在关于建立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中尽早把贸易平衡纳入讨论范围，争取做出特殊安排，使贸易真正能够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规划。在这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双方都坚持捍卫自由贸易的原则，但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特点也决定了政府对外贸都具有较大的干预能力，这从纠正两国贸易失衡的角度来看未必是负面的，但需要应用得当，否则就很难达成协议。由于中国在双方的经贸关系中具有相对较强势的地位，因此在政府间的谈判中，中国似乎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做出调整和让步，特别是某些贸易便利化措施即使在短期内可能仅对一方有利也可以讨论和安排。2012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四次金砖国家峰会，印度为此提出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建议，显示印度对提高新兴大国的金融贸易合作是有期望的，而印度的建议显然也得到其他新兴大国的支持。围绕该银行未来如何发展的讨论肯定会包含很多因素，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相信该进程最终对中印经贸关系应该也是有利的。
（三）尽量避免或缩小而不是夸大双方间存在的问题对经贸合作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中印间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两国正常的经贸往来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干扰乃是客观现实，但如何看待和处理却也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从近年来中方企业在印度市场参与国际招标活动受阻的情况来看，印度对中方的投诉也是予以认真对待的，并且做了一定的解释说明，以消除或缩小中方对印度的商业运营环境的负面看法。此外印度驻华使领馆也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以笔者的经验，印方外交官也非常愿意帮助中方企业解决在印度碰到的问题。据此，从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中方企业似乎不宜公开夸大政治因素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负面影响，而是应坚持“在商言商”原则，对两国政治问题持谨慎态度。持此议的理由并不是否认政治因素对经贸交流的干扰，而是认为以中印关系的现状而言，此类因素的影响可能在相当长时期都会存在，公开夸大这些因素可能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促使经贸关系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并且企业在谈论这些问题时限于条件和地位也很难有全面的看法，应该让专业部门去处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和企业投资长期持怀疑态度，并频繁采取投资审查和反倾销等措施。相关资料显示，印度对华实施反倾销的数量仅次于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一、中国与印尼双边经贸发展概况
中国与印尼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1950-1967年为两国双边贸易缓慢发展阶段，1967-1985年两国双边贸易关系中断，主要以经香港、新加坡等第三地的转口贸易为主，1985 年后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开始改善，1990年中国与印尼双边外交关系的恢复更使两国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时期。1991-2000年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4.7%。2000年以后，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如表1所示，除2001年和2009年外，两国进出口额均呈上升态势，10年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增长了五倍有余。2010年，中国成为印尼非油气产品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印尼与中国双边贸易额为605.5亿美元，其中，印尼对中国出口313.3亿美元，印尼自中国进口292.2亿美元。第二，双边贸易差额变化较大。2000年中国对印尼存在13.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之后中国的逆差逐步减少，2006年中方出现贸易顺差，之后4年中方便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但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2011年，在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中，中国又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约为21.1亿美元。第三，在商品结构方面，矿产品、动植物油脂和塑料、橡胶是印尼对中国出口的前三大类商品，2011年对中国出口额分别为117.8亿美元、31亿美元和23亿美元，增长58.4%、26.8%和40.7%，占印尼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1.3%、13.5%和10%。印尼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化工产品，2011年合计进口额173.4亿美元，占印尼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6.1%。其余各类主要商品自中国进口均不同幅度增长，尤其是纤维素浆；纸张进口增幅达到80.9%。
二、中国与印尼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的流量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这从事实上佐证了中印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但要从学术上论证其互补性的存在则需要理论分析和数据计量来支持。
（一）中国与印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
本文主要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根据2000-2011年的数据资料来进行相应的分析论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是指通过某一产品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率。该指数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某一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由于它能够较好的反映产品的相对优势，因而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的指标之一。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RCAij = (Xij/Xi) / (Wj/W)
其中，RCAij代表i国j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国j种产品的出口额，Xi代表i国对世界市场的总出口额，Wj代表世界市场j产品的出口额，W代表世界市场产品的总出口额。
笔者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规定，将所有贸易商品分为0-9类，分别为，分别为食品及活动物(0类)、饮料及烟草(1类)、食用原料(燃料除外)(2类)、矿物燃料和油及原料(3类)、动植物油及油脂和蜡(4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5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6类)、机械及运输设备(7类)、杂项制品(8类)、未分类商品(9类)，中国与印尼10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如下：
（二）中国和印尼贸易竞争优势分析
一般认为，若RCAij大于2.5，则说明i国在j种商品上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若RCAij 介于1.25与2.5之间，则表示i 国在j中商品上具有中等较强的竞争优势；若RCAij 介于0.8 与1.25 之间，说明i 国在j种商品上具有中等竞争优势；若RCAij 小于0.8，则示i 国在j 种商品上没有竞争优势，即出口竞争力较弱。根据表2所示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和印尼在10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的强弱。
1.两国具有极强竞争优势的产品（RCAij＞2.5）
2000-2011年间，印尼在食用原料(燃料除外)(2类)、动植物油及油脂和蜡(4类)出口上保持了极强的竞争优势，并在矿物燃料和油及原料(3类)过半数年份RCA指数大于2.5；中国则在2000、2001年杂项制品(8类)出口上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
2.两国具有中等较强或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2.5＞RCAij＞0.8）
2000-2011年间，印尼在食品及活动物(0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6类)、杂项制品(8类)长时间内保持着较强的竞争优势；中国则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6类)、机械及运输设备(7类)和杂项制品(8类)出口上保持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3.两国不具竞争优势的产品（RCAij＜2.5）
2000-2011年间，印尼在饮料及烟草(1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5类)、机械及运输设备(7类)、未分类商品(9类)出口上不具备竞争优势，中国则在饮料及烟草(1类)、食用原料(燃料除外)(2类)、矿物燃料和油及原料(3类)、动植物油及油脂和蜡(4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5类)、未分类商品(9类)出口上不具备竞争优势，而且中国在2002年之后也丧失了食品及活动物(0类)出口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