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理论纵横
【正文】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综合而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人类业已迈入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使包括情报学在内的学科研究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和利用，情报学的传统方法在面对新的问题时，就要进行自身的转化。如面对浩瀚的网络信息资源，传统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相应地网络信息计量学（WebmetricsorCybermetrics）就应运而生，用新的研究方法如链接分析法来描述和组织网络信息世界。
1网络信息计量学
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下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使传统的基于文献和信息的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面临着新的变革。关于其定义主要有：网络计量学是一门计算机科学，是一门研究互联网上数据相互引用的科学，是一门对网络文献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的科学，基于Web和软件计量分析工具，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计量学方法、统计学方法于一体，其应用范围覆盖了所有基于网络通信技术的信息测度。网络计量学是综合采用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统计学方法、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网络文献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的一门科学。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的各种定量方法，对网络信息的组织、存储、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借以揭示网络信息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
2链接分析法研究现状
2.1链接分析法的内容
链接分析法是网络信息计量学中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看成是文献计量学中引文分析法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网络超文本通过链可以将结点链接起来，一般使用两种方法——索引链和结构链进行链接，它既可以表示信息之间的关系，又是构成网络的手段。在将网络相关信息资源内容链接起来形成新的信息链或信息集合的基础上，融合了参考文献链接功能，并通过引文关系来分析链接网络信息资源的方法。可以按照引用程度和引用权威信息源来分析，在网络信息组织、检索、评价、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1.1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组织方面的作用
网络信息资源生产者如网页创作者使用链接分析，创建一些对访问者有用的链接，可以链接到不同主题或相同主题质量更优秀的网页。一般来说链接类型大致有：合作链接（被链接网站和链接网站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友情链接（网站之间可能由于在资源或其它相关方面有关系，相当于影视术语中的友情客串）、推荐链接（被推荐网站由于质量好、人气旺、访问用户多或是热门网站等原因链接）、内容链接（被链接网站和链接网站在内容上存在着互补或相通关系等），可以起到网络导航的作用，大大方便用户在网上冲浪。Google还通过链接分析来确定网络上的权威信息源来进行相关的排名。Google认为网页制作者仅创建他们认为重要的网页的链接，链接到另外的网页就像一本书的引文，网页之间的这种引文关系“像是对网页进行评论的过程”。例如，网页的制作者们创造了几千个Yahoo的链接，困此Yahoo被当作一个重要程度点；如果许多重要的网页都指向Yahoo，则其重要程度会更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网页制作者不可能误导网站的排序，并且扩展性极好——当网络增长时，产生更多的重要网页的链接，自然更能确定该网页是否是权威的信息源。
2.1.2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检索方面的作用
链接分析主要应用于网络信息检索方面，如搜索引擎收集信息、检索结果的排序等。网络信息检索为用户提供海量信息多媒体数据库，采用超文本技术使检索空间比传统的信息检索范围更广泛，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以超链接的方式链接相关内容，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线性存储的限制，真正实现多维检索。Web信息检索系统可以利用链接信息来优化对相关文献的查询，能够极大地提高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在搜索引擎收集信息的过程中，J.Kleinberg认为搜索引擎的Robots直接访问Web提取出权威页（AuthorityPage）。但是如何提取出权威页，这需要一个原始积累和评价过程。先给出一批起始网页，Robot从这些源网页开始收集，可以按照深度优先或广度优先的算法进行。当网页提取回来后，采用链接分析技术（具体用递归算法）来计算出权威页。有了权威网页，Robot在收集Web信息时，就有针对性地、高效率地访问Web网页。搜索引擎检索结果排序方面也运用了链接分析技术，由于索引数据库容量大，若用户输入一个关键词，有可能会有成千上万条记录相匹配，搜索引擎对如此庞大的结果如何排序，如何把最相关的几十条记录显示出来？搜索引擎按记录号的顺序提取结果集中的前几十条记录，再按邻近图（NeighborGraph）算法对这几十条记录排序，最先显示给用户。这种检索结果排序就是利用链接分析技术，大大减轻了搜索引擎的负担，Yahoo、Google等搜索引擎就采用了超链接分析技术来对检索结果排序。2.1.3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方面的作用
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在学术方面衡量学术期刊重要性的指标之一是“影响因子”（IF），哪家期刊和论文被引用次数多，影响因子就高，谁就被认为是权威，论文也就是优秀论文。在互联网上IF对应于统计指向某一网页的链接数目后对该网页作出的排序，网站引用分析对应的是某个站点网页被其它站点引用的情况的统计分析，也就是网页可能被其它网站搜索提问命中的结果数的多少，采用计分法和线性代数方法对中心网页和权威网页分数进行迭代求和，以确定权威网页和中心网页。这与百度搜索引擎的创始人李彦宏1996年提出的搜索引擎的第二定律：“人气质量定律”相一致。根据这一定律，用链接分析法进行统计网站被链接和访问次数，可以作为评价网站和网络信息资源质量的一个指标。再加上相应的链接文字分析，就可以用在搜索结果的排序上了，对搜索结果进行的按相关性排序，不完全依赖于词频统计，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超链分析。在Internet上链接关系反映的是网页在全世界范围内、同一学科类属的影响力，评价范围是很广的、甚至全球性的。目前主要利用搜索引擎工具在网络上检索网站和网页的链接情况，并按相关性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大大方便了用户在浩
翰的信息海洋中迅速准确地获得有用的信息，易于操作、实用且可以节省用户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同行评议等定性方法的缺陷。
2.2链接分析法对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向前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随之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它善于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科学研究中应用研究、实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比重逐渐增大，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表现在：一是情报研究的领域、对象、内容等的扩大和深化；二是现代科学学科与方法的创立和发展。情报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情报学科要想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学科研究模式的更新、学科结构的变革和学科体系的拓展，就必须研究和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方法，及时反映最新的学科学术动态和最新的理论学说，移植、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信息技术方法等来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创造和大胆创新，不仅引起自身学科结构的变革和深化学科前沿的研究，而且不断发展新的分支学科，促使学科研究充满时代气息。
链接分析法大大拓展了信息计量学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充实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内容，是情报学研究的新领域，完善了情报学方法论体系。它是情报学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历程碑，标志着情报学理论方法的一个新的飞跃。
2.3链接分析法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文献计量学中，传统的引文分析法只要统计参考文献数据就可完成引文分析的任务，但是在互联网上，链接分析法的研究对象是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覆盖范围广、动态性强，具的信息量巨大、不确定性、缺乏合理组织、难以预测等特点，且信息过载（InformationOverload）和信息污染（InformationPollution）现象严重；引用与被引用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链接分析法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Internet是在一个商业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个网站的被链接数量还与它的商业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评价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因此，在使用链接分析法时要充分考虑以上问题，尽大可能保证其结果的可靠性。
3结束语
由于链接分析法借鉴了引文分析法的方法和思路，是情报学研究方法在网络环境下新应用，目前链接分析法主要实验工具是搜索引擎，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网络信息检索、计算机网络、知识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的发展，必将为链接分析法的研究和开发应用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情报学也必将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方法来深化、完善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体系结构，从而改变情报学学科的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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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一）.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1）
关键词实验教学知识教学习题教学教学方法课堂设计系统教学法
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物理教学也是一样，在明确了教学任务之后，就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本文首先对几种常见的物理课型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接着提出一种能有效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新模式系统教学法。
一、几种常见课型的教学方法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必须熟悉物理教学中的一些基本课型，才能很好地组织教学活动，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根据物理学科的特点和物理教学的特点，我们把物理教学中的课的类型主要划分为三种，即实验教学课，知识教学课和习题教学课。
（一）实验教学课
物理实验教学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演示实验，学生实验，随堂实验和课外实验。
1.演示实验所谓演示实验是指教师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为配合教学内容而演示给学生看的实验。因此主要是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培养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引起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对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起一定的示范作用。为了确保演示实验成功，并取得良好的实验效果，课堂演示实验要首先做好准备，力求演示的现象清楚，并配合必要的说明和讲解。
2.学生实验学生实验是物理实验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培养学生实验能力，掌握实验技能，使学生受到物理学研究的实验方法的初步训练的主要措施。进行学生实验教学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努力创造条件，开出物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所有实验。
第二、关于实验能力的培养要具体落实，要明确要求，严格训练，逐步做到由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操作并完成实验报告。
第三、实验中要及时给学生以具体指导，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并帮助学生解决操作中的问题，纠正实验上的错误。
3.随堂实验这种实验是物理实验教学的补充形式，可作为实验作业布置给学生，也可作为建议，由有兴趣的学生自愿进行。
（二）知识教学课
物理基础知识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是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教好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并使学生的认识能力在形成概念、掌握规律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是物理教学的重要任务。
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教学，一般要经过以下四个环节：
1.引入物理概念和规律这一环节的核心是创设物理环境，提供感性认识。概念和规律的基础是感性认识，只有对具体的物理现象及其特性进行概括，才能形成物理概念；对物理现象运动变化规律及概念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研究归纳，就形成了物理规律。因此教师必须在一开始就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常用的方法有：运用实验来展示有关的物理现象和过程、利用直观教具、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及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等。
为形成概念、掌握规律而选用的事例和实验事实，必须是包括主要类型的、本质联系明显的、与日常观念矛盾突出的典型事例。例如，在进行“杠杆”教学中，关键在于弄清“力臂”的概念。教师在选择事例时，必须包含力的作用点不垂直于力的作用点到支点的联线这一情况。
2.建立物理概念和规律物理概念和规律是人脑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等感性材料进行科学抽象的产物。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排除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找出一系列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共性、本质属性，才能使学生正确地形成概念、掌握规律。例如，在进行“牛顿第一定律”教学时，其关键是通过对由演示实验和列举大量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现象的感性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使学生认识“物体不受其它物体作用，将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这一本质。但是这一本质却被许多非本质联系所掩盖着，如，当“外力”停止作用时，原来运动的物体便归于停止；恒定“外力”作用是维持物体匀速运动的原因，等等。因此，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突出本质，摒弃非本质，才能顺利建立牛顿第一定律。
3.讨论物理概念和规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牢固地掌握它。因此，在物理概念和规律建立以后，还必须引导学生对概念和规律进行讨论，以深化认识。一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讨论其物理意义，二是讨论其适用范围和条件，三是讨论有关概念和规律间的关系。在讨论过程中，应当注意针对学生在理解和运用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便使学生获得比较正确的理解。
4.运用物理概念和规律学习物理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在这一环节中，一方面要用典型的问题，通过教师的示范和师生共同讨论，深化活化对所学的概念和规律的理解，逐步领会分析、处理和解决物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组织学生进行运用知识的练习，要帮助和引导学生在练习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在解决问题时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路和方法。
（三）习题教学课
习题教学，也是物理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讲述若干重要概念和规律，或者在重要的教学单元之后，一般要安排以解题指导为中心的习题课，及时而有重点地进行复习和解题训练。要上好一堂习题课，重要的是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程度，选编好例题和习题，认真研究教学方法，把复习讲评、示范解题和学生练习等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上我们对物理教学中最重要的三种课型，即实验教学、知识教学和习题教学进行了初步分析，物理教师必须熟悉这三种课的教学。
二、物理课堂教学的新模式---系统教学法
为了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全面提高物理教学质量，我们倡导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系统教学法。其根本目的就是：让学生轻松愉快而卓有成效地学习。
（一）系统教学法的基本特点
1.注重信息系统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涅用信息加工理论解释学习活动，认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分为动机、领会、获得、保持、回忆、概括、动作和反馈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是分别以学习者在学习中所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为依据的，相应的八种心理过程为：期待、注意、编码、储存、检索、迁移、反应和强化。从学习动机的确立到学习结果的反馈，就是从学习愿望的产生到愿望的满足，揭示了人类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和发展能力的过程。既然如此，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设计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把教学活动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输系统，系统中的每一阶段都是为学习者安排外部教学情境，以支持他们每一阶段的学习。
2.明确教学目标
整个教学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教学目标进行，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并将它有效地落实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这样，学生的学习就有了明确的目的，而“当一个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意义，并以它来推动自己的学习时，这种学习的目的就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美]奥苏伯尔语）。
3.强调意义接受
学生学习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有意义接受学习。学生学习是以间接知识为主，学校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人类的知识财产。而接受法可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学到大量知识，避免走很多弯路。但是，我们要求的是进行有意义接受，而不是机械接受。有意义接受，不仅可以迅速地接受知识，而且能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
4.完善认知结构
根据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理论，一切新的有意义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影响的学习是不存在的。在有意义学习中，学生的认知结构始终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帮助学生把握知识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使知识系统化，不断完善和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
5.注意随堂记忆
每一节课上都留有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记忆所学知识。
6.允许免交作业
要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尊重学生的学习自。教材中的习题全都在课内完成，学生可以免交作业，可指导学生对课堂练习以“互查法”判阅。鼓励和建议学生选做课外习题，只要通过适当措施，学生会主动积极地做更多的习题，并且也会做得更好。
7.重视单元过关
每单元教学结束后，通过测验及时了解学生“掌握学习”的情况，不使问题积压成堆。变换讲解的方式，“对没有命中的目标，再射一箭”。
（二）系统教学法的课堂设计
根据加涅的学习阶段理论，学生的学习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信息加工过程，也是信息的摄取、加工、贮存和反馈的过程，即知识的知觉选择、理解领会、记忆贮存和作业反馈的过程。课堂教学设计必须为这一过程，特别是内部加工过程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为此，我们把课堂教学设计为四个阶段。
1.自学探究知觉选择阶段
每上一节课，教师事先拟发自学提纲，提供本节课要达到的目标和要求。接着根据教学目标和要求，组织学生自学教材、观看演示、动手做实验、展开讨论等。教师巡视指导，启发质疑，收集学生中的各种问题。
这一阶段，是知觉选择的过程。学生对教师讲授的教材内容，引起注意，有意识有选择地运用视听知觉进行感知，定向地摄取知识，获得感性认识，但对教材的意义尚未真正理解。
2.重点讲解理解领会阶段
针对学生自学探究的情况，教师进行重点讲解，澄清模糊观念，解答疑难问题，加深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特别要注意对教学内容进行串联精讲，纵向串讲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关键，使所学知识系统化；横向串讲知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清易错易混处，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
这一阶段是在知觉选择的基础上领会和理解教材。领会，是明白、知晓知识的意义及结构、规律，在领会过程中，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解释新知，并把新知纳入旧的认知结构中。理解，是揭示事物本质的过程，在理解的过程中，将个别事物、个别现象类化、概括为普遍的原理；或者将一般原理具体化，用一般规律解释个别事物或个别现象。理解领会是知识获得的重要环节。
3.整理吸收记忆贮存阶段
教师帮助学生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总结出要掌握的几个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指出学生运用这些概念和规律时经常出现的错误并分析其原因。接着，创造安静环境，让学生默记本节所学知识。
经过理解领会，知识就进入记忆阶段，通过记忆，保持知识，习得知识，实现学习知识的期望。为了保持知识，就必须根据遗忘规律，指导学生同遗忘作斗争。
4.练习巩固作业反馈阶段
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教师提出各种类型的有一定梯度的典型习题，让学生当堂练习。根据学生反馈出来的信息，教师予以必要的矫正和辅导。
学生已获得的知识，要经过练习作业才能巩固，它是检查学习结果，提高、充实和巩固知识的重要环节。巩固知识的途径，一般是通过练习形式去强化知识。同时根据练习作业的水平，了解知识学习的结果，为教师和学生本人提供学习反馈。
以上我们对物理教学中几种常见课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讨论，对我们所倡导的“系统教学法”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和课堂教学设计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涉及到各种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诸如讲解法、讨论法、探究法等。我们认为，物理教学应从教学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关键是要博采众长，综合运用，合理组织，并在教学全过程中贯彻启发式，让物理教学过程始终处于一定的问题情境之中，使之成为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许国梁：《中学物理教材教法》，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
2.阎金铎、田世昆：《中学物理教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61-01
文艺美学最早出现是在学者王梦鸥于上世纪70年的《文艺美学》一书中。80年代由胡经之正式提出“文艺美学”概念。于是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美学概念及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可以说文艺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对世界美学的一项独特贡献。文艺美学虽然在中国提出，但还远远谈不上有固定的体系。对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对于促进文艺美学进一步发展成熟并成为被世界认可的美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文艺美学作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就应该有更好的独创性。中国学者提出的文艺美学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形态，作为中国美学自身的现代转换。从西学东渐以来，大多都是通过西方概念和范畴来规划中国自身的文化知识体系，美学也不例外。美学在西方由鲍姆嘉通提出，是感性学的意义，立足于感性知识的完善，主要运用的还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典型的艺术哲学。但在中国并没有自主提出过美学这一学科名词，一方面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在西方话语之下还有多少本色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西方改造是否取消了我们立足于自身能做出的独特贡献也是个问题。所以文艺美学的提出恰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传统美学，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学体系。
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是对具体艺术行为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是着眼于这些艺术行为的审美特性。这种指向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讨论方式有巨大传承性。中国古代艺术论具有立足于艺术本身，从审美感悟的方式做出论述的理论品质，这是我们古代文论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一点。艺术活动是具有典型美学特征的活动，以其审美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文艺美学是比技术美学、社会美学等更具有美学说服力的学科划分。这种学科划分无疑是中国美学的独创，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表达。
从对文艺美学的界定和研究对象认定，道出了文艺美学新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学术探讨价值之。周来祥先生在他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辨证规律来探讨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探讨艺术规律的重要哲学指导，也是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学者进行理论创建的科学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中国古代的美学论著无不与具体的艺术探讨有关。例如《文心雕龙》是探讨文章的写作方法，强调文章要注重“神思”、“风骨”，这些无不具有重要的中国美学意义。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以中国传统的“境界”说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他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有很大研究，并深受影响。王国维写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有我”与“无我”与康德美学思想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谋而合，“有我”可谓有目的，“无我”可谓无目的。这种有无之划分与西方的二元划分习惯有很大关系。但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又是具有绝对中国特色的表述，与中国传统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提两种境界时，绝不忘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与分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对于诗境的分析不止于美学学术方面，更提升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可谓是中国美学独特的学术视角，这也符合以文艺美学树立中国美学品质的要求。
文艺美学在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方面有着艰巨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文艺美学也只有在发展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身独特的理论品质。我们相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下，发扬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必然会使文艺美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J].文学评论，2001，（5）.
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本文试图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文学语言的研究状况做宏观扫描、深度观照和焦点透视。
本文的取材范围是2000年至2010年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文学语言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兼顾论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标准，一是因为论文具有广覆盖性，学术期刊网可以从作者、题目、关键词、全文、相关文献等各个方面检索出上万篇论文，而论著却不具有这种搜索与阅读的全面性和即时性。二是因为就中国的学术惯例而言，大多数论著中代表作者重要观点的主要内容都以论文形式先行发表，所以说选取论文基本上可以涵盖论著。
一、 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多维视野
我们曾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论争，到20世纪末《语文建设》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从60年代王力、老舍等极少的文学语言论文，到世纪末的大量论文、论著，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尤其对20世纪后20年郑颐寿、谭学纯、冯广艺、冯学锋、王蒙、汪曾祺、高万云等的研究成果，都作了或详细或概括的评介。概而言之，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进入多视野、多层次的研究阶段。这一特点在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纯熟的境界，学者们从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风格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学、叙事学、哲学等各个角度来透视文学语言，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获。当然，从语言学和文艺美学两个主要角度探讨的成果最多也最有新意。
1．语言学、修辞学视野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表现在反映文学语言本质特征的“规范问题”上。
文学语言的规范问题是国内外的一个老问题，其探讨与争鸣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初的研究其实仍然还是两大派，即可规范派和反规范派。如刘福根《“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说”献疑》就是对1992-1993年《语文建设》开展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中一些反规范观点的批评，依次反驳了“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足以表达作家丰富的思想、复杂的情感”所以要超越规范、“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打破‘人们的审美心理已经产生了长期阅读疲劳的汉语语法结构’”、“文学语言从本质上说是反规范的”和“语言本身是不可能规范的”等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语言是可以规范的。至少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论述‘文学语言不能规范’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还没有充分证明‘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这一点。”（刘福根，2000）与此观点相同，杨爱娇的《文学语言规范化的若干思考》从文学语言的特质和文学语言规范的层次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作者认同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的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是“变异”，因此，规范要分语言规范、言语规范和文学语言规范，虽然这个分类有违逻辑划分规则，但其对文学语言规范的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她认为：“文学语言要规范，文学语言能规范，文学语言也有规范。这个规范应该包括语言的规范和文学语言自身形成的规范。首先，语言的规范是言语规范化、文学言语规范化的基础。文学语言的规范必须建立在语言规范基础上，否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者，从文学的本性来说，创造不是个人的，如不讲规则，各人说各人的话语，作者与社会无法沟通，与读者无法交流。”（杨爱娇，2002）持此观点的还有张黎、张常信的《文学语言就不要规范吗？》，该文主要证明所谓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其实也是符合规范的。他们指出，“回顾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以及语言表现形式的改革，恰恰是回归某种规范化”，他们还认为，创新与陌生化只能在大的规范框架内实现，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陌生化，并指出：“语言规范化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的重大标志之一。新世纪伊始，文学语言该如何规范与发展，这是摆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专家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字语言需要标新立异的突破，但如果认定这种突破是没有底线的，那么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文学语言，文学、作家都会成为彻底的陌生，倘若永远陌生下去，明摆着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黎、张常信，2006）与此观点相近的还有于根元、李润新、高万云等，不再赘述。
反规范派强调文学语言的“变异”、“偏离”、“陌生化”、“超常搭配”。其实，变异、偏离、超常、陌生化不过是异名同指罢了，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已存在或已设定的“正常态”或“熟悉态”的基础之上，如果某种文学表述背离这两种状态，就被认定为是定规之变异、正途之偏离、常态之超越、熟构之陌生化处理。于是有人便认为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反规范的。我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和其他文章中指出，学者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语言规范和道德规范、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静态规范和动态规范等的单面认知，构成了这场无休止的“金银盾”之争。（高万云，1993、1998）对此，石一宁的《文学语言还有标准吗？》（《文艺报》2003年7月24日）也认为“文学语言在评判标准上出现混乱”，在石氏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四位学者进行的调查中，就描绘出了对文学语言规范的不同认知“图式”。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反语法”现象，如毕苓蔷的《文学语言的“反语法”特征》就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反语法”的，“文学语言组合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反语法’，或者说不受既定语法的约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语法’。反语法，反叛的是约定的规则寻求的是语言的创新，因此，文学语言的‘反语法性’，可以说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发掘语言艺术潜能的必然趋势，也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它以持久性为旨归，变异性为手段，临时性为外显。持久性意味着艺术功能的强劲生命力，变异性意味着通常规则的破解，临时性意味着出现频率的单一，直言之，文学语言反语法就意味着变革与创新。”（毕苓蔷，2005）这个结论有点自相矛盾，既说文学语言“反语法”，又说文学语言“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这似乎在说语法不是顺应语言发展规律的。与此相近的还有李君玲的《试析当代文学语言的变异》，认为当代新潮作家“大胆地冲破语言的常规和藩篱”，（李君玲，2006）而王燕的《文学语言是隐喻的n次幂》更是认为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疏离与改变，是隐喻或n次幂的隐喻。（王燕，2007）
学者们不仅揭示所谓文学语言的“变异”现象，更重要的，还探讨这些现象的深层机制；不仅从文学语言本身求解其变异规律，而且还在与其他文体的比较中凸显其本质特征。在这些方面，冯广艺、刘欣、李世英、张守海、张春泉、刘来春、汪艳华、李满端、谢英、王英、雷瑞莲、李科、唐莹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2．美学、哲学视野
对文学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种技巧作美学分析，也是21世纪初期的一大特点，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朱玲《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学林出版社2004）、祝敏青《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李国正《网络文学的语言审美》（台湾学生书局2007）和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论著，或专论或辟有专章研论文学语言的美学问题。自然，这方面的论文更是丰富多彩，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田文强，他的《关于文学语言的节奏美》（《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12期）对语音层的音响节奏美、意象层的画面节奏美和情感运动的节奏美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而《文学语言的表现性审美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和《语言陌生化与文学语言形式审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3）则又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作了细微的剖析。其他作者的成果还有很多，从网络搜索情况看，这方面的论文足有上百篇，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论述文学语言审美特征的，如雷淑娟《由数量词词义偏离看文学语言的模糊美》（《修辞学习》2005年第3期）；二是论述文学语言的形式美质的，如雒海宁《文学语言的色彩美》（《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三是对具体文学门类、文学作者、文学文本和文学技巧的审美物质的探讨，如黄小平《戏剧文学语言的诗性表达》（《四川戏剧》2009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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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从整体上探讨文学语言美学特征的文章，如李贞、陈童《基于文本的汉语文学语言审美》则从文学文本出发，对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一是“不同层次的文学语言审美”，既从语词、语句、语篇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显性审美，又从意象、形象、意境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隐性审美。二是“不同性能的文学语言审美”，对描写语言、叙述语言、抒情语言和议论语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三是“不同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异同进行了深入考察。四是“不同创作主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又探讨了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风格创作者的不同审美表现。而冯宪光的《文学语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期）则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认为文学语言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符号，作家创造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语言结构来显现审美意识形态，读者则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来体验感受审美意识形态，而这种语言就是内指性的语言。可以说，以上两种认识都是较有新意的。
也有一些学者对文学语言进行哲学思辨，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盛光希《文学语言的二元对立与统一》（《文艺报》2006年9月7日）、曹卫东《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从哈贝马斯对德里达的批判说起》（《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谭学纯的《“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或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或借鉴国外新潮哲学理念，都对文学语言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有所深化。
从其他视角透视文学语言的论文还有很多，有从心理学角度切入的，如田文强《表现性:文学语言的审美心理机制》（《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有从认知学视角分析的，如谭学纯《修辞场、语象系统、修辞认知和文学阅读》（《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有从叙述学层面探讨的，如朱玲《叙述长度和语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诗学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有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的，如刘安海《赋予文学语言以人文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文学语言研究的繁荣景象。
二、深度观照：文学语言研究的百家争鸣
以上是从文学语言研究的“面”上扫描的，大致勾勒其研究广度。如果从研究深度考察，有四位学者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他们是语言学界的谭学纯、王培基和文学界的泓峻和张卫中。
1．谭学纯的文学修辞学
早在20世纪末，谭学纯就对文学语言有着深入研究，他与唐跃联名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20余家报刊发表探讨文学话语和建构文学语言学的学术文章，并于1995年出版了《小说语言美学》。到了21世纪，他不但独著与合著了《接受修辞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人与人的对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和《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而且发表了重要的文学修辞学学术文章20余篇，对文学语言及文学语言的修辞建构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21世纪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虽然从书名看似乎属于一般修辞学或修辞哲学，但就其思考对象和取例来源看，则主要还是文学文本和文学修辞行为及其修辞成果。我们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曾对三部书有所评价，对《接受修辞学》，我们指出：“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理论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理论，对汉语修辞的接受机制和规律、特征和方法做了建设性的理论探讨，它不但扭转了过去只注意表达修辞的‘一头沉’研究套路，而且完善了修辞学的科学内涵，他认为，‘修辞信息=语义信息+审美信息’，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而‘修辞过程’则是‘修辞信息从表达到接受的运动序列’，仅此一点，就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万云，2008：613-614）对《人与人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是一部为修辞提供哲学基础的著作，“构筑了一个人与人对话的修辞哲学体系”，特别强调，“最后，《人与人的对话》又回到了对文学话语的‘倾听’——文学阅读。把艺术对话——修辞定格在双向互相建构的本体设计上，完成了他的哲学旅程。从而为他的广义修辞学的建立铺好了最后一块基石。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对话》深刻地揭示了对话的语言性、修辞性、文学性和哲学性，所以，此书在语言学界、修辞学界、文学批评界和哲学界都受到欢迎，成了多学科与之‘对话’的特殊文本。”（高万云，2008：615）而对《广义修辞学》，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广义的文学修辞学（或曰艺术修辞学）”，是谭氏关于文学传达、文学接受、文学互动系统修辞学思想的集中表现。（高万云，2008：615-617）而在他的文学修辞学系列论文中，他更是延伸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理论，二是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
谭学纯的文学语言理论研究有着浓烈的时代气息，这在概念范畴和思想资源方面都有体现。（谭学纯，2006）如同是研究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谭氏的研究则运用的是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他在宏观上作辩证考察，中观上作认知阐释，微观上作修辞分析。他认为文学的修辞话语构建是两个认知系统的双重运作，通过修辞认知，变熟悉为陌生；通过逻辑认知，变陌生为熟悉。前者体现的是修辞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感觉系统为基础；后者体现的是语法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理性系统为基础。从而完成了文学建构的全过程。（谭学纯，2004）可以说，谭氏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所以，谭氏主张解读文学话语要“超越文化宿命”，（谭学纯，2001）主张对小说语言研究，采用本自语言学但又超越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谭学纯，2004）。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谭氏更主张既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技巧研究，也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诗学研究；既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也要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谭学纯，2009）于是，在把修辞学引入文学批评的前提下，谭学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误导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吾手写吾口”的语体误认与逻辑悖谬，（谭学纯，2004）进而作出颇具示范性的修辞学批评。
谭学纯对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正是对其上述理论的实践和论证。他评价莫言的《红高梁》，认为这是一种对战争的另类书写：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对个体强悍生命的修辞书写，时间修辞，超感觉的修辞话语。（谭学纯，2002）这种评价方式与谭氏的广义修辞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与此相类的是关于文学建构的修辞策略的探讨，如《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想象爱情：文学修辞的意识形态介入——修辞策略和20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史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前者分析了文革文学以工农兵为话语主体、以集体言说为修辞策略的文本建构，后者论证了爱情想象、意识形态和修辞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应属《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谭氏以李双双的21个身份符号为切入点，解析它们的分布及其修辞功能和与此相关联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而探讨其修辞策略，并延伸到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谭学纯，2008）谭氏还有一些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如《巴金〈小狗包弟〉：关键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就是借鉴语言学中的义素分析法对《小狗包弟》进行修辞批评的，请看该文的内容提要：转贴于
从《小狗包弟》中选择对文本整体有解释力的几组关键词,运用修辞义素分析方法解读文本,亦即分析:“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由此可以评价全文成功的修辞和不太成功的修辞,同时评析不同学科背景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得失。由此可以看出，谭氏对文学作品的个案分析，也都具有理论深度，这是当今语言学和文学两界的文学语言研究少见的。
2．王培基的文学语言专题研究
王培基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十余篇，并于2008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全书39万字。王培基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语言研究误区及文学语言特征的阐释，二是对文学语言方法论的探讨。
王培基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两大误认。王氏认为，变异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所谓变异在各种语体中都是存在的。“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王培基也不同意文学语言是反规范的观点，他认为规范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变异过度，就会影响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二是语体误区，他通过对以群、童庆炳、冯广艺、高万云等文学语言研究的用例统计，发现学者们对诗歌、小说多有侧重，而对散文、戏剧则用力偏少，“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三是方法误区，王氏指出，现有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多为归纳例证法和简单分析法，而这与丰富复杂的文学语言是不契合、不对应的，因此必须体现方法的多样性。（王培基，2005）在此基础上，王氏归纳出文学语言的五大特征，即形象性特征、情意性特征、音乐性特征、独创性特征和丰富性特征。这“五性”“都跟文学的内容直接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如形象、情意、音乐;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须臾不可分离的属性，如丰富性、独特性。”“‘五性’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互补互衬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王培基，2001）这一认识虽不新潮，但它符合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
关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王培基也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应该坚持“一个精神，四条原则”，即“批判的、革新的精神”和“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的实践出发的原则”、“从广阔的学术互动视野出发的原则”、“多样性、多层面的原则”、“从指导文学语言创造出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王培基特别具体阐述了“细读感悟法”、“结构功能解析法”、“考察统计实证法”、“意蕴探求法”、“多维比较法”、“理论升华法”。（王培基，2008：239-352）这些认识不仅比先前的零散论述系统，而且也比先前的大部分论述深入；不仅对滞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而且为今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3．泓峻（张红军）关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泓峻的治学方向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并不是对具体文学语言进行研究，而是侧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的修辞批评等理论问题。21世纪以来，他不仅出版了《文学修辞批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和《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两部论著，而且在《当代文坛》、《文史哲》、《四川大学学报》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关于文学的修辞批评，泓峻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中阐述得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文学修辞批评的特征、意义和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西方和中国修辞批评作了历时的描写。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诗话、小说评点、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修辞批评复萌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知，对修辞批评的途径和手段，诸如对词语与辞格分析、语篇分析、叙事学分析等方面都有深透的阐发。还需指出的是，泓峻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过分夸大所研对象的价值，而是给修辞批评应有的地位，他指出：文学修辞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维度，是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得以展开的基础。纯粹的文学修辞批评只能解决它视野内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文学问题。（泓峻，2003）可以说，这一认识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关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泓峻重点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对其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经验教训都有深入分析。在十余篇论文和专著《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中，泓峻对19世纪和20世纪交汇时期语言与文学变革的共同语境、文学观与语言观的共同价值取向、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的相互渗透等内在关联，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相互支撑，“个性主义”文学观的语言追求与现代汉语形成期的修辞观、现代汉语口语崇拜观念的语言学依据及其影响，形式审美主义文学观的展开与现代汉语的审美建构、“文学大众化”转向与现代汉语发展方向的调整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文学语言在现代汉语形成中常常会成为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诱因与最重要的动力，现代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语言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观念也有着突出的制约作用。（泓峻，2010：185-198）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认识不仅符合文学与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而且也符合语言与文学语言、文学与文学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这无疑对中外已有的相关认识有所深化和发展。
4．张卫中的汉语文学语言研究
张卫中对汉语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骄人的成绩，2000年至今，不仅出版《汉语与汉语文学》等论著，而且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张氏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一是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二是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状况。
关于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张卫中从多个方面进行审视，在《五四语言转型与文学的变革》中，作者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阻断了中国作家在历史上形成的追求语言美的强烈冲动，使内容更多地被凸显出来”；二是“审美理想由‘虚’转‘实’、由推崇‘言外之意’、‘文外之旨’转向追求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三是“从文言到白话的切换,使中国文学从‘诗’的时代转向‘散文’的时代,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也发生了位次的转换,小说成为主流文体”。（张卫中，2004）在《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中，张卫中还认为，五四以来的汉语的欧化倾向对中国文学的变革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欧化汉语“对新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作家价值观的变化”和“导致了文学语言隐喻和象征系统的变化”。（张卫中，2006）这些认识虽有夸大或曲解语言功能之处，但整体上看还是比较到位的，相关认识也见他的《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新时期创作》（《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从新旧白话的差异看现代小说的语言基础》（《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汉语的变革与“五四”文学转型》（《华文文学》2010年第3期）、《“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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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变迁轨迹，张卫中也有较全面的探讨。张氏认为，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分三个时期，“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为现代文学语言草创期，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为现代文学语言巩固期，“文革”结束到当前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异期，张氏特别指出百年来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主要成就：“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主要成就是借鉴各种资源，大大开拓了汉语的表现空间，提高了汉语的逻辑性、严密性，使这种语言能够表达复杂的、精密的文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与此同时，汉语也没有舍弃它原有的简洁、灵动、朦胧和神秘，以及长于暗示、隐喻的特点。使汉语既具有现代性特点，又保持了本土传统，成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语言。在汉语整体变化中,语言表现能力的提高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张卫中，2009）可以说，这一认识也是很有见地的。与此相同的认识还在《“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兰州学刊》2010年3期）、《新时期30年文学语言的变革与特点》（《福建论坛》2008年第6期）、《新时期文学语言变迁寻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等。
三、焦点透视：文学语言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从上面的描述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学界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确实成果丰硕，成就巨大，然而，任何学问都是时代的，不少方面还须进一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
首要的问题自然还是文学语言观问题。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定义或阐释，诸如俄国形式主义的“诗意用法”说、欧美“新批评”学派的“拟陈述”说、海德格尔的“本原语言”说，诸如中国学者的变异语言说、语言变体说、裸体语言说，但我们认为仍然有深化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我们曾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从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修辞学、风格学、文化学等各个视角考察文学语言，最后升华到哲学层面对文学语言进行概括，认为“文学语言应是以审美为目的、以情趣想象为构建策略、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的话语形式，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高万云，2001：382-397）现在看来，这个概括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如审美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目的？情趣想象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构成策略？二度规约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主要手法？如虽然“情理美三维”和“意义”“意思”两面都是文学语言的必要条件，但这“三维”和“两面”各占多大比例才是文学语言，是不是还有其他存在条件？同样，文学和语言、语体和风格、作者和社会对文学语言特质的影响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文学语言的构成手段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因为文学语言观与文学语言构成手段互为前提：文学语言观决定了对文学语言构成手段的认识，构成手段的认识又支持、修正或深化了文学语言观。如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诗意的用法”，那么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陌生化”配置；中国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变异，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对常规表述的偏离。我们认为文学语言既然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那么就并不仅仅强调变异和诗意的一端。虽然我们也重视“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这与变异说是一致的，但我们并不排除遵循语言初始约定的表达方式，如散文、报告文学等叙事性作品。由此看来，我们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的绝对化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自然，这方面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对于高中老师而言，现在都要求写论文评职称，特别是对于研究成果看的越来越重，关系到老师的收入。对于高中地理老师而言，地理课作为高中生的必修学科之一早已拥有了悠久的历史，如今的高中地理不仅涵盖内容广阔，而且还是一门文理兼容并且与社会热点结合紧密的课程。
在对话教学讨论激烈的现今，高中地理课堂教学面临的挑战也十分巨大，对地理教学工作者自身的学科基础知识，社会热点分析能力，以及教学技能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对话教学中，地理教师需要激发学生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和动机，初步形成正确的全球意识；增强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念。然而，并不是所有地理教师都能够在课堂上轻松地运用对话教学。课业进程和升学考试等多重压力使得教师很难兼顾到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同时高中地理课程又是一门发散性思维很强的学科，面对不同的学情，对话教学的实施很有可能会遇上各种问题，比如学生在课堂上的情绪无法得到控制，教师与学生由于对问题的不同理解使得无谓的话题占用了上课时间，导致课堂教学重点不突出等情况。其次，现在的学生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理解会形成价值观上的偏差，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教师在学习生活上没有做到及时正确合理的指导。
为了有效地调查当今地理课堂对话教学的情况，笔者翻阅了相关文献，并结合实际的教学，采用访谈分析方法进行整理研究。教师访谈的内容总结为以下四点：（1）采用对话教学时如何展开师生对话？（2）如何调动学生讨论问题的积极性？（3）如何引导学生，使讨论不偏离主干内容？（4）如何加以正确价值观的渗透？首先，在如何开展师生对话方面，受访地理教师认为需要依情况而定。课堂师生对话以问答为主，而课堂教学中经常会遇到没有学生主动回答问题的情况。因此在备课时就需要提前设置问题，并且根据学生认知水平的不同，从而预定下问题的难度；在上课过程中，根据现实情况对难度进行适当调整，防止出现无人应答，无人能答。若学生对问题表示费解，则将问题拆分为若干步的小问题，引导学生回答，循循善诱。最后再进行课后的教学反思，找出课堂对话过程中学生产生错误的关键，也就是对某方面知识理解的偏差，在之后教学中加以调整。其次，在调动学生讨论问题的积极性方面，受访教师均表示，课堂讨论得以开展的前提是学生对知识点有一定的认知与熟悉。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由教师提出讨论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安排小组讨论。故而课前准备工作需要合理设置讨论的问题而且要求学生对讨论的内容必须熟悉。讨论形式一般以小组形式或者同桌之间进行，由代表发言，采用适当的奖惩制度，提高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再次，对于课堂讨论的控制方面，受访教师认为，在学生讨论问题时教师需要深入学生中间，深入小组中间，了解各方面意见，以便当发现学生讨论方向发生偏差时能够做到及时的引导与指正。最后，时间一到及时停止讨论，听取各代表发言，然后做出总结。总结包括明确被讨论的问题，同时对学生得出的不同结论进行点评，最后归纳，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最后，在如何使得学生树立正确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较多年长的教师对此主要采取传统的说教模式，结合实际例子，以情感化，并且集中向成绩落后的学生进行课后谈话。而年轻教师的方法则是为学生播放有关图文影片，让学生通过直接的感观自己体味。
教学实践总结，以湘教版必修一为例，第一章第二节“太阳对地球的影响”，第二章第二节“地球的表面形态”，第三章第二节“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第三节“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以及第四章第一节“地形对聚落及交通线路的分布的影响”等，相较于传统的说教形式的教学，这些章节在进行对话教学后，更容易达到地理核心素养所提出的要求。（1）将“对话教学”实践于课堂的教学案例举例。以下笔者将以湘教版地理必修一第四章第二节《地形对聚落及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的思考活动为例，安排对话教学过程。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丽江古城为什么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丽江古城的形成和发展利用了哪些地形条件。围绕活动提出的问题，笔者将首先安排知识点的回顾，包括了聚落的定义，地形的分类，以及地形与聚落的关系。在主干清晰的前提下，保证学生对于问题的认知不偏离主题，这也是学生能够有效地切入思考的前提。其次，通过阅读案例内容，同时在课件中展示丽江古城的分布图，包括四周的地形地貌，古城内的交通情况，河流分布，聚落分布特点等，引导学生从大的地形分区角度审视丽江古城，同时通过具体微观地形比如玉龙雪山，金虹山，狮子山，东、西两面的地貌情况的研究，进行有限时间内的小组讨论。期间，教师深入学生中听取各方讨论内容，并且进行适当的引导，最后由学生代表发言，教师总结讨论结果，评价结论价值。通过活动讨论，激发学生对城市建设的热情与才华，同时做出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促进学生提高社会责任感，从成为优秀高中生到成为国家今后发展的栋梁，更好地建设国家发展家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2）对教学案例的评价。该对话教学的优点在于，设计提取了比较典型的聚落，正是由于丽江古城闻名于耳，一部分学生对该古城甚至有过亲临，因此，该案例的提出能够很快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同时，从学生心理角度，激发学生的古镇情节，将原先比较虚拟的知识点引入现实并且熟知的古镇，引起学生感情上的共鸣，由此更好地纠正学生对于社会发展等问题上的思想观念，树立学生内在热爱祖国山河的价值观。通过这么一个活动，不仅在知识点上对学生进行了强化，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不但达到了“知识与技能”的把握，同时更是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进行了深入，真正做到了三维目标的全面把握。相对仅仅强调该活动所涉及的知识点，更加体现了新课标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不足之处。对话过程包括了师生之间的对话，学生之间的对话，而学生自我的对话并没有彰显出来，即学生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探究，反思总结经验。独立思考的过程正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学生勇于自我探究的能力才是追求真理的勇气。因此，对话教学的过程应多鼓励学生向课本质疑，向答案质疑，并引导学生从对话中汲取思想养料，把学生的思考引向深入，思维是从思考开始，经验是从反思寻得，学会自我对话，才是真正掌握了知识与技能。
本文通过研究对话教学在高中地理课堂的应用现状，提出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使用对话教学，得出对话教学的优势作用。并且通过实际对话教学案例分析，将地理对话教学应用到课堂中，并且更好地渗透入了新课标三维目标之一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从根本上内化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社会看法，达到新课标提出的学生发展要求。
关键词：经济管理类实验；开放性实验；教学方法
1引言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高速发展，高校正在朝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连续几年的扩招，每年大量的毕业生涌向社会，给就业市场上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对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质疑——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另一方面是毕业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低薪酬，应届毕业生的低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纷纷进行改革，以期望能缓解这种矛盾。这些改革中的重点都落在“高校如何培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来。因此，在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实验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越来越被广大师生所青睐。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大学生全面掌握和深入融会知识，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教学可帮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学习和掌握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思维习惯，以及收集、处理信息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根据社会要求和人的发展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科学知识、思维方法、操作技能等传递给学生,从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考虑,让学生去创造、去设计,创造性地提高其素质,开发其潜能,发展其个性通过实践教学,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还启发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意识，实践教学是现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实验教学按其开设方式来分，可以分为与理论教学结合的实验和独立实验课程两种。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验多为验证型实验，一般这种实验在与理论教学进行的同时进行，表现为完成理论教学中某些内容之后，为了验证理论并加强记忆而进行此类实验，比如高校中的物理、电子电工等基础性实验。独立实验课程是指实验课程的开设不依附于某一门理论课程，而是根据前面已经学习的一门或几门相关课程之后进行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综合性比较强，往往需要集中所学的相关知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连接才能完成。本文中主要结合经济管理类实验讨论独立实验课的问题。
2经济管理类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经济管理专业方面，以前面向学生开放的实验极少，且多为验证性实验，主要是熟悉实验的流程，按照实验课程所设定的实验方案与实验步骤去完成实验。这些实验操作机械，没有创造性，学生也对此种实验毫无兴趣，通过模拟软件完成的实验，多半如此。按照模拟实验软件公司所设计的实验流程，学生基本上只需要点鼠标，按照实验指导书设定的流程就可以完成，有的甚至不用键盘输入任何内容就可以完成。这种实验教学显然与生产生活实际相去太远，学生在做这类实验的时候也多半只是应付，因而实验教学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3开放性实验方法在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3.1开放性实验方法介绍
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时间上向学生开放，而且教学内容上也要向学生开放，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样，学习较差的学生随时可以补做一些基本训练的实验，学有余力者可进行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或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性实验。因此可以这样说，开放性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当前工科院校实验教学改革的方向。
经济管理类实验多为验证性、掌握流程型的实验，学生是否能完成实验,一方面要靠实验的本身的“吸引能力”，另外一方面还要突出实验的可控制性.即对学生完成实验的掌握和评价手段，在这类实验中，实验教师通常通过学生的实验报告来衡量学生实验完成情况。
经济管理类实验多采用软件模拟的方式。
实验软件的选择问题，多采用B/S结构软件，这样一方面可以方便实验教师进行集中的管理和控制，另外一方面可以借助高校的校园网络，更好的服务学生，更好的去尝试开放性的实验。根据经济管理类实验特点，作者认为开放性实验方法比传统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模式更适合学生。
3.2在实践中探索并开发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
开放性实验更强调个性化的实验，而不是大众化的实验，更强调学生的兴趣与因材施教。如果一个实验几乎所有人都要进行，且实验的过程要求保持一致的话，此类实验采用以前按班级完成实验更加合适一些。而开放性实验最好与学生的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与实验室提供的助学助研活动联系起来，学生可以通过相关课题共同研究开放性实验的开放方法。对于今后如何更好的开展开放性实验，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进行实践：
（1）实验前的准备。
开放性实验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实验开始前要加强实验相关知识的整理与积累，要做好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的设计，多结合实际业务设置相应思考题，思考题应该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而不应该是凭空想象。
（2）实验的方法。
兴趣实验法：由于经济管理类实验自身的一些特点，导致这类实验本身对学生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因而在实验中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兴趣，我们可以在实验中加入竞争，加入生活中的常识知识，加入各实验的补充知识等等。
讨论实验法：讨论可以说是相当经典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探讨，学生可以对所学的知识掌握更深，而在实验教学中，讨论的作用显得尤其突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表达能力及与人交往的能力，通过讨论，学生往往在某些方面试图说服对方，在这些活动中，对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好处。同时，为了达到较好的讨论效果，大多数学生会更加认真去完成实验，通过掌握一些实验的技巧并与大家一起分享。在这种教学方法中，教师应该有目的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讨论中来，比如设置实验课程论坛，并对大家讨论的话题及时总结并加以引导。在实验课成绩评定时适当倾斜，对讨论积极的同学及能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奖励。
设计教学法：如果一件事情太难，可能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如果一件事情太容易，我认为喜欢做的人也不会多，对于经济与管理类的实验刚好就类似这种情况。如果按照最初设定的流程去做实验，学生可能觉得太简单而失去兴趣，如果让学生根据所学的相关专业知识去设计实验流程完成实验，学生又觉得无从下手，正是因为如此，设计教学法才更需要突破。
（3）实验的考核。
实验的考核应该更加严格而有序。对于经济管理类的实验考核一直不好规范，多数教师都采用写实验报告的方法进行考核。实验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要求学生写出实验原理，记录完成实验的步骤以及回答相应思考题。对于平时的考核主要以教师点名为主。这种考核方法一是手续比较麻烦，二是效果并不太好。对于实验报告中的内容，抄袭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学生对这类的实验报告产生明显的抵触情绪。在开放性实验的条件下，实验的考核主要软件记录学生的实验过程，并依据学生实验的过程考查学生完成实验的情况。实验分为练习与考核两个阶段，练习只记录学生实验过程，不记成绩，只记录考勤；考核部分设置时间限制，并将学生完成的过程做好记录，软件评分。实验报告就可以省略大部分的内容了，学生对照实验报告中的思考题去完成实验，这样印象会更深刻。这样实验的考核就包括了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和实验报告成绩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的成绩按一定的比例加权平均，得出此实验课的总成绩，这个成绩会更加公正，更加客观。
3.3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的效果
实验教学要突出培养学生的个性及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认为有些模拟实验软件有部分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模拟软件在这方面是失败的。一样的实验流程，一样的实验指导书，一样的实验过种，甚至有一样的实验报告，这也难怪会出现有同学将别人的实验报告复印一份交上来的情况了。当然在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方面，除了选用较好的模拟软件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适当给学生置疑，并且这些思考题是要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还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固定的。当然，这种实验方法的改变对于实验教师的要求更高，实验教学的工作量会更大，对实验教师提升的帮助也会更大，对于创建科研性的实验室也更加容易。
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在实验过程中营造竞争的环境，可能使实验的效果更好。俗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由于实验环节及实验内容的平淡，学生在实验中也不能感受到现代社会竞争的你死我活，这也不可能达到较好的实验效果。当今的一些网络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游戏中充满了竞争，有了竞争才会有胜利的喜悦和奋争的快乐，而这些又恰好是当代大学生所津津乐道的。
现在的实验教学，还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虽然我们一致认为培养学生的个性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我们更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合作意识，并有较强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比如在我们的“现代企业经营决策仿真实验中”，在一个竞争市场上，如果有部分同学有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市场价格定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样会导致这个市场竞争的无序，甚至是这个市场中的所有企业都受其害，所以在这个实验中，要不失时机的对学生进行责任心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