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13 10:55:1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时事政治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政治理论是追赶时髦吗？
政治问题是个古老的话题，政治学科却是门年轻的学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人们误把理论的发展性当成是追求时髦。
然而，政治学科也确实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时髦的问题。1、政治学科构成的知识体系复杂，有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发展简史、思想品德等等，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学科什么内容都涉及，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包含进政治学科，没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成为一门“杂科”。政治学科的内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不确定性，教材经常更换。频繁地更换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连政治老师自己也不能讲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应该教什么了。政治学科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学科体系，给人假象是政治学科属于“伪科学”。2、政治学科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经常调整更新，虽然政治理论应该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发展、丰富与完善，但是知识更新走向了一天一个说法，过于时代化的极端。有时为了体现政治教学的时政性的特点，在中高考的政治问答题中，还要把考试前几个月的某个政治家的言论作为政治题的标准答案，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教学中，难免要渗透时政理论，并且尽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论安排进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论与政策在中学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让人们的思想无所适从。尤其是学过政治学科的一些“过来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论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师夹在中间，只能顺应形式的发展，政治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讲变成了永远追逐时代浪尖的学科。理论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研究与检验，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与沉淀，理论难免会有些浅薄甚至错误。
二、政治理论是“假大空”的学说吗？
政治学科是一门学科，它介绍的是关于的政治理论知识，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政治学科还是一门社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它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论具有理论性的抽象性，人们总是很难认清它的本来面貌，常常对政治学科容易产生“伪科学论”和“无用论”，并把政治理论看成是假、大、空的学说。
首先，政治理论具有抽象性，理论虽然反映现实，但是，理论不等于现实，理论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思想体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即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既有统一性，理论与现实之间也往往存在差距，现象能反映本质，但理论与现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趋的，理论可能超前于现实，也可能滞后于现实。如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性质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性质，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我国民主发展程度较低。对理论产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哲学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把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性当作是政治理论是虚假性。
其次，政治理论常常以理论的形式来介绍国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条条是道的理论就先入为主，觉得是大道理，从内心里排斥它。其实，政治理论谈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能把身边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论区别于现实，具有抽象性，抽象的东西使人理解起来使人感到理论晦涩。同时，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论的阐述一般表现为条条框框，教材的教条化编写模式使得教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考“条条”。再加上教学方法的陈旧落后，把政治教育当成是纯粹的思想灌输，具有空洞说教的特点。致使人们误认为政治理论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当成是空洞的理论。政治理论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认为学习政治理论主要是应付考试，假如不要考试，就不要教与学了。如果把政治理论的作用的眼光仅仅局限于应付考试的话，考完后，政治学科难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运。还有人认为学了政治理论后，社会中的思想政治问题仍然很多，所以学习政治毫无用处。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 “伪科学论”与“无用论”，实质上是否定了政治学科的科学性与社会功能，否定了社会领域中社会理论的价值作用。否定社会学科，显然是陷入了思想认识的浅薄与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个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政治理论本来就只是理论，它本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的理论只能指导人们正确地处理问题。
三、政治理论是为了美化社会吗？
政治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政治学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有人认为因为社会上存在许多不良的思想，所以要加强政治学科的学习。这种观点看到了政治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是夸大了政治学科的教育功能，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除了具有教育的积极功能，也不可避免它带来的某些教育负面效应。其实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只是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虽说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特点，但政治学科的理论并不是“万金油”，不能包治社会中的各种疑难病症，政治学科不应该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1.1他们要有一种为祖国的未来无私奉献的精神。“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的职业本身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而政治老师又比较于其他学科的老师更显得冷落和清贫。他们没有语、数、外等其他学科老师那么热门，甚至不被人们重视，所以在地位、待遇、收入等与自己切身利益方面，可能不如别的教师。所以，这就要求他们有一种为祖国的未来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能计较个人的得与失。教政治对学生的成长重要，但对自己不合算，思想上解决不了这个吃亏心甘的问题，就会不太尽职尽责，也教不好书，学生的思想品质也就没保障了。
1.2必须牢固树立在本职岗位上为国家培育人才建功立业的思想。培育思想政治上合格的人才，是百年大计，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如果政治教师没有稳定的思想基础，总想到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安心教书育人，甚至想到从政、从商、改行做别的事业，势必影响这项“灵魂工程”。所以，政治教师必须牢固树立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思想，有一种把孩子们的思想品质提高了就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的情怀、就是最大的成功的思想。要以塑造好学生的灵魂为已任，视民族的未来为已任，扎扎实实地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做好教学育人工作。
1.3必须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教书育人是一种比较枯燥的工作，讲台、粉笔加黑板，站的累、讲的累、写的也累，年轻一点的体力好，能支撑，感觉还好一点；年纪长一点的教师就感觉比较累，如果政治教师少了，课程多了就会累上加累。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思想支持，精神就会崩溃，就会越想越感觉不是滋味，就会不想照亮别人了。所以，政治教师只有在主观上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思想，才能在讲台上站的稳，站的正，站出政治教师的精神和品格，站出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
政治教师如果做好了以上几点，本身就是一种人格魅力，就会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人师表的良好效果。这就直接教育学生，要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2.政治教师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一个政治老师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就会让学生听起课来感觉无比的枯燥，一点味也没有,教学效果将无法保证，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也难有长进。因此，一个合格的政治教师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一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真正弄懂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并能够正确运用的哲学观点分析和解决教学中的矛盾和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杜绝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教学。二是要全面掌握的认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要正确运用的认识论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提高认识问题和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如果一个政治教师的认识观出现了偏差，那么他的学生能学会正确认识问题吗？那是不可能的。三是要懂得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的原理。能够正确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教育学生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从而为建设我国的小康社会努力学习、不懈奋斗。四是要熟悉政治教科书的内容、目的和要求。从而有针对性的、按照教学大刚要求完成好教与学的计划课目和内容。3.政治教师必须采用灵活的方式教学政治课教学相对有些课程的教学来说，显得比较乏味，学生不喜欢说教，如何引导学生认真听讲、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这是摆在政治教师面前的一大课题，要求政治教师必须采用灵活、易懂、有效的教学方式。一是在解读课本内容和解释一些政治观点的时候要紧密结合实际，用充分的事例说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要善于收集和积累，善于分析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形成正确的观点，并在讲课时灵活运用。二是要多采用提问式、对话交流式、小组讨论式的方法教学；活跃学生的思想，促进他们学会思考政治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三是利用现在高技术手段进行电化教育、网上对话等手段进行教学，激发学生对政治课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四是认真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那些不重视政治课学习或对政治课教学有意见的学生，政治教师要认真找他们谈心，交流思想，找问题、化矛盾，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剖，提高他们学习政治课的自觉性。
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现在不少政府部门也已经认识到资源“整合”的重要性，针对资源整合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随着有关部门的努力，资源整合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财政支农资金也需要配套的支农政策给予支持，否则容易造成更大的资源消耗或降低资源的使用率。在这种情况下，对支农的财政进行大量投入也并不合适。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支农系数出现较大波动，1978年，财政系数为0.48，在2005年财政系数为0.61。但是，即便如此，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几十年农业综合开发的实践工作证实，中央财政的支农资金能够发挥较好的“杠杆资金”功能，离不开能吸引地方财政资金配套项目的配合，必需将信贷资金及时的引入，才能发挥财政资金的先导作用，才能体现金融资金具备的主体作用，从而更大范围的将两者的资源进行整合，提高农业的绩效。
二、财政与金融整合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
在对“三农”、建设新农业和小康社会建设有利的基础上，要具有宏观的战略全局和一定的前瞻眼光，要敢于进行开拓，积极的采取各项措施对财政和金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突破。首先对整合工作展开试点，在试点工作中积累经验、对整合方案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及时的修正，令整合方案更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将成功的经验进行大力的推广。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要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整合过程中要以财政支农为基础，因为财政支农资金是财政同金融支农的重要准备。因此，需要将财政支农同金融支农作为重要的战略内容，要意识到整合是财政支农的必然趋势。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遵循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可偏离金融发展的特点轨道。
(二)将财政的支农资金作为先导，将金融支农资金设为金融发展的主力由于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无偿性。因此，在对其进行整合时，要体现金融机构的主体性，政府部门应作为辅助的角色，切不可在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势，要保障金融机构在支农整合中的主导地位，令金融机构在政府部门的配合和监督下对支农项目进行审查工作和日常项目的管理工作。在到达这一目标，政府部门需要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筛选，并同金融机构确定政府在扶持工作中的扶持额度及投资预算等。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多层次整合对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深度的整合，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投资项目的先导，作为吸引盈利性金融资金投入的引子，由于财政资金可以对信贷资金担保或补偿，能对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的发挥提供帮助，然后对非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从中提供结算服务。
(四)要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要设立明确的资金使用目标，这是成本、收益核算的主要工作。同时需要体现金融机构在资金贷款方面的优势。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能够引到市场进入合理的竞争机制，利用招标的方式筛选出支农贷款机构、期限和利率的最佳组合。政府应给予一定的配合，定期组织一些商业性投标项目，综合评比出信用、实力最强的商家，中标的金融机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展开支农业务，根据财政工作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保证和补充。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整合方式的介绍
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我们也逐渐意识到若分开对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进行改革，那么将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以宏观的整合为主导，对两者进行管理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财政支农同农民金融培训整合的介绍当前的农村金融困境是供求双方不平衡造成结果，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广大农民的金融意识和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有关的文献表明，金融支农的基础工作是能给广大的农民增长智慧，令其对现代的金融有宏观的认识，同时学会对金融资源进行合理的运用。具体的整合措施如下：要求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农民进行具体的培训，政府可以用专项的资金进行拨款，并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
(二)财政支农同商业性金融支农的整合介绍将两者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农业投入创造出更大的收益，但由于彼此间在运营的原则、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财政支农资金具有担保性和补偿性，属于公益性支出，同金融体系获利性烦人商业支出提供一定的担保。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同时也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适当的增加对“三农”资金的投入，可增加其盈利能力，从而实现政府、商业金融上的双赢局面。
(三)金融机构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整合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目标设为农村政策性的金融，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整合补贴或补偿，不仅有助于促进农信社的发展，还可以增强政策金融的支农力度，对财政支农的工作效率有提高作用，从而实现多领域的“双赢”局面。
(四)注重财政机构同农村增量金融机构的配合将财政支农同农村金融进行增量的整合，可对农村金融增量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可将一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中，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令社会更多农村新生组织顺利的发展。
四、实施整合的整体配套机制
(一)整合时要同货币政策向协调对两者进行整合时需要相应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要利用金融机构同支农之间的互动性，同时货币政策还要起到杠杆功效果，同时在注意两者之间的配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吸引社会上其他的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投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代表要对产证收入的削减，同样也可看作财政支出的加大，也相当于给农贷进行适当的风险补偿，政府也可以试情况实行长期的所得税优惠政策。②利用对存款的准备金率及贷款利率政策加大对农信贷投放的力度。
(一)正义的一般解释作为宗教、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正义一般是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也指一种道德评价，即公正。从宗教学的范畴来看，正义是抽象化、信仰化以及非法条化话的准则。从伦理学的范畴来看，正义主要分为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两个方面。其中个人正义是指一些归束个人行为的一种善恶的评价准则;社会正义则主要是指社会的制度正义，主要是对整个社会体系包含基本结构、社会关系、现象等是否正当合理进行追问和评价。
(二)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内涵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1．从绝对公平到相对公平众所周知，传统观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绝对公平”，主张义务与权利分配的绝对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场主体适用于同一规则和制度，不考虑个人特有的其他禀赋和状况。而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和公平则是在考虑个人的特殊处境和状况差异，区别权利和义务分配的相对公平。
2．从局部公平到整体公平局部公平顾名思义，是指一定范围区间内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体或者一定的区域之内。整体公平则是全部范围的公平，着眼于全社会，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作为公平正义的评判准则。经济法着眼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从现实公平到长远公平和谐社会，讲求长远利益及现实利益的权衡取舍。在公平问题上，同时适用这一规则。单纯看重现实公平，极易导致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损害长远公平。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是讲求长远公平，一系列的相关法律规制和约束旨在促进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保障现实公平的前提下，不损害长远利益长远公平。
二、经济法实质正义的意义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做到了从绝对正义向相对正义，局部正义到全体正义，当前正义向长远正义的过渡，不再只是以一个单纯的标准来分配权利义务，恒定正义和公平，而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个体所在的不同状况分配权利义务，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着眼某个特殊群体，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公平正义，不再目光短浅的只注重现实正义，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公平和正义，坚持可持续的策略和眼光。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有诸多方面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法追求的实质正义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作用。经济法实质正义的相对正义，在分析不同个体所面临的不同禀赋的情况下，对不同个体进行不同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在这种权衡中可以做到对弱势群体的倾斜。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使得弱势群体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对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经济法主要是调节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持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并且经济法实质正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准则，相关法规制度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以长远正义为追求，所有这些都遵循了可持续长远的发展观，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一)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机制
1．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着眼于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个体的利益。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诸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容易带来经济产业结构问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一系列与社会公平正义相违背的恶劣后果，并且如果仅凭市场自发调节，放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没有办法解决上述问题的，也就没办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质正义。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预也就是宏观政策调控发挥作用，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经济活动下的各种矛盾，消除影响实质正义实现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税收财政政策进行财富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定税收产业政策进行产业引导，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2．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实现实质正义必须要加以调节的主体。需要增强和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效益，促进企业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响应国家政策，优化企业产业结构。另外，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企业完善职工权利保障制度，企业福利制度，使得企业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作用。
3．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司法机制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不仅依赖于政府和企业，同时也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机制的支撑。立法机制对实现实质正义的影响是主要是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立法机制权利义务分配是实质正义的起点，立法过程中对于经济主体需要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以此做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依据个体的不同特质和差异，进行权利义务的倾斜实现不同的分配，以实现经济法下的相对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绝对公平。立法机制是实质正义的起点，进行权利义务分配之后，需要执法体制发挥作用，将这些法律规章应用于社会实践。执法活动主动的进行行为干预，对于违反相关法律的经济主体进行直接处罚和约束，譬如，执法质量检查对相关生产经营企业的查处，对于垄断行为的判罚，极大的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保证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有效的执法活动是促进实质正义实现的重要机制。司法机制作为法律发挥作用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样也对实质正义有着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审判和诉讼机制都对司法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对实质公平产生很大的影响。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加强法官队伍的知识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专门且完备的审判机制和多元的诉讼机制，发挥司法机制在实现实质正义方面应有的作用。
(二)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过程中的阻碍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和企业团体的共同努力，只有当政府的干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互补互助，相互促进时，才能更好的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全局干预是可以化解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实现也是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消极疲软，不能很好的发挥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发挥政府干预对于促进经济法实质正义的作用。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还依赖于市场主体的相关企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多企业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视相关市场交易规则，无视竞争，进行大规模的垄断经营，更有甚者，生产一些质量不过关的产品投放市场，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一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性，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直接影响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实现。
四、结语
关键词：制度创新；信用交易；模式
一、制度创新——中国证券市场成长的动力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日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蔚然成风，中国加入WTO使得经济金融全球化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影响更加真切。
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无疑会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因为，中国证券市场有明显的缺陷：股价运行的极端不平稳性，投资者行为缺乏理性，极具计划经济色彩的中国式“分业模式”阻隔货币市场资金与证券市场之外，严重威胁到证券市场资金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
这就要求我们分析阻碍市场发展的因素，寻求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途径。证券市场作为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一部分，与外部环境之间总存在信息和动能等的互换，由此获得推动市场发展的外部动力；证券市场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这是其内部动力，而且是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李启亚,2001)。中国证券市场要在国际化与市场化的趋势下获得发展，应加快对外部市场开放的步伐，以便从外部获取发展的力量；但最根本的应该是证券市场的创新，促使中国证券市场适应世界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发展趋势的过程。证券市场创新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最迫切最根本的是制度的创新。因为，大量的研究表明，体制、结构、机制和法律等制度性缺陷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解决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应该从制度创新入手。证券市场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的创新；交易制度创新，即发展多层次的市场，并引入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监管制度创新等。就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的形势来看，进行证券信用交易试点，并逐步引入证券信用交易，发挥买空卖空机制对于活跃市场，增强市场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应该首先提上制度创新的日程。
二、证券信用交易及其效应分析
证券信用交易是有关机构对交易者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保证金交易，包括融资和融券两种形式。证券信用交易在成熟证券市场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直接作用是投资人可以以较少的资金做较大规模的投资组合，进而刺激证券市场交易的活跃，提高证券市场流动性；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保证金比例，达到调节信用供求和稳定股价的目的。但是我国现行的法规却将信用交易划为，这不仅使证券市场丧失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稳定工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使得无法获得满足的对信用交易的客观需求，各种形式的违规“透支”屡禁不止，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实际上，信用交易作为连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通道，对克服“分业经营”情况下，银行资金不得直接进入证券市场，甚至被隔绝于证券市场之外，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效应不高的情况有直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引入信用交易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1.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证券信用交易机制的引入，将对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产生规范化的影响，有利于其不断成熟；而且证券信用交易将导致社会资金、银行资金流入证券市场，直接扩大证券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对提高证券市场的活跃性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1）可以完善股价形成机制，发挥市场缓冲器的作用。在实行审批制，各种证券的供给数量确定，本身缺少替代品的情况下，如果仅存在现货交易，证券市场将呈单方向运行，在供求失衡时，股价必然会胀跌不定，或者暴涨暴跌。信用交易与现货交易相互配合，可以增加股票供求的弹性。当股价过度上涨时，“卖空者”预期股价将下跌，便提前融券卖出，增加了股票的供应，现货持有者也不致继续抬价，或乘高出手，从而使行情不致过热；当股价真的下跌之后，“卖空者”需要补进，增加了购买需求，从而又将股价拉了回来。买空机制也同样可以发挥类似的缓冲器作用（屠光绍，2000）。
（2）可以提高市场连续性，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如果投资者出于某种原因长期持有股票，而不轻易卖出，那么二级市场上的证券交易必然陷于停滞，从而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这正是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情况）。此时如果有投机者参与买进，并以信用交易方式增加买进或卖出的力量，将会促进市场交易。更重要的是，股票卖空交易本身存在一种使股价连续的内在机制。如果硬性的规定卖空价格必须高于前面最近一次股票的成交价，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缓解股价下跌的速度，维持股票市场的连续性。
2.对投资者的影响。利用信用交易，投资者可以小搏大，发挥乘数作用，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创造获利机会，在股价上升时获得数倍于全额交易的收益，当然一旦预测失误，在股价下跌时其损失也将数倍于全额交易。这种对收益和损失的放大机制，使得投资者在追求更高收益的同时面临很高的风险，由此可以培育更加理性的投资者，增强市场发展的潜力。
3.对管理部门的影响。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可以起到平稳市场的作用，为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提供了一种灵活、透明和制度化的市场调控手段，即保证金比率。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的经验已经证明，保证金比率的高低是调节证券信用交易的有效工具，提高保证金比率可以紧缩信用，而降低保证金则可以放宽信用。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金融形势、股票市场交易状况等条件，通过信用比例的放宽和收缩来调节股市的供给和需求。这样可以使我国证券监管部门获得更加市场化的监控手段，摆脱过多依赖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困境，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模式选择
进行信用交易试点，首要的是选择合适的运作模式，主要应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来源问题；二是信用交易的监管问题。
1．信用来源。
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信用的来源，即提供信用的资金和证券的来源。根据是否有外部信用的介入，可以分为内部信用模式和外部信用模式。前者即远期交易，其特点是交易中的信用由买卖双方互相授予，无须从外部第三方引入。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外部信用模式，在货币资本储蓄丰富和股票所有权分散的国家，证券信用交易一般采用外部信用模式。
我们所建议引入的也就是这种模式。在外部信用模式下，买卖双方可以从外部第三者处借入所需的资金和证券，根据是否存在专门的信用融通机构，外部信用模式又可以分为分散授信和集中授信两种。
在集中授信制度下，存在一个制度化、集中统一的证券融资公司专门提供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和证券；有关部门通过证券融资公司调控证券融资业务，以此控制流入流出证券市场的资金量。与集中授信不同，分散授信模式下，证券融资机构就是原有的证券商，不再另设专门化的证券融资公司。美国是分散授信的代表，而日本、韩国等则是实行集中授信。导致上述不同选择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其信用经济成熟度的差异:美国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完善的信用制度本身足以胜任调控信用规模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风险的要求。而日本、韩国等的信用经济并不发达，非市场因素、黑幕交易经常造成过度的投机，甚至由此引发金融危机，损害实质经济的运行。考虑到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信用经济不发达的现实，建议我国信用交易中采用单轨制的集中授信制度，即设立一家或几家证券融资公司，由其通过众多的券商向投资者提供信用融通。
2．监管模式。
证券信用交易的监管主要包括对保证金比率、信用限额、外界信用进入市场的监管以及自律管理等内容。
（1）规定并适时调整信用保证金比率是证券监管部门调控证券市场的有效手段，保证金比率的调高可以抑制市场过热，反之则可以活跃市场交易。信用交易最发达的美国，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和调整保证金比率，目前其初始保证金比率为50%，维持保证金比率为25%。韩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初始保证金交易要求为40%或者以上，该比例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考虑到我国的信用状况，宜实行较高的比率，以降低信用风险。因此笔者建议初始保证金应高于50%，维持保证金应在30%以上。
（2）信用限额。过度的信用交易往往引发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而我国证券市场上因为投资收益率较低，一直存在通过过度投机获利的普遍倾向。因此建议对信用贷款或融资规定较低的限额，根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适当提高。证券融资公司提供的垫头信用总额宜以不超过其资本金为限。
（3）监管外界信用进入市场。如果对外界信用不加控制，我国巨额的银行储蓄资金可能大量涌入证券市场，经由信用交易的放大效应而对市场形成破坏性影响。故此，必须严格禁止外界信用进入市场；在法律上应该明确只有统一设立的证券融资公司有资格办理信用提供业务，其提供给顾客的融资额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其他形式的资金只能通过参股证券融资公司或者购买其发行的融资债券等形式间接参与。
此外还应加强信用交易的自律管理。专营信用交易融资的证券融资公司一开始就应该采取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制，通过规范化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良好的信誉，维护市场的稳定发展。现有证券商也应继续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完善，更好地发挥其在市场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屠光绍．交易体制：原理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谢识予．我国禁止证券信用交易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复旦学报，2002，（1）．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1]（P136）举证时限制度，与举证责任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对已不利的裁判，须承担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当主张真伪不明时，因法院不认可该事实的法律效力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包括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期限，举证不能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等。[2]倘若将举证责任只偏面地理解为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个案的证据体系就是不确定的，法院将无法判定事实，亦不能判定当事人未尽举证责任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所谓的举证时限制度则包含了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从而促使当事人在一定期限范围内提供证据，形成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有利于法院在此基础上及时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较为稳定的合理判决。因此，举证时限制度应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构成界定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临界点。要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就必须设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诉讼制度，期限和后果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同时具备，不可或缺，否则其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3]举证期限是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当事人提出证明其主张或反驳的相应证据的期间。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尽最大能力向法院提交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或反驳。原则上举证期限无论是以期日作为界定，还是以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作为界定，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为了避免法定期限原则性过强的弊端，亦可由法院指定合适的期间，从而为诉讼程序更为有效、公正地运作提供空间。因此，举证期限应当包括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间两种情形。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指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则丧失证明权。由于证明权的实现依赖于证据提出权，[4]（P453）因此证据失权又体现为当事人逾期举证而导致的提出证据权利的丧失，并且此种失权状态一直延及其后的所有程序，上诉审不因失权的证据而改判，再审也不因失权的证据而启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事人确有理由的逾期举证，法院可以酌情予以采纳。也就是说，证据失权的效力并非是绝对的，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可以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严格的条件。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应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举证时限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进一步论证在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理性，有必要把它纳入整体诉讼程序中深入分析举证时限的制度价值。
（一）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是以产生、发达于英国法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5]（P4）公正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当事人提讼是为了追求公正的裁判结果，诉讼结果的公正则有赖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是通过具体的诉讼实践行为表现出来的。举证责任制度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其中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当事人双方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以实现诉讼程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举证时限制度所提供的这种诉讼机会的平等保障，才是诉讼实体公正的真正基础。举证时限制度还促使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从根本上保证了双方能够就对方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了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突然袭击”而使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故意不提出证据，滥用其权利随时提出新证据来拖延诉讼的行为。另外，举证时限制度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主动调查取证行为，法院确认事实一般只能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判定，这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
（二）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反映的是诉讼程序的成本与受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值越小，则效益越高。虽然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具有根本性，但没有效益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应当是辨证的统一体。因此必须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优化，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效益。[6]（P259）
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故意拖延诉讼的规制，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避免了法院重复开庭而扩大的诉讼成本的投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显然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并能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实现。[7]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开庭后新证据的提出，使法院在稳定的证据集合体的基础上一次开庭集中审理，就能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目的，及时审结案件，不但节约了物化成本，而且提高了审判效率，缩短了办案周期，实现了诉讼效益。其次，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随时提出证据的限制，使诉讼程序一次性经过，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重复，同时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开支和司法资源，客观上提高了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效益。
（三）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维持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8]（P2）首先，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使得当事人的举证成为诉讼中的一个确定的阶段，由原来反复跳跃于各诉讼阶段造成程序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变为推进各阶段顺利进行的基础的稳定因素，使程序的有序性得到实现。其次，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裁判既判力的稳定和司法权威的维护。一方面可以使得在某个审级中
已经过的诉讼阶段里当事人得诉讼行为和法官的判断因期间得完成而获得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得正确裁判甚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裁判不至于因当事人的延迟举证或偶然发现的新证据而被，从而保障既决裁判的稳定效力，实质上亦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四）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更新诉讼观念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直接目的。但是，基于诉讼程序的公正、效益和安定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客观限制，客观真实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代之以“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法律真实的实质内涵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上，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法律真实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9]法律真实只能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这就使得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个案证据体系的完成和完善，这恰恰是法律真实理念的真切体现。如果个案中证据体系无法建立，或初步建立即被新的证据摧毁而使法官赖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就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严重威胁程序的安定性。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创设在更新诉讼观念上也起到积极作用。
（五）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完善诉讼体制
首先，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制度落到了实处，得到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是针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设定的，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完不成举证，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不仅有利于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同时也可使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切实得以实现。另外，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调查取证，进一步完善了诉讼机制。
其次，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必然要求诸如证据交换制度等相关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同时也要将一定时限内的证据提出置于相应的程序和阶段中。参照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立法例，这实质上是一种审前准备程序。也就是说，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必然要将审前准备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促进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与完善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且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排斥限时举证。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的规定，也隐含着举证时限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可视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雏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4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然而这些规定虽明确了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举证，但并未涉及逾期举证的失权效果。《若干规定》则在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75条关于人民法院指定期间的进一步解释，明确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125条和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解释，明确了举证期间的例外情况，可谓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当然，这还只是司法解释的一次尝试，举证时限制度还有待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可以说，这就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必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举证时限的确定问题，《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定两种方式，即人民法院送达案件举证通知书时指明举证期限或者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而确定举证期限。显然，本规定并未把举证期限限定在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而是交由人民法院指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或当事人协定。按照司法解释的原意，人民法院首先应为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同时亦鼓励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10]（P192）至于证据失权制度，第34条的规定亦体现了强化当事人诉讼契约的观念，即原则上排除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但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针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第3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可以说这是为了体现诉讼公正，而对第34条作的有益补充。另外，为了确保举证时限的履行，《若干规定》第37条至40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由于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与所谓新的证据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程序的不可逆性，与此相反，允许新的证据的提出就必然引起程序的反复性和不安定性，恰恰是对程序不可逆性的背叛，直接弱化了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的固定作用。为了平衡这一矛盾，《若干规定》第41条、第44条对民诉法第125条与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以限制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并通过第46条关于由于新的证据的提出造成损失的承担的规定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以督促当事人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但是，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当也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情形，而这种例外在实际效果上形成了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限制。因此，《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11]
通观《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及相应的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若干规定》只是在我国现有法的范围内，对举证时限作了规范，是对现行法的解释，虽没有突破现有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但却是民事证据制度上的一次创举。同时基于民诉法的约束及司法现状的要求，对一些问题的规定并不彻底。笔者认为在今后修改民诉法时，可考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举证时限的终点。举证时限终点是举证时限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关系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实现。目前关于举证时限的终点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定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时；[12]（P93）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将其定为法庭开庭审理之期日。[3]笔者认为，随着包括证据交换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证据规则体系的设置和功能完善的审前程序的建立，我国宜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将举证时限的终点明确规定在旨在明确争点和证据的审前程序终结之际。同时，也应当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法院指定合理的举证期限或由当事人协定举证期限，但无论是法院指定还是当事人协定都应当服从于法定的举证时限终点，即都应限定在审前程序终结之前。
第二、立法应确立严格意义上证据失权的法律效果。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证据失权是指逾越举证期限而提出的证据丧失相应的证明效力。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都有例外规定，即允许特殊情况下提出新的证据，但这些例外规定都有相当严格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当事人确有客观原因不能在举证时限内提出证据，可能严重影响裁判公正的前提下才允许提出新的证据，并且大都是限定在裁判生效之前的一审或二审中。《若干规定》虽然对新的证据作了限
制性解释，减少了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但其范围还相当广泛。有必要从立法上进一步严格新的证据的提出条件，排除那些非因客观原因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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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
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导致立法者对自已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信心，于是，立法一改过去的严格规则主义的指导思想，采用自由裁量主义，从而使法律具有了模糊性特点。法律模糊性的本质是立法者授予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对公安机关而言，意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无法避免公安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防止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偏离立法目的、精神，立法者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以设立法律基本原则指导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强制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尽可能地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在实际生活中,有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对一些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实施行政强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确立一些基本原则[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是指能够贯穿整个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过程，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的行使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因其正当行使为公民提供必需的秩序，又可能因其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无限度地运用该种措施，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和作为合法性原则补充的合理性以及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之外，还应该要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2]。
因此，应在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中确立以下原则：
1法定原则
作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原则，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1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只要法律不明文限制，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任何行为，对公民来说，无法律便可行为;而对公安机关则不同，它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象公民那样自由活动，因此，对公安行政机关来说，无法律便无行政强制措施。
1.2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进而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根据法律。有法律依据就可以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不等于有权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不受条件、程序和方式的限制。这就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合法;
1.3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防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擅断和滥用、保障相对人人权的机能。如果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极易被人恶意利用而异化为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因此，为了兴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之利而除其之弊，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将比例原则规定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葡萄牙199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其第3项原则为“平等及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即比例原则。西班牙1992年的《行政程序法》第96条也规定:“公共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必须尊重比例原则。”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他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比例原则与警察法有着天然的渊源,最早就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1882年7月14日,德国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十字架山”判决中,宣示警察权力必须依法律及在必要的范围内方得限制人权。行政法学者弗莱纳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炮击雀”来比喻警察权行使的限度。在日本，比例原则在明治宪法下已经作为警察权的权限之下而适用[3]。
依据比例原则，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除应注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维护治安的需要，还须注意强制的内容必须与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而防止以维护治安为借口而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同时，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认真权衡被强制人是否有前科、前科种类及其严重程度以及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施加于被强制人的负担不会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需要。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目的正当性原则或妥当性原则
其意指所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合其所追求的目的,才可谓之正当,亦即具有适当性。或者说,以法律手段而限制公民权利,可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时,其手段始具有适当性;同理,任何行政手段的采取均须为合法手段,且应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兼顾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以达到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为限度,尽可能把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
2.2手段必要性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
必要性是指行政主体对是否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的一种主观认识，其内容是只有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如果不通过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也能达到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即不得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在实施其他措施不能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时,方可依法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干预相对人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时，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措施,难免会对相对人构成一定损害,其中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是“合法性”范围之内的损害,公安机关也应当使之最小化,即以最小的损害达到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目的。此外，应当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非人道后果。在一般正义的范畴内,弱势群体没有不履行应尽义务或减轻应尽义务的“特权”,但在实现个别正义的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当考虑弱势群体承担义务的能力及其保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要求,却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项要求。因此,对于处于弱势地位或贫困状态的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尽管不能因其弱势或贫困而放弃行政强制,但也不能因为要使其履行义务而剥夺其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从而使其陷入既不能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也不能承担法定赡养义务的境地。2.3相称性原则或均衡性原则
亦称为狭义比例性原则。指欲达成一定目的所采取手段的限制程度,不得与达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须符合一定比例关系。或者说,其行政手段固可实现行政目的,但其法益权衡的结果,仍不可给予相对人过度的负担,造成相对人权利过度的限制,亦即公安机关采取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其欲实现的利益显失均衡。
3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
中国的宪法已经将保障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做出特别规定，是被宪法所确认的宪法权利，各个法律部门也逐步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特别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内容。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期限和程序；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更加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3.1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得擅入私权领域
在现代法治社会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约的两种权利，即公权与私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国家行政执法权的重要体现，是公权的一种，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公民权是公民个人权利，属于私权，是人作为一国公民所享有并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应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公权和私权都有各自活动的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划分的。其中，公共领域是公权控制支配的空间，而私人领域是私权享受的领地。公安机关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则不得擅自采取强制措施介入私人自治的领域。我国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就是法治国家极力保护的私人领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私权原则上不应当受到警察的干预，如果私权空间里发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但必需遵守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3.2排除使用一切非法的、有损人格尊严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行事,决不采用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强制措施。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非法的强制措施,实质上也是最不道德的强制手段。因此,应当将其从“可使用”的范围内排除出去。被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其人格可能有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公安机关和警察采用损害行政相对人人格尊严的强制措施的理由或依据。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施之以人格教育,但不能用羞辱、挖苦、讥讽、漫骂其人格弱点的办法逼其履行义务。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更是伦理道德所不容许的。
4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原因是：
一方面，良好秩序的维护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企求和奢望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因此，法律、就必须赋予担当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以一些针对性的手段，以对付那些违反秩序的行为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便是这样的有必要手段。但同时，要认识到：没有强制措施是不行的，但强制措施也绝不是万能的。在治安行政执法实践当中，有些警察视强制措施为万能工具，随意适用。这种观念和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实际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硬性强迫和压制相对人的行为，但可能仅仅是是表面的或者暂时的，至于他的思想或者意识却不能因此而提高或改变。况且，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实力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是痛苦的感觉和厌恶的情绪。如果一味地随意使用，不仅可能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而且还可能导敌对状态，甚至抗拒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和袭警事件便是例证。
另一方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措施，一旦被错误地使用就极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这与保障人权的观念和做法是相悖的。另外，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需要一定经济乃至政治成本的支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行政强制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局限性的存在，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它，而是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依赖它，要充分发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作用就必须与说服教育相结合。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排除妨碍，实现法律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施时，必须告诫当事人，尽量说服当事人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减少实施成本，避免给相对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和损失。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是一项很严肃的执法活动，既要讲原则和政策，体现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对相对人做必要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必要的说服教肓后相对人仍不配合的，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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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内知证据
（一）划分的标准
内知证据与外知证据的划分标准是，作案人所供述的内容，是否只有通过本人作案才得以知晓。凡是只有通过作案人亲自实施犯罪行为才得以知道的内容，是内知证据。凡是作案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知晓的内容，便是外知证据。这里的“内知”，就是犯罪人通过作案才得以知晓的意思。
1974年8月30日上午，湖北省十堰市区内的大尖山下彭家沟第二生产队彭明忠上山打柴，在树丛中发现一具浑身鲜血的少女尸体。他立即报了案。公安干警赶到之前，引来了不少群众围观。杀人现场惨不忍睹，受害者上衣敞开，裤子脱至膝盖，颈部有一血洞，气管断裂，下部从血洞中刺出。肚子上插着一根树枝，树枝刺进腹部半尺多深，尸体周围血迹四溅。侦查人员仔细勘查现场，待擦干颈部伤洞的血迹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伤口。伤口创缘不整齐，有许多小突起，呈弧长为0.7厘米的皮瓣。拉直创口边缘，又呈不规则的锯齿状。而皮下断裂的创口呈边缘不整齐的“拉拽型”断裂，显然不是利器所伤。这个莫名其妙的伤口，连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副局长也没有见过。一般罪犯杀人多用刀、斧、锤、棒、砖石之类，那么该案凶手到底使用的是什么凶器呢？
本案中，犯罪现场能为围观群众所目击的一切情况，如受害者上衣敞开，裤子脱至膝盖，颈部有一血洞，肚子上插着一根树枝等，知悉人较多，完全有可能传到作案人耳中，已不是内知证据。而“奇怪的伤口”及是如何形成的，则是围观群众所不能知悉的，仅为办案人员（伤口是如何形成的，办案人员也不知）、犯罪人所知，是一种内知证据。当然，如果侦查人员在作案人交代“奇怪伤口”及“如何形成”之前，便将此特殊情况及种种假设透露给作案人，由于作案人从办案人口中得知了这些情况，也不是内知证据了。
公安干警通过摸排，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何光学。何光学交代：8月28日中午，何午饭后去打猎，遇到打猪草的女孩子彭小丽，欲。彭拼命喊叫，何就用手卡昏了她。何怕她醒来到公安局报告，就用手使劲抠她的脖子，可是怎么也抠不进去。何又用指甲剪把她脖上的肉皮剪了一个洞，手指伸进去将她的气管拉出来，又使劲把气管拉断。后又用指甲剪在她的肚子上剪了一个洞，然后从旁边的小树上折下一根树枝，顺洞口往她肚子里捣，因树枝拔不出来，就留在尸体上了。（2）
犯罪嫌疑人的关于造成脖子上的伤的供述，显然是内知证据，因为别人不可能知道犯罪人这种作案的方式。而肚子上的伤，由于已为不少群众所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只是一种外知证据了。
（二）内知证据的内涵
所谓内知证据，也就是仅为办案人员和案件当事人（包括被害人、目击证人和犯罪人）所了解的、是该案所特有的、能确定犯罪人的情节、痕迹或事物的特征。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1、此类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仅为办案人员和案件当事人所知晓，并且，犯罪嫌疑人不能从办案人员、被害人、目击证人中得悉，只能通过作案才了解到。1998年5月28日晚，上虞市东关镇上堡村陈某接待长久未见的熟人陆某及“女友”刘某，并将自己的卧室腾出给他们宿夜。次日，陆某二人欲离去。陈妻发现放在卧室床头柜中的二根金项链、二枚金戒指不见了，只剩下装过金器的小盒与小布袋。陈某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陆某向办案人员承认是自己所窃，并交代二条金项链是从小盒里偷出，其余二件金器是从小布袋里偷出。公安干警在刘某的包里搜得所窃之物。后陆某翻供，说是“女友”所窃，而且也不知道她把赃物装入自己的包里。此时，萍水相逢的“女友”已离去。报捕后，检察人员问：“既然你不曾盗窃，怎么能精确知道金器的具体放置呢？”陆某辩称，是陈妻发现失窃后，说“自己放在小盒内的二条金项链和放在小布袋内的二枚金戒指不见了。”经查，陈妻确实说过。这样，陆某关于金器的具体放置的供述，不再是内知证据了。2、内知证据反映的内容是本案所特有的。如不是本案所特有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是犯罪人所知，即便不是作案人也能猜测到的，就不是内知证据。“白闯”盗窃的手段，常表现为撬门入室，这是一般人都能想象到的，不是内知证据。而被盗窃财物的品种、特征、数量，仅为被害人、犯罪人及侦查人员所知，则是一种内知证据。如作案人盗走了被害人珍藏多年的20枚“袁大头”银元，为该案所特有的，无疑是一种内知证据。
3、对确定作案人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内知证据仅为办案人员、案件当事人所知，因此，有了内知证据，便可以确定犯罪人。缺乏内知证据，又无其他直接证据或严密的间接证据锁链，往往难以认定何人作案。关于这点，下文在论述内知证据的作用时要详述，此从略。
（三）内知证据的外延
内知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类证据，凡是具有上述内容的，都可作为内知证据。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六类证据能相互印证，且供述者不可能“外知”这些情况的，都属内知证据。1995年5月13日上午9时许，上虞市百官镇星三村村民何天钧（17周岁），乘邻居何建明家人不备之机，溜入室内，藏匿于阁楼上。午饭后，何天钧见何建明一家只剩其女儿何靖一人在家午睡，便下楼换上何靖的女装，进入被害人的寝室，欲实施。何靖奋力抵抗不支，被犯罪人用水果刀杀害。何天钧拉下被害人短裤，用手指捅阴道，又将胸罩翻上，使劲抓了几下，后将死者用衣服盖牢。又回到阁楼上，换下染满血的女装，穿上自己的衣服。在客堂衣架上的衣服口袋里，窃得180元现金，将被害人弟弟的学生证扔在地上，逃离现场。破案后，作案人供述的具体内容，与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情况完全吻合，故均系内知证据。
二、内知证据的特征
上文对内知证据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为了系统、全面地认识内知证据，应当对内知证据的特征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内知证据的特征表现在与其他种类证据的区别上。
1、其他证据可以单独存在，而内知证据存在于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联系中，表现为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并且必然有一方是犯罪人的供述。刑诉法规定的七类证据，都单独存在，而内知证据只存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六类证据的“同一”之中。如犯罪人供述的犯罪现场细节与现场勘查相一致，则两者就是内知证据。如果两者之间无“同一”之处，也就不存在内知证据了。
2、内知证据具有保密性。在破案前，内知证据只为办案人员、案件当事人所知，具有很强的保密性。不能在群众中传播此类证据的内容，更不能在新闻媒体上报导。假如传播到内知人员的范围之外，进而可能传到犯罪人耳中，则此类证据便失去了“内知”性，犯罪人完全可辩解不是通过作案才得知此情况，而是听说的。此时，这种证据便成为“外知”了。因为，“如果他不能提供细节，或者他可谈的只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情况，他的口供就被认为是可疑的。”（3）
3、内知证据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其他刑事证据，虽然都能从某一个方面来证明某一案情。但孤证永远证明不了全案，无论是间接证据也罢，还是直接证据也罢，都少不了用其他相关证据来印证。而内知证据是一组联系证据，表现为犯罪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因此，不存在孤证的情况。更由于，除非犯罪人不作案，便无法知晓案件特有的情况。一旦依法获得了内知证据，便可证明犯罪人的罪行。当一个从未来过本地的流窜案犯，详细地交代了一入室抢劫杀人现场室内的具体摆设，谁还怀疑他就是凶手呢。
4、内知证据所证明的案情具备固有的特点。犯罪人所供述的内容，必须是本案所特有的。如果不是本案所固有的，非作案人也能想象得到的，就不是内知证据。关于这点，上已有述。
有的人认为，细节性也是内知证据的特征，并且是主要特征，故称内知证据为细节证据。其实不然。内知证据固然许多是细节性的，但并非所有的内知证据都是细节。1986年11月8日，在某某市郊区二里沟村南河滩灰渣坡处，发现一具被人卡压窒息死亡的小女孩尸体。后查明死者系该市“某某小学”二年级学生李爱玲。1987年4月7日，某某城区公安局因为一起案将犯罪嫌疑人赵新华刑事拘留。在预审中，赵交代了李爱玲的罪行：“在1986年11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以问路为名，骗一个十来岁小女孩坐上我的自行车，带到许西附近一个水泵房，把她拖进房内。”后将其杀害，用几片硬纸片盖住尸体。“当天下午5点左右，从家里拿了一只麻袋，又回到水泵房，在外边徘徊到天黑后，把小女孩的尸体装进麻袋里，用自行车拖到二里沟村南灰渣坡下，把尸体从麻袋里倒出来，埋在了灰渣里。”侦查人员让赵带领，找到了第一现场，发现了李爱玲的遗物。（4）赵新华供述的第一犯罪现场及现场状况，显然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是内知证据，但却不具有细节性。因而，把内知证据概括为细节证据，是不科学的。三、内知证据的作用
在所有的刑事证据中，内知证据对认定案情，具有重大意义。
1、内知证据能确定作案人。由于内知证据的特点，决定了唯有作案人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案情。因此，只要嫌疑人能准确供述只能为作案人所知的案情，那么，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其是犯罪人了。1954年7月17日下午6时，某公安局接到上川路286号居民殷凤兰报告：当天下午2时左右外出为其女缝制衣服，家中只留有8岁长女徐海莉一人。回家后发现，新钞26元及金戒指、红宝石戒各一枚被盗。徐海莉失踪。后在灶头发现徐的尸体。破案后，犯罪人单汇丰交待了犯罪经过及所窃财物，并将金戒指投入小河滨中。根据单的供述，找到了两枚金戒指。如果单汇丰没有作案，怎么会知道失窃两枚金戒指；如果单汇丰没有将赃物抛入小河滨，怎么能知道那里有金戒指呢。显然，这两个内知证据对确定单汇丰是作案人，起到了关键作用。（5）
2、与上述作用相关，被调查人的供述缺乏内知证据，一般可排除其是作案人。当然，这里并不包括那些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犯罪人。1982年8月3日晚，山东省滕县城郭公社东寺大队建筑队在荆河岸边沙滩施工时，挖掘出一具无名女尸。经公安机关勘查检验，尸体已经腐败，面部模糊不清，上身仅带一乳罩，下身只穿一条裤头，赤脚，身上压着一块70余斤重的石头，颈部有掐压痕，腹中有五个月左右的胎儿。后经确认，被害人是滕东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未婚女青年史克云，时年20岁。经排查，四队社员张宝俊有重大嫌疑。张在公安机关交待：我与史克云已相好多年，曾几次商量结婚，都因与妻离婚不成未能如愿。7月8日晚，史来到我家，约我一起出走，并讲如不随她走，她就去告发我的问题。当时我感到为难：走吧，手中无钱，妻子闹翻后如回了娘家，留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看；不随她走吧，又怕问题暴露。我即用花言巧语欺骗史，遂和好并发生了关系。史入睡后，我想离婚不成，结婚无望，史又要揭发自己的问题，感到走投无路，遂起杀人灭口之心。深夜10时许，乘史熟睡之机，我将史活活掐死，然后用地排车将尸体拉到荆河沿沙滩内埋掉，并在尸体上压了快大石头。回来后，又把史的衣物等藏于寺沟内和养鱼塘中……公安机关遂将张拘留，提请滕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经仔细审阅卷宗，感到认定张宝俊杀人的证据尚不完全确定，提出了几点疑问：（1）虽然张交待的情况与埋尸现场勘查及所掌握的案情事实基本相符，但此案匿尸现场情况已在群众中传开，张的交待尚不足以证明系张作案。（2）张交待杀人现场是在其家中，但经查未发现任何作案痕迹。（3）被害人衣物去向不明。虽然张先后交待了几个藏匿地点，但均查无所获。张既然承认了杀人罪行，为什么交待不出死者衣物的下落呢？本案缺乏内知证据，显然难以定案。县检察院遂与公安局的同志又进一步研究了案情，针对上述疑点拟定了新的侦查方案：一方面继续对张进行工作；另一方面，扩大侦查范围，找出新的侦查线索。经过一系列工作，被害人史克云的嫂子谢某某在法律的感召下，于9月15日上午到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了丈夫史克洪杀人的全部罪行：史克洪系被害人的胞兄，在县药材公司当保管员，曾三次伪造单据冒领公款1500余元。1982年7月4日与其妹吵架时，史克云当众揭发了他冒领公款及耍流氓等行为，史克洪怀恨在心。7月8日，史克云又与兄吵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史克洪随之赶到滕县火车站，以出走应回家对父亲说一声为理由，于当晚9时许，将其妹骗到荆河西沿，然后追问其妹是否已向公安机关告发了他的问题。妹答：“我已报告了公安局和药材公司经理，明天公安局就要逮你。”这时，史克洪认为事已败露，遂起杀人灭口之心，便从背后用双手掐住史克云的脖子，将其活活掐死。整理现场后，又连夜将死者衣物转移埋藏。公安机关后来在史克洪供述的埋藏地点将死者衣物一一取回。案情查明后，检察机关遂将史克洪批准逮捕。事后，问张宝俊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杀人时，他说：“我和史克云的关系已为众人所知，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另一方面，我俩感情一直很好，听说她死了我心里很难过。我同妻子感情不好，两个孩子又都是女的，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奔头。我知道杀人是偿命的，既然我俩在人间没能结成夫妻，就到阴间去结合吧，所以就承认是我把她杀了。”（6）从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内知证据在排除作案人时，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防止翻供。由于内知证据证明了的案情，具有不可变更性，已形成一种铁案，明知一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不会、不敢翻供。因为，这样不仅改变不了案情，有的还会落的个态度恶劣、从重处罚的结局。如有一案，犯罪嫌疑人把邻居的九岁男孩绑架至一个偏僻的、鲜为人知的小山洞里，并将其捆绑装入麻袋中。然后，寄出一封敲诈信给被害人母亲。公安机关通过笔迹对比，迅速将有前科的陈某抓获。通过强大的攻势，陈某交代了犯罪事实，并领着公安干警，到小山洞中解救出了被害人。本案由于具有强大的内知证据——只有作案人才知道被害人在哪、怎样被捆绑着，陈某虽然明知自己犯了重罪，但自始至终都不敢翻供。因为，他清楚翻供毫无用处，还会被从重处罚。
4、能够有效的对付翻供。由于趋利避害心理的作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没有严密的证据锁链，又缺乏内知证据，则案子可能会成疑案。如果有了内知证据，就不怕犯罪人口供出现变化，就能办成铁案。马增德故意杀人一案能充分说明这一点。1992年5月8日晚7时许，山东省惠民县公安局值班室接到电话：胡集镇南辛庄14岁少女李春荣在其家中惨遭杀害。经法医对尸体检查，发现其双眼球遭破坏，脖子上有紫黑色伤痕，两手手面沾有油灰。鉴定结论是：被害人系被人用铁质棍类钝器戳击两眼部致严重颅骨折、脑挫裂伤而死，被害人颈部的损伤系铁质棍类钝器挤压所造成，亦可致其窒息或死亡。经对现场勘查，在该房屋里间靠南墙的水泥框下，发现一根带有血迹和油灰的地排车车轴。经过排查，公安干警传唤嫌疑人马增德。在强大的攻势下，马交待了罪行。那天，马增德得知李春荣一人在家后，遂想趁机对李侮辱。傍晚5点，溜进李家园子。他不顾李春荣的责骂，强行将其拖入屋里。李反抗呼喊。马恐惧有人听到，又怕事后李告发，顿生灭口之心。他左手就势摁住李春荣，右手抄过东墙上竖着的一根地排车车轴，然后用铁轴狠压李春荣的脖子……他见李死后睁着眼，想起本村一村民曾说过，死人的眼能留下旁边人的影子，就用铁轴猛捅李的双眼，直到捅烂，才把铁轴藏到西里间靠南墙的水泥柜下面，匆匆跑回自己家中。1993年1月26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滨州分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因马增德翻供，认定其无罪，于1993年10月16日当庭予以释放。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马增德供述的作案凶器地排车车轴的藏匿地点与现场发现的车轴所在位置一致，所供用车轴挤压受害人脖子的情况与尸体鉴定死者颈部所形成的伤痕情况一致，所供用车轴戳死者眼部的左眼戳得深、右眼戳得浅的情况与尸检情况一致，所供李春荣系白布腰带的情况与李春荣遗体所系白布条腰带的情况一致，所供死者生前反抗时用手推过压脖子的车轴的情况与死者颈部、手面留有油灰的情况一致。被告人马增德供述的许多具体细节都与现场勘查情况相吻合。而这在破案工作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这些证据均具有排他性。检察机关遂依法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尽管被告人不认罪，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判马增德死刑，。1995年1月20日，马增德被处决。（7）该案的判决，显然离不开大量的内知证据。
如果缺乏内知证据，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则往往会出现疑案。1995年4月18日，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其他违法行为被公安干警传唤，李交代，4月13日晚，在上虞市道墟镇屯南村陈某开的小店盗窃，窃得二十多包香烟、十余斤啤酒等财物。公安机关报捕后，李某某仍供认不讳。检察机关遂批准逮捕。审查阶段，李某某翻供。承办检察员认真审查，认为该案缺乏内知证据：（1）关于作案地点，李某某虽系外省人，但其姐姐落户在案发地邻村，李住在姐姐家已有数月，对失窃一事早有所闻；（2）李某某供述的赃物与失主陈述在数量上出入较大，且盗窃农村小店，任何人都可猜到窃取的是烟酒之类。因无内知证据，李某某的盗窃行为无法证实，显然成了疑案，不能认定。、收集内知证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内知证据如此重要，因而，侦查人员应当在侦查工作中，格外认真地、自觉地加以收集。如果不注意以下几点，就不可能有效地收集到内知证据，就可能影响案件的质量。
第一，应十分注意保密。内知证据的“内知”，是指犯罪人只能通过作案才能知晓的，他不可能提出是从其他渠道，诸如群众传播、新闻报道、被害人痛诉及自己围观现场等得到的辩解。如果犯罪人提出的辩解得以成立，则所供述的就不再是内知证据了。因为，关于这一证据的内容，再也无法证明犯罪人是通过作案才得知的。所以，对涉及到内知证据的案情，办案人员应当十分注意保密。一要严密封锁犯罪现场，不准无关人员围观，更不能入内。二是要做好被害人、目击证人的工作，在破案前，不得向他人泄露具体案情。再就是办案人员绝对不能将案情作为饭后茶余的话料，向亲朋好友吹嘘。四是在“协查通报”、“查找尸源”、“悬赏追捕”等文字中，不能表明可能作为内知证据的内容。五是办案人员在讯问中，关于内知证据的内容，不能有丝毫露口。只有做好以上几项保密工作，才能保证内知证据的“内知性”，确保其极强的证明力。关于这点，程达胜教唆杀人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被告人程达胜因与本村村民黎玉孩、黎玉盛兄弟发生纠纷，多次争吵、厮打，遂怀恨在心，萌发报复杀人恶念，便教唆妻侄章用启杀害了黎玉盛。一审判处程死刑后，程翻供上诉，称：“没有让章用启去杀人，原供是公安机关拿着章用启的口供念给我听，还捆我、打我，我实在受不了，才被迫承认。”二审法院经认真审查查明，公安机关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认识到能否认定程达胜教唆杀人，除了章用启的口供外，难以获取其他证据，因而在整个预审阶段，要求对章的口供严加保密，不得向程透露。且许多具体情节是程先交代，章后供述的。这些，都确保了内知证据的成立，有力驳斥了被告人的狡辩。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程达胜被处决。（8）
第二，坚决杜绝指供。很显然，如果内知证据的内容，首先不是由作案人自己供述出来，而是由办案人员“点”出来，那么，这种证据就根本不具有内知性了。一些错案，仅仅靠刑讯逼供是不可能酿成的。“当他向预审官申辩无罪并抗议审讯中受了警察们的折磨时，预审官马上反驳了他：‘暴力并不能使你了解那些地方！’”（9）所以我们说，从铸成错案这一角度来说，指供比刑讯逼供具有更大的危害。一旦经指供，在案卷中有了不少的虚假内知证据后，审查人员、审判人员很容易被误引入歧路，不再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认为这只是一种企图逃避惩罚的狡辩。“德塞耶案”就是这样铸成的。1948年5月8日，在法国的一个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两位老人埃梅里夫妇被抢，男的被打死，妻子重伤。后警方接到控告，是从拘留所逃跑的格根、肖万和码头工人德塞耶作的案。警方对三人进行了讯问，肖万承认是三人作案，但后来翻供。格根不停地强烈申明自己无罪，并提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德塞耶先供后翻。预审法官对格根不予，而德塞耶被押上了重罪法庭（该书中对肖万的处理没有提及）。因为预审官认为，德塞耶在陈述中提供了重要的细节：他指出了埃梅里夫妇房间里家具摆设的具置。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审讯他的警察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案件的调查，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个镇、村，更不知道被害人夫妇。如果德塞耶正确地描绘了这两位被害人的住房，就证明他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因为德塞耶不可能有其机会进入这幢房子。尽管德塞耶在法庭上坚持无罪，但陪审员们则认为：“如果他是无辜的，就不能了解这些细节。”法庭采取了妥协、折衷的办法：对按照“罪行”本应判处死刑的德塞耶，只判了十年徒刑。1952年2月，该案真凶被擒，德塞耶被无罪释放了。那么当初德塞耶怎么能够那么细致地描述埃梅里夫妇的家具放置情形呢？原来，警察分队的一位中尉在得到负责审讯德塞耶的警察们报告之后，立即来到监守着这人的地方。这个军官了解案件的所有情节，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并且画了草图。他和警察们面对神情慌张的德塞耶满以为捉到了真正的罪犯，他们反复提问：梅里家有几个房间？”
“不知道，”德塞耶回答。
“你很清楚，有两间！”
“是，是的，有两间！”
“那么，第一间房里的炉灶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知道，在右边……”
“是的，是……”德塞耶又同意了。（10）
原来如此，德塞耶便是这样知道案情的。反映在案卷中的全是经指生的虚假内知证据，检察官、陪审员和法官都被欺骗了。
第三，全面收集。一个内知证据，就好象是一条锁链锁住犯罪人，众多的内知证据，就宛如众多条锁琏，能牢牢缚住狡猾的作案人。上文所举的故意杀人犯马增德，便是这样被制服的。对一个侦查人员来说，客观上存在着内知证据，而不去发现它，并全面收集它，乃是一种严重失职。毫无疑义，自觉地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是一名侦查人员的基本职责和技能。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毋庸赘述。
第四，进行过细地调查，及时发现固定内知证据。有些证据具有十分明显的内知证据价值，如犯罪现场位置、被害人受侵害具体情形、犯罪对象的特征等等。有些则在案发当时往往不甚明显。因此，在调查初期，如勘查检验、访问，必须十分过细，尽可能全面掌握各种信息，并及时用文字、图像等加以固定。不然的话，原先工作不过细，甚至马虎，时过境迁，当作案人供述了具有内知证据价值的内容时，由于相关证据未能及时收集而泯灭，或者粗糙而无法弥补，从而就丧失了内知证据。因此可以说，过细的调查，是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的前提，是做好侦查工作的基础。
注：
（1）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2）该案例选自《刑侦精选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9页。
（3）（9）勒内·弗洛里奥（法）：《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第74页。
（4）（8）该二案例选自《刑事证据百例评析》，崔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7页，第310—314页。
（5）该案例选自《疑难凶杀案件研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82页。
（6）该案例选自《人民检察》198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