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我国20 世纪末就开始积极进行“社区建设”，其后对农村社区也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问题依旧存在。农村社区的政社关系一直难以分清，新世纪以来，农村社区问题更加凸显，农民的公民意识不足，农村社区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等。因此，笔者提出农村社区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之道，希望能够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 ：农村；农村社区；治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一直都是涉农制度建设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性内容之一。农村社区的建设是依据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而进行的，探索依靠农村社区自身的力量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功能，以期能够解决农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既是改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状况的具体措施，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所以把握农村社区的变迁规律，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效途径，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和谐，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局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刚刚起步，农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农村社区治理的政社关系与权力边界异化
农村社区的治理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社区自治，既然涉及到自治，就必然会出现诸如政府和自治体的关系和二者的权力范围问题。
政府主导角色混乱。自1983 年以来，我国政府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乡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①随着“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形成，农村治理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即国家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在农村社区发展的初期，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力量薄弱，社区的发展欠缺理论的指导规划，政府主导农村社区的发展是必须的，政府的财政支持就是农村社区发展的最大保障。然而，随着政府主导力量在农村社区的不断加强，政府的行为已经偏离了农村社区的利益，财政权力的上移，使得乡镇政府把目光投向乡村社区，农村社区已经成为了乡镇政府的后花园，任意索取，政府在农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角色混乱。
农村社区自治权力边界模糊。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自治组织的一种，与乡镇政府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无权干涉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活动，但实际情况却于此有所出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府延伸至农村的权力末梢，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村民委员会的决定。村委会虽然拥有自治权力，但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村委会的自治权力范围，使得村委会的行为一旦遇到乡镇政府的反弹，自身就会显得底气不足，继而影响自身自治权力的行使。
2.农村社区治理的承接载体与实践机制缺失
农村社区治理问题除了国家政府等上层建筑的原因，还有与社区居民自身和农村社区管理能力不足有关。
农村社区公民意识不足。公民意识主要包括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基层治理单位，社区内的一些决定必然会影响到社区的公共利益和社区居民的私人利益，这就使得社区居民必须具有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当中，积极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监督社区事务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以防止在执行过程中有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损害社区公共利益。社区作为居民的集体生活环境，居民有义务和责任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良好有序的环境不仅需要软性道德的约束，更需要硬性法律的规定，因此，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和谐有序的农村社区的基础。但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几千年的封建残余意识较重，习惯于逆来顺受，公民意识的萌芽难以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不足。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即“为满足农村社区内居民的需要和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共同所需的，为农村社区居民的公众利益服务的事务，这些事务不能只受有关事实规则的制约，而是应该由专门的组织和调控形势控制。”②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应该满足以下要求，即要确保社区内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够享有农村社区所提供的服务，要保证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和农村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决禁止以环境换取公共服务的行为，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农村社区之所以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的城市愿望，就是因为社区能够提供的类似于城市的公共服务。但是，不同的农村社区由于地域不同，资源禀赋有所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各有高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缺乏，医疗卫生条件简陋，社区环境较差，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要求。
二、农村社区治理困局的消解路径
农村社区是我国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关系着我国工业社会的基础，影响着我国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质量。因此，对于农村社区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以免问题恶化，加大治理成本。对于农村社区现有的几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如下方式解决。
1.建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
当前农村社区公民自我治理模式才刚开始，社区治理体制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社区自治制度还不完善。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区自治，建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在治理乡村社区的过程中，在管理方式上面要从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向间接的宏观管理，要从直接治理转为参与管理，充分发挥推动治理主体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乡村社区治理也一样，要增强社区自我治理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设想，可以通过制定实施法规政策、健全规章制度等法律手段和财力支持等经济手段来实现，以此增强社区工作的自主性，为社区依法民主自治创造好的环境。③
（2）通过制度改革和法律调整，明确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工作范围与行为边界。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指导和被指导，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两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中，两者的关系往往是纷繁复杂，权力边界难以确定。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明确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范围和行为边界，共同构筑乡村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实际运作方式。同时，通过必要的法律调整来具体规定哪些行为属于合法且必要的政府干预行为，哪些属于不必要或不合法的政府干预行为，既不能是的乡村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受损，也不能是乡村社区完全脱离政府管理，游离于政府之外。
2.提高农村社区服务水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届重要会议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而要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逐步解决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问题。面对农村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解决途径：
（1）加大公共财政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要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如此巨大的资金仅仅通过社区居民的集资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国家强有力的公共财政支援。我国的公共财政总体来说总量是不断增加的，相同比例的情况下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总量也在逐年上涨，但是，近年来社会物价水平上涨迅速，公共财政的上涨水平基本与物价上涨水平持平，因而乡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实质上并没有增长，所以，公共财政应该加大对于乡村地区的投入，提高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同时乡村社区也应该完善自己的财政监督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好国家的财政投入。
（2）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多元化参与体制。农村社区的主体是社区居民，社区非营利组织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那么使农村社区居民和社区非营利组织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中来就可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参与体制。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于社区管理的参与仅限于信息反馈、意见反映等，这些参与方式“有效性”低，效果差，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关于流于表面。因此，要扩大乡村社区居民在社区决策中的参与权和发言权，使得能够参和讨论与其利益相关的重大议题，能够最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3.增强农民的公民意识
建立现代化乡村公民社会需要培养乡村公民，乡村公民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一个国家乡村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业已成为了一国发展程度的标志。当前我国农民缺乏系统性的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不成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原有的农民意识虽日益“边缘化”，但现代公民意识还不够强，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参与主动性不高。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
（1）大力加强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要实现中国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必须要意识到国民教育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国民教育使得公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领悟到公民义务中所包含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并使其深入到公民的脑海当中,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行为。在中国农民从村民意识过渡到公民意识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主要是因为我国传统封建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思想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低水平也制约了乡村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就农民公民意识教育的路径而言，必须坚持有效性、科学性和持久性的统一。
（2）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一日三餐发愁，那么他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认识和理解思想问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是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物质条件差，一些地方的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认识和理解何为公民意识。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摧毁效率低下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破除小农思想，为乡村公民意识提供发育的土壤。
引文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发［1983］35 号）[Z]. 1983-10-12.
②孙琳.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分析——以诸城市为例[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9(12).
③关于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考（调研报告）.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财政体制；财政自治权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41－02
一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其理论和制度基础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民族或地方的单纯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机关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自治权。换句话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是指在国家基本的财政体制下，民族自治机关根据宪法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规(如税法等)的精神，依照自治条例的规定和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特点，享有的制定财政自治条例、或有关法律的变通及补充规定等组织财政收入统筹分配财政资金自主地管理本地区财政事务的活动的权利。
财政的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财政体制是国家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理职责与权限的一项基本制度。从理论上讲，财政体制是一种决定财政资源分配权限及增进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它只能在一定制度环境条件下发挥有效作用。财政体制的确立和改革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要与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政府结构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是我国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理职责与权限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财政体制是由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式的财政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单一制国家形式以及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有着重大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财政活动范围极广，几乎覆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由当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占绝对支配地位所决定的。现在我国的财政体制经过经济转轨时期的分税制财政体制①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制财政体制转变。
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是一定财政体制下的自治权，与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正如1952年8月9日主席亲自签署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九条规定的那样：“在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依据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对民族自治区财政权限的划分，管理本自治区的财政。”因此，这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必定处于我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而且它的内容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划分。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内容也在变化之中，不同的财政体制下有着不同的内容。
二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而完善，不同的财政体制对它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国要进行改革开放时起，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财政体制也分级管理财政体制逐渐迈向公共财政体制。2007年10月15―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我国的公共财政也加快了进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完善也随着公共财政进程加快步入了快车道。
中外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内涵有很多说法：“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国家（或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但综合来说，所谓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让尽可能多的人能享受这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而其他人不因别人享受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而降低了自己享受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它包括两个基本点：（1）它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而财政的“公共性”，就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2）它是财政的一种类型或模式。
我国的公共财政是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适当的转轨、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确立并发展的，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并不成熟，各地经济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仔细探究我国公共财政的特色，充分利用它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
首先，我国的公共财政具有两重性：增值性和公共性。因为，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财政，必须为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服务，从而具有增值性；同时，公共财政要满足公共产品的需要，从而又具有了公共性。其次，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不发达，导致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以流转税为主，也就是说，我国的公共财政的公共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较高比重，为社会提供通讯、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使经济起飞。最后，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人为”建成的，即决定了我国市场失效的特殊性：人为性、初级性、多样性。正是由于市场失效的人为性、初级性和多样性，使得以弥补市场失效为己任的我国公共财政弥补市场失效的艰巨性。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体制是在国家统一的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下实行的财政体制，而我国的公共财政又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完善有着一个漫长的、客观的历史过程，它是在我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决定下、不断变动的经济体制影响下、不断完善的财政体制作用下变化、发展和完善。
三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下，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笔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完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资金管理的自治权
自治机关有组织管理财政收入的自治权。也就是自主地组织管理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目前，国家只是大体上对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做了如下规定：按照分税制的规定、地方税和共享税中属于地方收入的部分；根据自治法和预算法的规定，通过转移支付从中央财政收入中返还给地方的部分。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地方税和共享税中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税收收入的部分；二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从中央财政和上级财政中返还给民族自治地方的部分；三是国家财政拨给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专用基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等。
2.税收管理的自治权
税收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在成熟的公共财政体制下，税收是公共需要（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管理的自治权即税收管理的权限，既涉及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又涉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权的内部具体内容。因此，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由最高立法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通过进行税权划分的法律。其次，对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形成的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省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可通过浮动税率的办法加以调节。再次，给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一些民族税收优惠政策，如因民族生活习俗、扶持民贸企业发展或对民族地区特定的产品而给予税收优惠等。
3.财政援助接受权
民族区域自治法、预算法等都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有从国家及上级机关的财政援助权利。现在我国一般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现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援助。按照我国的转移支付目标和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均等化为目标”的转移支付，是基于国民具有平等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2）“解决辖区间外溢性问题”的转移支付，主要解决存在于行政辖区间的各种外溢性问题；（3）“中央委托地方事务引致”的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基于提高效率、地缘因素和政治控制的考虑，将本来由中央承担的事务委托给地方形成的转移支付；（4）“以增强国家政治控制力”为目标的转移支付，是基于国家的政治统一与稳定的要求。
总之，我国目前公共财政体制逐渐健全的时期，而且又是一个多民族、人口众多、地理复杂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要求我们在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时，必须立足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遵循科学的理论依据，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完善，才能真正起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及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编.财政规章制度选编：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2]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难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维系民族团结和实现共同繁荣的重大意义。
【教学目标】识记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机关、自治权的内容。懂得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决定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复习提问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是怎样的？
导入新课
通过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党和国家不但确定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讲授新课
三、民族区域自治
1949年7月20日，我国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召开了有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放后，我国先后建立了5个省级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达到44个。
提问：我国建立的5大自治区的名称是什么？学生回答。除了这5大自治区外，我国还在其它省建立了30个自治州，122个自治县（旗）。除了自治州、自治县外，还有一大批民族自治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64%，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
1.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指导学生看课本，画书：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
民族区域自治，说到底是国家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问题。国家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集中的领导，必须保证国家政令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贯彻执行。民族自治机关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讨论题：（1）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和有什么区别？（2）民族区域自治和联邦制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问题：特别行政区是解决国家统一，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的方针政策。二者都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但自治权的程度不同，内容不同，一是“一定的自治权”，一是“高度的自治权”；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治权也不是等于国家，自治权要在维护国家下行使。
第二个问题：将民族区域自治和联邦制作一横向比较，不是比优劣，而是运用学过的国家结构形成的知识，结合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另一角度来理解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又是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特点。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自治政权，是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的，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而联邦制下的共和国、州、邦等有自己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宪法，甚至还有某些外交权。
2.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1984年，我国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用法律的形式把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力规定下来。（学生阅读，教师归纳。）民族区域自治权，教材一共列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简单讲就是：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件；2）安排管理地方经济；3）安排使用地方财政；4）管理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事业；5）使用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其自治权是在执行宪法、法律以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下的自治权。
2.民族区域自治适合我国国情
（要求学生阅读教材，并思考：教材是从哪些方面来谈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原因的？）
第一，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基础）
第二，我国民族状况有自己的特点（客观条件）
第三，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政治认同（政治基础）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
实质是讲国家统一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又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
第三、、有助于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我国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资源不足，活动空间狭窄，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但经济文化落后，因此，各民族经济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在国家的扶持和全国各地的支持帮助下发展经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有利于把国家的帮助和少数民族的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在国家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下，提高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
第四，有助于把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感情结合起来。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地方事务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了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协调了民族间的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小结：这堂课我们学习了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实行这一制度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它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行使管理本地区各项事务的权利，50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今后必须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
课堂练习
1、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的自治。（B）
A．少数民族高度独立B．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B．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中央政权机关D．类似联邦制式
2．下列选项，属于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的有（ACD）
A．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B．制定自治宪法
B．安排使用地方财政D．使用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2．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自治区域，但二者（ABC）
A．自治的程度不同B．自治的内容不同
B．社会制度不同D．不同
二、简答题
乌兰夫：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驱
乌兰夫曾用名云泽、云时雨，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一个蒙古族家庭，是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开国上将，有“蒙古王”之称。他把内蒙古各族人民引领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道路，参与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主持和参与解决了我国民族工作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培育形成新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传播火种―――唤醒蒙古族同胞
乌兰夫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事业，1923年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受等共产党人的引导，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6月回国；同年7月，参加组建中共西蒙工委，先后担任组织委员、书记，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农民协会，传播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严峻考验；1933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大会；1936年2月参与策动“百灵庙暴动”，为建立党领导的蒙古族抗日武装做出了贡献；1937年年初，乌兰夫利用蒙旗保安旅组建的机会，在其内部建立党委会并担任党委书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击日寇伪军，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1941年8月，中央派乌兰夫赴延安担任民族学院教育长，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培养民族干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历史贡献―――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
乌兰夫之子布赫曾回忆：“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之际，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进行新的部署。中央曾明确表示‘内蒙古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与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的有利地位’。当时任命父亲为绥蒙政府主席，他率领大批蒙汉干部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民族自治运动。此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老一辈革命家们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而其中一大经验，就来自父亲领导的、为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曾经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担任过高等法院院长的补英达赖等人，在内蒙古的苏尼特右旗成立了一个分裂国家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决定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问题。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次年任中共内蒙古委员会书记。
当时，聂荣臻等领导人建议乌兰夫带部队去谈判，乌兰夫没有采纳。为显示诚意，他仅带少量随从，赴会谈判地点温都尔庙。乌兰夫对补英达赖等人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来的，我们不承认临时政府。内蒙古是中国领土，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国家，将来可以搞民族区域自治。”
谈判进行了七天七夜，谈判结果是临时政府需要改选。在此情况下，乌兰夫他们研究后认为，临时政府可以先改选、后取消。由于乌兰夫在蒙古族民众中享有极高声望，加上谈判期间，乌兰夫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乌兰夫以高票当选临时政府的主席。改选后，按照乌兰夫的建议，临时政府搬迁到了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至此，临时政府便在我党的掌控之中。
1946年年初，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乌兰夫着手解决内蒙古自治政府实现统一问题，并结合当时内蒙古的复杂情况，制定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瓦解顽固守旧力量，孤立打击反革命力量”的方针，同时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乌兰夫提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各派出7名代表，在承德谈判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领导问题（史称“四三”会议）。在乌兰夫领导下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按照我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原则，坚持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自治是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主自治。经过双方交谈、争论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张，同意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即自行解散，东蒙古自治政府也随之撤销，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割的历史至此结束。
东蒙古自治政府的撤销以及后来顺利解决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问题，为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此后，经过不懈的努力，于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胜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主席，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统一。5月1日那天，乌兰夫庄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诞生，也为后来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开辟了道路。
孜孜以求―――致力于民族繁荣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7年至1949年，乌兰夫任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成功领导了内蒙古自治政府辖区的全面建设和民主改革，广泛地团结了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阶层，使牧区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布赫回忆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父亲虽到中央任职，但他依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他通过宗教改革、改善卫生医疗条件等措施，把一个人口负增长的蒙古民族重新繁荣起来。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进程中，结合内蒙古的人文、自然条件，稳妥地掌握方针、政策，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使广袤的内蒙古大地呈现出工业、农业、畜牧业和林业均衡发展的喜人景象。在以他为首的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自治区的建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局面，被总理誉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地负责民族事务工作。
在1966年开始的“”中，乌兰夫受到迫害。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乌兰夫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粉碎“”后，乌兰夫担任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他勤勉努力，孜孜以求。在主持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他为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1981年7月，乌兰夫撰文称赞其“使祖国所有民族既各得其所，又和衷共济”。
倾注心血―――主持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
布赫回忆：“父亲一生中最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中央和全国人大建议并亲自领导、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工作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任内，从1981年至1984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倾注心血，为这部基本法律的起草和颁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当时已经不能充分满足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乌兰夫深感制定民族工作法律的迫切性，并向中央提出建议。
1980年，彭真提议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对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由乌兰夫任组长。到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草案稿经历了17次修改，小的修修补补不计其数，连上世纪50年代的8稿计算在内共25稿，前后共30年。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过程中，乌兰夫亲力亲为，审视全局，均衡意见。比如，草案稿中有这样一条：“民族自治地方企事业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候，要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牧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人员。”
在征求意见时，劳动人事部有反对意见。理由是，为了解决当时比较突出的知识青年返城待业问题，劳动人事部规定：“全国企事业单位不许到农村牧区招收职工。”对此，乌兰夫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政策是短期的，法律却是解决长远问题的。针对这一条，乌兰夫告诉劳动人事部的有关负责同志，请他们部党组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提出部里的正式意见。很快，劳动人事部正式答复，完全同意草案中的这一条款。
对一些重大问题，乌兰夫亲自出面同中央其他领导交换意见。1954年《宪法》只简单地写“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但在“”等运动中，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大帽子被批斗，这说明实际上主要强调了“反地方民族主义”，而且把一些民族感情和不同意见当作“地方民族主义”来反了。
乌兰夫向彭真反映了少数民族干部们的这一观点。他同时认为，过去提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其实主要强调的是“反对”。
“两种民族主义都不符合马列主义，都应反对，这次要写，就按的提法，强调反对。”乌兰夫同志的意见被采纳。如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明确写着“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1983年以后，乌兰夫已成为国家副主席，他仍然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乌兰夫说：“草案稿要征求多方面的意见，认识比较一致，将来执行才能比较顺利。”所以草案17次易稿，而每次易稿，年近八旬的乌兰夫都是亲自参与、一丝不苟。
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决定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布赫：具有诗人气质的副委员长
布赫，1926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塔布赛村。1939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周折，布赫和家人被送到延安，从此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1942年，年仅16岁的布赫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被党组织吸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延安岁月对布赫的一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父辈革命思想的熏陶也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1954年，布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大代表，从第七届至第九届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乌兰牧骑―――在文艺战线上的创举
1946年春，布赫从延安返回内蒙古工作，在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担任政治教员；同年秋，解放战争打响后，布赫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奔赴前线随军演出。两个月后，他们转战林东与另一支宣传队汇集到一起，正式成立了内蒙古文工团，布赫担任团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支文工团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成长壮大，见证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内蒙古文工团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文艺演出。从那以后，每年的国庆盛典都能看到内蒙古文工团精彩的表演。
1953年，布赫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这期间，布赫推出了一项在文艺战线历经数十年风雨而不衰的创举，这就是―――培养、推广“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是蒙语，意思是“红色文艺轻骑兵”，一般由十几个各怀技艺、一专多能的文化工作者组成。由于内蒙古地广人稀，一个村落通常只有几个、十几个蒙古包，加上流动性大，有的牧民几年都看不上一次演出，于是乌兰牧骑应运而生。他们不仅送戏上门，还为牧民们理发、放幻灯、办小型展览等，为牧民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因而深受牧民喜爱。
这种文艺形式最早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布赫很感兴趣。于是，他亲自深入牧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并在全区进行推广。到1958年年底，乌兰牧骑已在草原处处生根开花。
据布赫讲：“1964年，乌兰牧骑在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汇演，最后一个出场，却赢得了满堂彩。、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对乌兰牧骑十分赞赏。当场提议，要让负责乌兰牧骑的领导作专门汇报，同时要乌兰牧骑再作一次专场演出。”当年12月27日，观看了乌兰牧骑演出队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作的汇报演出。生前曾经先后12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这是绝无仅有的。他还亲自安排了乌兰牧骑在全国巡回演出的计划。
正是根据的意见，1965年6月，布赫集中组织了全区的乌兰牧骑，分4路走遍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作巡回演出，推广乌兰牧骑的经验，倡导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
竭智尽忠―――在内蒙古工作40多年
布赫前后在内蒙古工作40多年，从担任自治区文化界领导到担任基层市长、书记，再到担任自治区主席，他对家乡倾注了无限的热爱与深情。布赫走遍了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竭智尽忠，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
1978年，布赫在担任呼市市委书记时，曾大胆而坚决地支持当地某县采取的“把地包给各户种”的试验。1980年，中央正式发文件肯定类似做法。
1983年，布赫出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又亲自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支持农民把“包产到户”发展为“大包干”，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
当年，内蒙古粮食总产量达到100亿公斤，比1980年时整整翻了一番。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畜牧业的发展也一直萦绕在布赫心头。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中央一系列文件还没有涉及畜牧业这一块，可作为内蒙古经济支柱的畜牧业，不能坐等啊！一次，我到牧区视察，听说几个牧民热心去追一只野兔，而集体的牲畜丢了却无人去找。原因很简单，追来兔子是自己的，牛羊丢了是集体的。这件事使我下决心立即进行畜牧业改革，当时区党委同志意见一致，于是，我们率先在全国首创了‘草畜双承包’的牧区改革模式。”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布赫形成了自己对于民族问题的见解。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总要分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中华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遇有接待外宾或出访，布赫总忘不了宣传解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他还常常现身说法，拿他自己作比喻，“《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首脑要由其主体民族的代表担任。但这并不是说我是蒙古族的主席，我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主席，是为各民族人民服务的。”
宽广胸怀―――颇有成就的蒙古族诗人
在采访布赫之前，记者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图书馆想借阅一些布赫的著作，没想到一查书目，竟然有20多部。除了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贡献》《谈党的建设、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布赫谈民族工作》《谈思想政治工作》《调查与思考》《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改革与发展》《布赫谈经济工作》《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法制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著作外，还有不少像《布赫文集》《布赫诗集》《布赫文艺论文集》《诗海纪行》《文化工作漫谈》《布赫序跋集》《布赫诗词书法选》等此类的文艺作品集。也使记者感到布赫不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蒙古族诗人。
布赫早在延安学习期间，就曾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学校的墙报栏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创作的诗歌、短文。在他回内蒙古从事文化部门领导工作的20年间，始终坚持业余文艺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剧本和影评以及文艺理论文章。
歌剧《翻身靠劳动》《慰问袋》，话剧《王文焕》《海棠》《乌尔吉的生日》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亲自参与拍摄了内蒙古有史以来第一部故事片―――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其中歌剧《慰问袋》为抗美援朝战士慰问演出后，受到普遍欢迎，在军中广为流传。理论文章《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文化要更好地为农牧民服务》《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等，对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工作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后来，布赫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无论是到基层搞调研，还是奔赴灾区第一线，甚至在行程中，他总要挤出时间，把自己的感想用诗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布赫连续担任副委员长期间，每次考察后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报告的同时，胸臆间奔腾的诗情，也同时化作缕缕精美的诗行，留诸笔端。
布赫曾说：“参加革命60多年来，诗始终伴随我成长。在风雨如磐的黑暗社会，诗激发了我忧国忧民的赤子深情；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诗鼓舞了我抗日救国的坚强斗志；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中，诗激荡了我奋发图强的满怀豪情；在是非颠倒的中，诗坚定了我献身真理的必胜信念；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诗焕发了我更大的工作干劲和拼搏精神。”
布小林：内蒙古草原“红色家庭”的后裔
2016年3月30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接受巴特尔辞去自治区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布小林为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代主席。58岁的布小林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之后，成为第二位现任的省级行政女性一把手。
布小林出生于1958年8月，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在职博士。
虽然祖父、父亲均身居高位，但布小林起步于基层。
1976年，18岁的布小林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温根公社当知青。1980年，布小林前往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内蒙古大学任法律系教师。任教师不到1年，1985年4月，布小林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法制处、政府法制局干部，之后历任法制局主任科员、法制局三处副处长、处长、法制局副局长、局长（副厅级）。
2003年，布小林调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并于一年后担任阿拉善盟委副书记、盟长，后官至阿拉善盟委书记、盟人大工委主任。2008年，布小林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党组成员。2014年，布小林调离副主席一职，进入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任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两年后，布小林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代主席。
布小林的爷爷乌兰夫是开国功臣，上将军衔，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中央统战部部长。布小林的父亲是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她的爷爷和父亲都曾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布小林原本排名第八，这次成为代主席，可谓“弯道超车”。但是仔细关注其履历与身份，又让人觉得在情理之中。
布小林一家为我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维护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大胆使用，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当主官、挑大梁。”此后，努尔・白克力、巴音朝鲁、刘晓凯、陈志荣等少数民族干部陆续获得重用。
2015年10月23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要加强对这4类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布小林作为少数民族女干部，扎根内蒙古30余年，既有专业部门工作经历，也当过地方主官，经验丰富，确是领导自治区人民发展经济、协调中央与本地区少数民族关系的合适人选。
2008年12月25日，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报复陷害罪对张治安提起公诉。
曾经是朋友，曾经很“听话”
28年前，李国富是个生意人，积累了不菲的家业。由于李国富带头致富，他经常被邀请去乡里做报告，由此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时任颍上县小张庄的支部书记张家顺，也就是张治安的父亲。
数年后，张家顺当上了颍上县县委副书记，李国富当上了伍明镇镇长、党委书记。
2000年，张治安任颍泉区区长，张家顺要李国富多帮帮他。对于张治安这个晚辈，李国富认为他很有能力，便点头答应了。
2001年，在张治安的安排下，李国富任阜阳市泉北贸易区经贸发展局局长，兼阜阳安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张治安担任颍泉区区委书记后的第一个工程――皖西北商贸城的土建和房屋买卖工作。
李国富带着人不分昼夜地干，吃住基本上都在工地。商贸城建成后，张治安很满意。为表达感激，他给李国富的长子和五女儿分别在伍明镇武装部、民政办安排了工作。不仅如此，还为李国富配备了一辆奇瑞轿车和一套住房。
孩子的眼睛，公民的良心
很快，张治安开始着手他上任后的第二大工程――阜阳科技生态园。李国富作为得力干将，又忙前忙地后跑开了。由于生态园牵涉到农民耕地问题，李国富忙了一阵子后，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李国富在后来的举报信《数千农民在流泪万亩良田被糟蹋》中痛心地指出，张治安将阜阳西北颍泉办事处的六个行政村七千余亩土地一分三块，其中一千三百亩建科技生态园、高尔夫球场、跑马场，其余用来建区政府办公大楼、循环经济园等。这些地都未办理审批手续。
李国富是农民出身，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当时拟建生态园时，田里的麦苗长势正好，村民们都盼着丰收。可张治安的一纸命令，要将这里夷为平地，老百姓自是不答应。张治安用近乎强制的手段，按每亩补贴650元的标准将这些良田“租”下来，一“租”就是十年。看着推土机将麦苗轧得粉碎，李国富心痛极了。他看见不远处一位老人牵着牛执著地站在田里，长久不肯离去，心里有一种万箭穿心般的疼痛。
李国富的大儿子李登辉回忆说：“父亲从生态园回来后，心情很沉重，他对我说，‘我向张书记提了意见，希望他能等麦子收起来之后再动工，他脸色不太好。’那以后，我们很少看到父亲的笑脸。”
壮观气派的生态园建好不久，张治安又有了新动作――模仿美国的白宫兴建一座区政府办公大楼。2002年2月23日，“白宫”开始破土动工。“白宫”的原址是杨庄一所小学，学校两百多名师生只得搬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破旧校舍上课。李国富很担心有一天校舍垮塌。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如果孩子们在这样的房子里出了什么事，他就是凶手。
他对妻子袁爱平说：“建‘白宫’就建呗!但怎么着也要把孩子们上课的地方安排好，你没去那个地方看，这哪能上课……”第二天，李国富去见了张治安回来，心情非常不好。他对袁爱平说：“我跟张书记说了学生的事，他没听。”
生态园和“白宫”上马后，资金严重短缺，张治安多次从安曙公司“借”钱，每次少则百万元，多则千万元，次次都让李国富签字。但这些钱从来都是有去无回，李国富急了，找张治安讨债。张治安大为光火，狠狠训了李国富一顿。
渐渐地，李国富发现有时商贸城开会都不通知他了，甚至避着他。他这个董事长被晾在了一边。2006年12月6日，颖泉区委撤销了李国富经贸发展局局长的职务。
2007年1月，《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曝光了颍泉区政府斥巨资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事件，有人传言是李国富写的检举信。张治安把李国富叫到了办公室，说：“老李，退休就退休了，别找事。”
李国富被问得莫名其妙：“我找啥事3”
“‘…白宫’的事你最清楚，是不是你捅出去的?”
李国富否认：“这事我不知道，你不能平白无故地冤枉人。”
“就算不是你捅出去的，你也肯定知道是谁捅出去的。”
李国富火了：“别说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告诉你。”
张治安气得肺都要炸了，狠狠地对李国富说：“那好，我们走着瞧。”
很快，李国富的车和房子被收了回去，他的几个在伍明镇镇政府工作的子女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
带着满腹的委屈，李国富回到了老家，看着妻子跟他受苦受气，子女也受到牵连，李国富做出了一个决定。
三位亲人失踪，两名家人疯傻
2007年3月，李国富让妻子给他收拾了行李。袁爱平说，当时丈夫没跟她说要去上访，只说去北京看病。由于李国富一直有糖尿病、高血压，家人没有怀疑。袁爱平要陪丈夫一起去，李国富坚决地拒绝了。
8月26日，李国富突然回家，袁爱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本身材魁梧的丈夫瘦得完全变了形，身上的衣服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袁爱平低声问：“你出去看病，咋把自己弄得像个要饭的?”李国富没有答话。
吃过饭后，李国富从家里找了一些东西，又要出门。袁爱平一把拉住了他：“你刚到家，要去哪?”李国富叹了口气，对妻子说：“我还要去北京一趟，你安心在家等我。”此刻的袁爱平终于意识到，丈夫不是去看病，而是跟张书记“作对”。她拽着丈夫的行李不让他走：“我求求你，过几天安生日子吧!”李国富甩开袁爱平，决然地跨出了家门。
知道丈夫性格倔强，袁爱平马上让五女婿张俊豪开车送丈夫。张俊豪时任伍明镇团委书记。
张俊豪驾车，带着岳父岳母去火车站。在车站门口，一辆轿车突然横在了他们前面，颖泉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郑涛从车上走了下来：“李国富，你犯事了，跟我们走。”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袁爱平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当时郑涛带着老
头子上了他们的车，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说我们窝藏罪犯，将我和俊豪带上了俊豪的车。我们被带到了阜阳市军人招待所。我和俊豪被扣押在不同的房间。
“两个自称是检察院的人，让我交代我家老头犯罪的事，比如有没有受贿、有没有贪污等。我说老头没有问题。我被审问了五天五夜，不给我休息。到最后，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见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对方才让我休息一会……”
与此同时，张俊豪也遭受了和岳母同样的“待遇”。
李国富和妻子、女婿突然从人间蒸发，在李家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张俊豪的妻子由于承受不起丈夫突然消失的事实，一夜之间得了精神病，从家里走失。作为长子李登辉，既要安抚几个弟弟妹妹，又担心父母的情况，还要寻找走失的五妹。那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十天后，检察院给李登辉打来电话，让他给袁爱平送换洗衣服。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李登辉立即来到颍泉区检察院。但他没能见到母亲，只让他把衣服留下。
经过全家人多日的寻找，离家出走的五妹终于被找了回来。看着五妹痴傻的样子，李登辉心如刀割，把妹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袁爱平终于被放了出来，却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回到家后，袁爱平整天躲在家里，怕见阳光和生人，常自言自语，一吃饭就吐。李登辉只得把母亲也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久，张俊豪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住儿子出事的重击，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一封道尽辛酸无奈的《悔过书》
2008年春节前夕，李登辉终于知道了父亲的消息，他被关押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双目已经完全失明。当时，由于李国富糖尿病发作，监狱要求李家人送钱去。根据李登辉的回忆，基本可以弄清李国富从2008年2月直至死亡所发生的一些事，以下是根据李登辉的回忆整理而成――
2008年2月初，我们第一次接到了父亲从监狱医院打来的电话。父亲声音有些断断续续，一个劲地说“好”。我们知道他是骗我们的，几个妹妹情不自禁地抱着电话哭了。父亲问我：“家里都还好吗?”我说都好，他不相信，一直问我母亲和五妹婿的事。我只能如实告诉了他，母亲出来了，妹婿还被关着。
父亲在电话那边突然不作声了，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照顾好你母亲，一切都会过去。”挂断电话，我心里很难过。随后，父亲又打了两次电话，每次都问家里人可好。
2008年3月11日，律师获准可以在13日见父亲，我们全家人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见，还父亲一个清白。谁知，13日下午两点，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我父亲上吊死了。
那一刻，我头脑“轰”地一响，不相信这是真的。前两天父亲打电话回来时，语气还很正常，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母亲知道后，顿时晕了过去，全家乱成了一团。
我急忙租了辆面包车，带着家人来到安徽省第一人民监狱。颍泉区检察院、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已到，他们说，我父亲于凌展4点55分上吊自杀。我们全家都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要求见到父亲遗体，对方始终没给我们答复。双方差点打了起来。慌乱中，张俊豪的哥哥张俊源在郑涛包里发现了我父亲写给张治安的那封信。在我们强烈要求下，监狱方面答应让我们看事发时的录像和案发现场。
我和张俊源、四妹婿靳峰一起走进监狱。工作人员指着一处铁栅栏说：“你父亲就是在这上吊的。”目睹此景，我忍不住落泪。后来，我们看了12日晚上到13日凌晨这一段时间的录像。
录像中，父亲在12日晚上一切都很正常，狱友还给他炒了一盘鸡蛋，炸了几个馍，父亲食欲很好，吃了好几个馍。剩下一点没吃完，他用碗装起来，放在了桌子上。随后，父亲上床休息。13日凌晨4点左右，父亲从床上起来披了件衣服，从上铺摸索着拿了些手纸，就出去了。
一个小时后，狱友见我父亲还没回来，就出去寻找，在厕所喊了好几声都没人应声。在一楼楼梯后的铁栅栏前，他见我父亲背对着他，头靠在栅栏上。当时，他喊了一句“老李，你干啥呢?”见我父亲没回应，他走近一看，我父亲的头套在布带里，已经死了，身体还有微热。
当天晚上，我们没见到父亲的遗体。14日才在殡仪馆见到父亲。母亲和几个妹妹当即哭昏过去，我看见父亲脖子两侧均有一块青紫，正前方却完好无损，没有丝毫勒痕。在后颈部和背部有大片青紫，右手手背上沾有泥土。
当天下午，我母亲和大姐就收拾东西要去北京告状。我实在拦不住他们，只能送他们去火车站。正准备检票，伍明镇党委书记张筱林带人拦住了我们。她说：“只要你们不出去捅乱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这时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我们提出了几个条件：查明我父亲死因，恢复其名誉；不再追究其他人责任；扣押的车辆和钱物必须全部返还。当时张筱林都答应了，还转达了张治安的原话：“张俊豪的案子不再追究，无罪释放。”
可三天后，我们却收到了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死亡鉴定书，说我父亲是“自缢身亡”。对于这个结论，我们无法接受。如果我父亲是“自缢身亡”，为什么他在临死前面容安详?脖子正前方为什么没有勒痕?而且铁栅栏的高度和我父亲差不多高，他怎么上吊?我们要求检察院把这些情况全部查清，但他们却一再让我们赶快把尸体火化。我们不愿意，对方就放话说：“你们再弄，工作是不是不想要了?
张俊源对我说：“要不我们把你父亲写给张治安的信给他看看，没准他看到信后，事情会有转机。”无奈之下，我们找到了张治安，当我把信交给他时，手在不住颤抖，不知道这封信能挽回什么。
张治安看也没看就把信丢在了一边。我站在那里，脚步似乎定住了一般，那是我父亲在双目失明前写的信啊!我能明白，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几个子女，他总说他死了没事，只要我们好就行。
记者在李登辉处，见到了李国富写给张治安的这封信：
“张书记：……我这次没听你的话，我痛恨、后悔，请你原谅我这一回。你放心，我做的事他们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证明，没讲什么……现在我已六十岁，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痛时时折磨着我，我拖着流泪的心，没脸面对你，也只有你看到了这封信，才会回想起跟了你十年的国富啊!我对不起你，请你大人有大量，放我一码，我一家都是老实人，你放过他们吧……”
李国富死后，李登辉不堪重压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其后，李国富的三个女儿都先后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医生诊断为压力过大导致精神抑郁。由李国富举报而产生的后遗症，彻底摧毁了这个原本幸福而美满的家。
“白宫”举报人离奇死亡，经《中国青年报》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就李国福死亡事件展开联合调查。2008年6月5日下午，张治安在他的办公室被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带走。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诚、反贪局局长郑涛被停职审查。7月14日，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终止张治安市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批准汪诚辞去阜阳市颖泉区检察长职务。安徽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张治安涉嫌采取司法手段打击报复举报人，还涉及工程建设等问题。
2008年12月25日，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报复陷害罪，对张治安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查明，为达到陷害报复的目的，张治安编造李国福有重大经济问题和雇凶杀人举报材料，并给材料拟定《特大举报!!!》的标题，分别寄送有关部门负责人。此后，张治安要求公安局调查僻《大举报!!!》材料中反映的李国福雇凶杀人的情况，要求纪委调查李国福有无受贿问题，要求颖泉区人事局调查李国福子女工作是否有假的情况。 检察机关认为，张治安、汪诚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假公济私，对举报人实施报复陷害，致使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和民利受到严重损害，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报复陷害罪。
刚迈进工作的大门，一切都是那么的模糊，那么的茫然。对社区综治工作感到很陌生，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在昱中街道综治办实习的这几天，在各部门领导的关怀和耳传身教下，使我逐渐的走上了正轨，让我在宏观上对社区综治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稳定因素也逐渐显现，社会平安建设尤为重要。社区综治工作就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区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区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实习的这几日，通过翻阅档案、提问和实地走访，我从宏观上感知到社区综治工作是一项既繁杂又能感觉到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社区综治专干，不光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在处理问题时脑子还要灵，任何事只要在脑子闪过，就要立刻给出处理的方法和步骤。一名优秀的社区综治专干就是一张该社区的活地图。辖区内大到小区、企业、商场，学校……小到巷弄，门牌……；哪些地方住着哪些特殊的人（帮教对象、邪教分子、海外华侨……），都应熟记于心。接到问题报告时，要毫不犹豫的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首先向领导及时汇报，能自行处理的当场处理，处理不了的要通知相应部门相应的人员协助处理，并做好记录工作。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想要做好社区综治工作，少不了与人打交道。比如说，我所在的社区要与辖区内的一家商场签定治安防范责任书，再比如说与辖区内的某家银行协商，使其安装的监控探头再向外阔伸50米。怎样去说服负责人，这又是一门艺术，所以还应该掌握基本的公共关系和社交礼仪。想要做好社区综治工作还必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工作总有疏漏之处，发动群众参与进来，人脉广了，工作也就方便许多……。
毕竟还没有分配到所辖社区，亲身体验综治工作。只是从宏观上对综治工作有了一个泛泛的了解。只有下到基层，亲身实践了，才能不断地锻炼自己，磨练自我。在今后的社区综治工作中，我给自己定下了几点要求和目标：
一、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综治和平安建设文件及上级会议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切实增强做好综治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团队精神很重要。社区综治工作，有的时候不是只靠单方面的力量就能处理得好的，还应该依靠群众，把握住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重点，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依靠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
三、待人处事用语文明，能解决的能调解的尽量解决，做到矛盾不激化。办不到的要当面说清，并联系相关单位协助处理；
四、不怕吃苦，甘于奉献。定期不定期的做好排查和走访工作。善于分析问题和发现问题。接到报告，及时提出，迅速反应。早部署、早安排、早落实，不遗留；
五、及时记录，做好资料台帐；
我是1969年参加工作，在长治度过了30个春秋。从1975年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历任长治市委财贸部副主任、副市长、副书记、书记。2000年初调任省委企业工委书记。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曾做过不少的决策，干成过不少的实事，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失意的教训。回首往事，令我难以忘却的，是我任市委书记时，想做而未做完的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长治市古称上党，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是晋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型城市。建市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全市的经济建设及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997年底，国内生产总值138亿元，财政总收入1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77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129元。由于地处内陆，观念滞后，信息不灵，人才匮乏，纵向比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十几倍，与沿海地区及周边同等规模的城市横向比较，诸如张家港、邯郸、潍坊、洛阳、濮阳、安阳、新乡，都有较大差距。1997年底，时任市委书记的我，在七届一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实施赶超战略，把长治建成全国中等强市和全省一流文明市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市委一班人力图寻求一种以高补慢、以高补晚、以高补差的“捷径”来加快经济发展。经过专门部门考察论证，我们瞄住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全国一流水平的高层次科研机构，实行“拿来主义”，在借智上下工夫，在科技上做文章，最大限度地借助“外脑、外技”，加速长治市人才培养，推进科教兴市，实施赶超战略。经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协商，决定聘请中国社科院为长治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咨询机构，并合作启动实施“知识工程”。“知识工程”有其质的规定性，说通俗点，其内涵是要全面推动科技进步，加速知识创新，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给经济腾飞插上翅膀，使长治实行超常规发展。专家组团长由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担任，刘吉副院长任顾问，成员由一批知名学者如金碚、韩俊等组成。根据“知识工程”的含义，我们将赋予它的目标任务是从1999年到2002年为工程建设期，从2002年到2010年为发挥效益期。这期间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人文资源、政治资源、公关与影响力、国际联系等为长治做贡献，从而基本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知识工程”的实施受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关注与支持，他亲自在北京接见我和时任市长的郭有勤同志。他热情地鼓励我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山西省长治市市委、市政府联手制定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这很好，你们一定要把知识工程实施下去。”原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同志认为，“知识工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大创造，是知识与经济、专家与地方结合的典范。当时，“知识工程”也受到各大媒体的热情关注，纷纷报道长治市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有关“知识工程”研讨的新闻会的情况。1998年秋天，“知识工程”启动仪式正式在长治举行。
“知识工程”启动以后，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先后7次到长治考察调研，专家团首席顾问、原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亲自到长治作报告，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金碚、农发所副所长韩俊等几位专家是专家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共作了11场专题报告，培训干部人数达6600令人次。他们还深入到有关县区和市直各部门进行调研，召开了几十次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资料和典型材料。半年之后，专家团编制出了《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研究报告》。《报告》中确定了长治今后的发展重点是：农业和扶贫开发；能源、原材料和轻工基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与教育发展；企业技术改造与第三产业发展。区域布局规划是：中部盆地为综合经济区，建成以粮食生产与加工、能源原材料开发、消费品工业为主的农业、公交交通、科教、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中心；东部为矿区，建成以冶金、建材工业原料生产基地和干鲜果等农副产品加工为重点的生产加工区；西部林牧经济区，建成以林木、焦煤、畜产品为重点的林牧生产和旅游经济区；长治主城区，建成以轻王生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示范与现代机械装备为中心的工业、交通、通讯、金融、商贸文化等综合发展的现代化文明城市。这一调研成果，为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做了宏观的规划，也做了微观的分析，对长治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可以说，这一成果是专家团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是长治市委主要领导工作思路的体现。离开长治之后，出于对长治几十年的情结，我经常拿出来看这个本子，我始终认为，这个蓝本是符合长治实际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规划。与此同时，社会科学院还为长治办了一所“研究生院”，为长治培养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生若干，还下派了10名博士生到县区挂职，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服务。我们也通过社科院的专家服务团
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到李铁映同志接见认识了一些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无疑对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