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效性;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11-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而这些价值目标、取向和原则只有通过培育被理解和掌握，成为行动的指南，才能得以践行，才能取得一定的实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是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问题。所以，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充分发挥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
一、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和社会，也包括个人，但最主要的主体应是个人，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主体。但是，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理论与实践中，大学生被质点化为一个无差别的群体，没有关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性别差异，更没有把女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进行专门考察和研究。客观地说，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行为方面，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性别特点，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差异，根据大学生的性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明确一个问题，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这有助于提高女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
二、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性别和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差异，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一）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是以性别平等、性别公正和性别和谐为核心的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性别理论创新和性别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性别理论和性别文化指导妇女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需要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女大学生作为女性群体的精英和广大妇女群众的知识代言人，她们既接受了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养，又能够深切感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性别歧视等问题，深知实现性别平等、性别和谐和性别公正对女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所以，她们能够积极宣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引领女性社会生活的新潮流和新时尚，成为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重要主体。女大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接受先进性别文化，正确理解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成为先进性别文化的践行者，成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传播和弘扬先进性别文化的先进分子。传播、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二）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四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妇联针对传统社会中压抑女性的状况，提出了彰显女性自我和女性个性的“四自”精神。“四自”精神成为新时代女性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四自”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在新时期女性道德教育中的具体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的精神力量。“四自”精神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女大学生则是实现“四自”精神的主要社会群体。女大学生由于接受了系统的、高层次的文化知识教育，更能理解“四自”精神的内涵，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践行这种精神，成为实践“四自”精神的重要主体。
（三）女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性别和谐，实现性别和谐就是要消除性别歧视，以先进的性别文化指导和引领和谐性别关系的实现。女大学生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因为只有消除了性别歧视，实现了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才能实现性别和谐。推动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需要具备先进的性别文化，女大学生恰恰是掌握了先进性别文化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她们不但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能力。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和谐的性别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女大学生不但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四）女大学生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和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女大学生当下和将来在家庭生活中要陆续扮演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是弘扬家庭美德和树立良好家风的重要角色。孝女、贤妻、慈母对促进家庭和美、社会和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女大学生在弘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摘 要：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明确女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明确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为了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和“四自”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效性;先进性别文化;“四自”精神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11-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而这些价值目标、取向和原则只有通过培育被理解和掌握，成为行动的指南，才能得以践行，才能取得一定的实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是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问题。所以，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女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所担负的使命与责任缺乏充分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充分发挥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女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性。
一、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和社会，也包括个人，但最主要的主体应是个人，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主体。但是，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理论与实践中，大学生被质点化为一个无差别的群体，没有关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性别差异，更没有把女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进行专门考察和研究。客观地说，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行为方面，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性别特点，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差异，根据大学生的性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明确一个问题，女大学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这有助于提高女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
二、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性别和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差异，女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一）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是以性别平等、性别公正和性别和谐为核心的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性别理论创新和性别文化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性别理论和性别文化指导妇女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需要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女大学生作为女性群体的精英和广大妇女群众的知识代言人，她们既接受了较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养，又能够深切感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性别歧视等问题，深知实现性别平等、性别和谐和性别公正对女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所以，她们能够积极宣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引领女性社会生活的新潮流和新时尚，成为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重要主体。女大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接受先进性别文化，正确理解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成为先进性别文化的践行者，成为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传播和弘扬先进性别文化的先进分子。传播、弘扬和践行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
（二）女大学生肩负着弘扬和践行“四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妇联针对传统社会中压抑女性的状况，提出了彰显女性自我和女性个性的“四自”精神。“四自”精神成为新时代女性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四自”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在新时期女性道德教育中的具体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的精神力量。“四自”精神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女大学生则是实现“四自”精神的主要社会群体。女大学生由于接受了系统的、高层次的文化知识教育，更能理解“四自”精神的内涵，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践行这种精神，成为实践“四自”精神的重要主体。
（三）女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性别和谐，实现性别和谐就是要消除性别歧视，以先进的性别文化指导和引领和谐性别关系的实现。女大学生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因为只有消除了性别歧视，实现了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才能实现性别和谐。推动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需要具备先进的性别文化，女大学生恰恰是掌握了先进性别文化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她们不但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愿望和热情，而且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消除性别歧视的能力。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讲，和谐的性别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女大学生不但是实现性别和谐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
一、社会性别理论概述
社会性别概念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孕育产生的，是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结果。
首先，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和生理学视角对性别作出区分。生理性别是由人的生物特征所决定的，是指男女的生物属性，它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所形成的男女两性在性别角色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别，它是后天习得的，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
其次，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性别差异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机制。社会文化造就两性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意义，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因素决定，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性别是一个由社会文化所不断被构建的动态过程，并形成了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在社会背景下研究女性问题。要将妇女问题置于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之中去认识，不可以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尊重男女两性的共同发展，主张建立两性间彼此尊重、平等相处、协力互助的和谐伙伴关系。
二、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
（一）恋爱心理不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的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当代的女大学生在恋爱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价值观失衡的现象，由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很多女大学生在恋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心智不成熟的现象。尤其是在大学期间，女大学生们选择的爱情，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爱情所驱动，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只是把校园爱情当做排解寂寞的一种方式，因此这样的恋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的恋爱是为了满足其虚荣心和攀比心，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他们在恋爱中往往并不负责任，而同样年纪的男性则心智更加的不成熟，因此导致了很多女大学生造成终身的遗憾，这样的恋爱是不稳定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择偶标准更现实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餐时代的急剧膨胀，我国正在进入全面转型和建设的重要阶段，社会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天反覆地的变化，因此，社会上在金钱和物质上的疯狂追求也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社会风气和物质金钱的诱惑下，即羡慕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但是有不愿意奋斗打拼，因此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击下，很多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小三”和“二奶”这样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他们对成功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通过自己的青春和外貌，来实现这些所谓的成功，而忽略了内心真正对情感的需要。
（三）更加追求男女平等
很多的女大学生都一直认为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要实现男女平等，由于当代女大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自身素质已经可以满足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女大学生早已不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而是希望在以后的婚姻家庭中，男女做到互帮互助，互相体谅，无论是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还是工作的月薪上，都希望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传统的以夫为天，夫为妻纲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摒弃，更多的女大学生开始逐渐思考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并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以及事业方面的提升。这可以说是当代女大学生对自身权益的坚持和飞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其要求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当代女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一个质的飞跃。
三、社会性别理论对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
（一）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应该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并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不断改变。人的社会性别观念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社会性别理论打破了性别不可改变的宿命观，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历史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影响社会思潮，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对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当今社会环境的影响
生理上的本质上差异无法改变和消除，但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角色可以加以改变。因此，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由于社会急速发展，社会上功利性的追求日渐明显，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下，让很多的女大学生看见了物质的重要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她们开始逐渐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模式，在事业和爱情中实现自我的价值，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她们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摆脱了依赖男性的心理需求，开始丰富自己，充实自我，努力提升社会地位，努力奋斗完成人生梦想。
（三）个人自身情况的影响
无论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总体而言，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来自于自身，女大学生处于心理和生理求新求异的新阶段。在她们看来，死读书已经被社会淘汰，应该追求真正的独立的生活，多参加业余活动，在这种虚荣心的支配下，便会产生很多婚前同居的行为。
由于新时期的教育以及在经过了高考的束缚之下，女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喜欢追求时尚，追求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此前提下，当遇到了使其困惑的感情问题时，较少的考虑到责任和义务，则更多的凭借自我的感觉做主。表现为更多的自我性。
四、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社会性别理论指引
社会性别理论提出了在社会环境大背景下的作为社会人的属性和行为特征，强调了人的生理属性的自然和社会文化对于人的影响，强调了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规定了女性的社会属性，也再一次强调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特点和社会地位是由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接受的文化教育相关联的。而并非它的生理属性决定的，生理状况的这种自然属性是不能主宰女性的性别角色的。男性和女性都在社会大环境中不断的变化和进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社会开始纠正以男性为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更加的关注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提倡男女平等。社会性别理论为解释女性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找到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可以更好的打破男权社会制度，建构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提供理论依据。用这一理论分析女性的角色定位，可以加强男女两性对自身社会角色的理解，清楚自己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为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奠定基础。（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晓伟，李东风. 在校女大学生婚恋问题的人文关怀与思考[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3）：70-73.
实际上,社会研究的任何一个主题都不可避免地落入这个玄妙的关系版本之中。素来以关注女性命运著称的女性研究, （注2） 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探寻两性关系背后的潜规则及这种规则的社会文化意义及现实后果。无论他们把这种潜规则称为“父权制”、“男权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还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其共同点都在于揭示出:性别关系的基础不在于上天铸造的两性之间可见的生理差别,而在于有关性别的文化、制度、身份中所隐含的二元制的权力等级关系。由此性别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和建构意义,也成为女性主义用以探索进而砸碎性别关系潜规则的一块砖石。
这块砖石真正传递到中国已经是20 世纪90 年代的事了。在这之前,中国的女性研究虽然已然是社会研究中的热门领域,但它所遵循的大体上是传统社会研究的一般理路,只不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女性或者所谓典型的女性问题, 基本上类似于关于女性的研究( studies of women) , 而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从女性主体意识出发的研究(women’s studies) 。随着社会性别(gender) 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熟知,女性研究的关注点从原有的女性群体和女性主题扩展到性别关系及其变迁,女性研究本身也更大程度上过渡为一种性别研究或者性别视角的研究。这意味着性别不仅仅作为考察社会运行和权力关系法则的一个基本社会变量得到了认可,而且作为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知识变量和方法论视角得到了认可。（注3）
金一虹的《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以下简称《父权》) 一书就是体现这种转变后的性别研究新范式的一部本土代表作。虽然作者没有将此书明确定位为一本女性主义之作,而是更多地从自己的专业社会学背景出发,选择的主题也是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这一号称最经典的社会学研究议题,但是作者明确指出“选择社会性别作为观察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相信“多文化视角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的脉动,而以往最容易被忽略的性别视角,将让你看到一幅全新的结构变化图像”(前言第4 页) 。因此《父权》一书明显表现出以非主流的眼光对主流的现代化实践说三道四的姿态,这也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它所揭示的现代化进程中性别关系的潜规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而它作为一个性别研究的文本实践所作的尝试和面临的困窘,也勾画出了性别研究乃至社会研究中争论不休的方法论的潜规则。
一、结构与行动互动中的性别关系潜规则
如前所述, 《父权》一书试图从性别角度看现代化,特别是看中国江南农村的现代化变迁。江南代表着现代化的先发地区,而农村代表着传统性别文化积淀最为根深蒂固的土壤,二者的结合巧妙地提供了本书的研究主题所需要的素材。与先前各种侧重社会变迁对妇女角色的影响的研究取向不同,作者申明自己的研究“更希望从男女两性在社会变迁中不同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切入……描述这些变化中的结构形态和关系,同时解释这一变化后面潜在的规则,比如性别分工的变化遵循着什么样的规则”(前言第6 页) 。这里蕴含着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男女两性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二是社会变迁伴随着性别关系的变化。因此本书着眼于将性别关系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中来考察,同时将作为个体的“性别人”置于变动的性别关系中来考察。（注4）
这种研究取向带来两个正面的效果: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单一的、抽象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而是处在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行动者。这样就避免了女性研究中的一个大忌,即以性别关系替代一切关系、以性别变量掩盖一切社会变量的“唯性别主义”倾向。（注5）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束缚于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网中的被动客体,而是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做出调整的性别关系中的主体。这个主体虽然从根本上受制于性别关系的潜规则,但同时也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冲破规则和契约、制造弹性和机会。这种对性别关系动态变迁过程本身的重视显然比女性研究中过分专注于与男性之间的横向静态比较的传统更加可取。（注6）
以《父权》一书中最具创意的关于性别分工制度的考察为例,作者通过对苏南农村工业化、非农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规则及其调整的研究发现,性别分工既具有强制性(打上性别文化标签的所谓“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 ,又具有弹性(受经济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而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呈现出的具体分工变化) 。也就是说,这种分工虽然有边界,这种边界却是模糊的、可变的,它所遵循的是一套男性利益优先的潜规则。“每当出现资源增量需要重新配置、两性利益格局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就有一种秩序——一种潜在的规则操纵着——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模本,可以不断地重新复制着两性之间的利益结构……两性间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对抗的关系,像一幅相互镶嵌的拼图,在每一次被打散后重新拼接时,不仅两性活动的疆域、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在发生着变化,他(她) 们之间的互动也对规则本身产生着冲击和挑战”(第2 - 3页) 。因此,一方面,虽然女性可以“越位”干一些“男人活儿”,但终究“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尤其在社会变迁时期,两性分工表现出的弹性,最终会以一种等级制的形式再次明晰化,在这种作者称之为“性别分工成极化”的过程中,男性始终保持着优先权和主动权;另一方面,在性别分工的变动和两性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中,潜规则也在一寸寸渐次失去它曾经雄霸的领地(即作者所谓“父权制的式微”) ,虽然在一些领域也许要扎根得更深(例如职业的性别隔离和等级差别更加严重) 。这种关于性别分工的制度性潜规则与弹性实践的描述,揭示了江南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结构与行动互动中的性别关系变迁图。我们看到,传统的性别问题在这张变迁图中转变成了一个利益博弈问题,而性别只不过是这种利益较量和协调过程中的一个筹码。（注7）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张图,就会发现男人和女人虽然是这个变迁舞台上最活跃的舞者,但作者的着眼点仍在于作为现代化、市场化后果的性别关系的变革上,而没有关注这种性别关系的变革本身给社会变迁造成的影响,作为行动者的“性别人”似乎还是无法逃脱被支配的客体的命运。《父权》一书精心构置了“劳动生活”、“日常生活”、“公共生活”三个层面,试图描绘出关于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整体性的立体框架。但是由于始终围绕着不同时期男女两性生活形态和性别关系的变迁这一主题,我们看到的更像是本书副标题所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而不是作者写作之初所期望给出的性别视角的全新的现代化或社会结构变迁图。其中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看到了性别作为社会运行和权力关系机制的基本社会变量的功用,而后者看到了性别作为一种理解和研究社会的知识变量和方法论规则的功用。这意味着在性别研究中,如同在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一样,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二、没有方法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方法论之争已经成为社会研究中“永远的痛”。社会科学当初仰仗着科学主义冲天之势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靠着投靠科学这个富亲戚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发展出了貌似科学的种种实证量化研究模式。如今眼看科学主义日渐走向衰落,那些曾经不为主流社会科学所接纳的质性研究模式逐渐活跃起来,借后实证时代的文化研究之风从昔日的穷亲戚扩张成为这个领域的暴发户。这种发生在知识的没落贵族与新兴暴发户之间的争斗,由于始终未能从知识的合理性那里找到依据,最终只能解释为一种基于学术场上的权力之争的修辞之战。（注8）
性别研究试图超越社会研究中的量化和质性两大范式的传统之争,寻找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修辞,这就是倡导以性别为核心视角的批判性与宽容性并存的研究范式。（注9）然而这种方法论修辞的悖论在于,一方面,由于它是作为所谓男性化的实证模式的对立面出现的,其着眼点在于以性别为武器、从“他者”立场出发的批判,因此对质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就成为其顺理成章的修辞; （注10） 另一方面,为防止自己重蹈性别主义的霸权话语,对所有研究方法持宽容、开放的态度,反对方法论上的精英主义,倡导多元化的方法就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它本质上又可以视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或者“没有方法的方法论”(reinharz , 1992 :243) 。《父权》一书没有就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悖论。作者在前言中只简单地提及了研究方法“以微型调查、深入访谈和焦点访谈为主”,而之所以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是因为“一旦涉及到性别结构就与特定的文化观念系统、价值判断深度交织在一起,量化研究就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前言第6 页) 。与只求普遍法则的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注重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和主体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下的感受, “质性研究具有的多元性、反思性、创造性和过程动态等特点,我相信能给予我更大的探讨空间,对剖析男女两性关系也更具力度,因此选择了最适于我的方法”(前言第7 页) 。有趣的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将对多元化的倡导视为质性研究固有的特点之一,解决了女性主义的质性偏好与无方法修辞之间的悖论。所以在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江南农村社会变迁的庞大的“笔记式的记录”,它不仅仅局限于作者提到的几种质性研究模式,还包括一些取自量化研究的材料,以及直接来自被访者的口述材料、来自其他文本文献的研究和来自作者本人的经验描述。
因此准确地说, 《父权》一书与其说遵循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修辞,不如说采纳了一种没有方法的方法论。作者无非是根据自己对性别的理解,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社会变迁时期江南农村两性生活和关系互动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主流的现代化研究文本中是无法看到的,因为在方法论的选择中许多信息已经被滤去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故事讲述过程中,作者始终没有将自己游离在外,无论作为事件的观察者、谈话的参与人、还是个体经验的叙述者,都以“性别人”的身份参与了故事的建构,这使得作者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与书中的被访对象总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这种通过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多元化互动完成的文本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它很容易成为材料的散漫堆积,因而对作者的叙述所依据的理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也是《父权》一书的最大弱点——丰富的素材未能掩盖其理论凝聚力的不足的原因所在。
三、走向日常生活的性别研究
实际上所谓理论的贫困不仅仅是性别研究领域、也是整个社会研究领域的一大通病。但在后现代主义的修辞里,无论是理论的贫困还是方法论的终结,都预示着学术开始摆脱虚假、抽象的宏大叙事模式,走向日常生活的实践,因此这也是迎接社会科学新范式到来的时机。尤其对于遭遇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种种不适的中国学者来说,探索布迪厄所谓“实践的逻辑”已经成为引领这一领域的一个新时尚。（注11）这意味着学术正在试图摆脱其高高在上而缺少现实共鸣的权威形象,走向通俗化与人性化。
《父权》一书从研究理路上说基本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也是女性主义研究所竭力倡导的。从知识来源上说,这种研究重视来自弱势群体和处在底层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作为研究者个体的经验感受,因此它更加注重处于结构中的关系互动和动态变迁过程的研究; （注12） 从知识的过程看,这种研究强调知识产生的具体文化情境,以及研究者与当事者在知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非常重视知识的叙述形式以及语言在这种叙述中的地位。（注13）从对知识成果的理解来看,这种研究反对知识的伪客观性和垄断性,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开放性,因此决不回避知识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者的立场。《父权》一书的作者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描述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地方性知识”,不求全面系统和深刻,只想把握变动时期的一种“过程感”(前言11 - 12 页) 。（注14） 在叙述故事的语言选择上,作者保留了大量来自当地的非学术的民间词汇,“首先是因为它的生动性和语义的丰富性,另一方面,由于希望突出叙说者的经验,我也较多使用一些没有经过严格界定但有着生活的鲜活性的民间语言”(第3 页) 。这样书中许多原汁原味的人物和故事叙说都带有新鲜出炉的生动和清香,体现了研究者对当事人作为主体的尊重和对研究过程本身的反思意识。（注15）
然而这种新的研究理路面临的困窘也是有目共睹的。当方法论越来越沦为一种修辞,当理论的争辩更多地被形形的故事讲述所替代,当学术场上的权力和话语之争逐渐左右学术共同体的视线,所谓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知识所能创造的空间究竟还剩下几许? 当知识的情境化、地方化逐渐蜕变为知识的个体化,社会研究所能给予人们的除了文学式的情感体验之外,还有多少可供交流的公共词汇? 靠突破常识起家的社会科学,如今是否只能靠打破学术与常识的界限、选择重新回归常识或者与常识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才能保全自己日薄西山的命运? 在学术本土化的旗帜下,社会研究包括性别研究都必须重新找到一份自己的潜规则,而金一虹的《父权》一书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虽然仅仅是开端。
注释：
注1：认同感在这种规则的建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心理学博士李原介绍,组织心理学中有所谓“心理契约”之说,专门研究某个有形组织内部的无形规则。我曾跟李原探讨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两往中这种心理契约存在的可能性及其作用,这也可视为社会结构中两性关系权力运行的“潜规则”。
注2：这里指随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应运而生的跨学科的西方女性研究,始于1970 年代。
注3：当然这样的认可在主流学界依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李培林在谈到性别研究对“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时,虽然肯定了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但仍在性别分析方法与阶级分层方法之间做出了明确的等级划分,后者被视为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而前者只起到一个补充或者纠偏的作用;性别研究需要关注的领域,仍然被界定在那些所谓“常规视角容易忽略的问题”上。因此在主流社会学家眼里,性别研究的合法权依然还停留在初期的“补遗捡漏”功能上,而对于那些所谓“宏大的社会主题”说三道四的资格,似乎至今还未得到认可(参见李培林,2004) 。
注4：既然有经济人、社会人,就应该有“性别人”,即承认所有人都是具有某种性别身份、处在某种性别关系之中的,并且这种性别身份和关系对人的思想、行为乃至命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概念与李小江提出的“有性的人”概念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李小江将“有性的”视为考察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外的第三种视角,并断然否认“有性的人”与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之间的关联。有关论述可参见李小江(2000) 。
注5：或者可称为“性别万能论”倾向,即以性别为关注的核心、以性别分析为普遍而惟一的分析工具的宏大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90 年代以后受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严厉挑战,但在中国当今的女性研究中依然不同程度地流行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成果的解释力。孟宪范称之为女性研究的“去社会性”倾向,反映了女性研究理论的贫困。她倡导引入“弱嵌入性”作为女性研究的中层理论,相关论述参见孟宪范(2004) 。
注6：近几十年来国内女性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讨论市场化与全球化使中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毫无疑问这样的争论是永远无结果的,因为它预设了两个假命题,首先中国妇女被当作一个均一的、利益共享的群体;其次这个群体被视为社会结构变迁中被动的、无所作为的客体。而金一虹在《父权》一书中的研究至少告诉人们,现实中的性别关系变迁远比上升或下降复杂、丰富得多,因此对于过程本身的关注似乎比对结果的判断更有意义。
注7：顺着这条思路下去,许多经典的所谓女性问题会走出单纯的、无意义的两性之争,逐渐变得丰满起来。例如关于妇女是否应该回家、如何看待“铁姑娘”、女性提前退休是保护还是歧视等等问题,实质上就转化为女性作为个体是否具有自,以及社会能否给予两性同样可得的资源机会的问题。
注8：有关社会科学中的修辞学转向的论述,参见成伯清文(2002) 。
注9：关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论述,参见吴小英文(2004) 。
注10：熊秉纯关于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性别视角之间的关联性的探讨,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熊秉纯文(2001) 。
注11：最近黄宗智先生撰文指出,认识中国必须摆脱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认识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孙立平教授近几年也一直在倡导迈向一种实践的社会学,关注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虽然他们所说的“实践”在内涵上有差异,但他们都主张重视“民众的生活实践”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关论述参见黄宗智(2005) 、孙立平(2002) 。
注12：例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认为,社会学知识应该是建立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基础上的、世俗的、特殊的、地方性的、从女性自己的身体立场出发的,不同于官方的那种普遍的、外在的、超地方性的、客观化的版本,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其中所镶嵌的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smith , 1999 :45 - 46) 。杨善华在谈到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也指出,理解普通妇女的生活世界,理解她们的话语和行动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杨善华,2004) 。
注13：女性主义极为关注语言在研究中的独特作用,特别重视倾听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忽略的女人的谈话,并将女人之间的交谈推崇为女性研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技巧(devault , 1999) 。
注14：当然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只是把那种对普遍、客观、系统性知识的追求看成是一种力所不及的奢求,但并未对那样的追求提出什么异议。从这一点上说,她与女性主义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知识的地方性理解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注15：自从布迪厄提出“反思社会学”以来,这种对反思性的强调已经成为社会研究界的一个共识,虽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能否贯彻到底往往是另一回事。
参考文献：
包亚明译,1997 ,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成伯清,2002 , 《社会学的修辞》, 《社会学研究》第5 期。
黄宗智,2005 ,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第1 期。
金一虹,2000 , 《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 2004 , 《性别研究与“中国经验”》, 《中国妇女报》10 月24 日。
李小江,2000 , 《妇女研究“学科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见李小江主编《批判与重建》,北京:三联书店。
孟宪范,2004 , 《弱嵌入性与女性研究》,见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立平,2002 , 《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第5 期。
吴思,2001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吴小英,2004 ,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 《光明日报》11 月23 日。
熊秉纯,2001 , 《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社会学研究》第5 期。
杨善华,2004 ,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光明日报》11 月23 日。
devault , marjorie l. 1999 , liberating method : 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本论坛于八点半准时开始,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也是本论坛的坛主王金玲教授为本论坛致辞,介绍了本论坛的历史和这次论坛的组织工作。本论坛已经连续五年在社会学年会上举办社会性别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40多篇论文,通过评审以及根据最后可以到会的情况确定了20位学者发言,最后因为有四个学者临时不能到会,一共有16位发言者,这也为讨论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讨论时间。
本论坛分为四个部分,由论坛的组织者之一,来自复旦大学的沈奕斐主持第一部分:法律与政策。郭砾、赵云(黑龙江省妇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国家法律政策、雇主组织和企业、工会角度总结梳理世界各国近年来在家庭与工作平衡方面的实践经验及政策导向,分析中国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及国家政策背后父权制的性别歧视与性别盲点;李立娥(江西财经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通过一系列质的研究方法,讨论实施“双性化”教育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以实现教育公平;高永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生育的角度探讨两性在职业发展中不同处境,建议以税收减免的方式为女性的生育行为提供补偿,从而解决女性职业歧视问题;杨鸿台、高慧开(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从已有的法律中发现了对同性恋的歧视,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求循序渐进的合适立法模式,第次选择零星规制立法模式、伙伴登记立法模式和同性婚姻立法模式,最终实现对同性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这一部分的讨论集中在有关职业场所的性别保护层面,从政策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部分为身份与地位专题,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高永平副教授主持。沈奕斐(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讲师)从个体化的理论视角,通过上海家庭研究的实例,强调个体化进程在家庭中的表现首先是一个女性个体化的过程,同时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并不是简单的两性博弈的结果,而是受到个体化整体进程的影响,因而对于女性地位的分析不因局限于有关两性权力博弈的视角,而应该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讨论中去;白蔚(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以民国报刊为史料基础,分析了摩登女性身体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强调现代性通过把女性身体物化,一方面把女性从封建专制主义与父权制家庭解放出来,以另一方面又使得女性沦为男权社会与商业文化消费的对象:许雁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通过问卷调查和定性研究,描绘了目前广州年轻知识女性的择业观、就业状况和职业发展观的具体情况;翁笑冰(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研究员)从历史的角度描绘了中国女性解放历程的画面。这一部分的讨论在上一部分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到具体微观世界中性别平等的议题。
第三部分是社会与文化由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艾晶副教授主持。陆小媛(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室主任)用定量的方式展示了广州男女大学生的性观念状况及其差异,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叶齐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运用定量和定性方法实际调查和研究发生在中国夫妇之间嘲笑行为作为精神家庭暴力一种形式的问题:王磊(龙江省委党校讲师)通过中西方女性主义教学理论与妇女/社会性别学教学实践的对比研究,强调推进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方向和问题意识;赵敏(山东临沂巾委党校科研处副教授)从分析“女人味”这一词汇的表征和背后的实践为分析点,讨论了女性气质在当今文化中的变迁。这一部分的讨论深入到性别文化的本质和在性别文化的变迁问题上,具有现实的意义。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4－0071－05
2008年7月20-23日，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7月22日，由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社会学子网络承办、东北师范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协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如期进行。先后有108人(近1/3为男性)参加本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65篇，同期举行的其他论坛里也收录了5篇与女性发展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如下议题：
一、政治、经济与女性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她在文章中提出，在中国市场化转型导致的剧烈经济变迁过程中，在特定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和家庭应对市场化变革的特定条件下，女性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其劳动贡献和其边缘地位又被巨大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应该说，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才形成女性这样一个稳定的劳动力蓄水池。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蒋永萍的文章讨论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家国同构制度安排，在今天的妇女中留下了怎样的历记忆，以及这些历史记忆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性别建构的意义。她指出，国家对妇女进行“国家人”和“家庭人”的双重建构形成了“两性同样是国家人前提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角色建构模式。她认为，必须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家国同构”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所发挥的积极意义，如提高女性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等。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林仙注意到，女性创业者往往被称为“老板娘”而不是“老板”。她认为，一字之差反映的是几千年来存在的性别文化以及其对当下性别价值认同的影响，说明女性并没有因为社会劳动的参与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达到总体地位的提高。林仙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对边缘群体／他者与主体、弱者的武器、语言与社会结构、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可变性与不可变性、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等问题的激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语用问题这么简单，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紧紧地跟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虹在其论文中也指出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性，认为话语暗含了社会的价值秩序。她研究了在广州餐馆和酒吧业中打工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话语实践――包括学习词汇、积累谈资、根据语境来切换使用粤语、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语语操纵策略，揭示了在城市复杂的微观人际互动中，打工妹们在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时，作为社会秩序之体现的话语的裁制力量。该研究在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地探讨。
郑州大学蒋美华和柴丽红从职业变动过程的视角出发，探讨有过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经历的女性的职业变动状况。作者认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中的女性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限制，甚至会向下流动进入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国家政策、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因素等是影响女性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变动的相关因素。
福建省委党校的周玉通过对经验调查数据的分析，回答了“两性是否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这一问题。她的结论是，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权力职业领域。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权力参与中不仅在职业地位上总体较低，而且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与负荷。制度因素、个体目标预期、家庭背景、社会支持和性别意识等因素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海燕对转型期女性职工利益保障的制度选择进行研究，认为制度性歧视，或者说缺少性别视角的制度，阻碍女性职工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广州大学方英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广州“全职太太”群体的形成进行分析，指出“全职太太”的形成是在市场经济和传统性别秩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从中折射了中国性别秩序从“”时代的“男女一个样”到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变化。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在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研究中引人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并探讨了社会学和女性学对情感劳动的女性化及商业化之后果的不同解释，以及情感劳动的理论潜力。作者认为，劳动中情感的加入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劳动者特别是女性的新的剥削形式，情感劳动作为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的一种形式，起着掩盖不平等性别关系的作用，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机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帅庆从契约的视角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权力、经济条件、就业、教育、性道德、文化差异及外部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契约以平等的形式掩盖了不平等的实质。
二、家庭、婚姻与女性生活
家庭、婚娴是女性重要的生活情境，也一直是性别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女性闲暇、身体、服饰等也开始成为研究性别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
中山大学林晓珊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了城市家庭汽车消费中的身体流动与性别不平等问题。他发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借助汽车而实现的身体流动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一是大多数男性总是作为驾驶者，而大多数女性总是作为乘客，并且通常是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大的汽车优先支配权；二是男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工作，而女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家务，尤其是接送小孩。从社会文化层面来分析，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汽车的性别隐喻和文化编码，另一方面在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性别界分。林晓珊的发言引起研究者关于汽车使用与家务分工的关系、汽车使用与性别地位、身体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关联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傅大中以改革前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生活为背景，透过家庭角色在性别边界上发生的冲突、演变，揭示社会转型与家庭生活变迁的逻辑关系。他认为，中国家庭角色性别边界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作为社变革的内容，从制度、社会、家庭多个层面表达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
广西民族大学甘品元对毛南族L屯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捕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毛南族婚姻行为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娴中介、招婿入赘、通婚圈、分家形式等，至于婚姻行为中女性传统的角色扮演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沿海地区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刘大可和祖群英分别对福建籍的“大陆新娘”进行了研究。刘大可运用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理论，就该群体在台湾经历的排斥和融合过程展开论述。祖群英则探讨了婚姻迁移对迁移地的正、负效应，认为正效应包括对对迁出地经济发展、社会观念、增进两岸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负效应包括假结婚等对法律的漠视与践踏现象、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失衡、移民心态与婚姻观的畸形化以及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挑战等。
山东济南大学李伟峰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对
明清时期妇女的宗教闲暇生活的普遍化及其特点展开研究，并分析个中缘由。他认为，这一时期妇女户外的闲暇生活存在非常频繁、与宗教密切相关、与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有关、一般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默认、具有反叛意识等特点。这种闲暇活动的空间来自于明清时期政府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社会和家庭的承认以及妇女外出闲暇活动部分与传统礼教的吻合。他指出，明清妇女大规模外出对妇女而言具有重要的生理和心理意义。
沈阳师范大学艾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对休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甚至将休闲与女性的自由和解放、自我价值的体现结合起来；女性休闲方式及内容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女性投入休闲的时间、金钱也日益增多。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白蔚对建国以来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女性的身体主要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与现代消费文化两种权力塑造：新中国初建时被建构为生产身体，时期被建构为政治身体，改革开放后女性身体被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女性的消费身体具有双重意义，即现代性悖论：既自由又受制。
服饰的变迁也能反映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性别意识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王晶和刘彦晶提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服饰色彩的性别化特质发生了从清一色的男性装扮，到打造女性味的“粉红女郎”，再到跨越社会性别的中性服饰时尚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折射了性别与服饰色彩的时代特征，更映射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复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
此外，天津社科院张宝义探讨了女性犯罪“主体”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犯罪动机等特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周全德对“生男偏好”情结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关联性进行了思考。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左雪松和夏道玉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解读了“剩女”现象。中南大学杨成胜和李颍将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中的4位女性按社会地位划分为4种类型，并对其经济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云南民族大学陈文超和华中师范大学陈雯研究了家庭主妇在家庭的节约、消费以及家务管理活动等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家庭式的生态行动，认为这些生态行动存在嵌入性、趋利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我们家庭以及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
三、农村生活与女性发展
农村妇女始终是性别研究的重点。在本次论坛上，研究者们从权益与生存、家庭地位与满意度、社会参与等方面研究了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发展状况，涵盖了女性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河北大学汤兆云利用有关统计资料，阐述了社会性别差异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性别差异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而缘于社会性别差异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进一步弱化女性地位。汤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出生性别比偏高到底是男性婚姻权问题还是女性出生权问题?为什么只有当涉及到男性婚姻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问题?
河海大学施国庆和吴小芳基于温州3个村的调查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妇女土地保障状况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女性群体在土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例如因“预测人口”、“测婚测嫁”等歧视性土地分配方法而受损失；另一方面，土地保障提供的是低层次的保障，而非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造成土地的实际保障能力在虚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弱化了土地保障对于妇女的效用。
华中农业大学龚继红和钟涨宝的定量研究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妇女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有普遍直接影响，对妇女家庭的家务承担满意度和受尊重满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妇女经济贡献对妇女权力和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普遍的直接影响；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关系有明显的间接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过军和卢福营从浙江个案出发，探讨了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及其特点。研究发现，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明显表现出了“缺场”；在组织参与中主要扮演配角，发挥辅助功能；在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是典型的“失语”者。作者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当、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传承性和滞后性和“力治”的性别偏好等原因。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郅玉玲以浙西山区的个案为例，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研究，认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农村老年妇女致贫的原因之一。作者从自身鼓励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老年贫困的措施。云南民族大学武承睿思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障碍和对策建议。
四、教育与女性发展
研究者分别从本地区妇女受教育的总体情况、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情况、农村妇女终身学习问题、青少年性别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浙江师范大学王勇对近十五年来浙江省妇女教育地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妇女的教育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省内妇女教育地位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二是妇女之间差距较大，特别是乡村妇女明显落后于市镇妇女；三是比全国以及经济发达省市妇女教育地位要低。
沈阳师范大学王立波的研究发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校大学生总人数中的女生比例和女大学生在校人数总体上呈高升趋势，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但是他认为，在教育机构定位、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及教育内容等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学科划分等这些方面走向大众化的理想还言之尚早。
广东韶关学院王丽忠认为，受文化氛围、校园环境、女性话语权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性别歧视现象在高校以不同表现方式客观存在，同时呈现出地域性和隐蔽性特点。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李仕超探讨了影响农村女性终身学习的外部环境，认为政府支持、经济因素、社会观念舆论和空闲时间四个方面比较显著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女性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
河南省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高中建和河南师范大学孟利艳认为，青少年中出现了性别角色模糊化现象，这有利于真正两性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在媒体、社会中予以肯定。
五、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的教研实践与反思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周美珍女性以“孤独的‘自言自语”’来形容目前女性研究的尴尬境地：不是影响有限就是与现实的妇女距离太远；男性不愿、难以、不便参与；女性研究没有学术地位；妇女问题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导致其边缘化。
从事女性学／性别社会学教学的老师们则从自
己的教学实践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陈晓敏认为，改变女性研究的边缘化现象，行动是关键，而教学实践就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她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对女性学课程建设予以解读和思考，认为女性学课程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经历研究内容从女性到社会性别、研究教学队伍从个人到团队、教学过程从知识传授到价值认同的转变。特别是她认为教学者应认同课程所蕴涵的价值理念的观念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在教学方法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丘斯迈基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学实践，强调在教学中应打破“独白”局面，采取参与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与参与意识，教学互长。
这种对于互动教学的强调得到了济南大学法学院梁丽霞和李伟峰的支持。她／他们以“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为例，探讨“多元一体化”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元互动模式”。该模式具有互动主体的多重性、互动过程的连续性、互动空间的拓展性几个特点，其实施包括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教学设计、课前互动教学的准备工作、课堂中互动教学的实施策略、课堂外互动教学的进一步延展和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建构。
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王磊和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王晶通过对性别社会学课程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发现学生中认为性别社会学这一课程名称很有吸引力和较有吸引力的、认为两性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学问都达到87％。她们认为，这与该课程所秉持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上的前沿性、教学过程中的赋权性和行动性分不开。
首都师范大学高永平介绍了自己开设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初衷和方法。他认为，教学既是学术兴趣，也是社会责任。他所开设的性别学课程从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多学科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性和社会性别的教育。
四川省社科院郭虹在评论中认为，女性学／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增加、参与者特别是男性参与者的增加、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等，预示着社会性别教学的良好发展前景。不过，如何主流化和本土化仍是今后教研实践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摘要：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构建了“性・身体・生殖论”、“近代以前家族史”、“近代家族论”等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社会性别维度和视角下展开的。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59-07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ZHANG Li-hu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th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gender, scope of analysis, gender role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gender, especially Joan Scott's conception of histor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ncouraged the opening of new areas for research on Japanese women's history. This research has grown rapidly and produced works on "sex, body and reproduction" "pre-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family history". These research products have nearly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ender.
随着西方社会性别论尤其是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的传入和影响，日本女性史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成为这时期学界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它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日本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了对日本女性史研究的全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以时间为基轴对其研究尤其是导入社会性别概念之后的发展变化作一个粗浅评述，以期对中国女性学发展有所裨益。
一、前期的研究概况
迄20世纪80年代止，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二战前由北山茂夫、西冈虎之助、井上清等执笔的《女性史研究》和高群逸枝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在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学者高群逸枝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忠实参与和领导者。
第二部分包括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战后为了明确男女平等的含义，由著名学者高群逸枝和井上清分别所著的两部《日本女性史》[1]及带刀代的《日本人》[2]成为其中的代表。高群的研究指出，日本的婚姻形式从妻访婚经过渡期的招婿婚到嫁娶婚的过程亦即母权制向家父长制的转变过程。尖锐地揭示了婚姻从分居到同居的变化。她关于母权制存在的设定以及中世（1192-1568年）嫁娶婚的成立导致了女性从属地位的主张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其次，战后的民主改革给女性解放带来了新希望，引起了学者对女性史的高度关注。除通史类研究外，由民主主义科学者同盟妇人研究会女性史小组所倡导的一系列活动，如对由女工书写的生活记录进行整理、书写母亲的运动、对庶民女性个人史的发掘等，也成为这时期的一大特点。60年代到70年代初，不论有名与否，出现了大量的自传、传记和战争体验记，由山崎朋子提出的“底边女性史”一词成了固定用语。80年代后期才引起史学界关注的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这时期已被运用于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中。其代表作有《黑暗 来自女矿工的采访》、《啊野麦岭――某制丝女工的哀史》[3]等。
第三部分则以村上信彦的论文“女性史研究的课题与展望”[4]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为核心。文中村上在对高群、井上的著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就女性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提出了质疑。他的主张遭到了伊藤康子、米田佐知子和大木基子等的反论。高群以原始母权制的存在为前提，认为中世嫁娶婚的成立和女性继承权的丧失是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井上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于建立在家父长制基础上的国家权力体制，并指出私有财产的贫乏致使被统治阶层缺乏贯彻家父长制的愿望。而村上则强调了明治时期庶民阶层中家父长制存在的事实。显然，他们的争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论题，即对各阶层内家父长制形成的契机和存在状态进行详细研究的必要性。这场争论掀起了女性史研究的一个高潮。但是，当时的研究只是为女性提供的一部“启蒙”教材，还未被纳入史学领域，更没能冲击到史学本身的结构。
如上所述，当时的研究多以书写女性被压抑的历史状况，揭示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为主旨。这时的女性史受战后解放史观的影响，“在揭发女性被压抑的同时，希望通过近代思想的贯彻找到女性解放的可能性”。[5](P177)
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由日本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日本女性史》[6]和《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献目录》[7]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者共5卷，是该研究会6年共同研究的成果，该书试图对各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存在状态进行剖析。至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为止，关于继承权、统治与被统治、共同体内社会关系及其构成单位“家”等的研究只以男性为研究对象。该书则以女性为视点，分阶层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在前言中提出了近代于女性之意义以及女性史独自的时代划分等问题，据此向传统的历史学提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束缚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不是封建遗制，而是近代的产物，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近代产业社会。1983年出版的《目录》收集介绍了1968-1981年日本女性史研究的所有成果。之后，该研究会把这种收集制度化，以5年为期对共同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现已有5卷问世。此外，女性史研究的视野甚至延伸到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结构――对北海道、冲绳、爱衣奴人（虾姨）、被歧视部落和朝鲜的研究――中。与从前以运动和个人史为中心的叙述方法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引入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法，强调对女性日常生活进行描述的重要性，重新提起了生活史的叙述方法。其成果便是1990年出版的《日本女性生活史》。[8]至此，日本女性史成了日本史学界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时出现的很多女性史学者皆深受欧美“新女性史”的影响，他们认为，女性不是被历史所规定的被动的存在，更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历史的主体。并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近代史，对以往女性史的解放史观、压抑史观提出了挑战。其核心理论还是“父权制”。“父权制”是用于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是包括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秩序和系统。
三、导入社会性别概念后的研究
1992年荻野美穗的《社会性别论与历史》[9]把后结构主义史学家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的“历史与社会性别”概念介绍到了日本。社会性别概念认为，两性差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这概念很容易为一直把母性分为社会性母性和生物性母性来考虑的日本女性史学者所接受。无疑此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关于社会性别概念
“Gender”（社会性别）源于拉丁语的genus或法语的genre，意为“同一系统或同一类人的总体”，在现代语法中表示“男性”、“女性”、“中性”。对Gender的再定义则源于性学者约翰・玛奈和精神分析学者R・J・斯托拉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玛奈在对所谓半阴阳男女和因事故失去生殖器的患者进行研究治疗，在表达包括到社会角色在内的性别概念时，想到了语法上的Gender。并证实性别是由生殖器官以外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所规定的。[10](P44-61)斯托拉通过对性别同一的研究指出，雌、雄与男女的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决定作用远强于身体的规定性。1975年玛奈与记者巴特里西亚・塔卡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性的署名》（Sexual Signatures）。该书打破了性别的生物学决定论，正式提出了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Gender概念。同时，1975年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概念，试图寻找女性普遍受压迫的根源。她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性别制度界定为精神、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和历史的产物。她的观点很快赢得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各学科和社会运动的有效的理论工具。
1988年约翰・斯科特（Joan Scott）在其著名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中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1](P7-9)她的研究在西方社会两性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女性史研究的经验和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在理论上吸收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关系（两性的分工和组织）的理论和福柯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权力”的结构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派拉康的象征主义的理论。其旨在通过更加深刻全面的分析，将男女两性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规范的历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质的造化。[12](P169-170)显然她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以往的“父权制”理论，把社会性别差异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通过社会文化建构形成的权力和紧张的表现。[13](P34-37)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维度和视角，企图从历史角度解释女性处境和两性关系的根源所在，成为历史的重要分析范畴。此分析概念在实证研究、反省和批判的过程中在学术界拥有了一席之地。直到现在，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还在进行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没有停止过反思。但正如日本著名女性学者田晴子所指出的一样：社会性别概念把性差别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来理解的同时，容易忽视自然的、生理的性差别。但是，研究女性和母性的存在的问题时，是不能抛开或轻视自然性别因素的。重要的是，必须清楚自然性差别是在社会、文化的经营过程中与权力支配、优劣和歧视相结合的。[12]
2.社会性别概念对日本女性史的影响
尽管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无疑它为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日本女性史学者馆薰就此概念对女性史的有效性作了如下整理：（1）为存在于历史文化中的各种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表述概念。（2）女性史的分析对象从女性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发生了转移。从前的女性史把女性和男性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项目，以对女性生活状况的把握为中心。而社会性别概念关注的则是性别差异的构筑过程。它认为在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构筑过程中，性别差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试图通过对各社会、各种文化和各历史间段的性别差异运行机制的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历史进程进行解读。（3）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差异是一种权力关系。（4）女性史的研究范围从私的领域扩展到了公的领域。（5）近代人文诸学科的课题设置――把性别角色、家庭、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私的领域，把其外部社会规定为公的领域――受到了质疑。（6）对两性关系及其内涵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14](P50-51)
社会性别概念关于女性存在的时代特性的阐述，扩宽了学者的视野，扩大了女性史研究课题的版图，研究方法具有了学际性倾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影响下的最新成果是田晴子和S・ B・汉勒等编著的《社会性别的日本史》。[15]该著作包含了美、英、法国学者在内历时5年的共同研究成果，也是横跨历史、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论文集从内容上分4部分：“宗教与民俗”部分以宗教、民俗、民间传说和神话对女性的规定性与救济，以及女性对此的认识为主要内容；“身体与”则以身体、、疾病、生殖和婚姻的分析为主；“主体与表现”部分通过对文学作品和语言的分析，揭示女性是如何表现自我，确立主体的；“劳动与生活”部分在生活史的基础上加入了关于杰出女性的职业劳动的叙述。
同时，社会性别论也被引入到了文学研究领域。《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16]从意识与表象论出发，对文学、歌谣、传统表演艺术、绘画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而1993-1996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7]在选题和方法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主要有古代和中世的家与家庭的研究，近世有地克直的《近世思想中的性意识》和 薮田贯《文字与女性》的研究。[19]米田和横川子分别就近现代的主妇和地域女性史进行了研究。上野千鹤子在《历史学与女权主义――超越“女性史”》[13]中对有关历史叙述整体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而地克直、泽山美果子的合著《男性和女性的过去与未来》[20]通过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对两性关系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到了家庭、高龄化、女性的劳动及近代的性情报泛滥等问题。
社会性别概念的导入对日本女性史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科自身的理论构筑和完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几个研究领域：
（1）性・身体・生殖论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性、身体、生殖论等研究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之前，有关生育的研究只散见于民俗学中。而关于性和身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买卖春和废娼运动方面。荻野美穗1988年出版的《性差别的历史》首次把性和身体列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并强调身体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近代社会体制的构筑过程中，身体领域的制度化是不可或缺的。其主要观察内容为：医疗机构、社会、国家对卫生、性病、生育及流产等的介入及有关问题，身体观的历史变化。长谷博子和荻野美穗甚至认为今后的研究应以性、生殖及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关系为中心。这种观点几乎全面否定了以往的研究，给女性史=解放史的使命观划上了句号。
日本史研究会在会刊《日本史研究》中组织编辑了以“从身体论看女性”为主题的专集。川田文子等的研究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全貌。荻野美穗编辑的论文集《被社会性别化的身体》[21]收集了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山本俊一的《日本公娼史》则是一部详尽的公娼制度史。泽山美果子在《生育与身体的近世》[22]中涉及到了生育、产科与女性的身体观等问题。关于避孕和计划生育制度的研究有樱井由的《溺婴与坠胎》、藤目的《战时日本的生育限制制度及其思想》、石崎的《生殖的自由与生育限制制度》等。田间的《绝育社会史》和荻野美穗的《绝育与自我决定――战时的日本》则就绝育与国家、社会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某接生婆的日本近代史》、《某接生婆的生活史》是由落合惠美子等对接生婆进行的采访，记录了接生的细节与女性的感受。大林的《助产妇之战后史》则认为生育方式的变化剥夺了产妇的主体性。地克直的《性和身体的近世》[23]揭示了近世性与身体意识的变化，是在对近代进行反思的潮流中，关于什么是丰富多彩的生的思考。
这些研究把剖析的手术刀深入到了最接近“自然”的性（sex）和身体本身，显然其旨在于深刻揭示性和身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如何被构建和规定的。
（2）近代以前家族史研究
同时期，欧洲社会史研究与女性史和社会性别论相结合描绘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画像。社会史、历史人口学、超构造主义和身体论的兴起，以及历史民俗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中历史分析法的运用促使学者对如何离析人的存在的史学方法进行反思，其结果促进了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中女性史研究的发展。[24]欧洲社会史与女性叙述史交叉融合所产生的“家族史”便是典型的例子。1990年创刊的《JUSTITIA》二号[25]“家族・社会・国家”专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近代家庭成立之前的家庭形态是怎样的？其中包括：家族和家庭的结构。家族或家庭成员的相互意识和情感。对家族和家庭内劳动等诸活动的认识。同时，近代与近代以前家庭的比较研究被提到了议程上。他们主张研究应涉及到家族的外部环境――传统共同体的衰退，家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意识与感情的变化，家庭功能的变化――由消费、生产的场所到再生产功能被特化了的家（family）。
日本的家族史研究关于“工业化时代”的家庭形态的研究很薄弱，近代以前的研究却有丰厚的积累。从统治者、工商业者到农民阶层，近代以前的家都是作为一个经营单位而存在的。在那里没有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分离，因此，脱离社会劳动、专职于家内劳动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论模式不适用于近代以前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时代特殊性的分析模式。[26](P191)
可以说日本近代以前婚姻家庭的研究是在对高群逸枝学说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群提出妻访婚（走婚）过渡期的招婿婚嫁娶婚的变化即家父长制的成立过程，它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关口裕子的《日本古代婚姻史之研究》[27]主张必须注重对等的对偶婚的存在价值，社会学者江口五夫在《历史中的女性》[28]中则强调了父系制和父权的重要性。围绕古代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包括母系、父系、双系及多系共存等在内的各种观点。试图凭借有限的史料和考古资料，重新描绘古代家庭关系图。除此之外，服藤早苗的《家成立史之研究》[29]指出，平安时代（9-11世纪）氏族佛寺的实质是具有母系血缘关系的群体的共济机关。五味文彦在《女性的所有与家》[30]中揭示了镰仓时代（中世）分割继承制度下女性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导致了她们家庭地位的复杂化。江明子的《日本古代的祭祀女性》[31]则描述了村落共同体的祭祀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情况。在近世（约1585―1868）村落与都市共同体中，源于血秽观念的女人禁忌已经一般化，近世被视为女性存在的黑暗时代。与此相对，大口勇次郎[32]和薮田贯[33]则描绘了作为和生命再生产的场所的家的另一个侧面。峰岸夫编著的《家族与女性》[34]聚焦中世社会，收录了上至皇室、武士，下至村落、侍者的家庭，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组成家庭的尼姑、游女等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透过近代以前各时代严格的身份制度、复杂的婚姻形态、政治权利关系和等因素错综交织而形成的家庭文化现象，试图从各种角度离析出女性存在的原型。很显然，女性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使这项工作变得长期而艰巨。
（3）近代家族论
近现代史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探求国家与女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近代家族论研究成绩斐然。其背景是：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家庭变得非常不稳定。家庭内暴力、亲子关系的疏远、儿童犯罪的低龄化等问题变得非常显著。女权主义的近代家族论开始追究家父长制和资本制经济之间的联系，试图揭示近代社会中性别歧视的原因；日本家族史研究会成立，并开始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相关理论涉及到资本制社会中家父长制的重定义和近代家族的历史性等问题。
落合惠美子在《近代家庭的诞生与终焉》[35]中指出，近代家庭成立于19世纪，其特征是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以孩子为中心、家庭成员的感情性结合。自此，在家族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展开了对近代家庭成立的实证研究。以《近代日本的家族观明治篇》[36]为代表的作品试图描绘明治时期家父长制下的家庭原像。泽山美果子的《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母子关系――第一次大战后的中间层》等则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西川裕子则通过居室的分配对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落合惠美子的论著《面向21世纪的家庭》[37]揭示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现代家庭的形成过程。同时，她的另一作品《近代家庭的转折点》[38]收集了江户时代以来的诸多数据，对家庭、主妇和女性的存在形式进行分析，从而期望对21世纪女性的生存方式给予启示。
（4）女性与战争
国家、战争与女性的关系也是日本近代家族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一方面，研究者揭露慰安妇、从军隶等女性作为战争受害者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荻野美穗在对战争・国家・民族与女性的关系所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严厉指出，慰安妇问题是男性对女性的犯罪，是男性的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脱离日常轨道的战争犯罪，更不是战时异常事件。并强调了男性研究的重要性。[39]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没忽视女性的战争协助问题。加纳实纪子的《枪后史笔记》（1977年）和川名纪美的《女性也承担了战争》（1987年）明确指出了战时后方女性的战争责任。铃木裕子在《女权主义与战争――妇女活动家的战争协助》（1986年）和《开拓女性史》（1989年）中，严厉地指出女性领导者的战争责任。而石月静慧的《战时民众女性的战争协助》（1996年）则有意识地揭示了家庭生活与战争协助的关联性。其次，近来的研究把战争视为构筑社会性别的契机之一，亦即守护者和被守护者，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差异化是战争得以实施的要因。若桑绿在《战争描绘的女性像》（1995年）中揭示了女性在战争体制维持过程中的重要性。[13](P183-185)关于女性战争协助的理由，男女平等派和母性主义派皆认为是：显示女性自身的力量，得到部级别的认可，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13](P183-185)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参战国的战争政策与社会评价意识所决定的。而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两性问题，是决非近代家族论一家所能解决的。但是，不管怎样，近代家族论的研究为女性史领域和国家论领域搭建了一座桥梁。[13](P169)
（5）女性劳动研究
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日本在明治20年代（19世纪后期）也出现了职住分离、“专职主妇”等现象。这是所谓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模式。正如安・奥克莱指出的：产业革命导致的最具戏剧性的结果就是明显的社会性别分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职业劳动不仅被认为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途径，更是人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据2001年的国家统计，现在日本女性的雇用者数超过了40%，但其中约70%的女性从事的是收入较低的临时工作。其实，这种现象与同工不同酬、性骚扰等以女性劳动研究会为中心，早已在日本掀起了女性劳动研究热。其中，竹中惠美子的《战后女性劳动史论》论及女性职务的分离和工会完全由男性支配的事实。林玲子等编的《亚洲女性史》中有很大篇幅涉及到日本女性雇佣劳动的历史。《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率和M字型就业》[40]揭示了女性为了家庭和工作的两立，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所形成的就业轨迹。加藤千香子的“战时的女性劳动及政策”[41]通过“家庭工资”的实行和男女工资差别的形成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社会性别化过程。金野美奈子的《OL的创造》[42]从“差异构筑”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到现代职业场所中社会性别差异化的历史过程，明确指出，职务上的男女差异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战后到高速成长期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构筑产物。
四、结束语
从作为史学补充的女性史到将社会性别作为联系观察的分析范畴，考察各领域、各时代的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女性存在形态，日本女性史的课题和方法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性别概念对世界各国的女性史研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与各国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现在的日本面临着严重的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这与女性的存在形态、两性关系和社会的规定性有着根源性的联系。它既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日本女性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日趋得到巩固，如今，大多数大学和大学院都开设了相关课程。社会性别概念通过教育、文学作品和媒体等多种渠道赢得了一般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男性作为主要挣钱手的意识已经开始淡薄。把供养妻儿作为男性的义务和生活意义的资本主义伦理作为男性的自我认同意识，已经开始动摇。在日本以人类学和心理学为中心，开始了对另一性―――男性的尝试性研究。在这种变化趋势中，日本的女性史学家们将向人们展示怎样的历史画像呢？笔者将在另稿中进行论述。
[参考文献]
[1]井上清.日本女性史[M].三一房,1949；高群逸枝.日本女性史(4卷) [M].社,1954-1958.
[2]带刀代.日本人[M].岩波店,1957.
[3]黑暗 来自女矿工的采访[M].现代思潮社,1961;啊 野麦岭――某制丝女工之哀史[M].朝日新闻社,1964.
[4]村上信彦.女性史研究的课题と展望[J].思想,1970年第549号.
[5]历史学研究会编.女性史研究的课题与展望[C].青木店,2002.
[6]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日本女性史(5卷) [C].京大学出版会,1982.
[7]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献目录[C].京大学出版会,1983.
[8]日本女性生活史[C].1990.
[9]约翰・斯科特著,荻野美穗译.社会性别与历史(Gender And History)[M].1992.
[10]伊秀章.性还是性别？[J].心理,1996年4月.
[11]杜琴芳等编.赋知识以社会性别(内部本) [Z].2000.
[12]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方法论的转换[C]. 青木店,2003.
[13]上野千鹤子.历史学与女权主义――超越“女性史”[M].1995.
[14]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评论(No.588) [C].校房,1999.
[15]田晴子、汉勒等编.社会性别的日本史(上下) [C].1994.
[16]久保田等编.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C].1995-1997.
[17]岩波讲座日本通史(21卷・别卷4) [C].岩波店,1993-1996.
[19]岩波讲座日本通史(近世5) [C].岩波店,1995.
[20]地克直,泽山美果子.男性和女性的过去与未来[M].世界思想社,2000.
[21]荻野美穗编.被社会性别化的身体[C].劲草店,2002.
[22]泽山美果子.生育与身体的近世[C].劲草房,1998.
[23]地克直.性和身体的近世[M].京大学出版会,1998.
[24]林玲子,柳田子修.亚洲女性史・比较史的尝试[C].2000;亚洲女性史学术研讨会实行委员编.明石店,1997年.
[25]河上逸.JUSTITIA(二号) [C].房,1991.
[26]田晴子.家・社会性别和宗教[C].青木店,2000.
[27]关口裕子.日本古代婚姻史之研究(上下) [M].房,1993.
[28]江口五夫.历史中的女性[M].彩流社,1995.
[29]服藤早苗.家成立史之研究[M].校房,1991.
[30]五味文彦.女性的所有与家[A].日本女性史 2中世[C].京大学出版社,1982.
[31]江明子.日本古代的祭祀女性[M].吉川弘文,1996.
[32]大口勇次郎.女性存在的近世[M].草房,1995.
[33]薮田贯.作为女性史的近世[M].校房,1996.
[34]峰岸夫编著.家族与女性[M].吉川弘文,1992.
[35]落合惠美子.近代家庭的诞生与终焉[M].岩波店,1994.
[36]有地亨.近代日本的家族观 明治篇[M].弘文堂,1997.
[37]落合惠美子等.面向21世纪的家庭[C].有斐阁,1997.
[38]落合惠美子.近代家庭的转折点[M].角川店,2000.
[39]荻野美穗.日本女性史研究与女性主义[J].日本的科学者,1993,(28).
[40]20世纪初女性的就业率和M字型就业[M].1996.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性别差异；社会构建论
引言
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语言与性别差异研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语言与性别差异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的语言的角色研究。从一开始的性别二元论，到现在的强调性别多样性，语言与性别差异理论有了丰富的发展。本文将对一些主要理论如缺陷论、支配论及构建论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对其局限性作简要总结，最后将介绍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趋势及新的研究方法。
一、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简介
语言与性别差异研究最早出现在Jespersen的《语言》（1922）一书当中，作者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男性语言与女性语言使用的不同之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研究者对于女性语言的兴趣更加浓厚。在此背景下，Lakoff出版了《语言与妇女地位》（1975）一书，标志着语言与性别差异从此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Lakoff（1975）从话语层面对女性语言（women’s language）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美国文化中女性语言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女性倾向于使用弱化语（hedge）、强势语（booster）、弱势咒骂语（expletive），句法上多使用附加疑问句及过分礼貌、正确形式的句子，语音上在陈述句后多使用升调。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理论也因为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原先的性别二元对立说法再也无法立足，取而代之的是性别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二、语言与性别差异研究的理论
1、缺陷论
缺陷论的代表人物是Lakoff，Lakoff1975年在其论文《语言与妇女地位》中指出男性语言是标准形式的，而女性语言则是语言的变体，本质上比男性低劣。女性语言是一种缺陷的语言。Baxter（2011）将女性语言的特征概括为尝试性的、犹豫的、间接的、弱势的。
Lakoff还认为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被规定了要使用一种“女性应该使用的”语言。女性语言的缺陷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她的观点后来也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质疑。因为她仅仅将语言的差异归因于男女地位的差异，并没有考虑到其他一些影响因素，研究过于片面、单一，并没有从多角度、多层面去研究语言性别差异。其研究也因为缺乏实际的语料和量化的分析论证，而显得过于笼统。
2、支配论
可以说支配论的确立是建立在Lakoff缺陷论的基础之上的。代表人物有Fishmen， Thorne & Henley， Zimmerman & West 等。缺陷论认为，话语交际中的风格差异是由于男性对于女性支配的结果。男性会更多的打断女性的谈话，或者用沉默来结束女性的谈话，而女性则只是提供附和性的话语：表示同意，表示鼓励，或者是一些转折性的话语以使对话继续进行下去。Fishman（1978） 的调查研究显示：男性完成了大部分的对话工作，而女性只是提供一些互动性的话语，表示支持或者鼓励听者。女性发言的机会是相对较少的，而且谈话时得不到对方应有的注意和回应。当女性的谈话被打断时，她们采取的态度往往是以沉默相对，而不是以理相争。按照这一学说的观点，男性在权势上支配地位最终导致了男女在语言交际中的不平衡现象。
但是支配论也受到了一些语言学家的质疑。Coates（2004） 指出支配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支配论采用了男性为中心的研究的方法，这也是它本身所批评的。比如说，它认为男性语言（具有断言性、直接性、竞争性、带有目的性）比女性语言（支持性的、服从性的、合作性的、注重过程的）更加具有社会力量。Cameron（1995a） 认为支配论语言学家同意了女性弱势语言这一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并且建议女性采取“语言强势训练”策略以使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说话。
3、社会构建论
社会构建论认为性别是不固定的、非内在的，更不是本质的。社会性别是与人的社会文化、背景、风俗等各方面因素相联系的。郭爱妹（2002）将社会构建论的主要内容划分为五个方面：1. 人们不可能理解现实或真理的本质；2. 现实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3. 现实与社会情境是相互影响的；4. 知识是在社会交换中通过话语建构的；5. 我们所认识的现实是相互建构相互认同的。根据这一观点，社会性别并不是个人的内在特征，而是由社会互动、话语交际所构建的社会产物。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性别化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由生理性别所决定，而是由个体的社会行为所构造的。因此，社会建构论者威斯特（West， C. ）等人指出：“人不是拥有性别，而是塑造性别”。
三、语言性别差异研究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