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突发事件
全县范围内发生的或与我县密切相关急需解决的重特大突发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二）重要工作事项
1.贯彻落实中央、区、州、县委重要指示、决定、命令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过程中的重要情况；
2.中央、区、州、县委研究制定的事关经济社会和重大民生工作的政策措施；
3.中央、区、州批复的我县重大规划、重大项目情况以及对我县相关工作的重要通报；
4.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工作要点、重要工作部署以及阶段性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5.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涉及全县工作的重要事项决策、重大项目建设、重要资金安排情况。
（三）重要会议
县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县人民政府工作例会以及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行业会议或其他重要会议。
（四）重要活动
1.需要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出席的公务活动；
2.以县人民政府名义举办、申办的重要公务活动；
3.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重要公务外出考察活动。
（五）重要接待
1.上级领导或其他重要客人，以及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到我县开展公务性活动的接待；
2.中央、区、州及其他地区重要媒体到我县从事新闻采访活动的接待。
（六）其他重大事项
县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县人民政府工作例会和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行业会议精神落实情况以及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确定并交办的重要工作进展情况。涉及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等事项。
二、请示报告的程序和要求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严格遵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迟报、漏报、错报、压报、瞒报。凡重大事项必须及时形成公文向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请示报告。时间紧急可当面或用电话逐级向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请示报告，事后根据事项进展情况补交公文。
（二）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向县人民政府报告；直属部门、各单位向分管副县长报告；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办公室主任向县长报告。
（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统筹管理重大事项报告工作，收到各部门重大事项公文后，及时呈送办公室主任审核并逐级呈送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阅示，并将领导批示转相关部门办理。
（四）凡县人民政府领导批示的公文，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按照批示要求抓紧认真办理，并及时将办理情况上报县政府办公室履行公文流转程序。
管理中心重大事项报告请示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紧急重大事项的管理工作，确保主管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误，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责任，保证安全、和谐、全面地发展。一、报告内容
1、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
2、总经理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3、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4、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
5、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
6、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
7、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报告程序和要求
1、*******全体员工要执行每项工作报告回音制度，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又报告，保证领导对工作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实行逐级报告制度。请示报告要坚持分级负责，逐级报告的原则，凡属职权范围的工作，要各负其责，认真落实，凡重大问题本级无权决定的，要逐级报告，不得超越权限；
3、凡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由报告部门或个人用书面或其他形式报告，能事前报告的事宜要事前报告，事前无法报告的，事后应及时报告；
4、重大突发事件或事故应紧急报告，无论什么时间，必须在第一时间（1小时内）报告主管领导，一般事故要及时（4小时内）报告；可先用电话口头报告，然后再补报文字报告，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的，可先进行初报，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
5、凡领导交办的事情，都必须坚决执行，认真落实，不打折扣，确实遇到困难应及时报告，不能有抵触行为；
6、报告事项由受理人审批或请示有关领导后审批。急事及时批复，其它事项三天内批复。特殊情况或按规定需要上报事项由总经理会议研究确定。
三、纪律与监督
1、上级负责人对下级报告的重要事项，属自身职责范围的要及时答复或处理，自身难以决断的，要及时上报，因自身答复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或应上报而没上报的，造成后果必须追究当事人责任。
2、报告对象必须及时按要求如实报告，并严格按批复意见办理，办结后将办理情况向受理人写出书面汇报或口头汇报。未按要求报告或未按批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3、对一些影响*******全局的突发事件，本部门或当事人无论什么原因，没有及时上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当事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4、重大事项报告情况，由质检部负责督办。并按有关要求，该上报的要及时上报。每半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并写出书面报告。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二五年七月八日
一、自查工作开展情况
(一) 思想认识方面
1.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不放松。2019年2月28日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条例》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把请示报告和履职尽责统一起来，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负责的必须负责，该担当的必须担当。
一直以来，xx公司党总支及领导班子集体以“认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和市国资委党委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有关要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三个一”、“四个决不允许”；严格落实“四个服从”，深入贯彻中央、市委、市国资委党委和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署，始终坚持把请示报告作为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主动向上级部门请示报告重大事项。
2. 重视做好请示报告工作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是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加强领导干部管理监督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严格执行《条例》，就是从严管党治吏的一项重要抓手，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吏的一把利器。xx公司党总支深谙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做好请示报告工作重要性，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同时，也及时传达学习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有关制度文件。
3.带头履行责任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工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请示报告是对上级领导负责的需要。“对上负责”,要求在工作中自觉维护上级的威信,坚决贯彻、落实、执行上级的决议,真实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结合xx公司当前实际，党总支领导班子集体对标《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各项规定和要求，就公司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各类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有关工作开展专题研究，并做好工作谋划部署。
(二) 制度机制方面
1.建立完善的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按照集团公司要求，xx公司已建立xx公司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请示报告事项清单。包括上级领导、部门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问题；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每月重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项目施工生产安全质量安全隐患的重大问题及疫情防控等重大事项问题；需要报告的其他重要问题等。
2.建立科学有序及时有效请示报告工作流程。在各项重大事项报告工作开展过程中均按照公司制定的清晰有序、及时有效的请示报告工作流程严格执行；坚持主责部门申请、分管、主管领导讨论审核，党总支、董事会集中他讨论研究签批。
3.建立完善的请示报告机制。由党总支及班子集体为统领挂帅，办公室为体系执行主责部门，建立并明确请示报告工作机构、责任主体和具体工作要求，同时建立请示报告工作台账，健全工作落实、督察督办和责任追究的请示报告工作机制；就包括“三重一大”等重大实行报告事项的请示报告工作以书面和表格的形式严格登记造册，并留档。
4.党总支、董事会严格履行监管职责。由xx公司党总支班子集体挂帅加强对所属各部门各单位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监督管理，指导相关单位和职能部门建章立制、建立清单，层层落实监管责任，规范下属单位和部门的请示报告行为。
(三) 落实情况方面
1. 党总支严格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xx公司党总支按照上级党委部署要求，切实承担起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主体责任，党总支书记严格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并按照请示报告事项要求履行决策程序。
2.已建立集团领导重要批示落实工作台账。xx公司党总支工作部是落实集团重要批示落实工作的主责部门，各类批示件均按要求办结，不存在报告已办结而实际未办结、以及形式上办结而工作实效较差的情况。
3.已据实报告各类重大事项。xx公司党总支按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具体措施》(京办发〔2020〕1号)、《市国资委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国资委系统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通知》(京国资党发〔2020〕5号) 和集团公司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实施细则（B—0）的通知》要求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向集团请示报告重大事项，不存在瞒报、漏报、迟报的问题。
4.已建立健全纠错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明确改进措施。
5.请示报告文件均按照标准格式上报。xx公司所有上报请示报告均符合规范要求，不存在主题不适当、内容不准确、程序不规范、方式不合理等问题。
关键词：九月会议；请示报告；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制度规矩建设；民主集中；问题导向；执行力；战斗力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3-0025-03
十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尤其是把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进行规矩建设的关键时期，2013年7月，在参观西柏坡九月会议旧址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三层含义：第一，这是信号灯，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制度规矩建设；第二，这是对西柏坡时期全党全军规矩建设的高度肯定；第三，九月会议本身就是我党在西柏坡时期立规矩、建制度的重要节点。从九月会议说起，重温此次会议上通过的、成为我党重要制度规矩之一的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规――执行铁律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这份《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可以称得上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纲领性文献，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的光辉典范。这份决议全文将近5 000字，内容对应当时习惯，以十二地支记事，共分为十二大项五十八条、三大部分内容，其中第一部分是“总的内容”，下分为八条具体规定，列举了党的总路线与总的政策方针，全国各解放区、国统区及其他工作方面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组织系统的建立，重要条例法规的决定等方面的内容，厘定了这些内容方面有关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第二至第六大项为第二大部分，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文教宣传方面、党务方面来具体界定中央与地方权力范畴，并列举了48条具体条目。第三部分为第七至第十二项，主要规定了各地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和报告程序以及执行程序。第七至八项强调补充说明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困难或有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第九至第十一项具体规定了哪些事情应该报告、哪些人应该报告，报告有困难时应该怎么处理，通过电报、电台还是书面送达等哪些方式进行报告等。第十二项更加具体地指明了“如何写报告、如何请示”的问题，包括写法上、内容上、态度上、篇幅上、负责人亲自动手上等，可以看作为请示报告具体制度的方法论。
从总体上来看，这篇文献是通过政治局最后形成决议的形式，向全党、全军发出的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要求全党全军全面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总纲，这个总纲成为我党加强党的纪律性、规范组织性的铁的纲领性文件，更是党内运行机制的执行铁律。
二、核心――中央权威
现在在党内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做“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我们党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同志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今天我们再次回看和关注请示报告这份决议，必定要了解的就是当时中央政治局为什么在会议上要专门就请示报告制度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这可以称为当时的问题导向意识和方法。该决议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必须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立中央权威。
当时虽然中国人民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人民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然而，在党内和军队内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却严重存在着，这显然和新形势下要求大兵团作战、要求全党全军进一步正规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当然，这些情况可以理解，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主要是由我党我军长时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处于被敌人分割围剿的环境造成的，这种情况的弊端就是形成了各自为政和各行其是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为了最有效地解决中共各个组织系统中严重存在的地方主义、经验主义、自治权过大、擅自修改政策、决定事项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央决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从1948年初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设。一年多的时间内，党内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建立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直至中央形成最终完整决议。
在这份《决议》中，多处字眼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中央要求权力集中的坚定性。前六大项结尾处都有明确说明，第一条至第五条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第六条至第八条“决定权仍归地方，但必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公布施行。”第七项又再次列段重点强调：“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①还有其他的情况必须向中央“备审”“追认”等。可见，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的发展，中央要求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在全国树立中央权威的坚定性。
三、目的――政令统一
关键词：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公示催告/票据诉讼
由于各国的票据法律制度传统不同，因而，对票据丧失后的司法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从各国的立法例看，对丧失票据的司法救济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公示催告程序，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持票人（以下简称“失票人”）权利的救济；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失票人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实现对失票人票据权利的司法保护。从各国的票据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多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公示催告程序的途径来完成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则比较多地直接用诉讼的方式来对丧失票据进行司法救济。
在我国《票据法》中，除保留我国的商业习惯，即规定了挂失止付这种非司法救济的方法外，还兼收并蓄同时规定了公示催告和诉讼两种方法。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只是在第15条第三款对公示催告和诉讼这两种司法救济方法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票据的公示催告程序有专门的规定，但不尽完善，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为了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正当持票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充实和完善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制度十分必要。本文就是想通过对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对完善我国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提出具体的建议，以其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并能对促进相关的立法产生有益的影响。
一、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
各国票据法虽然对“票据丧失”一词都有所规定，[1]但由于它们对“票据丧失”一词的具体含义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在票据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票据丧失”的理解都还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票据丧失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情况。它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形态已经不复存在，而使持票人无法对其实施占有的情形，如因焚烧、撕毁以及严重涂损而毁灭等。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还可能现实存在，但持票人无放弃票据权利的意思而失去对票据占有的情形，如票据的遗失、被盗、被抢等等。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票据丧失往往大量地表现为票据的相对丧失。对于票据的绝对丧失，通常认为这应当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持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但不能确定是票据的绝对丧失还是票据的相对丧失，则应当推定为票据的相对丧失，这样才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权益。
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措施是针对因票据丧失而使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防止票据权利人因票据丧失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设置的。因此，票据的有效性自然就是票据丧失构成的前提，也就是说，构成票据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票据丧失的一般构成要件除了票据的有效性这一当然性前提要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1．票据必须脱离持票人的占有。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票据占有应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况：直接占有是指事实上占有票据的状态。[2]在直接占有票据的情况下，持票人就是票据权利人，当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自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济。
间接占有是指原持票人出于自己的本意将票据交付他人直接占有，但依法仍享有票据权利的状态。[3]发生间接占有的情况通常是基于非背书转让的原因，比如票据权利人通过委托收款背书而脱离对票据占有或者票据权利人通过质押背书而实际上不占有票据等。在间接占有的情况下，由于直接占有票据者并不是票据权利人，如果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一旦持票人不采取补救措施，那么，直接承受利益损害风险的是票据权利人，因此，法律应当给予票据权利人采取适当救济措施的权利。
由此可见，无论是票据的直接占有人还是间接占有人，一旦发生票据丧失，其都应当属于这里所称的失票人范围。[4]
2．丧失票据非出于持票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是合法持票人自愿主动放弃或转让该票据，则该行为将对持票人产生票据权利消灭或转让的积极法律后果。受票人由此而获取的票据权利将受法律的保护，而不可能存在对原持票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是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对此还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的情形，尽管原持票人表面上是出于自愿交出票据，但实际是因被误导和蒙蔽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形式上、假意的自愿，而非真实愿望的表达，我们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所以，受欺诈而导致的票据丧失依然有权得到法律救济。[5]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上形式完整地进行了票据记载并交付票据，之后却又要以自己是受欺诈、非自愿交出票据为由进行所谓的救济，那么，票据的安全性在哪？票据的流通性又该如何实现？
3．失票人对票据的占有应当是合法的占有。因为，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违法的票据持有人能够运用失票救济制度来主张其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益。也就是说，持票人应当对丧失票据的占有具有正当性。所以，我们这里说“持票人”，指的是正当持票人，亦即持有票据的票据权利人。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失票人宜从宽理解，而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6]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丧失票据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丧失票据也会遭致损失，比如出票人签发票据后、交付收款人前丧失了票据，按照票据行为的有效要件，该出票行为因欠缺交付而尚未完成，但从票面上无法得知该票据交付与否，出票人因此可能蒙受损失；又比如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对票据付款后，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时丧失了票据，该票据一旦再落入善意持票人，该付款人有可能得重复付款。[7]笔者认为，对此种观点是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在同时具备上述要件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可接受司法救济的票据丧失情形，否则就可能构成“伪造票据丧失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8]
二、关于我国公示催告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9]从前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是法院根据丧失票据持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法律后果的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10]从设立公示催告程序（制度）的目的看，它就是要通过公示以及除权判决这种方式，对票据与行使票据权利进行阻隔，以使失票人不会因此受到利益的损害，进而实现对所有票据利害关系人的公平保护。完善公示催告程序（制度）对于确保失票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但由于立法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实施《民事诉讼法》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公示催告制度已存在严重缺失，对此必须予以充实和完善。
1．适用公示催告的票据范围应当充实。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一款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公示催告适用票据的范围只限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那么，哪些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呢？对此，我国《票据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直接地予以确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票据法的理论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确的。首先，票据背书转让的目的是移转票据权利，因此，被背书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所以，票据记载有瑕疵而不生票据效力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其次，票据转让分为交付转让和背书转让两种，记名票据和指示票据需背书转让，无记名票据（空白票据的一种）得交付转让。因此，无记名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三，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因此，出票时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四，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因此，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但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因此，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除上述票据之外的票据都属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这些票据丧失后都可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公示催告。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缺失，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于空白票据和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后，能否申请公示催告的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甚至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既然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因此，对“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不能适用公示催告”这一答案本来应当是相当确定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第36条的规定，却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很明显，这是一项前后矛盾的条款。法律既然已经禁止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进行背书转让，为何背书人为背书转让却又要承担票据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因此可以“受让”票据权利？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可以通过期后背书而享有票据权利，那么，法律对期后背书的禁止性规定还有何意义？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享有票据权利，为何在其丧失票后又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呢？这样的魔咒谁能解得开？！所以，有学者建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还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明确期后背书仅取得一般债权让与的效力为好。[11]
2．基于票据丧失而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应予完善。
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时，有权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仅限于票据丧失前的最后持有人。但是，该“最后持有人”是票据丧失前最后的正当持有人，即最后的票据权利人，还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如果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怪现象：甲持有某票据，但票据背书上记载的受让人为乙，甲对该票据并不享有权利，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在持有人甲丧失票据的情况下，权利人乙却并不享有公示催告申请权。亦即当票据持有人与票据权利人不一致时，票据权利人反而无权申请公示催告。[12]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58条关于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规定：“无记名证券或空白背书之指示证券，得由最后之持有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前项以外之证券，得由能据证券主张权利之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
如前所述，签发了票据但未交付票据与受款人的出票人，以及已为票据付款但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的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等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由于他们将上述票据丧失，也可能对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将这些人列入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范围也有正当性。
3．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当修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条规定从保护失票人的利益考虑并不错误，然而，这条规定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票据的现持票人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恰当的。
在票据丧失补救制度中，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现持票人）站在对立面。法律究竟要保护谁，应考虑票据的性质、考虑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社会正义。公示催告的目的是催促与票据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申报权利，至于是否保护该利害关系人，应取决于其在取得该票据时对票据丧失是否知情或者应否知情，而不应该取决于其取得票据的时间是在公告期内还是公告期外（除权判决前）。[13]这种不分行为人主观的善恶，绝对地将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都归于无效，这不仅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和流通性这些根本属性，而且也是违背《民事诉讼法》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原则的。
4．对除权判决的效力应当重新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233条也规定：“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乍一看，这一些规定似乎非常合理，因为公示催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使票据权利与原来的票据分离，进而重新获取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除权判决是即时生效的判决，当事人无权对除权判决进行上诉，所以，“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的规定自然是在法理和情理之中。然而，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除权判决生效的时间早于票据上实际记载的付款时间，那么，票据付款人是否可以“期限未届至”为由主张抗辩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上述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33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票据付款人并不享有抗辩权，判决生效后，付款人即负有付款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票据不丧失的情况下，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前请求付款时，通常会遭到付款人的抗辩；而在其丧失了票据的情况下，反倒可以根据除权判决提前实现其票据权利。这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其实，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除权判决所载的权利也仅能等同于而不应优于原票据上记载的权利。[14]因此，修正这种缺乏公平、公正基础的法律条文是势在必行的。
5．应当确立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及其程序。
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人申报权利，或者有人申报但被驳回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除权判决。这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才能使申请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与该丧失的票据相分离，申请人才可以在不占有票据的情况下主张该票据所记载的权利。
然而，除权判决的作出，仅仅是根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申请和无人申报权利的事实，推定该申请人为票据权利人的。但是，这种推定完全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利害关系人因正当事由的耽误而未能在除权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8条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该“”的性质，因而也引起了学理界的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撤销之诉”，[15]是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但也有的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是一种“另行”制度，[16]是利害关系人不直接针对除权判决本身而提起的独立诉讼。[17]如果这果然是一种“另行”的情况，那显然与我们的立法目的是相悖的，因为这不仅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两个判决，损害司法程序的严肃性。[18]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将其表述为：“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6．应当完善对权利申报的处置程序。
公示催告的目的在于催促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如果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了权利，那么，法院应当如何处置呢？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230条、第231条有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申报处置程序包括：（1）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或者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2）人民法院应通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看该票据；（3）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4）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客观地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权利申报处置程序的规定是比较完备的，而且，也是具有操作性的。然而，这些规定也仅仅停留在“公示催告”的程序意义上，它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法院对申请人和申报人之间的争执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如果有人持票向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请求付款，那么，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是否付款？在这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空白时间内，在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是非善意持票人的情况下，被请求付款人如果拒绝付款，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拒绝，公示催告程序虽然“催来”了利害关系人，但却“摧毁”了失票人的希望。[19]对于如此状况应当引起法律界的关注。
注释:
[1] 《日本票据法》第94条，《英国票据法》第69条，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804条，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l8条和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一款。
[2]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o年第6期。
[3] 同上。
[4] 同上。
[5] 自广亮：《票据的丧失与救济制度浅析》
[6]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7]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8] 卞杰、张水萍：《伪造票据丧失行为初探》
[9]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10]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11] 沈颖：《完善我国公示催告制度之路径》
[12]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3]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oo年第6期。
[14]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5]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0年第6期。
[16]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乙方：
为了北奥数码事业的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双赢的原则共同建设北奥数码系列产品的终端网络形象，共同打造“北奥”数码行业一流品牌。
一、宗旨：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积极开拓无限商机。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1、按乙方每月实际销售回款总额，给予1.5%的比例作为乙方的地方性广告形象和促销费用。
2.2、甲方按乙方每月实际销售回款总额，免费提供一定比例的广告宣传品。
2.3、甲方免费提供“北奥”的VI手册(VI光盘)予乙方，以作为乙方地方性形象建设的统一资料。
2.4、除本合同书规定外，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终端市场建设的情况作相应的政策和决策，并要求乙方严格遵守。
2.5、甲方有权对地方性广告的终端形象和促销活动进行审核、审批及管理。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3.1、乙方享有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地方性广告媒体、终端形象和促销活动费用的权利。
3.2、乙方有义务垫付地方性广告媒体、终端形象制作和地方性促销活动的费用。
3.3、乙方务必按甲方的VI手册（VI光盘）上统一的商标、颜色、图形制作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等），不得擅自更改。
3.4、乙方务必对自己区域范围内的“北奥”终端形象进行管理：
3.4.1、制作给予二级商（经销商）的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等）务必保证展示时间达壹年以上。
3.4.2、海报的展示时间务必达两个月以上。
3.4.3、乙方不得将任何品牌的广告品布置在甲方的展柜或展架上，也不得将任何品牌的产品摆放在甲方的展示柜内（上）或展架上。若有违反者，经甲方查实将重新审核对其广告宣传品的发放，并要求其作出书面检讨。
3.4.4、若乙方不管理或管理不善造成甲方终端形象损坏，经甲方查实，将从其信誉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制作费用。
四、广告和促销费的申请：
4.1、乙方在制作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展示柜等）或做促销活动前，务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参见申请表），经甲方相关部门审核和审批后方可实施。
4.2、乙方在提交申请促销活动申请表的同时，务必附带本次活动的效果预测报告，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4.3、乙方在提交申请形象制作申请的同时，务必附带形象位置的相关平面图和周边的建筑物及街道。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4.4、乙方在提交申请广告媒体（如：电视台、报刊等）申请表的同时，务必出示电视台的相关收视率或出示报刊的发行量及覆盖率，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五、费用报销和相关依据：
5.1、乙方务必出示形象制作（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展柜等）的照片（照片背面须注明形象的地点、地址、负责人、电话、日期）和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5.2、乙方务必出示促销活动现场的照片（照片背面须注明活动的地点、地址、负责人、电话、日期）和本次促销活动的总结报告、促销品样品及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5.3、乙方务必出示与广告媒体（如：电视台、报社、广告公司）签定的合同、广告片、报刊的原稿及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和总结报告。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六、费用报销的期限与方式：
6.1、一个季度报销一次，第二季度第一个月的一至十日为结算日。
6.2、甲方用等额的货款冲抵乙方垫付的广告和促销活动费用。
七、合同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存档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执行。
注：本广告投放合同仅针对北奥数码产品，原VCD产品不计在内。
甲方：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乙方：
代表：代表：
（一）“九办”工作制度。各单位、各部门对基层和群众申请办理的事项，符合条件马上办；对象有难主动办；复杂项目上门办；暂有困难想法办；涉多部门联合办；条件允许网上办；群众需要预约办；重大项目跟踪办；特殊项目办。
（二）首问负责制度。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对基层和群众要求办理事项的，要热情接待，周到服务。首先接受办理的工作人员要负责到底，能当场办结的要当场办结，不能当场办结的要告知办结时间。对不属于本单位、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也要为当事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指引、介绍或答疑，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拒绝或拖延处理时间。
（三）一次告知制度。各单位、各部门对基层和群众申请办理的事项，工作人员必须当场依法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应当提交的所有有关文件、资料、证件，或者向当事人提供书面清单。对于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依法依照有关规定不能办理的事项或证件，必须一次性告知当事人不能办理的依据和理由。除咨询可以口头告知外，其它均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并存档备查。
（四）否定报备制度。各单位、各部门对服务对象的要求或申请事项予以否定或不予办理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规范化文书的形式及时向分管负责人报送或向上级机关报备。各单位、各部门对申请事项按权限予以否定的，必须明确告知当事人，说明理由并登记备案。对不予办理的重大事项或疑难问题，应报分管负责人审批，不得擅自决定。
（五）限时办结制度。各单位、各部门对基层和群众要求办理的合法事项，必须在本单位、本部门承诺的期限内办结。对特别紧急的事项要急事急办、随到随办。情况特殊需超过办事时限的，要经上级领导批准并事先告知办事对象。上级部门和领导交办的事项，应在规定时间办结。凡没有正当理由超出本单位、本部门承诺时限的，要依规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不作为责任。
（六）AB岗位制度。各单位、各部门窗口服务岗位必须落实AB岗责任人，当A岗责任人因故不在岗时，由B岗责任人顶岗，办理相关事务。B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同时做好本岗和A岗主要工作，并兼有A岗的职责权利，对执行A岗的工作结果负相应责任。
二、办文追踪制
（一）对上请示跟踪制度。凡是以区政府名义向市政府上报的文件请示，由所请示事项条线分管副区长负责跟踪，并随时掌握进展情况，直至得出结论为止。市政府办公室签发至市级部门后，由对应的区级部门负责跟踪对接，并建立周报制向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报告进展情况。
（二）下级请示反馈制度。凡是各单位、各部门向区政府上报的文件请示，一般事项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紧急事项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对特别紧急的事项，应事先与区政府办公室沟通说明，并予当天办理完毕。
（三）领导批示办理制度。领导批示涉及到的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落实情况，分管领导对此负有督办之责。上级批转要求报告结果的工作事项，分管领导要亲自督办，不能按期办结的，要以书面形式及时说明情况。
三、会议出席制
（一）参加会议制度。参加市级会议的区政府领导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安排，区政府各领导应予以支持配合。区政府召开的各类会议，与会对象必须严格按照会议通知要求准时参加。
（二）代开会议制度。对于市级会议，所涉区政府领导因出差在外或因其他工作安排发生冲突，经衡量轻重后，确需代开会的，要及时与区政府办公室反馈通气，便于区政府办公室统一调度安排区政府其他领导代为参会。对于区政府召开的会议，与会人员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不得擅自安排他人代为参会，必须提前向区政府办公室请假，经区政府领导批准后，方可调整参会人员。
（三）准时参会制度。区政府召开的会议一律到点开会，迟到的部门或人员不予等候。
四、工作报告制
（一）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凡是涉及下列事项的，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区主要领导，即：上级部门、领导，区委、区政府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项目立项、申报、评定及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大额经费开支情况；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突发性事件、事故；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领导、部门负责人外出考察、学习以及离开本市情况；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逐级报告制度。各单位、各部门向上级政府或部门报告有关事项，应以书面形式并按管理权限归口逐级报告，不得越级报告。
（三）外出请假制度。区政府各领导如需在外地逗留1天以上的，须至少以电话或短信形式向区政府主要领导请假。各单位、各部门行政主要负责同志因公因私离开本市的，必须提前汇报，履行相关手续，经区主要领导同意后方可外出，并向区政府办公室报告备案；各单位、各部门行政分管负责同志因公因私离开本市的，须履行相关手续，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外出，并向区政府办公室报告备案。区管以上干部出国（境）活动应严格按照市、区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五、监察督查制
（一）行政效能监察制度。围绕区政府重大决策、重要部署，切实将监察重点放在与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民生实事等密切相关的行政部门，及时发现并纠正在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以及其他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畅通效能投诉渠道，完善效能投诉受理机制，强化问责追究，坚决查处损害公众利益、破坏政府形象的行为和个人，做好典型案例的通报。
办公室对照全县税务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逐项梳理工作落实情况，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落实《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情况
县局党委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学习贯彻工作，召开党委会及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学习条例的主要内容，会议要求将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全局各个支部、每名党员，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请示报告作为重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如实及时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报备有关重大事项。截止目前我局没有发生重大事项应请示未请示、应报告未报告问题，做到该请示请示，该报告报告，切实加强责任担当。
二、落实《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情况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委会议实行一把手末位发言，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健全议事决策规则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拟定全椒县税务局工作规则，完善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涉及三重一大”事项邀请相关部门参会并发表意见。
三、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
日常工作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每半年通过党委会全面汇报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宗教领域涉税事项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摸排线索过程中，密切关注意识形态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分析研判加以解决。
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情况
全面推进依法治税，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全面梳理权责清单，清理规范权责事项，优化职权运行流程，明确标准规范，并按要求及时做好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持续推进税收行政权力、税收政策法规、税收征管执法、纳税服务和自身建设公开。积极发挥门户网站和各类新闻媒体的平台作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度，让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协助党委领导班子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
协助组织安排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会议，做好会务保障及相关材料撰写工作，协调落实在推动中遇到的问题。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纳入督查督办，严格考核及责任落实。
六、年度重点工作纳入绩效考评情况
积极发挥绩效管理抓班子带队伍作用，将年度重点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内容，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落实。与党建部门配合，细化党建中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指标内容，对各职能部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加强结果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