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按照地区和流域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成为许多的区系类型，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从早到晚梳理讲解。他不用写好的讲稿，只是列出几条提纲，讲到哪个文化就将基本的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在黑板上画出来，我们就跟着画图做笔记。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讲起课来即兴发挥，充满激情。听张先生的课是快乐而深刻的，但做起笔记来却很辛苦。一是张先生的浓浓的湖南口音，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基本上听懂先生说的是“黑陶”还是“褐陶”；二来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会举一些他读研究生时进行民族调查时的故事，或者常常讲着讲着会说“你们懂哲学吗？”然后给我们讲一通哲学。我们大家听得兴奋，个个聚精会神，可后来听先生话锋一转才知道，啊！原来这些也是需要记的课堂内容。那时大家也没有录音机，等回过神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已经来不及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可惜的；张先生上起课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觉得课时不够用，不过瘾，所以经常上午上完课，告诉我们“晚上接着上课呵”，晚上不受课时限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当时还是全国统一分配，我们毕业那年，正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名额，但我们班没有南方同学，最后决定从陕西的四个同学里面出一个，从此我的命运就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我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分到最南边的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南方的我，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想象着江南的样子。也暗下决心不能给学校和先生丢人，于是毕业前我专门去请教张先生，问先生我到了浙江工作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还清楚的记得张先生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地熟悉入门，并鼓励我要好好干。还说浙江的牟永抗先生等都是有学识的考古学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985年的8月，我第一次踏上江南的土地，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子湖畔杭州。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距离断桥不远的环城西路上，地理位置很好，但办公条件不太好，一座两层的简易旧式楼房，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省文物局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另一座小楼里。史前考古室加上我总共只有5个人，挤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室主任是牟永抗先生，另外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和我。虽然条件艰苦点，但对于新来的我来说，增加了不少与大家接触学习的机会。牟永抗先生与王明达先生是长辈，杨楠、芮国耀与我年龄相仿，5个人老中青三代，可谓是其乐融融。
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这里存放着自建所以来浙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标本。工作不久，王明达先生就带着我参观了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陶器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期内熟悉本地的文化面貌，至今想起来仍是十分感谢。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计划下半年要在杭州召开一个纪念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开始筹划，从谋划到实施，自然落到了我们史前室的几个人身上。除了准备论文之外，为了能给纪念大会献上一份厚礼，我们一方面积极筹备发掘可能是良渚墓地的反山，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另一方面则着手整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余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资料，以便开会的时候请代表们参观。为了工作的齐头并进，由王明达和杨楠先在工地发掘。牟永抗先生则带领我和芮国耀在吴家埠整理资料，我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好在吴家埠与反山相距不远，大家可以时常相互切磋。
在整理资料的同时，牟永抗先生还给我另外两项任务，一是把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的陶器按时代排列摆放到文物架上，以供开会时大家观摩。二是与他共同撰写《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回顾与展望》的论文。牟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的观点，以及必需要读的一些文章。这两项任务给了我快速成长的机会，使我从实物资料到文献理论，得以在短时期内全面熟悉起来，这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也很快体会到了张先生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发展序列。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一路得到先生们的提携与教诲，如今想来常常感到幸运，并充满感恩。
反山的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首先在表土以下发现并清理了11座汉代的墓葬。1986年的5月31日是值得纪念的，那天我们确认了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很荣幸12号墓从器物露头后的发掘清理工作由我来做，当手中的竹签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最是让人激动、好奇与期待，因为土翻起来，你不知到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来，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和快乐所在。反山12号墓出土了至今为止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当将那件13斤重的玉琮搬起来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今天想起来仿佛还留在手上。反山的发掘一直进行到了10月份，共发掘出土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出土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1200件（组）。反山的发掘是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而我有幸成为发掘者之一，也因此与良渚文化研究和良渚玉器研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反山的11座大墓在排列位置上，墓坑规格上，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将良渚文化大墓与玉器的研究，从单一的墓葬而扩展到了对整个墓地的认识，为我们从一个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它的完整的神兽结合的图像的祖形，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尽管仍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共识。这一认识上的改变，对于正确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与造型上的意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山的发掘还复原了玉钺的安柄形式，将以往称作“舰形器”和“杖首”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两端，并提出了玉钺具有权杖功能的认识。对三叉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复合其功能的基本合理的解释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其组合件的认识。并且对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锥形器等玉器，从组合上和礼器系统的角度开始进行探讨。良渚玉器的研究，自此开始走向成熟。
1986年冬，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们参观了刚刚发掘完的反山遗址，观摩了反山出土的大量的良渚玉器。学者们对五千年的人类创造，以及玉器和大墓所反映的良渚社会的文明程度深感震撼。反山的重大发现与良渚50周年会议的召开，使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的研究，从此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的考古工作，尤其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也日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的重视。从此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先生们，每年总有几次亲临浙江和良渚指导工作。浙江省文物局还特聘张忠培先生与严文明先生为特别顾问。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在瑶山的山顶上揭露出了一座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1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发掘了庙前、梅园里、卢村、姚家墩、葛家村、塘山等一系列遗址。
1987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以及与反山、瑶山等大量精美玉器的联系，反映了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记得1992年莫角山遗址发掘时，张忠培先生与时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的孟宪民司长一同前来视察，张忠培先生考察完之后，第二天很慎重地把省文物局的领导以及我和王明达先生等约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向我们讲了他考察后的思考，以及关于良渚遗址以后保护的思路，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宪民司长多次来良渚之后，也对良渚倾注了特别的情感。1998年在孟司长的关心支持下，由浙江省考古所古建院做了良渚6个遗址点的保护展示方案，并在汇观山遗址进行了试点实施。
1995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上发表了题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的论文，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良渚墓葬的现象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通过对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比较，指出良渚文化的起始年代为“距今五千二三百年，延续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张先生这些超前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乃至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家文物局和各位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从此良渚遗址开始走向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1996～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将原来的50多处遗址点增加到了100余处。
在我们不断为良渚遗址的发现而欣喜的同时，遗址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在交替中上升，而始终是两条腿走路，两条交织的主线在不断发展，我们一直在局部的保护中抗争，而始终无法从总体的格局与体制中得到和谐与扭转，而最终还是在两败俱伤中相互抗衡着与前进着。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杭州市郊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一带，自然也逃脱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道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集镇与乡村急速地翻新与膨胀，城市化发展与遗址保护，各有各的分管线路，各有各的指标要求。遗址群北边的天目山脉由于紧邻东苕溪这一天然的运输通道，在大上海的建设中，成为重要的石料来源地，开石矿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90年代末，良渚遗址北侧的这段山脉上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有30多家，使良渚这片依山傍水的秀美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
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提出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抓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
2000年7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关闭良渚遗址周边石矿，切实整治环境风貌，关闭了周边数十家石矿，使遗址周边的山川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余杭区的动议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成立了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加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力度。
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
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配合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召开，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提供考古依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又新发现了一些遗址，使遗址群内的遗址点增加到了135处。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以莫角山遗址作为良渚遗址群的一个中心来看待的话，那么莫角山距离南北两山的距离几乎是等距的，反思我们以前之所以将保护区的北界划定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而将南界定在莫角山南侧的良渚港，主要是我们的眼界局限于我们已经发现的遗址而做出的主观认定，而并没有站在山川水势的自然地理单元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对于河流来说，山是更为明确和可以把握的参照系。而且古人也必定以周边的山作为其选择居住地的一个依托，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遗址附近的山也应该是遗址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会议上我们正式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南界的问题，我们认为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应该以莫角山为中心向南扩展到大观山的山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南北两山脉为界的自然地理单元，这一完整地理单元的提出，得到了咨询专家们的肯定。因此新的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由原来界定的33.8平方公里，扩展到了40多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划到了南北两山的山脊线。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为遗址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作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制定了《良渚遗址5年考古工作规划与长期目标》，认真梳理了历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近期规划与远期目标，从而使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走向了有计划、有目标的有序发展阶段。
200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期间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参观了良渚遗址反山、瑶山出土玉器精品展，实地考察了莫角山、瑶山等遗址点。良渚遗址管委会张炳火主任拜访了张忠培先生等专家学者，向专家们汇报了近年来的遗址保护情况，并进行了交流。在与张炳火主任交谈及学术研讨会总结时，张忠培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山、瑶山的发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向。良渚文化玉器工艺无与伦比，在当时来说是最发达的，不仅是中国玉器的代表，而且体现着文化与文明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哪个地方的玉器都不能和良渚玉器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第二个就是良渚文化。在一系列重要考古报告发表后，良渚文化研究从现在开始可以说进入了个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要纳入到遗址保护中去。”张忠培先生对张炳火主任在良渚遗址保护中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两个人秉性投缘，所以从此也成为了好朋友。日后凡是张忠培先生来良渚，张炳火主任便一定作陪，大家戏称为老张先生和小张先生。
2006年为了安置遗址核心区的搬迁农户，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宽约45米，深约1米多，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当时我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乘4米的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所以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石头刚发现时，已经快到年底了，这一小片的石头开始几天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想着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而从石块以上的堆土看，是较纯的黄色黏土，中间也没有间歇的活动面，因此这3米多高的堆土应属于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而且我知道现在当地在修建河堤和水库大坝时，都用的是这种山坡上的黄色黏土，那么这条压在村子下的长条形的高地会不会是良渚人堆筑的苕溪大堤呢？这些问题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常常想得彻夜难眠。我们向当地民工打听，问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是否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有两个民工反映他们在打井时挖到过类似的石块，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盛大的工程啊。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当我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真是非常激动。于是向曹锦炎所长、省文物局的鲍贤伦局长、吴志强副局长等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在葡萄畈遗址发掘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了良渚管委会各位领导的支持帮助，张炳火主任、王寿昆局长、严和蒋卫东副局长等时常到工地看望我们，为我们排忧解难，大家也一起讨论对于遗迹现象的判断。2006年12月下旬，良渚管委会又调进来一位副主任吴立炜先生，对于日后的考古与保护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无私的帮助。良渚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工作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与这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
2007年元旦的前夜，我从工地上给张忠培先生打电话，汇报了我的发现和推断。1月份正好张先生要来浙江龙泉参加会议，所以答应我会后来看看。1月22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良渚葡萄畈的发掘现场。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并就良渚遗址申遗和良渚博物馆新馆陈列等工作向良渚管委会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张先生说：“中国历史上物质文化的杰作，第一是玉器，第二是青铜器，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国玉器的代表，在国内空前绝后，在世界独一无二。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浙江的角度，文化遗产都不能缺了良渚文化这一环。良渚遗址提出申遗目标比较早，在浙江所有提出申遗的项目中历史最悠久，应该排在省、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首位。”
对于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陈列问题，张先生指出，新馆陈列一是要把握好大的学术架构，任何文化在进入文明时都会有暴力、有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时血缘关系没有断，不是奴隶制，这与完全的压迫社会有所区别。良渚文化处于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即王权时代，王权与神权并立。展示良渚文化，不能回避良渚时期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纯粹以阶级社会来表现文明。良渚文化的特点是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工，如社会管理上王权与神权的分工，生产上石匠与玉匠的分工及手工业内部的细化分工，从而形成管理阶层，出现国家。二是要正确定位，不能就良渚论良渚，要把良渚文化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角度考虑展示问题，既从良渚反映中国历史，从中国反映世界历史，又从世界看中国历史，从中国看良渚文化。三是要把握好陈列方式，陈列要做到提高基础上的普及，这不仅要有研究，还要有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寓教育于欣赏中；展厅里不能光摆玉器，要实现主题下的器物灵活组合，使整个展览成为“有主题的好音乐”，避免刻板说教。
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
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根据前期发掘对土质和遗迹的认识，我们确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下一步钻探寻找相关遗迹的标准：（1）这一遗迹是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的；（2）黄土的底部铺垫石头；（3）黄土和石头遗迹以外是当时的沟壕水域分布区，上层为浅黄色粉沙质淤积层，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层，靠近遗迹边缘有良渚文化堆积。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遗迹分布，并在北部白原畈段做了4段探沟解剖。通过解剖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壕沟分布，壕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当时虽然还没能确认是否是城墙，但四千多年前这样大的工程也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
2007年6月4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关强司长和阎亚林处长途经杭州，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对于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鼓励。
6月9日，我们在继续钻探寻找中，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为我们探寻良渚古城的城墙，打开了一扇窗口。
6月19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听取了我们的调查和发掘汇报，张先生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在得知良渚遗址管委会拟通过租地方式加强这一遗迹的保护时，张忠培先生称赞说，租地是一个伟大的措施，有利于考古的深入和保护工作的实施。张忠培先生还指出，遗址保护既要立足保护工作，以保护为目的，同时也要考虑群众利益，实现双赢。
19日下午我陪同张先生一起到余姚参加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落成典礼。6月23日晚上，张先生又特意从宁波返回良渚，要在良渚住两天，再好好看看。6月24日上午，张先生给我出了几道题目，要我回答葡萄畈遗址下一步的发掘计划，以及今后怎样围绕莫角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下午在良渚管委会张炳火主任和吴立炜副主任的陪同下，我们在旅馆里开了个小型座谈会，我就先生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道难题，因为这一遗迹的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
张先生走后，我召集考古队开会，一方面做好葡萄畈与白原畈发掘现场的后续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地图，踏看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我认为如果是城墙的话，最有可能性的走向就是南面沿着凤山向东，而北面可能是对着雉山和前山的位置。于是我将考古队员们兵分两路，一组在莫角山南面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在莫角山北面沿着河池头对应雉山的位置向东寻找。
我们沿着6月9日在河池头钻探到石头的位置为线索，向东向西寻找，也向村里的老乡打听在挖井时是否挖到过石头，一位热心的村民说挖到过，还带我去看挖出的石头，我去看了果然和我们挖到的石头类似，所以更增加了信心。就这样一个孔，一个孔的钻，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接，到9月28日，我们最终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随即我们选择了两个位置解剖发掘，证实了钻探的结果。北墙终于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
从10月1日开始，我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目标，一是沿雉山一路向东北方向，按照与现在苕溪平行的位置寻找，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苕溪的大堤；二是沿着雉山向南钻探，把雉山设定为城墙的东北转角；三是沿着雉山东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钻探，把前山设定为城墙转角。第一条在雉山和现在苕溪大堤之间，来回寻找，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发现可疑目标。第二条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也未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石头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钻探也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吗？我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104国道之间的南北1000多米长的范围，直到10月17日，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有了目标，我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当确准无疑是东城墙后，我理直气壮地向考古队员们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有了东西北三面，南面的城墙位置就容易确定了。10月29日我们终于在何村东面的台地下面钻探到了石头，然后迅速向两端延伸，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
11月7日我与曹锦炎所长向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11月9日鲍局长考察了发掘现场，开始与我们筹划新闻会的事情。
2007年11月15日，张忠培先生到临平参加良渚博物馆新馆形式设计招标会，16日冒着小雨考察了发掘中的良渚古城的四面城墙。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有“百年谋略、十年设想、三年规划”，指出首先要搞清莫角山土台与现在发现的城圈以及土垣（塘山）遗址之间的关系。
11月26日邀请了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到良渚考察，严先生看了遗址发掘现场，并听取了工作汇报，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和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严先生说：“良渚文化对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影响很大，这与这个文化发达的高度有关，现在这个城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良渚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区域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有莫角山3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土台。现在良渚古城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个认识，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
11月29日，在良渚遗址管委会召开了新闻会，由浙江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作了新闻。良渚古城的发现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省内外领导，纷纷前来参观考察。
2008年3月20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邀请了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等20多位国内著名考古专家参加，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组织专家考察了良渚古城发掘现场，观摩了出土文物标本。专家们对于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良渚古城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6月在良渚成立了中华玉文化中心，张忠培先生应邀担任中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张忠培先生首先向与会人员简要回顾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命名、研究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良渚文化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深刻揭示它的文明内涵。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命名、良渚玉器研究及其对中国文明影响的思考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门槛，是同时期全国各地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良渚文化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果把良渚文化玉器比作一顶皇冠，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成就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四大物质载体彩陶、玉器、青铜、漆器中，玉器最为源远流长，在民族文化里底蕴最为深厚、生命力最为顽强。”
对于玉文化的演变，张忠培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即以玉比美阶段，可细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单纯的“比美”阶段和公元前4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比美”兼“示富、显贵”阶段；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王之玉”阶段，神权和王权并重，统治阶级的顶层同时掌握王权与神权；夏代至春秋的“以玉载礼”阶段，其中西周晚期以前处于玉器与青铜器并重作为礼器阶段，西周晚期到春秋青铜器逐渐占据主导，但仍保留“佩玉示礼”传统；春秋战国后的“以玉比德”阶段，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的民本思想。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及今后的玉文化研究工作，张忠培先生指出，一是既要研究玉器，又要研究玉器背后的文化；既要形而上，又要形而下；既要宏观，也要微观。二是要对玉器和玉器文化进行谱系研究。目前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这三大谱系的玉文化研究中，良渚文化走在了前列，但总体来说都还不够深入透彻。按照“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轨迹，从多元一体的角度对不同玉文化进行解构。三是做好玉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文章，不仅要研究玉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还要研究在文化力上发挥的作用；要把研究成果投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为建设新文化作贡献。
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六年来，在张忠培先生的领导下，继承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玉魂国魄”的指导思想，按照出成果，见实效的方针，扎扎实实的两年一个会、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本论文集，先后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红山文化玉器展”、“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和“夏代中国文明展”。对中华玉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8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确立了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
6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不间断考古勘探和发掘解剖。目前已经基本搞清了包括良渚古城在内的约10平方公里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探明了良渚古城城内外的水系分布与遗址格局，发现了穿过城墙的8座水城门和一座陆城门。对城内的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堆筑过程以及使用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利用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得了120平方公里的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配套的2000分之一矢量地图，为良渚遗址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资料。
初步建立了良渚遗址群的测量控制网，对遗址群以及更大范围进行统一布方编号，控制网覆盖面积约313平方公里。
2013年良渚遗址总统保护规划得到批准实施，良渚遗址的红线保护范围由原来的33.8平方公里，调整为42.4平方公里。余杭区正式提出了2016年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目前申遗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良渚古城所在的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住户已经在2013年年底前搬迁腾空。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这其中凝结了几代考古人的汗水和心血。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许多像张忠培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的关心和教诲，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帮助与牺牲奉献。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光环下，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辉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恩这所有的一切！
(一)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良渚人的主食，指主要食物，或基本食物，显然是——稻米。参考依据：①比其早一、二千年，且同一地域、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②在良渚文化区，发现众多存有稻谷、稻谷壳或印痕、植物蛋白石等的马家浜、崧泽及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如：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萧山蜀山、跨湖桥、嘉兴双桥、大坟及雀幕桥、海宁赞山、德清雷甸、杨墩及下高桥、安吉安乐窑、诸暨楼家桥、慈溪童家岙、宁波五星、八字桥、慈湖和妙山、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舟山白泉和马岙、吴县草鞋山、澄湖、越城、摇城、昆山少卿山、吴江龙南、江阴南楼、无锡锡山、施墩、马山门前山、仙蠡墩、丹徒磨盘墩、常州圩墩、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句容陈家头山、南京庙山、江浦龙山、海安青墩、青浦崧泽、松江汤庙村、上海马桥等处。几乎遍及全良渚文化区。③出土的稻谷，有些如钱山漾遗址都是成堆的，有谷粒和米粒，分布很广；有些如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已成炭化稻粒；但经鉴定均为稻，是人工栽培稻的早期形态。④吴县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处发现稻田遗迹，进一步印证人工栽培已广为展开。⑤嘉兴双桥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臼。杭州水田畈遗址等处出土了木杵。宁波慈湖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质研磨器等。表明已掌握了稻谷的加工技巧，稻谷脱壳主要使用杵臼舂捣(含以地为臼)，或研磨器研磨。⑥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炊具——陶釜，其中有些釜内还残存一些烧焦的“锅巴”；又，在余杭南湖遗址亦曾发现二只陶釜内有明显的“锅焦”遗迹；经辨认其成分是稻米¨，。⑦《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有古越人“饭稻羹鱼”之记述。以上种种事实，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良渚人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良渚人如何食用稻米?从现有知识看，基本上仍继承了“河姆渡人”的食用传统；既不像现代人那样焖干饭，又不是煮稀粥，而是“?粥而食”(2)。粥有厚薄之分，《礼记·檀弓下》孔疏云：“厚曰?，稀曰粥”。?，即糜粥，亦即稠粥，或可称之为“干粥烂饭”。这种习俗，后来连中原人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在保持着。如孔子先祖正考父，贵为三朝元老，由于当时口粮尚不宽裕，也是吃粥生活，有其鼎铭云“?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为证。又，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的甑，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等也出土了甑；余杭吴家埠遗址及余杭南湖等处出土了?，而?实为鼎和甑的组合体。加上钱山漾遗址等处发现夹砂陶鼎腹内加一周突棱，以便放置箅架之类用以蒸食之炊器。综此看来，当时还可能有了蒸饭或蒸食。陶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世纪(陈文华)。蒸，是我国独特的烹饪方法，也是谷物为主的粒食地区才特有的烹饪法。此外，当时还可能有“糗”或“糇”，即相当于炒米粉之类的干粮。考古虽尚未发现物证，不过这类粉体有机物质，几千年保存至今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奇迹。这种认识是鉴于：①“石燔法”是上古时代最先形成的原始烹饪方式之一。有《古史考》云：“加物于燧石之上而食之”及《太平御览》引《周书》云：“神农氏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等可供参考。此法烹得，即炒米是也。②宁波慈湖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石质或陶质研磨器以及杵臼等，可加工米粉。③当时社会需求。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多征战、多大型土木工程；如良渚文化的势力当时曾一度北上飞越长江，穿渡淮河，扩张到海岱地区，花厅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就是个表征；而土木工程，规模最典型最宏伟的代表作之一如余杭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即一例证。在这类战备、远行、野外劳作等情况下，糗、糇等干粮，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描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轻便易带，取食方便，经久不腐；比煮、蒸等烹饪方式显然优越多了，从而促成。良渚人的糗或糇除以稻米制作外，还可能采用其它材料，如豆、葛藤根等。附言，糗、糇在此是借用名称，当地当时如何称呼，尚无考。
这里，良渚人主食稻米是从总体而论的。良渚文化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盛产稻米，一直是水稻的主产区和高产区，甚至还可能就是稻作的起源地(4)。历史上，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谷“万石”，而越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卷二十《越语上》)，且一次就能还给吴国谷“万石”。这虽是后话，仍可资参考。然而，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对黎民而言，不一定都能全年享用不愁。笔者解放初期曾在这一带农村参加过“”，亲身体验到当时贫下中农在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要靠芋艿、荸荠、风干老菱等，甚至糠菜代以度日。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但生产力远比现今低下，类似的情况，当在历史演化的情理之中。
(二)
关于良渚人的副食：所谓副食，是与主食相对而言的，是套用了现代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恐怕未必有主、副食的概念，至少无明确严格的区分。现为叙述的方便，暂且借用，并分为荤、素两大类。
荤类，即肉类食物，是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脂肪与几丁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在获取肉食的资源中，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家养动物的比重在不断地攀升。有专家分析过：河姆渡遗址：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桐乡罗家角遗址：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常州圩墩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崧泽遗址：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福泉山遗址：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苏州龙南遗址(属良渚文化早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其良渚文化层，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5)。这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聚落定居与家畜饲养(6)。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处于的补充地位。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多达61种，分属34个种属，这在我国其他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可能还有四不像鹿。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其次是四不像、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7)。“从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许多陶器鱼骨狼籍，龟壳鳖甲遗物成堆，……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的遗骨为例，明显可分的龟类个体竟有1570余个”、“河姆渡人捕获最多的还是那些水生动物。在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就达19种之多，且数量惊人。……遗址中许多煮食的陶釜中都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其中有一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蚌壳更是成堆地发现，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许多鱼骨”(8)。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中，经鉴定，有：(1)狗；(2)家猪和野猪；(3)水牛；(4)貉；(5)亚洲象；(6)梅花鹿；(7)四不像鹿；(8)獐；(9)鲸(?)；(10)乌龟；(11)中华鳖；(12)鼋；㈦扬子鳄；仙雁；(15)鱼类，鱼类的遗骨是动物群中数量特别多的一类。大多数是保存在各个灰坑中，有的堆积厚度可达40-50公分，但采集较难，初步认定到属的有：鲤、鳢、青鱼、鲫；(16)软体动物，由于保存不佳，采集困难，未作鉴定。只有形态基本相同的蚌类一种(9)。到良渚文化时期，从各遗址采集到的动物遗骸看，情况仍基本相同，无大变化。“就目前所知，推测良渚文化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以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已较普遍。在良渚文化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遗骨和牙齿发现，即是其证”、“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像鹿、麋、獐、野猪、虎和象及各种鸟类等”(10)；另外，还包括采集的鸟蛋、蜂蜜等。另一方面，“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都早巳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是食物来源的补充。依考古发现得知，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10)。如余杭吴家埠遗址发现灰坑20个，第四文化层共14个，灰坑内除杂有较多的陶片外往往包含大量的兽骨、鱼骨、龟蚌甲壳等，尤以鱼骨为最(11)。良渚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并东邻著名海洋渔场——舟山嵊泗列岛，气候上属湿热的中亚热带；因而，水草茂盛，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有淡水鱼产，还有海洋渔业。故，越人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捕鱼、采贝、捉蟹等，广见于各类古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足”。渔猎用具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出现频仍。如吴江龙南遗址发现的近百件陶网坠及大量的渔猎用石、骨器和大量兽骨、鱼骨、螺、蛤、蚬壳、植物种子等(12)。此外，出土过石网坠或陶网坠的遗址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各处：如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水田畈、余杭文家山、余杭吴家埠、嘉兴双桥、湖州昆山、青浦金山坟、歙县新洲遗址等。由此可知，当时渔业时兴织麻网捕捞。此外，钱山漾遗址发现竹篾条编结的“倒梢”(13)；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l件竹篾编织物，出自t6井内，像鱼篓，呈三角形，编织很精细(14)；这些捕鱼的工具至今仍有些在袭用。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有鱼标、匕(15)。还有些遗址出土了骨镞、弹丸、骨锥、骨鱼叉、木矛、木船、木浆等渔猎工具。训练鸬鹚等生物捕捞业也已发展。又，余姚鲻山遗址曾发现成堆的鱼鳞，表明吃鱼前已懂得先刮去鱼鳞(16)。综上，显然鱼腥类水产食品在良渚人的饮食结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大众荤食的主要类型，是其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的基本来源；难怪《史记》等古籍中要以“饭稻羹鱼”来高度概括古越人的饮食习俗。这既是古吴越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对古吴越文化个性特征的精辟总结。现代医学证实：多食鱼类，有利健脑发智强身。
素类，即植物性食物，是摄取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与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除稻米外，“按目前所知，已有种植或采集的蔬菜、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还有可供食用的酸模、榆果、板栗、蓬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灰菜、羊蹄菜、梅子、桃子、桑椹、杏子、甜瓜、小瓠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17)。这方面，游修龄、俞为洁、林华东先生等已有较为周详的研究论述发表(18)，不再赘言。仅再着重重复、强调、兼带补充以下食物：芋、薯蓣(山药)、葛藤根、竹笋、蕨菜等地下根茎类植物；甜瓜、葫芦、桑椹等瓜果类植物；菰(茭白及菰米)、两角菱、莲藕、薏苡、芡实、芦苇的新芽等水生或湿生植物；野菜等食叶植物；食用菌等菌类植物；大豆、莲子等植物种子；在山区，还有橡子、榛子、松子、板栗、南酸枣、核桃、杏子、杨梅、桔柚等林木果品。总之，品种繁多。这些，不仅是当地历来的土产、盛产物品，而且直到近代甚至现今，仍是这一带惯用的民间食品。其中，芋，“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发现有野生芋的分布”、“周代与百越系统关系密切的东夷族的邗、莒就是以芋名国的(据《说文》，齐人称芋为莒)”(19)。菰，“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应是南方古越族首先利用和加以栽培的”(19)。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由于菰蕃衍繁盛，战国时就曾被命名为“菰城”，直到现在，仍是茭白的盛产地。菰，在我国古代曾跻位于“六谷”(称、黍、稷、梁、麦、?)之中。?即雕胡，亦即菰；据说我国江苏南京、苏州一带的郊外，现在还可以找到野生不结茭的菰(游修龄)。菱，野生二角菱自古以来在江浙一带就是重要分布区，在河姆渡、马家浜、钱山漾、青墩、龙南和草鞋山等遗址都曾先后出土。可鲜食亦可熟食，还可晒干贮藏一段时间；现今，嘉兴一带的南湖菱仍蜚声市场。薏苡，又名薏仁米，《诗经》上称之为：苤莒；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就有薏苡。莲藕，通常认为原产于印度，然而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在其第四文化层就发现莲属花粉化石遗存；又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曾出土二枚古莲子在烧火台上，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另外，芡实、芦苇等，也都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踪迹。竹笋，江浙一带是竹的故乡之一，历来盛产早笋、毛笋、笋干、罐装笋片或笋块。居民有喜食笋的习俗。桃，南方水蜜桃类就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已分布在江浙沪地区的野生桃。至于桔柚，《述异记》曰：“越多桔柚园。越人岁出橘税”。(尚书·禹贡·扬州》云：“厥包桔柚，锡贡”。可能是这个地区桔柚栽培的较早记载，并在当时，曾作为高贵珍希贡品，奉献至中原。这里的“扬州”，泛指淮水以南广大地区，包括良渚文化区在内；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有考古遗存。
当时，可能仍属于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淮南子》)晚期之际，因而，除上述植物外，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实践与交流，不断有能食用的植物被发现被筛选，从而拓展素食的品类。只是我们尚不知晓。如，半坡遗址发现有白菜或芥菜，良渚遗址是否也有这类叶菜?
至于以上素食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采集得来的?除稻米外，尚难判定。可能多数是采集的，但有稻米的栽培经验，不排除也有部分其它植物产品开始人工栽培。如，芋；“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人们最先将灌溉技术应用于作物的，不是水稻而是芋。古代亚洲种稻的梯田可能起源于种芋的梯田”(游修龄)，如确证的话，至少芋、或许还包括菰、菱、竹笋等，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了。
由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采集方便，供应充足，所以良渚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另一方面，当时既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在肉食与素食的消费比重上，人群间不平衡。肉食，相对难得、珍贵，分配难免就有倾向性；除少数高阶层人物外；黎民大众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因地制宜，素食当家，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水生或湿生植物、地下根茎植物食品为多，以充主食。
总体看，当时良渚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物产丰富，食物充足；从而，社会方有条件供养大量巫师、贵族、工匠，仍至战士等脱产人员，成为孕育文明的良渚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柱。
良渚人的主食与副食如何烹饪?尚难知其详。推断：总体上，一方面，那时既然未必有主、副食的界定或区分，自然是饭菜不分，将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大杂烩”式的一釜熟。宝鸡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内就盛有鸡、鱼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物质胶胶混杂在一起的事迹等，就是个参考例证。也可能，按现在的概念判，是煮一釜“菜”，以菜当饭；如上述河姆渡遗址等处显示的：熬一釜鱼或龟鳖或蚌蛤或鱼鳖蚌多珍鲜汤之类，就食。另一方面，仍保留些直接烧烤兽肉炊食的事例，如在桐乡县普安桥遗址，就发现局部被烧烤的地面及烧烤成灰白色的碎兽骨等。再一方面，晚期，或许，始行饭菜分炊，使成先秦所谓的“?”，(楚辞·九思·伤?肌罚骸?蓟旎熨饨皆堋保?lt;说文·食部》：“?，以羹浇饭也”；类似现今的“盖浇饭”。实际上，这还是分炊合食。这是因为，当时的烹饪手段，限于陶器皿，主要是：煮、蒸、烤三种；其中烧烤出现最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采用；煮及蒸是在原始农耕开始后方发展起来的；三者之中，以煮食为主，蒸次之，而烤在良渚时期可能已较少实施。至于，炒，却是有了铁器后才出现的事。自然，不排除当时少数上层人士，追求享受，发展烹饪技术，尝试性实行饭菜分炊分食，以菜佐饭，以菜佐酒等的可能。另外，综观良渚文化时期的各类炊器，大多加盖使用，这种举措，既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且能保存食物本来的香味，又卫生。
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三)
良渚人，用火熟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良渚人饮食时是使用怎么样的炊具和食具等的呢?
当时，尚无金属，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占据主角。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笔者试统计了13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之种类与数量，列表明示，以求探讨其某种趋势。
部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生活陶器器型与数量统计表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接续上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F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良渚人的进食方式，是直接用手?还是间接用具助食?用具的话，具是什么?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啤保?闯?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k”)、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丁??械囊残醋鳌?k’。《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k，其无菜者不用?k’(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k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其它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而“用手吃饭的方式，在中原很可能结束于战国晚期”(28)。
综上所述，良渚人进食方式：用匙——竹匙、木匙，间有骨匙；用“?k”——竹质、木质兼有树枝柴棍骨棒之类；同时，仍间或还使用手抓食。
(四)
良渚人饮食中是否已有酒?迹象表明，应是肯定的。①陈文华先生论析：“河姆渡遗址附近，至今还生产大量杨梅。熟透了的杨梅略经堆积，便会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只要稍加处理，就成为一种美味的果酒。……河姆渡第三期曾出土陶?。而陶?一般也被考古界认为是种酒具，表明河姆渡人也会酿酒。……另一类是用米饭酿酒。如河姆渡人已经用陶甑蒸饭，米饭如果没吃完，放久了受到酵母菌的感染，就会自然酿成酒”(29)。顺理成章，后继的良渚文化只会进一步发展，更上一层楼。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酒器，如蚕、?F等，尤其是余杭吴家埠遗址、良渚庙前遗址和萧山蜀山遗址等处出土的过滤器等，反映了当时良渚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③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二期的灰土中淘洗出红蓼遗存。红蓼，有许多别称或俗称，如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透露了此草与酿酒的关系。结合良渚文化所出土过滤器、大量杯、?、?等水酒器及稻作的发展程度看，良渚人采用红蓼用于酿酒已很有可能(30)。④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墓葬中，1979年，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31)。大汶口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大致同期，其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有些重合，考古证明，两种文化间有过交往与相互影响；以前，一度曾被认为二者可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因此，大汶口的成套酿酒器具等，对良渚文化而言，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尚未被发现罢；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大汶口的酒具本源于或传自于马家浜、良渚文化!上述的花厅遗址事例就可能是潜线索。⑤巫觋法事、战争打斗及婚丧喜庆等的需要。
(五)
关于食盐。人，生理上需要盐；缺盐将影响健康、体力与发育。同时在烹饪中也是必备的调味品。需求量不多，但不可或缺。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共性。野生动物到时自会本能地去觅寻，吮吸或舔食。正所谓：盐为“食肴之将”、“生民喉命”，人人仰给。良渚人生活在沿海，得天独厚。取得食盐应是十分便捷的事。《说文解字》云：“古者宿沙初煮海盐”。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原杭县下沙一带，解放初还被称为盐区。盐，易溶；特别是长期处在潮湿的土壤中，受水作用，极易淋溶消失无踪。因此，在考古上至今未能发现良渚人制盐及食盐的物证。但，能肯定他们是有过作为的。而且，推测良渚人不单自产自用，还很可能会从事些运销或交换，并从中谋利营生。因为同时代的内陆人也需要盐，有需求作内在推动力。例如至少江西及湖南、皖南的部分地方，历来就是依靠“浙盐”生活的。以上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常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有种种迹象显示，如：余杭横山遗址曾出土石斧(钺)132把之多(32)；瓶窑汇观山4号墓随葬的石斧(钺)就有48把；且均未开刃，显非实用器。有人分析，这些石斧(钺)，不是生产工具，而是“货币”，是象征财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越国以斧斤为货币，其渊源可能即在于此。又如：余杭反山遗址出现了大量随葬玉璧的墓葬，其中m23出土玉璧54件，m20出土42件，m14出土26件；这些“良渚文化玉璧还是死者生前的财富、身分和地位的标志”(33)。在原始社会，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途径聚集的呢?支持这种联想或推理有下列参考事实：①近期长江三峡考古，在忠县、开县、云阳、巫溪县和巴东县等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盐栈道，揭示古代的巴人用盐将捕获到的鱼腌制晾干后，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等，这一本万利的食盐贸易，使巴人不纺织却有衣穿，不耕作却有粮吃，过着“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般的世外桃源生活(34)。②上古时代，青海一带的“原始羌人，居住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其四周诸河的上源部分，大都仰给于它。羌人逐渐能够用自己驯养成功的牲畜运盐到那些乏盐地面去兑换土产来丰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就是导引其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35)。③山西解州盐泽，即今运城市的盐池，上古时被誉为“国宝”，曾是蚩尤部落居地，蚩尤因此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36)。当时，环绕此宝，几番大动干戈，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④汉武帝时强行实施“盐铁官营”，结果，增强了当时国家财政实力，促进了国家巩固一统。故，素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不但能给封建统治者带来丰厚的赋税；而且也可以给商人带来高额的利润；故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等等。以上事例，充分反映盐在远古时代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意义。虽然，还没有依据说上述石斧、玉璧类财富的聚集与盐的贸易有直接关联；然而，前提相同，历史类似，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在良渚人中产生?值得关注，应该探讨。受此启发，或许还可以对良渚文化时期所以能豢养大量脱产人员，包括凿玉匠在内的大量各类工徒、众多军队战士等；所以有能耐能北上逐鹿中原；所以有实力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土筑金字塔式的余杭莫角山台城宫殿群遗址及绵延近5公里以上的塘山土垣等大工程；所以能开拓文明曙光；以及近期发现的钱塘江南岸——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族源之谜等；提供创新的补充论据和探讨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997年第3期第250～254页。至于余杭南湖遗址陶釜内存有“锅焦”，是杭州市余杭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馆员沈德祥先生亲自考察所得，并相告。
(2)王尚尊：“河姆渡人如何食用稻米”，《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292页。
(3)综合：①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②徐坚：“花厅墓地浅析”，③栾丰实：“花厅墓地初沦”，以上三文分别原刊发于《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1997年第3期、1992年第1期；现摘自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相关论述》(内刊)，第884～890页、569～578页、366～374页。
(4)程世华：“中国稻作源起与先越部族”，《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第9～18页。
(5)袁靖：“沦中国新石器?即?用窕袢∪馐匙试吹姆绞健保?犊脊叛Пā?999年第l期。转摘自《良渚学文柒——相关论述二》(内刊)第678～696页。
(6)程世华：“良渚文化的原始农业及其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1～9页。
(7)(16)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第250～254。
(8)周新华：《稻米部族——河姆渡考古》，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5～49、77～80页。
(9)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辑》第43～53页。
(10)(17)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42页。
(1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龙南遗址考古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龙南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0页。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5)《巾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
(18)见：①游修龄：“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试析”，《良渚文化论坛·二》，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47～160页。②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有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③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之二”，《良渚文化论坛·二》。2002年9月版，第129～142页。
(19)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75～279页、第2期第351～360页。
(20)同注(1o)，第133～196页。
(21)表中的资料来源，均采集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中的相关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第247～250页。
(23)黄渭金：“浅析河姆渡骨匕的用途”，《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第64～66页。
(24)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12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6)赵荣光：“箸与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第225～235页。
(27)邢湘臣：“筷子史话”，《农业考古》，1977年第1期第236～240页。
(28)胡志祥：“先秦主食烹煮方法探讨”，《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14～218页。
(29)陈文华：“新石器?即??澄幕?拿妊俊保?杜┮悼脊拧罚?999 年第1期第210～218页。
(30)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
(31)《文物天地》编辑部：“考占发现的酒”，《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第30页。
(32)《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54页。
(33)同注(10)，第413页。
(34)参见：①、朱萍：“难得契机——破解巴人之谜”，《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6期第87～93页。②陈秀、李宏松：“山崖上的创造——大宁河古栈道及大宁盐泉遗址”，《文物天地》三峡文物大抢救 重庆篇，2003年第6期第32～37页。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鸟文玉石器；区域性研究
新石器时期各区域文化中共出土鸟纹玉石器73件，分别发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雕龙碑遗址、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中。其中辽河流域发现鸟文玉石器22件，长江下游发现鸟文玉石器47件，黄河下游发现鸟文玉石器4件。尤以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数量最多。各区域文化中玉质动物形象不仅出现鸟形纹饰，另外还有兽形纹饰、龙形纹饰、猪头形纹饰等等同时共出。经过总结，其他动物形纹饰玉器共有104件，鸟文玉石器所占比例为2/5。这在新石器时代众多动物形纹饰玉器中占有比较大份额。
根据考古类型学原理将纹饰按照其雕刻方法和表现形式来分，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写实鸟文玉石器，第二种为抽象型鸟文玉石器，第三种为装饰型鸟文玉石器，第四种为组合型鸟文玉石器。
1.写实型鸟文玉石器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写实型鸟纹器主要是指以圆雕作为雕刻手法，辅有镂空透雕的雕刻手法，雕刻出有真实鸟类形象。
红山文化中出土有10件写实型鸟文玉石器，良渚文化中有8件，石家河文化中发现7件。红山文化中多以鸮类为主题，造型凶猛。有渔猎民族的遗风，佩戴时有祈求渔猎丰收之意。
良渚文化以展翅飞鸟为主题，皆为小鸟状，线条柔和，形态饱满，雕刻细致，仅表现出鸟形用于佩戴。写实形鸟文玉石器皆是以单一鸟形出现，器体较小，做展翅状，尖喙，平头扇形尾，背面有对钻隧孔，有一件特殊的立鸟，下部因断裂而不知其具体为何物的端饰，其器体较小，眼部钻孔，尖喙，平头扇形尾，具有明显的鸟形特征。
石家河文化鸟纹趋于复杂，线条增加，纹饰以鹰类为主题，凤纹则与孔雀相似，都可看作为写实鸟纹器。
2.抽象型鸟文玉石器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抽象型鸟文玉石器主要是指圆雕为雕刻手法，雕刻出象征性的鸟纹形象，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鸟，但又不那么完整具体。
红山文化中有7件，后洼遗址中出现4件，占很大比例。有学者就认为后洼遗址出土的鸟形纹饰饰件是后洼遗址居住民的“图腾护身符”①。雕龙碑遗址出土1件，残器，无法看出去实用功能。凌家滩文化中出现2件，皆以玉璜的形式出现，从端口的凹槽可以看出出现鸟头的半截玉璜还有另外一半，可以组成完整的半环形。其装饰性能大于实用性能，更不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三里河遗址出现4件，器身皆由钻孔，小巧精致，便于携带，鸟嘴尖喙，或可作为实用工具中的觿或者刀。
3.装饰型鸟文玉石器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装饰性鸟文玉石器主要是指以线刻为雕刻手法，雕刻出鸟羽或者鸟爪的鸟纹形象，成为主题纹饰的一部分。
主要是指良渚文化中的神面纹，在良渚文化中共发现25件，无一例外是作为神面纹的一部分，或是头冠，或是足。多刻绘于大型礼器如琮、钺、璜和三叉器等上。这时，鸟纹只是作为辅纹饰出现，在兽面纹的部分纹饰中刻绘出羽冠和弯爪。神面纹两侧的形象皆以鸟尖喙为头部，重圈纹作为身表现鸟形。这些装饰性鸟纹皆发现于墓葬中琮、钺、冠形器等大型器物上，是随葬品中必定出现的纹饰，有学者认为拥有这种纹饰的玉琮是可以与神交流的介质，“掌握了玉琮，就掌握了祀神权”②。
4．组合型鸟文玉石器的区域性比较研究
组合型鸟文玉石器主要是指以圆雕为主的雕刻手法，结合人形或兽形，共同组成的玉器造型。
红山文化出土1件，与人脸相组合，人面部狰狞，面部背部雕琢鸟形，出土于地层中，或许为祭祀所用。凌家滩遗址出土1件，整体呈展翅鹰形，翅膀出雕出兽形，并由钻孔，加之中心的星状纹饰，让人想到祭祀时悬挂的神器。赵陵山遗址出土1件，与蹲坐人形相结合，人形用手托起小鸟，如同敬献神物。这种组合型器很少出现，却以同人形结合为多，其使用方法必定跟人类的大型活动有关。
结论
新石器时代鸟文玉石器主要发现在东北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凌家滩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三种文化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各自发展，形成相似但不同的文化特征，从鸟纹玉石器上来讲，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代表各自不同的内含。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新石器时代所发现的鸟文玉石器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以写实鸟形器为主，器物的鸟形纹饰特征主要由四方面组成即羽翅，尖喙，钩爪，平头扇形尾。文中列举出土的鸟文玉石器皆具有其中一个或多个特征。以鸟羽作为兽面纹中的装饰性纹饰，作为族群宗教崇拜的一种装饰形纹饰，只见于良渚地区这一特定的文化范围内。
2.新石器时代鸟文玉石器的纹饰造型多具有地方特色，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鸟文玉石器多为猛禽，与当地特有的鸮这一物种生物特征相结合展现出来。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鸟形纹饰多作为整体兽面纹的配饰出现在众多大型礼器上，而单独的鸟形玉器从数量和纹饰的复杂精细程度都不及在礼器上所表现的精美细致。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和雕龙碑文化作为过渡地带的文化代表，所呈现的鸟形纹饰均以组合型和抽象型纹饰出现，鸟形纹饰作为整体纹饰的一部分被赋予特有的内涵，既能看出鸟类特征，又与整体器形相互关联。
鸟纹玉石器在新石器中晚期大量出现，表示人们对于鸟形纹有了不同的认识，成为一种生活中常见的，墓葬中经常陪葬的物件，可以看出鸟文玉石器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宋兆麟：后洼遗址雕塑品中的巫术寓意[J]，文物，198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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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桐方新地里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5,（11）.
切割技术
史前玉器的切割分为柔性的线切割和硬性的片切割。红山文化中大体量玉器的片切割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牛河梁玉凤（N16M4：1）长、宽分别为20.43厘米、12.71厘米，牛河梁勾云形器（N221M27：7）高9.8厘米、宽28.6厘米、厚仅0.5厘米，说明当时的片切割技术已经基本可以制作大体量的玉器。良渚文化的片切割技术主要用于制作管、锥形器等条状玉器，也用于如管状梳背等下方扁榫的制作，浅浮雕的神面像中的减地实际上也是利用多次的片切割而成，如同治印的阳文，这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上的打洼技术如出一辙。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良渚玉器的大体量的切割往往用的是柔性的线切割，基本不见片切割技术，哪怕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复式节高琮，如博物院清宫旧藏47.2厘米高的玉琮，器表留下的还是线切割痕迹。这种工艺上的不同或许受到了片切割工具的制约，也可能是玉材的致密度不同导致了不同的选择结果。夏时期玉器的片切割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切割的体量远远加大，切割的厚度大大趋薄。这一时期已经可以获取长度超过50厘米的玉大刀，如延安芦山峁出土的两端雕琢有侧面神祖扉棱的七孔大刀，长达54厘米。1963年刘敦愿先生在两城镇采集的“穿孔扁片大型铲”，长度也达48.7厘米，两面均留有纵向的片切割痕迹（图一）。甘青、陕北地区这一时期运用片切割技术的大体量玉器，除了玉大刀，还有牙璋、环璧以及（联）璜环璧。齐家文化的大玉璧，外径超过30厘米的并不罕见。约当商晚西周早期的三星堆古国K1出土的长162厘米、宽22-22.5厘米的大璋（K1：81、97），就不是偶然了。当然，这么大体量玉料的获取，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籽料”、体形较小的“山流水”等玉料来源，显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直线型的片切割技术，有别于波浪形起伏或者月牙形凹洼的线切割，不但在耗材上有优势，而且还可以获取平直、扁薄的效果。夏时期扁平状玉器刀、璧、璋、钺和铲，以及其他一些片状玉器，甚至可以切割到厚仅2毫米左右。《神木新华》报告描述为“薄片状”，如玉刀（新华99K1：12），厚仅0.2厘米；另一玉刀（新华99K1：21），厚0.22厘米；玉璋（新华99K1：8）厚0.2-0.3厘米。从玉琮上切割下来的玉铲（玉钺）（神木99K1：10），厚也仅0.25厘米（图二）。博物院邓淑先生转告笔者，闻广先生曾对这一时期的玉器进行切片显微观察，确认那些以单晶很细小的雏晶紧密排列堆积而成的闪玉，是可以用片切割开出大而薄的片状物的，而良渚文化玉器主要用的是斑杂结构明显的玉料，如要切薄片就很容易崩裂。倘若如此，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了。
这一时期的线切割技术主要用在造型和纹样的雕琢上，复杂的多层次的弧线神兽冠冕造型以及镂孔纹样沿用了新石器时代的线锼工艺，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M14龙形佩、凤形佩的外廓有着复杂的弧线，在线切割技术的掌控上更加精益求精（图三）。
管钻技术
管钻技术也延续了新石器时代琢玉的传统。关于管钻机械装置，虽然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根据澳门黑沙的发现提出并复原了复杂的辘轳轴承机械，但是制陶快轮技术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超越360度的高速圆周旋转运动肯定需要轴承，但是否广泛运用于玉器的钻孔和圆柱形体的成形，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石钻芯面上往往留有同心圆的旋痕，如反山一件直径达10.6厘米的玉璧形器（M20：5），使用管钻技术成形，一面尚留有多道的同心圆旋痕。无独有偶，青海喇家遗址一件长达7.9厘米的管钻玉芯的上端，也有从中心向外旋转加工的凹槽（旋痕），这些槽痕向外逐渐变细（图四），这一特征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石钻芯完全一致。
镶嵌技术
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复杂的镶嵌黏贴工艺，反山、瑶山显贵大墓中有不少陶胎嵌玉漆器，如觚形杯、翘流等模拟实用器，也有类似太阳盘之类的祭祀器，如反山陶胎嵌玉太阳盘（M12：68），直径约28厘米，中间为圆形镶嵌玉片，四周再有序地等分镶嵌多层次的光芒状玉粒（组），是新石器时代镶嵌玉器的精品。
这一时期的镶嵌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甘青到陕北晋南，绿松石黏贴成为时尚。青海海南宗日M322墓主左手腕出土了黏贴绿松石的骨饰（臂穿），山西临汾下靳M76墓主右手腕也佩戴了黏贴绿松石腕饰，只是后者黏贴的载体可能是有机质的皮革或木材（图五、图六）。我们还可以发现齐家文化时期陶器圈足上绿松石片的黏贴，说明当时黏合剂已有相当的强度和牢固度。这一时期镶嵌工艺的最大成是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M202出土的冠饰，除了冠饰本身兽面眼部位上留有的圆形镶嵌绿松石，野外出土时旁侧还有980多件的绿松石薄片。山东大学王青教授曾提出这些绿松石薄片可能是这一冠饰上的镶嵌物，认为冠饰表面细浅的工字形、丁字形、凸字形刻划并非装饰之用，而是镶嵌程序中的记号，可起到固定镶嵌物的作用，预测不久的将来，类似朱封M202的大墓中还会陆续出土与这一神像形状相似的实物。早年山西黎城后庄广志山山腰上采集有一件雕琢侧面神祖头像的玉钺，有学者进而也推测神祖的刻纹可能也是为了黏贴绿松石片而事先刻绘的纹样。所以，二里头嵌绿松石铜牌（81YL v M4：5）和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02VM3）的镶嵌工艺不会是空穴来风，只是后者除了单纯的与器形和图像结合的镶嵌之外，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全器绿松石片达2000余片，龙首部位的器官镶嵌还用青白玉和绿松石的组合，在材料和色泽上更上了一层楼（图七）。
这一时期的一些玉刀上有不作为捆系缚扎的圆孔，除了器件本身改制的原因，可以确认有些孔是有意而为。山东五莲丹土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多孔玉钺，多出的孔或由圆形的绿松石嵌补。陶寺一件玉钺（M3168：10）的三个散孔也均进行了嵌补（图八）。刀类器件上的多余孔是薛家岗文化的多孔刀的重要特点，凌家滩和良渚文化时期的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地点也发现了玉钺多孔的嵌补，都应该具有特别的含义。
改制是这一时期玉器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同类器件的改制，玉刀、玉钺、玉铲等扁薄状玉器尤多。还有从它器上切割下来进行的改制，新华一件玉铲（99K1：10）的原件即为琮，各地馆藏的标本有很多。有研究者认为是因为当地玉料的匮乏，不得已才改制旧器。这一时期改制的原因并非那么简单，与历史时期对于旧器的改制利用有别，器件的改制实际上是一种分割，也是重新延伸和拓展原件的功能，否则改制中为什么刀钺类的数量占绝对的大宗呢？除了切割技术上的原因，应该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就有琮的分割，日本金泽大学中村慎一教授提出这类分割反映了当时各集群聚落之间政治上的分配，或许可以对这一时期玉器改制和重新利用所反映的背后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邓淑先生形容夏时期的玉文化是“万邦玉帛”，也是这一时期传承、融会和发展的体现，除了良渚文化的琮、璧、钺，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和海岱龙山文化的牙璧等，这一时期新发展和新出现了联璜环璧、凸领环璧、大刀、牙璋、戈、圭等器件，还对新石器时代的琮进行了重新改造。牙璋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标志，虽然关于牙璋起源地的讨论还未达成共识，但是牙璋为二里头夏文化的重要玉器是不争的事实，如二里头两件牙璋（YL V M3：4、5），体形分别长达54厘米、48.1厘米，两侧阑上分别雕琢了龙形象的扉棱（图九）。邓聪先生对牙璋的含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不仅是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一种物质标志，牙璋的扩散还很可能是国家政治模式的复制和政治理念上的扩张。
神祖形象和龙形象
除了器类和造型，这一时期玉器的纹样除了鹰形象玉雕，可以归纳为两个主题：神祖形象和龙形象。
邓淑先生冠名的“神祖面纹”见于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刻纹多采用减地阳文的形式。二里头柄形器（K4：1），被称之为兽面纹的阔嘴、枣形眼、直管鼻形象也就是神祖，结合柄形器末端的兽头，这一玉件与美国史密森美国艺术馆收藏的柄形器纹样极为接近。这样看来，肖家屋脊W6出土的5件“玉虎头像”中或许有一件甚至多件可能与同一地点出土的人头像（W6：32）配伍，其中必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发掘品出土（图十）。
与神祖面纹结合的神兽冠冕共同见于石家河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出土了多件，单独成件，也有可能就安插在神祖头像上。日照两城镇玉圭上还有这一冠冕的线绘刻纹，考虑到朱封M202冠饰是这类神兽冠冕的豪华版，以及神兽冠冕的旋目大眼在东部地区有着一定的传统渊源，很可能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是神兽冠冕的主要起源地。集结了各地高精尖精神领域产品玉钺、玉圭等的陶寺ⅡM22大墓，出土了与石家河玉器一模一样的神兽冠冕一对，其中一件为减地阳文，另一件为阴刻，发掘者何驽先生认为还具有阴阳的立意（图十一）。
与神兽冠冕相关的是顶部的介字形冠。介字形冠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以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面像最为典型，这一时期的介字形冠冕形象成为玉器上的特别符号。我们知道牙璧是旋转着的动态璧的体现，除了牙部位的鸟形象，还有介字形冠冕的雕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的牙璧，整体的扉牙为介字形冠，三牙中的一牙为单独的介字形冠，另两牙为同一方向的雕琢有介字形冠的凸起，尾端部位有刻意的切割，呈鸟的翼形（图十二）。至于玉钺等两侧边的扉棱，则更为具象，二里头Ⅵ区出土了两侧有扉棱的玉钺2件，这类扉棱实际上是以中间的大凹缺间隔为中心，向两侧对称展开，是介字形冠的发展形式（图十三）。
龙形象在这一时期已经非常成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和绿松石镶嵌的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中，龙除了龙首之外，还有更为完整的实体形象。“龙”应该是二里头文化的主题图像，绿松石镶嵌龙是实体龙，镶嵌绿松石的龙铜牌是龙首形象的写照，牙璋阑上的侧面神兽是龙形象的侧面定格，陶器上的龙纹样是龙形象的线绘摹画。后来商代又完全传承了这一图像形式。
这两个图像母题，牙璋体现得最为典型，牙璋阑的扉棱分为介字形冠和神兽龙两类，神木石峁早先采集的牙璋中，神兽头顶就直接雕琢了介字形冠的形式。
结语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砣机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01-03
一
红山文化玉器古玉属于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或透闪石，硬度较大，在当时没有如现在一样的高硬度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加工如此坚硬的石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加工玉器的主要手段是碾玉，即将金刚石放在旋转的砣上，利用摩擦力使其成型，然后琢磨，尔后才可成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玉器的制作过程中，碾磨和琢磨是不可缺少的制作过程。所谓碾磨又叫“光亮”、“抛光”，是用紫胶、木、葫芦、牛皮及铜制的链子，磨玉器的粗糙部位，使其平整。并通过应用氧化烙等一些化学粉剂原料作介质，使玉器显露出光洁、温润和晶莹的质地。琢磨也是加工玉器的重要手段。因为玉石特别坚硬，必须用铁制圆盘――砣为工具，以水和金刚砂为介质，经过铡、冲、压、勾等工艺一点一点地琢磨而成。制玉工艺品最早是源自石工艺之中的，并且承袭了磨制石器工艺，是随着玉、石的分化逐步演化而来的，但是应晚于玉石的分化，如果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期人们选择石料开始的话，那么制玉工艺与炻器工艺分化就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炻器开始。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工艺主要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磨制工艺，是把炻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炻器的制作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进步。”①磨制石器工艺过程：（1）切割。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切断。（2）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水磨，磨光滑。（3）钻孔。用石钻、骨锥、木杆或竹管加沙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可见，磨制石器工艺是通过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已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被早期制玉工艺沿袭下来，在这一时期玉石分化也已经完成。制玉与制石工艺虽已开始分化，但并未完全脱离，这很可能是由于石玉匠还同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的缘故。红山文化有大量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玉器制作步骤主要包括：（1）切割成材。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作玉器的过程中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使器物大致具备要加工的形状，经过切割后形成玉材，形状已基本规则整齐。（2）打磨加工。红山文化先民们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一般不直接利用切割成材的玉料，而是将玉料进行近一步加工，使边缘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把平面加工出弧度。（3）钻孔。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管钻孔技术，并且在钻孔后还要对孔边缘锋利的楞进行打磨和处理，使钻的孔既规整又达到圆润光滑的效果。（4）施加文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有文饰，对玉器施加文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刻线和研磨。刻线一般用来表现动物的头部和鸟的羽翼。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玉器表面磨出一种很浅的瓦沟状文饰。这种纹饰主要用于对较薄片状的玉器如勾云形玉佩、玉璧饰等进行装饰。由于瓦沟状纹具有深线起伏随形体而变化及瓦沟的深线、宽度匀称的特点，并且它能随着光线照射度的变化和器物的摆动时隐时现，所以更宜表现玉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在制作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既抛光工艺。如前所述，磨制玉器大多都会运用抛光工艺，使玉器表面比炻器细腻整洁。制玉工艺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是由于制玉工具砣机的出现，这一新式工具的诞生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二
红山玉器的制作工具主要是砣机。砣机即磨玉机，明代人称之为“琢玉机”，清朝时被称作是“水凳”。在玉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琢玉的工具砣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制玉工具中最重要的得力工具，这一工具将制玉工艺推向琢磨玉器的崭新阶段，它标志着制玉工艺彻底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中以砣成形的有勾云形器、扉楞、孔、刃状边、勾形饰。如玉龙，高26厘米，断面直径2.3至2.9厘米，板材30×28×2，其底面积840平方厘米，厚2厘米。②“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这些只有用陀机才能做到。砣机是在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这是我国玉器史上长期争论并且很难统一的一个问题。如国内赵汝珍认为砣矶发明于原始社会：“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制玉亦见精良，改用陀磨而不全用手工艺矣。”③夏商周时期出现青铜砣机，是一种跪式结构，高约30至50厘米，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拖玉琢磨，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机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制造出铁制砣机，并出现了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由几人共同操作完成磨玉工作。铁制砣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人操作的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出现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碾子”。唐宋时期人们以“碾”训“砣”，借用碾子旋转来象征砣机琢玉，这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④这是对明代玉机的记载。到清代，砣机被称为“水凳”。李澄渊1891年（光绪17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玉作图说》是较完善的关于砣机的图像资料。⑤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经现场调查作了写生，每图都辅以文字说明，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一一注明。从中可见清代玉工如何操作水凳。这种碾机是经历代玉匠改进而得的，是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被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高凳或水凳）。现代的砣机有两种：一种为电动砣机，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所以又称为沙砣，转速10～5000转每分钟；⑥另一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转速达3000至20000转每分钟。⑦现代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效率更高。故此，砣机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玉器更生动精美，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制作工艺。（1）玉龙。龙被称作是中国人的图腾，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玉龙最早发现于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蒙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这块玉龙是用一整块碧绿色铀岩玉圆雕而成，兼有乳白色玫瑰纹，细部采用圆雕、线圆雕手法表现，锻断面成扁圆形。其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嘴紧闭，鼻端平齐，上沿起锐利的棱线，一对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前眼角圆而起楞，眼尾细长上挑，额及颚底皆刻有细密的棱形网状纹，颈脊起长鬃，长约20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呈扁平薄片状弯曲上卷披向后背，两侧磨出不明显的线凹槽，龙尾向内弯曲，末端圆尖，背部一对圆孔。（2）兽面纹玉佩和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用较薄的长方形片状玉制作，有镂空出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等，下部有3-7个獠牙，尖锐犀利，兽眼狰狞，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砣具。勾云玉佩用对磨镂空的方法，塑造出弯卷的沟角，镂空部位两侧形成宽缓斜坡，镂空以外的部位沿着轮廓的走向打磨出宽缓的线凹槽，这些斜坡和凹槽能折射不同角度的光，并呈层次感、立体感，造型优美流畅。（3）马蹄形玉箍。其形似马蹄，因器内中空呈箍状而得名。这类玉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其雕琢十分费工夫，原始先民在雕琢这种器物是采用了线锯搜空（即以钻杆在器物边缘钻一小孔，穿入绳线，加入适当的水和研磨料往复穿梭进行切割的方法）、掏膛取芯的方法使之出现弧线形琢磨痕迹。在古代尚未出现金属丝线时，即能依靠竹木纤维或兽皮藤条制成一件玉雕，着实需要费一番心血。（4）玉璧。绝大多数为长圆形，玉璧边缘处呈刃状，截面近似于菱形，上侧中央常钻有两个小孔作穿系用。红山玉璧还有双联璧和三联璧，做法是在一个上小下大的长圆状玉片上分别琢磨出两个或三个由小到大的圆孔，然后才在外缘上依中孔的位置两侧各切磨出一个人字形，打磨成刃状。（5）玉鸟。多为扁体，常做成双翅挺展的形，最长不超过4厘米，头上仰，方尾，有爪的作攀附形状，腹部靠头处有一小孔，腹部中间厚两侧薄，背平，用纹勾勒出鸟的羽毛。（6）玉龟。先切割出形状，周边进行圆雕，用阳线简略几笔刻画出龟的头部、龟爪和龟尾，然后打磨光滑，有的在尾部穿孔。玉龟略呈方形，一般5厘米左右，匍匐状，背部稍微向上凸起。
四
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与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比较来看。良渚文化聚落在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属于海洋性文化。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浙江杭县的良渚镇附近的六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出土了一批泥制黑衣陶器，还搜集到一批石器，并调查了1930年发现的随葬玉制棕璧的墓葬。他对这些资料作了及时地整理，写了《良渚》一书，保存了这些考古资料。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的命名原则，将该遗址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前后，杭嘉湖地区多次出土良渚古玉。1903年天宁寺湾出土大型玉璧；1930年，在苏嘉公路桥北端出土一批玉器；1937年双桥发现90多件玉器。⑧考古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为周汉之间。自1973年发掘吴县草鞋山首次确定良渚文化琮璧的时代后，⑨相继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1977年）⑩等大型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琮璧玉器和装饰玉器。红山、良渚文化大件玉器均出自墓葬，玉器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墓葬的规模，与器件数与规模成正比，但红山与良渚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红山文化的琢玉技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制玉经验。红山文化琢玉的最大特点在于玉匠对玉材的熟炼运用，能较好地把握器物的造型特点，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玉器制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神似”。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刻画，线条都为线凹槽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红山古玉的穿孔、抛光、琢刻都十分简练得体。
与红山玉器相比，良渚古玉则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它缺少红山玉器那种精细灵气，它以线刻技术闻名。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水平的是兽面纹的刻画。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离，每一节上下间距几乎相等，误差极小。琮的兽面图基本相同，兽面不在侧面中间，而是在旋角上，两个半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使兽面的鼻、口更具形象。兽面的纹饰刻划最细的仅0.7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只可在放大镜下才能清晰辨别，琢玉水平十分精湛。
另外，对于制作工艺中的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红山文化以砣具镂空为主，称为“砣具镂空”，如勾云形玉佩就是用砣具双面对磨而成。镂空末端呈尖线状，镂空处上宽下窄，边缘似薄刃是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独自砣具镂空特征。良渚文化则以呈钻配合软性线具楼空为特色，称“线具镂空”。
从玉的制作工艺可以辨别玉器的真伪。红山文化玉器已有上百件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它对填补和丰富我国上古玉文化的内容起了推动作用，也导致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再提出和文明起源的再讨论。11 文物界对玉的性质及玉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 释：
①徐惟诚.中国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74.
②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③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308.
⑤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⑥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3.
⑦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4.
⑧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J].说文月刊，1939，（3）.
⑨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1988，（1）：8-12.
关键词：出土材料；刻画符号；汉字形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41-03
文字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起源是科学的重大课题。①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汉字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因此，汉字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及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刻画符号是研究汉字形成的可靠出土材料。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汉字形成的相关问题。
一、一元论与多元论
关于汉字的起源，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图画文字说”，即认为汉字来源于图画。这一观点被称为“一元论”。
与之相对，一些学者认为汉字的来源并非一元，图画仅是汉字的来源之一。这一观点被称为“多元论”。郭沫若先生据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提出图画并非文字的唯一来源。他说：“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应在图形系统之前……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能象，那必须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②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发现后，杨建芳先生把它们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古代黄河流域，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区。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指事文字传播到山东一带，而图画文字则输入中原地区。”③汪宁生先生根据民族学的相关资料指出，文字不仅仅起源于图画，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④刘钊先生也指出，就整体来说，汉字来源于图画，但汉字绝非只有一个来源。⑤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出土刻画符号材料的积累已十分丰富，我们对其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⑥发现海岱地区、太湖流域、澧阳平原等全国各区域发现的刻画符号，既有简单的刻划，逼真的描摹，还有较为复杂的组合符号；既有陶工的标记，又有巫师创作的祭祀符号……这些不同区域文化的刻画符号各具特点，它们在各区域文化的孕育中产生，是区域文明发展的体现。文字的构成演变只能是“符号”的构成演变。各区域的刻画符号或独立发展或通过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均对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汉字的起源是多元的。
二、关于“汉字突变论”
“汉字突变论”是李万福先生提出的一种汉字形成理论，主要观点为：汉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不存在表词符号逐渐积累的漫长过程；巫师是文字的创造者。⑦李先生对中国境内30多处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统计出各遗址符号总数、种类及所占比例。其中殷墟小屯遗址符号的数量是150万，种类为4500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新石器刻画符号与汉字起源研究”（ZDI135-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gh-723）。
作者简介：牛清波，男，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文字学博士（南阳473061）。
个，显然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是殷墟甲骨文。这样“从8000年前贾湖旧石器文化遗址（按：当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甲骨文出现的商代晚期，符号总数为1501446个，其中甲骨文约1500000个，占99.9%；甲骨文以前的符号约1446个，占0.1%……商代晚期300年间积累的符号大约是以往4600多年所积累符号的1000倍……商代晚期300年间创造的符号种类是以往4600年所创符号的6倍……从总数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6286倍；从种类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08倍”。基于此，李先生得出结论：文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突变”形成的。⑧
我们认为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性质不一，比较分析及其推论不妥，“突变论”难以成立。殷墟甲骨文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尚不是文字。将其一并纳入统计范围，所得结论是不科学的。通过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深入考察，我们认为文字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渐变”形成的。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的刻画符号距今7000―5000年，其中个别符号可能是陶工所作的标记，但大部分主要是为了优化提高聚落内共同协作的效率而创造的；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距今约9000年，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具有一定表意、计数和简单的记事功能，是一种地域性符号；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500年，它们是巫师发明的祭祀符号；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000年，这些符号多单个出现，也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在同一器物上。良渚文化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连续出现的符号透露着文字出现的信息。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符号，绵延数千年，因社会的需要而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丰富。它们不断积累符号素材，完善符号创制方法，探索符号的组合原则……为文字的出现和文字体系的最终形成做了长期的准备。因此，裘锡圭先生说：“汉字这类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它们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⑨
三、汉字的形成背景
我们将186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置于古代文明演进的视野下细细分析，发现汉字的形成有着广阔深厚的背景。它吸收不同区域文化的营养，为汉字的形成夯筑了厚重的根基。古埃及的圣书字（Egyptian Hieroglyphic System）、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System）、中美洲的玛雅文（Maya Hieroglyphic System）和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独立起源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它文字都中断了，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我们的汉字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历久弥新。它长寿的原因很多，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我们认为汉字形成的广阔背景是其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灿烂的史前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这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中原地区处在核心位置，它吸收了各方面的先进因素，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华夏文明。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墓地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00年前，先民拥有的物品基本相同，社会相对平等。公元前4000年后，这相对的平等被打破，中国史前文明的进程自此开启。公元前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北辛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等区域文化中发现了刻画符号。在不同区域文化的浸润下，它们具有了鲜明的特色。贾湖文化、彭头山文化、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体现了先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宗教观念。仰韶等文化的刻画符号是先民为了提高生产协作效率而创制的，符号的创制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也许是个别陶工为了标记工作进程所作的标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符号种类渐多，部分符号之间还呈现出一些规律。后来，这些规律性的符号，不仅限于陶工标记制陶进程，还可能用来标记其它劳动进程，在特定的区域内使用。此外，双墩等文化中的一些符号还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生活情况，比如渔猎、采集等。公元前4000―前3300年，约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溪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时期聚落开始分化，从一般聚落中分化出中心聚落，出现了供少数人享用的高档物品。刻画符号的数量增加，种类也更丰富。各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较快。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刻画符号种类明显增多，符号系统性增强。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中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彩陶符号，有学者指出它们是在彩陶大规模制造的情况下，不同劳动分工造成的结果。此外，马家窑文化傅家门遗址还发现了卜骨，上面刻划有符号，是先民的反映。公元前3300―公元前2500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层结构，城址数量增多，社会分化明显，文明化程度更高。就发展程度而言，中原地区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加快，发展稳健。本时期的刻画符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符号形态复杂，一个较为复杂的符号可能由两个或三个符号复合而成。符号载体规格变高，多出现在玉器、斧钺、大口尊等少数人享有的器物上。这些符号多用于祭祀仪式，用于人神交流。符号的创制者是巫师，他们垄断了与神灵交流的特权，为金字塔尖的上层服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刻画符号连续出现，能够记录较复杂的事物，透露着具有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的出现。
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远古社会进入龙山时代。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多见，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禹县瓦店等处。等级分化更加显著。就区域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诸文化、辽河流域文明衰落，中原地区出现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发现的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至为密切。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件残黑陶杯，底部刻划1个符号，形似“共”字。这一符号出现在中原地区，且与商周文字形体一致，格外引人关注。此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和规模较大的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青铜、大规模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二者的发现说明龙山时期王城岗遗址已有灿烂的文明。有学者认为，黑陶杯上的这一符号，已是文字。虽然只发现一个，却弥足珍贵，它带来了汉字形成的信号。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残陶扁壶，正面、背面各有一个符号，冯时先生释读为“文邑”，认为就是“夏邑”⑩。这两个符号用毛笔书写，且能连读，已用来记录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两符号均为朱书，其载体还沿陶片遍涂朱一周。联系到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符号涂朱及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我们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一现象与祭祀有关。
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它们由中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祭祀在三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的传承和统一性来看，中原龙山文化中至少也应有祭祀的因素。这一推论与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祭祀现象恰是吻合的。龙山时代，与良渚文化所走的“神权之路”不同，中原地区走的是“王权之路”，这也是它不断发展续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似乎与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祭祀现象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认为，陶寺遗址中的祭祀现象是吸收其它文化的结果，可能来自良渚文化，也可能来自红山等祭祀发达的文化。赵辉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动荡，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成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在对待来自周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B11陶寺文化的祭祀现象或可为赵先生之说添一佳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成具有广阔的背景，正是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传承华夏文明，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汉字。它传承着悠久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它把华夏儿女紧密连结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文明和辉煌。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在各区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形成的。我们要重视中原文化在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其它区域文化的贡献。尽管汉字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我们却不能否认其它区域文明在汉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下面仅以良渚文化为例稍作分析。良渚遗物中发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于同一器物上的现象，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黑陶杯（器口缘刻划8个符号）、澄湖遗址古井群中发现的鱼篓形罐（腹部刻划4个符号）、南湖遗址中发现的黑陶罐（肩至上腹部连续刻8个符号）、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石钺（一面连续刻划7个符号）等。黑陶杯上的符号告诉我们良渚先民创造的符号与商周文字非同一体系；黑陶罐上的符号告诉我们当时虽已出现文字，却较为原始。良渚文明虽然衰败了，它创制的文字也未能延续下来，但它积累了宝贵的创制经验，这些文字既是良渚文明的产物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片告诉我们，东夷文明也曾有创制文字的实验，虽未能传承，却有独特贡献。
注释
①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V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35―36、94页。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⑤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⑥牛清波：《中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⑧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齐航福：《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以“岁”字句为例》，《中国语文》2014年第2期。
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页。
老师们、同志们：
一个学期又悄然地过去了，我们收获着曾经辛勤付出后的成果，欢喜着心怀憧憬的希望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也捡拾起因不经意而撒落的遗憾，回顾一个学期的历程，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团结奋斗，相互帮助，协同作战，步调一致，合作中体现和谐，协调中实现自我。大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平稳中孕育着顺利与圆满。这是全体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请大家伸出左手，再伸出右手，为自己庆功，为别人加油，为学校的发展祝福。下面我简略总结一学期的成果：
一、华甫中学：
1、以教代会的形式通过出台了《华甫中学目标考核奖励方案》等制度，同时，坚持教学实绩“三挂钩”，即：与职称评聘挂钩，与级别晋升挂钩，与年终考核挂钩。在透明，公开，公正的竞争中，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激发。
2、初三毕业生成果喜人。进入英才班学生4名，重高直升生23人，学区第一。上学期初三期末成绩三个a，全县第三。
3、学生学科竞赛、素质展示有新气色。“语文报杯”现场作文赛1人获得县一等奖，三人获得县三等奖，获奖率高于平均水平。初中英语口语比赛二等奖1人，三等奖一人。校园集体舞展示获得县二等奖。学区全能竞赛中华甫中学取得可喜成绩，特别是初二年级获奖率几乎占到四所学校获奖总数的二分之一。
4、学校积极主动承办了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县英语、数学、语文新教师课堂比武、语文优质课评比、科学中考复习研讨”等活动。学校还邀请了齐贤镇中劳建洪、吴建强老师、实验中学赵水荣校长、鲁迅中学校长许吉安、原鲁迅中学副校长葛柏军的专题讲座。转变教师的思想，通过教师的业务水平。
5、县优质课评比中成绩斐然：2人一等奖，2人二等奖，获奖比率较高。另外：获得县首届初中数学说课比赛一等奖一人。获得中考评析论文一等奖一人。获得新生代比武二等奖一人。另据不完全统计，有十数位教师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中、作品；
二、漓渚镇中心小学：
1、学校坚持“文化滋润，内涵发展，让我们的生命一起精彩”的办学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开展“器乐普及”教育和书香校园建设，开展“阅读经典，丰富人生”读书活动，推行“器乐普及”教育。
2、学校举行了大型的“花香展翅 阳光舞动”为主题六一庆典活动，让每一位学生 “享受成功、拥抱幸福”，每一位学生都是表演的主角，做到人人参与。向全体家长们充分展示了学生风采和学校风貌。
3、抓实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备课管理求“严”，实行 “三度备课”；课堂管理求“实”，实行“30+10”课堂结构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教改管理求“新”，教师一齐尝试教改新路，“从课堂中来，回到课堂中去”。
4、以“讲文明、增素质”为主题，深入持久地开展“小事德育”活动，加强学生文明习惯和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切实增强学生文明道德素养。提出了“请老师们这样做”、“请同学们这样做”、“请家长们这样做”。 着力帮助学生建立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强化“行为习惯养成月”，“课堂教育强化月”。
5、校园集体舞荣获县一等奖；文艺汇演获县三等奖；学生的影评文章获县一等奖；我们教师的论文多篇在县级市级获奖。有一位教师荣获县优质课一等奖，一位教师获县新生代教学比赛二等奖的好成绩。
三、漓渚镇中心幼儿园：
1、通过课堂教学创优活动，案例评优，公开课、半日活动开放等等，促使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一位教师获县技能比武二等奖、一位幼儿获县故事比赛三等奖。
2、通过开展亲子活动、家长开放活动、家长会以及组织各种集体讲座活动等多种形式提高家长科学育儿的水平，羸得了家长的满意和支持，为今年下半年争创市示范家长学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真正实行了“四统一”管理，撤并了棠棣教学点，改善棠二教学点和朱家坞教学点，条件更接近中心幼儿园。人事统筹，统一调配，去年下半年新招聘了二位新教师，今年上半年又新招了一位，同时对不符合条件的教师进行了辞退和转岗，
4、对年龄较大到50周岁还未交足15年养老保险的老师办理了补缴手续。需缴经费6.4余元。为以后逐步实现幼教的人事制度改革打下基础，
四、漓渚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1、开展村（企）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217人次。
2、动员已获技能证书82人参加“双证制”培训。
3、举办第3期党校培训，对43名漓渚镇建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