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关键词] 翻译伦理；他者；归化；异化；文化霸权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高潮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胡适、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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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翻译中的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将英文单词翻译成对应的中文词组，并保持整体含义一样，使英语文学作品能够全面的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使中国读者能够有效理解英语文学作品的含义。但是由于英语与中文在许多领域都存在差异，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差异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对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要学会利用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翻译中动态对等的概念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单个的英文单词或者英文词组，将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由于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存在差异，导致了在具体单词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按照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来翻译，不但无法理解原文的内容，还会造成错误。例如对于例句“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翻译，主要是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语言习惯，这样翻译尊重了中英文化差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对于“胆小如鼠”的翻译，译作了“astimidasarabbit”，这里之所以出现了兔子代替了老鼠，主要是在英文习惯中认为兔子是温顺动物的代名词，这两个例子属于典型的中英文化差异处理出色的案例。对于“动态对等”概念来说，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词汇方面要对等。2）在句子用法方面要对等。3）在翻译时候篇章要一一对应。4）文学体裁要保证一致。这四方面决定了英语文学翻译后的最终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动态对等理论有正确理解，并在翻译中保持英文和中文的文化内涵。1）词汇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翻译的时候，要对英语单词或词组进行逐个翻译，在词汇上与中文词汇对等，保持含义一致，保证翻译质量。2）句法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的句子翻译的时候，应保持句子的完整，并同意意译的方式，保证英语文学的句法能够与中文句法起到同样的作用。3）篇章对等，主要是指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要保证翻译内容是按照篇章进行翻译的，保证文章的完整性，不能跨越篇章进行翻译，使文章变得混乱。4）文体对等，主要是指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时候，要保证翻译之后的文学体裁一致，诗歌就翻译成诗歌，散文就翻译成散文，小说就翻译成小说，科技应用文就一定要保证其科技性，避免文学体裁发生错误。
通过对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的研究，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异化的理念主要是指一种翻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在翻译中以源语文化为最终的归宿。运用异化翻译理论最出色的要属于美国的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以此为例，例如在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充分采用了异化理论，极大程度的保证了中文中的文化因素，像“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被翻译成了“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归化理论是与异化相反的一种翻译理论，归化的核心在于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最终译文的文化特点为归宿，强调了考虑翻译目的文章的文化特征。应用了这一理论，虽然有时候对于原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文章翻译之后，译文更具有可读性，对译文最后的文化是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要正确利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通过对二者展开深入的研究，达到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目的，使英语文学的翻译工作能够提高翻译质量，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的精髓。
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即：我们是应该根据英语文章的单词和词组直接翻译，还是应该在英语作品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呢？对于英语科技应用文的翻译来说，由于体裁的要求，基本不会出现再创造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保证单词和术语的准确性就可以。但是对于英语小说、诗歌和散文来讲，作品本身就是英文语言的再创造，里面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对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和理解，不但无法向中文读者展示原作品的魅力，还会使翻译完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无法体现原作者的意境和文化氛围。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我们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体现一定的创新精神。通过英语文学翻译手法分析来看，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是英语文学翻译的重要手段，其含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要在理解原文并保证单词和词组正确的基础上，加入翻译者的主观创造，使翻译之后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且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使作品能够保持英语原文的精髓。所以，正确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才能有效处理文化差异。
结束语
[关键词] 汉英语言 差异 翻译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又是语言的精华。习语一词的含义甚广,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词组中单个词的意思推测而得。习语通常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其表现形式音节优美,音律协调,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言简意赅。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社会的产物。同时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观念、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要求人们既要有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识,也要求人们对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由其自有的思想观念。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制约着文化,文化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地域环境、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
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993:109)
二、汉英语言的差异
1.习语的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或幽默或严肃或典雅,简洁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多种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特色和信息,使得同样的字面意义或是形象意义的语言文字可能有着不同的隐含的意义。而产生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1)生存环境的差异。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事业一度领先,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如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因此创造了许多像“挥金如土”、“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一样与土地有关的词语。
(2)方面。在英汉语言中有很多与有关的习语。自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了,人们相信佛能主宰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创造了许多与佛有关的习语,如“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等等。而在西方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英美国家,人们信奉基督教,因此也创造了许多与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及God bless you这样的祝福话语。
(3)历史典故。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也大量应用与英汉两种语言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但意义复杂,往往不能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如“口若悬河”、“分道扬镳”等等。英语历史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如Achilles’heel等。
2.文化的差异
因为语言总体上来看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物,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并将此作为基点。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其在相互翻译时带来了诸多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上。汉文化是一元主义,强调“整体论”;英文化是多元主义,崇尚“个人论”。除此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地理环境上。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对该地区的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
三、翻译策略
1.英汉习语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从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r的“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我们了解到,所有的这些主张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中心的要义都是译文要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表达其意,并保持原文的特点。
在翻译的方法上,直译与意译是翻译界不断争论的焦点问题。其实直译与意译并没有谁高谁低之分,而是是相对。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论是句子还是段落文章的翻译都会兼有直译与意译两种方式。一部真正成功的译作总是直译意译掺半,直译意译相结合。因此应适时适地选择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
2.针对文化差异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1)异化翻译策略。异化就是在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等特征的基础上传达原文的内容,以作者为中心,读者向其靠拢,适应原文。这种翻译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从而使交际变得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将这种文化差异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感受文化的独特之处、丰富目的语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但是,由于异化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也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会困难重重。
(2)归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言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对原文进行同化的过程。该翻译方法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的目的语进行翻译,掩盖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突出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念。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而言,想要完全掌握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种方法保证译文的通顺。这样,读者便可以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轻松理解译文,也可以避免文化冲突。
四、结论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只有充分地了解目标语的文化和习惯,才能领悟到其中的内涵,才能准确无误地进行翻译。也只有了解了民族特色文化,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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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启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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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伏祥,伏力.英美文化与英汉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6.
【关键词】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性教学；措施探讨
差异教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在这种教学形式中，教师应当对于班级上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详尽的了解，并且及时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从而正确认识学生之间的差异，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师也应当遵循差异化教学的思路，必须要让教学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一个语文学习的关键时期，由于接触到的知识面更加宽广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会逐渐增大，因此，教师应当把握好学生们的这种差异性，并针对这种情况开展合适的差异性教学。
一、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性教学的现状
1.任课教师对于差异性教学的认识不足。与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不同，差异化教学要求教师们深入研读学生们的内心活动，革新传统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必须要重视教育理论对于实际教学活动的指导作用。然而，很多教师都固步于传统语文教学之中，因而对于差异性教学的认识不够深入，相关的理论掌握得也并不是很熟练，最终导致教学效果达不到要求。因此，教师们必须要树立起正确的意识来面对差异化教学，充分尊重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并且把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学实际进行结合，最终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水平。
2.差异性教学存在众多误区。近些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教育界人士对于教学的探索不断增多，对于语文教育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深入，差异化教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小学语文教学之中，但是，跟风改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在运用差异教学时，有的小学高段语文教师知识简单地搬取其他人的经验，这种复制行为对于改进教学水平没有丝毫帮助，反而会造成一定的阻碍，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具体学习水平和课堂教学任务，因而就不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二、小学语文差异教学的优化实施策略
1.加强教师的差异性教学理论培训。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只有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够为小学语文差异性教学提供有效保障，因此，学校应当加大对于教师培训的资金投入，定期组织教师们进行外出交流和培训，从而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高效，与此同时，也可以定期在学校内部组织交流研讨会，让教师们相互之间交流教学技巧，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差异教学的相关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师要向面对班级上的所有学生，并提出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就必须要系统化地学习差异教学理论，并把理论作为教学开展的支撑和指导。
2.把学生作为教学主题，加强师生交流。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因此，他们也会把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学习方面，也就是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方面，这就需要教师们针对学生们的这种差异性开展合适的课堂教学，从而实现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要想做好这项工作，教师就必须要多加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努力做学生们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扉，畅谈生活困惑和人生理想，从而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这就需要教师们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充分激发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课堂参与性，不断活跃课堂气氛，加强课堂上的交流效率。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当采取多种方法来收集学生们的信息，这包括语文课堂教学中观察、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等等，总之，教师应当调动起一切积极的方法来了解学生。
3.选择多样化的差异教学方法。要想做好差异化教学，就必须要选择出合适的差异教学方法，这是立足于学生们的实际情况而做出选择的，因而能够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教师们应当基于不同的学生制定出多样化的教学安排和教学设计，从而做到多种教学方法的融合，让课堂内容变得丰富多彩。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立足于材料而设定出多种教学风格，从而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当对学生们进行积极引导，带领他们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语文素养。例如，有的学生听力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可以组织他们利用录音机来进行语文文章的学习，充分利用起语文教材的配套音频资料；有的学生比较擅长口语交际，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在课堂上进行优美文章的朗读；有的学生擅长于形象思维，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提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片和背景资料，从而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总而言之，小学高段语文教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语文教育阶段，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差异性教学方法来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为此，教师必须要加强相关的理论探索和具体时间，从而让差异教学获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施娇.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小学语文差异性教学[J].课程教育研究，2013.33：191-192
关键词 英语翻译 理论 实践 研究
由于英语翻译涉及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因此，要做英语翻译工作，应该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其实践工作，以减少在英语翻译实践中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大家的英语翻译能力。
一、翻译理论的定性
曹明伦教授从三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作出了定性说明：（1）翻译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共性，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翻译理论除了认识到这种共性外，尤其要认识到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其本身的特性和规律；（2）翻译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翻译理论往往会从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种层面各个领域去研究翻译行为及结果；（3）翻译理论自身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因为翻译实践总会按照其自身规律发生和发展。
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它跨社会、跨文化、跨语言，翻译的过程不但是语言转换，还反映了不同社会特征的文化转换。翻译实践和理论指导息息相关，应用翻译理论是翻译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纽带，因为翻译实践活动是由应用理论通过翻译理论来指导的。有学者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项，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界定翻译对等的本质和条件”。因此，应用翻译理论充当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作用，因为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是由应用理论是通过翻译理论来指导的为了适应译文读者的需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应用理论部分的问题就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尽量寻求相等关系，并转变原文中的句法结构。翻译理论也可反过来用于翻译实践工作，因为翻译理论是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的可行性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翻译实践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翻译理论是直接与翻译实践相联系。
三、英语翻译实践中母语负迁移的主要表现
在英语翻译实践中，母语迁移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母语负迁移，是指作为源文的母语和目的语之间在结构等方面所具备的差异性，会阻碍对目的语的准确翻译。以下主要从词汇、句法、篇章结构方面分析了母语对英语翻译负迁移主要表现。
（一）词汇方面的负迁移
在英语的翻译实践中，要想准确地对英文进行翻译，把英语源文的韵味转译到汉语中，我们需要对英语原文的基本意思作充分的把握，而我们要充分地把握英语原文，必须对英语中的基本词汇进行充分的理解，这是取得良好英语翻译效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现实英语翻译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对各种英文词汇的错误理解，没有正确地把握原文词汇的基本含义，简单地把目的语中的词汇一一地对应于原文的词汇。当然在英语翻译的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英汉词汇可以进行直接的对译，例如，一些简单的词汇、成语、谚语，它们之间在意义比较地接近，比较容易把握和理解，可以直接地把它们转译到目的语中去而不会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风格。比如，“He is yong and handsome”把它直接翻译成汉语就是“他是个年轻而英俊的小伙子”。但是，在大多数的英汉词汇中，词汇的基本涵义有时候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由于英汉词汇其民族风情、文化背景的不同，会造成英汉词汇之间，有时候找不到意义接近的词汇去与目的语相对，目的语词汇在在表达的意思上非常的模糊，目的语丧失了原文词汇的基本信息，造成负迁移。例如，英语中的teenager表示的是13到19岁的青少年，而在汉语中就找不到相应的词汇能够表达出这个意思。还有在平时的英语翻译实践中，我们很容易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翻译为“good stdudy and day day up ”，这就是典型的母语负迁移现象，把母语中的表达习惯直接套用到目的语中。
（二）句法方面的负迁移
英汉语在句法总体结构上基本上一致的，没有多大差别，都是“主谓宾”式，但是也存在着很多差异。他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形”和“意”上，英语比较注重句法结构的形合，靠的是语法结构，而汉语比较注重的是意合，在句法结构上靠的是用句子内部逻辑联系起来，因此，在句法结构上我们容易看到英语句法结构比较紧凑严密，而汉语的句法结构比较简洁明了。只有了解英汉语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在英语翻译实践中，遵循各自的句法结构，根据原文的句法结构在目的语上重新做排列组合，形成目的语表达习惯上的逻辑，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对原文的这个句子结构作颠覆性的调整，在英汉语结构上作出重大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在句法结构上符合各自的语言表达习惯，符合各自语言表达的民族心理习惯，不然就很容易出现英语翻译中句法方面的负迁移，在译文中出现汉译英化或者英译汉汉化的句法结构，译文让人读起来晦涩难懂，不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也丧失了原文的表达涵义。
在英语翻译实践中，举个比较常见的句法方面的负迁移。今晚，很多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很多人会把它翻译成“Tonight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attended this party”。译文出现了明显的汉译英汉语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作者没有收到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简单地把汉语中的对应词套到英文的词汇中，而忽视了汉英之间在语法结构以及排列顺序上的差异，正确的译文应该是：“Tonight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who attended this party”。
（三）篇章结构方面的负迁移
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只有充分把握好原文、有效地落实原文，才能取得英语翻译上的成功。因此，我们在英语翻译中，在充分了解、把握好英汉词汇方面、结构方面的差异的基础上，还要从原文的整个篇幅结构上去把握文章的意旨。英汉两种语言，在文章篇章结构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都是每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又表达一个主题，而文章的整体结构上，每个段落的主题又由文章的中心思想引领起来。虽然，在英汉两种语言，在文章段落的结构上基本一致，但是对文章中的篇章结构以及对段落实现的要求方式却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在进行英语翻译时，必须对英汉语在篇章结构上的差异，对篇章结构、对段落进行必要的适当调整，使文章的结构更加完整，段落与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更加紧密，在翻译的效果上，既保留原文的语言表达，又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避免英语翻译实践中，篇章结构上的负迁移。
四、英语翻译实践中避免母语负迁移的策略
以上我们深入地探讨母语负迁移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对英语翻译造成的消极影响，作为英语的学习者与实践中的英语翻译者，在了解母语负迁移对英语翻译消极表现的基础上，应该积极采取有效的策略避免英语翻译实践中母语负迁移现象的发生。
首先，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对于英汉词汇的涵义，应该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各种英汉词汇进行比较分析，尽可能地避免词汇上的负迁移。各种词汇的涵义会因其所处的不同语境而不同，特别是英汉词汇，由于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心理习惯，和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因此，英汉词汇在词义联想和文化意象上必然会体现出各自文化差异。我们只有认真地在英汉词汇间对于那些大同小异，小异大同，形同意异，意同形异的词汇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对英汉词汇的文化涵义作全面的、深入的了解，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各自民族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提高对各种民族文化认同差异上的灵敏性，避免英语翻译实践中词汇方面的负迁移。
其次，在英语翻译实践中，还需要对英汉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比较，了解英汉在句法结构上的异同，特别是英汉之间不同的句式之间的差异，避免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在句法方面发生负迁移。只有深入地了解英汉句法结构间形合和意和之间不同，了解英语句法结构上的严谨紧密和汉语句法结构上的简洁明了，才能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对了解好原文的句法结构，对目的语的句法结构进行必要的挑战、排列、组合，把原文的句法结构准确地转译到目的语的句法结构中去。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在更深的层次上，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英汉语之间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和语言思维表达上的习惯差异，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尽可能地减少翻译上的错误，减少母语的干扰，避免英语翻译中母语负迁移的发生，确实提高英语翻译者抵御母语负迁移能力的提高。
最后，在英语翻译实践中，我们还应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部翻译思想，避免断章取义片面地了解一个篇章的观点，忽视对文章思想观点的整体把握，而导致对原文的词汇、句法和段落上的误解和误译。这就要求我们在英语翻译实践中，充分把握好原文、有效地落实原文，从原文的整个篇幅结构上去把握文章的意旨，理解好文章中的篇章结构以及对段落实现的要求方式的差异，把握好译文的中心思想和译文上下文所指代的关系，对译文的篇章结构、对译文的段落进行必要的适当调整，使译文的结构更加完整，段落与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更加紧密，在译文的效果上，既保留原文的语言表达，又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避免英语翻译实践中，篇章结构上的负迁移。
五、结束语
英语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它不但是艺术的锤炼还是加工艺术的表达和再现。所以，需要理论和实践并重才能学习和研究好英语翻译。只有不断地努力学习和探索才能做好英语翻译工作，认识到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泛性和应用性，了解英汉语言和文化的异同，避免英语翻译中母语负迁移的发生，提高英语翻译者抵御母语负迁移的能力，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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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异性差异；性别歧视；影响因素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承人类文明。异性差异也体现在语言中。性别语言的差异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微信及QQ的广泛应用，朋友圈的话语“说说”也呈现出明显的异性差异特点。本文主要研究朋友圈里性别语言差异，表明我们应该秉持的态度，帮助人们更好的利用社交工具来促进异性之间顺利无障碍的交流。
本文通过研究男性与女性在朋友圈“说说”的交际中，其句法，词汇选择，话题的选择，或语言风格方面主要存在的差异，分析其受生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发现语言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本文将采用定性及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语料的分析研究，抽取朋友圈男女各100条“说说”作为语料，进行分析对比。
二、文献回顾
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语言性别差异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女性语言，包括描述女性的语言及女性自己所使用的语言都具有藐视女性个体身份特征的作用（Lakoff，1975）。国内学者对语言性别研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2.1研究现状
戴炜栋的“言语性别差异分析综述”（1983），总结了国外20世纪70年代研究成果；赵蓉晖（1999）、肖建安（2000）、李经伟（1998、2001、2002）的综述基本代表了当代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发展趋势。李经伟（2002）指出，当代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存在两元论和多元论之争，缺陷论、差异论和先天论都属于前者研究的范畴，而建构论（Eckert&McConnell-Ginet，2003）属于后者。其核心观点是，性别是在交际活动中建构的，而不是事先存在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性别的建构同时受其他因素制约，研究者只有采取动态和静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取得令人满意、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
2.2相关理论研究
在性别语言的研究方面，尚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例如、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建构论。
缺陷论以男性语言为标准，认为女性的语言是不完善的，强调女性语言的弱势、被动、非理性和无效率等负面因素。
支配论关注男性在语言中的支配和权力，认为语言的性别差异是社会结构与职业分工所致，女性语言的负面评价与男性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相关。
差异论或双文化模式认为男女不同的语言策略和交际风格主要源于男女文化差异，女性更善于用语言来维系人际关系。男女交往失败是因为对对方交往方式的误读。
建构理论认为：其一，性别是重要的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在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身份中表现出来，也是语言实践和话语风格的标记。其二，性别是揭示权势的主要场所，和其他因素交集，如阶层、种族等。性别是多层面的、变化的和有争论的。（Freed，2004）
2.3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到：男性与女性在朋友圈“说说”的交际中，其句法，词汇选择方面存在哪些差异？这种交际活动在话题的选择，或语言风格方面主要存在哪些差异？。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朋友圈里的性别语言差异，揭示我们应该秉持的态度，从而帮助人们更好的利用社交工具来促进异性之间顺利无障碍的交流。
三、研究结果分析
本部分拟从三个层面研究展示异性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的差异，即句法层面、词汇选择和话题的选择。同时，从其幽默词语的选择分析不同性别的语言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拟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语料的分析研究。定性研究是关注于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中的行为研究，在这种语境中人们的行为发生通常是自然和潜意识的，而研究者的介入也不会影响研究对象的正常行为表现。（Jacob，1987）定性研究是对自然发生的现象描写，一般不涉及试验和其他认为加工材料的研究。定性研究又称为归纳性，启发性研究，是一种能够产生假设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概率、统计原理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变化等方面进行的定量研究。定量研究可以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趋向精确化，并从量上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是进一步准确把握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必要途径。（张廷国、郝树壮，2008）
本研究的语料来自于笔者参与语言交际活动“说说”的过程中，因此语料硕实，具有可信度和效度。笔者从微信及QQ朋友圈中共抽取20人的交谈语料为样本，其中10位男性，10位女性，每位抽取10条“说说”，总共200条作为语料来分析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
现将研究的结果展示如下：
3.1量表：句法、词汇选择及语言风格分析
长句 短句 感叹词 咒骂 幽默
男性 39 61 19 12 12
女性 63 37 33 2 4
（以上表格中数据皆为话语中使用次数记录）
从3.1量表中可见，在句法层面，男性使用长句的次数明显少于女性，其使用短句的次数则明显高于女性。可以可见，通常男性的话语简短明了，不拖沓重复；女性的话语则较长，其使用的修饰词、语气词、不确定词较多。另外，女性话语中使用“我”、“我觉得”、“我认为”、“我想”的次数要明显多于男性。男性在表述一件事情时多使用陈述句及祈使句，直接表达对事情的看法，或直接命令他人的语言风格。女性则多使用感叹句、疑问句、在表达看法时多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女性的话语中更多的出现情感表达的话题，对于景色，感情的表述多营造出一种温馨，浪漫的感觉。可见，男性对于自己的话语更有自信，而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则显得信心不足。
在词汇选择方面，女性多使用感叹词，例如：啦，吧，啊。女性通过感叹词，表现自己的兴奋，惊讶，委婉。例如：天冷，把衣服穿上（啊）。在句尾的（啊）使原先的句子不再生硬，改变了原先命令的语气，使语气更加委婉，更加表现出对于对方的关心。而男性更多的使用非礼貌用词，话语中一些咒骂的语句经常出现。男性通过咒骂词语直接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愤怒情绪，而女性则很少使用非礼貌用词，一般会通过描述周边环境来委婉表达自己情绪，例如：谈论雨天、心情等。
3.2量表：男性、女性异性在话题选择方面的统计
主观表达情感 客观描述事件 主观客观结合
男性 20 46 34
女性 42 31 27
为了使上述量表更加直观便于比较，现将量表3.2转化成如下饼图：
由上图可见，在话题内容选择方面，男性选择的话题多为客观的描述事件，例如：这雪下的真大。对于完全表现主观情绪的频率很小。而女性表现出主观情感的次数较多，例如：青春之于我是什么呢？痛苦过、失望过、迷茫过，然而，好像并没有炽热过。可以看出，在朋友圈的“说说”中，相比较男性语言，女性话语更多的用来表达情感，抒发感情。另外，调查发现，男性话语中表达兴趣的话题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对于自己的兴趣，更乐意将其公之于众，与大家一起交流。
四、结果讨论
通过对朋友圈“说说”的异性语言分析，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在语言方面存在差异，并具有明显的特征。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委婉语，并更多地使用表示情感的词语，例如：可爱，喜欢等词语。同时，女性话语更多的表示不确定、无把握。女性话语比男性更间接、更有礼貌。由此可以得出，由于男女性别歧视而导致的语言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下面笔者将集中讨论这些差异形成的诸种和社会因素。
男女话语的差异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的结果。本文研究的结果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因素：
4.1话语权势
在传统意义上，由于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社会权力的不平等，故而形成了话语权势的不平等。通常，女人依附于男人，处于从属地位。男人利用自己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为女人制定标准，并把它强加于女人。在生活中，男人不但制定游戏规则，而且应用这些规则，但男人自己并不参加游戏（Lakoff，1989：211）。此外，中国古代对女性规定的三从四德，裹小脚，都是男性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女人定制的标准。
4.2社会地位
从传统意义上讲，女性的社会地位较男性低，为跻身于上流社会，女性会更多的使用标准语、礼貌用语。因为标准用语，礼貌用语是上层地位的象征。女性的社会地位意识较男性强。传统上，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男子的稳定，因此妇女有必要用语言和其他方式来标示和稳定其社会地位。
4.3心理因素
女性在使用语言时所做的选择与其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这种心理因素强调以他人为中心，也就是关心体贴他人。这种关心体贴他人的心理取向来自一种本能的能力保持和维护同他人友善关系的能力。关心体贴他人是以合作精神为前提的。这种心理取向反映在语言使用上，积极推动会话的进行，支持别人的话题，不打断别人，使用间接礼貌的语言等等。
五、结语
本文笔者以中国文化为背景，选取了微信朋友圈说说作为语料，从语言风格，句法，词汇，内容方面分析对比，得出了异性语言差异的具体特征。异性语言受生理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待这种差异，我们既不能无视，也不能夸大，需要正确对待异性语言差异。再者，语言性别差异是一个集社会、文化、心理和生理于一体的问题。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政治，经济基础，思想意识形态，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等。所以，从单一层面是无法真正解读语言性别差异的。应当从多个层面入手，了解问题的根源，继续探究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语言受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可以结合性别及其他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话语风格具有相对性，不能简单定义男女语言为强势或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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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日常生活中对“女汉子”、“伪娘”等词语的运用已屡见不鲜，引申到心理学层面则是女性的男子气（masculinity）过强和男性女子气（femininity）过盛。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只见于中国。Petersen＆Hyde等人的研究表明，两性所拥有的气质不再是刻板性的，并通过跨文化数据指出两性气质趋于相似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对于其他心理属性的性别异同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也会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呢？关于心理性别异同的研究一直深受关注。如图1所示。美国心理协会以性别差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随着出版年份的推进，有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年发表频率迅速上升［2］。然而以往的主流研究中，更多的是解读心理性别差异，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和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大众媒体也倾向于对性别差异进行报道，因此人们更多关注于两性之间在生理与心理变量上有何不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毋庸置疑，如性染色体的不同、身体构造及生理周期的差别、性激素分泌和脑结构及功能上的差异等等［3］［4］。前人已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生理上的类别性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释心理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进化心理学便致力于对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得出“性别差异广泛存在”的结论。Hyde对“性别差异广泛存在”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实证研究及元分析结果均发现在许多心理变量上性别差异程度并不明显，因此Hyde于2005年提出了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简写GSH）。GSH认为，男女在大多数心理变量上都是相似的，而对性别差异的过度重视让人们在生活工作中付出了代价。例如，因为倡导性别差异所以实行的单一性别教育，但是后续对于接受单一性别教育的学生的研究证明，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教育方式对学生的心理以及知识的获得都是弊大于利。“性别相似说”并非要性别差异理论，统一以相似性蔽之，而是在充分认识到性别差异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同样客观地提醒着心理性别在相当多的变量上是相似的，而且这种相似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同时，在一些被认为是性别差异性占据优势地位的变量或领域里，那些“差异”如果以效果量来重新计较，优势将不再明显甚至不复存在。GSH的重要意义在于平衡当前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提醒人们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同时，也要关注男性和女性的共性。本文旨在对目前关于性别相似的理论与假说及其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探讨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呼应国外的研究趋势，提高国内研究者对性别相似或者心理性别一致性的重视，为后续的性别研究提供参考。
一、性别对比研究的理论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性别差异得以产生的因果溯源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心理学中有两方面理论一直就这一问题进行着争论，即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是Buss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论（SST，即SexualStrategiesTheory）。而女性主义心理学中则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以Eagly为首的“差异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于1995年提出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Theory），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强调社会环境对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以Hyde为首的“相似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于2014年对GSH进行了修订。
（一）性策略理论（SST）的立场进化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元理论（meta－theo－ry），以预测在何时何地可以预期出现性别差异，而何时何地可以预期出现性别相似［10］。在人类进化史中，男女反复面对不同适应性问题的领域里，他们表现为差异；而在男女反复面对相同适应性问题的领域里，男女则会表现为相似。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Buss于1993年提出SST理论，从时间维度上系统阐述了人类的策略，即长期选择策略与短期选择策略。该理论假设男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如雄性竞争（male－malecompetition）、雌性选择（fe－malechoice）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11］［12］［13］。显然该理论早期聚焦于策略中男女存在的差异，但随着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关于性别差异争论的持续升温，Buss于2011年对SST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提出：“食物的选择、栖息地的选择、对捕食者的防御、与社会进行交互作用等等都是不论男女都在反复面对的问题。虽然男女在心理变量上是相似多还是差异多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性别相似是远大于性别差异的。”［13］Hannagan在2011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4］。
（二）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Theory）的立场与进化心理学家宣扬的“普遍的性别差异源于很多世纪之前的进化”这一观点不同，生物社会理论更侧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对性别差异模式的影响［15］［16］。该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其核心观点是性别刻板印象（sex－stereotype）是对社会现实的数据驱动的陈述，进而成为达成该社会共识的性别角色（genderroles），这一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性别刻板印象［17］。例如，在某工作领域中，由于男性任职者占绝大部分比例，譬如政界，则人们对于该领域的性别刻板印象即是男性主导的职业，而这一刻板印象又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中男性更多地任职于该领域。生物社会理论认为，男女的心理特质会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的改变而改变；并且该理论预测：通过时间以及文化情境的多重影响，男女的社会角色在未来会趋于一体，这种一体化则会引发男女心理特质更多的相似性。在Eagly看来，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强调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性别差异，但Bios－ocial理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由此，Eagly提出了生物社会理论的中心假设：在性别越平等的文化情境中，两性心理差异越小；而在性别越不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则两性心理差异越大。这一假设得到多个文化情境下的数据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结果对此假设提出质疑，未来研究还需要跨文化数据以对该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20］［21］。
（三）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就在进化心理学热衷于寻找两性之间差异之时，一部分学者（Frisby，Dillow，Gaughan＆Nord－lund，2011；Pedersen，Putcha－Bhagavatula＆Miller，2011；Smiler，2011）却开始质疑进化心理学对于性别差异的解释，他们基于一系列实证研究指出“男女的对比中，相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相似性，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指明这些性别差异或者相似的程度，从而使这样的描述缺少精确性［22］［23］［24］［17］。显然，元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运用使得性别差异的程度大小有了被量化的可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分析的广泛应用为研究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Hyde基于多个心理学变量上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差异并非广泛存在，与此相反，在多种心理学变量上的性别差异都是极小的，由此Hyde提出了“心理性别相似说”（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心理变量上是相似的［5］。
（四）三种理论之间的对比目前有三种理论支持了对心理变量上的性别相似性。两性间心理差异的原因是进化心理学与女性心理学争论的焦点：进化心理学家执着于根本的、远端的原因，如生理性构造、基因因素以及当地生态学特征等等；但女性心理学家更多考虑的却是直接的、近端的原因，如性别角色和社会化经验［25］［26］。基于不同的解释角度，所以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寻找性别差异，而女性心理学家倾向于寻找性别相似；但两者关于性别对比的立场要远比这种简单的“相似—差异”的二元分类复杂，无论是进化心理学还是女性主义，其内部都并非完全一致。进化心理学家们虽然都认同自然选择与性选择是塑造人的心理的关键原因，但他们对这一原因在特殊领域与一般领域中的作用程度、对性别差异中个体差异的重要性以及对文化环境作为中介变量在解释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同的［25］。女性主义因其政治议题的不同，强调性别对比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那么，进化心理学与女性主义心理学之间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呢？随着性别对比研究的深入，很多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进化心理学的许多论证是能够为女性主义所用，并且进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能够成为了解社会性别的动态与权力关系的一个强大工具［27］。进化心理学家也渐渐意识到，将性别差异程度进行量化后，再根据其效果量来判断其是否应列入性别相似或差异是更精确的方法；他们也预测了随着社会环境以及实证研究的深入，心理变量上的相似性还是远大于差异性的［25］［2］。但是，SST、GEH与Biosocial理论在某些领域的预测也是显著性不同的。例如，SST认为在短择（short－termmating）、男女对于性幻想的本质、对性方式种类的追求等方面是存在显著不同的，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跨文化研究结果的支持。只是这些研究结果难以用GSH与Biosocial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28］［1］。综上所述，无论是进化心理学中的SST还是女性主义心理学中的GEH与Biosocial理论都预测大部分心理变量上男女是相似的，但是在少数心理变量（如性幻想本质）上男女应被归为相似还是差异这三个理论假说存在着分歧。
二、性别相似假说所用的研究方法概述
（一）元分析及效果量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程度时，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个较系统并且运用较多的方法［29］［30］。元分析（或称后设分析，统合分析）是将某领域以往研究结果进行定量整合的统计分析方法，它运用有关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对已完成的众多课题所涉及的变量进行定量分析，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发现和得出综合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元分析对于将性别差异的结果进行汇总是十分理想的，因为基于一个特定心理变量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数目往往是庞大的［5］。在运用元分析对性别差异进行评估时以效应值（EffectSize）作为测量尺度，将心理性别差异程度用效果量表示，这样便使得基于相同心理学变量的不同的研究之间可以进行统和与比较。在关于性别的元分析中，效果量大小的度量通常为d［31］。元分析的效果量为cohens’d，cohens’d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是反映两个分布均值间以标准差为单位的差异的大小，表示两个群体实际差异的大小。也就是说，d测量的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相距多少个标准化的单位，d的绝对值越大，表示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越大［32］［33］。性别相似假说通过对多种心理变量进行元分析，得出效果量124个，其中有30％的效果量小于0．10，48％的效果量处于0．11—0．35之间，也就是说，有高达78％的效果量处于一个相对较小范围内［34］373－398。这也成为Hyde提出性别相似假说的重要依据。
（二）类别测量法（Taxometric）除了元分析以外，Carothers＆Reis于2013年介绍了另一种对性别异同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即类别测量法（Taxometric）［35］。心理结构是间断的类别还是连续的维度一直是心理学界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类别测量学可以让研究者弄清楚性别框架（construct）的潜在性结构是维度性（Dimension）还是类别性（Taxonic）。该研究对于人格、气质类型等六个心理变量作了分析，得出结论为该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心理变量更适合被描述为维度性而不是类别性，这说明绝大多数心理变量上的性别差异更应该被描述为是量的差异，而并不是质的不同［36］［37］55－123。这一结论与现实生活中性别的刻板印象是相悖的，但却从结构上指出心理学变量的维度性，即结构上为性别的相似提供了依据。类别测量学是一种新型统计方法，它在精神病学、生理学上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它在评定许多变量的潜在结构时所得出的维度性结论有误［38］［39］。
（三）等效测验（EquivalenceTesting）测量两个群体（男女）平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是最常见的统计方法（t检验、方差分析），而使用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方法鉴别性别异同总是会试图证明虚无假设，即研究者倾向于证明性别是存在差异的［40］。Ball等人认为有必要从正面对性别相似程度进行探索，于是引进等效测验。等效测验最初是医药学中的一种方法，后被应用于心理学以评估临床效果的显著性。等效测验则将传统的显著性检验方法进行反转，因此显著的结果代表的是显著的性别相似。等效测验可以起到辅助元分析的作用，作为一个新的统计方法，其有效性还有待检验。在检验性别差异性时，元分析仍是应用最广泛的统计方法，在评估性别差异的幅度时，效果量d无疑会继续作为一个主要的评估标准。而不断涌现的新的统计方法，如类别测量学、等效测验等，也会不断完善，从而在分析性别相似性时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以力求从多个方面对GSH进行检验。
三、性别相似假说的实证研究支撑
截至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在空间能力、言语能力和数学能力等认知变量以及人格与社会学变量上性别差异显著存在。Hyde在2014年对四方面的心理变量上的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认知变量（数学、空间、言语）、个性和社会心理学变量以及主观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学方面。由于涉及到的心理学变量过于繁杂，因此本文仅选取认知、情绪情感、社会行为三方面研究数据，重点对不同研究结论中的效果量进行解释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普遍提到认知变量（数学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可以作为主干领域（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中任职人数的主要预测因素。本文对STEM中女性任职所占比例较小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一）认知变量上的性别相似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男性被认为在数学能力和空间能力上是优于女性的，而女性则在言语能力上优于男性，在空间能力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显著［46］［47］。然而，在数学能力方面，Hyde于2008年对美国2年级至11年级超过700万学生的学校测验数学成绩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不同年级的效果量处于－0．02与＋0．06之间，这说明没有特定的年级是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的；但是鉴于学校测验（stateas－sessments）只涉及到低层次的数学技能，所以Hyde等人于又选取了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的数据，这其中包含了解复杂数学问题的题目，通过对12年级学生接触这些高水平数学项目分析，结果男女差异的平均效果量为d＝0．07，也就是说，女孩在解决高水平数学问题的能力与同年级男孩是持平的［34］373－398［48］。在空间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的评估方式。本文选取其中一种3D心理旋转（three－dimensionalmentalrotation）作为评估空间能力的指标，并对基于此指标的元分析进行回顾。该测验需要被试在心理层面对某一对象进行三维空间的旋转，以判定它是否与给定图形中的一个是重合的。在早期关于3D的元分析中，性别差异是很大的，d＝0．73，或者是中等的，d＝0．56［49］［50］。不过，研究人员发现测验均是计时测验，而Voyer等人发现计时测验所测量的结果是有利于男性的，因此选取了多项非计时性测验，对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相比较计时性测验，效果量由d＝1．03下降到了d＝0．53。即男女在3D空间能力上的差异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表述的那样巨大，而是中等程度［51］［47］。与女性拥有更强的言语能力这一刻板印象相反，在言语能力上的男女差异是很小的，d＝－0．11［52］。但是言语能力包含四个分指标，这一总体效果量掩盖了每一个分指标的效果量：词汇量d＝－0．22，阅读理解d＝－0．03，写作d＝－0．08，言语流畅性（verbalfluency）d＝－0．33。由此可以看出，在前三个分指标中性别差异接近于0，言语流畅性的d值较大，但是也处于Hyde所划分的小范围中。Reilly在关于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异同研究中发现，15岁的美国儿童在阅读理解成绩上男女差异的效果量为d＝0．26，显示出女生在平均水平上有较小的优势［5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绩的低分段男生与女生的比例为4．5：6，因此Hyde认为“男性更大变异假设”（GreaterMaleVariabilityHy－pothesis），即“有学习障碍的男生的变异量比女生大得多”这一事实应是这一女生优势的原因［54］。Hyde（2014）还列举了其他认知变量上的心理性别差异的效果量，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不可否认的是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是与以往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数认知变量差异程度较小，并随着被试年龄、测量情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55］［46］。
（二）情绪情感与社会行为中的性别相似情感体验与情绪表达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即社会对于男性的愤怒的包容度是较高的，而其他的情感（悲伤、恐惧、快乐）则被认为出现于女性身上是更易被社会所接受的［56］。而这些刻板印象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呢？Chaplin＆Aldao在2012年对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儿童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积极情绪上的性别差异是很微小的（d＝－0．08），内化情感如悲伤恐惧（d＝－0．10）以及外化情绪如愤怒（d＝0．09）中的性别差异也是很微小的［57］。另外，研究者以自我意识的情感（self－con－scionsemotions）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58］。本文选取两方面对社会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进行说明，即攻击行为与帮助行为。攻击行为一般可分为身体攻击（physicalaggression）和关系性攻击（re－lationshipaggression）。以往的研究认为，男孩有更多身体攻击行为，而女孩则更多为关系性攻击［59］。Archer在研究中指出，身体攻击中，性别差异程度属于中等（d＝0．55），男孩有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而关系性攻击中，同伴评估的性别差异为d＝－0．19，教师评估的性别差异是d＝－0．13，即女孩有更多关系攻击行为，但是与男孩的差别并不大［60］。Eagly对帮助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元分析得出d＝0．34，显示出男性会更多地实施帮助行为［15］。但Hyde对其研究结果提出质疑，认为是否有旁观者对于男性决定是否实施帮助行为有很大影响，当男性意识到自己被观察时，他的影响主义会促使他实施帮助；另一方面，在有关于女性角色的帮助行为如照顾残疾儿童时，女性则会施予更多帮助［34］373－398。显然，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或者是自我可意识到的情绪中，性别差异程度都是极小的。这与以往的研究所得结果不同，也与人们对于男女情绪表达的刻板印象不符。而在攻击行为中，身体攻击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程度处于中等，关系性攻击中男女差异较小。帮助行为则会受男女角色意识的影响，在不同的情景中男女实施帮助行为的差异性不同。
（三）女性在STEM所占比例在国家实力的比较中，获得STEM学位的人数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以往很多研究都列举数据以表明女性在STEM中所占比例极小，然而美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年数据显示这一说法显然过于决断：生物学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医学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为48％，兽医学位中则有78％为女性（Hyde，2014），这些领域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性别相似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于工程类、计算机、数学以及物理（EMCP，是STEM中的一个分支）等专业中。如果在认知变量上男女是相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学科学位取得中的性别差异呢？20世纪初期一直到现在，关于此现象得到认可最多的解释是女性的IQ普遍低于男性［61］［62］。但是，对数学能力的元分析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此外Blinkhorn也在Nature上指出PaulIrwing得出这一结论所运用的方法是有严重缺陷的［63］。其他的解释还包括：对于这些女性研究者来说，制度环境是相对冷酷的；家长与教师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劝阻女孩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女性公共目标大于男性，因此对其他领域兴趣更浓厚；女性的家庭角色决定她会放弃这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领域；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道德妥协性等等［64］［65］［66］［67］［68］。目前为止，有关于STEM中女性比例较小的原因有多种，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从而对此现象作出解释。综上所述，无论是认知变量还是情绪情感或者是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大小和方向都依赖于测验体系、情景和内容而变化，这极大反驳了“性别差异广泛存在且稳定”的传统观点，进而为GSH提供了支持；并且，对于STEM中女性比例较小的原因探寻中，我们可以得知将此现象归结于男女智力的差异是错误的。
四、对GSH的评述及未来发展方向
虽然人们对于两性间差异的认知一般对应于心理学中所测量出来的性别差异，但是由于知识传播的滞后性，人们的某些认知也可能是有失偏颇的［17］。性别差异研究在近几十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结果随着时间、情境以及方法的改进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从而对传统的“性别差异普遍存在”这一刻板印象提出了严重挑战，从而引发了很多争论与探讨，因此性别相似假说的提出引发了国外性别研究领域的新一轮变革。虽然性别相似假说已经得到了众多理论与实证支持，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统计方法上的盲区、样本的选择、交叉法的运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我们完善GSH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该假说的现存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性别相似测量方法的改进通过对大部分心理变量上的心理差异进行元分析，可以得出性别差异的程度与方向，但是究竟有多少心理学变量应被考虑其中，Hyde并没有给出精确的说明。其次，元分析作为现有的评定性别相似性大小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选定何种研究（包括所用测量方法、所选被试等方面）作为进行元分析的标准并未确定。比如，Eagly在2011年指出元分析是将不同的研究进行一体化，而某些研究结果指明了性别差异是极大的，而又有一些极小，那么基于此所得出的平均值是否能够代表该心理变量上性别差异的程度？研究中可能用多个特征指标量来表达同一个结果，而多个指标量可以转化为多个效果量，那么对有多个效果量的性别差异研究进行元分析时应注意什么［69］，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再次，Hyde将三个范围内的效果量施以“小”、“中等”、“大”三个标签，但是她并没有对为何做这样的区分给予足够精确的解释。我们知道某些研究效果量很小，但它的实际意义却非常显著，如吸烟导致肺癌的效果量就仅仅为0．2左右。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重使用元分析对性别差异量化时的精确度问题，以及寻找新的统计方法以补充或者挑战元分析的结论。
（二）性别研究背景因素的控制与交叉性的运用广义的环境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历史时代因素等。有大量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元分析的效果量存在代际差异［70］［71］［72］，因此，今后的研究在取样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样本所在环境是否有明显的时代变革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狭义的环境因素包括具体时空中的特定情境以及个体具有的某些特征。无论是广义的环境因素还是狭义的环境因素都会对性别差异结果产生影响，为提高研究准确性，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交叉法的运用。交叉法（Intersectionality）是同时考虑多个类别、身份、缺点和差异，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残疾、宗教［73］［74］。交叉法认为性别效应（gen－dereffect）不应被单独拿进来进行理解，而必须在情境（context）中进行研究。即在种族以及其他社会身份（socialidentity）和类别的情境中，科学家不应对性别差异作全球性的评估，因为不同文化间存在普遍性差异。例如，在关于羞耻的性别差异的元分析中，白人的d＝－0．32，但是非白色人种的d则为－0．06，也就是说，平均的d＝－0．29，实际上掩盖了非白人种在羞耻这一心理变量上存在性别相似这一事实［58］。尽管美国心理协会的指导原则对此进行了要求，但是还有许多研究者疏于报告被试的种族，只有少数的元分析考虑到了种族或者其他调节变量的作用。未来的性别元分析应注意将种族或者社会阶层（socialclass）作为潜在的调节变量，并在此基础之上探寻每个调节变量对于性别差异影响的比重；当然，更严谨的要求是分析性别×种族的交互性作用，或者是性别×社会阶层的交互性作用［75］［34］373－398。而在中国多民族文化情境中，更应该在性别差异研究中考虑交叉法的运用。并且，GSH的提出所依据的大多是美国样本与数据，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还需要更多的元分析结果对其进行检验。
（三）研究目的的偏移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相似的研究已经开展许多，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程度进行量化以及对其成因进行分析，但是鲜少有人反思这样的研究策略是否高效呢？换句话说，寻找性别差异及其成因是否是最重要的呢？Newcombe等人认为空间能力上存在中等程度上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结果本身是相对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应该找到训练方法或者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去发展人们的空间能力183－206，这是国外性别异同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在性别差异确切存在的领域，探寻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方法以减小这种差异。再比如，按照GSH的观点，认知变量上的性别差异程度是非常小的，如果该假设成立，那么与认知变量密切相关的STEM领域中为何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小呢？本文虽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但是在未来研究中仍需要对影响该领域女性所占比例的自变量进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