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学生组织；组织文化；文化认同
一、引言
高校学生组织是促进学生成长、加速学生成熟、历练学生成才和奠定学生成功的重要平台，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学生意志品格、为国家、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高校学生组织文化是学生组织在为学校为同学服务的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服务精神与文化意义的有机融合体，是学生组织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目标、行为规范及思维方式的高度概括。
探究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情况如何、文化认同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通过提升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从而提升高校学生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文化认同的文献综述
关于文化认同是如何形成的Phinney曾提出三种主要的论述，分别为：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and the self）、涵化论（Accultural theory）（或称为文化交流论）、认同形成论（Identity formation theory）。社会认同论强调在种流过程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与其所属的族群文化会逐渐产生关联，从而建立一种正向积极的自我概念。该理论适合个人与群体间相互关系相关研究。涵化论（Accultural Theory）。该理论认为因为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族群的界线才容易被突显，文化认同才容易形成。因此其适用于不同文化交流间的认同情况。认同形成论（Identity Formation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每个人的文化认同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自我优越性，存在极端倾向。
此外，关于文化认同的维度，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有学者依照心理学的认知原则，将文化认同区分为4个维度：认知的（Cognitive）、情感的（Affective）、知觉的（Perceptual）、行为的（Behavioral）。
整理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将文化认同理论运用到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中的研究（武如飞【1】【2】，2011；杨住3】，2012.）甚少，本文借鉴Phinney的社会认同论、涵化论、认同形成论，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探究高校组织文化认同表现，借鉴以往成熟研究设计研究量表，以江苏大学为例，探究高校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知情感、知觉行为，明确提升高校组织文化认同的着力点，为丰富校园文化、从而为促进高校学生组织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组织文化三个层次
本研究以社会认同论、涵化论、认同形成论为基础，从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行为层面界定组织文化认同内涵，明确各个层面的具体表现，为量表设计和实地调查奠定基础，具体内容见表1。
（二）量表编制
高校学生组织文化认同量表主要参考漆贤成【4】、汤杰【5】等的研究，从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设计题项。量表采用5点式李克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无所谓，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经过前测、试测等环节，形成正式量表。高校组织文化认同量表包含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3个维度，共30个题项。
二、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分析
实证调研选取江苏大学在校生共100名现场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0份，回收率90%；有效问卷85份，有效率85%。填写问卷的男性占41.18%，女性占58.82%，文、理、工专业的学生分别占据了45.88%、8.24%、45.88%，根据前期调查显示，校级学生组织中，文科、工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干部占据大多数。
（二）信度检验分析
问卷信度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层面量表内部一致性佳（α系数>0.90），情感层面量表内部一致性佳（α系数>0.90），行为层面量表内部一致性佳（α系数>0.90），信度很高，见表5。
（三）效度检验分析
对问卷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的KMO检验系数均>0.5，（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X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值均
五、结果讨论与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进行逐项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江苏大学学生对组织文化认同程度高。摘要项统计量见表7。
数据结果显示，江苏大学大学生对其学生组织有着明确的认知，大学生个人了解团体文化的各种特性，个人对所认同的文化团体或文化对象产生了归属感，而且在情感上有团体内与团体外的划分，并以具体的行为来支持组织文化的发展和壮大。学生干部组织文化认同度高于一般干事；组织内的学生干部组织文化认同度高于曾担任过现已退出或卸任的学生干部，但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对当前的学生组织文化持不满态度。
同时，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度来分析，大学生组织文化认知体现为其自身对社交的需求，渴望组织归属，渴望得到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的需要；文化认同情感层面体现为其对尊重的需求，学生组织高于团体存在，应是一个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且相互尊重的精神依托；文化认同行为层面则体现为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这种需求之下大学生会主动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公众所期望的人物。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全神贯注地体验组织生活。
完全的文化认同只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应在现有组织文化庭型”学生组织文化，增强学生的存在感和归属感【7】。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江苏大学学生对于校园组织文化认同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一）构建“以人为本”的学生组织文化。构建人本的话语体系，制定科学完善的制度，创建简洁而明确的有形组织信条，加深组织成员在组织文化价值上的认同。
（二）利用从众心理构建和谐的学生组织文化。营造积极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大学生合理规划大学生涯以及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来构建和谐的学生组织文化。
（三）加强学生组织文化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手段，借助网站建设和各种新媒体平台，多途径、多形式、多层次地加强学生组织文化的价值观念、群体意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的宣传教育。
（四）提升学生组织活动质量。引导学生不断进行创新，紧密结合时代，结合潮流，增强学生自身归属感，壮大组织力量，扩大组织影响力，为组织成员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六、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受客观条件限制，调查对象仅针对江苏大学在读学生。而且，对于学生组织文化发展与推行方面所提出的建议，是笔者根据长期在江苏大学生活的实际经历与调研结果有针对性提出的，由于高校文化具有其独特性，对于其它高校不具备普适性。各高校应根据本校学生组织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方案，未来还需要更多具有不同特色的高校参与到学生组织文化认同度的实证探究中来。
参考文献：
[1]武如飞，范正宇.略论高校学生组织文化的内涵与建设途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09：11-12.
[2]武如飞，凌弓.国内高校学生组织文化研究评述[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8：120-121+170.
[3]杨.浅谈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建设[J].唯实（现代管理），2012，02：56-57.
[4]漆贤成.浅析高校学生组织文化的作用[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9，05：66-67.
[5]汤杰，王贝.浅析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建设对提升执行力的作用[J].网络财富，2009，15：111.
[6]刘伟伟.发展型学生工作理念下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建设[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3，02：54-56.
[7]苏晓建.浅谈高校学生组织文化建设[J].才智，201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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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俗化。有些教师一味追求课堂气氛的活跃，而忽视了学生课堂活动的效果。这种现象在课堂问答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在课堂教学中问答式是一种最基本的教学方式，也是学生课堂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疑问并解开疑问的过程。如果没有问题学生就不会深入思考和自主探究，学习往往是被动的、消极的。可以这样说，课堂中问题设置的优劣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纵观我们当前课堂教学中的问题设计，表面化、浅层次化现象比比皆是。教师一问百应，课堂气氛煞是活跃，然而学生的思维并没有得到训练，对文本也只是浅层次的理解，并没有达到探究的目的。与课堂提问浅层次化伴生的是提问的高密度化，由于问题简单，学生思维没有障碍，课堂推进十分快，老师只有不断地提问，才能填充课堂内容，这样课堂由原来的“满堂灌”变为了“满堂问”。从表面看整堂课学生都在活动，都在积极地参与教学，但学生的心智并没有因这诸多的问题而得到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激发，问成了活跃课堂气氛的添加剂。
学生活动浅俗化倾向还表现在学生的课堂讨论和课堂表演中。有些教师为了体现新课程理念，常常让学生分组讨论，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活动方式，但在实际教学中让学生讨论的往往是几个定性的结论，或者是几个由老师设定的问题。由于讨论的话题不是源自学生的思考，所以讨论缺少认知深度和思维的延展性，很难激活学生的思维。还如课堂表演，由于其直观性和形象性，深受学生欢迎，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可是在一些课堂表演常常流于浅俗化，学生在充满嬉闹的表演中丧失了理性的思考，华而不实。
二、形式化。课堂中的形式化主要指在课堂教学中活动设计不以解决某个实际问题为目的，而是为了体现某个教育理念或者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设计的。如课堂辩论，设计这一活动的意义本是为解决某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的，让学生在一种积极探究的心理氛围中去学习课文。但在实际运用中，大多被形式化了，一些没有辩论价值的的问题也被教师拿到课堂上让学生辩论。如上了《驿路梨花》一文就让学生辩论“雷锋精神有无必要传递”。同样是教学《驿路梨花》，有教师曾组织学生围绕“大学生粪坑救老农值不值”的话题进行辩论，表面上是从课文颂扬的雷锋精神延伸到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实学生的发言却与课文毫不相干，可以说是貌合神离。还如课堂讨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不论课文是何种体裁，都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而对比较重要的文体要求、语言的学习、文章独具特色的内容却不去涉及。课后，如果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去检测学生学习的情况，恐怕连课文中的生字词都不会读写，更不要说对词语的解释，对句子深层含义的理解了。更有甚者，讨论的话题远离学生生活，甚至有些论题“高深莫测”。这样的互动讨论名为讨论，实为浪费时间。又如“读”在学生课堂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有些老师在上公开课时为了上课的节奏和课堂的容量，在教学中设置读这一个环节，但却不给学生以足够的时间，学生还没读两行，就叫学生起来回答问题。显然这读不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而是作秀给别人看，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三、盲目性。课堂教学总会有一定的教学目标，课堂活动应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开展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呈现盲目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学生对活动的目的不明确。有些老师在课堂问答中提问大而不当，不够具体明确，学生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入手，不知如何思考，更不知如何回答。如上《变色龙》，老师问“课文中哪一句话最重要？”上《荷塘月色》，老师问“课文的感情基调是什么？”这样笼统抽象缺乏明确目标的问题只会让学生越听越糊涂。在一些课堂表演活动中，教师让学生表演文中某一人物形象或某一情节，但并不告诉学生要从中体悟什么，只把表演当作活跃课堂气氛的一种手段。如上《驿路梨花》，让学生表演小姑娘的欢快；上《陌上桑》，让学生表演看到罗敷时的神情；上《狼》，让学生表演狼的“目似瞑，意暇甚”。这样的表演我们看不出其意图，看到的只是一幅幅滑稽可笑的模样，听到的只是学生阵阵哄笑声。还如课堂阅读，只要求学生读课文，但不给学生明确的阅读目标，学生凭感觉自由阅读，阅读的低效化也就成了必然。
四、过分个性化。新课程倡导学生阅读的个性化，而课堂学生评说式活动就能够很好体现这个理念。课堂中学生对课文进行评说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因而成为课堂常用的一种学生活动方式。但目前语文课堂中的评说活动存在过分个性化的倾向。所谓过分个性化就是学生的评说不是充分依据课文内容，不是考虑文章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一贯思想，而是以个人的臆测对课文内容进行评价。如有学生学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陶渊明辞官是嫌官小，文中厌恶官场之语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学了《愚公移山》就说愚公太愚，移山哪比得上搬家，而且还说挖山破坏环境等等。无知者无畏，学生由于知识和个人经历的缘故对课出信口开河的评说倒还可以理解，但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教师对这种不得要领，严重偏离文本内容的所谓个性化评说仍然保持笑脸，以“你说得很好”、“你的见解也不无道理”、“这是一家之言”、“敢于讲真话比回答正确更重要”等溢美之辞回应，这种“隆重”的夸奖，名义上是进行赏识教育，鼓励创新，可实际上是缺乏原则的表扬，是回避问题实质的做法。这样会对学生产生误导，学生会认为阅读是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全然失去了评价欣赏的标准，同时还会对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误导，学生会以自己的臆测对社会中的人和事做出评说，长此下去，贻害无穷。
论文摘要：中国新时期文论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极左时期浓厚的政治附庸性转向对文学形式美的诉求；第二次是在90年代初期，泛文学观念产生，走向“大众文化”时代。两次转向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认为，面对大众文化的全面兴盛，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失去了理论表述力，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将是文学的一个必然策略。
当代文论的“新时期”定义是在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语境中开始使用的。文艺理论家们在获得解放后，急切地需要通过以命名的仪式来与噩梦般的岁月告别，也迫切地需要文论随之变革。1978年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使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来界定文革后的文化现状，基于此而生的文艺理论也与过去有了不同。笔者认为，这种不同是通过两次比较重要的转向来实现的：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极左时期的文学的政治附庸性转向对文学的形式美的诉求；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泛文学观念产生。
1社会的发展使新时期文论转向成为必然
极左时期，文学一度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改革开放，给经历了几十年思想封闭的中国人以直接面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机会，于是，西方现代派文艺作品以及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成为热门话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不管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空前的活力。
先是在小说界，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出现，对在政治旋涡中被扭曲和淹没了的人性进行反省和重塑。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评论家们也就文艺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的理论批评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学创作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文学评论要防“左”也要防“右”。李剑的评论文章——《歌德与“缺德”》，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不合时宜的批判，他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在当年极“左”路线急需清算、“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李剑的这种“异论”引来了“百家争鸣”。正当读者陷于一片意识的泥淖中的时候，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开启了学习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的先声。马原、洪峰、余华、孙甘露、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裹挟着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冲击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这些小说因叙述技巧的反传统和叙述者的“肆意妄为”而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东西。评论家王冀邢先生说：“这里的非常规是指它不讲究真实，不讲究生活中常规的真实。我们不要多余的东西，那种貌似生活，貌似自然的真实，其实是一种貌合神离的东西。”对意识流小说的赏析，增添了独立思考的氛围，加快了思想解放的步伐。
在诗歌界，首先是“归来”的诗人吟唱精神枷锁解除后的感性愉悦，接着是朦胧诗人塑造民族理想的精神表述，然后是第三代诗人以诗歌的名义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在深圳举行的“现代诗群大展”中，从名目众多的流派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们的自由而张扬的艺术个性。
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本体理论是关注的中心。曾经流行的理论话语有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这种当时在西方已经属于过时的理论，对于刚刚经历了政治旋涡的撕心裂肺的折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却是一片象牙塔。因而当时这种形式主义文论的引进和流行，从深层次来说，它也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始终与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对于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论文学本质理论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警惕。
所以，无论是创作和理论，这个时期的文艺都对形式的探索表现出浓厚的热情。美学家阿多诺说：“形式本身是一种具有破坏作用的抗议。”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赋予了艺术形式的革命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往往都是从表现方式的解放上开始的，因此阿多诺说，表现形式的解放是所有现代艺术的温床。形式是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的，对传统形式的解构，体现知识分子立言的权力，也为他们曾经的失落和受到的伤害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自慰。
2人类的自我解放需要文艺与之相适应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官方话语的方式表述了中国人在游离了政治的漩涡之后，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诉求历程。中国对这种现代性的诉求，早在鸦片战争西方洞开了天朝大国的国门之后，就以被动的方式开始了。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被动和主动地追随现代化的时期，但是这种追求曾经在极左政治钳制下被阻隔。80年代初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明确表述了中国对经济和技术现代性的追求。这种现代性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中，…直存在两种含义，一方面是技术的现代性，它意味着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求，这种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对广大的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尤其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尚待努力实现的梦；另一方面，则是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即解除人们心灵里的锁链。西方的技术的现代性与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是始终相辅相成的。中国在80年代出现的这种对人性解放的呼喊是对经济现代化追求的必然结果。虽然表面上看，它是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在解除思想锁链之后的一种精神愉悦的表述，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这种自我解放的现代性的触击面就不会如此的深广。
回应这种自我解放的现代性的诉求，在文论界，钱谷融率先提出了“文学是人学”，重新开启了文学关怀人性的视角；刘再复提出了“性格组合论”。他们都将对人性的关注进行了理论定位，这是一个高扬理性主体的时代。在新时期文艺界发生的第一次有较大影响的论争是关于朦胧诗的“新的崛起”。诗人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重建被文革破坏的启蒙者形象。第三代诗人则把诗歌作为自己个性生活的表演舞台，所谓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等等，都是诗人的叙述生活的一种态度。对应这种精神的现代性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文艺观念也有很大的变化，如钱中文先生总结的，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文学观，有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象征论文学观和生产论的文学观，还有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由此可以看到整个80年代占据主流的是以对文学自律性诉求的形式主义美学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对自律性的诉求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出现在中国人经历了极左的政治对一切确定性的摧毁之后。在那个年代，一切自然的人伦关系、人格尊严都以国家、政党的这些宏大的概念被解构，所以80年代的这种对文学自律性的诉求也就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人们心灵的自慰。
3对大众生活的关照使文艺创作和理论进入“泛文学”时代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又开始有了新的转向。文艺从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书写转向对大众生活的关照，当然这种关照不是知识分子主动的诉求，而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种社会性策略：如当时以先锋小说家走向文坛的一些作家纷纷亮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大旗，1988年到1989年《钟山》举行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大展”，以王朔、刘震云、池莉、苏童、叶兆言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中消解作者的道德评判，主人公也以市井人物来担任。这种小说预示着日常生活和市井人物成为表述中心的趋向。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整个文艺转型的先兆，预示着文艺活动中心的改变。这个时期出现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转向的趋势，它试图在对前期的文学的审美自律性研究与即将全面出现的“泛文学”的研究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成为80年代文学自律性与90年代“泛文学”研究的交接仪式。
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因此，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理论界对文艺开始转向的一种敏锐的反映。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不完全属于实践领域(处于实践领域的，存在着明显的物质利益关系，导致人类剑拔弩张，而缺乏交流的可行性)，同时它又不完全属于纯粹的精神领域(纯粹精神领域的，由于其形而上的抽象性，而缺乏交流的可操作性)，它是横跨于两个领域之间。文艺为主体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形象化的图式，在这个图式里，它连接着精神与现象、理论与实践。文艺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也实现对创作者个体的超越。
在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表述中，我们既可以寻觅到80年代的作者理性主体形象，又能感受到90年代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功利性特质。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既试图在文学的纯美世界和“泛文学”的世界都保留自己位置的梦想．又不甘心失去曾经拥有的精神权威。但随着王朔一类的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形象被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受，他们内部的转型也就得以完成。知识分子由80年代的精神言转为为1进行物质的立言。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裹挟着文化资本很快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英雄。在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知识分子依然是占据着社会主流地位。所以王铭铭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物质利益驱使的知识分子的越轨行为。当然，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以物质为自己代言的境遇中，还会有更多没有被发现的“王铭铭”。知识分子在主动转向市场之舌留下了精神空白：
面对此时的文艺现状，童庆炳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论表述力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一书对我国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应该具有建设意义的。他在该书中提供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对处于困境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无疑具有解脱作用。虽然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人高喊“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9·11事件”加剧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面对当下局势，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实际上就已经是文学批评的必然策略。正如德国的一位批评家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将赋予这种希望以新的力量。”因此，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既是当下语境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面对后现代文化消解了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之后，在文化工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是他们重新表述社会的一次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民生活的中心从政治转人商品。大众文化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也获得了合法地位，文化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形态。如当时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流行操作形式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为这个时代最时髦也最合法的行为外衣。文化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经济深刻地浸透在文化符号之中，这也是文化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工业的典型文本是影像文化。影像文本之能够成为文化工业的典型文本，主要缘于一方面其生产的技术性，和它表述策略的市场性，它擅长于表述大众日常生活里焦虑和喜悦而最容易为消费者接受。在90年代中期，VCD影碟机的普及以及曾经风行全国的盗版碟片，使普通老百姓以最廉价和最便捷的方式与文化工业时代典型文本实现了亲密接触。有人认为这种盗版碟片的泛滥或许是一些所谓文化大国的政治策略，先以廉价的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它们的表达方式，然后在你无法离开它的时候，它们的文化产品的进入就成为大家的一种内在需求了。如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香港的“无厘头”文化，对大陆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间的“没一点正经”话语方式使大陆年轻人在厚重的文化传统和严峻的生活面前有了一种后现代的轻松和调侃，这种方式显然不同于“五四”留给我们的态度。另外有一大部分的文人都纷纷以市场作为他们写作的中心，如王朔、苏童、莫言、池莉等都致力于将自己的创作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大众媒体联姻。这是中国真正进入文化工业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统治社会的理论模式。
4经济全球化使文论在多元发展的同时寻求民族传统
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步时期，文化多元化将是全球文化必然的存在形态，当然这也是各种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发展机会了。在当前，人们一方面置身于这种“无边界的文化”，另一方面又焦虑于自我文化身份确认。在这种焦虑时期，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会成为社会的焦点。前段时间发生的赵薇军旗事件就是最好的应证。赵薇作为当前流行的文化符号，被一手捧红的传媒利用了该事件可能蕴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撞了一下腰。传媒能够将该事件炒热，也证明了政治意识在当前依然是消费者的兴奋点。
西周末年，中国逐渐分裂为多个诸侯自治的国家，社会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盛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儒、墨、道、农家。法家作为推崇改革的君主们利益的代表，主张对宗法奴隶制度进行改革。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李斯。他们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大力实施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井田制，实行名田制；废除贵族制，建立官僚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贵族等级分权制，建立君主专制集权制；用法治代替礼治，对礼乐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儒家作为国人阶层利益的代表，主张重视民生、重视人道，重视道德价值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和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如孔子讲“仁”学，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墨子主张“兼爱”。儒家、道家、农家在其著作中还具有反对剥削、压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对未来社会发展，儒、墨、道、农提出了追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如孔子的“大同”理想社会、孟子的“王道”、庄子的“至德之世”、老子的“小国寡民”等。“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是礼乐文化的分化与整合时期，显出了从整合到分化(礼崩乐坏，文质分裂)再到整合的全体过程。”①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斗争中，最终以具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取得胜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由于秦朝重法轻儒，重集权轻民生，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文化也由顶峰开始走向衰落。汉唐以来，社会逐步进入繁荣稳定时期，儒家文化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儒、法、道、易等文化竞争、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由于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自秦汉时期后，至鸦片战争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②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历史变迁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现代。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实行日益加深的侵略，在文化问题上也引起了思想混乱。面对此情景，顽固的保守派盲目排外，拒绝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人物的革命呼声得不到社会的响应，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西方各种新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至此，在中国就有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实质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文化经历了旧文化系统的摧毁和新文化系统的构建两个阶段。
近代新文化理论建设及其历史局限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化的80年。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传统思想文化被质疑、否定，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出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断交织、冲突的局面，中国旧文化系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一方面，中国文化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压迫，争取独立、民主、富强成为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展要求。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冲突在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化倾向上主要出现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以梁漱溟、张君厉为代表所主张的“东方文化”论；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三是以陈立夫、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四是由中国共产党及鲁迅提出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文化”。这四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中国文化在不断的论争中摸索前进，直到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是明确了1840年以来的新文化的社会性质，即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文化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中国人民在整理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不仅未能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论》所揭示的真理，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人们又陷入历史的迷茫，重蹈历史的覆辙，开始了最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里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儒学复兴论”认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秦到西汉和宋元明清两个时期后，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有国内的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唐君毅、徐复观、冯友兰等，海外学者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他们认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儒家精神与现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将儒学伦理色彩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反省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极端倾向，重新估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作为文化认同的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同时清除封建遗毒，以求得儒学的复兴。对于“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认为，“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儒家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派，完全有可能活跃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但是，儒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④“全盘西化论”是80年代文化论坛上的一种文化主张。该观点认为，应当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等学说和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完全照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完善的司法体系等。这种主张完全照搬的思想与胡适的“全盘西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必要的，但完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抛弃中国固有文化传承，一股脑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全盘西化论”与“儒学复兴论”一样，是文化思想争鸣中的一种观点，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的主流。#p#分页标题#e#
“西体中用论”是李泽厚提出的一种观点。李泽厚认为自己既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现代港台新儒家或大陆新国学家，他自称新儒家第四期。李泽厚的“西体”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及本体意识，具体包括该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及日常现实生活以及科技思想、意识形态，“中用”是指将这些现代化的“西体”如何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所谓“西体中用”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生活理念、科技思想、意识形态这些“体”套用于中国。他所说的“体”的本质就是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本质是西方化。
新文化理论建设需要重大文化创新
西学与中学、科技与人文、古代与现代的大论战持续近百年，辩论异常激烈，但“五四新文化运动90年来的三次大论战都未能及时转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范式’建设，与大论战规模相匹配的新理论建设高潮始终未能形成”。⑤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种缺陷，并在新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里我们重点评介一下“综合创新”论的一些观点。
(一）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创建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中国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论”，并通过《天人五论》阐发新文化的基本观点。到了80年代，张先生将“综合创造论”发展为“综合创新论”。他认为：无论是“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是走不通的，“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⑥因此，张岱年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在弘扬民族主体意识基础上，走中西融合之路。其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中国新文化建设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新文化建设之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主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总结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它不仅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且它所拥有的辩证法，是综合创新论的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弘扬民族主体精神。民族的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延续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中心，是一个民族得以以独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诸性质的综合。它包括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一个民族，只有产生了民族的主体意识，才能具有自觉的内在凝聚力和有推动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民族的主体意识的核心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再次，中国新文化建设之路：走中西融合、综合创造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近代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那么只有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创造性的转化才能获得。而如何才能中西融合，张岱年先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在“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化主旋律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
（二）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建设方针方面。方克立在继承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方针。方先生根据我国当前的三大思潮对立和互动的状况，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本质上没有超出“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思想格局。三大思潮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三种不同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派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由主义西化派要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现代“新儒学”则希望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克立先生认为，中国三大思潮的对立互动仍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在文化建设上“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路线上都不是正确的道路，“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也不符合时展的要求，而应从中国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必须适应现代化的大潮出发，采取辩证分析态度，即“同情的理解、客观的评价、批判的超越”，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态度。而在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方面，不仅是将唯物、理想、辨析，综合于一，而且要保证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和主导地位，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古今结合、中外(东西)结合是其基本特征。”⑦所以，方克立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是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
（三）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具体建构方面。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刘仲林出版《新精神》《新思维》《新认识》系列专著⑧，提出了以中国文化“道统”的传承为基础，以代表人的最高本性和现时代精神的“创造”为灵魂，形成以“创造之道”为核心的中国新文化理论架构，简称之为“创学”。刘先生借用“画龙点睛”比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个‘龙’，就是‘道’，代表中国文化道统的传承；这个‘睛’就是‘创’，代表中国文化价值观和思维观的更新。”⑨道，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其含义很多，但其“境界”的含义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刘仲林给出道的含义是：“通过对事物的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⑩众所周知，儒家以“仁”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孔子的学说被称为“仁学”，而综合创新论以“创”作为价值观核心，所以称为“创学”，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变革，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换，由此引发出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新文化理论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当是‘人之再造’，或者说是‘造新人’的工作，要使人民的目的、兴趣、行为，皆有一种改变。要创造在新的社会中生活的新的人类，使一般人民都能过着新的文化生活。”輯訛輥，秉承这一思想，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道’能不能大众化，能不能被普通百姓理解并在实践中亲证，是影响中国哲学发展和普及的大问题。”輰訛輥因此，刘先生近20年来一直从事大众普及工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000多名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写出亲切悟道体会。刘先生主编出版《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华文化人生亲证》等普及著作，2010年在中科大大力支持下，发起成立向社会开放的“中华文化大学堂“，开启学子与百姓同学共修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文化的探索之路，综合创新文化理论走出书斋，正在变成大众的”日用之学“，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p#分页标题#e#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 科学 ,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 发展 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 现代 各民族发展 规律 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 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 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 政治 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 历史 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 参考 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 科学 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 发展 、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 规律 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 自然 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 艺术 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蕖⒘忠??⒎焦?ぁ⒙薰?濉⒘跻⒑骸⑹┭??⒐????⒎朐?康?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7月11日上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主席吴伯雄等海峡两岸各界人士5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贾庆林发表了题为《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园》的演讲(全文另载)。
吴伯雄发表了演讲。他表示,本届论坛以深化与推进两岸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为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经贸与文化是连接两岸的两座桥梁,缺一不可,现在该是搭起文化桥梁的时候了。要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创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教育交流,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求学,承认大陆学历,同时鼓励两岸学校与学生之间展开研究与教学合作,推动交换学生计划;要推动媒体合作,为两岸同胞搭起资讯沟通的桥梁。希望与会人士能够集思广益,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提出新看法、新视角、新思路。深信本届论坛必将获致丰硕且具有前瞻性的方案与计划,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两岸人民情感的融合,再度扮演强而有力的推手角色。
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中国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项议题展开研讨,并将举行一场两岸经贸合作座谈会。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和中国副主席林丰正共同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文化部部长蔡武、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湖南省省长,中国副主席蒋孝严、吴敦义,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以及无党联盟主席林炳坤等出席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两岸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经贸界等各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代表。两岸文化、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和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负责人作为特邀嘉宾、特邀专家出席了论坛。
人民日报长沙7月12日讯,文化部、教育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期间,公布了多项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措施。
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大陆文化主管部门正在制定并将适时出台惠及台湾演艺界的政策,如鼓励台湾业者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艺经纪公司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等。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说,教育部决定,参加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且考试成绩达到台湾一流大学录取标准(顶标级)的台湾考生,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就读,经学校面试达到录取标准即可入学。鼓励、支持两岸高校通过校际交流合作,实施互换学生计划,并相互承认学分。
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在专题研讨发言时公布,允许台湾有线电视网络服务公司,在福建省提供有线电视设备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把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作为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支持两岸业者以版权贸易形式合作出版科学技术类期刊。
7月12日下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落下帷幕。贾庆林和吴伯雄出席闭幕式。
贾庆林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对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贾庆林表示,从去年12月第四届论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又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各项交流不断深化,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逐步扩大。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基本思路推进两岸协商,推动实现经济关系制度化和经济合作机制化,拓展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积极推进两岸民间往来。我们深信,只要两岸双方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努力创造条件,也一定能够逐步破解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难题。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两岸同胞共同选择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前景是光明的。让我们一起努力,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携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吴伯雄在讲话中表示,经过与会人士的热烈参与和讨论,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获致丰硕成果。论坛首次为两岸文化与教育的代表人士建立直接沟通与对话平台,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尤其是中华文化能够屹立于全球多元文化之中并发挥领导角色的愿景,更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忍不拔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源自同一祖先,不仅使用相同的文字、语言,更拥有相同的文化。21世纪是两岸合作共创新局的契机。期盼下次再聚首时,此次论坛的具体成效已能甜美收割。相信两岸透过畅通的对话平台,必能携手共创未来,为中华民族打造新盛世。
蒋孝严宣读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全文另载)。
代表主办单位作了小结。他说,本届论坛内容丰富、气氛和谐、成果显著。论坛形成的“共同建议”,是与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两岸各界的共识。“共同建议”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两岸文教交流合作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文化和民族认同是凝聚两岸同胞共同意志的根基所在,提出了加强两岸文教交流的总体思路,为推动两岸文教交流迈上新台阶描绘了蓝图,也为今后两岸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打下了基础。
钱运录、蔡武、张春贤、、林丰正、吴敦义、郁慕明、秦金生等出席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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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下午,贾庆林在长沙会见了吴伯雄和应邀出席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部分台湾人士。
贾庆林高度评价吴伯雄为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作出的宝贵贡献,并转达了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贾庆林表示,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重而道远。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还要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有力的精神支撑,凝聚起两岸同胞的共同意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有责任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通过全面加强文教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断增进两岸文化、社会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
吴伯雄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两岸人民的支持。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同属炎黄子孙,应该加强文化交流和感情融合。由国共两党有关方面举办的论坛,已成为两岸各界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这次来参加论坛的台湾方面代表,人士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是其他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这是十分可喜的。希望论坛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文化部长蔡武,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湖南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等参加了会见。
科技论文在情报学中又称为原始论文或一次文献，它是科学技术人员或其他研究人员在科学实验（或试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人文艺术研究领域里的现象（或问题）所进行的科学分析、综合研究和详细阐述，并通过对现象和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总结和创新另外一些结果和结论，并按照各个科技期刊的要求进行电子和书面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中，科技论文除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学术性和应用性外，还要注意其规范性，即撰写科技论文时应把标准化技术引入其中。规范化的科技论文不仅可以反应作者的基本功，而且还会减少编辑加工的时间周期和编审工作量。
下面结合上述有关标准着重谈一谈科技论文撰写中应注意的几个有关标准化问题。
一、编写格式的标准化
国家标准GB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中对科技论文的撰写和编排格式作出了具体规定。所谓格式，即一定的规格式样。科技论文的撰写和编排格式，就是撰写和编排科技论文时应满足的规格和式样方面的统一要求。因此技术监督科技论文的编写格式也应遵从这一标准。
一般来说，技术监督科技论文与其他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组成部分和排列次序基本相同，包括前置部分和主体部分，而前置部分依次为：题名、作者署名、摘要、关键词等，主体部分依次为引言、正文、结论(和建议)、致谢、参考文献和附录等。
二、论文题名拟定的标准化
论文题名，又叫题目、篇名等，是论文的总纲，是能反映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的逻辑组合。
GB7713-87中规定：题名应该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等。题名一般不宜超过20字。对于用作国际交流的技术监督科技论文，应有外文(多用英文)题名。其外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10个实词。在下列情况可以有副题名：题名语意未尽，用副题名补充说明论文中的特定内容；论文若分册出版，或是一系列工作分几篇报道，或是分阶段的研究结果，各用不同副题名区别其特定内容;其他有必要用副题名作为引申或说明者。同时要求题名在整本论文中不同地方出现时，应完全相同。 论文题名拟定中作者特别是经验不足的作者常出现并应引起注意的以下几个问题：
1、题名反映的面大，而实际内容包括的面窄；
2、标题一般化，不足以反映文章内容的特点；
3、不注意分寸，有意无意拔高。
三、论文摘要编写的标准化
GB7713-87中指出论文摘要是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技术监督科技论文一般均应有摘要。
摘要的写作及格式要求和注意事项可归纳成如下几点。
1.作为一种可供阅读和检索的独立使用的文体，摘要只能用第三人称而不用其他人称来写。
2.简短精练，明确具体。简短，指篇幅短，200～300 字；外文摘要不宜超过250个实词。精练，指摘录出原文的精华，无多余的话；如遇特殊需要字数可以略多，摘要应明确具体，指表意明白，不含糊，无空泛、笼统的词语，应有较多而有用的定性和定量的信息。
3.格式要规范。尽可能用规范术语， 不用非共知共用的符号和术语。不得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并切忌罗列段落标题来代替摘要。除了实在无变通办法可用以外，一般不出现插图、表格，以及参考文献序号，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分段。摘要段置于作者之后，关键词之前。
4.文字表达上应符合“语言通顺，结构严谨，标点符号准确 ” 的要求。摘要中的语言应当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修辞规则和逻辑规则，不能出现语病。
5.要采用标准化的名词术语。尚未标准化的，以采用一次文献所采用的为原则。如新术语尚无合适的中文术语译名，可使用原文或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6.不要使用图、表或化学结构式，以及读者尚难于清楚理解的缩略语、简称、代号。如果确有必要，在摘要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
7.不得使用一次文献中列出的章节号、图号、表号、公式号以及参考文献号等。
8.必要提及的商品名应加注学名。
四、论文关键词编写的标准化
相关标准指出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按照要求每篇论文选取应3～8个词作为关键词，以显著的字符另起一行，排在摘要的左下方。如有可能，尽量用综合性主题词表（如《汉语主题词表》和专业性主题词表（如NASA(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 )词表、INIS(国际核信息系统)词表、TEST词表、MeSH词表(美国《医学主题词表》)等）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为了国际交流，应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 关键词作为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列于摘要段之后。
五、论文正文编写的标准化及注意事项
GB7713-87中指出：论文的正文是核心部分，占主要篇幅，可以包括：调查对象、实验和观测方法、仪器设备、材料原料、实验和观测结果、计算方法和编程原理、数据资料、经过加工整理的图表、形成的论点和导出的结论等。同时还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1.撰写技术监督科技论文要实事求是，不要求有华丽的辞藻，但必须思路清晰，合乎逻辑，语言通顺，用语简洁准确、明快流畅；内容务求客观、科学、完备，尽量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2.必须使用规范化语言，特别是涉及名词术语，决不能随意采用习惯用语和方言，同时，论文写完以后，一定要多看几遍，检查完善，首先应做到对自己的文章质量负责把关。
关键词：文学作品 民族音乐 分析
当前，我国文化的研究与分析越来越深入细致，民间音乐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研究我国民间音乐，需要从文学作品中深入探讨。在远古时代，许多伟大的文学爱好者，对音乐的研究颇深。他们将民间音乐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文学与音乐合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用文学的形式表示音乐，用音乐的形式传承文学，为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文学作品中记载民间音乐的“发展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著作。在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中，论及了有关音乐本源、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和礼的关系学，是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第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政治关系，尤其是音律方面的记载，此后，在各朝各代的志书中都有记载，全面介绍当时的音乐制度、乐律、乐队和礼仪规范等内容。另外，在音乐美学方面，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声律学研究方面，有京唐的六十律，钱乐之和沈重的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律，荀昌力的笛律等，在宫调理论法方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旋宫理论。汉代民间音乐中有“相和之调”。魏晋南北朝有清高三调、笛上三调。隋唐时期有八声音阶，燕乐二十八调、八十四调和犯调、移调理论。宋代有“为调式”，“之调式”系统论，元代的北曲十七调、南曲十三调。明代的九宫，清代的南北曲各十二宫词等。在词调音乐，琴学表演，艺术理论和音乐百科全书的著作方面，有大量的文学论著。这些文人及其论著都曾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学、律学、宫调理论、美学等规律作过论述，将音乐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为民间音乐及艺术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二、文学作品中体现民间音乐的功能
民间音乐具有许多功能，美学功能、感化教育功能、消遣娱乐功能等等。在文学作品中关于民间音乐功能的描写有很多，通过文学语言的描述，氛围的渲染，民间音乐更具有其艺术性。
（一）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意境美。意境是意与境的统一，情与景的融合。音乐艺术作为情感的艺术，成功的作品大多具有意境美。我国有许多传统的优秀音乐作品，通过文学的记载将它们传承了下来，这些作品都能运用优美动人的旋律，为人们描绘如见其景、如闻其声的意境。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特定的语言描写，情境场合记载，展现民间音乐的意境美。这与绘画艺术中对于意境美的展现，特别讲究虚实相声，有无相成，非常注重留有空白的道理是一致的。
（二）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育人作用。民间音乐具有感化教育的目的，很多民间音乐有乐观的、欢快的、积极向上的情调。在我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就非常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尤其是来自民间的音乐，通过其通俗而又富有趣味的表达方式可以达到教育感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而且“乐”常常是和“礼”结合在一起的，并称“礼乐”。“礼”的功能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的功能是调节人的内在精神，使之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体现了这种礼乐观，同时强调了“乐”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说，民间音乐许多都是由文学作品的形式唱出来的，如诗歌、诗赋等形式都是一种民间歌谣的表现形式，而通过文学的这种表现形式、语言的描写形式更使得民间音乐具体化、形象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相当于民间音乐的载体，它传达了民间音乐的社会功能，包括感化育人的功能，所以说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育人作用。
（三）文学作品传达民间音乐所表示的思想。民间歌曲种类繁多，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在整个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歌曲是人民集体创作，口口相传的载体，其历史悠久，流传面广，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劳动，抒发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成为群众的“生活伴侣”，被喻作“人民的心声”。民间音乐最直接的文学体现就是《诗经》――我国古代首部乐歌总集。其中《国风》是《诗经》的精华，也是先秦民歌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以广泛的题材，新颖的手法，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与其同类型的汉代《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展现了现实生活的面貌，更有五言诗体之新创。战国时期楚地祀神民歌，孕育了伟逸绝世的《楚辞》、《离骚》等巨作，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色彩先河，更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寄美好于浪漫的想象。许多民间歌曲通过传唱，通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与描述，深刻地传达了其本质要表达的东西，即人民的内在情怀与思想，广大人民的心声。而且通过文学作品将相关的民间音乐记载下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传承，更有利于我们对文化的研究和继承。
三、文学作品对我国民间音乐发展的作用
（一）文学作品对于民间音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民间音乐作品，也不断从理性的层面去总结民间音乐实践的经验和发展规律，探索民间音乐在审美、功能、技法方面的民族特点，由此创作出了大量迸发思想火花的理论篇章。关于这些理论著述，多出自古代的“士”，亦即文人阶层。中国文人的文化修养高深，知识面也很广阔，他们往往喜欢对事物做理性思考，从本质的、原理的层面去把握对象。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宏观简明地把握中国音乐的民族神韵、更理性地体认和指导音乐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指南。这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音乐的创作之说，有许多关于经典作曲的评论之说，他们的观点对于现在我国民间音乐的创作、发展亦有深刻的指导与实践意义
（二）文学作品为民间音乐的传承提供了“载体”。如上所述，许多民间音乐都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了下来，民间音乐是当时社会人民心声的体现。如果没有文学作品的形式，那些经典的民间音乐，如《乐府诗歌》、《诗经》等歌唱形式的音乐作品无法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民间歌曲是抽象化的，而文学作品的功能就是为这一抽象化的东西提供一个载体，使其能够长期的具体存在。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使民间音乐能够长时间地传承下来，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四、结束语
文学作品是民间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民间音乐又能够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功能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文化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讲述的关于民间音乐的精华思想，继承民间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应将经典的民间音乐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记载下来，进行大量的文学作品创作，推动民间文化的发展，将文学与音乐合理巧妙地结合起来，弘扬发展我国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1]罗泽真.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