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例外条款；域外管辖；透明度；国际环境法规范
Abtract:inhistoryofDSB,therewasaseriesofcasesabouttheenvironment-relatedtrademeasurestakenbysomecountries.Thisarticleelaboratesonsuchbehaviors’necessity&validitytogetherwithcorrelativeregulationsinGATT/WTOandDSB’spractice(especiallythelatter),then,givesabriefsummary.
Keywords:environment-relatedtrademeasures;exceptionarticle;jurisdictionbeyondterritory;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environmentlaw.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之间联系的兴趣重新涌现”。环境的恶化触及和动摇了自由贸易的物质基础，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和组织保障的WTO，如何使WTO有关环保贸易条款在实施中找到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是摆在WTO面前的现实难题。
这些问题包括：1、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竞争力问题）；2、与环境相关的标准对贸易的影响；3、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合法性；4、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效应。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贸易措施和一些国家单边采取的贸易措施，如限制或禁止进口、许可证制度、征收环境附加税等。本文将重点论述国家采取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GATT/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
二、GATT/WTO体制下的相关规定
（一）、GATT/WTO共有的规定
重审历史，我们发现有关环保与贸易的关系并非是GATT/WTO全新的课题，只不过GATT的起草者们并未料到今日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毕竟促进自由贸易的增长是GATT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以下是GATT时期有关环保和贸易的条款，这些条款也为WTO所继承，被认为是解决成员间有关环保和贸易争端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3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费。但同时限定条件，包括：（1）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在计算上必须合理；（2）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必须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搞差别待遇。（3）不能将对进口产品征收环境税费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2、第11条关于进出口产品数量限制的规定，一般而言，WTO禁止实行数量限制，但不适用于下列措施；（1）是出口缔约方出于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2）是为实施某些商品归类、分级和销售法规而必须实施的进出口限制；（3）是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的对进口农产品和鱼制品的进口限制。可以看出，这些例外均直接的或间接地可归于一国出于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WTO义务的豁免。
3、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保护环境采取下列措施：“(B)为保障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为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鉴于该条（B）和（G）款被普遍认为与环境保护有关，也是成员方引用最多、分歧最大之处，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亦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的适用规则，在接下来的具体案件分析中，将以此为主要法律依据展开论述。
（二）、WTO对环境贸易条款的发展
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环保组织的压力，一方面也是出于环境与贸易之间的能动关系，WTO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课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序言：“……而且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力求兼顾保持与维护环境，并以符合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需要和关注，加强达此目的的措施……”，明确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这也是“环境”字眼首次出现在多边贸易协议中。
2、其他各项一揽子协议中所包含的环境条款。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定》、《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农业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相应规定，主要为成员方采取的与环境有关的措施设定了纪律和行为准则。
3、WTO成立后有关部长会议的宣言、决议。如2001年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中的《贸易与环境》工作计划。
小结：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与其他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不同，世贸组织并未形成关于环境保护的单项协议，而是主要通过成员方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的合意以“环保例外+限制条件”的条款形式加以表现，其规则具有分散性、原则性、高度抽象等特点，从而导致相关环保条款只有在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后，才得以逐步澄清、确定和发展。因而，对WTO案例的研究在环保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下面结合GATT/WTO史上的经典案例就以下几个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较多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澄清，从中总结、归纳WTO在处理该方面形成的规则，推敲WTO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基本原则，以期对成员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指引和调整作用。
三、案例分析
（一）对条文用语的扩大/松动解释
适用WTO条款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解释条文的含义。解释的原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WTO在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进行协调的能力。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有关协议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一改GATT争端解决机构的保守作风，积极致力于对环境贸易关系的协调，在对条文用语的解释上，明显地放松了标准，更加注重了环境保护的需要。
1、可用竭的天然资源
根据立法背景和通常理解，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一词的合理解释应是诸如煤、矿产品等有限的资源，而不是其他可更新、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生物资源。但在GATT后期就开始体现出体现了对该词语宽泛、扩大解释的趋向。
在WTO受理的第一起上诉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为，清洁空气属于20条意义上的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资源的可再生性不能成为反对构成可用竭天然资源的理由，初步体现了DSB在环境贸易措施保护对象的范围的放松倾向。而1998年WTO上诉机构对海龟案的最终裁决报告可以说是全面表述了DSB在此方面所持的立场。上诉机构解释到：首先，根据条约文字，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与可再生的资源以及生物资源并不相互排斥，活的物种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再生，但由于人类的活动，也是可以耗尽穷竭并灭失的。其次，条约解释应遵循同时展（contemporarydevelopment）的原则，WTO协议的序言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保持与维护环境的重要性，：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经常把天然资源看作兼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GATT1994第20条（g）项解读为仅指养护可用竭的矿产或无生命资源，未免太落伍了；再者，前此GATT1947通过的两个专家组报告（1982年的美国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金枪鱼案和1988年的加拿大影响鲱鱼和鲑鱼出口案）都认为，鱼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然资源属于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最后，上诉机构注意到所有当事方和参加的第三方都承认其可用竭性和本案所涉五种海龟已都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的事实。根据海龟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29—132段。可以看出，上诉机构在此充分运用了条约解释的方法，如通常含义、立法变迁、条约的后续实践、其他国际法源源的发展、争诉方的特定情况，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的解释范围大大放松了，虽未明言环境保护的目标，但已具保护之实，为在WTO框架下缔约国合法合理地实行环境贸易措施提供了很大的适用空间，充分表明，“至少在目前情况下，WTO依然是解决国际贸易争议乃至与其他议题交叉争议的良好场所”。
2、“必需”
在GATT/WTO很多规则中都涉及到，它（必需）是指不能够选择符合GATT的措施或者没有与GATT较少抵触的措施时才可以采用这项措施，换言之，援用该款必须首先证明本国采取的措施是达到保护人民动植物健康目的唯一手段。在1990年泰国香烟案中，专家组认为可供泰国选择的既符合GATT规定又符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目的的措施很多，如危险标记标识、禁止香烟广告、维持烟草专卖等等，因此泰国对美国香烟的进口加以限制不是必需的，不能适用B款。这一理解在其后的91年美国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案、韩国牛肉案和美国汽油规则案中均得以坚持和贯彻。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专家组总能设想出一种既与GATT相符有能达到被诉方相关目的的替代措施，因而如果严格适用，几乎没有什么措施能够通过“必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成员方对WTO能否承担起合理审查一国环保贸易措施合法性的问题表示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加拿大诉欧盟石棉案中上诉机构对“必需”的认定标准有了很大变化：“WTO成员有权决定他们认为合适的健康保护水平，法国选择的保护水平是阻止石棉产生的健康风险扩散，石棉禁令是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而‘控制使用石棉（加拿大所诉称的）’的措施不足以实现法国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并非是可以合理获得的替代措施”。我们可以这样推导出，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考察必需的时候，已经开始从其“是否是专属的与WTO规则唯一相符或损害程度最小的措施”的审查标准逐步过渡到“该措施是否可用于实现被诉方所确立的公共健康保护水平”。存在两个衡量因素，一是所称的替代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于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二是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越至关重要，就越容易接受用以实现那些目标的措施是必要的。
3、有关及有关的措施
在GATT的专家组实践中，对“必须”（necessary）和“有关”(relatingto)其实并未明确加以区分，专家组在对“有关”进行解释时，往往沿袭了对B款“必需”的解释思路和判断标准。在WTO后的争端解决实践中，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在汽油规则案中，上诉机构批评了专家组违反了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第20条中各项使用的不同措辞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意图，对‘必须’和‘有关’应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上诉机构认为有关的措施是指一国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而颁布的被指责为限制贸易的政策、法规、命令，而不是指包括在该法令政策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所以在该案中，应考察“有关的措施”——汽油规则的主要目的是否是保护资源，而不是先验地考虑对进口汽油给予相对于国产汽油“较低待遇”的主要目的旨在保护清洁空气免受污染。
1998年的加拿大鲱鱼和鲑鱼出口案的专家组报告可以说是全面的阐述和体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G项上的适用原则：“第20条G款不仅包括对养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必需的措施，也包括范围更为广泛的有关措施。只要所采取的措施的首要目的（primarilyaimedat）旨在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即便此种措施在客观上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也仍可解释为有关的措施”。可以说，WTO争端解决实践在三个方面降低了成员方援用20条G款的难度：1、“有关的措施”的范围大大扩大，对有关的解释突破了以往对必需解释的限制；2、有关的判断标准得以放松，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的对象是措施与环境保护目的的相关性而不是措施中包含的具体内容（往往是造成歧视效果的元凶），同时，对“主要目的”的解释从以往一贯坚持的“直接联系”过渡到只要存在“一定真实、密切的合理联系”即可；3、有关的非效果原则：只要认定了主要目的旨在保护资源，即使这种措施的实施在实际上并未达到声称的积极保护效果，也可被认为符合WTO对有关的要求。
4、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
在引用20条G款“与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为自己的贸易限制措施辩护时，需要同时充分“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同实施”的条件。何谓一道实施，实施的对象、效果等问题在不同的案件中专家组、上诉机构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WTO首例上诉案——汽油规则案中上诉机构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解释：“要求该施加限制的措施，不仅是对进口汽油的也是对本国汽油的”，不是要求进行“效果判断，也不是要求措施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G款要求的针对产品的限制措施，只要对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都产生了公平(evenhandedness)而非歧视的影响，就可以认为是满足了一同实施的要件，而不要求达到完全相同的限制效果。另外，“或”是一个反义连接词，这表明，在“国内生产限制”和“国内消费限制”中，只要有某一项实施即可。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同样根据这一标准审查了美国的第609条款对进口海虾和国内捕虾拖网船所捞到的虾所施加的限制，得出了美国养护海龟的措施大体上是不偏不倚的，因而认定其满足了“同限制国内生产一同实施”的条件。
（二）域外管辖权/单边措施的有效性
鉴于环境保护的整体性、一体化特点，为了更有效的保护环境，一国采取的限制贸易措施很有可能波及至其管辖范围之外。一国能否用贸易限制的方式来保护在该国管辖范围外的环境事项，从GATT到现在的WTO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而未获澄清的问题。第20条的例外条款能否域外适用，只能去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中寻求答案。
在1991年的第一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通过考察对20条B款的起草历史，认为该条的起草者们集中关注的是进口国范围内的为保障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卫生措施的使用，应限于有关国家的地域范围之内；同时还引用了1990年泰国香烟案中的结论，认为如果每一缔约方可单方确定其生命或健康保护政策，那么总协定将不再构成一个在所有缔约方间贸易的多边框架，可见专家组持绝对禁止的立场。在后续的1994年欧共体诉美国的第二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的态度有所不同。专家组认为并没有有效的理由支持GATT第20条只适用于缔约方领域内的可用竭资源的保护，但只能对其自己的国民和船舶强制实施域外管辖。言下之意是20条可以适用域外环境保护，但只能对本国国民发生效力并强制其遵守，对其他国家则无效，不能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管辖下的政策。在这里，专家组运用了国际法属人管辖原则对20条的适用做了些许松动。遗憾的是，该案专家组在GATT全体会议上并未获得通过，因而也就不具备拘束力。
在WTO的第一龙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同样没有对于20条的域外适用作出明确裁定，而是采取了一种灵活务实的方式，具体分析了该案中美国所采取措施的性质、实施方式等，指出了美国609条款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及任意的歧视，避免了环境与贸易问题的直接交锋。报告中写道；我们没有宣布过第20条（g）项是否暗示管辖上的限制，若有的话其性质或范围。我们仅注意到，就本案所审理的特定情况而论，为第20条（g）项目的，在所涉的这些游动并濒危的海洋物种与美国之间有着足够的联结（nexus）”（报告第133段）。也就是说，出口国生产加工的行为所威胁到的环境事项（可用竭资源、人类健康等）如果与进口国存在足够的联结时，进口国可以域外实施20条规定下的贸易限制措施。当然，何谓足够的联结，还需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加以确立。尽管对于域外效力，WTO没有明确答复，但是它却“透露”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倾向于环境保护的“信息”。这也是尽管美国败诉，却对上诉机构报告中体现出对于环境贸易措施的审查方式表示欢迎的原因。海龟案的判决也引起了不少成员国的担心和疑虑，认为它认可了单边环境行动的合法性，给一国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开了方便之门，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的石棉案中，上诉机构首次肯认了非违反之诉也可以适用于环境贸易措施，也就是说，即使一国的单边贸易措施被认定符合WTO，受损方也可以基于WTO第23条第1款B提出非违反之诉，要求对其造成的贸易利益的伤害进行协商和赔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成员国的单边环境行动的泛滥，相当于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目前这方面还未有案例出现，对非违反之诉在环境贸易关系领域中的适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三）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内的效力
GATT时期的专家组在实践中通常倾向于单纯依靠立法历史、国家意识来解释规则条文，排除GATT之外的国际法规范的适用。对于当事方援引用来证明其采取的有关环境贸易措施合法性的国际环境协定，关贸总协定专家组一般强调，其职责仅限于根据总协定有关规定审查争端涉及的措施，而对被引用的国际环境协定不予考虑。如在第二个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认为，与关贸总协定不相关的国际协定只能在关贸总协定不清楚时作为次要解释渊源。而且，即使关贸总协定规定不清楚，由于当事方援引的国际协定从未在总协定起草过程中被提到，因此，这些国际协定不具备什么证明价值。对于这种GATT规则与一般国际法的脱节的现象，有学者批评为“独门独院、自成体系、自我封闭”。
WTO成员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谅解总则第3条别指出：用国际公法（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来阐明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随后，一批国际法专家/上诉机构成员为将WTO规则与一般国际法联系起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案——美国汽油规则案中，就发出了不能将“WTO法”与国际公法分离开的呼声。而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为印证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进行的解释，广泛地引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1世纪议程》、《养护野生动物的游动种群的公约》、《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等公约中的相关条文，甚至还扩及到国际法院对纳米比亚咨询案和爱琴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乃至《奥本海国际法》这样的著作。由此做出的法律推理说理充分、论证详密，得到了当事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认同，也频为以后的案件审理所引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构只是对国际环境法规范（尤其是当事国均接受的公约）可以作为解释WTO有关条文乃至当事国措施合理限度等事项的依据作出了肯定，而未涉及其他如国际环境法规范与WTO法的协调、发生冲突时的效力等级等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因而，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中的法律地位仍尚待确定，但我们毕竟看到，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DSB已经率先迈出了一步。
（四）专家组透明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包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2个主要程序，专家组审查具体贸易争议的过程一般处于与公众隔绝的“黑箱”状态，“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他们（当秘密进行工作时）不能做出传达来自许多利益共同体，包括非政府环境政策团体的论点、信息和证据的准备”，非经专家组决定，一般不向外界寻求法律或专业方面的帮助；上诉机构也仅仅对具体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按照WTO有关规则和协议作出最终裁判。因而在许多著述中都呼吁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规则，增加透明度和吸引有关国家、组织的参与。目前，在争端解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1、经专家组要求进行的合作
DSU第13条明文规定：“每个专家组有权向其认为适当的个人或机构获取资料和专门意见。……各专家组可以从任何有关来源索取资料并可以咨询专家以获得他们对该事项某些方面的意见。”例如在泰国限制香烟进口案中，专家组与WHO（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积极合作，由后者对卷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问题提出意见，并且对该意见及WHO的一些相关做法和建议给予了关注，以此为依据对该案中涉及到的如是否是“必需”及是否存在其他可替代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2、非经要求情况下，非政府机构主动提供材料的接受
关于非政府机构主动提供的材料，DSU并未明确规定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是否有权接受或拒绝，从而留下了一个法律适用的漏洞。这个问题是在处理有关案件的实践中加以填补的。在98年的第一龙虾海龟案中，专家组就收到了来自以美国为主的一个NGO协会以及WWF（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提交的文件。然而，专家组认为从非政府渠道接受未经寻求的信息与谅解不符，因而决定不予考虑。该案的上诉机构通过对谅解的分析，推断出WTO规定并未禁止专家组接受非政府组织主动递交的利益方陈述，专家组有收集信息的义务，以此为由拒绝采信没有根据，应该允许非政府组织直接向争端解决机构递交申请和意见，从而为公众团体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介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3、对于上诉审中设立附加程序规定的运用
争端解决机构一向强调和坚持在处理贸易纠纷时在成员方引用具体例外的权利和其他成员方在WTO下合理期待获得的实体权利之间划出一条“平衡线”，那么这条界限的划定无疑离不开对具体案情的分析。
1996年通过的《常设上诉机构上诉审查工作程序规则》第16条规定：“为了一项上诉案件的审理的公平性和有序程序，如出现本工作程序所未涉及的某项程序问题，任何上诉庭可以只为该项上诉案之目的通过任一适当程序。”这一规定在如何处理非政府机构提交的书面意见上得到了运用。在98年的石棉案中，上诉机构在咨询了争端当事方和第三方的意见后，于2000年通过了仅对该案适用的附加程序，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非争端当事方和第三人即案外人）在遵循特定程序下，提交书面意见，上诉机构将予以审查和考虑，但并不一定在报告中加以论述。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上诉机构收到了11份来自不同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知名教授）的要求提交书面简要的申请。尽管经过审查和考虑，并未获得最终批准，但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到了环境与贸易案件的特殊性和环境组织的作用，从而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
（五）第20条序言和具体例外条款的关系
1、适用环境例外条款的逻辑顺序
以往GATT实践甚至初期的WTO都没有在逻辑上理清对20条序言（也有引言、前言等译法，笔者注）和各单项例外的审查顺序问题。同时GATT时期的专家组在审查涉及第20条的案件时，也没有统一的程序。而在1998年的海龟案中，上诉机构明确纠正了专家组跳过具体例外条款，直接审查有关措施是否符合第20条序言的做法，“分析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以该措施的特征为理由，暂定符合第20条（g）项规定；第二步，按第20条引言规定，对该同一措施（的实行）作进一步审议。（报告第118段）……对专家组来说，把美国汽油案的次序颠倒过来，‘似乎同样合适’。我们对此不能同意。”（报告第119段）。也就是说，一项环境贸易措施被单个例外条款证明正当之后（有关条件在上文中已一一述及），还要经受序言的检验。
这个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各个单项例外本身就是破坏WTO多边贸易原则的例外措施，第20条序言的目的与宗旨正是为了防止对第20条特定例外的滥用，可以说是实施“例外”所要遵循的“原则”，自然要遵循从例外到原则的审查顺序。如果先行依据序言进行审查，由于环境贸易措施先天具备的威胁、破坏多边贸易规则的性质很容易被认定不符合序言，从而使得各单项例外条款成为多余，成员方援引环保例外权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权利。而该案的上诉机构确认了WTO各成员方根据本国的健康水平和环境目标，采取本国的保护环境政策的合法性，只要在这么做时履行WTO协定规定的义务并尊重其他成员方的权利。衡量其是否达到该要求的重任或者说作为对各国援用环境保护例外权的最后一道阀门就由序言来承担了。
2、序言的适用标准
在上诉机构针对汽油规则案件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序言做出了全面权威的解释，上诉机构认为，序言针对的不是措施或它的某项内容，而是措施实施的方式（MANNER）。因而对于成员方滥用例外权的防止是通过审查有关措施实行的方式及对相关国家造成的影响进行的。
具体的标准则是三个：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第一海龟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成员方享有环保例外权的同时负有善意行使条约权利，不得滥用的义务。因而，序言适用的原则是善意原则（principleofgoodfaith）这个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其任务在于是在一个成员方引用第20条中例外的权利，和其他成员方在GATT1994里各实体法权利之间划出一条平衡线。这条平衡线的位置，随着作为措施形态和种类的不同而变动，因特定条件的事实不同而变动。因而序言的适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赋予了争端解决机构较大的随着形式发展和具体案情调整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自由裁量权，当然，不可简单地理解成DSB更倾向于保护环境的结论，对序言的适用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成员方的环境例外权要获得尊重，二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得滥用，而DSB最终做出的裁决主要依赖对于案件和当事国所采取措施的分析。例如在第一海龟案中，上诉机构虽然认为美国的措施虽有资格引用第20条（g）项，但未满足第20条序言的要求，指出了美国在适用609条款中存在的七个漏洞，从而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判其败诉。但在2002年的第二龙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关于美国执行DSB裁定的措施即修订规则并未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裁决，判美国胜诉。
四、总结、评议及展望
在对争端解决机制协调贸易与环境作用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WTO仍然是解决环境贸易争议的良好场所，在几个重要案件的处理中体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后者则持批评和反面态度，认为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是令人沮丧的。
在WTO解决环境贸易问题的作用上，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从本质上讲，GATT/WTO是一个贸易组织也无意于成为一个环保机构，因而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WTO框架内对环境问题规定地事无巨细，对它在处理某些环境问题上的“无能”横加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GATT/WTO关于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案例研究郑圣果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中图分类号 F744 文献标识码 A内容论文摘要：环境与贸易之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各国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国政府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往往因为威胁、损害了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而受到多种质疑，引发各种贸易争端。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在处理成员方递交的此类争端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本文结合GATT/WTO争端解决历史上的相关案例，总结、归纳WTO在审查成员方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单边贸易措施/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方面的立场、规则和纪律。论文关键词：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例外条款；域外管辖；透明度；国际环境法规范一、 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之间联系的兴趣重新涌现” 。环境的恶化触及和动摇了自由贸易的物质基础，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和组织保障的WTO，如何使WTO有关环保贸易条款在实施中找到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是摆在WTO面前的现实难题。这些问题包括：1、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竞争力问题）；2、与环境相关的标准对贸易的影响；3、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合法性；4、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效应 。 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贸易措施和一些国家单边采取的贸易措施，如限制或禁止进口、许可证制度、征收环境附加税等 。本文将重点论述国家采取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GATT/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二、 GATT/WTO体制下的相关规定（一）、GATT/WTO共有的规定重审历史，我们发现有关环保与贸易的关系并非是GATT/WTO全新的课题，只不过GATT的起草者们并未料到今日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毕竟促进自由贸易的增长是GATT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以下是GATT时期有关环保和贸易的条款，这些条款也为WTO所继承，被认为是解决成员间有关环保和贸易争端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1、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3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费 。但同时限定条件，包括：（1）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在计算上必须合理；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必须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搞差别待遇。（3）不能将对进口产品征收环境税费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2、第11条关于进出口产品数量限制的规定，一般而言，WTO禁止实行数量限制，但不适用于下列措施；（1）是出口缔约方出于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是为实施某些商品归类、分级和销售法规而必须实施的进出口限制；（3）是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的对进口农产品和鱼制品的进口限制。可以看出，这些例外均直接的或间接地可归于一国出于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WTO义务的豁免。3、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保护环境采取下列措施：“(B)为保障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为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 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 。鉴于该条（B）和（G）款被普遍认为与环境保护有关，也是成员方引用最多、分歧最大之处，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亦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的适用规则，在接下来的具体案件分析中，将以此为主要法律依据展开论述。（二）、WTO对环境贸易条款的发展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环保组织的压力，一方面也是出于环境与贸易之间的能动关系，WTO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课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序言：“……而且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力求兼顾保持与维护环境，并以符合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需要和关注，加强达此目的的措施……”，明确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这也是“环境”字眼首次出现在多边贸易协议中。2、其他各项一揽子协议中所包含的环境条款。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定》、《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农业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相应规定，主要为成员方采取的与环境有关的措施设定了纪律和行为准则。3、WTO成立后有关部长会议的宣言、决议。如2001年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中的《贸易与环境》工作计划。小结：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与其他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不同，世贸组织并未形成关于环境保护的单项协议，而是主要通过成员方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的合意以“环保例外+限制条件”的条款形式加以表现，其规则具有分散性、原则性、高度抽象等特点，从而导致相关环保条款只有在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后，才得以逐步澄清、确定和发展。因而，对WTO案例的研究在环保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下面结合GATT/WTO史上的经典案例就以下几个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较多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澄清，从中总结、归纳WTO在处理该方面形成的规则，推敲WTO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基本原则，以期对成员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指引和调整作用。 三、案例分析（一） 对条文用语的扩大/松动解释适用WTO条款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解释条文的含义。解释的原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WTO在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进行协调的能力。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有关协议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一改GATT争端解决机构的保守作风，积极致力于对环境贸易关系的协调 ，在对条文用语的解释上，明显地放松了标准，更加注重了环境保护的需要。1、 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根据立法背景和通常理解，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一词的合理解释应是诸如煤、矿产品等有限的资源，而不是其他可更新、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生物资源。但在GATT后期就开始体现出体现了对该词语宽泛、扩大解释的趋向。 在WTO受理的第一起上诉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为，清洁空气属于20条意义上的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资源的可再生性不能成为反对构成可用竭天然资源的理由 ，初步体现了DSB在环境贸易措施保护对象的范围的放松倾向。而1998年WTO上诉机构对海龟案的最终裁决报告可以说是全面表述了DSB在此方面所持的立场。上诉机构解释到：首先，根据条约文字，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与可再生的资源以及生物资源并不相互排斥，活的物种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再生，但由于人类的活动，也是可以耗尽穷竭并灭失的。其次，条约解释应遵循同时展（contemporary development）的原则，WTO协议的序言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保持与维护环境的重要性，：现代国际公约和宣言经常把天然资源看作兼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GATT 1994第20条（g）项解读为仅指养护可用竭的矿产或无生命资源，未免太落伍了；再者，前此GATT 1947通过的两个专家组报告（1982年的美国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金枪鱼案和1988年的加拿大影响鲱鱼和鲑鱼出口案）都认为，鱼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然资源属于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最后，上诉机构注意到所有当事方和参加的第三方都承认其可用竭性和本案所涉五种海龟已都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的事实。根据海龟案上诉机构报告第129—132段。 可以看出，上诉机构在此充分运用了条约解释的方法，如通常含义、立法变迁、条约的后续实践、其他国际法源源的发展、争诉方的特定情况，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的解释范围大大放松了，虽未明言环境保护的目标，但已具保护之实，为在WTO框架下缔约国合法合理地实行环境贸易措施提供了很大的适用空间，充分表明，“至少在目前情况下，WTO依然是解决国际贸易争议乃至与其他议题交叉争议的良好场所” 。2、 “必需”在GATT/WTO很多规则中都涉及到，它（必需）是指不能够选择符合GATT的措施或者没有与GATT较少抵触的措施时才可以采用这项措施 ，换言之，援用该款必须首先证明本国采取的措施是达到保护人民动植物健康目的唯一手段。在1990年泰国香烟案中，专家组认为可供泰国选择的既符合GATT规定又符合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目的的措施很多，如危险标记标识、禁止香烟广告、维持烟草专卖等等，因此泰国对美国香烟的进口加以限制不是必需的，不能适用B款。这一理解在其后的91年美国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案、韩国牛肉案和美国汽油规则案中均得以坚持和贯彻。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专家组总能设想出一种既与GATT相符有能达到被诉方相关目的的替代措施，因而如果严格适用，几乎没有什么措施能够通过“必要性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成员方对WTO能否承担起合理审查一国环保贸易措施合法性的问题表示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加拿大诉欧盟石棉案中上诉机构对“必需”的认定标准有了很大变化：“WTO成员有权决定他们认为合适的健康保护水平，法国选择的保护水平是阻止石棉产生的健康风险扩散，石棉禁令是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而‘控制使用石棉（加拿大所诉称的）’的措施不足以实现法国所确定的健康保护水平，并非是可以合理获得的替代措施” 。 我们可以这样推导出，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考察必需的时候，已经开始从其“是否是专属的与WTO规则唯一相符或损害程度最小的措施”的审查标准逐步过渡到“该措施是否可用于实现被诉方所确立的公共健康保护水平”。 存在两个衡量因素，一是所称的替代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于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二是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越至关重要，就越容易接受用以实现那些目标的措施是必要的 。3、 有关及有关的措施 在GATT的专家组实践中，对“必须”（necessary）和“有关”(relating to)其实并未明确加以区分，专家组在对“有关”进行解释时，往往沿袭了对B款“必需”的解释思路和判断标准。在WTO后的争端解决实践中，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澄清。在汽油规则案中，上诉机构批评了专家组违反了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第20 条中各项使用的不同措辞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意图，对‘必须’和‘有关’应有不同的理解” 。同时上诉机构认为有关的措施是指一国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而颁布的被指责为限制贸易的政策、法规、命令，而不是指包括在该法令政策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所以在该案中，应考察“有关的措施”——汽油规则的主要目的是否是保护资源，而不是先验地考虑对进口汽油给予相对于国产汽油“较低待遇”的主要目的旨在保护清洁空气免受污染。1998年的加拿大鲱鱼和鲑鱼出口案的专家组报告可以说是全面的阐述和体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G项上的适用原则：“第20条G款不仅包括对养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必需的措施，也包括范围更为广泛的有关措施。只要所采取的措施的首要目的（primar ily aimed at）旨在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即便此种措施在客观上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也仍可解释为有关的措施” 。可以说，WTO争端解决实践在三个方面降低了成员方援用20条G款的难度：1、“有关的措施”的范围大大扩大，对有关的解释突破了以往对必需解释的限制；2、有关的判断标准得以放松，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的对象是措施与环境保护目的的相关性而不是措施中包含的具体内容（往往是造成歧视效果的元凶），同时，对“主要目的”的解释从以往一贯坚持的“直接联系”过渡到只要存在“一定真实、密切的合理联系”即可；3、有关的非效果原则：只要认定了主要目的旨在保护资源，即使这种措施的实施在实际上并未达到声称的积极保护效果，也可被认为符合WTO对有关的要求。4、 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在引用20条G款“与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为自己的贸易限制措施辩护时，需要同时充分“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一同实施”的条件。何谓一道实施，实施的对象、效果等问题在不同的案件中专家组、上诉机构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WTO首例上诉案——汽油规则案中上诉机构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解释：“要求该施加限制的措施，不仅是对进口汽油的也是对本国汽油的”，不是要求进行“效果判断，也不是要求措施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G款要求的针对产品的限制措施，只要对于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都产生了公平(even handedness)而非歧视的影响，就可以认为是满足了一同实施的要件，而不要求达到完全相同的限制效果。另外，“或”是一个反义连接词，这表明，在“国内生产限制”和“国内消费限制”中，只要有某一项实施即可 。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同样根据这一标准审查了美国的第609条款对进口海虾和国内捕虾拖网船所捞到的虾所施加的限制，得出了美国养护海龟的措施大体上是不偏不倚的，因而认定其满足了“同限制国内生产一同实施”的条件。（二） 域外管辖权/单边措施的有效性鉴于环境保护的整体性、一体化特点，为了更有效的保护环境，一国采取的限制贸易措施很有可能波及至其管辖范围之外。一国能否用贸易限制的方式来保护在该国主权管辖范围外的环境事项，从GATT到现在的WTO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而未获澄清的问题。第20条的例外条款能否域外适用，只能去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中寻求答案。在1991年的第一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通过考察对20条B款的起草历史，认为该条的起草者们集中关注的是进口国主权范围内的为保障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卫生措施的使用，应限于有关国家的地域范围之内；同时还引用了1990年泰国香烟案中的结论，认为如果每一缔约方可单方确定其生命或健康保护政策，那么总协定将不再构成一个在所有缔约方间贸易的多边框架，可见专家组持绝对禁止的立场。在后续的1994年欧共体诉美国的第二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的态度有所不同。专家组认为并没有有效的理由支持GATT第20条只适用于缔约方领域内的可用竭资源的保护，但只能 对其自己的国民和船舶强制实施域外管辖 。言下之意是20条可以适用域外环境保护，但只能对本国国民发生效力并强制其遵守，对其他国家则无效，不能强迫他们改变他们主权管辖下的政策。在这里，专家组运用了国际法属人管辖原则对20条的适用做了些许松动。遗憾的是，该案专家组在GATT全体会议上并未获得通过，因而也就不具备拘束力。在WTO的第一龙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同样没有对于20 条的域外适用作出明确裁定，而是采取了一种灵活务实的方式，具体分析了该案中美国所采取措 施的性质、实施方式等，指出了美国609条款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及任意的歧视，避免了环境与贸易问题的直接交锋。报告中写道；我们没有宣布过第20条（g）项是否暗示管辖上的限制，若有的话其性质或范围。我们仅注意到，就本案所审理的特定情况而论，为第20条（g）项目的，在所涉的这些游动并濒危的海洋物种与美国之间有着足够的联结（nexus）” （报告第133段） 。也就是说，出口国生产加工的行为所威胁到的环境事项（可用竭资源、人类健康等）如果与进口国存在足够的联结时，进口国可以域外实施20条规定下的贸易限制措施。当然，何谓足够的联结，还需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加以确立。尽管对于域外效力，WTO没有明确答复，但是它却“透露”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倾向于环境保护的“信息” 。这也是尽管美国败诉，却对上诉机构报告中体现出对于环境贸易措施的审查方式表示欢迎的原因。海龟案的判决也引起了不少成员国的担心和疑虑，认为它认可了单边环境行动的合法性，给一国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开了方便之门，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的石棉案中，上诉机构首次肯认了非违反之诉也可以适用于环境贸易措施，也就是说，即使一国的单边贸易措施被认定符合WTO，受损方也可以基于WTO第23条第1款B提出非违反之诉，要求对其造成的贸易利益的伤害进行协商和赔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成员国的单边环境行动的泛滥，相当于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目前这方面还未有案例出现，对非违反之诉在环境贸易关系领域中的适用我们将拭目以待。（三） 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内的效力GATT时期的专家组在实践中通常倾向于单纯依靠立法历史、国家意识来解释规则条文，排除GATT之外的国际法规范的适用。对于当事方援引用来证明其采取的有关环境贸易措施合法性的国际环境协定，关贸总协定专家组一般强调，其职责仅限于根据总协定有关规定审查争端涉及的措施，而对被引用的国际环境协定不予考虑。如在第二个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认为，与关贸总协定不相关的国际协定只能在关贸总协定不清楚时作为次要解释渊源。而且，即使关贸总协定规定不清楚，由于当事方援引的国际协定从未在总协定起草过程中被提到，因此，这些国际协定不具备什么证明价值 。对于这种GATT规则与一般国际法的脱节的现象，有学者批评为“独门独院、自成体系、自我封闭” 。WTO成员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谅解总则第3条中特别指出：用国际公法（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来阐明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随后，一批国际法专家/上诉机构成员为将WTO规则与一般国际法联系起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案——美国汽油规则案中，就发出了不能将“WTO法”与国际公法分离开的呼声。而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为印证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进行的解释，广泛地引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1世纪议程》、《养护野生动物的游动种群的公约》、《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等公约中的相关条文，甚至还扩及到国际法院对纳米比亚咨询案和爱琴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乃至《奥本海国际法》这样的著作。由此做出的法律推理说理充分、论证详密，得到了当事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认同，也频为以后的案件审理所引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构只是对国际环境法规范（尤其是当事国均接受的公约）可以作为解释WTO有关条文乃至当事国措施合理限度等事项的依据作出了肯定，而未涉及其他如国际环境法规范与WTO法的协调、发生冲突时的效力等级等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因而，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中的法律地位仍尚待确定，但我们毕竟看到，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DSB已经率先迈出了一步。（四） 专家组透明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包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2个主要程序，专家组审查具体贸易争议的过程一般处于与公众隔绝的“黑箱”状态，“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他们（当秘密进行工作时）不能做出传达来自许 多利益共同体，包括非政府环境政策团体的论点、信息和证据的准备” ，非经专家组决定，一般不向外界寻求法律或专业方面的帮助；上诉机构也仅仅对具体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按照WTO有关规则和协议作出最终裁判。因而在许多著述中都呼吁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规则，增加透明度和吸引有关国家、组织的参与。目前，在争端解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1、经专家组要求进行的合作 DSU第13条明文规定：“每个专家组有权向其认为适当的个人或机构获取资料和专门意见。……各专家组可以从任何有关来源索取资料并可以咨询专家以获得他们对该事项某些方面的意见。”例如在泰国限制香烟进口案中，专家组与WHO（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积极合作，由后者对卷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问题提出意见，并且对该意见及WHO的一些相关做法和建议给予了关注，以此为依据对该案中涉及到的如是否是“必需”及是否存在其他可替代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2、非经要求情况下，非政府机构主动提供材料的接受关于非政府机构主动提供的材料，DSU并未明确规定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是否有权接受或拒绝，从而留下了一个法律适用的漏洞。这个问题是在处理有关案件的实践中加以填补的。在98年的第一龙虾海龟案中，专家组就收到了来自以美国为主的一个NGO协会以及WWF（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提交的文件。然而，专家组认为从非政府渠道接受未经寻求的信息与谅解不符，因而决定不予考虑。该案的上诉机构通过对谅解的分析，推断出WTO规定并未禁止专家组接受非政府组织主动递交的利益方陈述，专家组有收集信息的义务，以此为由拒绝采信没有根据，应该允许非政府组织直接向争端解决机构递交申请和意见，从而为公众团体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介入打开了方便之门。3、对于上诉审中设立附加程序规定的运用争端解决机构一向强调和坚持在处理贸易纠纷时在成员方引用具体例外的权利和其他成员方在WTO下合理期待获得的实体权利之间划出一条“平衡线”，那么这条界限的划定无疑离不开对具体案情的分析。1996年通过的《常设上诉机构上诉审查工作程序规则》第16条规定：“为了一项上诉案件的审理的公平性和有序程序，如出现本工作程序所未涉及的某项程序问题，任何上诉庭可以只为该项上诉案之目的通过任一适当程序。”这一规定在如何处理非政府机构提交的书面意见上得到了运用。在98年的石棉案中，上诉机构在咨询了争端当事方和第三方的意见后，于2000年通过了仅对该案适用的附加程序，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非争端当事方和第三人即案外人）在遵循特定程序下，提交书面意见，上诉机构将予以审查和 考虑，但并不一定在报告中加以论述。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上诉机构收到了11份来自不同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知名教授）的要求提交书面简要的申请 。尽管经过审查和考虑，并未获得最终批准，但可以说是充分考虑到了环境与贸易案件的特殊性和环境组织的作用，从而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五）第20条序言和具体例外条款的关系1、适用环境例外条款的逻辑顺序以往GATT实践甚至初期的WTO 都没有在逻辑上理清对20条序言（也有引言、前言等译法，笔者注）和各单项例外的审查顺序问题。同时GATT时期的专家组在审查涉及第20条的案件时，也没有统一的程序。而在1998年的海龟案中，上诉机构明确纠正了专家组跳过具体例外条款，直接审查有关措施是否符合第20条序言的做法，“分析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以该措施的特征为理由，暂定符合第20条（g）项规定；第二 步，按第20条引言规定，对该同一措施（的实行）作进一步审议。（报告第118段）……对专家组来说，把美国汽油案的次序颠倒过来，‘似乎同样合适’。我们对此不能同意。”（报告第119段） 。 也就是说，一项环境贸易措施被单个例外条款证明正当之后（有关条件在上文中已一一述及），还要经受序言的检验。这个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各个单项例外本身就是破坏WTO多边贸易原则的例外措施，第20条序言的目的与宗旨正是为了防止对第20条特定例外的滥用，可以说是实施“例外”所要遵循的“原则”，自然要遵循从例外到原则的审查顺序。如果先行依据序言进行审查，由于环境贸易措施先天具备的威胁、破坏多边贸易规则的性质很容易被认定不符合序言，从而使得各单项例外条款成为多余，成员方援引环保例外权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权利。而该案的上诉机构确认了WTO各成员方根据本国的健康水平和环境目标，采取本国的保护环境政策的合法性，只要在这么做时履行WTO协定规定的义务并尊重其他成员方的权利。衡量其是否达到该要求的重任或者说作为对各国援用环境保护例外权的最后一道阀门就由序言来承担了。2、序言的适用标准在上诉机构针对汽油规则案件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序言做出了全面权威的解释，上诉机构认为，序言针对的不是措施或它的某项内容，而是措施实施的方式（MANNER） 。因而对于成员方滥用例外权的防止是通过审查有关措施实行的方式及对相关国家造成的影响进行的。具体的标准则是三个：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在第一海龟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成员方享有环保例外权的同时负有善意行使条约权利，不得滥用的义务。因而，序言适用的原则是善意原则（principle of good faith）这个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其任务在于是在一个成员方引用第20条中例外的权利，和其他成员方在GATT 1994里各实体法权利之间划出一条平衡线。这条平衡线的位置，随着作为措施形态和种类的不同而变动，因特定条件的事实不同而变动。因而序言的适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赋予了争端解决机构较大的随着形式发展和具体案情调整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自由裁量权，当然，不可简单地理解成DSB更倾向于保护环境的结论，对序言的适用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成员方的环境例外权要获得尊重，二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得滥用，而DSB最终做出的裁决主要依赖对于案件和当事国所采取措施的分析。例如在第一海龟案中，上诉机构虽然认为美国的措施虽有资格引用第20条（g）项，但未满足第20条序言的要求，指出了美国在适用609条款中存在的七个漏洞，从而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判其败诉。但在2002年的第二龙虾海龟案中，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关于美国执行DSB裁定的措施即修订规则并未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裁决，判美国胜诉。四、总结、评议及展望在对争端解决机制协调贸易与环境作用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WTO仍然是解决环境贸易争议的良好场所，在几个重要案件的处理中体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后者则持批评和反面态度，认为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是令人沮丧的。在WTO解决环境贸易问题的作用上，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从本质上讲，GATT/WTO是一个贸易组织也无意于成为一个环保机构，因而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WTO框架内对环境问题规定地事无巨细，对它在处理某些环境问题上的“无能”横加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多哈回合部长宣言充分表达了WTO在此方面所持的立场：“……我们坚信，坚持和维护一个开放的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与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够而且应当相互支持。……我们认识到WTO规则下，任何国家都不应被阻止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取措施，或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措施来保护环境，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且在其他方面要符 合WTO有关协议的规定。……” 站在该立场，WTO认为现有的体制已经为各国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因而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重点不在于改革、整合现有的贸易体制，而在于原有的传统多边贸易规则如何适用于各国的环境规则、措施。基本思路是对现行的环保贸易条款做出新的或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解释，增加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力，从而将环境保护有机地融入WTO贸易体制。 环境的恶化、资源的过度开发是这个世纪的严峻问题之一，各国采取的环境贸易措施不同程度上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贸易规则造成了压力。当然，二者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也存在互相促进的一面，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是“人们希望建立一套能够使环境和贸易互相支持的国际贸易规则” 。作为致力于协调、解决当事方环保贸易争端的主要组织机构，争端解决机构可以说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成为WTO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体制中最活跃的部分” 。我们将继续关注WTO相关议题谈判的进程及争端解决机制的新近实践。Case Analysis About Environment-related Trade Measures Taken By Members Within GATT/WTOzhengshengguo(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Abtract: in history of DSB， there was a series of cases about the environment-related trade measures taken by some countries .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such behaviors’ necessity& validity together with correlative regulations in GATT/WTO and DSB’s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latter) ， then， gives a brief summary.Key words: environm ent-related trade measures; exception article; jurisdiction beyond territor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w.
论文摘要:中俄边境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2000-2008年的数据,对中俄边境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中俄边境贸易对中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为促进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wWw.133229.Com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3、王金亮.影响中俄贸易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3).
【关键词】中亚；边境贸易；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传统的边境贸易是一种在边境特定区域内进行的经贸活动。一般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边境贸易的解释如下：
（一）地缘经济学与边境贸易
地缘经济学指的是研究经济现象与地理关系、地缘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而在特定的区域内的边境贸易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也异于一般贸易的贸易形式，比如说历史上边境口岸的易货贸易中地理位置因素对其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新新贸易理论与边境贸易
新新贸易理论是指有关于异质企业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该理论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企业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国际化路径方式的选择问题。在研究从新疆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中，新新贸易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当代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充分说明了在现代的边境贸易中企业走出去更应考虑的多种因素，并充分解释了对外投资企业的行径。
（三）国际分工理论与边境贸易
国际分工是国民经济内部的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跨越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继续。在边境地区参与国际分工比较多的是边境贸易企业，通过边境贸易直接参与国际间的分工合作。在边境地区的企业进行国际间贸易活动以及跨国区域投资正是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以期达到利润最大化。在新疆经济中边境贸易占据半壁江山，国际分工理论很好解释该贸易模式。
二、新疆边境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边贸稳步发展
（二）边贸进出口差别大，其中边贸出口远高于进口
表1边贸进出口额年份对比单位：万美元
（四）边贸对象多元化发展，中亚五国占比仍偏大，其中对哈贸易占大头
（一）优势分析
1.政策新机遇。在政策上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有政府重建复兴“丝绸之路”的决心，并确立了于西北一带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在重建西北经济这个问题上政府已经着手推出新的刺激政策，新疆的边贸在政策方面更是受益颇多，对新疆发展边贸来说这是一大机遇。
2.地缘优势凸显。新疆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是中国通往中亚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塞。发展与中亚地区的经济来往主要经新疆入境，新疆可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发展跨境贸易，增加内陆区域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往来。其中位于接壤地区的口岸基础建设也基本到位，这又进一步为发展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3.文化认同感提升。近几年增加的于新疆地区举办的各类文化交流盛会大大的提升了新疆与中亚各国的文化相互认同感，深入加大了各类文化的交流。文化认同感深刻影响着贸易往来的繁荣程度，自古以来遗留的各类文化融合使得新疆的文化成为一种结合体。增强各类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是促进贸易往来的必要举措，文化上的认同使得贸易更顺畅，极大的增大了贸易成功几率。
（二）劣势分析
1.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反恐情绪高涨。近些年来的恐怖组织活动越发频繁使得整体反恐情绪高涨，特别是中亚与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活动较多，严重影响着各国对外的经贸往来，其中受影响较大的中国区域就数新疆地区。这使得新疆在与中亚各国的贸易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双方的贸易商人不敢冒险来放开手脚进行贸易往来，这就影响了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活动，恐怖组织活动成为了影响新疆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发展的一大阻碍。
2.自身经济发展不均衡。虽然近年来新疆边贸依托自身的优势展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很好，但其自身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自身发展不均衡成为制约其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其不均衡表现在外贸和内贸、地区之间。新疆依托地缘优势其边贸发展不错，但也正是因为地缘因素制约其内贸发展滞后，由于地处深内陆造成与其他发达省份的经济往来交流缺乏，这就导致了新疆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一旦国外市场有变动则新疆的边贸发展将受到影响。地域广阔的新疆城市之间的发展也差别巨大，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因素，城市团结力度不够。
3.技术以及人才的缺乏。先进技术和人才的缺乏导致了新疆的边贸发展过程中面临各种阻碍，其中技术以及高科技人才的缺乏是新疆边贸发展的致命伤。其中从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中可以看出，出口商品以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产品为主正是受人才技术缺乏影响的一大表现。地处内陆的新疆缺乏与先进技术和人才交流的机会，技术普及和人才流动的趋势表明沿海发达地区是先进技术普及和人才走向的首选。而新疆的边贸在发展过程中对这类技术和人才又极其需求，这就形成了供需不均衡的状态，成为了目前新疆边贸发展过程中一大暂时难以跨越的障碍。
四、建议措施
（一）促进多种贸易方式齐发展，一改边境贸易独占鳌头局面。积极促使贸易方式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避免将一种贸易方式发展成为新疆的外贸经济发展支柱。每个地区的外贸经济发展会随着世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其中边境地区过于依靠发展边境贸易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市场的集中度过高，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各接壤地区内，一旦边境市场有所变动中则面临市场变动所带来的风险。为此可以实现多种贸易方式齐发展，利用新疆作为连接中亚欧国家的桥梁地理优势从而发展各类贸易。从多方面实现经济的齐发展，分散市场过度集中而带来的风险，通过对外贸易方式的改变来促进新疆经贸的转型发展。
（二）一改进出口失衡状态，进出口并驾齐驱
针对边境贸易在进出口上出现的不平衡，我们可以考虑进出口齐发展来拉动经贸发展。通过观察目前的统计数据发现，边贸出口额一直是远远大于进口额，在近几年二者的差距更是进一步拉大。对生产性原料的产品进口较多，比重一直在上升。在如今世界战略资源稀缺的形势下，应考虑资源的战略部署，而新疆由于地缘优势处于该环节的重要节点上，为此平衡进出口很有必要。从而扩大资源性的产品进口也显得很重要。实行这样的措施不仅是战略的需求，更是平衡新疆边贸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借势发展外贸电商，创新边境贸易的实现方式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带动下，外贸电商借势发展。目前面对不一样的机遇，发展企业皆面临着空前的政策支持，并且电商平台将在政府进一步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发展强大了起来。这些都是发展外贸电商目前所面临的外部机遇，可以充分利用当下的外部机遇创新边境贸易的实现方式。内有优势有目前的国内电商平台发展已经基本完善了，只需将国内平台转换成国际，解决建立平台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即能建立所需的外贸电商平台，实现从传统的边境贸易方式到现代高效的边境电商贸易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人文贸易 增长方式 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关键词：中越边境贸易；多元化；分析；前景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102-01
1 基于比较优势论的分析
从比较优势论可知，一国应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使双方都能从贸易的交换与分工中获利。
虽然中越两国的劳动力都比较充足，都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两国在边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资本已有一定规模，加之对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在资本与技术方而，相对于越南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反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工人工作条件、待遇的改善，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呈上升趋势，因此，在劳动力的价格上，越南反而具有比较优势。
中越两国进出口产品种类丰富，越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四类：原料、燃料类；农产品类；水产品类；消费品类。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五类：立式水泥厂、糖厂等成套设备；机械、运输工具、医疗器械、计量器械、纺织机械、农业机械；原料、燃料；粮食、食品、水果类；日用消费品、药品等。
正因为双方的互惠互利贸易，使中越贸易额快速增长，前景可观。
2 基于要素禀赋论的分析
根据要素禀赋论，一国应出口的产品，是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而应进口的产品是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市场要素生产的产品。
中国不是资本丰裕型国家，而是劳动丰裕型国家，但相对于越南，中国还是应侧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毕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中国的优势并不比越南强多少。而且一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要素的丰裕度应与一国经济结构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越南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资本不足且技术较落后。但劳动充裕，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通过引进外商在越投资建厂，增加就业，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更大发展的潜力，中国无效率地使用资源，已经让中国走进了资源进一步匮乏的困境，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只会加剧资源的错误配置进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因此，若想实现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大力发展高科投产业，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越南等国，以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3 基于中越地理区位的分析
一国地理区位的分布，会影响该国工农业的布局，从而制约区域经济体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国际贸易具有经济地理效应，即：当一个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而参与国际贸易时，该国的产业、人口与城市就会大规模地集聚到离国际市场最近的边界地区，也即所谓的“边界效应”。这种边界效应的具体表现是：假如该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并且有良好的港口条件，那么该国的产业、人口与城市就会大规模地向国际运输成本最低的沿海地区集聚；假如该国是一个内陆国家，那么该国的产业、人口与城市就会在靠近邻国的边界地区大规模集聚。
中越两国陆地边界线长1347公里，有许多对开的口岸和通道，包括两国已经开放的七对部级陆地边境口岸。漫长的边界线、跨境而居的多个民族、人文、亲缘等关系，为中越双方开展边境贸易，抑制屏障效应，发挥中介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越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越边境充分发挥边界的正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随着中越两国加强对其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无疑会促进中越边境地区形成一个区域经济体，加速经挤的集聚效应。这不但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越南经济的快速增长。
4 基于政治因素的分析
政治从来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没有无政治的经济，也没有无经济的政治。中越两国邦交时好时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但目前，中越两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中国疆土广阔，边境安全问题自然变得复杂和棘手，积极发展与越南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加强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同时，中越都是杜会主义国家，加强两国的政治亲密关系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中国需要越南，团结起来一起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越南也需要中国，挖掘中国的市场，促进自己经济的腾飞。总而言之，中越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共生体，实现经济的大规模增长。
5 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前景
互动性是边境贸易长期发展和持续稳定的前提，中越边境贸易需要两国的积极配合、交流与合作。因此，了解和掌握越南的有关情况，并对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越方的交流与合作，是决定我国边境贸易及其衍生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应当重视和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收集边境贸易的相关资料，分析市场行情，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资料的共享，及时、适时地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提高互动效率，促进和推动边境贸易及其衍生产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
要实现中越边境贸易及其衍生产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5.1 完善边境贸易政策法规
制度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只有在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为中越边境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才能给中越两国的贸易合作创造最大的便利，中越贸易才会走向繁荣。
5.2 加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要实现海陆联运便利化。海防是越南北部最大的海港和越南首都河内最大和最主要的出海大道。海防的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其吞吐能力的增加必将使其充分发挥越北出海门户的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密切与我国各港口的业务联系，扩大贸易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大力推进泛亚铁路建设，扩大铁路运力。可以预想，随着海陆联运的便利化及泛亚铁路的完善和发展，中越边境贸易在未来将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
5.3 改善边境口岸管理体制
通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更多的专业化市场，放宽出入边境地区的限制，提高边境管理水平，加快中越边贸物流产业的发展，从而将中越口岸建设成装备现代化、服务态度文明、管理水平高、专业化的友好通商口岸。
运用贸易措施保护环境是近年来国际贸易法和国际环境法领域里的一个新问题。本文分五章从国际贸易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一章是导论，其内容分为五节。第一节讨论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指出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活动必须尊重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要尊重自然而不能奴役自然，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解”，否则就会出现环境问题，受到自然的“惩罚”。 第二节讨论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指出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包括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两个方面。通常而言，贸易不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当存在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时，贸易会加剧环境问题。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当政府干预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时，贸易对环境有正面影响；反之，则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环境保护不仅会给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造成冲击，而且也对国际贸易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之所以会对自由贸易体制产生冲击，主要是许多环境保护政策运用贸易限制手段来达成其目的，造成非关税贸易壁垒。 第三节讨论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冲突，指出自由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并不实质性冲突。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是结果上的冲突而不是目的上的冲突。 第四节介绍了GATT/WTO对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关切。第五节概要介绍了环境贸易措施的概念和种类。环境贸易措施（Environmental Trade Measure）是指，为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和具有潜在贸易影响的环境措施。所谓环境目标包括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包括食品和产品的安全）以及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养护和保护。按照环境贸易措施的法律根据，环境贸易措施可以分为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和多边环境贸易措施。依据其表现形式，环境贸易措施可以分为环境标准、环境税、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四种。 第二章分四节探讨GATT/WTO框架内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款和协定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第一节在回顾从GATT到WTO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指出GATT/WTO法律体制是一套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主兼顾其他非经济价值目标的多元价值体系。如对于公共道德、健康措施、国防安全等政策性目的，亦会设有例外规定，使得财富目的能与这些非经济价值目的并存。由于环境保护这项非经济价值，并未在GATT/WTO体制中加以明确规定，因此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或贸易报复行为，常常被控有违反GATT/WTO法律制度。 第二节讨论GATT/WTO的非歧视原则、关税减让原则、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及一般例外条款的含义及其与环境贸易措施的关系。非歧视待遇原则运作的核心是，“相同产品”在GATT任一缔约方的市场上必须享有相同的待遇。因此如何认定相同产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GATT条文中并没有给“相同产品”下定义。根据现行学说，相同产品是根据其关税分类、物理特征和最终用途来确定的。因此，GATT义务中的“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与关税分类相关联，它主要根据产品的内在特性进行。生产制造方法不反映在产品的内在特性中。这就是说，以不同的生产工制造方法生产的产品，只需具备相同的内在特性即可认为是“相同产品”。 环境标准分为产品标准和生产过程标准。前者直接规范特定市场上销售的货物本身的特性，如物理特征、化学成分等；而后者并不规范产品本身的特性，它规范的是产品制造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种类和数量等。一般来说，产品的生产过程并不影响产品本身的环境特性，因而，如果产品本身的特性相同，即使其生产过程标准不同，仍应视为相同产品。如 果以生产过程不同，而对产品本身特性相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待遇，就会违背GATT的非歧视待遇义务。 GATT虽然对进口产品的关税实行约束，但并不禁止缔约方为抵消其他缔约方因实施低环境标准而获得的不正当竞争利益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也不禁止缔约方为保护本国环境而对进口产品征收其他国内税费。但为环境保护目的而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不得高于其对国内同类产品征收的税费。 严格禁止数量限制的结果，使得缔约方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数量限制措施也受到限制。一国基于环境保护而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出口，必须符合GATT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例外规定，否则就会违反其承担的GATT义务。从这一点来看，GATT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似乎不利于环境保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实施数量限制不仅不会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反而会因实施数量限制而导致的贸易扭曲进一步恶化原有的环境问题。 虽然第20条并未提及“环境”一词，但是，在许多环境贸易争端案中，由于当事国都援引该条（b）项和（g）项为其环境贸易措施辩护，因此，一般认为这两个条款与环境保护有关。根据第20条序言的规定，缔约方所采取的环境贸易措施不得在条件相同的各国之间构成不合理的歧视，也不得构成变相的贸易限制。除此之外，缔约方根据（b）项所采取的措施应是与GATT抵触最少的措施；根据（g）项所采取的措施不具有域外效力。 第三节阐述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指出协议通过许多方式补充和完善GATT，但最重要的补充要算对国内措施纪律的补充。在GATT之下，阻止进口的国内健康标准仅仅受国民待遇原则的限制。只要给予进口产品的待遇不低于国内产品，无论国内标准多么不合理，都无关紧要。而不管非歧视的国内措施是否会影响贸易，协议则将它们置于其监督之下。由于协议有着比GATT更严格的纪律，在涉及协议的贸易争端中就不能再援引GATT第20条（b）项作为抗辩的根据。 第四节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指出WTO并不要求成员拥有技术规章，协议旨在保证强制性的技术规章和自愿性标准以及产品检验和证明不至于造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亦即技术规章对贸易的限制不应超过为实现一合法目标所必要的程度。所谓必要性是指，合法目标无法以其他具有较小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达成；而且，除非采取所拟定的措施，否则会有无法达成合法目标的风险。在评估此类风险时，应考虑有关因素，尤其是可以获得的科学和技术信息，有关的工艺技术或所涉及的产品的最终用途。 第三章分三节探讨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WTO法律体制中的地位。第一节阐述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种类，指出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主要有保护国内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和保护全球公共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第二节是对保护国内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法律问题的具体论述，指出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即不具有跨界外溢效果的环境问题，属于该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该国采取何种环境政策予以处理，他国无权干涉。换句话说，环境政策的选择反映了一国对环境品质及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一国有权决定是否牺牲部分国民所得来换取高环境标准，或是牺牲环境品质以追求经济增长。因此，目前GATT/WTO法律体制，对各国的国内环境政策基本上不加干预。所以，不论是国内生产造成的污染或是对国内产品及进口产品的消 费所采取的环保措施，WTO并未予以限制，换言之，各国均可权衡其所得及环境品质而决定其国内环境政策选择的优先顺序。保护国内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又可分为保护国内生命健康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和保护 国内自然资源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就前者来说，只要国内税和管理规章只要符合不歧视原则，就算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由于这一限制，有时缔约方会滥用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但不合理的产品标准，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为了解决上述贸易壁垒问题，GATT/WTO制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规定缔约方所采取的产品标准和动植物检疫措施不得构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就后者来说，一国为保护本国自然资源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可能被指控为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并违反GATT第11条禁止数量限制的规定。虽然GATT第20条（g）项为缔约方养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措施规定了例外，但是，该款要求有关措施必须同时限制本国生产及消费。因此，一国限制自然资源出口的措施很难援引该款得以合法化。第三节具体论述保护全球公共环境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涉及的法律问题，指出由于其存在种种缺陷，国际社会不赞成采取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保护全球公共环境。 第四章分七节对多边环境贸易措施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节概要介绍了多边环境贸易措施的种类以及包含环境贸易措施的多边环境条约。第二节以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巴塞尔公约为例探讨多边环境条约中的进出口许可制度，指出前者规定的濒危物种进出口许可制度与WTO法律体制基本一致，而后者的进出口许可制度则多与WTO体制抵触。第三节探讨多边环境公约中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制度，指出其与WTO体制不相抵触。第四节探讨多边环境公约允许缔约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国内措施制裁违法行为这一制度，指出其与WTO体制不相抵触。第五节讨论多边环境公约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贸易的限制制度，虽然这一措施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国家签署和履行多边环境公约，有助于确保多边环境公约的有效实施，并最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但由于这一规定构成对非缔约国的歧视，与WTO体制冲突。第六节探讨多边环境公约中的技术与财政援助制度，指出这些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条款可能不会与GATT冲突，但它们也会引起一些问题。第七节探讨了协调多边环境协定与WTO体制的各种可能的途径，指出在WTO体制范围内采取行动将是解决多边环境公约与WTO规则冲突的有效途径。 第五章分五节环境贸易措施与国际竞争的关系。第一节概要介绍了环境标准的不同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以及不公平竞争对投资转移和环境政策的影响。第二节探讨环境倾销与反倾销的问题，指出环保人士所谓的环境倾销并不符合WTO反倾销法的要件。即使一国环境标准过于宽松，使得该国生产者得以享受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利益，该产品的进口国亦无法依据WTO反倾销法对其征收反倾销税。第三节探讨环境补贴与反补贴税是否可以用于解决因环境标准差异而引起的竞争问题，指出一国政府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环境标准，致使该国产业负担较低的环境成本，而享有价格竞争优势，该国政府的这种不作为不构成WTO反补贴法中的补贴。因此，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来讲，对低环境标准国家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以抵消其因低环境标准而获得的竞争优势，是行不通的。为弥补本国产品因实施高环境标准而遭受的竞争劣势，而给本国企业的环境投资给予以补贴，由于会影响国内产品的价格，具有扭曲贸易的效果，因此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之下，并不属于不可起诉的补贴。如果受环境补贴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并造成相关产业的损害，则该国可以对其征收反补贴税。如果将为弥补竞争劣势而给予的环境补贴定性为不可起诉的补贴，则与环保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第四节探讨边境税调节制度在用于解决因环境标准差异所导致的国际竞争问题时存在的问题，指出传统的边境税调节规则仅仅适用于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征收的间接税，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为环境保护等特殊政策目标而不是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征收的环境税。最后第六节指出实施生态标志制度和协调各国的环境标准是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的理想途径。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王天红
关键词：滇越；贸易；贡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建成。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接近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建设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是中央对云南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桥头堡是“桥”与“堡”的统一体，“桥”是内联外通、高效便捷的通道，“堡”是里应外合、进退自如的基地。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路通道，通过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拓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加快云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云南和越南山水相连，与越南边境线长达710公里，沿陆地边界已经开通了一批口岸，其中河口、天堡、金水河为部级口岸。边民互市历史悠久，两地的无论是资源结构还是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互补性，为两边开展边境贸易打下了良好基础。本文在分析滇越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滇越贸易对云南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定量分析。为加强滇越经济合作，促进双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一.滇越贸易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滇越扩大合作面临良好机遇。新世纪以来云南与越南的进出口贸易具有在波动中快速增长的显著特点。中越两国政府间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滇越双边贸易快速增长。滇越双方还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双方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呈现良好态势。
由于双方的经贸合作有很强的互补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省与越南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贸易额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1992年滇越贸易额仅977万美元，2002年，云南与越南的贸易总额达到16266万美元，10年增长了16倍。其中，出口1 3371万美元，进口2895万美元。2007年，云南与越南的贸易总额达到97167万美元，其中，出口77773万美元，进口19394万美元。2008年和2009年，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滇越贸易总额有所下滑。2008年滇越进出口贸易额为64491万美元。其中，出口49331万美元，进口15160万美元。2009年，滇越贸易总额仍达79000万美元，其中，出口66132万美元，进口12868万美元。2010年，滇越贸易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达94940万美元。滇越之间的贸易，越来越成为双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拉动因素。
云南主要商品的出口主要有以磷化工产品为主的化工产品、有色金属、机电产品、烤烟和纺织品等，进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如金属矿砂、有色金属半成品、天然橡胶、农产品等；初级产品比重不断下降。但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和其具有的区位优势不相符。
二.滇越贸易对云南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对于贸易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较严密的实证分析。例如出口贡献率分析、出口拉动度分析、相关回归模型分析，协整分析等。本文采用相关回归分析方法。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性是线性回归模型建立的基础。根据经济理论可以知道，对外贸易额的增长跟GDP之间具有正向的同步变动趋势。GDP总额的增长除受贸易总额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变量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均归并到随机变量u中。根据表1的数据变量，假定中滇越贸易总额为解释变量x，云南GDP总额为被解释变量y。作出x与y之间的散点图（见图1）。
散点图显示出云南GDP（y）和滇越贸易总额（x）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线性相关性。对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可用相关系数来衡量。本文根据表1中1998至2010年的滇越贸易总额和云南GDP数据，对1998-2010年云南GDP总额与滇越贸易总额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得出其相关系数为0.912，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根据表1中1998年到2010年的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及最小二乘法，从而建立x与y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 y=β0+β1x+u。对y 和x作回归分析，得到如表3、表4、表5所示的估计结果。
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对应的t统计量值。根据表3可知，样本可决系数为R2=0.831；调整后的R2=0.816。表4中F检验的P值为0.000，表5中T检验P值分别为0.013和0.000，都通过了检验。由此可见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所以x对y有显著影响。β1=78.238，表示云南对越贸易额每增加1百万美元，将使云南GDP总额增加78.238百万美元，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建议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根据上述分析，由回归模型的样本可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可知，滇越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滇越贸易对促进云南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云南与越南应该加强双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中的合作以及“两廊一圈”建设。转变边境地方政府职能，改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以重点口岸为依托，积极创办边境自由贸易区。改善投资环境，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产业的升级，以此为契机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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