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关键词：城镇化 产业聚集 生态文明
城镇化建设理论演化变革
有关城镇化本质的认知，各方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埃尔德里奇较早提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全部含义。兰帕德、麦基、弗里德曼和沃尔夫等人认为：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是物质、空间、经济、人口、体制以及社会特征的多维现象反映。当代城镇化的实质含义在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景观面貌和人类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和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还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英国帕乔内将城镇化定义为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口城镇化，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二是城市增长，即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增加；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的社会和行为特征在整个社会的扩展。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提出：城镇化的建立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高油价、高排放以及粮食高价格成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外化表现。一种是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了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他们的主要结论：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世界典型城镇化建设模式述评
（一）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一个逐步的人口迁移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调整相适应的过渡过程，这就是经典的戴维斯城镇化曲线。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史进程看，城镇化与渐进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水平与结构变化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城镇的劳动力需求表现为稳定的增长，也就存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稳定移民流。同时，制造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也充分吸收了从农业部门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并鼓励农村劳动力逐步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和居民。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城镇化进程的源动力。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化过程滞后于发达国家。自二战以后才出现快速的城镇化，但是整个过程与上述经典的城镇化曲线不相符，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过快、工业化普遍滞后的“城市通货膨胀”或“虚假城镇化”基本特征。由于城市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设施，吸引并拉动了大量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大城市地区。尽管这一时期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强劲的影响，但是制造业在这些国家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城镇化化进程带来“虚假繁荣”。
根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60%将居住在城市，而这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会超过农村，2025年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4%。到2020年，农业人口将稳定在31亿，甚至开始缓慢衰退；而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镇化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但是，经济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才能够支撑城镇化人口的增长。
中国城镇化的两难境地
根据诺瑟姆曲线，城镇化率在30%至60%之间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而部分东亚国家（如韩国）城镇化率达到65%至70%时，城镇化速度才放缓。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约52%，按照我国现有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8%至1%计算，未来15至20年，我国将有大量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人口结构仍然处于快速变化时期。在我们国家，永远绕不过去的就是人口问题，随着人口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向中心城市（北京、上海等）的迁移，给城市的管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应对人口迁移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变革。过去30余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后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依托的，如果，依然是之前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那未来的城镇化将是一场灾难。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但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高增长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难题。
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突围
（一）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新兴力量
几乎所有的国家，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图1表明了2007年服务业对全球GDP的贡献，图2描述了服务业在某些国家或地区GDP中所占的比重。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60%-80%，世界各国的服务业都在迅速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当下世界经济背景下，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为加速城镇化提供更为强劲的源动力。
（二）新型城镇化的四维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发展的较为理想化的模式进程，是一种完美形态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理念作为指导纲领的，以新型工业化为经济源动力，以城乡统筹发展为重要目标，在经济上实现集约与精细化发展，在社会上实现和谐共生发展，在环境上实现友好交互发展，在文化上实现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共荣，在制度上实现一体化管理，在空间结构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一致性、一体化，强调推动城镇化由注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实现城镇在质和量上的全面提升，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提出以新型城镇化为根本要求，以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以公共服务、生态文明、需求拉动为着力点的四维一体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如图3所示。
1.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原来的城镇化过程更多的是GDP指标考核，对于经济发展质量、产业集聚效应等要素考量较少，造成区域经济无支柱产业，各产业间无法实现协同。根据产业聚集理论，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外部经济）。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的聚集，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源动力。没有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就会成为简单的造城运动，而产业聚集式发展区域经济正是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
2.公共服务为保障。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教育承担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功能，是直接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推动城镇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注重民生，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让广大民众能够充分享用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普遍短缺的就是公共服务为突出表现的保障体系，特别是科教文卫相关职能短缺。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指引下，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民众也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红利。
3.生态文明为前提。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吸收十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过去的城镇化太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度的自然资源利用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这一切都不是人类发展想实现的结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遵循生态文明为前提，只有站在这一前提下，城镇化发展才有其本质和长久意义。
4.需求拉动为主体。从经济角度说，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增速虽然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却降到近年来的低点。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主体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相关统计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中国城镇化建设经济增长应该是内需拉动，而不是投资建设拉动。在GDP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不太重视内需经济的扩展，从而使得当地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或外向经济，经济增速在这一时期受阻。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再把重点或着力点放在投资上，而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需求拉动为增长的主体。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镇化是近现代的产物，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所以我国对于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不够成熟，特别是缺乏基于持续健康发展理念的全方位新型城镇化思维框架。本文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以产业聚集为源动力、以公共服务为保障、生态文明为前提、需求拉动为主体的四维一体框架，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B模式”2.0—拯救地球，延续文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关键词：城镇建设用地 集约利用 评价 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29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017-02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各项建设用地扩张迅速，导致我国人地矛盾问题更为凸显。本文以湖南省为例，从市（州）层面对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开展集约利用评价，定量了解各地区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状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分类提出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模式，以期能有利于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促进城镇土地由外延扩张向外延扩张与内涵挖潜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一、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利用现状
截至2008年底，湖南省辖29个城市、1173个建制镇，土地总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380.58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776.45平方公里，建制镇用地604.14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0.65%，城镇人口人均建设用地面积47.85平方米；城镇建设用地地均固定资产累计投入3.62亿元/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地均二三产业生产总值5.32亿元/平方公里。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是在系统科学、土地资源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在具体分析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目标、标准和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一整套指标体系，是开展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关键环节和现实基础。本文遵循系统性、导向性、层次性、相对独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则，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利用实际，从土地投入强度、土地产出效益、土地可持续状况三个方面入手，构建了包含12个具体评价指标的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表1）。
指标权重是指在相同目标约束下，各指标重要性的关系。在多指标定量综合评价中，权重的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湖南省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并在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基础上，借助于Yaahp软件的支撑，确定了各具体评价指标权重（表1）。
三、评价模型的选取及评判标准的建立
1.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土地变更调查数据（2008年）、湖南统计年鉴（2009年）、湖南省各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由于各评价指标存在量纲上差异，缺乏可比性，因此，必须对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基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包括正、负向作用两大类性质不同的指标，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对于正向作用指标：X'ij=（Xij-minXj）/（maxXj-minXj）
对于负向作用指标：X'ij=（Xj-minXij）/（maxXj-minXj）
式中，X'ij和Xij分别为第i个区域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原始值，minXj和minXj为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综合评价值合成。由于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与层次性，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中的每一项指标只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状况，为全面、综合反映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本研究采用加权函数法合成湖南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表示市（州）综合评价值；X'ij表示第i指标下的j个具体指标的标准化值；Wij表示X'ij对应的权重。
经计算，得出湖南省14个市（州）城镇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表2）。
3.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判标准的建立。由于目前国内对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判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为合理刻画出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本文采用特尔菲法，在广泛咨询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了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评判标准（表3）。
4.评价结果及分析。根据湖南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和集约利用程度评判标准可以发现：2008年，长沙市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为0.7591，城镇建设用地处于集约利用状态。长沙市为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是湖南省省会所在地，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展较为迅猛，城镇化水平高，区域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强，城镇建设用地投入强度大、产出效益高，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稳步推进，区域城镇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状况进一步改善，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居全省第一位。
2008年，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7市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依次为0.5322、0.5769、0.5546、0.5702、0.5392、0.4980、0.4425，城镇建设用地处于中度集约利用状态。作为湖南省“3+5”城市群建设中的其他7市，城镇建设用地或投入强度较大、或产出效益较高、或土地可持续发展状况较好，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较高，综合评价值差距不大，均处于0.4425~0.5769之间。
2008年，邵阳、张家界、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6市（州）城镇建设用地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3829、0.3446、0.3792、0.2116、0.3737、0.2081，城镇建设用地处于低度集约利用状态。位于湖南省“3+5”城市群地带的6市（州），多数为湖南省边陲区域，受本省经济中心辐射影响不大，受外省经济中心影响较弱，城镇化水平较低，二、三产业实力不强，社会济较欠发达，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水平不高、产出效益不明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综合评价值均在0.3829以下。
5.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模式。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效益，减轻耕地保护压力，借鉴先行地区成熟经验，结合湖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城镇土地利用现状，本文有针对性地构想了以下三类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模式，分类指导湖南省各市（州）城镇建设用地高效利用。
一是高集约、高扩展模式。（1）模式内涵。通过城镇内部存量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来增加城镇用地的部分供给和城镇用地外延扩张速度合理加快、数量适当控制相结合来满足城镇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2）模式适用前提。区域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展活跃，城镇规模的扩大能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内涵挖潜存量土地资源利用潜力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用地需求，且城市拥有可拓展的空间。（3）模式适用地区。长沙市为湖南省现代综合性特大城市，新型工业化水平高，现代服务业初见端倪，城市综合实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株洲是中国南方交通枢纽，区域物流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湘潭为湖南省核心工业城市，红色旅游城市。三地区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基础殷实，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效益高，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居全省首位，是湖南省区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2008年，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按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依次是61.25%、48.83%、49.44%，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域GDP总量的比例分别为94.25%、87.95%、85.81%，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是1.92亿元/平方公里、0.90亿元/平方公里、0.82亿元/平方公里。优越的区位条件、便捷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加之，作为湖南省“3+5”城市群建设的核心区域和国家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所具有的政策优势，长株潭地区必将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在湖南省的首选区域和各方投资热土，产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集聚势必促使城镇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基于上述分析，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城镇发展可采取“高集约、高扩展”的用地模式，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等级有序的城镇体系，优化城镇内部用地结构与布局形态，合理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区，在高效利用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前提下，以合理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数量满足新型城镇发展对建设用地的有效需求。
二是高集约、中扩展模式。（1）模式内涵。以内部存量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为主，以中等速度外延扩张为辅的方式来满足城镇发展的用地需求。（2）模式适用前提。区域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现有建设用地集约程度不高，经济发展较具活力，城镇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3）模式适用地区。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5市是湖南省“3+5”城市群建设当中属于“5”的城市，该5市处于湖南经济发展的第二梯度上，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区域经济相对较发达，各项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居全省中等地位。2008年，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5市按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分别是42.57%、45.50%、37.02%、39.75%、35.09%，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域GDP总量的比例依次为76.56%、82.80%、77.21%、71.64%、81.78%，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0.56亿元/公顷、0.70亿元/公顷、0.46亿元/公顷、0.40亿元/公顷、0.57亿元/公顷。相对长株潭地区而言，这些地区城镇建设用地投资强度较低，城镇建设立体化程度不高，建设用地效率一般。因此，这些地区城镇发展可采取“高集约、中扩展”的用地模式，城镇土地利用应以挖潜存量建设用地为主，适度控制新增建设用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供给速度。
三是中集约、低扩展模式。（1）模式内涵。以城镇内部存量土地的中度集约利用来增加城镇土地的相对供给，和城镇用地低速度外延扩张相结合来满足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的有效需求。（2）模式适用前提。区域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较为粗放，经济欠发达，城镇规模扩大仅能带动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上升的地区。（3）模式适用地区。邵阳、张家界、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6市（州）属湖南的边远地区，处于湖南省经济发展的第三梯度上，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集聚度较低，区域经济欠发达，各项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偏低，城镇建设用地较为粗放，该6市（州）城镇发展可采取“中集约、低扩展”的用地模式，城镇建设用地走中度集约利用、低规模与低速度扩张之路。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为目标，构建起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选用相关数学模型，从市（州）层面对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分类构建了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模式；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利用现状，提出的三类用地模式为湖南省城镇建设用地进一步集约利用提供了参考。由于部分社会经济指标数据的不可获取，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有待进一步商榷。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J08B18-04）；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9ZK3165）；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043-0094）]
参考文献：
1.朱红梅,王小伟,谭洁.长沙市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经济地理,2008（3）
2.刘明亮,沈彦.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10）
纵观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发展历程，小城镇发展深受城市化宏观背景和城乡二元格局划分的影响，小城镇研究的发展同样受到了城市研究总体进展情况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至今是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阶段，同样也是小城镇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伴随着跨学科的城市研究兴起，这一时期我国小城镇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小城镇发展的起步阶段，1978年中央提出“控制大城市、多搞小城镇”，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城市化发展战略，1979年南京大学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由此开始了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学术研究，随后在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者的推动下，小城镇研究迅速成为了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90年前后为小城镇发展的繁荣阶段，1989年民政部着手编制《全国设市预测与规划》，试图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体系；1990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小城镇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1992年～1999年为小城镇发展的调整阶段，大中城市成为了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小城镇发展相对趋缓，相关研究开始回落；四是2000年以来为小城镇发展的复兴阶段，小城镇研究同样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随着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出台，小城镇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标志着小城镇成为与大中小城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城市化重要推动力量。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小城镇研究主要涉及小城镇的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两方面②，并且经历了由关注小城镇外部联系到关注小城镇内部结构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深入的过程。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外部联系研究
小城镇的外部联系研究主要涉及小城镇在城乡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从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小城镇是联系城乡区域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角色，承担着完善城市体系和带动乡村地区发展的双重职能。小城镇研究历来横跨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领域，因此小城镇的外部联系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化道路选择、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关系、小城镇与乡村的关系等三个方面。
（一）小城镇与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这个方面研究主要是确立小城镇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初的城市化道路之争是以城市规模为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之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出现介于二者之间的“中等城市论”与“大中小论”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怎样推进城市化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成为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中央政府选择了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在中央文件中一律采用“城镇化”来代替“城市化”。然而，回顾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历程，对于采用什么样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一直存在，大城市论者既强调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的优势，同时对小城镇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洪银兴认为，过去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曾经起过作用，但也存在削弱城市功能的问题；现阶段的城市化要由突出人口流动转向功能提升；在城市化已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应该由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城镇化转变为以现代化为内容的城市化。[2]严正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小城镇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是乡镇企业推动型的城镇化，90年代初之后大中城市建设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城市的崛起和城市群的出现是时展的潮流。[3]王海霞对依托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提出了批评，认为一哄而起的乡村城市化伴生了严重的后果，无论在规模还是功能上，当前小城镇自身进一步发展都普遍存在难题，要慎提乡村城市化的道路。[4]与主张发展大中城市的学者相比，许多原先提倡“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学者都认为应该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但又强调促进小城镇发展应适度地集中，以克服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的缺陷，认为应该以发展县城或县域中心城镇为主。例如，邹农俭认为小城镇是城市化的启动点，城市化的目标是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在发展小城镇方面，要将体制创新贯穿于小城镇的发展过程，着力建设县城和中心镇。[5]祝华军、白人朴把我国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布局分散、土地利用粗放、集聚效应差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统称为“小城镇病”，认为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小城镇才是化解“小城镇病”问题的关键所在。[6]从现实来看，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受到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影响。
（二）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关系
这方面研究主要是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城市对小城镇的带动作用。大城市周围建制镇的分布密度比市域内建制镇的平均分布密度要高，这表明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有更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城市化阶段，在城市郊区化阶段同样明显。江曼琦认为，城郊小城镇的发展与大城市发展紧密相关，大城市发展一般会经历集中化阶段、郊区化阶段和逆城市化阶段，与此相应的城郊小城镇的发展也分为三个时期，并随着大城市的演化从慢到快、从近到远，逐渐改变其产业结构和职能，在布局上存在着圆环式、单向带型、多向带型和星座组群等模式。[7]冷静在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对比之后认为，我国的小城镇虽然数量众多，但与大城市相比对城市水平的带动作用却一直很微弱，小城镇对大城市存在依赖关系，不足以成为推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心。[8]潘允康回顾了小城镇研究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小城镇论和大城市论两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比较，认为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大城市发展模式面临的种种问题。[9]王战和，许玲认为，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镇是农村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这些小城镇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中，受到大城市的辐射、扩散和周围农村腹地的双重影响，大城市与其周边地区小城镇通过扩散与聚集的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紧密联系。[10]潘允康进一步比较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认为大城市的结构有利于发挥城市聚集经济优势，大城市对小城镇发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以大城市带动小城镇有利于发挥城市集体消费优势，所以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11]虽然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在城市化道路等宏观层面存在竞争关系，但在区域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往往依赖于大中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三）小城镇与乡村的关系
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对乡村地区的依托与带动问题。小城镇处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沟通和加强城乡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兴起丰富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内涵与外延，对加速我国农村城市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永江认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三种模式，即集中的城市化、直接转变的城市化和分散的城市化，小城镇是分散城市化的主体力量，是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依托。[12]国风认为，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有效途径，要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必须加快综合配套改革，争取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制定有利于优化小城镇与农村关系的制度规范（包括资金筹集、土地利用、农业开发和规划建设等）。[13]张弥认为，“城乡一体化”和“乡村工业化”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区，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容易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经济布局分散和第三产业无法发展等后果。[14]何卫刚认为，农村小城镇的建设是实现城乡经济互动的桥梁，是真正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城乡差别的重要纽带，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要有独具特色的产业来支撑，在功能设置上应主要面向农民的实际需求。[15]张鹏等人提出区域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并根据小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关系密切程度，归纳了5种依托于小城镇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16]与当年各地蜂拥推动“县改市”一样，“乡改镇”的浪潮一度席卷中国大江南北，这种改头换面式的撤乡设镇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乡镇的农村属性，反而人为地降低了小城镇的设立与建设标准，以此推动的城市化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综上所述，如何优化小城镇的外部联系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难题，事关小城镇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对小城镇的地位和发展动力具有直接影响。小城镇作为联系城市和乡村的节点，承担着大城市带动作用向乡村地区扩散的作用，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城乡协调健康发展的程度。总体来看，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小城镇建设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长期处于沉寂，反映了小城镇在城市化加速期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类似问题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存在。随着我国大城市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关于城市体系优化和小城镇地位的争论仍将继续存在，小城镇在未来农村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也就日渐提升。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内部结构研究
小城镇的内部结构研究主要关注小城镇的发展问题。无论是以大城市还是以小城镇为城市化的主体，小城镇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和城镇体系的基础部分，都面临着紧迫的发展任务。在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内部结构是小城镇发展核心动力，也是学界小城镇研究的重点所在。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关于小城镇的内部结构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模式与类型、发展机制、空间分层、规划建设四个方面。
（一）小城镇的发展类型研究
发展类型研究主要是根据小城镇所处地域、产业功能、对外联系等因素，对现有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进行汇总和分类研究。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走访调研苏南众多小城镇的基础上，提出根据“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等主题对小城镇进行研究，总结了县域集镇发展的5种类型，并将其按行政地位划分为3层5级。1984年～1986年，费孝通先后发表《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讨》、《小城镇，新开拓》等文章，论证“小城镇在农村城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走“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城镇化道路。[17]针对当时国内如火如荼的小城镇发展态势，其他学者结合自己的实地调查总结出典型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汇总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苏南模式”的小城镇依托于临近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由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乡镇企业，直接推动了小城镇的极大发展；“温州模式”的小城镇依靠家庭、联户企业、专业市场等私营经济实体的发展，为小城镇建设积累了必要的资金；“珠江三角洲模式”的小城镇凭借邻近港澳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此后又有学者结合自己调查获得的数据资料提出了一些新的模式，如通过邻村换地、集散为整来集地开发解决乡镇企业布局分散问题的“孙耿模式”；将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化相结合带动小城镇发展的“襄樊模式”等。叶飞经过调查总结认为苏南小城镇有古镇新貌型、旅游开发型、港口发展型、交通枢纽型、专业市场型、工业主导型、产品名都型、科技兴镇型和农副产品加工型等。[18]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多以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体系结构和区域内部城镇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划分小城镇发展类型的主要依据。何邕健等人界定了天津小城镇建设的“华明模式”，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以宅基地换房”，认为“华明模式”的成功经验包括尊重农村居民意愿、化解城乡土地利用二元化的突出矛盾、提前实现土地开发的“土地平衡”和“资金平衡”，这一模式在宏观上需要有特定的经济环境，中观上仅适用于城市近郊地域，微观上需要土地周转指标支持。[19]与早期小城镇发展主要依托于产业推动相比，制度创新成为新时期划分小城镇发展类型的重要指标。
（二）小城镇的发展机制研究
发展机制研究主要探讨推动小城镇自身发展的各种动力因素，从已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探讨农村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关系方面。许多学者都认为乡镇工业化是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乡村小城镇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集贸市场推动、村镇工业崛起、第三产业促进、行政建制升格等六方面的优势因素，而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镇的发展动力同样来源于6个方面，即农副业经济聚集、大城市工业辐射及郊区农村工业发展、大城市功能及建设扩张、大城市信息和社会文化辐射、国家城市发展政策制约、城乡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影响。李骊明认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直接影响着小城镇开发的层次和水平。[20]樊杰通过对我国6个省的7个建制镇实地调查，从人员就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小城镇建设资金来源、小城镇工业布局等方面，对农村工业化在当地城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21]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小城镇发展机制的探讨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有效地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和工业区集中的问题上。傅守彬认为有关法规应明确规定第一、第二产业的新项目应尽量选址在资源许可的小城镇，开发区也要依托这样的小城镇，即将新项目的开发尽量与小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20]杜宁、赵民以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北镇以及江苏通州市川姜镇为例，对比乡镇产业集群、小城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认为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为依托，但产业集群所依托的小城镇的空间和社会发展不会自发达到理想状态，只有通过有效的公共干预，包括科学的产业发展政策与完善的空间规划机制，才能实现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的良性互动发展。[22]小城镇发展动力研究由早期单纯关注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逐渐过渡到着眼于乡镇产业集群，单一的企业或产业被产业集群所取代。
（三）小城镇的空间分层研究
空间分层主要是研究小城镇在地域格局中的分布、在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功能等问题。无论是从国家、大区、省区、市域和县域等地域空间来看，还是从城镇体系、经济水平、地理条件等经济空间来看，小城镇发展都有各种不同的空间层次。从研究视角上来看，许多学者尤其是社会学者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小城镇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其作了大量的一般性论述，多集中在小城镇发展的历程、特征、政策导向、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包永江认为，城镇体系由工业村集镇、乡所在地行政中心、集镇乡范围内经济中心、中心集镇、工商业城镇区域性经济中心、卫星城镇等组成，层次间具有迭加的功能。[12]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小城镇所在的区域不外乎两种类型，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葛本中以地处东部发达地区的无锡市为案例，认为存在企业小型化向农村扩散的趋势、城市工业扩散及乡村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农村非农产业已进入现代产业行列并且进一步发展势在必然等客观事实，加上不论从就业、收入还是生活质量上看，小城镇仍将是农村非农劳动力集中的场所，因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势头还将保持。[21]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沈国斌提出欠发达地区小城镇要注重解决好五大问题，陈蔚镇则指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主要是内向型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低下、发展动力匮乏、基础设施不足和逆向城镇化进程等难题，并提出四点对策，即挖掘发展潜力、选择性建设基础设施、合理构建城镇体系和减灾规划的重要保障。[20] 符礼建、罗宏翔认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建制镇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小城镇不但总量多，且发展迅速，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23]不少学者开展了各省区小城镇发展的专门研究，一般是侧重于研究省区小城镇发展历程、城镇体系和空间分布等问题，探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调控对策，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四川、广东、云南、安徽和山东等省区市。韩非等人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功能，探讨了京郊四大类小城镇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演变趋势，发现这四大类小城镇的“核心―”空间格局十分明显，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和演进机理。[24]叶红等人提出适合经济转型小城镇“规划区”划分的“镇区―转型经济区―衍生经济区―乡村区”的功能结构原型，并在派潭镇总体规划中予以实现。[25]从空间角度来看，这一方面的小城镇研究逐渐由注重全国层面的城市体系分析转向区域性的小城镇发展层级构建。
（四）小城镇的规划建设
小城镇的规划建设是小城镇内部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小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所在，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发展都对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小城镇规划“不定性”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使传统规划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为此，学者们认为在规划中首先应当综合考虑规划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充分预计到规划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在执行当中可能遇到的利益制约；其次是将小城镇规划放在整个城镇体系规划中通盘考虑，消除规划与城乡现实的隔阂，使规划成为具有较强动态性的“城乡总体规划”；再次是全面改善规划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推动小城镇规划的落实。1999年，《规划师》杂志“规划师沙龙”栏目以“小城镇的规划建设”为主题，着重就小城镇规划建设的作用与意义、规划编制的方法与手段、规划实施及建设等方面内容进行讨论。随后，有学者把小城镇规划与大、中城市和乡村的规划进行了比较，认为当时小城镇规划的两大突出问题是规划建设的双重标准、缺乏科学性以及对大城市规划理论的盲从，指出小城镇与其周围乡村地区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处理直接影响小城镇基本单元的整体规划。何兴华从界定小城镇规划的基本概念入手，讨论了我国小城镇规划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回顾了我国小城镇规划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历程，归纳了小城镇规划的主要内容、运作程序和技术标准，并展望了我国小城镇规划的发展前景。[26]冯健认为小城镇发展不应等同于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大，小城镇规划的着眼点首先应是建设宜人的居住环境，其核心问题是要突出个性而非盲目追求共性，小城镇规划的最高目标应定位在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上。[20]邓卫认为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宜人的城建规模、山水风光和田园气息，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切忌照搬大城市模式，而应该根据其地域特色与文化传统，将自然的田园绿意巧妙地融入居住环境，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城镇”。[21]刘建平、李云新在探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基础上，考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影响小城镇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供需两方面因素，并从小城镇功能定位、科学规划、公共财政、以城带乡、自主供给、制度构建等六方面提出了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策略。[26]综合小城镇规划建设的经验，小城镇的规划建设不宜盲目照搬大中城市的引导性规划模式，而是应当主要采用以满足小城镇周边乡村地区需要的服务性规划模式。
综上所述，如何优化小城镇内部结构是当前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立足点，也是持续提升小城镇吸引力、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扩大小城镇人口在城市体系中比重的重要方面。归根结底，小城镇在城乡格局中的地位取决于小城镇自身的发展态势和水平，持续不断的结构改善和功能扩展是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借鉴我国城市化的经验，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对其发展类型、发展机制、发展空间、规划建设进行关注。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发展机制方面受多种因素影响，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此在分层发展、空间优化和规划建设方面必须进行区分对待，实现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发展。
三、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反思
在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是居民自治的区域，崇尚在城市体系中城市的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因而缺乏在城市化进程中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制度建构理论。这显然难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小城镇发展的需要。纵观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史，城市化一般是由工业化推动，而工业化则是在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后自发地发展起来，受此影响，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享受自治的大小城市一般都经历了充分的自由竞争阶段，城市体系也经历了由小城镇到大城市自由发展的漫长时期。毋庸置疑，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但中国城市化面临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等多重压力，具有许多西方国家未曾遇到的城市难题，为此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与发展模式。从城市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发展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重视小城镇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国内的小城镇研究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同样经历了诸多坎坷与曲折。回顾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研究情况，已有成果多是由小城镇的外部联系到小城镇的内部结构逐渐深入，对于小城镇的性质、功能以及与城乡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逐步明确了小城镇在城市化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发展动力上来看，小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原先的道路之争渐趋平息，而对于小城镇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小城镇的内部结构，主要集中在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动力机制、空间分层和规划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涉足小城镇研究的学科群明显扩大，来自多学科的小城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者意识到并揭示了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对于问题的解决对策往往还停留在一般性的表面论述；有些成果虽然在理论上颇有学术见地，但在切实的解决策略和方案的可操作性方面尚待加强。当前小城镇已经进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凸显，今后的研究不仅要及时发现问题并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还要对小城镇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追踪，谋划在城市化的宏观视野中进一步如何服务于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和模式创新。
【关键词】专业镇 集群 研究 评析
一、专业镇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形成条件
1、专业镇起源
在国外,类似专业镇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企业集群的研究上,而对于企业集群的起源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集群是生产活动不断细化和企业分工的结果(马歇尔,1997);二企业集群是相互关联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费和交易成本而做趋于集聚的区位调整(韦伯,1997)。对于我国专业镇的起源,学者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白景坤等(2003)通过考察我国镇域区域发展现状,认为簇群经济与专业镇经济存在差异。即中国的专业镇经济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客观要求的产物,而簇群经济则是从战略的高度,对某些成熟产业进行合理的地域布局的结果;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簇群是专业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结果。王建军等(2008)却对此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专业镇发展起源于“簇群经济”、“集群经济”、“专业产品区”的专业化区域生产组织形式,起初集聚于某个区域的产业专业化生产模式,最终发展为镇域区域专业化生产。
2、我国专业镇的形成和发展
符正平(2002)认为专业镇的产生过程大多是自发形成的,是农村里的一些能人敏锐捕捉市场机会的结果。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专业镇内部的劳动分工演化得非常细密,出现了大量的“工序”型企业,产供销之间也是以社会分工的形式出现,而这种专业市场的形成则是专业镇形成的基础。进而,方中权等(2005)将我国专业镇成长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萌芽阶段,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特征。如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陆续出现一批“专业户”、“专业村”。二是形成阶段,逐步形成“一镇一品”的发展格局。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地的乡镇按专业化、区域化、一体化要求,积极调整优化农业和产品结构,农产品加工企业、“三来一补”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三是快速扩展阶段,专业镇向多样化快速扩张。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专业镇的产业与产品结构突破“农业”概念的局限,向工业性、商贸性、旅游性等方向快速渗透。四是品牌战略阶段,专业镇逐渐向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层次迈进。另一种结论则认为,专业镇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如1950-1960年代,日本、韩国等出现了“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等专业化区域生产组织模式,这种模式与目前中国在广东、浙江等地出现的专业镇模式极为相似。根据这种观点,沈山等(2005)认为我国专业镇的成长过程如下:一是从“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专注小型、寻找特色”开始创业,逐步形成规模,迅速集聚各类中小企业;二是从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开始,逐步形成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然后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三是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吸引外资或者依托外资建立生产加工基地,产业又相对集中,形成了具有不同产业的专业镇经济;四是以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区域布局为契机,逐渐形成专业化产业区和市场网络,进而形成了有关农业产业或农产品的专业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位优势结合改革开放的宏观环境是催生专业镇经济的基本前提(贾文凯,2006)。70年代以来持续的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内地的廉价生产要素、逐渐膨胀的本地需求、诱人的外资优惠政策等优势,催生了最早期的嵌入型专业镇。
3、专业镇的形成条件
王缉慈(2004)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结果,并将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归结为: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原料和设备供应商的存在、接近最终市场或原材料集贸市场、特殊的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的存在、有基础设施可共享、有政策激励。张双喜等(2004)则认为开放的环境是专业镇形成专业镇的基本前提,三个基本“诱因”是形成专业镇的关键因素,这三个因素是:原发性的专业市场、传统优势产业和跨国公司的介入;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使专业镇的形成具有了必然性。余国扬(2004)从专业镇建设出发,认为人才、交通、工业园区是专业镇形成的基本条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及配套产业的建立、专业市场的形成、品牌体系的创立是专业镇发展的重要条件。张玉梅(2007)归结了广东地区专业镇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专业镇的形成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个是内部条件,表现为镇民的创业创新精神;一个是外部支撑条件,地方组织、中介组织、技术信息服务机构等多层次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其表征。
二、专业镇的含义和类型
1、专业镇的涵义
刘宗元等(1999)通过量化指标对专业镇进行了界定,即专业镇一般指产业或产品能带动60%以上农户参与生产,专业化的产业或产品收入占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60%以上,并成为镇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乡镇。定性来看,专业镇是我国行政区域特有的一种发展模式,即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多以乡镇为基本单位来重点发展名、优、特、新产业和产品,通过开发一两个产业或产品,带动多数农户从事这些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收入成为农民和乡镇收入主要来源(王海燕等,2002);白景坤等(2003)则认为如果该镇区域的生产经营在所属产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且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了共同的竞争优势,则该镇可称为专业镇;石忆邵(2003)教授认为专业镇一般是指城乡地域中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相对集中且分工程度或市场占有率较高、地域特色明显、以民营经济为主要成份的建制镇。
2、中国专业镇经济的类型划分
(1)从专业镇形成角度划分。从企业集群的生成模式出发,普军等(2004)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进行考察,认为企业集群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即该地区历史上曾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中心,有着较好的制造业传统,通过国家改革政策的实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二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企业集群;三是创新型网络企业集群,尤其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从专业镇形成过程中政府的参与程度出发,赵秋璐(2008)将产业集聚的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导向型集聚模式、政府调控型集聚模式、计划型集聚模式。
(2)从专业镇发展角度划分。从专业镇的经营发展模式出发,王(2002)考察了我国广东地区的专业镇运作模式,认为我国专业镇经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来料加工型专业镇经济,即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如东莞清溪镇计算机配件生产;二是贴牌生产类型的专业镇经济,即资源在内市场在外的经营模式,如中山古镇的灯饰。从专业镇发展过程中个体所形成的关系出发,王(2002)又将专业镇分为横向网络与纵向网络两种类型。所谓横向网络就是指一个专业镇聚集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众多企业之间没有形成产业分工关系,整个区域内都是生产或提供基本相同的产品或服务;而纵向网络则是指产业集群内各企业之间形成了上下游的基本链条关系,虽然都是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每个企业只从事某一个产品的某个生产环节的活动,或者说,从获取原材料开始到产品加工组装、最终产品的分配和销售是由不同的企亚来完成的。
三、专业镇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地方的专业镇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它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起飞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专业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是广大农民致富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专业镇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我国学者也分别就专业镇推动农村经济及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证。谢军(2005)认为专业镇在以下方面对农村经济产生作用:一是专业镇易于农村经济集聚优势的形成,并在农村企业中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二是促进农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其中包括支柱产业的发展壮大、服务产业的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专业市场的兴起和要素市场的建立;三是促进农村企业的经济制度创新,尤其是农村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俞静等(2007)考察了1980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交通、通讯水利、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建设水平,认为专业镇经济带动了珠三角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以非农业人口为指标的城市化曲线逐步偏离全国的城市化曲线,并且斜率越来越大。随着专业镇逐渐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这时专业镇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品牌的战略意义上。专业镇通过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形成了以某一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为依托的专业化产业区,使相同或相关联产业的众多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区域空间内,并获取深度分工与专业化协作效益,从而提高了区域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谯薇,2006)。波特(1998)甚至把它上升到国家竞争优势的高度,认为簇群或专业镇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
四、专业镇发展的支撑要素
1、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和降低交易成本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产生的前提
根据波特(2002)的“集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有:企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企业群落内的竞争压力和潜在压力构成了企业创新的动力;企业集群能提高群落内企业的生产率;企业之间容易建立起协调机制,降低运输、谈判与履约成本;集群有利于企业间人才、信息、技术和准公共产品的共享。
2、提升专业镇经济水平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网络
中山大学王(2003)教授通过考察我国部分专业镇企业发展的现状,认为处于成熟期产业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将会通过并购、合作实现产业整合,而专业镇经济提供了这种整合的另一种有效的途径;把中小企业连成一个合作网络,既增强了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竞争力,又降低了大企业中的管理成本;在已有的商业网络基础上,加上高新产业的信息处理手段,必然使得区域专业化市场网络运行更有效率。
3、区域品牌创建和人才凝聚是专业镇发展的支撑要素
苏植权(2007)认为推广区域品牌提高区域特色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形象,则可大大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技术问题、管理问题和经营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才问题,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人才引进和使用的科学机制,改善生产工艺,提高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拓展市场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
4、专业镇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强大的科技原创力
陈佩菊(2008)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会随着集群规模的增大而减小,即集群在人才、资金、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会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同类产业集群的模仿而消失,甚至变为比较劣势。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创新扩散的比较优势则具有持久性和不易模仿性,特别是在进入成熟和调整阶段后,产业集群如果不能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在环境变化或竞争加剧的影响和制约下,规模经济逐渐转向规模不经济,将会出现萎缩甚至消失的危机。
五、专业镇的发展现状和对策
在产业结构方面,专业镇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抗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等问题;同时,家族式管理则限制了创业精神的持续发展。对策建议有: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和多样化协调发展;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进行公司结构治理;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进行公司结构治理(谢军,2005)。
在管理机制上,专业镇发展中主要存在专业镇内部的企业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主导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者及内部的人才素质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的发展需要(赵秋璐,2008)、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专业镇内部的无序竞争和内耗严重(石忆邵,2003)等问题。对此,赵秋璐(2008)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第一,运用现论做好专业镇的发展规划,合理利用土地;第二,政府根据各个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制定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第三,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指导专业镇之间、专业镇内部和企业管理的问题;第四,加快发展专业镇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第五,增强专业镇的创新活力。
在生态环境方面,沈伟(2008)认为专业镇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量大,生态环境压力大;产业结构低,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重视经济发展,忽略生态建设。而环境污染严重,直接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谢军,2005)。沈伟提出的相应的措施有:做好整体规划,建设生态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开展生态监测,加强环保意识。
在国际市场上,专业镇产品普遍面临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产业生命周期压力、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国际市场压力、以及国际贸易新壁垒的巨大压力等(徐婵等,2008)。许巍(2008)通过对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进行考察,认为纵向专业化分工、巨大的外来市场、成熟的专业市场、行业协会强大的议价能力、技术外溢效益是广东省专业镇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大支撑,但近年来却表现出企业成本优势弱化、竞争能力下降、部分产业出现向省外转移的迹象。对此,徐婵和许巍提出了通过完善职工培训、本地劳工市场培育、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品牌建设、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等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六、专业镇研究的评析
1、专业镇研究的成绩
专业镇是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伟大创举。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于90年代初,发展于90年代中后期。自2000年广东省经济理论学界正式提出“专业镇”的概念以来,学术界关于专业镇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值得肯定。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专业镇的起源、形成及形成条件、含义及类型、作用、支撑要素、发展途径、发展现状和对策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社会竞争论(代表人物:波特、贝斯特)、区位集聚论(代表人物:韦伯、马谢尔)、创新产业集聚论(代表人物:熊彼特)、增长极理论(代表人物:弗朗索瓦・佩鲁)、创新空间论(代表人物:王缉慈)、有序集成论(代表人物:魏江、吴国林)等理论,从这些理论出发形成了许多延伸性理论成果,对我国专业镇发展起了积极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针对性较强,具有很强的应用导向性和政策导向性。应用性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广东、浙江、山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比较典型的专业镇进行研究,基本反映了我国专业镇是市场化及专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多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发展思路,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专业镇是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伟大创举。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于90年代初,发展于90年代中后期,而我国学术界对于专业镇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术语的不统一。如产业集群、产业聚集、簇群、专业镇、特色专业乡镇等,不同的概念其赋予的含义也有所不同,这充分说明对于类似专业镇形式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并没有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进行解释和预见。其次,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三大衡量标准,即是否合理地选择逻辑起点;是否以逻辑起点为连接环,归纳理论体系应包括的内容,并进行科学分类;是否建立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确立各种理论的功能的配合与互补。依照这一标准,专业镇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专业镇产生和发展的特征及表象展开的,并没有从整体上来把握和发现其内在规律性,没有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再次,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善。相比而言,国外的研究所采用研究方法比较多样化,既有理论上的假设和模型,又有实证的详尽分析或比较研究,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研究规范。我国对专业镇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性推理、实证研究和描述性分析方法,其中多数使用描述性的分析方法,较少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缺乏深入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实际操作性不强,难以对专业镇深入发展产生指导意义。最后,学术界较多研究经济发达地区的专业镇发展问题,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支持当地主导产业发展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对欠发达地区发展专业镇以及不同类型的专业镇(如内生型、外生型专业镇等)如何持续发展的研究还不够,对欠发达地区专业镇发展的机制、模式、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同时,如何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工作,从依靠成本和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向依靠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的竞争优势,如何将地方特色文化物化到特色产业中,不断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实现加工向设计转变,从卖产品向卖文化转变,从制造经济向创意经济转变的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总的来说,我国对于专业镇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国内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仅要在对象上要明确专业镇的研究范围,厘清专业镇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关系,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规范性,重点从整体上来探讨其演变规律和内在机制,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实践上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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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俞静、徐维祥:转三角专业镇和城市化发展研究[J].经济论坛,2007(12).
[6] 苏植权:专业镇技术创新发展规划的若干问题探讨[J].广东科技,2007(5).
[7] 陈佩菊:科技原创力与广东专业镇经济发展研究[D].广东工业大学,2008.
[8] 沈伟:专业镇生态环境发展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2008(2).
关键词：三化同步 机遇 对策
“三化同步”发展理论之中国化及现实意义
自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及十、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大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以来，“三化同步”发展理论中国化进程加快，“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不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外与“三化同步”发展相关的基础理论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学的空间统筹理论等。
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最有影响的“三化同步”发展理论。刘易斯提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刘易斯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三化同步’发展的思想达到成熟。刘易斯描述了一个‘三化同步’发展的经典框架，也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框架”。
“三化同步”发展理论适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机遇和挑战
近年来，国家给予西部地区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其中，最具特色和最核心的政策支持，就是支持加大“三化同步”发展力度。允许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特别是在用地方面，提出了支持探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地挂钩政策试点。这些政策为西部地区破解“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粮食怎么保、民生怎么办”等发展难题提供了机遇，也为应对西部地区“三化”发展“城镇化程度低，等级规模结构小，异地城镇化，城镇发展质量与环境质量不佳，基础设施落后，经济落后”等挑战打开了新的政策空间，为支持创新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化同步”发展理论适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策措施
（一）破解农民进城、产业聚集和耕地集中等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民进城、产业聚集和耕地集中问题入手。从城市“融入”入手，要“做到农民进城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可靠的生活来源，使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都能够随时在城市落户，并相应享受市民在住房、社保、养老、医保、教育等方面的同等待遇”。
从农村“迁出”入手，就要“深入分析排除离乡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随时可能被收回的担忧”。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地方政府应在其权限许可的限度内对离乡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进行确权，并发给相应证书”。按照国家省市农村土地有序流转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规则，允许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市场方式流转。探索建立保障农地权益的长效机制，设立省级农村土地交易所，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针对传统农业土地分散、综合效益不高等问题，下决心改变一家一户传统的农业耕作习惯和种养模式，积极推进“四个集中”：即土地向业主大户集中，资金、技术向农业示范园集中，农产品向龙头企业集中，农民向农业产业化工人集中。未来5-10年，在有条件的乡镇形成户均土地25-30亩、50亩林地以上的规模经营格局。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突破现代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规模化、标准化难题，走出一条西部山塬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成功之路。
（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并促进“三化同步”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三化同步”发展，实现“六个转变”：一是“促进农业增长由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投入向依靠科技、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二是农业生产由主要依赖自然条件生产向依靠设施、发展可控、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三是农业经营由分散的家庭经营向专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四是农产品生产由主要追求数量扩张向注重质量安全、结构优化、品质效益转变；五是农业发展由注重农业的一产向促进农业的一、二、三产协调发展转变；六是农业功能由以产品生产为主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并重转变。
（三）推动农村人口梯度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
1.进一步做好贫困分散地区的扶贫移民搬迁，按照城镇化的要求，尽可能向城镇、集镇集中。推广能人进镇、贫户下山、资源流转等富有成效的做法。
2.分层级推进人口的梯度转移。鼓励引导农村能人到大中城市从事承包工程、装修装饰、特色餐饮、服务业等并实现定居；比较富裕的农民到县城和重点乡镇创业；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向集镇、公路沿线或生产生活比较好的人口聚集区转移，可以实行居住与生产相对分离，即居住在集镇，生产在农村。
3.花更大力气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特别是到县城和重点镇创业。降低创业门槛，加强创业服务。
（四）调整产业结构并构建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地区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和有色冶金等优势支柱产业，重点是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对零部件生产等配套产业和金融、物流等生产业的带动能力，增强就业吸纳能力。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在发挥科技优势的同时，其生产应靠近资源，向县域工业园区延伸。纺织服装、食品、医药、轻工等传统产业振兴，重点在技术改造和扶持中小企业。促进文化、会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使之成为农村居民转移的重要阵地。
2.强化大公司、大集团的引领带动作用和产业集群形成作用。大型企业总部设在区域中心城市，制造和生产应布局在县域工业园区或产业集中发展区，带动配套企业集群发展。
3.以产业集群为主要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传统工艺、地方特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推动这些产业的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构建适宜全民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生态。
4.大力发展产业配套的专业市场和商贸物流。为中小企业、家庭工厂、微型经济的创业者提供方便的产品交易平台，发挥市场对产业和创业的决定性拉动作用。
5.推动全民创业。把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和家庭手工业、微型企业作为全民创业的抓手，按每万人有50人创办企业的广东做法，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实施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家庭企业的倍增计划；强化创业孵化，各县可在县域工业园区内设立农民创业孵化园，在创业孵化期（如三年为限）内，对农民创办领办企业实行只登记不注册、减免税收等扶持政策。强化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加强创业辅导。
6.加强县域工业园区建设。着力打造“产业园区—毗邻区县—村镇”产业推进模式，鼓励支持各类产业园区优势企业，采取以企带镇、互利协作、基地带动、解决就业等方式帮助农村发展。
（五）增大大中城市的城市容量和辐射带动能力
在大中城市周边积极发展以居住、休闲、产业聚集、物流集散等为主要功能的卫星城镇，促进当地农村人口实现就地转移，吸引外地农民工就业、创业。
（六）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建设并完善城镇功能且增强以城带乡作用
1.全面提高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力争用五年时间全面实现县县通等级公路，5万人以上大镇通天然气，所有镇通自来水，50%以上的重点镇实现污水和垃圾处理，农村基本消除面源污染。县城重点加强县域工业园建设，做大产业和完善城市功能，在基础设施条件上消除与大中城市的差距。
2.加快推进重点镇功能配套。镇域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水、电、路、讯等全面覆盖的办法，营造与县城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环境，促进城乡产业、市场、教育、安居的有效衔接。
3.加快工业重镇、旅游名镇等特色大镇建设。围绕“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工业、特色农产品加工配送、装备制造、工艺美术和文化旅游等产业，带动城乡产业联动发展。
4.建制镇和集镇的定位是建设生态化、园林化、山水宜居小镇，主要功能是吸纳人口定居，发展面向农村和现代农业服务的商贸、配送、市场及公共服务。建制镇和集镇应建设一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降低农民进入城镇的成本，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定居。力争使城乡人口居住布局更加优化。
（七）提高农村地区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1.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应相对集中在集镇或重点镇，进行高标准建设，使之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低层次铺面设点。
2.在村村通公路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农村公路建设与维护，加大农用车补贴，推动汽车下乡，确保农村公路通达，交通工具便利，使农村居民获得高水平教育、医疗救助等，提高农村对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3.加强通讯、互联网设施建设与使用知识普及，方便广大农村居民能够依靠现代信息手段低成本获得农技咨询、市场信息、远程教育、远程就医等服务。
4.补贴农村地区学校确保开通校车，农村医院配备一定数量的救护车和医疗大篷车，确保急需服务快速抵达。
（八）强化政府引导并破除制度障碍
1.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把工作重心转变到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上来，进一步理顺工作思路，从发展方式、投资方式、政策资金支持方式等方面，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按照“三化同步”发展进行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同步提高。
2.转变项目扶持方式。把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三农”投资的数十种项目性投资和数十亿元资金，按大统筹、大“三农”的口径捆绑在一起，分片、分重点地解决“三化同步”发展的重点问题，有效发挥中央、地方和民间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
3.转变财政金融支持方式。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三化同步”发展中资金制约性因素较多的矛盾，各省财政可设立支持县域工业发展资金、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鼓励全民创业资金和小城镇发展资金，通过财政资金扶持的办法，撬动民间资本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安居一体化和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发展。
4.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为“三化同步”发展清除各种制度障碍，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5.转变政府职能。逐步提高对镇以下公共服务的补助标准，推进县乡联动改革，进一步理顺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提高乡镇自我发展能力。
综上，“三化同步”发展理论在我国西部地区有很强的适用性、实践性。西部欠发达地区应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三个进一步解放”为动力，不失时机地加快谋划，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构筑“三化同步”发展新格局、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推动转型跨越新进展、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成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大开发，使西部欠发达地区跻身于中国现代化行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5
2.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一、指导思想
我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以科学发展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线，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深刻内涵与我镇的实际有机结合，不断创新形式，充实内容，大力推进群众基础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为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二、目标任务
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以创建文明卫生集镇为突破口，以创优评优为动力，全面推进我镇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向深度和广度深入。今年，力争我镇重新取得省级文明镇，有两个申报市级文明村，两个申报级文明单位（窗口），五个申报市文明村，三个申报市文明单位（窗口）。
三、工作方法
1、深化理论学习。继续进行十七大精神的学习，把握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的本质要求和内在特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抓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切入点，全面推进创建工作的展开。
2、加大宣传力度。以镇中心理论学习为重点，围绕高举旗帜、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着力宣传开展创建工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推出一批有竞争力的创建单位。
3、深化核心价值教育。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以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为牵手，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继续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村庄、文明信用户等创建活动。
4、强力推进集镇建设。开展文明集镇的创建，就是要以强化集镇管理和建设双重并进的原则，以管理治乱为契机，以卫生整洁为基本要求，以完善功能为基本目标，以十三项工程为主线，以提升集镇品位为目的，强力推动我镇文明集镇建设上台阶。
5、抓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在我镇广大农村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通过创建工作的展开，使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质的飞跃，改变一切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风俗习惯，教育他们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摈弃陋习，追求文明，从而使农民群众的思想和思维能够与时代同步，与市场接轨，帮助他们在勤劳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开更加有力的步伐。
6、抓好文明单位、文明窗口创建。条件基本成熟的单位或窗口部门，要积极参与，自我加压，对照创建标准，自我完善，要开展多项创建活动，提升本单位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要以做好本职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进位意识，健全制度管理，创新工作机制，丰富创建内涵，积累创建经验，增大创建成果，完成创建任务。
四、工作机制
1、成立镇精神文明创建领导小组负责创建的日常工作。
2、各创建单位要相应成立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如果要建设成为强大的国，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发展的带动下，我国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数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了较为迅速的增加。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还低于工业化率（工业部门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但总体说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还是明显的。如1957年，城市人口便由1949年的3949.0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10.64%增至15.39%；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更促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到1960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了13073万人，城市人口比重接近20%。不过，“大跃进”所导致的城市人口的超常规的增加也确实加重了当时的城市负担，显示出了城市发展与国民发展的非适应性，因此“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在我国也正式付诸实施。
自1961年开始，随着经济的调整和城市发展政策的改变，大批城镇职工及其家属在行政力量的安排下返回农村务农，到1962年，城市人口减少到11659万人，比重也骤然降至17.33%，1963年进一步减少至16.84%。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化在因素的下，一直处于“受挫”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如我国1961年的工业化率为34.64%，1978年便达到了49.40%，工业化率提高了14.76个百分点；然而，1978年的城镇人口数则仅有17245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96259万人的比重只有17.92%。 1978年与1961年相比，城市化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37个百分点。从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差距来看，1961年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15.35个百分点，1978年这一差距拉大到31.48个百分点。换言之，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间，尽管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相当迅速，我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并没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发展，我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城乡分割与对立的局面已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户籍控制”，使得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1997年，我国市镇人口为36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9%（1998年为30.4%），尽管这一数字比1978年的19.92%增长了12个百分点，但是也只相当于195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横向比较不难发现，我国城市化水平同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为46%，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5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8%，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8%。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比我国低1.9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该年我国人均GDP（860美元）比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50美元）高一倍以上的事实，我们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然是偏低的。（如果按世界银行选择的购买力平价法我国的人均GDP，则1997年我国的该项指标为2920美元，而同年人均GD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其低20个百分点以上。）
目前，我国不仅城市化水平较低，而且城市的规模还很小。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671个城市中，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有12个，占1.7%；50－200万的为67个，占10%；15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有297个，占44.3%；另外尚有151个城市的人口少于10万；29个城市的人口少于5万；最小的城市仅有5000多人。从大城市（在此指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数量占全部城市人口比重来看，目前我国大城市人口比重仅占25%多一点，这与发达国家50%、世界平均3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别。上述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国家长期以来所确立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无疑是密不可分的。从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来看，虽然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或变化，但国家对“大城市发展规模”的认识则是始终如一的，如1978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这一方针被进一步完善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不仅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且还将其写入《城市规划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的决议》，更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可见，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是我国的一贯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小城镇已成为我国城市化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1978年－1998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发展到671个，增加了2.48倍；而建制镇却由2173个发展到18925个，增加了7.71倍，小城镇的增加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的增加幅度。另外，市镇人口的分布结构也印证了“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结论。1998年初，在全国市镇人口中，大城市人口占28.7%，中小城市人口占29.1%，其他小城镇人口占42.2%。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乡镇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因为第一，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原有的镇和集市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还形成了大量的新集镇；第二，乡镇企业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相当的资金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界与政府部门推行“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 二、探索“城市化道路”必须首先界定“小城镇”的内含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界便开始探索“中国城市化道路”。在城市化具体模式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如“大中城市为主论”、“小城镇为主论”、“中等城市为主论”、“大中小城市并举论”、“中小城市为主论”、“中心集镇为主论”、“城乡一体化论”、“县城为主论”、“城市化论”等等，其中，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发生在“大中城市为主论”和“小城镇为主论”之间。
“大中城市为主论”和“小城镇为主论”究竟哪一种观点最终能在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之争中赢得“优势”，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城市”和“小城镇”等概念内含的界定。
一般说来，“城市”这一概念的界定较为容易，人们对城市的划分标准也较少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人们基本上是按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来使用大、中、小等城市范畴的，具体说，“特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50－100万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20－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但是，在“小城镇”这一范畴的理解上，不仅学者们的观点不一致，就连国家的有关规章也有不同的界定。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小城镇”从外延上看究竟包括哪些部分？二是“小城镇”从属性上看究竟属于“城市”范畴还是属于“乡村”范畴？
首先，从小城镇的外延来看。尽管国家统计局对“小城镇”有明确的界定，即“小城镇一般是指建制镇”，但有的政府文件却将非建制镇或“集镇”也纳入了小城镇范畴之列，如我国的《村镇规划标准》第102条便将“集镇”与“小城镇” 两个概念作为可替代使用的相同或相近范畴来处理。理论界在讨论“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主张时，也没有首先明确界定“小城镇”的具体内含，学者们其实是在各自不同的定义或理解基础上来赞成或反对“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城市化模式的。概括说来，在“小城镇”的概念界定上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见下表：
观 点 小 城 镇 的 组 成 部 分
1 小城市 建制镇 集镇（未建制镇）
2 小城市 建制镇
3 建制镇
4 建制镇 集镇（未建制镇）
由上表可见，尽管大家对“建制镇”属于“小城镇”范畴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这也是国家统计局的观点）但是对于“小城市”与“集镇”是否也属于“小城镇”范畴则存在明显的分歧。如，汪凌青在《小城镇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文中便将“集镇”并入了小城镇范畴之列（本文将这一定义称为“广义小城镇”），在该文中汪凌青说：“全国共有小城镇近5万个，其中建制镇约19000个，集镇29118个”。持相同观点（即“广义小城镇”论）的还有姚士谋先生，在《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初探》一文中，姚先生说：“全国目前有4万多个小城镇（包括乡村集镇），其中县城镇有1980多个，建制镇1.8万个，其余的为乡集镇。”而程李梅和庄晋财等同志则在另一层次上使用小城镇范畴，在《乡村、小城镇与农村城市化》中，他们将小城镇定义为“建制镇镇政府所在地”。对“小城镇”外延的不同理解，不仅造成了小城镇理论过程中的意见分歧；而且使实际部门在发展小城镇问题上也“无所适从”。因此，统一理解并规范使用“小城镇”范畴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小城镇”的属性来说，我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建制镇”属于“城市”范畴，其规划应按《城市规划法》执行；但是国家的《村镇规划标准》则规定，县城以外的“建制镇”、“集镇”和“村庄”按《村镇规划标准》执行。显而易见，将“小城镇”（或建制镇）作为“城市”范畴，实际上是认为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包括发展小城镇在内；但是如果将“小城镇”作为“乡村”范畴来对待，那么，无疑表明“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等于实现城市化”。
由于发展小城镇是作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途径之一而提出来的，因此笔者呼吁理论界在探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时，必须首先给予“小城镇”以明确的内含与外延。
三、对“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理论的反思
所谓“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理论是指，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将“集镇（非建制镇）” 包括在“小城镇”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我国的城市化只能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道路。（下文如不特别说明，“小城镇”的内含即是指包括“集镇”在内的广义小城镇。）笔者认为，在设计我国城市化的具体道路问题上，应当十分谨慎地对待“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理论。
首先，广义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的加速进行，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
众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单位土地的人口和产出密度也越高，对土地的利用就越集约。如1993年，我国总的人口密度为123人／平方公里，但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为297人／平方公里，特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密度高达2273人／平方公里，为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7.7倍。另据测算，容纳同样数量的非农业人口，小城镇占用的耕地远远超过大城市，以人均占有的建成区面积，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两倍，而小城镇的人均占地则是大城市的三倍以上！目前，江苏省小城镇建成区面积大多是人均130平方米以上，多的达到190平方米，远远超过新《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的标准；另外小城镇周围的高度分散的乡镇工业，也增加了配套设施建设用地，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乡镇职工的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人均用地多3倍以上。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扩展用地仅占全国耕地减少总量的1.4%，即使加上县城建制镇占地也不过5%左右。然而，仅乡镇企业占用耕地一项就占耕地减少总量的19%。有关资料已显示，我国目前的人均耕地只有0.75公顷，美国却为1.5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人均耕地警界线为0.05公顷，合0.75亩，而江苏省1998年底的人均耕地只有0.93亩，其中，已有14个县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警界标准，苏南一些乡镇企业发达、小城镇建设较快的地区人均耕地仅有0.3－0.4亩。我们认为，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唯一可以走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承载率。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耕地资源极其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过度发展“广义小城镇”，所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巨大。
其次，控制广义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大中小各类城市，对减少环境污染、防止水土进一步流失、控制沙尘暴现象、维护我国的生态环境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东部地区来看，相当一部分小城镇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乡镇企业的“三废”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城镇内的生活垃圾和废水也不能及时清运。如苏南一些地区，即便是在建制镇的镇区中，都有约67%的镇没有工业废水专门处理装置，超过50%的镇不能及时清运居民生活垃圾，城镇周围地区的水质也大多在三类以下；同时，大气、土壤、生物等方面的污染也比较严重。苏南一些小城镇所流行的水资源在“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开始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喝了致癌”的民谣，无不反映了小城镇生态环境的严峻性。至于西部内陆地区，尽管乡镇不太发达，但城市化滞后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些人口较多的贫困地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区域经济”为借口，盲目开采林木资源和地下矿物资源，导致植被大量损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地区的稀有动物资源濒临灭绝，云贵川的一些炼硫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标准5－50倍，上万农民丧失了维持生存和养育后代所必需的农业生产环境。乡镇企业污染之所以如此严重，与其规模不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不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92%的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7%在建制乡镇，1%在县城，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分散发展的乡镇企业布局，对企业治污无疑造成了很大困难。消除乡镇工业污染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途径固然很多，但政府放宽户籍上的限制，以直接减少农村的生存人口则是一条带有战略性质的措施。毕竟，从有污染源的产业来看，城市企业所造成的污染是远低于乡镇企业的。（如乡镇工业中造纸业的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便是城市企业的2.25倍。）
再次，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没有城市规模的扩张，第三产业的发展终将是一句空话。
由于第三产业存在“生产与消费（或供求）在时空上不具备可分割性”，以及“消费者分布在空间上必须呈现出大规模聚集”等特征，故该产业的发展要求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且达到一定的规模，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我国第三产业的区域分布资料也证实，城市的规模愈大，第三产业也就愈发达。据1996年资料，我国666个城市中，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平均为37.2%，其中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该项指标达到了49.3%；人口在100－200万的特大城市为43.8%；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为38.8%；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34.1%；20万人口的小城市只有29.2%。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与城市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显然表明，放弃“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和广义小城镇就地转移”的观点、积极推行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世界银行1984年发展报告》曾指出：城市产生聚集效应的最低人口界限是15万人，而我国却有近一半的城市少于15万人。)
根据全国600多座城市1989年至1996年的数据，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了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达到最大，大约相当于城市GDP的19%左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超过800万人时才变为负值，即规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再继续扩大规模才形成负效益。这一结果说明，发展150万至200万人的城市将会大大提高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王小鲁、夏小林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将范围再扩大一点，那么，规模在100万—300万人之间的城市都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确实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即要从重点发展小城镇转向发展较大规模的城市。
此外，实施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还是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
有效需求不足的首要表现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下降，消费需求不足固然与城镇居民消费不旺有关，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则是更主要的原因。1978年，我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52%，1984年达到最高值59%，之后便一直下降，1997年只有43.4%。因此增加农民消费需求才是提高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然而增加农民需求的核心环节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虽然很多，但根本措施还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实现农村人口向化城市的转移，而不是单纯地向“广义小城镇”转移。目前，我国农村有近3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人口向各类城市转移，在刺激需求方面有着“一石数鸟”之功效：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水平，进而增加了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那些有条件或有能力进入城市的农民，在现代城市里必定会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进而扩大其消费支出；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需求无疑也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诚然，从理论上讲，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也是可以刺激国内需求增长的，但是从实践发展来看，小城镇建设真的能够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复苏？结论并非十分令人满意。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承担的“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集体产权问题研究”表明，1997年小城镇常住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高。该年非农人口比重为68.14%，这一数字反而比1990年69.09%降低近1个百分点，换言之，农民对转为非农户口进入小城镇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民和小城镇非农居民在与就业机会相关的收入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农业部课题组通过调查发现，1990年，被调查的建制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的年收入分别为811.35元和1853.84元，二者的绝对差距是1042.49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然而1997年，农民和非农业居民的年收入分别增加到3383.5元和4666.05元，绝对差距基本稳定，但后者仅为前者的1.38倍。可见实证研究证明，企望小城镇建设有效拉动我国“内需”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对加快实现我国“个人现代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