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特色专业；满族语言文化；东北地方史；特色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此地方高校都在走特色强校之路，培养特色人才，所以建设特色专业也就成为当今地方高校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特色专业建设也是教育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高校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专业之路，即依托地处东北的地缘优势，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的同时，突出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方面的特色教育，以此为突破口，形成了本科教学中的东北地方史与满族语言文化教学齐头并进的特色专业建设和专业品牌优势。实现了通史教育和特色教育相结合，让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具备了师范本科生的一般素养，同时还形成了一定的专门史教学和研究能力，如民族遗产保护意识与能力、民族文化研究能力等，培养出了既有传统历史知识又具有专史特长、科研创新能力强、社会评价高、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献计出力的专门人才，实践证明我校历史学专业的特色人才培养取得了实效。
一、改革课程体系结构，更新培养方案
为树立特色品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调整了课程体系结构，更新了培养方案。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按照既定的培养目标，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突出特色课程模块，增设了《东北地方史》、《中国北方民族史》、《民族与民俗》、《满族文化史》、《满族社会生活史》、《满族民俗史研究》、《满族民俗文物抢救与保护》、《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专题》、《八旗谱牒文献抢救与整理》等十余门极具专业特色课程的选修课，由于这些课程占有地域优势、特别是满族的发祥地及满语的母源地优势，在讲授这些课程时言之有物，既有一定的深度，也有极强的地域性，因而这些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每年的开出率都居选修类课程之首。
二、满族语言文化的特色教学
在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上，长期以来，充分利用地处满语母源地的优势，重视满文档案的整理及民间满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录制了《叶赫萨满神辞》、《九台莽卡东哈落乌云》等长达300多小时的音像资料，抢救《满洲镶黄旗哈扎力氏族谱》、《满洲镶黄旗萨克达氏宗谱》等八旗谱牒1200余份，征集满族民俗文物5000余件，这些珍贵的音像和实物资料应用于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使学生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和进一步探索钻研的兴趣。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用满语来拓展满族文化的教学研究，开展了对满语地名、人名、职官名的研究，出版了五卷本《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资料编目集成》等著作，整理满语地名文献8千余条，完成了10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满族谱牒方面，出版了《满族谱牒文化研究》、《清代汉军旗谱牒资料汇编与研究》等专著，并以谱牒资料为据，将研究的视野，由家族史延伸到了满族部史，出版了《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研究》等专著。目前在满语应用研究领域，已形成满族萨满文化、满族谱牒文化、满语命名文化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将其渗透到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形成了牢固的特色教学理论基础。
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满语语言文化教学框架，形成了从满语语音、满语词法、满语句法延伸到满文形体完备的满语本体教学理论体系，相继出版了《满语语音学》、《满语词法学》、《满语句法学》、《满文形体学》等系列特色教材，并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教学效果显著。于鹏翔教授提出的“满文形体相变基本规律公式”，使学生对满语的学习更加容易，这也是学界首次从历史哲学角度对满文形体学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满学研究界原创，对加速满语人才培养作用突出，使我专业特色教学的理论优势凸现出来。
在历史学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将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历史学专业2个省重点学科与3个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搭建起校内特色文化教学基地、校外满族文化教学基地、教育实习基地三维一体的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实践平台。在满族语言文化教学中我们在学内建立了五馆（八旗谱牒馆、满族民俗馆、历史文物馆、佟佳氏历史博物馆、爱新觉罗恒绍艺术博物馆）、五室（历史资料室、满族文物室、叶赫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室、谱牒整理实验室、谱牒电化展室）；在东北地区建成了九个满族语言文化教学分支基地（叶赫、本溪、伊通、乌拉街、宁安、珲春、九台、吉林市、肇源），形成了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的“五馆、五室、九个基地”的教学实践平台。在本科教学中充分发挥特色基础建设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使馆室建设积极服务于教学实践。在每一学期的相关课程中，都将“五馆”、“五室”作为“试验场地”，专业教师在上相应课程时会结合所讲的理论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设计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如在讲《满族文化史》课程时，就会带领学生到满族民俗馆、八旗谱牒馆等地讲解，使相关的历史教学知识穿越时间隧道，历史事件与历史生活场景从教科书上，走入了学生的视野中，教学的直观性得到最大发挥，这不仅使教学生动、活泼，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院也会定期组织历史学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考察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址（如叶赫古城等）及特色文化基地，通过实地考察和撰写实践报告，增强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了其理解和认知能力。部分同学通过这些特色实践教学平台，提高了认知和思辨能力，在校期间就写出了相关研究性论文，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科研立项活动中，实践教学效果显著。实践基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特色人才做出了较大贡献。
为使馆室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普及满族史知识、宣传我校的功能，我们还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培养了一批学生后备讲解员、接待员，使这些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技巧有较大的提高，为学生顺利就业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三、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
东北自古就是民族聚居区，这些民族缔造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民族与边疆的研究也是热门课题，因我们地处东北，在教学中有鲜明的地域优势，所以我们设置了以东北地方史为核心的课程群，如《东北地方史》、《东北历史地理》、《东北边疆与民族》等课程，目前也已经成为历史学科的特色品牌课。古代东北史侧重东北古民族的迁徙、流变和民族政权以及古代东北边疆史的教学。近现代东北史则侧重于地区人口、灾荒、社会风俗、生态环境与民国城市失业问题的教学。多年来我们一直开设体现本方向特色的选修课程如《中国近代城市史》（侧重东北）、《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侧重东北）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对东北区域社会史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从中认识东北人口迁移、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并为今天东北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疆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该课程群，从师资力量上看，有东北史专业科班出身的高职称、高学历的一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特色专业建设取得的成效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特色人才的培养适应了社会需要，为学生就业和考研创造了优越条件，同时也提高了吉林师范大学的声誉，为我校的强校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
首先，学生经过四年的特色专业培养，使他们对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颇感兴趣，特色课程基础知识牢固，毕业后考取满族语言文化、清史和东北地方史方向研究生的比例逐年提高，并因具有一定的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得到了招收学校的认可，为其顺利深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特色专业教育为服务社会培养了专门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都把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长吉图开发以及四平叶赫旅游开发、满族民俗开发都需要专门的满族语言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的人才，特色人才的培养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
再次，我校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享有很高的声誉，为吉林师范大学特色强校增加了砝码。东北师大满族语言文化专家刘厚生教授说：吉林师大满语言文化教学独具特色，考取我校的研究生都具有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赵阿平教授认为，我校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充分发挥特色基础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教学质量。
最后，我们为教学和研究所建设的校内特色文化基地，现已成为吉林师范大学的窗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三年来接待来参观、考察国的内外学者、专家不下三万人，来访者无不对特色馆室建设及相关满族民俗文化藏品表示赞叹，扩大了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满族特色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满族医学文化；满族医药；保护与开发
中图分类号：I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满族医学文化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是满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医学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民族医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优势。
一、满族医学文化遗产现状
满族药物众多，目前仍有300多种在应用。我国北方适合多数药物的生长，其中植物药占了大部分，还有部分是矿物药和动物药。传统满族医生用药时，往往时采取就地采集、加工和炮制的办法，使用的药材大都是新鲜药材，并且剂量较大。比如，在治疗蛇虫咬伤时，将新鲜的马齿苋捣烂外敷；治疗肠炎腹泻时，煎煮饮用马齿苋；在治疗手脚冻伤时使用茄秧煮水浸泡的办法等。
目前北方各省满族医药的传承人居多，在很多地方也有满族民间医生。一些满族医生在传承满族医药的实践中，将其和其他民族的医疗理论相结合，进行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满族医药进行继承和丰富。比如，有些北京市的满族医生，便以以往的宫廷针灸作为基础，进行了多种针灸方法的创造，比如舌针法、血轮进针法、五龙针法以及透拉针法等等，这些针灸办法在治疗精神系统疾病、中风失语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等一些慢性病治疗和保健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满族长期生息繁衍过程中，满族民聚集地众积累了许多防病治病的偏方验方，至今仍在使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数十种满族医技医法在民间依旧发挥作用，满族医生在医疗过程中，使用的医疗技术还是脉诊、舌诊以及指诊等办法，在治疗一些北方常见的疾病时，效果较好，比如治疗外伤、骨伤以及寒湿病痛等，并且这些诊断方法还较为简单，可行性很强。例如：针灸按摩疗法、正骨疗法、药酒疗法、拔火罐、水泡、熏蒸、药浴、热熨法、喷酒法、热敷、冰敷法、温泉浴疗法、雪疗法、避瘟疫法、蜂蛰、食物疗法、药物涂抹等。在民间医疗保健中，这些方法仍具有一定作用。在乾隆时期，满族医学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便已经比较成熟，比如“十常四勿”，即：齿常叩、津常咽、睛常运、耳常弹、鼻常揉、足常摩、面常搓、腹常旅、肢常伸、肛常提的“十常”和食勿吉、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四勿”的养生方法，即便是到了现在，这些方法的还具备很大的作用。满族生活的环境是北方地区，气候较为寒冷，为了适应生存，创造了许多强身健体的方式，如：射箭、赛马、抽冰嘎、跑冰鞋、滑冰车、雪地走等冰雪运动，这些适合全民健身运动的形式现在也为很多人多喜爱。
随着满族历史的发展，其医药历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属于民族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满族医药知识以及经验传承过程中已经和中医药的相关理论相融合，使用满族医疗技术和办法的大都是一些民间医生或者满族的家族传人。现在，我国进行满族医药研发的机构以及相关企业数量还较少。特别是很多满族医疗知识和手段都是通过口传心授的办法进行，这也给满族医疗的研究和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二、满族医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满族医学在临床方面，优势也较为独特，其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较为丰富，不但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能够起到良好作用，还能够进行疾病的预防。清朝是满族医学全面发展时期，它兼收并蓄，借鉴各族医学，乃至西方医学，大批整理翻译医书，培养医学人才，留下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典籍。因此，对满族医学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在医疗保健和临床实践上也具备较高的使用价值以及应用前景。
开发和保护满足医学文化遗产具备明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符合人类文明传承的需要。首先，满族医学文化蕴涵着该民族文化的本体特质，是其原生时代人类医学活动的客观记载，具有稀缺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对它实施保护和开发，才能从根基上保护该民族的文化特色，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其次，满族医学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文明的符号载体之一，不仅属于本民族，也是人类所共有的，对它实施保护和开发，就是对人类共同文明的保护、延续和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再次，保护和开发满族医学文化，是为了保存，也是为了利用和发展，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
保护满族医药文化遗产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保护，更主要的是为了开发，使其在促进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作用。在开发满族医药方面，潜力较大，其常用药物超过了三百种。比如，植物类药材主要有：五味子、人参、土三七、灵芝草、北芪、血见愁、黄柏、细辛、酸枣树根、蚂蚁菜等；动物类药材主要有：蝎子、虎骨、蚯蚓、蜈蚣、林蛙、马蛇、蚂蟥等；矿物类药材主要有：雄黄、朱砂、琥珀、白龙粉等。同时，满族医学文化中一系列a的治疗和保健方法效果也非常明显，大量上网民间经方验方行之有效，为了促进满族医药的开发，促进满族医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就必须保护这些医药文化遗产。在进行满族医药研究时，取得效果也较为显著，比如，在癌症治疗时使用满核桃楸进行治疗已经得到了肯定，根据研制的满族秘方木鸡汤进行系列产品的研制，已经得到了大量患者的认同，这样不仅使人们了解和认识满族医药，而且还能够发扬光大满族医药。最近几年，还定期进行了满族医药国际论坛的建立，吸引了很多的专家学者，这对满族医药价值体现、医药特点研究以及将来的传承和发展非常重要。
在满族医药开发的过程中，借鉴其他少数民族的经验尤为重要。近些年，我国少数民族在医药文化事业方面有了快速的发展，藏族、壮族、苗族、蒙古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医药文化保护与开发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藏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尤其突出，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在藏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对藏医药文献资料的深入挖掘、抢救、整理、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目前已经在医疗、教学、科研和藏药生产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满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值得大力借鉴。
参考文献：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黄帝/肖像/民族
【正 文】
一、序言——排满主义和黄帝
清末，尤其在最后十年的革命热潮之中，“排满”口号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举目皆彰。清末革命运动之目标若仅限于推翻专制王朝体制，建立共和制政府，不难想象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之成立将会大大推迟。清末革命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迅速壮大，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在运动中植入的讨伐满族虐政、光复汉族统治的“排满种族主义”。（注：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清末民初的汉族和满族关系详细论述的新著有：Edward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ina， 1861-1928(Sc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1907年，杨度目击革命运动的高昂之时曾评论道：“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注：《杨度致梁启超函（1907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98页。）当时的排满主义狂潮，借此可略窥一斑。
排满情绪席卷中国，乃于17世纪中叶的满族征服之初，而非始于清末。例如，记录了清兵在征服中国关内疆域时大肆杀虐之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及《嘉定屠城纪略》，作者笔端饱含民族憎恶感情。这两册书尽管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但仍在整个清朝统治期秘密流传于民间，不断刺激着汉族人民的复仇情绪。果然，孙中山等清末革命活动家最初作为革命宣传材料所利用的，就是这些书籍。（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0页。关于辛亥革命期的宣传活动，可参照小野信尔：《辛亥革命と革命宣传》，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年出版，第37-88页，以及小野和子：《孙文か南方熊楠に赠つた《原君原臣》について[关于孙中山赠送给南方熊楠的《原君原臣》]》，《孙文研究》第14号，1992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革命家堪称清初反清民族主义者的后裔，但他们并未满足于仅仅趋鹜两百年来之反满情绪。区别清末与清初的排满论，可依据两者的诸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前者所持的浓厚“科学”色彩，即指出“汉族”、“满族”之差异根源于“人种”不同的近代人类学（按现时的说法，应为体质人类学或是人种学）的登场。
将世界人种分别为五类（高加索人种〈白人〉、埃塞俄比亚人种〈黑人〉、蒙古人种〈黄人〉、马来人种〈褐人〉、美洲人种〈红人〉）的西方近代人类学知识的介绍，始于19世纪后期。此后日本、中国等东亚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试图借此方法来解读世界的现状及未来，清末的革命活动家亦不例外。当时人类学的普遍说法，将汉族、满族作为蒙古人种的分支，定位于不同“种族”。此分类为革命派排满主张恰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注：关于排满革命论和中国近代人类学诞生关系的论述，可参照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及Ishikawa Yoshihiro， "Anti-Manchu Racism and the Rise of Anthropology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No. 15， April 2003。）即满族不仅是文字风俗相异、文化程度低下的蛮族，根本上与汉族源于不同的种族，故理所当然应被汉族所驱逐和摈斥。邹容所撰《革命军》，堪称清末最为普及的革命宣传小册子，其中的主张正是这一典型之例。
此外，清末同清初排满主义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清末的排满主义，导致了明确的汉族概念——亦可说是作为汉族的民族认同——的兴起，和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构想圆融无碍、浑然一体。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因为将其自身重新定义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故对于汉族民族主义的过度强调，至少在形式上一直被讳避，而另一方面，活跃于革命阵前的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曾构想以居于本土十八省的汉族为核心的单民族共和国的蓝图代替以满族为支配民族的多民族帝国，却也是事实。（注：深町英大：《中华民国成立期の国家统一问题——多民族支配の正统性》，《中央大学论集》第18号，1997年；江田宪治：《中国におけゐ诸民族统合の课题——辛亥革命期の论争中心》，《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纪要》特别号，1998年：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多贺出版，1999年出版，第52-74页。）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水猛兽之中，“汉族”作为一个拥有“想像”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既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亦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注：关于此点，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进化论·人种观·博览会事件》（《思想》第849号，1995年），以丰富的论据，提示了饶有兴味的观点。）
在诸多酿铸汉族民族主义的工具中，近年来尤以传说中的汉族之鼻祖、即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倍受学者关注。虽在以《史记》为首的历代古典史书中，作为中国文明之始祖屡被提及，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黄帝这个人物却一直隐晦不彰，未唤起世人关注。直到20世纪初叶，排满革命论潮席卷全国之时，作为汉族之始祖的黄帝倍受瞩目，大放异彩，重为世人所乐道。换言之，试图借助人种学的知识，从历史角度证明满族为有别于汉族的异族，从而煽动反满情绪的革命派人士，转而也不得不明示汉族为何人，最后只能着眼于汉族之共同始祖“黄帝”。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汉族民族主义的公开颂扬被讳避，黄帝的定义也因此从之前所谓“汉族的伟大始祖”，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经历立场的微妙变化，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主义之象征、崇拜对象这个事实丝毫未易。时至今日，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曾为荒山的一所被称为黄帝陵所在之处，历经民国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修缮、拓宽工程及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已成为一处规模宏伟的庙宇纪念堂兼观光胜地，华侨归乡访问团等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此景可与日本败战前的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及其陵墓（或是供奉神武天皇的檀原神宫）所受之垂青相媲美。（注：高木博志：《近代におけゐ神话的古代の形成——亩傍山·神武陵·橙原神宫，三位一体の神武“圣迹”》人文学报第83号，2000年。另外，关于黄帝及黄帝陵的资料集，可参考张岂之主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出版。）
对于清末的黄帝崇拜和反满民族主义两者之关系，此前学术界有较丰富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对以传说中的黄帝之即位年（或是诞生之年）为基准的黄帝纪年法的出现，展开了详尽论述。（注：陈旭麓：《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竹内弘行：《民初纪年考》，《中国研究集刊》第7号，1989年；竹内弘行：《清末の私纪年について》，《名古屋学院大学论集》第31卷第1期，1994年。）此外，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的《被发明的传统》（注：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汉译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EricJ. Hobsbawm， Terence O.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为理论依据的诸多解释尝试。这些最新的研究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属于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集体忆念的构筑过程，黄帝像是民族认同的凝缩象征，而围绕黄帝的诸般事象，应理解为“民族的神话”。（注：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号，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这些论述是否确然无隙，暂且不去讨论。然诸端文化史之研究，虽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乃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创始期必然产生现象之中国版，所憾未能明确论述黄帝像于特定年份、特定场所，以及以特定形式出现之前龙后脉。中国近代的黄帝崇拜及画像的出现，1903年崛兴于东京之壤，而当时的黄帝是以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后来成为汉族的原始部落民千里迢迢迁至中国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这些引人兴味的前因后果，盘根错节，单凭“民族的神话”理论无以诠释，因此，历史角度的考辨自然成为必要的课题。
二、黄帝像的出现及其发展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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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公元16世纪的最后一年，额尔德尼和刚盖奉努尔哈赤之命创制满族文字，他们借鉴蒙文的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皇太极继位后提出了“振兴文治”的方针，为了解决自身文化典籍不足的问题，皇太极命令达海等文人将汉族文献译成满文书籍，供满洲贵族及全体满族人学习。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造，创制了有圈点的满文，使满文成为表意清楚准确的成熟文字，称为“新满文”。
清入关后，八旗驻防到全国各大城市及要塞，满文化从此陷入了汉文化的包围之中。为了王朝的繁荣昌盛，满族共同体的维系必须让步于满汉之间的交流，这就注定了满语走向衰落的命运。在清鼎盛时期，满语衰落的迹象就已经十分明显：乾隆四十年满族官员果尔敏竟然听不懂皇帝说的满语;盛京将军琳宁写一份本地无蝗虫的简单奏折亦全用汉语，乾隆予以痛斥，却不能改变满语日渐衰微的趋势。因为掌权的慈禧太后不懂满文，到1840年满文彻底从官方公文中消失了。1911年清朝覆灭后，满语更少为人使用了，走向了彻底的没落。但当年的驻防还是为满语留下了一点血脉。
依兰包托克索――三家子村
据黑龙江满文档案记载：“17世纪中叶，沙俄入侵我国内河黑龙江一带，康熙皇帝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于1683年率水师由松花江上溯进讨，沙俄侵略军从呼玛退守萨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萨布素从征八旗兵马，家属移驻瑷珲，莫根和卜奎”。萨布素水师营的兵丁计、孟、陶获准在卜奎（即后来的齐齐哈尔）百里之内挑选一个居所作为行营之地。他们选择了距离卜奎95里、临近嫩江江套的一个水草丰美的偏僻之地定居下来，命名为“伊兰包托克索”即“三家子”。
该村现有人口1100人，满族700多人，在1961年以前，一直没有外族人迁入，所以这个村子的满族人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村中有16位老人至今讲满语用满文。村子保留旧式住房150多座，大多为三间和五间。中间开门，两旁为窗。窗和门上的纸糊在外面，喷盐水酥油，籍以御雨。屋顶用小叶樟或芦苇苫盖。屋内里间有南、北、西三面炕（诉称圈炕），其中西炕为供祖先处，来访客人不得坐西炕。婚娶中多坐花轿，参加婚礼的人用满语合唱“喜歌”以示祝贺。村民多信奉“萨满教”，每年祭祀几次。祭祀多在二月、八月或十月举行。祭祀时摆贡品、焚香。大萨满念祝词、舞蹈、击鼓，而众满人只无声地磕头。
1980年满学家金启Q发现了三家子村，从此“三家子”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满语研究基地。三十四年来，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德国、丹麦、香港、台湾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考察。日本研究清史及满族语言文化的专家学者也在来此调研考察期间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经我省满语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持续二十多年对该村满文化的系统调研，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现代满语第一手资料，取得了填补国内学术空白的诸多成果。
2010年8月3日至5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和富裕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中国・三家子满族语言文化论坛”，此次论坛由富裕县政府承办，主旨是“抢救、挖掘、保护、传承濒危的满族语言”，主要交流探讨满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来自北京、辽宁、黑龙江、吉林、台湾及美国等地8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会上论坛代表提交学术论文30余篇，交流学术成果专著、期刊等60多册。会上富裕县政府授予了该村孟宪孝、陶青兰、计福庆等16位讲满语的老人“满族语言文化传承人”称号，并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三家子村被论坛学者称之为“民族语言文化的瑰宝”，满族语言的“活化石”。
村小学的满语教育
为了让满语这门语言能够延续下去，富裕县投资280万元在三家子村建立了全国首家满语小学，三家子村也被省满语研究所确定为满语教学基地。该校在满语教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学校原校长爱新觉罗・金纯编写的《满语通论》已出版发行。
三家子小学的满语课是为三、四年级的孩子们开设的，内容浅显而且不列入考试科目，学校有两位满语教师，均为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教师，石君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屯子里对满语感兴趣的中年人之一，在他看来，满语很好学，是纯拼音文字，怎么读就怎么写，他希望孩子们都学会满语，至少“能用满语对话”。他给村里讲满语的老人们录了10盘磁带，从“野猪”到“棒打狍子瓢舀鱼”，满语一一对应。他曾因家境贫寒而不能读大学，所以十分重视教育，对待满语教学更是拘谨认真，仿佛是从正在消亡的语言文字中寻找慰籍。
2013年初和2014年秋我两次到访三家子村并旁听了石君广的满语课。他先教孩子们发音，然后教一些火车票、怀表、鹿等简单词汇的书写和发音，他读一遍，同学们跟着大声读一遍，最后是听写和默写。与石君广的拘谨不同，孩子们天真无邪、活泼可爱。课间他们滚雪球、打雪仗，即便是面对陌生的镜头也不忘做个鬼脸。因为中学没有满语班，他们升学后就不再学习满语了，在我第二次到访三家子小学时，接触的已经是不同的学生了。
虽然富裕县在满语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满语的文化生态环境相对较弱，村里懂满语的老人年龄很大，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传、帮、带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满语的保护和传承。三家子村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只有孟宪孝等3位老人，他们百年之后，活满语也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那时，满语将不再用于日常交流，而只是一种由少数学者掌握的学术语言了。
满汉文化的汇聚与融合
满语曾作为清王朝的国语辉煌过，清朝许多对外的条约以及发往边疆地区的文书，都是以满文或满汉双语的形式写就的，当时满语由八旗将领长期使用，保持了战争需要的机密性。我国现存满文档案史料约200多万卷，仅黑龙江档案馆就有满文档案4.38万卷，重达60余吨，目前已由两名专业人员整理出了目录。
但满语的退化“不但是一个语言发展的必经过程，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结果”。在我国，人口少于3万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才会得到政策保护，而满族的人口过千万，显然不在保护之列。重视程度不够以及运用度不高导致了满语式微现象的出现。
满语式微的主要原因是满族的汉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满语同样影响着汉族文化，而且影响也是永久性的。普通话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满式汉语”，东北话和北京话中的满音就很多。我们平时说的“挺好、马虎、邋遢、巴不得、麻利、嗦、别扭”，东北话的“磨蹭、嗯呐、磨叽、咋呼、波凌盖”等都来源于满语。他们并不符合汉语的造词法，却因约定俗成而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汉语里的标准词汇。东北的很多地名，东北人说话的倒装语序以及粘豆包、大酱、酸菜等东北饮食都来源于满语。
【关键词】满族舞蹈；繁荣；思考
中图分类号：G6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33-0012-02
满族的舞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满族人民精通骑射，具有勤劳勇敢的优良品德，而且他们擅长说唱弹跳，以独特的舞蹈艺术形式，再现了当地的劳动生活和风俗习惯。满族舞蹈文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需要进一步保护、继承和发展。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是《“乌拉满族秧歌”进校园的探索与研究》实验基地校，在两年的时间里，学校努力探索研究，对满族音乐及舞蹈艺术有了较好的了解，在不断摸索中前行。
一、满族舞蹈的发展过程
满族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满族人民个个能歌善舞，舞蹈的形成也与中国历史紧密联系，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舞蹈形式丰富多样，别有风味，如反映劳动的舞蹈、反映战斗的舞蹈、祭祀舞蹈、礼仪和自娱性舞蹈等。满族人认为，舞蹈中的角色展现了全氏族祈祝和与神交往的过程。我们曾经看到民间流传的舞蹈“祭祀舞”“婚礼舞”“满族秧歌”等。舞蹈中的萨满就是巫师，他们通过表演舞蹈，展现了祭祀、祈神、治病、驱邪等活动，大家都称之为“跳大神儿”。巫舞曾在中国古代北方盛行，可以说，巫舞也是图腾崇拜、原始狩猎和渔猎生活的产物，而如今萨满使用的法器、服装和舞蹈动作，很多都继承了原始文化的特点。跳舞的时候，萨满的腰部需要系着长腰玲，手中要持有单鼓、抓鼓或者花棍，在摆玲与击鼓声中，即模拟所请之神的特征作各种神灵的表演。
原始社会创造了一定的艺术形式，统治者占有了其中一部分，同时发展成专为贵族和王室享乐及祭祀用的仪式和表演舞蹈。而另一部分则在民间流传，成了一种民间舞蹈，多以自娱为主。但无论是群众舞蹈，还是王室舞蹈，都从外来的艺术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最终形成了满族自身的舞蹈艺术。与此同时，满族舞蹈已经成为满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满族舞蹈不但可以作槁族人民庆丰收、祭祀和祈雨等活动项目，还可以作为满族氏族的庆典和对外交往的一种方式。
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满族人大规模入关的时间是公元1644年。并且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同时规定将“庆隆舞”和“喜起舞”作为宫廷中的乐舞。作为一个开放的民族，满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和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由于汉族人与满族人长期相处，在艺术与文化领域上形成了融合与交流。所以，满族舞蹈中融入了很多汉族的艺术形式，而且在不断地变化与更新。
就是这样的文化交融使满族舞蹈得到了进步与发展。满族舞蹈在中原历代乐舞中占有很高地位，诸凡坛庙祭祀庆典、皇帝“三大节宴”，都会使用满族舞蹈。如今，在满族的祭祀活动中，萨满舞还保留了一些汉族的舞蹈形式。舞蹈动作刚健、沉稳，大幅度的摆动腰身等，都说明了满族秧歌的本民族特点：
（1）满族舞蹈反映了满族的民族意识和精神。始终保持继承祖业、不忘祖先功德的特点，成为满族的精神支柱和优良传统。
（2）满族舞蹈体现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因为，渔猎生活是满族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且满族舞蹈模仿狩猎活动非常多。
（3）满族舞蹈体现了满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满族人民非常注重礼仪，友善并且好客，这种淳朴的民族风情也形成了满族独特的礼仪，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而且这种独特的礼仪也已经融入满族的舞蹈之中。
由此可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和科学的发展，满族舞蹈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在不断地改变与更新，并萌生、衍化与发展。
二、满族舞蹈的振兴与思考
经过千百年的历练，满族舞蹈已经具备很鲜明的艺术个性，但发展略显缓慢。怎样才能振兴满族的舞蹈艺术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满族舞蹈蕴含着很多文化意义
清朝文化的特质都在满族舞蹈中有所反映，我们的研究也是重在加强对满族舞蹈文化的发掘和保护。截止到今天，满族舞蹈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民间舞蹈和舞台舞蹈。民间舞蹈传承了传统的满族舞，而舞台舞蹈则融合传统的满族舞蹈和现代舞蹈的特点，使满族舞蹈以新的形势表现出来，这也是满族舞蹈文化的一种创造性传承。无论是舞台舞蹈还是民间舞蹈，都是满族舞蹈艺术的根基，它们始终保护着满族文化。
2.让满族舞蹈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在满族舞蹈的发展过程中，是需要挖掘、整理、学习与创造的，这样才能够继承与发展满族舞蹈文化。首先是继承，从民间流传的舞蹈中发掘舞蹈素材，并继续提炼与加工舞蹈中的语言。第二步则是借鉴，原始的满族舞蹈节奏、步伐、动作和运力都很简单与古朴，如果不借鉴其他的舞蹈元素，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艺术升华，也很难登上雅之堂。例如在实验期间，学生学习了花棍（单棍）舞，小小花棍扭起来，发出清脆的铃铛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表演兴趣。学校教师也参与了花棍（双棍）舞的学习，通过舞蹈动作的学习，对满族舞蹈韵味、风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掌握，对满族风情的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致。
3.重视民间舞蹈师资的培养
在满族舞蹈传承过程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建立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为满族舞蹈的传播发挥骨干作用。在课题实验中，东北师大民族民间舞蹈教授亲自授课，让我们收获颇多。但是教授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学习满族舞蹈，这是远远不够的。据了解，目前满族舞蹈研究方面的人才不是很多，这对于传播满族文化是不利的，所以建议制定一个符合振兴满族舞蹈艺术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培养出一批批研究满族文化的人才，勇挑重担，创作出具有表现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来，为满族舞蹈繁衍盛世做出贡献。
4.研究与编写有训练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教科书
[关键词]中国北方少数民族 文献 社会价值
[分类号]G255
当前学界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价值的研究，更多地偏重于其历史文献价值，而对其在国家发展、民族融合、民族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价值关注较少。因此，以文献价值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为主，通过多学科交叉和相关理论的运用，研究并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对于拓展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传统价值，为当今民族融合与和谐相处提供文化传统方面的经验借鉴，促进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学的发展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社会发展价值研究的提出
研究并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首先与我国文献学界关于文献价值的讨论有密切关系。
我国文献学发展到现代，最突出的变化体现为：在继承中国古代文献学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与吸取了现代西方文献学的理论方法。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献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38年国际文献联合会(FID)将documentation定义为：对人类各活动领域的文献的收集、分类载录和传播的文本和载体来源。显然，当时的文献学还没有涉及文献价值研究与判断。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现代文献学逐渐转向技术系统的开发，并将文献工作与情报工作交叉结合发展，文献价值，尤其是其社会发展价值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文献价值研究开始起步。当前学界对于文献价值主要是价值学角度的研究，即通过学科交叉将文献学与价值学嫁接起来，用价值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对文献加以分析和评价。同时，信息方法的引入，也为文献价值分析提供了新的视野，而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和逐步确立，又为文献学界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反思文献价值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理论方法，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贺巷超的《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从价值和价值规律着手，逐步切入到图书馆学与文献学领域，并提出了文献价值是指文献作为客体对主体人需要的满足关系，而保存人类认识成果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是文献的核心价值的观点。文献学界关于文献价值的另一方面研究是对作为情报源的文献之价值的探讨，这就是“情报延伸”、“实物情报”、“动态情报”、“活情报”等概念的出现和普及，此种情况尽管引起了传统文献学界的关注甚至重视，却一直未得到学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新的文献类型研究，如非纸质文献的介绍与评论，新的文献类型对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影响，电子图书的出现，以及网上购书、网络出版、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问题等，也被文献学界纳入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对于文献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特别是当代信息社会中文献的传递与信息传播、交流的关系等，文献学界也都逐渐形成共识。因此，文献与社会发展关系成为文献研究的重大课题。上述几方面在彭裴章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中有很好的综述。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并展开的。
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有关高校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价值，尤其是其社会发展价值加以关注或研究。比如：国家《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在提出切实加快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推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工艺、建筑、风情、服饰、饮食等文化艺术品牌，制作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广播影视作品等要求的同时，在文献方面更强调征集和收藏少数民族文物，建立少数民族实物资料数据库。而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北方民族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所提出和实施的《汉文史典籍述录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资料汇编与研究》项目，也在这方面作了较好的示范。
这说明，政府和学界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已经有所认识，但是随着社会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仅仅有这样的认识和关注是不够的，因此，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还需要强化研究和具体揭示。
2、文献价值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价值研究的必要性
为了明晰地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这里先就文献价值及其概念的延展进行一定的梳理和阐释。
文献价值主要是指文献信息能够满足社会和人主体需要的属性。一般而言，文献的价值主要有情报价值、科学价值、商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版本价值等。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们对文献价值已经形成共识，即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在搜求文献资料上，从事某一方面或领域的文化科学研究，主要依托的就是该方面或该领域的文献；文献是寻找研究主题的起点、刺激研究灵感的泉源、比较研究结果的参考、说服研究能力的持据。而如果从满足和推动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看，文献是关于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群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记录、描述或呈现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载录和表现。因此，文献除了具有很强的社会使用价值和文化保存价值之外，对于一个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将一般性的文献价值延展到特定的某一民族文献上，则可以说，某一民族文献可以为认识某一民族或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和文化传统；可以为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决策规划提供经验借鉴和信息；可以为民族教育、民族融合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根据。以此推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没发展上，少数民族文献则是经济文化发展建设的历史根据、文献依据、经验样本等方面主要的参考源。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和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将起到多方面的作用，体现出很大的社会发展价值。
当前学界对文献价值的研究还较多地倾向于其史料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为了适应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揭示和开发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已经成为文献学与时俱进的目标要求。因此，创新性地开展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研究，既是出于学术目的，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一个不同地域的民族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文化发展上，经过长时期融合而形成的国家。在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北方少
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是一个外向型发展的民族群落，从推动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文明进步的角度看，该民族群落的发展尽管对于古代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但另一方面，也同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简言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发展的外向型模式体现出突出的社会发展价值：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记录和描述、传承下来，这一民族群落的社会发展价值也有很大部分被载录到文献之中。这决定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也决定了研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分析、归纳和挖掘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
3、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
今天，中国的jE方少数民族主要包括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回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俄罗斯族等。他们生活于辽阔广远的漠北高原、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森林地带、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松嫩平原与东北平原，其生存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主要采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或渔猎生活方式。这种完全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生产、生活形式，也决定了他们的生存发展必须在迁徙和流动中实现，其发展必然呈现为外向型。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生存地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再加上气候寒冷、天灾频仍等因素影响，其生存发展资源常处于贫乏状态。这样，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就经常对外进行资源掠取，这也是决定该民族群落的发展体现为外向型的根本因素。
向外扩张的历史形成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并体现出突出的发展价值。以记录和描述北方少数民族外向发展历史为根本内容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也因此承载了多方面的社会发展价值。择要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3.1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贡献的测算和评断的根据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在于该民族群落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系统，其传承和发展大都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地封闭增长。在这个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主要与中原地区汉族发生了交融，其总体趋势是前者对后者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但是，吸收融合并不仅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即不仅仅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步、由低级原始发展为高级先进状态，汉族和其他民族在此期间也吸收和融合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魏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及清朝满族与蒙古族、汉族的融合所构成的大清帝国，都说明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这就涉及到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甚至世界文化的贡献。而这些历史过程大都被记录于《史记》的匈奴列传、货殖列传、骠骑列传、大宛列传、李牧列传、赵世家、燕召公世家等，《汉书》的匈奴传以及《蒙古秘史》、《辽史》、《金史》、《清史稿》等文献典籍中。因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是测算、评定该民族群落经济、文化贡献率、对社会和谐影响力的根据。
3.2 中国多民族融合发展的证明
与上一点相联系，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最大区别在于其非封闭性和动态发展性。也就是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不以自己的封闭保存为方向，而是致力于与其他民族的交融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精髓。这些过程和发展情况，也被记载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中，如《满文老档》中关于清前女真族统一的历史文献；《辽史》中关于契丹族辽朝与东丹国关系的文献记录；《清史稿》中关于满族与蒙古族联姻的文献记录。满族入关后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大体沿用《明律》，并掺合满汉条例而成。清朝后又多次修律，乾隆时期颁行了《大清律例》。清朝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政策，但维护满族优越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逐渐削弱，对少数民族的司法管理相对加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大量并比较全面地记录和呈现了该民族群落的交融、吸收、融合，以及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因此，收集、整理、编辑、挖掘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可以勾勒中华民族融合的轨迹、描绘中华民族融合的图谱，这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证明。
3.3 文化板块理论价值
民族文化板块是把整体民族文化加以分类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构成层次或构成部分，比如风土民情、宗教文化、历史古迹、艺术体育等。立足中华文化的构成，我们可以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板块，借助一定的地理学、数学模型或理论，从板块生成、板块漂移等角度，推断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板块对中华大文化板块生成、发展、冲撞、融合的影响。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燕山山脉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点。对此，梁庭望教授也有相关的阐述，他认为整个中华文化是由4个大的文化板块构成的，北方民族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板块。类似的观点有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的文化圈理论，他曾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西北部文化圈和东部沿海(或东部)文化圈等。依据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圈或一个大的文化板块而存在。这个因历史流变而形成的文化圈和因地理单元的独特性所造成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板块，与中华文化板块既具有一致性，又有风格上的特殊性。比如，特定的饮食、服饰、习俗、建筑等，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突出的文化板块标志。大文化圈或大文化板块之间在技术和审美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认定中国北方民族文化板块的形成与漂移过程以及与中原文化板块的拼接，既可为按民族的文化形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又有助于确立具备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经济与文化综合开发模式，从而推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记录和反映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板块生成、发展以及模式化的过程。该类文献可以作为确定或界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板块的根据，并成为该板块与中原板块的拼接、冲撞及其自身漂移轨迹的最好说明。这种板块说明价值可以为当今民族和谐的发展提供背景参考和文化依据。
3.4 文化博展价值
对于记录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精神传统与品格、风俗习尚以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风土人情、民族风貌、饮食服饰、建筑和遗址等的纸质文献或“实物文献”，可以进行实物载体博展和旅游观览价值角度的开发。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大文献观念，利用和依据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载体性文献，规划建设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风情博展园，如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的莫力达瓦旗的中国达斡尔族风情园，就是根据多方面的达斡尔族文献构建而成。在此意义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具有博展价值。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既取得了巨大进步，又在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社会形势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导致人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的进行一系列整合，而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价值思维和价值选择方式尚未定型，传统的与现代的、理想的与世俗现实的价值观同时对他们产生影响[1]。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比较特殊、敏感的社会群体，处在变革的最前线，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调和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需要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即要肯定自身民族文化的积极意义，又要学习并认同汉族文化，这一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如何实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认同，并进而达到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有针对性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进行调研，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特征，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以及不足，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12年10月-12月，通过整群随机抽样，抽取安顺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82份，回收率96.4%，有效问卷468份，有效率97.1%。其中，苗族166人（35.5%），布依族160人（34.1%），仡佬族47人（10.1%），侗族38人（8.2%），其他民族57人（12.1%）；2012级186人（39.7%），2011级154人（32.9%），2010级128人（27.4%）。
（二）研究工具
通过文献整理和实话访谈，编制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调查问卷》，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满意度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措施满意度，社会热点关注度和满意度三个方面，共10道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设置情况满意度不高
调查发现，52.4%的大学生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情况表示满意，17.8%的不清楚，29.8%的学生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表示不满意。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对课程授课不满意，揭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原因调查发现，“老师照本宣科，不结合社会现实”、“课程理论内容太多”、“课程占用时间太多”等分别排在一二三位。
（二）大学生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措施满意度不高，认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走过场成分过多，缺乏实际效果
调查表明，大学生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措施满意度不高，仅为30.4%，不满意为45.2%，还有24.4%的表示无所谓。原因调查发现，认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单一，依靠课程和重大节日宣传”、“雷声大、雨点小，仅仅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安排教育活动”和“缺乏实际教育意义的活动较少”是排在前三位的影响因素。综合来看，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学校缺乏实际可行的教育措施，教育形式和活动都应该有所创新。
（三）大学生对社会热点关注度较高，对国家的发展与前途充满信心，但对某些社会现象认识有点过激
调查表明，学生对社会热点普遍比较关注，重要热点问题的态度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当问到“平时是否关心社会热点时”，72.4%的学生表示非常关心，基本每天都看新闻；19.3%的学生认为不太注意，在必要时可以看看；8.3%的学生认为几乎不关注，认为那不是学生的事，关注也没用。针对国家的发展与前途，82.1%的学生表示对国家发展有信心，应该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7.9%的学生表示无所谓，国家发展不发展自己起不了多大作用，10.0%的学生表示缺乏信心；谈到某些社会负性热点，85.2%的学生表示国家惩罚措施力度不够，应该加大惩罚力度，12.1%的表示国家惩罚措施量刑适当；2.6%的表示国家惩罚措施很严厉。根据结果发现，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觉得应该加大惩罚力度。
三、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解释，大学生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满意度不高，认为应该将社会现实与授课内容相结合，灵活多样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现状发展较好，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并愿意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大学生认为国家对国内某些不良现象，惩罚措施不到位。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改善：
（一）将社会热点引进课程，重视理论与实践教学
理论的讲授很重要，但是如果要使学生将理论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并高度认同，必须与社会实践结合。针对某些主要教育理论与思想，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定期讨论，尤其是选取社会热点，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开展讨论与学习，通过对社会热点的争论，使学生内化理论与思想，学会使用学到的理论剖析社会热点，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二）拓展教育渠道，加强校园实践和社会实践，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而各种课堂外的学习和实践等则是学生内化知识的主要载体。因此，应着力拓展教育渠道，通过举办各种人文论坛、科学教育、时事报告、专家讲座等活动，促使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相辅相成[2]。还要引导学生积极走出校园，如参观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参加社会公益等，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让他们认识社会和国家，认识自己，实现个人与时代、与国家的结合。重视网络在大学生中的作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网络，灵活多样的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空间。
（三）针对某些热会热点，开展“社会热点沙龙”
大学生因为年龄特征，还没有深入社会，了解问题不够全面，看问题难免会有所偏激，不加引导，就会越走越远。因此，针对某些社会热点，学校应该及时组织“社会热点沙龙”，由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主持，和同学们针对某一问题，交流看法，从积极和消极的角度分析问题，引导学生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发现问题的积极面和借鉴意义，激发多国家的认同感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认真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困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少数民族大学生工作，多来自于相对比较贫困的偏远山区，经济困难学生居多，再加上语言交流障碍、强烈的民族意识、文化基础较差，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发展[4]。大力提倡给予困难民族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机会，促使他们“自立、自强”，注重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使之养成独立完整的人格[5]；其次，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4][6]；加强民族精神和民族团结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竞争与开放意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和民族习惯能否得到尊重和满足，学业是否能顺利完成，毕业是否能顺利就业。这些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 李水红.大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C]. 重庆： 西南大学， 2009.
[2] 黄永昌， 王关锋. 地方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分析[J]. 中国电力教育2012（23）： 113-114.
[3] 陈萍. 浅析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析[J]. 中国经贸， 2009（22）： 240-241.
[4] 殷红敏， 班永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心理咨询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微观结合[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28（11）：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