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国时期；流民问题
流民，长期以来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流民问题非近代产物，古而有之，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安辑流民”作为施政要领。进入近代，流民问题日益严重，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这是不争的事实。民国以来学术界对流民问题多有研究，经历了由浅到深，步步深化，逐渐体系化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末，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问题日益突出，人们把视角重新转到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流民问题，重温那段国人走过的血泪史，以史为鉴。
民国时期，流民问题在方志、档案、报刊中多有记载，如； 1927年《晨报》记载“山东灾区六十县，灾民900万”；1929年《民国日报》称“鲁灾民数逾600万，大多数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沦为流民”；1935年《大公报》记者萧乾在踏访鲁西灾区后，写下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流民图》文中对流民做了这样的描述：“可怜的流民，像一片片的浮萍，茫然的在灾难中漂流”。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相应的报道不胜枚举，这儿就不再一一举例。另外，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不免要提到谭其骧先生，他发表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变迁》等篇章，为后人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流民树立了典范。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流民问题研究多是集中于材料层面，如：对流民的数量、生活的窘境等做客观的陈述和报道，未行成理论体系。因此说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只能称之为开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兴起，对流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若以地域为标准大体分以下两类：
一、整体性研究，即指对全国范围内流民的研究。如池子华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系统的阐述了近代中国流民概况、产生机制、流向、调控模式和时代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对一些地区的流民也做了个案研究，如安徽淮北的流民问题，文中还设专节讨论了“闯关东”现象，其探讨的对象是山东流民，在此论著中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在总结流民产生机制时提出了“合力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版）则是关于流民问题的通史，研究了中国各个时期移民的历史。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选择近代有重大影响的十次灾荒为研究对象，以灾害为中心，描述了灾害带来的苦难、赈济措施、流民、家园重建等。另外还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84年影印本）以问题为中心，记述史诗，总结了历代救荒政策之利弊与教训，造成荒灾的社会因素等问题。江沛著（《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迟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等著作，对流民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典范。
二、区域性研究，这时期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成果丰富。如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对移民进行区域性研究的代表，它是第一部以山东移民“闯关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与以往的专著相比，这部著作从独特的视角出发，以近代史上著名的移民的迁出地为研究对象，详述了山东人进入东北的历程，并对“闯关东”的原因、路线等问题作了分析。难能可贵的是在其著作中还有大量的对迁到东北后回返山东移民的回访手记，为以后研究此课题提供了珍贵的调查资料。王林（《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出版，2004年版）本书以民国山东的灾荒研究的对象，选择其中的重大灾荒进行个案研究，涉及到灾荒与山东流民，政府的救济措施及山东流民与社会等问题。齐现厂（《近代山东移民的空间位移与职业流向》苏州大学2007届硕士毕业论文）阐释了近代移民产生原因、地域流向、职业选择及对工商业的影响等问题。王鹏（《民国初期山东流民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着重对民国初期山东流民出现的数量、地域分布、原因、救济整治及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这篇论文是对山东流民问题较为系统具体的研究成果。柳晶（《民国时期河北问题流民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以河北地区的流民为研究对象，对流民形成的原因、安辑措施、流向及影响作了阐述，是对区域内流民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另外还有从翰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杨云彦的《解放前的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东北人口发展的影响》等成果都是以某一地区为对象展开研究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民国流民问题的研究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相结合。此问题上面已作了分析，这儿不再论述。
二、细化研究与专题化研究结合——多方切入的论述民国流民问题。如以流民的迁入地为专题进行研究，成果有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的变迁：1644-1911》，浙江大学2005博士论文），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从人口、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切入来解析流民问题，江涛《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中国的悬剑》，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以流民的职业流向为中心展开，如流民从事工业的研究：解学诗、[日]松村高夫（《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苏崇民（《劳工的血和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流民从事农业的研究：李靖丽（《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三角洲移民与马营诸村的建立》，《石油大学学报》第18卷第4期）等。从事商业的研究成果有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一时期学者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除研究上述传统的行业外，在流民从事特殊行业的研究上成绩斐然，这儿提到的特殊行业是指：乞丐、兵匪、娼妓等。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曲彦斌（《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李方志（《谈谈小偷》载《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江湖秘闻》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兵与匪的相关的研究成果：贝思飞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冉广海（《中国土匪》重庆人民出版社），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其他以视角研究流民问题的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流民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宏观研究还是专题微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一是以往对于民国流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多是对流民问题宏观的把握，区域性研究（以省区为中心研究）不够；二是对于流民问题的研究虽呈现出细化专题化的趋势，但单纯对某一地区内的流民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研究成果（产生的原因、救济、流向、影响）较少。
【参考文献】
[1] 刘大年.《中国近代人口史》序[J].近代史研究，1993（04）.
本篇运用“非指示性”教学设计中“基于自主探究”的样式设计。该设计主要用于随笔、杂文等普通的议论文本。自主探究，笔者在此处界定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采用自主提出问题、自主探索推究的方式对随笔、杂文等普通的议论文体展开自主学习，对文本的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以及全文的论述特点等依次展开提问和探究，在一步步的提问和探究中走进课文内层，把握作者意旨，获得语言营养和精神营养;并在自主提问和探究的基础上，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提高。
该教学设计的标志性环节是“四探究”：一探究论点;二探究论据;三探究论证;四探究论述特点。
该教学设计的基本环节和步骤为：教师介绍学习方法;学生初读感知;讨论学习内容;一探究论点;二探究论据;三探究论证;四探究论述特点;探究其余疑难;积累性美读;总结学习收获或启示;教师推荐课外阅读篇目。
【设计展开】
一、教师介绍学习方法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美国科学家乔治・萨顿的科学史随笔《东方和西方的科学》，我准备让同学们采用自主探究的学习方法，自己主动提出问题，并主动探究答案;然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这堂课的学习质量如何，就看各位提出问题的质量和探究问题的质量了。
二、通读感知
每人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自由诵读。可以是出声的朗读，也可以是不出声的默读，不采取齐读的方式。在自由诵读中，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三、讨论学习内容
作为议论文，哪些内容是必学的？每人先独立思考，在备用纸上写下四五个关键词，然后在小组内讨论交流，形成基本共识;之后由每个小组长向全班介绍本组的基本共识，在介绍中逐渐形成班级的基本共识。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基本理解（学生说到位了也再说说）：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因此前面三个最容易形成共识;另外还要把全文的论述特点作为学习内容，以更深入地从文体上探究和理解本文。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问题值得探究，课堂上再给出一个独立的时间，一起探究。
讨论学习内容，体现了“把人当人、自主成长”的“非指示性”教育理念。或许学生对议论文学习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在认识上的差异或差距不大，但学生思考、讨论的过程，就是唤醒他们自主学习意识的过程，也是让他们意识到教师把他们当做学习主人的过程;而学生思考、讨论的结果，则让他们懂得了这类文体该学什么、怎么学，以后离开教师也能独立学习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也要求：“内容的确定和教学方法的选择，都要有利于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养成自学的习惯，不断提高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以下按四个方面来预先设计。课堂实施时可能会根据学生的意见随机做些调整。
四、一探究论点
每人先自主探究。探究前教师先引导，主动说明学习的三要素即任务、要求和时间：现在要探究的是这篇文章的论点，请你就论点的内容、形式等方面主动提出问题，有几个提几个（原则上不少于一个，不多于三个）;提出后自己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解。提问和探究的要求和原则是“四有”：第一，有疑而问，即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质疑的真问题;第二，有启发而问，即提出的问题对自己、对同学有启发，能借此深化对课文的学习;第三，有本探究，即结合文本展开探究，不离开文本想当然地猜测;第四，有效探究，即探究出的答案要有一定的深度或新意，时间10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由每个小组长整合全组的典型内容向全班介绍;如有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也一并提出，全班一起现场探究。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提问和探究，继续深化学生的学习（学生提出并解决的不再机械重复，其他问题还可现场生成）――
对于本文的论点，我提出一个问题：本文没有直接点明论点的句子，请概括本文的论点，并说说概括的途径和方法。
我的基本理解是（直接介绍还是让学生探究后再介绍，需根据课堂情况随机决定）：
本文的论点是：要正确认识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的关系。概括的途径是课文的标题“东方和西方的科学”。议论文的标题，要么是论点，要么是论题。前者态度明确，立场鲜明;后者不明确也不鲜明，只是论述的话题。本文标题属于后者。如果在论题的前后加上一些限定性的词语：“要正确认识……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态度明确的论点了。
教师顺势介绍作者：作者乔治・萨顿，是近代科学史的奠基人，新人文主义的先驱。他的一生为消除地域和民族偏见做出了不懈努力。（引自苏教版教学参考书）
五、二探究论据
每人先自主探究。探究前教师先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现在要探究的是这篇文章的论据，请你就论据的内容、形式等方面主动提出问题，有几个提几个（原则上不少于一个，不多于三个）;提出后自己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解;提问和探究的要求和原则是“四有”（见前面）;时间10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由每个小组长整合全组的典型内容向全班介绍，如有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也一并提出，全班一起现场探究。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提问和探究，继续深化学生的学习（学生提出并解决的不再机械重复，其他问题还可现场生成）――
对于本文的论据，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本文的论据在哪些段落？第二，论据可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本文的论据各属于什么类型？第三，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各个段落中的论据表达的意思。
我的基本理解是（是直接介绍还是让学生探究后再介绍，根据课堂情况随机决定）：
第一，本文的论据分别在第2段、第3段、第5段、第6段和第7段。第二，这些论据中，第2段和第3段为事实论据，第5段、第6段和第7段都是理论论据。第三，第2段是说，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第3段是说，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第5段是说，美国的文明还很短，还有很多不健康的因素，必须谦虚，要有科学的态度;第6段是说，新的鼓舞仍然来自东方;第7段是说，科学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美的。
六、三探究论证
每人先自主探究。探究前教师先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现在要探究的是这篇文章的论证，请你就论证的过程、方法等方面主动提出问题，有几个提几个（原则上不少于一个，不多于三个）;提出后自己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解;提问和探究的要求和原则是“四有”（见前面）;时间10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每个小组长整合出全组的典型内容向全班介绍，如有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也一并提出，全班一起现场探究。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提问和探究，继续深化学生的学习（学生提出并解决的不再机械重复，其他问题还可现场生成）――
对于本文的论证，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作者在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时，论证思路是怎样的？第二，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演绎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和类比论证等，本文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结合具体的段落或句子来说说。
我的基本理解是（有些问题需要让学生现场探究后再介绍）：
第一，作者的论证思路是：先从正面来论证，然后从反面来论证。具体到段落来说，第2段、第3段从正面论证要正确认识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的关系，第5段、第6段和第7段从反面论证不能正确认识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关系的危害。第二，本文运用的论证方法有：一，先正面后反面的对比论证;二，举例论证，如第2段和第3段;三，演绎论证，如第5段、第6段和第7段;四，比喻论证，如第7段中的“犹如不经过教育和训练而去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第8段中的“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
七、四探究论述特点
每人先自主探究。探究前教师先主动说明学习的任务、要求和时间：现在要探究的是全文的论述特点，请你就特点和效果等方面提出问题，有几个提几个（原则上不少于一个，不多于三个），提出后自己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解;提问和探究的要求和原则是“四有”（见前面）;时间10分钟左右。
学生独立完成后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由每个小组长整合全组的典型内容向全班介绍，如有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也一并提出，全班一起现场探究。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提问和探究，继续深化学生的学习（学生提出并解决的不再机械重复，其他问题还可现场生成）――
对于本文的论述特点和效果，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全文的写作思路是怎样的？依照段落顺序，用简洁的话梳理一下;第二，本文论述上有什么特点？这样论述有什么好的效果？
我的基本理解是（有些问题需要让学生现场探究后再介绍）：
关于第一个问题，全文的写作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先论述要正确认识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的关系，不要以为实验科学只是西方的，其实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第2段），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东方一旦接受了实验精神，伟大的思想就可能产生，并再次传入西方（第3段）;第二步，从反面论述不能正确认识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的关系的危害：美国的文明还很短，还有很多不健康的因素，因此必须谦虚，要有科学的态度（第5段），新的鼓舞仍然来自东方，因为西方的实验科学的方法被利用的时候会有局限性（第6段），科学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美的（第7段）。第三步，综合论述东方和西方的科学需要互补和融合，他们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第8段），他们不是永不碰头的，西方的科学得益于东方的基础（第9段），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西方科学家应以不骄傲的、感激东方的“西方态度”，更完美地实现人类的使命，成为更高尚的人（第10段）。
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论述特点，一是分总式的结构，先一正一反地论述东西方科学的关系，然后水到渠成地综述东西方科学需要互补和融合。这样论述的效果是：说理清楚而且充分，随后提出的结论易于被读者接受。二是用了许多生动睿智的比喻语言，如“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犹如不经过教育和训练而去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等等，这样表达的效果是使文章语言更加形象生动，增加论述文章的诗性和灵性。
八、探究其余疑难
学生如果在内容理解或形式领会等方面还有什么疑难，现场提出（原则上不少于一个），全班共同探究。提问和探究的要求和原则是“四有”（见前面）。时间机动。
教师准备在学生提问和探究后补充提出的问题（不机械照搬）――
第一，课文的标题是“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加上几个字是课文的论点“要正确认识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的关系”，那东方和西方的科学是什么关系呢？课文没有现成的话，请你用自己的话很简练地说说。第二，作者写作此文是针对一种怎样的不良现象？他希望西方人对东方科学采取什么态度？引用课文的原话回答时请加上引号。
教师准备的基本理解：第一，东方科学和思想是西方科学的源头，并且还会给现代西方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第二，作者针对的不良现象是：“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的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他希望西方人对东方科学“怀着感激之情”，采取“不骄傲的”、不“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
九、积累性美读
先聚焦新鲜字词，边读边积累。因人而异，不求统一。每人独立掌握后，小组内相互检测，之后教师随机选一些常用词语现场检测。
再聚焦两类段落美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段落，读出体验和享受;二读自己不容易懂的段落，读出理解和感受。
十、总结学习收获或启示
下课前，每人说一句结束语，总结自己的学习收获或学习启示。要求总结收获准确、全面，总结启示深刻、独到。先在备用纸上写下来。时间2分钟左右。
每人独立完成后，在小组内相互交流，并相互评判。之后每组推出一位代表向全班介绍。
最后教师也说说自己的总结，继续提升学生的认识：这篇议论文我们无法按普通议论文的写作格式去套解，也不容易读懂，但它形式上写得从容，内容上写得深刻，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作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充分肯定东方的谦逊的“西方态度”，值得我们敬佩。
十一、推荐课外阅读篇目
【关键词】斡旋外交 中国中东外交 外交学理论 危机管理 中东研究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法】D822.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6-0014-31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区域一体化取得了飞速发展。无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美国帝国管理模式，还是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合众国管理模式， 抑或是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非正式机制，区域内合作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相比之下，由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和教派冲突等原因，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唯一尚未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地区。 与其他区域相比，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更具不确定性与易变性，领土争端、民族恩怨、宗教矛盾、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苏联）、中国、阿盟、非盟和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政治斡旋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拓展政治影响力，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最终使美国在美苏博弈中处于明显的上风。 因此，斡旋外交是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中东地区日益成为中国的“大周边”，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手段。中东对中国更具有战略意义——它是中国运筹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支点，是大国合作与竞争的重要舞台，直接关系到冷战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本文认为，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2011年中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中国实际上获得两次战略机遇期。这两次战略机遇期总体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均以西方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爆发的重大冲突为起点和终点。冷战结束2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准确把握这两次战略机遇期。
2011年以来，以西方衰弱、新兴大国崛起、区域中小国家联合自强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中东剧变发生后，长期受到打压的反以、反美势力恐将在今后的中东伊斯兰国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剧变恐将再次在战略上牵制美国，使之难以在短期内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中国势必将迎来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次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提升中国在中东的政治话语权，使中东热点问题朝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需要中国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实施政治斡旋。关于新时期 中国在中东的斡旋行动，有两个问题至今仍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
第一，中国介入中东热点问题的动因是什么？是基于利益的驱动，还是基于国际责任的考量？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是否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和关切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对中东问题解决难度的认知是否也影响中国在中东斡旋的深度？
第二，为什么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介入程度存在差异？众所周知，中东问题大体可分为传统热点问题（如巴以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与非传统热点问题（索马里海盗问题、巴林内部冲突等）两类，亦可分为内部型（一国内部矛盾，如也门政府与反对派的矛盾）、区域型（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如巴以冲突、西撒哈拉问题等）和跨区域型（中东国家与地区外国家的矛盾，如伊朗核问题背后的美伊矛盾）等三类。这些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不同，中国投入的外交资源不同，中国斡旋外交的形态和目标也不一样，其差异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迄今没有专门的论述。
二、文献综述
斡旋也叫调解，普遍存在于社会、商贸、民族、政治和国家间关系中，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外交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属于跨学科研究议题。 斡旋是指第三方以非强制和中立的方式介入冲突，以和平手段管理和化解冲突的行为，其直接影响是将原来的双边关系变成了三方关系。 20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多边与双边国际条约都把国家诉诸斡旋解决争端的义务载于有关条款之中，如1907年的《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和1948年的《美洲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等。 虽然斡旋是一种古老的外交行为，但国内外学界关于国际斡旋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其学术探索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成果主要考察斡旋的概念和理论。这类成果主要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为主，探讨斡旋的定义、类型、动因、机制和绩效，通常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彰显了西方的斡旋理论与实践；
第二类成果主要分析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斡旋实例，包括美国、以色列、卡塔尔、联合国等在中东的斡旋实践，通常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
第三类成果主要从外交学和谈判学角度研究斡旋，并将其视为一类特殊的模型，认为斡旋是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的一种手段，是第三方介入的一种行为方式；
论文摘要: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毛泽东,通过理论、历史、现状的三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即规律性。毛泽东提出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理论创造方法的简明概括。
一、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路径是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识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伦和实际联系。”…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命题和思路:第一,善于应用马列主义作指导;第二,认真研究中国实际;第三,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是手段.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是目的。毛泽东提出的“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一命题,是指“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回顾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当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一生的理论性创造实践,就是要解决这一课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剿杀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分析和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党内的各种悲观论调和右倾倾向,坚决反对放弃斗争、放弃武装、放弃革命,倡导“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的要义是:(1)马列主义认为,革命斗争必须要建立革命者自己的武装;(2)巴黎公社革命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性;(3)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的武装;(4)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表明,革命者没有自己的武装就必然会被反动势力所镇压:(5)共产党人必须拿起枪杆子,建立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夺得江山,拯救国家、民族、民众于水火之中。正是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指导,才有了相应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武装暴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打下共和国江山并发展强大至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具有现今强大的国防实力。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的口号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为什么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成为全党共识?为什么毛泽东能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根本原因是广大党员从大革命以来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和八年抗战中的经验教训中,取得了认同。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实际,在各方面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指导了党领导的艰巨革命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着眼,揭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这一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体现着“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的正确判断;在革命所依靠力量方面,毛泽东从我国特殊历史条件考察,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英明论断。30年代,毛泽东针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诘难和担忧,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古田会议上,及时地解决了党在农村工作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历史课题,又进而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从逻辑关联上看这一难题相得益彰。在“工农武装割据”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对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合乎中国需要的革命道路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经验的“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虽然可以表现为人际交往,但并非一般交际,而是政治活动,是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战略高度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统一战线的战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的问题等。这些对中国现实问题均给予了科学的解释、理论上的说明,并把这些思想成果通过整风学习普及到全党。经过革命斗争实践和统一思想的理论学习,获得全党广泛认同则顺理成章。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
二、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之基本原则、方法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是如何操作的。毛泽东提出的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注重历史研究,注重现状研究三方面结合的原则及方法,即是实现这一理论性创造的操作手段。
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学习,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研究学习中,毛泽东更偏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拿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指导革命,这就是方法论。正因为它是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就不可能代替各国革命特点、规律的研究,不可能为某一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曾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体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都要联系具体的经验加以考察。”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中,也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采取符合俄国社会历史特点的办法来达到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同具体革命实际的结合,需要许多中间环节,需要一个过程。毛泽东潜心研究哲学,不仅研究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内容,而且研究它的方法论功能。毛泽东的着作是非常注重方法论功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在解决军事、政治、组织等各种问题时,毛泽东总是紧紧围绕党的思想认识路线(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这一核心,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从进行战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提出莫不如此。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即是为了解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点即是中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很显然,“特点”,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特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等等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个基本范畴。而毛泽东注重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则把这些“特点”细化、可操作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原理,得到具体运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个基本方法。
毛泽东注重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一特点在其文章中有充分显示。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他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是“革命的科学”,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也就谈不上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以前人的理论成果作为研究的起点和指南,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能分清什么是基本原理什么是具体结论,才能精通它,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
对现状的研究,主要是对当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诸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以及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过一系列论述，形成和发展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对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于在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在探讨建党问题时，就初步地认识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1920年9月16日，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信中说：在中国也应当组织像俄国布尔塞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组织这样的党，首先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传各国革命的情形以及中国的情形。“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1921年1月21日，正在湖南进行建党相关工作的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已有“上海出的《共产党》”，“详情后报”。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参加建党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步思想。
1921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8月，他与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学员学习文、法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主要精力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上海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宣传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全国民众。他指出：反革命势力不但有强大的力量，还有广大的宣传机关，“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他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因此《政治周报》内容的“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这个发刊词的最后号召：“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毛泽东对创办《政治周报》的这些说明，以及此前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表明了他对宣传教育问题的重视。湖南自修大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政治周报》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宣传。因此，毛泽东当时对宣传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视。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之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3月，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职务。毛泽东不但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参考。他在这个《丛刊》第一辑的序言中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到乡村去做农民的工作，“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引导”，就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1926年l0月，毛泽东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实际调查工作。3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除阐述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还特别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他指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还指出：今后要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显然，毛泽东不但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且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因此，毛泽东关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
总之，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门论述还较少，还未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相关论述，只能看作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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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村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他于1929年l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初步形成。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6月接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同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训练”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开辟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_4J8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弄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党内教育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有10个方面：“(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见下文——笔者注)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即陈独秀等人组织的、采取托落茨基主义反动立场的小团体——笔者注)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内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所规定的其他内容也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这个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士兵政治训练”的许多内容，如“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怎样做群众工作”、“苏俄红军”、“共产党国民党比较”、“社会进化故事”等，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要求。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方法。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项：“(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等。毛泽东这里所指出的党内教育的方法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教育，二是通过各种会议包括训练班来进行教育，三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教育，四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来进行教育。这里所说的参加实际工作，主要是指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受教育问题的重视，也初步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党内教育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他在决议案中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8个方面，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毛泽东分别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开展党内批评和群众对党的批评，等等。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错误思想，也包括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上所应纠正的错误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也体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可见，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纠正的错误思想。这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体系性，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毛泽东的这些说明，主要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还未完全形成。
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形成。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和巩固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毛泽东利用这个比较稳定的时机，在寻乌县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同月，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儿¨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从而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红军中和根据地工作中也存在。当时还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人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指出：本本主义“是空洞的唯心的”，即唯心主义的，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只是要求被教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个论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这个原则，而且论述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原则，即怎样做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说符合中国实际的斗争策略，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产生于共产国际和外国党，只能产生于中国，产生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那么，怎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实际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了要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各阶级的情况和相互关系，得出正确的结论，据此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所说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指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
【关键词】东南亚研究 国际关系专业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技巧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044-02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东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显，发展与东盟国家的新型外交关系成为我国周边对外战略的重点。东南亚研究是东盟国家及东盟组织为研究对象，探究东盟十国内政外交、社会文化及东盟组织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及政府了解近邻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询。东南亚专业人才培养有助于夯实我国东南亚及东盟组织等领域的科研队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对增强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探究国际关系专业东南亚研究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技巧，以提升后继人才的研究能力。
一、完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研究生驾驭外文文献的能力
东南亚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强调以基础性知识积累和写作能力的夯实为导向，注重学术研究型硕士的知识培养与思维创新。在治学方面，它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促使其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因东南亚研究的对象性与特殊地域的特性，在知识结构与研究对象上有独特性，首先，在知识结构上，要求研究生具备在该领域的最基本历史知识与概念的储备，能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与区域形势的演变及该区域的东盟组织由来与发展趋势有总体性的认识；能够对独具特色的东南亚文明及东西方与东南亚政治、文化、经济交流关系和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形成知识体系，对东南亚文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次，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前国内外东南亚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熟悉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机构、学者及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把握领域内研究的学术热点与难点问题。再次，要求研究生必须熟练掌握英语或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外语技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只有掌握了一门外语才能广泛涉猎外文图书及文献资料，增加获取资料与信息的渠道，具备资料的鉴别与处理能力。研究生的外语应用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涉猎研究课题的视野、学术交流的效果、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学术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深度，影响科研水平的层次。如果研究生放松英语学习，导师又忽视对其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则会大大降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总之，东南亚研究是区域研究，也是国际问题研究，鼓励研究生熟练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技能是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或学习非常重要的技能和工具。
二、重视研究生参与教学课堂，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以激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思辨思维
与灌输知识为主的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教育不同，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师发挥导向的作用，重点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传授。因此，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课堂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学会独立思考、激发问题意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有意识地营造教学课堂的开放而活跃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学生自发性参与教学讨论，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的互换。同时，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授课对象的知识结构而采用合理而科学的教学方法，注意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做到既能将讲授东南亚方面的知识与研究生课前阅读、课题提问、讨论相结合，又能善于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课件，课件做到图文并茂及运用音频资料，使教学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同时，在教学中，注意将传递知识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相结合，引导研究生参与课题教学，营造学生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自由发言的宽松环境，实现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思想交流与碰撞。组织学生自主地开展学术交流，营造知识、信息、思想与观念交流的自由氛围，活跃学识思想，形成思想的碰撞，以有利于相互借鉴、产生互补效应，提高创新性。研究生能积极思考，自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课后能对问题开展调查和研究是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此外，提供给研究生学习的学术期刊论文、经典著作的目录，要求研究生撰写读书笔记，导师定期检查。在选题范围内给研究生布置适量的课程课论文作业，检查和了解研究生的学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认真批阅学生的课程论文是导师了解学生课后学习情况、关注兴趣点及掌握知识、理论水平、写作功底的有效途径，导师需要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在结构框架、语言措辞、论证推理等方面做出点评，并一一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及时反馈给学生。此外，东南亚研究是研究型专业，没有本科阶段的专业设置，因此，研究生本科阶段专业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有英语、历史、政治学、文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甚至还有教育学、新闻学和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需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相结合，力图将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的技巧相融合，培养其重新组合知识的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提升研究生的资料与信息收集能力，就研究对象开展田野调查
对于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仅要传授研究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传授收集信息与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国际关系研究更为讲究资料与信息的时效性。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在学术研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事东南亚研究需要在大量的数据、案例和材料基础之上加以判断、佐证、分析和论证，对各种中外文资料进行加工、筛选，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因此，东南亚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要学会科研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如资料收集与整理、田野调查、社会调研。在资料收集方面，应开阔视野，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图书资料、报刊、档案、文宪、网络信息、电子图书、田野调查甚至口述历史资料都属于研究收集的范围，内容多样性决定了收集资料的渠道和方式多样性。导师指导研究生收集资料时应注重资料的准确性、客观性，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同时力求资料的完整与全面。对收集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是学术写作必备的前提工作，要求研究生做到两个原则，一是将相同内容和专业资料按问题、专题、项目分门别类地存放，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以便及时、准确地查找。二是要注记清晰，即注明资料的出处、作者、时间、页数，以便日后查找、核对和判断资料的新旧。田野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切身感受研究对象的重要途径，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信息采集。培养东南亚研究方向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的特殊性还在于让学生能在研究东南亚的对象国就研究目标进行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切身感受它，并与国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生的视野，实现认识的升华。
四、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研精神
除研究生广泛涉猎东南亚方面学术知识、挖掘新资料，鼓励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外，还要注意帮助研究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从事研究工作最基本的素养，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通过导师课程教学和严谨的治学让学生认识到研究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尤其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上要严格把关，杜绝学术抄袭、剽窃行为。首先，让研究生认识到学术抄袭问题的严重性，从思想上加强研究生对该问题的重视。其次，鼓励学生课题申请和学术论文的独立创作，科学开发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对于学生的课程论文大纲与思路不恰当的地方当面给予指正和修改，就论文初稿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指出论文中知识性的错误、语病、逻辑混乱之处，确保学生论文写作进度的顺利完成，提高学术论文的质量，树立学生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于成果，导师明确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不是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能贸然将学生论文挂上自己的名字；鼓励研究生独立发表学术论文，积极引导他们申请学术创新项目和研究生课题项目，通过课题的申请与撰写强化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学生申请和完成课题研究的最大益处在于锻炼科研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完成课题的基础上，帮助研究生完善论文框架结构，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总之，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重视两个方面：首先，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自主意识与创新能力。再次，对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写作习惯的培养，将知识转化为研究的能力与素养。在教学实践中，导师需要不断学习教学理论知识，总结教学经验和方法，探索特色的教学技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思维，重视教学，科研与教学互补；树立高度负责的导师职业精神，增强科研能力，丰富学识，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而杰出的科研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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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润进.课题研究阶段培养研究生英语能力的几个方法[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8）
[3]胡之德.浅谈交叉学科方式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性[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1）
[4]郝全梅.资料收集的途径、方法与要求[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2）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子课题“广西的亚太海洋战略与海洋经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青年学者创新团队“‘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0 ― 0042 ― 03
本文探讨的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主要指东盟相关国家和欧美国家在国际公共空间对南海问题公开表明的态度和意见，是南海问题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现已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外交压力和舆论风险，增加了南海问题双边和平解决的不确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南海领土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舆论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已被视为执政要素之一。作为亚太政治的一个焦点，南海问题既是关系领土和资源的实利之争，也已成为关系国家形象、国际道义的舆论之争。目前， 随着南海周边国家和某些大国不断出台南海新政策，南海地区形势发展及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也不断出现新动向。新形势下，中国欲有效开展南海维权维稳，国际舆论是必须关注的因素，亦是可借助的工具。在风险全球化与社会媒介化互相叠加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运用广泛，传播方式日新月异，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日具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和突发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迅速出现负面影响和风险。如果应对和利用不当，国际舆论也可成为风险因素，给南海维权维稳带来直接冲击。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要加强研究有关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形成机制，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舆论冲突的根源和动力，为我国有效化解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提供政策选择和智力支持。
二、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具体表现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南海问题一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对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双边关系影响极大。由于涉及国家，该问题导致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时发生海上摩擦或舰船对峙，南海成为亚洲的“火药桶”，损害了中国和东盟国家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和安全合作关系。
南海问题虽然多次升级至军事冲突边缘，但目前仍然主要处于外交范畴，舆论则是主要博弈工具之一。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和东盟国家媒体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大量设置针对中国的各种议题，以图通过舆论影响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有些东盟当事国媒体攻击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质疑中国有关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曲解中国颁布《海岛保护法》的意图，炒作“中国”，中国形象被抹黑和丑化。这些新闻舆论与外交和军事行动相互配合，试图整合东盟内部意见、争取欧美的国际支持，以图政治上的主动，为侵占南海行为合法化服务。
近几年，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重返亚洲，并拉动日、澳、印等国染指南海，南海问题事实上也已成为中美之间绕不开的一个重大议题。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已从以前的中立不持立场转向支持偏袒东盟相关国家，如以支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名，策应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国际仲裁；又如，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帜在南海大肆炫耀武力；与此同时，他们凭借国际话语权优势， 不断搅动国际舆论，给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合法建设工程扣上“军事化”的帽子，制造“中国”的翻版，与一些东盟国家相关舆论一唱一和，对我们施加压力，给我们造成了极大舆论风险。如，据《参考消息》2016年5月2日报道，美国媒体鼓噪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打所谓“羞辱战”，提出对与中国渔船、海警船和军舰纠缠对峙的实况进行录音录像，并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向国际社会展示北京的所谓侵略意图，把中国推向全球舆论法庭，让中国丢面子，以此羞辱中国等。此外，菲律宾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从舆论战的角度而言，也是在南海域外大国支持下策划拼凑的对中国的一次舆论大围堵。以至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国际舆论。
一直以来，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其伴生的舆论风险也已成为南海问题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加强研究，主动谋划，积极应对，将风险消解在损害后果发生之前。
三、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
我们可以将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二是风险管理，下面分述之。
（一）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研究
先从南海问题的研究说起，南海问题涉及国家、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及敏感现状，早已成为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专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大量著述，从各个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分析解读。〔1〕总体而言，南海问题的研究以法律研究和史地研究为主线，并正逐步实现多学科的融合，传播学即被融合的学科之一，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鞠海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南海问题主张的国际传播战略与国际话语权体系研究”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大项目 “中国南海问题主张国际传播机制研究”，就是这种多学科融合研究的典型。此外还有甘莅豪关于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南海问题的话语分析》、白天依的《国家修辞学视角下的南海争端话语研究--美国介入南海争端话语的实证分析》等，也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语言学、传播学融合研究的特色。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新闻舆论已开始引起关注。张昆教授、陈雅莉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南海争端报道为例，考查了两报的主导性框架、意见话语和对华态度，研讨了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2〕王乐萍以菲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近五年的涉华报道为样本，归纳了其呈现给国内外受众的中国国家形象，并从多角度探析这种呈现角度背后的动因；〔3〕李德霞以菲律宾第一大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分析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 〔4〕叶淑兰对南海问题的中国公众舆论及其对决策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南海领土冲突的国内公众舆论具有“强群体极化”与“弱群体极化”的区别，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性与非理性特征；〔5〕苏莹莹从马来西亚官方媒体的报道解读该国政府的南海政策，探寻有助于我国应对南海困局的“马来西亚因素”；〔6〕吕正韬、曾率通过分析各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互动，探讨了南海问题中的媒体作用；〔7〕刘笑盈从国际新闻与外交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媒体南海问题报道的现状和不足；〔8〕周庆安则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研究南海问题；〔9〕刘大勇研究提出了南海问题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的长期策略。〔10〕此外，还有崔晓玲基于南海问题的汉语军事新闻评论的极差研究，以及一些相关的硕博士论文。
国外尚未发现南海问题舆论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但国外在舆论学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多，具有借鉴价值。以往研究对加强南海问题舆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需要深入改进之处：研究成果基本以零星论文为主，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取向，没有专著，与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还不够全面，深入而系统，在学术性和应用性方面都还大有拓展的空间。
（二）风险管理研究
如前所述，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本质上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因而，风险管理研究应该是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的根基和前提。
早在1986年，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描述了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11〕
其他代表性成果还有英国芭芭拉・亚当的《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谢尔顿・克里姆斯基的《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等。
中国学者申凡、陈奕认为，社会风险是一种将导致社会既有运行机制和稳定局面遭受破坏的不确定因素，其核心特质为一种导致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共时态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状态，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一段持续发展过程。〔12〕
中国近年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的有一批专著问世：如张乐的《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潘斌的《社会风险论》、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丁烈云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等。
上述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些涉及了风险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和信息沟通。在大众传媒广泛渗透并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及舆论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克曾论及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马凌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新闻传媒的风险放大功能得到强化，导致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庹继光提出，大众传媒理应在风险社会中发挥其社会监测功能。这些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大多从公共管理视角或哲学层面切入，少有论及舆论风险管理，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在学术价值方面，一方面可丰富舆论风险管理理论，为舆论风险管理提供实践资料；另一方面可扩大南海问题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在风险管理、国际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剖析造成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内外原因，提出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治理的相关策略，为打破中国在南海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壁垒服务。
四、如何创新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
首先，如上所述，以风险管理为理论工具，分析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及其对中国造成的舆论风险和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建立舆论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丰富南海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在研究的基本思路方面，可在风险管理、国际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界定，分析国际舆论风险的主要特征，构成要素及其生成机制，并以南海问题为例，剖析造成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内外原因，提出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策略，力图打破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壁垒。
具体而言，可深入探讨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内涵、形态、主体特征、与国际政治关系的互动机制、管理方法等，并结合南海问题的具体情况，对中国提升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能力的指导方针、原则战略、策略技巧、效果把握进行对策分析。
可重点研究我国在南海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国际舆论风险及其对南海问题解决的影响，尤其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东盟相关国家南海问题舆论战略的转型变迁历程和发展趋势，包括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舆论干预、相关国家在岛礁建设中的舆论策略等，特别要关注菲、越等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更替后其南海政策和相关舆论的新变化和新动向。
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我国海洋战略实施和南海维权维稳提供舆论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可采用以下具体研究方法：
（一）案例分析
以西方和东盟媒体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方法和策略，并通过对不同管理效果的比较，归纳出其中的规律。案例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选取欧美和东盟各国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它们都能在数据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数据。其次，选择南海问题中的重要议题，如有关中菲南海仲裁、马来西亚南海政策、越南南海政策、印尼南海政策的新闻舆论作为研究案例。
（二）文献分析
舆论风险管理涉及舆论学和风险管理等多个研究领域，可在查阅汇总经典著述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类和归纳，提出关于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界定，对其内涵、主体、管理方式进行分析，搭建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总体研究框架，并由此深入探讨中国对南海问题所应采取的舆论风险管理策略。
（三）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东盟不同国家，如南海问题争端方和非争端方国家的南海政策和相关舆论，也可对比分析东盟相关国家和我国的南海问题的舆论特征，并采用具有说服性的实例和数据来探讨不同的舆论风险管理对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影响。
结语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是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既面临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面临舆论围堵的困境。因此，中国各界学人，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应携起手来，从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角度加强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在南海问题突破国际舆论壁垒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
〔参 考 文 献〕
〔1〕刘中民，滕桂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2〕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J〕.新闻大学，2014，（02）.
〔3〕王乐萍.菲律宾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与动因――以《马尼拉时报》为分析样本〔J〕.传媒观察，2015，（11）.
〔4〕李德霞.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分析――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J〕.当代亚太，2013，（04）.
〔5〕叶淑兰.南海问题的公众舆论及其对决策影响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4，（12）.
〔6〕苏莹莹.从马来西亚官方媒体的报道解读该国政府的南海政策――以马新社及《使者报》1999年至2013年的相关报道为分析依据〔J〕.南洋问题研究，2013，（04）.
〔7〕吕正韬，曾率.南海问题”中的媒体作用――谈各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互动〔J〕.对外传播，2011，（12）.
〔8〕刘笑盈.国际新闻与外交――以媒体南海问题报道为例〔J〕.电视研究，2011，（10）.
〔9〕周庆安.从南海问题看“争端中的公共外交”〔J〕.对外传播，2011，（09）.
〔10〕刘大勇.南海问题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的长期策略粗探〔J〕.军事记者，2012，（07）.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世纪4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人类认识史的优秀成果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中，实事求是则是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理论精华，是将这些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的一条主线。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才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同样是实事求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分析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情况，创造性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新的实践材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一些人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国外的经验，不仅没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几次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鼓励人们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向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过多地依赖以往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深入准确的研究，思想和行动逐渐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破坏，从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林彪任意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天才论和现代迷信，宣扬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反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人帮”则大搞形而上学、斗争哲学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全面专政；在经济上反对发展生产力，攻击四个现代化，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鼓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鼓吹“穷过渡”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文化上否定一切，把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传统，一概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要加以打乱打碎。不仅如此，还制造各种禁区、禁令，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搞得人人自危，人心不稳，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整个社会处于没有生机、没有活力、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胜利发展。否则，就会招致失败，陷入艰难曲折的局面。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然而，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依然非常困难。第一，“文化大革命”虽然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后果和恶劣影响依然存在；第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时还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必要秩序还没有走上正常轨道，国民经济仍处于崩溃的边缘；第四，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还处在僵化凝固状态，各种禁区禁令和条条框框依然束缚着人们，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一切，对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邓小平早在第二次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5年，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这一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就被迫中断了，但它的显著成效以及由此赢得的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充分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所以，邓小平于1977年第三次复出以后，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沿着1975年治理整顿指明的方向，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但是，这次拨乱反正与1975年的治理整顿有所不同。1975年的治理整顿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目的是在许可的范围内，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减轻到最低程度，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次拨乱反正的切入点却不是经济领域，而是思想路线。思想路线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党的思想状况如何，路线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这个党的兴衰存亡。
其实，在他正式恢复职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讲话时就明确提出两个重要观点：（1）“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要用准确完整的观点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一个科学的体系。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出来工作以后，就开始领导党的思想的拨乱反正工作。
从1978年5月起，报刊上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场常识的争论，用学术的眼光看，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深奥性。但深入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这场讨论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究竟是以书本、教条为价值取向，还是以实践为价值取向，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大力支持这场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反击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的种种责难，使得讨论能够向纵深进行。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又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的汇报工作时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