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居民储蓄率；生命周期假说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5.064
1 引言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倡导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但在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后，我国的出口就大幅萎缩，所以政府转向拉动内需、加大国内投资与消费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尽管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并没有出现明显提高。持续攀升的居民储蓄率和日益低迷的居民消费率从实质上造成了我国有效需求的不足，使我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发展状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比发达国家的高出十个百分点，考虑到在1980年之前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及保险等数据较难得到，所以我国居民的实际储蓄率可能会更高。Modigliani & Cao（2004）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储蓄率稳步上升，到1994年居民储蓄率达到34%。
我国居民的储蓄率过高，国内消费不足严重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的解释。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或储蓄）的最重要的变量；古典的利率理论认为利率对储蓄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就全社会而言，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在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动使得居民未来支出和收入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倾向于增加储蓄以抵御可能遭遇的不利境况。
除此之外，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变量，那么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的居民储蓄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是否适用呢？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一些意见。
2 文献回顾
早在20世纪60年代，莫迪利安尼（1970）就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影响居民储蓄率。他认为消费者会将一生中预期能够得到的总收入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效用最大化。他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0～14岁，称为少儿人口；15～64岁，称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称为老年人口。在少年阶段，人们没有收入，进行负储蓄；开始工作后，收入会增加，超过了消费，除了偿还年轻时的债务，还要进行储蓄，以使退休后仍能有足够的财富用于消费；进入老年期，收入可能会大幅度减少，消费超过收入，储蓄将下降。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随着年龄的增长，储蓄率会由负值先上升，到中年保持在较高水平，到老年下降，呈现倒“U”型。他在研究中用抚养系数做变量，结果证明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对居民储蓄率起到了负向作用。
在实证分析方面，较早的宏观方面的研究基本都证实了生命周期理论。Kelley，Schmid（1996）加入了影响生命周期理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变量，认为在60年代和70年代，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变化对储蓄率基本没有影响；80年代的数据证实了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加都会使储蓄率减少，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王德文、蔡P等（2004）在模型中加入年份和地区的虚拟变量，也证明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对居民储蓄率起到了负向作用。
但是后期的实证结果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与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袁志刚和宋铮（2000）利用迭代模型，证实了人口老龄化是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汪伟（2011）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是引起居民储蓄率上升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他们认为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储蓄率是否发生变化不仅仅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取决于预期寿命的长短。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为了保证未来更长的老年生活的质量，理性的人都会而增加储蓄。
微观数据的分析也未形成一致的结论，Carroll（1971）证实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将会促使居民储蓄率上升，因为养儿防老，即孩子是储蓄的替代，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家庭的养老就有了保证，就可以减少储蓄。但是Becker（1981）则认为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质量，正是因为孩子的数量减少，家庭会更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
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长期内抚养系数才会呈现出足够的离散程度，因此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对抚养系数影响的估计才是可靠的。由于微观的数据比较缺乏，所以本文将使用1978―2014年的宏观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
3 模型及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OD表示老年人口的抚养比，YD为少儿人口抚养比，lnGDP代表人均GDP的对数，R为利率。
对储蓄率S的计量，本文在财富增加值核算中增加了企业债券、股票等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流通中的货币按照一定的比例作为居民持有，增加个人存货投资项。在计算抚养比时，国际惯例是把15～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但这不完全符合我国的事实，考虑到资料可得性的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应该为19～59岁，所以我们将采用两种口径的抚养比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我国的居民收入数据是根据住户调查得到，人均收入的波动较大，数据质量较差，直接作为变量不满足模型的假设，所以文章采用人均GDP的对数作为替代变量。利率R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同一年份中存在的不同利率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取得，权重为该利率实行的月份占12个月的比例。
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各变量在时间维度的变异较大，在估计之前，我们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证实居民储蓄率、人均GDP的对数、利率和老年抚养比变量都存在单位根，少儿抚养比为平稳序列。不平稳的序列，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一阶差分都稳定。
时间序列变量有不同的阶数，不能直接进行回归估计，为保障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得到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我们要进行协整检验。鉴于变量的阶数并不统一，所以为保证模型的稳定性，本文先使用EG两部法检验四个不平稳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对加入平稳变量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不平稳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S=-4.17OD+8.90lnGDP-0.52R-2.885.27-1.70
S=30.56+3.21OD-0.79YD-0.85lnGDP+0.98R2.62-7.850.903.75
从回归结果看，在长期，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有影响：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升高都使居民储蓄率升高，且储蓄率的少儿抚养系数弹性和老年抚养系数弹性相对稳定，表现为少儿抚养系数下降1个百分点，储蓄率上升0.80个百分点；老年抚养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上升约3.21个百分点。
但该理论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为全面直观的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我们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它反映了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各期产生的影响。
受到少儿抚养比的冲击，居民储蓄率从第一期就开始下降，在随后的几期保持微弱负向冲击并缓慢上升，到第七期后变为正向冲击并在后期都保持了微弱的正向冲击。说明少儿抚养比的升高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会使居民储蓄率降低，这是由于少儿完全是消费者，在有工作能力之前，家庭要支付营养品、服装等方面的支出，所以总体储蓄率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随着年龄成长，家庭需要为孩子的教育或培训进行储蓄，尤其是在大城市，多数居民更加重视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大部分有条件的家庭会加大对子女的投资，为了支撑这种支出，他们不得不减少自身的消费支出，增加储蓄。
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储蓄率迅速下降，从第七期开始对储蓄率产生正向冲击，第八期的正向冲击达到最大值，之后波动越来越小。表明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对居民储蓄率有抑制作用，但它的长期效应是正的，即人口老龄化最终会使居民增加储蓄，这与生命周期理论是相悖的。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养老的目的而进行的储蓄仍然是普遍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需要靠老人和子女来承担，老年人为应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他们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付未来不时之需。对子女来说，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则加重了养老负担，他们会选择在工作期内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由此可见，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促使国居民增加储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
传统的人口抚养比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异，我国的劳动法规定禁止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律规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所以考虑到资料可得性的劳动年龄人口应该为19～59岁。但修正前后脉冲响应函数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动方向均与前文保持了一致，不同的只是反映程度而已。
4 结论与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就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即要提高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要加快教育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
首先，促进老年人消费就要积极发展老年产业，开拓银发经济。老年人储蓄率偏高，的原因之一就是针对老年市场的消费品数量和种类不多，致使我国老年市场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老龄学专家指出老年人最重要的三种需求是：物质需求、医疗需求和精神需求，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对相关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老年人的消费。
其次，大力增加教育投入。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使得居民储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少儿人口的教育支出具有刚性，在教育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居民家庭不得不承担绝大部分教育费用，由教育引起的预防性储蓄挤占了部分消费。虽然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在增加，可是我国学生数量是巨大的，他们能得到的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对农村孩子尤其如此，所以国家应该继续增加教育投入，减免家庭教育支出负担。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1999，（5）：5-12.
[2]Modigliani，F.，Shi，C. L.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3）：145-170.
[3]Modigliani，F.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nd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saving ratio，in induction，growth and trade[J].Essays in Honor of Fir Roy Harrod. W.A. Elites，M.F. Scott，J.N. Wolfe，eds. Oxford，1970.
[4]Kelley，A.C.，& Schmidt，R.M.Saving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1996，9（4）：365-386.
[5]王德文，蔡P，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9）：2-11.
[6]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24-32.
[7]汪伟，钱文然.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J].经济学动态，2011，（3）：114-120.
由于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经历了人口变革和人口老龄化，故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或者储蓄关系的研究较早。Nathaniel(1969)最早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的结论。Thornton(2001)采用1956—199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美国人口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美国的个人储蓄有显著的负影响。Loayza等(2000)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都将使得储蓄率降低。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对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的关系进行研究。王德文等(2004)将中国的数据运用于Leff模型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即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升高均会造成储蓄率的降低。袁志刚等(2000)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储蓄率是有影响的。唐东波(2007)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研究得出不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口年龄结构均会对中国的居民储蓄起到显著的扩张性作用，并且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居民储蓄增加。从以上研究可知，关于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但综合国内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可以发现，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在很多以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或储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一般均是以生命周期理论(LCH)和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SDM)作为该项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这些理论为研究人口抚养比变化和储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由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理性的消费者总是根据其预期寿命和一生的收入水平合理安排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以便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在工作阶段，收入逐步增加并且会大于消费，消费者此时会为今后的老年时代进行储蓄积累;在退休阶段，收入减少，消费会超过收入，人们又会用储蓄支付消费，从而形成负储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也分析了其他一些影响消费与储蓄的因素，比如高的遗产税率会促使人们减少欲留给后代的遗产从而增加消费，而低的遗产税率则会对人们的储蓄产生激励，对消费产生抑制，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使储蓄减少等。由萨缪尔森提出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则认为，少儿人口的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孩子可以被看作是储蓄的替代物。当孩子数量较多时，用于子女的费用就会增加，人们会认为对于自己未来的养老会得到保障，从而作为养老保证的储蓄就会相应减少;而当孩子数量较少时，则要增加储蓄以防老。与我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在我国，由于当前人们的子女数量减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又没有遗产税方面的限制，这些原因均会使得人们倾向于增加储蓄而抑制消费。
三、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实证分析人口抚养比变化和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所涉及的变量包括:居民储蓄率(s)，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x1)，等于0～14岁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老年抚养比(x2)，等于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先对变量取对数。选取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9年的我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在进行数据协整分析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最常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均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均平稳，因此时间序列数据均是一阶单整的。
(三)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它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对每个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间的动态关系。VAR模型除了要满足平稳性条件外，还要确定滞后期［10］。本文对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来确定，当二者达到最小时，此时的阶数为最优阶数。由lns、lnx1和lnx2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AIC统计量在K=1时最小(－13．85298)，SC统计量在K=1时最小(－13．77114)，所以滞后期为1。
(四)协整检验在确定了最优滞后期的基础上，为了探索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和图1。表3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5%的临界水平下，迹统计量表明(32．64207＞29．79707)应该拒绝没有协整关系(r=0)的原假设，对应的接受存在一阶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也是拒绝r=0，接受r≤1，即最多存在一阶协整关系。结论是:在5%显著水平下，lns，lnx1和lnx2之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通过对AR根图形(图2)的验证可知，VAR模型是稳定的。这说明lns，lnx1和lnx2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上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得出了lns，lnx1以及lnx2三个变量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但由于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并不能具体指出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了进一步验证变量lns，lnx1和lnx2之间的因果方向，我们对这3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为2时，从格兰杰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1)lnx1是lns的格兰杰原因，而lns不是lnx1的格兰杰原因，即少儿抚养比是居民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储蓄率不是少儿抚养比的格兰杰原因;(2)lnx2是lns的格兰杰原因，而lns不是lnx2的格兰杰原因，即老年抚养比是居民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储蓄率不是老年抚养比的格兰杰原因。图2AR根图形稳定性检验
(六)脉冲响应分析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存在关系只是说明和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的影响过程和方向还可以借助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考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s)，对分析结果进行相互补充。在图3和图4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居民储蓄率受到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图3居民储蓄率在面对少儿抚养比冲击时的脉冲响应函数由图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对来自少儿抚养比的脉冲冲击一直呈现负向效应，到第3年时达到最低值，之后负向效应逐渐减弱。这说明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对居民储蓄率的增长呈负向作用，并且在短期内，少儿抚养比变化带来的作用大于老年抚养比变化所带来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逐渐微弱。由图4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对来自老年抚养比的脉冲冲击在开始时呈现负向效应，但在第5年时又开始呈现正向效应，之后便一直呈现正向效应。并且从长期来看，老年抚养比变化带来的作用大于少儿抚养比变化所带来的作用。
(七)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估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下面利用已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如表4。从表4可以看出，在前两期，居民储蓄变化率是最主要的贡献因素，但是它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在第2期贡献率为65.86%，而第3期下降为44．74%，此时已经不起主要作用。少儿抚养比的贡献虽然在前2期很低，但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第7期的贡献率达到66.66%，但之后几期开始缓慢下降。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在第4期开始逐年上升，这说明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一种长期效应。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中国1990—2009年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三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中国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具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长期逐渐变弱;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在前期有负的影响，而在中长期，则是一种正的影响。由实证研究的结果可知，从长期来看，由于中国人口政策导致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上升或者下降只会对中国居民储蓄产生有限影响，少儿抚养比的变动不能解释为中国居民储蓄变动的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养育子女的成本较高，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生活投入等都需要大量的费用支出，故没有多少剩余资金可用来储蓄，甚至会产生负储蓄的现象。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则对中国居民储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存在正的影响，但是在当前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并不是太严重。从1990—200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老年抚养比有随时间增长而逐渐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的老年抚养系数会进一步上升。在当前人们预期未来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会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储蓄动机，从而增加居民储蓄，居民储蓄的增加必然会使得居民当期消费的减少。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均呈现下降的趋势。长期由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容易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热和经济结构失衡，这种状况的长期保持显然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关键词 居民储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利率
一、变量的选择
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是居民的收入、利率和制度因素。
1.储蓄增量(Y)
由于居民储蓄年末余额是一个存量,变化趋势稳定,所以本文采用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年末增加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2.居民的收入(X1)
收入是影响储蓄的第一位的因素,由于对城乡居民储蓄真正有影响的是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模型中使用可支配收入的概念。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名义利率(X2)
考虑到居民的货币幻觉,这里使用的是名义利率。而且考虑的是一年期储蓄存款名义利率。
4.制度因素(D1)
居民储蓄不仅受到收入、利率等的影响,也会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制度因素。因此,本文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将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当中。
在对影响居民储蓄存款额的各个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后,建立模型如下:
lnY=b0+b1lnX1+b2X2+a0D1+a1D1lnX1+a2D1X2+εt
回归方程F检验的P值
通过多次尝试,最终确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lnY=b0+b1lnX1+b2X2+εt
二、模型的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从前面的参数来看,可支配收入的系数为正数,与储蓄增量成同方向变化,利率的系数也为正数,与储蓄增量的关系是正相关的,通过以上的检验,证明该模型系数的符号符合经济理论,该模型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2. 统计检验
判定系数R2=0.948531,调整后的R2=0.941512,说明该回归方程比较显著。回归方程F检验的P值
3.异方差检验
由White(cross terms)检验得,
nR2=6.637852
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自相关检验
DW检验的结果显示DW=1.671851,查n=26,k=3,a=0.05的DW统计量表,得dL=1.22,dU=1.55,dU=1.55
5.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综上所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
lnY=-7.038901+1.44796lnX1+0.090556X2
三、模型的结论
1.居民的收入是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通过上面的回归分析不难发现,居民的收入对储蓄增量的影响是较大的,和其他相关变量相比较,居民的收入对储蓄增量的影响是最大的,当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个百分点时,储蓄增量的增幅为1.44796个百分点。
2.利率与储蓄是正方向的变动关系
上述模型中利率的系数是正数,符合经济理论。但是,储蓄增量对名义利率的弹性系数较小,说明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增量的影响较弱。
3. 制度因素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用OLS方法不能确定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始走向市场化,由此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加,这直接导致居民的预期性需求不断加强。我国城乡大多数居民选择了推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确实导致了居民储蓄余额逐年增加,但是制度因素对居民储蓄增量的影响用OLS方法没能确定,这是这个模型的不足之处,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本模型未考虑物价水平、股票市场价值以及人们的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模型中遗漏了解释变量,导致结论与事实出现偏差。但是遗漏的解释变量跟收入的影响比起来显得甚微,因此该模型仍可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1]张文玉.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行为分析.福建金融.2008(6).
[2]艾德华.影响我国居民储蓄因素的实证分析.燕山大学学报.2007(6).
[3]李春艳.新疆地区储蓄模型的建立与分析.科技创业月刊.2007(10).
关键词 金融抑制论 金融约束论 储蓄曲线 信贷缺口 麦金农-肖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民间借贷”是今年最热的词。从年初银行信贷收缩开始，民间信贷已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本文从金融抑制论的角度浅析我国信贷缺口逐步扩大的过程，得出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民间借贷难以遏制的结论。
二、金融抑制论与金融约束论介绍
（一）金融抑制论。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R.I.Mckinnon，1973 & Shaw，1973）几乎在同 时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论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论。这两个理论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目标下，企图人为以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和国外金融资源，从而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由此造成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能力丧失。
低利率一方面限制了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的能力，造成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刺激了资金的过度需求。于是金融市场供求失衡，这又迫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预，即通过信贷配给，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强制实现资金供求平衡，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大多低效率地使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效率地使用资金，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
（二）金融约束论。
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在他们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确立了通过政府推动金融深化的策略，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假设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普遍成立。况且，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行为、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金融约束的目标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其有长期经营的动力，以发挥银行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优势，减少由信息问题引起的不利于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约束是一系列金融政策，这些金融政策构成政府推动金融深化战略的核心，制定的目的在于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设立租金。金融约束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金融约束不同于金融压制：金融压制是政府从民间部门攫取租金；金融约束是政府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
三、我国储蓄曲线研究
（一）我国储蓄曲线实证研究综述。
在本节中，本文回顾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利率对于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学者们在研究数据的选取、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对实证结果的解释，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赵志君（199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居民收入数据，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宏观储蓄率函数，引入了利率和通胀率数据，研究了1982 年至1994 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和滞后储蓄率的影响较大；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的，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且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较大。
李焰（1999）选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1978-1997 年我国居民储蓄的数据，使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居民储蓄率与这些变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
许涤龙、乔增光（2002）在构建我国居民储蓄函数的基础上，以国内生产总值、零售物价指数、一年期存款利率、各期股市市值和制度变量这 5 个与储蓄相关的经济变量 1994-2000年的季度数据为依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函数而不是准确的储蓄函数。实证研究的结论认为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对国内实证研究的评价。
1、实证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很小，甚至基本没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显著。即便是认为影响显著的学者，依然在争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方向。
2、国内的研究的实证数据全部是 2000 年之前的情况，没有对 2000 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论文的研究发现，1996-1999 连续下调利率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所以这一时期的关于利率与居民储蓄的研究较多。
（三）实证研究。
1、回归方程建立。
在模型的选取中，我借鉴了李焰（1999）的回归模型，对其中的某些变量进行了修改。接下来对于实证研究中所需要的的年底储蓄余额、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了收集（以上数据均来之2010年统计年鉴）。最后利用 Eview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如下：
St=C+RtX1+ tX2+PtX3+ t
其中 St表示第t年的储蓄存款年底余额，Rt， t表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Pt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t表示随机误差项，X1、X2、 X3表示各项系数，C代表常数项。
2、数据选取。
选取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3、参数估计。
通过Eviews回归结果如下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S=-1.318187-1.617428Rt-0.1048 t+1.794939Pt
修正后拟合优度高达0.9968，整个回归方程在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下也表现良好。年度储蓄余额与名义利率Rt，实际利率 t都成反方向变化，受名义利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实际利率，受到实际利率的影响不大。年度储蓄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方向变化，Pt的增加对储蓄的影响效果十分显著。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知道，2000年至2009年的储蓄额与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呈反比，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
四、以麦金农-肖模型为基础分析信贷缺口的扩大
结合以上对于我国储蓄曲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同时：ri为实际利率，S（gi）表示经济增长率为gi时的储蓄（i=1，2，3…），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但是斜率很小（与原模型相反），F代表金融抑制水平：I表示投资，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用T来表示信贷缺口。
假设：（1）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2）没有国外融资来源。
从图1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利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已经是负数，从中发现，我国的金融抑制水平一直长期处在均衡利率之下，并且近十年呈逐年加剧趋势。
在图1中，我们先将实际利率限制在r的水平，此时所能形成的储蓄总额仅为S。但是从投资曲线来看，当实际利率为r的时候，意愿投资总额（即贷款需求）为I.这就形成了信贷资金的缺口T=（I-S）。如果政府只限制存款利率而不限制贷款利率，根据供求定律，贷款利率将上升到r4，结果是金融体系获得不正常的高额利润，即（r4-r）。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即限制存款利率又限制贷款利率，将中间的存贷利差作为金融企业创造的租金以解决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满足后来的金融约束论的理论要求，但是如果可贷资金严重供求不足，这种行政化的货币价格干预手段，必然导致非效率性和非价格性的信贷配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发生并将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将金融抑制水平由F扩大到F1，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储蓄总额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而得到少许的提高（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影响十分微弱），从而投资总额得到一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从r下降到了r1，原来那些收益率低于r1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这样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下降，于是经济增长率从g下降到g1，储蓄曲线由S（g）向左移动到S（g1），此时信贷缺口进一步扩大为T1。因此，根据麦金农-肖的理论，实际利率的降低即减少了资本形成的数量，又降低了资本形成的质量，所以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双重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数额巨大的民间借贷难以遏制
近年来中国普放高利贷，是违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的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全国信贷规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国各地普放高利贷，是这一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
随着我国金融抑制水平逐步扩大，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0利率左右徘徊，再加上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手段组合，使我国处在银行可贷资金短缺，市场贷款需求旺盛，CPI高企，实际利率为负数的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在贷款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的贷款行政化比率越严重，此时，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有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寄希望于高利贷。这种情况的产生将十分不利于我国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如若长期持续必将降低经济效率，引起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衰退。我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 治，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就读不懂中国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变金融抑制的根本局面，增强央行的独立性。
只要基本的经济金融条件具备，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信不是在温州，就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民间借贷崩盘的事情将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居民消费 居民储蓄 金融体系风险 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
当今，扩大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国内需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良方。刺激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消费需求历来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分析与研究的重点对象，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外对于消费需求早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凯恩斯（Keynes）的消费函数，系统论述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萧条和大危机。在凯恩斯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消费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Duesenberry）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m）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等。Hall（1978）把理性预期学说开创性引入到消费函数理论，对消费增长的不可预见性进行了检验。在行为经济学领域， Kahneman和Tversky（1979）创立了著名的前景理论，使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更加精确。Porter（1990）和Rostow（1990）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经济增长五阶段划分，研究指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国经济发展最终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消费问题渐渐为国内专家学者所重视。从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消费需求的重点在于影响消费需求因素的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和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如何提高消费需求等方面。尹世杰（2002）论述了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从消费的观念、政策、结构、环境方面阐述了如何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范剑平（2003）提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双拉动型转换。李文星等（2008）实证考察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田青等（2008）利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刘惯超（2010）研究概括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高投资挤占消费论、高储蓄挤占消费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消费论等7种观点。李燕桥和臧旭恒（2011）动态分析了1978-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及居民消费增长率变动产生的作用强度均不大。王勇（2012）认为发展消费金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之一。陈健等（2012）从信贷约束角度探讨了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经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夏杰长（2012）分析认为仅靠投资与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不可持续，必须扩大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洪银兴（2013）认为发展消费经济是解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尤其需要企业的创新，引导和创造消费者，推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消费状态的扩展，消费模式的调整。
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对消费需求问题的研究硕果颇丰，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呼吁增加居民消费的同时，对于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析在已有文献中鲜有提及，系统性论述和相关成果更是少见。但是，随着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高，管控金融体系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就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间接融资规模的实证分析，揭示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关系。其中，运用计量工具进行实证模型数据化研究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部分。期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对当前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当下，控制好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所参考和帮助。
分析方法介绍及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针对所要分析的问题，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取自然对数后的居民消费率（LNHCR）、居民储蓄率（LNHDR）和间接融资规模指标（LNIFR），结合我国1989-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及模型简介
相关性分析方法，通过计算相关系数能精确的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程度的大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通过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回归分析，以估计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避免了经济学先验理论的束缚，在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被使用。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居民消费率（LNHCR）=LN（居民消费支出/GDP），以LNHCR来衡量居民消费需求的水平，该数值越大表明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居民储蓄率（LNHDR）=LN（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GDP），以LNHDR来衡量居民储蓄的状况，其数值越大则居民储蓄水平越高。
间接融资规模（LNIFR）=LN（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年末金额/GDP），以LNIFR作为衡量金融体系风险的指标，LNIFR值越大，银行体系积聚的风险越多，金融体系风险也就越大。
本文搜集我国1989 -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时间跨度共计23年，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由于统计指标呈指数化变化，本文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起到压缩数据、消除异方差等作用，但并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
实证检验与分析
鉴于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实证分析需要，本文利用Eviews7.2软件，对LNHCR和LNHDR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对LNIFR和LNHDR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
（一）居民消费率（LNHCR）和居民储蓄率（LNHDR）相关性分析
为了实证分析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是否存在消费-储蓄的收入支配模式，对LNHCR和LNHDR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LNHCR与LNHDR的相关系数为-0.745633，可以判定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储蓄的居民收入支配模式确实存在。居民储蓄率提高说明居民消费率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下降则说明居民消费率升高了。
（二）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实证检验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LNIFR、LNHDR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虚假回归等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再进行VAR建模及后续相关的检验和分析。本文选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检验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序列LNIFR、LNHDR的ADF值均小于相应的5%临界值，即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间接融资规模（LNIFR）、居民储蓄率（LNHDR）都是平稳序列。
2.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经检验LNIFR与LNHDR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下面来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判定VAR模型平稳性。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3，即建立VAR（3）模型。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平稳性判定。通过AR根的判断，被估计的VAR（3）模型所有单位根都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可以判定VAR（3）模型是平稳的。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在已经判定VAR（3）模型是稳定的前提下，就可以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表明了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冲击效应。 LNIFR在受到LNHDR一个标准差变化的单位正向冲击之后，由开始值为零1年内迅速上升，上升到第2期的最大正效应值（0.025）之后又迅速下降，并在第3期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大负效应值（-0.01）之后逐步上升，在第5期再次上升为正效应，之后小幅变动，但其值始终是大于零的。这说明居民储蓄率（LNHDR）上升，即居民消费率（LNHCR）下降，总体上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率提高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保持相对稳定的正向作用，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累。
图2表明了间接融资规模（LNIFR）对居民储蓄率（LNHDR）的冲击效应。居民储蓄率在受到间接融资规模单位正向冲击之后，前3年由正向效应不断下降并转负，之后持续下降到第5期最大负效应值（-0.032），到第6期保持相对平稳的负值状态，而后开始持续上升，在第9期上升为正值，之后小幅度继续上升。这说明随着金融体系风险积聚，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对居民储蓄率的负面作用较大，但在近期和较长的远期表现出正效应的影响。
方差分解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间接融资规模（LNIFR）标准差从100%-87.4%的绝大部分被自身承载。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影响力第1年为0，之后从第2期到第10期影响力在10.9%-13.1%之间小幅度波动。这表明间接融资规模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期间受到的居民储蓄率影响是稳定的且相对较小的。进一步反映出金融体系风险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较大，居民低消费、高储蓄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表4表明，居民储蓄率（LNHDR）标准差被自身承载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由间接融资规模（LNIFR）承载的比例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受自身影响第1期为82.18%，之后到第3期有微幅上升，随后下降并且到第10期基本稳定在60%以上。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总体不断上升，由期初的17.82%，到第10期为38.01%。这表明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加大，反映了银行体系为了维持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而努力扩大储蓄尤其是积极吸收中长期的定期储蓄，以获得稳定的负债。当然，银行体系的这一行为过程，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也不断集聚着风险，给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带来隐患。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了更进一步发现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LNIFR和LNHDR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格兰杰原因；而间接融资规模（LNIFR）不是居民储蓄率（LNHDR）的格兰杰原因。即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单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下降，能够促使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也就使银行体系积累风险，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同时，在接受LNIFR不是LNHDR的格兰杰原因零假设时，相伴概率为0.1374，这一概率值并不高。其表明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剧，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探究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我国间接融资规模占比很高的重要原因，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大量风险向银行体系积聚，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这些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第二，由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强，消费与储蓄此消彼长，消费-储蓄是居民收入支配主要模式。第三，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一方面居民消费下降、储蓄上升促进了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积聚，在近期和较长远期能使居民储蓄增加、消费下降。第四，从方差分解来看，金融体系风险加大是居民低消费、高储蓄下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银行体系在追求利润加大吸储力度，维持较大间接融资规模聚集较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同时，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第五，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居民消费、居民储蓄与间接融资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消费水平下降、储蓄水平上升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增加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对策建议
基于结论，为了在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鼓励居民消费的同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鼓励居民消费只是从数量上能降低居民的储蓄水平，而未能改变居民收入的消费-储蓄支配模式。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分散居民消费后闲置资金流向，降低对储蓄依赖，一方面能给居民带来较之单一储蓄更高的收益，满足其合理理财需求；另一方面能从源头上降低居民储蓄率，缓解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分积聚的现状，合理配置社会资金，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主要是从股票、债券、信托产品等方面入手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在2006年到2007年股票市场处于持续大涨之时居民储蓄水平就明显下降，资本市场十分活跃，直接融资规模增大显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网络金额的发展，开发出适合众多小额闲余资金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产品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2.加强对银行体系监管并控制金融体系风险。在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里，监管好银行体系就能有效控制金融体系风险。针对本文研究问题，货币当局一方面要严格监管银行体系信贷规模、信贷结构和信贷方向，在长期中控制间接融资在社会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优化融资结构，同时在短期内防止金融体系风险的形成和不断积累；另一方面要合理干预银行吸收储蓄行为，积极引导银行理性吸储，真正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加快社会资金流动，合理配置资金资源，而不是银行采用一切手段大量揽储然后大量放贷，挤占居民消费支出，抑制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并且增加社会间接融资规模，积聚金融风险。
3.提高银行体系自身经营能力并保持金融体系稳定。伴随着金融改革加快，银行业改革势在必行，银行体系今后必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严酷的经营环境。民营银行的进入、高利差的结束、资本市场的发展、居民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等都对银行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挑战。居民消费潜力的逐渐释放，储蓄水平随之降低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冲击。银行体系必须提高自身经营能力，从人员素质、产品创新、业务拓展、贷款管理、服务水平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提高自身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维持银行体系健康状态，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继续发挥银行调节和配置社会资金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9
2.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 1979， 47（2）
3.尹世杰.提高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2（10）
4.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
5.田青，马健，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7）
[关键词]居民储蓄；股票交易额；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28-04
1引言
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居民储蓄不断攀升，近年来一直居于世界首位，而储蓄过高意味着投资或消费的不足，资金的活跃度低，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另外，我国股票市场在2011年年底再次转入低迷期，股票交易额在较低的水平上浮动，几乎停滞不前，股票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这个时期研究居民储蓄与股票交易额的关系极为必要，将有助于透视居民储蓄、股票市场间相互影响的周期与程度，引导居民储蓄向股票市场投资合理转化，从而降低居民储蓄，推动股票市场进一步发展，使二者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国内曾有学者对我国居民储蓄与股票交易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陈玉珍等（2005）认为，股票交易额影响着我国居民储蓄的变动，但居民储蓄的增长并没有引起股票交易额的增长。吴平凡（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股市交易的活跃程度和股指涨跌影响着投资者以及潜在投资者的储蓄行为，用来分流储蓄的股市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住居民储蓄。康萌萌（2009）认为股票交易量 80%的增长依靠于经济增长和居民储蓄，而股市自身的发展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只占到 20%左右。李溪（2010）研究发现，长期来看居民储蓄额与股票市场成交额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并且存在协整关系。张春雷（2011）通过实证分析推论出股票需求与储蓄存款同比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袁奥博（2013）研究认为，股票交易与居民储蓄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股票交易与居民储蓄负相关。
目前，国内学者均是对全国股票交易额与居民储蓄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全国范围内股票市场并未充分普及，经济发展不均匀。因此，本文以经济与股市均较为协调的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2现状概述
自2002年，浙江省居民储蓄快速上升，由年初的8823.12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至年末的11242.84亿元，接着以较快速度增长，至2012年年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66679.08亿元。其中，2002—2007年增幅较为平稳，2008年开始加速，2009年增幅最大，比年初将近增加1万亿元，2011年后增幅减缓。据统计，浙江省近年来人均居民储蓄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反映了本省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同时意味着可能存在消费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另外，浙江省股票交易额近年来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在2007年4月从3681.17亿元急速上升至9192.53亿元，接着大幅度向下波动，到2008年10月降至低谷1306.26亿元，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的两年间，一直在6000亿元的水平上下波动，其中在2010年11月与2011年3月两个时间段内骤增，分别高达18397.87亿元与13857.52亿元，然后快速跌落。2011年8月至今，股票交易额在4000亿元的水平上下波动。
近年来，浙江省股票市场的发展得益于经济政策、国际环境等有利条件，股票作为企业融资的来源，居民投资的渠道，对社会经济有多方面的影响。然而，从以上的数据分析中并不能看出居民储蓄与股票交易额的具体关系。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等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3实证研究
3.1数据收集
3.5VAR模型及其检验
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可以用来预测相关联的经济时间序列系统，并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进一步解释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在建立好VAR模型后，应检验被估计的VAR模型是否恰当。VAR模型滞后结构的确定非常重要，在滞后结构中可以确定合理的滞后阶数p，判断模型的稳定性，下面进行AR根的图检验。
若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都落在单位圆内，则该模型是稳定的；若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均大于1，即都在单位圆外，则该模型是不稳定的。若被估计的VAR模型不稳定，那么得到的结果有些是无效的。根据VAR模型，可生成AR根的图，从图1可以看出，所有单位根均落于单位圆内，因而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3.6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分析方法可用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带来的冲击的反应，就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4结论
根据浙江省居民储蓄与股票交易额的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本省的现状与实际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居民储蓄与股票交易额没有长期的稳定关系。股票交易额的波动性极大，其变化多数源于经济政策、国际环境与自身发展等因素，受居民储蓄的影响极小。第二，股票交易额的变化影响着居民储蓄，而居民储蓄的变化并不明显影响股票交易额。当股票交易额大幅度上升时，居民储蓄的增速明显减缓，大量储蓄被转移到股市投资上。第三，股票交易额对居民储蓄的响应时间持续1年左右，在第2个季度到达顶点。当股市行情上扬时，部分居民储蓄转至股市，股票交易额受其影响的周期为1年左右，影响程度在半年后最为显著。第四，居民储蓄对股票交易额的贡献率在30%左右，而股票交易额对居民储蓄无明显贡献。股市行情走好时，股票交易额约有30%的增长量来源于居民储蓄。
居民在拥有资金时更倾向于储蓄，仅把股票市场当做一个投机的场所。当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居民往往把储蓄转向股市；当其处于熊市时，资金再次流回储蓄。因此，完善相关制度，提供有利条件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有助于解决储蓄过高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玉珍，等.我国股票交易额与居民储蓄存款之间的VAR模型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2）.
[2]吴平凡.我国居民储蓄和股票市场的相关性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康萌萌.经济增长、居民储蓄与股票交易量之间的联动效应[J].统计教育，2009（1）.
[4]李溪.我国居民储蓄与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张春雷.关于储蓄存款同比增长率与股票需求关系的思考[J].中国证券期货，2011（11）.
[6]袁奥博，等.股票、债券投资和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储蓄的关系[J].海南金融，2013（3）.
[7]Kofi A.Amoateng，Do Stock and Home Ownership Influence U.S.Personal Savings[J].Managerial Finance，2002（4）.
关键词：居民储蓄，股市投资
一、文献回归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包括生产力、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对这方面最新的研究进展主要在于用面板数据替代以往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全面的考察储蓄投资转化率。鲜有人对居民储蓄转为股市投资进行全面的研究。本文不同之处在于既考虑了宏观层面居民储蓄和股市投资的长期正向关系，弥补了以往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又考虑了微观层面以资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居民储蓄、股市投资的短期负向关系。
其中胥良（1998）主要从定性角度研究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原理、方式以及导致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得出结论部门之间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主导的储蓄投资转化，部门内部在于实物投资相对低下，企业，政府储蓄不足。在此基础上包群、阳小晓、赖明勇（2004）在封闭经济框架下通过储蓄投资恒等式实证检验1978-2002年储蓄投资的转化率，得出我国储蓄投资转化形式单一，转化机制缺乏竞争的结论。国内研究的最新进展是扬子晖、鲁小东、温雪莲（2009）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24个发展中国家，克服了以往只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对国家之间流动性和其他因素的忽视，并且用最新的面板数据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并且与总抚养率、经济增长显著相关。
国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研究，Sunghyun，Henry，Kim（2001）
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周期，包括生产力、财政和贸易条件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结论显示，储蓄投资转化之谜仍然是一个谜。Avik，Chakrabarti（2006）用1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二者关系最后得出储蓄率与投资率长期正相关的结论。Karim Eslamloueyan，Mahbbeh Jafari（2010）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在亚洲资本流动性、开放程度等外生变量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得出与开放程度正相关的结论。Agust A.Erricsson（2011）研究了在日本生产力等外生变量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即使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储蓄投资也是长期正相关的。
二、资产需求理论综述
李成、王焱（2007）从短期研究了居民储蓄和股票市场的关系，资产需求理论认为，当我们决定是否购买某一种资产及其数量时，我们的决策受制于以下因素的影响：（1）财富。财富越多，对任何资产的需求都会越大。（2）预期回报率。当其他条件不变，如果一项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上升，对这项资产的需求就会增加。（3）风险。经济学假定人们都是风险规避者，都厌恶风险。如果一项资产的风险上升或者替代资产的风险下降，对该资产的需求就会下降。（4）流动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具有更好的交易市场，转换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更低。所以，一种资产的流动性越强，需求就会越大。
根据以上理论，买股票要承担的机会成本就是利息+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印花税）+风险损失（买股票资金的风险损失），如果转而储蓄的话，他的机会成本就是红利+风险溢价。就是说股票的机会成本就是它的收益，而储蓄的收益就是买股票的机会成本——二者互为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二者看作两种商品，在短期内财富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替代效应来分析居民在储蓄与股市投资之间所做的决策。为了保持二者之间的均衡状态，必然要满足MR=MC的均衡条件，所以均衡条件为边际收益（边际红利+边际风险溢价）=边际机会成本（边际利息+边际交易成本+边际风险损失）。如果改变行为转而投资股票必须使MR>MC，也即边际收益（边际红利+边际风险溢价）>边际机会成本（边际利息+边际交易成本+边际风险损失）。当条件相反时，居民就会转而储蓄。所以做出改变决策的关键就是构成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内部结构的各因素量上的变化，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构成股票投资收益的两个因素中红利弹性较小而风险溢价的弹性则较大，构成投资股票成本的三个因素中，利息与交易成本的弹性较小，而风险损失的弹性则较大。因为改变居民行为的关键在于MR=MC的改变量，所以最终落脚点在于比较边际风险损失和边际风险溢价的大小，当边际风险溢价大于边际风险损失时，人们会更倾向于转向股市投资（前提是在均衡的条件下，利息、红利、交易费用不变，也就是他们的边际改变量为零）。反之，则储蓄。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另一假说：从短期来看，居民储蓄和股市投资负相关。
三、总结
虽然研究二者关系有很多的维度，但大多从宏观经济恒等式、资产选择理论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居民储蓄与股市投资呈正相关；短期来看，居民储蓄与股市投资呈负相关。（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字：储蓄率；消费预期；社会保障
一、引言
储蓄的理念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无论是在经济落后的以前，还是经济已经取得较快发展的今天，储蓄一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我们配置闲散资金的一种手段，也是我们为预期消费所做的准备。且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居民会更倾向于利用储蓄手段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同时，储蓄率升高会伴生消费率的下降和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在当前经济增长需要继续扩大内需来拉动的形势下，储蓄高增长现象令人担忧。相比于中国，其他国家的居民储蓄率明显较低。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低储蓄率的原因，找出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源所在，从而提出改进建议，这既有利于储蓄率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也有助于改善市场的投资环境。
二、中国与发达国家居民
储蓄率的对比分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前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储蓄率是稳定状态资本存量的关键决定因素，如果储蓄率高，经济的资本存量大，相应的产出水平则高；如果储蓄率低，相应地产出水平则低，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减少储蓄的长期后果是较低的资本存量和较低的国民收入。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显明高于发达国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居民储蓄率均在10%以下，如美国、加拿大等居民储蓄率则一直是在5%左右，而中国居民储蓄率则处于15%以上，并从2005年开始突破20%，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拥有了更多的闲散资金；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居民利用储蓄来配置资金的倾向愈加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储蓄是在为预期消费做准备。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成本在不断增加，但普通居民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变化，这就导致了居民对未来具有危机感，从而选择减少现在的消费来满足将来的消费需求。同时，高回报也意味着高风险。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居民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对风险具有一定的厌恶性。作为发展程度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其发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已经相当成熟，且市场开放程度较高，为居民投资、消费提供了较大便利。这些决定了发达国家居民储蓄意愿不高。
三、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
因素分析
（一）购房的消费预期
如今，居民普遍面临着房价过高的压力。尤其是近几年，房地产行业炙手可热，房价迅速攀升，导致房价收入比过高。因而，对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买房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高昂的房价显然成了影响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对于很多有购房意愿的人来说，高房价，就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房改以及高房价推高居民储蓄是从房屋作为必需品的角度分析的，房价与收入比的快速上升，使得普通居民压低生活水平来增加储蓄，以备买房之需。住房问题原本是居民的基本需求，也是一种根本的保障。然而，现在的房子却成了一种膨胀的投资手段，投资商争相炒房牟利，导致房子的价格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这无疑降低了居民生活的稳定性。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使得居民消费积极性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市场的活跃性。
（二）教育的消费预期
教育支出是居民进行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子女的教育从来都是父母的头等大事，基本上在学业完成前，子女都仍十分依赖父母。而且，近些年，各个高校逐年扩招，这也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家庭要承担子女上大学的费用。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到国外留学。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报告显示，自2008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保持在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其中有九成的留学生出国依靠自费。相比于在国内上大学，出国留学的费用明显要高得多。并且，大多数学生的费用都依靠家里提供，这为居民提供了储蓄的动机。因为用于教育支出的预期费用在家庭中是一笔十分重要且独立于其他支出之外的费用，所以大多家庭会选择利用储蓄的方式保存。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次分配和使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会对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收入路径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预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成熟。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如下表所示，西班牙、瑞典、德国等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均超过了20%；美国，加拿大也基本上处于15%以上。然而，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例小于3%，远低于发达国家。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完善，保障力度有限。同时，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够广，加之保障程度较低，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养老、失业方面的相关保障缺失，使得居民生活缺乏政府层面的保障，导致居民对未来产生很大的忧虑。居民面临的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收入不确定和支出不确定从社会保障提供获得的补偿很少，在无法从社会保障得到这些风险补偿的前提下，储蓄自然会增加。
四、针对居民储蓄现状的建议
（一）衣、食、住、行是稳定老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
合理的房价是确保居民生活质量的要素之一。只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居民才会有减少储蓄、进行其他消费的意愿。针对现在高房价问题：一方面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制定监督机制，对房地产行业经营的规范程度进行监督；另一方面需对土地竞标、施工建造、房价定位等环节进行监督与限制，打击“炒房”行为，从根源上降低投资商成本，从而间接降低房价。另外，在不影响普通居民购房利益的前提下，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投资市场，提高投机门槛，进而抑制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同时，对于低收入且具有买房需求的居民，政府可进行相关补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居民买房的压力。
（二）教育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前提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我国用于教育支出的费用并不高。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首次实现4%。这相对与其他国家，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因而，增加政府教育经费支出，逐渐减免高等院校学生的学费，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加大补助力度，是减少家庭教育支出的关键。教育支出的预期下降了，居民储蓄自然会相应地减少。
（三）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覆盖范围，加大保障力度
根据合理调节居民退休金的水平，特别是针对广大的农民群体，提高对农村老人的补助金额，对农村失去劳动力的家庭，每月提供生活补贴和物资补给，确保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加快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构建，为居民提供较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削弱居民的后顾之忧，是降低居民储蓄率的重要环节所在。
（四）完善市场投资机制，增加投资渠道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凸现出来，如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结构性矛盾较突出、贫富悬殊问题、市场的公平和合理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居民投资的积极性。资本市场的不健全，促使居民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储蓄投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出台法规制度，确保公平、合理的交易模式，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不规范的投资行为，增强居民对投资的信心。同时，应针对各个群体的特征，提供不同的投资渠道，并建立保障机制，进而提高居民投资热情，降低居民储蓄率。
五、结论
储蓄是居民为预防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是用现在的资金来满足未来的消费。与发达国家对比，我国的储蓄率明显偏高，且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所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减少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的关键。另外，我国房价收入比过高，因而要对房价进行有效的调控，保证房价在合理区间波动，从而使房价与居民收入相匹配。同时，应增加教育经费的支出，减少家庭用于教育支出的预期值。总的来说，降低居民消费预期，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居民高储蓄率的情况。
参考文献：
[1]叶茜茜.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8）.
[2]王一.风险与预期：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J].社会，2009（5）.
[3]，胡金炎.社会保障供给不足：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08（3）.
[4]张钟学，王博.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