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化学专业的飞速发展，化工企业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交流、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应用化学专业英语在工作中的作用日显突出。同时，“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要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这一新形势的产生对化学专业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大量具有较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参与国际一体化竞争的创新型、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并对周边东盟区域起到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广西地区自身的地理及历史原因，使得该地区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偏低。因此，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广西地方院校以特定的教学对象为导向，不断改革与完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应用化学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基础薄弱 广西地区属于我国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师资力量和教育水平相对欠缺，该地区学生普遍英语基础相对薄弱。以桂林理工大学为例，高考时英语平均成绩不算高，尤其有部分学生在90分（满分150分）以下，甚至只有30几分。而进入化学专业的，又有很多是其他专业调剂的，情况可能更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已经有过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在大三进行专业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于普通的英语对话还是没办法顺利地进行，很多同学对于一些基础的单词发音都没能掌握。在期末考试时，不及格率也比较高。另外，专业英语教学目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专业英语不像基础英语那样，有国家四、六级统考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很多学校将专业英语课程设置为选修课或考查课，没有将专业英语放在与专业课对等的位置上。其次，学生对应用化学专业英语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部分学生认为以后的工作领域不会用到相关内容，因而对专业英语学习的目的性不明确，学习没有热情，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二）翻转课堂等较新式的教学方式效果不佳 目前各大高校纷纷开始采用较新的教学方式，以改变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模式，提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如翻转课堂等。例如，本人在应用化学专业英语的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分组模式，所有的教学活动都以组为单位进行，如单词听写、课堂报告等。其中，课堂报告是课本之外与应用化学相关的话题，通过学生在组里进行讨论，确定本组的报告主题，然后各自通过查资料和文献，集思广益，得到成稿的报告文件。最后，组里的成员一起讨论如何将报告内容语言表达出来，并互相帮忙纠正发音。因为最后上台报告的人是随机从组里抽一个人，并以这一个人的成绩作为全组人的成绩。预期是通过这样的形式，锻炼学生的团体合作能力、查询资料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拓展课本之外的各方面视野，实现各方面的共同提高，但效果并不尽人意。学生普遍反映课外自己做功课工作量太大，上课时未逐字逐句地翻译讲解，节奏太快，跟不上。评教中提的意见多是希望可以采用词汇教学的方式，集中于课本上，更习惯传统的教学方式。 二、教学对象导向的教学方法 （一）以词汇为节点进行串联的教学方式 针对广西区教学对象的特殊情况，教学方式要因地制宜，盲目跟随现在的趋势反而会适得其反。结合学生的意见及个人上课的一些心得，采用以词汇为各个结点串联起整个教学内容，并扩散辐射开去。例如，在上分析化学滴定的部分，首先将相关的专业词汇都列出，重点进行读、写、听的训练。最基本的单词如titration，buret，indicator等，经过反复强化训练，可以较熟练地掌握。在此基础上，以这些单词为契机，引入课文中相关的句子，再延伸至专业文献中包含该单词的句子，发展到学习科技文献的写作语法，再介绍来源文献的内容，介绍有关学科前沿的内容。在查询文献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会抽出一定的时间专门给学生上文献检索课，这样辐射出去成为一张知识的大网，而结点即是各个专业词汇。 （二）及时评价辅助的课堂教学内容 应用化学专业英语面对应用化学这一大类学科，其内容丰富广泛，涵盖面涉及材料、环境、医药、能源等多个方面。若是不加筛选，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完成教学，并且各个学科的难易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需要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随时调整。桂林理工大学推出的教学质量管理平台，教师可以通过二维码简单的问题，例如“刚刚的问题听明白了没有”，学生扫描后，可以收到学生的即时反馈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对教学的进度和内容进行调整。根据本人的教学经历，通常在讲到生物相关方面的内容时，学生多数反映内容过于陌生，因为他们在之前的选修课程中大部分都没有生物化学这一门课，很多人在高中也并没有生物课的学习，对于一些基础的生物学知识如DNA、酶等都没有相应的概念。针对这一情况，在讲课过程中就要及时进行调整，降低教学目标和要求，从基本的碱基名称、酶的大致作用体系讲起，使学生了解该方面的相关基础即可。而对于一些新兴的领域，如功能特异的新材料、石墨烯、纳米材料等，学生则兴趣较高，可在此处进行深入讲解，对于合成、表征、应用等方面都有涉及，并延伸至目前较为前沿的学术发展情况，使其在理论基础上了解实验方面的内容。为了适应多变的教学内容，对于教材的选择就不能过于单一。如应用化学方面，本人的参考书目包括《QuantitativeChemicalAnalysis》（LiNa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化学专业基础英语》（魏高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应用化学专业英语》（黄忠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化学与化工英语1》（廖世敬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只有自己的储备足够，才能给学生带去丰富有趣的内容。 （三）激励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其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学生现阶段的状态是水平较低，因而普遍没有自信心，不愿意也不敢主动去进行英语交流，而在专业英语方面情况就更严重，因为大学英语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早读，还有学校的一些英语角的活动让他们有一些机会进行交流，英语的影视作品也相对较多，专业英语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在夹缝中生存的专业英语通常会被学生忽略掉，他们基本不会去尝试这方面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就是激励学生的主动性，在课堂上抽出一些时间让他们开流，并开启表扬模式。只要能开口，就算只是几个单词也大加赞赏，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实力的，开流没那么难，自信心也会大大提升。其次，在课堂上多给他们讲前沿的、比较有意思的科研现状，如表面超疏水和亲水效应形成的一些自然界奇妙现象，引发他们在该方面的兴趣，主动去阅读相关文献。 （四）灵活但不失严格的考核制度 虽然目前学生的水平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不能因此让他们有可以懈怠、随意的心理，对这门课程的考核要灵活而不失严格。在课程开始之前，就告知学生考核的各个项目，如课堂听写、课堂做报告、口语，以及最终的笔试。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在哪个项目重点得分，一旦选定，就严格执行，不可以随意变动。适当的严格要求也有助于学生在该课程上分配有效的时间和精力，不至于产生轻视或忽略思想。 三、展望 专业英语是各专业课程设置中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如何把控课程内容、规划教学设计，以激发学生兴趣，真正实现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目的，这一问题需要授课教师进行不断的思考与探索。现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到在此过程中，与英语专业的教师进行探讨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专业英语与普通英语是否可以有机结合也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袁亚利 聂瑾芳 李建平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活动需求的增加，使人们对城市公共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建设许多公共艺术作品时，就要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更要敏锐地从城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中探索和挖掘能表现出城市特色的景观要素，并要把它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地域文化作为公共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经过长期总结出的珍贵财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并不能用单纯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借助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能够将现代文化意义与现代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是用来表现公共空间民主、沟通、分享的一种态度与理想［1］。城市公共艺术思想方式的社会价值不光在于它是一种和中表现方式的形态，现实中城市公共艺术可以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城市建筑物、书画作品、海报、园林景观作品、喷泉、公共设施等等。公共艺术是强调建设过程的全社会参与，是倡导由社会大众与代表共同参与商讨和民主决策，公共空间中融入包涵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百姓的关注。地域文化的定义是指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悠久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形成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点。古语中“百里不通风，千里不同俗”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地域文化的范畴，可以是某地的习俗，可以是某地的历史，也可以是某地的文化背景等等。国家在不断的发展，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它是一种富有鲜明文化色彩的遗产，与国外文化一道，共同促进文化的发展。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着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现如今的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千年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遗存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地域文化越浓厚。公共艺术设计是对空间场所的重新塑造，是对环境的重新理解，这种被创造出的新的空间造型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精神，顺应着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是否实用，关系到设计的成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用;而设计的审美价值关系到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启发人的内心。地域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向，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同时公共艺术设计是对地域文化具象的阐述，这种新的公共造型艺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然而，公共艺术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传播方面，其也具有大众艺术的特性，让当地传统文化加入信息时代的行列，例如将城市雕塑作为传播体，继承与发扬其地域文化的特性。 二、地域文化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城市雕塑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性强而又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来点缀现代城市，可以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它慢慢的提升了现代城市的品味。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体现的一部分，正一步一步的渗透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关注。城市必须要有优秀的雕塑来展现其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韵味。城市雕塑艺术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审美冲击，也让人们享受到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无形的对周边环境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审美鉴赏的能力。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中是可以凸显其城市形象，可以作为游客的旅行景点，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文化的标签和象征，又可以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总结。雕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从古至今的对审美和艺术的向往之情。城市雕塑乃至任何城市中的建筑，都强有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雕塑承载了人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本质。民族的历史被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外形与意境当中，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雕塑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而让人类文明可以经久不衰的发展。城市雕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其可持久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大致有四个种类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第一种雕塑是领导人和艺术家的肖像类城市雕塑;第二种雕塑是现实主义特色的。像见义勇为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2］;第三种雕塑是缅怀烈士的，它们表达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之情;第四种雕塑采用抽象的形式，这类型的抽象雕塑往往代表了人们想要纪念的场景和事情。安徽合肥的城市雕塑起步较早，初步统计，目前合肥共有城市雕塑百余座，这些雕塑不仅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充分体现了徽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有:步行街系列雕塑、九狮雕塑、环城公园动物系列雕塑、和平广场系列雕塑，及逍遥津公园内张辽像等［4］。这些雕塑作品不仅提升了合肥城市形象，也装点和美化了合肥的城市环境，既满足了合肥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又丰富了合肥的城市景观特色。城市公共艺术不论宽窄大小，都应当具有明确的主题，这样，整个城市景观才统一完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特色的吸引力。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应力图突出展示城市地域形象，这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注意把周围的建筑与街道景观融合在一起，尊重设计空间，寻求景观空间与建筑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这样，城市公共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进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着手，适应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重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提炼、浓缩历史文化的内涵。城市公共艺术大都建设在繁华街道、大型公园、小区中心，这些地方是城市重要的交往空间，是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心，凸显出城市的精神面貌。它能展示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位于合肥城南的天鹅湖畔公园，其规划设计了大量非常具有生活文化气息的场景雕塑。整幅雕塑作品以徽派设计元素表现自然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写实的风格表现，在建造技术，造型设计等方面体现了一流水准，使得整个公园富有生活化的韵味。从而让整个雕塑不再冰冷，注入新的生命和情感。合肥和平广场系列雕塑也被称为徽派文化应用的典范。和平广场是合肥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广场位于明光路、大通路、和平路、全椒路之间，占地83亩。今天的和平广场，明显是合肥的标志性景点，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会是合肥环境、城市风景，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一座成功的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点，也将成为传承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公共环境设施也是一类重要的要素，它包括电话亭、垃圾桶、公共座椅、街道装饰照明、道路指示牌、广告牌等设施。公共设施是城市艺术构成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现城市历史和文化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城市街道设施是城市功能完善、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公共设施的设计和陈设风格应与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特色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结合当地的地方性材料、气候条件等要素综合设计。同时更要考虑到使用人群的需要，对所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分解、重构、组合、变形，将其融入设计当中。 三、城市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它们却有着丰富而紧密的关系［1］。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功能的和实用的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缺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就缺乏特色。地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精神、反映城市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是从形式上通过塑造具体的造型大小、颜色和肌理等表达出的景观外在特性，而从内容上则结合具体场所、环境通过组织空间结构和必要的符号化的造型来表现城市景观的内在含义。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如何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反映城市特性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伴随社会的进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风向标。当人们走进城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也不是葱葱的绿地，真正给人们留下印象的是优美的景点，美丽的公园，广场，雕塑等标志性建筑，让来的人们可以领略地域文化的洗礼，所以，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雕塑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名片，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这个城市的魅力。公共艺术作为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和艺术形式，还没有太多的准确的结论。公共艺术本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概念，引入之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也曾感到迷茫过，不知道要怎么把这种艺术相识和中国自己的公众产生共鸣［5］。伴随社会不断地进步，大家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不但要符合文化特点，还要适合人们的生活要求，还要扩大生活圈。中庸之道，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共艺术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展。所以，一定要达成未来梦想的生活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发展公共艺术，提高人类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免常常追思记忆里的那片净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因此，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就是要扎根本土，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挖掘地域文化，提炼出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构造出适合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归宿。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持探索，设计出有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科技和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创意萌生，让我国的城市建设不只具有科技性，更加有自身的本土文化风味，让国人自豪，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城市公共艺术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消失，真正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本身的价值观给予肯定，是对生活方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设计，才真正富有内涵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健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36． ［2］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M］．长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鲍诗度．城市公共艺术景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1． ［4］丁毅．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域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47． ［5］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作者:朱大发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治理最大化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当今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或政府，加上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个实体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实现社会或国家的综合治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发展是相互有条件的，两者都不可或缺。2013年，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四个全面”整体战略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国家治理作用。如果使用得当，必将促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审计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为实现其社会发展目标相互协调的过程就是国家治理，这个目标包括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实现社会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让国家有法可依、依法而治，让国家的发展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具体个人或是党派的影响，由此动摇国家根基，变成国家风险。因此，既要赋予国家能力，同时又要让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建立一个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合法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提高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国家和执政党的执政水平。逐步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好合作，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国效益。最终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充分理解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为改革和完善国家体制提供了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原有的制度框架和特征必须构成当今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当初中国从革命而来，因革命而生，但是如今的发展需要我们创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发展。影响国家治理的有三个重要因素：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我国擅长政府能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方面较为不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不足努力改善。因此，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最终与民主和法治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国家治理状况依然偏向于政府主导型，而人们和社会团体等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现代化进程有待加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的意义 目前，世界审计制度模式一般分为立法审计模式，司法审计模式和独立审计模式。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基础。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审计制度截然不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以服务政府决策为核心，审计的对象较为宽泛。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成立较晚，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够成熟，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参与和干涉。审计对象主要是公有制经济，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特征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国家审计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或主要地位，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二是我国国家审计的内容偏向于合规性检查。虽然相较于简单的真实性审计来说有所发展，但是，与较为发达的绩效审计阶段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起审计署的五年规划中就提出发展绩效审计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些地方审计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绩效审计，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项目比例仍然很低。中国审计的对象不仅是部门或单位，而且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的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和评估领导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处理的责任，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平衡整体发展。 二、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是由国家治理的需要产生的。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治权力的所有权与实际使用权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作为第三方介入，以其相对独立性、审计技术和方法的专业性、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等，使国家审计成为政府问责机制中最具有工具性的监督机制，也是国家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国家审计更多是作为人民对于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呼声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工具来制约监督政府、管理者，而对于问责制，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表现。国家审计能够以较为独立的方式制约和平衡权力，以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并为国家治理层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用以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国家治理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和目标 国家审计从最初的查处弊端纠正错误到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与安全，再到反腐败的一把利刃、深化改革的有力臂膀，经过了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作为“免疫系统”，国家审计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宏观环境中发挥作用。它必须服从国家治理的大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和体现。因此，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家审计也应当紧跟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化，不断跟进调整工作内容，扩展监督范围，进而完善国家审计职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1.有利于监督和控制权力的使用，促进民主和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管理和服务，必定限制一些人过于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国家审计从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角度而言，由于其特有的独立性，能够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提供多层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审计证据，它是功率限制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国家审计监督机制，管理层依法监督和推进各国工作，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促进政策的实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是主要领导者，拥有领导权和决策权。施行国家审计，利用国家审计的结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问题进行分析及决策，对社会公务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措施，鼓励国家及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出台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社会经济有效运行。3.有利于加强反腐倡廉，降低治理风险。作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国家审计能够强化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监督，能够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持续运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自从总书记主席任职以来，一直强调腐败问题是关乎国家兴亡与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审计机关充分发挥其揭示功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整治力度，揭露重大乱纪行为，调查处理重大违法案件，全面覆盖审计方法，惩治腐败，降低国家治理风险。4.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根本利益。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基础，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的互动和相互融合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作为一个内生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审计必然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关键部门相联系。这也决定了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审计制度体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是反腐倡廉的基本需求，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5.有利于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建设。改革是国家治理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才能保持经济的有序运作。国家经济和社会处于健康稳定状态，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审计机关围绕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建立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有利于维护民生，提高政府信誉。政府的信誉是对公众政府绩效的总体评价，反映了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这对国际治理至关重要。如果一国政府公信力低下甚至没有公信力，民众不会愿意配合政府行动，政府出台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的参与可以加强对相关政府部门和领导的公共受托人责任的实施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以及对政府相关财政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众公示审计结果，使社会公众，也就是国家权力真正的拥有者能够对政府行为有所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审计非常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信誉的提高，人民愿意与政府合作，提高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的落实，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达到善治的终极目标。7.有利于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的最初目标只是对政府部门和其他行政单位的财务和财务余额进行合规审查，即财务收入和支出审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由此，国家审计逐渐发展为对受托责任人的经济效益性进行审查的功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绩效审计和责任人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果。从宏观角度看，加强审计监督有助于政府及其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日渐低下，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很多领导干部并不重视环境的保护，有些高污染企业因为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为了通过政绩考核甚至暗地采取保护主义。通过对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的审计，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就能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促进绿色发展，切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三、研究结论 总之，中国目前的治理状况仍然不理想，需要国家和人民的合作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审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制约权力运用、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加强反腐倡廉、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深化改革、维护民生、提高工作效率，最终实现国家的新时代新面貌。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的体制建设仍然有待加强，但是，国家审计将在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上持续迈进，将与国家治理取得共同进步，最终完善国家审计体系建设，实现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迈步走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王家新,裵育,郑石桥,和秀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15. [5]陈骏,昊青川.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审计治理功能[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22-27. [6]张可新.政府审计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性思考[J].中国审计,2009,(8):42-44. [7]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J].审计研究,2008,(5):229-32 [8]李厚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职能定位分析[J].审计研究简报,2011,(10):17-19. [9]戚振东,尹平.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一个理论框架[J].学海,2015,(6):107-112. [10]毛雨培.浅谈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J].经营管理者,2017,(30):27. [11]孙婷.政府审计治理功能研究[D]. 作者:田润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间决不是被某种特殊的社会交往和物质所定义并相互隔离；共同体的发展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共同体的整体性发展。同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面临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单独的主体不能引发创新，独立主体的机械聚集也不能够必然导致创新，而是需要有机地聚合，也就是必须培育内部主体禀赋的多样性、提升内部主体认知的复杂性、增强内部主体协同的有效性、保持共同体的开放性，从而充分发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的系统性价值。将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理念，将创新创业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面临国家间竞争和国家内部不同主体间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做出的必然选择。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是国家发展战略推进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基础。然而，面临现代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双重挑战，单独的主体不能引发创新，独立主体的机械聚集也不能够必然导致创新，而是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协作，有机地聚合、聚焦、聚变，也就是必须培育并充分尊重内部主体禀赋的多样性、提升内部主体认知的复杂性、增强内部主体协同的有效性、保持共同体的开放性，从而充分发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的系统性价值。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的系统性价值 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揭示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个人的生存发展是历史逻辑的必然，伴随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个人与其所置身的社会关系结成规模性、复杂性、互依性、开放性程度不断提升的有机共同体。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共同体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组织化生存为切入点，透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实际，系统阐述人与人、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中介方式和终极方式，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内在发展规律的思想。“‘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交往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性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即能够促进个体发展和共同体整体利益的个人自由意志支配的自主活动，参与、嵌入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再到‘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转变。”［１］人的发展在经历“人的群体本位”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独立性”阶段之后，彼此都作为对方实现个人以及共同体发展目标的条件，共同体内部成员是独立的存在，但相互间一定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被某种特殊的社会交往和物质所定义并隔离起来的。今天的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人的这一发展要求，克服个个封闭孤立的实体性，建立个人和他者之间有效的对话与合作媒介，从而形成适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理性”，既承认独立自由个性又与他者拥有共同感受、共同责任、共同信念、共同价值。中国持续４０年的高速发展已积累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社会交往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同时面临来自外部和自身发展的双重挑战，如何突破发展的多维困境、如何保持发展的比较优势、如何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如何强化国家核心竞争力、如何更好地履行大国责任？凡此种种的现实问题归根结底都需要回归到“人”这一原点，需要培养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并通过他们以更恰当有效的合作方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来解决。构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恰恰是对上述问题的根本性回应。传统的以高校为核心的相对孤立的知识共同体已不能适应社会对人的需求以及人本身的发展需求。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生存竞争的双向压力，迫切要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巨大变革。多元化、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必须不断完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内涵建设必须不断加强。面对新形势，高校必然选择依托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参与的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发挥协同效应，通过共同体的系统性价值完成自身蜕变，以更好地担当传承文明、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的使命，成就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实现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面临外部社会日益 增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始终面临来自于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而言的。人的意识一旦进入行为层面便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受控于环境或者说其所处的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极有可能遭遇失败甚至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风险。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已经可以使任何一个人的意识具有表达和呈现的自由，但同时也必将受到相互之间的影响，自我意识同时也是集体意识，社会关系内涵着复杂性，亦即随机因素、偶然性、主动性、意外事件、创造、破坏和变迁。因此，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尊重复杂性前提的策略：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但坚信在现实中存在着不可见的确定性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可能性［２］。以此为前提，在不确定性中给组织中的个体寻找一个能够不断被赋予发展能力和获取发展资源、发展机会的空间，使之感受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加深个体之间的联系，使之与其所置身的组织乃至组织所置身的共同体一起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让组织具有驾驭不确定性的能力，核心是要关注组织中成员主体的成长，通过塑造和激发个体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力，不断获得新的发现和发明，以拓展认知的边界，持续创造价值，进而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化解困境实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发展及其所属组织乃至由组织构成的有机共同体的系统性发展。凯文·凯利在著作《技术元素》中认为，所有公司都难逃一死，所有城市都近乎不朽。从生态学的视角看，公司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成长逻辑遵循独立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律，而城市则构筑了可以超越自身边界动态扩张且内向成长的生命系统。此处所言及的城市，这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结构性的巨大系统，就是因为遵循了自然的规律，从无中生有，到变自生变，内在恪守自我变化的规则，从诞生到历经不同的人类文明时期，在不同群体用暴力和知识不断重构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过程中，通过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技术创新、科学发展，重塑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断唤起人的超越性需求，使人的创造不断作用于其所置身的组织，将影响通过正在消除物理限定和文化隔阂的媒介传递到更巨大的组织系统中去，从而持续加深个体与共同体的互依性，个体将拥有更系统的知识、更完善的能力、更丰富的信息、更自由的意识，组织和共同体所拥有的资源和资源的聚合能力会因内部个体的价值创造而不断提升。 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系统性价值的外化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制度基础、社会交往基础、社会产业基础日益完善，有利于充分发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的系统性价值。科教兴国战略是创新创业发展战略有效推进的基础性保障，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国家不断增加保障科教兴国战略顺利实施的制度供给，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社会化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整合创新的底层力量、巩固强化创新的核心力量，以科技进步推动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的全面社会创新。从改革开放之初陆续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并于２００２年颁布施行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３］。自２０１４年国家持续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不断完善鼓励科技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更广泛持久地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科技水平快速提高；科技进步引发了社会主体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使人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科技实现自由联合。从１０万年前人类发明语言用以交流合作，到５０００年前发明文字，到古罗马时期莎草纸的发明、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再到电报、电话、互联网的逐一诞生，社交早已超越了原始共同体中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社会主体可以通过社交方式的创新不断超越自身生物维度的规定性而去探索无尽的自我。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摆脱生理和物理的限定而实现自由的发展与联合，结成独立且依存的真正的共同体。历经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明显提升，产业基础日益坚实。制造业在众多维度上都领跑全球，强大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不仅体现在产量和成本方面，诸多工业品类的产品品质也领先世界，工业品类覆盖面广，产业纵向整合度高、横向分布日益集群化，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升级在加速进行。《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６）ＮＯ．６》指出，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比重达到１１．７５％，中国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７％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低端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达２７．９８％，高端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１５．７５％，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全球占比超过１／３，居世界首位。中国的企业家的群体在４０年的市场实践中，已经积蓄了丰富的经验和雄厚资本。日益成熟和壮大的企业家群体，是高校创新创业共同体所必需的基础要素。企业家这个特殊的群体，是将天赋、创意、知识、市场、资本、制度等多元社会禀赋聚合、聚焦并引发聚变的关键枢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练与锻造，这个越来越具有创新意识、契约精神、协作能力的群体势必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中有所担当、有所作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在客观上重塑了中国社会人们的观念、行为和交往模式，引发了人力资源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巨大变革。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化的影响就在于“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３］，“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４］个体的个性和能力日益全面的发展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社会的进步是在个体能力不断复杂化、完善化以及个体所结成的系统性程度不断增强的社会关系互动中实现的。基于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和复杂性系统理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以创新发展理念驱动教育变革、大众创业，从人的意识和行为层面提升个体的创造力和个体间的互依性，在此基础上增加社会的生产性投入，包括繁荣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经济活动、创造知识创新技术、增加资本的积累，这既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共识，也是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国家持续提升竞争力的共同策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系统性价值的实现关键在于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等主体能够确立跨越文化壁垒的信任、共同恪守的价值标准和社会契约，能够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建设新的价值关系和价值网络，使主体性价值目标与共识性价值目标相互依存，在共同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增进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组织、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１］聂锦芳．“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之辨———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与论证［Ｊ］．哲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３—１０． ［２］［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Ｍ］．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３．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ＥＢ／ＯＬ］．中国网，２００２０７０４．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作者:郭宇 牛慧 朱学荣 单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陶艺教学的改革篇1 一、四坝文化的简介 安志敏先生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出土的大量特色陶器命名为四坝文化。之后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在玉门火烧沟、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等地出土了千余件陶器文物，它以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彩绘图案，继承又区别于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特点，形成别具一格的四坝文化。代表四坝文化的陶器多以罐、壶器型为主，着彩方面多使用黑色、红色等艳丽浓重的色彩，纹饰方面既有代表形状的三角纹、折线纹等，也有动物纹饰。四坝文化的陶器是我国陶艺文化发展史上的特色代表，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大量使用陶器，体现了独特的区域特色，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开发幼儿园陶艺课程的意义 陶艺课程是将平面绘画、立体雕刻等艺术，通过泥土塑性或火温定型的方式制成并展示陶瓷工艺的一门课程。四坝文化应用于幼儿园陶艺课程开发上，让幼儿通过手工制作，了解四坝文化陶器独特的线条美和色彩美，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有深远意义。 （一）丰富文化底蕴，提高动手能力 3~6岁的幼儿智力开发主要通过其动手实践，陶艺课程就是充分调动幼儿动手实践能力的课程。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运用高超的技艺制作出精湛的陶器，将历史文化蕴藏其中，彰显出传统文化精神。陶艺课上，一方面，幼儿通过观察、模仿陶艺品，了解陶艺美和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认同陶艺制品，对传统文化产生自豪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幼儿在观察、模仿中发挥联想、想象将平面绘画制成具体陶器作品的过程，是其开拓思维和迸发创造力的过程。 （二）塑造健全的内心世界 泥土以其自然健康的特性和光滑的质感深受小朋友的喜欢。幼儿园的小朋友内心非常单纯，将水与土混合在一起就能吸引其注意力，在玩泥土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乐此不疲。泥土的可塑性非常强，幼儿可以揉出小面团的形状、捏出可爱的小动物、搓成小面条的造型，或直接利用工具，制作盘子、杯子、水壶等。泥塑的形象就是幼儿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内心世界。 （三）促进手脑协调发展 幼儿园阶段是小朋友智力开发的重要阶段，通过动脑思考、动手操作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发现、了解和创造美。陶艺活动中，幼儿不仅要观察模仿的陶艺作品的形状、颜色，还要在脑海里形成整体架构，从哪一部分着手，捏个大的还是小的，颜色如何选择和搭配，所以陶艺创作的过程是调动幼儿身体和头脑共同运用、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协调发展的活动，有利于幼儿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四坝文化在幼儿园陶艺课程开发中的应用 （一）利用环境资源，形成浓厚的陶艺氛围 幼儿园要充分利用宣传栏的窗口作用，让陶艺不仅出现在课堂上，还融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幼儿在陶艺课上的照片，或穿着陶艺服，或认真听讲，或沉迷于制作，或专注于烧制，将幼儿学习和接触陶艺的各个环节都展示出来，用他们的笑容、专心、兴趣去感染更多的小朋友。陶艺展示台通过展示幼儿优秀陶艺作品成为幼儿园创造良好氛围的重要方式。可以选择操场一角构建陶艺文化角，陈列出教师专门为突出四坝文化彩陶艺术而烧制的彩陶罐以及幼儿制作的彩陶罐、盘子等，在每个作品前都写上对应的幼儿姓名、年级和作品名称。陶艺教学不仅在课堂上，还可以利用学校环境资源充分展示和宣扬陶艺文化，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念。 （二）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素质教育背景下要求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和个性化发展。在幼儿园陶艺课上，不要简单地给出模仿事物让学生自行探索和学习，而是和幼儿一起动手操作，先把泥捏成团，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爱好捏成不同的形状，调动学生的潜在兴趣，在陶艺课上享受自由创作。以四坝文化彩陶为主题开展课程，让幼儿认识四坝文化，了解彩陶艺术。在展开教学前，通过微课要学生展示四坝彩陶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研究探索该时期彩陶的器物造型、纹饰发展和色彩搭配，总结四坝文化彩陶的特点。利用微课和作品展示，让幼儿更深层次地了解陶艺特色。 （三）开展亲子活动，加强家园交流 幼儿的教育需要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教育和悉心引导，同样也离不开家庭对学生兴趣的支持和对学校对教学内容的参与、认同，将幼儿的教育空间从学校拓展到家庭生活，发挥家园共育模式的重要性。让亲子陶艺活动走进课堂，是幼儿园开展陶艺课程的重要创新。每学期进行1~2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学陶艺”的亲子活动，孩子跟着家长玩泥巴，家长做孩子的小助手，一起完成陶艺作品。 （四）多样化教学，促进全面发展 陶艺课程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幼儿自主动手提供了更多创造空间，但是也要结合该阶段幼儿注意力容易分散和思维认知不成熟等情况，适当引导，多样教学，更好地提高学生陶艺兴趣和技能。一是根据课堂内容和教学阶段，对所有学生或个别学生进行技术指导，给予动作和制作过程示范。二是先让学生自主创作，天马行空，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再适当引导，开拓思维。教学活动的开展主要以学生兴趣为引导，适当地示范和指导，让学生在了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大开脑洞，自主创作。 四、结语 陶艺课程的特色性和全面性使幼儿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观察图片、作品，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动手打造具有创造性的陶艺作品，同时感受和发现艺术之美和科技之美。为了充分发挥陶艺教育的作用，利用地方资源，将优秀的四坝文化引入课程研发需要在实践教学中进一步挖掘、探讨。 作者:邓婕 单位: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清泉幼儿园 高校陶艺教学的改革篇2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我园从2018年开始对陶艺活动课程和教学进行探索与研究，创建“陶泥馆”发展我园特色园本课程，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经验，从大自然和生活中获取可利用材料、主题来制定陶艺特色课程，体验陶艺作品制作的过程，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审美水平、想象与创造力，促进幼儿综合性的发展。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我们陶艺区的课程实践探究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 一、深入学习陶艺文化内涵，明确课程研究方向和组织形式 (一)阅读学习与向大师学艺交流 在2018年08月笔者参加泉州市举办“美育·陶艺”指导教师培训及研讨，前往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福建德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学习与交流。在2019年专门请专业陶艺老师对我校教师进行技术学习，通过专业的培训和专家的引导，深入了解陶瓷的文化，知道制作陶艺的基本方法。在学习林燕著作《亲近自然，玩沙、玩水、玩泥巴》(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书中“陶之彩·蕴慧焕美”关于陶泥的章节，为我们陶泥中泥塑课程框架发展提供方向。 (二)陶艺课程组织形式 《亲近自然，玩沙、玩水、玩泥巴》书中提倡:“玩是幼儿的天性，让幼儿会玩会学，比学会更重要。”的理念以及《指南》中指出:“自主性能使幼儿巨大的潜能得到自由释放和充分开发，调动全部智慧，在自主的状态下主动建构知识和经验。”再者，陶泥活动本身具有很强的“多样性”“独特性”“创造性”，在陶泥艺术学习中提倡主要以馆区自主学习为主，创设游戏情境，以游戏为切入口，例如:《生日派对》幼儿可以围绕游戏主题情境制作生日蛋糕、饼干、水果、礼物等物品的创作而后进行游戏扮演。馆区自主学习形式能避免了集中教学很强的目的性、单一性和统一性，教师不进行过多的示范和讲解，多关注幼儿生成的活动，鼓励和支持幼儿进行“玩中学”“学中玩”，激发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促进幼儿的发展。 二、初步实践研究课程框架，促进陶泥艺术的学习与发展 陈鹤琴说过“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我们通过定期召开陶艺课程的研讨，一方面，我们从季节主题、动物主题、乡土文化以及幼儿兴趣从大自然、生活中去挖掘与陶泥相关的材料，预设陶泥艺术课程。例如:秋天到了，幼儿园的树叶掉落了，我们组织幼儿开展《树叶盘》的活动课;在闽南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开展《砖瓦房》在主题创作中，为幼儿提供了生活中常见低结构材料，如:树枝、小石头、稻草、沙子、贝壳、珍珠等生物，支持幼儿创意想象制作。另一方面，通过实践，陶艺课程我们分为四大类别，泥塑、拉胚、彩绘，注浆印模，让幼儿感受泥的特性，游戏陶泥，走进陶艺。具体如下: (一)泥塑中“趣味拓印” 小班《主题拓印》，我们为小班幼儿提供多主题的物品和材料，如水果主题、动物主题生活物品等让幼儿拓印丰富多彩的图案，既丰富了小班幼儿对各种物体感知，也体验到泥拓印的独特美和有趣;中班《树叶碗》，让幼儿走进自然，贴近生活经验，利用生活自然物———树叶，不同形状拓印出不同的树叶碗，幼儿在揭开叶子的那一刻，树叶的造型、叶脉都清晰可见，幼儿是非常兴奋和喜悦的，让幼儿充分体验树叶拓印的乐趣，体验成功的喜悦。大班《瓦缸》，让大班幼儿追寻传统瓦缸文化记忆，联系现实生活的陶缸陶罐，利用肌理印画磨具、辅助材料及挖掘生活中能够进行拓印的物品并且进行创意想象;泥塑中除了有“趣味拓印”，还有“泥条盘筑”“泥片雕刻”“手捏塑型”以及泥塑特殊材料“挤泥器”的创意运用等。 (二)拉胚 我们在陶艺馆中投放了儿童拉胚机，让中大班的幼儿拉制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如杯子、汤碗、盘子、衣钵、有趣的花瓶等。在拉胚《汤碗》中，幼儿需要用心的感知在转动的陶泥中随着手姿势的轻微变化及力作用点与泥的变化关系，拇指轻轻地将汤碗施加向外的推力，碗口会变大，轻轻抱紧碗口会收紧。在动手动脑中，探究手势、力度与泥的变化。 (三)彩绘 幼儿可以在自己拉胚后泥塑后的作品进行再创作，也可在现成的花瓶、盘子、碗、小茶壶等陶器作品上发挥自己的想象，体验图纸绘画与陶器上作画的不同感受。例如小班在陶器上创意涂鸦，中大班幼儿开展青花瓷画，风景画、创意绘画等。 (四)注浆印模 我们在陶泥馆投放大量陶艺石膏模具，将泥浆注入石膏模具中，静待几分钟幼儿就可以做出精美、造型丰富的陶艺作品。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投放不同难易程度的石膏模具。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喜好进行选择模具。小班可以选择简单、不需组装的模具如《动物》系列，中大班可以选择如《茶与具》系列，注浆成型之后需要一定修胚、组装多个零部件。幼儿陶泥课程我们主要通过四个类别来推动幼儿有主题、有意识、有系统地陶艺游戏。课程研究一方面，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生活经验制定相应的陶艺特色课程。另一方面，也从内容的难易程度、动作发展进程循序渐进开展活动课程，建立初步的陶艺课程框架。 三、初步梳理出陶泥教学有效的指导策略，促进陶泥艺术学习与体验 陈鹤琴先生“活教育”思想指出:我们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尽量利用幼儿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子想事情的教育。对此，如何让幼儿在陶艺活动中“玩中学”，笔者有以下几个建议。 (一)多感官、多形式地充分地感受和探究，促进陶泥艺术的体验 例如在《魅力陶艺》中大量地欣赏各种陶器作品中，利用丰富的图片、动画视频、陶艺作品实物以及聆听陶瓷乐器来调动幼儿多感官，感受陶艺作品的美。在彩绘《青花瓷》中，借助丰富的图片欣赏、实物观察、欣赏青花瓷舞蹈，让幼儿感知青花瓷盘花纹和文化，感受与表达青花瓷独特的韵味。 (二)以问题为导向指导策略，促进陶泥艺术学习与体验 我们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导策略，启发幼儿进行观察、思考与实践。比如在拉胚《杯子》活动中，拇指可以往下开口开多深?为什么杯子漏底了?首先，教师通过问题引导幼儿观察、思考、发现。其次，在拉胚的过程中，幼儿是需要控制手的动作不随陶泥的转动而转动，幼儿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寻找自己身体部位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控制手不随陶泥转动而转动;在擀平泥片时，如何让泥片厚薄较为均匀，应该在什么位置使力，泥太干应在哪个位置加水;在泥塑中，猜猜这个作品是怎么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为什么陶泥作品会裂开;在注浆印模中，引导幼儿观察模具，猜猜看这是什么?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导策略，引导幼儿动手、动脑主动学习，促进幼儿陶泥艺术的学习与体验。 (三)观察，教师善于发现幼儿的需要，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 例如在泥塑《动物盘子》的活动中，笔者发现幼儿做的动物耳朵无法立起来，于是我就及时引导幼儿借助支撑后晾干;在擀泥片时，发现幼儿用力不均，泥片厚薄不一，幼儿花了一定时间，薄的地方越来越薄，厚的地方依旧很厚，于是笔者就及时提问引导幼儿思考:应该再在哪里用力能把厚泥的地方擀薄一些?这样不仅帮助幼儿更好地掌握擀泥片的方法，同时也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创作。 (四)足够的游戏时间和空间 经过多次实践探索，活动操作实践由原来30～40分钟调整为80～120分钟，充足的时间给幼儿平稳的心理状态和创造提供的保障。例如，我们会在陶泥区放置“时间沙漏”，让幼儿对自己活动时间有一个调控的能力。其次，陶艺活动创造不仅局限于室内，空间和天气允许也可以鼓励幼儿到户外进行创作。最后，在活动过程中教师不主观地对幼儿进行评价、建议，当幼儿需要时给予帮助，这样避免教师过度的干预和保护，激发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这也是幼儿陶艺特色课程的核心和最初的目的。 (五)评价 幼儿的每一个看似笨拙、不完美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和情感，我们要善于引导幼儿说一说:我做的是什么?我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我想这样做?我做的这个作品还可以用来做什么?等方面进行表达，为幼儿创造表达的机会和条件，坚持正面教育，积极发现幼儿的闪光点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四、营造陶泥艺术氛围，促进陶泥艺术学习与体验《指南》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创设和利用，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陶泥馆的活动环境要营造艺术的氛围，环境对于成长中的幼儿具有默契、耳濡目染的作用，要创造具有艺术氛围的环境刺激，熏陶幼儿的心灵，加深幼儿对陶泥艺术的喜爱。例如馆区播放陶制乐器的轻音乐，营造陶泥的艺术氛围;在幼儿园各个角落摆放陶艺工艺品;以及利用幼儿认真、专注的活动照片布置一面照片墙和将幼儿泥塑、拉胚、注浆印模的作品进行彩绘、烤制完后呈现在馆区作品展示架，让幼儿体会作品从无到有的快乐和成就感。 综上所述，陶泥活动是能促进幼儿综合性发展的一门艺术课程，从陶泥课程开发、活动组织形式、有效教学指导策略以及环境创设等方面进行探究、完善，初步形成一套从小班到大班的陶泥课程，在接下去的陶泥活动课程和教学的实践探究工作，将继续挖掘幼儿感兴趣、贴近生活经验的活动课程，丰富陶泥课程的内容，让陶泥活动课程和教学逐渐完整化、系统化，并尝试将陶泥课程与美术、音乐、语言等多领域相互渗透，提高幼儿综合素质，促进幼儿全面协调发展。 作者:唐桂珍 单位:建省晋江市池店中心幼儿园 高校陶艺教学的改革篇3 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指出广义的美育不仅仅指艺术教育，它是和智育、德育在同一层次上的三种并列的教育形态，是人格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美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范畴和学科，是由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席勒于1793年在其著作《美育书简》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崛起，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和利益，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忧患和危机，浮华的社会与人性的扭曲冲击着整个社会，在此背景下席勒试图通过美育使人的感情和精神力量达到和谐一致。席勒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首先要使他成为审美的人”。现代美育理论于20世纪初期传入我国以来，美育逐渐与美学学科一起在我国得到了融合式发展。然而大众对美育的认知尚存在局限性，美育并不是单纯指一些音乐、美术的课程，而是指美的理念、情操、品格与素养。高校教育应把美育课程扩展到所有学科，而不是只作为艺术设计学院的专业课程。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缺失，会给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弊端。 中国美育发展历程 蔡元培先生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指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这深刻且完整地论述了美育的内在含义，并终身践行将美育融入课堂教学中，明确指出要通过艺术教育、美感教育和素质教育三个层面进行教育改革。在诸多专家与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1999年6月，美育被正式写入《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2015年9月，第一个美育指导性文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这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美育明确了发展的方向；2019年教育部再次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改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使高校美育工作有据可循、有规可依，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重要保障。美育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对象。 高校美育的现状 《布鲁纳教育文化观》一书中就曾说道：“心灵的构造和实现都是人类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美育的过程是视觉欣赏美的过程，更是建构一种积极向上的审美观的过程。高校将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先行者，并将美育发展成学科教育，专注于培养美育职业人才。但是目前高校在美育的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 高校美育课程设置单一 当前，高校对美育课程重视程度不够，片面地认为将传统的艺术具体学科开足、开全即是美育，将美育简单地理解为音体美学科的综合体。一些学者认为，每年高校举办艺术节、艺术展览和展演就是美育的呈现，甚至可以认为是美育教学的繁荣。这些狭隘的认识，直接导致美育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高校的美育课程局限于艺术理论的学习，而另一部分高校则着重技能的培养，看似教会了学生一技之长，但是美育课程的作用远不止如此。艺术课程虽然是开展美育教学的中心环节，但是要充分论证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需要强调美育所特有的审美世界观培养作用、文化养成作用与综合中介作用，说明美育的特有作用是任何其他教育形式都不可代替的。高等教育需要深化美育课程改革，将美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没有美育的高等教育终究是不完整的教育。 美育尚未被纳入高校通识教育体系 目前高校对美育的认识还停留在，认为美育课程是为专业院校和艺术专业的学生所开设的阶段，与艺术不相关的学科并没有学习的必要。美育一直以来都是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综合大学里，美育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教育。在实用主义的教育时代，任何与科技相关的专业技术都会被人们所推崇，但是高校未意识到科学知识与美育之间的关系。美育的发展并不像科学技术可以一味追求创新，美育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追根溯源，躬身自省。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就曾明确提出：“只有处理好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才能培养创新思维。”由此可见，只有将美育纳入高校通识学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美育对创造力的培养，使美育在物质改造和文化改造中转化为生产力。正如罗恩菲尔德所说：“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在创造过程中变得富有创造力。” 发展以高校陶艺教育为依托的美育 朱光潜曾说：“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从这一角度来看美育，就需要从现有的艺术学科中寻找与美育的契合点来进行有效的探索，大胆地将处于边缘化的高校陶艺作为美育改革的试验学科，具有指导意义。 高校陶艺教学与美育的内在关联性 陶艺是中国传统古老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从历史的发展可知，“陶瓷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与绘画、书法、雕塑以及其他工艺美术有紧密的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高校陶艺教学与美育进行深度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美育是综合教育，是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某种艺术技能，还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态度。陶艺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学生从艺术产生的源头尝试思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从一次次与泥土的碰撞中，体会泥土这种材料在手中不断地变换形状，从而思考如何改变生活。第二，美育与高校陶艺在“知、能、识”三层面相得益彰，高校陶艺教学恰好从技术与艺术两方面入手，不仅教会学生制作日用陶瓷，解决实际生活问题，而且将传统制瓷技艺与现代人文思想相结合，从而使得学生创作出表现当代人理想、个性、情感和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高校陶艺教学与美育目的的同一性高校陶艺教学的过程实质上是实现艺术教育的过程，人类为了满足自己审美需要生产了艺术作品，反过来艺术作品又进一步培养、发展了人类的审美能力。一方面，从美育的角度来看，即人类生产了艺术，艺术又生产了审美来影响更多的人类，这便是人与艺术之间互相创造的辩证统一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日益增长，尤其是对高级审美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当代社会愈发重视美育的教育功能，并着重从国家层面培养专门人才，以提高国民审美，培养生活的艺术家。高校陶艺教学具有形象与情感相统一的特点，人们常说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不同程度地给人以启发教育，高校陶艺教学就是让学生在领略优秀作品的同时，以最直观、最丰富的形式接受审美教育。另一方面，从高校陶艺教学寓教于乐的角度来看，即艺术不同于一般科学知识，而是在与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陶艺教学相较于其他艺术学科而言，无论是教学还是作品创作，其所需要的时间都更为漫长，学生常常需要逐渐被艺术形象征服，这就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陶艺教学的愉悦感并不单纯指娱乐这种感觉，而是在愉悦中融入情感教育，实现对学生心灵的熏陶与浸染。 高校陶艺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美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却仍停留在理论研究的阶段，高校美育的主阵地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艺术课程上，但美育又不完全等同于艺术教育。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文中提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创新的人，而不是培养只会跟在前辈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李政道先生曾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由此可见，美育的实施是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因此必须依赖一定的艺术手段，并135CULTUREINDUSTRY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且必须凭借自然美、艺术美与社会美三种手段。从现有的高校陶艺教学现状来看，教学方式虽已满足以上三者的要求，但因教育观念陈旧，仍停留在陶艺学科教育的初级阶段，这样便无法满足美育在具体实践中的要求。因此，高校陶艺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 高校陶艺教学改革坚持体验式教学法相结合 杜威提出“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大卫·库伯创建体验式学习圈，提出学习是系列经验再体验，学生学习是原有经验的再现，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及思考的过程。高校陶艺教学因其学科特点本身具有可体验性，但是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因此，需要有更为科学和完备的体验式教学理论支撑。第一，在陶艺教学中将模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给学生足够的体验空间。目前高校陶艺教学注重对传统陶艺技术的继承，缺乏作品创作方面创新意识的培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高校陶艺教学还需从课程开发角度入手，坚持“理论上深度探究，创作中亲身实践”的原则，让学生深入研究陶瓷艺术理论，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陶瓷艺术发展背景、风格特征、工艺技法作等进行深入探究，防止浅尝辄止。第二，在学生的创作阶段，教师可根据社会热点问题发掘创作的主题，从创作观念到制作技巧技法上加以有效指导，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总之，教师应把自己的有效指导与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主动体验有机结合起来。 高校陶艺教学改革坚持创作过程与认识过程相统一 高校陶艺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过程，学生的创作过程也有这个特点。学生所创作的作品是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表现出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只有认知而没有感情欲望的作品并不是优秀作品。陶艺教学的心理过程，一方面是感受思考——知识和智慧、能力、技巧发挥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审美行为、品质、道德、世界观体现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坚持将社会热点、责任担当融入日常陶艺教学课题中，比如建党百年之际引导学生学习革命精神、英雄事迹等，让学生的创作有史实依据，从而使其创作的作品更加鲜活生动。今后的高校陶艺教学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将区域特色融入教学改革中，例如将革命老区、民族风情、边疆地区和艺术扶贫等素材纳入教学中，一方面可以解决实际的审美困境，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总之，情与知是陶艺教学的一对孪生兄弟。陶艺教学强调情与知的辩证统一，而美育的过程实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从认识能动的情节到表现宁静的世界，在鼓舞情绪、振奋精神、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情感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 高校陶艺教学改革坚持大中小一体化体系 陶艺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困境，将美育进一步落到实处，但是如果仅着眼于高校阶段，美育应贯穿于教育的各个环节，而不是片段式教育或阶段式教育。“学校美育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让学生在艺术课上增强艺术体验，掌握基本艺术知识、基本艺术技能，还要教会学生专项艺术特长”。因此，高校陶艺教学不应只面向专业学生，而是要面向全体学生，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专业人才，而是让每一位学生享受艺术的熏陶。高校陶艺教学改革与中小学阶段的美育课程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美育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的美育氛围。在线上教育日益完善的今天，高校陶艺教学只有坚持大中小一体化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共享。高校陶艺教学为中小学美育提供优质美育资源，中小学美育为高校陶艺教学提供改革实践基地，将科学研究与辐射带动相结合，使美育均衡发展。以高校陶艺教学改革为起点，最终推动美育日常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有高水平的美育，实现审美跨越。高校应从战略高度方面加强美育实践作为建设高水平教育的重要认识，应教会学生树立“有鉴别地面对与接受”的态度。积极应对正在蓬勃兴起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是现代美育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2]杨德广.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杰罗姆·布鲁纳.布鲁纳教育文化观[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罗恩菲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M].王德育,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 [5]宛小平.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朱光潜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曾繁仁.美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徐玉玲 程红璞 单位:唐山学院

一、转化学习理论的内涵及核心要素 1978年美国教育家杰克·麦基罗（JackMezirow）率先提出转化式学习理论，他认为转化学习是个体通过触发性事件改变其固有观念结构（看法、思维习惯、思想倾向），使个体更具包容性、辨别性、开放性，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变化并进行反思，以产生新的理念和观点并指导实际行动[2]。为达到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化需要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两部分都得到满足。内在条件是变化的根本，主要由个体本身的经验、认知情况和年龄等因素组成，直接影响转化的过程和效果。外在条件指辅助的转化条件，包括教师的引导、开放的学习环境和贴合个体学习诉求的学习内容。当内外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才会发生转化学习。转化学习是继授予式学习（informativelearning）和形成性学习（formativelearning）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学习。授予式学习着重通过知识传输和技能培训培养实用型人才，形成性学习在于通过社会价值观念的学习培养专家型人才，而转化学习强调对于思维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培养领导型的改革者。从意义上来说，转化学习包含了三种根本性的转变：一是从单纯的死记硬背转变为对信息进行搜索、分析、综合后进行决策的过程；二是从学习知识者转变为医疗体系核心成员；三是从全盘皆收的教育模式转变为批判性接受信息并形成为我所用的思维理念[3]。转换学习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麦基罗将转化学习理论总结为10个阶段：1.迷失方向的困境；2.自我反省；3.假设的批判性评价；4.个人的不满和转换过程之间连接的识别；5.对新的角色、人际关系和行动的可行性探索；6.规划一个行动过程；7.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获取知识和技能；8.新角色的临时性尝试；9.在新的角色和人际关系中提升能力和自信；10.在新视角指引下，在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对个体生活状态的再整合[4]。随后，斯蒂芬·布鲁克菲尔德（StephenBrook－field）和黄富顺分别将转化学习理论简化为5个阶段和4个阶段。然而，无论是如何划分转化学习理论模式，其核心要素都围绕着个人经验、批判性反思和理性交谈三部分。个人经验是转化学习的主要媒介，可以源于学习者自身经验，也可以源于教育者的课堂活动。当学习者的个体经验观念结构与新环境所具有的观念结构产生偏差时，会使学习者陷入困境，从而引发其对个人经验进行反思并尝试从其他角度进行思考。批判性反思是学习者对其根深蒂固观念结构的质疑，使学习者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理性交谈是促进转化的手段，有效的对话可以传递信息、态度、情感和个性，帮助学习者通过参与讨论突破固有认知的局限性，实现个体观念的转化[5]。 二、护理学专升本学生的特点及培养目标 首先，二年制护理学专升本学生的平均入学年龄比四年制护理学本科学生大，心智较为成熟，属于成人教育的一部分。其次，专升本护生已系统地学习过护理学知识并经过临床护理实践，较本科生对临床工作、护生角色和护理学知识有更为清晰和具体的认识和理解。再次，有调查显示专升本护生在求知欲和学历提升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学习主动性更强[6]。因此专升本护生与本科护生在培养目标和方式方面应有所区分。护理学专业专科层次以培养护理操作能力为主的实用型人才为主，目的是通过短周期的培养缓解临床护理人才紧缺的现状，因此专科阶段强调护理理论和护理临床技能操作的培训。而本科阶段的培养主要以发展其护理科研、护理教育和护理管理能力为主，需要护生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达到能够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目的[7]。专升本护生的学习不再是一般知识的累计和简单的技能叠加，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反思重塑新的意义观点。这就要求教师在再次教授专升本护生护理知识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如何面对问题收集信息并做出合理性决定这一思考方式，而不仅是单向的对学生解释疾病及其护理程序。 三、转化学习理论在国外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经过四十年的演变和发展，转化学习理论逐渐成为重要的学习理论之一，目前国外对于转化学习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均已相对成熟，其实践应用方式灵活多样且效果可观。鉴于医学领域，特别是护理专业的学科特殊性，国外许多转化学习的实践应用研究都是在护理学专业中所开展的。这些实践研究的研究对象从护理学本科学生一直到护理临床工作者和教育者，研究内容包括教学环节的设计也包括整体专业课程的设置，课程涵盖护理学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临终关怀和各临床实习环节。然而国内对于转化学习研究仍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应用人群更多集中于教师、农民工以及企业员工[8]，针对护理学领域甚至整个医学领域的实践研究目前只涉及免疫学、护理心理学等部分课程中[9，10]，缺乏整体设计。 （一）转化学习理论在护理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 由于专升本护生学制较短，因此在理论课程设置方面主要以内、外、妇、儿等护理学专业课程为主，生理、病理等专业基础课程较少。传统护理学专业课程的授课方式以讲授法为主，同时结合案例分析和以问题为导向（PBL）教学法。学生通过记忆各种疾病的具体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处理原则和护理措施来学习知识。临床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护理学专业教师应该着重培养学生以患者为中心和循证护理的思维模式，这样护生才能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保持不断更新知识的状态，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使患者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转化学习理论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和流程，但在护理学专业课程中许多国外的教育家采取了反思日记、分组讨论、临床案例讨论等途径使学生将其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综合的进行结合。例如在学习“氧气疗法”部分内容时通过上述方式将该部分知识与安全教育、临床决策和健康教育等内容相结合，穿插学生对其实习阶段的案例反思，在反思或讨论的过程中对学生提出“为什么我需要注意这些症状/检查结果？”“当患者及其家属担心xx症状/检查结果时我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等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在分组或案例讨论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思考“根据目前得到的信息我需要做出哪些护理操作”，“为什么我和其他人护理操作的优先顺序不同”，“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等等问题”。[11]通过批判性反思和与他人的理性交谈，学生会意识到自己在知识消化中的不足以及与他人的思维差异，这些反思的结果促使学生进行更深一步的证据查询，因而就达到了自主学习的效果。通过转化理论的应用，学生不在一味的接收课本中的知识，而是通过自己更深一步的思考来理解每一步护理程序的意义，同时保持不断更新知识查阅文献资料的习惯。 （二）转化学习理论在护理学方向课程中的应用 针对社会老龄化的现状，部分院校开设了《老年护理学》课程，临终关怀是该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Chirema等学者运用了转化学习理论的方式进行该部分课程的授课[12]。在正式授课之前，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角色扮演患者及其家属的方式进行临终关怀培训以增强其沟通能力、亲和力和感知力。随后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走访临终患者及其家属，与患者进行交流并记录患者情况、护理操作及学生自身的反思情况。走访完成后，学生以个体对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感悟反思进行陈述汇报。随后师生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通过这种预设情景角色扮演-实地走访-反思日记-个人陈述-小组讨论的系列活动，学生全方位设身处地的收集到了作为临终关怀的患者、家属及护理人员等不同角度的认知和情感变化，从而改变之前对于临终关怀模糊或单一的思考方式，鼓励学生从新的价值观和角度思考问题，实现知识的转化。 四、结束语 长久以来，我国护理学专业的授课方式还是以讲授为主，导致学生自主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差，无法自主消化理解知识。转化学习理论通过结合学生自身经历和评判性思维的养成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也为持续性提升护士岗位胜任力提供了新的培养手段。为更好的应用转化学习理论，教育者首先要从自身进行改变，从教学内容的设计入手进行改变。转化学习理论是以学习者自身为主，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要承担引领者和共同参与者的角色。教学方式从讲授和简单的问答变成灵活多样的问题情景设置、讨论、反思日记等诱导思考的方式。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备课和课程设计之初就进行大量的文献查阅和案例收集，以做好反思诱导工作，为学生提供更加完善的反思环境。同时在课时分布上缩短理论讲授的学时，增加学生课前准备、实地走访、小组讨论的时间。由于转化学习理论强调的是思维模式的培养而非仅仅局限于特定知识的掌握情况，因此针对此类授课方式的课程在考试方式上也应作出相应的变化，考试内容应能凸显出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考察，考试形式也可以不在局限于期末的笔试，而是将反思日记、小组讨论、个人陈述等情况的评价也融入其中，进行形成性评价。转化学习理论中基于学生自身经验的核心要素和重视实地走访、小组讨论的学习方式对学生实习、见习等实践教学环节有较高的要求。伴随目前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院校的实践教学环节被逐渐弱化，质量参差不齐，这也是制约我国转化学习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将对实施转化学习理论，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有非同一般的积极影响。转化学习无法全面替代授予式学习和形成性学习，然而针对专升本护生这一成人为主的学生群体来说是更加适合其自身背景及特点的教学方式。结合学生个人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诱导批判性思维的产生，通过理性交谈丰富思维模式的转化学习理论可以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发挥学生在教学环节中的中心地位，真正培养出长期满足岗位胜任力的临床护理工作者。 参考文献： [1]史伟.批判性思维在转化式学习构建中的作用及意义[J].医学与哲学（A），2016，37（07）：71-73+90. [2]Mezirow，J.， Associates.Learningastransformation:Criticalperspectivesonatheoryinprogress[M].SanFrancisco，CA:Jossey-Bass.2000：35-69. [3]FrenkJ.，ChenL.，BhuttaZ.A.，etal.Healthprofessionalsforanewcentury:Transformingeducationtostrengthenhealthsystemsinanindependentworld[J].Lancet，2010，376（9756）：1923-1958. [4]Morris，A.H.，Faulk，D.R.TransformativeLearninginNursing：AGuideforNurseEducators.NewYork:SpringerPublishingCompany.2012：5. [5]杰克·麦基罗.成人教育实践中的转换性学习[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10. [6]刘素珍，李继平，朱丹.不同层次护生批判性思维意向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现代护理，2005（07）：496-499. [7]赵利梅，谢铃莉，王燕.不同学历层次护生核心能力评价效果的研究进展[J].全科护理，2018，16（30）：3747-3749. [8]冯林林，赵丽萍.近年来我国成人转化学习研究的文献解读——基于中国知网和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统计[J].中国成人教育，2017（21）：8-13. [9]於昊龙.基于案例的转化学习在免疫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与反思[A].中国免疫学会.第十二届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摘要汇编[C].中国免疫学会：中国免疫学会，2017：1. [10]郑一瑾，余桂林，刘静，等.转化学习理论在武汉市某高校护理心理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J].医学与社会，2016，29（10）：98-100. [11]McGonigal，K.Teachingfortransformation:Fromlearningtheorytoteachingstrategies.SpeakingofTeaching，2005，14（2）. [12]Chirema，K.D.Theuseofreflectivejournalsinthepromotionofreflectionandlearninginpost-registrationnursingstudents.NurseEducationToday，2007，27（3）：192-202. 作者:孙亚楠 秦国民 蔡虹 孙书勤 郝玉玲 单位:滨州医学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从战略层面积极推动审计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完善了腐败治理体制机制。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依然繁重艰巨,如何更好地激发审计体制改革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效应,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通过二者协同贯通,充分发挥其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 一、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推进腐败治理的重要意义 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决定了腐败治理必然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国家治理问题[1]。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经济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腐败治理风险,审计与纪检监察作为推进腐败治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效协同对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加快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和推动腐败治理提质增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下,通过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推进二者贯通融合、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审计与纪检监察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逐步解决全面从严治党中出现的各类新问题,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是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是进一步加快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形势对我国腐败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腐败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应对当前反腐形势的必然要求[3]。审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一方面在职能上存在着重叠,另一方面在合作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二者协同对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的形成尤为重要,顺应了新时代腐败治理的实践要求,对进一步加快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极其必要。 (三)是进一步提升腐败治理质效的有效途径 腐败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某个监督部门单打独斗就能够做好的工作,需要各监督力量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协同合作才能达到系统施治的效果。审计与纪检监察在腐败治理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在监督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在监督手段上具有互补性,二者优势互补为协同推进腐败治理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家审计和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机整合反腐败资源,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治理腐败的叠加效应,进而提升腐败治理质效,实现1+1 2的治理效果,因此,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必然成为系统推进腐败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推进腐败治理的可行性 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二者在目标任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交叉与重叠,其有机贯通、相互协调推进腐败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政治基础具有一致性 国家审计职能的执行机关是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部门。审计体制改革后,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审计机关是代表党来实行监督[4]。纪检监察职能的执行机关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二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审计与纪检监察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凝聚腐败治理合力。 (二)目标任务具有趋同性 审计的目标是监督相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效益性[5],最终实现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纪检监察的目标主要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完善促进发展作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拒腐防变能力,加强廉政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有效推动党和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的落实。从工作的目标任务看,二者在促进廉政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得以贯彻落实方面高度契合,最终目标都是保障党和国家各级组织、各级部门恪守权利边界、依法行权,做到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拒绝腐败,这是二者深度融合、贯通协同推进腐败治理的基础。 (三)监督内容具有关联性 审计监督是经济监督,主要对各级政府、国家企事业单位等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经济活动及其效益性进行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是一种政治监督,主要是对全体党员和全体公职人员道德操守、遵纪守法情况和依法依规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虽然二者在监督内容上各有侧重,但经济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二者在监督内容上有着高度关联性。因此,加强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有助于保障监督内容的全面性与完整性,有助于破除监督的壁垒,发现腐败治理的盲区。 (四)监督方式具有互补性 审计有着经济监督的专业优势,可以丰富纪检监察工作方式,提供有价值的问题线索;纪检监察监督方式多、力度大,可以为审计监督提供支撑。从问题的处置力度上看,纪检监察对发现的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犯罪问题,根据不同情形可以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可以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甚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审计在发现问题后,侧重于提出对策建议,缺乏刚性措施对问题予以处理,更缺乏有效举措对责任人员予以追责问责。因此,在问题处置力度上纪检监察可以弥补审计的不足。通过二者协同,可以强化监督力度,充分发挥腐败治理效能。 三、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推进腐败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从目前实践来看,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同还处于初有“形”而“神”不够的阶段[6],二者协同治理腐败面临着协同贯通机制不健全、资源共享不充分、业务融合不深入等问题。 (一)协同机制不健全,保障基础较为薄弱 国家进行审计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相关会议多次强调要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加强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协同。各级地方党委和纪委相继出台关于推进纪检监察与审计协同配合的相关指导意见或实施办法。这些意见或办法对审计与纪检监察在信息沟通、成果共享、措施配合、力量统筹等方面开展协作配合做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为笼统,操作性和执行性不强。面对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配套机制对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予以保障。 (二)资源共享不充分,运作合力有待加强 资源共享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信息资源、人力资源、权力资源共享不充分。在多数地方,审计与纪检监察只实现了“单向传递”,主要是审计机关向纪检监察机关传递部分内容,并且内容十分单一。如信息资源共享方面,主要是审计发现的问题线索共享给纪检监察机关;在人力资源共享方面,审计与纪检监察在人员力量安排上互动支持不多,主要是审计机关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支持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工作;在权利资源共享方面,审计与纪检监察运用各自掌握的权力资源为彼此的工作支持赋能也很少。这些问题或障碍,使得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运作合力大打折扣。 (三)业务融合不深入,叠加效应不够明显 从中央到地方,虽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推进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合作的实施意见或办法,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审计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囿于各自职能职责,长期以来双线并行运转,在协同推进预防、揭露、调查、惩处腐败等方面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业务融合度较低,组织形式上比较松散,协同内容较为单一,协同推进腐败治理的叠加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 四、审计与纪检监察推进腐败治理的协同路径构建 通过对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推进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分析,本文从机制层、资源层、业务层三个层面构建了目标明确、结构清晰的审计与纪检监察推进腐败治理的协同路径。机制层既是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顶层设计,更是推进落实的制度保障;资源层将审计与纪检监察的相关资源有效共享、相互融合,为二者协同提供重要支撑;业务层是二者协同推进腐败治理的主体。三层之间相互关联、层层相扣,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机制层协同 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搭建好组织架构,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才能确保工作顺利推进,有效执行。 1.组织领导机制 从目前的体制来看,纪检监察是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监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从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来看,其主要负责人是纪委书记(同时任监察委主任);审计体制改革后,成立了审计委员会,加强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审计委员会的主任由各级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书记担任。由此可知,纪委书记这个角色既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又是审计委员会的副主任,直接参与领导审计工作,因此,根据现有的体制安排,可以成立由地方各级纪委书记为组长、审计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协同治理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协同治理腐败工作的组织领导,负责综合决策、工作统筹和协同调度。 2.责任分担机制 明确审计与纪检监察在协同治理腐败中的各自职责是推进协同合作的重要支持条件,建立二者在协同治理腐败中的责任分担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在协同治理腐败工作中,要根据具体协同治理腐败的情形,明确主体责任部门和次要责任部门。建立“责任清单”机制,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具体职责任务,确保二者清晰了解各自的治理责任,防止出现交叉或空缺,从而避免出现由于职责不清,而导致相互推诿的情况。 3.沟通协商机制 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是推进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重要基础。要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就审计与纪检监察阶段性的工作情况进行交流,加强日常工作信息、工作动态的分享,便于两部门及时掌握相关情况,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向。要建立专题会商机制,对审计移送的重点问题和线索办理情况,办理过程遇到的困难,二者下一步如何协同开展工作进行专题会商。同时,要确保沟通协商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审计与纪检监察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关键要建立起两个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再逐步形成审计与纪检监察部门之间共同的价值与认同。 4.绩效激励机制 对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成效要进行评估,纳入绩效考核。通过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对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进行阶段性、整体性评估,可以掌握协同治理腐败的成效,发现工作协同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为优化协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在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建立对组织和人员的激励机制,对协同治理腐败工作做出积极贡献的团队和个人,给予积极奖励,同时对参与协同不积极,对协同治理腐败工作不力、不负责的团队和个人,予以问责,从而形成正反两方面的激励机制。 5.组织文化机制 组织文化是影响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协同治理的外部“软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协同治理腐败的行为。好的组织文化可以促进二者协同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而不好的组织文化从根本上制约着二者协同治理活动的实施。合作型组织文化[7],有利于审计与纪检监察机关之间、工作人员之间实现相互信任,毫无保留的就共性问题交换意见、共享信息,促进二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同合作。在合作型组织文化的熏陶渲染下,审计与纪检监察机关之间开展协同的积极性、主动性会有效增强。 (二)资源层协同 资源协同是审计与纪检监察职能互补要素资源整合集成,实现共享,从而产生整体效应和集体效应[8]。审计与纪检监察资源层协同主要是从信息资源、人力资源、权力资源三个方面,为二者在协同治理腐败上提供重要支撑。 1.信息资源协同 信息资源协同主要是指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纪检监察机关可通过审计部门了解掌握重大项目审计情况、党员领导干部在重大政策、重大经济活动中的决策管理等方面情况,使之成为监督执纪的重要依据,提高监督执纪问责的针对性、准确性。审计部门将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这是审计与纪检监察信息资源协同的重要内容。审计部门还应定期将审计报告抄送纪检监察机关,为纪检监察机关分析政治生态,掌握领导干部廉政情况提供参考依据。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掌握的问题线索视情况提供给审计部门,让审计更有方向性、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在协同方式上,可以通过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通过信息资源共享规则,将审计与纪检监察的相关信息及时上传至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双方可以通过平台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 2.人力资源协同 人力资源协同主要是发挥纪检监察和审计机关各自专业人才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审计机关可派出财经知识基础扎实、审计经验丰富的人员参加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执纪审查等工作,发挥其在财经审计方面的专业优势,与纪检监察形成合力,提升监督成效。纪检监察机关与审计机关要加强相互交流,互派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和审计业务骨干,通过讲授案件查处技巧、财务知识等,共同提高业务水平。 3.权力资源协同 根据《审计法》相关规定,审计机关有权对被审计单位开展检查、查询、调查,有权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等。根据《监察法》相关规定,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调查措施,经批准可以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和通缉等调查措施。相比审计机关的权力措施,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力措施更强硬,力度更大。在审计过程中,遇到阻碍,根据《审计法》相关规定,可以请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协助,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具体情形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给予支持;而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执纪执法过程中,遇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可以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通过审计机关运用审计的权力措施查清查透相关经济问题,为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推进工作提供支持。 (三)业务层协同 审计与纪检监察业务层的协同,将从预防腐败、揭露腐败、调查腐败、惩处腐败四个治理环节出发,构建二者在腐败治理业务层协同的具体路径。 1.预防腐败协同 审计与纪检监察在预防腐败协同方面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在于健全制度和强化威慑。二者都能在监督过程中发现被监督单位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制度性缺陷和漏洞,提出有关建立健全被监督单位管理机制的建议,从根本上预防和阻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审计可以为纪检监察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健全制度机制的建议提供支持,因为审计是经济方面的专业监督,对于发现的经济方面的体制机制或制度方面缺陷,能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意见建议;而纪检监察监督在监督被监督单位落实整改建议方面,相较于审计监督,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从而更好地保障整改建议的落实。从威慑的角度来看,预防作用的发挥需要强有力的威慑来支持。审计具有天然的威慑作用,可以介入经济活动的前期,及早发出警报以防患于未然,而审计威慑作用的发挥必须要有严厉的惩戒机制来支持[9]125,但审计自身的惩戒机制并不严厉,只有将相关问题移交纪检监察,通过纪检监察的手段和惩戒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审计的威慑力,从而达到预防腐败的效果。 2.揭露腐败协同 审计监督的揭示功能,主要是通过运用审计专业的技术和方法,发现审计对象的失职失责行为,揭示公共权力被滥用导致的腐败行为[9]122,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得腐败问题线索的重要来源;审计形成的审计报告,为纪检监察机关分析研判被监督单位政治生态,掌握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廉政情况提供重要依据。纪检监察机关在发现和揭露腐败问题上,也有自己独有的渠道,如群众举报、信访举报、媒体曝光、巡视巡察等。纪检监察机关获得这些问题线索后,需要进行初步核实。这些问题线索,很多都涉及经济问题,在初步核实时就需要审计部门给予支持,从专业的角度将被举报人涉及的经济问题核实清楚,从而精准揭露腐败问题,为纪检监察机关采取进一步措施提供支撑。 3.调查腐败协同 在调查腐败问题上,需要审计与纪检监察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进入审查调查环节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特点。而审计在调查经济问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纪检监察在调查政治问题方面具有自身特长,二者能够相互补充,有叠加效应。在重大腐败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就需要审计机关给予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人员支持,确保证据方面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考验,在成立审查调查组时,应将审计的专业力量纳入调查组成员当中。而审计部门在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或者重点部门开展审计调查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阻力或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可以视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排除障碍,确保审计调查的顺利进行。 4.惩处腐败上协同 在惩处腐败方面,审计的力度和影响远不及纪检监察。审计处理主要是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和违反《审计法》的行为给予审计处理或审计处罚,是一种纠正措施,惩处力度也较弱。而纪检监察机关对于腐败问题的惩处,轻则警告,重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审判。因此审计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必须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处置,审计机关给予支持,最终在腐败问题的惩处上,由纪检监察机关根据情形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严重者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因此,在腐败问题的惩处上,既要发挥审计处理和审计处罚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纪检监察在惩处腐败上的震慑作用,让腐败行为得到严查,腐败分子得到严惩,同时审计的威慑力在纪检监察给予腐败分子的严惩之下得到提升。 五、结论 本文在分析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重要意义、可行性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以健全机制、整合资源、业务协同为切入点,从机制层、资源层、业务层三个层面构建了审计与纪检监察推进腐败治理的协同路径。文章指出机制层协同包括组织领导、责任分担、沟通协商、绩效激励、组织文化等五个方面的协同,是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有效保障;资源层协同包括信息资源、人力资源、权力资源三个部分的协同,是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重要支撑;业务层协同包括预防腐败、揭露腐败、调查腐败、惩处腐败四个环节的协同,是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的主体。三个层面的协同相互关联、相互支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推进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腐败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参考文献: [1]魏昌东.腐败治理体系法治化发展的一般原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57(3):92-104,158-159. [2]刘宗洪.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地带”及治理之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24(3):20-28. [3]许桂芳.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1):125-131. [4]李明辉,叶超.国家审计监督权威性及其实现路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5):109-119. [5]王会金.反腐败视角下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30(6):3-10. [6]李亚群.推动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同[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04-28(7). [7]赖先进.论政府跨部门协同治理[M]//国家治理研究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24. [8]魏祥健,游静.大数据下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质量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月刊,2019(10):80-86. [9]刘茜,许成安.国家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东南学术,2018(1):122-128. 作者:徐琴 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审计处

普通心理学论文:案例教学对普通心理学教学的应用 摘要：普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基础课程，在课程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新的课程教学改革中，将案例教学法引入普通心理学的教学中，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通过课前挑选案例，课上开展案例讨论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利用心理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案例教学；普通心理学；学习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通过设计两难情境的案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1]。由于这种方法注重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环节中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已在多个领域、多个学科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案例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作用 1、调动学习的积极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普通心理学既要概括各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心理学最一般的规律，又要为各心理学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是心理学的入门学科，在心理学的课程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许多高校将该课程作为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在大学第一年开设。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将生活中与心理规律密切相关的事件引入课堂中，通过讨论和分析案例，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的心理学基本原理有深刻的理解，又有利于从被动地接受知识摆脱出来，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优势。 2、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 普通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现象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所有心理学分支中最基础的学科。学科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仅仅以单纯地讲授方式给学生灌输心理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心理的加工过程是怎样形成的等内容，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厌学的情绪。适当地在课堂中加入生动活泼的事例，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学生可以从中对心理学产生浓厚学习的兴趣。同时，也避免出现“填鸭式”、“枯坐式”教学的情况。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于学生听多少，知识的理解程度如何，只能在期末的试卷上凭借分数来判断，而且学到的往往都是通过死记硬背而得来的知识。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精心挑选与所学知识相近的案例布置给学生，学生首先要对案例进行内部消化，然后会通过多种途径查阅他们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结合他们理解的心理学原理，找出自己认为合适的答案。正是因为案例教学法的这一特点，所以它能够促使学生不断地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 二、案例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案例教学的基本程序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作为教学案例要引入课堂，通过讨论，激发学生探求事件背后原因的学习兴趣，学会运用相关的技能技巧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1、根据教学目的，准备恰当的案例 在案例教学中，首要的环节就是如何针对教学目的选择恰当的案例。在案例选择时要求教师选择的案例既要有典型性，又要贴近生活。是否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衡量案例选择的标准。例如，在讲解阈下知觉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条经典的广告案例，让学生分析广告的设计者是运用那种心理学现象让消费者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商品信息呈现给消费者。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运用哪些心理学原理才能避免广告信息的入侵。 2、认真组织讨论，调动学习积极性 讨论案例是案例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设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3]，可以采用走下讲台的方法，走进学生融入到学生的讨论中，并适时地激发和鼓励学生积极地思考，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要注意把握好讨论的主题。另外，根据所选的案例内容及班级的人数，讨论的方式可以选择全班一起讨论，也可以划分成小组讨论。 3、及时总结，加深知识理解 案例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案例总结。案例总结要及时，最好是在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得出结论之后进行。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设计的时要留出归纳总结的时间。教师在总结案例的时候要重点强调案例中涉及到的心理学原理，例如，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在总结中要明确指出，商业广告中是利用了阈下知觉的基本规律使消费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出购买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掌握。此外，对学生讨论中不够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要做重点讲解。为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将学生的参与程度及其质量纳入到平时成绩的考核中去。这样，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4]。 三、案例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反思 1、案例的选择要恰当 为了使案例教学例教学的顺利展开，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案例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选择案例时除了需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外，还要考虑到案例要有较强的综合性，教师所选的案例要比一般上课所举的例子，内涵更丰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更为复杂，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能力。在案例的选择时，还要考虑到案例的实践性。最好选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或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通过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学生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例如，在讲到“思维独特性”的时候，给学生看一个法国的洗衣机广告，广告中的模特不是年轻貌美的女模特，而是大胆地选用了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打出的标语是“八十岁老人都能用的洗衣机”，结果广告播出不久洗衣机的销量猛增。这样的案例，更贴近生活，也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2、重视师生的双向交流 案例教学的目的不是教师简单地通过一则案例对学生传授知识，对所学理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案例教学的着眼点不在教师的“教”，而在教师和学生在讨论双向互动中的“学”。案例教学的优势是打破教学中教师讲，学生被动学的教学模式，它是一种教和学的动态过程。在案例教学中，其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参与，它是一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讨论形式[5]。普通心理学中的心理规律有时是抽象难懂的，在讨论时，不仅学生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讨论环节中，教师作为讨论的主导者也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到讨论的案例中。根据讨论的内容和进程，适时地给予引导，这也促使教师在讨论中加深对心理学知识在实践中应用的思考，并根据学生的不同理解随时补充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 作者：潘玲 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实验对心理教学的作用 摘要:利用普通心理学实验，可以帮助学生更快掌握理论知识，挖掘理论背后的深层内涵，同时也可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观察力、操作力等多种能力，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真正掌握心理学的实践作用。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于本文进一步详细探讨普通心理学实验在心理教学中的作用。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实验;作用 普通心理学实验作为心理理论的基础，会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心理规律，从而检验心理教学理论的准确性。因此，在心理教学中，教师需重视普通心理学实验的教学作用。 一、高度激发学生学习心理学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教学尤其要抓住这个要点。恰当的普通心理学实验可以高度激发学生的心理学学习兴趣。而且，利用心理学实验展示，学生可获得理论过程与结果，吸引学生对实验与理论的关注，使学生大大提高心理学学习的兴趣。心理学的许多实验装置都引起学生的强烈兴趣，如:由侧抑制导致的马赫带效应、深度知觉的实体镜、做注意分配的双手协调器、人工概念形成的叶克斯选择器等。表1演示马赫带现象的纸盘以马赫带效应为例，马赫带效应:是在一电动混色轮上，用一个圆盘、内是一正六角形制成，正六角形内是白色的，外围是黑色的，混色轮高速旋转形成的。如图所示:在旋转状态下，黑白相间的A点会形成非常暗的一条带，B点会形成非常亮的一条带，这两条带子既是所谓的“马赫带”，由侧抑制导致。课上老师如何讲解关于马赫带的问题，学生都难以理解，到实验室一做这个实验，学生清楚地看到了马赫带效应的现象。由此，学生掌握了马赫带效应的理论，并连带对其他心理学理论有更深的体会，心理教学效率大大提升，学生的心理学学习兴趣显著提高。 二、提供适当感性知识满足学生好奇心 在心理教学中，许多知识点虽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因学生本身并未深刻了解心理学知识，对复杂的情况也无法用心理学解释。此时，若心理学老师能够适当结合心理学实验，以实验为核心呈现现象本来面貌，学生将会获得更加深刻的感性知识，并大大提高心理学学习兴趣。以短时记忆为例。在心理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给出一系列电话号码，然后让全班学生体验信息一次呈现后保持一分钟以内的记忆。因为短时记忆记录的信息通常是0．5－18秒，远远低于1分钟。而人的短时记忆广度平均值为7±2个。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如果笔者给出的是一组无意义的音节，一旦超过7±2范围，学生的记忆就会发生失误。但如果给出的一组相互关联且有意义的音节，则学生的记忆广度明显增加。这也符合短时记忆强调的意识性。即人们在记忆材料时会将信息转化成视觉编码进行记忆的。实验后，学生获得短时记忆的感性知识，学习兴趣显著提高，大大提升了心理教学效率。 三、全面提升学生实验与观察能力 在心理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展示普通心理学实验，可将枯燥乏味的心理学理论转化的生动、直观且有趣的实践。在心理学实验中，学生注意力会更集中，对老师的讲解与分析会更认真倾听，从而大力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加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过程中，老师详细介绍了每一个实验步骤与注意事项，学生会对实验顺序有更深刻的记忆。由此，学生的实验能力大大提升。为更好地验证这一点，笔者曾在心理教学课堂实行了图形与句子类型、句子理解速度的关系实验。在实验过程中，笔者率先强调正确肯定句子(TA)与图形研究，发现图形匹配速度最快达到了1秒左右;而后，再进行正确否定句子TN)与图形研究;其次，错误肯定句子(FA)与图形匹配速度研究;最后，错误否定句子(FN)与图形匹配速度研究。实验步骤结束，得出结论:TN=FA+FN－TA。这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步骤严格，注意事项多，笔者一一解说，并在实验过程中偶尔提出相关疑问让学生思考，促使学生的观察能力与实验能力显著提高。且通过这项实验，观摩性的心理学实验可让学生对实验结果体验更深刻，因而同行老师可多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心理教学。 四、强化学生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普通心理学实验与物理实验、生物实验等不同，其实验材料更多来源于人本身而非可触摸的实验材料。因此，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取材更方便，直观性更强，被试者体验更深刻，得出的实验结论也更符合理论。学生本身也可动手操作部分普通心理学实验，学生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都能获得大力提升。例如在学习STROOP效应时，念字和命名是非常常见的认知过程，学生相互之间可直接进行实验。笔者所在班级的A同学和B同学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刺激字和书写字体所用颜色相互矛盾时，字的颜色会干扰字义的认定。但C同学在做同样实验时却未发现这种情况。为了再一次验证，笔者又邀请D、E两名学生完成七项被试任务。其中D负责念字，E负责唱色，并各自记录所用时间。全程以拉丁方设计避免实验练习或疲劳影响。实验结果证明，字义不会受命名干扰。因该实验全程由学生自身操作，老师从旁指导，使得学生在获得实验结果，理解心理理论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操作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生会就自己的实验过程或结论提出疑问，亦或创新实验方法，有效提升了其创新能力。 作者：何莉 普通心理学论文:电影与普通心理学的关系 1记忆 记忆中的“记”代表着识记，“忆”代表着回忆，记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过去识记过的经验，在现在时刻回忆的过程。记忆不但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是连接感知觉与思维、语言的桥梁与纽带。任何一种高级信息加工过程都不是在一个时刻进行并完成的，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假如大脑没有记住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情节，没有回想起一个个单独出现的故事画面，就不能把每一时刻电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所产生的体验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对电影的总体印象，评价和思考。而《记忆碎片》这部电影可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记忆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他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的矛盾。正如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莱昂纳多在失去短时记忆之后，只能通过照相片并加以备注的方式获得记忆的片段，但即使这样，失去记忆的人也很难把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有逻辑地组合成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从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理解造成混乱。最核心的问题还并不是失忆给人类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无法了解自我以及存在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哲学思辨问题，在生活中的有些时候还会困扰着普通人，何况是失忆的莱昂纳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莱昂纳多在失忆的条件下，还可以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复仇，虽然他的行为和观念可能是片面的，消极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他可以意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相反，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世界，我们现代人是否完全排除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和干扰？是否还记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也许是我们身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经意间对物质的欲望愈发强烈和敏感，物质世界让我们跑得太快，以至于精神灵魂世界被遗弃在过去的某个角落里，可悲的是我们身陷囹圄却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失忆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休养生息，它可以让人类清醒地觉察到此时此刻的状态，让人类发现是否和你开始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有所偏离，让人类重新关注在主我的角色上，而不是客我，“勿忘初心”一词也是就是对人类记忆本能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2能力和意志 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发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能力和人格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这些是一种区别于他人最明显的方式。而能力作为一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评价标准，对于不同的个体，能力的测量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通过电影《阿甘正传》不难看出，能力衡量的标准不一定就是智商，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智商为75的智障者时，却在橄榄球，乒乓球，从军，捕虾经商等生活中各种领域和方面都取得成功，现在学校中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所以对能力的认知需要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而通过后天培养来提高能力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志。无论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些外界环境因素多么的充足，但如果个体内心中没有意志作为精神支柱给予支持，那么个体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就变得十分渺茫。意志与人类的动机和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对认知和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来坚定人类的信念和理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计划。正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最后欧亨利式的结尾让观众看到了主人公安迪内心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意志，意志可以让他在面对无期徒刑的牢狱生涯时形成强大的抗逆力；可以让他在越狱过程中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时形成强大的抗压力，从而可以让他在梦寐以求的墨西哥海滨与老朋友相聚。有趣的是，这两部同年度进行奥斯卡金像奖争夺的电影，把心理学中的能力和意志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了新的意义。能力和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观众看到了阿甘许多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些都归于一个本质———“跑”，这种横跨了美国的跑步就是阿甘无人能比的坚定意志所驱动的。而只有安迪一个人成功地越狱，也不只是在于他十年如一日的意志进行挖洞，同样也要求他有一种精通财务制度的能力和分析判断的能力，可以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总而言之，一个人必须具备全方面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两方面因素，把外在资源和内在素养进行有机地结合，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就像企业家宋美遐女士所说：“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3总结 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型的社会人文科学，无论是和虚拟中的电影，还是和现实中的生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科学，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正如《云图》那部电影所包含的跨世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人类就好比是一部电影巨作中的一张胶片，但小小的胶片却表现了这个时刻最丰富多彩的画面。历史长河中的人类是渺小的，而人类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人的一生就好比一部电影，有高潮也有低落，而心理学教给人类的就是如何使这部人生电影更加波澜起伏，丰富多彩。 作者：路智鹏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心理教育论文 一、科学精神与专业兴趣的矛盾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填报心理学专业。兴许在他们看来，心理学在未来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光明。而且大多数学生最初的学习兴趣也是十分强烈。根据调查可以知道，大多数学生对心理学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在这种色彩的笼罩下，学生对心理学的期待自然更高，神秘而玄妙的东西被称为心理学，而科学和理性的东西则被头脑所排斥，不能被人接受。如果硬是改变学生的这种看法，必然造成学生的失落情绪。如何让学生们接受心理学的理念，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成为了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普通心理学的教学改革措施 1)让学生深入理解教学目标 在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学习之前，任课教师就应该先跟学生讲述这门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明确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在心理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可以让学生清楚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为今后学习效果的检测提供依据。 2)以问题为主线进行启发式教学 在课堂上提问题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上课之前一定要认真备课，做好充足的准备，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提问题的时候先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再请学生回答，之后教师再进行补充，通过设置问题和讲解问题，很自然地将教学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问题式”的课堂也是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一个过程。比如教师提出“为什么有些人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瘦了却还是一个劲地减肥”，这种减肥问题是生活中聊得比较多的话题，学生们自然有自己的不同理解。每个人对瘦的定义不同，每个人对审美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每个人的追求也会有所不同。在讲述视觉后像时可以探讨医生在手术室里面穿的衣服的颜色是青绿色的原因;讲述情绪时以“汶川最牛校长叶志平”为案例讲述应激的负面作用;讲想象的时候以“潜伏”里面的人物原型来阐述，让学生更加清楚的明白大多数的想象都是来源于生活。课堂上探讨这种问题，进而引出问题的本质，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 3)增加课堂实践活动，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 增加课堂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在上课之前，教师需要自己设计与教学活动有关的实践活动。比如常见的“测试你的左右脑”、“河内塔实验”、“视觉后像实验”、“错觉小测验”、“注意分配实验”、“短时记忆广度实验”等活动。在开展这些小活动时，每个学生都会积极参与。不仅动手又要动脑，多方面拓宽学生的思维。一般学生对这种实践性的活动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参与的积极度很高。而且这种实践性的小活动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就当是缓解学习压力，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压方式。 4)适当的课后习题和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 课后习题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加深对知识点的掌握。课后习题的量要适当，一次性最多就出三道题，差不多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通过对课后习题的检查，教师可以比较清楚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与此同时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到心理学知识的重要性。除了布置相应的练习题，在每章节讲完之后，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框图建立本章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教师在批改完之后可以针对性地进行讲解一些错误率较高的问题。全部内容讲解完之后，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5)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 普通心理教育注重的不只是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对于学生平常的课堂表现也是十分关注。课堂上学生的回答问题情况、课堂积极性等方面，都是学习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作为平时成绩的主体。与此同时，可以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所占比例，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这样做有助于学生更加重视课堂表现，促进他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学习，从而强化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三、结语 普通心理学是一门既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的一门基础课程，两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可以充分调动老师和学生的主动性，从而一步步提高普通心理学的教学效果。 作者：敖雅梵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普通心理学论文: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教学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现状，并结合幼儿园管理专业特性，提出幼儿园管理专业的《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从分析目标与对象、选择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内容入手，同时在建立课程资源意识、应用延展性意识、问题反思意识、职业意识、知识整体性意识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不断丰富和多样化课程考核和评价手段，在动态交互作用中进行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兴趣。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幼儿园管理 幼儿园管理专业是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4年的新设专业，在国内也属于新兴专业，《普通心理学》是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本人在授课中发现，许多学生起初对心理学有粗浅、非理性的兴趣，对心理现象有很强的好奇心，学习愿望比较强烈，然而接触一段时间后，兴趣大大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学生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形成的对心理学的错误或不切实际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全面系统传授，而忽视将理论与学生的专业、生活实际相结合，这种片面的教学目标使学生认为心理学充满枯燥理论，远离生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学习兴趣下降。[1]因此，如何在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密切联系幼儿园管理专业特色，培养他们建立科学的心理观和理性的心理学兴趣，了解心理学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同时探索适应学生年龄和需求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成为当前《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就目前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分析目标与对象：教学方法研究的逻辑起点 1、明确教学目 普通心理学是继教育学、管理学之后，幼儿园管理专业学生接触的有关心理学方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既要阐明心理学的学科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各分支学科的特点，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还要为后续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学前教育心理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等课程奠定基础。 2、把握教学对象 由于普通心理学的授课安排是在大一，这阶段的学生普遍还保留有中学学习的习惯和思维意识，被动、死板，缺乏自主学习与研究意识。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倡导问题意识，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理论联系实际性，向学生展示学科全景，培养建立学生学科思维，弘扬科学精神作为辅助教学的一个侧重点。 二、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场域 1、进行教材改革 在教材的选用上，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北师大（彭聃龄）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或是学前教育基础课用书科教（李传银）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这两本书的共有特点是都比较强调心理学的“一般”和“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和基本原理。学生在阅读时常常感到概念繁、理论多、内容抽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兴趣下降大半。因此，需要考虑幼儿园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教材改革，对部分心理学知识内容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与删减。教材改革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普通心理学与幼儿园管理专业方向的结合；二是普通心理学与其他专业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的协调；三是普通心理学与学前教育学科前沿的结合。比如，在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章适当增加学前儿童发展特点的讨论；在工作动机和组织行为章节，引入管理心理部分。 2、重新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设计 根据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重新编制《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课程简介，主要包括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的基本内容、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第二部分为课程教学总体安排，包括学时及学时分配、推荐教材及要求、开设本课程需要的教学环境、设备条件及学生基础条件的说明、考核方式及内容；第三部分为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练习、实践教学及相关必要说明。在以往的授课经验中，教学大纲仅仅限于授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使用，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但在此次教学改革过程中，在学期一开始就以电子讲义的形式将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基本内容及教学安排、学习重难点及教学要求等向学生进行详细说明，让学生充分了解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使学生明确课程需达到的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可以使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课程的内容，方便其进行学习规划，建立自主学习意识；其二当课程学习结束时，进行学习自我考核和评价有了依据；其三学生还可以根据推荐书籍和文献阅读，扩展知识范围，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教学活动组织：教学方法研究的意识导向 教学活动的组织从强调学科内容的完整性逐渐转向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关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教学活动的组织需要在以下五种意识的主导下展开： 1、课程资源意识 根据精选后的教学基本内容，搜集大量的视频与图画资料，丰富课程资源，并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刺激学生的感性认识，逐步引导总结出理论知识点。如对感知觉的规律、视错觉现象等内容采用图片形式可以非常直观的让学生得出相关结论，提高教学效果。 2、知识的应用延展性意识 多角度加强心理学的应用性与趣味性，便于学生更直观、感性的将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利用案例和故事来解释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当教师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其对特定教学内容的独特理解和真情实感时，学生往往会产生难以忘怀的感受。[2]同时，在教学中引入社会热点或前沿问题，比如近两年比较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中个案，来讨论说明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更能够让学生产生共鸣。 3、问题反思意识 设置问题导入，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如通过“为什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主要反映的是人在哪些方面表现的不一样？”的提问引出人格问题的讨论，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索精神，同时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加强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4、职业意识 在授课中加入职业意识培养，通过创设职业情景，进行互动式教学，比如针对情绪这一章，可以通过设计“如何缓解应对新入园学前儿童分离焦虑情绪”，让学生组建项目研讨小组开展分析讨论，学生既了解到未来将要进入的职场问题，同时激活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 5、知识的整体性意识 及时总结教学内容，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教师通过课前提问、课后布置练习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在每章课程内容结束之后，首先由学生对本章知识点归纳梳理，并以框架图表的形式绘制出来，再由教师点评总结。这样做能够使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系统，使他们明白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也为期末复习做好铺垫。 四、教学评价：教学方法的检验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又能够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课程考核应兼顾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和课堂主动性的培养，将考勤、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结合起来，再根据期末考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考勤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占20%，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和课堂表现占30%，在课堂反馈调查中发现，93%的学生认可并接受此考评方式，同时对开展自我测评和小组互评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期望。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手段，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有利于他们培养自我学习、自我分析、自我提高的意识和主动性，而这也是课堂教学应追求的目标。总之，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它指向特定课程与教学目标、受特定课程内容所制约，受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的影响，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四者的交互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学科基本内容，提高学生兴趣与关注度。 作者:田婧 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要：课程资源是指一切有利于或有助于实施课程、发展学生综合运用心理学基本知识能力，提高心理调控水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上就是探寻一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满足教学需要的因素、条件和方法，充分挖掘被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的教育教学价值。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　课程资源　开发　利用 普通心理学是综合性质的基础应用性学科，它的研究重点是弄清楚人的行为，帮助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并且对此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课程涵盖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对神经细胞活动的微观分析，又涉及心理疾病导致的人生悲剧，因此，普通心理学具有广阔的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拓展课程资源的空间，丰富现有的教育内容，从而带来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及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促进学生学习主体性的提高，创新能力等也会得到全新的发展，对学生未来的生活及做好将来职业准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界定 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是指一切有利于或有助于课程实施、发展学生综合运用心理学基本知识能力，提高心理调控水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物力的总和，核心在于实现课程的价值。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上就是探寻一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满足教学需要的因素、条件和方法，充分挖掘被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的教育教学价值。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的特点 1.潜在性 潜在性是指课程资源不是现实的课程要素和条件。虽然课程资源和课程内容在本质上都是人类的经验，但必须经过课程实施主体自觉能动地加以开发利用，才能转换为现实的课程成份和相关条件。 2.具体性 具体性是指由于地域、文化传统、学校及师生的差异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特点。如普通心理学中感觉、知觉、注意等内容，由于个体状态不同，感知觉和注意的对象不同，在教学中所引用的案例就可以根据教学对象的具体特点而有针对性地引用。 3.动态生成性 动态生成性是指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材、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材等互动时产生的资源。动态生成性的课程资源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生机和活力及非常高的教育价值的课程资源。在学生和教师积极有效交流学习过程中，就能产生有意义的动态生成性课程资源。 三、普通心理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指对教师、学生、教材的开发利用。 (1)教师对其自身资源的开发利用。教师作为课程的素材性资源，其知识、道德情操、教学技能等都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是课程实施的首要的基本人力条件资源，是素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对课程资源的鉴别、开发、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同样的社会文化信息，相同的文本，面对学生的学习经验、学生的课程表现，不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教师对其自身素材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先，教师的知识。教师完整的知识结构由四个部分构成：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文化知识。本体性知识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本体性知识是教师知识的实体部分。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本体性知识的学习开展的。条件性知识是指关于“怎样教”的知识。主要是教育科学知识，包括学生身心发展知识、教与学的知识、学生学习评价知识等。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课程情境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知识。文化知识是一种广义的知识。这种广博的文化知识也是教师教学智慧生成的基础。教师的知识素质状况决定了其对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开发利用的程度和发挥效益的水平。因此，教师要成为一名学习型的教师，不断扩充知识面，开阔视野，充分挖掘各类课程资源以为教育教学服务。 其次，教师的道德情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教师人格力量的重要体现。道德情操是一种重要的隐性的课程资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人格，影响学生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树立良好的示范形象。因为在学生的眼里。教师具有无可怀疑的威信，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学生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师的教学技能是指通过运用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规则而达到课程教学目标的能力。教师教学技能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设计技能和语言技能。如：教学设计能力、语言技能。 (2)对学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学生既是课程资源的消费者，又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自觉、自发地利用可用的资源，为自身学习、实践活动服务。 首先，累积和丰富学生的经验。学生的经验就是指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等。学生的经验是我们教学的起点，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 其次，重视学生的差异。根据建构主义。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经验世界，不同的学生对某一学习问题就会形成不同理解。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在差异中丰富和拓展自己。 (3)对教材资源的开发利用。 教材是根据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编印的教学资料，它是教学的依据和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课程资源。为加强教材的适应性，教师在教学中都需要对教材进行再次开发，进行创造性的使用。 2.校外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1)媒体资源。媒体资源是指在报纸、书刊、广播、互联网等各种传播媒介中蕴藏的资源。媒体资源是一种非常广阔的资源，各种媒体资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获取便捷，而我们的生活也和心理学密切联系，在生活中我们既是在学习心理学，又是在实践检验心理学。 (2)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人文资源包括历史人物、戏曲、民俗、风俗、宗教信仰等各种历史文化。各个地方由于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会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文资源。 普通心理学论文: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现状，并结合幼儿园管理专业特性，提出幼儿园管理专业的《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从分析目标与对象、选择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内容入手，同时在建立课程资源意识、应用延展性意识、问题反思意识、职业意识、知识整体性意识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同时不断丰富和多样化课程考核和评价手段，在动态交互作用中进行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兴趣。 【关键词】 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幼儿园管理 幼儿园管理专业是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4年的新设专业，在国内也属于新兴专业，《普通心理学》是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本人在授课中发现，许多学生起初对心理学有粗浅、非理性的兴趣，对心理现象有很强的好奇心，学习愿望比较强烈，然而接触一段时间后，兴趣大大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学生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形成的对心理学的错误或不切实际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全面系统传授，而忽视将理论与学生的专业、生活实际相结合，这种片面的教学目标使学生认为心理学充满枯燥理论，远离生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学习兴趣下降。[1] 因此，如何在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密切联系幼儿园管理专业特色，培养他们建立科学的心理观和理性的心理学兴趣，了解心理学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同时探索适应学生年龄和需求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成为当前《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就目前幼儿园管理专业《普通心理学》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分析目标与对象：教学方法研究的逻辑起点 1、明确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是继教育学、管理学之后，幼儿园管理专业学生接触的有关心理学方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既要阐明心理学的学科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各分支学科的特点，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还要为后续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学前教育心理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等课程奠定基础。 2、把握教学对象 由于普通心理学的授课安排是在大一，这阶段的学生普遍还保留有中学学习的习惯和思维意识，被动、死板，缺乏自主学习与研究意识。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倡导问题意识，增强知识的趣味性和理论联系实际性，向学生展示学科全景，培养建立学生学科思维，弘扬科学精神作为辅助教学的一个侧重点。 二、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场域 1、进行教材改革 在教材的选用上，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北师大（彭聃龄）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或是学前教育基础课用书科教（李传银）版的《普通心理学》教材，这两本书的共有特点是都比较强调心理学的“一般”和“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和基本原理。学生在阅读时常常感到概念繁、理论多、内容抽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兴趣下降大半。因此，需要考虑幼儿园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教材改革，对部分心理学知识内容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与删减。教材改革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普通心理学与幼儿园管理专业方向的结合;二是普通心理学与其他专业课程（如学前儿童发展科学）的协调;三是普通心理学与学前教育学科前沿的结合。比如，在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章适当增加学前儿童发展特点的讨论;在工作动机和组织行为章节，引入管理心理部分。 2、重新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设计 根据幼儿园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重新编制《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课程简介，主要包括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的基本内容、先修课程及后续课程;第二部分为课程教学总体安排，包括学时及学时分配、推荐教材及要求、开设本课程需要的教学环境、设备条件及学生基础条件的说明、考核方式及内容;第三部分为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要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学生练习、实践教学及相关必要说明。 在以往的授课经验中，教学大纲仅仅限于授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使用，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但在此次教学改革过程中，在学期一开始就以电子讲义的形式将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课程基本内容及教学安排、学习重难点及教学要求等向学生进行详细说明，让学生充分了解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使学生明确课程需达到的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可以使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课程的内容，方便其进行学习规划，建立自主学习意识;其二当课程学习结束时，进行学习自我考核和评价有了依据;其三学生还可以根据推荐书籍和文献阅读，扩展知识范围，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教学活动组织：教学方法研究的意识导向 教学活动的组织从强调学科内容的完整性逐渐转向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关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教学活动的组织需要在以下五种意识的主导下展开： 1、课程资源意识 根据精选后的教学基本内容，搜集大量的视频与图画资料，丰富课程资源，并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刺激学生的感性认识，逐步引导总结出理论知识点。如对感知觉的规律、视错觉现象等内容采用图片形式可以非常直观的让学生得出相关结论，提高教学效果。 2、知识的应用延展性意识 多角度加强心理学的应用性与趣味性，便于学生更直观、感性的将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利用案例和故事来解释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当教师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其对特定教学内容的独特理解和真情实感时，学生往往会产生难以忘怀的感受。[2]同时，在教学中引入社会热点或前沿问题，比如近两年比较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中个案，来讨论说明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更能够让学生产生共鸣。 3、问题反思意识 设置问题导入，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如通过“为什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主要反映的是人在哪些方面表现的不一样？”的提问引出人格问题的讨论，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索精神，同时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加强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4、职业意识 在授课中加入职业意识培养，通过创设职业情景，进行互动式教学，比如针对情绪这一章，可以通过设计“如何缓解应对新入园学前儿童分离焦虑情绪”，让学生组建项目研讨小组开展分析讨论，学生既了解到未来将要进入的职场问题，同时激活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 5、知识的整体性意识 及时总结教学内容，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教师通过课前提问、课后布置练习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在每章课程内容结束之后，首先由学生对本章知识点归纳梳理，并以框架图表的形式绘制出来，再由教师点评总结。这样做能够使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系统，使他们明白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也为期末复习做好铺垫。 四、教学评价：教学方法的检验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又能够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课程考核应兼顾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和课堂主动性的培养，将考勤、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结合起来，再根据期末考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考勤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占20%，小组讨论项目参与度和课堂表现占30%，在课堂反馈调查中发现，93%的学生认可并接受此考评方式，同时对开展自我测评和小组互评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期望。采用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手段，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有利于他们培养自我学习、自我分析、自我提高的意识和主动性，而这也是课堂教学应追求的目标。 总之，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是孤立的，它指向特定课程与教学目标、受特定课程内容所制约，受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的影响，改革需要综合考虑四者的交互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学科基本内容，提高学生兴趣与关注度。 普通心理学论文:研究性教学理念下的普通心理学教学改革 摘 要：普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和入门课程，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应根据普通心理学的特征和性质以及学生的特点实施研究性教学：精选教材，全面归纳分析教学内容，正确引导学生，促使教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普通心理学；教学改革 一、研究性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研究性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从自然、社会和日常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与学科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使学生在主动探索、思考、实践的研究学习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教与学互动的实践活动[1]。 研究性教学的特点：①学生学习具有自主性。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学生掌握着学习的主动权；②教师教学具有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识水平和个体差异，并根据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兴趣等调整教学进程和教学内容；③研究性教学具有探究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确立课题，引导学生提出不同观点，鼓励学生通过查资料、做实验或开展讨论来验证书本知识，得出不同结论。 二、研究性教学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的实施及成效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在心理学专业开设的20～30门学科中，它处在“基础”和“入门”的地位[2]。我们以2014级心理学两个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课改实验。 1.精选教材 教材建设在课程建设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我们给学生所选教材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彭聃龄教授主编的普通心理学。该教材经过多次修订，成为国内使用最广泛、最受欢迎的普通心理学教材之一。新版教材既保留了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又增加了反映学科最新发展水平的内容，特别是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且重点介绍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兼具中国特色。 2.全面归纳分析教学内容 在深入钻研教材及课程体系的基础上， 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归纳，将内容划分为五大模块：概论、人的信息加工过程、行为调节与控制、人的心理特性、活动与发展。为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全面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充分发挥研究性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我们根据每个模块的理论特征及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了成套的教学方案， 提前告知学生， 指导学生根据教学进度在课下认真准备， 将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课下学习过程结合起来。 3.提高学生的研究意识 当下大学生缺乏研究意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意识：①鼓励学生有质疑教材知识的精神。我们要求学生对教材中的错误进行理性批判。他们发现权威也会犯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这种方式激活了他们研究问题的动机；②将学术研究引入课堂。对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会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观点，并组织学生讨论，并阐述理由；③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如“人格”一章内容作为学生自学的具体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将学生划分为10个研究小组，每个小组承担其中部分内容的学习任务，要求小组同学在研读教材查找资料的基础上，制作教学课件，然后进行课堂分享与交流。最后教师组织全班同学对整个学习活动进行评价。 从学生的学习评价结果来看，研究性教学比传统教学的效果好，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思维方式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提高了学习质量。 三、存在问题 在普通心理学课程中推行研究性教学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过于注重教学方法和技术改革，则很易造成对课程本身特征的忽视，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刚入学的学生专业基础、研究方法等方面知识都是很缺乏的，因此在大学最初阶段进行研究性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需要教师多探究，以提高教学质量。 普通心理学论文:论电影与普通心理学的关系 【摘 要】通过打破了对心理学的传统认知，以一种电影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普通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包括感知和记忆等客观心理活动、能力和意志等主观心理体验，从而让社会大众更直观地理解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不仅从电影中了解到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科学系统地认识社会中的心理现象，并更好地指导社会大众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关键词】电影心理学；感知；记忆；能力；意志 1 感知 感觉和知觉是个体心理中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个体对外界事物的刺激都需要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感觉通道来接收，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感觉和知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感觉是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认识；知觉是对客观事物整体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感知觉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可以为记忆，思维和语言等更高级的认知活动的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黑泽明的《罗生门》这部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感知觉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四个证人描述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每个人都会在社会角色，记忆水平，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表达能力，动机需要以及情绪体验等方面有所差异或倾向。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曾经说过，“存在即被感知。”，存在是相对的，而我们感知到的或许是一种存在，或许只是一种错觉。 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本质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只是一些有排列和组合的光波和声波，并非颜色和声音。所以说，当从客观世界中获取新的知识的时候，要相信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所有的知识和真理都是被人们想象和建构出来的。比如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不能再使用中学的程式化学习模式，而要跳出原有被禁锢的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用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和接纳的态度去对待学习和知识。不仅是心理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物理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霍金的《时间简史》，甚至到目前崭新的研究领域，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或者说是所谓的“永恒真理”。正如西班牙民间的一句谚语一样，“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既没有真理也没有谎言，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世界时所用镜片的颜色。” 2 记忆 记忆中的“记”代表着识记，“忆”代表着回忆，记忆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过去识记过的经验，在现在时刻回忆的过程。记忆不但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还是连接感知觉与思维、语言的桥梁与纽带。任何一种高级信息加工过程都不是在一个时刻进行并完成的，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假如大脑没有记住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情节，没有回想起一个个单独出现的故事画面，就不能把每一时刻电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所产生的体验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对电影的总体印象，评价和思考。 而《记忆碎片》这部电影可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记忆的重要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他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的矛盾。正如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莱昂纳多在失去短时记忆之后，只能通过照相片并加以备注的方式获得记忆的片段，但即使这样，失去记忆的人也很难把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有逻辑地组合成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从而对事情的前因后果的理解造成混乱。 最核心的问题还并不是失忆给人类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无法了解自我以及存在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哲学思辨问题，在生活中的有些时候还会困扰着普通人，何况是失忆的莱昂纳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莱昂纳多在失忆的条件下，还可以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复仇，虽然他的行为和观念可能是片面的，消极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他可以意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相反，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世界，我们现代人是否完全排除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和干扰？是否还记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也许是我们身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经意间对物质的欲望愈发强烈和敏感，物质世界让我们跑得太快，以至于精神灵魂世界被遗弃在过去的某个角落里，可悲的是我们身陷囹圄却不能自拔。从这个角度看，失忆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休养生息，它可以让人类清醒地觉察到此时此刻的状态，让人类发现是否和你开始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有所偏离，让人类重新关注在主我的角色上，而不是客我， “勿忘初心”一词也是就是对人类记忆本能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3 能力和意志 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发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能力和人格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这些是一种区别于他人最明显的方式。而能力作为一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评价标准，对于不同的个体，能力的测量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 通过电影《阿甘正传》不难看出，能力衡量的标准不一定就是智商，主人公阿甘就是一个智商为75的智障者时，却在橄榄球，乒乓球，从军，捕虾经商等生活中各种领域和方面都取得成功，现在学校中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所以对能力的认知需要运用一种全新的视角。 而通过后天培养来提高能力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志。无论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些外界环境因素多么的充足，但如果个体内心中没有意志作为精神支柱给予支持，那么个体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就变得十分渺茫。意志与人类的动机和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对认知和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来坚定人类的信念和理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计划。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最后欧亨利式的结尾让观众看到了主人公安迪内心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就是意志，意志可以让他在面对无期徒刑的牢狱生涯时形成强大的抗逆力；可以让他在越狱过程中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时形成强大的抗压力，从而可以让他在梦寐以求的墨西哥海滨与老朋友相聚。 有趣的是，这两部同年度进行奥斯卡金像奖争夺的电影，把心理学中的能力和意志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了新的意义。能力和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观众看到了阿甘许多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些都归于一个本质――“跑”，这种横跨了美国的跑步就是阿甘无人能比的坚定意志所驱动的。而只有安迪一个人成功地越狱，也不只是在于他十年如一日的意志进行挖洞，同样也要求他有一种精通财务制度的能力和分析判断的能力，可以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在适当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总而言之，一个人必须具备全方面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两方面因素，把外在资源和内在素养进行有机地结合，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就像企业家宋美遐女士所说：“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4 总结 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型的社会人文科学，无论是和虚拟中的电影，还是和现实中的生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科学，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正如《云图》那部电影所包含的跨世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人类就好比是一部电影巨作中的一张胶片，但小小的胶片却表现了这个时刻最丰富多彩的画面。历史长河中的人类是渺小的，而人类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人的一生就好比一部电影，有高潮也有低落，而心理学教给人类的就是如何使这部人生电影更加波澜起伏，丰富多彩。 普通心理学论文:医学院校普通心理学教学中调动学生主体参与性的探索 【摘要】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在专业培养、就业方向等方面与传统的心理学专业有很大的不同，在心理学教学上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入手，对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进行思考和探索，以期调动学生学习心理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运用能力。 【关键词】医学院校;普通心理学;教学方法;主体参与性 普通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专业学生入学后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在心理学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普通心理学都受到各高校的重视。而医学院校开设的心理学专业多偏向临床心理方向，偏重于心理疾病、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等方向的实践性较强的学习，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意义对于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不如师范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那么重视，在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普通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着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学习与生活之中，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与生活事例相联，理论联系实际 普通心理学的“普通”在于它介绍的是心理学的一般知识，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基本概念，可以将普通心理学的教材内容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身边发生的事情引出心理学的概念或理论，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在讲到记忆编码的时候，可以问学生：“为什么有时遇见熟悉的朋友，话到嘴边，居然忘了对方的名字？”学生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形象地理解这记忆编码的本质，并学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些生活现象。尤其是医学院校的学生，各门课程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很多，为了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可以在学生学习完长“时记忆信息存储的条件及方法”、“遗忘规律”的理论知识后，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以“如何提高自己的记忆力”为题展开讨论，这样不仅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参与性，而且可以达到根据所学知识调整学习方法，提高记忆力的目的。 二、运用启发式教学，创设学习情景 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内容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专有名词和抽象的概念。如果直接讲解这些名词或概念，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可以创设科学的学习情境，使抽象的概念变为生动的内容，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使学生深刻理解，加深记忆，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介绍“功能固着”这个名词时，可以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学生对事先准备好的工具进行习惯用法的练习，另一组直接用准备好的工具解决问题。通过两组学生解决问题的结果，启发、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思考，最后由老师归纳、解释并总结出“功能固着”的概念，使学生对“功能固着”概念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样，在讲解“定势”这个名词时，可以让学生分小组体验“陆钦斯定势实验”，使学生对“定势”这个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总而言之，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启发学生，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热情，这样才能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好心理学基础知识，才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增加社会热点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许多接触过普通心理学的学生往往被繁多的概念，抽象的理论所厌倦，他们感到所学的内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与自己原来想象中的心理学相距甚远，兴趣骤然下降。其实，心理学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社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或密切联系专业的话题，以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心理学知识的能力，激发学习普通心理学的兴趣。例如在学完“情绪”这一章节后，可以让学生讨论发生医疗纠纷的医患关系的心理特点有哪些，怎样从心理建设的角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学生在这种脱离课本的热点问题思考和讨论中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主动参与的意愿增强，在讨论中学生学会如何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之中，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求学态度，对将来走向医疗岗位的医学生有重要的意义。 四、增加课堂实践活动，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 课堂教学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那么这个课堂就缺乏生机。有效的教育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的双边交互活动，通过实验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可以更深刻理解正常人的心理特点，掌握普通心理学相关理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自行设计或搜集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参与课堂的机会，如利用多媒体视觉呈现的方式让学生体会“错觉”、“知觉的特性”、“注意起伏”、“注意广度”等心理现象;也可以播放一些短小的视频，如《脑力大挑战》，让学生体验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也可以利用实验教具完成“汉诺塔”、“差别阈限”等实验。这些活动需学生亲自参与，既动手，又动脑，学生对之往往很感兴趣，参与热情高，花费的时间较少。不仅可以调节学生因长时间学习产生的紧张情绪，适当放松身心，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而且也达到了锻炼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目的。 五、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将平时成绩落实到实处 笔者在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班级的学生进行学习情况的普查发现，学生从没有或很少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与目前的大学学习评价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大学课程学习评价方式主要是由平时成绩期和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尽管平时成绩也细化到出勤、提问、小组讨论、课后作业等项目，但是能够落实到实处的较少，在学生的心目中期末考试成绩的好坏是学习评价的主要依据。这种评价方式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重视书本知识，不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从而导致学生以考试为学习的最终目的，从而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机会。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向学生强化并落实学习过程的评价目标，如通过布置作业、提问等方式，让学生巩固以往学过的知识;设立学习小组，提供小组讨论的机会;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设置测试题和思考题，随时检查学习与教学效果。将学生各项的完成情况都计入平时成绩，提高并强化了学生进行探索和主动参与的学习行为。 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教法与学法中，教法处于指导地位。其指导作用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教法是否适宜，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应加强自身的素质，提高教学质量，以促进普通心理学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必须树立起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理念，根据学科前沿、专业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设置教学重点，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努力开展研究性教学，摆脱传统教学中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同时，学校应努力为教师创造再学习的机会，通过专业培训、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总之，教师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学习，实现教学目标。 综上所述，在高校普通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既要注意教师的教，又要注意学生的学，把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使他们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普通心理学的学习效果。同时，医学院校的心理学教师要注意医学生的专业特色培养，将心理学与医学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符合培养要求，满足新知识时代的发展需求。 普通心理学论文: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学生普通心理学教学探讨 摘 要：普通心理学是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学好它对于将来的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的普通心理学教学却存在理论过多、师生互动少、理论与实际联系少等问题。作者通过教学实践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教学对策，希望能切实提高学生学习普通心理学的兴趣，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关键词：师范院校 普通心理学 教学探讨 由于当代社会的竞争激烈，高校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范专业的学生也将面临着与综合型大学的非师范专业学生的就业冲击，那么该如何突出师范专业的优势？如何更好提高师范专业普通心理学教学的效果，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将来的教学实践？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对普通心理学进行教学探讨。 1 普通心理学教学的教学意义和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它研究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论体系、派别和研究方法等；它的内容既要概括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从中总结出心理学的最一般规律，又要为各个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同时普通心理学是师范院校师范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它是一门涵盖面广、抽象性和理论性强的学科，它为教育学、学科教学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有助于未来的教师们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并有效地组织教育和教学工作，有助于教师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健全自身人格。 作为一门心理学导论课，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一是使学生初步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系统地了解、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二是通过普通心理学的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心理学的兴趣和热情，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索心理学的知识，树立科学的心理观，形成对心理学的科学认识，并使学生初步具有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问题与结合实际进行研究的能力。 2 普通心理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普通心理学对于师范生来说意义重大，然而现实教学却不容乐观。作者曾对一所师范院校上过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师范生进行教学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同学都反映存在以下问题。 2.1 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偏向理论 国内师范院校现行的普通心理学教材主要有孟昭兰编写的《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彭聃龄主编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黄希庭编写的《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奕乾编写的《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梁宁建编写的《基础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这些教材内容体系基本上都比较全面、系统，涵盖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但是内容全却不够生动有趣，心理学概念和专业术语太多，理论性较强，案例较少，对于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较难理解，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2.2 认为心理学应该有用，却不知道如何用 在学习心理学之前她们对心理学抱着美好的愿望，认为心理学应该对于为人处事、自我心理调节、将来的教育教学都有实际作用，但学完心理学之后，她们却觉得很迷惑，只是记住了一些心理学的概念和原理，却不知道该怎么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和教育实践当中去，理论仿佛很难结合实际。 2.3 心理学教学基本上是传统的讲授法，缺乏互动 由于师范生是第一次接触到心理学课程，她们不具有心理学系统的专业知识，课堂教学基本上都是采用讲授法，但是学生不是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她们也具有朴素的心理学经验和思考，她们对于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有一种朴素的解释，而形成一种生活的常识，或者是一种习惯化的表达和理解。这些常识和理解有些是符合科学心理学的认识，但也有些是错误的。因此在普通心理学的课堂教学中，学生也有参与互动的需求，也想通过与老师同学的互动来证实以前对心理学的理解是否科学。 3 基于教学实践的教学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经过多年的普通心理学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对策。 3.1 灵活处理教材内容，详略得当 以高等教育出版社梁宁建编写的《基础心理学》为例，本教材内容详实，不仅包括了心理现象的全部过程（意识、注意、感知觉、记忆、思维、表象、想象、言语、情绪、意志、动机、气质、性格和能力），还介绍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理论学派、心理学的生理基础，以及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等。如果要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按照先后顺序把这本书面面俱到地讲授完，结果只能是蜻蜓点水，学生只能囫囵吞枣，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非心理学专业的师范生减负，摒弃教材中过难、过深的理论，毕竟她们学习普通心理学不是为了去深入研究心理学，而只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自己进行自我教育以及帮助解决将来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心理学的生理基础、言语一章、注意的理论、记忆的生理机制、智力理论等都内容可以适当删减或略讲，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而对心理学的流派、思维、气质和性格等内容则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精讲。 3.2 利用案例和故事来解释心理学的原理和理论，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来自实践，心理学的很多原理大都也来自生活，教师运用生动的生活事例或小故事导入和讲解，可以促进学生的理解，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讲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观点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讲述希腊神话故事以及《简爱》等小说里的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恋父恋母情结，用一群狐狸吃葡萄的故事来解释自我防御机制。在讲到心理学的生理基础时，可以用建筑工人盖吉的头骨来引入说明心理的生理基础不是心脏，而是大脑。讲到感觉的适应时可以用“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和“小孩不觉糖甜，老病号不觉药苦”来解释。 在每章结束后，可以再设计一些生动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以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张飞审瓜、庞统判案、人怎么就变成了狼、珍珠翡翠白玉汤、毛地黄花治心脏病、长生不死酒的故事、难道他们有遁身术、张飞大战长坂桥、浴盆里的阿基米德定律”等。这些案例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原理、理论方能解决，可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和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3 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 采用视频、图片等方式来展示心理原理和心理现象等内容。心理学的很多理论都来自经典实验，但现实条件不允许都重复做这些实验，因此我们可以多媒体技术，通过播放心理学经典实验视频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讲到华生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时，可以让学生看“小阿尔伯特的故事”；讲到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时，可以播放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的实验视频；在讲到感觉的作用时，可以播放“感觉剥夺实验”的视频片段；在讲到睡眠与梦时，可以给学生观看“说梦解梦”的视频片段，来帮助学生理解如何解梦；在讲到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裂脑人的实验时，可以采用图解的形式进行解释；在讲到性格的解释时，可以播放“性格色彩解析”的视频来帮助学生更深刻理解性格的分类等。这些实验视频和图片具有直观形象性，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增强学生对心理学理论的理解。同时看这些实验视频也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心理学研究者研究心理现象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严谨治学的精神，对于将来走上教育岗位的师范生的工作和学习都具有重要意义。 3.4 在课堂中让学生参与到互动的心理游戏和现场实验中 例如在讲到记忆时，可以现场做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测验来测短时记忆的容量以及长时记忆的特点；讲到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时，可以组织全班同学做这方面的趣味测试，让学生自己找出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的不同点和特点；讲到感觉后像时，可以现场做正后像和负后像的实验，让同学在头脑中产生直观图象；讲到思维的解决策略时，可以用“河内塔”实验进行现场演示；在讲到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想象如何培养时，可以采用几个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想象培养的方法让学生现场体验；在讲到想象的作用时，可以教学生现场做一个想象放松的练习等。这些心理游戏和模拟实验能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到心理学规律的来源，增强了学生对心理学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学生普通心理学学习的自觉性。 3.5 结合心理学知识点做相关的心理测验，让学生从专业的角度了解自己 青年学生的自我意识观念很强，经常会在网上寻找一些心理测验来了解自己。但由于网络心理测验良莠不齐，有的心理测验不够准确，甚至有的测验结果会误导学生。因此，在专业的心理学课堂上，老师可以根据所讲述的内容，引导学生做专业的心理测验，如情绪测验、情商测验、气质测验、内向型外向型人格测验、霍兰德职业兴趣测验、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测验等。这些测验可使学生了解到自身的某项心理特质及个体差异，增强心理学的实用性，提高学习的兴趣，也能更好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调节。 3.6 设置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或社会热点问题引出要讲授的内容，如以“为什么女生爱减肥？”来引出动机的主题；以“如果你想认识一个人，该从几个方面去了解呢？”引出性格的特征；以“日久生情符合科学原理么？”引出情绪和认知过程的关系等；如为了使学生熟练地理解知觉的特征，可以设计一串实例提问：乒乓球台桌面为什么漆成墨绿色？变色龙为什么要变？为什么老师要求学生在课本上做记号？教师为什么都是用红墨水改作业？有经验的老师讲到重难点时，为什么要加强音量、提高嗓门？将学生置于问题情境中，可以激发其解决问题的兴趣、欲望，促使其对问题情境的领悟，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3.7 通过课前提问、课后布置练习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在对上课形式和内容进行改进后，很多同学都会被课堂内容所深深吸引，深刻理解了心理学的知识点，但也会有部分同学忽略了对知识的掌握和背诵，所以要经常在下次课前让学生回忆复述上节课的内容，每章讲完后及时小结并布置课后思考与练习或小论文等形式来加强巩固。同时对课堂提问和练习等环节计入平时成绩当中，增强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复习的学习行为。 综上所述，在师范生的普通心理学教学中，既要重视在普通心理学教学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内容的传授，又要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既要注意教师的教，又要注意学生的学，把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能提高普通心理学的学习效果。 普通心理学论文: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探索 【摘要】普通心理学教学应坚持明确的教学目标、理论与实际和教学互动等原则，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传授，坚持教学过程的教学互动，在讲授中采用“分析、案例、互动”相结合，体验、讨论、教师导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加强课程资源和考核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教学模式；教学原则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该学科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心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学好这门课有助于学习心理学的后续课程，有助于学习其他的教育理论和提高教师职业技能。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知识、抽象内容比较多，对于“教”和“学”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学”，相对说来难度更大。因此恰当的通过教学模式、方法、优化课程资源等，能促进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过程坚持的原则 1、明确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 普通心理学的教学目标是要向学生传授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心理学的知识、掌握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该学科的学习，应达到三方面目标： （1）认知性方面。通过学习普通心理学课程，使学生能了解每一章的心理学知识脉络，认识掌握基本概念、规律、原理等；识记理解普通心理学重点、难点内容；学会运用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解释现象； （2）技能性学习方面。掌握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初步具备运用普通心理学的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将普通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实际，提高学习管理心理学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责任，更重要的是乐观生活态度、求实科学态度、宽容人生态度。价值观强调科学的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 2、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原则 对教学内容的教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促进理解与应用。运用学生实际学习、生活中案例与理论知识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也包含讲练结合思想。理论与实际包括学生整理笔记、做习题、做小论文等。做好学生的体验活动。 3、教学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理论的传授的原则 普通心理学处在“入门”的地位。所以注重基本理论、基本实验、基本原理的传授的原则，有利于学习心理学其他分支课程，有利于学习的正迁移。 4、坚持教学过程的教学互动，发挥双主体的作用 发挥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作用，既不单纯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也不过分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为此教师要系统、准确、有深度地掌握好教学内容，学生要在学习中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才能做好学习过程的主体。 5、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运用心理规律进行教学的原则 知识是无限的，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掌握知识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运用思维、记忆、强化规律、学习理论等促进教学。 6、重视学科发展前沿的介绍 心理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各个学科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成果，如情绪对认知与行为的影响、智力理论的新发展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技术的进展等。 二、普通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学效果，增强教学质量，普通心理学课程，应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讲授内容的不同进行教学。 1、在讲授中“分析、案例、互动”相结合教学模式与方法 普通心理学课程的重点是每一章的基本概念及规律等。所以要细致讲解分析概念与规律、分析概念与规律的每一部分内容；使学生对心理学概念、规律、原理、理论有所理解。教学的基本原则是直观性，所以运用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心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解释一定形象化、要联系生活实际。通过互动了解学生的理解。 2、体验、讨论、教师导向结合的教学模式 创设问题情境叫学生进行讨论，对某种理论或某些有普遍性的问题组织专题研讨、写课程小论文，既可以发挥学生主动性，也可以使学生加深了对心理学概念、原理、理论地理解，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教师的职能是针对学生的理解情况进行导向。 3、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扩大学生的视野，既补充了课堂教学的内容，也为学生学习知识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加深了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的机会。另外，每章讲授结束之后，适当安排作业与练习，巩固学习效果。布置各种不同的作业，如案例分析报告，评价报告等。 三、课程资源的建设 1、精选教学基本内容 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叶奕乾等主编《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春兴主编《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张述祖著《基础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美）格里格·津巴多著，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这几本书比较经典。　教师在仔细阅读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层次、有系统、有深度、有逻辑性的，既有实用性又有学术性教学内容。 2、增加大量的研究资料与图画资料 为学生的学习增加有趣的与形象性材料。 3、关注新成果 增加反映学科新成果的内容。 四、课程考核体系构建 科学的考核方法既能够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又能使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考试内容应注重考评学生基本知识与应用能力的培养。既要能够考评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评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综合性、创造性应用知识能力的考评。 1、采取多种考试方法。如开卷、小论文、闭卷等多种多样的考试方法。 2、将考勤、课堂提问、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结合起来的方法。 普通心理学论文:从普通心理学看幼儿成长 摘要：幼儿教育是时下年轻父母最关心的话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幼儿的发展，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文结合心理学的一些概念，通过分析现实生活中二者的关系，指出心理学在幼儿的成长中无处不在，同时，正确地应用心理学知识，能够帮助家长在育儿的道路上，运用更为恰当和科学的方法，使幼儿快乐健康地成长。 关键词：幼儿成长 心理学 感觉 知觉 记忆 家有小儿，结合着普通心理学，对于小儿的心理发展，有一些感触，比如小孩的好奇心、探究欲和求知欲，又比如小孩各个年龄段的特点和关注点： 3岁，是做规矩最重要的年龄； 6岁，是从家到学校适应的关键时期； 9岁，是建立学习策略的时期。6~9岁最重要的是学习，而不是学习成绩； 12岁，有自己的求知欲，开始慢慢逆反； 18岁以后，每个人的道路来自于自己的主观选择。 虽我家小儿已是6岁，已经过了所谓的0-6岁的黄金段，可学过普通心理学后，回忆他成长的点点滴滴，不禁想，很多的现象都是与心理学息息相关的。由此忍不住想用部分的概念，来尝试着分析我家小儿成长中的一些变化。 感觉―外部感觉（肤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在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生下来就直接去了儿科，之后一周都放在暖箱。现在想来，暖箱一方面是治疗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说，让婴儿延续在母体中的温度，让他感觉安定和安全。后来查了相关资料来验证以上观点，答案是肯定的。婴儿在未出生之前，手心、脚心和生殖器官就已发育得比身体的其他部位更敏感了，从降生人间的那一天起，新生儿的触觉敏感性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因为他刚出生的一周都在暖箱，所以无法母乳喂养，只好用奶粉，且在此期间，亲人只能在窗口看着小小的他在暖箱中安睡。等他回来之后，他对母乳的兴趣不大，从味觉来说，他更喜欢喝那甜甜的奶粉，而不是吃起来费力的较淡的母乳。喝水亦是如此，加了葡萄糖和白开水，他更偏向前者。 婴儿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他会看着你；你拿着小摇铃摇出响声，他的小眼睛也会马上跟着过来。 确实，婴儿从一出生就具备了感觉，让他感受着从环境传过来的各种信息。 所以，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多抚摸婴儿，为什么要和他多说话，为什么让他听音乐，为什么让他闻一些味道，为什么让他多看五颜六色的东西，这些其实都是以外部感觉为出发点。 感觉-内部感觉（运动觉、平衡觉、机体觉） 如果说外部感觉主要接受来自于机体之外的适宜刺激，那么内部感觉就是机体内部刺激引起，反应内脏器官、身体平衡及自身状态的感觉。 我对此印象最深刻的是，宝宝成长过程中，几个大的运动特征要求： 一月抬头、三月翻身、六月会坐、八月会爬、一岁左右学会走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细动作的练习，比如手握积木、撕扯纸、拿饼干、穿珠子等。 这样的联系，对于他的运动觉、平衡觉和机体觉，都是很好的促进和提高。同时也让欣慰的是，之前歪打正着，注重了这样类似的锻炼，小家伙现在协调和平衡性都还不错。 知觉 知觉在感觉的基础上，无非是多看、多听、多感受…,让他能够在各种环境和事物面前，形成更完整和更正确的知觉。 小孩要多经历、多看，增加他的Chunk，即心理容量。坐过飞机的小孩，比只坐过公交车的小孩，Chunk更大，因为飞机表示着距离的加大，所经历事物明显的差异。 曾经看过媒体中的报道，就说美国的一家子，边旅行边生活，在旅行的途中生下了几个宝宝，带着宝宝一起看世界。这样出身的小孩，看过了各地的风景，感受了更多的迥然差异，他的chunk一定很大，心胸也将更宽广。 在这点上，我和他爸爸也曾达成共识，如果有机会外出，就带他多出去看看。每逢有旅游机会，二岁之后基本都带他去；平时周末也会带他出去看看一些新鲜的东西。现在想想，如果当初知道这些理论，可能会做得更好。现在错过了，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记忆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存、再现的心理过程，即感知过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感，联系过的动作等经验在人脑中的保持。 说起内隐记忆时，在我宝宝身上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他一岁的时候，我们经常给他放一些儿歌，还有班得瑞的一些经典曲目。那时候他外婆还说，这么小给他听，他能懂什么呀？后来停放了一段的时间。在他2岁，学会说话后，再给他放听时，他竟然能跟着声调一起哼。现在想来，应该在无意识状态下，他自动地对1岁时听到的音乐做无意识的提取吧。 对于记忆过程，小孩子有他独特偏爱的识记方法。曾经有人问：“背唐诗对小孩有帮助么？”学过心理学的人肯定会坚定地摇头。如果放在之前，未听过心理学的课，估计还是有很多人赞成的。“背知识是没用的”，这点在幼儿的教育上，已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因为这样的记忆述属于机械记忆、陈述性记忆，死记硬背之后很快遗忘，而且容量有限。 那什么样的识记方法更能保持记忆呢？对于幼儿而言，多种感官协同识记，或者是体验式的识记，或是有故事情节似的片段记忆，都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法。想起儿子在中班时，老师们教小朋友们认识中药，号召家长们配合收集2~3种中药。一边给他们看图片，一边给他们看实物，让他们摸一摸，闻一闻，看一看，这样的教学方法，既让小朋友乐于其中，同时长了见识，认识了很多中药。看来，幼儿园老师在这方面的运用已经相当有心得。 现在我会有意识地用一些记忆方法去加强他的记忆。比如给小朋友讲完故事后，经常问他：故事大致讲了什么呀？你觉得兔子怎么样啊？一方面，让他自己思考，锻炼了思维，另一方面，通过他自己的复述，回忆了故事内容，延长了记忆，将一些有效地信息，通过短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 以上就是从我家小儿身上，体会到的与心理学相关的点点滴滴。虽提取了普通心理学中几个概念而已，却衍生出如此多的启迪。如果我们能将更多的心理学知识，应用在幼儿的成长过程，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的迅猛发展，政府对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日益重视，并通过颁布政策文件的形式，对其建设目标、改革重点、保障措施等进行了总体部署。2017年12月，《教育部关于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全面推进“互联网+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2021年12月，国务院在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快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颁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要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是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学前教育将产生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儿童自出生便身处数字世界，他们在不同场景中实现“连接”，被形象地比喻为“数字原住民”[1]。为促进学前儿童在数字时代的健康和谐发展，政府需构建完善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这对保证优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学前教育公平，支撑引领我国学前教育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二、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内涵解读 20世纪初法国公法学派代表莱昂·狄骥对公共服务概念第一次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然而，公共服务至今仍没有统一清晰的界定，且往往与公共物品概念相混淆[2]13。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社会服务[3]。我国学者陈振明从物品解释法、利益解释法、主体解释法、价值解释法、内容解释法、职能解释法等六个维度对公共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系统分析。本研究倾向于利益解释法，即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的实践活动的总称”[2]27。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实现民众学有所教、幼有所育公共利益为目标，由政府主导并利用公共资源向公众提供的数字教育资源与服务的总和”[1]。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以网络学习空间的形式向幼儿园教师、幼儿、家长等利益群体提供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与服务的总称。具体而言，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第二，政府是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这是由学前教育的公益性特征所决定的。第三，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以网络学习空间的形式提供资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偏好。第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相较于传统的教育教学资源，所包括的内容更多元、范围更广泛、形式更丰富。 三、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 （一）以幼儿发展为本 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建设既是对儿童主体价值的珍视和儿童个性成长的呐喊，更是对教育个性化改革趋势的呼应。面对信息社会对学前教育的挑战，要以数字化引领构建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新的公共服务文化生态。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需要为幼儿提供丰富、多元、动态的学习资源，促进幼儿的个性化发展。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设计、应用及普及，要立足幼儿发展视角，对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与幼儿园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开发有利于幼儿个体潜能挖掘与个性发展的资源，为幼儿成长创设适宜、安全的数字化学习空间，进而构建高质量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以幼儿发展为本，在理念上有利于去除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中的过分市场化、盈利性和私营化等不良价值取向，回归学前教育的本质属性。 （二）均衡优质 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是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随着科技发展而衍生出的新的表现形态，其要以资源供给来实现区域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力图通过数字化手段，保障不同地区、性质、类型的幼儿园均能相对均等、公平地获得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但是，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能仅仅体现覆盖面积的全域性，还需考虑到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均衡。政府应为所有学前适龄儿童提供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让每位幼儿均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对儿童使用数字教育资源行为的正向作用最大。为促进数字时代幼儿的身心和谐发展，核心任务是提高学前数字教育资源质量，加强内涵建设，为幼儿、教师、家长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优质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支持环境。 （三）供需适配 供给主体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供给能力，还应关注需求主体的利益诉求，供需主体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对话过程。在此过程中，供给主体既能了解到需求主体的各种要求，同时需求主体在全面理解供给主体内在需求的基础上，也不会盲目地提出与供给主体供给能力相脱离的过分要求。这有利于使供需主体达到高度契合，缓解供需双方间的矛盾，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满意度，满足对公共资源的美好期望。因此，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在供给的内容、数量、结构、层次等关键要素的确定上要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关注民众需求的动态化发展，并将供需主体均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四）协同共治 协同共治注重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的相互作用与共77同构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是平等的，相互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尽管强调以政府为主导，但随着公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仅仅依靠政府提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结合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的现实，政府在主导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时，应通过协商、互动的方式，合理调配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等资源，发挥其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形成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合力，全方面、多渠道地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共治关系，既能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亦能促进彼此间的深入理解，共同促使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现实困境 （一）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建设的理念滞后 我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在理念上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对儿童发展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尚未充分意识到其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国内专门为幼儿提供学习的网络资源较少，适合幼儿学习和发展的软件开发技术还不成熟，为幼儿提供的自主学习资源几乎为零[5]。我国已有的数字化学前教育资源规模小，各地学前教育资源网的内容基本类似，缺乏创新性。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类型以幼儿园教师教学为主，主要目的是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服务。而专门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资源相当匮乏，且资源的开发缺乏相应的参照标准，违背幼儿认知特点，有的甚至背离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本质[6]。数字资源的使用更多地在于“促教”，而非“助学”。幼儿园教师由于缺乏设计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理性认识，在设计数字教育资源时容易以传统教学理念和方式从事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工作，难以产生优质资源[7]。 （二）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质量不高 高质量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是促进幼儿发展的保障条件。但是，当下我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质量并不乐观，优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政府未能从顶层设计规范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质量，导致资源供给主体无标准可依[8]。幼儿园自己开发数字资源，既不利于资源的共建共享，也无法保证资源的质量；数字教育资源设计人员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缺乏全面理解，资源供给质量普遍不高，对辅助教师开展教学的作用小[9]。同时，我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网络平台建设也很不完善，且多属于发布型资源平台，真正服务于教师教学和幼儿学习的资源比较匮乏。由于缺乏专业的平台建设者和维护者，网站平台结构基本雷同，内容主要局限在新闻推送、家长沟通等简单功能环节，对学前教育并无明显促进效果[10]。平台功能简单也使得资源建设者难以从资源使用者的角度对资源建设的质量进行分析，难以了解到师生在使用数字教育资源过程中的困惑，进而为资源建设者提供支持和帮助，促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7]。 （三）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需错配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对供给主体的关注较多，而对需求主体的表达和参与角色的关注普遍较低，供需错配问题比较突出。大量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主要是为幼儿园教师群体开发的，满足幼儿学习和发展以及家长需要的资源数量较少。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主要关注管理、生产视角的资源设计[11]。有研究通过对2674名教师的调研后发现，有76.44%的教师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数量不足，53.18%的教师认为资源与教学需求不匹配，62%的教师认为难以获取所需资源[12]。并且，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幼儿园教师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需求的内容、种类、供给方式上也有很大区别。只重视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中的供给主体而忽视需求者的利益诉求的单一资源供给模式，容易导致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中的资源利用率低、供需不匹配等资源浪费的弊端，进而影响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质量。 （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 不同供给主体间的相互合作是促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我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供给以政府为主，以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为主的企业数量较少，且多属小微型企业，创新投入不足[13]。各级各类平台在应用层、管理层等方面缺乏协同机制，各供给主体间缺乏业务规划与侧重[14]。这些都不利于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共建共治，容易造成资源重复建设和资源零散[7]。我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市场虽然比较开放，但很多地方政府仍没有与市场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没有真正发挥出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功能。部分幼儿园尽管与企业进行了合作，但其在财政上由于受制于政府，且政府提供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主要是基本的基础设施保障，而对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内容、质量等缺乏明确的监督，从而造成了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的局面。 五、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 （一）树立以幼儿发展为核心的理念 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要以幼儿为本，注重对幼儿学习特点的分析，开发适宜幼儿发展规律的数字化资源，将幼儿融入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设计中。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者要基于儿童发展视角，设计符合幼儿发展需要的数字教育资源，促进幼儿的个性化学习。国外在幼儿教育软件、幼儿教育网站、幼儿社交网站、幼儿搜索引擎开发等方面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均体现了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我国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上要积极汲取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有益经验，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或幼儿园单独开发的所有学前数字教育资源，都需要以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前提，培养儿童良好的数字素养。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供给模式 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政府要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为依据，整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平台架构和数据获取方面对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策略进行整体规划和战略布局。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利与责任边界，以学前教育的实际需求为依托细化建设任务。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将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教育财政预算，保障体系可持续运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能力，确保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及运行。但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供给主体，还可通过招投标、委托开发、向教育软件公司购买服务等形式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努力构建社会全员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机制。幼儿园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幼儿教师从内心深刻认识到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对幼儿学习和发展的价值。通过预设专门的教育经费，根据幼儿教师的诉求，采取系统的培训，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幼儿园教学软件资源的研究，提高幼儿教师筛选、设计和开发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能力。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 为推进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服务过程，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各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从宏观层面出台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质量基本标准，对其应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提出切实可行、易于操作、便于改进的框架结构。通过聘请学前教育领域的专家和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的学者等，共同研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拓展质量评估的主体范围，鼓励民众参与质量标准制定的积极性，提升用户体验指标在质量评价标准中的权重。政府或技术专业人员要加大对资源科学性的审查力度，规范资源的准入门槛，严格把控资源入库的质量标准。邀请专家和高校、幼儿园的骨干教师对资源进行反复校对，或采取政—校—企多元合作共建的形式建设资源。 （四）关注供给过程中的需求与期望 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要关注需求主体的意向，根据幼儿认知特点和教师教学需要，明确资源设计的主要内容，构建多维、科学、智能的资源供给服务体系。从需求方的视角出发，采用实地调研、访谈等途径，了解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需求。例如，通过调研可明确不同地区在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中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哪些类型家庭的幼儿最需要政府的关心和有效支持？通过完善多途径、多渠道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收集民意以形成科学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决策。政府要充分利用大数据赋能学前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重视师生数字教育资源使用行为平台和技术的开发，创新供给手段，减少无效的资源供给。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学前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不仅能较为准确地统计、分析在线学习者的资源需求，预测其在未来学习中可能需要的学习资源，还能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资源，实现学前数字教育资源的智能化管理。 参考文献： [1]沙莉，任怡蕾，梁雅雯.数字时代的童年危机与教育行动———基于OECD“21世纪儿童项目”的思考[J].比较教育学报，2021（3）：18. [2]陈振明.公共服务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高新才，张自尧.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方案[J].社科纵横，2006（7）：8. [4]杨小锋，蔡建东.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政策缘何变迁?——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J].基础教育，2021，18（2）：83. [5]杨振涛，席玉婷，张桐.兰州市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调查与分析[J].软件导刊，2012，11（7）：185. [6]汪基德，朱书慧，张琼.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内涵解读[J].电化教育研究，2013，34（7）：27. [7]蔡慧英，陈明选.智能时代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9（3）：74. [8]陈明选，冯雪晴.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现状与优化策略[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6）：46. [9]邢西深，许林.2.0时代的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9（5）：49. [10]沙小梅.“互联网+”背景下学前教育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探析[J].轻纺工业与技术，2019，48（12）：87. [11]权国龙，陈明选，蔡慧英，等.基于数字教育资源应用调查的供给施为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9，25（5）：88. [12]吕晓红，柯清超.基于3E理论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绩效评价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0，30（8）：49. [13]柯清超，王朋利，张洁琪.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分类框架及发展对策[J].电化教育研究，2018，39（3）：68. [14]高铁刚，张冬蕊，耿克飞.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基于1996—2018年教育信息化政策变迁的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8）：53. 作者:王声平 单位:台州学院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关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 摘要：随着经济、科学文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及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口平均年龄延长。加上我国独有的国情因素，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目前，重庆城区只是初步建立起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如此不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使建立完整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课题。我们应该尽早提出更新的服务观念，充分利用政策法规、专业护理人才，转变管理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管理观念 伴随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我国独有的国情因素，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云阳县地处重庆市东部，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三峡库区生态经济走廊承东启西、南引北联的重要纽带。全县幅员面积364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0679公顷，自然条件极差，处于贫困状态，系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134.2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4.43万人，是重庆市8个百万人口大县之一。辖22个镇、16个乡、4个街道办事处，截至2009年末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19678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68%。云阳县现有城乡养老服务机构58所，民办养老服务机构8所。然而，国办养老服务机构入住平均率不到50%，民办养老服务机入住率不到30%。面对如此情况，完善养老服务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云阳县城乡敬老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各个击破，进一步健全完善院养老服务体系。 一、完善政府供养制度，加强养老资金保障 一直以来，对于养老服务，我们始终认为，养老服务属于社会福利事业，政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未能以发展养老产业市场化、产业化角度引领。直到现在，还不能从积极争取社会投入、扩大福利彩票发行等多种渠道去开发相关社会资源，加强养老服务的资金保障。从成本角度上出发，不仅前期要投入数额庞大的床位费，后期更是要不断补充资金支持正常运营。为了给市场输入新的血液，我们应该使养老服务社会化，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实现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二、转变政府角色，确立以监督、考核和评估为主的地位 当前，政府在养老机构中充当的角色较多，不仅是养老机构的出资者，而且还是养老机构的服务提供者，要作为监督者的角色对民间服务机构进行考核和评估，从而为民间机构提供意见和治理措施，为进一步完善民营机构的管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让养老服务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三、调整管理模式，运用招投标方式确定养老服务机构 目前，市场对养老服务的前景认识不足，参与性较低。政府往往只有通过鼓励补贴的方式吸引民间力量，然而也给了某些投资者投机倒把的机会，出现了借助建设养老机构骗取政府资金的情形。另外，随着政府对养老服务的重视，不少投资者参与到养老服务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投机者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养老服务政策和经验还不完善的今天，政府委托多家养老服务机构投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养老服务机构。若老人对服务机构的满意率较低，可以要求更换服务机构，政府也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为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提供保障。 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要强化措施，深化认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首先，着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按照功能配套、小型多样、就近就便的要求，建设和改造一批星光老年之家、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鼓励各类中介组织和社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城市社区服务信息载体，在社区普遍建立紧急救援系统、养老服务热线、数字网络服务系统，建设便捷有效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其次，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争取政府重视支持，通过转变、整合或置换用途等方式，将闲置的企业、学校、医院以及各类活动中心、公办培训中心等公共设施资源改造用于养老服务。鼓励社区各单位的文化体育和生活服务设施向老年人开放。再次，大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要以上门服务和日托照顾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等服务。建立社区、街道、县三级社区居家养老网络和服务设施。应当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和建设，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五、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我们要站在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强养老服务的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法制化建设。首先，推进专业化建设，培养和引进中高级专业人才，形成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和养老机构院长岗前培训制度。大力开展养老服务志愿服务活动，在养老服务领域率先培养和使用一批高素质的社会工作者。逐步实现志愿活动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其次，推进信息化建设，利用先进的信息数字技术手段，掌握养老服务的发展动态和基本底数，建立起规范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为行业规范化发展、公众接受养老服务、政府采集行业信息提供信息支持。再次，推进标准化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实现标准化。制定和完善养老服务质量、服务产品、服务环境监测、服务安全卫生、服务设施、服务规范、服务资质等标准化。制定失能老年人评估标准，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适的养老服务提供依据。最后，要完善规章和法规制度。要抓紧研究制定理顺管理体制，养老机构的管理办法，构建公平、公开的规范的准入、监管、退出机制，完善配套各相关的法规制度，对各类养老机构实行实时动态监管。同时抓紧研究制定养老服务相关地方规章、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重庆市云阳县城乡敬老院）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 【摘要】 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传统家庭赡养模式面临巨大的冲击，此时如何立足国情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深入剖析了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现状，提出了旨在完善社会养老服体系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老龄化 少子 近年来，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全国31个省份公布的各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21个省份都属于少子化范围，11个省份甚至属于超少子化。其中，北京、上海的青少年人口比重在全国最低，均不到10%。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有26个省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越过7%的“红线”，老龄化趋势开始向全国扩散。这组数据意味着，一方面是青少年人口越来越少，一方面是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今后我国将不得不面对少子老龄化、高龄空巢化的严峻局面。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指出：与西方的“接力模式”不同，我国传统社会就是采取“反馈模式”来解决赡养老年人这个任何社会都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即多数传统家庭以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方式，在扩大家庭中“反哺式”地实现对老人的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然而，随着少子老龄化形势不断深化，必将给我国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现阶段必须立足国情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经过10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但是还很不完善，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居家养老发展滞后 居家养老是指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补充与更新。传统的家庭养老是完全由家庭对老人提供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而居家养老则是通过在社区建立一个支持家庭养老的社会服务网络，让老人不离开家庭，仍然也能够享受到一定专业水平的养老照料。《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护理年长者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当是使他们能够在社区里尽可能长地维持独立生活”，并且建议“应尽可能充分地在社区范围内发展保健和与保健有关的各种服务”。因此，目前依托社区进行的居家养老已成为国际社会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全球共识，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现如今美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比例都超过90%。2008年2月22日，由全国老龄委、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推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该《意见》的推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为了破解我国日趋严峻的养老难题，必须马上把“居家养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虽然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初具规模。但从整体上看，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政府的兴奋点仍然停留在发展经济上，对居家养老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表现在：一是专门针对居家养老服务建设的政策文件极少，仅有的政策也大都散见于民政、社会保障、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工青妇、老干部局等多个部门的规章之中，缺乏有效整合，即便现有的政策也没有很好执行。二是财政投入也比较欠缺。由于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共财政政策尚未建立，政府对各类组织和个人的资金补贴仍显不足。在社区服务发展所需经费中，发达国家政府投入一般占服务资金构成的50%以上，而目前我国政府的投放最多占30%。 （2）社区服务供给不足。目前社区所能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缺乏广泛性和针对性。就服务对象而言，服务的重点是分散供养的“三无”老人、享受低保且生活特别困难同时子女享受低保无赡养能力的老人。可见，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有一定偏斜。但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养老方式，它不是“补缺型”而是“普惠型”的，因此服务的对象应是有服务需求的全体居家老人，但显然目前社区的供给能力相当有限。就服务内容来说，当前社区服务的重点放在了满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多是为老人提供家政服务），而忽视了老人的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可是，随着“空巢家庭”数量的快速增加，空巢心理障碍症已经悄然成为了威胁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隐形杀手，如果以上心理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及时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居家老人的生活质量。但目前社区实际上真正提供的服务与老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 （3）服务队伍人员缺乏。一是专业服务人员欠缺。根据测算，2009年我国老人中至少有1130万失能失智人口，如果按照3个人配备一位养老护理员计算，至少需377万护理员，但是目前全国能够持证上岗的有养老员护理资质的全国加起来仅有2万多人，专业服务人员奇缺。二是志愿者队伍不稳定。社区志愿者也是社区居家服务人员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我国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社区居民对于志愿者服务活动的了解不深，对志愿精神及志愿服务者权利义务等理解不清，有些抱着凑热闹或体验一下的态度加入其行列，在参加几次活动后，热情减弱，常出现年头报名、年中退出的现象，导致志愿者队伍不够稳定。 2、机构养老社会化进程缓慢 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99万个，床位314.9万张，平均每一百位老人拥有1.77张床位，与发达国家平均每百位老人5―7张床位相比，差距较大。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至少在300万张以上。面对如此巨大的机构养老需求，完全依靠政府去办养老机构，不仅经济负担重，而且资源浪费突出，因此大力推行养老机构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但社会化不等于市场化。迄今为止，大多数人认为：“民办”的养老机构是市场化的产物，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关注“民办”的养老机构。这也就致使“民办”养老机构被边缘化，不能有效地和“政府办”养老机构同平台竞争。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缺乏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培育与支持，致使“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困难、举步维艰，这不仅大大抑制了民间养老机构的发展，也造成了我国机构养老社会化进程缓慢。对于我国绝大多数中等和中低收入的老年群体，想选择一家合适的养老机构确实是非常困难。 基于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应如何着手完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呢？ 二、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 1、加快社区建设，充分发挥居家养老的基础作用 （1）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一是制定好发展规划，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保障老年民生的重中之重，摆上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社会发展规划，应从居家养老的角度来规划和发展社区。二是整合资源，居家养老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事，还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因此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协调整合民政、社会保障、老干部局等多个为老服务部门，盘活各类闲置资源，实现各部门为老服务的资源有效对接。三是加大投入，政府应提供可持续、制度化、多元化的财政支持。各地结合具体市情既可以采取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将相关福利补贴发放给老人的方式等多种不同形式来增加财政资金的有效供给。 （2）健全社区服务功能。要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一是加快社区硬件建设。首先，要规划好社区内各项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位置，要能最大化的方便老年人；其次，在预算允许的前提下，配备比较完善且实用的医疗、康复、家政等设备设施，并组织好设备的保管和维护；再次，必须完善社区的通讯条件，保证老人的应急救助。当老人遇到突发状况或者需要帮助时，能够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为老人实施救助。二是加快社区软件建设。首先，社区应建立健全居家老人的资料档案，了解老人的家庭和健康状况；其次应针对不同的老人，开展不同的服务项目。根据居家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年龄患病情况的不同，分别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再次，将服务内容从关注老年人物质需求向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发展，特别应关注精神居家养老。针对空巢、单身老人因孤独造成心理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应如何有效应对？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哈维格斯特提出的著名老年理论“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只有参与，才能使老年人重新认识自我，保持生命的活力。从该理论来看，老人若要摆脱孤独的困扰，就必须维持足够的社会互动，拓宽交际活动的空间，重新融入社会，因此，必须在社区营造居家老人之间相互沟通的人文环境。通过社区定期组织的丰富多样的有益活动，为居家老人提供一个广交朋友、互相交流的平台，为老人搭建了互相帮助、重造家园的桥梁，这样才能使整个社区的服务更上一个台阶，才会更加贴近居家老人的实际需求。 （3）加快服务队伍建设。队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建设一支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养老服务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一是培养专业服务人员。2010年11月24日，全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北京拉开帷幕，本次竞赛是建国以来首次举办的国家级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可见，国家对如何尽快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专业素质也是高度重视。因此，应以本次竞赛为契机，尽快建立以在岗培训为重点、多元化培养方式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专题讲座、传帮带、实习提升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强化专业知识培训，尽快建立一支适合居家养老需求的专业技能人才队伍。二是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应重视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社区资源，特别是要重点开发利用“年轻”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因为，很多老年人尽管已经卸下了工作重担，但依然期望“老有所为”。因此，社区可以尝试建立多种激励机制，让志愿服务可学、可做，充分鼓励和支持“年轻”老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争当志愿者，走“以老养老”、“助人自助”之路。 2、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 在我国确定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机构养老虽是补充，但其仍是社会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必须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面对当前“民办”养老机构艰难的生存局面，应大力推广“民办公助”制度。所谓民办公助，就是对多种社会力量投资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行为，由各级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引导性的资助。 （1）突破土地供应瓶颈。只要社会资本承诺按与政府的约定运营“非营利性”养老机构项目，政府就应在土地取得方式、获得土地的价格等方面给予与政府事业单位相同的待遇。 （2）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养老机构，必须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政府既可以在建设期按照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土地租期等指标，一次性或者分期给予建设补贴，又可按照床位数、收养人数、入住率等指标，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通过这些措施都能有效的鼓舞社会资金的投资热情。 （3）政府承担部分风险。政府应承担易于控制的一部分风险，如实行托底支持等，从而有效提振社会资本投资信心。 总之，现阶段必须加大扶持力度，尽快把一个个优质的养老机构建立起来，就是社会为老人尽孝。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建设需要多个子系统的配合协调，我们必须尽快整合政府、家庭、社区、个人和民间机构等各方资源，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更加积极的去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挑战。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解析和重构 摘要：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要求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国当前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表述，没有揭示养老服务的本质特点，存在着核心功能不够明确、目标人群较为模糊、内部诸要素呼应性较差、运行机制开放性不足等问题，在实践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通过需要理论阐释养老服务的特质，从系统论出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可以重构为“为老人提供有效照护，以居家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社会服务为依托”。这种体系表述揭示了照护是养老服务的核心；前置了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明确社区是综合性照护服务展开的平台；引入社会服务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优势；强调服务传递的载体是资金和设施。 关键词：老年需要；系统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立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要求。目前，政府提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中取得较好成效。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碰到了不少新的问题，亟需进一步探索创新。本文从系统论角度分析该体系存在的问题，从需要理论角度阐释养老服务的特质，力图以此重构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一、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源起和意蕴 有关养老服务体系的含义，以往学界很少涉及，直到近几年才有探讨。目前使用的表述主要是由政府有关文件提出的。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在文件中明确，“在供养方式上坚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发展方向”①的社会福利社会化路子。由于养老服务在社会福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概括逐步演变为专指养老服务体系，并于2006年前后最终确定为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②。 2010年前后，有关体系的研究和表述开始增多。在政府方面，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实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试点”，确定了一批试点省份。对“基本”两字，国家发改委认为，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基本的：“在大力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引导各种所有制投资主体进入养老服务市场，鼓励发展各种性质、各种业态的养老服务机构，形成多元开放、层次多样、竞争有序、监管有力、覆盖城乡、体系完善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格局” 苏国：《“十二五”期间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1年第2期。 。2010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据此，在201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会上，民政部长李立国说，要“立足基本国情，着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符合、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相匹配，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互助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李立国：《积极贯彻优先发展方针 加快构建适应老龄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国社会报》2010年11月12日。 。2011年，民政部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资金保障与服务保障相匹配，基本服务与选择性服务相结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服务体系” 民政部：“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记者会，2011年3月8日(wwwchinacom 。梳理政府的表述，这几年有四个明显变化：一是增加了“社会”两字，表明需要以全社会之力做好这项工作，即充分发挥政府、家庭、机构和社区等的作用；二是改机构的“补充”为“支撑”作用，对养老机构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三是强调了服务的性质和价格问题；四是指出服务保障要和资金保障相配套。 从学界看，对养老服务体系也有几种讨论。一是同意或接近政府的提法，这是主流意见。大部分学者在论述养老服务体系时，都采用政府的表述。有的虽有不同，但基本接近。如刘益梅提出“要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刘益梅：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就包括以居家养老为基础、机构养老为补充，多主体、多元化、多层次提供服务的涵义。二是宽泛意义上的提法。金双秋、曹述蓉认为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老年人服务制度体系、老年人供养服务体系、老年人医疗服务体系、老年人再就业服务体系、老年人继续学习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金双秋、曹述蓉：《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构想》，《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年第1期。 ，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这就把有关的为老年人服务的内容都包括在内了。三是更为广义的提法。即把养老服务体系看成是一个大系统，特别是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内容列入，认为这是重要的经济保障。“建立一个由个人、家庭、社会、企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模式。” 强调“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混合经济模式, 整合政府、非政府、社区和企业各机构的资源, 提供各种有差异的、不同模式的服务, 来构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实践我国养老服务事业。” 刘畅：《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有的虽然肯定“我们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在行文中仍然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养老保险问题 张晓霞：《江西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完善对策》，《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也有学者分析了家庭、居家、机构等各种照顾系统的不足，提出“需要建构一个多样化、个性化、家庭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范灵璐、郑梓桢：《不能自理老年人照顾方式调查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以广东省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学界的上述提法有的不能反映养老服务体系的本质特征，有的甚至大而无当。资金问题是养老服务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但不能由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旨是解决人老后的基本生活风险，不可和养老服务混为一谈。老年人作为社会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各种社会服务，不能把各种供养、教育、再就业、医疗等服务都放在体系中谈，否则就很难抓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相比之下，政府的提法更接近于养老服务的本身涵义。这一体系的设计及其实践，使得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取得突破性发展，其历史性贡献不可磨灭。到2010年底，全国有各类养老机构39904个，床位3148万张，收养老年人242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15 页。 。大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截止2010年，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153万个、城市便民利民服务网点539万个②；建成含日间照料功能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2万个，留宿照料床位12万张，日间照料床位47万张 引自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文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国办发60号）。 ；大大提升了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一是第一次从体系高度提出了养老服务问题。新中国的养老服务，发端于福利院、敬老院，靠这些机构承担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供养和服务问题。改革开放后，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吸引社会资本建设养老机构，共同承担社会养老服务。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断迫切，仅靠养老机构难以满足。因此，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了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体系的提出，把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服务联在一起，有了整体推进的基础。 二是第一次从居住角度对养老服务进行了划分。老年人居住在家庭（里），接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居住在机构，接受机构养老服务。大部分老人是住在家里的，因而居家养老服务是基础。入住在机构的老年人人数相对较少，因而是补充性的。 三是第一次引入社区服务改造传统家庭养老服务。始于1987年的城市社区服务发展起来后，为居住在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服务逐渐成为重要内容。这些服务简便、成本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先由家庭成员提供的服务，受到了老年人欢迎。 四是第一次提出了服务性质的划分。把服务分为基本服务和选择性服务，比一开始提出的“无偿、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要更清楚。这是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市场提供的服务的区分，明确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基本性的，是老年人必需的服务。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困境 尽管如此，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事业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无论服务供给，还是服务质量都远不尽如人意。其很大原因在于体系设计没有从系统论角度揭示养老服务的本质，特别是缺乏功能的设定，以及围绕这一本质形成的各要素的相互呼应。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这一问题，肯定政府部门的提法,但认为不能仅仅以居住角度来布局养老服务，养老服务需要进一步研究 董红亚：《中国政府养老服务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5期。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体系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这种功能，源于目标任务的设定。一般来说，系统内部存在多元要素，既有多样性，又有差异性，是内在的统一。开放是体系生命力的源泉。不存在一个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自给自足的系统，如果没有外部信息、资源的输入，系统可能遭受熵变，使系统逐步丧失自我控制能力，最终走向分裂或解体。良好的开放性系统，能够使内部各要素紧密协作，产生协同效应，提高绩效水平，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目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存在,它的功能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要，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围绕这一目标定位，体系要和外部实现各种资源的交换，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产品，提供给老年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和任务。以此观照现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其问题是： 一是核心功能不够明确。养老服务的本质，即为老年人提供有质量的服务，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功能。但现有体系只是反映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是在家庭还是在机构，没有对“养老服务”这一基本问题做出解释，明确其核心功能，致使养老机构发展缺乏分类，居家养老服务浅表化，由此模糊和淡化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由于没有明示养老服务的本质，围绕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方式、性质、标准、资金给付等各要素，就失去了为之努力的目标，并进而导致体系内各要素的离散和紧密性的降低。 二是目标人群较为模糊。现有体系看起来是为全体老人服务的，但又是不清晰的。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偏向：其一，把服务目标定在10%老人，弃90%于不顾。一些地方提出的“9073”、“9064”的养老服务格局，90%的老人在家自主养老，由家庭提供服务；7%或6%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即由政府购买服务；其余的3%或4%到机构养老。有的还据此提出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服务方式。如果这样的提法能够成立，那就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不需要解决90%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这不仅有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其二，直接导致机构福利反导向。一方面，公办机构目标人群入院率低。公办的福利院、敬老院本来是为无依无靠的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对象，以及家庭无力照料的老年人提供的。但实际上，全国5563万农村五保对象、893万城镇“三无”对象，进入养老机构的只有1871万,其中五保为1774万，约为总数的31%，而“三无”对象不到9%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0、204，48页。 。从失能老人入院率看，2010年，全国养老机构收养的老人中，自理的为1908万人，介助(半自理)为35万人，介护(不能自理)为168万人②，自理和介助、介护老人比约4∶1。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介助、介护老人，是由长期在院的自理老人转化来的。可以说，由于缺失入院评估和审核，没有对入住老人的条件限制，从一开始，大量老人都是身体健康者，国家投资的福利设施，被经济条件、身体条件都比较好的老人享受着。这就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由于福利机构床位的排他性质，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入住机构支付费用远低于市场交换的费用，却较长时间（入住后长则30年以上）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 三是内部诸要素呼应性较差。现有体系安排中，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保障措施等各要素大多交代不清。特别是国家、社会和家庭三个供给主体职责不够明晰，或者说是基于此的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三大平台缺乏呼应，甚至相互隔阂。具体表现为由政府推动的机构服务和居家服务，因为主管部门的不同，有各自服务对象，政策的相互隔绝，服务对象和内容层次定位不清；也表现为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得不到支持或支持很少的问题，致使体系整体有效性不足。落实到具体中，“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只说明了绝大部分老人住在家的现实情况，其服务要“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由此把居家养老服务转化成了社区服务，实际上混淆了在社区服务和由社区提供服务。居家养老的核心是老人就地养老，养老不离家、养老不离社（村），强调的是在社区接受服务；并不是说，养老资源也来自于社区，都由社区来提供。把机构养老定为“支撑”，按有关部门的解释，是考虑到入住机构的老年人都是家庭无法提供有效照护服务的，只有机构才能提供专业服务。因此机构是独立存在的，和居家没有直接联系。在政策执行层面，不少地方由民政、老龄工作部门分别执掌机构和居家养老，各自出台政策，力度各不相同，补助资金和服务不能共享，既限制了老年人在居家和机构间转移的选择自由，又导致了社会力量对彼此支持热情的差异。 四是运行机制开放性不足。现有体系实际上把居家老年人的服务限定在社区的地域内，由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提供，排除了市场化机制。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的共识是社区服务是依托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发动社区力量开展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居民服务业 邓伟志、李一：《中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探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从其发源来讲，社区服务都是一些便民服务店，具有规模小型化、管理人员就近弱势化、经营简单化等特点，若把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限制在社区，就难以实现专门化和专业性。在现代社会，市场化不足，意味着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可以说，把养老资源局限在社区内，是目前社区养老服务浅表化、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社区工作人员辛苦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保洁、文化娱乐方面，广大老年人需要的社区照料、康复等福利服务严重匮乏 王振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大批居家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得不到专业的服务，有效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养老机构自成一体，比较封闭，既不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持，又不和社会进行充分的资源和信息交换，服务质量也就无法提高。封闭有余开放不足的运行机制，即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结果必然是服务质量的差距。 三、老年人需要和满足――养老服务的本质分析 老年人的服务需要和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比，具有异质性。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即具有特质性。养老服务是针对老年人的特质性需要而给予的满足，也就是养老服务是各类供给主体根据老年人的特点提供的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的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围绕这一过程形成的复合系统即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内容丰富，工具性需要渗透全方位。丰富性是指老年人需要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概括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工具性需要 凯瑟琳・麦金尼斯―迪特里克（Kathleen McInnis-Dittrich）、隋玉杰：《老年社会工作 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评估与干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尤以工具性需要最为突出，即需要更多地借助各种工具和辅助设施。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老年人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做好原来由自己的手、脚、眼等完成的基本生活需求，必须全部或部分交由他人来做，或借助其他设施设备来完成。一少部分人还由于智力的衰退造成失智，完全需要他人服务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老年人的服务需要中，作为社会化内容的工具性植入十分重要，它渗透在老年人需要的方方面面及其需要满足的全过程。没有社会力量的帮助，老年人的工具性需要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层次多重，缺乏型需要更为突出。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其中前四种需要为缺乏型需要，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要后，个体才能感到基本上舒适。自我实现需要为成长型需要，旨在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这些需要由低到高，具有逐级满足的递进性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4页。 。这种需要的一般性理论，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却不完全适合。也就是说，老年人需要并不完全按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发展递进。其原因是，按照撤退理论，老年人从成年期参与的社会活动、担任的主要角色退出了，因而其自我实现需要减弱，甚至消失。反而缺乏型需要，特别是低层次需要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走上了前台，重新起着主导地位。对其中一部分失能老人来说，有时候生理需要还可能更急迫。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自己而必须借助他人实现这些最基本的需要。 三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线性变化，专业化方面上具有递进性。从本质上看，老年人的基本需要基于他们的身体条件。每一老人个体，其生理机能的衰退及疾病的发展都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化及反复的过程。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需要及满足，也因此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初始阶段，由他人提供一般性生活服务；继而寻求专业机构服务，并逐步趋于更多的照护服务。总体看，老年人需要的实现在借助社会力量方面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专业性不断提高。 四是老年人服务需要的方式多样，选择上偏重社区人文性。从居住形态的角度看，老年人的服务需要可以在家庭内完成，也可以走出去，在社区完成，或直接到机构中完成。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安全性感受，其中最主要的是社区的人文文化氛围，也有部分出于成本较低的因素，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居家式需要的满足。换而言之，老年人居家接受服务时，因处于熟悉的社区中，更具有心理安全和低成本的优势，更能接受这样的实现方式。 概而言之，养老服务的本质是照护，即照料和护理。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满足其基本的工具性需要、缺乏型需要；对其中的失能老人来说，在生活照料的基础上，护理更为突出，而这种护理具有专业性。就老年人服务的方式来看，他们需要在熟悉的社区获得综合性、连贯性的服务。 四、以满足照护需要为核心重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基于上述老年人养老服务需要特征，有必要重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未来一个时期，为适应人口老龄化，我国应着力构建为老人提供有效照护，以居家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社会服务为依托，制度、设施、标准、补贴、队伍等各要素相互支持互为补充，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体系构造如下图。 这一体系是对原有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既是对养老服务本质特征的回应，也是对实践困境的破解。其特点在于： 第一，揭示照护是养老服务的核心。照护，即日常生活照料和专业护理。老年服务需求包括生活照料、护理、教育、文化娱乐、法律咨询等内容，但就最急迫和必须的服务而言，是正常生活所需的照料以及家庭照料所缺乏的专业护理；尤其从政府职责来说，承接的是家庭无法又无力承担的服务内容，确保的是老年人及家庭的基本服务需求。明确社会养老服务内容的核心是照料护理，有利于重组各类服务提供主体，形成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和服务机制；组合服务制度、设施、标准、资金、队伍等要素，在新的目标下形成各个部分所不具有的整体力量。在此目标导向下，建立养老机构分类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护理型机构；加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由此夯实居家服务的基础地位。 第二，前置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高龄化趋势，养老服务发展初期的粗放型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实现有效照护，必须发挥机构的作用。通过养老机构，提高照护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加有效性。肯定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并把它的位置提前，是要明确机构不仅直接承担着部分特定对象如失能（智）老人的服务，还必须承担对居家老人养老服务的支持，进而对整个体系起到支撑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建立在观念解放、深刻理解社会发展、再造机构职能基础上。 一是从社会现代化高度看待机构在家庭养老服务社会化中的作用。工业革命后，社会进入现代化，出现并不断强化了家庭小型化、住房板式单元化和就业异地化等 董红亚：《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家庭养老服务难以为继，需要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从社会化角度看，有两类形态：一类是彻底社会化，即家庭不再承担养老服务，由社会全面完成，表现为老人到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接受养老服务。一类是一般社会化，即老年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住房里或和家庭成员同住，他们所需服务部分由家庭成员提供，部分由社会提供；也可能全部由社会提供。在社会提供服务的背后都有机构的影子。在现代社会，服务的组织化是重要特性之一，不存在单纯地由家庭独自承担社会服务的情况。 二是从社会服务高度大力发展各种性质多种形态的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是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遵循着社会服务的基本规律。在社会服务领域，机构无所不在，有着多种形态。落实到养老服务，不但要建设综合性住养和专业化照护并存的传统养老机构，也要发展以专业化照护为主的养老机构，它们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特别是要发展企业性质的养老机构。这类机构至今凤毛麟角，2010年底统计，全国只有92家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缺乏养老服务企业，是导致养老服务领域竞争不激烈、服务质量不高、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三是要从职能再造高度扩大机构服务范围和提升服务质量。机构要从办在远离社区逐步向社区靠近，直至融入社区，成为社区型养老院。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深感机构远离社区的弊端，开始“去机构化”，实行aging-in-place，在老人居住地附近设立各类养老设施或机构，为生活能够自理或部分自理的老人提供住养或日托 王思斌：《英国的社区照顾与中国的社区服务之比较》，载夏学銮编《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此类“社区照顾”模式，是机构存在于社区内，是居家养老的组成部分。要一改以往养老机构雷同化模式，分类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着眼入住老人身体状况，把养老机构分为护理型、助养型、居养型机构，分别专门照护失能、半失能和自理老人，重点支持发展护理型机构。通过分类管理和专门化服务，不断提高机构为老服务质量。 第三，明确社区是综合性照护服务展开的平台。老年人长期居住在社区，环境熟悉、生活便利，他们更愿意在社区接受相应的服务。作为一个地域概念，社区又能放置各种养老服务设施，设立养老机构，提供各种各类服务。因此，无论对老年人，还是各类机构，社区都是一个重要的服务平台。在这一平台里，设施、服务、资金、队伍能够得以整合，老年人能够从中获得综合性的、连贯服务，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要逐步实现“星光老年之家”向居家养老服务站及综合社区照料中心的提升发展，整合社区各类设施和服务机构，提供综合服务。 第四，引入社会服务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商品。养老服务虽有其特质性，但同样具有服务的共同特性。引入社会服务，使得居家养老服务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社区及其服务，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由社区仅对居家老人进行支持；使得养老机构走上集团化、连锁模式，或外包部分职能，如和医疗机构合作，将专业医护交由医院完成，将清洁卫生等任务交由家政服务公司完成。原有体系设计尽管也强调市场化，但由于分隔了居家和机构，实际上相当于用行政手段进行指令性配置，切断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尊重市场，还表现在尊重机构之间的竞争。已有公办机构由政府部门直办、直管，投资是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收养对象却为全社会的老人，建设成本较低，收费价格也低，客观上造成民办机构无法按市场形成的价格收费。换句话说，养老机构的收费对市场价格不敏感，缺乏弹性，因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养老机构床位的总量不足和空置率较高并存的问题即是其中的表现。 第五，强调服务传递的载体是资金和设施。服务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对养老服务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老年人得到服务，解决了其因身体机能衰退而必须借助他人的需要后，他们的心理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这种依他性，有两个重要而具体的载体：资金和设施。资金用来购买服务，其来源既可以是个人的，社会的，也可以是政府的；政府的资金既可以直补供方，也可以直补需方。以往的体系建设，资金比较多地源于政府，在传递途径上一般由政府到机构，多用于设施建设，特别是养老机构的建设。这往往造成低效益。新的体系要建立服务补贴制度，改过去暗补机构为明补老年个人，由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主选择服务方式，可以用于居家，也可以用于机构服务。同时，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是基本服务。服务的另一传递者是设施。严格意义上，服务一般不以实物形式出现，而是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的劳动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服务是与实物紧密结合的。这种实物从广义讲，包括养老院、居家养老站、老年食堂、无障碍通道、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信息服务平台、一键通呼叫器等一切与老人相关的东西。没有这些实物支持，服务就难以提高质量。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摘 要】本文从提高思想认识；顺应社会养老模式变化趋势，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吸引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对社会养老服务市场和从业人员的监督与管理等方面，对如何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老年化社会进程正在加快，由此带来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何应对和解决，是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一道新的课题，因此，努力探索，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一、提高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 1.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自从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各项事业都快速发展，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处在向更广、更高、更深入的方向调整之中。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要努力奋斗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全面、具体、明确。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尤其是近年来，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初步落实，使全体人民“老有所养”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在此背景下，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是顺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虽然针对的仅仅是“老有所养”的问题，但对于进一步实现全面建设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意义非凡。 2.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能够直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首先，各类养老机构的设施建设，能够直接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的建设目标，增加日间照料和机构养老床位340余万张，实现养老床位总数翻一番，仅此一项就需要数千亿元的投资。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年人口的增长，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照料护理、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正在催生一个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据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养老服务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以养老服务为核心的老龄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其对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可小觑。 3.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是积极应对老年化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根据人口普查，我国在九十年代开始进入老年化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剧，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1.85亿，并呈高龄化趋势。家庭小型化、空巢化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效应，已经彻底显现。据统计，我国城乡空巢家庭已达50%，部分大中城市达70%。一对年青夫妇供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已成为城市绝大多数家庭结构的常态。我国长期以来，建筑在子女成群基础上的家庭养老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因丧失了多子女的前提条件，而无法维系。尤其是高龄化、空巢化、病残化已日益成为家庭养老的难题。家庭的稳定和安宁与否，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近年出现的年青人因不堪病残老人拖累，而助老人“自杀”的案例，尽管只是个案，但其间透露出的信息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严重滞后，无法适应社会老年化发展趋势的需要。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应对老年化社会，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二、顺应社会养老模式变化，制定相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1.要依据当前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养老模式十分单一，除了个别特殊群体（孤寡老人和伤残军人），由政府奉养，实行机构养老外，绝大部分老人都是采用居家—家庭养老（由子女奉养照料）模式。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居家—家庭养老模式在一些家庭中渐难以为继，由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机构养老模式渐渐兴起。但由于我国传统的文化、生活观念的影响，以及经济和养老机构等方面原因，许多老人不愿或无法采用机构养老的模式。于是，由社区为老人提供一些必要服务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并受多数老人欢迎。居家—家庭养老、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元化的社会养老模式逐渐形成。针对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趋势，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必须顺势而为，将规划的重点放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构建以社区老人服务中心为核心，相应住宅区老人服务站为网点，涉及老人日常生活（采买、做饭、洗衣）、医疗保健、家居清洁、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等内容的服务体系。 2.要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做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作为社会建设的子系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规划自然也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衔接、相协调，而不是另起炉灶，独立行事。因此，要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要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当地城镇化发展、社区建设方面的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城镇化建设和社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行整体规划。同时，规划还要突出近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的结合，既优先考虑满足当前社会急切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着眼于长远，突出规划的前瞻性。为此，相关部门要深入实际调研，了解当地老年人生活状况、服务需求和消费水平，根据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分出轻重缓急，制定出相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确保规划的科学、合理、切合实际。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吸引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 1.政府要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 随着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将进入一个急剧增长的态势，而当前各县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普遍处在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各级政府应按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目标，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内容，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保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2.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加大对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企业和个人的扶持力度 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税收减免、土地出让、人员培训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民间资本投入社会养老服务行业。对进驻社区老人服务中心，提供社区所需的养老服务项目的企业和个人，政府免费或低租金提供营业场所。对住宅房地产开发中，为住宅区提供养老服务站场所的开发商，给予相应的优惠鼓励政策。以此动员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四、在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同时，强化对社会养老服务企业和人员的监督与管理，是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市场竞争是保证市场主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优良产品和优质服务的根本途径，社会养老服务作为新兴服务业，也必须走市场化发展道路。要充分鼓励社会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自己，为老人提供价廉质优的服务。社会养老服务又与普通的服务业不同，其社会效益占据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同时，必须强化对社会养老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监督与管理，才能保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健康发展。 1.通过制定养老服务项目的行业标准来强化对养老服务企业的管理 各地应从养老服务市场的需求出发，结合当地的生活和消费水准，由民政、物价、社区组织等相关部门，会同老人协会（消费者代表）和相关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并制定出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项目的服务和收费标准，实现所有服务项目的明码标价。这样既便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又能让老人们明明白白、踏踏实实地享受实实在在的服务。可以仿照酒店服务管理的办法，对提供养老服务的企业，根据其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能力、服务水准，给予考核定级。每年或每两年定期考核一次，确定企业是晋级还是降级。对社会满意度高的企业给予晋级，并优先享受政府提供的相关优惠政策。对服务达不到标准要求的企业给予降级，并下调其收费标准，以此促进企业提高服务水平。 2.加强对社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作为对社会养老服务企业考核晋级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企业制定从业人员相关的行为规范，并严格按照行为规范的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首先进行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培训，强化从业人员对老人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其次，要重点进行专业能力方面的培训，尤其对从事失能老人护理工作的从业人员，不仅要进行专业培训，还应对其进行考核认证，做到持证上岗。通过在老人服务中心设立服务投诉电话或监督台，约束从业人员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浅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摘要]养老是民生之本，保障老有所养是保障民生的大事。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需坚持把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同时加大大方面的工作力度，保证建立起养老服务的长效机制，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关键词]养老服务　民生　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鲜明地提出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坚持把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和专业化建设，在提升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的同时，加大财政投人，加强服务设施建设，建立养老服务的长效机制。 养老是民生之本，保障老有所养是保障民生的大事。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治国理念，积极适应了发展的新需要和群众的新期待，加快推进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解决了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同时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完善和落实扶持政策。首先，要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包括对养老机构相关服务营业税的免征，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房屋、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以及在社会力量对养老机构等公益事业进行捐赠时，要根据一定标准享有税收优惠等。其次，要落实和完善土地供应政策。要求优先保障养老机构建设用地，对新办的养老机构采用划拨方式供地，以及在地价上给予适当优惠；鼓励有能力的地区对新建、扩建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财政上给予适当补贴。再次，需落实医疗服务政策。鼓励在养老机构内设置或合作设立医院、门诊等医疗机构，经审查合格，可纳入城镇职工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范围。最后，需在落实原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的研究可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从而为社会各方开办养老服务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的社会热心人士从事这项工作，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二是推进养老机构建设多元化和营运规范化。一方面，要在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主导性、示范性、辐射性作用的同时，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兴办养老机构，大力推动“民办公助”、“公建民营”等社会养老服务模式。养老机构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既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能增加养老服务机构的社会供应，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需求，进一步缓解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养老机构的管理和监督。首先，要保证公办养老机构的建设质量，为社会各方兴办的养老机构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其次，要强化监管措施，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杜绝一切有损老年人权益的事件发生。最后，要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的准人、退出机制以及评估、评审制度，规范养老机构建设标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的服务和设施建设标准。 三是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充实服务内容。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方式，集中体现了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点，既可减轻老年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可满足老年人对家庭的心理依赖，同时为财政减轻负担，因此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充实服务内容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大社区的资源整合力度，推进社区在满足生活照顾、医疗服务等基础需求的同时，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充实服务内容。应从老人实际需求出发，不仅关注老人的物质需求和身体状况，更要重视老年人精神领域的发展需求。同时应对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和身体状况的老人，采取不同层次的照料形式：对低龄老人，可以尽可能的满足他们发挥余热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仍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可以尝试采取托老所的形式，日间老人进入托老所，生活用品和基本服务能够被满足。对高龄老人及病残老人，以上门照料服务为主，提供医疗、康复、护理、家务等全方位服。 四是切实加强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建设。首先，大力培养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性人才，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鼓励大学开设老年福利、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为养老服务行业输送高端人才。鼓励医护专业人员到养老机构就业，支持大专院校开展养老服务的职业教育，鼓励学生到各类养老机构实习。其次，开辟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在进一步加大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充分重视对志愿者、家政服务人员以及社区参与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养老服务队伍整体的专业技能水平。最后，推行职业资格制度。实施与我国现阶段梯度的等级认定标准，对拥有不同专业化水平的服务人员实行差别对待：志愿者和其他流动性大的社区服务群体进行短期培训。在考试通过后颁发初级的资格认定证书；对在大中专院校的专职服务人员，授予中级资格认定证书；对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过的专业服务人员，授予高级资格认定证书。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农业科学论文:设施农业科学人才培训 1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必要性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涉及农学、工程、环境等多门学科,因此,在设置课程时,应充分考虑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但目前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高等院校大多对人才培养方案基本处于探索阶段,潍坊学院在2003年第一次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实施的情况下,经过2006年不断调整修订,但仍然存在课程设置相对不合理、实践环节与社会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原有专业课程模块需要重新调整等问题,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势在必行。2010年,我们在走访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特色,根据潍坊学院实际,注重改革方案的地域特色和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构建了新的特色人才培养方案[2]。 2构建和实施特色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是教学计划的最基本单元,是专业教学改革方案的具体落脚点。依据学科、社会和学生需求,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采取“纵向压缩,横向拓宽”的措施,建立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突出了“厚基础、宽课程、长实践”特色,从而拓宽了专业基础,强化了实践应用能力[3]。 2.1课程设置实施方案 将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有机结合,突出课程建设,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重新优化和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总体框架,课程体系划分为三个平台,由通知教育课程平台(必修和选修)、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平台(必修和选修)、专业选修课程(限选和任选)平台,加大选修课比例,推行套餐式服务,充分发挥学校学科齐全、文理渗透、农工结合的综合性优势,鼓励学生跨院、跨专业选课,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全面发展。通识教育课程: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注重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坚持外语教学四年不断线,实行分级教学,建设自主学习的网络环境;坚持计算机全程教学与应用,强化计算机网络的教学与实践,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体育教学由竞技体育向健康体育转变,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健身习惯;重视艺术与人文教育,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严格公共选修课程的审核准入制度,加强过程管理,提高课程质量。学科基础与专业课程:根据该专业涉及农学、工程、环境三个学科的特点,改变了原培养计划中农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较大,工程和环境类课程缺乏的局面,实现了农学、工程和环境三大学科的有机结合;精选课程,推行小课制,对农学类课程中与专业关系不够密切的课程进行了删减,对与学科专业关系密切必须保留课程的学时进行了压缩,使农学、工程、环境三类课程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比例。 工程和环境类课程中增设了工程力学、画法几何、测量学、自动化控制原理等课程,生物类课程中压缩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等的学时,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课程由专业基础必修课调整为选修课。学科基础与专业选修课程:在专业限选课中,密切结合潍坊特色农业,浓缩、精选核心课程,科学设置设施农业科学和设施农业工程两个模块方向。设施农业科学方向包括设施种植和设施养殖两大内容,主要设置设施园艺学、设施植物保护学、水产养殖学、动物医学等核心课程;设施农业工程方向包括设施工程设计建造和设施工程环境调控两大内容,主要设置农业设施设计基础、设施农业工程环境学、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等核心课程。在任选课的设置上,以提高学生专业基本素养和个性发展能力为目标,力求体现专业特色,丰富和深化学生专业知识,培养学生鲜明个性,新增设设施专用品种选育、工厂化育苗、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等课程。集中进行的实践课程:除军训和公益劳动外,集中进行的实践课程分为学科基础实践、专业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专业综合实践和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五个部分因课程设置不同每个部分对应1～3门课程,学科基础实践重在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认知能力,专业基础实践和专业实践重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专业综合实践重在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重在增强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整后,集中进行的实践课程共达到33周,实验和实践课程在总学分的比重达到37.5%。经过调整,学科基础与专业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的比例达到5.2∶1.8∶1,这与我国试行学分制以来的各大著名高校的比例基本一致,既考虑了学科课程发展的需要,更尊重学生个性特征需要,促进了三元课程结构的形成,有利于具有较高技能和丰富个性人才的培养;实践课程学分得到提高,实验实践学分在总学分中比例增加,构建四学年“三四四”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2.2课程设置实施特色 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整合优化,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有机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学生培养实行学年学分制,总学分为160学分,其中必修课程86学分,选修课程32学分,实践环节和其他共33学分。课程设置具有“厚、新、宽、活、长”的特点。“厚”主要是强化专业的公共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比重,如在基础课设置中就包括了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课程,较一般的农学类和工程类专业的基础课设置有很大的不同,数学、化学的基础显著加强。“新”体现在专业课的设置上,结合潍坊是农业大市、寿光设施蔬菜发达和诸城畜产品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实际,充分考虑设施农业发展的需求,在专业限选课上设置设施农业科学和设施农业工程两个方向,其中设施农业科学方向中同时设置设施种植和设施养殖的相关课程,这在全国其他高校中是没有的;设施农业工程方向中,除了设置农业设施工程环境学、农业设施设计与制造课程,还设置了设施植物栽培学等农学类课程,从而将农学、工程和环境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宽和活”体现在选修课的设置上,我们将选修课分为三大类:专业类、拓展类和前沿类。 专业类课程以巩固专业知识、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的,如设施专用品种选育、工厂化育苗、饲料加工工艺学等课程;拓展类课程则以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如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绿色食品生产与检测等课程;前沿类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对学生科研深造具有重要作用,如生物化学专题、分子生物学专题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自主选择相关课程,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积极性。“长”体现在长实验、长实践上。在实验课程的设置上,重点提高实验课程时数和质量,实验学时达476学时。分为“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研究创新性”四层次实验课程,依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能力、组织能力和自主实验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实践课程分为“学科基础实践-专业基础实践-专业实践-专业综合实践-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五层次实践环节,层层递进,依次提高,特别是专业综合实践,在第7学期集中进行,此时专业课程已经学完,设置8周到寿光高科技园等校外合作基地进行专业综合实践,深入实践、到实际生产一线获取增长才干的机会。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含科研训练)在第6～8学期结合教师科研课题开始进行,主要集中在第8学期。通过以上四年不间断的实践环节的培养和训练,可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适应社会,树立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把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培养落到实处。 3人才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1)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重新调整了课程设置,合理调整了专业课程,避免了课程重复、交叉等问题。增加了设施农业工程方向模块,重点开设温室设计与建造、温室自动环境调控技术、设施作物栽培、设施养殖等课程,真正体现了理农渗透、农工结合的宽口径特点。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其他省份的学生可根据家乡地域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选择。 (2)结合潍坊设施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区域优势,依托校外寿光高科技博览园、青州绿博园等联合教学基地,能够到现代化的生产一线得到实践操作和锻炼机会。 (3)实施素质教育,实行学年学分制,注重个性发展,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与潜能,鼓励学生跨系、跨专业选课。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来拓宽知识面。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加贴近农业发展的实际,更加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4)该专业立足地方设施农业特色发展,有良好的前五届本科生的培养基础,其中有50%左右的学生考研继续深造,有较好的专业发展潜力,其余学生在相关行业和产业就业创业,受到了国内其他高校同专业的肯定和借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专业培养的学生既有创新型人才,也有创业型人才,并且毕业生在单位很受欢迎,达到了人才培养的目的。 总之,自从潍坊学院首批批准设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来,立足地方特色,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突破口,不断建设和实施服务地方的复合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前已有5届学生共175人顺利深造和就业,并已成为符合社会需求和建设的高级专业人才。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体系的构建 摘要：针对新疆现有的涉农网站和平台现状，对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构建进行了分析研究。利用中间件的优势，对现有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进行集成，并根据用户需求增添了查询、服务等功能模块，对各模块的功能进行设定分析，从而满足了用户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需求，实现了对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有效保存、挖掘分析、共享利用，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关键词：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间件；管理模块 农业科学数据是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科学地管理农业数据，能够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各种农业资源。近年来，新疆农村互联网水平显著提高，新疆各类涉农网站也纷纷设立，农业化信息队伍不断壮大。但是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独立的门户，信息之间数据共享不足，信息交融不够，因此，构建全面的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管理和共享服务体系、整合各种农业数据资源、实现对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便成为各部门和广大用户的迫切需求。 1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现状 新疆已建立的涉农网站超过了100家，其中一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用户的使用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如新疆农业信息网、新疆兴农网等。此外，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信息共享基础平台，如新疆干旱区林木种质资源共享基础平台、新疆畜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新疆环境气象监测信息共享平台等。为了避免各部门独立设置门户网站及建立信息平台，因重复建设而产生的资源浪费，更为了方便用户查询各类农业相关信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将现有的科学数据整合集成。集成现有的数据资源平台，能够充分利用各部门的信息资源，有助于消除“信息孤岛”，使各单位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来建设自己的特色资源，节约成本。此外，集成数据共享平台在不影响原系统运行的前提下，对各种异构数据统一表示、管理，并为用户建立一个方便透明的数据访问入口，使用户不必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应用系统，进行繁杂的操作过程，只需表达其需求，从而显著提高查询效率。 2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构建思路与原则 2.1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构建的思路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思路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2.1.1数据开发、积累和存储的功能包括农业科学数据的采集和标准化整理，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库和数据集，使科学数据得到有效的保存，为实现科学数据共享提供资源基础。2.1.2集成及信息拓展功能采用中间件法把农业各个学科的科学数据集成到一个网络系统、集中在一个共享网站上和展示，以便于用户的查询和获取。同时，数据库中的信息还可以动态地增加、删除以及更新。2.1.3数据共享功能即在数据和用户分级分类基础上提供数据在线和离线服务，如数据的分发、数据在共享网站上的等。2.1.4智能的搜索查询功能用户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查询、模糊查询等多种查询方法对科学数据进行快速查找。2.1.5其他服务功能平台还能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内容，如专家咨询、标准定制、决策支持、统计分析等，同时提供了API接口，能够方便地接入新的信息服务模块。 2.2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构建的原则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网络化等手段提供信息的共享服务，便于用户的信息查询及使用，在提供信息数据共享服务的过程中，应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原则。2.2.1针对性任何信息都是在特定时间、场合下对特定用户的需要产生效用，因此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必须围绕用户的特定具体信息需要来展开，注意信息提供的针对性。信息服务就是要为特定的信息找到确定的用户，使信息发挥最大效用。无论何种信息都必须针对用户的信息需要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1]。同时，随着社会信息总量的迅猛增长，相关信息也在不断增多，如新疆农业信息网每个工作日的信息更新超过50条，如果关注所有农业相关信息，每日信息量会远超过此，而信息提供量超过了用户的吸收能力，就会影响决策的效率。应在完整性基础上认真筛选加工，在可满足用户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提供尽可能少的信息。2.2.2时效性时间对于信息价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保证时效，应当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尽早地把信息提供给用户。但最好是把握恰当的传递时机，在用户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出去。2.2.3方便性科学数据共享服务要为用户的信息行为提供最大的便利条件，如简单易用的界面，数据的上传下载，要求系统使用方便、对终端用户来说不需要太多的精力用在对软件本身的使用上。还有采用信息技术跨越时空障碍，实现跨地域、跨系统的信息共享简化利用信息服务的手续，从而提高信息服务的效率等。2.2.4可拓展性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要实现的不仅是数据收集、累计，更重要的是需要集成不同的系统，完成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的客户端也能方便地共享数据。而且对不同数据库，都可以提供符合共享数据平台标准的数据，同时软件本身有开发接口，提供给后续的开发和使用。2.2.5稳定及安全性由于数据平台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建立的，作为数据共享的平台会被频繁访问，系统的稳定性尤为重要。同时为保证数据存储和共享平台，数据、网络的安全，对访问用户应进行严格的权限控制。 3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 3.1基于中间件法的分布式数据共享平台的集成架构 鉴于新疆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信息查询系统或信息共享基础平台，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要做的首先是能够对已有的系统进行集成。笔者将采用中间件法来实现分布式异构的数据信息集成。中间件是提供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之间连接的软件，以便于软件各部件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应用软件对于系统软件的集中的逻辑，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框架如Web服务、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等中应用比较广泛。中间件法具有成本低、容易实现、局部数据源加入方面灵活、自治性强等优点[2]。元数据是关于数据集的数据，它在地理空间信息中用于描述地理数据集的内容、质量、表示方式、空间参考、管理方式以及数据集的其他特征，是实现地理空间信息共享的核心标准之一。笔者运用元数据在中心节点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映射表，根据元数据映射表，就可以在查询时自动定位所需查询的数据源位置，实现灵活高效的信息资源整合，从而实现分布式信息资源一体化的建设和共享。在用户与各个分布的信息资源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将元数据管理封装在中间件中，通过元数据映射表为分散的各个数据源和网站或系统提供一个统一的访问接口，就可以实现将分散在各处的数据库等同于单一数据库来集中调用。图1显示了分布式数据集成的逻辑结构，在用户和分布式农业科学数据之间建立一个中间件层，为分布式的异构数据源提供一个统一的访问接口，通过元数据管理器将各个节点提交的对自身数据库描述的元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并为无分类的资源定义分类规范，按照一定的分类规则将分好类的资源呈现给用户，用户就可以根据分类信息方便地浏览或查询自己所需要的农业科学数据。 3.2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总体框架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考虑既有分散又有集中的体系结构，它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实体，通过数据中心能够实现农业数据的整合集成、保存及社会共享服务。通过中间件法可以将分布异构的农业科学数据集成到共享平台下，使其具有统一标准的数据源接口及共享协议，能够有效地进行管理，还需要添加一个服务模块，使各个分散的信息源都能够方便快捷地成为共享平台的一部分。此外，服务模块的结构设计采用灵活的层次，可对其进行任意功能服务的拓展。因此，整个数据共享平台是一个由网络层、数据层、服务层、中间层、服务层及支持保障层（包括技术支持、管理支持、标准支持）组成的多层次的综合系统[3]，如图2所示。第一层是用户层，提供统一的用户输入接口。用户可以通过不同的接入方式如手机、浏览器、电脑等，登录到数据共享平台，使用不同的设备都能够方便快捷地访问数据共享平台的所有信息及服务。其次，根据用户身份将其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等级的用户在登录平台后对数据信息享有不同的浏览及使用权限。第二层是服务层，可以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检索查询、专家咨询、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等服务，同时服务层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以及数据共享平台的需求方便快捷地增加其他服务功能。服务层是用户发现和获取数据的关键点，是数据中心存在价值的具体体现。第三层是中间件层，能够通过元数据映射信息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异构数据源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实现数据的集成。第四层是数据层，其中包含了分布在各个系统的分散数据库，也可以新建数据库。对于各数据库中的信息，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调用共享，还能够动态地添加、删除或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第五层是网络层，是数据中心运行的网络环境，包括软硬件条件、操作系统、备份系统、安全系统，各个数据源之间的网络互联、网络出口带宽等，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访问数据中心，查询和获取相关数据。网络层主要解决硬件管理问题和支持上层的数据管理问题，是数据中心运行的基础。第六层是支持保障层，由技术、标准和管理三个方面构成。支持技术包括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元数据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支持标准由数据标准、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三大系列标准组成。管理支持包括组织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运行机制保障、安全保障等组成。 4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及功能模块分析 4.1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 为了完成平台的数据整合和数据共享服务，笔者从设计角度构建平台的层次结构模型，包括平台的功能设置、基础模块以及各功能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如图3所示。用户可通过多种登录途径进入数据共享平台，经过用户管理模块的验证后，不同用户将在平台中享有不同权限的查询及数据共享内容。平台能够为验证通过的用户提供检索查询、导航、专家咨询、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等多种服务，而支持这些服务所需的数据，则是由元数据管理模块将处于不同位置的异构数据库集成共享而来的。在元数据管理模块处添加领域本体，增添数据的语义信息，从而能够实现模糊查询。此外，在数据库层还有一个数据库接口管理模块，能够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对数据库进行添加、删除，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更新等。不同权限的用户享有不同的操作权限[4]。 4.2平台各模块的功能分析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包括多个模块，下面就分别介绍各模块实现的功能。4.2.1用户管理模块用户层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输入接口，其输入接口可以包含多种形式，如浏览器、手机、短信等多种登录查询渠道。由于农业科学数据种类多、数量大，各类数据的加工存储状态各不相同，部分资料还有保密性要求，因此，共享数据范围按数据内容进行了分级，如一级数据为国内外公开数据，可供用户无偿使用；二级数据为省内公开数据；三级数据包含专项数据，只为部分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四级数据为原始数据及保密数据，仅供少数专家或相关研究人员共享使用。用户管理模块用来实现用户分级分类共享数据。按照用户注册信息进行等级划分，可将用户分为个体用户和群体用户。个体用户分为普通用户、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群体用户包括科研单位、相关企业等。不同的用户对共享的数据具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如个体用户对各项数据仅有查询权限，而管理人员则可以添加、删除或更改数据。用户通过统一输入接口将注册信息输入，用户管理模块将其信息存入用户信息库中，便于以后用户登录对其等级进行查询。注册用户登录后则进入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开始查询信息或接受平台提供的各种服务。4.2.2数据平台服务模块数据平台通过各种模块能够提供多项服务。检索查询模块提供基本的信息检索接口，接收到用户的查询信息后进入元数据层寻找相关信息，由元数据目录引导找到相关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查询，然后将查询信息返回检索查询模块，以浏览页面的形式呈现给用户。导航服务模块能够记录用户的查询历史，并对用户历史查询信息特点进行总结归类，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对用户再次访问提供个性化服务。专家咨询模块能够支持用户向专家提问，专家咨询模块将问题经过处理后自动传给相关专家，然后将答案传回给用户。当问题得到满意答复时，问题及答复则存储在专家咨询模块的数据库中，以便下次有相同问题出现时，可自动提供答案。决策支持模块主要面向群体用户，如科研机构或企业等，根据用户决策需求，整合搜集到相关的政策报告、统计数据等经过分析处理，为用户决策提供支撑信息。服务管理模块实现的功能是对于服务模块的添加、删除或更改。当数据共享平台需要提供新的服务时，可通过服务管理模块创建新的服务模块，以保证农业科学数据平台的灵活性。4.2.3元数据管理模块当用户对平台各项服务进行操作时，需要元数据提供数据库信息，元数据管理模块接收到查询参数时，根据元数据映射数据库找出享有的数据源位置，元数据管理模块通过分布式异构数据源统一访问接口进行数据查询，然后将查询结果统一格式后返回给用户，本体数据库能够对用户输入的查询条件进行语义拓展，从而实现数据的语义化查询。4.2.4数据库接口管理模块数据库接口管理模块主要功能是为数据库的增加、减少提供一个接口，便于新的数据库的加入，保证了数据共享平台的可拓展性。 5结语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目前的各网站资源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其结构体系的建立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不断地优化。笔者针对新疆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自己的信息查询系统或信息共享基础平台的情况，结合中间件法的优势，对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已有的系统进行集成，再根据用户需要增设各种服务及查询功能，既能很好地利用已有资源，又对不同渠道的资源进行了整合，使分布不同的各种资源能够相互贯通，用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满足了用户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需求，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5-11]。 作者：朱倩 王华丽 单位：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科学技术 摘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建设必须以农业科学的完善为前提，坚持农业生产、经济进步和生态环境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1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特征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可持续发展农业是要求社会、经济、环境协调统一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同，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公民、行政机关的多方支持。可持续农业是一项持久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每一位公民的力量，在劳动和生产中都遵循着生态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济必须依托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和重要手段。与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不同，现代农业在先进科技的帮助下，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节省了土地等重要的农业资源，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2现代农业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关系 中国的农业文化源远流长，农业一直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产业。不过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建设也受到重重阻碍。在此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坚持采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技术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基础。所以笔者通过论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希望能找到解决途径。科学技术是发展可持续农业的一个必要要件，主要体现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对现代技术的影响、科学技术对于可持续农业的促进作用2个方面。 2.1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农业科技的作用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要求必须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保护农业环境不受破坏，进一步开发相关的农业科学技术等等。以上的理念都对于发展农业科技有重要影响。开发农业技术不能只看这项技术的效率和带来的产量，更重要的是在运用技术的同时不会给农业环境和生态平衡带来危害。而且还要关注这项农业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所以说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影响下，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不同于以往，而更加侧重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2.2科学技术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发展的历程里，科学技术一直发挥着积极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能够提高社会历史的发展速度，甚至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样，在农业领域，科学技术一样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能够极大的增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还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过去有很多不规范的生产现象，导致土壤肥力减弱、水土流失等多种问题出现，而先进的现代科技可以最小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的恶化，做到经济发展和生态的平衡。科技的进步帮助我国上千上亿的人民解决温饱，同时也能促进中国的良好的生态建设。所以说农业技术在维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功不可没。 3利用现代科技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要积极利用现有技术来提高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程度。在制定相关农业技术创新的战略时，一定要保证科技和农业生态环境的协调，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根据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实际需求来研发和使用相关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的统一。在研发农业技术时，要保证新成果和新技术的及时产出。由于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受到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国家对于农业技术的开发研究上一定要给与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将技术骨干和充足的资金注入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中去。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所以政府一定要发挥出应有的调控角色作用，为农业技术的培训和相关技术、产品的研发提供必要的支持，并监督农业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加强对落后地区的科学知识的教育普及活动。说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参与，所以培养一批有知识文化的农民和农村技术骨干也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可以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并且注意要理论联系实际，让农民们能够真正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能运用相关技术实现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一旦公众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就能提高农业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能够实现社会、政府、公众3方参与的良好局面，对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地理条件的原因，我国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显著。因此笔者认为一定要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解决途径。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农业科技之间的关系，能够说明这2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利用相关条件保障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建设必须以农业科学的完善为前提，坚持农业生产、经济进步和生态环境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李金 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研究 1农业科学数据概述 1.1农业科学数据的含义 农业科学数据是农业科技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性、基础性的数据以及按照不同需求加工后的数据集和相关信息[2]。从广义而言，农业科学数据包括农业科技基础数据、农业科学实验数据、农业自然资源数据、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农业科研条件数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数据等。本文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农业科学数据及其增值服务。 1.2农业科学数据的特性 农业科学数据借助数字和其它符号记录农业活动的特征、本质和规律，其主要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资源性。从信息的层面而言，农业科学数据属于信息资源的一种，它不像物质和能量那样越用越少，是一种非消耗性资源，可重复利用，而且在利用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并产生新的数据，实现价值增值。但农业科学数据是需要开发才能获取的，农业活动主体因人力、物力、财力的差异对农业科学数据的支配能力而不同。（2）共享性。共享性是农业科学数据的本质特性之一，它不具有排它性，多个用户可同等程度同等权利地利用同一数据资源，不受使用者专业背景、使用目的、地域、个体差异的影响。当然这种共享也是相对的，会因知识产权和一定的技术条件受到限制。（3）选择性。农业科学数据具有使用方向上的可选择性，它可渗透到农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同一数据资源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上，可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农业活动主体可据此选择农业数据的使用方向，合理配置数据资源，使之产生最佳效益。（4）增值性。科学数据都具有增值性，其增值性体现在科研、经济和社会的多个方面，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据产生过程中需要昂贵的开发费用，而在数据应用中只需廉价的复制费用，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复制，节省大量的重复投入费用，而得到大量的价值产出，这个价值产出是通过对科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取得新的数据或研究成果，这就意味着科学数据的增值具有一次投入，多次使用，成倍增值的特点。 2农业科学数据的增值服务模式探讨 农业科学数据增值通常是指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工、开发，使原有数据的价值增加，并以多种方式（产品、服务等）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为用户带来附加价值。农业科学数据增值包含价值增值和服务增值两个层面。对数据进行采集、提炼、加工、处理，使用户能得到更直接、更有效的数据产品，数据在质、量和功能上都产生一定的递增变化，这是数据的价值增值。而通过科学数据为用户提供数据产品以外的服务，满足用户的个性需求，是服务增值。价值增值是服务增值的基础，服务增值是价值增值的深化，两者统称为增值服务。农业科学数据只有经过充分和广泛的应用才能实现其价值，而应用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加工并通过一定方式提供给用户，数据才能得以利用。如上图所示，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可分成从初级到高级的三个服务层次，即：数据加工服务、数据分析整合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数据加工是对大量分散无序的数据进行采集、选择、加工，建成数据目录目次、文摘索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等，便于用户检索所需数据，这是最基本的数据增值服务。数据加工的结果是各种数据产品，而农业数据的分析整合是中级增值服务，包括农业门户建设、数据导航、农业数据与文献的对接、农业数据挖掘等，对农业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使之为政府决策、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农业推广发挥更大作用。个性化服务是增值服务的高级阶段，以用户为中心，针对用户的特殊要求，量身定制地提供特色服务，如学科馆员服务、特定数据或数据分析报告的定制服务、竞争情报等。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的三个层次是既有差别又紧密相关，数据加工是开展分析整合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的基础，没有农业科学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数据的分析与整合、个性化服务犹如无源之水；数据的分析与整合、个性化服务也会涉及数据的加工，三者之间不能绝对划分，而是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整体。提供农业数据增值服务的主体有政府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农林高校、数据商、社会信息机构等，他们均能提供不同层次的农业数据增值服务，而服务效果又可以由用户反馈给服务提供者，不断地改进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3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主要内容探讨 从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模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科学数据增值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体现在数据分析整合和个性化服务层次。数据加工的结果是各种数据产品，也是农业数据增值服务的一部分，但只是停留在增值服务的基本层面，远远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尤其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普及使得“三农”用户对农业数据的需求更高、更具体，不仅需要数据，更需要深度分析、具有综论性或前瞻性的高端数据服务，现阶段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3.1建立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可以是国家级、地区级和省市级。无论是哪一级，应由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规划、实施和管理，使之成为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的农业科学数据服务平台。如“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是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一部分，自2002年启动以来，已建设了7个数据分中心，集成数据库（集）574个，资源量在600GB以上，实现网上共享[3]。这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共享平台，目前主要提供数据存储、累积、共享等功能，其特点是数据量大、辐射面广、网络环境优，但数据分析、综合以及功能多样化方面还有待加强。 3.2建立农业科学数据门户网站，开展整合与导航服务 目前的网上农业数据资源整合与导航服务主要是针对文献信息层面，很少以各种农业科学数据为对象进行资源整合及导航的。基于这种现状，对农业数据的整合，有二种实现途径，一是在现有的农业文献信息平台上增加农业科学数据内容和导航服务。利用已有的网络信息平台添加农业数据及其导航服务内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使用效应，成本低，效果快。二是建设新的农业数据整合与导航门户系统，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所需时间周期较长，但在系统功能、数据加工处理标准及加工技术、数据、服务内容、用户反馈等方面更加完善，如前所述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 3.3“三农”特色定制服务 面向个人用户或团队用户的个性化服务。针对用户的个别需求，专门收集和提供数据产品或服务，包括数据检索、提供专门的数据目录及实体数据、分析报告、定向咨询与培训、数据推送、FAQ等，甚至根据用户需求建立农业专题数据库或专题网站。如浙江农业信息网的“农技110咨询”、“每日一助”等服务很受农民的欢迎，效果很好。 3.4学科馆员服务 主要针对农业科研人员的个性化服务，在农林高校和农科院所开展较多。每个院、系或研究所由图书馆配备具有农业专业背景的馆员为学科馆员，院、系、所配备图情教授，以互动方式开展对口服务，主要涉及特定资源选择与配置、数据发现与获取技能培训、课题查新、学科服务等，并融入到科研中全程提供咨询服务。 作者：刘碧波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农业科学论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前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75%的人口、90%以上的国土在农村。建国4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以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纵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小康生活目标,向富裕水平迈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得到持续发展。 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面临着重大挑战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完成工业化过程,耕地不断转用于非农业,大量灌溉用水也转用于非农业用途是不可避免的。而人口的刚性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加重了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如何处理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民以食为天,核心是粮食问题。 中国建国47年来,粮食年递增达3%。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总产年际虽有波动,但最大波幅不到10%,已挤身世界粮食稳定系数高的国家之列。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中国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也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虽然如此,中国决不可掉以轻心。根据估算,到2030年,按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6亿左右,人均占有粮食400kg计算,粮食总产需为6.4亿吨。也就是今后35年间,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加近40亿kg,年递增1%左右;若按目前单产4200kg/hm2计,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不减,单产水平需提高1500kg。作为农业大国,除了粮食外,我国需高度重视农业的全面发展。《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中指出,“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是,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要再上一个新台阶。要实现这一系列宏伟目标,农业科技将起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初,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变化;80年代,为使粮棉油全面丰收,着重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90年代,农业科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原动力,更重要的在于到2000年乃至下一个世纪将在农业生产的腾飞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据初步统计,1979～199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认的科技成果有3.2万项,其中受到国家、部门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4815项。这些科技成果不仅有较高科技水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计算〔2〕,1971～1980年间,农业科技贡献率为27%,1981～1985年间增至35%左右,以后有些浮动,但目前仍为35%。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遗传学理论和育种技术的突破,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目前,我国已收集、保存各种农作物种质资源33万份,其中属国内收集保存的占85%,而且种类十分丰富。自建国以来,全国共培育出41种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5000多个,使粮食等主要作物种植品种在全国范围内更换了3～5次,良种覆盖率达80%以上,每次更换一般增产10%～30%,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占30%左右〔4〕。以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的水稻为例,7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选育并在生产中推广“三系”配套的籼型杂交水稻,这在水稻发展史上是一次新飞跃,不仅为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途径,而且也为自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闯出了新路,极大地丰富了遗传育种理论。据统计,至今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1.6亿hm2,年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近50%,年增产稻谷约125亿kg。在畜禽良种培育上,继培育肉脂兼用型猪新品种之后,80年代又培育出商品瘦肉猪新品系,瘦肉率高达63%,料肉比由5∶1降至3∶1。培育出肉鸡、蛋鸡系列新品系和中国黑白花奶牛、中国美利奴羊等,良种覆盖率达60%～80%。 2.2改进田间管理技术和饲养管理方法,提高了农畜产品的产出率 如改双季水稻三熟制,北方发展间作套种,发展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技术和水稻叶龄模式栽培技术,以及立体种植技术和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综合配套技术等,使全国复种指数达156%〔7〕。此外,通过增施化肥和改进施肥技术,配方施肥、推荐施肥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3,比传统粗放施肥增产8%～15%;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技术达333.3万hm2以上,提高水的利用率30%～40%,降低能耗50%,增产粮食20%～30%以上;引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经过研究和技术改进,年应用面积达470多万hm2。在改进畜禽饲养管理方面,推广良种良法配套集约化饲养技术。以草地畜牧业为例,在南方条件下可实现0.14～0.20hm2地放养1只羊,北方条件下可实现0.33～0.53hm2地养1只羊。在饲料饲养技术开发方面,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饲养标准和饲料配方,饲料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使饲料转化率提高30%。 2.3对主要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有效地减少了农产品的损失 提出以种植抗性品种、生态系统调控、科学施用农药等措施相协调并因病虫各有侧重的综合防治技术,使东亚飞蝗、小麦吸浆虫、小麦线虫、麦类黑穗病基本消灭,小麦条锈病基本得到控制,粘虫等迁飞害虫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每年可挽回粮食损失150亿kg。研制成功的一批安全有效疫苗,基本控制和消灭多种畜禽疫病,如牛瘟、牛肺疫、猪瘟、马传贫等,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2.4生物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研究发展很快,正在走向生产 中国已成功地利用组培、花培技术,选育出40多种作物新品种、新品系,其中水稻、小麦、烟草等已用于生产。果树、蔬菜、花卉和马铃薯脱毒快繁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利用基因工程已获得了一批转基因植物,其中抗棉铃虫棉花、抗黄矮病小麦、抗青枯病马铃薯等已进入田间试验示范。首次研制完成了4等分奶牛胚胎并获得4分胚胎牛。利用染色体技术,在母牛妊娠后20d左右,可准确地判断牛胚胎性别。研制成功3个不同品种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经10万头母猪100万头仔猪示范表明,使用该疫苗可以显著降低仔猪腹泻所引起的死亡率。此外,核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也广泛用于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科技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科研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手段和科研基础的差异,使得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实力和承载力同发达国家尚有明显差距,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为15～20年。我国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份额仅为35%,灌溉水利用率和化肥当季利用率均低于40%。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仅为高产国家的41%、68%、54%、45%。在畜禽草资源评价利用、畜禽疫病诊断、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在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中,技术推广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显然,这些差距从科学技术工作的意义上说,就是潜力、就是希望。 3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总体目标 21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实际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现代农业科技将出现超前性、渗透性、竞争性和创新性四大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浪潮冲击下,农业和农业科技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世界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中国农业生产要实现4个转化,即: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转化;手工劳动与半机械化、机械化相结合,逐步向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转化;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逐步向高产优质高效集约化经营、科学务农转化;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化。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中国一定要形成大农业的观念与格局,实现农业产业化,即农工贸一体化,使农业获得必要的、应得的效益,才能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九五”至2010年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目标为: 1.以科技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推广和普及现有科技成果和适用新技术,减少农民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进一步加强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使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2000年提高到50%左右。2010年,为农业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提高、农村经济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科技保证,贡献份额将达到60%左右。在土壤改良、杂种优势利用和作物多抗性育种、多熟种植、高产栽培、生物防治、畜禽疫病诊断和淡水养殖等优势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2.加快农业技术改造,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业的产、供、销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当前尤其要抓好种子工程。 3.为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攻克一批关键性、综合性的重大科技难题。 4.进一步加强农业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到2000年使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达到8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到或接近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迅速缩小同世界先进农业科技水平的差距,到2010年,争取60%农业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加强农业科技发展能力的基础建设。 据此,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沿着4个层次展开: 1.农业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研究动植物生产力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的重大关键技术。 2.重大应用基础和基础性研究,以提高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增强发展的后劲,紧跟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前沿。 3.重点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研究,重点加强农作物种子工程,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大豆5大作物大面积生产开发示范工程,畜禽规范化养殖,黄淮海地区节水农业工程,南方丘陵、沿海滩涂综合开发工程等建设。 4.高新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示范工作,以获得科技经济一体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快农业产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形成新兴产业。 4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重点领域 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农业形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上。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为播种面积、物质投入和科技进步。据近20多年资料表明,世界粮食增产中25%归功于扩大耕地面积,74%归功于提高单产。中国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了挖掘内涵、集约利用土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设想〔6〕。增加粮食的途径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现有耕地上的单产,及减少作物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保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逐步推动“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变,同时还要大力加强菜篮子工程和特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以科技支撑整个农业的发展。 今后加强研究与推广的10大重点领域为: 1.动植物种质资源的引进、鉴定、评价和利用。充分发掘利用现有特(优)异种质材料,进行相关目标性状的遗传改进,在超高产、抗虫、抗病、抗逆境和品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加强动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 2.动植物新品种选育。选育高产、稳产、多抗、优质的作物新品种,加强抗旱、抗寒、抗涝、抗盐碱等品种选育,并大力推广和示范。在今后15年内使品种更新换代2～3次,良种覆盖率达85%以上,使良种在科技进步中的贡献份额提高10%～15%。同时在畜禽、牧草、水产优良品种选育及苗种繁育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 3.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研究。针对我国动植物重大病虫草鼠害和疫病的灾情现状和成灾趋势,开展灾害预测和控害减灾技术研究,以及病虫抗药性监测和农药安全有效施用技术研究,为减轻灾害提供经济、安全、高效的配套技术。农药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30%～35%,病虫害损失率降低5%～10%,畜禽死亡率降低8%～10%。 4.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畜禽、水产的高产、优质、高效综合配套技术研究。研究作物“两高一优”综合栽培技术,农作物间套复种多熟增产机理与综合配套技术及不同区域作物资源优化配置生产管理系统。围绕提高施肥利用率,研究提出多种改进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10%～15%。在节水高效农业技术方面,目前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因此根据作物高产、优质栽培的需水规律和农田水分循环机理,研制和推广一批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使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20%,并进一步开发与扩大灌溉面积。研究畜禽规模化饲养技术,包括优化繁育体系、营养标准、饲养技术、饲料生产技术、饲料配方及综合防疫措施等研究,使饲料转化率提高20%左右。研究湖泊、水库、浅海滩涂等水产资源环境保护和生产管理技术措施,以渔为主农牧综合开发技术,使产值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5%以上。 5.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综合运用生物技术方法,注重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并有大的突破。研究高效、经济、实用的分子标记技术,绘制基因图谱,并培育具优良基因的新种质、新品种。此外,加强作物品质改良基因工程、抗除草剂基因工程研究。建立牛羊胚胎工厂化生产技术、猪胚胎冷冻技术、家畜性别控制技术等,研究基因工程苗、病害的诊断检测和防制技术。 6.不同类型区农业综合发展配套技术研究。针对占全国人口总数68%、耕地70%、中低产田80%的黄淮海平原、北方旱地、黄土高原、南方红黄壤以及松嫩-三江平原等五大区域,从理论、方法、实践上提出不同类型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的多种模式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治理低产因素的有效技术措施,使粮食产量占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的85%以上,当季氮肥利用率提高到35%～40%,灌溉水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复种指数提高到160%。 7.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量的增加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大量的物质投入来实现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不断上升,生产者或投资者并未从中得到相应的收益,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这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规模效益。据有关资料,在粮食增产中,规模效益占15%左右,其潜力相当可观。同时,需加强农业科技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形势等软科学研究。 8.农产品加工增值技术及饲料开发技术研究。在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增值为初级产品的3～9倍。研究农产品贮藏、保鲜、深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新型饲料添加剂,建立研究开发基地,使农民增产增收,从而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业结构。 9.集约化农业生产技术研究。加强农作物机械生产工艺与成套设备、工厂化高效农业工程技术、新型农业小机具及农用航空喷雾技术等研究,使农业生产中产值、省工、节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10.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研究与开发。综合研究与开发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制定绿色食品标准,建立防治农业污染的示范工程,使农业资源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得到减缓。5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我国在国际合作和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优良品种和资源,地膜覆盖、水稻旱育稀植等作物栽培技术,畜禽饲料管理技术,现代技术仪器设备,国外智力引进和国内人才培养等。为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能力,乃至提高综合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农业科技目标,还必须继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国际先进农业科技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为此,计划在近5年内引进我国农业急需、国际先进、增产潜力大、经济效益好、见效快、覆盖面广、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1000项,以增强农业科技研究实力,推进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引进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加强消化、吸收与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技术,并加强示范、推广。 农业科学论文:建立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保系统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承担着农业发展的全局性、方向性、基础性、关键性的科研任务和国家重大农业科研攻关项目。同时，还要面向市场，进行成果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科技信息支撑。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不断的深入和创新，形成的科研材料在成倍的增长。为此，最大限度地做好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1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管理现状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强烈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使农业科学技术档案遭受损毁；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机制、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也存在安全隐患。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用非法手段窃取重要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信息也将造成隐患。这不仅使农业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出现缺失，而且对本单位科研工作的创新也将造成严重影响。 1.1管理机制上的疏忽 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规范管理不仅是档案部门的工作，更是农业科研单位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的农业科研单位在制定中、长期规划纲要、农业科研工作计划和目标任务时，对农业科研档案的安全管理工作并没有列入其中。比如，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工作不列入其中；在年度计划、总结中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不重视，对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对档案资源的利用需求不做统计；对“农业科研工作和农业科研资料建档工作实行‘四同步’”的政策规定不能全面贯彻落实等。鉴于管理机制上的不重视，造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档案人员责任不清、业务不精、意识不强等不良现象，将造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严重缺失。 1.2管理制度不健全 目前，有的农业科研单位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在形成、收集、鉴定、整理、移交、保管、借阅、利用、销毁以及向综合档案馆移交等环节中，制度建立不够健全完善；对负责资料收集、档案管理的不同岗位上的相关人员的责任、素质、技能、培训等没有具体明确的职责规范。另外，对于电子档案，在其形成积累、整理归档、移交、保管利用等各个环节也没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将会存在着电子载体遭破坏、信息被篡改、材料丢失和破损的可能性。因此，依法建立科学规范，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农业科研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和系统完整性是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的法制保障，应当引起各农业科研单位的足够重视。 1.3库房及设施设备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存放库房是其安全最重要的保证。但是，由于受经济所限，各级农业科研单位对档案库房建设的投入不足，很多档案库房设在本单位办公楼区域内，一般都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的多年没有进行维修，雨季室内漏雨，库房湿度过高，水暖管道锈蚀,电路老化，存在水灾、火灾隐患；大多没有安装安全监控系统、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等设备；有的在基本建设中，不能根据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年扩增量，对档案库房的建设面积做详细的预算，盲目的留置一些闲置的小房间用于存放档案，库存面积小，导致现在《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赋予的档案安全保障措施等业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另外，在购置存放实体档案的存储柜、密集架时为了方便查阅，整齐美观，不考虑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时，便于搬运，给抢救工作创造便利条件等因素。上述现象将造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隐患。 面对复杂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隐患，尽快建立安全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刻不容缓。 2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设想 一个相对完善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一般应当包含安全人员保障体系、安全管理法规体系、设施设备安全保管体系以及电子档案安全管理体系等。 2.1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人员体系 安全人员保障，是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法规要求和专业指导下，通过农业科研单位内部的岗位设置、人员分工、部门配合、制度约束等管理机制的建立，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管理提供组织上的保障。具体包括决策、管理、执行方面。决策工作由农业科研单位相关部门组成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等机制，制定安全保障体系的总体规划、实施目标、重点工作任务、档案灾害预警机制及演练方案等。做好各阶段前期工作的统筹安排及全过程技术实施方案等，以科学的态度，作出科学的决策。 管理工作由档案部门负责，依法处理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日常工作，协调各方面实施执行。并提出制定、修改具体业务工作中的安全策略、操作规范、实施细则等意见，记录和处理农业科学技术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在收集、整理、立卷归档、保管利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 执行者则是具体负责特定档案事务的设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要选择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安全意识的专业人员，还要为他们创造业务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不断更新知识，以便更好地适应档案工作的要求。除档案工作人员外，收发人员、安全保卫人员等也是安全体系中的执行者，要对他们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明确责任，增强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给农业科研档案带来的安全风险和隐患。 2.2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法规体系 威胁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的因素来自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因此需要构建全面的法规制度体系。即由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统一体，来保障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绝对安全。 2.2.1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法律 涉及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及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及其他专门法律中涉及到档案的内容或条款等。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档案法律，对于保证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体系并赖以实施的依据和准绳。 2.2.2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行政法规、标准、地方性档案法规 可以遵循的行政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等。可遵循的国家标准有《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等；行业标准有《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档案管理规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等。地方性法规有《甘肃省档案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标准、地方性档案法规规定了对各种档案各主要管理环节的操作要求及质量标准，既是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档案管理工作的依据，又是进行档案日常管理工作的操作指南，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熟练地掌握和运用。 2.2.3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 除了要执行国家有关档案法律法规外，还应针对自身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制定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包括档案工作制度、管理规范、部门工作职责以及电子档案管理规范等。工作制度是依据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管理体制、管理分工、保密、档案利用原则等所做的规定，要求本单位所有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执行。管理规范包括对归档范围、分类方案、保管期限、鉴定标准、整理、移交、保管、借阅利用、鉴定销毁、业绩考核等环节所做的规定。部门工作职责包括档案室、档案工作人员、库房管理人员、保卫人员等工作职责。电子档案管理制度包括计算机使用、密码管理、电子档案异质备份、业务系统操作制度等内部规范。建立健全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规章制度，是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有效措施，也是确保其安全的有效手段。 2.2.4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有了科学完善的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管理的法规制度，关键在于落实，要加强对农业科学技术档案资源监测，严格其管理和利用活动，依法管理，按章办事，科学有效地实现档案的管理与保护。依法对破坏、危害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行为进行查处，追究责任，维护档案法规的严肃性。 2.3设施设备安全保管体系 确保库房的安全无疑是整个系统安全的前提。包括库房建设、设施设备配备、日常管理等方面。在库房建设方面。对于计划重新修建的库房，严格按照《档案馆建设标准》和《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建设满足未来30～70年需求的坚固、安全的现代化档案库房[1]。对于现有的库房，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增强防患意识。同时，要开辟足够的库房存储面积，配备监控自动报警、自动灭火、温湿度控制、门禁系统等先进设施，实现档案安全管理的自动化和可控性。库房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日常存放实体档案外，还必须放眼长远，考虑到兼顾存放备份磁盘、光盘等离线电子档案，在做到“八防”要求外，应增加针对电子档案特性的电磁屏蔽等安全防范措施。小规模离线电子档案存储库房，可考虑使用恒温恒湿防磁柜用以存放电子介质[2] 。 另外，在配备存储档案密集架和防磁柜时，应当考虑在应急搬运时的安全便捷因素。做好设施设备安全保管体系建设，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安全保障打造第一道防线。 2.4电子档案安全保障体系 目前，许多农业科研单位对于电子档案的管理，认识不足。一方面，由于开展此项工作资金投入大，要配备完善的支持电子档案运行的设施设备；另一方面，电子档案安全管理保障技术尚未普及，现有的农业科研档案管理人员也不能保证具有与其岗位职责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 2.4.1开展电子档案的组织保障 随着信息化和办公无纸化的飞速发展，农业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鉴定验收、成果转化等系列流程都离不开电子设备，因此，从组织机制入手，进行电子档案的规划建设，是立足长远的发展之路。 多渠道筹措资金，配备完善的存储电子档案的最佳磁、光载体等先进的设施设备，建立归档数据安全监控系统，确保存储的电子档案长期安全可读，有效利用。确立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并存和异质异地备份策略管理的目标，是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的有效举措。 2.4.2开展电子档案的技术策略 实施电子档案策略，一方面，应以现存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纸质载体为基础，选择利用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扫描纸质档案产生数字图像，存储于安全性能好的磁、光介质上，供快速有效利用。再利用COM（计算机输出缩微品）技术，将数字图像输出到缩微胶片上，制作成农业科研档案缩微品，进行长期安全保存[3]。另一方面，制定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双轨制”归档管理实施方案。在文件生成、运转过程中二者共存，即两种版本档案同步随农业科研工作流程运转，使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双套归档[4]。这不但有利于开展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异质异地备份策略，而且将增加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和有效利用力度。 2.4.3电子档案的人才队伍建设 电子档案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知识创新工作，需要高素质的，具有计算机、自动化和网络方面基础知识以及在数字资源开发、组织和提供利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此，应当通过引进和培养的渠道，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有效管理电子档案。 2.4.4电子档案安全操作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为确保电子档案扩散范围的精准控制，需要采用规范的存储方法，选择良好的载体和创造安全的保护环境。在接受电子档案存储时，要对文字、图像、视频、音频处理技术形成的农业科学技术文件材料，转化为通用格式，并要注明格式、文字处理工具，必要时保存文字处理工具软件。对电子档案的可读性、真实性以及传输安全方面，应参考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成果加强管理。还要采取严密的防尘措施，用先进的除尘设备，减少灰尘对电子载体的损害等。在电子档案的开发利用中，应该严密控制外泄和破坏，选择具有安全保密功能的运行软件，进行安全操作，必要时应该与责任者签订安全使用协议书，确定调阅档案人员范围和档案利用手续，以确保其安全。 3结论 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组织保障、技术保障、人员、经费、存储保障等多方面的协调工作。也是一项复杂而严谨的工作，需要科学研究先行，做好前期技术储备及全过程技术保障。 随着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数量将成几何级数迅速增长，危害其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片面地通过单一手段难以完整实现农业科学技术档案的资源建设、安全管理和有效利用。 通过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档案安全保障体系，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提供信息支撑，为农业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科技信息做出贡献。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情况及前景 1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现状 1.1农业科学著作有精品，但规模与农业科学发展需要匹配不足 中国目前正快步进入出版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专业出版时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农业学术专著出版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一些农业科学学术专著出版物不仅在内容上质量很高。而且在编校、排印、装帧、设计等方面的质量也是一流的，凝结了作者与编辑出版部门很多的心血。也有很多农业科学技术专著获得国家、行业专项的重视与支持。“十二五”期间，已有39项农业科学学术专著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但其中25项规模为1卷（册）。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340个项目，其中农业科学类有11部书稿获得资助。目前，农业科学学术专著系列主要有：科学出版社农业科学技术专著丛书?科技前沿系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现代中国农业科学专著集、中国农业出版社现代农业科技专著大系等。中国农业从业人员3.48亿，农业始终是第一产业，同时，农业科技学科飞速发展，与其他学科渗透融合，规模不断拓展。仅2012年，农业科研国家队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优化学科布局中即确立8大学科集群、134个学科领域、309个研究方向，因此，我国目前农业科学学术精品规模与农业科学发展需要匹配不足。 1.2农业科学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及数字化探索尚处于发展阶段 新闻出版“十二五”规划指出，顺应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和升级。2012年，中国数字化阅读和出版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电子出版物总量世界第二的出版大国。目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转型升级，而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数字出版问题，更是要将出版传媒与科技技术、市场、数字等实现全面融合、深度融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精品立社、数字化兴社，积极进行先进教学模式的探索，基于教材出版，主办了高等教育视频资源数据库、中国高校课程网、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优秀科研资源，建设了各类数据库，探索业态数字化与专业规模化相融合的模式。目前正推出“出版+项目”、“出版+评价”等一系列出版新理念，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发新的数字出版项目。2012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工具书查检数字平台。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在数字出版加速多维度、数字产品自主研发生产、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系统建设等多方面，探索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发展中取得新突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社，2008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传媒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2011年申报了数字平台国家农业科技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农业科学专业出版产业升级尚处于发展阶段。 2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创新展望 2.1提升学术出版公信力 学术著作鱼目混珠，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公信力。200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出版基金，旨在扶持精品出版项目；2011年4月，《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5]，加强精品力作生产，组织出版更多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的精品力作。2012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规范的通知》，对出版社明确规定，出版单位应加强学术著作选题论证，组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创新成果、出版价值等进行认真评估，积极探索实行同行匿名评议等评审办法，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也一再强调出版界“应当提高出版门槛”。很多出版机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2012年10月31日，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科学出版社等70余家出版社在京签署倡议书，呼吁出版界进一步提高学术出版“门槛”，并积极采取规定学术著作编写规范，严格学术著作准入制度、同行评审制度等措施，这些举措必将逐步提升中国学术著作出版的质量和公信力，促进学术出版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在出版单位规范学术著作出版的基础上，农业科学精品著作更需要农业专业领域的支撑与支持，学术出版与科研相衔接，需要整合相关资源要素，调动专家学者著书热情，提升学术出版公信力，鼓励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学术出版，集中打造创新性强、学术水平高、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精品力作。 2.2创新出版形式 目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转型升级，而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数字出版问题，更是要将出版传媒与科学技术、市场、数字等实现全面融合、深度融合。在数字化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方式的兴起，在不断推动传统图书出版向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给整个图书出版领域带来了一场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其中，图书出版领域的关联者，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编者，也都被深深地卷入了变革之中。在最近的十年间，自然科学学术出版60%的收入来自北美，发达国家学术出版增长稳定但增幅较慢。IHSISuppli公司对美国图书出版今后4年的预测是，至2015年，美国的图书销售金额总数会保持在250亿美元左右，不过，电子出版会有每年40%的增幅，而纸质出版却会出现每年4.9%的降幅。阅读是图书出版业的核心驱动力，决定着出版业的生死存亡。“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声像材料、电影、电视节目，甚至任何一种计算机所储存的信息、碑铭、唱片等各种形式”[6]。库存图书电子化、电子书以及按需打印三股浪潮是冲击，也是学术著作出版升级的重要契机。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力求找到作者、读者、编者广为接受出版形式。 2.3利用项目支撑，推动打造精品著作 中国的市场很大。只要努力去做精品。同样会获得在这个市场中更多的双效益产品的精品意识在行业内广泛深入人心。在新闻出版总署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很多出版机构也实施了精品图书出版工程，凝心聚力倾心打造精品专著。黑龙江省2009年正式启动精品图书出版工程，一批学术价值高、创造性强、极具积累和传播价值的优秀项目在国内已形成较大影响，带动了全省图书出版产业结构的优化；重庆出版集团设立综合性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累计投入资金1000万元，同时用基金运作产生的利润资助出版优秀学术专著，出版100种学术专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0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旨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示范引导作用，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精品力作，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推动更多中国文学精品的诞生，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协联合举行“北京作家文学精品项目”签约仪式，刘庆邦、徐小斌、邱华栋、荆永鸣、徐坤、宁肯等12位作家的11部长篇小说，均获得高额扶持资金。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的明显增加，大型学术出版工程剧增。2012年第二十二届图书博览会上，政府项目、品牌出版项目越来越成为集团展示的重头产品。 2.4学术出版依托学科资源，服务学科发展 隶属于澳大利亚科学院的澳大利亚科学院（CSIRO）出版社是一家专注在农业、动植物以及环境等科学领域的专业学术出版社，该出版社的专著以及期刊依托澳大利亚科学院强大的研究力量，联合在世界各地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全世界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负责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国家医学院和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美国科学院下属的学术出版机构，将其所有出版近3000种科学、工程、健康方面图书的PDF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并且将这些图书去除DRM保护。政府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和学术社团出版机构作为非营利性出版机构，提供农业科技最新相关信息。加拿大非常重视农业信息服务，出版的农业科技专著最后要集中反映在为农业服务，提供信息服务，将农业科技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日本农文协的出版物涵盖了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等，通过营销书刊为农村和山区的日本民众提供科技情报、传播信息的同时，也深入调研农民科技需求，采集出版选题和素材。日本农文协不单单是一个出版机构，其更多地承担着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职能。国外很多学术出版机构注重数字化的发展。库尔特?斯塔博在线图书馆收藏了古代和现代的大量生物学著作，其中有很多珍本可以免费在线阅读。 2.5学术出版“走出去”，要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和规模化 学术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美国出版业水平居世界前列，其图书出版业在世界图书出版产业格局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一直稳居世界图书出版的霸主地位。作为图书出口大国，美国主要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输出农业科技图书，一些英文原版书也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输入其它国家。日、韩注重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最新的农业科技。日、韩的农业科技发展很快，除实际应用于农业生产外，所出版的农业科技专著注重将版权以技术的形式进行输出。近年来，中国版权输出数量增长显著，版权输出途径不断扩大，2011年全国图书共输出版权5922种，于建慧：农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现状及发展展望153其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功不可没。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各成员单位2011年全年共向海外输出版权3236项（不含港、澳、台地区），比2010年增长25%，版权输出大户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跻身前列[7]。2012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Elsevier出版集团签署协议，一次性输出“大飞机出版工程”五种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2011年11月出版《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12月，与Elsevier出版集团签订了版权输出协议，Elsevier将通过集团旗下顶级学术出版子品牌AcademicPress，正式出版文集的英文国际版，并在2012伦敦书展上举办首发式，向全球展示我国科学家的学术风范，介绍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杰出成就。但目前，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与引进在品种总量和市场规模上仍存在差距，在国际合作的经验、运作模式、专业人才等方面都有差异。在国际出版竞争中，中国出版业总体仍处于弱势的局面。《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使新闻出版产品、服务、企业、资本“走出去”，扩展版权输出与对外合作出版的区域和范围，提高版权输出质量。为此，专业出版社应坚持从各自的产品和市场出发，积极探索用更加专业的眼光，将优秀的作品以更有效的方式推向海外。 3结语 实现出版产业发展，学术精品出版是专业出版社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打造“专、精、特、新”的出版传媒企业的必由之路。立足资源实现专业出版必须做好7个结合，即：专业出版要和品牌建设、专业营销渠道建设、数字出版数据库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国际化战略、教育出版、管理专业化等结合起来[8]。专业出版社同大学出版社一样，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必须依靠行业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充分发掘其智力资源，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专业出版社的优势还在于优秀的专业出版编辑队伍对于原创性的认知。来源于对学科研究现状与前沿水平的了解。来源于对作者研究能力与达到水准的判断。亦来源于对同类著作出版状况的把握。专业出版的发展，必须要“依托优势，强化特色；整合资源，潜力发展；立足传统，多元发展；加强管理，培养人才”。 作者：于建慧单位：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科学论文:谈农业科学挂职干部鼓励机制 干部挂职锻炼也因此从干部提拔的唯一方式向干部学习、干部交流、科技服务、科技推广、技术合作等多领域进行了扩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进一步鼓励挂职干部提高工作积极性，最大程度的实现干部挂职成效，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大胆挑战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和任用制度，多角度对挂职干部进行了激励。“具有挂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进行项目申报、报奖”;“具有挂职经验的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进行职称申报和岗位聘任”;“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任具有挂职经验的干部”;“具有挂职经验的干部，且考核合格以上者，作为评先评优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等字眼纷纷出现在各类制度和文件中。事实证明，以上措施，积极推进了人才工作的改革创新，激发了挂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1挂职干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1.1挂职干部激励制度方式单一。由于现有的挂职干部激励机制几乎都集中在以考核结果为导向的干部挂职后期激励，且带有较强的政治因素。他们缺乏挂职前期的目标激励，精神鼓励，挂职工作过程的关心与交流，结果导致，管理挂职干部对工作前途担忧，科技挂职干部对科研事业发展方向模糊，工作满意度降低，挂职成效不明显。而不同的挂职干部类型、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岗位特点对挂职干部激励机制又有不同的要求。现有的“挂职干部组织关系转移、工资关系保留”政策导致挂职人员经济上没甜头;选用干部学历、年龄一刀切的做法让挂职干部政治上没奔头;派出单位缺乏关心，接收单位缺少信任导致工作上没劲头;重使用轻管理，考核单一化的做法更让挂职干部感觉体制上没靠头。 1.2挂职干部激励制度体系不完善。当前，挂职干部正面临着正负层面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人认为干部挂职只是提任的一种前期形式，有“油水捞”且待遇好;而另一方面挂职干部自身却深刻体会到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不同的挂职干部待遇悬殊，工作环境差别大，长此下去，必然会对干部挂职工作产生极端影响。局外人看到表面的风光，挂职干部却自身体会其中的艰辛，究其原因，干部挂职工作宣传不到位，过程监管缺乏引导，群众测评没有时效以及干部挂职后期考评欠缺公正是直接因素。 1.3挂职干部激励制度操作程度把握不好。干部挂职经历往往被灌以“优先考虑、重要参考、齐抓共管”等华丽字眼，却从未见到有任何的度量字眼，执行和责任主体。结果导致，锻炼前风风火火，锻炼后无人问津，前后差别较大。“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点参考”的字眼，在不同的执行主体操作中，界定的标准又不一致;“齐抓共管”明确了责任对象，却没法度量谁管哪一部分，管到什么程度，结果导致部分激励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到作用。其次，在部分挂职的重要岗位还存在，激励程度不高，调动不了积极性;激励程度过高，又易引发消极怠慢的心态，甚至滋生过分的物欲，导致贪污腐败行为的出现。激励机制程度把握不好，同样无法起到激励作用［10］。 2对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挂职干部激励机制的思考 2.1构建挂职干部激励机制的必要性 激励机制是运用配套的制度体系，设定岗位目标，规范职责要求，刺激人的需要，激发人的动机，使其发挥内在的潜力，并为实现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一种机制［11］。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干部挂职在培养干部的同时，还承担着创新管理体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助推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良好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引导挂职干部沿着积极正确的方向坚持学习，增强创新意识;有助于使挂职干部自发产生一种持续提高自己素质动力的功能。且挂职干部多处在思维最活跃，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激励机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摸索新规律，寻找新方法，接触新知识，创新新成绩的良好平台［12］，这有助于农业科技事业的创新与协调发展。 2.2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模式分析 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开展干部挂职锻炼工作是大力实施“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体现，构建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模式是确保工作实效的重要制度保障。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涉及组织部门、派出单位、接收单位以及干部自身四个参与主体，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统筹兼顾各个方面，挂职干部激励机制模式需在全民参与原则引导下，遵循科学性、灵活性、全面性、合理性，以及与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特点的相容性。 (1)思想激励干部挂职，尤其是带有政治意识和委派方式进行的挂职，挂职干部的思想缓冲时间不足，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挂职，挂职来做什么、挂职后带走什么”，甚至有些干部会一味的沉浸于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或者组织是否准备提拔的思索中，导致长时间无法进入挂职角色，影响锻炼效果。因此，需要组织在安排挂职之前与干部进行深入交流，引导挂职者尽早进入角色，端正思想。 (2)授权激励授权激励是授予挂职干部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制定决策或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才能［13］。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让挂职干部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是对挂职干部的充分信任，有助于促进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激发潜力和培养独立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3)培训激励培训是给予挂职干部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在工作中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知识，更好的服务于实际工作。根据激励理论，满足需要的过程其实就是激励的过程［13］，挂职干部具有理论知识学习的需求，是他们更新思想，创新管理理念的源泉，这有助于挖掘挂职干部的工作潜力。 (4)情感激励情感激励是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及时了解干部的需求和困难，以真情和温暖关怀干部。挂职干部在工作期间往往承受更重的家庭和生活负担，真正做到关心爱护，帮助其解决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是将组织的关怀送到干部的心坎上，有助于激励他们振奋精神，集中精力工作。 (5)考核激励考核是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的一次机会［14］。坚持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是组织对挂职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的一次了解，会达到为他们鼓劲打气的效果;坚持民主测评和结果通报，有助于挂职干部本身看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也有利于所在单位有针对性的提出和实施培养管理的措施;坚持考核结果使用制，是公开、公平，竞争、择优选择干部的科学模式，也是鼓励挂职干部“出实绩、出成果”的重要措施。(6)物质激励物质激励是给予挂职干部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以稳定干部的工作为基础，是干部达到最佳工作状态的根本保障。物质激励的基础在于缩小干部层级待遇的差距，以减少或消除挂职干部同工不同酬的思想负担，从而提高工作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 3对构建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挂职干部激励机制的建议 3.1健全挂职干部选拔机制，渲染环境激励氛围科学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保证公平、公正的基础，是提高群众满意度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德才兼备，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组织按程序、按需要、按标准选人，才能真正让群众对干部选派工作心服口服。 3.2加强挂职干部岗前培训，提升能力激励机制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根据干部实际需要和个人特点，推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培训是加强挂职干部政治理论基础，拓展业务素质和提高能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创新培训模式，加强岗位培训，有利于搭建干部实践锻炼的新平台，有助于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 3.3协作挂职干部过程管理，强化情感激励作用挂职干部正处于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和激情高涨的阶段，这一时期可能是他们职业转折的关键时期，他们往往渴望有成绩、出成果，情感比较丰富，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将会积累一批宝贵的财富。在这一阶段，可利用“三个结合［15］”来强化他们的感情基础，帮助其清醒的认识自我和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1)宽与严相结合。宽是注重在工作过程中给予挂职干部表达想法、意见或建议的机会;严是要求有严谨的工作思维和认真的工作态度。(2)“冷”与“热”相结合。“冷”是培养挂职干部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工作态度，遇事慎重处理的能力和淡化求功心切的思想;“热”是对于挂职干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和成绩予以及时肯定表扬，对于工作中的问题和错误及时的进行批评指正。(3)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干部个人相结合。派出单位定期与挂职干部进行交流，及时掌控干部的工作动态，让干部感受到关心;接收单位定期对挂职干部进行考察，及时发现挂职干部的优点与不足，便于下一步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干部自身通过不定期的总结和自查，以检验和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3.4落实挂职干部物质待遇，夯实思想激励基础物质激励是调动职工工作激情，提升凝聚力的直接方式。落实挂职干部物质待遇，完善薪酬体系，能够消除“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消极思想，夯实挂职干部思想保障基础。具体方式包括:缩小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薪酬差距;就高实施差额补贴;实施特殊环境工作补贴以及节日慰问等。 3.5优化挂职干部考评机制，强化政治激励保障(1)合理设置考评指标。考评指标设计统筹策划，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随机考评与阶段考评相结合的方式，既要和大众进行比较，又要兼顾工作条件、工作质量、工作效率以及对长远发展影响等因素，尽量做好公平、公正。(2)坚持民主集中评议。民主集中评议是干部考评公正化、透明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进一步落实公众在干部评议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做出评价，实现挂职干部考评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3)完善监督机制。考评机制的有效性还体现在群众对考评结果的监督和知情权上。大众的参与监督和对考评结果的公开，一来对考评的公正性进行了诠释，二来有助于鼓励干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4)合理使用考评结果。考评结果作为对挂职干部工作肯定的一种方式，对考评优秀的干部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提拔任用或政策倾斜，对考评结果较差的干部，视情况给予组织处理或通报批评，发挥考评的作用。 作者：张园欧阳欢方骥贤唐冰陈诗文詹小康常偲偲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人事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科学论文:论农业科学事业机构采购问题及措施 1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 在具体政府采购行为实践中，由于公开招标方式没有限制条件，竞争程度最高，因而是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要依据政府采购的管理规定选择恰当的政府采购方式，对于单项金额较大的工程项目一般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对于规格及标准相对统一的通用类设备的采购，一般实行协议供货采购方式，即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公开招标，确定中标的供应商及产品，采购单位在此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1]。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亚所”)属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主要包括仪器设备类、基建工程类和农业生产资料类等3类，分别采用不同的采购方式。 1.1基建工程类项目 目前，主要来源为农业部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主要为科学事业单位房屋修缮、基础设施改造类项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预算单位年度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规定：“除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行采购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6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南亚所的该类项目主要采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1.2仪器设备类项目 主要经费来源为农业部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和科研项目中的小额仪器购置经费。对于此类项目的采购，南亚所全部采用公开招标，将上级部门批复的仪器设备和该年度使用项目经费需要购置的小型仪器设备统一通过招标公司公开招标采购。对于办公设备如电脑、打印机等，则按照中央政府采购网上的协议供货选择合适的供货方。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类货物的采购，由于各个课题组自行采购数量不大，主要由各个课题组自行采购。 2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面临的问题 2.1对政府采购规定理解有误，造成规避政府采购行为的发生政府采购范围简单划分为货物、工程和服务，集中采购目录内、目录外产品等，对于同一采购项目如果包含家具、设备、物资等，由于均属于货物，是按照类别分开确定采购方式，还是在一个采购项目下合并内容确定采购方式，在这方面没有具体政策依据。对于同一采购项目包含的货物，是按照同一项目的采购来确定还是按照同一单位内所有货物的采购来确定采购方式，也没有具体操作规定。另外，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有特有的核算机制，单位内部的课题组独立发展，拥有自己的课题经费。对于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的采购是按照一个单位所有货物合并采购还是按各个课题组自行采购，值得商榷。 2.2进口仪器设备采购手续繁琐，不利于预算执行工作目前，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各个单位采购单价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主要用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科研工作中，对数据精确度要求很高，稳定性强、抗干扰性强的测试仪器在试验研究中起重要作用，而测试数据的精度高低直接关系到科学试验研究的成败[1]。进口设备在性能上优于国产设备，但是政府采购工作要求尽量采购国产设备，对购置进口设备有严格限制。采购进口产品时，首先方案申报前要做调研和专家论证，并经财政部专家审核后，由财政部门批复。在开展具体采购行为前，仍需再次组织专家论证并向财政部门履行申报审批程序。单位论证基础性工作主要依靠单位的科研人员做，工作量很大，耗时费力，基层单位对此重复工作很不理解，实际上也给上级主管部门增加了重复工作量[2]。项目申报时为进口产品，预算批复后采购前，进行进口产品申报时，如果不批准，就无法采购进口产品，只能采购国产产品，而国产产品在性能上不及进口产品，价格上更低于进口产品，这样造成了预算资金结余，既不利于预算执行，也不利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2.3专业专职人员缺乏，造成预算和计划编报不够科学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缺乏专业从事政府采购工作的人员，目前从事该项工作的主要是相关科研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并抱有政府采购程序复杂、效率低下，不利于科研工作的错误思想，因此在执行政府采购行为时，积极性不高。在这种错误思想下，政府采购计划与预算结合不够密切，科研人员对计划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编制预算具有随意性[3]。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采购时预算不足的问题，同时，因项目批复后调整难度大，影响预算执行。 3农业科学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对策和建议 针对在具体政府采购行为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改进，以免影响政府采购工作。 3.1制定符合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特点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对政府采购工作，建议按照不同类型单位分别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如对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应该制定符合该类单位自身特点的具体实施细则，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3.2优化进口设备采购程序针对进口产品采购过程复杂的问题，建议简化审批手续，使采购测算在前，经费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计划的编制审核同步[4]，并建议进口产品申报审批同项目实施方案审批同步进行[2]。 3.3建立政府采购工作专职队伍，加强政府采购知识培训建立政府采购的专兼职人员，定期由上级部门组织培训交流，加强政府采购相关知识的培训工作。 作者：钟宁袁晓丽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研究所发展情况与措施 “十一五”期间，共承担部、省、市、院各类研究项目167项，比“十五”期间增长161%，先后有49项通过验收，共审定新品种13个，申报品种权25项，授权品种权16项，申报专利85项，获得授权专利27项，两项指标大大地超过了“十五”水平。新登记农药新产品12个，同比增长50%，5个新产品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在各类期刊284篇，同比增长196%。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近年来，挂牌扩园，加强试验示范工作。先后在镇江丘陵地区句容市建立了占地面积500亩，以应时鲜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为主的省级农业综合开发（白兔）科技示范园区；占地200亩，以果树设施栽培新技术为主的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后白）园区；占地700亩的种草养畜优质牧草示范为主（天王磨盘）牧草示范园区；占地面积1000亩，以发展优质有机果品并实施生态果草畜结合、果茶结合为主的（天王戴庄）生态科技示范园区；占地面积500亩以水稻、小麦、蔬菜、花卉育种为主的农业科技试验基地（白兔）-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占地面积1000亩以展示为主的农业科技示范中心（句容华阳）。全所现有在职职工90人（人事人员9人），在职专业技术人员67名。 一、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发展现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号召“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农村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实施，拉开了农业、农村以及社会各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序幕。农业体制改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中，循序渐进的开展。《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的建设、科技手段的提高及对外科技交流等各方面工作。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一年一个台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就拿2010年来说，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水平。一是授权品种保护、专利15个，8个稻、麦、蔬菜品种通过审定，授权保护品种及授权专利总数列全省农区所前列；二是成果奖级别大幅提高，表现出历史最好，参与合作的抗条纹叶枯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历史性的突破；三是科技服务成效显著，社会效益列全省农区所首位，并先后获国家“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专利金奖及省服务业名牌单位等10多项奖项荣誉。就我所人才队伍建设为例，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在编科技干部有原来的14名，增添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编28名，计42名，至1988年底，每年从大专院校进员，在编干部增至67名，农业科技队伍迅猛扩大，目前全所拥有90多名职工，学历层次大幅提高，人才结构全面优化。现在我所正在开展以学科建设为依托的资源整合和重组，全所研究工作划成七个方面，配置六个研究室，设立四个中心，转动四大科技服务企业。 二、目前面临的问题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丘陵农区的农业生产和发展上，勇于探索，激励创新。“十一五”期间，共获各类奖项1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十多个稻麦新品种以科技转让服务社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认识程度不够目前，尽管解决“三农”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受我国传统观念影响，轻农、怠农现象，仍较严重。表现形式有：走过场，避实就虚，重名利，轻实效。面对江苏丘陵农区面广量大的分散经营农户，在选题和服务上，要认识到它的繁重性和长期性，要加强认识农区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的地位及重要性。 2.科研力量不足主要表现在科研手段的落后。虽然“十一五”期间，项目经费渠道增加了，但在科研手段的强化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增强了中心实验室，涉及到人员、项目等因素，要达到高端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服务创新不力农区内大型连片果品园区的示范方式、优良品种科技转让、农民专家培训等作为科技服务支持农区农业生产，在服务创新上仍未突出“新”来，电子服务终端、服务网络建设等现代措施，有待落实。 4.人才培养不畅人才是关键，培养人才涉及到科研与服务整个过程。“十一五”人才培养规划中，把人才培养、引进融入到学科建设、专业配置、科技服务中，每年度增加人员。在人才使用、激励措施，人才调配上，还需要积累经验，形成畅顺的培养和使用人才运作机制。 5.体制机制不全科技体制改革，使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处于大发展时期。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立足本地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引进消化，加强农业科研，探索农业科技服务方式，通过资源整合，人员重组，谋求有利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在科研与开发的轻重问题、在人事调配、业绩考核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发展对策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业科研，在人才引进与培养，科学仪器添置，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等多方面着手，使区域内农业科研向深度和广度充分发展。在农民培训及科技转化上，日益重视，已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服务方式。近来，以发展为主线，鼓励创新，加大科技服务力量，提升核心竞争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内部凝聚力。为加强该所在区域内农业经济上的地位和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推进作用，要采取以下措施。 1.统一思想认识，纠正长期的轻视农业的观点农业是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部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全国第二次农业科技大会上，中央提出了“大力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首先，是政府有关领导，应充分重视农业科研单位的地位和科技支撑作用，确实贯彻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纠正传统思想影响下的“轻农”“怠农”的模糊认识。 2.强化科技能力，提高其区域内农业经济地位积极要求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予以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以逐年投入递增，解决单位科研事业费不足的问题。用充裕的资金，提高科研能力和科技服务转化，提升单位在农区的“三农”服务中的经济地位。 3.创新服务模式，加强区域内农业生产科技支撑力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我所紧密联系实际，积极开展科技服务，已逐步形成了专家培训、科技示范、技术转让上等多形式的服务模式。经多年的实践，我所已从科研促开发，转向科研与开发并重。在科技服务上，仍要花大气力，探索研究更贴近丘陵农区农业发展需要，更能发挥农业所科研优势的各种模式。 4.培养引进人才，打造现代的高效科研与开发平台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培养与引进人才上，我所近年来已做了一些尝试。为了打造现代高效的基层农业科研与开发平台，仍需要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作研究，总结经验，使各学科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从而把我所发展推向科技开发的良性循环。 5.完善体制机制，保证其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发展近几年，在我所研究与服务的运作过程中，制订一些列管理办法，按照政策要求，做了调整与重组等工作。在今后工作中，仍要在科研选题立项，选人用人、科研开发等各方面，激励创新，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以保证各项工作卓有成效。 四、发展展望 总体来看，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已逐渐步入良性轨道，只要克服目前科研与服务上一系列问题，就有着更大的发展前景。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为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在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紧抓发展重点，积极鼓励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和机制创新，以创新的科研成果提高科研水平，以完善的体制机制强化运作效率，以创新的服务方式提升农区所的战略地位，以学科建设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学科设置，整合科技资源。以人才培养作为关键，确立农区内优势学科及培植特色学科，拥有一支水平高、品质优的专业团队，把基层农业科研单位建设成为学科配置合理、优势学科突出、富有朝气活力的文明之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科研和科技转化工作；坚持以发展高效农业作为主攻方向，致力于农区内农业生产与发展。在科学研究上，加大对环保节约型的农业科学研究，走低消耗、高产出、高回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科技转化上，以园区为窗口，加强服务创新，打造崭新科技服务平台。在今后的发展中，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将会在区域农业生产和“三农”服务中，地位愈益凸显，作用更加强大。 作者：蔡金华付反生张玉军温小林单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所 农业科学论文:构建设施农业科学的思考 1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开设的意义 1.1服务于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服务于农业的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重点服务于节能环保产业的能源重复利用、设施节能建造、农业物资循环利用等；生物产业中绿色农用生物产品的研发；新能源产业中太阳能利用技术；新材料产业中设施农业上新型节能、保温、环保材料的研发等。通过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促进全市、全国较具特色的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完善，推动天津市现代农业步伐，实现设施农业的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地球。 1.2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大量化肥、农药等的不正确使用，使得农产品品质不断下降，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直接威胁着人身健康。因此，建立安全、高效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就成为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设立，在设施农业科学研究和培养设施农业的技术管理人才方面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将把先进的农业设施栽培技术等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农产品的安全、规范生产。 1.3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年来，天津市政府提出了全市设施农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设施农业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型节能日光温室时代。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集中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形成了以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力密集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高效型产业，农业的工业化道路已成为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必由之路。所以，开设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适合天津市农业发展形势的需要，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1.4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是适应培养 现代化农业设施专业技术急需人才的需要目前，发达国家如荷兰、法国、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设施农业已经达到高生产率、栽培精准化、资源可重复利用、高效节能及高度自动化水平[3-5]，天津市近几年在设施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对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天津市的设施农业规模、水平及效益还不高，还远远赶不上荷兰、以色列那样的高科技投入、高资金投入、超高效益的高度集约型工厂化设施农业，与国内设施农业发达地区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一是设施农业装备发展滞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二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形势严峻；三是设施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生产领域、观光旅游业、设施餐饮业等行业设施农业技术人才缺乏，高级技术人才需求缺口更大；四是农户技术水平低，整体素质、服务水平与设施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天津设施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瓶颈就是设施农业专门人才的缺乏，天津市设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现代化农业设施专业技术人才乃是当务之急。 2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的内容 2.1专业的定位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主要学习生物学、化学、环境工程学、观赏园艺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农科与工科相结合的优势。通过该专业的学习，将使学生具备从事设施农业的科研、教学、生产、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培养学生成为从事设施农业建设、农业现代化管理、现代设施农业的工程设计、高效特色作物（园艺作物、药用植物等）栽培、农业园区的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服务于天津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2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要以营造良好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为基础，以培养、引进和用好人才为重点，以建立国内一流学科师资队伍为目标，按照师资队伍规划，注重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国外、国内著名大学、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具有凝聚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师团队，服务于天津沿海都市型农业。 2.3课程及教材建设 根据设施农业的特点，课程建设要特别强调其复合性与应用性，要符合现代化设施农业产业的要求，加强应用性课程，建设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要加强人才综合素质培养，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根据学科发展方向以及专业今后的服务方向，加强与学科发展方向及专业服务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天津农学院作为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培养农业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已具有多年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目前专业使用皆为全国规划统编教材。今后，随着专业的发展，将重点突出专业的自身特色，“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建设适合天津设施发展的自编教材。 2.4实验室及基地建设 实验室及基地建设要以培养人才为目标，逐渐实行实验室及基地对学生的开放，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实验室开放必须具备良好的仪器设备条件、高水平的实验教师队伍和管理能力。为此，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应从硬件上满足实验教学与学生毕业论文研究的需要，使实验室及基地的功能更加齐全，运行更加便利，效率进一步提高。实验室要配备专职的实验教师，制定实验室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保证学生安全使用实验室。为了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校外实习与实践基地建设，使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充分满足教学、科研、实践需要。教学设施建设是进行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建设，今后，教学科研基地建设要本着以服务教学、科研为主的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保证基地管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2.5教学管理建设 在教学管理方面，要加强部门学术委员会对教学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作用，健全教学检查、教学评估、教学座谈会等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保证教学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执行环节、质量监控体系、考核体系、激励和奖惩措施等。进一步抓好每一堂的课堂教学、夯实基础知识教育，强化实践教学、突出技能培养，扩充学生知识面、加强学生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落实好毕业生回访制度，及时掌握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做好教学计划的完善、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调整和教育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工作。 2.6卓越人才培养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融素质教育、业务培养、能力培养为一体，培养具备生物、环境、工程、园艺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具备现代设施农业的工程设计、高效特色作物（园艺作物、药用植物等）栽培、农业园区的经营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上，今后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的统一，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发展，因为这更符合当今设施农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教学计划中，增设创新实验和综合实验课。在毕业论文实验中，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充分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鼓励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能力，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能力。在实习方面，要把学生真正地放到企业中去，在实习基地第一线进行锻炼、学习、积累经验。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设立，要为天津及周边地域农业领域培养更多从事设施农业的优秀人才，促进现代化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 总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开设要紧密结合天津设施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重视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内容，要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建立健全实习基地。专业的设置要因地制宜，体现特色，充分发挥沿海都市型农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天津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服务于战略新兴产业，创建具有天津特色的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 作者：王丽娟边珮璐王学利李树和刘海荣单位：天津农学院园艺系 农业科学论文:西南大学农业科学学科发展论述 1期刊分布 通过对论文总刊载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的论文数量最多，占论文总量的14．8％，其次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8．6％）、《安徽农业科学》（5．6％）、《蚕业科学》（2．7％）、《黑龙江畜牧兽医》（2．0％）、《水土保持学报》（1．9％）、《中国兽医杂志》（1．7％）、《中国农业科学》（1．7％）、《生态学报》（1．7％）、《中国农学通报》（1．6％）． 2论文引用情况 引文索引既可作为一种新型的文献信息查询工具，又可作为对论文、学者、学科、机构、地区等科研情况的统计以及对期刊进行分析的有力工具［3］．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对论文2005－2012年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大学园艺学、农作物、畜牧与动物医学、农业基础科学等领域论文引文率较高．这反映出西南大学园艺学、农作物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论文产出率较高，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分析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的为107次，最低的为47次，的年度主要集中于2005－2008年．按学科领域划分，作物生理学、畜牧与动物医学、遗传学和土壤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被引率最高，说明这些论文学术价值较高，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受国内学者关注的程度较高．研究论文在2005－2012年被引量呈现逐年上升态势，说明这7年间该校的农业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均有较快的提升． 3SCI收录英文论文分析 3．1论文学科分布 在我国，被3大引文索引数据库WebofScience（即SCI、SSCI、A＆HCI）收录文献和被引用频次的多寡，被视为一所高校科研水平、科技实力和综合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4］．参照中国图书馆编目分类规则，对从WebofScience中检出的1949篇论文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业科学相关学科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论文产出率最高，分别占论文总量的33．5％，14．7％和14．3％，而病理学、免疫学和渔业等3个学科领域总论文产出率较低，分别占农业相关学科论文总量的0．8％，1．0％和1．2％． 3．2论文年代分布 农业学科英文论文2005－2011年数量逐年显著递增，2012年下降的原因可能与统计时数据库的论文还未收录完全有关． 3．3期刊分布 笔者统计了论文总刊载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英文的期刊分布比较广泛，说明该校农业科学学科开展的研究工作范围较广． 3．4论文引用情况 对2005－2012年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环境科学、农学等领域论文引文率较高．这反映出西南大学在这几个研究领域英文学术论文产出率较高，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分析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中，被引频次最高为177次，最低为76次，文献的发表年份主要集中于2005－2009年，说明这5年是该校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取得显著成绩的年份．在这10篇论文中，遗传学、昆虫学（蚕学）、免疫学和生物化学等研究领域的论文被引率非常高，说明这些论文学术价值较高．论文在2005－2012年被引量逐年呈上升态势，说明这7年间该校的农业科研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有较快的提升，且部分学科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4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的比对分析 以第一作者机构为华南农业大学作为检索入口，检索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2005－2012年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和WebofScience数据库2005－2012年的英文论文，通过、筛选，最终确定了7098条中文记录和2361条英文记录进行对比分析． 4．1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比对分析 2005－2012年间，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核心期刊发文总量为7098篇，西南大学为5035篇，数量上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检索论文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而西南大学合并时间是2005年7月，前6个月的发文量未统计在内．对2个学校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华南农业大学在植物保护、园艺及畜牧与动物医学领域科学研究较西南大学有优势；而西南大学的优势领域为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及农艺学． 4．2SCI收录英文论文分析 2005－2012年间，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英文发文总量为2361篇，本校为1949篇，发文量差距较大．原因之一是检索论文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而本校合并时间是2005年7月，故前6个月的发文量未统计在内．对2个学校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表5中可以看出，华南农业大学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领域的科研英文论文的发文量大于西南大学，而西南大学的优势领域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近年来，西南大学农业学科发展较快，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表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比重逐年增大．根据发文总量的变化曲线，结合该校的科研发展状况，总结原因可能有以下3点：1）国家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十一五”期间，西南大学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和经费大幅增长，年增幅均达到20％，总经费超过了9亿元，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产出．2）国家科技平台建设项目改善了科研环境．学校建成了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服务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推进了科研论文的发表．3）学校与美、英、加、法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进行学术交流．国际间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增加，也使英文论文的产出量有了更大的提升．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西南大学农业学科科学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但标志性成果仍然偏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仍需加强与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学科研究领域的对比分析中，西南大学在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及农艺学领域的研究在国内的影响力大于华南农业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上，华南农业大学在农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领域大于西南大学．基于此，建议学校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学科资源，重视农业学科的发展，保持优势学科，缩小与国内同类高校间的优势学科领域的差距。 作者：赵晓莅李松芹周艳单位：西南大学图书馆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的现状和战略对策 1农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 1.1农业科学与其它现代科学的交叉是新的发展趋势 (1)雄性不育现象的发现和利用，是基础性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60年代以来，雄性不育在水稻、小麦、高粱、谷子、大豆、油菜和大白菜等作物上都已发现和应用。目前，已发现100多种能在生产上应用的雄性不育植物。雄性不育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有力地促进了作物新品种的培育，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在我国，197。年发现了“野败”，迎来了水稻育种的灿烂曙光。由此育成的釉型杂交水稻，创造了世界育种史上的奇迹。自1976年以来，累计种植三系杂交水稻达1.7亿余公顷，增产稻谷2600亿公斤。随着这项技术被引进到有关国家，已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着作用。杂交水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针对三系杂交水稻的美中不足，如米质较差，优良恢复系不好选配等问题。我国科学家们在努力选配优质稻组合的同时，已发现并培育成功了二系法杂交水稻，一般可增产巧%左右。 这一独特的创造，领先世界水平，使水稻生产跨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农作物病虫害可以给作物造成10一30%的损失，严重时使得颗粒无收。近些年来，随着病虫害问题的日益严重和复杂化，对害虫的研究投人了更大的力量，出现了各学科的交叉和互相渗透，进一步把宏观与微观不同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对害虫、天敌和植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昆虫和寄生植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为害和受害的关系，而存在着植物抗逆的一方面。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现为寻找控制害虫新途径和新方法提供了基础。如利用植物的“超补偿能力”防治害虫，不是要求把害虫斩尽杀绝，一个不剩，而是允许保持一定的虫口密度，以不造成明显减产为度。这种原则不仅可以减低防治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如果控制适度还可以带来增产效果。 在对生态学如昆虫变态、生殖、滞育、飞翔、迁移等生命活动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性害虫生态控制的新概念;性诱剂的应用，包括性诱剂和病毒的联用;以及新型的无公害农药的开发应用等，无不得益于基础研究。 在农牧区鼠害防治方面，鼠情监测和预报的发展，一方面归功于长期定位研究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和有关软件技术。利用不育和遗传防治技术是目前鼠害防治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美国农业部丹佛动物危害控制中心在这个方面有很好的工作。在防治策略上已放弃单一的大面积化学防治方法，更着重长期持续地压低害鼠害兔的种群数量。 (3)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在创造特异种质资源方面显示了强大的优势。美国的棉花“PD”系统种质是通过远缘杂交(中棉一瑟伯氏棉一陆地棉三元杂种)建立起来的，已经成为美国优质育种的主要种质资源。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结合组织培养技术可快速稳定特异性状，以及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快速鉴定分子标记，在杂种早代就能鉴定带远缘目标基因(如抗性基因)的微小异源染色体片段，大大加快了育种速度。我国科学家在棉花远缘杂交的研究中，就是综合利用了有性杂交、激素处理、幼胚培养、染色体加倍、多代回交以及异地鉴定等技术，创造了系列优异种质材料和优良品系，并可望在本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长穗堰麦草是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的优良野生亲本材料，用它与普通小麦杂交，已经选育出许多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如小堰6号、小僵107等。相关的核质杂种优势理论正在深人地开展研究。核质杂种优势的研究，对于小麦改良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核质杂种优势一旦表现出来就不需要年年制种而又能稳定地保持下去。我国在远缘杂交、染色体工程以及核质杂种优势等方面的整体研究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4)把物理学和化学的成果引人农作物育种领域，产生了物理和化学诱变技术，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个领域，目前又有新的发展。把离子束技术引人育种领域，出现了离子束生物工程育种技术。利用离子注人进行基因位点损伤，诱发遗传变异，利用离子刻蚀进行细胞加工，介导外源基因。利用这一技术育成的新品(菌)种，已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随着生命科学与其它基础学科的交叉，这类创新性研究和应用也会越来越多。 1.2持续农业和各类特色农业的兴起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又一显著特点 (1)“绿色革命”与“蓝色革命”正在相互交融。在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同时，人们将加速向海洋领域拓展，出现大规模的海洋农(牧)场，实现“海洋农牧化”。人类解决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出路之一是重返海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现在人们称之为蓝色产业。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海洋捕捞业日益发达。因此，早在80年代初，一些营养和商业价值高的鱼类产品就开始明显减少，199。一1992年，全世界年捕鱼量仅为8000万吨，比1989年减少7%。在减少和控制捕捞恢复海洋特别是近海渔业资源的同时，人们已把注意力转向人工养殖和近海特种资源的人工增殖。日本最为发达，真绸、牙鲜、对虾、梭子蟹、扇贝、牡砺、鲍鱼和紫菜等养殖早已著称于世，科研生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北欧和北美诸国基础研究较为深人，而用于生产者种类较少，生产规模一般较小，产量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在增养殖生产及科研中的应用，对养殖中繁殖发育、营养、生产、疾病及其环境条件间相互关系研究较为深人。在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水产养殖产量主要来自淡水。随着产量压力的不断增加，使得内陆河流湖泊水环境资源受到破坏。将来的方向是发展集约化养殖，把淡水资源用作饮水和环境，同时加速向海洋的战略转移。我国有1.8万公里海岸线，浅海中生物生产力相当于每平方米每年2000大卡，两公顷海面相当于1公顷良田。经过努力可以从海洋中得到数千万吨水产品，成为大规模食品生产基地。 (2)现代化、高效率和高技术农业离不开“设施农业”。随着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如何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设施农业将对进一步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起到重大作用。发达国家的肉牛、奶牛、猪、鸡等广泛采用现代化工厂化养殖方式，未来规格化“全进全出”全自动化程度将得到发展。今后随着智能化程度提高，温室蔬菜、花卉等作物无土栽培将走向群体化、大型化。 和“设施农业”相关的是“白色农业”。所谓白色农业，主要是指不污染环境的微生物工厂化农业。人们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食用菌类，还可以生产大量的无公害生物农药及生长激素，也可以直接生产人们所必需的蛋白质。 (3)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针对“生态农业”的局限性，首先提出了“持续农业”的新概念。 与生态农业不同，持续农业在强调对资源环境保护的同时，不反对化学能的投人。即不仅采取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措施(良种、农药、化肥、灌溉)，而且注意农业生产的经济性、社会性，即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并重，侧重于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我国人多地少，在农业生产满足需求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2我国农业科学的现状和战略对策 2.1我国农业科学的现状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科学不断取得进步。品种资源研究和良种选育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学者利用远缘杂交、染色体工程、基因工程等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实现外源基因转移，拓宽种质资源，培育丰富的农作物新品种，为我国乃至世界农业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随着“三系配套”技术走向世界，“二系法”研究的初步成功，以及“一系法”的积极探索研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整体优势和领先水平，已为世界所公认。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始于70年代。20多年来，在生物技术基础理论、试验技术和应用推广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不少产品和技术已走向市场，同时也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在脱毒快速繁殖技术、花药培养、染色体工程育种技术和单倍体育种应用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植物基因工程方面，我们已基本上能够自己分离侵染蔬菜、烟草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基因，获得了一批转基因抗病毒植株。但由于这些新技术发展历史较短，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上属于跟踪发展阶段，所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基本上与国外相同，未能有新的重大突破。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和应用，同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在一些重要领域存在很大差距。比如作物、畜禽良种覆盖率，在我国分别只有6。一80%和30一60%，而发达国家已接近100%。在高技术方面的差距还很明显。但在一些局部，比如杂种优势利用、远缘杂交及染色体工程育种、单倍体育种及其应用等则均居世界领先水平。 2.2战略与对策 (1)要加强基础性研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科技贮备。高新农业应用科技来源于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否则应用科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杂种优势的利用为例，如果没有遗传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没有杂交高粱等杂种优势利用的实践经验，也就没有1970年野败材料的发现和对其系统研究，也就没有三系杂交稻的成功。因此，我们应当稳定并精心组织一批精干的科技人员，对涉及农、林、畜牧、兽医、水产等领域科学技术重大理论课题和前沿领域进行攻关，特别是在品种选育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基因工程、病虫害防治机理以及作物近缘种保护生物学、生物肥料、温室和大棚中的生态调控等方面的研究上，力争有所创新和突破。 应当看到，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相当薄弱，基本上处于跟踪研究状态，缺乏新的思路和观念。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和强调知识产权的今天.缺乏创新的生物技术产品是会被淘汰的。我们在选择动植物基因工程课题时，要尽量避免相同水平上的简单重复，力争在理论和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为开发增加后劲。 在海淡水增养殖方面，我国海带养殖近期产量不断提高，已高达300多万吨，而栽培方法仍是50、60年代的成果。80年代提出了新的方法，可以免去长达4个月的低温育苗，但还没有广泛应用。对虾养殖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流行性虾病形成毁灭性灾害，造成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必须加强病原及病理学研究，加强监测技术和防治药物的研制与开发，加快研究生态综合防治措施，以求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几乎是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 (2)加快高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直接把科技转化为经济优势、市场优势，同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保持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水平，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科学技术与其他商品不同，科学技术必须有超前性，既要重视选择当前一般先进实用的技术项目，又要抓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能影响未来农业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的推广，这样才能带动我国农业的大发展。 (3)增加农业科技的投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人。农业科技大多是属于周期长、社会效益显著而直接经济效益低微的特殊科技领域。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投资总量上同发达国家甚至中等发达国家攀比，如韩国1994年消耗200亿美元开始实施“生物技术20。。计划”。但是，我国农业科技长期投人不足，已严重地影响科研水平的提高和成果转化。80年代世界平均农业科技投人占农业总产量的1%，而我国为0.17一。.27%，是世界上农业科技投人最低的国家之一。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用来支持农业基础研究的才不足7%。据统计，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分配情况是:自然科学占57%，工程技术科学占27.2%，医学科学占10%，农业科学只占5%，这和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从实际研究状况看，如有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科技进步奖1987年申报108项，1989年为76项，1991年降低到36项，1992年竟降低到33项。5年间，成果申报数减少了2/3，其潜在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现象的存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科技投人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业科技投人不足，也造成农业科技队伍不稳定，成果推广人员严重不足。我国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仅有5人左右，一些发达国家达到30一40人。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加农业科技投人就研究与开发这部分来说，不仅应当包括课题费，而且应含部分设备费和研究人员的津贴，以利于科研和科技成果推广队伍的稳定以及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作者：牛德水 姚庆筱 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技术产品竞争 鉴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产品竞争力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的竞争力如何成为研究的重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农业开始逐渐摆脱过去“靠天吃饭”的状况，转而依靠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仅是来自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都对农产品竞争力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湖北作为一个我国的农业大省，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显示出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近年来湖北农产品竞争力与农业强省相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本文从湖北农业科技发展的角度来探索湖北农产品竞争力，这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影响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的因素，从而为提升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献计献策。 1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的总体状况 农产品竞争力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农产品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市场份额并能够持续获利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可以从农产品价格、生产效率、市场营销能力、农产品质量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等多个方面来反映。本文将从生产效率、农产品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三个方面分析湖北农产品竞争力的状况 2．1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 农产品平均产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情况。鉴于资料的有限性，本文仅对近6年的稻谷、小麦、棉花、油菜籽和蔬菜5种农作物的全国平均产量和湖北平均产量进行了对比（见表1）。 对比数据显示，湖北省只有稻谷和油菜籽的平均产量是高于全国平均产量的，而小麦、棉花和蔬菜3种农作物的平均产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从均产数量上看，稻谷和油菜籽是具有产量优势的产品，而小麦、棉花和蔬菜不具备产量上的优势。从农产品平均产量的增长情况看，湖北5种农作物的均产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稻谷、小麦、棉花、油菜籽等都属于大宗农产品，天气等自然资源对农作物的产量影响很大。从表1中的全国和湖北5种农作物的平均产量来看，尽管总体上农作物平均产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波动较大。并且近6年5种农作物的平均产量基本上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和增长。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5种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情况，根据统计资料，本文对5种农作物的效率优势指数进行计算（见表2）。如果某种农作物效率优势指数大于1，表示该农作物在生产效率上具有明显优势；反之小于1，表示该农作物在生产效率上不具有效率优势。数据显示，稻谷和油菜籽的效率优势指数大于1，特别是稻谷的效率优势指数；小麦的效率优势指数最低，没有超过0．8。稻谷和油菜籽的效率优势指数近7年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而蔬菜和棉花的效率优势指数在近几年有一个明显的缩小趋势。 虽然粗略的平均产量和效率优势指数的分析，不足以全面地反映湖北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情况，但是连续多年的对某一大类农作物平均产量和效率优势指数的比较和分析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湖北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总体上，湖北农产品还是在稻谷和油菜籽等传统优势农产品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但其效率优势并没有扩大，而在其他农作物上就不具备效率优势，并且棉花、蔬菜等农作物的效率弱势却在进一步拉大。 2．2主要农产品的成本 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是衡量农产品生产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它是决定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已有资料的分析表明，湖北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国家对农业税进行了减免，但是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没有下降很多（见图1）。 图1中数据显示，除棉花生产成本波动起伏外，从1999~2004年稻谷、小麦油菜籽3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呈现下降趋势，但是2005年各种农产品的总生产成本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超过了1999年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用工费用增加，2005年每种农产品的每hm2均用工费用比上年增加都超过150元，如稻谷2004年用工费用为715．50元／每hm2，到了2005年增加到874．50元／每hm2，而棉花的每hm2均用工费用增加达到300元。另外各种农业物质投入增加，农药、化肥等价格上涨较快，也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由此可知，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密切相关，近年来湖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表明湖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逐步下降，市场经济效益也逐渐减少，这不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2．3主要农产品的销售价格 农产品的平均售价直接反映了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状况。表3是对4种农产品50kg产品平均售价的比较。从表4中可以发现，从2000~2005年4种农产品的出售价格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近两年平均售价在下降。尽管对这四种农产品国家都会实行保护价收购，湖北的平均售价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湖北农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低价格优势。但是结合上面的成本分析来看，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出售价格却下降，市场经济效益自然降低。 从以上对湖北几种农产品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市场售价的分析来看，湖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势并不容乐观。生产效率上，仅有稻谷和油菜籽两种农产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产成本在近两年也居高不下，同时农产品的售价却在近年有所下降，虽然保持着一定的低价优势，但市场经济效益明显降低。 2湖北省农产品竞争力低的因素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更多的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农产品国内、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与提高。但是从湖北农业的地位以及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 2．1农产品品质差，良种选育重量轻质，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产品市场竞争主要依靠数量和价格，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90年代中后期，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数量型农业逐渐向质量型农业转变。这就要求农产品不仅能够高产，还要高质。湖北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的育种选种上以高产量为目标，忽视了农产品的品质，特别是大宗农产品。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大宗农产品良种选育上，90％以上的农产品品种都是以高产为目标的。优质高产农产品缺乏，极大地削弱了湖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只能依靠低价竞争，降低了经济效益。以油菜为例，湖北省地处长江流域，“双低”（低芥酸、低硫甙）油菜优势产区的中游，“双低”油菜籽的含油率一般为37％~39％，而加拿大的“双低”油菜籽含油率一般为41％~44％；关键是加拿大“双低”油菜籽的芥酸含量小于1％，硫甙含量小于20μmol／g，而湖北省“双低”油菜籽的芥酸含量则在5％左右，硫甙含量在80～150μmol／g之间，远远高于加拿大的水平。除此之外，在良种的推广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良种推广缓慢，并且良种的更新速度也较慢。从农业发达国家来看良种更新一般为3~5年，而湖北的良种更新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个速率。品质差、更新速度慢，一方面使得农产品生产阶段的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又降低市场经济效益，极大地降低了湖北农产品的竞争力。 2．2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肥料利用率不高，农产品生产效率低下 由于我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因此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低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湖北省也不例外，尽管近几年湖北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明显的增长，从1999年的1363万kw·h，增加到2006年的2263万kw·h，7年时间增长了900万kw·h，但同湖南、安徽等比邻省份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积等农业机械化水平方面，也明显存在差距。表4反映了从2000~2006年湖北农业机械化水平程度。从数据资料来看，农业机械化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机收面积显著提高，但是增长速度缓慢，并且机耕面积、机械植保面积和机械铺膜面积近两年还有下降趋势。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劳动力投入较大，必然会导致农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下，从而降低农产品的竞争力。 此外肥料利用低下也是导致生产效率不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平均而言在湖北氮肥的当季利用率只有30％~40％，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为10%~25％，钾肥的利用率为50％~60％，这些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发达国家的氮肥利用率能达到60％。化肥利用率低一方面造成了大量浪费增加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流失的肥料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化肥深施和配方施肥是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重要手段，而湖北2003年化肥深施面积为1474khm2，到2006年降低为1433khm2，而配方施肥面积也由2003年的4396khm2，降低到2006年的4082khm2。 2．3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 湖北农业科技力量布局比较分散，导致农业常规应用技术升级慢，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有资料表明，目前湖北省的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远远低于农业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偏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完善。曾经让农业辉煌的农业推广体系，如今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湖北于2003年进行了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对乡镇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改革。改革后在岗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总人数由5.4万多人缩减到不足1万人，加大了农业科技推广的难度，不足以满足现有农业科技推广的要求。在投入经费上，由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从中央到省、市、县、乡的五级推广体系，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点一般在县乡两级，但是在农业科技推广经费的划拨上，县乡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事业经费很少，许多乡镇的农业推广机构还把仅有的这些经费的80％作为职工的工资，余留的20％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经费。另外，有部分县乡政府“卸包袱”，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推向市场，有的甚至被摆卖或被撤销，使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更是难以为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完善，农业科技转化率低，使得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应用，降低了农产品竞争力。 2．4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农业科技人员缺乏 湖北是个人口大省，总人口超过60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大约2600多万人。大部分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技术推广。诸多研究表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高，农业生产效率就高，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就强。对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受教育年限，而根据湖北农调队的测算显示，2004年湖北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1年。到目前湖北农民的受教育年限还不满8年，也就是说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还达不到初中二年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农村人口不到60％，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农村人口不到1％，这种情况与湖北作为教育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人次也比较少。 此外，农业科技人员偏少，专门从事农业科研的人员只有5000多人。在农民科技队伍中，湖北全省只有农民科技人员7.5万多人，平均每1000名农业劳动力中只有不到4名的农民科技人员。如今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贡献愈来愈大，农民的低素质和农业科技人员缺乏无法有效保证农产品竞争力的人力支撑。 3以农业科技为依托，大力提升湖北农产品竞争力 3．1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 一是开发、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及其配套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品质，把传统农业逐步引向高效生态农业。扩大优质品种的规模和比重，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优势品种和有地方特色的名、优、新、稀产品。根据农业不同生态特点和地域特点，大力发展先进育种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配套技术，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后加工、保鲜和贮藏技术，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着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发展营养食品、方便食品和休闲食品，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3．2加快农业机械的研究和开发推广，提高生产效率 围绕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环保、节能、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等综合因素，充分应用现代科技，吸取国内外一切成功经验，加快技术创新，研究开发适用不同农业生产需要的新式农机具，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推动配方施肥和深施肥技术，因地、因作物施肥，混合适用氮、磷、钾、有机肥，着力提升肥料利用效率，减少肥料流失率，确保土壤酸碱平衡。 3．3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提升农业科技对农产品竞争力的贡献率 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充分履行农业技术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形成队伍多元化、技术服务化、推广形式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的农业推广服务网络。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传统推广形式，走行政组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产学研、技工贸、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大力开拓和发展农业技术市场，搞好技术、人才、信息和资金等生产因素的有效配置，增加投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3．4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确保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人力支撑 确保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学校重新学习，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动员和利用一切培训资源，以县、乡为重点，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出发点，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将农民科技培训贯穿了农村工作的始终，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农民科技培训。重点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市场意识、生产技能、从业能力和经营水平，把培养一支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提高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入户率。 农业科学论文:农业科学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初探 摘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科学事业单位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有利于预算工作为单位目标服务，为促进科学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途径。文章分析了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全员参与机制、加强预算执行与监督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等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对策，以期推动农业科学事业单位依法理财、科学理财。 关键词：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对策 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科研、开发、经营等各方面的收入支出的总体计划，是把一个单位的发展目标转化为各部门、各岗位以至个人的具体行为目标，从而保证单位总体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管理过程[1]，其核心是资金管理[2]。文章将以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的资金管理为重点，分析探讨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有关问题。 1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种方法。作为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在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日臻成熟与完善[2]。全面预算管理需要充分的双向沟通以及所有部门的参与，真正的全面预算管理要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有控制，事后能考评、追溯[3]。由于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特点是以科学研究与科研应用开发为主，没有大规模的生产销售活动，因此，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的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还较少，但是相关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持续不断。全面预算管理已被各种组织管理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4]。随着国家对部门预算编制与审计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作为筹集、分配、运用、控制资金的依据，迫切需要科学事业单位从原来的“重核算，轻管理”，转变为运用科学手段进行财务管理，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管理的各个环节，做好资金管理工作，在保证公共服务的同时，提高竞争能力，实现自我发展。 2全面预算管理在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1对全面预算编制不够重视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对于全面预算编制认识不足，对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认识不明确，普遍认为预算编制只是财务部门的任务，积极参与的意识不强。对于一个单位而言，调动内部所有部门共同编制预算有一定的难度，普遍存在以应付态度完成预算编制的现象。 2.2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不够 全面预算管理具有“全面性、全员性、全程性、目标性、指令性”的特点[5]。综合农业科学事业单位预算编制情况来看，预算编制内容不够完整，仅停留在财务成本支出、单位收入及科研支出等方面，没有涉及现金流量及资本性支出等预算内容[6]。对资金预算以外的资产，如固定资产并无有效的管理，导致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7]。 2.3预算编制与财务管理结合不紧密 科学事业单位一般从事科研教学等研究性的工作，大多数属于社会公益性组织，其资金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只有国家财政在拨款上给予保障，科学事业单位才能真正履行好公益性职责。但由于各单位预算编制经验不足，财政部门审批预算时又往往会在单位预算基础上进行削减，导致最后确定的预算不能满足单位需要。这种主观上改变预算的做法，导致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决算编制都未能匹配，有的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资金预算和资金使用无法对应，挪占预算资金现象时有发生[7]。 2.4预算执行缺乏完整、规范、有序的管理体系 财务预算管理的机制不够健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乏完整、规范、有序的财务预算审批程序[8]。很多事业单位常常会出现在年底为了达到预算目的而突击花钱的现象，这都是因为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导致预算执行的随意性很高，全面预算管理工作执行力度不够，预算管理作用难以发挥，预算工作松散，执行比较随意。 2.5预算执行监督力度不大 一方面，由于农业科学事业单位缺少专业方面的人员，对预算的执行情况无法进行全面监管；另一方面，没有将预算执行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在预算项目结束后，没有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科学分析、控制、考核评价，使得预算原有的职能弱化，预算执行时缺少约束力。 3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的对策 3.1建立全员参与机制 科学事业单位的领导层应改变传统滞后的财务预算管理观念和模式，在单位内部营造良好的预算管理和控制的企业文化氛围[9]，建立预算编制委员会，由单位的主管领导牵头，财务部门、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编制[2]，项目负责人、科技管理部门或财务部门与课题负责人积极配合，依据目标相关、政策相符、经济合理的原则编制课题预算，包括经费来源预算和经费支出预算[10]，确保预算编制与实际情况相吻合，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3.2加强预算执行与监督内部控制 以科学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财务资金进行全面控制、统一分配、集中统筹，全面执行财务预算管理控制，确保单位各项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避免预算超支现象[6]。加强财务预算管理的综合控制，在保证财政资金完整安全的前提下，以部门预算管理为基础，综合分析各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含预算调整）与财务决算情况，通过平衡部门预算和单位经费的使用需求，进行内部二次预算，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度。另外，要建立预算计划与实际预算执行出现偏差预警制度，实时监控预算的全过程，及时修正预算中出现的偏差，提高财政预算资金的安全性与使用效益。 3.3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要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制度，包括财务预算管理制度、财务预算审批程序、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考核制度、预算绩效制度等，这是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保障。既有利于规范财务预算管理活动，指导财务预算管理的实施并控制经济活动全过程，又有利于科学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控制，管理制度约束和监督、检查、考核有机结合，从而保证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单位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进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11]。 3.4建立健全预算管理队伍 目前，科学事业单位预算普遍由财务部门组织编制和监控执行，给财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但财务人员不能等同于预算编制人员。由于全面预算管理要求更加全面、细致，需要更加专业人员的参与，因此，各单位应在财务人员的基础上，充分完善预算管理人才队伍，定期对预算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以保证预算的编制质量。同时，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对预算实现实时控制，减轻预算管理人员负担，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效率。 作者:李雪芹 单位: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经济法论文: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浅议 论文摘要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国有关的循环经济立法存在许多疏漏,应予以完善。应确立循环经济法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分担责任原则和“3R”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发挥政府公众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循环经济 法制建设 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说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制约,那么循环经济的发展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强化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涉及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加快,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包括资源、能源的投入生产加工分配流通最终消费排放废弃物的全过程,这是首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相适应的思想。 以物质循环分析论为基础,物质循环全过程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即对物质从生产直至废弃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的过程,除了回收、再生循环和再商品化外,还必须促进和管理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台十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首次提到“循环经济”,这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次尝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的内容,该法中的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实施减量化的基本理念,为固体废物的处理提出了法律依据。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法律构架,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做出规定,只以有《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细则中有所规定。 下面从我国法律体系方面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许多领域法律没有涉及,而在一些领域又存在规定上的重叠,给执法者带来许多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循环经济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污染物存在跨行业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殊的物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第二,立法过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忽视农业方面的立法,第三产业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工业立法因缺少相应配套措施也变得举步维艰,可反映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在立法上给一、三产业相应的重视。 第三,环境立法存在的效力较低的固有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形式,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倡和口号比较多,没有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建设主体规定的并不明确,法律只规定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义务,对于企业及其他主体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具体执行不畅。 第五,对生产责任延伸方面没有相关的监管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下,建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责任主体上规定了生产者不仅对本企业的产品负责,企业有对产品进行回收和清除的责任,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其实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政府的执行监督文件。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确立循环经济法律原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国家、企业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明确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强调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合理排放的重要性。 1.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提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寻求合适途径解决。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安全,不利于实现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源头上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落实预防原则的根本,特别要注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针对汽车尾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也要格外关注,通过制定限制排放量等具体的措施,运用相关的奖惩机制,鼓励公民和企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同时更是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只依靠政府力量力量是单薄的,效果是不显着的,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办法指示,并在企业许可、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公民对参与低碳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滞后性,使欧洲各国在上世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问题。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相似,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协同合作,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公益广告、志愿者讲解等 宣传模式形成良好的氛围。 3.“3R”原则 3R原则即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简称,是面对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总量急剧减少,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矛盾突出的现状应坚决贯彻的原则。我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太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利用即面对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为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而提出的。要实现再利用,首先要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开采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先进设备,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社会主体节约资源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再循环,是与资源的再利用一脉相承的原则,通过对剩余资源和废物的再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能克服废物排放的难题,又可以增加经济总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措施。减量化,是指通过减少排放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通过企业清洁生产,特别注意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和无污染,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 4.分担责任原则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对环境应尽的义务以及破坏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如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要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和减少排放;公民培养从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的意识,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排放,坚持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通过各方努力,使环境保护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推进。循环经济责任原则就是更加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配合,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民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再利用、清洁生产、生态保护、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对策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本身缺乏经验可循,并且面临技术、人员、管理、资金等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有较大空间可待提高。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发展,法律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和保守性,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将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使百姓和社会享受到循环经济的好处,比如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定,作为约束竞争主体的一项准则,同时,其它法律中也要更加明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等具体环节缺乏具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政府要加强监管。加强与我国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专门机构监管各类主体义务履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求拒绝承担义务或者未按要求安排生产生活的人员承担责任,对有效控制排放的主体给予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同时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增强群众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在日本,由于消费者数量庞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而生产者则不然,生产的产品废物的责任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策略。现阶段我国各大生产行业还存在于生产链中技术落后的情况,因而产生的废物量超出法律规范要求的比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企业生产、已有约束性条款,但由于引进减排技术、再生利用废物的代价远高于废物产生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多选用落后的经营模式,依然延用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违背了国家发展节能型经济的宗旨,极大阻碍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进程。所以,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对废物产生量的控制。可以建立抑制废物产生制度,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循环经济基本的法律制度,健全我国废物产生标准,建立从事废物处理工作的行业和产品的规范标准。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到环保新兴技术的研发中。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 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六、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角度下国家职能的运营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 、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①,“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 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①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②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①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 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 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经济法论文:分析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论述经济法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经济法论文: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分析 摘 要: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而就业歧视问题也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就业歧视;经济法;政府管制;解决机制 一、就业歧视与经济法解决机制 1.就业歧视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在就业过程中,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①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最长、最突出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注明要求应聘者“须为男性”或“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女性经常仅仅因为性别问题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②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35岁作为一个界限,“35岁以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大量招聘广告的限制性条件中。年龄在40岁、50岁上下的求职者更是就业困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40、50”现象。 ③健康歧视。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也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已在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根据《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及从事直接入口的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以照常工作。 ④户口歧视。有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本地户口。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公然违背国家政策,干预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本地人,如广州市人事局于2003年底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优先解决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⑤其他歧视。如学历歧视,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十分突出,许多用人单位不顾客观需求片面追求高学历;地域歧视,河南人的形象近年来被大肆破坏,许多用人单位明确规定不招收河南人,还有的用人单位拒招东北人;相貌歧视,有些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优先录用相貌好的而不是能力强的;身高歧视,不少单位都对身高有限制规定,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男性不低于一米七,女性不低于一米六等;姓氏歧视,有的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姓“裴”的,理由是“裴”和“赔”同音,不吉利等等。 2.经济法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特征 经济法解决机制是指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基于效率至上的原则,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用工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引导雇主做出是否采取歧视的行动。但市场调节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某些歧视问题市场无法调节;抑或虽然能够调节,但会由于对效率价值的过分追求而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权的介入。政府基于正义原则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政府管制也存在不足,不是管了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过分彰显而牺牲了效率价值,这些不足同样需要市场的及时调节。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就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这样的双向运行中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并达到预期效果。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市场调节性。市场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其理论假设前提是相关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贯穿于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基于经济理性做出合理决策。如果自身行为通过市场调节带来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那么该主体就会积极从事此行为,这就是理性;相反,如果市场调节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该主体就会排斥和放弃此行为,这同样也是基于理性的结果。 ②政府管制性。由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能够针对歧视行为给被歧视者带来的无效率问题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救济,通过对实施歧视行为者赋予法律责任等强制性手段,促使其将外部性内在化以避免歧视,同时也使被歧视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障。第二,对于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歧视心理偏好,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有力干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的管制对于人们的歧视心理偏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改变作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手段重视效率至上,往往 忽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权干预较市场调节手段在彰显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③综合运行性。经济法解决机制所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系统中使市场和国家机制各行其是,各尽所长,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法在市场和国家这对矛盾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并力图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即实现两者的和谐,兼顾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发展,在两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共同作用于就业歧视的治理行动中。 二、经济法解决机制是解决就业歧视的理想路径 就业歧视问题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就业歧视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 应当肯定的是,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方式和力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歧视行为可能会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益的不利后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用工主体)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得不放弃歧视行为。然而,将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手段也有着其天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市场对被歧视者的无效率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主体是否会采取歧视行为完全取决于歧视是否给其带来高收益,当歧视行为产生正效率,主体必将会采取歧视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歧视现象便是有力的说明,可见歧视有时对于歧视者来说的确是有效率的,当然也有无效率的时候。但是对于被歧视者来说,那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没有人会乐衷于遭受歧视,并以此为快乐。然而,对于被歧视者的无效率,市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这种无效率状态将会更加恶化。 ②歧视心理偏好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深受古代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城乡差异、等级森严等。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内含着一种歧视走向,而且随着时间的长期积累会演化成一种歧视文化和心理,这种歧视文化和心理偏好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能够加以改变的,即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歧视行为的成本收益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2],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对市场调节手段产生很大的困惑,从而导致人们对市场调节手段的质疑和排斥。 ③市场调节无法对抗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出于特定时期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有许多限制措施,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为了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限制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土政策,人为地制造城乡差别和就业歧视,这些都非市场所能解决。 ④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兼顾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效率的考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引导市场主体基于效率考量做出理性决策,但并不能考虑到对于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情感和诉求的尊重。片面追求高效率,有可能会忽略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价值的兼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2.就业歧视体现了政府管制缺陷 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弥补市场调节本身不完善的必要手段,但公权介入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手段并非都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毕竟政府管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无效率性。有些歧视是有效率的,如果采取政府管制直接加以禁止反而体现出一种无效率性,这时,我们称之为合理歧视。比如用工主体限制或拒绝雇佣年老的劳动力,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因为雇主之所以要限制雇佣年老工人,并不是说他们比年轻工人效率低,而是因为判断和具体评估工人的工作效率孰高孰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想清楚地做出具体评估,恐怕所需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否则必将遭受“非效率性”的责难。 ②体现政府管制的法律实施会使被歧视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规定有对歧视者进行惩罚内容的法律一旦实施,就会迫使理性的雇主将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最小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歧视者利益受损,比如法律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行为,那么雇主就会积极地在那些需要雇用妇女的岗位上采取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等应对法律规定的行动,从而就会减少被雇用者的就业机会,最终受损的还是被歧视者;同时,反歧视法对雇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会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3],最终导致消费者公共福利受损。 ③政府管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降低企业效率。有的国家为了规制就业歧视,政府要求企业必须雇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特殊人群,一般都是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妇女、年老失业人员等)。但是这种政策完全不考虑企业的效率和成本负担,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效率,因为这类照顾人群未必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做法也无异于任意地剥夺了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此工作岗位的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有违公平之嫌。 ④政府管制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公权力管制需要成本付出,管制成本一般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成本及大量机会成本,其中,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就业歧视专门法律法规,并由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执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就歧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案件审理等活动所需社会资源的投入,其成本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是指采用政府限定的措施会导致本来其他也许更为有效的措施不能采用的损失,如果对政府管制不加以有效限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当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政府滥用公权时可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损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它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经济法解决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三、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 1. 运用经济法“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机制,建立就业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 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解决的经济法解决机制,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中实现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调整的新型制度。笔者认为,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这种双向性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调节的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府管制的公平标准,两者缺一不可。效率标准主要是从市场用工主体在录 用雇工时的内在需要角度出发,即用工主体的用工条件是否基于岗位和工种的需要,当被雇佣者不符合岗位与工种的内在需要时,对于雇主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管制的出发点入手,国家应通过法律在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来实现其公平正义价值。就业歧视从本质上说是用工主体滥用用工权而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当就业权与用工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政府应扮演“利益衡量者”的角色,本着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解决机制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就应当坚持内在需要标准与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相结合的双向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2. 契合经济法的现实主体制度设计,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社会团体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被组合为各利益群体,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4]。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作为一种矫正机制,经济法要以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平等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不平等达到实质平等,给予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作为过渡带和平衡带的社会团体[5]。相应地,经济法主体制度设计则需要突破传统主体的两分法,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确认为一种新型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鉴于经济法解决机制“市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当专设一个介于市场与政府间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市场用工主体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工主体调解不成,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单独设立“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赋予其以下职能:向各机关团体或民众提供有关就业歧视的咨询服务;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就业市场秩序的监督与检查;就有关劳动者公平就业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运用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歧视提出建议;就损害劳动者公平就业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劳动者提起诉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或社会团体订立公平的就业政策。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 3. 强化经济法的司法解决机制功能,建立符合经济法诉讼程序要求的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之法,它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还是在管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冲突和经济法纠纷,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公益必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乃国家之职责,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适用公权力追究其责任,公民私人无权亦无需介入;法院被认为是处理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干预,起诉资格的限制正是用以阻止法院过分介入行政机关的事务。相应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对于公民个人间的私益纠纷可以通过法院适用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社会公益之维护,因对公民个人无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大门是紧闭着的。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经济公益维护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则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经济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6]。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行政管理的单一运行机制,它通过劳动行政主管机关行使劳动力市场公平就业秩序的监督管理职能,排斥公民参与,严重忽视了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使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问题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平就业秩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称其为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7]。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既是蕴涵市场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反歧视双向联动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法诉讼程序在反歧视领域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反歧视公益诉讼中,法律有必要在就业歧视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经济法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所涉的国际经济法的对象、国家主权、非政府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法的实体规定和执行机制等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摘 要 题】特别推荐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无疑，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不过，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突出起来。 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所涉事务越广泛，对国家政策的约束越大，成员国在调整这些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就会越受限制或被削弱。例如，WTO规则是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产物，这种协调必然导致在某些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某种限制。这样，WTO与其成员方间、WTO各成员集团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主权绝对化和主权淡化。主权绝对化的观点过于强调主权绝对性一面，把主权概念推之极端，认为主权不能限制，不能让渡，否则就是对主权的侵害。这种观点现在显得已经过时。 相对而言，淡化主权的观点在西方正在流行起来。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张淡化主权。实际上，大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来不会被忽视、被淡化。被淡化的只是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谓淡化主权的观点往往被用作让弱小国家服从大国意志的理论根据。因此，对这种观点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诚然，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对某些事务协调一致，这就必须赋予WTO这类国际性组织以一定的管辖权。当国际组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权力并形成国际共同规则后，成员方有义务遵守和实施，其在相关领域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限制。这种限制是自愿的、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国家认可的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 国际经济组织的管辖权与成员国主权间并不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原则上说，国际组织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而应该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成员国之所以愿意将某些事项的管制权交由国际组织来协调，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超出一国的界限，客观上需要国际协调管理；同时这种权力是由成员方共同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其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发言权和影响也不同。就拿WTO来说，WTO某些协议虽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但其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乌拉圭回合就三个新议题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从总体上看，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更为有利。 要使国际组织既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又不妨碍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有关国际组织在成员国赋予的权限内活动。对于WTO来说，它是一个贸易组织，所处理的应限于贸易或与贸易直接有关的问题。但目前发达国家却想极力扩大其职能范围，并试图将一些片面反映发达国家标准和利益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的体系。如果采取“一揽子”协议的通过方式，那么弱小国家在这些事项中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剥夺，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对哪些问题应列入WTO的新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其次，应将规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现公平互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使国际性规则得到尊重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应赋予有关国家根据本国情况适时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本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寻求适当救济的权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能得到发展，在制定规则时就不能“一刀切”。对于WTO来说，应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有制定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说现行WTO的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已采取了某些特殊的待遇，但从总体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再次，应改进和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能反映和照顾到国际社会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小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仍被忽视，决策体制还不民主，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体制无疑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具有损害。 三、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行为主体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消除国界的影响，世界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后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以及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用的加强。主权弱化之说自然不当，但除主权国家外的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是加强了。 1.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平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就使得与其相联系的民间利益群体或集团，如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也不得不在国际上积极进行活动，以便能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的活动施加影响或予以限制。 在国际上，人们现在将由非政府组织(NGO)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称之为“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对应或相区别。“国际市民社会”不具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的权力和能力，但是，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些环境条约的协商和起草；世界银行在世行项目方面开始注重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协调；在经合组织关于《多边投 资协议》的谈判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中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主体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国际法律程序和制度的民主化，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改善国际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法律上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政府组织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看法是，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但除少数组织外（如国际红十字会），它们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然而，也有些学者主张，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国际法主体。其理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与者）；赋予其有关国际权利和义务，既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对其行为予以规范。 无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动向是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虽然其绝大部分目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它们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力量和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国际组织现均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就规定，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作出安排。随着实践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 2.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化中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 由于跨国公司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产物，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受国际法支配。 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结构下，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单个国家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而传统国际法又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它不能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这就可能使得关于跨国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还是对跨国公司来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对其跨国经营行为负责任。 于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全球公司公民”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民”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在“公司公民”前加上“全球”，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在构成其“社会”的全球竞技场所中的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跨国公司并不只是其经营所在国的合法公民，也是“全球公民”。公司这一概念是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详细说明其使用的标准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别的。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跨国公司拥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管制框架授予的权利，又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全球公司公民”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概念，但至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权利和责任一致性问题的关注。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从实体上看，个人根据某些条约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现行的国际法对个人和公司也规定了义务，违反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从程序上看，个人和公司有权在某些特定的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因此，个人和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国际法上的特殊主体或部分主体。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实体规范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但以前的国际法规范所涉领域有限，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很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在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导致各种经济交易、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金融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的联系，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WTO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联系，并已经将其触角从贸易拓展到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 1.贸易与投资措施 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因素，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因此，投资措施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予以规范。这一协议既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贸易措施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措施；出口限制措施。这些贸易措施对贸易流动具有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同时，它们对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第二层次的影响。通过改变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贸易环境，这些措施有 助于形成具有某种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影响潜在投资者的决策进程。因此，与没有政府干预而由市场力量引导的情况相比，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以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形式。而外国投资的变化对未来有关的贸易流向又具有重要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此，对与投资有关的某些贸易措施，国际社会也应规范与协调。 2.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 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要在东道国提供服务，通常就必须在该国设立机构或营业场所，这就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因此投资法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就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维护金融稳定就不能放弃金融监管。金融的审慎监管无疑是保证金融自由化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样，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处理好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显然，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问题在这里相互融合在一起，调整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的政策和措施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已将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重要议程之一。 贸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限制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因此，在WTO体制内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无疑是个新的课题。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贸易法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也涉及到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需要我们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关于贸易与其他非贸易措施的联系还可能包括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与劳工问题、贸易与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新领域。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以前被称之为“软法”，因为它们往往仅是宣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国际层面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赖，这就必然要求国际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使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软法”形象。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从实施的角度看，与以前的国际法不同，WTO规则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则。《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协议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WTO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以统一、公正、合适的方式实施其规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有关争议时，也是强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措施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若与WTO规则相抵触，成员方就必须修改其国内法或采取WTO规则允许的其他救济措施，美国为了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于1995年和1996年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法优先的原则。 至于WTO规则在成员方境内以何种方式适用，则取决于成员方各自的法律规定。各国在实践上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做法不尽一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WTO规则在国内没有直接效力，它们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内法可以背离WTO规则或不受WTO规则的约束。毋庸置疑，成员方可以基于本国利益，积极地或消极地通过国内法实施WTO的规则。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成员方的国内法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因成员方采取了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国内法措施而产生争议，就必须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这主要是因为其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勿需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的纠纷、保证WTO规则的实施方面，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争议范围十分广泛。因为WTO所涉的领域已不单限于货物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金融服务等都属于WTO协议所调整的范围。特别是，许多原来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一些国际经济条约，也已被纳入WTO体制内，从而取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等都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样一来，由这些协议产生的争端也就可以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审理了多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 随着WTO今后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在调整国际经济各领域的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新回合的谈判若就所涉新议题达成协议，如就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协议，有关争端也会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能因为纳入WTO体制而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它在实践中也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首先，机制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个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发生争端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予以特别考虑。另外，发达国家间的争端解决，也可能对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 其次，在裁决的执行方面，也仍然会产生争议。尽管争端解决机构采取了“反向一致”的程序，从而使机构的裁决能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裁决就能顺利地得以执行。有的成员方可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变个花样，仍旧采取与以前的违法措施实质上相同的措施，使得争端的实际解决会况日持久。也有的成员方可能宁愿选择接受报复而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再次，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主权，不越权，以及不将自己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领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WTO成员国的措施是否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是一个涉及到成员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涉及到WTO体制与成员方的权力分配和平衡的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权力，若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不慎，就可能损害成员方的主权。 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意见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经济法论文:会计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改革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经济法论文: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论文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与研究型高校的专业法学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1.经济法课程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通常为32-48学时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讲清楚庞杂的内容,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合该专业学生需要的相关经济法知识; 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主要是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比较缺乏,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比较被动,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组织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3.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生的法学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需要普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等基本法学概念。要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应用”、“实务”等要求,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运用 案例教学法,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187年创造的,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判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的案例为教材,教师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步步引导学生从矛盾中发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我国于2世纪8年代开始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教学的适用性价值一直体现在对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实践的一线一直得到师生的欢迎。案例分析法和经济法课程的有机结合,是提高经济法教学效果常用而且有效的方法。笔者在这些年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但仍处于不断摸索和提高的阶段,仍面临诸多困惑。 (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经验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要特点,判例法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在实施案例教学上存在和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认为应坚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简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来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手段,选择和搜集经典经济法案例,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方式演示案例,主要采用课堂问答、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探索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等诸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把握的因素: 1.选择合适的案例。 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因素,案例应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应选择内容相对简单、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同时兼具一定趣味性的案例。在取材上,可以引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比如《经济与法》节目中的一些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容易激发其学习热情。选取的案例应是近期发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学生能够对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2.课前准备工作需充分。 主讲教师应在课前将下次课程主要讲授的案例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要求学生按分组以PPT形式来准备课堂发言。师生之间有诸如QQ群之类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查询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的技术指导。 3.课堂讨论中需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灵活开展案例教学。在课堂讨论中,老师要起到理性主持人的作用,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及时的评价与分析,结合案例将理论知识点讲授清楚,从而使学生全面深刻地领会到该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 4.案例讨论后的总结需条理清楚。 教师在总结案例时,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案例与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经济法课程中的基本基本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目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我们的学生在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开放式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因此,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课前准备过程难以控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进行比较好的课前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这些有赖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的条件和实施是否完善,同时,还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课堂中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缺乏主动提问和探讨的积极性。案例讨论无法热烈和深入。再次,由于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限制,过程考核给老师增加很多工作量且操作难度较大,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采用笔试作为最终的考核方式。因此,有些老师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讲授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作用。 三、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 要实现“对话式教学”,对教师和 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好的课堂管理、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学生的脑细胞充分地调动起来。开展对话式教学,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或模块,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次课程分为导入、形成和巩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小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再做小组总结发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反应,在总体上把握课程的节奏。比如,理论性强的内容,比如经济法总论,教师讲授的时间应多些;实践性强的内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把握,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作准备和阐述。课后,教师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从而不断修正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选择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社会经济生活瞬息万变,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应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着眼于应用,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应始终保持对经济法理论前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行业需求乃至社会热点的及时响应,所以要对案例进行时时更新,教师要具有对经济法学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对身边发生的法律事件保持关注,从而将最新的案例设计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起主动适用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三)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过程化,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讲,对教师的考核应重点体现在其教学质量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以教育的“产品”质量,即学生的质量而非论文的质量去评价教师。以此为标杆,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引导教师研究教学,使得对教学质量的追求成为教师们的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讲,要提高课堂表现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和比重,应对课堂讨论认真参与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要实现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就有必要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实践教学的评分不像笔试成绩那样容易获得,并且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时间对学生的关注,通过听取课堂讨论、批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观摩学生模拟法庭的表现等诸多形式而获得,因此,教师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相对规范的评分标准。比如,小组讨论占课程分值,模拟法庭实践如何打分等,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经济法论文:论信息失灵与经济法 摘要：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在诸多制度中，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一、计划、市场、信息与决策 市场体制是一种决策分散化的体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该体制中，中央政府是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其他主体几乎没有决策权。[1]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只有确保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首先有赖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的充分、准确及均匀分布。如果信息失灵，即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2]及错误，则将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有差异的，计划体制的信息是纵向流动的，而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横向的。信息流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效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私人信息[3]的正确使用问题。计划体制不承认私人信息，因此对事实上存在的私人信息也就不予以尊重，从而导致了信息的错误及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作为一种分权的体制正是适应了“每个市场主体都拥有垄断性的私人信息”这一现象，保障了私人信息拥有者作出决策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和市场体制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4]就确保私人信息被利用的充分性而言，市场体制肯定要强于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都存在着信息失灵的现象，但两者存在着质的差异。计划体制的信息失灵主要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如超级电脑般精英政府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并作出正确处理。运用计划和命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机构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5]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中央决策型体制中直接导致了决策者过重的信息负担，面对众多的信息，决策者会无所适从。在前苏联，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报告长达5000页，共10卷。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6]计划体制的失败主要在于信息失灵，这种失灵是不可能被很好地克服的，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完全理性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仍认为，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7] 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体制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首先缘于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都拥有私人信息并具有决策权，这种分散的决策体系使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运用。“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8]但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同样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种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9]与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不同，这种失灵直接导致了市场对制度的需求，且不同的失灵形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内容。经济法当然是克服市场信息失灵的一种重要制度。 信息不充分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足。导致信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信息的公共产品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信息的生产成本高，而再生产的成本却极低，信息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10]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此外，信息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信息的稀缺性又是价值的源泉，要确定信息的价值又必须对信息予以公开，而这又会降低信息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稀缺性的情况下精确地确定其效用，因此其价值，就象稀缺性一样，不可能完全确定。”[11]信息的这一特性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风险性，使以信息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第二，信息收集、处理存在成本，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充分信息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决策者也只须寻求决策所需的最佳信息量而无须去追求一种完美状态，即决策者在信息收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停止信息收集才是理性的，此时的信息是一种收益最大化的信息。但对决策主体而言，最佳信息量的获取也是有难度的，由于信息成本直接构成了投资成本、交易成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监督成本等，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和受制于资源代价的公权主体而言，会不得不在信息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2]第三，信息收集、处理者的信息能力有限。[13]信息能力的有限直接导致了信息的不充分，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由于分工的不同，信息在初始状态就不对称。如关于某件产品的质量问题，生产者必然要比购买者了解得更多。第二，由于信息优势是成功欺诈或获得其它非法利益的前提，所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者往往会维持其信息优势地位或人为制造信息优势。 信息不准确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制度虚假信息主体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如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各级地方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制约，他们“总是把那些对其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即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考虑‘来自下面的压力’，”[14]从而导致信息扭曲。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主体还有可能是中央政府，如在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经济信息经常被扭曲。根据前苏联经济学家N.西梅勒夫和V.波波夫的报告：“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30年中，统计数字被篡改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连普通的数字也未能幸免。”[15] 信息失灵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以经济法为主体的制度进行干预，以使市场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在各主体之间分布均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16] 二、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及制度克服 （一）信息失灵导致市场低效率 1.信息失灵增加交易费用 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支撑，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增加信息劣势主体的防御成本，增加其信息收集成本。由于市场主体都作为经济人[17]而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所占有的关于交易对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时很难了解交易对方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与对方交易时加强防范，从而增加支出；同时如果不借助于其它制度的支持，诚实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要证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人或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其证明成本也很高，这都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如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叫Chamber繁荣的商业区中约有60个放贷者，每个放贷者都建立起了一个由可信的客户组成的紧密圈子，他们很少会向圈外人放贷，因为甄别新客户的成本很高。在接受新客户之前，放贷者通常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在交付贷款以前，放贷者通常与借款人在其它方面进行一笔劳务或商品的交易，时间至少长达两个季节；此外放贷还通过走访借款人所在的村庄、与他的邻居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交谈等办法，对借款人进行广泛的了解，以确定其可靠性和品质。如果放贷者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等待以后决定向借款人放贷（拒绝率约为50%），他通常首先从一笔试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只有在试验性的贷款偿还后，放贷者才能增加他对借款人的信任，才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对Chamber放贷活动的调查表明，年利率平均为79%，但这一很高的平均数也包含着很大的差异：利率从18%（仍然高于12%的银行利率）到200%不等。许多利息被用来弥补非正规市场上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成本。调查者的结论是：利率与放贷者放贷资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接近零。[18]该实例中，在信息不对称即放贷人不知借款人是否会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放贷人承受了过高的验证成本，过度而合理的防御行为使放贷人还承受了巨额的防御成本，同时也导致了这种自发金融市场的高利率。 2.信息失灵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割裂 在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灵会产生关系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为这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径。这种交易在自然经济中相当普遍，但与市场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关系交易的弊端在于交易范围很窄，使市场被人为分割，虽然关系内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关系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很高，支撑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如在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附近4 个穆斯林村庄中，400户人家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群体成员对有关各自的需要、活动和境况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借贷都发生在群体内部，借贷没有书面契约，完全凭借信任，每20笔借款中只有1笔拖欠，但与村庄外的借贷关系几乎没有发生。[19]在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格化交易很容易成为克服信息失灵的首要选择，但它是反市场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消亡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险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特征，而保险人则不知情，因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进行区分，从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收取以风险的平均概率为基础的保险费。在这样的收费体制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险激励，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则更倾向于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因此萎缩。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旧货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把逆向选择概念一般化。在旧车交易中，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买方因此以旧车市场上车的平均质量为基础出价，这会使质量高的旧车卖主退出市场，从而降低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买方了解此信息后，又会降低出价，从而使质量稍好的旧车卖方退出市场，因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旧车市场消亡。[20]逆向选择问题在旧货交易市场、失业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老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有效制度对其的支持，这些交易将不可能长久存在。 3.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以后，主要指委托人对人没法进行有效监督，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1]道德风险导致市场低效率是相当明显的，如在团队生产中，因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测到，偷懒行为的部分结果会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从而激励更多的偷懒行为。如在动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对动物是否被正常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承租方因此可以过度使用动物畜力，损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是以动物作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导致物不能尽其用。又如在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经营者因此可以欺骗投资者，获取不法利益。[22] 4.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 就市场主体的单方决策而言，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决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往往因缺乏事实基础而失误；在信息不充分的态势下，信息劣势者也往往会主动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决策者基于错误信息而作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 （二）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 如果没有充分、准确及对称的信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运转。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则导致了各种替代性制度的产生。这不仅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也经历了制度实践的考验。在经济学中，信息既应被看作是对交易的一种支持，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对象。市场体制下克服信息失灵的制度构建应在此两方面同时展开。布瓦索认为，制度代表一种长期的集体投资，旨在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23]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部分替代，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24]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25]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把囚徒困境转变为一种自信的游戏；[26]斯密德认为，消费者节省信息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有权期望物品只有在满足一定标准要求后才可以出售。……采用一些公共的集体计划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可能的。如欧洲的现代化计划。[27]施蒂格勒认为，经济组织的某些形式或许可以用它是消除质量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解释。可以把百货商店看作是一个谋求商品的高质量以及确保商品的高质量的组织。[28]还有 学者认为，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29]此外，在现实中出现的保证、担保、品牌、连锁店、著名商标和广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克服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了交易；某些强制性保险制度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对人的利益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道德风险问题；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等。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与市场一样长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现；有的属于私法；有的则属于公法；有的在市场内部产生；有的则依赖于第三者；有的属于正式制度，有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在众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权介入后而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属于经济法范畴，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三、信息失灵的经济法克服 个人理性要能起作用的话，是以获得和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30]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进行交易的价格体现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买卖双方的信息的情况下，交易才能最优化，市场就能达致高效率。但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与买卖有关的信息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价格中，价格制度因此也不可能构成经济制度的全部，所以只有构建非价格制度，进行信息制度的创新，克服信息失灵，市场的高效率才有可能。这种解决市场信息问题的非价格制度的欠缺意味着市场常常是萎缩的，不是发展的，因为人们没有那种进入交易的强烈愿望，所以政府应该作为一种干预主体介入市场对信息失灵问题进行干预。政府[31]克服信息失灵的主要依据有四，第一，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力，因此可以强制性地赋予私的主体的说明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其强制力让私的主体说真话，说其该说的话。而私的主体自身是不可能强制性要求对方作出说明，因为各私人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二，政府作为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其综合信息收集能力及处理能力要强于私的主体。此处并非指政府的信息能力绝对要强于市场主体的信息能力，事实上两者的信息能力是各有所长，市场主体拥有私人信息，政府不可能拥有，但政府的独特地位导致其综合信息能力要强于市场主体。第三，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第四，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公信力，政府因此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只须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自我证实的成本也很低。[32]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市场主体说明的义务；第二，直接收集、处理信息并向社会无偿提供；第三，进行制度创新，以直接避开信息失灵问题，即在该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信息失灵问题。以下对政府运用经济法的制度形式克服市场信息不足、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等缺陷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足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关于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问题的克服，有多种路径选择，主要有二，第一，信息由政府直接予以提供，指导性计划是主要信息载体；第二，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对信息的生产及交易领域，以促进部分信息由私人主体予以提供，减轻政府的信息提供责任。[33] 1.政府直接提供信息 第三者直接提供信息并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34]这个第三者非政府莫属。因为政府有以税收为方式的财富汲取能力，这种能力是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还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不象企业那样时时进行利润的核算，这使政府无偿提供信息成为可能。但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否必然有效？这需要我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府理性是否必然要强于私人理性？政府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私人理性？如果政府理性低于私人理性，则由政府提供信息成为不可能，也没有私人主体会去相信并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理性和私人理性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强度，在私人信息领域，私人理性要强于政府理性；在非私人信息领域，[35]政府理性有可能要强于私人理性。在政府理性要强于私人理性之处，私人理性可以借助于政府理性而得到增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克服。这是政府理性的主要功能，也是相关制度的主要作用。“培育制度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某些固有特质，如在信息吸纳、评价信息和保留知识上的有限能力。”[36]正是人性的这些特质使经济法的功能得到凸显。 由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克服市场信息不足的主要法律载体是计划法。[37]计划法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法律形式，而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体决策的法律形式。指导性计划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有效信息拥有量，弥补市场不能提供充分信息的缺陷，又能降低市场主体所需承担的信息成本，从而激励其作出生产、交易等各种决策。指导性计划既能增强市场主体的理性，又能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市场交易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发展。“指导性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籍此，许多决策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市场条件的预期以及各自计划的信息，使他们的计划和市场预期一致起来。”[38] 2.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的公力支持 前已所述，在市场体制中，信息既是一种对交易的支持物，也是一种交易的对象。信息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物而被交易，是因为信息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其稀缺性，交易信息能够给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益。但信息的弱排它性使其他主体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和行为，因而使信息生产者很难获利，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生产。这使公力对信息生产和交易的支持成为必要，这种支持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提供。因为信息的弱排它性不仅会使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增加，还会使信息主体不敢进行交易，从而不能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急需获取信息的主体则没有拥有最佳信息量而不能使其决策最优化。政府运用公权对信息产权进行直接保护，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排它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安全感，从而促进信息交易，增加信息产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是指所有信息都具有同等强度的特性，相对于非公共产品，信息的排它性确实很弱，但不同信息的排它强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强，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弱；随着经济情势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也会变迁，有的信息产品由于有高科技的支持而发展出一种廉价的收费方式，从而使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变弱甚至消失，这使某些信息由私人提供并实行有偿使用成为可能，而政府的公力支持则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增强。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由私人提供，对于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还是应该由政府予以提供；此外，对在政府公力支持下由私人主体生产和交易的信息，如果政府的支持成本过高，则政府应该放弃这种支持，由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相关信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信息生产的制度支持和对信息交易的制度支持两个部分，其中，对生产的制度支持是通过降低信息生产的难度、增加原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组织支持等方式实现的。对交易的制度支持是通过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交易的成本、降低对交易的利益获取比例以及加强对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信息的主体的惩处等方式实现的。 （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在美国， 人们断定每五位住院病人中可能有一人根本不必呆在医院，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病人需要住院，哪个病人可以提前一天回家，哪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病人自己则很难知情，其利益因此受到损害。[39]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因此而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如出租车行业中 司机的不合理绕道问题；医疗行业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经营者对不安全、不卫生的消费品的销售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问题等，都缘于信息不对称。[40]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主要有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有三种方式，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二，激励其他知情者说真话；其三，由政府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信息分布均匀。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也有两种方式，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创新一种非价格机制，作为对价格信号的补充。 1.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 （1）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 《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41]应该说这是一种设计相当良好的制度，应该切实予以实施。只有进行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才会有投资的安全感，才会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制度健全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更快，因为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能降低信息制造主体和信息需求主体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一项研究估计，如在90年代，把阿根廷的会计标准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将能使该国的GDP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4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但与《证券法》中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区别，该法关于经营者说明义务的条款仅此一条，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该法第19条第1款有两部分组成，即“经营者应当说明真实信息”与“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前者是命令性的规范，是一种强制性说明的义务，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并不存在层递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对违反强制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责任，而只在该法的第50条第5项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设置了几种法律责任，这说明该法第19条第1款的重点在于禁止虚假宣传，而不在于赋予经营者强制性说明义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我说明义务，许多消费者只有经由经营者的说明才能对商品或服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应当作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在很多情形下，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就商品或服务的问题向经营者询问，因为问题的提出也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基础的，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不了解，也不太可能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经营者回答，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消费者的提问，也不在于禁止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在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自我陈述，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所以法律的修正应该增加设置第19条第1款关于强制性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也应当加以明确。因为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经营者究竟必须说明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不好操作的难题。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说明义务的限度，如涉及到经营者商业秘密的事实，则不应在说明之列，如果必须说明，应同时规定对方的保密义务。其次应该明确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经营者应该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产地、性能、用途、有效期限、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43]向消费者作出准确、充分、及时的说明。 （2）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 让其他主体说明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经济领域，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最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没有任何直接可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择，何况说出真相还会使其承受不利后果。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尚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所以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设立悬赏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应该普遍地建立。以食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很难知道所消费的食品是否卫生，不可能知道所吃的菜是否有过多的农药残留，不可能知道做菜的油是否是潲水油，不可能知道作为原料的肉是否是病猪肉，……甚至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厨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这方面的信息对消费者而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者一般不能获得这种信息，因为获取这种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过高，过高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这种信息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对经营者而言，采用不卫生的原料、按照不确保卫生的程序进行食品生产，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经营者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可能获取所有经营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因此对其进行处罚就丧失信息前提；而这种不卫生的食品被消费者消费后，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病，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而在不卫生生产的成本过低的情形下，食品经营者进行不卫生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44]在这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和消费者都不能获取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改变思路，考虑选择另外的方式获取信息。在食品的不卫生生产过程中，总有人会知晓不卫生生产的情况，政府应该设法让这些人说出真相，而悬赏举报制度是让这些知情者说出真相的最佳的途径。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利益激励是一种最强的激励方式；此外，政府的利益激励还可能打破不法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盟，因为这种利益联盟的稳固性本身就不强，利益激励可以改变各利益联盟主体的利益构成，从而促使其中之一者说出真相。事实上，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度，相对于其它信息获取渠道而言，这是一种低代价的、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45]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举报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如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国务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第（八）项规定，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通畅的渠道，认真受理群众和企业的举报、投诉，制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46]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但没有关于奖励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举报的制度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各自规定不一，也不成体系，某些法律对举报的规定很不完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国应该制定《举报法》，详细规定对举报者的保密制度、奖金来源及发放制度、对打击报复的处罚制度、举报信息的使用制度等，以使举报者在举报时既有安全感，又能及时、足额获得奖励，还能使举报信息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运用。 除了建立悬赏举报制度以促使其他知情者说明真相外，经营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也能促进信息披露。竞争如何促进信息披露？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竞争对信息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竞争而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减少有可能使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非法获利以增加利润；而竞争的存在则也有可能使企业不敢制造虚假信息，因为竞争对方是最佳的打假能手；此外，竞争的存在还会减少企业的私人信息，增加市场的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我国邮政部门在为提高邮资而上报的材料中称，全球600万邮政职工为60亿人服务，而我国60万邮政职工要为12亿人服务，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提高邮资势在必行。但事实上全球邮政每年完成的信函总量达4030亿件左右，而我国邮政处理信函的总量却仅为70亿件左右，其劳动生产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7%.[47]若我国邮政行业存在竞争，则其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事实肯定会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息，邮政部门在为提价而上报的材料中肯定不会再作上述比较。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维护了竞争，确保了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市场中的公开信息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 （3）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之处，政府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很复杂，如产权不能明确界定、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追求等。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私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能够使民众了解外部性存在的情况及严重程度，从而使民众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以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例，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最近研究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菲律宾的股票市场对环境状况报道的反应。这四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拥有实施环保的记录，但是，在企业的良好环保状况得到当局认可的消息公开报道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平均上升了20%，当公民抱怨污染的消息公布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了4-15%.[48]印度尼西亚利用克服污染企业与被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污染。该国的环境影响管理局开发出一项“污染控制、评估和环境评级计划（PROPER）”该计划从工厂中获得关于污染的数据，对其环保状况进行评级，并将环境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金融市场对污染企业造成影响，因为金融市场会对企业的环保评级作出反应，利用公众的压力来迫使污染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由于受环境污染的人们参与计划之中，因而它在企业与有关方面之间达致了力量的平衡。[49]实践证明，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是解决相关环境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这种信息直接增加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数量，增强了环保的力量。 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成本，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息。《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这种信息是消费者个人很难获得的，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获得这种信息向社会公布后，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从而促使消费者作出合理的消费选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有限，如对免熨衬衫是否可达到免熨效果，消费者一般不知道，往往要进行消费以后才能知情，但对免熨衬衫中含有甲醛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事实肯定不知，在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免熨衬衫进行抽查后，得出结论，绝大部分免熨衬衫含有甲醛，而免熨衬衫的免熨效果则几乎没有。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最好的信息。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在近一年内向社会公布餐具洗涤剂、白酒、农药、电池、微波炉、西服、强化奶粉、啤酒等近百种产品的抽查结果，在公告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的合格品种和不合格品种，并说明了不合格的原因。[50]这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除了首先要确保信息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信息公开的普遍性，如果准确信息的公开度不大，则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贡献也不会大。我国目前政府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公开的方式仅限于电视、报纸及专门的公告等，从形式上看，似乎公开度已经很大，但实质上，由于信息劣势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主体接受这些信息往往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相当部分人是得不到这种信息的。如含有PPA的药品被禁售之时，各种媒介都了这一消息，但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康泰克这种药还在销售，一些人也还在服用。所以，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领域和区域，就越需要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政府提供信息除了须承受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本外，还须承受信息的公开成本，由于受制于资源限制，[51]政府不可能克服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还应把有限资源用于在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区域，专门用于信息的公开。 2.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从表面上看并不着眼于信息本身，但它或者在实质上能降低各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而促进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强制性保险就是一种绕过信息不对称而克服逆向选择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信息的要求几乎为零；利益激励制度也能降低信息劣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量；中介性机构的出现使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构得到了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工作；而非价格机制的发展使信息劣势主体信息获取可以多元化，有些非价格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的信息，因此有利于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1）强制性保险等[53] 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些没有被 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如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保险等，都应有政府的正式保险计划。[54]为什么存在没有被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保险领域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消亡。对此，由政府进行强制性保险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家的论证也认为，当市场失灵严重到私人保险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险项目，就很可能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55]我们认为，强制性保险等制度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相当可行的。它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根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信息的需求量很低。以强制性失业保险为例，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投保，这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能选择的强制性行为，这使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丧失了行为基础，政府在接受投保时也无需去辨认该主体是否更容易失业，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到克服。 （2）利益激励制度 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利益激励是最佳的克服路径选择。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奴隶主要得到奴隶更多的劳动产品，而奴隶则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就奴隶的劳动质量而言，奴隶主处于信息劣势，奴隶因而可以怠工、偷懒，为此奴隶主可以做出两种制度安排以促进奴隶劳动：（1）强迫奴隶劳动，不劳动则不供给食物或严刑处罚。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要花费资源监督奴隶劳动的整个过程，这会导致巨额监督费用，并且劳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根本没法监督；奴隶主还要承受对违规奴隶处罚的成本。（2）对劳动产品与奴隶实行分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只需监督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不需监督劳动过程，因此不存在监督费用问题，而且分成制使奴隶有更大的劳动动力，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数量来说，这种制度都要优于强迫劳动制。[56]强迫劳动制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奴隶主的监督责任，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分成制通过利益激励使奴隶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约束降低了奴隶的监督责任，因而减少了奴隶主对奴隶劳动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在现代企业中，用利益激励去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必要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赋予最有信息优势的人，以使这些人不滥用信息优势。向国有企业委派稽查特派员对企业进行稽查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但这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它是从信息劣势方着手以获取更多信息，这不仅不能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反而产生其它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应该主要从信息优势方着手，给予其一定利益，以使其与信息劣势者的利益大体相一致，从而减少信息劣势者的信息需求。 （3）中介机构 市场体制中的中介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相当值得研究。这种组织也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就能使上市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因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旧货市场如果没有非市场制度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目前这种市场能够较普遍地存在是因为得到了一些非市场制度的支持，如专门检测旧货质量并出具报告的机构出具真实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免除旧货卖方的质量证明责任，可以降低总体的质量证明成本，还可以使买方确信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促成交易的进行。但中介机构在发挥其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根本不予信任，则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到克服。所以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对中介机构的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使中介机构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由于不追求处自身利益，非营利性组织容易被市场主体所接受，但不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同时会使非营利性机构处于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会影响市场主体对该机构的认同。第二，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责任。《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因为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第三，在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的情形下，尽可能提升中介机构的成立审批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层级，使更多民众能够更信任该中介机构。如《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在这规定中，把审批部门设在省一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门槛，以确保检测质量；另一方面则为了增强民众对该机构的认同，提高对由该机构提供信息的信任度。 （4）非价格机制 “在信息不完全可得的情况下，聪明的人类总会在市场上找到一些非价格的东西来补充价格机制。我们对这些非价格机制的依赖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购买信息而进行的投资。”[57]非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只不过不是一种价格信息。非价格机制所内含的信息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为例，内部管理科学、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以后，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可以不进行既费时又费力的自我质量说明，而交易对方也可以减少进一步的信息收集行为，从而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交易快速进行，还可以降低交易对方的防御行为。这种机制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的最佳制度。康佳集团在全国彩电行业首家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家双重认证。这一信息极有利于康佳集团的彩电销售。90年代初在杭州营运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国营”两个字，这是在个体私营者多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下出现的。国营两个字有深刻的信息内涵。它意味着经营者不损人利己，意味着不过度追求利润。这个重要信息能免除消费者被宰的忧虑，从而促成交易。产品质量免检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交易者的良好声誉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非价格机制。“商誉这个词意味着质量的持久性，而信誉是有价格（或罚金）的，因为它使搜寻变得经济。”[58]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减少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的信息提供量，还能降低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总量，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企业的良好资信对银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自我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不提供担保而得到贷款直接减少了其借贷成本。 3.信息错误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经济法在禁止错误信息、促进正确信息的提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 经济法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规定。如《会计法》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禁止；《广告法》对虚假广告和不当比较广告禁止；《证券法》对错误信息的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欺诈行为的禁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及第21条对假冒行为的禁止，第9条及24条对虚假宣传的禁止等。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2）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 对市场中有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直接予以克服。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有说明的义务。政 府的这种说明义务主要来源于两点：第一，在市场中存在较多错误信息的情况下，政府是最佳的僻谣主体，其他主体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进行僻谣。第二，与单个的市场主体相比，由政府直接做这个工作可以节约更多的辨认、筛选、处理错误信息并予以公示的成本。 （3）禁止价格扭曲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 “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价格衡量稀缺的程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传递着关键性的经济信息。”[59]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价格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它虽然只表现为一个数字，但它所内含的信息量很大，市场主体主要依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市场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价格信号的正确性。但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扭曲，成为一种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有序。经济法对价格扭曲的禁止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价格法》第7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第14条第2项规定了禁止低价倾销，第3项规定了禁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个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奖金太高而使价格扭曲。《商业银行法》第31条与38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第75条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存款或贷款利率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主要在于确保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的正确性。 4.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 信息成本过高并不是市场体制中信息失灵的直接表现，但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信息错误往往导致市场主体自身承受巨额信息成本。经济法在克服信息失灵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从而直接增加市场主体的利益，在总体上提升市场效率。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通过政府提供信息公共产品降低市场主体的私人信息成本。第二，通过制度降低对信息的需求量，减少市场主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从而降低信息成本。第三，通过赋予信息优势主体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减少信息劣势主体的信息成本。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济法通过克服信息失灵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防御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 经济法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经济法论文:从市场失灵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所谓机制，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一种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注：孙培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并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包括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等。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日本学者江上勋认为，“经济法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无力解决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法国学者德让认为，“经济法是以给予公共权力机关能够对经济采取积极行动为目的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正是经济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或者说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 但从经济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虽较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现实的原因，经济法在我国多以政策法为表现形式，因而出现了对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对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偏离或抛开经济法应有的价值，并造成经济法作用范围随意确定，作用方式随意改变，以致出现经济法的作用结果与经济法的应然目的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等几个理论问题，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1、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市场调节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要求自由发展，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资本主义早期，主张谋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认为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引导下，既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也可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理论家，就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注：〔英〕埃克里·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52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不可克服的缺陷显露，国家干预经济的存在就成为必然选择，并且这种国家干预也确实给西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效果。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出现，“国家干预”理论又受到了排斥。于是一些学者（包括法学学者）又认为，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必须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实行“双轨制”。依此理论似乎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解决了经济法问题，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显现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的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二者的调节方向又有可能发生冲突，致使国家干预调节效用递减或市场机制功能受到阻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存在序列差，即前者是横向的、瞬息变化的，后者是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加之“市场对自由、平等和权利总是积极要求的，正象人对权利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样。相反，市场对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却总是本能的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是排斥，这又恰如人对义务的态度”（注：孙笑侠《宽容的干预与中立的法律》，《法学》1993年第7期。）等等原因， 致使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矛盾的出现。如在我国，经济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范围及调节、干预的程度，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就表现为如何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立法的内容。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4、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孰轻孰重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一般皆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尤为突出。但同时，在经济法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过程中，却又经常出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冲突。 所谓经济手段是指国家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运用经济杠杆组织调节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利益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行政手段则是依靠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方式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过一种带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经济手段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改变经济状况、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手段虽能弥补经济手段的不足，但不适当地扩大行政方法，强化行政手段又易导致脱离经济规律。虽然经济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双管齐下平等适用，还是有轻有重，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等，也是经济法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二、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前述经济法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究其原因，关键在经济法的作用机制由于理论上模糊不清，以致在经济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为应急措施或短期行为，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所致。我们知道，法律的出现系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法也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因国家自觉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领域推崇市场机制，崇尚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是使由私人契约创设的义务得到履行”，因而，无论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有限，只是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运行过程主要是通过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机制却在不断变形，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使市场机制失去了调控功能。垄断使市场主体无法实现自由竞争，价格指示器的显示功能在垄断条件下明显地减弱了，即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平等、迅速、完全地获得市场信息）、价格信号的时滞性（价格信号的显示过程不是迅速的并具有波动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紊乱、社会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降低等；第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即市场主体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如环境污染问题。并出现市场主体不愿从事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产业，造成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无人提供等问题；第四，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力解决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及社会保障问题。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垄断的出现，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仍然不是万能的。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弥补和矫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即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经济法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自觉干预社会经济，完成了国家从自发、零散干预经济到自觉、系统干预的转变，并使现代经济法日趋成熟起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经济立法及其内容又逐渐出现了同时体现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成分，经济法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然目的也日益被公众认同，并将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成分定位于有限、适当干预，以期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说是市场失灵决定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即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均以市场机制为中心，主要在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消除市场失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正是经济法的这一产生条件，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 1、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传统法理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的基本价值，“无论在中文、西文中，用以表示法的词都有平、正、直的含义”，“平即平等与平衡”，“正即正当与公正”，“直即正直或公道”（注：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所以，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 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不外是适用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工具，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范围，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它不仅体现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更展示了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体现的协调与发展的价值要求。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十四版，第555页。）， 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3、经济法的作用方式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作用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即国家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与不足的方式。从上述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可知，国家除直接参与有限的经济过程外，主要在于对市场的管理、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也必须为其特定的作用范围服务。 从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经济法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纯粹是禁止性规定， 而一战后的经济法则出现许多授权性规定。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作用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于凯恩斯理论所导致的成熟的现代经济法过份强调国家干预，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导致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了矛盾，因而体现经济法作用方式的国家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法由于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九十年代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意识作用，致使我国的经济法作用方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出现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经济法从法律形式上看，应属公法范畴，但其作用的领域却又是私法作用的领域，出现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由于公法的作用方式是强制命令式，这又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的。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不能单靠公法的作用方式；但同时，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又不可能完全采用私法方式，所以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公法化的私法作用方式。国家干预经济虽往往以国家直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式进行，但其重点却是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这也就定了经济法作用方式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共同调控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既然是上述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作用方式自然也就是公法作用方式与私法作用方式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协调、平衡。 陶广峰 杨仕兵 经济法论文: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 摘　要：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从研究方法、分析路径、审视视域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梳理与评介。笔者期望通过此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综合研究，能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潜深拓新有所助益。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是我国法学领域中逐渐长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主流学说的确立、经济法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经济法的学科研究阵营中，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实证，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我作为老一点的经济法学研究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介。这既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赞赏，也是对经济法不断拓新研究领域与研究进路的一种倡导。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对我国经济法理论做出过贡献的中青年学者远远不止我在文章所提到名字，今后我将继续关注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便从中吸收养料。 一、方法维度：推陈与出新 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工具、规则和程序的总称。法学的发展与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法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法学方法的每次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法律理论的突破和变革，而法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往往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P8）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里所谓的‘新’既包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又包括历史上曾有过但我们没有使用或者没有很好使用过的，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创造性使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模式。”[1]（P8）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哲学方法、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社会学法学方法和法律史、法学史方法交相辉映。因此，对中青年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检视和评价，有利于促进经济法理论的繁荣。当然在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仅局限于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而是要将运用该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一并纳入讨论范围，以研究方法带出理论成果，以理论成果佐证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是目的，并且二者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一）法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法律哲学始终是与某种一般哲学有联系的，但往往以后者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2]（P10）事实上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移植哲学方法中的价值分析法，其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经济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探索经济法的价值。中青年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中广泛采用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程信和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认为每个成熟的学科都有特有的范畴，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3]此外，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的发展观经历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经济法的效益观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且必须反映环境效益；经济法的公平观在内容上除包括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外，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法的安全观还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纳入其中考量。[4]在这里，我更看中把经济法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分配和安全的理论，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张守文针对经济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薄弱现状，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供了“调制行为”这一重要范畴，以区别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张守文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而且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性（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和社会性。他认为，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和经济法制建设中占核心地位。[5] 单飞跃从经济法的研究路径、经济法与法治运行的协调性、经济法与法治发展的路向一致性等方面的整合角度出发，从法治理念层面指出经济法的“法治理念”为4个方面：（1）自由理念，即市场竞争自由，经济政策民主；（2）公平理念，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公平；（3）发展理念，即持续发展理念、公平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4）安全理念，即宏观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并进而说明了经济法不是异法治范畴，而是与法治共生共融的科学体系。另外单飞跃还从哲学的角度对经济法的价值范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揭示了经济法的存在意义。他从4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1）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经济法是以商品关系为生存基础的法，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 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 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 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王全兴对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研究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他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发生联系，并且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它既履行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来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的范式，并提出以社会学中的自治组织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中间层主体资格确认、保障和规制等等。[26]另外面对全球化的思潮，王全兴认为经济法的诸多理念和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加上中国经济法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历程，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应更倚重本土资源。[8]（P32）而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7]关注本土资源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将经济法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环境之中，[28]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对社会法性质进行研究时，王全兴认为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而摈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并对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属于广义的社会法。[8]（P32）在这里，我很看中在“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社会中间层这一经济法主体，这正好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原先由政府行使的某些职能剥离出来让位给那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相契合。 郑少华也认为对经济的研究应采用三元框架范式，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他认为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依据“社会契约论”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结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即从国家和个人手中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团。这就是三元社会结构产生的理论基础———“动态的社会契约”。与之相对应法律也应当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少华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是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规制范围是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规范的特征是“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经济法的调整模式是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论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至此，从以上十方面把握，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较好的划分开来，而确证其作为社会法的本质。[29] 鲁篱在对经济法重要主体———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它将行业协会置于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考察和审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行业协会加以分析，借助汤姆·R·伯恩斯的理论认为所谓的普适性法律的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反映，那么其便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借助韦伯关于习俗、惯例的分析认为应关注规则是否具备对成员的外部约束力以及是否具有专门的强制班子；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根据制定机关位阶的高低就当然地否弃集团规则和习惯等效力的做法和思想进行了否定。[30]作者将规章制定权作为自治权的其他权能的基础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对“制定法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行业协会规章及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考察，创造性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业协会规章与制定法强调性规定相冲突并不当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行业协会规章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及标准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合理性，承认并尊重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非法律惩罚权和争端解决权，原则上行政机关不得介入，而司法审查也必须充分谨慎和合理。作者对行业协会自治所勾勒的制度框架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传统行业协会自治模式的全面解构和颠覆，对认识行业规章等民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经济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回应性”角度研究，其理论的意义体现为经济法理论须立足本土资源，与时代同步，重跨学科研究。[31]有学者从利益群体的视角中分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既非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又非经济活动中被管理的微观单位的社会实体（即作为各利益群体之代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经济法应当将其纳入主体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益和义务。[32]还有学者依据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团体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和方式。其指出，社会团体的使命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此意义上，社会团体凸现了其重要性和作为经济法特殊主体制度、特别调控机制的价值。[33] 在肯定上述学者以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有所认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从研究方法和理论重心看，社会学法学注重法的作用和效果，强调法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24]（P107）然而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多的只是引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学说，而对具体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如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却很少涉入。这说明了在研究手法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此外，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是实证定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理念往往对价值不甚关注，这也是我们采用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四）法律史、法学史研究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4]历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的研究当中，主要有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 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经济法的思想与制度轨迹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和总结经济法现象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法的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考察基础之上。我国中青年学者认识到：“应该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以便对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35]邱本在《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经济法学说分为4个阶段加以研究，分别是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6～1992年、1992年至今。他对每个阶段的经济法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最后总结为：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目前仍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应当夯实基础；经济法必须强调实用性，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民法、行政法是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关怀；经济法研究需要求新求探求真精神；经济法的研究应当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36]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肖江平把经济法学史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诞生了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的专著。他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脉络、评判得失、发掘积淀、提升规范，以此梳理学科基础语词、范畴、现象、原理的源流，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他史论结合，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共识：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 （2）经济法价值的共识：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 （3）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共识：社会整体效率原则；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 另外作者还将“特质”概念引入经济法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属性，其抽象程度高于特征但低于本质。经济法的深层特质是其协调性和现代性，经济法的浅层特质至少包括其经济性、政策性、规制性和综合性。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法的个性加深认识。[37] 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综合以上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相反他们很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例如张守文在论证经济法现代性这一重要特征时，就综合运用了时间维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38]本文对上述4种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单独予以分析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外除上述研究方法外，中青年学者采用的还有：系统科学应用研究方法，[39]进化论研究方法，[4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合作主义方法论，制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主义进路，从经济法分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经济法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41]由此可见，经济法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推陈出新。 从法学研究层面对方法问题进行再思考，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层次，我们有法哲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式①。在第三层次我们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但在第二层次，中青年学者虽然都较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却很少人涉猎语言分析法学方法。②新分析法学运动20世纪下半叶兴起后在英美等国家表现出特别的张力，并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研究方法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很大，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42]在中国，有的研究其他部门法的中青年学者已自觉地在运用此种方法，[43]经济法学的文章要真正摆脱不被认为是经济学文章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完成从经济学语境到经济法语境的转换，这就必须加强语言分析法学方法的研究。可见虽然经济法研究方法呈多样化状态，但并不完整，仍需中青年学者的拓展。 二、路径向度：国家与市场 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正是市场与国家博弈的均衡解。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本然的亲缘关系。经济法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把握这对矛盾统一体，围绕国家与市场之关联，建构经济法的理论平台。历经数年理论研究的自生自发，群体互动，中青年学者将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置于国家与市场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就经济法的认识路径，抽象出以下5种主要认知范式。 （一）经济法：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干预之法 市场的作用巨大而不可抗拒，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然而，政府亦非万能，有限理性加之经济人特质，政府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双重困境，蕴涵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基本法律形式的经济法的逻辑基点。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二元结构入手，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维度，张守文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普遍出现）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于是，他认为战时经济统治法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者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和探讨的所谓“经济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44]因此，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假设，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如何克服国家在调控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失灵，也即如何做到“调制适度”是经济法发展的重心议题。[5] 吕忠梅以市场经济为起点，借助“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基本假设，采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选取政府行为为主要视角，围绕经济法之一般与中国经济法之特征这一基本主线，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市场竞争的失灵；（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表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它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的运行中，存在着增长与波动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及其他调控手段来加以引导。现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存在。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此，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并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能以保证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的忠实贯彻。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市场失灵是政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导入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政府干预经济的“度”，而这正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5] 陈云良认为，民法无法防止市场负面作用的发生，无法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市场失衡，经济法正是适用市场这样一种需要———弥补民法的不足与缺陷———而产生的，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机制来看，经济法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使命。从反面来看，虽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需要有政府之手灵巧的点拨，即使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权力又极易膨胀和扩张，一不留神，就会滑过界限侵蚀市场，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之“恶”容易引起市场之痛，破坏市场效率。所以，经济法不仅要赋予政府一定干预市场的权力，保障市场的“长治久安”，防止市场失灵，但同时又要防止政府越界、政府干预失灵，反过来又要规范、限制政府的干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要干预政府。所以，为了保护市场免受政府侵害，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经济法要规范和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45] 应飞虎 认为，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则是经济法。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应该没有自己的特有的偏好。但现实中的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并不是强相关的，政府并不过多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政府自身虽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但由于组成政府的自然人是经济人，他们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也摆脱不了经济人的特性（只不过由于制度的约束，这种特性没有市场中的经济人那么明显），政府失灵由此而产生。政府失灵论说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政府是必然的干预主体，但不是最优的干预主体。换言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能力边界，不能克服所有的市场缺陷，在某种情形下，反而会使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应基于需要干预论，指出需要干预基于市场干预需求导入国家干预供给，力图寻求两者的均衡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确立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国家基于对市场的尊重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对国家进行干预。所以，就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对干预者进行干预及树立经济法应有权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 应当说，双重失灵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肇端于19世纪末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却又使得干预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依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路径解析经济法，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否同为经济法存在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有分歧。有的学者指出，克服政府失效只能由行政法和宪法来完成，经济法对于政府失效的关注仅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可见，要完善经济法理论大厦，有必要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究。我认为不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即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民法或行政法能不能调整，如果用它们去调整会产生什么法理学上的困境，然后考察经济法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为什么，可以调整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经济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之 法源于对国家主义盛行的回应，20世纪末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市民社会思潮。相应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一些理论著述相继出现。我国法学界对之逐渐引起了重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出现一些学者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框架中，进行经济法理论研究。 单飞跃认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其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孤立自我与严格分野，在市场———国家———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互长关系结构中演绎、丰富和诠释着自由、平等、公平、安全、发展等基本法治理念，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法律动力。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法。传统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当进行严格分野，并且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政治国家”架构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架构，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绝对化与政治国家绝对化两种极端主张。社会发展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与失灵，市民社会孕育的市场能保障机会平等，但结果不一定公平；政治国家孕育的政府能保障前提公平，但结果不一定富有效率。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由一种彼此相克的状态向彼此相依状态转化，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理念。经济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联动的法律辩证法。[46]（P149）市场与国家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需要也是客观的，法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树立“楚河汉界”将二者分割开来，对二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交叉视而不见，坐而不管，而应对其基本矛盾运动进行调和。经济法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将以下两点作为自身立足点：一是基于民商关系的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而实施的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二是基于国家在经济力资源、经济政策资源分配与再分析关系中的主导性与优越性而实施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目的在于保障资源分配的规范有序与合理，并防止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经济法整合了市场与国家的矛盾运动，使之具有趋同性、同向性，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达至“双赢”的法律路径。经济法基于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不断发展、普遍联系的辩证立场，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46]（P217） 吕忠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是国家借助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内在理由和依据，因此，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市民社会自身性质和特点又限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与范围，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又可称为“干预政府之法”。合理安排市场化的限度与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是经济法的重心。[47] 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拓展，致使源于亚里士多德城邦意义的市民社会范畴，演进为与政治国家抗衡对立的事物。经过众多理论大师们的扩展，使人们习惯于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起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造就的一面，理论界已出现了抛开体制内外的分野，在传统框架外寻求一种利益整合的解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历史已经明证，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天堂的福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失效，导致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国家公共猛兽的性格，却又要求对其强大权力必须予以限定。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能够连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国家与市场的和谐互动，正是其关怀目标。在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同史际春、陈月琴所作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经济法“她像一位和平的天使，一只手握着崇尚自由却柔弱哀怨的市民社会，另一只手握住强悍却孤立的政治国家，让它们和平共处，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48]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这一思径取向审视经济法，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这无论是对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拓深，还是对于目前受到我国学界青睐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都将大有裨益。 （三）经济法：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关联耦合之法 19世纪末，传统上以市场调节为绝对主导、排斥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受到了垄断性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自身的顽疾，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因此得到了确立。与之伴生的是，法律体系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正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催生的产物。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经济法研究的又一视角。 徐孟洲认为，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产物。他借用物理学上的耦合概念，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为耦合。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磁场”）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促进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耦合现象。基于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自由发展导致垄断的严酷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等因素，作为社会现象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耦合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耦合，使得具有社会性与管理性内在结合性质的经济关系得以产生。这种经济关系超 越了私法调整的原则，又具有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是具有这种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济关系。同时，他认为同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部分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产物，经济法以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相融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市场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法和标准化法；后者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规制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对外经济贸易法。他还指出，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市场经济排斥宏观调控，否认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思想理念下，是不会产生经济法的。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与私有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以致要求现代国家介入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特别是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中得到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49] 张守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为此，国家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这种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必须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以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由此便使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此即经济法。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是统一的、互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的营利与群体（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该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即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而且这两种经济关系具有统一性、互补性。以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44] 纯粹市场本质上是无法持久存在和运作的，绝对完全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也不曾出现过。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非自恰性，决定政府需以宏观调控加以协助。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经济失调、失业、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等现象都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特定时期更是凸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间接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动态均衡。以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思路来认识经济法，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这方面更多理论成果的出现。 （四）经济法：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均衡协调之法 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为争夺消费者以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斗。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商品经济愈发展，竞争也愈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调节结构安排，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其作用都是二元的，即正当的竞争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正当的竞争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很重视运用法律力量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邱本以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为基点，分析了经济法产生的各种基础和对象，构建了经济法的体系，确定了经济法的地位，提出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并明确了经济法的原则与宗旨。他认为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个中介领域，最根本的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果再集中一点说，就是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思维到辩证思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都说明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问题，这一问题是经济法所应表明和记载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经济法相应的社会正义理论是既要求国家干预，又限制国家干预，经济法是这种正义理论的规则化。由于要求国家干预和限制国家干预核心又在于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因此，经济法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思想的规则化。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它具有垄断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由于它具有盲目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他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依据，建构于经济法体系，总括地说就是由调整反对市场经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法和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宏观调控法所构成。前者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关系密切，市场竞争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宏观调控法必须以市场竞争法为依归。他认为，自由、竞争和秩序是经济法的三大基本范畴，经济法的所有制度、原则和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释。由经济法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原则；二是宏观调控原则，这两项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依据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权利（力）主要是自由竞争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7] 竞争之于促进经济效率作用的理论分析，已有大量文献详细阐释，在此无需过多说明。与其他可行替代安排的制度相比较，竞争具有效率意义上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其结果是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现代经济学理论已从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走向有效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不可实现以及过度竞争对市场自身的危害，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竞争也存在适度的问题。自由竞争是在秩序规约下的自由竞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自由竞争市场，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对自由市场进行秩序调整，以求市场自由竞争适度、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发展，经济法正是这一协调功能的承担者。 （五）经济法：私法与公法互动交融之法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即使有这种主张声音，也未引起更多的共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们才提出在我国仍然需要区分公法和私法的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我国经济法学界，也引入了公、私法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法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经济法或以行政、刑事等“公”的手段，去调整企业、 合同、价格、利润、利率等“私”的关系；或者将平等对立、协商较量、等价有偿、恢复补偿等“私”的手段，引入有政府和公权力加入、为公共利益考量之“公”的关系。[9]（P64） 徐孟洲认为，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条件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经济法既不是传统的公法，也不是传统的私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第三法域。 单飞跃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对峙，直接导致了私法与公法分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固守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公法则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对法律制度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公法与私法界分明确的二元法律结构日益模糊。由于市场需要微观平衡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宏观平衡，因此国家便通过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第三法域现象。[50] 周林彬认为，商法和经济法独立的共同法律根源之一，是法律社会化趋势下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其中，一方面，私法兼容公法根源于绝对的私法自治和私权优先导致的传统私法因强调私人利益的保护，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结果等“市场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民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正义的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矫正这类“私法失败”现象，运用公法规范限制私法自治，维护社会公益。另一方面，公法兼容私法根源于绝对的公法和公权优先导致的传统公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保护，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和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行政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行政垄断这类“公法失败”的现象，运用私法规范限制公法优先，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是从传统民法、商法和行政法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兼容公法、私法因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21世纪法律发展方向的重要法律部门。[51]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划分，但是，在现代法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公、私权利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这一法律事实，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规范，或者用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独立法域。将经济法归为私法，显然不恰当，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恰恰是对私权关系的适度干预；将经济法归于公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完全用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也倾向于经济法应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作为私法的民法所调整的完全体现“私法自治”的关系，也不同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调整的完全体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将那些既有公益成分又具有私法成分的经济法绝对地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范畴，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公、私法兼容的法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了。把经济法归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部门，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这两个目标中走向极端。 经济法论文: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 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法律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目前对经济法较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 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现代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内容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 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一般而言，市场规制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看似互相独立、互不关联或关联度不强，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④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度。虽然每部法律自身可能有多种功能，但它们共有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功能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个功能才使这些法律具有了共性，使其自身能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子系统中，同时也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 （一）竞争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竞争的标的是交易机会。对经营者而言，交易机会是一种利益，而丧失交易机会最终会破产。交易机会的获得有正当和不正当两种途径。一般而言，不正当获得交易机会的途径有三：第一，虚假信息；第二，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强制性力量；第三，非法利益的给予。对虚假信息的禁止和对强制性力量滥用的禁止就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11种反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其中除了5种属于垄断行为外，有6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假冒（第5条）、回扣（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不当有奖销售（第13条）、贬低竞争对手（第14条）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除侵犯商业秘密和回扣问题外，其余4种行为都与虚假信息有关。虽然制造这种虚假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排斥竞争者，但对竞争者的排斥是通过不当获取交易机会而实现的，而这种交易机会的获得又是通过虚假或不当信息的散布而实现的，因此交易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这种信息，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平交易。如该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4）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这些假冒行为制造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使交易对方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从而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法律对假冒行为的禁止就可清除市场上人为制造的虚假信号，从而保障潜在的交易主体能够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 至于反垄断法促进交易的公平则更加明显。因为垄断的存在形成了市场中的强势力量，导致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力量均衡是公平交易的最重要保证，没有力量的均衡，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使交易各方力量相对均衡的制度。通过对垄断者的权利限制甚至对 垄断主体的拆解来抑制强者，这种抑制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反垄断法由此促进交易机会的公平配置和交易进程及结果的公平，实现力量相对均衡。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弱者保护法，其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强者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以及对弱者的服务而实现的，它是合同法的补充法。合同法讲求的是形式公平，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体现实质公平，这与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同样的性质，但体现了更强的公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所有规定直接构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消费者对正当利益的预期，既保障了消费者的交易安全，又提升了消费者的交易利益。这种安全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功能是合同法所不能实现的，也是合同法所不必追求的。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就特定商品而言，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可能通过众多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而克服，因为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时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其二，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的递增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收集充分的信息；其三，经营者的信息垄断行为增加了消费者收集有效、充分信息的难度。所以，政府的干预成为必要，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对经营者私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一般而言，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优势。而消费者个人则往往对合同法知识了解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所难免；在纠纷解决时，消费者会面临着举证上的困难，又往往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所以可能产生对其不利的判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免费法律顾问，这并不在于消费者能够轻易地看懂条款并予以应用，而在于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职责。这是政府向所有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强制性，无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的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根据合同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修正，是对根据私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直接的公权干预。这种干预降低了消费者为实现交易的公平而需做的努力程度，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公平。 （三）产品质量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产品质量法促进交易公平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交易信息而实现的。因为交易必然涉及对交易对象的质量认定，这对买方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交易公平也就很难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的绝大部分制度都为买方认定产品质量提供了信息依据。如《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包括第13条的质量标准制度、第14条的企业质量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第15条的质量抽检制度以及第三章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等都可以反映特定产品的质量信息。以质量抽检制度为例，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排斥出市场，从而可排斥不公平交易。对特定的交易者而言，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了买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认定责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因此而降低，交易的公平因此可顺利实现。 （四）广告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广告是一种吸引交易者的信息，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广告法促进公平交易正是通过禁止虚假广告以保障提供正确信息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法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这一规定为中心展开的。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的诸多制度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广告主体在广告活动中应该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三章“广告活动”中还对制作、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排除市场中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信息，从而使接受广告信息的主体不因虚假信息而受害。 （五）价格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障交易的公平。实践中，交易不公平往往是通过不合理定价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常常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当交易者在不拥有充分信息时，往往可能会主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从而使交易不公平。《价格法》中的定价规则和价格准则排斥了交易中的诸如产生暴利的不合理价格，也使交易价格有了一个相对更公平的标准，⑤从而可促进交易的公平展开。 （六）招标投标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机会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分配，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机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配置，而合同法对公平配置交易机会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运用公权力强制性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并规定了详尽的招标投标程序。该法的有效实施能够排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交易机会的现象，从而实现交易机会的公平分配。与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具有公平配置交易机会的功能。 经济法论文:任务驱动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中的作用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主要包括任务设计、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任务点评等几个环节。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首先要做的是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课堂学习任务———即任务设计。所设计任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这一环节,需注意两点:(1)任务设计要生活化,案例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设计的任务或案例可以是教师从生活中或实际工作中寻找的,也可以是学生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到实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这一内容,可设计如下任务:同学们去时装屋买衣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析哪是要约?哪是承诺?如果你跟老板发生纠纷,如何根据合同订立的过程来解决纠纷?(2)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技能水平等情况,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易,要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否则学生会失去成就感和兴趣感。 (二)任务分析 教师应结合提出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分析中明确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理论知识、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需要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学生接受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分析。由于多个学习小组知识积累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跟进和指导。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拟定”一节,教师首先将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条文和一些已经解决的判例等资料发给学生,学生据此对任务认真分析,并不断提出问题,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起引导作用。通过任务分析督促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三)任务完成 学生通过任务分析已掌握解决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在对任务进行判断、分析、自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这时,教师让学生按小组尝试用现有的知识资源解决问题,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学生在任务分析时已对相关知识有所理解,但是把握得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有些法律条文,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并活学活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学生感到缺乏的知识进行详细地讲解,学生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哪些基本技能,教师就讲解哪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讲解中应紧紧围绕任务进行,以必需、够用为度,使学生能完成任务为限。 (四)任务交流 为了达到知识互补及相互学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小组之间要进行成果的交流。这个环节要注意趁热打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活学活用的能力。在完成任务后及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巩固所学知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媒体上的热点案例为任务,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解决,如“打折商品不保证质量”、“在节日促销中一些比较隐蔽的霸王条款”和“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入场”等案例。对这些案例,让学生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仅会巩固知识,还会激发学习热情。 (五)任务点评 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每次课都有收获,教师针对任务完成过程的知识要点、技能要点及学生整体情况进行有效的学习评价和归纳,即任务点评。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需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时刻关注学生是否完成了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另外,可设置各种奖励措施,使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兴奋点,逐步提升学生自信心,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的效果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结合高职生学习的特点,改变了以往学生听、教师讲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它真正做到了由“听”到“做”的改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为了能完成任务,要思考,要动手,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它真正做到了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查询相关知识和资料,并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任务交流中,学生自由演绎、自由发挥,有效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后,它真正做到了“个体”向“团队”的转变。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只是闷在墙角。而在任务驱动教学中,为了完成任务,每一个学生都积极行动,一起分享成果,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既是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协同合作精神培养的过程,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教师讲、学生听,久而久之,有些学生产生一些惰性,不愿动手动脑。但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每一个学生要有学习的自主性,所以事前一定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否则,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学就很难进行。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如任务设计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的任务要难易适中;任务点评时要及时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肯定,对完成情况不好的应耐心帮他们找出问题及改进方法。任务的完成要由团队完成,需特别注意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任务是按学习小组来完成的,若个别学生在小组中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任务,必将会影响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加强对这些个别学生的辅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为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发挥最好的效果,需适当改革评价方式。传统评价考核方式一般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40%,通常由考勤、课堂表现及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后,可以考虑适当改变评价考核方式:一是将 平时成绩比例可以改为60%,二是需要将学生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表现,及时纳入考核范围。 经济法论文: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内容提要】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关 键 词】调整对象/独立的调整对象/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引言 自从法学界提出“经济法”这一命题后，论争与质疑就一直伴随着经济法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论争最为根本的分歧集中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笔者将之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二，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从逻辑上看，第一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第二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解答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关于经济法理论的长期论争。然而我们又深信，这一定是两个十分难以澄清的“理论死结”，否则也不会令如此之多睿智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以下文字是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解答的尝试。 二、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根据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将以往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否定说”）；另一类是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肯定说”）。否定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人们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都是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人们熟悉的较为典型的否定说有以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注：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2.学科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注：佟柔：《学科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7页。）；3.经济行政法论。即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分支，即“经济行政法”。（注：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94页。） 作为对否定说的回应，我国部分经济法学者对独立调整对象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主要有：1.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5.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多持肯定态度，但80年代的观点有“大经济法”之嫌，而且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比如与行政法的分野，基本上不作回答，故难以令人信服。92年以后的观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基本上都有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关系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调整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多从目的、任务、价值等侧面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涉及独立调整对象问题就难免陷于尴尬，只能以两者之间多有“交叉”、“密切联系”等模糊理由说明。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所完全接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我们略加考察可知，持否定说的多为非经济法学者，而经济法学界则多数持肯定说，从表面联系上看，学术争论蒙上了浓重的门户之见的阴影。我们同样是经济法的研习者，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的整体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来自于外部的意见往往具备一定的价值，旁观者的思路尽管粗线条，却往往是清晰的。经济法学者多年苦苦思索，总是无法摆脱论争，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会存在问题？当然其他法学家多年“围剿”经济法，却无法遏止其发展壮大，是否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事物的独立存在应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分歧刺激我们去探索，去寻找一下论争的症结所在。 （二）论争的症结 传统法理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同时还应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而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注：孙国华主编：《法理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调整同质社会关系即可构成法律部门，那么经济法学界不是说得很清楚：经济法调整国家管理（调节、协调、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不就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吗？为什么还会有论争？民商法、行政法都可以抽象自己调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经济法不可以呢？难道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有重叠而前两者历史较长就不允许后者独立存在吗？道理显然不这么简单。所谓调整对象就是社会关系，那么什么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是十分复杂、交叉与多层次的，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非常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标准”本身还需要标准来划分。法理学界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除了调整对象外，还要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并举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这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表面上看，这些理由很能说得通，实际上一推敲，就知道这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种理论。首先，这两个标准之间关系是什么，是缺一不可，还是居一即可？其次，刑法真的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吗？如果我们把它的调整对象表述为“国家用刑罚制裁的手段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以吗？这就是一类统一的调整对象（实际上它的调整对象也是应该这样表述的）。国内法理学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这一理论的来源地——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前苏联法学界曾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进行过长期的论战，1936年M·A·阿尔扎诺夫率先提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此说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不久勃拉图西提出，法律调整的方法也应当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这一理论最终也被人们所实际采用。到了1956年，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达成一致，即“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相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无疑，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及的，由于“调整对象”这一“标准”是虚拟和空泛的，而“调整方法”标准却是清晰、实在的，把这两个标准“统一”“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地被第二个标准所吸收和异化，从而令“调整对象说”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说”，最后这一理论被引申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注：【前苏联】C·C·列克谢耶夫：《苏维埃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转引自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问题》。）。至此，所谓的“双标准说”沦为实质上的“调整方法单标准说”。否定说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具备独立调整对象，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经济法无独立的调整方法。 显然，若是顺着这一理论的逻辑进行推演，经济法是不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的（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应，不少经济法学者曾花费笔墨论证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补充性的”、“宏观性的”等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手段的“刚性”、“直接性”、“非经济性”、“命令性”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辩解在法理上难有支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还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的其他调整方法。再说，对行政法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法学界早已提出，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变迁后，行政手段已不再只是“刚性”、“命令与服从”了，“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注：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论证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是徒劳的。然而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方法，就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了。”（注：史际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期，第199～205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法律实践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确实又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法理学界也意识到实践对理论的抵牾，所以在提出这一划分标准之后，又在具体列举法律部门时列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刑法、诉讼法以及军事法、国际法等多种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8页。），从而呈现以外延否定和修正内涵的理论局面，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理论界理论上的停滞不前与实践上的务实倾向，以及两者脱节之后不求甚解的心理。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早已被异化，沦为一场理论上论证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方法与实践中概括经济法现象的共性这两者各执一端的“游戏”，论争失去统一的焦点。若从传统理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否定说无疑大占上风，若从现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肯定说当更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两派争论各扯一张皮，难怪多年争执不休，却无法统一意见，这就是论争的真正症结所在。显然要解决这一症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固守传统理论，同时阉割现实以令其适应传统的理论容器；另一条是尊重现实需要，但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以令其适应现实生活的张力。两条路，走哪一条？笔者认为，学术一旦脱离实践，割袭现实，只满足于自我的理论抽象，满足于坐而论道，其生命力无疑将是脆弱的。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尊重现实，改造传统理论。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既然依据“调整对象暨调整方法说”划分法律部门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实践的需要，那么应该以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呢？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努力。1947年拉伊赫尔对只按一种标准来确定法的体系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可以用基本法律部门的规范来构成综合法律部门。B·φ·麦舍拉也认为，可以根据法律制裁形式（即调整方法）的性质，把法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三个基本部门法，其他各种实体法如土地法、 财政法、劳动法、集体农庄法、海洋法等都是综合法律部门。（注：【前苏联】勃拉图西：《苏维埃部门法：概念、对象、方法》，《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这与我国否定说的“综合经济法说”一脉相承。但与后者直接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部门略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综合法律部门是低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综合法律部门说”观察到现代社会立法中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调整手段有机联系、综合使用的现实，从而对单一的调整方法划分法提出挑战，具有十分可取的思想价值。不过这一理论没有说明综合法律部门的最终地位，反而以此论证这些法部门没有独特调整对象（只不过取之于各基本部门法）和调整方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而落入传统理论的俗套，继而引发“基本”法律部门对“综合法律部门”的歧视，结果又是论争不休。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行改造，“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而且“既然是法律部门，当然也就是独立的部门，不独立又何以能成为部门”。（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显然，该观点摒弃了传统法部门划分理论，提出以社会活动领域为主的法律部门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该学说对“客观论”的改造似乎过于彻底，以致于把“调整对象说”也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笔者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妨碍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法律调整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滨逊在荒岛上有活动，有行为，但不需要法律（规则），一旦多了个星期五，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调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我们至今定义法律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某某法是调整某某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的“社会活动领域”实质上与“调整对象”一样都是一种空泛待定的“标准”，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前述观点也认为，部门法下定义应为“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类活动中形成之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总的来看仍属于“调整对象说”。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中规定使用各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调整早已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是：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直观理解。比如现代海军的编成。虽然海、陆、空三军分立依旧存在，但是在现代海军中早已突破纯粹的巨舰大炮概念，出现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原分属空军、陆军概念的编制，混合了海陆空三种力量形式，理由只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它们为什么要叫海军而不叫别的，是因为它们统一于一个共性：通过海上作战平台向指定作战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从未听说过有空军或陆军愤愤不平而试图肢解海军的先例，因为这些力量已经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否则军令不一，势必为其协同作战演练制造障碍，从而极大地降低其作战效能。回过头来，法律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观点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是“调整对象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调整对象”不再是受“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应予以还原。但正如前文所述的，“调整对象”是一种空泛、未定的“标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行结合使用。现在这一“其他条件”不再是“调整方法”，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现实需要，抽象其共性。也就是说，划分法律部门不再有万能的标准，而应根据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结合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对调整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具备一定共性的社会关系的同质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法律部门。这样，是否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具备某种“共性”；第二，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必要的。这又需要我们考察：一、实践中这类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二、将这些规范综合为法律部门具备理论上的价值，即能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规律，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显然，不是任何具备所谓共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占山为王，自立门户”，自称为一独立法律部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是渐进的，是长期法律实践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是历史的、具备客观必然性的。现有的几个法律部门，无一不是这样产生的。以新兴法律部门军事法为例。“在过去，这一法律部门的有些法律规范归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如兵役法；有些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条例等等。但由于军事管理与国防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将独立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军事法作为单列的一个法律部门，主要考虑到我国立法的传统，军事与民事的相对分离以及设有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现实而作的处理”。（注：乔克裕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回到经济法命题上，我们同样知道，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备以上诸条件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节、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把国家管理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纳、抽象、总结和整合，有利于提高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认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立足于法学领域，但又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与微观参与能力。我们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就是一种复合，是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乃至于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国家管理经济这一共性上的复合，实践证明这一种知识结构是十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的，经济法独立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法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综上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仍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是这一“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共性”。至于这一共性是什么，为什么独立，则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沉淀进行抽象。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张薄饼，用一种方法进行平面式的瓜分；法律部门的划分应是立体式的，其标准是多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划分”的提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在现代法律实践条件下，与其称为“划分法律部门”，不如称之为“构建法律部门”。“划分”容易导致平面式的理解，从而划地为牢，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历史上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简单的时代，在当今社会连带关系大量产生，多元主体多元利益交叉整合的时代里，法律学的思维也应是立体、多维与开放式的。相比起“划分”提法的割裂、封闭与边缘清晰，“构建”提法的联系、开放与边缘模糊显然更能体现和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构建”的核心就 是我们所讲的“共性”，即所谓的“独立的调整对象”。 （四）“经济行政法论”辨析 鉴于近年来，经济行政法论在法学界较为流行，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辨析，藉此加深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认识。 既然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构成一个部门法，那么具备“行政管理”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不也可以构成行政法吗？而经济法作为其一部分即“经济行政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表面上可以讲得通，但不能为我们所赞同。理由有三： 第一，该学说忽略了一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除了两个标准外，还辅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均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规模和数量之间保持大体上的均衡，不能使某些法律部门的内容（即规范）特别多，而有些法律部门的内容特别少”。（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经济法就曾有过所谓“大经济法”的时代，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论，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本身并无不可。但是由于违反了均衡原则，其调整对象过泛，抽象困难，从而导致理论混乱，最终缩小至“国家管理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到了这一层次，经济法学者才有空暇去探求现代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精髓，才能对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有较为系统和正确的认识，经济法终于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样地，如果按经济行政法论所持观点，行政法将会扩张到极其庞大的规模，从而使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丧失意义，从研究角度来讲，也是行政法学者力所不逮的，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过，基本上还是固守于自己的“本土”，就算是持“经济行政法论”的学者也只是在“耕作自留地”的间歇，目光所及，从理论上论证了一下经济法是他们的“飞地”而已，得到理论满足后则继续耕作其自留地，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辖”，这种学术上的“圈地运动”是非理性与非建设性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认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勃纳德·施瓦茨所说的，“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在美国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予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3.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注：【美】勃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在国家职能极大膨胀的时代里，这已经是一件十分复杂、精细与重要的任务了。作为一个部门法概念的行政法应进行特别定义，不能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当前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似乎过于宽泛。能否最终锁定在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的领域里？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注：【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转引自应松年等《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门法在“构建”之后还应与其他法律进行“整合”，作较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进程中是相对与变动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处于不断的异化与还原运动中的，当这一运动超越了一定的度，就可能成为不同质的法部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令法部门体系的构建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发展需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 第二，经济行政法不能不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述及。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客观地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就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以行政法视野研究经济法，恐怕只能为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与手段提供理论垫脚石。从这一点来讲，肢解经济法，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是极为不明智的，是一种倒退。 第三，尽管行政法也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即认为行政法除了调整传统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外，还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关系，但是经济法除了行政法规范外，还拥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如果前者（民事法律规范）还可以勉强纳入“大行政法”的话，后者（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异质的调整方法，却是行政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包容的，仅从这点来看，经济行政法论就无法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综合经济法论来得实用与科学。 至此我们对本文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算是作了回答。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法独立法部门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法的外在独立性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内部的体系构建，从而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三、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观点的评述 在前文所列的经济法诸学说中，关于经济法具体调整对象的划分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的“大经济法”时代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涵括了纵向、横向、内部性三大关系，由于其恰当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现实而风靡一时。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国家经济职能逐步还原与回归，以上观点逐步丧失了实践土壤而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反思，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表述各异的观点，在摆脱了大经济法阴影之后的这些经济法学说，其观点基本是相近或相容的，故不宜用“论争”形容之，本小节仅以“观点的评述”为题。 关于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较为流行的学说有以下几种： 1.经济协调关系说。该说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分为：(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管理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保障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具体有：(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及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具体分为：(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社会公共性说。具体包括：(1)市场管理关系；(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3)对外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2页。） 5.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具体包括：(1)市场规制关系；(2)国家投资经营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国家管理经济领域说。此说直接以具体调整对象的罗列式为经济法下定义，具体包括：(1)经济管理关系；(2)维护公平竞争关系；(3)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注：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 7.来自经济行政法论的观点。具体分为：(1)宏观调控法 ；(2)市场管理法；(3)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 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大同小异，此处不一一列举。就内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以上诸观点均较为成熟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择要评述之。比如有的学说认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理由是“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果硬要民法调整，就会造成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混乱”。（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实际上这是对民法定义作了过于直观式与字面式的理解，只抓住民法的“平等”的外壳。其实企业（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是与自然人并列的市场主体，民法中对自然人的主体资格有具体规定（比如准治产人、禁治产人等），对法人等组织也有一般条款规定，这些都属主体构造法，只不过公司等企业组织是人为拟制的产物，远较自然人复杂，因此自然人只需几个条文即可规定，而企业却需要整部甚至多部法律进行专门规范而已，但这仍难逃主体构造法的范畴，应为民法之特别法。民法的上述定义主要说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构造主体，则在定义中略去，由此引发误解。其实民法中多有条文规范各种内部关系，既无“平等”，又无“之间”，若逐条套用定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如有观点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环境与资源保护关系一并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法规范中除了经济法的同质内容外，还有许多与经济法异质的内容，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归类应持慎重而有所区分的态度，对此本文随后将会述及。 （二）本文的观点 划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范围应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进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经济生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这点从经济学的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往往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解说。可以说，宏观调控领域与微观管理领域是具备极大弹性的两个领域，其他所有领域都是从这两大领域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还原与归位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对经济法作如此的二分法，事实上诸学说中哪怕最简练的划分法都不只是二分法。那么具体要把哪些领域独立出来呢？这要视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论要服从于实践。据此，我们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如下具体区分： 1.宏观调控关系 这是经济法毋庸置疑的一类调整对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当经济运行到一定复杂与发达的程度，“市场之手”的缺陷就会暴露，其个体利益取向的单一与短视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淖，社会迫切需要另一种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此进行规制与引导。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无国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创新，发展中国家需更升级与跟踪，工业化的号角还在耳边萦绕，信息时代接踵而至，任凭经济的自然发展与演变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的，从而需要国家之手的全面干预与促进，我们把这种国家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2.微观规制关系 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的辩证法。放任无形之手的恶果应由国家之手予以修正，在这一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同时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对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微观规制关系”。 3.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家参与关系显然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有参与往往集中在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以及一些公用企业领域里，在中国国有参与的外延却要大很多。这些应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背景下进行恰当的梳理和整合。顺便提及的是，以往人们常常用“裁判员”来形容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以此区别于“运动员”时代的国家职能。立足于国有参与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其实“裁判员”还不足以准确形容现代国家的角色，现代国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更接近于“主持人”的角色，根据需要调动气氛（宏观调控），维持会场秩序（微观规制），必要时还须赤膊上阵，临时客串（国有参与）。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当国家从事远景规划之类的活动时，不只是主持人，恐怕还要“制作”、“导演”一身兼了。 4.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属经济法的特别领域，其共性在于“涉外因素”。把它列为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对矛盾范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假设中的制度前提，其实国家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制度前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出，经济学应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万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2页。）李斯特据此提出“国家干预”的理论，其要义正与我们所讲的经济法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条件下，无原则无计划地开放国内经济是危险与被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动权，才能化弊为利，发展自己。从制度规范看，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般采取与国内迥异的管理方法，手段往往十分强硬，故称为“对外管制”，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块“特区”，有必要单列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划分对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劣势而需要实施一定对外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意义。对于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如何更加娴熟与巧妙地运用国家对外管制的权力，为我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法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5.市场监管关系 时下论著中，鲜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其实宏观调控主要应定位在国家运用价格杠杆、财政杠杆、利率杠杆以及结构调整杠杆等对国民经济实施整体的、间接的影响和导向。这些措施需要作用于具体市场上，而市场是富于噪音的，反应是滞后的，甚至要经历破坏性的运动过程来作出正确选择，因此保证国家经济意图的正确贯彻和顺利实施需要国家对市场继续予以关注，并不断作出调整，确保市场对宏观调控要素作出适当而又积极的反应，这一过程即可称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中的微观因素令宏观调控难以将其完全涵盖。 第二，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笔者认为微观规制主要应定位在竞争法的范畴，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它的调整是被动的、个别的、滞后的，手段是强制的，规则是稳定的，而市场监管除了市场秩序的维持外，主要配合 宏观调控，保证其落到实处，它的特性应该是积极的、灵敏的、主被动结合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相统一的，手段是综合、有弹性的、规则是灵活的。这些特征正是承袭于宏观调控领域。可见市场监管中的宏观因素又令其特立独行于微观规制关系之外。 第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以金融市场监管为例。现代虚拟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高泡沫性、高投机性与高风险性，在投机家的恶意炒作等内外部条件作用下，金融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极度放大。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在许多国家都被当作首要经济课题予以研究解决。经济学家吴晓求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从产业经济向金融经济过渡，而金融市场监管将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又崇尚自由的美国，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细度也是有增无减，由美联储主席亲自监管的经济数据就高达上万个，在我国这一极度缺乏市场意识的经济土壤上培育各类市场，自然更需要国家的理性监管。虽然市场监管本应分属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是两者的结合，但鉴于现实课题的挑战，无论把它归属于宏观调控领域还是微观规制领域都不足于很好地表彰其独有的内在特性与极端重要性，故予以单列研究，这又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实际上在国家管理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渗透与影响，国家即使进入微观层面，也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即使是强制性的反垄断领域，也常常要受到宏观政策的异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肢解微软的同时，却促使波音合并麦道。“宏观性”、“整体性”正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应以宏观调控法为统率，以微观规制法、国有参与法以及对外管制法为主体，以市场监管法为保障，从而形成经济法的有机统一。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体系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因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社会保障关系、劳动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同质的。比如社会保障关系属于国民经济再分配领域，众所周知，生产、分配、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配直接影响消费，消费则驱动生产。所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与准确地考察国民经济运行与规范的效能。对于这些社会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广义上（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区别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注：顾功耘主编：《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页。） （三）经济法的定义 论述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义经济法自然就十分简单。笔者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定义表明，经济法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其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是国家，另一方是各种市场主体。但还需搞清一个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法中，往往会有许多条文并不是规范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中固然有许多国家规制不法经营者的内容，但也不乏调整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如生搬硬套经济法的定义，显然无法作出圆满解释，若将这些关系从经济法中剥离，无疑将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灾难，因为这种调整不同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并存于同一部法律中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法部门中都比比皆是，如何剥离得了？当然因此抛弃调整对象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在上述经济法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以作第二层面的表述：经济法是以经济法律规范为核心或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机总和。不妨把这称为经济法的外延式（具体）定义，而把前面称为经济法的内涵式（抽象）定义。当然，这样一来所谓“定义”的含义也得到一定的拓展。这一做法是适应现实生活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纠缠于无意义的思辩不得解脱，从而在理论虚无与脱离实践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四、结语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也许是法学史上最富于争议的命题之一。其实这一争议的实质是普遍性的，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存在，之所以把经济法推到前台予以聚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需要争议，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同时学术也需要理智，因为学者是社会良知的载体。曾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过：科学的批判使明智的理论家努力消除自己的虚妄理论，让它们代替自己去死亡，而信徒则随他自己的虚妄而死亡。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经济法新课题的挑战。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物流本科论文:本科生物流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根据我国高校物流课程存在的教材滞后、学生所学与实际情况脱节等诸多问题，本文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能力为目标，为社会和企业输送有用的物流人才为终极目的，对本科生物流课程改革提出了几点设想。 关键词：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物流人才，课程改革 一、引言 在北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举办的一个专家论坛上，各位专家都普遍认为，物流管理人才的匮乏是制约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瓶颈”[1]。随着第一、第二利润源被各个企业挖掘殆尽，作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的物流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为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许多企业纷纷去各大高校找寻物流人才，却发现可用的物流管理人才寥寥无几。针对我国物流人才的巨大缺口，各个高校开设的物流课程的滞后性、学生所学与实际情况脱节难辞其咎。纵观各个高校开设的物流课程，学生所用教材滞后，无法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此外，教材中的知识抽象难懂，无法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即便有部分W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弄懂了书本中的知识，可是由于缺乏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仍是无法实现高效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对接。 基于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教学改革让学生所学与社会实际相接，提高学生解决现实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需求迫在眉睫。为此，本文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对物流课程改革提出几个设想。 二、课程改革方式方法 （一）与物流企业相结合 毋庸置疑，培养物流人才的目的就是解决各个物流企业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所以提高高校培养的适应性至关重要。高校可以通过聘请产业界专家为学校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进行咨询指导、为企业建立专业实习基地、与企业开展培训及技术项目合作方式与产业界建立稳定的联系，进行订单式培养，让学生上岗实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2]。 此外，通过实践，学生可以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参透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提高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与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相结合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目的在于实现物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大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策划能力、协调组织能力，促进大学物流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推动物流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为全国高校搭建开放的物流教学改革及学术交流平台，建立社会群众宣传普及物流知识的平台，更好地培养和发现物流人才。 通过以上对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的目的的解读，可以得知将物流的课程改革与其结合将大有裨益。举例来说，第五届“郑明杯”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的案例13为郑明物流如何切入冷链零担物流市场，参赛学生可以充分调动自己所学的仓储、运输、配送等方面的知识来解决这个案例，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思考能力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对物流课程的兴趣，从而促进了学生对物流课程的学习。 （三）与数学建模竞赛相结合 自从1985年举办了第一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因其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实践技能，拓展学生知识面的突出作用，各个组织也纷纷举办了自己的数学建模竞赛，如全国组委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竞赛、校苑数模举办的亚太地区的数学建模竞赛等，数学建模的受众面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推动教学改革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宗旨之一，为了贯彻其宗旨，数学建模的赛题旨在要求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2015年亚太地区的数学建模竞赛的A题题目为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物流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调用自己所学的国际物流学等知识去解决这道问题，这不仅可以很好地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而且学生可以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也有助于学生对当今全球的国际物流形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国际化物流视角。 本科生通过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1.数学建模竞赛是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检验指标，通过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学生在这几个方面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提升。 2.学生参加暑期的数学建模竞赛，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且在炎热的夏季在教室上课也是对自己意志品质的一种锻炼。以郑州大学为例，郑州大学每年都会对拟参加本年九月份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同学进行暑期为期一个多月三个阶段的培训。以2015年为例，学校对拟参加本年9月份的学生进行了三阶段的培训，第一阶段为2015年月23日至2015年6月14日，培训时间为这期间的每周周末，培训内容为系统工程、运筹学、计算机软件等方面的知识。第二阶段为7月13日至7月18日，培训内容为往届建模案例分析，第三阶段为8月14日至8月29日，这阶段只要是进行竞赛的模拟训练，每训练完一道题，老师再给学生讲解思路，同学们也分享自己的做题经验。通过系统的训练，学生们可以在多个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 3.由于数学建模竞赛是三人组成一个参赛队伍，队伍中的三个人一般来自于不同的院系不同的专业，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学生的思维方式难免会有很大的差异，通过与不同院系的队友交流，学生不仅可以提高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还极有可能在团队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4.竞赛的三天三夜是对大家拼搏精神和毅力的考验[3]。三天三夜的竞赛历程无疑是十分辛苦的。初见赛题的兴奋，选题时的激烈争论。然而，分析题目，弄清题意才是问题的关键。大家字斟句酌，各抒己见，直至说服别人或被别人说服，坚持是一种毅力，妥协亦是一种艺术。选择怎样的数学方法也是在争论和商讨中进行。接下来就是队长将任务进行分解，责任到人，分头查阅资料，上网搜集信息。竞赛的日日夜夜里已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参赛队员们在教室里通宵达旦，不知是哪里来的劲头与精力。 竞赛最后的夜晚主要是修正模型、写摘要以及为模型润色的时间，这时也是参赛队员们最为疲惫的时候，有参赛队员在分享参赛体验时曾说：最后的一夜是最难忍受的，但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还是在拼命坚持。队友们拿出各种方式来为整个队伍提神，咖啡、笑话，你能够想得到的提神方法都派上了用场。次日早晨，交卷了，队友们都深吸了一口气，庆幸自己不曾放弃，庆幸自己又一次战胜了自我，亦庆幸自己的这段比获奖更重要的经历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与科研项目相结合 随着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科研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4]。 1.通过本科生科研，可以使本科生接触科学家，受到科研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刻的感悟科研精神。 2.通过本科生科研，可以使本科生掌握科研的方法，提高科研能力和探索精神。美国波杜大学教授万科特和奥雷维克孜指出：“本科生从事科研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计算机技能、时间管理技能、特别是项目设计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技能。每周一次的与导见面，可以培养学生非正式的口头表达能力，撰写科研报告是练习写作能力的好机会，参加会议正式宣读论文则有助于提高交流技巧。” 3.通过本科生科研，可以使本科生增强对课题学习的理解。 4.通过本科生科研，可以使本科生顺利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本科生科研使学生受到早期科研训练，可以增强其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能力和信心，也可以增强学生的竞争力以为接受美国卫生研究院资助从事过三年科研的学生说：“当我申请读研究生时，我肯定比其他申请人有优势。”另外，通过本科生科研，可以陶冶本科生的情感和人格，培养合作精神和技巧。 （五）与毕业设计相结合 毕业设计及其论文是高等理工科院校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生在系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按照规范化的研究程序与方法所进行的科研活动，是为学生参加未来工作所进行的科研准备，也是提高学生科研和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5]。 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与本科生专业理论的学习与实践，以及自身的综合运用能力密切相关。目前，高校许多学生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对专业核心知识没有宏观系统的框架；综合运用能力差，既无法做到知识间的融会贯通，又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缺乏创新精神。再者许多高校缺乏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的培养，本科生在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之前，很少进行相关学术论文写作的练习，加上许多学生缺乏文献检索能力和学术规范意识，盲目照搬或者断章取义，甚至抄袭剽窃的现象比较严重[6]。 通过本科生课程改革与毕业设计相结合，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对学生有重要作用。第一，让学生提早认识何为毕业设计，消除学生对毕业设计的恐惧心理，让学生用一个正确的、平常的心态去面对毕业设计；第二，将毕业设计引入课堂，可以让学生提早为毕业设计做准备，避免最后在大四下学期一个学期中因时间匆忙而导致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低下问题；第三，可以让学生将课堂所学快速应用于实践，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结论 我国物流业发展迅速，社会和企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弥补物流人才供需的巨大缺口，高校物流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只有通过不断探寻与完善我国物流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不断为社会和市场输送与国际接轨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物流人才，从而解决我国物流人才的供需矛盾，造福高校毕业生和社会。 物流本科论文:本科物流专业设置与独立学院物流专业的定位探索 摘 要：随着物流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众多高校纷纷开设物流专业，独立学院成为近年来新设本科物流专业的主要力量。文章通过对本科物流专业院校的统计，分析独立学院在物流专业设置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独立学院应用型的人才培养定位。最后结合大连财经大学的具体情况，剖析大连财经大学物流管理专业的存在问题，探讨解决的措施。 关键词：物流专业；独立学院；应用型高校 近年来，作为第三方利润源泉的现代物流业不断发展和成熟，在电商的助推下，物流企业的数量和发展势头迅猛，物流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我国众多高校纷纷设置物流相关专业，培养了大批的本科毕业生。在人才需求市场上，一方面本科物流专业毕业生在市场上受到热捧，部分地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很多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物流专业人才，有相当比例的物流专业毕业生不从事本专业。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深层次探究我国本科物流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计划等方面进行系统考虑，培养多样化的物流人才，以满足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用岗位的物流从业人员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大连财经学院具体情况，分析独立学院在物流专业建设上的定位和发展。 1 我国本科类物流专业的设置及统计情况 1.1 我国本科类物流专业设置 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历经四次大的修订：1982年（1988年完成）、1989年（1993年完成）、1998年、2012年。在最近一次2012年9月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设置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下设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与物流专业相关的还有特设类专业：公共管理类下的交通管理（原航运管理）和采购管理。 这次专业修订主要贡献体现在：（1）对物流的专业设置有了明确的类别和归属；（2）把不同运输方式的物流专业合并到交通运输管理，拓宽了专业口径；（3）与物流相关的技术工程分设在各行业，为培养工科背景的物流人才提供了可能。 1.2 2000年后我国开设物流类专业的本科院校统计情况 因数据寻找的艰难性，主要数据来源是教育部高教司2000年以来的相关文件，以及其他参考文献，统计结果是：截至2015年教育部备案或批准的设置物流专业的本科院校有527所，其中同时开设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两个专业的院校10余所，总数超过500所（具体数据见图1）。其中开设物流工程专业108所，占20%，物流管理专业419所，占80%。 自有查询的统计数据以来，物流专业的开设一直高攀，其中2007年和2011年是低谷，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强了专业开设的审核力度。以2011年为例，当年有14所院校申请物流专业国家教育部审批不同意，占年度审批不同意设置全部专业总数的3.5%。 自2010年后，我国每年新增开设的物流专业，占到年度新设专业数量百分比为1.7%、0.7%、1.9%、1.7%、2.6%和2.2%（图2）。相对于每年申报2 000多个专业数而言，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并且这个比例值升高趋势明显。 自2000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北京、天津、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9省，物流专业数量占全国总数的42%（具体数据见表1）。湖北省自2010年后新增物流专业院校22所，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 2000～2004年开设物流专业的院校主要是历史较悠久的高校，2005年开始独立学院成为申办物流专业的主力军（具体数据见表2）。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增大了审批力度，尤其在2011年。 由以上数据得出分析结论：（1）近年来物流专业开设如雨后春笋，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和电商的推动，近年来还会是热门专业；（2）物流专业的开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3）独立学院成为开设物流专业院校的主力军；（4）开设物流专业的院校中，大多数选择开设门槛较低的物流管理，可见专业开设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2 独立学院在物流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2.1 物流人才需求分析 根据《2015年中国物流市场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物流市场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中高速的平稳发展阶段。自2011年开始年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到2014年增速达到最低值7.94%。从2000到2014年，中国每单位GDP所需的物流需求系数呈上升趋势，只有2008年和2014年出现两次微小回落（如图3所示）。 人才需求是引致需求，物流人才需求受到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数据，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数一直稳步上升，快递业在电商的拉动下，就业增长率居物流业之首。可以预知，在未来3～5年，中国物流人才需求还会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长率会逐步放缓。即使有超过500所院校开设物流专业，在未来3～5年物流专业还是热门专业，在招生规模、毕业生就业率上会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2.2 独立学院的人才定位 虽然我国在本科层次上区分了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两个专业，但是在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上没有明显区别。物流专业学生重理论、轻操作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物流专业又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学科的讲授内容和实际操作应该有效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专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实践能力较弱，不能适应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因此在人才的供需市场上，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方面社会有大量的需求没有满足，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物流专业毕业生从事与本专业不相关的其他专业工作。 国家传统重点院校偏向于培养具备物流管理、规划、设计等具有实务运作能力的高级现代物流管理人才，高等职业学院主要培养操作层的一线工作人员。而在高级管理人才和一线操作人员之间的基层管理人才，则成为作为新生力量的独立学院对人才培养的定位。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设计上，既要注重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又要具备实操能力。 3 大连财经学院物流专业的建设情况和建议 大连财经学院于2001年建校，前身是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是由东北财经大学下属二级学院转制而来的独立学院。学院于2007年通过教育部审批开设物流管理专业，并于次年招生，迄今为止，培养了10届学生（含在校生）。 与众多新建本科高等院校相比，学院建校伊始就是本科学院，没有从专科院校转型的历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沿袭的东北财经学院的特点。作为一所成立时间较短的财经背景的独立学院，如何在林立的物流专业院校中定位自己的办学特色，学院转制后一直在思考并努力探索。 近年来，学院把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物流专业遵照学院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培养物流管理应用型人才，服务于辽宁和大连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在课程体系、学时分配、专业设置等方向不断探索，以培养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符合学院定位的高素质应用型物流管理专业人才。 从具体实践情况来看，在课程设置和具体操作方面，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1 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内容的设置 学院建校以来一直贯彻两年修订一次培养方案，以更新课程内容符合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物流管理专业设置有国际物流、物流系统与规划、供应链管理、物流经济学、生产与运营管理等专业必修课程，近年来增设物流设施与设备、电子商务等符合行业发展及学生就业现状的课程。很多实习单位和用人单位的评价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的扎实程度远高于同类院校，甚至让他们很惊喜。 学院的物流专业设置是服务于地区经济，学校为企业培养需要的人才，学生学习企业需要的知识。辽宁省基本形成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这个体系中综合的物流园区是重要的节点。以大连保税区等物流园区入住的企业来看，以物流企业和商贸企业为主。同时专业化的物流企业和品牌物流企业已经形成。 下一步学院将增设物流金融、国际法规等行业新兴学科，不断修订更新专业课程结构体系。 3.2 实践类课程的实际操作 目前专业实践教学学分为24，占总学分的13.5%。实践类课程主要是基于某门主要的理论课程而设置，但在实际操纵中，实践类课程所需的知识内容和学时逐步增多，由于学院财经类院校的背景，更多的实践课程停留在参观、研讨、方案设计等。下一步将结合其他工作逐步适当提高实践教学学分和学时。 由于实践课程依附于主要理论课程，物流管理专业目前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共用老师，实践类课程缺少独立的课程体系，主要由任课老师自行设计操作方案。 针对这种情况，物流管理专业由所在的工商管理学院牵头，与众多物流及相关企业签订实习基地协议，组织学生参观实习，尤其是在大连物流园区、港口等基地。并聘请行业专家和带头人为专业实践导师，定期指导实践课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参观活动由于参观人数过多、企业营运时间等限制，制定计划不定期，效果有限。实习基地由于安全规范、企业岗位等原因，受众人数有限，无法全员推广。实践导师工作受限于各种因素尚未开展。 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于2014年申请并通过了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并与此为契机，整合了专业各个实验室，其中校内快递运营实训中心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连接快递企业和校内师生，起到“菜鸟驿站”的作用。中心所有营运由学生自主完成，包括衔接物流企业、接收快件、快件的短期储存以及和快递物流企业进行谈判沟通等。中心模式得到广大快递企业的认可和好评，并在其他高校推广。但在资金支持，制度完善，学生培训等环节还需细化。 没有全面贯彻实践教学，大连财经学院很大程度上保留东北财经大学这所研究型本科院校的路子，无法达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这种理论上的培养定位和实际的办学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物流管理专业的办学特色不够鲜明。在近期，找到校企双方合作的共赢点，同时以学院牵头谋求校企以双赢为基础的深度合作，同时不断完善校内基地，实现校内、校外实训基地的优势互补，是学院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3.3 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由于立学院资金限制，虽然物流管理系提倡购买专业的软件模拟系统，但是学院很难提供完善的硬件设施与设备，这就使实践类课程的课内教学大打折扣。即使在预算购买阶段，也只考虑满足教学要求，没有真实地考虑物流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场景。实验室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场所，软件的缺失严重影响校内实践教学的效果。 曾经有学者提出，以立法形式保证独立学院的经费来源和合理分配。这个工作需要政府、高校等组织机构的协同努力。 3.4 教师的培训工作 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物流管理专业而言，教师的实践能力至关重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教学的高质量。物流管理系教师队伍结构合理，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人数占20%，副教授40%，初级职称40%。60%的教师是双师型人才。学院鼓励并组织教师利用空余时间参加短期学习、参加讲座、学科研讨等。这些培训工作主要由教师自主联系申请，但在挂职锻炼、脱岗学习方面的工作尚未开展。了解行业实际操作中的最新问题和动态，更新和扩充知识，这些都是培养实践导师不可或缺的，拥有实践工作经验对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 4 结束语 独立学院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的物流人才，但是由于资金、办学历史等原因，在很多工作上有待细化和完善。大连财经学院为地方培养了高素质的物流专业管理人才，是大连物流管理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在未来仍需在资金支持、实践类课程增设和操作上加大努力。 物流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物流系统工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龙晓虹 [摘 要]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的教育形态。物流系统工程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可以围绕环节设计、内容设置、教学方法三方面进行：在实践环节要分阶段进程式安排，对实践内容要注重知识技能一体化，在教学方法上要以行动教学法为导向。 [关键词]应用本科；物流系统工程；实践教学 我国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拉动了对物流人才的巨大需求，物流管理专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条件不足、实践教学处于课堂理论教学的补充地位等诸多问题。 物流系统工程作为物流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它在贯穿物流七项基本职能的同时融合了物流实践实务，具有系统性强、涉及面广、实用度高，研究主体及对象差异性大的特点。目前该课程主要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实践学时少、实践内容与理论脱节，教学方法手段单一。应用性是物流专业人才的主要特征，专业实践教学不但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更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提升型用型本科物流系统工程的实践教学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一、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模式特征分析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的教育形态。从教育层次来说属于高等教育，从教育类型来说属于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和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重要类型。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实践的环节、内容、学时分配决定了人才培养的特征。为实现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模式可概括为：一个贯穿、两个融合、三个阶段、四个环节、五个模块。 一个贯穿即体现以职业能力和基本素质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将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进行深度融合并进行课程内容的整合，即两个融合。将整个计划学习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基础阶段、提高阶段、综合运用阶段。每个阶段的实践教学侧重点各有不同，又分为四个环节：基础阶段为看、听、记、做；提高阶段为看、听、想、做；综合运用阶段为想、做、评、辩。实践教学的内容按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可整合为五大模块：基本实验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专业实习见习模块、创新创业模块、综合实践模块。 二、物流系统工程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不仅注重基础教学，同时更应注重学生个人执行力、专业知识、学科方法论和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根据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一个贯穿、两个融合、三个阶段、四个环节、五个模块的特征，物流系统工程实践教学改革可围绕三个方面进行：教学环节的分阶段进程式安排，内容设置的知识技能一体化，教学方法上以行动教学法为导向。 （一）实践环节设计：分阶段进程式安排 1.基础阶段。以对培养课程感性认识和物流管理的系统思维为主。通过组织学生观看现代企业供应链运作模式视频、物流系统仿真模型，带领学生到企业实地参观，感受系统运作的高度集成化、协同化。在这个阶段，学生对实践内容学习主要以看、听、想、记为主。亲眼观看，亲耳聆听实地感受，记录不同类型物流系统的运作过程、不同系统模型的特征并结合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从而引起思考，提出问题。 2.提高阶段。利用学校实训室的物流系统仿真软件，让学生进行物流过程的研究仿真、物流管理的仿真研究以及对物流成本的仿真研究。这个阶段以吸引、激发学生求知欲为主，进而培养学生的探索性、设计性。这时的四个环节分别是：看、听、想、做。这个阶段物流系统工程实践的重要内容就是使用仿真工具对基本物流系统进行建模、仿真并设计和匹配优化系统参数，从而具备一定的物流系统工程意识和系统建模实践能力。 3.综合运用阶段。针对上一阶段的学生建模练习，采用相应评价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交叉评价，并形成评估报告和决策建议。此外，还可以对实习基地、企业的系统进行评估分析等，重在训练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系统运筹思维。学生在对其他同学系统模型的评估过程中可以巩固前期学习的知识，了解他人（小组）的思维方法，提高自身综合分析能力。这个阶段的四环节是想、做、评、辩。思考各种不同类型系统模型的不同之处，评价体系各项指标的优化、权重及其原理，决策的方法和重点，制作评估报告，在自己或本组的系统模型和指标参数受到别人质疑时需要做出论证、阐释。 （二）实践内容重组：知识技能一体化 物流系统工程课程反映了现代物流各环节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效益背反关系。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和工具分析、解决相应问题。根据应用型本科物流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和应具备的职业能力，我们按实际应用体系来组织技术知识、工作过程知识，将本课实践内容重组为五大模块：需求预测、物流系统规划、系统仿真、系统评价、系统决策。再按各模块实践能力目标映射为学习领域的知识、技能，同时再进行知识技能一体化实践教学内容的整合。知识技能与实践内容对应如图1。 （三）教学方法运用：以行动教学法为导向 笔者认为以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为主的行动导向教学法在物流系统工程实践教学的综合运用可取得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是教师通过精心策划和引导，促使学生分析、讨论、大胆质疑案例，探讨解决方案，以达到提高学生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实施要点：选择案例―分析―讨论―形成案例分析报告。作为参与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具有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加强师生互动，促进学生实践经验的积累等优点，但也有一定局限，如：教师须具备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的能力；学生除有相当理论基础，还需具备钻研能力；耗时多；短期内密集使用案例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不适于个性化、不能明确表达的知识。物流系统工程中系统工程的概念、系统要素之间的效益背反现象、系统分析、物流系统规划、物流系统综合评价、系统决策等知识都较适合采用案例教学法。 2.项目教学法是教师把一个多任务组成的具体项目交给学生分组共同合作完成的教W方法。实施要点：任务提出―计划制订―任务落实―解决问题―成果汇报―评价―成果迁移。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以“对”或“错”论，而是“可行”、“好”与“更好”的区别。项目教学法有利于增强学生责任意识和解决问题、培养团队协作、跨专业学习等综合能力。当然，项目教学法也要求教师具备项目涉及所有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学生要有较高的知识迁移能力；适用于复杂而系统的操作性知识如配送中心的选址、物流系统的规划和决策性内容，如第三方物流决策、库存控制与决策、企业物流战略决策等。 三、结语 随着我国改革深化和物流产业的调整，尤其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的快速发展，物流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愈发突出。明确应用型本科定位，加大实践教学力度，合理配置实践环节，整合优化实践教学内容，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手段让物流教育贴近行业发展趋势，既是实现物流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家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物流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建设研究 [摘 要] 作为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落实点的专业教材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文章从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建设的问题出发，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基础上提出改善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现状的一些具体性的措施。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教材建设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物流人才需求的剧增，也促进了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发展和需求。据统计，2000-2015年16年间①，全国出版的物流类教材有3 415本，其中本科类教材494本，物流类教材市场繁荣和丰富可见一斑。但教材建设的滞后性与不适应对于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阻碍日益凸显。 1 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建设的问题 1.1 应用型物流管理本科教材种类多，但均未形成体系 课题组将物流管理教材上明确标有“应用型”、“应用型本科”、“应用型规划”等字样的教材归为可适用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并按此标准对各出版社的教材系列进行统计。目前，对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建设的出版社及系列有：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应用型教材系列等近10个出版社的14个教材系列之多。 目前，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主要涉及的课程是物流管理专业的专业主干课和部分基础课，如物流管理基础、配送管理、仓储管理、采购管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等课程，而专业方向课和专业实训实践课程教材建设基本是空白。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更谈不上教材体系。 1.2 应用型物流管理本科的教材少 课题组按以上对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的归属划分方法对2000-2015年的16年间的494本物流管理本科教材进行分类，统计出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有60本。从教材出版的年份上来看，2012年出版的教材最多；从出版社发行的教材数量来看，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物流专业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数量最多。相比较而言，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还非常少。 1.3 教材结构不够合理 教材结构的不合理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材中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的比例不合理。目前，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在内容上，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深度和全面性，忽视了教材使用对象的特点，理论知识占大量的内容，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的比例上严重失调。另一方面是现有的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的“应用型”和“实践性”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简单的案例、习题、企业情况的描述、物流相关新闻或事件等，这些内容从实践与理论知识的匹配和相互论证上来看是弱关联的，对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4 教材内容陈旧不能与时俱进 一方面表现在理论知识滞后于形势和技术的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将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物流领域和物流管理工作中，一些物流新概念、新内涵、新外延、新应用、新技术、新知识等不能在教材中及时反应出来，造成教材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表现在辅助理论知识的数据和案例方面。在很多教材中出现过时的数据和案例，在当今的经济环境、商业环境，技术环境、消费环境、运作模式等变化快、差异大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学生学习和工作实践脱节。 2 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缺乏对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定位的准确把握 目前，很多学者对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定位的认识和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吕玉兰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备更强的实践性、应用性和技术性，其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更为宽广的理论基础和可供广泛迁移的知识平台，同时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②。夏|、赵伟则认为应用型本科教材的编写以社会实际需要为核心目标，在保证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为重点，突出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通过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打好坚实的基础③。 以上学者更多强调的是对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应定位在应用性、创新性、实践性，但对于其真正内涵和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在教材内容的匹配上如何落实不够清晰，不具体，也没有共识。 2.2 教材编写者的背景及思维和认识上的局限 一方面编写者的学习背景对教材的知识结构体系的认识上的局限性。目前教材编写者主要是高校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有意无意的注重教材的学术价值和过分强调内容体系的完整性。这种思维局限影响或弱化了应用型本科教材的内容体系。第二方面，很多教材编写者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知识，但由于参与物流管理实践活动较少，在编写教材上会受到对实践内容的素材不丰富、对理论知识实践化的内涵深度理解不够、对实践内容的关键考核点、重点难点的认识不到位等思局限影响了应用型本科教材的适用性。 2.3 教材编写团队结构单一 目前，物流管理专业教材主要是由高校物流教师编写完成。参与编写教材的教师虽然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但很多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故在教材的编写时不能很好的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针对性的、全面的、深入的、强关联性的相互印证，无法对理论知识进行拓展性延伸；即使有所谓的习题、案例做实践内容，也无法真正达到对学生分析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编写团队的单一性是造成教材质量低、教材的适用性不高、实践性不够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2.4 缺乏应用型本科教材质量评价体系及示范性教材的导向 教育部高教司针对普通本科院校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规划示范性教材，针对高职高专院校有“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等做示范和引导。这些教材的评比和考核均有一套科学的、全方位考核的评价体系，这样的评价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引导和规范了教材建设。但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材建设没有相应的评价体系做指导，也没有示范性教材系列做引领。 3 完善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建设的对策 3.1 建立应用型本科教材质量评价体系 应用型本科教材质量评价体系是将应用性、实践性、创新性内涵具体到每一个具体的考核点，多维度的、客观的评价教材是否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目标，引导教材编写者更透彻理解、更准确、更清晰把握应用性、创新性、实践性努力的方向。建立一套科学的、规范的、适应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教材质量评价体系对于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教学非常重要；对于提高应用型本科教材的质量和适用性，促进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3.2 建设示范性的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系列 近几年关于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均进行的如火如荼，作为教育教学内容的载体的应用型本科教材一直是其中的短板，是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障碍之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材选用上也处于两难境地：选择普通本科教材和高职高专教材都两头够不着，都不太适合；若选择应用型本科教材，一是可供选择的教材少，二是这些所谓的“应用型”教材很多都是噱头，在内容上无实质性改观。在这样一个混沌和过渡时期，为了促进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可以集国家的教育资源，建设一批符合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示范性教材，在教材建设上做一些试探性、创新性的引领，在提高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材质量做引导，以促进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人才培养。 3.3 教材编写团队力求多元化，多方面互补以弱化思维局限性 多元化的教材编写队伍可以多方面互补弱化思维局限性。多元化教材编写团队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一是来源的多元化。编写人员可以来自多所高校、物流企业或企业物流中从事物流工作的管理者、物流分领域的科学研究所、行业协会等，从而在资源、研究视角、撰写时间上进行互补。二是业务能力的多元化。将专家型、学术型、写作型的教师和人员组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在教学经验、教材编写经验、学术水平和写作技巧等能力上进行互补。 3.4 激励教师编写物流类专业方向课教材，完善教材体系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的基本理论知识体系比较固定、需求量大，故此类教材相对丰富和成熟，但针对各高校根据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市场需求设置专业方向课教材、专业实训实践课教材，由于知识体系差异较大，面对学生主体窄，故目前市场上此类教材基本是空白。各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设置激励机制，在考核上把这类教材的编写纳入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准的一个观测点，鼓励教师将具有本校特色的专业方向课、专业实训实践课授的思考、成果撰写为教材，从而完善教材体系。 物流本科论文:卓越绩效模式在本科物流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物流作为“第三利润源”和“降低成本的最后边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因为物流专业开设时间短，物流人才培养的质量还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卓越绩效模式的引入将为物流专业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视角。本文在分析本科物流专业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卓越绩效模式的物流专业教学体系，从而提高本科物流专业的教学质量和人才质量。 关键词：卓越绩效模式；物流；教学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和流通业的飞速发展，物流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其认定为继生产、销售之后的“第三利润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变革。物流人才作为推动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受到社会的关注。2009年《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物流人才已成为我国十二类紧缺人才之一。所以为了满足社会对物流人才的大量需求，我国现有各类高校纷纷开设了物流管理专业，在校人数超过100万。但是由于我国物流教育开设时间较短， 物流教育缺乏专长和特色，物流人才培养的质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和教育资源的浪费。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坚力量，有责任承担起培养物流人才的使命。因此， 如何将物流高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高校如何结合自身资源状况，创新其物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具备现代物流理念，掌握现代物流知识的人才”是目前高校物流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问题。 二、本科物流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缺乏明确。目标是指引行动的风向标，是有效控制的参照物。教学目标的制定与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然而在目前的本科物流专业教学过程中存在以理论课程为基础制定教学目标和计划，没有从到人才培养的高度去设定教学过程，这种教学目标的设定缺乏全局性和前瞻性，犹如闭门造车，容易出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脱节。 2.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教学管理制度是帮助教学目标有效进行和提高执行力的有效保障。完善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不仅有利于教学过程的顺利开展，还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然而目前的物流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教学管理制度陈旧僵化的现象，过多地围绕教学计划进行被动式管理，在基本形式的内容管理上投放了过多精力，而忽视了对教学质量的管理，影响了物流专业人才专业素养的提高。 3.教学过程的考核不完善。教学过程的考核是检验教学计划有效实施的方法，更是一种实现事中控制，有效纠偏，进行教学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传统的教学管理往往重结果，轻过程，过程考核没有一起足够重视，然而在结果出现问题时再回头查找纰漏，难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成本的增加。因此，在教学管理中应该注重过程考核，并对每一阶段的考核中出现的成就和问题及时分析总结，为下一阶段的过程考核奠定基础，促进过程考核的阶梯式上升，提高教学质量。 4.教学模式单一，实训基地建设利用不足。物流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不仅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更应该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然而，在目前的物流专业教学中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虽然部分高校已经认识到物流教学实践的重要性，也为该学科发展配备沙盘模拟实验室，并配有各种软件，提供学生上机模拟实践的机会，但毕竟是模拟实践，相对比较简单，使得模拟实践与企业实际运作仍有一定的差距，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高校和物流企业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及实训基地相对较少，减少了让学生真正置身其中学习实践的机会。 三、卓越绩效模式在本科物流专业教学中构建 1.领导重视，营造卓越绩效模式的教学环境。高层领导的重视是成功实施卓越绩效的关键，因此在物流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校领导首先要认真研究学习《卓越绩效评价标准》，并组织教职工学习卓越绩效的内涵、标准，同时以身作则，认真督导卓越绩效的实施，为卓越绩效的导入营造良好的氛围。在物流管理专业师生中进行广泛宣传，并认真讨论，梳理卓越绩效的理念，并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运用这一理念去规范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将教学管理活动转化为严格的质量管理过程，以培养卓越物流人才的角度去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去指导教学实践活动；引导师生树立过程管理的理念，重视教学管理的每个环节，使学生处于质量控制过程中，并做到事中控制，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按照PDCA循环的方法进行分析解决，使教学过程管理的质量呈螺旋上升的趋势；用ISO9000的质量管理标准去衡量每位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时明确教学管理目标，使得每位师生都明白自己应该达到的目标，以达到共同努力提高物流专业教学质量的目的；成立卓越绩效领导小组和推进小组建立卓越绩效领导小组和推进小组。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有校长及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推进小组应有一位分管教学的校长负责，由学生处、教务处、人事处、宣传部等主要管理人员组成，是一个跨部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卓越绩效模式的推广、实施、监督和评价等日常考核。 卓越绩效模式的推进小组结构图 2.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在认真领会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内涵与准则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教学管理制度进行细化，实现对各项管理目标的网络化，真正做到教学设计有目标，教学实施有进度，教学考核有制度，教学效果有对比，实现对整个教学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对教学管理体从制度出发的全过程追溯。 同时将教学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定印发成册，发放给物流管理专业的每位师生，组织他们系统学习和讨论，并在执行过程中对有争议的条款进行集思广益，形成一种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组织，对学生“授之以渔”，使师生在充分体会卓越绩效内涵的基础上，培养问题型人才问题型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教师在物流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够从问题中总结经验，触类旁通，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①将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便为整个课堂的“主演”，教师则是导演和引路人；同时，学校的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做好多教学管理制度的督查与考核，使得卓越绩效模式正真地指导教学实践，而不能流于形式。 3.不断完善教学过程考核。在物流管理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将培养的物卓越流人才作为学校该专业的建设方向和目标。在进行教学该和和教学目标设定时，将这一笼统的目标分解成若干子项目，教师应充分理解每个子项目的教学目标及个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并改变传统的以理论知识为主的考核管理系统，将学生物流实践拉入最终的成绩考核，达到学有所用，教学相长的目的；同时，对一些将物流专业的人才培养实施“校企合作”的高校，应该将学生在企业的实践进行量化考评，例如对学生在采购、仓储、运输、拣货、包装等相关实践环节分配不同权重，并对每一环节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通过综合考评及理论知识的考核，按照比例形成最终的考核结果，针对考核结果的薄弱环节，教师及企业内的主管领导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原因，强化改进。通过这种面向就业目标，走出校门、融入市场，进行实践性学习的方式[4]，以及对每一环节的过程管理，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更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培养出现代化了的物流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4.建立“校、院、教研室三级联动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在目前高校的教学管理中都比较重教学管理体系，从战略角度的学校教学管理体系，到中间层面的专业管理体系，再到战术层面的学科管理体系，都受到关注，但还存在着教学管理体系在校、院及教研室的抵触、矛盾和脱节，没能有效的沟通协调，造成了狭隘的部门主义观，只注重本部门的职责，而缺乏对更高层面教学管理体系的领悟，部门之间个权责不清，一定程度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发展。因此，针对上述教学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起“校―院―教研室”三级联动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院应该在充分理解学校教学管理体系和发展战略，并以此为指导对本院物流专业的建设方向，具体细化专业质量监控体系和考核标准，教研室应在充分理解学院专业建设思路的基础上，针对物流专业的课程设计，师资安排向学院提出建议，并通过讨论形成对物流专业教学质量的监控体系；在物流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健全教学管理制度，细化教学的过程管理，构建高质量的卓越绩效教学管理模式，具体实施流程如下： 四、结束语 卓越绩效模式作为一种综合的绩效管理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医院管理、高校管理中。本文从卓越绩效管理的视角，探讨了本科物流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并从学校领导的作用、教学目标的设定、过程化管理、教学质量考评体系与监控体系的角度构建了物流专业的教学体系。从国内已经开始卓越绩效的高校来看，不仅提高了教学管理的质量，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的积极性，对其他高校的教学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在江卓越绩效模式引入教学管理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对教学质量管理的考评机制方面难以量化，质量监督的落实容易流于形式，对此，可以考虑聘请专门的绩效考评机构进行指导量化，以使卓越绩效模式在教学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提高物流专业的教学管理水平和物流人才的质量，促性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 物流本科论文:创新人才视角下的物流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摘 要：高校中物流管理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以及应用性，但是我国各高校设置该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因此在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还有一定的不足，实践教学方面还存在诸多欠缺，且相对薄弱，所以如何更好地完善实践教学，培养创新型物流人才，就成为现阶段各高校所要考虑的问题。文章从创新人才的角度着手，进一步加大物流管理本科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研究水平，希望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型物流人才。 关键词：物流管理;实践教学;创新 随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了给这一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大多数本科院校都开设了相应的物流专业，但是在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面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践教学的欠缺。众所周知，物流专业是新兴的专业，其自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应用性，而实践教学是其培养符合社会实际需求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对现阶段物流管理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目前国内各高校物流专业中实践教学的现状 最近几年我国物流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部分高校都开设了相应的物流专业，现阶段已经有250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此专业[1]。众所周知，物流行业自身就是复合型服务性质的产业，行业中不仅涉及了运输、仓储、货代等方面，还涉及了信息业、互联网等。因此高校中的物流专业一定要具备实践性、应用性、理论性，才能更好地为物流业提供高品质、符合行业标准的专业性人才。 就目前各本科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践教学的开展包含了校内物流实验，以及校外企业的实训，但是各本科院校物流实践实验室建设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没有制定完善的实验室使用制度;实验室的规模不能满足现阶段物流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部分院校中还没有专门的实验室。而高校内部的实验室是让学生对相应的物流软件进行模拟操作，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进行验证性的实验，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单一、不复杂，这样一来就使得在人才培养方面上存在一定的欠缺。 1.1 实践教学设置存在欠缺 由于物流是新兴行业，使得高校在开设物流专业时没有过多的经验储备，导致在实践教学体系方面的制定存在严重欠缺，实际教学课时不足。虽然现阶段部分院校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实践教学体系，但实际上还存在投入不足以及师资力量缺乏的现象。由于部分院校不具备相应的物流软件，依然在使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演示，加之学校就业指导方面的不完善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实践教学效果非常的不理想[2]。 1.2 实践课程设置过于简单 现阶段大多数高校的物流课程相对简单，并且还在使用传统方式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而忽略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这样就导致了学生实践能力和水平上的不足。而物流专业中涉及的多数课程都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动手操作能力。但是传统教学模式不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物流业务中的实际操作方法，从而导致本科毕业生自身的实践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 1.3 没有完善的教学保障体系 目前多数本科物流管理专业起步较晚，且在资金投入上不是特别充足，导致部分院校没有专门的物流实验室，或者是多个专业共用一个实验室情况普遍存在;即使是建立实验室的学校也多是规模较小，相应的设备软件等都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通常情况下只能进行相应的模拟演练，而不能进行仿真训练，这样就不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2 完善本科物流专业的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 2.1 构建其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2.1.1 建立基础性的实践教学体系 从本科院校角度上来说，这一体系的构建需要将理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进行有效融合，并依靠校内实验室以及校外实训来完成，进而为学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知识平台，推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升自身知识储备及实践能力。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教学进行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物流环节和程序进行教学，同时还要对其进行分类。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储备、配送等，使学生能够对每一环节进行有效了解和掌握，同时还要做好技能方面的培训工作，进而保证实践教学体系的良好构建[3]。 2.1.2 模拟性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在实践教学开展期间，教师可能模拟物流企业真实的运转情况，例如：仓储系统、物流配备中心的运作管理系统等。有效组织学生对物流环节进行模拟演练，从物品采购、仓库存储、交通运输等环节进行了解，使其更好地认识到物流行业的工作流程，并对其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认知。 2.1.3 建立起综合性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进行综合实践教学期间，会涉及众多的实践内容及知识，不仅包含了对物流工作流程的综合模拟、物品供应的实训，还包含了仓存管理系统的实训等[4]。而这一过程中，就要求学生将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良好的运用，进而解决实际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使学生创新能力、实际应变能力得到良好的提升。而综合实践教学不仅实现了教学与实践之间的有效融合，更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使其能够从中获取相关知识，进而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2.2 加快物流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首先，要充分发挥高校自身的指导作用，并且还要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完善、规范本科物流专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相应的纲领文件，提升办学条件和水平，同时还以实践教学体系作为根本，促进物流专业实践教学的完善以及创新。此外，还要根据实践教学的情况，对物流专业教材、教学模式、教师资源等进行有效的调整，进一步对高校资源进行整合，打破传统教学的束缚，提升学生自身参与性，进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推动物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有效融合，想要保证学生自身实践能力能够有所提升，就一定要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起健全的物流实验室，确保能够满足教学需要以及学生自身的需求。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实现对某些特定环境的模拟，因此，实践教学过程中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让学生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更好地提升实践能力和水平。 最后，物流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充分掌握理论知识，还要具有良好的实践能力，更好地满足物流行业发展真实需要。所以一定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切实提升教师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同时还要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使其能更加深入地对实践教学进行探究，提升物流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此外，学校还可以聘请物流行业的成功人士或者是专家进行讲座，使学生能够及时掌握物流行业的动态以及发展方向，进而推动学生自身综合实力、实践的能力[5]。 3 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生活等各方面的要求也在逐渐提升，而互联网技术以及计算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物流行业水平的有效提高，而想要保证其行业发展健康，就要有充足、优秀的物流专业人才来作为支撑，因此，各高校一定要重视起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其不仅具备良好的理论知识，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物流行业及社会。 物流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探讨 [提要] 本文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为例，分析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教学的教学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实践性教学与专业特色教学相结合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并给出推广管理建议。 关键词：物流管理；教学改革；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高校物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10年，我国大专以上物流人才需求量为30万～40万人，在职人员培训需求达到100多万人。而国内物流教育起步较晚，物流人才已被列为我国12类紧缺人才之一。但从我国物流管理专业建设现状来看，物流人才的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各高职和本科院校培养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大部分定位在国际贸易、货运、报关、生产等高级管理方向。而占35%的物流运输管理和仓储理货方向的中级操作管理人才培养较少，尤其是多式联运管理方向更少。在此背景下，如何培养出职业素质高、应用能力强、符合企业需求的物流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从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的特点出发，以知识传授为宗旨，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同时注重素质的提高，将研究性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积极探索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二、教学特色 （一）以国际物流方向为特色。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流管理专业依托地方经济发展，以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战略为导向，聚焦国际物流特色方向，培养掌握现代物流运作规律、熟悉物流业务知识、具备物流企业管理和全球化运作管理能力的物流管理领域高级应用型创新人才。课程设置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服务于先进制造业，课程设置覆盖国际物流方向。在教学中，本专业设有国际物流、国际结算、海关实务、国际货运、集装箱与国际多式联运，以及针对学科前沿、行业动态的相关课程。专业教学紧密依托培养体系，学生毕业后多供职于专业物流公司，尤其是国际物流公司，以及各类工商企业的物流管理部门，担任物流经理助理、物流操作员、单证员等工作职位，获得了较好的社会评价，同时也反映出以国际物流方向为专业特色的成效。 （二）专业以实践为特色。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流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在校企合作基础上，定位于本科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突出综合能力的提升，构成了物流管理培养计划制定中的鲜明特色。 1、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本专业实施“专业平台”加“实习模块”的教学培养模式，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突出了学科基础与专业特色课程的构架，为学生提供实验实训基地。一是与上海环众物流咨询有限公司共建综合物流实验室；二是与固高科技有限公司共建自动化仓储实验设备。 综合物流实验室主要硬件设备有自动化立体仓库、电子标签分拣中心、RFID、智能库存管理smart-bin等，主要软件有仓储管理系统、分拣作业管理系统、自动化立体仓库管理系统、固件库存管理系统等管理软件。本实验室能够模拟现代生产型企业在产品的存储、运输和销售过程的一般情况。期间邀请具有专业实践经验的上海环众物流咨询公司的培训师和柏中工业固定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项目工程师配合专业教师给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指导仓储配送模拟实习，使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表1） 物流系统仿真实验室主要以计算机、多媒体演示环境和半实物模型来构建实验室硬件环境。主要软件有高级计划排程系统软件（APS）物流系统模拟与仿真软件（RaLC）物流运输仿真软件、企业ERP软件等管理软件。本实验室能够模拟物流企业日常运作的阶段性调整、突发事件处理、每日作业预演等管理决策支持需求。物流系统仿真实验室自建成以来，多名教师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不断开展创新性教学实践，已为多门课程开发了系列实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表2） 2、师资队伍建设的创新实践。为促进培养模式的贯彻实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推进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纵深发展，实现培养目标。本专业形成了“校企合一”的主讲团队，组建了“专兼结合”的专家队伍；建立了“双职互动”的中青年教师培养模式，中青年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锻炼、企业专家来校交流等举措已成为常态。 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地方性应用型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将物流管理专业建设成瞄准地方产业发展的业态，贴近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经过十余年发展，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流管理专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国内外标杆物流专业相比，在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专业发展与标杆学校物流管理专业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开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要缩小与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差距，高等院校必须扩大开放力度、开阔视野、突破瓶颈，走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与交流之路，是高等院校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流管理专业为实现转型发展、打造精品专业、进一步缩小与国内外标杆学校物流管理专业的差距，需要在发展中学习、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管理模式，深化教育改革，在与国内外相关专业的交往、融合中加速发展、加速创新、加快提高，加大专业发展集约化程度。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的物流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已纷纷开始尝试新形式，提出了“双轨制培养”、“柔性复合化培训体系”、“双导师制”等多种形式。其中，上海海事大学以“地方性、应用型、港航性”的办学定位和物流管理系“能力型、创新型、务实型”的培养目标要求，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培养具有较强的企业物流管理实际应用能力，从事仓储管理、物流配送、国际货运业务等相关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取得良好成效，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借鉴。因此，努力缩小专业与标杆学校物流管理专业存在的差距，提高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多元化程度应成为本专业今后发展的重点之一。 （二）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方面有待加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当前大学生培养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生学习主动性欠缺问题在高等院校的教育中普遍存在。大学阶段，本应该是个体思维最活跃时期，然而受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的桎梏，大学生更善于背诵而非思考；更善于被动学习，而非主动学习；许多大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学习主动性欠缺。学生在学术上循规蹈矩、思维枯竭，导致无力创造，习惯接受，一如既往地阻碍想象力的发展。学生习惯了上课听讲、记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不适应课堂讨论等互动教学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都发现学生不愿意参与到讨论中。因此，如何使学生转变观念、从高中阶段的应试学习模式转换到自主、自动的学习模式是高等教育教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虽然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学生都能够适应学校与老师的要求，完成各项学业，并顺利毕业，但如何清晰学生的专业认知、加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本专业教学团队在近三年中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 （三）教师队伍建设仍需完善。物流管理专业在我国开设历史较短，1994年北京物资学院开办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物流管理专业；2004年北京交通大学成为国家首批正式批准的有权授予物流领域工程硕士学位的单位；国内物流专业博士的培养也仅十余年历史。同时，物流管理专业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教师对本行业的了解将一定程度地影响到教师的授课质量。要适应物流专业的进一步发展、缩小与国内外一流物流专业的差距，国际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1、“双师型”教师的缺乏是国内物流管理专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本专业具有丰富物流知识与企业管理实践的“双师型”教师与专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相对不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物流管理专业一直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近年来专业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虽然本专业近年来已陆续送出部分教师到物流企业挂职锻炼，但要缩小与国内外一流物流专业的差距，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仍然相对不足。 2、本学科领域内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缺乏。虽然专业师资队伍能够满足物流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需要，但仍缺少领域内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为进一步提升专业知名度，必须要吸引具有国际背景的专家学者来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学校要面向世界，向世界开放，聘请世界一流专家到本专业任教，引进国外学科的前沿成果，引进先进的课程和教材，进一步加强专业的学术底蕴。 四、改进措施 （一）积极对标，进一步缩小与物流专业领先院校的差距 1、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科研活动为优化教学内容提供了可能，鼓励教师将科研内容直接进入教学过程的机制包括：一是鼓励教师利用科研成果更新教学内容，设立教案评估制度，并与教学考核相结合；二是尝试建立科研成果进教材的工作机制，鼓励教师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同样辅之以相应的考核、评估和奖励；三是探索建立科研成果转化为课程的工作机制，开设反映学术前沿的选修课；四是支持教师结合承担的科研课题，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前沿科学知识；五是探索科研团队进入课堂开展集中授课方式，开展互动式、参与式的课堂教学，但前提是以团队的科研成果为教学内容。 2、建立科研实践制度，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科研实践制度的建立可以从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探索建立所有科研项目向高年级学生开放制度，实现科研活动与知识学习的对接。具体可以设计两个层面的制度，首先保障一部分有研究能力的学生直接进入课题组开展紧密型的科研工作；其次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是辅助型参与，参与方式可以是文献查阅与整理、旁听科研团队的讨论。第二，建立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与科研活动相对接制度，可以是学生的课外科技立项研究的项目直接来源于教师课题，也可以是将教师科研内容的一部分交由学生去独立研究并参与各级各类科技竞赛活动，建立与完善在校内全覆盖的各级各类课外科技竞赛体系。 （二）拓展专业内涵，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物流管理专业课积极采取以下措施，力图帮助学生强化专业认知、激发学习主动性： 1、通过专业认知，明确学习目的，激发学习自主性。本专业通过专业动员、专家论坛和座谈、专业实践、专业现状调研等各项措施，积极探索加强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途径。如，主要针对大一新生的专业动员会，通过高年级学生的座谈、专业教师的沟通、行业专家的报告、物流企业的宣讲会等形式，帮助大一新生尽早建立清晰的专业认知，进而明确学习目的。 2、校企共建，加大专业创新与实践活动的开展。通过课程实践教学使学生从实践角度了解一门课程，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自主性。通过校企共建，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学生，增加学生实践机会。加强和企业沟通，探讨合理的培养模式，培养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根据企业需要开展相关实践活动，通过在企业的实践，让学生接触专业，并养成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 3、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教育模式。积极开拓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寻求更加广泛和多样化的合作方式；进一步推动学生的短期海外交流生等项目，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创造更多的本专业学生和海外学生交流的机会，培养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并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提高今后在全球化商务环境中的适应能力；通过聘请外籍教师讲授专业课，同时聘请海外教授举办讲座，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充分利用上海外资企业众多的优势，聘请高素质的外籍物流管理方面的职业经理人进课堂，担任兼职教师，参加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三）健全人才梯度，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建设。物流管理专业可进一步采取“引进、培养、外聘”等措施，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1、实施“人才引进计划”。继续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改善师资队伍结构；重点吸引国内外知名大学学者和博士毕业生。加强国内外人才引进建设，积极引进、聘用国内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和外国专家。 2、扩大教师“培养、进修”范围。将一批高学历、具有较高理论知识的青年教师派到企业，进行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培训，以增加教师实践知识、实践能力和工程实践经验；利用校际交流、国家留学基金委等资源，选派教师出国（境）进修学习。 3、加大“外聘”力度。聘任兼职教师是改善现有专业师资结构、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有效途径，特别是聘任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家型师资。未来5年，专业将加大外聘力度，聘请企业专家、高级技术人员和行业精英，加大“校企合作教学”力度，进一步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物流本科论文:物流管理本科生毕业实习现状与提升对策 摘要：毕业实习作为大学生在校学习与进入社会就业的一个关键环节备受重视，如何有效开展此项工作对培养人才至关重要。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就毕业实习当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深化教学改革，推动专业建设发展提供建言献策。 关键词：物流管理；毕业实习；提升对策 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电商模式的不断兴起，社会对运输行业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从较低层次的运输搬运工、站点收派件员、到仓库理发货员、录单员，再到更为高级的运输管理人员，几乎呈井喷式增长。这使得社会对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有着较大需求，为促进高校物流管理专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但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缺乏实践经验，毕业后往往无法胜任岗位工作，鉴于此，众多高校在物流管理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中都安排了毕业实习这一环节，即在本科生第七学期将学生送到用人单位进行为期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实习过度，作为在校期间课程学习或学分修读的一部分，实习合格则取得相应学分。通过这一环节，使得学生掌握基本的工作技能，并结合专业理论学习开展毕业论文写作等环节，并进一步提升学生毕业就业时的竞争力。因此，众多高校都非常重视这一环节，但由于各高校实际情况的差异，在开展毕业实习时也各有不同，最后的成效也不尽相同。目前也有其他高校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如文献分析了常见的实习模式，并就实习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改进对策，文献则用量化的方式建立了物流专业实习环节质量评价体系，采用FCE方法对物流专业实习效果进行评价，并通过分析评价结果提出了改进专业实习效果的几点建议。本文主要以笔者所在高校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民师院）为例，对本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毕业实习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2 毕业实习生存现状 2.1 基本情况 民师院自2005年开始招收物流管理专科生，2009年学校获得升本资格并于2012年开始招收物流管理本科生，2016年迎来物流管理首届本科毕业生，2013年以后物流管理专科停止招生，因此本文仅针对物流管理本科毕业实习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说明。 民师院物流管理2012级共132名毕业生，在毕业实习前，学校统一为学生联系了三家需求量较大的用人单位，分别为顺丰速运（浙江嘉兴分部），敦豪供应链（DHL东莞站），全一快递（上海、北京、东莞、深圳等地），此外，还有学生自主实习（自行选择其他实习单位），或因考研暂缓毕业实习环节。经企业与学生双向选择，132名学生的毕业实习去向安排情况为：顺丰26人，敦豪33人，全一30人，自主实习29人，考研暂缓实习14人。 2.2 实习内容及工作形式多样化 据现场参观及后续回访获取的资料显示，尽管各单位都与物流行业相关，但学生所从事的业务内容却存在较大差异。在顺丰实习的同学主要在各站点进行收派件，或在中转场进行大件包裹的搬运与装卸，工作强度相对较大。在DHL实习的同学主要在位于华为公司内部的仓库从事仓管员工作，少数同学从事船务、关务或是质量监控的文职工作。在全一实习的同学主要在各站点从事录单员、质控专员或是财务相关工作，而自主实习的同学则差异较大，有些在物流公司从事与上述单位基本相同性质的工作，也有少数同学从事着与物流行业关系不大的工作。 2.3 薪资待遇及劳动强度存在较大差别 根据各用人单位提供的实习薪资待遇显示，顺丰在实习期的基本工资约为1800元/月，无绩效或提成，食宿自理，这对于“双11”和“双12”等购物高峰期来说，工作强度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往往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是3个月实习期结束后继续留在顺丰的员工，可获得绩效奖励，每月可获得报酬为4000元左右，但劳动强度仍较大。DHL提供的实习待遇则为基本工资1700，按每天八小时制计算，加班工资为基本工资1.5倍，平均每天加班2-3小时，公司提供住宿，但伙食自理，实习生每月可到手工资在3500-4000左右。全一的实习待遇则为基本工资2500元/月，提供住宿，每月200元餐补，实习生每月可到手工资为3000左右，基本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工作环境相比于另外两家单位稍优。而自主实习的同学，工作形式和薪资待遇则差别较大，在此不一一列举。 2.4 毕业实习与就业择业匹配情况 反馈结果显示，位于三家用人单位集体实习的同学，其工作性质与物流运输行业密切相关，在实习阶段对终端物流、仓储、运输等基本环节已较为熟悉，并基本掌握了一些物流设施设备和物流信息系统的使用。这对于将在校期间学习的理论知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有积极意义。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同学从事着船务、关务、财务、质控等类型的工作，这些工作虽不直属于物流管理，但是仍与物流行业关系密切，且工作内容和形式相对于物流基础行业更有难度，工作环境更好，从事此类工作会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3 存在的问题分析 作为民师院物流管理首届本科毕业生，其毕业实习环节的实施无论是在学校组织层面，还是在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方面，亦或是学生自身层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进行实际调研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列举如下主要问题。 3.1 学校组织层面没有把握合适时机 物流行业由于与电商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部分公司的货运量存在较大的周期性波动，尤其是像顺丰这种以淘宝件为主要客户群的物流公司来说，时机尤为重要，如“双11”，“双12”等淘宝天猫促销大战时节，全民网购导致快递公司快件数量倍增，公司此时对实习生存在较大缺口，本校前往顺丰公司的学生于11月2日出发，3日到达，离“双11”高峰仅隔几天，加上培训，时间相对紧张。但是由于其他高校学生到达时间更早，因此，在工作岗位分配上，我校学生失去了先发优势，只能被动接受剩余的工作岗位，这也是导致后续部分同学离职的原因之一。 3.2 课程设置上实践教学严重匮乏 部分同学在单位实习时碰到的较大问题就是业务不熟练，缺乏操作技能，学习能力较差。一方面这与学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中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有关，没有购买足够的物流系统或设施设备供学生练习，导致学生进入工作岗位时难以适应环境。 3.3 学生心态扭曲且期望过高 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毕业实习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性的进入社会，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感觉自己从环境上一步步“堕入深渊”，从小的成长环境，使他们面对这个现实社会时往往无所适从。对实习工作不满意，认为实习异常辛苦，对实习缺乏正确认知。事实上，产生这种心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缺乏社会历练经验，将学校学习作为社会实习的参照物进行对比，必然会觉得落差太大。但是他们由于经验的缺乏并没有将不同单位或工作进行横向对比，明白其实每个行业都各有艰辛的道理。此外，学生对实习环境和报酬的期望值普遍过高，当他们面临简陋的住宿环境、嘈杂的车间厂房和微薄的实习收入的时候，内心原始的期望与现实再次形成巨大落差。 3.4 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缺失 作为物流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实习岗位上，不管是何种工作性质，均对操作技能和基础能力有一定要求。在车间和仓库的岗位需要熟练掌握各类设施设备的运用，在办公室从事文职的岗位需要对计算机较为熟练，在DHL这样的外企工作的同学则需要英语达到较高的水平。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同学在这些技能方面都很缺失，导致学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的期望不匹配。学校在培养学生时并不缺乏英语和计算机这些基础能力的培养，但是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学生并不多，这也成为部分同学在竞争实习岗位，甚至于日后正式择业时的瓶颈。以DHL为例，由于员工的正常流动，时不时会空出一些相对较好的岗位，企业往往会优先考虑具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大学生来填补这些空缺岗位，此时英语就成为他们晋升的阻力亦或是动力，对计算机的熟练操作能力亦是如此。 4 提升对策与建议 为不断提高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实习水平和质量，更好地为其毕业就业与择业奠定基础，完善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进一步优化专业知识教学模式 学生在校要注重两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是基础能力培养，包括计算机操作能力，英语口语和写作阅读能力，二是物流管理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养。其中，前者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家通过相关等级考试，如计算机一级二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口语考试等，虽然等级与能力不完全匹配，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二者还是呈正相关的，提高学生的英语和计算机过级率，对于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对于后者，则需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加强技能训练，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比如在讲授供应链管理课程时，可结合相关的3D软件来为学生分配角色，参与模拟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了解基本运作流程，又比如在进行Flexsim物流仿真的教学过程中，可结合物流运筹学中的相关模型，培养学生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再将数学模型用仿真软件加以实现，观察仿真效果并不断改进系统，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性思维。 4.2 重视高年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与心理疏导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其就业与重点高校自是无法相比，因此往往借助于毕业实习环节让学生了解本专业就业形势，直接为毕业择业做铺垫。因此，任课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就应结合当下企业需求合理安排授课内容，注重培养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力争学一门会一门。辅导员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也应多向学生解读当下就业形势，帮助学生对专业、职业、实习、择业有清晰认识，甚至有必要对某些同学进行心理疏导，避免因为对专业和职业的错误认知浪费宝贵大学时光，贻误就业时机。 4.3 深化加强校企合作机制以扩大选择面 学校应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一方面可以适时为企业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企业平台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做到共赢。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可以在传统的毕业实习基础上深化合作，邀请企业管理人员走进课堂为学生授课，让学生提前了解企业，也可以让学生在实习期间，由公司为实习生安排更具针对性的课程，同样按照修学分的方式进行，纳入整个课程教学体系。此外，加强校企合作，增加合作企业数量，也可以让学生在选择毕业实习去向时有更多选择。 5 结束语 本文以笔者所在高校的物流管理专业为例，深入具体分析了学生在毕业实习环节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学校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成应用型本科转型发展的战略方针做出应有贡献，也为同类院校优化实习环节组织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物流本科论文:关于物流管理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及思考 [摘要]随着物流管理本科专业的招生规模逐步扩大，通过开展就业评估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立足于对安徽省部分高校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分析了岗位专业相关度、知识岗位支持度、就业地域聚集度三个供需契合测量指标的基本特征，并简要分析了形成原因。最后，探讨了改进物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供需契合水平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物流管理；毕业生就业；就业调查 1前言 物流管理本科教育在最近十多年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本世纪初相比，招生高校总数增长了三十余倍，是工商管理学科中少见的“爆发式”扩张专业。安徽省高校早在2002年就开始布局物流管理本科专业，目前已有19所高校正式招生，培养规模大幅度提升，毕业生输出数量逐年增加。与此同时，有关教育方法单调、培养模式雷同、人才规格模糊的讨论日渐增多，支持创新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的提议在物流教育界受到广泛关注[1]，一些机构甚至对物流管理专业的就业前景发出预警，因此开展毕业生就业调查以评估就业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自2012年开始，一直跟踪调查安徽省高校物流管理本科专业的就业状况[2]，通过网络调查、在线访谈和实地走访等方式，累积收集了数百位毕业生就业数据，涵盖安徽省数所高校。2015年笔者又陆续收集了两百多份毕业生样本，基于对这些受访样本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安徽省物流管理本科生的就业形势总体良好，并未出现就业困难现象。然而，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及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影响，就业压力并未消除，其中供需错位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在前期研究中，笔者曾提出要专门评估就业供需契合水平[3]，但没有进一步讨论其评估视角。基于此，下文拟从就业岗位与物流专业的相关性（岗位专业相关度）、物流专业知识对就业岗位的支持水平（知识岗位支持度）、毕业生就业地域的分布特征（就业地域聚集度）三个方面，汇报毕业生调查结果，并给予简要述评。 2岗位专业相关度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工作岗位与物流专业紧密相关的毕业生占比25%，一般相关的占比24%，不相关的占比50%左右，虽然高校毕业生的学习专业与就业岗位之间早已不是严格对应关系，但是近一半调查对象并未在物流岗位上谋求发展，这不免令人意外。两年前笔者做过的同类调查中，曾有接近2/3的毕业生报告自己的工作岗位与物流相关，如果不考虑调查方案自身因素，前后两份调查结果反映出物流管理毕业生的就业领域更加泛化，这与我们正在倡导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愿景是不相符的。 此次调查中，仅有36%的受访毕业生希望跳槽到物流行业工作，这个比例说明毕业生的专业归属感不高，没有把专业视为职业规划的轴线。这个数据值得高校反思，在专业申报论证材料中，各校显然会对物流人才的社会需求抱有厚望，并试图为社会输送更多物流紧缺人才，然而现实情况是，留在物流领域的人和愿意进入物流领域的人都没有占到半壁江山，那么高校培养期望与毕业生的就业观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笔者在个案访谈时，也了解了部分毕业生的想法。首先，物流岗位层次低、形象差是毕业生的普遍性顾虑，体力劳务型的工作性质让毕业生望而却步，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中，毕业生普遍希望进入“办公室”从事白领工作，不愿意承受场站或配送中心的工作压力。其次，物流岗位起步薪酬不高，发展前景不大是毕业生的常见感受，与同学或朋友交流时，物流岗位的薪资水平有些差异。另外，也有毕业生认为，企业招聘岗位不适合本科生求职，不需要太多物流专业知识也可胜任，即找不到能够发挥他们相对优势的职业起点。上述原因表明，毕业生把专业岗位契合不佳归咎于岗位不匹配专业，而不是相反。 3知识岗位支持度不及预期 专业知识对工作岗位的支持度也是笔者感兴趣的调查问题，尽管接近半数受访对象从事物流相关工作，但是只有30%的毕业生认为所学专业知识促进了岗位工作，这说明毕业生所学与所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笔者在调查中并未就此问题进一步探究成因，不过结合个案访谈，潜在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专业知识理论体系较为系统，而学生工作岗位仅为物流运作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尚不能将专业知识完整自如地运用到工作场景中。第二，专业知识有些陈旧教条，现实工作中不能循“书”而进，理论滞后于现实。第三，专业知识“过于”专业，实际工作场景中还没有达到相应管理水平，理论超前于现实。 笔者认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该立足于应用场景，否则人才供需矛盾就无法避免。目前，包括安徽省在内，国内很多高校的物流人才培养规格都具有“大物流”“通才化”特点，这类毕业生最适宜在专业物流公司工作，对物流各环节都有介入能力，但是这类人才需求单位在全部招聘单位中占比并不多，传统制造业、流通业才是物流专业人才最大的服务对象，进而在毕业生中产生了知识“无用”和知识“难用”困惑。因此，合理设立人才培养规格，根据就业实际制定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才是破解知识岗位支持度的关键所在。 4就业地域聚集度依旧显著 在受访毕业生中，大约有45%的毕业生选择在省内就业，江浙沪就业合计达到40%，该调查结果与两年前的数据基本一致，说明在家乡临近地区就业是省内毕业生首选方案，江浙沪则继续成为安徽大学生的重要备选地区。 对于省内聚集就业现象，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是乐见其成，因为省属高校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服务地方发展，物流专业人才在省内就业印证了当初设定的为地方物流业输出人才的设想，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关系得到验证。当然，地域聚集度的解读思路可能存在争议，安徽省内物流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地区，毕业生留守安徽也有可能束缚其发挥专业优势，从而出现因为找不到合适物流岗位而转战其他行业的现象。因此，后期对地域聚集现象有必要开展更细致的调研和分析。 5提高物流管理毕业生供需契合水平的建议 实现人才培养供需契合是物流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应当视为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根本目的。基于笔者对高校物流专业教育的观察和体会，特提出如下几点想法供同行交流： 第一，物流管理本科层次可以设定面向特定就业场景的培养方案。当前社会中，物流人才梯队的学历结构无疑是以本科为主，初入职场的毕业生虽然缺乏经验，理论知识掌握水平或许参差不齐，但依旧是可塑之才。与专科的实务型定位不同，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空间宜在专业化方面有所区分。比如为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企业、制造企业等人才需求单位培养更加贴近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也将根据就业场景而变更。针对性的就业场景不仅能够增强毕业生的求职自信心，同时也能迎合用人单位召好才、召能才的心理诉求。 第二，物流管理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应当适当控制。各校纷纷开设物流管理专业后，毕业生供给增长过快，与庞大的职业教育之间必然产生冲突。在用人市场，实务型岗位的主体地位不会动摇，本科生争抢专科生饭碗应属无奈之举，全社会对管理型物流人才的需求量不能支撑全国高校毕业生的输出洪流，因此必须对高校盲目招生行为及时干预，防止供需数量失衡继续加剧。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没有找到培养特色的普通高校，物流管理本科招生规模至少可以缩减30%，而对于那些人才规格针对性强、企业支持力度大的招生学校，也可以根据就业形势适度追加招生名额。 第三，应当吸纳大中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除了提供实训教学、实习场所、兼职师资等传统方式外，企业还可以参与的高校教育环节是教材修编，但这恰恰也是目前的薄弱之处。理论源自实践，教材与现实脱节损害了人才培养质量，但系统性的教材更新又是一项复杂工程，企业热情不高，无法通过高校力量单方面发起行动。要想推进合作修编教材，笔者认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必须负责牵头，邀请大型物流企业、电子商务企业等用人单位选派业务骨干参与编写组，并可通过国家级层面的物流教材改革项目立项资助。 第四，物流行业协会应当搭建毕业生供需平台。作为应用性专业，人才配置离不开行业协会的支持。目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国内最大的物流行业协会，它在政企协调、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人才供需方面尚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力。笔者认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聚集了大中型物流企业，完全有条件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连通需求方的专有招聘渠道。目前该协会虽然在官网开辟了招聘频道，但是并没有真正运转起来，绝大多数企业与求职者都不知晓这个网站频道，究其原因还是该协会没有投入足够资源，此种局面应当尽快改变。 6结论 本文结合前期开展的毕业生调查结果，讨论了安徽省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供需契合水平，分别从岗位专业相关度、知识岗位支持度、就业地域聚集度三个方面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初步分析。笔者认为，当前物流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培养规模增长迅猛，有必要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开展跟踪调查，从教育供给侧入手探索差异化培养模式，更好地推进人才供需契合水平。 物流本科论文:服务于新疆经济的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建设的改革探索 摘要：为顺应新疆经济发展需求，培养合格的物流工程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以及校企合作，共同参与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建设，积极进行一系列的物流工程专业的建设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物流工程的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实施“双证书”教育；积极建立校企合作实训、实习基地；改革考核方式；开展定期化、常态化的物流教研活动；抓好物流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建设；改革探索 新疆沿边有十七个一类口岸、十一个二类口岸，同时又是新亚欧大陆桥必经之地。阿拉山口口岸过货量持续增长，稳居我国陆路口岸过货量第二位，铁路过货量位居全国第一。西部大开发和全国19个省市的对口援疆也快速助力新疆经济的发展，夯实长治久安的基础。加快新疆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对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新疆“十二五”期间，重点扶持100家物流企业和重点支持100个物流发展项目，以改变新疆物流业现状，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现代物流体系。首府乌鲁木齐作为国际商贸中心、进出口贸易桥头堡、通往内地和南北疆的交通枢纽、西部商品加工中转、集散基地，对物流专业人才的需求更是飞速增长。 物流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管理模式不断推动着的物流现代化的发展，对所需物流人才规格提出了更高、更多的新要求，物流专业只有不断地改革、调整，实现专业建设的现代化，才能与新疆经济建设、物流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通过对新疆物流企业调研，邀请物流企业专家和物流教师共同参与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建设。 一、物流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物流专业建设、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物流专业建设背靠新疆物流企业群，实施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以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基于物流工作岗位和工作过程的教学体系，围绕物流职业岗位人才规格要求，对准物流岗位设课程，对准物流实践抓教学，对准就业育人才，构建适应物流职业岗位群要求的物流专业应用型的课程体系。根据物流生产与经营特点，结合行业实际，归纳形成物流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理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用企业真实生产、管理情景，促进学生工作经验的形成。 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行业和经济发展及社会需求变化适时调整更新，定期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征集行业、企业意见，及时对专业计划进行调整。如此，既相对稳定也与时俱进，适应专业发展的要求。 二、改革物流工程的课程结构，使之符合物流技术应用性人才的目标 在物流职业岗位分析的基础上，由物流行业、企业专家与物流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课程改革小组来分析确定本科目课程面向职业岗位应完成的知识、技能、关键能力、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设计形成科目课程标准。 以物流工程实际工作岗位的职业资格证书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标准，设立物流核心课程，形成物流专业教学模块与实际物流工作环境无缝链接的课程体系；以具体物流工作流程、工作环节为课程质量标准，设立物流实训课程模块，形成贴近物流实际操作过程的核心课程的设计思路。 物流专业课程体系分为素质教育课、专业基础课、职业能力（专业核心）课、能力拓展课（选修课）部分。具体运行机制为：第一学年以素质教育课程学习为主，在校内培养自我学习、数字应用、信息处理等职业核心能力。第二学年以专业基础课为主。第三学年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主，在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相对集中的生产性实训。第四学年上学期，根据学生兴趣和企业岗位能力需求，进一步强化、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同时选修专业拓展能力课程，使专业知识更加宽厚；第四学年下学期组织学生到物流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学生通过先学习，后实训、实践，然后再进行专业学习补充的培训过程，完善自身专业综合知识能力。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实施项目教学法、技能模拟训练法、研究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践教学“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师生之间的交流，开展互动教学。在教学手段上，积极推广多媒体教学，选用恰当、贴近的物流案例，开展案例教学；结合物流企业的参观教学，增强学生对物流的感性认识；开展物流的实务调查，深入了解物流行业和岗位的实际情况，为以后就业打好基础。物流实践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动手时间和操作机会，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指导作用。考核上也采用了笔试与实务考核相结合，效果较好。 四、引入职业资格证书，实施“双证书”教育 物流专业已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多年，鼓励物流专业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物流员、采购员、助理物流经理、营销员、仓库保管员等），同时在课程教学设计及教学过程中要求与职业资格技能鉴定大纲相关联，将职业资格标准和教学内容紧密结合。 五、积极建立校企合作实训、实习基地 在物流实践教学中，采用校内物流实训室与校外物流实训基地相结合方式，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与顶岗训练，增强物流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岗位意识，弥补校内教学环境的不足。 专业实践教学，采用模块式教学体系，实践教学学时比重达30%以上。在实践教学中，一方面结合新疆工程学院立项，建立校内物流实训中心；一方面坚持走校企结合之路，共建物流实训、实习基地。目前已经建立多个校外物流实训基地，由乌鲁木齐市知名物流企业的实践教师进行指导、训练，以学生能够真正达到掌握物流技能为目的，为就业打好坚实的基础。物流实践教学强调教、学、做合一，要求教师要在做中教、学生要在做中学，为此要实现“四合一”，即课堂、现场合一；学生、学徒合一；教师、师傅合一；理论、实践合一，突出体现以物流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观。物流实训基地就是实现上述目标的载体和依托。它具备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功能，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过程中构建知识、学习技能、获得能力。 六、改革考核方式 改革传统的、单一的笔试考核方式，建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师和小组考核相结合、平时和考核相结合、企业师傅和教师评定相结合的综合考核体系。除笔试外，通过物流实践技能测试，如物流案例分析报告、小组讨论汇报、参观某企业物流中心后的感想等方式；在物流企业实行时，考核学生物流设备的基本操作，利用仓储信息管理系统对货物进行入库、库位分配、拆包/合包、出库的信息处理；结合小组课内外作业，多层次多角度来考核学生对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除教师评分外，对于课堂成绩还可以采用学生互评、嘉宾教师参与评分等多种方式。除此之外，还通过课内外小组作业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语言组织技巧、使用多媒体的技能以及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能力等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综合验收。 七、教研活动定期化、常态化，提升物流教学质量 教研室是教学的基层组织，开展教研活动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搞好专业和课程建设等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定期化、常态化的教研室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物流教研室各位教师的思想、文化、教学等各方面素质。物流教研活动能更好地推进新疆工程学院教学质量建设，促进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提高物流专业的教学水平。物流教研室应该发挥团队作用，交流物流教学经验，开展物流教学研究，互相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物流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教师应当根据学生发展需求，根据人才市场导向需求教授物流专业学生真正有用的物流系统知识、专业技能。 八、抓好物流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物流教学模式的转变对专业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有理论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为此，我们将提升物流专业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作为物流教学团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来主抓。我们聘请乌鲁木齐市知名物流企业的专家，并由物流实训室建设商的培训师对我院物流专业教师进行了最新的物流信息技术、第三方物流业务流程、国际物流、物流运输等知识的培训。采取了以下几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高专业教师的岗位津贴、送专业教师培训、读博深造、下企业调研、到企业挂职锻炼、聘请企业专家讲课、与企业开展深度的校企合作等。 目前新疆最紧缺的物流人才是：集商贸、金融、运输、物流规划、信息技术与手段等多种知识和技能于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探索我院物流工程专业特色建设，提升物流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解决新疆物流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物流产业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 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指导，通过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建设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了新疆工程学院的物流专业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使本专业办学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突破性创新，学生能力素质加强，教学团队整体素质提高，办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物流专业将围绕“理论+创新+技能+职业资格+服务地方”的建设目标，推进物流专业特色建设工作。我们将加强专业特色建设、校企合作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团队、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创新，把物流工程专业建成更好服务于新疆经济发展的特色专业，不断提升物流专业为新疆物流产业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物流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物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摘 要] 为培养适应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需求的应用型物流人才，文章在了解现有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基础上，分析了目前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探究了应用型本科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物流人才培养的改革思路，以期达到整体提升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目的。 [关键词] 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应用型本科；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是电子信息技术在海洋经济领域应用所形成的融合产业，是船舶、海工、海洋监测等海洋产业的基础和核心，对于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关乎国家的海洋经济和国防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带动了广西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将会推动整个北海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港口物流的有效运作对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技术人才的支撑，建设一支实力雄厚的海洋电子信息产业高技术物流人才队伍势在必行。因而，对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学生人才的培养必须提出新的要求。 1 应用型本科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物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1.1 应用型本科物流人才培养目标的客观要求 目前本科层次物流管理专业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大部分针对高职高专院校物流学生的研究。为培养环北部湾经济区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实施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培养同时具备学术型和技能型、适应社会发展所需求的物流专业高级人才。 1.2 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实现校企无缝对接的先决条件 “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已不再适应社会对物流专业人才的需求，尤其在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应用型本科的物流专业学生不能再忽视实践的重要性，尤其物流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非常重的学科。因此，必须结合“理论-实践-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环北部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学校中掌握理论知识，在企业中掌握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做到校企合作的无缝连接。 1.3 拓展就业渠道，帮助大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岗位，熟悉工作流程 环北部湾经济区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提前进入实习的机会，增强物流管理专业学生人才培养的是实用性，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和学生之间双向选择的机会。通过实践和实习，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能够切实了解相关行业运行现状，明晰物流企业运作流程，为大学生毕业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2 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存在的问题 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主要有高水平的海洋电子信息高端人才，但却严重缺乏高端的物流专业人才。因此，建设具备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的物流人才队伍成为北部湾企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对高校海洋信息产业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然而，目前应用型本科物流人才培养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物流课程设置不合理 由于物流管理是一门新兴产业，而物流管理所涉及的面比较广，因此，社会对于物流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不同的要求，企业需要更专业的物流人士，尤其对于环北部湾经济区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来说，更需要有精通海洋运输知识的专业物流人才。目前院校的课程设置还存在全而不专的现象，没有明确的方向定位，从而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很难从事专业性很强的物流工作。另外，目前很多高校所设置的课程都是偏理论较多，实践性课程很少，严重的“重理论、轻实践”。然而，物流管理专业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物流人才的培养，需要通过实践课程强化应用能力。但是，很多高校由于种种原因，实践课程严重偏少。一是因为教师本身的实践经验比较少，尤其是刚毕业的教师，几乎没有任何的实践经验，无法给学生上实践课；二是因为学校资金不足，无法建立完善的物流实训基地，有的只是部分的实训模拟功能；三是因为缺乏与校外企业合作，学生没有实践基地，课堂上的理论课和课堂实践课无法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 2.2 教师师资队伍相对比较薄弱 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的是理论知识丰富而且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物流教师。然而，目前很多高校的老师都是理论知识丰富，但是实践经验欠缺。所以，应用型本科学生能学到的知识仅仅限于理论知识，对于企业中实际的物流运作和规划不能更深入的了解。 2.3 实践教学模式单一 由于物流是属于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很多高校都还没有完善的物流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不管是实践教学还是理论教学都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的教学手段还是案例分析法、课堂讲授法等，或者通过参观见习等方法来培养物流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学生很难掌握真正的应用技能。 3 应用型本科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物流人才培养的改革思路 3.1 物流管理课程体系建构创新：立交桥式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 应用型本科学生的层次比较多，针对不同层次（应本、中升本、专升本）的学生，应该设置不同的物流管理课程体系。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专业特色，合理设置相关课程。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结合环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趋势，结合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制定符合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的物流管理专业培养方法，增加与海洋运输有关的一些课程，比如海洋运输信息管理等，突出同时具备物流管理知识和海洋电子信息知识的人才培养特色。 （2）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实践课程比例。物流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教师在课堂上只能传授理论知识，而并不能传授实践动手能力，目前很多高校都还是采取“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大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使理论与实践课相结合，实现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第一，教师要注重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多采用一些能提高学生听课积极性的教学手段，比如启发式教学、模拟教学、交互式教学等。第二，建立核心课程理论加实验教学模式。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物流知识，应该增加相应的配套实验课程，如ERP、Flexsim仿真软件、Lingo编程软件等，这样有利于学生掌握和综合理解理论知识，同时锻炼学生的应用技术能力。 3.2 建立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 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是开展实践教学的关键。由于物流的应用性、实务性非常强，要求学生能够进行实践操作，尤其对于同时要具备物流知识和海洋信息知识的学生来说，实操更是必不可少。因此，学校按照不同的教学目标，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实践操作方案。实践教学活动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基础实践教学阶段、专业实践教学阶段、综合实践教学阶段以及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阶段。其中每个层次阶段有不同环节的实践教学活动，如下图所示。 实践教学结构 （1）基础实践教学阶段。基础实践教学阶段主要是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的加深阶段，对于弥补课堂理论教学的不足有着重要的作用，是专业实践教学阶段的前提条件，因此，是专业能力初步锻炼的阶段。在本阶段的学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课程实验、社会调查和港口企业参观见习等，重点是培养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基础实验能力。 （2）专业实践教学阶段。专业实践教学阶段是指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科研探索中，强调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学生专业实践的重要性，有助于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因此，本阶段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课程设计、项目实践以及专业实训等。课程设计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途径。项目环节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以团队的形式一起学习和研究，共同探讨相关问题，课程设计环节有助于学生培养团队精神，融合更多的学科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设计实验的能力。专业实训主要是指采用校企合作的形式，在老师和企业的带领下，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到实际的工作环境中亲身体验未来的工作状态，如订单的处理、产品的出入库管理、商品的进出口流程等，帮助学生提前熟悉工作环境，专业实训是联结校内和校外企业需求的桥梁，是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实习的一个模拟阶段。 （3）综合实践教学阶段。综合实践教学阶段主要包括专业技能培训和相关科研竞赛等，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综合专业技能只要是指培养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ERP实训、物流企业管理沙盘模拟等。科研主要是指在老师的指导下，参加各种科研训练计划，参与老师课题研究、科研立项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等学术活动，这对学生的人际关系、团队合作精神方面等起到很大的作用。全国性大学生物流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水平和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书面交流能力和口头交流能力，锻炼学生把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能力。 （4）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阶段。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是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前重要的一个综合性实践环节。为了让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毕业后更快地适应相关专业工作，学生需要到物流相关企业中进行锻炼，毕业实习主要是培养学生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提高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分析、解决物流实际问题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第7学期可以安排到相关物流企业实习，直接参与物流企业的工作，理论知识与物流企业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掌握相关物流企业的岗位职责、熟悉物流工作流程，有助于学生毕业后提前进入工作岗位。毕业论文设计是对物流专业学生四年来学习的进一步的提升，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实际活动，一般情况下，毕业论文根据学生实习过程中对物流专业知识的总结和升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3.3 注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是指教师既需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掌握物流管理较强实际操作技能。然而，目前高校“双师型”教师还比较紧缺，而物流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是改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主体，所以需要教师们在注重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还需要定期去企业间学习、考察、调查等。因此，要培养出实践性很强的物流管理专业学生人才，关键还是需要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具备较高教学水平的、实践性能力很强的师资队伍。具体解决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1）鼓励和支持现有的专业物流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物流管理专业教师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企业挂职锻炼，或者学校每年定期派送部分教师到企业中轮岗实习，以此来提高物流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亲身经历物流的实践经验运用到课堂中来。 （2）社会引进“双师型”教师。直接从社会中引进有丰富经验的物流专业成功人士，引进既有扎实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 （3）聘请兼职教师。根据教学需要，专门到企业中聘请高层管理人员来上一些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如物流实务、物流作业基础、物流运作基础、物流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等。 4 结 论 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需要高技术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这对应用型本科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物流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将依托学校教学改革试点项目，根据学科专业的发展规律以及海洋信息产业的需求，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我校物流管理专业建设成为具有专业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物流本科论文:应用型本科物流管理专业的校企合作 【摘要】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应注重实践、应用、技术，物流人才是全国紧缺人才之一，而具备物流实操动手能力的应用型物流管理人才更是重中之缺。作为培养职业型技能人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则承担着培养物流管理人才的重担。本文介绍了校企合作模式的必要性及物流管理专业通过校企合作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分析了校企合作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作用，论证了加强校企合作才能有效的创办应用型本科大学；设计、实施、检验专业校企合作方案。 【关键词】物流管理专业 校企合作 应用型本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进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2009年以来，广州工商学院物流系一直致力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在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 广州工商学院物流系一直重视校企合作工作，学院升本后，根据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指导思想，我系对新形势下校企合作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讨论。一致认为作为应用型本科需在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层次上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基于这一共识，我们在校企合作上不断探索、加强沟通、深入合作，几年的专业校企合作实践让我们发现，取得成绩的最关键就是我们扎扎实实走校企合作之路，可以说：应用型本科院校不走校企合作之路，就不可能有创建真正的应用型本科大学。 一、校企合作联合制定并实施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在物流管理（冷链物流管理专业方向）开设几年间，我系与广东省物流协会冷链专业委员会、广州拜尔冷链聚氨酯科技有限公司等冷链行业与企业积极合作，三方对冷链物流专业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等许多问题达到完全一致的共识，共同设计与确定冷链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组建了冷链物流管理专业。几年来，已向社会输送冷链物流管理人才200多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学校升本后，作为首批升本的专业之一―物流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多次与行业、企业进行讨论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区域特色的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5年，我系结合当前电子商务尤其是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将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作为新的专业特色来发展。与深圳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紧密合作：共同制定了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形成了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操作性较强的方案，双方于2015年又签订了“递四方班”订单班协议。 二、校企合作联合编写应用型本科教材 为促进冷链物流管理专业方向的建设与发展，我系联合广东省物流协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等行业、企业联合编写了4本冷链物流管理方面的教材，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中《冷链物流管理》、《冷链物流设施设备》两本教材现正进行校企合作的联合修改，计划于2016年6月正式再版。 2015年6月我系与深圳递四方速递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培养“跨境电商物流”人才的教改方案，双方计划共同编写5本跨境电商物流的教材，目前《跨境电商物流管理》、《物流法律法规》、《物流信息技术》三本合编教材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跨境电商物流实务》、《跨境电商物流英语》等两本教材正在编写中，预计2016年6月份正式出版。 为加强实训教学，完善实训体系建设，我系与企业联合编写实训教材：《冷链物流与食品安全实训》、《物流信息技术实训》、《物流综合实训》3本教材。 为做好校企合作教材建设工作，2015年以来，我系校企合作计划共同编写的10本教材，预计将在2016年内全部出版。 三、校企合作进行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水平 为做好“双师型”教师培养，我系鼓励教师深入企业进行实践学习，几年来我系王身相、宁鹏飞、张u、丁玉珍、杨雅斌、丁艳等教师分批到深圳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深圳敏捷和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广东怀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进行顶岗实践，教师通过顶岗实践提高了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先后发表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的有关论文3篇、作为副主编和编委参与编写校企合作的教材5本。 2015年底，结合我系与深圳递四方速递公司的校企合作教改方案计划，根据教材编写需要和学术研究需要，系内6位教师组成考察小组，赴美国洛杉矶相关公司进行学术考察与交流，这对提高我系教师教学水平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次赴美交流开启了我系开展国际学术实地交流的先例，接下来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与国际和境外高校、研究所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四、校企合作联合进行实验实训室建设 2014年以来，广东怀远物流有限公司与我系校企合作共同进行物流实验室实训项目的建设，包括共同商讨实验室规划、制定实验室设备计划、规划实验室实验项目、完成实验实训室的招标、采购、安装、培训等实施工作。 在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企业主动培训我系专任教师，提高教师的实验实践教学能力。后继计划利用我系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和企业在领域的前沿技术，共同开展行业企业职工培训。 五、校企合作共同组建科研所，开展科研活动 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经广州工商学院批准于2015年年底成立了“广州工商学院现代物流技术研究所”。研究所组织结构上由学校和企业联合组成，由系和企业领导担任研究所的负责人，所内成员包括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目前，已就研究的重点课题方向进行了讨论，确定物流信息技术和冷链物流技术作为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并已开始与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联系科研事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改革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引导推动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校企合作之路，对提高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水平、强化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受传统本科教育思维的制约，加之缺乏制度保障，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校企合作之路还处于探索阶段，校企深度合作模式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物流本科论文: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本文从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构建框架及内容、课程体系构建的评价与调整等诸多方面对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构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阐述，提出了可供操作的运行办法。该研究结果对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其他管理类专业的应用型本科教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物流管理；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 在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尚在探索中的新的高等教育类型。由于起步较晚，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政策层面和理念层面，从高校专业设置、教学环节、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队伍建设、基地建设、招生方式等内容层面和实施层面进行的系统研究还非常欠缺。目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已经成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共识，各校也加大了资金投入以改善教学条件，但是我国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仍显得不尽如人意。本文将围绕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构建这一主线，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分析和阐述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适应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的课程体系。 一、我国高等教育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特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根据人才类型和培养目标，将高等教育第5级分为5A1、5A2和5B三种类型，分别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专门人才和实用型职业技术人才。其中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特点如下： 1.培养目标：应用型本科培养的是各行各业中应用科学理论从事高技术专业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属于“理论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知识结构方面。应用型本科以行业需求为本位，由于行业具有复合性和跨学科性，因此应该特别注重知识的复合性、现时性和应用性。能力结构方面，应用型本科以面向行业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主，同时培养学生要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素质结构方面，应用型本科人才应具备更强的社会能力，如语言表达能力、自我表现力、团队精神、协调能力、交际能力等。 3.教学体系：应用型本科面向行业设置专业，以适应行业需要为目标来组织教学，以“理论应用”为主旨来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培养学生应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 尽管高等学校的分类及相应人才培养的标准已经做出明确界定，但我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各个方面如课程体系构建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以传统教学、经验教学为基础的课程教学过程存在许多不能适应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问题，以物流管理专业为例，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就发现该专业课程体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学理念陈旧。现在多数学校物流管理类课程的教学理念不能适应应用型本科的需要，尤其有的教师知识结构过于老化，专业素养较落后，还有的教师认为学生学会理论、能通过考试就达到教学目的了，这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完成设计成果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2.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相对落后。物流管理类课程体系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现在有许多学校对这些课程几年不进行调整，物流管理类课程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培养的学生自然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本门课程的教学，基础薄弱、课程层次不够分明、相关课程联系不够紧密，因此学生基础不牢固、知识点重复、能力提升达不到要求的高度。 3.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应用。许多学校还处于理论为主、实践为辅，设计成果为空的一个状态。课堂讲授是单向的信息传输方式；教师通常以教材为中心，根据教学大纲精心策划、认真备课，并形成完整的教案，再按教案进行教学；信息资源局限在教材或多媒体屏幕上，信息传递形式局限于课堂中教师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口头传授，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利于课堂教学的延伸、拓展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于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实践教学内容单一、课时较少。考核体系以理论答卷为主，实践操作为参考，这与应用型本科实践能力强的目标不相适应。 鉴于以上现状，我们强烈地意识到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的缺失，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及综合培养质量的提高、毕业生就业的竞争力的加强、学校品牌及专业品牌的提升等。因此，加强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工作需要大力开展研究并尽快付诸实施。 二、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现代课堂教学重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但最终要应用于实践。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理论知识来源于前人的实践，人们掌握了相应的理论知识需要到实践中加深理解；通过实践，不仅促进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能依据前人的方法论创新性地进行总结，使理论知识得以升华。这种循环式、渐进式的认识规律完全适应对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研究的指导；同时，学习情境理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与他人、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形成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提高社会化水平的过程，学习更多的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活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则强调给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环境。传统教学中强调的直观教学方法是学习情境理论的一种体现，但学习情境理论在物流管理专业本科教学中的运用却又有其更丰富的内涵，突出表现为学习环境的真实、客观、适用、实用等。 （二）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1.面向实际需要的原则。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首先应该做到应现实社会之需和应时之需。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物流实务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传统的物流业务在进一步深化，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冷链物流等新业务层出不穷，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需要有针对性地去适应这种现实的变化，体现面向实际需要的原则。 2.与传统教学课程体系的相容性原则。处理好理论教学课程体系与实践性教学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是贯彻和实施整个教学课程体系必须考虑的问题。需要在有限的学时安排下做出相应的调整，做到既保持理论知识体系传授的完整性，又让学生得到较充分的实践性课程的训练，保持总学时不增，传统教学课程体系与实践性教学课程体系相容，相互补充，改进教学效果。 3.课程体系内容的多样化与全面化原则。课程体系应该覆盖当前物流管理本科生培养的每一个专业及方向。就教学课程体系的表现形式来看，应该尽量体现多样化原则，形式多样灵活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三、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的框架 以广州工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本科教学为例，针对不同课程类型，结合应用型本科教学的特点，设计了相应的课程体系。详细内容参见表1。 在具体课程的设置方面，重点要突出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于学生基本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与学术性本科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的实践类课程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内容方面更加注重与社会物流企业实际工作内容的接轨。 1.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该类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关注国内政策和国际形势，规划未来职业，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具备逻辑思考与判断分析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因此该类课程应该在课程体系中占有较大比重。在该类课程中，应该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大学语文、大学英语、大学体育、军事技能训练、形势与政策、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课程。 2.学科基础课程的设置。设置学科基础课程应涵盖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与物流管理专业相关的课程以及物流管理专业较为基础的课程。应包括如下课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现代物流概论、运输管理、供应链管理等。 3.专业技术课程的设置。专业技术课程是物流管理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关键所在，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物流管理专业知识，使其能够全面地掌握，并具备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对于专业技术课程，广州工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主要针对学生毕业后可能从事的职业岗位，结合物流的重要功能，设置不同类型的课程，主要包括以下课程：仓储与配送管理、第三方物流、物流营销、物流设备与技术、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物流信息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等。除此之外，为了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开拓专业视野，培养创新能力以及紧密结合现代物流的发展趋势，还开设了如冷链物流管理和冷链物流设备与技术等特色课程。 4.综合应用课程的设置。物流管理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教学中应该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突出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课程是物流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笔者将物流管理专业的综合应用课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课堂内综合应用课程。课堂内实践性教学课程主要穿插在各专业课程中进行，该部分课程是学生后续应用型课程的起点，属于应用性教学课程的第一层次，具有基础性和启发性的作用。第二，课堂外的综合应用教学课程。例如，提供实践性课程平台，例如物流业务单据制作、模拟物流业务流程、校物流协会定期活动、物流业发展热点问题讨论交流、实习基地与校企合作单位专家讲座专等，这些应用性课程的创办与开设将进一步扩大学生视野，巩固理论知识，加强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之间的对接，最终走出校门参与专业实践服务。第三，校外综合应用性课程，这是校内应用课程的进一步提升，包括暑期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 “三个层次”使得整个教学课程体系要求做到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环环相扣，以求实效。以广州工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本科教学为例，设计特定的综合应用教学课程。详细内容参见表2。 四、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的评价与调整 1.建立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评价模型。为了对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进行动态的质量监控与调整，以具体的综合应用性课程体系为例，可以利用表2所提供的课程体系设计项目，通过建立某个归一化的数学模型来予以实施。例如，简单的加权平均模型可以提供一个归一化的指标用以评判体系的质量。或者，通过对表2层级结构的细化，利用层次分析法也可以得到无量纲的归一化指标。实际操作中，每个权重的赋予可以利用专家咨询法与师生意见反馈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如果指标值相对前期下降了，从模型的计算中找到导致指标值下降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来自管理与执行方面，这就需要改进相关管理工作，增强执行力度；可能是因为某些项目已经过时需要淘汰，某些项目需要增加进来，以及项目与项目之间的权重结构已经偏离真实水平，因而需要重新对项目及其权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以改善课程体系。 2.提供校内师生及校外专家评价的平台，实现信息的反馈。在课程体系建立之后，评价模型实际操作的关键在于项目权重的赋予。像目前课堂教学评估操作一样，利用类似的学生网上评教系统可以解决师生对课程体系每个项目权重的调查取样；通过建立网上专家咨询系统同样能解决专家的赋权打分问题，不必再采用陈旧的纸质问卷调查。 3.根据实际需要，对课程体系做出相应调整。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实际需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学课程体系做出相应调整是必要的。学校教务处可以通过选取部分具有丰富实践课教学经验的教师建立相对稳定的实践性课程体系评价小组，定期（例如，每年一次）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学的理论框架———管理过程的财务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已经成为架构企业管理体系的基本理念。“财务管理”已经被国家教育部单独列为新的专业目录,开设“财务管理”专业是近年来各高等财经院校包括综合性大学里学科专业调整的“时尚”。然而,财务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似乎与这种现实要求极不相称。翻开现有的财务教材,不难发现这些教材主要阐述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或者以公司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重点以融资、投资和股利分配为内容来介绍企业财务管理的一般性问题,这些应该属于财务原理或“中级”财务管理的范畴。我们也同时感到这个层面上的内容相对比较成熟,已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然而,在理论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如何向更高级的层次上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也不能总是停留在“中级”财务管理学,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上,仅仅以融资、投资和股利分配为内容的财务管理结构与方法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切实致力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是非常必要的。这些需求就产生了所谓的“高级财务管理”的理论问题。 二、对高级财务管理的界定 (一)目前理论界的观点。要构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框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高级财务管理学本身的界定问题,即何为高级财务管理,它与现行的一般或“中级”财务管理理论有何区别?所谓“高级”应如何体现呢?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现有文献(包括专门讨论高级财务管理的书籍[1])基本没有涉及。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高级会计》教材大都认为高级会计是对原有财务会计内容进行横向补充、纵向延伸的一种以新出现的特殊业务为主的会计。与此不同的则是科普兰在其《高级管理会计》中所隐含的“高级”的内容。他是将管理会计放在了企业的集权、分权体制中,委托契约中进行与企业组织环境、管理过程相融合的研究。这里的“高级”不再是内容上的增补,而是实现管理会计管理机能的飞跃[2]。不过,现在无论是高级会计,还是高级管理会计,似乎都是一些“特殊业务”或者“专门问题”的罗列,缺乏将这些内容连接起来的一条主线,整体性与连贯性不理想,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上的遗憾。 (二)我们的观点。上述两种关于“高级”的观点,我们认同《高级管理会计》所体现的“高级”的思想。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区别应该是不同层面的差异。我们将目前的财务管理理论称为中级财务管理理论,其主要特点可以说是就财务论财务,即忽略组织背景来研究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其基本变量完全局限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由于不考虑组织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面对市场的计划和决策后的控制和评价问题也就被淡化,中级财务管理将管理过程几乎集中到了决策这个环节上。 实际上,管理是一个社会过程[3],它包含着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即组织、计划、控制、评价等,而且这些行动主要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财务管理作为一项以价值为轴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具有综合性的职能管理自然也应体现其社会过程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所谓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就是要就管理来论财务,体现财务管理的社会过程,立足于组织结构和治理环境,从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的角度诠释财务管理功能。 三、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框架 (一)高级财务管理的“过程”。当然,高级财务管理中的“高级”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是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更新更复杂的管理过程及其财务事项的出现而不断变化的,但是它决不是杂乱无章的理论堆积,也应该拥有自身的逻辑主线和思想体系,并遵循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固有方法,与现有的“中级”财务管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财务管理学科与理论体系。 据此,我们设计的高级财务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 我们认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是企业组织,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决定着财务目标和财务主体。财务目标为财务管理过程提供了技术标准和方向,而依据治理结构划分的分层财务主体则为处于管理过程核心的人提供了行为导向和规范,或曰“游戏规则”。这是财务管理过程展开的两个必要前提,即既要知道目标也要知道规则。依据财务目标,在分层管理的框架内确定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财务战略,然后用财务预算将财务战略与日常经营管理连接起来。在预算实施的过程中,结合集权与分权体制的选择对过程进行相应的风险预警和效率控制。最后是以预算为主要标准,对经营业绩和战略的完成情况进行财务评价。评价后的一个可能的结果超越商品经营的限制,实施促进或加速战略目标实现的重组计划,进而进入新一轮的更具竞争优势的商品经营管理。 (二)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分析。 1 企业组织与财务管理理论。财务管理的基础是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性质和特点决定企业目标及其相应的财务目标。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摆脱股份公司这一单一财务主体,同时关注非公司制企业、中小企业的特殊财务问题,还要研究多层组织结构(集团制)的财务控制与财务评价问 题。包括延续了近百年的垂直一体化层级结构在逐渐的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扁平的,以“作业”、“流程”为中心,由合作小组组成的动态结构。这些都需要创新的财务理论进行评估并与之相互适应。2 财务价值目标理论。财务目标是能确定财务管理主体的行为目标和准则,在多种财务目标取向中,我们认为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目标是现代企业财务目标的最好表达。由此提出的有关企业整体价值的基本命题包括:①企业价值不仅仅是股东财富的价值,而是考虑了股东在内的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管理者、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甚至整个社会。一个企业的价值增加不应该仅仅使股东受益,而且应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获利。只有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到保证并不断增长时,企业经营才是有效率的和成功的。所以有人说:“作为一种责任和利润分担机制,公司财务管理既要投资者确保不被排除在企业利害关系人之外,又不至于损害其它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对于投资者和其他外部人士来说,财务责任乃是关键之所在”[4]。②企业整体价值的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财务的价值,而是在组织结构、财务、采购、生产、技术、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产权运作等各方面整合的结果。③企业整体价值的概念,不是基于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数据,而是基于与适度风险相匹配的已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现金流量。④企业整体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市场价值是最主要的形式,所以现代企业财务必须密切关注资本市场或产权市场,企业只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下手才能提高企业整体价值。现代企业广泛存在的关系、各主体的利益偏差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使现实中企业整体价值的形成表现为一个矛盾不断协调、利益不断整合的过程。整合的机制包括内部的治理结构和外部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接管市场。 3 财务分层管理理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不能脱离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法人治理结构。依据现代财务管理的分层理论,财务管理因多层委托关系、治理结构差异应分为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中级财务理论主要以财务经理的立场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或者说在一个封闭的产权结构条件下,探讨财务管理的具体问题,或者说财务部门如何履行其职责问题。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以企业效率为出发点,以激励与约束对称为标准探讨各个层次财务管理的权责利是什么?分层管理思想如何在财务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体现?等等。高级财务管理特别强调出资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制衡与协同关系。 4 财务战略理论。高级财务在这个方面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什么是财务战略,它与公司经营战略的关系如何?如何制定筹资战略和投资战略?如何在财务决策、控制与分析中注入战略思考?等等。市场的竞争与风险直接导致了对公司战略的需求。财务战略的基本作用表现为对公司战略的全面支持,它根据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如更大的市场份额、更低的产品成本等等),从财务的角度对涉及经营的所有财务事项提出自己的目标,如高速增长的收入、较大毛利率、强劲的信用等级、恰当的融资结构、可观的自由现金流量、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在行业处于衰退期的收益稳定程度等。 现代财务与战略管理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应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财务决策中必须注入战略思想,尤其是涉及到企业的长期财务决策。以投资决策为例,在高级财务管理中,投资决策的首要任务不是选择备选项目,而是确定诸如多元化或是单一化的投资战略,这是搜寻和决策项目的前提。“在战略领域内,财务总裁(CFO)办公室需要进行战略性分析,并且对企业决策的合理性和承担风险的‘合适度’,进行不断的反省。财务总裁办公室就是将企业放在如下两个背景中展开: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分析和企业在社会整体价值链中的位置分析[5]”。第二,在使用评价方法时,注入战略元素。如广泛使用的评价方法是现金流量折现法(DCF),当企业更加关注资本支出的战略性时,就要对此方法加以补充。因为现金流量本身无法涵盖项目带来的战略收益,如采用一项新的生产技术,它的战略收益可能包括更优的产品质量以及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等等,这些是很难用财务指标量化的,现金流量方法只衡量该技术成本节约的数额及财务收益,并将财务收益作为项目取舍的主要依据,短期财务效益并不显著的战略性投资项目往往被舍弃。第三,必须在日常财务控制、分析评价中注入战略元素。这些都将是高级财务管理研究的问题,以此夯实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的联系。 5 财务预算理论。如今企业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显著增强。权变管理是必备的管理技术,但它不再是平稳时期的一种偶然需求,而是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中的一种常规管理。著名学者DavidOt ley(1999)[6]认为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Zimmerman(2000)[7]认为预算并非只是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帮助的一种机制,同时还是一种管理控制的手段及在管理人员之间分摊决策责任的依据。我们认为,预算管理决不是传统计划管理的简单翻版,也不是目前《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描述预算程序与编制方法等所能涵盖的。高级财务管理所阐述的预算管理是与现代企业制度下法人治理结构相匹配的管理制度,是确保公司战略的实施方案与保障体系,是涉及企业方方面面的目标责任体系,还是整合企业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流的经营机制[8]。高级财务理论将以全面预算管理思想和框架为依托,实现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特性。 高级财务管理针对企业环境特点,强调对预算管理制度本身的研究。虽然预算编制方法已相对成熟,但依然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1990年美国《财富》杂志就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进行预算是对企业经营有害的?》的文章,文中否定了预算管理的控制功能。随后,另外一些对预算管理低效、脱离企业战略、偏重财务业绩、不能与企业面临的新经营环境相适应等的批评也接踵而来。因此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对预算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算管理所涉及的行为问题,如决策管理与决策控制职能的矛盾、如何解决“预算余宽”问题,以及预算编制和管理的层级制组织基础与当前组织结构流程化趋势的矛盾、预算表达的财务特性与组织战略目标多元化的矛盾,以及编制技术相对固定与环境变化加速的矛盾等等。 6 财务控制理论。控制是财务管理过程的核心职能,是财务预算完成的保障。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力图建立全方位的财务控制体系、多元的财务监控措施和设立顺序递进的多渠道财务保安防线,探讨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财务控制方式, 包括如何进行财务组织控制,如何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内部条件和财务战略决定其适宜的组织体系、安排集权和分权程度?如何进行授权控制、流程图控制、风险控制、责任控制、预算控制、实物控制、内部结算中心和网络化财务体系等。值得说明的是,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决不是上述财务控制方式的简单罗列。它首先要研究各种控制方式的运行环境、体制效应和有关方式之间的相互融合。其次应实现从资源配置型到人本型财务管理的转变,人本管理要求财务管理应该更有效地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组织评价激励管理,还包括财务价值观、企业文化的研究与确立;最后,高级财务管理所提及的财务控制特别强调财务与企业经营的合作与整合。公司财务管理要“确保那些从事重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工作人员拥有从事谨慎的财务结构和管理工作中分流出来的财务灵活性”[9]。 7 财务评价理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所涉及的财务评价决不是现行财务教材中介绍的财务报表分析。财务评价的功能定位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企业经营目标的具体化,反映企业战略目标、重点和要求,以此形成具有战略性、整体性、行为导向性的“战略绩效测量”,为经营决策选优提供标杆;第二,通过财务评价,对企业各种活动、运营过程形成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尤其形成它们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影响方向与程度的正确判断,为企业进行财务战略性重组决策提供依据;第三,通过有效的效绩评价体系,反映经营者、管理当局、员工的努力对于企业目标实现的贡献、并据以决定奖惩,作为公平的价值分享政策、薪酬计划的前提,以激发经营者、员工为企业目标而努力的积极性。 8 财务重组理论。全球经济、市场在逐步实现着一体化,整体的卖方市场在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产品和服务都可能过剩,唯独土地和资本总是相对稀缺的。过去出资者只要依靠经营者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去开拓市场,进行产品经营,就能得到满意的收益,无需顾及资本的经营问题,更多的是对人运用资本的监督和控制,财务理论也是将出资者作为一个委托人,研究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处理。而今的市场环境使出资者意识到仅仅依靠公司的经营者是不够的,自己也要以经营的观念、资本“经营者”的身份来参与到产业的调整、市场的变动中,这样才能得到一个与所拥有的资本稀缺性相配比的收益。财务重组理论需要研究与资本运营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基础问题,如资本为何要交易?谁在交易中起决定作用?资本交易的依据又是什么?资本交易的实现方式(资本扩张、资本重整和资本收缩)如何更加有效运用?资本交易价格如何形成?财务重组后如何完胜等等。现实已表明,以战略重组为导向的财务资本运营是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从经营目标、经营主体、经营内容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商品经营,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特征分析 从上述内容分析,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就具有了区别于目前中级财务理论的明显特点: 第一、管理主体的扩展,即从单一财务主体到复杂的财务主体,从职能化结构的财务主体到流程化结构的财务主体,从单一财务经理理财层面向出资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多层面的理财层次扩展。 第二、从保障型、战术性到战略型财务管理发展。立足于价值增值和竞争能力,不仅要研究财务预算控制、分析、重组对战略支持问题,更要研究财务战略本身的诸多问题。 第三、实现“以过程为导向(process-orientedfamily)”的管理,即从包括财务目标与战略的设定、进行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到财务评价及具有战略性质的财务重组。 第四、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以权变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为背景,在价值管理的基础之上,研究针对人本管理、行为管理的财务机制性问题。 第五、管理对象的延伸。高级财务管理要研究财务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商品经营,更要推进人本管理、资本经营和价值管理。财务管理理论在内容和特征上的扩展与变革决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至少表明财务管理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开始向高层次发展。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学的理论框架 ——管理过程的财务实现 [摘要]资本市场的日益发达和企业管理的不断规范使财务管理的地位日显重要，高级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应运而生。本文试图概括性地提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的背景和基本框架，探寻现代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脉络。本文认为学科整合、体系创新和过程导向是架构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高级财务管理　整体价值管理　过程导向 一、问题的提出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已经成为架构企业管理体系的基本理念。“财务管理”已经被国家教育部单独列为新的专业目录，开设 “财务管理”专业是近年来各高等财经院校包括综合性大学里学科专业调整的“时尚”。然而，财务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似乎与这种现实要求极不相称。翻开现有的财务教材，不难发现这些教材主要阐述财务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或者以公司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重点以融资、投资和股利分配为内容来介绍企业财务管理的一般性问题，这些应该属于财务原理或“中级”财务管理的范畴。我们也同时感到这个层面上的内容相对比较成熟，已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然而，在理论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如何向更高级的层次上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也不能总是停留在 “中级”财务管理学，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上，仅仅以融资、投资和股利分配为内容的财务管理结构与万法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切实致力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是非常必要的。这些需求就产生了所谓的“高级财务管理”的理论问题。 二、对高级财务管理的界定 （一）目前理论界的观点。要构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框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高级财务管理学本身的界定问题，即何为高级财务管理，它与现行的一般或“中级”财务管理理论有何区别？所谓“高级”应如何体现呢？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现有文献 （包括专门讨论高级财务管理的书籍）基本没有涉及。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 《高级会计》教材大都认为高级会计是对原有财务会计内容进行横向补充、纵向延伸的一种以新出现的特殊业务为主的会计。与此不同的则是科普兰在其 《高级管理会计》中所隐含的“高级”的内容。他是将管理会计放在了企业的集权、分权体制中，委托契约中进行与企业组织环境、管理过程相融合的研究。这里的“高级”不再是内容上的增补，而是实现管理会计管理机能的飞跃。不过，现在无论是高级会计，还是高级管理会计，似乎都是一些 “特殊业务”或者 “专门问题”的罗列，缺乏将这些内容连接起来的一条主线，整体性与连贯性不理想，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上的遗憾。 （二）我们的观点。上述两种关于“高级”的观屯，葵们认同《高级管理会计》所体现的“高级”的思想。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区别应该是不同层面的差异。我们将目前的财务管理理论称为中级财务管理理论，其主要特点可以说是就财务论财务，即忽略组织背景来研究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其基本变量完全局限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由于不考虑组织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面对市场的计划和决策后的控制和评价问题也就被淡化，中级财务管理将管理过程几乎集中到了决策这个环节上。 实际上，管理是一个社会过程[3]，它包含着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即组织、计划、控制、评价等，而且这些行动主要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财务管理作为一项以价值为轴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具有综合性的职能管理自然也应体现其社会过程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所谓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就是要就管理来论财务，体现财务管理的社会过程，立足于组织结构和治理环境，从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的角度栓释财务管理功能。 三、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框架 （一）高级财务管理的“过程”。当然，高级财务管理中的“高级”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是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更新更复杂的管理过程及其财务事项的出现而不断变化的，但是它决不是杂乱无章的理论堆积，也应该拥有自身的逻辑主线和思想体系，并遵循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固有方法，与现有的“中级”财务管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财务管理学科与理论体系。 据此，我们设计的高级财务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 （略） 我们认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是企业组织，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决定着财务目标和财务主体。财务目标为财务管理过程提供了技术标准和方向，而依据治理结构划分的分层财务主体则为处于管理过程核心的人提供了行为导向和规范，或日“游戏规则”。这是财务管理过程展开的两个必要前提，即既要知道目标也要知道规则。依据财务目标，在分层管理的框架内确定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财务战略，然后用财务预算将财务战略与日常经营管理连接起来。在预算实施的过程中，结合集权与分权体制的选择对过程进行相应的风险预警和效率控制。最后是以预算为主要标准，对经营业绩和战略的完成情况进行财务评价。评价后的一个可能的结果超越商品经营的限制，实施促进或加速战略目标实现的重组计划，进而进入新一轮的更具竞争优势的商品经营管理。 （二）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分析。 1.企业组织与财务管理理论。财务管理的基础是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性质和特点决定企业目标及其相应的财务目标。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摆脱股份公司革一单一财务主体，同时关注非公司制企业、中小企业的特殊财务问题，还要研究多层组织结构 （集团制）的财务控制与财务评价问题。包括延续了近百年的垂直一体化层级结构在逐渐的被淡化，取而代志的是一种扁平的，以“作业”、“流程”为中心，由合作小组组成的动态结构。这些都需要创新的财务理论进行评估并与之相互适应。 2.财务价值目标理论。财务目标是能确定财务管理主体的行为目标和准则，在多种财务目标取向中，我们认为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目标是现代企业财务目标的最好表达。由此提出的有关企业整体价值的基本命题包括：①企业价值不仅仅是股东财富的价值，而是考虑了股东在内的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管理者、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甚至整个社会。一个企业的价值增加不应该仅仅使股东受益，而且应该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获利。只有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到保证并不断增长时，企业经营才是有效率的和成功的。所以有人说：“作为一种责任和利润分担机制，公司财务管理既要投资者确保不被排除在企业利害关系人之外，又不至于损害其它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对于投资者和其他外部人士来说，财务责任乃是关键之所在”。②企业整体价值的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财务的价值，而是在组织结构、财务、采购、生产、技术、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产权运作等各方面整合的结果。③企业整体价值的概念，不是基于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数据，而是基于与适度风险相匹配的已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现金流量。④企业整体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市场价值是最主要的形式，所以现代企业财务必须密切关注资本市场或产权市场，企业只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下手才能提高企业整体价值。现代企业广泛存在的关系、各主体的利益偏差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使现实中企业整体价值的形成表现为一个矛盾不断协调、利益不断整合的过程。整合的机制包括内部的治理结构和外部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接管市场。 3、财务分层管理理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不能脱离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法人治理结构。依据现代财务管理的分层理论，财务管理因多层委托关系、治理结构差异应分为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中级财务理论主要以财务经理的立场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或者说在一个封闭的产权结构条件下，探讨财务管理的具体问题，或者说财务部门如何履行其职责问题。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以企业效率为出发点，以激励与约束对称为标准探讨各个层次财务管理的权责利是什么？分层管理思想如何在财务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体现？等等。高级财务管理特别强调出资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制衡与协同关系。 4、财务战略理论。高级贼务在这个方面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什么是财务战略，它与公司经营战略的关系如何？如何制定筹资战略和投资战略？如何在财务决策、控制与分析中注入战略思考？等等。市场的竞争与风险直接导致了对公司战略的需求。财务战略的基本作用表现为对公司战略的全面支持，它根据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 （如更大的市场份额、更低的产品成本等等），从财务的角度对涉及经营的所有财务事项提出自己的目标，如高速增长的收入、较大毛利率、强劲的信用等级、恰当的融资结构、可观的自由现金流量、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在行业处于衰退期的收益稳定程度等。 现代财务与战略管理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应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财务决策中必须注入战略思想，尤其是涉及到企业的长期财务决策。以投资决策为例，在高级财务管理中，投资决策的首要任务不是选择备选项目，而是确定诸如多元化或是单一化的投资战略，这是搜寻和决策项目的前提。“在战略领域内，财务总裁 （cfo）办公室需要进行战略性分析，并且对企业决策的合理性和承担风险的 ‘合适度’，进行不断的反省。财务总裁办公室就是将企业放在如下两个背景中展开：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分析和企业在社会整体价值链中的位置分析”。第二，在使用评价方法时，注人战略元素。如广泛使用的评价方法是现金流量折现法 （dcf），当企业更加关注资本支埠闷战略性时，就要对此方法加以补充。因为现金流量本身无法涵盖项目带来的战略收益，如采用一损新的生产技术，它的战略收益可能包括更优的产品质量以及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等等，这些是很难用财务指标量化的，现金流量方法只衡量该技术成本节约的数额及财务收益，并将财务收益作为项目取舍的主要依据，短期财务效益并不显著的战略性投资项目往往被舍弃。第三，必须在日常财务控制、分析评价中注入战略元素。这些都将是高级财务管理研究的问题，以此夯实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的联系。 5.财务预算理论。如今企业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显著增强。权变管理是必备的管理技术，但它不再是平稳时期的一种偶然需求，而是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中的一种常规管理。著名学者david otley （1999）认为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zimmerman （2000）认为预算并非只是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帮助的一种机制，同时还是一种管理控制的手段及在管理人员之间分摊决策责任的依据。我们认为，预算管理决不是传统计划管理的简单翻版，也不是目前《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描述预算程序与编制方法等所能涵盖的。高级财务管理所阐述的预算管理是与现代企业制度下法人治理结构相匹配的管理制度，是确保公司战略的实施方案与保障体系，是涉及企业方方面面的目标责任体系，还是整合企业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流的经营机制间。高级财务理论将以全面预算管理思想和框架为依托，实现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特性。 高级财务管理针对企业环境特点，强调对预算管理制度本身的研究。虽然预算编制方法己相对成熟，但依然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1990年美国《财富》杂志就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进行预算是对企业经营有害的砂的文章，文中否定了预算管理的控制功能。随后，另外一些对预算管理低效、脱离企业战略、偏重财务业绩、不能与企业面临的新硅营环境相适应等的批评也接锺而来。因此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对预算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算管理所涉及的行为问题，如决策管理与决策控制职能的矛盾、如何解决“预算余宽”问题，以及预算编制和管理的层级制组织基础与当前组织结构流程化趋势的矛盾、预算表达的财务特性与组织战略目标多元化的矛盾，以及编制技术相对固定与环境变化加速的矛盾等等。 6财务控制理论。控制是财务管理过程的核心职能，是财务预算完成的保障。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力图建立全方位的财务控制体系、多元的财务监控措施和设立顺序递进的多渠道财务保安防线，探讨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财务控制方式，包括如何进行财务组织控制，如何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内部条件和财务战略决定其适宜的组织体系、安排集权和分权程度？如何进行授权控制、流程图控制、风险控制、责任控制、预算控制、实物控制、内部结算中心和网络化财务体系等。 值得说明的是，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决不是上述财务控制方式的简单罗列。它首先要研究各种控制方式的运行环境、体制效应和有关方式之间的相互融合。其次应实现从资源配置型到人本型财务管理的转变，人本管理要求财务管理应该更有效地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组织评价激励管理，还包括财务价值观、企业文化的研究与确立；最后，高级财务管理所提及的财务控制特别强调财务与企业经营的合作与整合。公司财务管理要 “确保那些从事重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工作人员拥有从事谨慎的财务结构和管理工作中分流出来的财务灵活性” 7财务评价理论。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所涉及的财务评价决不是现行财务教材中介绍的财务报表分析。财务评价的功能定位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企业经营目标的具体化，反映企业战略目标、重点和要求， 以此形成具有战略性、整体性、行为导向性的“战略绩效测量”，为经营决策选优提供标杆；第二，通过财务评价，对企业各种活动、运营过程形成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尤其形成它们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影响方向与程度的正确判断，为企业进行财务战略性重组决策提供依据；第三，通过有效的效绩评价体系，反映经营者、管理当局、员工的努力对于企业目标宰型的贡献、并据以决定奖惩，作为公平的价值分享政策、薪酬计划的前提，以激发经营者、员工为企业目标而努力的积极性。 8 财务重组理论。全球经济、市场在逐步实现着气体化，整体的卖方市场在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产品和服务都可能过剩，唯独土地和资本总是相对稀缺的。过去出资者只要依靠经营者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去开拓市场，进行产品经营，就能得到满意的收益，无需顾及资本的经营问题，更多的是对人运用资本的监督和控制，财务理论也是将出资者作为一个委托人，研究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处理。而今的市场环境使出资者意识到仅仅依靠公司的经营者是不够的，自己也要以经营的观念、资本 “经营者”的身份来参与到产业的调整、市场的变动中，这样才能得到一个与所拥有的资本稀缺性相配比的收益。财务重组理论需要研究与资本运营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基础问题，如资本为何要交易？谁在交易中起决定作用？资本交易的依据又是什么？资本交易的实现方式 （资本扩张、资本重整和资本收缩）如何更加有效运用？资本交易价格如何形成？财务重组后如何完胜等等。现实已表明，以战略重组为导向的财务资本运营是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从经营目标、经营主体、经营内容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商品经营，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商级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特征分析 从上述内容分析，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就具有了区别于目前中级财务理论的明显特点： 第一、管理主体的扩展，即从单一财务主体到复杂的财务主体，从职能化结构的财务主体到流程化结构的财务主体，从单一财务经理理财层面向出资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多层面的理财层次扩展。 第二、从保障型、战术性到战略型财务管理发展。立足于价值增值和竞争能力，不仅要研究财务预算控制、分析、重组对战略支持问题，更要研究财务战略本身的诸多问题。 第三、实现“以过程为导向（process-oriented family）”的管理，即从包括财务目标与战略的设定、进行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到财务评价及具有战略性质的财务重组。 第四、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以权变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为背景，在价值管理的基础之上，研究针对人本管理、行为管理的财务机制性问题。 第五、管理对象的延伸。高级财务管理要研究财务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商品经营，更要推迸人本管理、资本经营和价值管理。 财务管理理论在内容和特征上的扩展与变革决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至少表明财务管理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开始向高层次发展。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案例分析+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在“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基于我校现有“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模式的不完善，课程组提出“案例分析+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并就该模式拟达到的目标、具体实施要点、创新点进行了探索实施，以提高我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质量，实现培养综合素质能力较强的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的目标。 关键词 案例分析 任务驱动 教学模式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目前是我校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核心专业课程，曾经是会计学、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的主要必修课程。我校2000年取得会计学硕士授予权时，即设立了财务理论与方法研究方向，培养财务管理方向研究生；2003年开始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收财务理论与实务方向博士研究生；2004年开始招收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2012年取得了财务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的招生资格，财务管理学科建设有序推进。在课程建设的脉络发展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校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中较早开设“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企业财务学”等课程，其中涉及的财务管理专题等内容为本课程的形成提供了雏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校为研究生单独开设的“财务管理专题”、“会计与财务前沿问题研究”等课程，为本课程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1993年开始招收会计学本科专业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一直作为会计学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由几位教授讲授，2004年取得财务管理本科专业招生资格后，“高级财务管理”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核心必修课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基于上述良好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氛，我校“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自开设至建设成为校级一类课程（2011年）、校级精品课程（2014年）以来，在提高学生理论素养和专业认知的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现有的“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模式尚不能称之为完善，其现状可从以下方面分析：第一，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高级财务管理”一般是在第七学期开设，教学课程开始走向“高、专、深”的特征与研究生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难以理清。第二，实践课时太少，案例教学亟待加强。目前“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以课堂理论授课为主，面对资本市场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缺乏对相关知识技能的实际操作。第三，教学方式单一，缺乏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的运用。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传授的单一教学模式，难以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研究探索能力。针对我校现有“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模式存在的缺陷，课程组提出了“案例分析+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应用。具体做法如下： 1 教学模式拟达到的目标 1.1 完善课程内容体系 作为本教学模式构建的基础，课程内容的合理设置是前提。针对我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组首先界定了本专业主干课程的内容边界和深浅程度，在“财务管理”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进行财务管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在“国际财务管理”中主要强调跨国企业在财务管理领域的特殊风险与特殊问题，在“高级财务管理”中更加强调对学生应用财务管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在对本课程教学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再将课程具体授课内容分为公司治理篇、筹资运作篇、资本运作篇、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业绩评价等六个模块，教学模块的设计使得“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更加紧凑，重点更加突出。 1.2 构建促进学生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通过课堂教师案例授课、课后学生完成驱动任务的模式完成每个模块的学习。具体地，在课堂授课中教师通过相关案例引出基础理论和知识点，在案例分析中提升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拓展；进而将学生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隐含在课后的任务布置中，学生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软件分析等手段解决问题；再次回到课堂通过学生分组汇报、教师点评（总结、提炼）实现学生从掌握理论――应用知识――提高能力的良性循环。 1.3 开拓在专业课程中强化对学生的科研训练之路 本科生的科研训练是个系统工程，通过在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强化科研训练是有效途径之一。本模式拟通过案例教学、实训教学等有目的的训练方式，拟部分地解决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的问题，即选题不能体现专业知识的深度、广度，写作内容空洞、缺乏实质性的数据分析的问题。 2 教学模式的实施 按照设计思路，从以下方面对现有教学过程进行了整合、改进（图1）： 2.1 教学内容的模块化设计 课程组基于我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从本课程在财务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定位出发，通过借鉴内地知名财经院校的先进做法，对我校“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了模块化设置，包括公司治理篇、筹资运作篇、资本运作篇、企业集团管理篇、业绩评价篇，并将每个模块的教学内容按“基础理论”、“实务内容”、“案例分析”设为三个层次。以业绩评价篇为例，通过教师课堂讲授及学生课后文献阅读的方式掌握业绩评价理论；通过课堂上对已有公司或企业的业绩评价进行案例分析掌握业绩评价方法；最后要求学生课下分组自行完成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有效的业绩评价。 2.2 案例教学及讨论 本教学模式的要旨之一在于通过教师的课堂授课运用相关案例引出教学内容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和每个模块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因此，课程组在充分讨论了“案例教学”的教学目的后，根据每个教学模块的内容组织设计了相关案例。案例资料的来源一是课程组成员主持完成的2009年石河子大学立项教材“高级财务管理案例分析教程”，案例资料的来源二是根据资本市场经典案例由课程组成员自编的“高级财务管理案例集”，并及时、经常性地更新案例集。同时，针对案例准备好问题，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思考、探讨、总结，最后教师再归纳点评。 2.3 驱动任务的设置 本模式最重要的环节是学生自主性地完成“任务”，只有通过“任务”的完成，才能真正帮助学生实现从掌握理论- 应用知识- 提高能力的良性循环。因此，我们的思路是，根据模块内容和教学目标，设定若干项难易程度不同的、适当的任务贯穿教学的始终，使学生清楚学习结束自己能做什么，通过知识的学习完成任务，达到教学目目标。 任务形式一是要求完成实验任务。课程组根据模块内容编写了包括冲突下的收益分配、并购动机及并绩效分析等材料的实验大纲及实验指导书。以公司治理篇中某公司冲突下的收益分配政策选择为例，具体内容如下：（1）实验目的。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股利分配中的有关规定、股利理论和股利分配政策等问题及冲突下股利分配的变异。（2）实验基础。学生在实验前应掌握股利分配的种类、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股利分配程序等相关内容。（3）实验内容。通过案例资料，了解：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与支付方式。第二，长期高额现金股利发放的动机及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示范意义。第三，股利政策与股东价值最大化之间的关系与合理路径。 任务形式二是要求完成课程论文。通过各模块以案例分析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课程结课后课程论文的写作，一方面让学生对某专题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日后对毕业设计（论文）进行选题，另一方面，课程论文的设计、完成要借助于统计软件，同时训练了学生的综合实践技能。 3 教学模式的创新点 （1）理论联系实际紧密。通过本教学模式的引入，“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不仅介绍国外的经典理论，吸收财务管理前沿观点，更注重通过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案例将这些知识放置于中国特有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进行教学，突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理念。同时，尽可能将新疆及兵团本土案例引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2）坚持理论导读、案例讨论与课程论文三结合。通过教师课堂讲授及学生课后文献阅读的方式掌握各教学模块涉及的诸如理论、并购动机理论等经典理论文献，通过引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资本市场典型案例剖析上市公司财务行为，通过学生参与课堂案例讨论、独立或分组完成实验报告等实训任务，完成从现象到理论再到实务最后升华对理论的认知。 （3）构建较为完善的课程实践教学体系。整个教学模式的完成过程涉及到案例讨论、实地调查、文献梳理等多种教学及实践方法，使得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对知识点的认知体系。 总之，从长远效果看，本教学模式的探索实施使得我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日趋完善，进而使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更加满足财务管理学科专业理论知识与实务操作技能的紧密结合的要求，最终提高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综合素质能力较强的复合型财务管理人才的目标。从近期效果看，学生通过案例分析及设定“任务”的完成，综合能力得到训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在选题方面、质量方面均有较大进步。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试改革探析 摘要：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主修的应用理论课程之一，研究内容突破了一般的财务管理假设，体现出“高、专、深”的特点，在教学上体现为教师难教和学生难学。课程考试具有导向作用，改革原有的传统考试模式为形成性考核和终极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有利于教师推进系统性和前沿性知识的传授，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关键词：考试改革；高级财务管理；形成性考核；终极性考核 一、引言 高级财务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之一，是在学生修完《会计学基础》、《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经济学》、《公司治理》和《管理统计》等课程的基础上修学的更高层次的财务管理理论课程，不同于财务管理课程，高级财务管理是对具体财务管理环境的应用研究，理论性较强。要求学生掌握现代财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掌握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与理财假设，了解现代财务理论的研究现状，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 由于对综合应用知识的运用和融会贯通要求较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害怕这门课，导致在学习过程中信心不足，难以在课堂的学习中真正领会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精髓。因此，现实状况要求必须对高级财务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考试等方面进行全新的改革和创新。通过对近几年来的《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试结果的系统分析，发现传统的闭卷并采用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小型案例分析题的课程考试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激发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气氛沉闷，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尽管老师们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但这一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因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是课程考试，所以，以目标为导向的课程考试改革成为新的《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改革方向。 课程考试是课程教学的指挥棒，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课程考试内容决定了课堂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考方法改革对教学具有导向性。因此，改革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试形式和内容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教师觉得难教和学生觉得难学这一现状。但新的课程考试模式应该体现对学习过程的考核和对应用能力的评价，并需要解决关键性的问题。 二、课程考试改革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试改革中，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与否对改革的成效具有影响，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中有两个关键性问题需要解决：1.如何解决课程考核的内容与课程体系的联系。因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性和关联性较强，前修课程《财务管理》讲述的是一般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实务，而《高级财务管理》则是在一般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财务管理环境的拓展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概念关联性。因此，在《高级财务管理》的课程考核中不能只考核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也不能脱离企业所处的实际环境，而是应该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能够应用理论针对个案进行理论分析，以达到课程教学的真正的目的；2.如何解决课程教学时间有限、教学内容多和教学任务重的问题。课程教学中，学生的课堂互动反馈是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但《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内容较多，每个专题内容所涉及的研究主体和研究环境各不相同，且每一个专题教学所需时间较长，要在课程教学中完成教学大纲要求的基本知识点有一定难度，教学任务重。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中，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引导学生自觉学习，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能力，并在课程考核中有效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具体实施方案 盐城工学院管理学院在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中，借鉴了国内外成功的课程考试改革经验。以创新和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和课程考核模式，树立现代教育理念，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高质量地完成各个学习环节为根本目的，结合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角度出发，将教学质量实实在在地落实到教学过程中。 （一）形成性考核 形成性考核是《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手段，占总成绩的60%，具体由考勤、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和课堂小随笔四个部分组成，分值分别占形成性考核分值的20%、20%、30%和30%。考勤方面，严格参照盐城工学院教学管理规定；平时作业以专题性的论述为主，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作业质量分A、B、C三个档次；课堂表现为应用基本知识对实际案例进行讨论，具体成绩的评定依据学生分析问题的视角、论据的引证和论点的点明等方面，提倡多角度的论证和分析；课堂小随笔是针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性质及教学目的，利用2个课时，在课堂上要求学生针对《市场化进程中管理层收购对企业的影响》和《银企关系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分析》形成不少于800字的小型论文写作，要求有明确的观点和充分的论证。通过形成性考核，增强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和自主学习计划完成学习任务，推进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训练和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时，使学生的学习由以往的背书型向思考型转变、由考试突击型向平时深入探讨型转变，巩固基本概念和加强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熟悉高级财务管理的管理战略和方法的应用，使学生的财务管理能力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二）终极性考核 终结性考核是课程结束后，为检验学生对高级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和对高级财务管理战略、方法的应用和各个前沿专题的掌握，而进行的以课程论文为形式的考核，占总成绩的40%。具体要求在课程学习的专题范围内选择某一个主题，结合学生自己的知识积累，完成不少于3000字的课程论文，要求突出对现有文献的述评。 四、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试改革成效 通过课程考试改革，以课堂小随笔为形式的形成性考核和课程论文为形式的终极性考核为主要考核形式的新的考核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对学生进行学习引导，课堂的提问和回答互动内容明显增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学习兴趣浓厚，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得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明显得到改善。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改变了传统教学的“单向”传导模式。通过形成性考核，变填鸭式的教师学生的教学模式为教师学生，再到学生教师的互动模式，变传统的接受学习为探索型学习，变教师为课堂中心为学生为课堂中心，使得教师能够高效掌握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效果。 2.教学方式得到极大的改善。形成性考核极大地发挥了教学的导向性作用，使得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不仅注重基本知识的积累，更注重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如此，教师就能够在教学中推进系统性和前沿性知识的传授，因而能够更好地突出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的讲授。 3.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形成性考核有效化解了传统考核方式下学生平时不学习，考试搞突击，表面反映学习情况良好，实质并没有系统掌握课程的理论精髓的教学难题，使得学生能够做到连续性学习，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提高了学习效率。期末的课程论文则又在更高层次上要求学生将所学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应用于企业实际，并以一定的思路形式和应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呈现学生对某一理论的理解，较好地反映了学生对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高级财务管理”是一门综合性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文章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当前“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关键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改革；模式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着重培养学生的财务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核心专业课。本课程是在学生已经系统学习了会计学基础、财务管理原理、中级财务管理和财务管理案例分析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是财务管理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是融合了会计学、财务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学科领域跨度大、知识面广、实践性强，在理论知识介绍的基础上更侧重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财务管理原理和中级财务管理相比，其内容设计和安排的侧重点突破了财务管理假设的有关内容：理财主体由单一型扩展为复杂型，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等多个方面；研究内容由战术型向战略型转变，研究财务预算、控制、并购与重组对战略的支持；研究对象多样性，既包括财务本身的运行规律，又有对人本管理、资本经营和价值管理的研究。正由于高级财务管理所涉及的环节更为复杂，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既要介绍相关的理论知识，又要注重和实际联系起来。针对该门课程的特点，目前普遍采用诸如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启发式教学等方法，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实践能力、自主思考能力与创新能力，与企业对财务管理人才的要求差距较大。为此，针对该问题，笔者在分析目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优化整合课程教学内容、采用“任务驱动+合作互助”的教学模式以及多元化的考核方式等途径完成教学任务，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探索与合作精神，培养学生能够应用理论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与企业人才需求的衔接。 一、“高级财务管理”教学现状 （一）教材缺乏统一体系 目前出版的有关“高级财务管理”的教材，在内容设计、结构体系安排等方面缺乏一致性，不同教材的内容体系各不相同，侧重点差异较大。如南京大学杨雄胜教授主编的《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案例》是以专题的形式叙述一些特殊的公司财务管理问题，包括公司治理、价值评估、增长管理、现金流管理、衍生工具与公司财务管理、行为财务6个专题[1]；中国人民大学王化成教授主编《高级财务管理学》以突破财务管理假设来设计教材框架结构和内容，包括并购财务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和企业破产、重整与清算6个方面[2]；东北财经大学刘淑莲教授主编的《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从投融资视角阐述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成果，其理论基础部分与中级财务管理有重叠的地方，实证研究部分如资本市场融资策略、期权与公司理财、衍生工具与风险管理、公司并购与资产剥离的难度偏深[3]。由此可见，不同学者编写的教材，内容上相去甚远，这主要与不同学者的研究领域、研究专长、侧重点等有关，然而，对大学本科生来说，这不利于他们全面、系统地对高级财务管理体系内容的学习，使他们与企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二）教学模式创新不足 目前，“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已尝试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启发式教学等。案例教学法通常是先由教师对某专题的主要内容进行讲授，然后给学生案例，让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该教学方式有利于帮助学生梳理、理解所学理论知识，使他们利用已掌握的知识点有针对性地对案例进行分析；不足之处在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涉及内容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通过一两个案例的分析很难将知识点融会贯通。另外，有的学生对已讲授的重要知识点不够重视，对案例分析草草了事。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种互动教学模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听课情况，就某个内容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讲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引导学生认真听课，跟随教师的讲课内容积极思考，但由于学生事先对所要思考的问题没有了解，加之专业理论知识的缺乏，因此他们对问题的回答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分析实质性的内容。 （三）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成绩评定依然遵循传统模式而缺乏灵活性，大多设定为期末考试占7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课堂表现和作业）占30%。在此考核方式下，由于期末考试所占分值较高，有的学生平时不学习，不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考试前采用突击死记硬背式的方法却仍可能拿到高分，这对平时认真学习、能动性强的学生的评价有失公平，难以考核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自主创新的实践能力。期末考试一般采用笔试形式，只能考核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不能考核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涉及的专题内容在实践中应用时需要进行较多的口头表达和沟通，因此，口头表达能力也应作为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培养和考核的重点之一。此外，受考试时间所限，案例分析的题量不可能很大，仅凭一两个案例并不能反映本课程的全部内容，试卷考核很难全面检查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应用能力。 二、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优化教学内容 笔者基于十多年来讲授该课程积累的教学经验、授课后学生的反馈意见等，从教学目标以及该课程目前的教材现状出发，认为在教材选用方面，应注重研究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企业需求，可采取“购买+自编（补充）”的方式。本校“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化成教授主编的《高级财务管理学》作为主要教材，教材的选择考虑了前序课程的设置，并参考了“中级财务管理”选用的教材，以避免中级财务管理和高级财务管理内容上的重叠；另外，根据专业特点与发展、企业需求等补充一些前沿内容，使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最新的研究动态，引导学生分析一些成功的企业案例。具体的教学内容分为五个模块：模块一，企业并购财务管理，讲授企业并购动因、并购估价和运作；模块二，企业集团财务管理，讲授企业集团的资金运筹和财务控制；模块三，国际财务管理，讲授国际企业的外汇风险、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税收管理；模块四，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和企业破产、重整与清算管理，讲授破产危机的应对和管理、重整与和解的制定和执行；模块五，专业研究前沿内容、进展及研究方法，讲授专业目前的研究前沿与进展，学习和领会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为毕业设计和今后工作打基础。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探析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企业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企业的建设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企业运营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中从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与责任分析入手，重点分析了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提升我国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能力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 高级 财务管理 管理人员 具备能力 一、引言 能力是一种实践大于理论的概念，现代的能力相对于先前有了较大的变化，总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实践能力、自学能力及创新能力。从整个能力的结构来分析，每一个成功的人员所应具备的能力包含有综合分析事物的能力、自我全面认知的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对事物的应变能力、强有力的表达能力、快速的心理调节能力、井井有条的组织能力及较强的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同时每个人的知识是每个人能力提示的基础，但是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等于能力，两者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反比例，同时，能力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但是并不等于素质，素质的概念相对于能力而言是较大的。 随着职位的不同，对于职工能力要求有着较大的差别，不同职位也有不同的要求。对特定的岗位提出相应的胜任能力要求，其客观依据在于各该岗位的职能和责任。 二、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与责任 这里所述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的总会计师、公司财务副总经理、企业财务总监以及企业内部的财务主要的负责人，其主要的岗位职责为实现对于企业内财务的全面管理，企业会计信息的全部汇总，同时负责企业内部财务审计工作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主要是由企业总经理解聘的，主要为企业经营者负责。同时随着企业类型的不同，企业内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责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主要的职责有：企业财务投资管理、企业融资管理、企业财务报告及企业税务管理等。 在国内一些大型的企业内部还设有总财务会计师，其主要的职责与企业内部财务副总理职责相当。此外，企业财务部分的负责人，还负责企业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工作，同时也参与到企业相关的经营活动当中。 三、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分析 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核心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其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获利能力及对整个企业的经营调控能力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执行者，所以其综合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最终的财务管理能力。作为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1、具有广博的知识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均需要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参与到其中。其实际的业务范围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财务管理工作的范畴，包含企业经营、企业生产、企业管理、企业金融及企业运行法律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因此，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实际企业的管理工作中除了要处理专业的财务工作之外，还需要处理企业与财务工作相关的其他工作，这就给其知识的广度及知识的深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具备广博的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体现。 2、具有高尚的企业财务职业道德 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企业中往往担任有企业的财务总监、企业总会计师及企业财务方面等主要的职责，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对企业的整体财务活动及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的监督。此外，随着我国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内包含的各种资产逐渐增多，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面临的各种诱惑也逐渐增多，这给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抵抗诱惑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深层次分析也是对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财务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只有具备高尚的企业财务职业道德，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真正做到廉洁自律、诚实守信、客观公正、不做假账等原则，只有具备有加强的财务职业道德，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才能将公众与国家的利益放到工作的首位，才能更好的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更好的帮助企业人员管好“钱袋子”，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的发展。 3、掌握科学的交流与沟通的技巧 从整个企业的运行来分析，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是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方面较广，同时需要与其他各个部门打交道，全面的协调好企业各个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就给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交流与沟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掌握科学的交流与沟通的技巧。同时，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要充分将企业领导者的发展战略意图传递清楚，同时制定出适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财务制度，为企业战略市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务工作支持，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放手培养，激励下属，和下属一道建立学习、创新、提升自身价值和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文化；要运用职位赋予的权力和人格魅力，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扩大对团队的影响，顺利实现经营管理目标。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还应当在平时日常工作中，增加与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注意处理好各个部门的工作关系，才能使各个工作顺利展开，取得较好的财务管理效果。 此外，对于企业的外部发展而言，企业为了赢得发展所需的资金，需要与政府税务部门、银行部门、审计部门及相关的单位做好沟通工作，还需要协调企业股东与这些单位的沟通，能够将双方的意思准确无误的传递与对方，从而更好的为企业赢得发展所需资金，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4、掌握获取、解释和传递信息的技能 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定时的向外界公布企业的财务信息，因此，这就需要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监督这些信息的准确性，能够正确的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同时满足企业债权人与企业股东的需求。其次，还必须具备对这些信息的处理能力，需要对企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报表进行核查，准确及时的发现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找出报表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明确出各个财务报表的逻辑关系，准确的验证各个项目的逻辑性关系，全面的发掘出其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仅仅具备一定的计量技术与数字记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具备有较强的商业意识，能够用准确的数学思维，将财务信息中存在的各种商业意图与意识表达清楚。第三，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能够从大量的财务信息中，准确的提炼出各个部门所需的财务信息，为各个部门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出有力的财务信息支持，从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发展。 5、具备有较强的创新精神 对于现阶段的企业财务经营状况，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当不能安于现状，应不断完善企业财务工作的核算方法与流程，从而更好的使其适应其激烈市场竞争的需求，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知识不应局限于财经专业和财务管理本身，还要学习和接受任何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新生事物和未知领域，并保证其团队成员都富有创造性，熟悉各部门和管理领域，能够自觉探讨改进商业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此外，创新主要为工作方法的创新，而不是随意更改会计制度和企业规章。 四、提升我国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能力策略分析 首先，应当全面的加快我国财务管理教育改革的步伐，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培养方法，现阶段由于受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影响，在财务教育师资队伍、会计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我国培养出来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工作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应全面的借鉴、继承及创造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方针，全面的综合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工作的经验，同时应全面的思考国外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培养的方法，从而使培养出来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具有更强的思维，掌握更好的思维方法，逐步的在我国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培养机制与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应加强对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基础知识的培养，逐步的拓宽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要走出以教材为中心的惯性，拓展课程资源，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培养出来的财会人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修养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所提出的要求。 其次，应在企业内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根据企业实际的工作情况，制定出针对性的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职学习培训工作制度，保证企业内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更好的适应整个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不断使其知识水平得到有效的更新。其次制定出完善的培训考核制度，将考核的结果与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最终的薪酬待遇水平直接挂钩，同时考核的方式应尽量的注意实践性考核，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所学的培训知识更好的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更好的使其掌握企业财务工作的实际情况。 最后，要勤奋实践。学习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实践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财务管理人员要勤奋实践，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财务管理的新方法。 五、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将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全面的提升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水平，对于更好的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在实际的工作中，企业应当切实的认识到提升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能力的重要性，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从而更好的提升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摘要：相对于课程体系建设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会计学本科教育，财务管理本科教育在国内开设的时间还相对较短，其专业核心课程《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一直是该专业课程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本文将结合笔者近几年在该门课程的教学和建设中的经验，谈谈该课程建设的一些体会和经验。 关键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实践；建设 一、当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教学内容上的选择和衔接问题。首先，在现有《高级财务管理》的教学中，内容过于偏重理论研究的过多，有的基本就成了研究生的学习教材。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性、概念性和数学模型介绍和讲解，老师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理论部分偏多，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大，上课积极性不高，从而大大影响了学习的效果。其次，因为高级财务管理涉及的内容偏多，究竟哪些内容应该被纳入到教学中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导致不同高校就该门课程的教学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最后，在现有的教学中，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高级财务管理》教材，使其能与《财务管理》课程有机地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困扰财务管理专业课老师的又一大难题。由于课时安排的问题，在《财务管理》课程中有些内容可能不能全部讲授，但是大部分《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中又没能把一些《财务管理》未能讲授完毕的知识点纳入进去，这样就形成了《高级财务管理》和《财务管理》课程的脱节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常常出现要么是没能将《财务管理》尚未讲授的内容继续完成，要么是前期《财务管理》课程的内容简单重复和深化，不能有效体现《高级财务管理》既要讲授在《财务管理》课程中尚未涉及的重要知识点，又要兼具有前沿性的特点。 （二）实务操作性和案例性教学内容较少。在现有《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一是用于学生练习的合适习题较少，导致学而不习；二是缺少结合经典财务案例和最新案例实施启发式教育的内容偏少。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往往出现老师怕上，学生不愿意上，也不愿意学习的局面。 （三）缺少对教学内容的实际演练。在《高级财务管理》的教学中，部分内容会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计算问题，如财务预测中的三张报表的预计、企业并购中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应用、投资项目综合评价等。这些内容如果只是上课向学生讲授计算方法而不进行课堂教学上实现电脑实时计算演示，一是学生会觉得枯燥无味，二是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四）学生数量多，教师和学生沟通渠道不畅，学生作业完成情况难以监管。 二、改进《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存在问题的主要措施 针对《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存在的以上一些问题，本人在近3年的教学中，对该课程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在教学内容上，充分考虑实际的结合和《财务管理》课程的衔接，而不是一味地为了突出高级财务管理中的“高级”。由于高级财务管理所牵涉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而我院的培养目标是以“实践应用型”为主的，我们在教学中对理论性过强的内容，都做了简化处理。结合我院学生的实际，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一是充分考虑与我院会计学本科和财务管理本科前期课程的衔接问题。比如在《财务管理》课程中虽然讲授了财务报表分析和营运资金管理的问题，尤其是偿债能力和商业信用筹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讲授《管理用报表分析体系》这部分内容时，结合有息负债和无息负债的内容，增加了OPM战略的讲授，并结合苏宁电器、沃尔玛等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同时，拓展增加了对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预付账款融资等相关内容，并结合富士康和4S店的经营实际等企业的案例进行讲解。二是考虑和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浙江、温州的经济发展现实相结合。比如，在教学内容上，考虑到温州当前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筹划IPO，我们在课程设置中就会考虑增加企业IPO的相关知识和讲座。又比如，当前私募股权基金（PE）是温州和全国的一个热点，在教学中也会设置PE的相关知识和讲座。这些教学内容上的改革，能使培养的学生更贴近实际。 （二）在教学方式上，将更多强调结合独立学院本科学院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理念，采用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一是强调案例教学，在教学中引入经典的和最新的财务案例，并且采取大案例和小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比如在讲授《管理用财务报表》分析体系时，我们使用了雅戈尔股权投资的案例；在讲授无息负债时，我们使用了格力电器的案例；在讲授股权激励问题时，我们使用了《农产品》股权激励的案例；在讲授并购时，使用了《明星电力》的案例等。我们在讲授理论的同时，尤其强调案例的教学，并且不断结合最新的财务事件进行案例的更新改造。 （三）强调教学中的教师讲授和学生练习相互结合，增加与理论教学相匹配的财务实训案例。针对传统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概念性作业太多，计算和实际演练内容较少的问题。我们在每一章结束后都设计了相关的选择、判断和计算题，减少概念性和理论性太强的内容。在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涉及到大批量数据计算时，老师常常因为一个题目要讲一节甚至二节课，这时候手工的讲解已经不太现实，在我们的教学方案中，将会把需要大量计算之处全部实现计算机操作，以增强实际应用性。对于需要大量计算的内容，强调在课堂上用EXCEL实际演练，并布置相应的计算机演练题目，以增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比如，我们在讲授管理用报表分析体系、可持续增长率计算、销售百分比法下的融资需求预测等内容后，就专门设计了相应的电子版内容，让学生利用EXCEL在电脑上进行计算操作。 （四）与MOODLE教学平台相结合，既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又大大方便了学生的学习。由于我校的学生数量多，在教师和学生的资料传递、作业批改等上面工作量较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学校的推动下，高级财务管理这门课程也进行了MOODLE课程的建设。我们将教学资料、案例、包括课程的客观测试题，都做到了MOODLE平台上，这样大大减轻了教师批改作业等的工作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方便了学生的学习。 三、主要成效 通过将近三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高级财务管理》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系。大部分学生都比较喜欢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大大增强。缺课、逃课，上课睡觉等现象大大减少。在近几年学评教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每次排名都位居全分院的前列。并且，经过两年的建设，课程的教学资料等都基本完善起来，教学大纲、教学PPT、教学案例、Moodle教学平台，以及根据这两年的教学实践编制的《高级财务管理》教材也开始在学院普及使用，并且温州大学商学院（二本）也开始试用，目前也受到了二本学生的欢迎。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摘要：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具有较强的应用性，是一门为提高学生财务理论水平及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专业核心课程。本文对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从课程理念和思路、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考核和教学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和研究，以期提升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效率和效果。 关键词：高级财务管理 课程改革 实践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更多思考的是如何进行资本运作、风险预警等，更需要具备财务综合能力的高级财务管理人才，但是目前我国财务行业的现状是传统财会人员过剩，高级财务管理人才奇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CFO，应该突破传统财务视野，从财务战略、企业重组并购与价值评估、公司治理、全面预算、财务决策与控制等多角度帮助企业高层管理者提升战略决策。高级财务管理正是一门为提高学生财务理论水平及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学习，可以全面提高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理论水平，提高其处理复杂财务管理问题以及企业海外经营财务管理的能力，为企业培养高级财务管理人才打好基础。但目前由于该课程难度大、教学课时短等原因，大部分高校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与财务管理职业岗位实践的要求不衔接，课程教学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岗位的需要为依据、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加快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体系改革 要使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改革建设取得成效，教学创新是关键，实现教学创新应具体从课程理念、教学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考核和教学队伍建设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一）课程设计理念与思路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设计应以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财务管理职业岗位能力的任职要求为目标，以资本运作、价值管理等工作任务为基础，紧紧围绕完成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的需要，来选择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学习情境，并充分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教学内容情境化，教学过程工作化，教学方式多样化，为应用型高级财务管理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具体见图1）。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财务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创新的现代教学理念，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财务管理教学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以应用型为特征，以培养适应财务管理岗位能力为着眼点，构建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 （二）选用前沿和优秀的教材 综合目前国内相关教材来看，高级财务管理的内容构成复杂，近五年国内已出版的高级财务管理教材有几十种，这些教材与其他课程教材相比，缺乏统一的体系和思路。笔者选取了国内比较流行的北京大学出版社（陆正飞），立信会计出版社（裘益政、竺素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杨雄胜），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张先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化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张鸣），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谷祺、王棣华）等高级财务管理教材，对教材内容作了对照分析，发现学者们对高级财务管理内容构成定位具有较大的差异。如王化成教授的高级财务管理学主要包括企业并购财务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破产预警管理。而杨雄胜教授的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案例（第三版）包括了公司治理、价值评估、增长管理、现金流管理、衍生工具与公司财务管理、行为财务。张先治教授的高级财务管理（第二版）主要包括基于价值的管理、价值创造计量与评估、资本经营与企业重组、管理控制与财务控制、国际财务与集体财务。由此可见，不同财务学者编写出版的教材，涵盖的内容相去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迈向成熟的步伐，也对课程建设及教学质量的提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基于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对财务管理学科的理解，笔者认为从课程教学目标和性质出发，合理选择和组织编写一套适宜本校教学的教材，是提高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质量的保障。在教学的教材选用方面，可采取“购买+自编”的模式，注重针对性与实用性，选择最新出版的或自编适合本校教学的教材，使教材的选用逐步趋于稳定，避免在教材使用上的随意性。在教材及教辅资料建设方面，可以组织本校教师编写一些适合应用型教学的“学习指导书”“高级财务管理习题”和“高级财务管理案例”等，以更好地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此外，教师也可为学生提供教学参考资料，布置课后阅读每个专题的经典理论文献、案例，以及期刊杂志上的热点文章，让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最新的发展动态，融会贯通地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突破教材的局限性和滞后性，让课堂教学紧跟时展的步伐。 （三）优化整合课程内容体系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内容体系应该基于课程教学和职业岗位的需要去设置，教师应该对企业工作岗位的职业素质要求进行系统分析，了解作为高级财务管理人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合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特点，构建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课程体系。此外，教学内容应该与时俱进，反映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保证教学内容与实践同步，以培养学生具备高级财务管理人才的知识和综合职业技能。基于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对国内权威教材的参考，高级财务管理的内容应包括导论、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财务管理通用业务和财务管理特殊业务四大模块，具体如图2所示。 （四）构建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构建传统的讲授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动态教学方法体系。 1.案例教学法。高级财务管理是对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一种价值管理。企业的一项财务决策往往涉及到生产、销售、供应、技术、市场、行业、竞争对手等多方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公式计算结果就能说明问题的，也不可能是对财务问题的一问一答就能解决的。案例教学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从综合的、宏观的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高级财务管理问题。其通常有两种具体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先讲授后案例。即先由教师对某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讲授，然后给学生案例，让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例如：讲授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中关于“企业并购整合”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先讲授并购整合的涵义、类型、动因、步骤等知识点，然后给出“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的案例，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学习。这种案例教学方式的优点是，学生可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点，有针对性地对案例进行分析，但这种方法不可频繁。第二种做法是先案例后讲授。针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面向高年级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实际，教师可融合学生已系统学习的财会知识、管理学知识等，对某一章节的内容先抛出相关案例，让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先对案例分析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然后由教师针对其分析的不足，将本案例中所需要的知识点讲授出来。例如，学习“中小企业融资管理”时，教师可以先给出案例让学生分组讨论，因为企业融资知识在中级财务管理课程中已经学习过，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分析情况结合我国经济环境、金融环境等来重点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话题。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将理论知识结合案例传授给学生，也规避了学生应付老师浪费课堂时间等问题。 2.任务型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一“任务”进行教学的一种模式，它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是一种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具体做法是：打破教材章节顺序，围绕某一问题、某一观点等将教材内容有机地组合成各种“任务”进行课堂教学。设计任务时，课程大纲要求重点掌握的在教学上应有所侧重。在高级财务管理的教学过程中，围绕制作购并计划这一目的所进行的任务型教学组织如下：（1）教学问题：指导学生制作企业并购计划。（2）教学过程。并购计划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并购目标及其规划。第二，寻找目标公司。第三，审查目标公司。第四，评价目标公司。第五，确定并购的出资方式。第六，确定并购的筹资规划。第七，并购后的整合。第八，评价并购实施情况。（3）小结。企业并购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并购企业不仅要支付被并企业产权转让价格，还要支付给中介机构咨询费用、资产评估费、证券发行费以及印刷费等，尤其并购后的整合与运营更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企业制作出计划全面、又能规避并购活动中风险的并购计划是企业并购成功的重中之重。由此可见，把制作并购计划作为一项教学任务，可以培养学生综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启发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的形式比较灵活，可随时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学生听课情况，就某方面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学生思考后可即时讲出自己的想法。在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应多采用启发式这种互动教学模式，这样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善。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中发现，很多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会计从业资格和初级会计职称等考试，不少学生占用课堂时间备考不认真听课。为了改善课堂纪律，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了提问和讨论的启发式教学法，该种方法有利于引导学生认真听课，跟随教师授课内容积极思考，活跃课堂气氛。 （五）改革教学手段 在高级财务管理教学过程中可充分利用投影、幻灯片、光盘等电化辅助教学手段和相关财会软件，由于图文声像并茂，将有利于提高教学的直观性和动态性，积极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和掌握方法。此外，在教学中可借助一些视频资料，如财经郎眼、头脑风暴等栏目深受学生的喜爱，可以让专家学者走进课堂，把高级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大家，例如，在讲授“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可以给学生播放头脑风暴“中小企业如何不差钱”的视频，学生应该比较喜欢这种教学模式。因此，在教学中运用互联网和多媒体等，既能提高教学效率，又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视野。 （六）改革考核方法 传统的以期末试卷测试为主的考核模式，不能全面、系统地检查学生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期末试卷测试由于受考评的形式、内容等方面的限制，不能全面地考核学生对课程主要内容的掌握情况和应用能力，不便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笔者认为，高级财务管理课程考核方式可以采用“综合考核的模式”，即笔试、口试、课程论文等多种考核方式的结合体，这种考核模式更有利于全面考核学生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综合考核是笔试、口试、小论文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综合评价学生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和应用能力，具体包括平时考核、阶段考核、期末考核三部分。平时考核的成绩主要从作业和学生上课表现两方面综合确定。阶段考核主要是指高级财务管理各专题内容讲完后，采取案例讨论、任务教学、专题小论文等形式，检查学生对相应内容的理解情况和应用能力。期末考核是对该课程的总结性考查，可以采取半开、半闭卷的方式。试卷中的客观题（如单选、多选题）采取闭卷的形式，主要考核学生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的掌握情况;主观题采取开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主要理论、方法的运用能力。此外，在上述考核的基础上，为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的积极性，可采取加分政策。即对在课程学习期间完成既定作业、案例等任务外，主动撰写或发表与该课程相关论文的学生适当给予加分。 （七）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尤其是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高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质量和财务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要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院校应到企业聘请实践能力强的资深专业人士，如：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等作为兼职教师，也可以积极创造条件，让财会类教师到企业一线去接受专业前沿知识，利用寒暑假和业余时间到相关企业进行顶岗锻炼或调研，搜集和课程相关的案例资料，提高业务素质。此外，学校应该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攻读高一级学位，为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组的发展储备人才，有计划地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加强学术梯队建设。还可推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为新进教师专门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教学指导，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最后，课程组也可每学期派出教师进行专业方面的培训，如国家精品课程培训、培养应用型财务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研讨会等。 三、结束语 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和基本途径，是有效落实培养方案的重要保证。财务管理专业教育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企业的动态发展，优化课程建设和更新教学内容，对于提高教学效果、保证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不仅要有准确的课程定位，更要与时俱进地对课程教学加以改革，面向应用型人才与创新能力培养，不断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发挥本课程的特色与优势，以国家、省级精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为指导，运用现代教学理念，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在教学内容与体系、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才能最终实现专业培养的目标。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体验式学习在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以体验式学习理论为基础，针对目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的现状，利用VARK模型进行了学习风格的实证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教学启示，以期对目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体验式学习；VARK模型；高级财务管理教学；学习风格 一、体验式学习相关理论 目前体验式教学在国外的理论较为成熟，主要有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成就动机理论”。美国组织行为学教授大卫・库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模型――体验学习圈：活动（体验）发表反思理论应用活动（体验），依次循环。他认为有效的学习应从体验开始，进而发表看法，然后进行反思，再总结形成理论，最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二、目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的现状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主干课，教学难度大，综合性较强，覆盖了经济生活中各种专门性的财务问题，对学生毕业论文撰写及未来就业有较重要的影响。如何使学生学懂、学会高级财务管理的知识，培养合格的财务专业人才一直是困扰本课程专业教师的难题。 目前对本门课程的讲授，一般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原理，辅以习题，这样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完理论知识后，通过练习专项习题，辩明知识要点，巩固所学知识。有的老师还采取案例教学，通过灵活生动的实际案例，让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也不失为好的教学方法。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来看，高级财务管理的课时一般较短，不超过六十四学时，往往课堂上讲过的知识点学生较为熟悉，过一段时间，学生的遗忘率就下降得很快，效果可想而知；案例教学也存在案例库陈旧的现象，学生们再拿着老案例进行分析，结果有可能就和最后的答案相去甚远。 三、基于VARK模型的学习风格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尼尔・弗莱明的VARK模型对我校2012级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学习风格调查，以期对目前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 （一）VARK问卷调查与分析 1.样本选择 样本取自本科第二批录取的我校2012级财务管理专业及专升本层次共五个班学生，共调查163名学生，这些学生为毕业班学生，已经学习或正在学习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可以保证问卷调查的针对性。 2.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采用弗莱明设计的7.0版调查问卷，并在该问卷上增加了“专业班级”、“姓名”、“性别”栏目，以便作进一步分析。问卷共16道题目，每道题目分别有3一4个选项，要求被调查人独立选择出符合自己的选项，可以多选。采用集中发放、现场答卷、集中回收的方式，保证了数据来源的真实性。 3.问卷处理及评价 弗莱明和米尔斯（1992）把学习过程中的信息处理类型划分为四种，即视觉型（Visual）、听觉型（Aural/Auditory）、读写型（Read/Write）和体验型（Kinesthetic）。许多人拥有两种以上的信息处理倾向，这也被称作多重倾向。 本文使用弗莱明提供的问卷处理办法对学生的学习倾向进行区分，根据问卷后的计分表统计出V、A、R、K的分值以及四者之和。按照Fleming提供的方法，参照VARK的总分值及其对应的步长，首先确定统计出来的VARK总分值范围；然后从V、A、R、K中的最大值开始，如果最大值与第二大值之间的差 总分值范围相对应的步长，则风格选择终止；如果差≤步长，则将第二大值对应的风格也纳入进来，并进而考虑第三大值；以此类推，可以得出被测试者是多重学习风格还是单一学习风格。多重学习风格还可细分为双重倾向、三重倾向、四重倾向，单一学习风格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学习风格的强弱。本文将收集的163份问卷按照Fleming提供的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处理，包括不同层次学生VARK数值中最大值分布情况、学习风格强弱分布情况、倾向重数分布情况、单一学习风格倾向中VARK的分布情况。 4.数据分析及教学启示 （1）VARK数值中最大值分布情况 信息处理倾向中，最多的一种是体验型（K），分别占明显单一倾向学生总数的67.6%和选项总数的42%；其次是读写型（R）和听觉型（A）；最少的是视觉型（V），分别占明显单一倾向学生总数的5.4%和选项总数的7.7%。这表明长期应试教育导致学生不习惯于使用图表等抽象方式收集和处理信息，但是倾向于动手实践，自学能力很强。这一比例结构，提醒教学管理部门在制定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时，要充分考虑到该专业的这一特点，加大实习实践课程的比例，并为学生的动手实践和模拟操作创造条件；要求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实践和调整教学方法过程中，避免过多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不宜满堂灌，要更多利用案例教学和学生动手参与的模拟操作教学，要与学生互动；要向学生推荐大量课外阅读内容并鼓励他们在课前和课后阅读。 （2）学习风格强弱分布情况 学习风格是指该学生属于多重学习风格还是单一学习风格，其中单一学习风格还可根据其强弱分为单倾向一般、单倾向强、单倾向非常强。各班级学生学习风格强弱分布无显著性差异。 （3）倾向重数分布情况 倾向重数分布主要是对多重学习风格的学生进一步细分，即属于双重倾向、三重倾向或四重倾向，各班级学生学习风格倾向重数分布无显著性差异。 （4）按性别分布情况 样本中，男生42人，女生121人，分别占样本量的25.77%和74.23%。在拥有单一倾向的男生中，无V和A倾向，K倾向最多，占69.03%；在拥有全部倾向的男生中，各种倾向都有，最多的是V倾向，占57.9%，其次为R倾向，占31.6%。按照选项总数来计算，男女生的各项比例相近，都显示出了K一R一A一V的倾向强弱顺序。 （二）教学启示 前文已述，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其信息处理偏好是不一样的。从调查结果看，我校高级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信息处理倾向有显著的特点，充分发挥这些特点的长处，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师授课策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接受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信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1.应特别关注某种倾向占优势的学生 调查表明，有较为明显的某种信息处理倾向的学生和有复合型信息处理倾向的学生数量基本相等。这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某种倾向占优势的学生，并按照他们的信息处理倾向来组织教学，这有助于学生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 2.根据专业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教学管理部门在制定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时，要充分考虑到该专业的这一特点，加大实习实践课程的比例，并为学生的动手实践和模拟操作创造条件；要求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实践和调整教学方法过程中，避免过多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不宜满堂灌，要更多利用案例教学和学生动手参与的模拟操作教学，要与学生互动；要向学生推荐大量课外阅读内容并鼓励他们在课前和课后阅读。 3.要男女有别 男女生的信息处理倾向有细微的差异，男生尤其不喜欢视觉型和听觉型。这给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的启示是，在课堂教学和课外讨论时，要考虑针对男女学生，设计不同的案例和习题类型；在分组讨论时，男生和女生分开编组，这样会提高教学效果。 4.针对高年级的学生来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一般在大三第二学期或大四第一学期开设，学生进入高年级，其接受信息的风格呈现了集中――多样化――再集中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从大学入学开始，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就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风格，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体验型教学，比如辩论赛形式的角色扮演；进人高年级的专业课学习以后，更要突出实验教学和实习环节。 作者简介： 陈玮（1974-），女，河南洛阳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咨询师（投资），研究方向：第三产业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理论与实践并行的“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财务管理环境也日益复杂多变，这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了如何在高级财务管理教学过程中做到理论与实践并行，期望通过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以拓宽并延伸学生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高级财务管理 教学改革 理论 实践 0 引言 高级财务管理是一项围绕资金的管理活动，资金是现代企业经营及发展所需要的重要基本资源，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与持有相对充足的资金不能分离，因此维持并促进企业良好的资金运营对促进企业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引起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同时，这对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才的素质提出了诸如财务技术扎实、知识面广、解决问题能力强等更深层次的要求。 “高级财务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会计专业的主干课，是一门培养财务管理人才的课程，然而，在实际的高校教学中，往往重理论教学而轻应用实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接受知识的速度慢，且不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另一方面，随着高级财务管理教学逐渐被重视，部分高校采取了相应措施，将其转变为案例教学课或实践课，但是若在教学中只注重应用，而没有理论的升华，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高级财务管理就纯粹转变为了一门技术课，而失去了它的“管理”价值。若是缺少实践，那么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便是空中楼阁，同时，失去理论的高级财务管理教学堆砌出来的只是砖瓦，无法让高楼成型。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过程的改革与创新――理论与实践并行。 1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在高校财、会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所谓“高级财务管理”中所体现的高级，应有别于初、中级，当前的财务管理理论完全基于成本、收益、风险等基本变量，并且在研究财务资源的配置方面，忽略客观背景与财务环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然而财务管理环节并不能从企业管理中独立出来，它与企业面向市场的计划和决策后的评价和控制环节环环相扣。事实上，我们认为，财务管理是一项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系列社会行为，具有综合性与社会性。高级财务管理从企业整体环境出发，以实现企业战略为目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财务管理。①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则应设置什么样的教学课程，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育和时代教育理念的统一性。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着力点，极力推进社会适应型课程，促进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与社会高级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大程度的适应与融合，构建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体系。 2 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教学方式在高校践行的目的与实施 “高级财务管理”讲授的既是突破财务管理假设的内容，又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②在及时跟进全球财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同时，融入我国具体国情，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需要，最大程度上将理论与环境相结合。③新理财环境下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管理技能、决策技能和创新技能是企业普遍的要求。④如何培养既有高级财务管理理论、法律、金融等多方面管理人才所应有的理念，又具备基层人员操作技能的人才，成为现阶段高校高级财务管理教育的重中之重。然而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际操作的淬炼是促进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培养的必经之路。在该课程教学内容随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改变的情况下，高级财务管理的课程教学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教学改革可由如下四个方面入手： 2.1 教材的选取 高级财务管理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多个方面，内容相对复杂，不仅仅是财务工作领域的知识，还与金融、法律、投资等方面息息相关。因为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的专题性，在学生的教材方面可用参考书目代替指定书目，且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应该融合多本书籍的精华，集思广益，综合多学科发展动向，体现“高级”的前瞻性，全面提升学生的管理能力。在结合教学目的和性质的基础上，总结自身的教学经验，融合毕业学生与其他高校任课教师总结的教学需要，对书本内容进行补充，以讲义的形式为学生作补充教材，以最大限度地丰富理论。 2.2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群体教学方式并不能符合每一个学生的特征需要与知识接受能力，但是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个体必然具备共同的特性，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多种教学方式的试用，才能找到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因此，作为一名高级财务管理教师，必须掌握多种教学方法。 2.2.1 案例教学法 离开了实践，理论便是空谈。应用型的课程离不开实践，在参加工作，进入实际工作环境之前，我们可以以案例解析的方式来帮助学生了解工作对象，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示例处理方式。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指导学生收集和研究各种类型的企业业务信息，为充分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积累经验，同时也提高了综合理论知识水平，增强分析和实践能力。 2.2.2 采用“团队”式教学 在授课中，教师给出案例，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组成团队，每队分别配有队长，并组织团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得出结论并进行发言，其他小组提出质疑，最后由授课老师进行讲评。这一过程中，学生相当于进行现实工作环境中的角色扮演，更具主动性，通过工作环境模拟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工作热情。⑤ 2.2.3 外聘教师承担部分课程教学 课堂教学中，应外聘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担任部分课程的讲师，这样既能使学生获得最新的行业动态，又能开阔学生眼界，在最大程度上强化学生对实际高级财务管理工作的了解。 2.3 改革考核方式 高级财务管理的应用性较强，从内容上来看，发散性较强且内容具有专题性，学习高级财务管理，意在管理能力的高层次培养，重点也是提高管理人员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处理突变问题的能力。考核应分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在考核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其与分析现实问题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分析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3.1 理论方面：闭卷考核 该部分可采用阶段性考核或专题类考核或口头考核，考核内容为高级财务管理必备理论，学生可以以学术型语言表达，亦可用自己的理解举例表达。但要求学生一定能够运用规范的语言或文字进行表述，作为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必须具备较好的沟通能力，而该考核方式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思维，并能够同外界进行良好沟通。该部分应占总体考核的50%。 2.3.2 实践方面：模拟职场任务式考核 该课程的设置是为了培育学生的工作技能，理论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运用于实践，因此，模拟职场的任务式考核是非常有必要的。该考核亦可分为阶段性任务抽查与期末任务考查，考核以小组为单位，不仅进行任务分配，还考核每个小组的团结协作能力。教师选取具有代表性、引导性和时效性的案例和专题，对学生进行随机考核，以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2.4 分阶段、周期式教学 高校教育大多以年为单位分为三到四个周期，在教学阶段，应以第一学年灌溉理论基础知识为主，主要学习财务、会计知识，并将其融会贯通；第二学年结合理论基础进行会计实务的训练，理论与实务交叉学习；第三学年将理论知识拓展开来，根据高级财务管理的需要向多方向延伸，如：经济、金融、法律等方面，并开始实践技能教学与校园实习，即在校园内模拟社会实际工作环境进行实践技能的培养；第四学年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并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结合快速的互联网发展趋势，建立交流沟通的“群”，保持师生间信息的传递与反馈，也是保证教师能够获得更多真实教学案例的重要源泉，学生通过相互传递信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自身更迅速地成长，并且形成独立的工作思维方式。最后一个周期虽已脱离校园，但却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是学生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环节。 3 结束语 高级财务管理是一门理论水平深、实践操作能力要求强的课程，旨在复杂多变的财务管理环境下培养社会需要的企业高级财务管理人才，要求在工作工程中不仅要有理论指导解决实际工作问题，而且要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与升华理论的能力。因此，高校设置高级财务管理这门课程的培养目标应顺应社会的需求，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弥补理论讲授与实践教学的不足，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并行，缺一不可，使学生充分掌握专业的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知识，以期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挑战。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构建探析 摘要：我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特别是高级财务管理的地位日趋重要。高级财务管理的课程内容体系构建在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现状梳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专题和综合案例三个方面构建了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 关键词：高级财务管理 课程内容体系 综合案例 一、引言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构成企业管理体系的基本要素。财务管理专业在各高等财经院校普遍开设，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等也以开设财务管理专业为时尚。会计学专业普遍开设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与高级财务会计。与之对照，财务管理专业在财务管理课程的开设方面差异较大，大多数院校开设了财务管理学、高级财务管理，还有少数院校开设了三门财务管理课程即财务管理学、中级财务管理与高级财务管理。可以看出不同的高等院校在财务管理课程特别是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开设方面存在分歧，在课程内容与体系方面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不仅如此，有些高等院校开设的管理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理论与方法、财务理论与案例等课程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在内容方面也存在较多的重叠。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对高级财务管理课题体系设计与构建在高级财务管理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现状与分析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理念差异较大，从而造成了教材内容安排的差异也非常大。例如，陆正飞教授等编著的《高级财务管理》以介绍财务理论、经验证据以及购并专题为主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点介绍和讨论财务管理的核心理论和实务问题，主要内容包括：风险报酬原理与资本成本、资本结构、融资行为与融资战略、股利理论与政策、资本预算与投资战略、内部财务理论与营运资金战略、内部资本市场与集团企业财务管控。下篇重点介绍和讨论公司购并和重组中的财务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购并的基本理论、购并的财务战略、购并的价值评估、购并的交易结构设计、杠杆收购、公司重组与反购并。 王化成教授等编著的《高级财务管理学》从财务管理假设入手，通过财务管理假设将高级财务管理同初级财务管理和中级财务管理的内容进行划分。凡是符合财务管理假设内容的都放入初级与中级财务管理中，凡是对财务管理假设有突破的内容，都放入高级财务管理中。因此，本书主要讲述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内容包括：企业并购财务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以及企业破产、重组与清算等内容。 汤谷良教授等编著的《高级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设计吸收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财务理论发展和实际创新。刘志远教授编著的《高级财务管理》以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流程与企业的生命周期为线索，即按照“基本理论投资管理融资管理价值管理与财务风险管理扩张与重组”安排章节。同时，每一主要问题都讲述其理论基础、相关实证（经验）研究成果和政策涵义，并且，围绕我国财务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作深入的剖析与探讨。张先治教授等编著的《高级财务管理》定位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即培养财务总监；突出了基于价值的资本经营与管理控制的主线，明确了治理与财务战略是高级财务管理的重点内容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要构建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体系，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高级性如何界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看看高级财务会计课程开设的主要内容，国内高等学校开设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是对原有财务会计内容进行横向补充与纵向延伸的一种以新出现的特殊业务为主的财务会计，主要内容包括合并会计、租赁会计、外币业务会计、物价变动会计、生物资产会计、油气开采会计、保险合同会计、重组清算会计、股利支付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那么高级财务管理是否也按照上述思路进行特殊业务与专门问题罗列的体系建设呢？我们的观点是，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课程内容有本质的区别，财务会计本质是为投资者、债券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会计信息的对外报告会计，其工作核心是编制财务报告，而财务管理本质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经济管理工作；财务会计应用性强，而财务管理不仅应用性强，而且理论性也强，因此，在课程内容体系建设上不能也不应该相同。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既要体现出理论性，又要体现出实务性；既要体现出系统性，又要体现出专题性。 三、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构建 由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特殊性，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可以从理论、专题和综合案例三个层面入手。在理论与专题篇里面既有理论及分析、又有实证研究以及相对应的小型案例与中型案例，在综合案例篇中的案例要有跨章节内容的综合性案例。 （一）理论篇内容设计 众所周知，财务管理理论博大精深。1958年，美国的两位教授Modigliani和Miller合作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价值和投资理论》的文章，开创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奠定了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两位学者也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以后，学者们在以上两位教授的研究基础上，展开了对公司融资、投资等理论的研究，使得财务管理理论日益成熟、系统与完善。 财务管理理论涵盖的内容很丰富，笔者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财务管理理论篇。理论篇的内容包括融资与资本结构理论、资本预算与投资理论、营运资本与内部财务理论、股利理论、并购与反并购理论、行为公司财务理论、资产定价与组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对于理论篇中的每一种理论都进行阐述其基本思想和内容，并对其进行评价。每一章的内容包括理论的基本观点、理论发展、实证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中型案例与分析。另外，小型案例嵌入章节之中与其相关的知识点对应。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内容包括中外专家与学者对理论深入与拓展的研究，以及包括专家学者与笔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二）专题篇内容设计 财务管理不仅理论博大精深，而且实践性也非常强。专题篇的内容借鉴王化成教授的观点，从财务管理假设入手，凡是对财务管理假设有突破的内容，都放入高级财务管理专题篇中进行论述。专题篇的内容包括企业并购运作与估值、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公司清算与重组、国际财务管理、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财务预警与风险管理、财务造假与甄别。对于每个专题的知识点和相应内容进行阐述，并配备小型案例；每章结尾配有中型案例及其分析。 （三）综合案例篇内容设计 案例分析法，是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首先提出并开发，用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培养企业高层管理者。案例分析法后来被许多公司借鉴用于培养企业的员工，明显地提高了员工解决问题等多方面的能力。案例分析法结合文献资料对单一或者多个对象进行分析，得出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的方法。案例分析法具有系统性，把研究对象视作一个系统，或者是系统的一部分，来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案例分析法能够给研究者提供系统的观点，通过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地完全直接地考察与思考，从而能够建立起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理解。现在被普遍应用到财务管理的教学与研究之中，在高级财务管理的教学中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 在理论篇和专题篇中的每一章都配有与章节内容对应的小型案例和中型案例。但是，这里的综合案例是跨章节内容的大型案例，例如案例内容涉及企业融资、企业投资与公司治理等综合型的案例。综合大型案例综合性强、知识点多，可以把理论篇与专题篇中的内容整合起来，方便学生进行前后知识点的贯通学习，提高其综合运用能力。 本文将理论、专题和综合案例的内容结合起来，构建的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如下图所示。 财务管理及其相关理论是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内容体系构建的基础。我们构建的内容体系中，既包括经典的财务管理理论，也包括与财务管理相关的金融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财务管理的各个专题进行阐述。最后，综合案例贯穿理论篇与专题篇的相关内容。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财务人员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对目前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管理中的情况，提出更高的要求，即重视自身综合能力的发展，包括战略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以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关键词 财务管理人员 能力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财务人员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内容，提出作为肩负基层当家理财重任的财务管理人员，要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能力素质，努力实现经费保障效益最大化。 财务人员不同的岗位，在企业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总监为对象，假设在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基础上，探讨更深一层，即需要具备的个人综合能力方面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战略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 一、目前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企业中应发挥的作用。 财务总监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基本职责主要包括：向董事会负责，为其财务会计决策提供依据和服务；接受监事会对财务会计工作的质询和检查；在经理层履行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1）对董事会的职责。1）提出财务会计机构和岗位设置草案。2）提出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制度草案。3）提出财务事项审批权限草案。4）提出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的草案。5）提出利润分配和弥补亏损的草案。6）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各类业务内部控制程序规范。7）会同有关部门提出重大投资、筹资活动和重大资产重组的草案。8）提交内部审计报告。 （2）对监事会的职责。1）接受监事会对公司财务会计工作的检查。2）负责实施监事会对公司财务会计工作的整改意见。 （3）在经理层中的职责。1）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的财务政策、会计核算基本管理制度，预算、决算方案、利润分配、弥补亏损方案。2）负责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资产的法律、规章和制度。3）主持公司日常财务会计管理工作。4）组织内部审计工作。5）负责起草拟交经理层审批的有关财务会计事项报告。6）负责执行董事会授予的经理、财务总监联签制度。 以上为财务总监作为企业高管而所需完成的工作内容，正是这些工作而对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达不到所具备的能力素质，则无法顺利完成工作，甚至会拖企业的后腿。 二、现阶段财务管理人员普遍能力及水平 做财务的门栏比较低，这也是会计人员比较泛滥的原因之一，但做一个好的财务人员却实在不容易，做一个合格的财务总监更不容易，目前有很多财务总监也表现出下面的情况： （1）仍然是个数字工作者。事实表明，无论其具备如何高超的财务技巧，仍然无法官居高位。不论身处什么样的公司，CEO始终应该是个战略家。数字工作者太过专注于损益表而忽略了日常的重要指标，比如现金流，优秀财务人员应该是一名信息过滤者和分析家，过滤和分析的结果就是让企业明白信息背后要传达的决策选择。 （2）不够关心企业的经营。优秀财务管理人员必须深入基层了解企业的工厂和设备，并时常出席行业会议和走访客户，这样才能了解数字背后的内容。 （3）总是独来独往对于公众公司。拥有各种关系网对于优秀财务管理人员来说非常重要。无论是法律界、银 行界、新闻界以及政府机构和市场，如果你都有交情不错的朋友，那么正处于竞争白热化的候选阶段的你肯定手握胜算。 （4）无法很好地处理各方关系。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很多能干的财务管理人员为成为高级管理人员而相互竞争，但很多人无法很好的各方关系，而那位最终爬至高位的幸运儿一定是处理商场关系的高手。 （5）在压力下容易丧失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优秀财务人员的职责就是拉紧CEO的缰绳，这需要勇气和信心，而有些财务人员没顶住压力而强迫离开公司。 （6）不具备领导才能。领导才能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它能够让组织的整体发挥出大于各部分简单加总的能量。很多有抱负的优秀财务管理人员可能会败倒在这一要求面前。 三、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 作为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克服上述问题，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为企业发展尽责尽力。作为财务高手，在对数字感兴趣、有敏锐的数字感的基本能力，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称外，还需要战略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来丰富自己。以下为提高财务人员上述能力的几项途径： （1）扩大知识面，学习研究其他领域。不断拓展视野，适应当代优秀财务管理人员水平提高。例如，CFO是一个穿插在金融市场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之间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毫无疑问，他们必须具备战略的头脑、开阔的思路、高瞻远瞩的谋略和准确的判断力，从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因此，优秀财务管理人员要不断接受、消化新信息，将知识面拓展到营销、人力资源、供应链、战略管理等多领域。 （2）创新能力。要具备深谋远虑的创新能力。财务管理人员作为部队理财的“大管家”，需要具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做到及时更新观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订符合本单位发展实际的财务目标；制订财务目标要以部队发展方向、担负任务、家底现状等为依据，切忌主观臆断、急功近利、空洞无物；长期的财务目标应与各阶段的财务目标相衔接，并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对财务目标的实施进度和保障措施的实际效果要定期进行考查、评估、修正，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全年财务目标的全面实现。 （3）预测能力。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要具备未雨绸缪的能力素质。确保单位财务决策的正确性，财务管理人员必须提高预测能力，做到未雨绸缪，适时向决策层提供有说服力、具有前瞻性的财务预测资料。因此，必须从对信息的占有和解读着手，提高敏感程度，开辟信息来源渠道，尽可能多地收集与单位财务相关的市场信息，包括商品市场、能源市场、建材市场、维修市场等的动态信息；加强信息综合分析，采取动态信息与静态资料相结合的方法，从中发现对财务预测有用的数据；通过比较论证形成财务预测结果，供财务决策层参考。 （4）沟通能力。有效沟通，高级财务管理人员除了是出色的财务专家外，更是优秀的管理者，他们需要了解市场、生产、工艺、人力资源等知识，并能和董事会、商业伙伴及员工进行有效沟通。既要处理好与股东、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社会审计机构等的外部关系，同时，又要处理好与CEO、内部审计机构、CIO等关键人物的内部关系。 （5）抗压能力。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独立承担责任的压力和企业风险给你带来工作上的压力。一种压力是处理事项的原则和灵活性的掌握上；另一种压力是随时出现的紧急事项，如果计划的好，一般不会出现，偶尔出现一次会让你精神紧张得很。 （6）团队管理能力。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用人本事，财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很多商业秘密都集中于此，作为一个优秀财务管理人员，用人策略就显得极为重要，不要仅仅依靠人力资源部的人，你得亲自选人和鉴别人。麦包包的CFO叶海峰就体现了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叶海峰和团队是邱玉栋加入麦包包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叶总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管理风格很开放，而且公司团队很年轻很有朝气。”据邱玉栋介绍。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发展，并努力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强大自己的，为企业创造价值，为社会经济的进步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为辽宁捷信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关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摘 要：与初、中级财务管理课程不同，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研究的重点主要是财务管理应用理论，在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中处于塔尖的地位，是初、中级财务管理学的延伸。其课程内容主要是那些超越了财务管理假设的相关内容。这就对我们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善用任务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新方法。 关键词：高级财务管理；教学改革；思考 《高级财务管理》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在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中处于塔尖的地位，是初、中级财务管理学的延伸。已有的高级财务管理教材根据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如企业并购、重组等特殊业务的财务管理；二是如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中小企业财务、国际财务等特殊组织的财务管理。但是，不论以上哪类高级财务管理，都是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为重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国外很早就出现了关于财务管理实务的研究，但这情形并不适合于我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才开始兴起。这也导致了目前我国高校现阶段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还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针对这一现状，笔者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等内容作如下思考。 一、在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在整个财务管理本科课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开设“高级财务管理学”课程，这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这门课程主要是面向具有财务管理基础的高年级学生而设置的。 高级财务管理在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是一门综合运用的管理学科。它涉及经济管理、金融、会计、税收、经济法规、数学、统计等学科的知识，需要学生全面掌握了解相关学科知识。 二、关于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考 高级财务管理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对我们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善用任务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新方法，不断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一）任务型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强调“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语言教学方法，它将“任务”置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侧重于学生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该教学模式提倡“以学为本”，完成多种多样的任务活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高级财务管理课程中使用任务型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应用和创新能力。详细操作方法是：提出某一观点或问题，围绕该观点或问题，将课程内容组成若干个“任务”，然后通过这些“任务”进行教学。针对不同的任务类型，在教学上应有所区分。通过任务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技能。任务型教学转变了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功能，使学法成为关注的重心，将“学”放在中心地位，突出了以“学”为本的地位。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在当前经管课程中已被广泛的运用。它是指学生按照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对老师给出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提出和处理问题能力的方法。高级财务管理知识面广和信息量大，单纯以现有的教材为纲，其内容还是十分有限，为兼顾扩大知识面和信息量，如适时增加可分离债融资策略、施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业绩评价的影响等内容，以及提高运用已有知识的能力，使用案例教学法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案例分析过多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学生对案例分析产生厌倦情绪，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经历不集中，容易走神，进而失去学习该课程兴趣。因此，对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来说，案例分析法虽然能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教师在运用过程中要坚持适度原则，避免学生产生案例疲劳症。 如该课程中的并购、重组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包含两章甚至更多的内容，其中的案例又大多数来源于企业的日常实践，因此，有关并购内容的案例有必要让学生加以分析。如可以以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为例进行案例分析，让学生运用该章节内容分析该并购的品牌、营销等整合策略。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通过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启发式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是一种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是根据教学内容，就某方面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采用启发、诱导办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它一方面提高学生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该种方法要求教师科学采用授课模式，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况和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设计的教学内容。同时需要明确合理地设计教学目标，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启发式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听课效率，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以及创造能力。 三、结语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研究的重点主要是财务管理应用理论，在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中处于塔尖的地位，是初、中级财务管理学的延伸。在明确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定位的同时，其教学方法也需要更随知识的更新不断变革和完善，以提高课程教学效果，达到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以及实现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性思维以及创造能力提高的目的。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浅谈高级财务管理的高级性 【摘 要】近些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各企业为了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纷纷采取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经济效益。而财务管理作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控制企业经营成本以及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高级财务管理对其相应高级性进行简单介绍与讨论。 【关键词】市场经济；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高级性 基于种种原因，我国企业现阶段在财务管理这一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这给我国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困难。文章通过对高级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来将其自身高级性能有效的体现出来，使得更多的人都能真正了解进而熟悉其高级性。 一、概论 依据一定标准，可以将财务管理划分成为初级以及中级还有高级财务管理这三个层次。我们将现阶段常见的一些财务管理理论被称作中级财务管理理论，而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基于某些财务数据来探讨财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各自组织背景忽略掉来对现有的财务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其中的基本变量受限于成本以及收益和风险等三个方面。再加上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使得人们对现阶段市场计划以及相关决策之后所涉及的控制以及评价问题逐级淡化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级财务管理中，已经将其整个管理过程全部集中到有效决策这一环节中来。其实，管理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社会过程，它其中涵盖了为了达成这一具体目标而采取的所有行动，像组织以及计划还有控制和评价等等。另外实施的这些行为主要关财务管理作为当前系到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财务管理作为现阶段一项以价值为实际轴心的管理活动，实现其价值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最终目标。所以从其本质上说，当前所说的高级财务管理其实就是利用相应的管理理论来对财务进行讨论，并将其财务管理有效体现出来的社会过程。 二、高级财务管理中的“过程” 简单来说，高级财务管理中所讲的“高级”其实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随着当前管理科学的不断发展，更新、更复杂的财务事项发生不断变化，可它绝对不是各种财务管理理论的堆积，它拥有相应的思想体系以及逻辑主线，同时在遵循既定财务管理原理和解决方法的基础之上，同现行的”中级“财务管理进行补充和修改，进而共同构成一个科学、合理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财务管理学科。高级财务管理其专业理论所研究的起点就是企业组织，一般来说，不同形式的企业组织会产生不同的财务目标以及财务主体。而既定的财务目标会为整个财务管理活动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以及方向，但与此同时，参照内部治理结构来对财务主体进行分层划分，这就为管理过程中相关负责人提供了所需的行为导向以及实际规范。 三、高级财务管理从其特征方面体现出高级性 （1）研究主体已经从单一过渡成为多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组织形态的丰富化以及多样化，都要求现阶段的财务管理来对不同组织规模以及不同组织结构所采取的财务管理行为进行认真关注。不但要重视 企业自身的财务运作问题，同时也要对其他类型企业自身的财务问题进行认真研究。（2）转变研究的客体。当前所讲的高级财务管理往往是将企业最大值来做为财务目标，并以现金收益以及风险平衡发展来实现对财务管理的基本理念，并对相应的财务分析技术以及模型量化来确定财务管理方法，通过将其同全方位发展战略相对接，来进一步的落实相应的财务战略，在改进和完善组织体系的同时，对企业价值增长进行认真分析。同时将既定的战略通过一定方法制定成为具体预算目标。然后再利用预算管理以及预警机制等诸多手段，来确保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可持续增长。（3）研究理念已经从以往财务独立逐渐向财务整合型逐渐转变。当前传统意义上的财务管理以及财务分析已经根本不能满足现阶段企业自身整体价值以及战略管理的相关要求。而高级财务管理恰恰将这些管理理念以及方法进行全面有效提升。它为现代企业制度前提之下的法人机构来提供一个同其相对应的管理制度。通过将企业资金周转以及相关信息流等一些专业的科学方法，来制定相应战略并予以实施。所以说，高级财务管理其自身高级性主要从其特征多方面呈现出来。 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高级财务管理往往是一种行为关注管理，换句话说也就是从原先的结果导向型逐渐向过程控制型进行转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应从多个方面来对高级财务管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将其高级性有效的呈现出来。 高级财务管理论文:财务总监的角色定位与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定位 目前，在财务管理教学与理论研究中经常涉及到财务管理分类问题，其中将财务管理分为财务管理基础、中级财务管理（或公司理财）和高级财务管理是比较流行的做法。在这种分类方法中，高级财务管理教材或课程的定位是比较多元化的，有的将财务管理特殊业务界定在高级财务管理中；有的将财务管理特殊方法（特别是用到高等数学或模型的方法）界定在高级财务管理中；有的将财务管理主体中的所有者财务界定在高级财务管理中；等等。本文试图从财务管理主体角度出发，结合企业财务总监的角色定位来探讨高级财务管理的教材或课程定位问题。 一、财务总监的角色定位 财务总监（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是现代公司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顶尖管理职位之一，是掌握着企业的神经系统（财务信息）和血液系统（现金资源）的灵魂人物。做一名成功的财务总监需要具备丰富的财务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公司理财与金融市场交互、项目估价、风险管理、产品研发、战略规划、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与建立以及洞悉信息技术及电子商务对企业的冲击等自然都是财务总监职责范围内的事。在一个大型公司运作中，财务总监是一个穿插在金融市场操作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之间的角色。可见，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人们对财务总监在企业的角色定位有着各种期待和不同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可以得出的统一认识是，财务总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负责人，他或她不仅仅是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和会计管理的负责人，而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财务总监的认识，可给财务总监角色一个明确的定位。 1.财务总监与首席执行官（CEO）的关系及地位 对财务总监定位首先可明确的是财务总监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接着要讨论的是，财务总监与CEO都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财务总监是CEO的助手关系，还是说财务总监是CEO的伙伴关系？应当说，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三种表述都是正确的。从行政级别看，CEO显然是高于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应在CEO的统一布置与领导下开展工作。从管理工作看，财务总监作为CEO的助手，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导向，从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管理、内部控制等角度协助CEO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进行工作。从经营决策角度看，由于企业根本目标是追求资本增值，财务决策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与关键，财务总监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就成为CEO最重要的伙伴。 财务总监作为CEO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最重要的伙伴有两层意思：第一，作为伙伴，财务总监应当更自觉、更主动地将企业经营决策看成是责无旁贷的与CEO共同的职责和任务；第二，作为CEO最重要的伙伴，意味着CEO在企业经营决策中还有其他伙伴，但财务总监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地位高于其他高层管理者或其他CEO的伙伴，这是由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 2.财务总监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功能定位 明确了财务总监在企业经营决策中与CEO的关系及地位，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财务总监，他或她必须是独立、客观的战略与策略分析家。在企业目标一定的情况下，战略与策略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财务总监要当好CEO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重要伙伴，必须具有企业战略与策略分析的能力，特别是站在财务角度进行企业战略与策略分析，确定企业的财务战略与策略。 应当指出，财务总监在企业战略与策略分析中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由其自身地位决定的。财务总监在战略与策略分析中应有独立的、客观的判断，应提出建设性方案，而不是只对他人决策方案的论证。财务总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应成为企业战略与策略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企业战略与策略的执行者。 3.财务总监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职责定位 要保证企业战略与策略制定的准确性，经营决策与控制的有效性，决策与控制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是关键，离开高质量的决策信息，决策准确性的确保是不可能的。在企业决策信息中，财务信息和会计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财务总监做为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管理的最高负责人，如何保证为企业提供支持决策的信息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应当注意，财务总监在为企业提供决策信息支持中所承担的角色，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提供者，而是信息的革新者。所谓信息革新者，是指财务总监在为企业决策提供的信息，不是简单的、一般意义上根据外部法规与制度要求提供的信息，而是根据企业决策与控制要求，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基础上经过革新或创新后提供的，适应企业特殊决策与控制需要的信息。 财务总监要做好决策信息革新者的角色，就需要根据经营决策与管理控制的要求，对财务信息与会计信息系统进行革新与发展，包括对经营决策信息内容相关性与可靠性方面的创新，经营决策信息流通及时性方面的创新。 总之，现代企业财务总监要胜任上述角色，必须学会用战略的眼光，经营决策的思维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 二、财务总监的能力要求与知识结构 财务总监要胜任上述在企业中的角色，需要承担哪些职责，具备何种能力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在其承担的财政部重大课题《中国财务总监能力框架》研究报告中，对财务总监的职能与胜任能力进行了研究与论述，总结起来如表1。 表1反映了财务总监的职能及能力要求。这种职能与能力的细分，对财务总监明确工作职责，注重能力提升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然而，实践中，财务总监的这些职责与能力的发挥往往是综合的，归纳起来，主要的职责与能力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1.资源配置能力 财务总监为实现企业资本增值目标，对资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与使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效果，是其最重要的职责和能力的体现。财务总监的资源配置能力包括： （1）企业投资方向决策能力，如根据企业战略确定适当的投资行业； （2）企业投资规模的决策能力，如人力资源与资本资源配置问题，最佳经济规模问题； （3）企业资产结构优化能力，如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结构优化，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结构优化，自营资产与对外投资结构优化等等； （4）企业资产重组能力，如不良资产的处置，存量资产盘活等； （5）资产使用效率的控制能力，如根据相关控制标准和实际信息，对资产使用效率进行控制，保证资本增值。 2.融资创新能力 融资活动是企业最基本财务活动，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有多种。从企业价值创造角度出发，财务总监在融资创新方面的职责与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财务总监的融资创新能力主要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于企业成长阶段的融资能力创新； （2）基于资本成本降低的融资创新能力； （3）基于金融工具的融资创新能力； （4）基于风险防范的融资创新能力； （5）基于股利政策的融资创新能力。 3.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能力 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基础是要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而所谓利益相关者，其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因此，财务总监在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中，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的能力就成为财务总监重要的职责和能力。财务总监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协调企业股东与管理者的关系能力； （2）协调企业管理者与债权人关系的能力； （3）协调股东与债权人关系的能力； （4）协调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能力； （5）协调企业各部门关系的能力； （6）协调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能力； （7）协调企业与供应商关系的能力； （8）协调企业与客户关系的能力。 财务总监要完成上述职责并有效发挥各种能力，必须学习与掌握相应的知识，具备发挥能力的知识结构或能力要素。关于提升财务总监能力的知识到底应该包括什么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或者说从不同角度理解，其表述也各不相同。有关研究提出了提升财务总监知识的八门课程，这八堂课分别是财务管理、资讯科技、流程管理、绩效管理、风险管理、关系人管理、策略管理以及企业价值管理，如图2所示。图中这个架构说明了财务长扮演的角色与所应须具备的专业能力，将随着企业的生命周期与企业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企业处于初创时期，企业规模不大，此时财务长在企业中扮演的是较为基础的财务主管，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也较为基础，主要聚焦在财务功能上，而随着企业的成长，财务长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将愈来愈重要，财务长的功能愈需完善，所需要的专业能力范围也逐渐扩大。 也有研究将财务总监能力要素的核心知识概括为：战略管理，公司治理，价值管理，并购重组，财务分析，财务战略，风险管理，审计内控，成本管理，税收筹划，财务呈报，信息系统和资产管理等。 三、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定位 在明确财务总监角色定位及能力和知识结构要求的基础上，如果将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定位为满足财务总监行使职能所需要的知识结构，那么高级财务管理的内涵，从财务管理主体角度看可表述为：企业的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所进行的财务管理；从财务管理目标角度看可表述为：财务总监为追求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所进行的管理；从财务管理的内容角度看可表述为：财务总监在财务治理、财务战略、资本经营和管理控制层面所进行的管理。 1.高级财务管理主体 财务管理从主体角度划分通常分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与财务经理财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公司财务管理形成一种分层管理体制。具体分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三个层次。 所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资本增值目标，减少经营者偏离自己目标导致的风险，需要对公司的资金筹集、资金投向、收益分配政策等行为实施管理。这就是所有者财务的主要内容。所有者财务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经营者对自己制定的公司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实施监督和调控，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评估，并且确定向经营者支付的报酬。 经营者财务是指经营者为了实现所有者下达的财务目标，贯彻所有者制定的公司政策，执行所有者做出的决策，而科学、合理地使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有效地利用负债，减少财务风险，提高企业资产运营效率。经营者财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具体财务战略；审批预算方案；对预算的实施进行合理地组织和有效地控制；出任或解聘财务经理等。 财务经理的职责主要是日常财务管理，比经营者财务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财务经理财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处理与银行的关系、现金管理、筹资管理、信用管理、利润分配的实施、进行财务预测、财务计划和财务分析工作等。 从财务管理主体划分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宏观经济中还是微观经济中，无论是企业、政府、非盈利组织还是个人，都存在着理财问题。如果我们将财务管理基础做为所有理财主体进行理财的基础，包括基础理财理论和理财方法；中级财务管理作为各种理财主体进行理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高级财务管理则是针对财务管理中最核心的理财主体，即介绍高级财务管理者的理财理念、理财理论和理财方法。 高级财务管理主体是一个微观财务管理主体，但他或她在理财过程中必须考虑宏观财务管理的问题；高级财务管理主体是一个公司财务管理主体，但他在理财过程中必须考虑金融市场、投资领域的理财问题，处理与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问题。 2.高级财务管理的目标 一个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往往要服从组织的目标。企业做为营利组织，其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出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所有者是资本所有者，这一目标又具体体现为价值目标，即资本的保值与增值。企业的目标从根本上必然与企业的所有者目标相一致。作为一个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拥有一定资源，包括资本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关于谁是企业的所有者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企业的所有者是资本资源的所有者还是劳动力资源的所有者。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所有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资本所有者以其资本投入为基础，雇佣劳动力，这就是所谓资本雇佣劳动制。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所有者即劳动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劳动所有者以劳动为基础，通过雇佣资本进行生产经营，这就是所谓劳动雇佣资本制。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对风险的不同态度可能是决定谁充当监控者（所有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为资本所有者通常比劳动所有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要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企业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主或企业所有者。另外，在劳动雇佣资本制度下，企业只能负盈，不能负亏，或者说劳动者只能分享收益，不能承担风险。因此，企业所有者是资本所有者，企业目标应与企业资本所有者目标相一致，即资本保值与增值。那么，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企业财务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资本保值与增值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 高级财务管理目标从总体目标上必须服从于财务管理的一般目标，即将经济效益作为核心目标，利润作为直接目标，资本增值作为根本目标。然而，由于财务管理主体的不同，以及财务管理目标层次性的客观存在，高级财务管理具体目标有其特殊性。 第一，高级财务管理目标与财务管理根本目标或所有者目标的高度一致性。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是资本增值。这一根本目标的确立是由于企业的所有者是资本所有者。高级财务管理主体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情况下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其理财根本目标必然是资本增值；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直接受托于企业所有者，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作为高级财务管理的主体，其理财目标也必须与企业所有者的理财目标相一致。更何况即使在两权分离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仍然是高级财务管理的主体之一，高级财务管理目标与财务管理根本目标或所有者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就成为必然。 第二，高级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协调性。企业将资本增值作为财务管理根本目标的前提是将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目标与企业所有者的目标相一致。然而，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增值，离不开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等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处理企业资本增值目标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目标或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的关系，是高级财务管理主体的重要任务。为了保证高级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高级财务管理主体必须处理好资本增值这一财务管理根本目标与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协调。 第三，高级财务管理目标对其他财务管理主体目标的统驭性。由于财务管理主体的多元性、财务管理目标的多层次性，协调财务管理主体和财务管理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高级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财务管理主体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协调中，高级财务管理主体和高级财务管理目标对其他财务管理主体和目标具有统驭作用。其他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服从于高级财务管理的目标。 3.高级财务管理的职能 财务管理的职能是财务管理本身所具备的特有功能，是由财务管理本质所决定的。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因而财务管理也具备管理的这些职能。但是，由于财务管理有其自身的特殊内容，财务管理的职能也有其特殊性。具体说来，财务管理的职能主要有：财务计划职能、财务组织与指挥职能、财务协调与控制职能以及财务分析与评价职能。 高级财务管理的职能应在财务管理一般职能的基础上，结合高级财务管理主体特征和目标要求而形成具体职能，包括： 第一，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公司治理是公司的外部索取权人为了保障他们在公司的索取权不受侵犯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对整个公司进行的控制。公司治理层次上财务方面的事务和运行机制可划入财务治理范畴。财务治理就是指公司的各种索取权人为了保障他们在公司的索取权不受侵犯，利用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公司实施的控制。作为高级财务管理者，其在公司治理，特别是在财务治理中将发挥重要职能作用。尤其是财务治理是高级财务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二，财务战略与计划管理。财务战略与计划是公司战略管理和计划管理的核心。特别是在现代公司管理体制下，财务管理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高级财务管理者必须将财务战略与计划纳入到整个公司战略与计划管理之中。没有科学的财务战略与计划，就没有科学的公司战略与计划；没有科学的公司战略与计划，就没有公司的长期、健康、高效发展。 第三，财务协调与控制。协调与控制是管理的一般职能，而这个职能对高级管理者更重要。财务协调与控制是财务管理的一般职能，而这个职能的发挥关键在于高级财务管理者。作为高级财务管理者，不仅要协调财务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关系，财务管理与其他管理的关系，而且要以公司财务目标作为标杆，控制各部门、各子公司的财务活动及其结果。 第四，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评价与激励是权衡公司业绩与相关者利益的重要手段。由于公司的业绩最根本的是财务业绩，相关者利益实质上是财务分配，因此，公司评价与激励的关键在于财务业绩评价和财务激励。高级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责就是要对公司利益相关主体的综合财务业绩进行评价，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以激励各部门、组织责任人的行为，最终保证公司目标和财务目标的实现。 4.高级财务管理体系与内容 （1）基于价值的管理 财务管理的本质与目标决定了现代公司财务管理，特别是高级财务管理，就是基于价值的管理。财务管理的本质是对资本的运营；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资本的增值；资本的内涵、计量及运营都直接表现为价值形式；因此，基于价值管理是高级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基于价值的管理的目标是创造价值。基于价值的管理就是使公司的管理决策要与股东的根本利益协调一致。当然，影响股东价值的因素有许多，要创造价值，就必须明确股东价值创造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基于价值的管理正是对影响或决定股东价值的关键因素进行管理。基于价值的管理包括基于价值的治理、基于价值的经营和基于价值的控制三大部分。 （2）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 基于价值的公司治理是以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增长为目标，使价值增值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贯穿于公司治理的过程，从而保证基于价值的管理处于正确的运营轨道而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从公司治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可将公司治理分解为：财务治理、业务治理、人事治理、市场治理等几个方面，其中，公司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基于价值的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财务治理问题。公司财务治理从财务的社会属性（产权契约关系）出发，以财权为主要逻辑线索，研究如何通过财权在企业内部的合理配置，形成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期达到维护投资者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根本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财务治理是一个关于公司财权配置的合约安排。 （3）资本经营与企业重组 在基于价值的管理中，围绕资本及其增值进行的资本运作或营运，就是资本经营。资本经营是基于价值管理的核心与关键。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经历了生产经营、商品经营、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几个阶段，基于价值的经营决定了资本经营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的地位。 资本经营从内容上包括资本存量经营、资本增量经营、资本配置经营和资本收益经营。这些经营的本质都是以资本增值为目标，以资本运作为手段，通过对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实现价值创造，包括股东价值创造和企业价值创造。 资本经营从形式上包括资本扩张经营和资本收缩经营，直接体现为企业的重组，如对资产的重组、负债的重组和股权的重组。 （4）管理控制与风险管理 “管理可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个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是一种活动，管理控制是一个过程。管理是为有效地实现某个目标的一种活动，管理控制则是为保证这种活动及目标实现的过程。高级财务管理者为了实现公司目标和财务目标，必须进行管理控制。 基于价值的管理控制是公司管理控制的关键。基于价值的管理控制是围绕价值创造与资本经营所进行的控制。管理控制系统的要素包括：控制环境、控制变量、控制标准、信息报告、执行评估、纠正偏差、业绩评价、激励机制、沟通交流、监督控制。进行管理控制程序通常包括战略目标分解、控制标准制定、内部控制报告、经营业绩评价、管理者报酬五个步骤。 基于价值的管理控制实际上也是风险导向的管理控制，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是管理控制有效性的关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包括控制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环节。 （5）国际财务与集团财务 现代公司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发展的集团化特点和面临的全球化市场运作，使公司财务管理，特别是高级财务管理必须重视国际财务管理和集团财务管理的特点。 国际财务管理与一般公司财务管理一样，都要涉及公司的投资、融资以及股利分配决策、公司的日常财务管理等内容。但是，由于国际财务管理所面临的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具有不完全性的国际市场，面临着特殊的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国际财务管理特殊的研究内容。国际财务管理的对象是跨国资金运动和国际财务关系，内容包括国际筹资管理、外汇风险管理、国际投资管理、跨国公司内部资本转移等等。 集团财务管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企业集团的核心层（核心企业或集团公司）有两个不同范围的管理主体，即集团公司本身的财务管理和集团公司作为母公司或控股公司对所属公司的财务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存在两个层次，即企业集团与其投资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和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管理体制；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发生三个转变，即从封闭型管理向开放型管理转变，从生产经营型管理向资本经营型管理转变，第三，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德管理控制研究中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 知识 幼儿园 其它领域 渗透 黑龙江高等教育厅规划课题《有效提高幼儿教师自然科学素养，促进幼儿科学潜能激发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zc1212037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 （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与语言学理论建设 论文关键词：乔姆斯基　形式语言学　自然科学方法　语言能力合成说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 “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文理学科的交融——试论张之路小说的“自然科学情结” [ 论文 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学 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 发展 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 现代 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据世界科技组织报道，今天清晨四点半，一不明飞行物在电力层发生爆炸。据权威人士分析，它极有可能来自外际星球。世界各国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残片……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 科学 技术飞速 发展 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 自然 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有些东西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就像许多年前我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进行战争；我们可以用水银提炼黄金；我们可以用ddt农药杀虫。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用这些最终毁灭人和环境的东西。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科学技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化的思考，人类终究会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来的天大的灾难!……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科学论文:西方自然科学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科学本质上则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把一切研究对象都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基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规律,科学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作用,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说明世界的任何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在对事物的说明和理解中,如果引进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畴,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和科学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导思想,科学家是科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从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对立而言,似乎科学家应该无缘于宗教信仰。然而纵观科学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领”他们在科学上取得建树? 1 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现代的许多科学巨匠,如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建造了整个宇宙,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集合概念的创立者康托尔心中的上帝是熔铸和体现在数学的宏伟体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和谐;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种飞驰的现象中,那根巍然耸立不变的规律之杆;……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6.62606896×10-34j·s(为纪念普朗克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论文 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作者：张晓庆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探微自然科学下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 1项目分析 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 （2）效标效度 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5讨论 5.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 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5.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 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5.3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运用自编《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人员进行了5级评定调查，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名利”（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经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检验、各词汇项目的共同度、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等指标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拟合指数都达到优良水平。测验项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整个模型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也基本或良好地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结构模型可以继续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运石 莫文 彭磊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自然科学实验教学创新 一、生物类通识课程实验探索 （一）实验内容的选择设计 1．呈现基础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类专业的学生虽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但对生物学实验却充满着好奇与渴望。据王国强等（2005）调查显示，非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对生物实验课很有兴趣和有兴趣的高达96．30％②。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各异，全面开展基础生物学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其工作量会非常繁重。因此，根据非生物专业不同学科的需要和学生不同的基础，同时设置不同层次的生物学基础实验项目，着重扩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大多数非生物专业学生而言，既体现基础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实验，通过认真观察、探求尝试、独立思考，同样会对生物学基本内容产生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使之提高对生物学的兴趣，达到促进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的目的。据此，设计大量基础趣味性实验，能在侧重提高身心素质的实践教育中实现严谨笃实与轻松快乐的平衡，能够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享受学习生物学的乐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基础性生物类课程学习后，应进一步鼓励他们运用所学去参与探索生物学奥妙，大胆尝试更加专业的生物学实践性活动，引导学生在解决生物学问题后进行主动学习。设计的基本和综合性实验，能给予学生一些潜在的才智得到发现和发挥的机会，让学生在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的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础。教育也要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服务③，对于少数特殊需求的学生尤其与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后，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参与特殊类拓展型实验，设计条件允许的创新性实验，鼓励其与生物专业学生课外研学，共同开展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扩展实验的创新空间。 3．实验模块的应用 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是多样的，不同模块可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图2）。模块1的设置主要针对艺体生、文科生，实验项目无需太多的实验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鉴赏、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块2主要针对理科生、工科生，项目设置以预备性实验为主，包括对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训练，目的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模块3、4设计体现生物学特色，难度适中，具可操作性，如体表微生物的检测、DNA提取、动物养殖等，对学生进行实验技术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实验模块既可单独进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实现学生专业分流和对口所需，并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实验下限数项目，可预约多选多做。 （二）更新教学模式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合理衔接、互相促进，可以充分发挥生物科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的创新优势。但选修生物类通识课程的人数众多，要照顾到全体学生，就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自助餐式选择性学习的空间。实践中，实施以培促教，培训专业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成为实验教学助教，与指导教师共同成立“三三制项目组”，每两名本专业学生负责三个层次各一项实验，指导教师1／3时间用于指导预实验、1／3时间用于管理和协调、1／3时间用于实验过程和结果评价。专业学生参与指导非专业学生的选择性实验，从实验教学方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学生动手的“面”。通过“生生合作”的实验教学模式，搭建专业与非专业学生互动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应性要求，真正营造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良好环境（图3）　改革评价方式，科学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摒弃终结式考核。教师从设计思想、参与程度、实验组织与操作、实验报告书写等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评，最终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引向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改革效果与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实施开放性实验，打破了理论教学一统天下的不利局面。通过生物学实验，学生加深了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在宽松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教学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取得了比单纯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学生实验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实验实践后，个性品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在本校举办的课外素质拓展活动之生物学知识竞赛中，参赛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协调了横向课程与实验重复之间的矛盾 生物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广泛，各课程条块分割，但实验实践环节都有交叉和重复。统一开设非专业开放性实验，打破独立的课程界限，弥补了没有统一教材的缺陷，也转变了实验室专为某一课程或项目服务的观念，避免重复购置，减少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实验项目共享，受益面广，学生各学所需，既可根据所学课程针对性选择实验项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课程而尝试有自我兴趣的实验。教师也能根据教学需要，择机选择一些实验项目引入课堂，因材施教。同时，把热点问题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根据个人所长进行实验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兼融，组成了具有交流意识和科研意识的教师团队。 （三）专业学生的再实践，提升了学生的非专业能力 专业学生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指导，改变了他们的被动学习状态，增强了其动手能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开启了学生限制性思维向开放性思维的转变之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等非专业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课余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从考试型引向研究型学习，增强了对理论与实践知识内在联系的认识，也培养了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建构了师生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通识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还是对其以后的专业教育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的课程应该具有无限的开放度④，具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层次发展。开放性的实验活动，是整合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有效途径，确实能增强通识课程的影响力，提升课程的品质。如何改进实验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实验项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创新环境，需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探索。 作者：温涛 颜鈺梅 单位：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宜宾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现状探微 1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小学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比较普遍，而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不多见。2008年江苏省举行了首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这方面的创举［4］。此举是在认识到“大学生科学素质的高低，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响应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激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提高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而实行的。其主要知识点和要求为:①重点了解物质、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内涵、外延、作用和发展概况;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历史和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掌握尊重科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相互间的分工、联结、交叉与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知识［5］。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这种通过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兴趣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知识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鉴推广。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参加自然科学实验室活动、野外考察、参观科技馆、制作手工机械等方式，调动其学习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万彩红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自然科学论文:略谈自然科学论文政治质量意识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出现的政治类差错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主题与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论，但它仍有政治原则与方向问题。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政治原则与方向首先体现在文稿在主题与观点中是否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为《中医退出正当时》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论证我们应放弃对中医的投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西医发展上会有更大效益。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的观点大胆、独到、新颖，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观点相悖，不予刊用。而与此同时，有刊物刊出了类似观点的文稿，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但给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在舆论上又人为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一篇名为《公立医院应走市场化道路》的文稿，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解决发展问题的观点，观点有理有据。审稿人认为，该观点对我们许多陷入发展困境的公立医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医疗制度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必须承担社会义务的原则相悖，不予刊用。审稿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缺乏政治意识有关。学术类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则与方向表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出版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学术类科技期刊保证所载内容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为提高影响力，置泄密于不顾 许多刊物为提高刊物影响力，喜欢刊载一些有“爆炸点”的文稿，而许多作者为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也希望刊载文稿能引起学界广泛影响。为此，都在围绕“爆炸点”做文章。“爆炸点”不好找时，自然想通过捷径来制造“爆炸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与过程，以此来赢得别人的兴趣与关注。在医学期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报价值的种族基因信息刊登出来，为敌对国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资料，这种教训是惨痛的。有资料显示，国外情报机构获取我国情报的主要渠道是公开出版物。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审阅一些高科技项目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关。 （2）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 许多编辑在审稿时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比方说，有一篇名为《XX族艾滋病感染调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个封闭地区、学者们认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条件的地区发生了流行情况，这是一个颠覆以往普遍认识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刊载。但编委会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地区，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将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有一篇名为《某地鼠疫流调报告》的文稿将一个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意在总结某地鼠疫的发生规律，对鼠疫防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编委会认为，文稿不宜公开发表，其如若散布到社会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一篇名为《XX族X基因突变检测分析》的文稿将某一个民族的某个基因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发现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基因特征，对人种研究提供了证据。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貌似一篇纯学术论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观点有种族歧视问题，文稿不宜发表。 （3）重视文稿总体思想，置细枝末节于不顾 编辑工作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加体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负荷工作的编辑。故而许多编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题思想上，而忽视了对细枝末节的审查。殊不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便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有一篇名为《我国人口肿瘤分布地区特征》的文稿宣称统计范围为“全国”，但我们细看并无台湾资料，对此我们的编辑及时在文中加注“除台湾地区”字样。这种情况很多，易给人以口实。有一篇名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调查》，我们对文稿的敏感问题进行了审读没有发现问题，而在付印时，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员提出“抗议”，原来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写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们在审读时没想到会发生此类问题。此外我们在常见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常常对国界也十分注意，而对省界、区界关注不够，引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4）重视文稿主体审读，置参考文献于不顾 随着文稿规范性的增强，参考文献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参考文献的审读，我们许多编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或仅对关键文献加以审核，或只是对文献引用格式予以规范。在对一篇国外来稿审核文献时，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作者提供的是一个文献来源网址，但无意点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链接。对文献链接我们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对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网址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防止将读者引向境外别有用心的站点，例如对含．tw的站点，应着重检查，其常常隐含有分裂祖国的内容。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政治质量的把控 （一）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关键 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保持刊物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任何学术期刊，包括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总要表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观点、利益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办好学报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则，必须讲政治。因此，编辑主体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质量，如果一篇文稿仅从学理上有严密性，但政治倾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么，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编辑主体在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必须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文稿，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编辑主体自身应尽的职责。［1］ （二）切实做好审读的制度设计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方法 审读制度是我们的防火墙。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审读意识，审读一直贯穿于期刊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每个出问题的编辑部都有审读制度，本文强调的是“切实建立”。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我们要把审读制度设计成一项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附加性制度。 （1）构建学术期刊外部审读机制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十分必要。 （2）重视审读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请单位内部的专家来做审读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多问题他们看不到或不愿说。而从单位外聘请相当比例的审读员，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不放松知名专家稿件的审读。应加强对约稿的审读，对审读出的问题不迁就，不通融。 （4）审读决不可抽样，必须全刊审读。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类期刊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起对自然科学类文稿的政治审查意识，不因其为自然科学类稿件而忽视政治质量审查，要辨别、厘清一字不着但潜含于文稿内容之内的不良政治问题，按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的原则，切实确保自然科学类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严格做好自然科学类期刊政治质量的把控。 作者：陈芃 单位：青海大学 学报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浅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1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1.1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1.2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2.1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2.2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作者：周春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然科学论文: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综述 1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建设自有其规律可寻，在坚守职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报道内容是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动态和学校建设紧密相连。开办特色栏目不是学报的唯一目的，在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不断分化组合的总态势下，相对集中地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学版的社会职责。这方面要有所创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态，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你拨经费我办刊，不愁期刊没人看”的旧思路上。对于特色栏目建设，不搞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在建设中不断打造队伍，凝练特色。这也许是面向未来的办刊之道。 作者：叶冰 曾婷 单位：江汉大学 期刊社 自然科学论文: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研讨 1科学理论的特点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孟晓宇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自然科学论文:柏拉图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实用性 数学天文学家柏拉图 柏拉图将“理念”应用到天文学，“理念”在希腊天文学中的本意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借用“理念”来指称理想的几何图形，以区别于纸面上画出的几何图形.苏格拉底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伦理范畴，柏拉图将这一思想推及到整个宇宙18Pg.柏拉图的宇宙论由形式、个体和造物主构成.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他用理想的、数学的天文学来代替观察天文学，是一项激进的观念变革.柏拉图第一次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盘旋在天文学家脑海中的行星运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如何组合各种均匀的圆周运动，使其结果对应于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l8]2，围绕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经过了500多年，从欧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腊天文学家利用数学原则与圆周运动来说明天体运动的各种不规则的现象.柏拉图提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学说，由人类组成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世界相回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用数学表达描述了神圣的天体运动，他设想宇宙开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坚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阳、月亮和行星一起与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他认为不同的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的微粒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多元素体现了把自然数学化的一大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四巴柏拉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天文学中.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强调“一个”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这个数字的概念说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机械论展开论战，推动了天文学向前发展.柏拉图的天文学体系不涉及可见天体的可感知的运动，而是与想象中的天空中数学点的完美运动有关，这些完美的数学点描绘出圆周运动，通过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天体运动的不规则性这一思想为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图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天文学的天体的同心圆理论.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续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圆运动轨道. 柏拉图:理念论与数理思想相结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图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将在认识论体系上的理念论与在本体论体系上的数理思想相结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柏拉图对真理的认识是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义，后世称之为“唯实论”.“唯实论”对科学史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论.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认为柏拉图的唯实论是一种现代形式观念的“实在论”，比一种粗糙的唯名论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图的唯实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推纳演绎法，重视数的观念.柏拉图将几何学作为演绎推理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柏拉图曾经明确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几何家.他以几何学为蓝本，认为数理学家要利用各种几何图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图形不是现实中的图形，而是理念中的图形，经过假设和逻辑推演，最终形成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各种的理念.E•迈尔(Mayr)将这种思维称之为“类型逻辑思维”〔10183.这种思维模式认为自然界中应该重视研究典型现象，柏拉图本人建构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欧几里得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提出几何世界图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林德伯格(Lindberg)这样描述柏拉图在科学上的影响:柏拉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现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在建构模型和定律时，为了把握本质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学也是遵行了这一方法论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在解决杠杆原理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点的摩擦以及空气阻力的因素，同时把物体作为质点，把杠杆的位置定位为一个理胜化的数学点来处理.同样，伽利略的对接斜面理想实验就是试图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扰的理想状况下描述物体的运动，解决了物体的运动问题，这是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延伸的一个经典实例.后来的牛顿在伽利略理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即赓胜定律，惯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实验去严格的验证，它也是理想化逻辑推理的产物.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思想记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迈欧篇》.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这样评论《蒂迈欧篇》:这部书差不多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遗忘的几百年中，它给中世纪带来了一种自然哲学，当时的异想天开的见解有许多就是从那里来的Iv]51.柏拉图还通过举办学院的形式传播他的科学思想，他注重实证研究，培养了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张瑶 吴文良 徐楠 单位：昭通学院物理系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所谓“创新”，是指教师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对学生施以教育和影响，使他们能够善于发现和认识有意义的新知识、新事物、新方法，掌握其中蕴含的基本规律，并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小学语文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学科，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教育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但是，由于当前的教学水平和师资力量，近年来中小学实施创新教育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着创新教育的真正落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课堂缺乏民主、科学、和谐的教育氛围，学生怯于参与教学实践。师生之间谨小慎微，缺少互动，处于紧张、沉闷的状态中，学生思维和技能受到压抑，创新无从谈起；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陈旧，没有树立以学生为主的教学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注重通识性知识的传授，忽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作用，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大大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发展；教师教学方法陈旧，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学生缺少互动。 创新教育就是为学生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打好基础，那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呢？ 一、分析小学语文教育缺乏创新的原因 小学语文是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素养的重要学科，人教版教材中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教育资源，若能有效运用，对于发展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当前我们的小学语文教育中课程创新还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没能完全发挥作用。具体原因：一是部分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师资力量薄弱，直接影响着课程创新的真正落实；二是课堂气氛不够活跃，由于教师性格的原因，导致在教育教学中缺乏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创新教育成为一纸空文；三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互动，导致课堂教学沉闷，让创新无从谈起；四是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保守，没能树立以学生为出发点的教学观。在具体教学中一味强调通识性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个性化的发挥，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二、开展小学语文课堂创新教育活动 1.允许插话 课堂教学中，在教师对学生疑难进行解答，或对某一知识进行讲解，或对某一学生答案进行评价时，有可能遇到学生插话，或学生对教师的某一观点有不同意见而进行反问，这都是教风民主、气氛融洽的真正体现，也是学生创造思维、创新能力得以培植的沃土，是学生独立个性得到发展的可喜特征。 怀疑常常是创新的开始，教学中要让学生做到不“唯书”不“唯上”。朱熹曾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当然，这里的怀疑，不是怀疑一切，而且怀疑须有根据。作为教师，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学生，实事求是地对待学生的正确意见；对不够正确的意见也要表扬敢于发表意见的勇气，而不是训斥、打击、挖苦。诚然，发现问题，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对小学生来讲，是比较难的，但只要我们营造了宽松民主的环境，并加以培养，久而久之，学生就敢于在课堂上大胆质疑了。 2.允许失败 创新教育强调失败和错误也对人有益，拨开失败和错误的迷雾，真理就会光芒四射。课堂上，学生不活跃，不敢大胆发言，原因之一就是怕说错，怕失败，既丢面子，又可能招致同学笑话，甚至老师的批评。这样，课堂气氛必定死气沉沉，学生的智慧必被埋没，创造力、创新精神必遭扼杀。因此，要鼓励大胆创新的精神，要使学生认同爱迪生对失败的看法。有人认为他寻找灯丝失败了500多次，而他却认为自己成功地知道了500多种材料不可以作灯丝。高度的心理自由是爱迪生创造潜能极大显现的重要因素。因此，课堂上，要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善于发现问题并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就要允许失败。学生的回答尽管是错的，也要赞扬他敢于回答问题的勇气，在此基础上再启发诱导，通过读书、思索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 3.激发兴趣 兴趣是学生发展思维的巨大推动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起点。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注意挖掘教学内容本身的内在乐趣，依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挖掘语文教材中的诱导因素，激发学生用自己的思维能力来体验探知的全过程，体验教学美；要善于开发和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有意识地创设特定的学习情境，吸引学生的欲望，推动学习进程。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以一个探索者、发现者的身份投入学习的思维活动中，以求不断获得 新知识，迸发创新因素。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教导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我们可以运用多种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设疑法、情境法、游戏法、导语法、活动法等，每种方法都有不同的效果，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而灵活运用，认真挖掘语文教材中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因素，最终使学生产生对学习的兴趣，诱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4. 鼓励、启发、诱导学生多提问题、多质疑 要充分发挥语文教材蕴含的创新教育因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所蕴含的创新教育素材，鼓励、启发、诱导学生多提问题、多质疑，因为提问是一个人从已知伸向未知的心理触角，是创新意识的具体体现。 发挥语文学科思维功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必须发挥学科的思维功能，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放在首位，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和创新能力的开发要求，把创新教育融入教学之中。教材中有些课文的创造性思维因素比较明显，有些课文的创新思维因素较为隐蔽，这就要求师生努力去挖掘。 培养小学生的创新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始终坚持课程创新的思维方式，鼓励质疑，优化设计，改变旧的思维模式，精心组织教学，并进行科学指导，促进教学成果。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浅析做好中小学语文教学衔接的有效策略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　语文　衔接　教学　策略 论文摘 要：由于小学语文教学和初中语文教学在教材选取和教学方法上都存在着差异，为避免教学的脱节，教师就要做好教学的衔接工作。本文从学习兴趣、学习习惯、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探究中小学语文教学衔接的有效策略。 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大多是以字、词为教学重点，而在初中教学中，教师则倾向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根据中小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重点上的不同，要实现语文教学的衔接工作，初中教师就要尽可能地借鉴与学习小学教师通过唱歌、游戏、模仿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改善自身的教学策略，引导和帮助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那么，在初中教学中，教师该如何实现中小学语文的衔接教学呢？ 一、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衔接 小学语文多是以提高学生识字、朗读等基础能力为主的课程。初中生与小学生相比，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有延续也有分化，教学中要抓住学生的兴趣点，着力实现中小学生在学习兴趣上的衔接。例如：初一学生喜欢听故事，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让学生在故事中学习语文知识，如在教学《紫藤萝瀑布》时，教师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紫藤萝花的特点，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唤醒学生儿时的记忆，启发他们以深入的“眼光”看待紫藤萝、认识紫藤萝，引导他们用心领悟藤萝花的生命力，以及分析紫藤萝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从学生的兴趣入手，启发和培养他们的情趣与想象能力，从而加深他们对课文的理解，进一步调动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二、要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衔接 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一般开始训练学生写字和完成作业的好习惯，因此，在初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知识难度的增加，有目的、有计划地强化学生的学习习惯，做好学习语文习惯的衔接工作。初中语文字、词的增多，文言文难度的增加，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困惑，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预习，让他们把不会的生字、生词摘抄下来，找出中心句，并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概括，要求他们按词、词组、段落等进行分类预习；用查字典的方法解决生字、生词的疑难问题，对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其他同学或教师请教。教师结合学生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习惯，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能力，使学生完成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习惯的过渡与衔接。 三、要注重教学方法的衔接 初中教师要延续小学老师常用的情景教学模式，根据初中新生在语文学习上的掌握程度，实行分层次地教学，选择一些活泼有趣、学生乐于接受的语言材料，灵活调整课堂教学内容以及学习进度，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课堂交流互动。如在教学《皇帝的新装》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情景表演，模拟皇帝穿着新装游街的情景，让学生分角色表演，增添教学氛围。教师还可以在学生表演过程中进行鼓励，缓解他们在课堂上的紧张情绪，让他们慢慢融入到初中课堂的教学氛围中来，以行之有效的教学衔接策略，激发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四、要注重学习方法的衔接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还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在小学阶段的预习、听课、复习等方面进行调查，了解小学生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更好的学习方法和策略。例如：在教学《济南的冬天》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让学生在跟读、齐读、分角色朗读中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文中描写济南冬天的景物有哪些？2.文中哪些地方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写作手法？3.作者是怎样使情景交融的？通过提出这些问题，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课文内容，培养他们在阅读中有意识思考的习惯。对于刚刚步入初中的学生，他们对教师的教学思路不是太了解，因此，教师要尽可能地帮助学生适应初中生活，因材施教地对其进行指导，实现他们在学习方法上的有效衔接。 五、要注重教学评价的衔接 评价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语言评价对学生有着判断、引导、鼓励的作用。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用鼓励性的评价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与探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教学《月亮上的足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快速阅读中，归纳和总结文章内容，引导学生大胆发言。在小学阶段，教师大多是以颁发五角星、小红花等以示鼓励，初中教师可以借用这种形式，用表扬栏里的红旗给予学生肯定与鼓励。对回答不全面或不正确的学生，教师要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指导与帮助，鼓励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语文教学中来。 总之，在初中教学中，教师要做好中小学教学的衔接工作，根据学生的习惯和学习兴趣，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指导，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实现学习兴趣、学习习惯、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教学评价的过渡与衔接，从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提问的应用 【摘 要】在教学中我们语文老师缺少不了对学生们进行提问，通过提问我们可以了解学生们对知识点掌握的程度，同时也有利让学生们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课堂教学中。提问在教学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我们语文老师更要注意发挥提问的作用。 【关键词】教学 提问 应用 小学生们容易精力不集中，这对于我们的语文教学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语文在教学中要注意小学生们的情况，时刻想办法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到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来。提问是一种良好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有利于语文老师们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还能集中学生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也是课堂中的一分子，而且扮演着主体的作用。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要善于发现这种教学手段的意义，并在实际教学中熟练运用，最大程度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 一、语文老师要精心准备小学语文问题，以恰当的方式向学生进行提问 课堂教学应该是学生自主参与、自主体验和自主学习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自己问，学生答；教师不应把学生单纯的视为被提问的对象，而应视为这一教学活动的主体，通过精心设问，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教师应多给学生创造提问的机会，用教师的教学机智营造具有挑战性的教学情景。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围绕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实际，设疑问难，启发思维，创造一个教学相长的民主气氛，使每位学生都有“发问”的机会、时间和场所，使每位“发问”的学生都感受到老师的热情、信任和尊重，从而受到鼓舞。课堂应留有自学时间，让学生去发现小学语文问题、思考小学语文问题、提出小学语文问题。 二、抛向小学生的小学语文问题不宜过于繁杂，选择合适的小学语文问题，争取更大的提问效果 小学语文问题过浅，降低了教学内容的思维价值。太简单的小学语文问题就如一碗清水，无滋无味，没有任何思考的空间和余地，有时学生只需回答“是”或“不是”、“好”或“不好”就行，大大抑制了学生的思维。小学语文问题过难，远离学生的最近思维发展区，超出学生的实际水平，使得学生无处下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没有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当然不能一下子说出教师所期望的正确答案。长此下去，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不同的学生应设计不同的小学语文问题。因为学生个体差异是存在的，不同学生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的方法也不同。教师在课堂提问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层次性，从学生需要出发，最大限度地适应学生学习的需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实施差异教学。 三、积极创设提问情境，让学生们提前进入被提问状态 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创设情境小学语文问题是必要且重要的一个环节，好的情境小学语文问题，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提高课堂效率，更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如果情境小学语文问题过大，过于宽泛，学生容易“跑调”，很难被引入课堂学习的正轨，造成课堂教学时间严重不足，宝贵的学习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从而导致课堂效率低下。在语文课堂上，教师提的小学语文问题，都应具备创造性，无论是在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知识方面，还是在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方面。前者自不用说，后者可谓更难。要提创造性的小学语文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对教师本人素质的挑战。 四、尊重提问规则，坚持以学生为本 （一）老师要对所提小学语文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对小学语文问题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要有所了解。小学语文问题的推出讲究层次，由浅到难，一层层向前推进，让学生有一个过渡的空间。 （二）小学语文问题要体现本节课程的主旨，对学生们了解课堂内容要有所帮助。老师们要多设计与课堂相关的小学语文问题，环环相扣，举一反三。 （三）注重小学语文问题的提问方式和时间，只有在老师控制好提问情况的时候，才能做到科学提问。 （四）小学语文问题的难度要随着课程的进展而定，不能产生太大的跳跃，这不利于学生们的思考和接收。提问讲究提问效果，老师要在提问之后总结出提问的效果，做好下一个提问的改进工作。 （五）针对学生们的兴趣进行提问，这样将有助于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学语文问题的思考当中，这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六）小学语 问题要有一定的水平，老师们要注重小学语文问题的质量。在提问时我们也可以对学生们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发散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在小学阶段，学生们的思维是很活跃的，语文老师要抓住这个特点，引导学生们多想象，发现新的小学语文问题。 五、在合适的时候进行提问，突出教学效率 提问对启发和推动学生积极思维，促进加深理解知识，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问有很多讲究，在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课堂提问体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教师要从课堂教学的时间上把握，选择合适的时机。一般来说，在讲授新知识前的提问是为新知识的学习铺路搭桥；学习新知识时的启发式提问是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抓住知识的重点；课堂小结时的提问是指导学生系统、有条理地梳理知识；课堂结束前的提问是为了了解和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接受和掌握情况，便于教师及时补漏。提问的时机应多选择在语言材料引入、知识信息集中、巩固强化所学知识、学生稍有疲惫、课堂小结及布置作业时等。 课堂提问的质量在课堂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启发学生快速进入思维过程，积极主动思考，发展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所以教师要结合教学实际，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精心设计小学语文问题，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从而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 要：本文在总结阐释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丰富小学语文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加大教育财政支持力度等多个方面；提出解决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对策 教育的基础在小学，就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小学教育分布又集中于农村，由于受特定的地理和经济条件限制，我国农村小学教育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小学教育问题更为严重。笔者在贫困山区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多年， 欲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发表几点浅见。 一、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手段单一 目前，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仍然延续着“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的单一使教师和学生都惧怕想象性、开放性问题；虽然国家相关课程标准、教材一变再变，但教学方法却一成不变，致使新课改在贫困山区流于空谈。 （二）教育教学资源匮乏 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资源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学无法相比的。由于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维修校舍、添置桌凳都很是困难，就别说增添、更新教学用品，及购置现代化的教学仪器材，可以说是一种奢望。学校设施基本是“三无”状态：无图书馆、无图书角、无课外书。 （三）教师整体创新素质偏低 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师多是“”前就在山区从事小学教育的老教师，这些老师教学多年，可以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也受知识更新、接受条年的限制，最终成为陈旧教学方法的主要支持者。虽然每年能够在寒暑假对教师进行函授培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素质，但在创新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足。另学校地处偏远，教师普通话水平也较差，教学语言的使用过于方言化。加之，不能实现教师的更替，贫困山区小学教师数量逐渐减少，一个教师包一班，代一辈子课的现象普遍存在及微薄的工资也不可能支持教师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导致山区教师普遍存在素质偏低的情况。 二、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既有条件，丰富教学方式、手段 贫困山区环境与城市环境相比，存在差距无异，但也有着城市孩子无法拥有的广阔的成长空间。针对山区小学不同年级共同上课及小学生新知识接受能力较差的特点。教师可以组织互助小组，由大孩子带小孩子，由成绩好的学生指导学习成绩较差的，并负有监督小组作业完成情况、在使大孩子有了责任感、成就感、获得学习动力的同时，也能有效减轻教师教学负担；使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钻研专业知识。针对山区有着广袤的自然景色、纯朴的风土人情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仔细观察、体验身边的事物、环境，作为习作的素材。 （二）依据山区学生特点，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山区经济文化条件落后，学习条件更不尽如人意，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山区孩子在过早品尝人间疾苦的同时，心灵也比同龄人过早的成熟。多年的教学发现，在山区孩子小学毕业，进入城镇中学后，面对衣着光鲜的城市孩子，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严重者产生厌世的情况。小学语文教师的职责之一是要了解孩子的认知、情感、兴趣等方面的特点，引导孩子向着身心健康的方向发展，为其人生打下幸福的基础。山区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在孩子没有进入中学前给予向积极乐观的方向引导，如：在教学中适时的鼓励学生，向孩子们介绍城市孩子们的生活，使孩子形成坦然面对困难、挫折的健康生活态度。 （三）多方并举，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素质 首先，要加大对现有教师的继续教育支持力度，所有教师必须定期到较发达的地区进修、学习转变自身的教育观念；其次，想法设法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山区任教，尤其是本地区走出去的大学生；再次，努力改善山区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小学语文教学、教研过程中；最后，应该建立城乡小学教师交流制度，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城里的优秀教师下乡支教，定期安排骨干教师“送教下乡”，鼓励山区教师多与城市优秀教师交流，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 （四）加大教育投入，添置教学设施，适当合并邻村小学 加大对山区小学教育资金的投入，是改善 当前山区学校基础设施条件的主要措施。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教育投资主渠道的作用，加大对贫困山区小学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在政策层面上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地方政府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许可范围内多方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数量的增多，山区小学已不像过去那样人满为患，取而代之的是数量的逐年减少，出现了部分小学几十人、几个人的情况，为实现财政投入的高效利用，可以考虑将邻村小学合并，实施联办，创办寄宿制学校，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也有利于贫困山区小学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整合。 贫困山区小学语文教学由于教学条件、教学设施及教师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使学生在学习上、教学质量的提高上都有一定的困难。需教师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开展多样化的教学；需要教师依据山区学生特点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更需要当地及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多管齐下提高山区小学语老师的专业素质、改善山区学校的教学条件；上述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读经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汉语现代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上学主要是读经书。自从废除文言文以后，经书在语文教材中占的比重非常少。但是，目前中小学生课上、课余读经书的热潮似乎很高，这在教材编写和学业测评中都有一些体现。为什么要读经书，读哪些经书，如何正确对待“读经书”现象，这些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将使汉语语文教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背离汉语现代化的目标，影响现代汉语健康发展，削弱现代汉语在现代生活中的工具性功能。“中国语文现代化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中国语文现代化……任凭守旧派多么顽固，都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步伐”。 一、明确和弥补“经书”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 《现代语文》（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刊教学版）2002年第10期上发表了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先生的文章《“读经热”的冷思考》。文章认为，几十年以来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失败了，丰富的文化被政治的功利代替。目前中小学读经书成为热潮，教材的古文份量也加大。这是好事。但是，读经书到底为了什么？经书的范围是什么？目前把经书与“四书五经”等同起来，就会背道而驰。读经书是为了全面、准确审视和把握中国甚至世界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去除糟粕，总结经验教训，塑造青年人深厚、开放的、现代的健全人格，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读经书不仅要读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更重要的是要读“五四”新文化，还要读西方文化经典。中国古代文化中提倡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提倡中庸的辨证思想等，是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但是，专制、等级、宗法、人治、保守、迷信等，是会使人和社会僵化的病毒。因此，文化不能一概吸收和弘扬。语文教材要在“文化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工具性”和“文学性”。 我们非常同意段崇轩先生的观点。是的，这股热潮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减，甚至有越来越高的趋势，漫布全国各地。在很多省市还兴起了“讲经堂”等中小学生课后补习班。一段时间市面上经书热销，课上课后学生诵读经书的声音不断。 我们赞同语文教学注意工具性、文学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合。“工具性”是指教材内容和教学过程要有利于指导孩子学会使用国家或者民族共同语言这个基本工具。“语言”工具是语文中基础性的物质形式。“文学性”是指教材内容要多选择具有语言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提高语文教学中的美学含量。“文化性”是指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指主要通过现代语言广泛涉及现代中国以及其他时间和空间的文化。 正如段先生说的，读经书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代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从中汲取思想与文化养分。正是考虑这一点，我们的语文教材安排了部份古文内容，并且把它纳入到考试范围。也许正是因为“考试”的刺激，让师生觉得学习古文的数量要大，范围要广，于是，就有了“读经书”的热潮。 其实，重视古文，学习经典文献，这是我国语文教育教学上的一种宏观的指导思想，这是由语文学科的“文化性”决定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触摸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认识到在这些“经书”里蕴藏着丰富的优秀的文化宝藏，从而使孩子们树立热爱、学习传统文化的意识，激发民族自豪感。同时，通过部份古代经书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基本的文言知识，为将来在高中或者大学独立学习古代文献打下基础。 语文的“工具性”决定了小学和初中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任务主要是打好现代语言的基础，包括国家共同语——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进一步包括具有世界共同语性质的现代英语的听、读、说、写的能力，以及利用现代语言进行交际、获得知识、技能的能力，因为现代语言是现代社会现代人使用的语言。孩子们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用脱离现实生活的生疏、晦涩的文言实现上述目的，这一点无庸置疑。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理解现代文还是适用的，对学习经书来说，恐怕跟一句谎言没有什么不同。 从结绳记事的远古到电脑普及的今天，中国人似乎就靠背诵来获得学问，获得名利。哪里知道皓首穷经背熟的一堆文字装不满一个磁盘。记不清、想不通、找不到的问题几秒钟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经典名篇倒背如流固然洒脱雅致，却不如翻一下书或者敲打一下键盘，更耽误涉猎文化海洋，实现百科交融、中西贯通的目标，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教师引导学生读经书，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和方法的指导。古代经书浩如烟海，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指导孩子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选择那些好的经书好的篇章、语句来学习，尤其在思想内容方面一定要把好关，一定要用健康的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孩子，坚决摒弃其中的糟粕，尤其是“讲经堂”之类的辅导班，更要注意这一点。指导学生读经，不能一味强调学生背诵经书，要多介绍经书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与文化的内涵、语言及文体特征等。涉猎的面要广，侧重横向的了解而不注重单一的纵向的学习，主要目的在于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掌握阅读方法。古为今用，要让孩子学会辨证地批判地吸收经书中的内容，站在现代的角度去理解、吸收古代文化，南怀谨先生的《论语别裁》（没有注释）为我们读经书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榜样。 二、防止借助“读经书”出现语言和文化的复古倒退 我们要密切关注语文教学和教材的改革，严防打着爱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出现文化和语文的复古、倒退现象。例如，李敏生、李涛《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十分可笑、无聊地给汉字“喊冤”，嘲笑和指责100年以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作者自称早年研究辨证逻辑，后来研究文字，有创见，其实缺乏起码的文字学常识。尤其要防止进一步出现伪科学，因为“伪科学常常产生在一些与大众生活和学习有密切关系的领域，产生在多数人感兴趣又对它的科学内容掌握不多的地方”。[5]（p16）例如徐德江等人利用自己操纵的《汉字文化》不仅散步伪科学言论，而且对中国的三大语文政策“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没有一项不反对”。[7]（p468） 社会在发展，文化也随着它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今天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求知的触角完全吸附在古代经书上，而不顾现代人的新发现新突破，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是无论如何也讲不出道理的。 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读经书”，不仅容易片面地产生复古倒退倾向，而且容易片面地出现所谓“淡化语法教学”、“淡化拼音教学”等倾向。有些实验学校小学低年级就开始教英语字母，但是不教汉语拼音，只是到高年级才应付性地教汉语拼音。这就好像过河流前不建造桥梁，游泳过去以后为了应付检查才建造桥梁。 1999年教育部贯彻中央减轻学生负担的精神，草拟新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一些学者，他们恰恰不是语言学者，趁机削弱汉语拼音教学，跟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引起首都16位语言学家给教育部和《中国教育报》写信抗议。[6]（p5）拼音已经成为汉语教学和网络汉语使用不能缺少的“第二汉字”，我们怎么能够按照那些一直不熟悉汉语拼音的少数人的旧习惯随意拒绝呢？ 要正确处理不同时间和空间文化的吸收问题。为了吸收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教材中选进了古代文言和外国文学作品，但都要借助现代汉语这一工具来学习。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主要是用以表达和记录现代中国文化，因此要求学生首先具备听、说、读、写普通话的能力。有了很好的普通话基础，才能很好地翻译、领会经书中的精华。 为了吸收外国文化，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要求，我们要提高现代国际通用现代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中小学开设了英语课。但是，决不能喧宾夺主而忽视现代母语的学习。有些人急功近利，花费大量时间拼命学习英语，放松汉语学习，结果，英语对话纯正娴熟，而用汉语表达结结巴巴，一般的实用文体都写不好。其实，没有现代汉语的基础，外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任何形式的表达都离不开内容，而内容的积累，现代母语是最好的工具。 为了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汉语，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朗诵古代汉语的能力。但是，要反对学生写和说古代汉语。学习外语是面对现代活人的双向交流，学习古代语言是面向古代死人的单向交流，因此要区别对待。 2001年江苏一个高考考生模仿《三国演义》的语言写作文，被所有评卷教师一致评判满分。不管文章质量如何，形式上就不能这样提倡。这一方面违背了国家语言法律关于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规定，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现代信息社会的语言现代化潮流。这有我们老师教学引导上的问题。[3] 已故的著名的古代汉语专家王力说：“学古代汉语，是为了读懂古书……并不是为了学写古文……有个考研究生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文言的信，文言写得还不错，但是我回他的信说‘我反对你学文言文，如果你考卷中出现了文言文，我就不取你”。[4]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老师又在提倡用文言文写作，有的学者还亲自实践文言文写作，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给别人的著作写的序言中，例如《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总序全文是文言。这种风气似乎要流行开来，很值得关心汉语现代化的人注意。 三、在“读经书”的同时推动语文教材和教学中的汉语现代化 对于教材和教师，尤其应该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教材不能自然主义地按照原文编写，教师不能模仿或者使用历代语言甚至方言进行讲解。 调查表明，用来自方言或者近代汉语的“将”代替普通话介词“把”，从而导致“他将将这篇课文教完”这样的说法，几乎成为普遍的教学语言，一直影响到多数现代汉语使用者在书面语中不自觉地用“将”代替“把”。一些中学语文教师连“介词”、“副词”都不能区分，还有许多老师经常说“自己个”、“来自于”等错误的表述……这样怎么实现语言规范化，提高普通话水平？普通话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语音规范问题，应该包括词汇、语法上的问题。 ?中小学《语文》教材无论从课文的选择还是编辑的表达都存在语言规范问题。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编辑出版的高中《语文》试验教材第1册，第41页介绍作者“唐韬”，“韬”字用了被淘汰的异体字，没有做任何规范文字使用的说明。第37页“东西长达……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后面有语法问题，也没有说明。应该说“高处高五米左右”或者“高处高达五米左右”等。 教材特别基础教育中的教材出现印刷错误非常不好，例如第49页“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些话在2000年6月湖南出版公司重印的版本中把中间的句号漏了，使许多人读成“眯着北京人”。 由全国知名中学科研联合体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课题组编写，西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素质教育新教案语文高中第一册》在告诉别人教学《琐忆》的时候，建议概括鲁迅先生的每次谈话不超过8个字，结果自己机械地概括成“抨击禁止男女同泳”，把课文里面“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中的“男女同学”这样的重要信息挤掉，真是削足适履。即使死板地规定不超过8个字，也可以这样概括成“抨击禁止同学同泳”或者“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从现代语言规范角度概括，最好说“禁止男女一起上学和游泳”。而且，“作者写稿，鲁迅挨骂”和“抨击禁止男女同泳”在逻辑上没有一致性。因为“挨骂”和“禁止”都是谈话涉及的事情，“抨击”才是谈话本身的事情，所以如果后面说“抨击……”，前面应该说“笑谈代替别人挨骂”，这样才能强烈体现鲁迅怎样把恨敌人和爱朋友辨证统一的人格。 在版书设计中用了“对友能爱，对敌能憎”的话概括，被许多教师和学生当做标准使用，实在是破坏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为什么不用普通话说“爱朋友，恨敌人”这样更加简明的话呢？难怪我们的学生语文学习越多，写出的文章越来越不像现代人说的话！怎样改变这种洋泾浜汉语的局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语文教材及其教学参考书是指导老师教语文和学生学语文的蓝本，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性质，要求我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要注重文化性与工具性并重，尤其是注意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工具性。 “经书热”和“外语热”给我们敲了警钟，说明我们的语文教材及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关系，要注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关系。对于出现的偏颇现象，要给予批评和纠正，确保我们语文学科的健康发展，确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健康发展，确保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工具的先进和纯洁，巩固和发展中国语文现代化成果。 虽然还有不少老师不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话，但是，我们的教材和在教学中流传的“教案”应该首先遵守国家语言法律，有明确的普通话规范意识。如果汉语自身不能规范，不能适应语言现代化需要，又怎么能够说“21世纪是汉语的天下”？在这个问题上，语文教学责无旁贷。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影视作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巧用 在传媒十分发达的当下社会，影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的一支，因其声像并茂、色彩斑斓，给人以极大的视觉满足，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加之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因此特别受中小学生的喜爱；影视文化，也成为中小学生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能借助现代教学媒体进行直观的教学，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欣赏能力，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一、利用电影教学资源有效融入语文课堂教学的对策 1、利用电影教学资源融入小学语文课堂教学，需要围绕教学目标进行教学。从教师方面：⑴教师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对电影教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资源要起到的教学作用有足够的认识，根据教学目标来决定电影教学资源在课堂中的地位和作用；⑵教师要有广博的电影知识，对于电影的历史发展、电影的基本知识和现今电影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⑶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全面需求。要解决课堂中“教师热、学生冷”的局面，始终把学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可以用调查问卷、座谈、讨论等形式，来全面了解学生对于电影教学资源以及语文课堂教学的需求。最后，要明确电影资源融入语文课堂教学就是要以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果。我们不能把电影教学资源仅仅作为另一种文本的阅读，也不仅仅是文本阅读的补充。 2、利用电影教学资源融入语文课堂教学，要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的联想力和想象力。联想和想象是文本阅读与创造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有效的电影教学资源有助于激发、培养学生的联想力和想象力，从而为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奠定良好基础。 3、电影教学资源融入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要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就一定要紧密围绕提升语文能力而展开。电影教学资源与课文资源。密切联系课文文本阅读，展开电影教学资源与课本资源的对比阅读，提高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二、影视作品在教学中的几种方法 1、梗概法。在放映影视片之前，任课教师利用几分钟时间，先把影视片的主要内容向学生作一简明扼要的介绍，然后让大家观看。此法适于现看难度较大的影视片与专题片，另外也适用于不同年级学生一起观看同一部片子。这有助于学生排除影片中的故事情节障碍，利于他们完整地理解故事情节和系统地接受语言信息。 2、导引法。在看录像时，任课教师同学生边看、边就影视里的情景向学生作介绍。这种方法有助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语言技能训练。 3、归纳法。有一些影视片很具有特色：要么形式很新颖，情节曲折多变、扣人心弦；要么构思独特，思路新、观点新，反映时代信息的积极因素和进步作用比较突出……类似这样的影视片很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所以，当学生看完该片之后，就立即组织他们进行专题讨论，让大家共同寻找影片中的敏感点、火花点、争论点，并且进行集体讨论，以便发展学生的观察力、理解力、思维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任课教师可以进行启发诱导。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这一类影视片题材要集中、敏感点要突出；既可以是猎奇传闻，又可以是激动不已的生动故事；既可以是与青年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也可以是与大家的学习生活、文化娱乐等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还可以是反映人生价值等题材的人生哲理知识。 4、自悟法。如果有些影片故事情节比较突出、生活气息比较浓厚，而且理解难度并不太大，那么就由学生自己观看，让他们“自我理解、自我消化”。 三、教师要适时适度用好影视作品资源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合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教师对影视作品适时适度的利用，将会对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产生重要作用。这就要求语文教师既要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又要讲究相应的策略方法。首先，引入影视资源要注意实效性原则。面对着良莠不齐的影视作品，教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取适当影视资源用在解决教学重点和难点上，不能脱离教材和学生实际，只有所选的影视资源符合教学要求，与学生的经验契合，才能引导他们采用审美批判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审视作品。其次，文本与影视作品对比研究。把影视资源转化为教学材料和讨论材料，必须考虑在什么时候适时、适度引入。教师必须加强在教学中的导向与调控作用，掌握暂停键，自配解说词，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从影视转移到文本中的研读。要将文本与影视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使学生更加集中注意力观看影片并与课本做比较，从而通过自身的揣摩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对文章的描写或影视剧的拍摄提出创新意见，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力与思考力。语文教学改革要求语文教师自觉地主动地提高自身的影视文化、影视艺术修养。影视资源的丰富性，为语文教师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可能，教师如能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学规律适时适度地使用，发挥影视作品特有的优势，对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将具有现实的促进意义，将会把语文教学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总之，我们要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自觉地将影视资源引进语文课堂，使学生既掌握了学习的方法，提高了学习质量，又陶冶了情操，启迪了智慧，真正达到了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语文教学成为学生个性展示和语文素养提高的舞台。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浅谈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美育 摘 要：美育是以培养学生感受、表现、鉴赏、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追求人生的情趣与理想境界等为目标的教育，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应注重于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贯穿于日常的教学中，集中而有效地实施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笔者认为，必须依据语文教学的审美特征，遵循儿童的心理规律，在发掘、把握小学语文教学中美育内容的基础上，将美育渗透在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关键词：美育 美育意识 语文教学 我们祖国的语言生动优美，不仅表现在它表情达意的准确与细腻，还可体现在它的语音、语法修辞、节奏和韵律等方面，都富于审美特征。在教学中，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分析、欣赏、品味，来领略语言之美和思想情感之美；可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来唤起课文中美的形象。同时，小学语文课本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性之美、自然之美，这些美通过不同的文学方式表现出来，能够使语文教学达到赏心悦目、丰富情感、陶冶情趣、提高审美能力的美育效果，让学生能真正领略到课文中美的因素。只有教师不断渗透美育知识,才能奏响学生心中美的音符,叩击学生敏感的心灵,使他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和鲜明的想象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一、钻研教材，欣赏美 在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文字的同时，要把传授知识与美感体验结合起来，把挖掘教材的审美因素与教学内容整合起来，使之具有美的特征；要发挥学生感知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使情感得到愉悦、情操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小学语文教材中，很多文章文质兼美，蕴含着大量的美学因素。特别是在教学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写景状物的文章时，应引导学生抓住语言文字认真体会,引导学生从教材中去发现美。在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中，作者往往通过各种艺术形象来反映人物的行为美、道德美、思想美和品质美，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抓住课文中的人物肖像、语言、神态、动作、心理细节描写，来感知人物的美好形象和优秀品质，以拨动学生的心弦，受到思想上的感染，培养审美观。 二、创设情境，感受美 要让学生感受美，首先要营造美的环境。在语文教学中，创设情境已成为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教学的一种美育途径。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借用各种媒体设备，营造美的情境和美的氛围，调动学生的感官，领略意境之美；也可以让学生采用绘画、唱歌、表演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尽情感受写景之美，感受状物之美；还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创设悦耳、悦目、悦心的意境。一是借助录音，进行审美教育。 在教学中可恰当地播放一些配乐朗读录音，渲染气氛，创设情境，使学生的情感处于最佳状态，再通过老师富有感情的语言，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再现自然和生活的美景，真切地感受、欣赏到美的因素，获得美的享受，激发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欲望。二是借助视频，进行审美感受。例如在讲授古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时，通过视频突出“荷花”、“荷叶”两景，让学生感知静态美、色彩美、无边无际的壮阔美，使学生感悟到景中有情、情在景中，“诗情画意”的含义就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让学生受到美和情感的熏陶。这种将写景抒情所描写的画面通过媒体进行再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美感，造成如观其形、如闻其声的境地，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和启迪，拨动学生美的琴弦。 三、品词赏句，陶冶美 小学语文教材不仅语言生动优美，而且大部分课文有着丰富的情感。在教学中，可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品赏来体验教材的语言与情感形式的美。 1、美读。如在教学苏教版的《二泉映月》时，作者是这样描述的：“阿炳用这动人心弦的琴声告诉人们，他爱那支撑他度过苦难一生的音乐，他爱那美丽富饶的家乡，他爱那惠山的清泉，他爱那照耀清泉的月光……”作者运用排比句式，在语言形式上对称工整。教学这样的句子，可以在学生熟 的基础上，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欣赏语言，一边播放音乐，一边引导学生朗读；还可以让学生填补课文的艺术空白，可以问学生，阿炳还爱什么？这样既拓展了学生的想象，又理解了课文内容，还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2、品赏。小学语文中的古诗教学，虽然数量不多，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美育资源。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对文章中的一字一句细细品味，慢慢想象品尝，领悟其中美的内涵。古诗中的语言美表现在独特的音乐美以及语言的精确、凝练和含蓄美，同时，古诗中诗情画意的意境以及形象化的哲理，也是启迪学生智慧、发展学生思维、净化学生情感的宝贵资源。因而在古典诗词教学中，我们必须引发学生的审美感知，设法将学生引入美的境界，达到品赏的目的。 总之，语文教学中的美育渗透无处不在，美育贯穿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它能促进学生身心和个性的和谐发展。只要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注重让学生感受美、理解美、领悟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达到提高审美能力、审美素质的目的。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初探 课堂教学模式，是为了保证课堂效率、提高教学质量而设计的一种程序，是课堂教学流程的具体化。课堂教学模式，对于小学语文教学尤其重要。选择有效模式，可以让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串讲互问式教学 串讲互问式的课堂模式，能充分体现教师在分析问题方面的指导作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通过师问生答、生问生答的互动，提高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模式，主要采用“讲授——提问——练习——强化”的流程，要求教师要讲清语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让学生在问答、练习中巩固知识、形成技能。教师的讲授应尽可能要言不烦、抓住要领，适合儿童的理解水平。问题、练习设计要有层次，循序渐进，尽可能减少同一层面的机械重复；并加强反馈矫正，以巩固学生的练习成果。 这种策略如果使用得当，可以使学生尽快地获得前人积累的知识。设计精当的练习，能够让学生把掌握知识落到实处。但这种模式，使学生较多地处于被动地位，反复练习也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 二、导读思考式教学 导读思考式教学，根除了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牵着学生走的弊病。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为目标。所谓以教师为主导，就是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导学作用，教师设计最佳导学方案，采用最佳导学手段，探索最佳导学方法，取得最佳教学效能。所谓以学生为主体，就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主动探究，使他们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深入钻研的学习品质、有效的读书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所谓以能力发展为目标，就是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使其达到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自能提高。 导读思考式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导”。 学生循导而读，以学生的阅读实践活动为主要方式，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指导学生的阅读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根除了“应试教育”表现在语文教学中的“重教轻学”、“重讲轻读”、“重知轻能”的弊病，确立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统一、掌握知识与学会学习相统一、语文知识学习与语文能力训练相互促进的基本模式，最终实现语言教学“内化为学生素质、外化为学生能力”的目标。 导读思考式教学模式的流程分三步。一是引导预习。预习可在课前，也可在课上。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预习不同，导读思考式教学赋予预习以崭新的含义。教师要着力于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设计预习提纲，设置语言情境，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工具书，初步了解课文的主要意思，通过圈、点、批、注，使学生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引起思考。二是指导精读。这个环节是针对学生学习的需要，教师梳理学生提出的问题，抓住重点问题，以学习提示的形式引导学生精读课文。 与所谓“串讲”、“串问”截然不同的是，“导读法”要求教师牢牢把握本课的教学目标，整体地而不是肢解地、重点地而不是泛泛地指导学生在反复读书中去领悟课文的思想和语言。学生经过独立思考，进行师与生、生与生的群体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使学生将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大胆地说出来，经过相互启发、借鉴、补充和矫正，得出正确的结论。“导读法”强调为学生创造一个充分议论、发表和交流的机会，做到有读有议、有启发、有共鸣、有争辩。所有结论的得出，都不是来自教师的灌输，而是来自学生自己的思考。这样就打破了教学参考书的框框和教师唱“独角戏”的局面，真正实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的思想。三是辅导练习。这一环节主要是辅导学生进行阅读基本能力的训练，指导学生在读中学习写作以及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这种模式因其直观、富有鲜明的指导性，适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因此，效果比较明显。 三、自读自主式教学 nbsp; 语文教学的本质是学生的语言实践活动，“以读为本”、“以生为本”是基本原则。只有积极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保证学生的参与兴趣，变“讲堂” 为“学堂”，才能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布鲁纳认为：“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 他强调的就是学生的亲身实践，强调学生的探究活动。自读自主式教学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自读自主式教学的流程应该体现在学生的独立学习上。第一，独立学习。在这个环节学生主要按“五步常规教学法”完成自学任务。即：一查，查写作背景、作者生平和写作风格等资料；二定，根据教师设计和课文前面的提示，明确学习目标；三找，找出课文中易错的字、词和问题；四释，查字典，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五分，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初步划分段落。第二，讨论与交流。根据教学重点，安排学生有组织地进行讨论，并请有关同学汇报学习情况，在群体交流中达到释难、解疑、明理的目的。第三，评议归纳。评议归纳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学习内容的评议归纳。教师应指导学生回顾课文的结构，明确课文的知识要点以及训练的基本要求。二是对学习过程的评议归纳。教师应引导学生就自主学习的过程和学习方法的运用进行总结、分析，并指出以后应注意的问题。第四，巩固练习。根据课文要求，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练习，以巩固学习成果。 自读自主式教学，可采用“自读——操作——领悟——运用”的策略，也可以采用“自读——质疑——研讨——小结”的策略。不管采用哪种策略，都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运用于实践，达到提高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目的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能力的培养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小学语文老师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是摆在我们从事语文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具有独立的阅读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1.明确“读”的意义 要引导学生多读书，指导学生读好书，教师必须明确读书的重要意义。多读书最大的好处和最突出的优势是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感。叶圣陶先生曾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那么什么是语感呢？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感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符号刺激所产生的一种直觉。既然如此，我们培养学生的语感就应该从语言文字符号的刺激人手，而“读”则是最积极最有效的“刺激”。“读”到了位，学生语感的培养才可能到位，语文综合能力才能真正提高。 2.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动力。兴趣是一切有成就的人成才的起点。有兴趣就有乐趣，有乐趣就能激发出更大的兴趣。只要让学生个体体验到阅读的兴趣，就能增强他们在阅读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个性阅读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对于那些初学阅读的学生来说，教师应该大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动机，使他们在头脑中将阅读与乐趣相联系。使读书成为学生的内在需求，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是靠长期大量的阅读积累形成的。因此，教师要努力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让他们愉悦地进行阅读，快乐地接受自己想要学习的语文知识。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人手： 2.1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重要，它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内在动力和关键所在。合理的提出阅读要求，引导学生阅读课文，要适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过深会挫伤孩子们的积极性，过浅容易导致孩子浮躁，因此，我在教学中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一年级时，阅读课文只要求孩子借助拼音读懂一句话，能用自己的话，大体说出一句话的意思，我便予以表扬和鼓励。二年级时，我便要求学生不仅能读懂、读通一句话，而且要准确的理解和断句，有一定的感情，且能用自己的话较准确的理解一句话的含义。三年级时，我便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把各句联系起来读懂一段话，甚至一篇文章，能够理解句与句之间的联系，能从句与句中体会作者的感情。正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不同时期提出不同要求，久而久之，学生就能够做到逐句逐段读懂课文，以致理解全篇内容。 2.2通过有感情朗读激发兴趣。 朗读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起重要的作用。新课标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朗读有利于学生进行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情感体验。小学语文课文形式多样，文质兼美，充满美的魅力，孕育美的情趣。 在讲授二年级的上册《坐井观天》时，文章出现了青蛙和小鸟的三次对话，我事先准备好了小鸟和青蛙的头饰，让学生来扮演青蛙和小鸟的角色来对话，同学们一看到青蛙和小鸟的头饰，都非常感兴趣，跃跃欲试，于是我让他们戴上头饰来表演青蛙和小鸟的对话，看哪一组表演的语气最形象，结果小朋友表演的各有各的特点，有的还带上了动作，整个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把青蛙和小鸟的语气也表演的活灵活现。 2.3在讲读和口语训练中激发兴趣。 《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我经常引导学生自主揣摩、表达，以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比如：执教《白公鹅》一课，我在课前布置了预习的作业：①把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三遍；②找一找作者笔下白公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是简单易懂的文章，学生在读了三遍基本掌握了文章的大意之后，他们能够准确地找出白公鹅的特点：“有海军上将的派头！”在课上我随机把文章的重点“海军上将的派头”进行板书，并给学生讲“什么是海军上将”，在学生对这个头衔很感兴趣时再让学生读文章，自己找从哪些地方体现了鹅的海军上将派头？学生很快就找到了鹅的走路姿势“慢条斯理”，走过泥泞的路也沾泥，有狗在后面追也从不跑等等。通过学生感兴 趣地找读，很快找出了鹅的高傲。既完成了教学目标，又训练了感兴趣地读书，让学生在找读过程中体会成功感和满足感，为他们进行课外阅读打下基础。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听说教学 听话、说话训练是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听话、说话训练，能够提高学生运用普通话理解和表达的能力，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在整个小学语文教学中，听话、说话与识字、写字、阅读、作文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培养学生听话、说话能力是生活、学习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听话应该做到听得准，理解得快，记忆得牢，并具有一定的品评和组合能力；说话要用普通话，说得清楚明白，说成段的话时，还要有中心，有条理，有逻辑性，并进一步做到用尽可能精练的语言，收集和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以收到省时高效的听话、说话效果。 1.听话、说话教学的意义 1.1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是现代生活、学习的需要。听话、说话能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必备的能力，用处极为广泛，几乎人人每天都离不开听话、说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听话和说话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人机对话将成为一种新的交际方式。面对机器讲话，要求具有快速、准确、简洁的语言组织能力，否则，就达不到人机对话的目的。因此，抓紧、抓好学生听说训练，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听说能力，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 1.2言是思维的“外衣”，听说读写都和人的思维紧密相关。听人说话，要理解内容、抓住要点，离不开思维活动；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仅要想清楚说些什么，还要组织好语言，也离不开思维。所以，听说训练的过程，也就是思维训练的过程。和书面语言相比，口头语言以声音为载体，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没有从容思考的时间，而书面语言容许在一定时间内推敲修改。所以口头语言要求有更高的应变能力，这就必然促进思维灵敏性、准确性的发展。 2.小学阶段听话、说话的训练过程 儿童年龄特征之一是喜听好说，求知欲强，表现欲强。初入学的孩子已经“能说会道”。但他们的思维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无意注意占优势，听话时常常注意力不集中，说话时表达不清楚，各种语病比较多。所以，在低年级专门开设说话课，对学生进行系统地听说训练。而低年级的听说训练，应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因势利导，以他们熟悉的学习、游戏、生活为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引起听说的话题，训练学生能听明白别人说的一段话和一件简单的事，养成认真听话的习惯，练习说一段完整、连贯的话，口述一件简单的事。 中高年级不再开设说话课，要在课内、各学科之间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加强听说训练。中高年级的听说训练，要在低年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要求。在听的方面，中年级要能听懂程度合适的讲话和少年儿童广播、电影、电视等中的对话。到高年级要能听懂别人的讲话。在说的方面，中年级要能清楚明白地口述一件事，到高年级能当众做简短的发言，而当众简短的发言，不是照着稿子读，应该是稍作考虑和准备，即席发言。或者按照简单的提纲侃侃而谈。简短发言，不能只是三言两语，应该是不少于一两分钟，这是一个小学毕业生的说话能力应该达到的水平。 3.听话、说话训练的主要方式 3.1看图说话。这是指学生通过观察、理解画面，进行听说训练的一种方式。看图可以是单幅图，也可以是多幅图。说话内容可以是从图上看到的，也可以是从图上内容联想到的。而采用这种方式需要注意：①要选好图画。听说训练用的图画，内容应该接近儿童生活的实际，富有情趣，以便于他们进行联想，展开想象，以激起学生观察的兴趣，引发他们说话的愿望；图意要明确，使学生能抓住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去看、去想、去说；画面的色彩要鲜明，线条要清楚，富有儿童情趣。②要设计好教学的思路，把指导看图与指导说话有机地结合起来。看图说话一般按“观察——理解——表达”的思路进行训练。三者之间，观察是前提，理解是观察的深入和表达的基础，表达是对前面两者的检验。教学过程中，先从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人手，指导他们按一定顺序、全面、细致地观察，再要求他们按教师提出的问题，把内容说出来。 3.2创设情境说话。言语的发源地是具体的情境，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语言的动机，提供语言的材料，从而促进语言的发展。所以，教师应该为学生巧妙创设听说情境，如模拟接待客人、借书、购物、打电话等，然后根据环境进行练习，使学生饶有兴趣地主动投入到说话训练中去，积极地观察、思考、想象。这样，他们的语言才会如涓涓 流，流出心田，一鸣惊人。 3.3讨论、辩论。这种形式的听说训练，话题可由教师提出，也可由学生通过讨论之后提出。而提供的话题，也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学生所熟悉的人或事，并且是有讨论和辩论价值的。之后，让学生谈谈自己的见解，发表意见，通过讨论或辩论得出正确的认识。而这种训练，对学生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要求都比较高，因此，大多在中高年级进行。专门组织的讨论、辩论，教师可以预先布置好题目，使学生有所准备，如查阅有关资料，向别人请教等，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发言的质量。同时，教师还应该适时提醒学生注意礼貌用语，纠正不适当的语调和姿势。 总之，在小学语文中开展听话、说话教学，任重而道远。这就有赖于我们所有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每个学生都落落大方，说话得体，能说会道，成为新时代的国之栋梁。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互动式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培养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以让小学生会学、爱学为目标的教学模式。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对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详细分析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小学语文 互动式教学模式 应用 新课程标准对小学生的语文活动有着重强调，要求给学生提供相应的活动机会，重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基于新课程标准的实行，小学语文教学中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就越来越多。在分析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前，我们首先应该对小学语文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内容和特点有所了解。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内容和特点 作为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小学语文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观察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也是这些能力的综合性体现。但是，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模式已经无法达到对学生基本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同时会对学生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发挥产生制约[1]。小学语文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教师为客体的新型教学模式，它强调的是学生的主体作用，对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个性的发挥以及学生天性的展示比较注重，通过对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情感和交流环节的加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小学语文互动式教学模式一般都是通过各种活动、游戏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进行调动与培养，将课堂真正地变成学生学习的乐园和摇篮，使学生能够点燃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实现对学生多方位、立体化的综合性培养[2]。小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爱玩、爱动、好奇心强的阶段，很难集中注意力，互动式教学模式对小学生的这些特点进行了互补，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能通过对学生好奇心的捕捉制定教学目的和教学思路，对学生的天性进行充分的展现，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的寓教于乐。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互动式教学模式应用 1.营造互动环境，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小学语文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前提，首先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并营造和谐的互动环境。知己知彼是互动式教学的前提，只有了解了学生和教学所需，才能最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提高，激发学生的潜在个性。教师应该尽可能做到对教学内容准备的伸缩自如，能够随意选择教学进程位置，对教学交流和互动的形式与活动进行设定。教师还应该对学生的心理需求有所了解，改变“填鸭式”和“一言堂”的传统教学模式，给学生营造一个愉悦和谐的互动环境。教师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对风趣幽默且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进行设计，讲课的风格和课件形式也应该尽量趋向与小学生的审美特征与心理特点[3]。如在讲授《狐狸和乌鸦》这一教材课程时，老师可以准被象征乌鸦与狐狸的头饰，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学生都可以上讲台分工合作对教材内容进行演绎。饰演乌鸦的同学就戴上代表乌鸦的头饰，代表狐狸的同学就戴上代表狐狸的头饰。在这种自然和谐的环境中，学生的积极性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从教学对象中的被动方转变为主动方。在这种互动教学的环境下，通过对乌鸦和狐狸惟妙惟肖的模仿，能够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对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表演能力进行培养，对教学效果的提高有很大促进作用。教师也可以在学生的表演中对学生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和总结，对症下药，随时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这样一来，能够促进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更好的融入和应用。 2.建立互动平台，点燃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语文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应用还应该建立互动的平台，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向来都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推动力。在小学语文互动式教学模式中，兴趣更是教师应该着重注意的一点。小学生好奇心较强，很容易调动起其积极性，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出发，在合适的时间引出学生能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引导学生相互之间进行讨论。比如在讲授关于保护有益动物的课程时，教师可以先向学生发出“有益的小动物都有哪些”的问题，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之后再引导学生对有益和有害小动物的区别进行区分。也可以让学生讲述自己养小动物的各种或开心或难过的经历，这些都能很快地引发学生的共鸣，点燃学生的兴趣，从而带动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平台[4]。为了更好地构建互动平台，提起学生兴趣，教师还可以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比如在讲解《丑小鸭》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朗诵课文，并让学生自己对课文内容中的角色等进行安排，教师只需要在各个小组间巡视，对学生加以鼓励和肯定。待学生表演完毕，教师可以对结果进行展示并组织评教。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促进学生自我设计和创造能力的提升。 三、发挥互动式教学的作用 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教学的发展需求，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小学语文教师只有做到知己知彼，并营造和谐的互动环境，建立互动的平台，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互动式教学模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最大的作用，使小学生得到最适合的语文教育。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学网络资源运用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教师在教学之中已逐步脱离了“黑板板书”的教学技术，但这种教学技术上的进步却没有给教学现状带来质的飞跃，教师很难主动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寻找教学资源，仅能够借助现有的教学设备来提高现有教学的便携性，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必须对网络资源在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究，发挥网络教学资源的作用，以提高教学效率与教学转化率。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网络资源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进行系统化探究。 关键词:小学语文;网络资源;教学运用 我国小学语文学科并非是独立的学科，学生在这一学科内要学习多种学科的复合知识，这中间既包含了社会道德规范，又包含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关注“语文”教学本身，一定要有所拓展。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应试教学的实际需要，绝大多数的语文教师都必须要在教学中强调基本的语文学科知识，以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自我发展，更不利于语文学科的发展。因此，语文教师必须转变教学理念，革新教学策略，推动学科教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运用原有的教学策略能够满足语文学科知识的教学，而网络资源则主要用于“复合知识”教学。当然，这些知识的教学应当融合进语文知识教学中，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学科教学的发展与完善。 一、利用网络教学资源，拓展学生认知渠道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多数教师都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资料收集与整理，以促进课堂教学的正常推进。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种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学生主要依靠“教辅资料”来开展，在应试教育中，这种教学方式是较为合理的，而在“复合知识”教学中，这种教学方式显然是不利于学生学习思维的拓宽、发展的。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拓展自身的认知渠道，以推动小学语文教学的知识性发挥。当然，这种资源的更新、利用，应当由教师为学生进行展示，以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会不由自主地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模仿，因此教师必须“以身作则”，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例如，在《两个铁球同时着地》这一课的教学时，我就没有用原有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而是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及相应的网络教学资源为学生讲解了“地心引力”这一概念。我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为学生选择的播放内容并非是原有的教学课件，而是一些相关的科普动画，以此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就能够了解到，网络并非只能够用来娱乐，更能够进行学习资源的搜集并用于自身的学习之上，这将有效地转化学生的学习思维，拓展学生的认知渠道。 二、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资源，模拟现实情境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单纯的多媒体教学技术已经不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了，因此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更为新颖的教学内容以模拟教学情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多数学校的互联网带宽都能够满足教师实时教学的需要，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资源来模拟现实情境，以此调动学生学习语文、学习综合知识的兴趣，推动小学语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例如，在教学《九寨沟》这篇课文时，我不仅借助了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学生播放了事先准备的教学课件，更是为学生搜集了大量的教学资料以作补充。而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激发了出来，更是被“九寨沟”这一景点美轮美奂的景色所吸引，要求我为其展示更多、更现实的内容。我就借助互联网资源，搜索了该区域的“全景地图”，为学生作以展示，达成了相应的教学目的。 三、创建开放式语文课堂，促进学生形成终身学习能力 小学语文教师要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将学生连通在某一教学平台之上，在这一平台上学生能够自主、自愿地进行交流与学习，从而形成开放式的语文课堂，而这种“交流式”的学习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与完善。作为教师要在网络学习平台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缺乏必要的自制力与前瞻性，容易被网络上的信息所误导，从而降低学生的学习欲望或学习效率，教师就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教师还应当及时为学生在网络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进行答疑，这将有效地拓展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场景，促进小学语文网络教学的发展与完善。近年来，网络资源运用到教学中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教师也在探讨如何利用网络资源才能够真正促进学科教学的发展与进步。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辽阔的国土与复杂的国情，尚还未有一种教学方式能够“通用”。因此，小学语文教师想要将网络教学资源合理地运用到教学中必须要依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合理化发展。 作者:王静 单位:灌云县杨集中心小学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学策略探寻 摘要：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由于新课改的实施让小学教学模式发生改变，其主旨就是以学生为本，教师辅之的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小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保证其学习质量。小学生教学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在当前的小学课堂上注入新的活力，让小学生能够轻松愉快的学习。本文主要对目前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整体素质；课程改革；解决策略 小学语文教学作为学生在小学阶段的基础课程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得到老师和家长的重视，根据新课改的有效实施策略，我们要打破陈旧的教学理念，并且根据孩子活泼、好动、天真无邪的特征制定一套健全的教学模式，以达到整体的提升小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孩子能够最大程度的接受所学的语文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这需要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共同努力。 1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现状 1．1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难题就是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体现出兴趣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作用非常之大，这个问题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明白的问题，但是也是最难完美解决的问题，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走进小学生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交朋友只有真正的了解孩子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并且做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当前根据小学生的心里特征所制定的一系列提高小学兴趣的教学手段，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十分的理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无法真正的做到兴趣教学。1．2其次就是教学方法不够完善，和当代的学生特点不符，没有做到因材施教。小学语文作为小学课程的起始阶段，大多数学生都是十二岁以下，所以在制定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但是目前还有一部分教师依然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课程教学，把每一篇课文都生搬硬套的分为一下几个部分进行教学：认识生字、课文分段、总结归纳课文的中心思想还有就是作者的内心活动等，很多小学语文老师都会拘泥于这几点，而完全忽略了课程创新与改革，结果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非常不理想，使得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与理论知识相脱节。小学教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让其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最终达到有效的提升学习效率。1．3对于一些比较偏远的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相对于发达的大城市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模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相应的教学设备不够发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课本的重点很难掌握，脱离课本严重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育模式的陈旧使得他们适应了传统的应试教育，实际的语文素质没有想象的高，自主学习能力几乎没有，这些原因一部分是教师的综合素质不高导致的，还有就是学生的学习环境问题导致的。 2小学语文教学相应的策略研究 2．1做到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而不是学生被动学习。着重挖掘小学生的潜能，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语文教学的引导工作，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兴趣，展示学生自己的长处。一般的小学生都有较强的自我表现能力，所以在教学的课程当中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教学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如在教学一些具有故事情节的课文时，我们可以让每位学生表演不同的角色，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进行有效学习同时深入理解课文的深层含义，在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去查找相关的资料信息，有效的培养他们自主学习能力，达到在多元化教学模式下提高小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效率。2．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相应的鼓励。对于小学生学习过程中表现较好的地方我们要不吝于语言上的褒奖，因为每一位学生都有一定的虚荣心，所以来自老师的褒奖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具有很大的动力，对于那些出现错误的学生，老师要及时的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并且给予一定的鼓励，不要让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抵触心理，最后导致厌学、逃学现象的出现。对于褒奖一定要有度，不要让学生产生骄傲的心里，从而影响学生今后的语文学习。这些方面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所以相应的教育机构应该加大对教师综合素质培养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建立一支综合素质高的教育队伍，让其成为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排头兵。2．3小学生们的潜力非常大，对于小学生潜力挖掘是目前教育事业一直讨论的重点与难点。例如当前很火的一些小学教育方面的综艺节目，其中有珠算“神童”还有“天才音乐家”等都是对儿童天赋的发现。每一位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学生潜力的发掘。2．4对于一些比较偏远的农村，我们要更多的注重网络教育，因为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现在，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教育方式。有效的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能够学习跟多的语文知识，在接触不同优秀教师的过程中更深入的了解语文课本知识。其次就是政府出资派遣一些优秀的教师到重点小学进行学习交流，通过和重点学校的老师交流和学习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最后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高效保值的教育。2．5部分教师备课主要还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工作，其制定的备课内容主要还是符合领导而不是学生，对课本的钻研不够深入，思路不够清晰没有更深入的进行思考与研究，其主要的教学内容大部分都是照抄教学参考书，不能有效的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其实际价值几乎等于零，大部分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 3结语 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提高我们要制定一套健全的体系，为小学语文教育事业指出一个方向，为了完善这个体系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的能力，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配合，最终达到小学生的语文教学能够高效保值的进行。 作者:韩海涛 单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小学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社会也原来越关注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及老师应该更注重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坚持以人为本，以小学生为中心，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进行行之有效的互动，才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推动教学发展。单子在小学教学的过程中，师生缺乏有效的互动，教学方式和课堂方式等阻碍着师生的有效互动。因此，本文首先简述了小学语文教学进行师生有效互动对教学目标实现的意义，并指出目前师生互动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寻找提高小学语文师生互动的有效措施，旨在促进师生交流，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师生；有效互动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任务不仅是传道受业解惑，更应该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通过师生交流，充分挖掘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实施教育，有利于培养小学生对语文老师乃至语文课程的喜爱，激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学习语文［1］。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推动课堂效率和教学效果的体现，不见实现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传递，也培养了学生了交流能力和综合情感，只有教师与学生之间多进行有效的沟通互动，学生们才能兴致高昂地去学习语文，对语文知识的吸收与理解才会更加深刻，也更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互动交流的意义 1．1了解学生基本情况 语文教学是一门语言学科，语言的本质就是交流，通过师生间的交流可以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了解学生的综合情况，例如学生对语文课文的理解程度，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了解学生对语文感兴趣的方面，通过对学生的个性掌握，可以指定相应的教学办法，提高学生对语文的认知和自己的认知，使得学生有效地进行语文课程学习。 1．2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语文学科综合性强，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还需要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例如小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情感表达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通过小学语文课上的师生互动，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帮助小学生们建立对语言的认识，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 1．3通过表扬发现激发学生的兴趣 小学生希望自己得到表扬，希望自己的学习被人肯定，而通过互动时候的表扬恰好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兴趣成为他们最好的老师，只要有兴趣，小学生对语文学习就有一种满足感，树立一种学习好久能得到别人肯定的动力，更好地推进小学语文教学。 2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互动存在的问题 2．1教师缺少互动意识，很难把握住互动时机 随着教学改革深入发展，互动教学成了教学的新理念，但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较深，许多老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办法，尤其是较年长老师更难改变自身的教学方法，虽然他们可能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在教学活动技巧和意愿上与年轻老师相比还是有些不足，缺少互动的意识，导致师生缺乏互动。此外，互动的时机把握不好也会影响互动教学效果。 2．2课堂及教学形式单一 由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应用的时间较长长，许多教师的思维模式固定，传统的课前预习，课堂讲解，课后作业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课堂互动的教学模式还未得到广泛应用，所以从整体上看，教学互动在科学性和系统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可参考的具体教学方式案例较少，很多小学语文离不开读、背、写的教学框架里，导致课堂效果没有得到提升。 2．3教师盲目互动，且互动方式不够灵活 一方面，互动教学虽然有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维系及轻松学习氛围的构建，但并不适用于每一堂课教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的小学语文教师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然盲目地与学生互动，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在教学时虽然与学生适时、合理地互动，但是互动方式非常单一，使学生很难在互动中提起兴趣。此外，一些教师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有明显的选择性，导致给予学生互动机会的不平等，挫伤部分学生与教师互动的积极性，互动效果不显著。 3提高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互动的有效措施 3．1加强课前的互动 要加强对教师对在小学语文中互动的认识，不仅限于课堂上，甚至在课前就可以通过建立与学生家长建立微信群或者QQ群等，课前就可以进行课程预习的交流以及让学生家长对孩子进行有效的辅导交流，产生互动。其次，学校要加大对互动效果分析展示，突出教学效果，制定相应的规章，为老师与学生进行互动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后，学校本身也要提高对互动教学的重视，校领导应当积极学习相关先进的互动的精神，积极交流分享互动教育的工作情况，学习相关方法促进师生互动工作开展，例如老师可以在四年级上册《火烧云》的课文预习上，通过选择一个晴天夕阳，跟学生们进行手机直播互动，通过实地拍摄讲解给学生的形式，让学生充满好奇，并可以与学生互动别的云彩分类，还可以拓展学生们的见解，在课前就与学生们交流好关系，才能活跃上课时的气氛。 3．2采用互动教学的形式 首先，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备课时，要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小学生对语文课的学习和掌握水平，做好相应的记录，根据不同学生的特采取不同的课堂教育形式；其次，由于小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非常短，在课堂上受其他事物影响也比较容易，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多媒体中视频或者网络教学互动吸引学生注意；再次，语文教学并不仅限于课堂上的授课，也可以进行户外的角色扮演，例如在对三年级下册的《女娲补天》一课的教学中，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在操场模拟场景，让学生参与进来，老师扮演女娲，学生扮演雨神，让学生们了解文明，也让学生们知道感恩，通过课本再现，在台词的重现过程中，又可以增加对生僻字的深刻记忆和理解，在再现课本的过程中，学生们都参与进来，这样就充分发挥其好奇心和参与感，提高小学生对语文学习的浓厚兴趣。 3．3加强课后的互动 小学生具有爱表现、争强好胜、好奇心重的特点，因此，教师可以对于这一特征采用竞争机制来发挥互动的作用，例如在显眼的地方设置交流簿，让学生把对老师的意见写进去，老师在交流簿上回应，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还可以通过课后家访的形式增加对学生的交流［2］，对于表现和学习好的学生在家长面前进行表扬，树立自豪感，而对于表现和学习都不好的学生，在批评之后要了解仔细原因，与家长一道帮助学生进行改善，通过师生交流，树立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激发小学生语文学习兴趣。 作者:陆艺方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第一小学 最新小学语文教学论文: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分析 摘要：小学语文作为一个学生的基础阶段，如果不能掌握基本的语文素养，那么学生会在今后各科的学习乃至社会生活中出现重重困难，所以，强化对小学语文的创新教育实践尤为重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小学语文创新教育的基本内涵，并进一步分析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策略。 关键词：小学语文；创新教育；基本内涵；教育策略 一、小学语文创新教育的基本内涵 小学阶段是一个学生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小学生可以在语文学习中获得更多的知识，拥有更多的能力，所以语文教学必须要做到创新，才能够有良好的学习效果，进而使得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一旦小学语文教学实现创新，学生具备的素质也会体现。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来说，所谓创新，主要集中在学生的个体化创新上。例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项工作的培养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探索精神，让学生能够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待学习能够具备独立性、自主性，这将为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小学语文的创新教育，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汉语语言，对待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够有一个拓展的过程，让学生能够更加独立自主地参与实践活动，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能力。这将进一步明确小学语文教学的内涵，我们的教学也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有的放矢，将小学语文的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策略 1.为学生夯实基础 现行的小学语文课堂，教材、评价方法普遍都继承了普通传统语文教学的做法，这种缺乏针对性的做法，严重阻碍了当下小学语文教育发展。小学语文教师要坚持以学习为渠道，不断充实自身的教育理念，放长教育目光。教师要通过学习，进一步认清楚小学生这个群体，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建立良好的思维模式，认真地分析语文创新教育与其未来学业的深层次关系。这样，学生才能够根据这个群体更好地开展创新教育，切实有效地保障预期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小学的低年级阶段，课本上有很多识字和练习的内容，教师可以定期为学生总结一套字词，让学生记忆和背诵，再以游戏或者比赛的方式来让学生反馈自身的学习情况。 2.从教材资源中挖掘 小学语文教学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但是却包含了诸多人生哲理，小学语文教材是一项宝贵的资源，里面有诸多优美的诗文，教师要适时地运用这些诗文，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创新语文教学的应有之意。例如在夏天，我们可以让学生去观察雨，思考雨和“雨”字有哪些联系呢？教师在这个时候，可以培养学生的开拓思维能力，在体验中将语文课堂上得有声有色。将知识内容与具体的场景体验结合，学生能够放松，整个教学质量也会有所提升，师生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融洽。 3.拓展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 学习虽然需要教师引导，但是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还是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一直由教师来做指导，让学生可以充分地展现个性化思维。教师在此，要充分做好角色的转变，将传授者化身为引导者，通过引导小学生，来鼓励小学生获取知识。以往的语文教学通常比较注重课内知识的传达，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当下语文课程的创新教学需求。所以，在当下的教学理念中，小学语文也需要进一步注重对学生课外阅读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进一步鼓励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慢慢地阅读一些课外书，品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为学生讲《林冲棒打洪教头》这一课时，可以进一步为学生拓展《水浒传》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这一个故事，能够对整本书提起兴趣，这也是阅读教学可探索的一条途径。长此以往，学生能够从课外作品中逐步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培养自身的作品鉴赏能力。 4.让创新教育在作文中落实 小学语文是一个为学生打基础的阶段，小学语文的创新教育重点要落实在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上。所以，语文教师要进一步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鼓励学生合理地运用自己在书中学到的经典词句，让自己的语言能力得到提升。教师在教育学生写作文时，不要只将精力放在写作技巧上，还要引导学生去体会自己生活中的情感，在自身的生活体验中下功夫。为学生创造“走进生活”的情景，让学生可以宽松、自由地认识生活、体验生活，形成一个为生活思考的氛围，从而激发他们对写作的需求。例如带领学生学习完王冕的《墨梅》之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仿写或者扩写，以“花草树木”为主题来进行现代文的写作，优化学生遣词造句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需要积极地鼓励学生、表扬学生，让学生能够适应写作，爱上写作。小学语文的创新教育不仅在于让学生了解多少种问题，理解某个问题有多么透彻，更要关注语言的独特运用方式，用个性化的语言去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思想观点，去发挥自己的想象。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形成创造性的语言训练和语言思维，强化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摆脱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能够在小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祝琳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中文专业论文:国学经典在中文专业的学习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 要：正如“孔子班”在国际流行一样，国学传播又一次成为热议的内容。从《三字经》到《论语》，从《庄子》到《中庸》，无论是何学派，国学经典都在用其特有的方式融入生活。自然，中文专业对于国学经典的学习更有其必要性。本文将借由“咸阳师范学院”事例从学习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教学现状和解决对策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咸阳师范学院；国学经典；中文专业；对策研究 “渭水穿南，旧截ū保山水俱阳，故称咸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从在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国时便赢得了“中国第一帝都”的美誉。虽历经朝代更替，但咸阳一直是京畿重地，所以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自然，受其影响，咸阳的历史文化氛围十分浓厚。为弘扬中华文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建设精神家园，咸阳师范学院举办“咏颂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国学经典咏颂会、国学知识大赛、邀请专家做国学经典阅读报告等活动，师生一起共同演绎国学经典，推广国学。中文专业的师生更是首当其冲，取得佳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 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国学根本上是教导“如何做人”。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即便是乡间不识字的“下里巴人”，也在自觉实践其中的道理。“仁爱”“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今天依然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学经典中蕴涵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格，提升素养。同时，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通过对国学的学习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培养和塑造出具有民族意识、经世致用的下一代。尊师重道，长幼有序的礼仪道德观念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如果失去这些观念，就容易造成混乱的社会局面。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的道理名言，一部分已经形成全社会共同意识，只有了解它才不会产生偏差与隔阂，更好地适应社会[1]。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有格调，有意义，有尊严。当代中文专业的学生更是需要从国学经典中领悟自我，提升境界，从个人出发，关爱国家、关心社会，以己之力奉献创造。 2中文专业学习国学存在的问题 所谓中文系的立系之本就是中国悠久而伟大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像应用写作、对外汉语教学等科目对比古代汉语等传统科目要受欢迎得多。不可否认，为了更快融入社会，这样的应用型教学更受欢迎，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有所缺失的中文人才。现代中文专业最缺乏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单单是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及其需要学习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其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的人文精神，中文专业作为这种人文精神的“亲传继承者”，更应该有其鲜明的特色，重点在于古典文学，辅以现代应用教学。可事实上两者经常本末倒置。 咸阳师范学院中文专业中的汉语言文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中等学校进行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中文专业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就；懂得教育理论，掌握教学方法和规律。但事实上，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育不足的情况，尤其汉语言专业与国学研究息息相关但分析其中文专业现状仍然有以下几点问题： 2.1 国学研究不深入 在大多数教学当中国学经典并不是必读科目。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专业中除了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其余中文专业教学对于国学的探讨并不十分看重。但事实上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同样需要国学经典作为辅助。 2.2 国学经典不普及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使作为在小学就要求背诵的经典国学《三字经》其普及度依然不够广泛[2]。诚然，在高校教育中对于国学经典的要求更多，对于学习研究要求更精更专，但是仅仅自己钻研不做出普及仍然是不够的。 2.3 国学经典无用论 从就业角度来看，国学经典并不是必考项目，因而十分容易忽视甚至无视其重要性。虽然很多学生把国学经典当做课外拓展阅读，的确有所收获。但是没有相应的教师指导依然不够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3解决对策 3.1 加深研究 针对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专业中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对应开展国学科目教学，将其作为单独的学科进行讲解。此外，除了必修课，还开设了一些国学选修课。鼓励教师针对国学经典阅读申报各种研究科题，此论文就是研究成果之一。通过以上举措，一方面对于学分制度的需要提供新项目，另一方面加强国学经典在中文专业的分量，从深入研究角度出发加强国学在汉语言专业中的影响。并为学生考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推广普及 为了让中文专业乃至全校师生重视国学经典，咸阳师范学院开展了多种普及活动。“咏颂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国学经典咏颂会就是典型范例。伴随着典雅悠扬的古乐，身着传统汉服的“古代儒生”走上舞台，集体咏诵《弟子规》；随后，学子们又登上T台表演“汉服秀”，还有柔美灵秀的古典舞蹈、劲健婉转的京剧表演、自在随意的书法表演、空灵动人的古筝与竹笛演奏、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等，依托现代表演元素传播古典传统文化，生动地阐释着博大精深的国学经典文化，将现代设备与古代表演创新结合，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专家讲座，而是运用现代科技展现经典的魅力。科技处和文学与传播学院邀请“长江学者”李浩教授作了题为“经典阅读四题”的学术报告，讲授经典阅读的要义，对学生提出的经典阅读问题予以深入浅出的解答。一再鼓励大家，在人类知识日益碎片化阅读的乱象中，一定要静下心来潜学阅读，感受经典的魅力。国学不只是书本，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如咸阳师范学院一样，借由其他方式进行，其收效会超出预计，带来更大的收获。 3.3 加强比重 落实到实际生活，学生时代的一切学习经历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除了将来做教师需要坚实的国学功底外，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面试时准备与国学相关联的题目以考验学生是否适合公司需要。例如对国学经典语句的解读，对国学故事作评论等。中文专业的学生在文字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国学经典的解读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很难做出正确的或者说公司需要的解答。因此从就业的多元化来讲，中文专业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上也要加强经典阅读的比重。 4 结束语 国学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些对于享受前人荫凉的当代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中文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明确其重要性，无论是学业要求还是自身追求，都应该对其有确切的认识做出相应的努力。推动国学经典的普及，让它在国内国际发光发热是一大目标，中文专业的学生们更需要挑起担子，敢于承担责任。相信随着国学经典教育的更加深入，不只是中文专业学生，更能让所有学生、祖国未来共同承担这一使命。 中文专业论文:亚伟中文速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摘要】目前速录行业是一门新兴的职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比例还不协调，特别是社会公检司法部门中对这一类型人才的需求。因此，研究和探索培养速录专业人才的模式，以提高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为目标，为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出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速录人才。 【关键词】亚伟中文速录 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 探索与研究 一、亚伟中文速录专业的发展现状 亚伟中文速录是由专业的速录师使用的输入方法，通过汉语拼音的方法，将电脑与速记技术相结合，是一种快速记录语言的专业设备。1994年，唐亚伟教授研制成功第一台键盘电脑速记机，后被称为“亚伟中文速录机”。随着速录专业进入高职院校，亚伟中文专业速录也开始作为一门专业的技能课程在各个高校开设。目前主要广泛使用在社会公检司法部门、网络直播、新闻记者采访、同声传译等领域，社会对速录人才的需求量较大，而且收入相对较高。因此，需要加大对速录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和应用的力度，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还应该注重培养速录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的技能，提高速录人员的实力。 虽然目前速录专业在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速录行业与外国的相比较而言，起步比较晚，而且相对在经验上存在着不足之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速录专业的推广力度不够，再加上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培养模式；素质教育理念的薄弱，素质培养与技能培养的比例不协调；目前高校中的教师在专业水平和授课技巧上存在着不足；由于教学方向的不明确，导致培养出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当前我国的速录行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通过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1]。 二、探索和研究亚伟中文速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培养方案与时俱进 各高校在设立速录专业的时候，应该充分的了解整个行业发展的新动态，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方式。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将产学结合，提高学生的基本专业技能。将速录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的技能操作相结合，打造素质教育教学。与此同时，还要根据速录专业就业前景的特征，创新课程体系，打造职业教育。将校企合作的模式进行到底，为学生提供实践动手的机会，进而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能的掌握。保持与时俱进的理念，积极创新和探索新的培养方案，不断增强学生的综合水平和专业技能。 （二）明确教育的目标 速录教育的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循这一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随着速录行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需要加快培养出高素质的速录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要同时的增长。人才培养的模式应该越来越规范化和体系化，从师资这一源头开始，逐步提高教师与学生的整体水平和教学的质量，全面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创新教育方式 为了实现教育方式的创新，一定要遵循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是一定要以素质教育为教学的根本理念，在注重专业技能学习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行业潮流；另一方面是加强校企合作，将培养人才的目标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结合，注重职业教育。培养、教育速录专业人才，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因此，必须创新教育方式，树立服务的教育理念。在加强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与能力，为学生提供职业感知的机会，并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在市场中的职业竞争力。 （四）以适合的专业背景设置速录课程体系 虽然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多是文秘等专业中增加速录选修课程，我校以计算机应用专业为背景，并增设了速录专业课程，即在具备计算机专业技术的基础上掌握速录技能，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就业路径。 （五）以就业需求为教学导向 如果想做好职业教育，就必须以就业需求作为教学的导向，学校需要根据行业需求，明确岗位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产学结合，培养出的人才符合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大学时就业的形式十分的严峻，这就是由于教学导向多是以理论型教育，造成学生所学的知识与社会市场需求的技能相脱离，因为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自然就会出现就业难的问题。 （六）注重提高师资水平 提高师资水平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完善：一方面是教师首先需要加强自身的实践能力，增加自身实战的经验，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全面、彻底的解决学生的问题，通过增加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进而促进学生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教师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做到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中文专业论文:实训课程建设与中文专业大学生基础技能培养 【摘要】实训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比较薄弱，这与其学生技能要求并不相称。在大学课程体系中适当增强演讲与口才、经典背诵、作文训练等实训课程，并通过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的指引和规范，这既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培养，又为中文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锻炼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实训课程;基础技能，应用型，课程体系 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构成，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证明此为分层次的组成部分，如英国学者PeterTKnight MantzYorke提出了著名的的USEM理论，认为大学生的可雇佣性由学科理解力（SubjectUnderstanding，专业知识的掌握度）、技能（Skills，专业技能与基础技能）、自我效能感（Efficacy，自信心）以及元认知（Meta-cognition，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能力组成;国内学者谢志远也将就业能力分为基础性能力、专业能力、差异性能力三个一级维度[1]。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但要看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同时也应注重学生基础能力培养，基础能力和专业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但现在高等学校都过于偏重学生专业能力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而对学生基础就业能力的培养普遍关注不足，使得学生情商不足，人际交往能力不强，明显削弱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大学生基础技能包括基础能力和专业基础能力两大部分，这一点中文专业学生也不例外。基础能力包括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沟通交际能力，专业基础能力则包括汉语言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有效培养能尽力保障中文专业大学生就业后的基本工作能力、基本沟通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情商培育和自我管理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调动诸多教学手段进行全面教学改革，通过开设适当的实验课程来有效提高学生基础技能，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是行之有效的一条途径。 关于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基本技能培养，现行教学状况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思想上的忽视。这种忽视具体体现有三：一是对中文专业学生基本技能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研究。什么才是中文专业学生应该培养而且迫切需要的基础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又应该设置怎样的课程加以锻炼？这些都没有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规划，因而在大学一二年级没有针对性地开设有效的专业基础技能实训课程。二是在课程设置中没有遵循教学规律对学生基础技能进行有效安排。基础能力的培养应该在专业能力之前，因为它是专业技能的坚实基础。但因为没有对基础能力引起高度重视，认识也较模糊，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出现了随意安排的现象。三是由于对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基础技能缺乏细致研究，因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课程也极少，学生基础技能培养明显缺乏课程教学的保障。 二、基础技能培养缺乏实训环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文专业学生的就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方面传统的就业渠道面临巨大挑战，另一个方面新的就业渠道又纷纷涌现，如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宣传、策划、营销、秘书等岗位有需要大量中文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但我们还是主要依靠传统的专业实习手段来进行实训，如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而没有针对基础技能培养的手段丰富的实训环节。譬如培养学生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文学鉴赏能力时，主要依赖语言类和文学类专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是理论课;即便是写作和普通话课程，也缺乏系统的学生实训，学生的能力培养夹杂在老师的理论教学当中。当然这种情况除了思想认识和教学研究不力之外，也和实训手段、实训经费、实训室建设滞后密切相关。 三、缺乏有意识的情商培养。情商，是情感智商的简称，它“是一个人掌控自己的情绪、情感，理解控制他人情绪、情感，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情绪、情感的能力，是衡量一个人驾驭情绪情感水平高低的标尺”[2]。良好的情商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随着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和移情能力的提升，更有利于自我发展能力的凝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后主要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同时因其就业面宽的特点，需要就业后进行再次择业的能力培养，因此更应注重情商培育。但由于我们对教育成效、人才培养认识偏颇，明显缺失学生情商培养的目标性和计划性，也没有对此有日常性的教育和培养，往往是将这一重要课题简单地归结为心理健康问题，一般交由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一个单位来解决。 针对当前的现状，为使中文专业大学生基础技能得到稳固和提高，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实训类课程建设。技能的培育和锻炼，离不开实践，只有动手，才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体来说，加强实训类课程建设的作用有三： 一、突出人才培养方案的应用型特征。人才培养方案集中体现了高校的办学思路、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定位，它的培养目标是学校人才定位的根本指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升格的本科院校一般将自己定位为应用型本科学校，这也意味着学校的各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但以汉语言文学为主的中文专业作为老牌专业，人才培养往往重在理论型、研究型。即便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学校也重在师范技能培养。这种培养目标无疑不适合当前社会对中文专业人才就业面宽、岗位变化大的要求。 二、强化非结构化环节设计，有效弥补课程体系的不足。胡有林老师在《基于系统思维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对于非结构化的环节缺乏充分考虑，也就是说对于课堂以外的课余时间的总体设计和要求重视不够。这一点，在一贯重视统一范式学习过程的中文专业来说，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课程设置优化的同时也要充分关注学生课余时间的学习安排。但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自我约束力不强以及大学以后很难迅速适应大学学习新特点的不足，通过实训课程安排延伸到课外是是一个极好的解决方式，它既能和低年级的专业基础课程相呼应，又能有效地引导学生课余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式。同时，通过这种课后的师生互动，也能有效拉近师生距离，从而反哺课堂教学。 三、有利于学生的情商培育。中文专业学生的基础技能实训课程主要包括写作、演讲、辩论以及经典名篇的背诵与理解。这些实训项目大多与陶冶学生情操、满足学生正当情感需求有密切关系，对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观、美学倾向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譬如当我们在阅读优秀作品、吟诵经典篇章的时候，就在锻炼我们感知自身与他人的情感、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从而达到更好地辨识和理解他人情感来调控自身情绪的效用。像演讲、辩论以及写作实训的开设，更能够不断地增强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调节，因此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情商水平。而且这些实训进入课程建设体系，通过具体的实训大纲和工作室项目教学的特点来加以实施和保障，使得这些实训项目既能人人参与，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效果。 我国的应试教育使得中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基础技能培养，因而在进入大学以后普遍体现出自我调控与人际交往能力不强，语言表达能力偏弱的不足。同时，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也使得当代青年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中文专业学生对此的要求又比其他专业更为突出，因此在大学低年级时，通过实训课程的强势介入来加强学生的基础技能培养是大学课程体系改革一个值得重视的途径。 中文专业论文:中文专业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模式探析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文专业创业教育的师资团队的分阶设置的结构模式及其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将创业教育所需的九类人士分属校、院两级创业委员会，依据创业教育的不同培养阶段分别设置师资组合，形成不同的四阶师资结构模式。这样的分阶设置，权责明确，能有效地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有效整合教育资源，避免师资、时间、精力以及经济上的浪费。 【关键词】中文专业 创业教育 师资团队 分阶设置 相对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创业教育还很滞后，其中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原因，无疑是创业教育师资的缺乏。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的薄弱是制约创业教育工作质量的重大因素。 一、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人员分阶构成模式 （一）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人员构成模式 中文专业的创业教育不能孤立的进行，它是学校创业教育的一个有机部分。只靠中文专业的教师，创业教育是难以进行。中文专业的学生只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要想创业，也是难以实现的。创业教育涉及经济管理、法律、政策、心理、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技术等诸多专业学科，是一种繁难的立足于某一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跨专业式的、多专业融合的漫长的教育过程，更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多学科的复式教育。 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构成人员，必须要能满足创业教育的这一特殊性与多面性要求。构成如下：1、院级主要领导1位，负责统筹安排全院的创业教育。这样有利于校内外教育资源的整合及有效利用，便于宏观调控创业教育的各个环节；2、各级系领导1 位，负责具体落实自己学院的创业教育，将有利于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3、专职创业教育教师若干名，为创业教育提供创业教育理论支持，普及创业意识，为各院兼职创业教育教师提供培训；4、各专业学科骨干教师1 位，为创业教育提供可能需要到的专业知识、技术、理论等的支持；5、校外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很好的激励和借鉴作用，能增强学生创业的信心，并可能为创业教育的实践环节提供实训的场所和机会等。 （二）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院、系两级构成模式 以上各类人员在学校的创业教育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能彼此互相配合，形成有机的整体，将能大大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如何将各类专家形成有机的创业教育师资团队呢？创业教育既要体现专业特色，又要避免由各个学院来负责各自负责本学院的创业教育而导致的师资、时间、精力以及经济上的浪费。所以，创业教育最好由学校和学院共同负责，在学校的统筹下由各学院具体负责本学院的创业教育。 （三）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分阶构成模式的得出 依据创业教育的四步分阶培养模式，各个阶段的培养对象、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所用到的教师在权利、能力以及专业知识上也应有所差异与区别。在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创业教育师资团队应根据培养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设置组合。 1、第一阶段的创业教育主要由学校创业委员会统筹安排，本学院创业委员会具体负责。由系创业委员会统一安排各系的上课时间和地点。 2.第二阶段创业知识的培养，由创业班的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安排及教学。这样便于协调创业班学生的专业教学与创业教学的上课时间。系的兼职创业教师可负责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如再缺少相关课程的教学人员，可申请由校级创业委员会向各学院协调解决。 3.第三阶段创业能力的培养由学校创业委员会整体负责。这样，可以从整体上宏观掌控和调控学校创业教育的各个方面，便于有效整合学校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计划；便于求得社会各界对校级学生创业团队的帮助；便于增强对学生实训或真实创业的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本阶段创业教育无论采用哪种实训方式，校创业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要全程给予知识、技术、策略、法律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可对创业团队的实训进行适当的干预与调控。 二、分阶式师资团队建设的保障措施 （一）职责明确 首先，校、院两级级专职创业教师负责全校和各所属学院的创业氛围的营造；创意意识的宣传、普及；对兼职创业教师进行创业理论的培训和指导；负责创业教育相关课程的设置；实训基地的建设等。其次，兼职创业教师在其所属学院的院级创业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配合院专职创业教师进行本学院创业教育的宣传；结合本专业特色，开设部分创业课程；服从校级创业委员会的工作调遣。最后，外聘专家要负责创业教育相关方面知识、经验的教学和指导；有责任参加创业论坛、案例讨论和项目风险评估等。 （二）激励机制 1、工作量计算要有利于兼职创业教育人员。兼职教师的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减半，从时间上鼓励教师去从事创业教育。将指导学生创业实践、参与创业咨询、开讲座等的工作折算成教学工作量，按每个课时多少金额，给予经济奖励。鼓励老师编写创业教育的相关教材和论文，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2、允许教师停薪留职去创业。鼓励教师到企业进修，进修期间工资、津贴照发。据有关调查显示：“89.9%的教师认为丰富的深入企业的经历或者双师型教师更能有效指导大学生创业。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这个总体看法是正确的。目前我国高校教师具有创业经历的人极少，成为教师之后就没有动力、精力和能力再进行创业及相关活动。”因此，要想培养出众多的有创业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政府、学校必须要解决教师们在经济上的顾虑，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3、承认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在现有的专业职称的评定中的地位。目前，“很多普通任课教师对创业教育并不积极，重要原因在于职称评审制度。该制度要求教师必须在已有的某个学科和专业范围内发展，而创业教育工作不会对其专业产生帮助，不会有利于职称晋升和学术成长。”针对这一实际问题，国家可承认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在现有的专业职称的评定中的地位，以消除老师们的这一顾虑。 笔者依据中文专业创业教育的四步分阶培养模式，构建了创业教育师资团队的分阶设置的结构模式。将创业教育所需的9 类人士分属校、院两级创业委员会，根据培养阶段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师资组合，明确各级、个人的职责，形成有机的创业教育师资团队。这样的分阶设置，权责明确，能有效地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有效整合教育资源，避免师资、时间、精力乃至经济上的浪费。 中文专业论文:企业对中文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及对策 摘要：企业期待专业的人才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与工作相关的专业技能，还具备计算机、外语等能力。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可结合这些需求进行些许改善。 关键词：企业需求；高校教学；学生学习 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地位日益凸显。为营造良好企业文化、增强竞争力，企业也亟需一批中文专业的人才。调研团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平台，通过企业深访、毕业生问卷调查等形式，进一步了解到企业对中文专业人才的需求。现将调研所得结论、建议概述如下： 结论 大部分企业在录用中文专业人才时，很看重是否有相关工作经验或实习经验。最重视本专业的技能依次为：文书写作、交际与公关、策划与部署、资料与信息的处理。认为本专业人才仍需提高：企业管理知识及能力、文书写作处理技能、沟通交流技巧、秘书理论和实务知识、现代办公技术。其他像是礼仪知识、公众演讲能力、广告知识及技能等也有所涉及。对本专业毕业生的基本看法，最强烈的四种声音分别是：①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内容基本与本专业无关。说明本专业学生需广泛涉猎，打下基础。②知识渊博、人文素养高，加之工作后学习其他技能，发展后劲足。说明本专业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培育仍是关键。③职业定位不清晰，能力知识宽而不精。故将来有志于在某类型企业工作的学生，需学习与就业领域相关的某种技能。④知识结构不合理，没有反映出业界的发展现实。可见本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优化知识体系，既有广博的文史哲知识，又有精深的专门知识；同时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实用技能。中文专业的教学则可在传统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根据社会职业岗位的要求，融入新的课程与教学方法。 不同领域的企业，对中文专业人才也有不同的要求。如金融领域，青睐获得过与工作内容相关的第二学位证书的人才。建议中文专业人才多接触社会，在工作过程中应活跃思维，锻炼创新能力。传媒行业招聘时，青睐有相关工作或实习经验、获得过重要相关奖项的学生。希望本专业学生提高广告、新闻知识及技能；拓宽见识与眼界；锻炼自学能力、分析归纳能力；同时了解所从事行业需具备的素质，还要熟悉整个行业的流程。 不同类型的企业也有自己的要求。比如国营企业青睐有党员身份，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且文笔佳的中文专业人才。合资企业希望人才外语水平高；借助中文专业长期熏陶而成的人文修养，缓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隔阂。 除企业外，调研团也调研了部分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从整个调研情况来看： 敬业、责任心强等仍是各类用人单位最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中文专业人才要具备的能力，前五种依次为：写作能力、沟通交际能力、计算机及新媒体技术、外语应用能力、审美能力。 建议 学生学习： 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自学方法，以便将来在跨学科的背景下能较快入手，还可厚积薄发。多创造机会进行理论学习、应用实践。作为本专业的学生，要培养用人单位亟需本专业学生具备的五种能力，首先要不断提高本专业基础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要培养筛选、处理知识的能力。如今在云计算、云存储的技术水平里，获取知识相当容易，要选择好的阅读文本，学习准确的知识还要学好文献学：文献学继承了优秀的文化，传承传播优秀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文献材料的掌握也是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只有很好地掌握文献学基础知识，才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获取新知识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有较高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在学好文献学的基础上，可借鉴训诂学学习方法，贯通中国文脉，提升文字水平，通晓中国文化发展次第，至少行文流畅，无错字病句，文字水平应明显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参考比较文学学习方法，拓展研读海外经典作品，博闻强识，开阔自身视野，对中外文学史中出现的经典文本和经典文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要注重质疑和独立思考意识的培养，常思考已有观点是否正确，有无其他解读和看法，通过质疑和思考，学会选择、过滤、怀疑、更正、添加、进而再创造等；培养和树立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中有理性的认识；自觉关注并思考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冲突并存背景下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走向。 其次，在夯实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抓住锻炼、实习机会；不断训练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掌握数字媒体技术、教育技术、网络与信息系统技术等。提升外语水平：在能听、会说的基础上，能阅读外文原版图书、适应外语授课、会查阅外文资料，熟练使用外文网络进行网上学习与外文文献检索。 再次，认真写作阅读札记，进而转化为科研成果，甚至可以将这些成果编辑成册，形成阅读、分析、理解文本能力的同时，提高了自主搜集材料、综合运用知识、创新创造的能力。 最后，可采取双学位或第二学位的方式，掌握欲从事领域的相关知识及技能；还应发展业余爱好，陶冶自身情操，提升审美水平；生活中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综合、勇于创新。 高校教学： 可采取低年级实施专业教育，高年级分版块教学的方式。即低年级只按二级学科分专业，每个专业不再具体分方向，而是开展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学生前两年广泛学习中文专业各门类知识，到了大三，依据兴趣学习不同版块的知识。 前两年的教学要抓住现有优势，继续夯实学生广博的人文知识，将学生培养成学养深厚的人才。教学重点可放在精研文学作品、修习写作课程、加强评论鉴赏方面。精研文学作品，就是让同学们深入学习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在学习的过程中博闻强记，提升人文素养，培养学生艺术感和审美判断能力，让学生对作品的把握转变为对社会历史变迁、人物形象性格的理解。同时还可加入报告选题和论证部分，让同学们按要求做PPT和发言，组织学生讨论、开展辩论、话剧表演等，通过这些方式既为以后工作中的文书写作、公众演讲、媒体技术使用打下基础，又潜移默化地改善学生观念、塑造更完美的人格。修习写作课程，就是要学习文学写作、公文写作、新闻写作等各类型的写作内容，平时指导学生多练笔，强化写作实践。加强评论鉴赏课程，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锻炼学生的文字运用能力。这类课程可采取学生授课、点评等方式。这样，在发掘并解决问题，品评鉴赏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辩证思考、文献资料搜集、研读、品评之能力。 大三伊始，根据学校特色、社会需求设立不同的版块，对学生采取分班授课。即同学们在前两个学年学习中文专业的基础上，根据兴趣、择业方向选择加入不同的学习版块。比如学校可设立考研版块、公务员与文秘版块、教育教学版块、新闻传播版块、文化产业发展与管理版块、金融版块。每一版块的教学，均融入理论学习、实践锻炼两方面，且开设任何版块，都要有英语、计算机、新媒体技术的相关课程。 在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对致力于继续深造的同学，可多讲授如何治学、练笔、论文写作技巧、课题申报经验等，平时也要多给学生创造参加学术会议、田野考察的机会。对想要直接入职的学生，其论文加入社会调研的因素，促使学生主动捕捉和追踪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且对相关问题出现的原因及影响做出理性分析。 因调研的时间有限，受访企业的涵盖面较广，问卷调查采取的也是非概率抽样，故不能用于推断整体情况，只可帮助获得一定的信息。（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文专业论文:关于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本科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访谈 摘 要：作为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工科院校中文专业一直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定位。本文通过对某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代表进行就业访谈，从就业准备、就业状况和就业心理等各个方面探索工科院校中文本科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指导，也为切实增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依据。 关键词：工科院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 就业访谈 核心竞争力 基金项目：北方工业大学2015年大学生科技活动项目基金支持 从清华大学复办中文系开始，理工科院校也开始逐步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不仅改变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多元化，而且也满足了社会和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一直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定位。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工科学校整体的就业工作水平。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作为工科院校的文科毕业生，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获得更好的职业生涯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了解了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后，我们引入了“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希望通过对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调查分析，为目前的工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教育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本文采取施炜、张苏（2010）的观点，把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定义为：在大学生能力系统中起主导作用、能使大学生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并可持续发展的、独特的并不易被人模仿的一种综合性能力。①我们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毕业生就业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个案访谈。 经过问卷筛选和他人推荐，我们相继联系了08-11级的学生代表赵平、邵雅彤、薛畅和田宇骁作为访谈对象。他们针对自己和他人的就业情况，与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就读期间和工作阶段的感受，本文将以我们与他们的交流对话为主，间或地谈及其他毕业生的情况。本文希望通过访谈，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也争取为其他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研究结果 （一）背景介绍 赵平目前在北京从事影视编剧类的工作;邵雅彤目前在北京某广告公司，从事PPT制作方面的工作;薛畅目前是北京某高校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田宇骁则在家乡从事中学教师的工作。（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二）就业准备 我们的谈话内容，基本上是结合各位毕业生所填的问卷，按照就业准备、就业情况和就业感受三个方面来开展。总体来看，在本科毕业后直接选择工作的毕业生，多在本科高年级阶段进行了实习、兼职等积极的就业准备。 我们：“在问卷中，您反复强调了校外工作经验的重要性，您可以详细谈一谈您都有哪些兼职实习的经历吗？您为什么选择这类兼职，能不能简单谈谈这些校外实习经验给您带来的收获？” 赵平：“大三的时候选择兼职，一个原因是无法忍受大学生活的烦闷，另一个原因是想试试能不能挣钱，所以选择实习职业也并非‘我有兴趣我有天赋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大多是机缘巧合，比如，我的第一份兼职是海鲜酒店里画宣传海报的，一张‘基围虾98/斤’五块钱。而这些实习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就是――别骄傲，别浮躁，工作生活的压力不同于学校，狠狠打你一次自然懂得收敛和其中道理。” 邵雅彤：“我从大二暑假开始实习，去做新媒体运营，之后的两份实习也是这个方向。至于为何选择，当然是因为喜欢从事些有创意、不单调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岗位又比较多。至于学弟学妹们去选择什么职业方向，完全因人而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工作经验在学校是不会学到的，每次去面试，哪怕是实习，有过实习经验的也会更有优势，毕竟没有哪个企业愿意用时间和财力去培养一个可能经验到手就跳槽走人的应届毕业生。如果实习经验相对丰富，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优势。至于收获，就是得到了一份在自己看来还算不错的公司的offer，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 我们：“原来学长学姐也是在逐渐摸索中，才形成了自己对就业的认识。那其他的毕业生也都是情况类似吗？” 田宇骁：“周围人到了高年级，也各有各的选择吧！有积极准备考研和公务员考试的，也有出去学托福雅思准备出国的。就算是出去兼职，方向也很不一样。家教、促销、校园……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吧。不可能所有中文系的同学都会对中文方向的就业感兴趣，我想你们自己也深有体会吧。但是我从最后的结果发现，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毕竟四年的光阴也不是小的积淀。最后选择的职业，自然是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不可能不受大学的影响。” 随后，我们谈及了应聘和面试的相关话题。赵平委婉地向我们表示，他由于受到家里的帮助，并没有在这一环节遇到太多波折。田宇骁则说，他基本上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获得目前的工作，只要自身具备实力，一切皆有可能。 （三）就业之后的情况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些毕业生们目前的工作情况。 我们：“赵平学长，您在问卷中谈到，对您当前的有关戏剧影视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您可以具体谈一谈您在工作中是如何继续开发个人潜力的吗？” 赵平：“其实，做影视创作之类的普遍智商不会差别太多，所以潜力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对某些事物有相对敏感的审美体验’，并无‘天赋异禀’之说，说‘继续开发潜力’，首先别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应当勤勤恳恳，从最简单的做起。经验和能力是学出来的。不管多聪明，一定要勤奋。” 我们：“谢谢您的回答。因为我们的课题跟‘就业核心竞争力’相关，所以还是想多问问您这方面的内容。您在问卷中表示，在大学阶段，完善专业知识和专业以外的技能对您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培养方面十分有帮助，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您的哪些技能或专业知识对您的个人潜力和后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他：“所谓核心竞争力和专业知识，在我们学校的范围内只是皮毛，并没有太大的深造，因此别指望在学校里能够学到你想要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但学校毕竟是温床，是为工作做技能储备的第一阶段，因此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知识’就是‘在校期间尽你所能，把你感兴趣的东西都学一遍’。这样到了工作生活中，你不难发现，只要你有兴趣去提升，都可以有所尝试。我觉得哪有什么一时一段的核心竞争力，人生都是一个过程。我们自己想明白了，好好利用身边的资源，多加努力，总不至于太差。” 我们：“雅彤学姐，您为什么选择了广告宣传方向的职业？在学校没有专门培养的情况下，您是如何掌握职业化PPT的制作技巧的？” 邵雅彤：“因为我喜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至于制作PPT，每家企业都有自己不同的基调，比如时尚公司肯定和互联网公司的风格就大相径庭，所以PPT的制作，完全取决于你对现今就职公司的了解以及产品的了解。PPT排版很重要，想要博人眼球，就要多去看看之前会的PPT怎么做的，多在微博上或者公众号上看看人家的排版设计。如果非要说核心竞争力的话，应该是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一点创新的精神吧！” （四）就业感受 在访谈的最后，我们向各位毕业生表示了感谢，并请他们谈一谈对“就业”这一话题的总体感受。 赵平：“就业无先后之分，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见得比别人强在哪。也希望你们以后多多努力。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讲，只是谈谈个人的经验总结，实际上是自吹自擂了。中文系只是一汪浅水，文学专业只是大学一门起步技能，然而金生沙砾，蚌出污泥，凡事只要努力，最终大多会有所得。” 邵雅彤：“最重要的，是实践出真知。快去实习吧。等到毕业时，你能拿出自己做过的一手好PPT，还能拿出自己曾经做过的活动，有自己的业绩，HR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 薛畅：“机遇总是在路上。10级的一个学妹在本科期间担任学院的学生干部，现在已经在校团委获得了助理一类的工作;还有一个学长专业成绩平平，但因为在多媒体设备方面的突出才能，现在已经留校成为技术指导老师。我个人现在也有通过老师接洽工作。每一步都是挑战和展示，就业并非一劳永逸。努力发现、思考和培养你自己的长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核心竞争力。” 田宇骁：“就业说到底是为了生存，除此之外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多了解这个世界，不要人云亦云，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还有“乌合之众”和“三人成虎”一说呢！认真想一想对于“就业”，自己更高的期待是什么，或许就可以帮助自己进行更好的选择。” 三、讨论总结 通过与各位毕业生的接触，我们了解到了毕业生对“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真实看法，也深深地认识到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之浅薄。“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虽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它的培养却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对于学校来说，除了本身完善课程结构，增加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之外，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和对往届毕业生的经验介绍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具体到工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把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中文人才上，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实践创新类课程，保证学生在应用实践方面具体突出能力。而学生自身也应当积极努力，树立就业核心竞争意识，努力用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打造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与学校和院系携手，让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走出自己的特色。 中文专业论文: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本科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调研分析 摘 要：工科院校文科专业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一直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定位。文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学校整体的就业工作水平。本文通过对北方工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的调研分析，努力探索工科院校中文本科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指导，也为切实增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依据。 关键词：工科院校 汉语言文学 就业 核心竞争力 基金项目：北方工业大学2015年大学生科技活动项目基金支持 当前社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个性化需求越来越明显，知识经济的转型正逐步加快。在此背景下，社会对于人才有着更高的需求，也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我们针对某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进行调研访谈，尝试分析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努力培养学生的多知识结构、多层次培养、多方案实施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工科院校中文专业今后的教学发展提供适当建议。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从清华大学复办中文系开始，理工科院校也开始逐步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这一新形势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也普遍呈现出三种态势――综合性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相比较而言，综合性院校注重宽泛的研究性教育，师范类院校以传统教学为主体，而理工类院校则更注重为企事业单位输送具有人文素养的应用型中文人才。 我们以某工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采取自编问卷调查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统计分析;并且就调查问卷的内容，有针对性地与被调查人员进行深入细致的电话访谈。 二、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含义 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包含就业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两个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余冠军和肖友平（2012）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团体或参与竞争的个体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其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战胜的技术或能力，是组织或个体具备的应对变革与激烈的外部竞争，并且取胜于竞争对手的能力的集合。① 核心竞争力这一表述源于美国，最早是由经济学家Prahalad C. K.和Hamel G.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y of the corporation）的论文中提出，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怎样协调多种生存技能和整合不同技能的知识和技能。” ②自此之后，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便在经济和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所谓个人核心竞争力，是指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独特的知识和技能。打造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其目的就是增强个人的竞争优势，保证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自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中后，就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通过认真分析专家学者有关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界定，加之对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现状的调查结果，以及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相关要求，我们采用了连树青（2013）的观点，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是：大学生个体通过学习和实践所积累的一系列知识和能力的有机集合体。它不易被他人模仿，能使自己在求职时获得成功，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取得可持续发展。同时，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性也不容忽视，它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这也是核心竞争力与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的区别之一。 三、工科院校中文专业就业现状与分析 我们自2015年8月，在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上相关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58份。 （一）实践实习对就业核心竞争力有巨大促进作用 通过调查发现，毕业生在选择工作的过程中，更看重“发展机会”这一方面的因素，占调查比例的46.55%。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是从大三、大四开始初步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绝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就业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校外实践，高达82.76%。这一数据也与其他选项的数据分析不谋而合。“提供实习岗位”这一选项在“学校应该继续完善何种方面的就业指导”一题中高达70.69% ，位列榜首。在“由学生到职场人转变的过程中，做了何种准备”一题中，“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有79.31% ，“兼职实习”有65.52%，分列一二。从数据上基本可以看出，同学们希望能通过实际的工作经验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二）实践实习机会与工作需求不对等 然而，有一道题的选项经过数据分析后，又与上面的结论有明显的矛盾。在获取工作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困难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中“缺乏工作经验”所占比例最大为56.9%。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在工作前都有过校外实践经验，那这些稍有矛盾的数据结果，或许也可以从某一层面反映出一些问题――学生在校外实践工作岗位的选择问题上稍有偏差，缺乏明确的就业目标，导致曾经的实习岗位和工作内容与最终的工作有些出入。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和毕业生认为什么时候大体上形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这道题的选项情况相互关联。“大三大四才开始规划”的占到了39.66% ，排名第一;而排名第二的则是“工作以后”这个选项，达到了24.14%;“目前还没有规划的选项”也有5.17%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三）学习与创新能力对就业核心竞争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具体针对就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上，“学习能力的养成”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适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在另外一道关于“毕业生认为在工作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的核心竞争作用”的问题中，“学习能力”仍占首位。由此我们也可以粗略分析，认为学习能力是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因素。而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殊性，写作能力也是毕业生不可忽视的。在受访者中，有43.1%的毕业生认为，“写作能力”在其工作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学校和学生应当共同努力，在教学和就业上创新实践，为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我们从此次的调查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毕业生目前从事的行业类型繁多，教师、出版、新闻、文秘、行政、媒体、戏剧影视、广告等均有涉及。在就业相关度上，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目前从事的职业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相关”。由此可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范围非常广。传统的就业方向，如语文教师等的社会需求已有所局限，并逐渐趋向于饱和。相较于传统职业，文案和策划类的岗位正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而不断发展壮大，纸质媒体的编辑类岗位也逐渐向网络运营的新媒体行业转型，行业所需的专业能力也有所变化。因此，在“在以下本科专业课程中，哪些使您在工作中受益”一题中，毕业生们首推“文化创意产业类课程”，也不无道理。 （四）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获得要内外兼修 早在设计题目之初，我们就曾参考过一些文献资料，“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缺乏”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也设计了其他相应的问题，希望能从数据结果中得出一些解决办法。“在本科阶段，得到过学校如下就业核心竞争力培养方面的帮助”一题中，“大学教育对整体人格的培养”、“专业课的学习以及实践展示类课程对能力的培养”的比例基本持平，均达到50%以上，而“相关讲座课程的学习”这一选项只有22.41% 。不难看出，实践性的帮助远比相关课程的设置更受学生关注。在最后一项开放性问题――“学校和院系在培养我校中文系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上还有哪些不足”中，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毕业生的回复，其中不乏中肯意见，总结出来也多与课程设置和实践经验有关。在参与问卷调查的，我校2006级到2011级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中，认为能供职于目前的工作，优势之一为“掌握的专业知识”所占比例最大为48.28%，而“具有校外工作经验”则为37.93%。可见就业核心竞争力的获得要内外兼修，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对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需要学生与高校间的共同努力，这两点的相互支持密不可分。其中，专业技能是核心，学习能力是基石，创新能力是灵魂，人际交往能力是保障，团队合作能力是关键。学校应当加强就业心理辅导机制，完善自身的就业指导体系，帮助学生寻找更符合自身需求的实践实习机会。具体到工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把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中文人才上，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实践创新类课程，保证学生在应用实践方面具体突出能力。而学生自身也应当积极努力，树立就业核心竞争意识，③努力用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打造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与学校和院系携手，让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文专业论文:中文师范专业《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训练模式的革新 摘 要： 中文师范专业《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课程应紧扣中学语文新课标，从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及课程训练的手段与方法上进行训练模式的革新，践行“讲练结合、重在运用”的开放性的实践教学路径，切实提高中文师范生的核心师范素养。 关键词： 《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 中文师范专业 训练模式 《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课程是面向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学生开设的教师教育课程，其目的在于提高中文师范生在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上的教师职业技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有关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这一部分的讲授一直是归于《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之下的，也就是说，对于如何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教学基本上只停留在理论讲授的层面，纵然在课堂上教师做过一些举例阐释，但是这些理论知识如何被中文师范生熟练掌握与运用，这一点是被忽视的。为此，本课程的教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讲授有关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理论知识，更应将重点放在理论化用的训练上，即训练中文师范生如何将这些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己进行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可从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及课程训练的手段与方法上进行全面的训练模式的革新。 一、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 从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三个方面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分类训练，引导学生熟练掌握各类课型的课程设计与评价，为提高中文师范生的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有关阅读教学的课程设计与评价。 以文字及视频经典案例为基础，对阅读教学基本技能，各类文体的教学和阅读教学评价进行针对性的讲解，而后进行阅读教学设计与评价的实战演练，具体训练方式如下： 1.布置有关阅读教学课程设计的作业，学生课后完成。教师将作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课堂上做逐一讲解之后，重点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文本细读，促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进而增加其教学设计的深度。 2.针对作业中出现问题较多的环节（比如导语设计、提问设计等）与设计能力较弱的文体（比如在说明文及文言文等文体上，学生课程设计能力较薄弱），下次课上进行当堂的反复训练，而后学生互改，教师抽查，消除课程设计中存在的系列问题的同时，还可训练学生进行教学评价的能力。 3.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些教学视频，其中，优质课视频以供中师生品味与学习语文教学名师们的课程设计思路及精髓，而随堂教学实录则可用于训练中师生对于阅读教学的综合评价能力。 （二）有关作文教学的课程设计与评价。 1.以文字及视频经典案例为基础，讲解有关各类写作基本能力训练（摄材能力训练、思考能力训练、言语能力训练、修改能力训练）的设计方法与技巧，以及如何进行作文教学评价（细化为写作的评价、写作材料准备过程的评价、重视对作文修改的评价和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等）。 2.通过布置课后作业与当堂训练的方式，教师评讲及学生反复演练后，中文师范生方能较为熟练地进行作文教学的设计与评价。 （三）有关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的课程设计与评价。 1.结合语文新课标，对口语交际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综合性学习的目标与内容，以及如何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的评价进行言简意赅的讲解。 2.凭借一些文字及视频的经典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案例，中文师范生从案例中学习进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设计与评价的思路与方法，并通过当堂练习，学生互改与教师抽改，找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教师再做讲解，学生再做相应训练，力争在课堂上解决一些普遍存在的相关问题。 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三部分“实施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教学中努力体现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①等教学建议及“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②等评价建议。上述建议的提出势必对中文师范生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能力有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分类训练的基础上，必须引导中文师范生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综合训练。 （一）语文课程设计综合训练。 1.展示一些语文优质课课堂教学实录及播放一些名师授课视频，引导学生理出其中蕴藏的教学设计，并就前述上课训练及作业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教学设计中的薄弱环节，随堂进行一些教学设计的分段训练。 2.训练学生在进行语文课程设计时，将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适时融合，比如，学完说明文，学生感受了打比方、列数字、举例子等说明方法的好处，这时，让学生通过搜集资料，用所学的上述说明方法写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对象（动物、植物等），从而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有机融合；综合性学习更是能布置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进行课前阅读，课堂上写出由此主题引发的想法，并将自己的看法进行口头表达，从而形成囊括阅读、写作及口语交际于一体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设计。 通过以上训练，促使中文师范生将语文课程设计的各种知识与方法融会贯通。 （二）语文课程评价综合训练。 1.针对在第一阶段的评价训练中学生容易忽视的一些方面再做训练，比如中师生在评价时往往能注意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但忽视了学生对于教师授课的反应及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2.训练中师生不仅要从所展示的课堂实录的案例中发现教师教学设计上值得学习的可取之处，还要找出该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而此不足之处对于学生自我语文课程设计能力的反思与建构也相当有利。 3.训练中师生熟练掌握与运用各种类型的评价，即在评价时注重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等。 三、课程训练的手段与方法 如果本课程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讲理论，或者不讲理论只进行单纯的训练，抑或是单单局限于课堂上的时间进行训练，或者单凭教师一人之力进行单向的讲练，中文师范生的课程设计与评价的能力就很难得以根本性的提高。因此，本课程的训练将采取如下手段与方法： （一）突出案例教学，将理论融入实际操作当中。 本课程涉及相当部分有关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理论讲解，这些内容较难为学生所消化，因此，本课程在教学中将大量引入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将所学理论融会贯通，提高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际操作能力。 （二）注重训练，理论阐述与实践训练相结合。 课堂上精要讲述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相关理论知识，随讲随练，讲练结合，侧重训练，力图使学生在课堂上将所学知识通过实践训练的强化得到最大限度的消化吸收。 （三）以提高能力为主，课堂讲授与课外交流相结合。 本课程的课时有限，如何进行课程设计与评价涉及相当多的理论知识，且学生需要较多的时间将理论融入实践，因此，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进行沟通，答疑解惑，以求增强中文师范生在课程设计与评价上的实际操作能力。 （四）课堂上，学生之间进行训练作业的相互评改。 学生间进行训练作业的当堂互改，不仅能节省时间，一有问题，当堂提出，教师当堂解答，还能有效训练学生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的实际操作能力。 （五）借助多媒体，最大限度地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 通过多媒体将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课程设计与评价的相关案例（包括随堂教学实录及优质课、竞赛课的文本案例及视频案例）进行展示，使学生能更直观地获得丰富的教育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另外，为配合上述训练，本课程的考核主要采用实践操作的形式，考核成绩综合计分：平时成绩50%（出勤10%，课堂集中训练20%，课后作业20%），期末考试50%（即针对给出的文章和教学案例，学生独立进行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 综上所述，在语文新课标背景下，中文师范专业《语文课程设计与评价》课程的训练应走出一条“讲练结合、重在运用”的开放性的实践教学路径，通过对阅读教学、作文教学、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教学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与评价的训练，引导中文师范生熟练掌握各类课型的教学设计及教学评价的组织，提高其核心师范素养。 中文专业论文:地方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美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改革对策 摘 要 地方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美学概论”虽是一门重哲学思辨的理论课，却必须担负培养学生审美人格、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责任，因此实践性教学至关重要。“美学概论”的实践性教学可从调整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优化教学手段、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等多个环节入手，全面改革“美学概论”的课堂教学，达到加深学生的理论认知、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 地方本科院校 “美学概论” 实践性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对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地方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备初步的语言文学研究能力、较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审美能力以及较高的人文素养，能在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等企事业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实践教学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美学概论”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主要研究美的本质和审美活动，哲学思辨性强，因而比较重视美学理论体系的传授。但地方本科院校的“美学概论”课程不应把培养美学理论研究性人才作为课程的目标，而应着重学生审美人格的培养、审美能力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铸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系统传授美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应该采用多种多样的审美实践，加强学生审美的情趣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成就自己的审美人格和审美情操，提高自己的审美分析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调整教材内容 我国现今出版发行的“美学概论”教材版本很多，各自的理论基点和体系都不一样，各有各的优点与侧重点。所以美学教师应以现有教材为基点，综合各种教材，科学地把握教学的主要内容，构建一套完整、有序、与时俱进、最能贴近学生学习情况的教学体系。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调整，按照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特点，在有限的课时内，慢慢地构建了自己的“美学概论”课程教学体系。笔者认为，美学是立足于审美经验所形成的对美的基本认识，那“美学概论”的知识体系应包括美的发展历史、美的本质、美的体验、美的范畴、美的形态、美的创造以及美的功能等多个方面。课程内容的讲解应将“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美学”的有关内容整合进来，以美学的某些基础理论、核心命题为中心，先对古今中外不同的观点加以介绍、分析，然后作出总结与述评，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认知，并用这种认知去观照现实的审美现象与审美活动。 “美学概论”是一门理论课，理论是对已有实践的总结，但却往往滞后于现有实践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的美学活动在审美对象、审美文本、审美媒介、审美语境、审美体验、审美价值、审美生产与消费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现有的“美学概论”教材内容根本跟不上这种转变。因此需要结合现状更新教学内容，可以将诸如生存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新实践美学建设问题、生态美学的现实性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带有前沿性的内容纳入到教学中来，拓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前沿意识。另外教师还应将审美中心转向当下，扩大关注对象，可以将诸如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科技、服饰、动漫、赛博空间等含有审美元素的一切文本形式当成审美对象，用审美情境吸引学生、熏陶学生，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激发审美情趣，使审美规律通过审美经验内化于学生头脑中。 2 创新教学方式 传统的“美学概论”课程教学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大多采用单一的灌输式讲授法，容易使学生产生学习疲劳、审美疲劳。美国教育家彼得・克莱恩说：“学习的三大要素是接触、综合分析、实际参与。” “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是教育成功的保证。”①为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有必要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主宰课堂的传统，减少一人讲众人听的时间，增加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机会，推动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1 问题启发式 问题启发式就是以问题引出论题，用问题启发思考和研究。一般而言，疑问式比陈述式更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有兴趣听下去，追随着教师的讲授进程，展开思考、寻找答案，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当然，也可以采用逆向思维，提问题的主体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自由转换。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以考察学生对该课程相关知识掌握的情况，对理论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学生也可以主动积极向教师提问，这样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关注点、疑难点以及兴趣点怎样分布，有利于教师教学重点难点的调整，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2.2 体验讨论式 叶朗教授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与世界的‘共在世界’，是活的世界，这就决定了人文学科不能采取经验科学主体与客体分离的研究方法，而要采取一种‘体验’的方法，采取一种‘讨论’的方法。”②在教学中，对于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没有定论的命题、可能有所创新或具有独特见解与体会的新课题等，都可以采取体验讨论式进行。 还可以让学生体验教师角色，站上讲堂进行授课。如在讲述“美的表现形态”时，课前由老师布置任务，学生自主选择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艺术美中任一命题;在此基础上查找相关资料，并撰写课程论文，制作相应课件;在正式上课时，由学生自由上台阐释自己的观点。选择同一主题的同学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补充、或提出质疑、进行反驳或辩论。 3 优化教学手段 3.1 应用多媒体课件 “美学概论”内容多为概念命题，比较抽象难懂。为了提高课堂质量，有必要尽量使抽象内容形象化。多媒体教学可以同时呈现文字、图片、画面、声音，可以同时让学生获得视听的满足与愉悦;可以让学生在动静结合中既获取大量的理论知识，又感受生动感性的美学现象，在感知色彩丰富的图像、美妙动听的旋律、情景交融的意境之后，情感上产生共鸣，精神上获得自由。 为了让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教师应在课前认真制作课件，不仅要让课件的内容与教学计划的内容相符，还应把教学内容直观化、形象化、新颖化、生动化，以期能够感染学生、感动学生、影响学生，让学生能结合具体感性材料理解所学抽象内容，并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3.2 建立多媒体网站 建立与“美学概论”课程内容配套的教学网站，可以使得教学的空间和时间被大大扩展与延长，并能极大地增加教学内容的知识容量，并促进师生交流与互动，给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 可以将教学网站分成三个功能区。一个是课堂讲座区，包括课程与师资简介、教学大纲与日历、教学教案与课件、参考文献等内容，帮助加深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点的印象。一个是教学多媒体素材区，可以上传课堂教学录像，开辟各种艺术类型欣赏区，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影视等，不断更新学术动态信息，不定时公开教师及学生的教研教改成果。此区域内容主要采用超链接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艺术及美的感性认知，扩展其知识宽度，启发学生联想思维能力。一个是教学交流反馈区，可以开辟BBS论坛、在线交流页面、留言板、电子信箱等，以此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并及时替学生答疑解惑;还可以上传习题精选、模拟试卷，以此来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可以极大地增加教学内容的信息量，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静态为动态、变平面为立体，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期大幅度地提高教学效果。 4 最大程度发挥第二课堂作用 一节课的时间是有限的，一个教师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长期把学生束缚在一个教师的有限课堂内，最终效果会不尽如人意。可以“请进来”又“走出去”，扩大学生眼界，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学生认知。 4.1 “请进来” 可以充分发挥学校的资源优势，请校内外一些造诣较高的艺术教师和艺术家进课堂讲座，以此弥补美学教师本身知识积累有限的不足。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中文专业的“美学概论”的课程教师一般都是文艺学专业科班出身，对相关的美学理论知识掌握会比较全面，但不一定对所有艺术类型的相关创作技巧都精通。专业的艺术教师或艺术家长期从事相关艺术创作与研究，专业素养更高，让他们走进课堂给学生以专业指导，可以加深学生对此类艺术的理论认知，提高学生用美学理论阐述美学活动的能力。 还可以结合课程培养计划，联合各类艺术系以及各种文化艺术机构，不定时举办高雅艺术汇报活动。如组织观赏教师教学音乐会、音乐舞蹈汇报会、大学生艺术节、艺术作品展、诗词朗诵会等，使学生有机会接受较高水平的艺术熏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敏感力和鉴赏力，加深对理论的认知。 4.2 “走出去” “请进来”之外还可以“走出去”，把学生们带到自然中，带到艺术的世界里，让自然去教育学生，让艺术作品去启发学生，最大程度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 讲授“自然美”之后，可以尽可能争取学校的支持，由课程教师和班主任带队，组织学生到所在学校附近的一些风景名胜区游览参观。每个地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地质面貌、古朴的民俗民风可以充实学生对自然美特点的认知，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开阔学生的审美胸怀、提升学生的审美境界。 讲授“艺术美”之时，可以适当组织学生到省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省大剧院等艺术活动场所去观摩各种艺术作品、观赏各种音乐影视戏剧名剧，培养欣赏古今中外各种优秀艺术作品的习惯，使学生在审美艺术的陶冶中提升艺术素养，获得审美感悟。 同时，要求学生在活动之后撰写考察报告或课程论文，在课堂上进行现场汇报，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与交流，甚至还可以指导学生对初稿进行修改、定稿，筛选出部分优秀论文汇编成一个班级的《审美考察论文报告集》，作业成绩以一定比例计入本课程的总成绩。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通过实地参观的方式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并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认知。 总之，“美学概论”课程应注重实践性教学，从多个环节入手，铸造人文精神，营造审美氛围，成就审美人格，提高审美能力，并使学生能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认知，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中文专业论文:论现代文学教学与中文专业大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摘 要：时至当下，中文学科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要面对的问题更为严峻，至为重要的问题是中文专业大学生文本阅读的兴趣及能力日趋低下，这些包括兴趣、方法、媒体、时间和追求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引导中文专业学生培养阅读兴趣并提高对经典文本的感受成为当下中文学科教学所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学；文本阅读；感受经典；兴趣培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趋繁荣，当下大学生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与20世纪相比，文本阅读在大学生中似乎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也使得谈论文本阅读好像不合时宜。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现状是：文本阅读被碎片化、浅阅读，现代文学的经典阅读渐离渐远。笔者在十余年的中文专业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强烈地感受到当下大学生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量过少，以至于课堂教学时难以构成有效互动，形成教师上课口干舌燥，而大部分学生则无动于衷，即使鲁迅作品也知者寥寥。因此，呼吁大学生重视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已刻不容缓。 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他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民阅读的学习氛围。总理的观点显然具有时代的针对性，当下的阅读氛围与总理期待相距甚远。与阅读相较，学者更愿意赶潮，挥舞时下学术热潮所追捧的所谓宏大叙事、和谐概念。而针对具体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论文则凤毛麟角。与此相应，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文坛论争等相关知识占据了相关课程的更多课时。期末学分考核也是按照教学大纲，主要以文学史知识为主体，课堂上的文本分析日趋凋零，有的则如蜻蜓点水，甚而至于缺席课堂教学。 大学老师忽视文本感受与研究，缺少对经典作品的分析与见解，久而久之，只能照本宣科，难以从文本中汲取文学的审美内涵，仅能就教材而论道。此种现象同样束缚了大学生的思考空间，制约了大学生的独自分析能力的培养，降低了其学习阅读文本的兴致。受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选择课题研究时，亦喜欢选择更具有“理论深度”或宏观的课题作毕业论文或其他研究，因为具体作家作品分析研究相对而言属于“小格局”，特别是大多数经典作品早已为大家熟知，如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即为大多数学生视为禁区，因为鲁迅作品文本分析实在难以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所以说，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与文学研究渐行渐远，同时，大学课堂中踪迹难觅亦是不争的事实。 这显然是一个教育的误区。因为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文学的根本在于作品，失去作品（文本）的支撑，现代文学史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根据，更遑论文学背景、文学思潮之类的宏大课题，因为文学的基础、影响来自于作品，离开了作品，其他皆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对于文学研究本身而言，对作品的研究乃最基本的工作，只有逐步深入而细致地阅读、分析并进一步挖掘文学作品之意义、内涵，方能体会出文学审美的真义，亦才能顺理成章地研究各种文学思潮，探寻现代文学史的规律及其意义。反之，失去对现代文学作品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把文学思潮等宏大叙事作为研究的主体方向，无疑丧失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内涵，实乃本末倒置的研究行为。 因此，本人认为，现代文学教学重视文本阅读乃当务之急，现代文学作品阅读应该被视为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素质。大学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职业性视角，更应当着眼于素质教育，中文专业大学生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其根本目的乃为提升其文学审美能力。而文学审美能力的提升不可能在空谈中实现，而提高文学审美能力，唯有大量现代文学文本阅读体验方能奏效，否则，只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对中文专业大学生而言，本科阶段也是一个重要的打基础时期，对他们来说，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在本科阶段打下良好扎实的文本阅读能力，对其将来专业研究大有裨益，因为大学时代是人生阅读的黄金时期，笔者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是未来的时间里，他们将很难拥有大学时期如此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得以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而缺乏配套的丰富文本阅读，将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均没有机会派上用场，所谓学术研究只能是空谈。 而中文专业现代文学方向需要进一步突出作品研究，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尤应强调现代文学作品的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审美经验及规范仍然粗疏，而建立与完善其审美及规范则需广泛的文本阅读实践。与中国古典文学相较而言，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短暂及其渊源西方文学导致传统的缺失，现代文学在语言及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创作实践还属小字辈，其中作品审美的范式构建与文本鉴赏标准的实践，均与科学化距离甚远。由于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检验与淘汰，所谓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更大程度上实乃学术界为了研究的需要而着力构建的结果，如九叶诗人穆旦、荷花淀作家孙犁等，不足百年的时间积累与历练在积淀厚重的古代文学面前略显稚嫩，其文学魅力亦难以与古典文学的经典相媲美，最明显的例子即现代新诗的创作，即使流播众口的徐志摩之《再别康桥》亦难以招架唐诗宋词的文学魅力，更遑论其他新诗如何立于中国诗歌之林了。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当务之急需要建立起符合科学规范的文学标准与审美规范，真正完成其经典化进程，这当然需要建立在文本阅读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广泛的文本阅读乃不可或缺的前提。最为重要就是在大学生本科阶段学习方方面面均应大力倡导现代文学文本阅读，尤其经典作品的反复阅读，如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等，更应该多阅读以培养大学生的阅读语感，只有且仅有重视中文专业学生文本阅读能力培养，才有可能为现代文学学科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史诸种文学体裁中，散文取得的成就较高，当下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但散文的标准迄今为止学术界一直没有较为公认的定义，散文优劣亦缺乏指向性较为明朗的标准。根据接受美学，不同阅读期待的读者感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在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篇散文，基于“载道”或“言志”的知识屏幕，使得其以不同标准审读，则评价可能相差甚远。当下所谓“散文经典”，时常遭到或学术或无厘头的种种吐槽――散文仅仅其中一端而已。现代文学诸题材中，不论小说还是戏剧，尤其新诗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标准不一，许多新诗的经典化并没有经历时光的淘洗，更多为人为因素使然。因此，此种情况迫切需要以正确的文学审美规范来约束，而文学审美规范的建立需要以大量文本阅读与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生存焦虑，使得强烈的政治文化对文学的渗透影响巨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政治化解读影响了几代人对现代文学的认知，如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订，对近现代人物的注释表现最为明显，直至2005年再修订才回归正常的学术路径。因此，现代文学文本解读和评价依然问题甚夥，误读现象在所难免，如此则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审美的认识。这种认知误区的矫正也需要在文本阅读体验中来改正。如对朱自清《荷塘月色》的阅读理解，教学大纲中及教学实践中往往趋向于作者受到反革命大屠杀这种政治背景上所进行的创作，而从现有资料及相关研究来看，这明显是误读。 再如，现代诗歌的评价方面，凸显政治观点的视角，对于政治色彩浓郁《王贵与李香香》则持高度认可态度，反之，很少提及其他文学成就更为突出的新诗作品。对于作家的评价如出一辙，如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众所周知，孙犁作品风格多样，但受传统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制约，现在大学课堂通行文学史论著大多局限于《荷花淀》等风格清新的作品，而对其他风格的如《琴和箫》《秋千》等作品却认识有限，如此则不能对孙犁所有作品进行清晰认识与评价。再如，在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周作人，文学史大多关注闲适小品文，而其走上文坛创作的大量的“飚发凌厉”的散文却付之阙如。同样，以美文著称的朱自清散文也并非仅“婉约”如《荷塘月色》《梅雨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其《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乞丐》等沉郁愤激作品同样值得大学生阅读与探究。诸如此类的文学史写作存在诸多局限，现在完全有必要对现代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阅读，只有如此，才可正确而全面认知真正的现代文学史，这样将会有效改变现代文学史版图分布。当下止于空谈（现在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深入研究的文学史著作却罕如真璧，问题即尚“空谈”而少务实），翔实充分的文本阅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就需要以切实的文本阅读研究和教学实践为基础。 再次，培养大学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能力无疑会更好地促进其对现代文学的兴趣。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堂教学中，相较而言，大学生对现代文学兴趣较大，其作品也为学生喜爱。不过，据笔者十余年来的观察，当今大学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在课堂上，“低头党”学生越来越普遍，课堂玩弄手机成为课堂教学顽疾，已经为众多高等教育有识之士视为高等教育的头号问题。要改变这种现象，教师的引导责任凸现出来，这需要高校教师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切身体验感悟现代文学的魅力，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沉入文本阅读中，以经典文学作品自身的魅力去感染大学生，培养学生热爱文学。而现代文学作品以其高度的现实性写作强烈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社会关注（如左翼文学的勃发），大学生通过现代文学文本阅读，无疑将会更深入了解认识民国社会现实，加深大学生对当下社会关怀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对现代文学作品文本的综合分析是文本阅读能力的重中之重，另外还需要恰当表达，这也是培养大学生写作能力所必需的途径之一，也可以有效地强化培养大学生的写作思维。因此，大学生写作能力及思维能力训练离不开现代文学文本阅读训练。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大学生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将促进他们现代文学史的学习，大多数学生上课普遍认为现代文学史过于抽象，事实上恰恰相反，以鲁迅的作品为例，大学生只要通读鲁迅的作品，就能够借助其独特而深刻的文本形成深刻记忆，从而更牢固更可靠认识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避免了枯燥的背诵文学史内容。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能力并非孤立能力，而是综合了多方面的内容知识：包括对作品文本的理解，即读懂作品，知道作者想通过作品说什么、在说什么。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掺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作者如此书写并非仅仅“油滑”，其中具有多种现实的考量。大学生理解鲁迅经典作品时时常因其作品的深刻内涵而感到力不从心，这不仅反映出大学生文体学知识的欠缺，也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阅读经验的不足；此外，大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也表现欠佳，学生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优劣判断时，时常难以评判文本的优劣之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及不足把握得不够准确明晰。这些都需要相关文学史常识及文学理论奠定基础；最后是学生的表达能力要求有相当的文字功底。 与此相应，笔者认为，现代文学教学应该从多方入手，全面而细致地培养大学生阅读能力。首先，需倡导大学生从个人兴趣出发大量阅读原作，以提高学生的文本感悟及能力。唯有广泛文本阅读，方能有效分辨作品的高下优劣，培养出文学敏锐感悟力，舍此则别无他途。因此，笔者特别指出，本人并不太赞同时下流行的为大学生提供“阅读书目”的做法。这种“喂食”方法局限了同学们的阅读视野，与文学学习的内在规律背道而驰，不是科学的引导方式。孔夫子主张因材施教，恰恰说明学生学习的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只有从学生个性出发，从兴趣出发引导学生寻找阅读兴奋点方能有效地进入浩瀚的阅读世界；另外，可以以文学史为纲，阅读经典文本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阅读途径。另外，教育界认为应该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生在现代文学阅读方面可以自由创新。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型不足，由此，为大学生的解读和思考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敢于质疑与独立思考，培养其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信念，正确引导大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思考并根据个人的喜好从文本出发进行鉴赏评论。特别是具有很大争议的作家，如张爱玲、茅盾等人的作品均可以来一次再阐释，这样无疑可以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加深对文学史的学习和掌握。 除了勇于质疑原有的文学史观念定势，采用比较文学研究法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现代文学史评论散文成就时，闲适小品文是其重点，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闲适小品文作家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各异，虽同为闲适散文，但其中依然具有明显差异性，对此，可以允许大学生对其进行比较，分析评判各自风格及其艺术成就。通过比较式阅读法，可显著增加大学生对文本阅读的兴趣，自然相应地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与认知。 最后，鼓励大学生加强文学理论知识及文学史知识的学习，提高写作能力。文学阅读能力的培养需要综合多方面知识，也与文学感悟、分力、写作均有密切联系。换句话说，需要相当的文学理论素养、文学史基本知识及多方位思想素养，方能对作者知人论世，方能更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反之，大量的文本阅读可以更直接促进大学生文学史及理论运用，培养他们独立思考习惯、能力及创新精神。因此，在培养大学生阅读能力过程中，需指导他们注意文学史、文学理论知识的阅读与吸收，自觉地把阅读实践与文学史、理论配合学习，方能产生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此外，要求同学们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将现代文学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实践表现出来，可以采取读书报告会等形式彰显个人阅读实践。如此一来，大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目标就有望收到良好的效果。 中文专业论文:中文专业本科基础课教材建设思考及尝试 摘 要：教材是一定的教育理念、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工具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之一。现有的中文专业本科基础课教材，大多是基于过去专业化知识教育编写的，已不适应当代人才培养的需要，研编新教材是现实所需。我们针对新需求，按照新理念，尝试编写了以原典研读为主旨的《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和以“创新学习、自主学习”为导向的《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初步取得了良好成效。 关键词：中文教材;素质教育;心智教育;创新学习;自主学习;原典研读 一、老专业遇到新问题 现代的中文专业导源于我国古代教育，萌芽于近代学堂，成长于现代大学。经由文史哲一体，到以专门课程形式独立，再进而形成贯通古今、兼容中外的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两方面影响：一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二是前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模式。前者主要来源于经学教育，特别注重知识传承。后者是职业导向，致力于专才培养。两者固然都各有其优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相应的时代需要，但如果片面化，尤其是两者叠加，就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上述大背景下的中文本科专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两者叠加，实施的是“专业化的知识传承教育”，主要致力于培养中国语言文学“专才”――专门的传承者和研究者。 因此，中文本科专业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基本上都是按照上述培养理念和目标进行的。课程构成上，多为通论性、概论性、通史性课程，主要为学生介绍学科基本知识。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教材的主旨和面貌――服务于专业知识传授的“知识集成”。例如文学主干课程，一般分别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而不叫“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教材也就自然而然地叫“XX文学史”。这表明，文学主干课程教学的重点是“文学史”知识，而非文学的主体――作品。学生获得的主要是关于“史”的记忆，而对鲜活的文学作品研读品鉴不多。语言课也主要注重语言学知识的讲解，而不大重视应用。 客观地说，现有的铺天盖地的中文本科基础课教材，大多是适应过去时代需要编撰的，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和贡献，其中也不乏特色鲜明、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时移世易，从总体上看，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不少教材存在如下几点比较突出的共性问题： （1）立足知识传授、专业教育，而忽视心智启迪和基础素质及普适能力的培养，教材近乎专业知识集，大多除了设有少量的练习题之外，基本上没有让学生自主学习、研讨和训练的设计及相关内容，主要满足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需要。这恰恰顺应了学生从中学沿袭下来的应试性学习的习惯，重温教师台上讲、学生被动听的老套式，从而导致学生只关注教材中有限的专业知识，满足于知识要点的记忆（主要以备考试之需），而缺乏能动思考、深入探究和自我训练，不注重消化吸收、内化为素质和能力。这容易造成学生视野狭窄，思路僵化，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2）习惯于“定于一”，兼收并蓄不够。少有启发学生思辨、质疑和进行思想碰撞的设计，缺乏不同学术视角、不同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内容。启发性、研讨性、学术性不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意识、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3）设计封闭，功能单一，较少为学生课外自主研习、实践训练、拓展提高给予引导，提供学习资料，更未能对具有较大学术潜能、更多学识追求以及浓厚创新意识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即使学生有进一步阅读、训练、思考、探索的愿望，但由于教材较少提供相关的内容和引导，学生往往茫然不知所措或盲目行事。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学生的发展。 （4）教学内容较为陈旧，吸收新知识、新观念、新成果不多，缺乏时代气息。例如信息化和全球化对语言文学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教材中没有得到反映。 显而易见，过去那些单纯服务于专业知识传授的教材已经不合时宜。 当今，中文专业教育面临很多新情况乃至严峻挑战，需要积极应对：其一，社会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期待知识面广、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欢迎只会死记硬背的书生。这就需要我们从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及模式，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进行改革。其二，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语言文学现象，例如网络语言、大量的字母词、语言信息技术、网络文学等，并促使语言文学的表达手段、表现形式和语言观、文学观，以及人们的交流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这为中文专业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需求和新的教学内容，需要我们及时跟进。其三，网络及各种新技术带来了教学手段、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形态的巨大变化，教材编写应该与时俱进，充分考虑这些变化。其四，社会的复杂化、科学发展的综合化，使得任何个人，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参与社会竞争，都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应纳入培养目标的考量。其五，不断深化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在理念、模式、方法乃至课程体系及课时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需要中文专业做相应调整。这些都表明，中文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因此，着眼时代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吸收新的教学成果、学术成果和现有教材的经验，进行教材编写的新探索，已是现实之急需。 二、新需求呼唤新理念 先进的教材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 当今社会呼唤培养综合素质好、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眼光的人才，这就决定了中文专业教育必须由过去的专业化知识教育转向以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为重点的全人教育。着力发展人的心智，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健全人格、实践能力、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广泛适应能力。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并在逐步推进的“素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大体上体现了当今国内外教育发展的主流走势。它着眼人的发展，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实践能力等。素质教育的实施，对于改变中小学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扭转高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的培养这一状况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的素质教育主要着力点在于文化素质教育，还没有在相关各个层面充分贯彻，尤其在专业教育环节体现不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高校实施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主要着眼于学生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基本需要，而对全体学生开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教育，这是对素质教育的推进，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理念和做法，无疑都对我们新的教学改革、教材编写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很多大学实施的心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译作“通识教育”）也很具有借鉴价值。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对心智教育的界定是：“一种能够增强并培养个体应对复杂性、多样性和变革的能力。它既强调有关更宽广范围的渊博知识（例如包括：科学、文化、社会在内的知识），又强调在某一特殊领域内取得专业的成就。这一教育理念不仅帮助学生形成社会责任感，同样帮助他们获得宽广知识和相关知识领域所需的智能和技能（例如：交际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知识、智能与技能的运用能力。”显然，心智教育不是针对某一职业而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而是致力于发展学生深层次的心智和能力，即学生未来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发挥作用的素质和能力。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良好素质和多种能力，并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中加以灵活运用的人，才是面向未来做最佳准备的学生。因此，教育者仅将学校看作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培养好奇心、发现新兴趣和形成良好能力的地方，而非预先确定学生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专业培养的地方。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是宽广的准备、多方面的知识，并通过多样的形式对其加以训练[1]。这对于我们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很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综观当今世界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潮流，我们深切感到，为了适应新时代对中文人才的新要求，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努力改变知识传授型的专业教育，探索以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为重点的全人教育。与此相应，我们的专业教材应充分体现如下理念：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拓展，强化学生训练，指导学生探究，激发学生创新，着力将传授知识与提高素质、培养能力、启发心智融为一体，充分发挥教材的综合功能。 三、新尝试初获好成效 正是为了应对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自2002年起，笔者便与武汉大学中文系时任主任龙泉明教授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开展以更新教育理念，改革培养模式，优化培养方案为核心的全面的教学改革，并启动了相应的教材建设。 我们首先针对当时存在的如下突出问题开展改革：在课程设置上，通论性、概论性、通史性课程多，原典性课程少。从教学模式看，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重点，学生被动听得多，主动读得少，积极思考和自觉动笔更少。这便导致学生养成了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和对教材的一味拘泥。因而，学生阅读量小，读写说能力弱，理论知识较空泛，专业基础欠扎实，视野较狭窄，更缺乏勤于思索的习惯、勇于质疑的意识、大胆批判和积极创新的精神。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便从调整课程体系入手，大刀阔斧地压缩通论性、概论性、通史性课程，增加原典阅读和实践性课程。减少教师讲授时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研讨的比重。努力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师生有机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其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开设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并把部分纳入必修课）和开展一系列的相关研习活动，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为了保障这些改革的落实，2007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实践教学中心，直接为相关教学改革提供软硬件支持和管理服务。 改革中我们深切感到，新的理念和做法必须要有相应的教材才能得以体现和落实，因此，我们把教材更新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组织编写了两个系列的配套教材。 首先，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开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于2003年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的语言文学名作。编写原则是：突出原著，扼要导读，体现特色，适宜教学。与一般选本不同的是，我们的主旨是为学生提供原汁原味的原典精选。因而，我们的工夫主要在于“选”。力图尽我们所能选出真正能够反映学科轮廓、代表学科精粹的精品来。“导读”部分，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和有助于阅读理解的重要资料（主要是摘选代表不同观点的评点材料），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尽量多给一些启发，少给一点成说。其目的是把空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研读，自己咀嚼，自己品味，自己感悟，从而获得思维的训练、能力的锻炼、知识的积累、感情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 而后，我们又酝酿编写一套适应新需要、体现上述新理念的主干基础课教材。多年来潜心其事，在进行实践探索和广泛调研的同时，也注重相关理论研究，不断优化思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于2007年正式组建了编委会，约请本院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知名教授担任各书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不断深化认识、完善思路、优化设计。进而确立了以倡导“创新学习、自主学习”为主导、以培养高素质、强能力、创新型、国际化人才为旨归的编写方针和特色追求，命名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涵盖了中文专业全部基础主干课（11门）。 这套教材是配合我们的教学改革，针对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根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而设计编写的。旨在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自主学习，养成勤于思辨的习惯，强化不断探索的意识，增添勇于质疑的胆略，培育大胆创新的精神和能力。这也是我们把这套教材命名为“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的用意所在。这套教材的编写，主要致力于体现如下特色： （1）注重基础与拓展的有机结合。即在浓缩现行教材重要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拓展性的内容，给学生提供进一步拓展提高的空间、路径和条件。 （2）体现将知识传授与素质提高、能力培养、心智启迪融为一体的理念。在教材中增加探究性内容和训练性环节，以促使学生发挥能动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深入钻研，注重训练，敢于质疑，勇于创新。 （3）贯彻课内外一体的精神，将课堂内外整体设计，注重课内和课外学习的有机衔接，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对学生课外学习和训练的指导。除了提供课堂教学所需要的内容之外，还增加指导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自我研讨和训练的内容，将教学延伸至课外，实现课内课外的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帮助学生有效地利用课余时间。 （4）引导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简单记忆的惯性，培养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创新性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在内容组织和写法上，尽量多给学生一些启发性引导，少给一点成说和定论，把较多的空间留给学生，要求学生自己体悟、思辨和训练。 （5）强化原著研读。即浓缩概述性、通史性内容，加大经典原著阅读阐释比重，促使学生扎扎实实地读原典，把学习落到实处，从而夯实专业基础，汲取各方面的营养，获得全面提高。 （6）构建立体化教学资源体系。除了纸质教材之外，我们还以实践教学中心为平台，投入数十万元，先后设立三批资源建设项目，发动教师研制和搜集成了与之配套的辅助性数字化教学资源，如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电子文献库、专题资料数据库、习题与训练项目库、自我检测系统、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师生互动学习平台等，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方便适用、全方位的学习服务。 这套教材在基本结构上，各章一般都由以下四个板块组成： （1）基础知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颁布的以及现在通行的各门课程要求，参照全国有影响的各种教材的做法，精选基础教学内容。本着“守正出新”的原则，去粗取精，提纲挈领，注重点面结合。一方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普适性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科学性，另一面突出重点问题，深入讲解，并努力吸收新学术成果。此外，对于中学讲授过的和其他相关课程有所涉及的内容，一般只作简要归纳和适当拓展与深化，不作重复性铺陈。 （2）导学训练。就本章的课内外学习和训练提出指导性意见，引导学生抓住关键，掌握方法，自主研习，创新学习。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导学。对本章的学习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时也对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对疑难问题和关键点进行阐释。其二，思考题。着重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本章的内容进行爬梳、归纳、提炼和发挥，或就一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其三，实践训练。设计了一些让学生自己动手动口动脑的实践性、研讨性项目，要求学生联系学过的知识去验证、训练、研讨、演绎、发挥。 （3）研讨平台。就本章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或有争议的问题、热点问题提出讨论，旨在强化、深化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精神，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问题概述，就要研讨的问题做引导性的简单概述，包括适当介绍相关的学术史尤其是最新进展，为学生思考提供背景知识，指点方向和路径。二是资料选辑，围绕要研讨的问题选辑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中的重要片段，包括立场、观点、视角、方法各不相同的材料和最新学术前沿信息，供学生学习、思考，以丰富学生知识，开阔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 （4）拓展指南。介绍有助于本章学习理解的文献资料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提高或开展专题研究的文献资料。不仅包括纸本文献，也包括各类电子文献、数据库和网络资源等，以引导学生广泛而有效地利用各种相关资源进行深入学习和探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重点文献资料介绍。选择与本章内容有关的若干种重要文献进行简要介绍，以便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其二，其他重要文献资料目录与线索。 以上四个板块中，“基础知识”和“导学训练”是基础部分，主要提供本科生应该掌握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系统知识，培养本科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研讨平台”和“拓展指南”两个板块是提高部分，一方面是对基础部分的提高和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对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做好铺垫、指点路径和方法，在程度上注意了与研究生阶段的区别与衔接。主旨是从各科教学入手，引导学生学会怎样自主学习、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简而言之，提高部分的主要作用是：激发学生兴趣，促使学生学会思考，掌握方法，提高素质和能力。据各方面反馈，上述板块的设计及内容受到学生欢迎。 《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和《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保证了教学改革的有效落实，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当然，教材建设本身就是一项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与时俱进的常青事业，探索创新是永恒的。我们的尝试，与其他同仁一样，无非是应时代之需，在责任和义务的驱使下，为这项永恒的事业做一份努力而已。毋庸讳言，作为一种新的探索，肯定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努力。 中文专业论文:如何提升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写作能力 内容摘要：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素养的综合体现，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调查，对目前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写作教学改革提供参考资料，对中文专业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写作 调查分析 探讨 对策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写作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写作能力无疑是社会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能力。尤其对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专业写作能力应当是核心素质和专业素养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却不容乐观。由此可见，全面提升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势在必行。 一、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现状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法和个案分析法对本校中文专业在校大学生的写作现状进行了调查。共发放了260份问卷，收回了调查了251份问卷，从调查情况得出，中文专业学生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学生写作处于被动状态边缘化境地 受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写作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负担。即便是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一方面由于未能摆脱中学应试作文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写作教学重理论轻实践，导致他们写作兴趣缺失，处于被动写作状态。调查发现，如表一所示，大部分学生写作并不是出于自身对于写作的热爱，而是出于被动写作的状态。从学生对写作的态度来看，中文专业学生对写作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稍有偏颇，甚至忽视对自身写作能力的提升。如今，由于“考级”、“考研”、“考公”等潮流的来袭，多数学生从入学开始便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各种考试的准备上，无暇顾及写作训练。 （二）学生思维能力不强 思维能力是写作行为的“内力”，即学生的观察能力、感受能力、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而今中文专业学生对客观事物缺乏准确深刻的理解，导致写作成品空洞，立意不深，内容单一。此外，写作是最能表现学生思维个性的创造性活动，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已陷入了窘境。其次，阅读能力是思维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当前，受视觉文化等大众文化的冲击，大多数中文专业大学生阅读数量和阅读质量逐渐走下坡路，其阅读能力只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阅读能力的弱化必然不利于大学生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三）写作教学实效性低 影响高校中文专业写作教学实效性的因素如下：首先，课程安排不合理。中文专业的写作课程一般设置在大一年级。然而，经调查发现，只有少数学生对课程的设置是满意的，表明我们再课程的设置存在很大问题。在设置写作课存在的弊病如下：第一，写作教学缺乏连续性。在大一写作课结束后，其他课程均与写作没有密切的联系。各科老师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及计划，学生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新知识上，并且缺少老师的引导，导致学生写作量的匮乏。第二，写作课程的设置与学生实际情况相脱离。一年级的学生处于“幼稚无知”阶段，并没有具备专业学科的相关知识，无法将其与写作活动进行系统的整合。其次，教学方式依旧传统。 二、提升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的对策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写作观念和写作思维 正确的写作观念和思维的养成，是决定写作能力高低的本质原因。首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强调中文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写作观，激发学生“想写作”的意识，树立学生真情实感的表达能力，培养接地气的心灵作者。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大多数学生依旧保持传统的应试思维习惯，将自己局限于主题先行的固定模式。因此，一方面教师应通过写作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逻辑能力、想象能力等;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外界束缚，发展创造性思维;另一方面，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言论，表达个性。而且，教师必须针对学生写作上薄弱的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设置相关专题，对其进行特殊训练，使之得以强化。例如，如何对语句锤炼、怎样推理合乎逻辑、如何提取有效信息等。教师应定期考察，督促学生课后自行测试，以达到教学效果。 （二）改善写作教学模式 高校中文专业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首先，由于写作教程繁杂，教师应选择针对性强的写作教材，使教学内容适应社会需求。并且，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选择教学内容，因材施教，以主体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此外，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应用文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教师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选择与相关文体进行重点讲授，强化学生对写作实用性的认识。同时，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几种常用文体写作方法的基础上，更应强化学生应试及就业的必要文体。这样，学生学习其他文体的写作必能找到突破口。其次，写作教学活动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传输上，教师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写作实践。因此，教师要不断完善教学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设置写作实践场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如撰写科研报告、电影评论、工作总结等。 （三）整合中文专业学科教学资源，科学设置写作课程 写作课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一门课程。大学四年应是学生写作能力提升的最佳时机。高校应以全面提升中文专业学生写作能力为目标，科学安排写作课程的时间，持续地贯穿于大学生本科四年。“写作课程时间安排，即按照高等教育的节律合理安排写作课程及授课时机。”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专业素养综合体现。设置各类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专业素质，其必然与写作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高校应将中文专业课程进行统筹整合，形成全面提升写作能力的系统。把专业必修课当作系统中的要素，促使其与写作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且，教师应切实发挥学术指导作用。例如，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等，任课教师应结合课程任务指导学生围绕某话题撰写论文。这既能巩固新知识，又能增加写作训练，达到理想教学目标。 （四）完善写作教学的评价机制 建立一个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应将传统的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机制转变为多维的评价机制。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写作能力应将被纳入等级考试及硬性考核指标中，以此激发学生主动训练写作的动机。当前，大学英语四六级等级考试的推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以学生发表作品作为教学评价的一项指标。学生写作成品发表的质与量应量化为中文专业学生的学分，强化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高校应加大写作课学分的比例，加深学生对写作的重视程度。 （五）让写作与进入生活 写作源于生活，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上的纸上谈兵，学生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写作训练，讲写作与实际相结合，才将将写作理论知识转化为写作技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养成生活随处有写作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应从日记的形式着手，通过观察、感受、思考，记录生活的点滴，持之以恒必将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其次，教师应强化学生对日常应用写作训练的重视程度，如邀请信、请假条、通知等。学生只有在课后对此类文体强加练习，才能在日后生活中规范表达，灵活运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专业写作能力是中文专业大学生不可缺少的生存技能，然而目前学生写作中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现状，政府应在写作教育上予以政策倾斜，大力推进写作教学的改革与创新;高校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培养为重心，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全面提高中文大学生写作能力为根本目标的教学体系，为现代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写作人才。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文专业论文:浅谈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和意义 摘 要：非通用语教育是高校外语教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通用语学习者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之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带来的挑战和培养社会文化能力的素质要求。 关键词：非通用语;专业教学;文化导入;内容 随着对外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以及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国内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逐年上升，非通用语人才已成为外语人才队伍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力量。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为非通用语教育带来了广阔前景，也无形中对高校非通用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从某种程度讲，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层次的非通用语教育规模及其教育质量，不仅客观反映了国家综合外语水平的高低和外语人才战略储备的水平，还能反映国家文化对外宣传交流的资源配置实力。从现实情况看，相比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我国在非通用语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规模呈现出明显不足。我国高校的非通用语教育以亚非欧语种为主，这其中不乏对象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弱，但语言文化高度发达丰富的语种。从长远来看，非通用语高等教育将在多语种、多文化的基础上满足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多元化文化传播和维护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作为一种亟需的战略教育资源，非通用语教学的整体质量亟需从根本上得以优化提升。 提高非通用语专业教学的质量，加强语言教学中对象国文化的导入和渗透，实现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个非通用语教师的使命和职责所在。本文以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孟加拉语专业教学为例，初步探讨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涵和意义。 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基本内容 外语基础教学阶段文化导入的内容问题在外语教学界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议题。以吕必松、赵贤州、张占一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容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两类。交际文化指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不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胡文仲1994）。这样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交际文化在外语基础教学阶段的重要性。这样的划分对于现阶段的非通用语教学尤其是本科非通用语的课程设置具有相当的实用性。 以孟加拉语本科教学为例：文化教学可以大体植入两类课程。“知识文化”这一部分文化教学放在“孟加拉语对象国社会信息与概况”“亚非影视赏析”“孟加拉语文学选读”这类课程中实施，设置在高年级学习阶段。“交际文化”这部分文化教学放在“孟加拉语口语”“孟加拉语视听说”“孟加拉语高级试听” 这类课程中实施践行，这类课程贯穿于四年的学习始终。这样，“知识文化”和 “交际文化”区分开来教学，保证了 “交际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对二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导入也体现了文化教学应遵循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阶段性原则。由于非通用语学生要在4年内实现从零基础到全面掌握该种语言听、说、读、写的能力飞跃，需要在有限的学时内尽可能培养出非通用语的交际应用能力，以便较快适应毕业后专业领域内工作的实际需要，这种侧重交际文化教学的文化观在现阶段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体系下还是能够适应非通用语教学需要的。 然而，如果考虑到学习环境、学习者需求、教育目的的因素，非通用语教学又与 “大语种”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所不同。首先，学生不生活在目的语环境中，日常交际活动用汉语进行。以孟加拉语专业为例：与英语、日语、韩语等专业的学习者相比，此专业学生所能利用的学习媒体资源十分有限，在现实中也很难创造出类似“英语角”这样的模拟交际环境，仅靠口语或视听说课程的课堂时间不能保证交际文化教学的效果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其次，非通用语种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选择了专业领域之外的工作，或者在工作中直接使用外语进行口头交际的机会比较有限，他们可能更多地以非通用语语言文化为背景知识，从事与对象国外交、文化、经贸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人将此外语作为专业阅读的工具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再者，外语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人文教育，力图使学习者成为具有更高素质和更完善人格情操的人。外语学习的目的不能被肤浅地理解为学习一种谋生的技能，或应付日常交际的工具。非通用语教育也不应局限于只培养具备基本语言能力却对目的语对象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流派、宗教、文学、艺术等知之甚少的学习者。不理解一种价值观念系统所依托的文化，就不能理解这种文化系统中的交际行为， 跨文化交际语言能力的培养也就无从谈起。 非通用语教学在宏观层面旨在培养学生的对象国社会文化能力。社会文化能力不仅包括所学外语的语言能力（语言知识的掌握和语言技能的运用）、语用能力（具体语境中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理解、评价、整合已有语言知识技能并用其有效加工对象国社会文化信息的能力。具体来讲，社会文化能力包括：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有理性的洞察力和感情的移情能力;对所接受的文化信息有理性批判的能力;将目的语的文化信息和已知文化图示相融合，对目的语文化的精神财富真正地摄取、消化、吸收。这些诠释社会文化能力的重要内涵对非通用语教学有着显著的教学指导意义。 例如：在笔者所教授的 “孟加拉语高级阅读”课上既有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简化的精缩版故事性的课文，也有印度古典名作《沙恭达罗》的精缩版散文性的课文。类似这样的课文都是在近年来非通用语教学改革中为了更好适应文化导入教学的需要而新添的教学内容。让孟加拉语专业的学生了解孟加拉语文化（从历史渊源来讲，孟加拉文化很大程度上隶属于印度文化体系）伟大的人文成就是很有意义的。学生在“罗摩衍那”的故事中看到信仰印度教的孟加拉语文化成为心目中的英雄，体会到了印度教神话人物所具有的智慧、勇气、尊严、荣耀，了解到印度教孟加拉族文化价值观中所弘扬的美德，所坚持的情怀。“沙恭达罗”的故事中，学生们调动自身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绪去看沙恭达罗这位静修林美女的形象，感受印度教文化对美的定义和诠释，在沙恭达罗与国王豆扇陀悲欢离合的爱情中体会印度教文化对因果业力的理解。当然，在孟加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还必须注意到孟加拉文化既体现在以印度教文化为中心的印度的孟加拉族群体中，也体现在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流的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族群体中，两个文化群体同为孟加拉族人，但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二者的文化是迥异的。总之，只有学习、体悟、吸纳了目的语文化的精神内涵，把握其价值观念体系，学生才能够设身处地了解目的语对象国民族的精神世界，视其所视、感其所感，在语言能力的培养中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非通用语专业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意义 文化适应力是非通用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姆斯（D.Hymes）首先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指出“交际能力”的四个评判标准是可能性、可行性、适宜性、实际操作性。可能性就是外语教师经常强调的语言正确性，即语法、语音、词汇上看是否正确。而可行性、适宜性、实际操作性本质是指语言使用者的语用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 在孟加拉语的日常教学中，常遇到这样的学生，他们在大一、大二时的孟加拉语的语音、语法基础都很不错，成绩也名列前茅。但是到了大三，早期形成的语言学习优势就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会造出一些形式上符合语法规则，但一说出来就会让孟加拉人很难理解的句子;或是分不清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写出语用不得体的小作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会对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语言信息差异和词语的某些层面意义的差异感到费解，从而影响他们的交际表达。例如：孟加拉语单词 “???????”这个词的意义为“放弃”，但是这个词不能用在所有需表达“放弃”的句中。原因是“???????”这个词有着丰富的孟加拉文化内涵。它原指在以信仰印度教为主的印度西孟加拉邦，人们在庆祝杜尔迦女神节的最后一天将隆重祭拜后的装饰华美的杜尔迦女神神像投入河中的仪式。“???????”这个词所指的“放弃”，绝非世俗意义中的各种放弃，而是饱含深刻的印度教宗教内涵，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宗教意味。在孟加拉语教学中的文化内容教学中，应当让学生充分地学习和理解孟加拉语的语义系统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此外，也要让学生习得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语言结构差异，掌握把孟加拉语语言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文化相联结起来所应遵守的语用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培养出学生的文化适应力，能够与孟加拉人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前面所述的语言交际能力实际是获得进一步的文化知识的必要前提和手段。外语学习的终极目标在于获得在外族文化信息中扬弃贯通的能力，即在跨文化交流和汲取外族文化时具备感受能力、欣赏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等，能够有效地洞察外族文化现实，有良好的评价能力，避免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较好地抵抗文化适应，形成自然的整合能力。如果一名外语学习者只有语言能力，而没有交际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那么他还没能真正地入门;如果他只具备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而缺乏在外族文化信息中扬弃贯通的能力，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完美的语言模仿者。只有三者兼备的学习者，才能有效地加工和汲取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信息，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化传播者，将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在自身的人格中有机地整合为一体，使人格向更加健康、丰富、完整的方向发展。 孟加拉语专业教学在当前的非通用语教学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案例性。尽管孟加拉语属于非通用语种，但全世界约有2.4亿人以孟加拉语为母语，其使用人口数超过了不少所谓的“大语种”。孟加拉民族涌现出像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阿马蒂亚・森、穆罕默德・尤努斯这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的世界级文化精英，孟加拉文化（包括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文化与孟加拉国的文化）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瞩目的人文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加拉语属于语言文化高度发达的“小语种”。目前，像孟加拉语这样的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处于语境资源相对匮乏、办学条件相对受限的历史阶段中。由于客观现实原因，像很多其他非通用语种一样，孟加拉语本科教育的教学战略和体系有待全面的规划。在科学规划本科教学的进程中，由于理论认知的不足和办学条件的局限，对文化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一直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系统的定位，导致长期以来非通用语教育在课程规划设置和教学研究方面对文化教学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外语工作者而言，他们不仅要成为具备深厚的语言基础的人才，还要成为精通对象国民族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精神内蕴的跨文化交际外语人才。这是新时代对我国非通用语人才在综合素质上提出的新要求。有鉴于此，非通用语教育中的文化导入将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教学意义。 全球化浪潮卷席世界的今天，全球化的内涵不限于经济层面，而是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文化领域，其文化内涵日益凸显。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多姿多彩，文化无优劣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分。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各种文明、文化既相互区分、冲突，又相互沟通、融合，由此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全球化进程中，植根于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力量焕发着生机和力量，成为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软实力和精神后盾。中国正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外语语言文化的教育成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步入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精神文化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外民族文化输入和本民族文化重构将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和结合，中国将能够在与各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发掘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有鉴于此，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将具有时代性的战略意义。 对于高校非通用语教育者而言，如何培养出适应21世纪国家文化对外传播战略需要的优秀外语人才，让中国的文化与文明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也让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精粹为我所知、为我所用，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在实现民族精神文明现代化的全球趋势中，非通用语的教育者应当坚持非通用语的学科定位和内涵发展，在语言教育中科学导入文化教学，造就具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外语水平出众、通晓国际规则的非通用语种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文化教学的准确定位和恰当导入，将使非通用语教学事业真正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亟需，使一代又一代的非通用语人才更好地承担“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文专业论文: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摘 要：在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要充分重视对文化意识的培养，把文化同语言的教学内容相互融合。本文首先分析了大学英语专业精度课中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化意识培养的对策，以期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关键词：大学英语；精读课；文化意识 一、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文化是一种可以经由社会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同时我们也认为文化其实就包含的语言，即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因为语言是通过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加上社会化发展、后天学习而获得的完整知识体系。有些语言学家更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文化中的其他部分也可以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是人类思维方式及习惯的表现，所以可以说人类思维的工具及文化的承载体就是语言，同样语言也在某种也可以影响着人类的文化与思维。人类不仅仅是生活在所谓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仅仅存在于社会活动之中，事实上人类生活已经被人类社会作为沟通“工具”即一种特定语言所支配。所以我们可以说，一种群体的语言支撑起了人类真正生活的世界。每一种文化都反映了特定的语言习惯，同样相同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表现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我国大学外语教学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只是单单地认为外语教学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表达正确的意思而语法没有错误，事实上严重忽视了不同语言下其他民族文化意识的培养。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有所好转，由于注重学生言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形成的各种教学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作用地不断提高，由此引发了各种教学理论将文化因素纳入到外语的学习过程之中进行论证。真正上课的外语教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融入到了日常教学中。语言具有很多文化方面的特点。第一，语言由于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化中而形成的一种精神财富，为人类社会共有，所以自然属于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可以说，研究文化与语言关系的研究者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语言是文化重要部分。如何通过社会语言的观点帮助教学，如何在实际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新问题。通过已有的外语教学经验，我们认为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可以借由以下方几个路径。 二、大学英语专业精读中文化意识培养对策 本文认为大学英语专业精读中文化意识培养的主要对策有： （一）总体把握教学大纲 在考虑到语言的功能、意义及结构等因素之外，还要总体的把握教学大纲。在教学大纲中把目的语相关的文化知识融入到教材中去，还要尽自己最大能力的确定外教在教学环节中的目的语的导入的重点，从而让英语文化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编辑使用教材的时候要与目的语的文化相结合。课本中的练习、对话、及课文等材料的选编要重点考察他们在目的语的社会风俗习惯和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案例等方面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事实上，当前在改编教材上已经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中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所以也能促进教师教授语言，结合文化内涵与文化背景展开教学活动，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三）恰到好处的进行课堂文化渗透 恰当的进行英语课堂文化的渗透，其具体的方法有三大类：第一是通过单词讲解英语文化内涵。语言构成的三要素是词汇、语音及语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对词汇的影响表现为其感情色彩和附加意义上。所以在讲课中，要重点对词汇进行讲解，从词汇的比喻义对比、象形对比、本义对比再到文化历史意义的对比，分清词汇的褒贬含义。第二种方法是根据书本的知识，介绍课文背景。外教可以根据英语的背景知识，来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精读课堂上，通过语言材料最大资源的为教学所用。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话题感受他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国度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举例来说，中国喜欢谈论婚姻、收入、家庭，然而在英美国家都十分重视隐私，这类的话题会很少涉及。我们可以通过向学生展示外国的图片与物品，让学生直观的了解到英语文化知识，了解国外的雕塑、艺术、风土人情与建筑风格。还要鼓励学生与留学生或外教多交流，通过沟通了解外国人的礼节、忌讳、习俗等文化习俗。 （四）通过课外活动加深学生的文化知识 帮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拓展文化知识和目的语。举例来说，可以积极引导学生阅读英语报纸、期刊以及英语文化作品，提升学生阅读过程中积累的社会关系、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意识。另外，还要多鼓励学生在课后观看英语录像片和英语原版电影，不但可以学习影视本身的文化外，还能通过表演了解与目的语有关的非言语交流的手段和方法。 （五）要鼓励学生多同外教沟通 从英语语境来说，同讲本族语的人交流能够促进英语运用能力的进步。让外教多给学生教授写作、听力、口语、英美概况等类型的知识，鼓励学生课后要多与外教沟通交流，这样便能学到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社会文化知识。 （六）展开与文化有关的专题研讨 多开展与文化相关的专题研讨活动，然后还要结合中文对应的文化背景进行区分。举例来说，可以开展阅读英美文化书籍，来了解英美文化，再根据材料内容进行发散性的谈论与介绍，在此基础上再与中文的文化相区别。通过开展介绍、对比、分析、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目的语的文化敏感性以及学习外语的积极性。 三、结语 在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教师除了为学生传授知识外，还要重视对英语文化知识的介绍，下意识的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消弭中外文化的障碍，加强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敏感性，充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本文认为应从宏观的视角，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教授目的语的文化知识。 中文专业论文:论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编写 摘 要：编写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编者应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提高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效率的有效策略 电工电子技术是电类专业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专业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课程的特点是概念多而抽象，实践性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电路、电工技术及电子技术方面获得知识、素质、技能方面的培养，并为以后学习各专业知识和技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1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特点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中职电类专业中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在工科教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以及毕业后从事工程技术等工作打下一定基础。随着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它已成为中职电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和部分工科类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程。 2 电工电子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考核方式简单化，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电工电子的基础理论知识，更要掌握电工电子技术技能。现行的考核方式是：百分制，其中笔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显然，笔试成绩所占的比例过大，使得学生过分关注书本知识，死记硬背，不能体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2.2 教学方法、手段落后，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通过调查发现，中职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自主学习能力欠缺，学习兴趣不高，这就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而现在不少学校的教学主要仍沿用传统的“粉笔+黑板”或者简单的演示，教师讲，学生听，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被发挥，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得不到体现，学生不能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2.3 教材内容理论性强，不利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职业教育强调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注重操作技能的培养，而现有教材内容仍包含有一些复杂的理论推导、应用较少的难记的公式，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同时，缺乏本学科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及应用实例的引入，使学生视野得不到开阔，不利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3 电工电子技术教学改革的有效措施 3.1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广大教育工作者正在努力探究的课题。电工电子是和人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一门学科，电工电子知识和规律涉及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因此，电工电子教学不能仅局限于课堂，要引导学生利用电工电子知识分析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如在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设计一个楼梯照明电路，要使用方便和节约电能。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学生非常感兴趣，积极讨论，主动思考。有的采用双触开关，有的采用闸刀双掷双控，都能很好地满足布置的设计要求。开关的设计固然重要，但课堂中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节能理念，思考对照明灯具的选择，实现光照亮度和节能、使用方便的最佳组合。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体会到电工电子知识在生活、生产中的重要应用。通过这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的动机，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创新的动机，从而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3.2 优化调整教学内容 1）结合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目标，选用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材。现在市场上围绕电工电子方面的教材很多，但大多数均未能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以及及时反映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从而成为制约新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瓶颈。 2）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知识面广、信息量巨大，而课时非常有限，必须根据职业能力培养的目标，有所侧重地选择、调整教学内容，使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落到实处。例如，在讲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时，要充分考虑在现代仪器仪表上电工电子技术的应用。 3.3 教学方法的改革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其中案例教学法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贯穿全课程的教学方法：精心选用典型的、有实用价值的、学生感兴趣的实例，以该案例的设计和改进中的问题为切入点，步步深入，将实践技能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始终，从而克服传统教学方法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造成的弊端。学习本课程后，学生分析电路虽然头头是道，但若要设计制作一个电路系统往往不会查手册、不会选器件、不会连电路、不会调试系统。可见，案例教学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案例教学法若运用得法，将会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 采用案例教学法一定要注意：1）案例要有典型性和实用性，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2）案例要有综合性和启发性，应将课程内容与案例有机结合、融会贯通；3）案例应体现本学科的前沿知识、技能，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3.4 教学手段的改革 有了好的教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还要有好的教学手段，要善于根据课程不同内容、不同知识点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才能推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教学过程中可大量使用多媒体课件、eda仿真软件、网络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 1）在讲到三相异步电动机结构、工作原理及常用控制电器结构、动作原理时，若用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方法，在课堂上把电动机的结构和常用控制电器的结构画出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画得出来，也很难将此部分的内容讲清楚，课堂效率低是可想而知的。但采用powerpoint和flash做成的多媒体课件，节省了在课堂上画电动机、常用控制电器的时间，还可以通过flash生动地表现电动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和常用控制电器的动作过程，非常的直观而富感性，有利于学生准确、全面、深刻地接受知识，大大降低理论学习的难度。 2）在讲单管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工作点设置对放大电路的非线性失真的影响（工作点设置得太高，容易导致饱和失真；设置得太低，容易导致截至失真），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的影响，放大电路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时，虽然可以借助powerpoint、flash、vb等制作包含文字、图片、动画的课件进行讲解，降低学生对这些知识点理解方面的难度，但学生还是觉得缺少感性的认识。这时可以利用multisim对单管放论文联盟//大电路进行仿真，学生好像置身于实验室，体验到设置适当的工作点的重要性，负反馈的作用，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等等。这样，学生对所学知识豁然开朗，实现理论教学由难化易，由繁化简。 4 总结 总而言之，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是中职电类专业开设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教与学都存在一定的难度，通过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教学要素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地优化教与学的过程，使课程的教学质量更上一级台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继续深造与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电力电子技术教学体会思考 摘要：本文从电力电子技术这一课程的内容出发，结合教学要求，分别从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角度阐述了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关键词：电力电子技术；控制电路；控制理论 1引言 电力电子技术是一门由电子技术、电力技术以及控制技术交叉而来的新兴学科，是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整个专业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电力电子技术具体地说就是指利用电力电子元器件来构造不同的转换电路从而实现对电能的一系列变换，是一种利用弱电来控制强电的技术。同时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从工业、交通运输、通信到新能源系统等各方面都有应用，甚至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现在家用电器中很流行的“变频”技术就是电力电子技术的一个小应用。 2教学体系结构及要求 电力电子技术的教学内容主要分成三部分：元器件、控制电路和控制技术。我们学校给这门课一共安排了80学时，如果这三个部分都要详细介绍的话，时间上是不够的，所以主要介绍前面两块内容。电力电子元器件是本门课程的基础，包括半控元件、全控元件和不可控元件。控制电路主要包括四大基本电路：整流电路、逆变电路、直流到直流变流电路以及交流到交流的变流电路。控制技术部分主要介绍SPWM脉宽调制技术和软开关技术。元器件部分要求学生首先要能分清楚各种元器件所属的类别，其次要求能理解各自的工作原理，最后要求能够按照电路要求自主选择元件；控制电路部分要求学生能够理解电路的工作过程，能够分析并画出电路的输出波形图，能计算电路的一些参数来选择元器件；最后控制技术部分要求能够掌握SPWM的原理即可。 3理论教学 （1）兴趣的培养 电力电子技术是自动化、电气工程专业很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也的确是一门比较枯燥的学科，要引起学生的重视、激发他们的兴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从心理上重视这门课就尤为重要。笔者认为上好第一堂课对该课程后续的展开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第一堂课上要多多的展示一些电力电子应用方面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亲身体会到电力电子技术就在我们身边，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1]；同时可以给他们展示一下对口的公司在招聘信息上对该课程的要求来引起他们的重视。然后后期可以通过实验教学来慢慢引导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 （2）教学思路的把握 教学的顺序是先介绍元器件，然后介绍各种转换电路，最后介绍控制技术。在介绍元器件时，要讲清楚半控、全控和不可控指的是对电路“开”与“关”的控制。在控制电路中元器件是作为开关使用的，输出波形的转换也是因为电路“开关”的切换实现的[2]；在介绍各种转换电路时，首先要介绍各种电路实现的功能，然后可以让学生试着自己分析下如何用电路实现这些变化，最后提出典型的变换电路进行讲解。在课堂内容上应以元器件的工作原理为基础，以整流电路和有源逆变电路的原理、搭载各种不同负载时的波形分析为重点，特别是在介绍感性负载和纯电阻负载时波形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无源逆变和直流到直流变流电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由于目前变频技术在家电行业应用广泛，所以交流到交流变流中的变频技术也可以进行详细介绍。 （3）教学方法的改变 近年来，多媒体教学以绝对的优势替代了传统板书成为教学的主要手段。电力电子技术这门学科在教学时涉及很多复杂电路、波形的绘制，采用多媒体教学能提前将这些波形准备好，节约了大量教师课上板书的时间，同时多媒体教学还可以采用FLASH动画来吸引眼球，能更直观的仿真出电路通断的过程，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所以多媒体教学这一手段对于电力电子技术这门课程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Matlab中的simulink自带的工具包搭建各种电路来仿真，通过软件仿真出对应的图形。这样通过计算机算出图形，要比直接把图形显示给学生看更让他们记忆深刻，也更让他们信服。 4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在任何一门课程中都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对已学知识的理解，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能帮助他们记忆。而电力电子技术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新型的电力电子器件、新技术、新的使用方法，都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其可用性。电力电子技术这门课配备的实验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四种控制电路以及控制技术都有对应的实验，那么在实验教学中可以从中选择一些有较高实验价值的项目进行。例如整流电路是教学时的重点内容，那么这一方面的实验就可以做一些。可以让学生搭建桥式整流电路，然后搭配纯电阻负载、感性负载和反电动势负载，通过观察波形变化来加强对学习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讲直流斩波电路时，可以让学生在六种典型斩波电路中选择一到两个电路进行测试，深入理解理论课上学习的原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学校设备有限不能做到每人一台设备，一般都是几人一台，这样就会出现有些同学整个过程游离在状态之外的情况。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将一组学生进行任务的分工，分成设计电路的、搭建电路的和验证实验结果的，这样每个人都分配有任务，就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了。 5小结 本文从课程体系、教学要求和实际教学三个方面分别阐述笔者从事该课程教学的体会。对一门课程的处理方式，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方式，但都希望能以较为恰当的教学方式把最需要最重要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作者:单玉燕 丁伟 单位:南通开放大学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在传统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由于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导致一些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整体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摒弃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以研究型教学为手段、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为目标开展任务驱动式教学，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动手实践能力，更有助于学生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设计；创业教育；创业思维 一、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模拟电子技术是工科电类各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教学效果不但直接影响学生的专业能力，而且还会影响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及其教学内容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抽象性。模拟电子电路的设计与分析，是围绕三极管、场效应管等核心半导体器件展开的，必须根据半导体的特性、半导体器件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建立半导体器件的等效电路，进而利用电路分析的方法针对所建立的电路模型进行计算。其中，半导体的特性、半导体器件的等效电路等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此外，放大器失真的产生原因及其抑制措施、负反馈放大器的原理与作用、振荡器的稳幅原理、各类振荡器的稳频特性等内容，也相当抽象。(2)实用性。电子技术的发展可按核心器件的种类分为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集成电路时代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等，每个时代的电子产品又可分为数字类和模拟类两种。在电子管和晶体管时代，电子产品几乎都采用模拟电路，即使到了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但几乎所有的数字电子产品都离不开模拟电路单元，例如供电模块、射频输入/输出模块等。(3)实践性。其一，晶体管的参数具有较大的离散性，因此即使对于成熟的应用电路，往往也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试，例如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调试、选频电路中心频率的调试等。其二，功能电路单元的设计，通常要根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进，或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改造，例如，从考毕兹电路到克拉泼电路和西勒电路，就是为了兼顾频率稳定性和频率覆盖范围而对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所做的有针对性的改进。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的抽象性，会使很多学生对此课程的学习产生畏难情绪，也导致不少教师为了让学生理解基本理论而采用以讲解为主的教学方式，甚至不惜“满堂灌”，但往往欲速则不达。这种教学方式过分强调学生计算、推理能力的提高，相应地忽视了学生理解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由于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导致一些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整体教学效果难免差强人意。此外，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传统的“先理论后实验”的教学模式以及通过大量理论计算类习题巩固知识的做法，都不能使学生有效地掌握理论，提高能力，更谈不上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然而，全面地考虑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抽象性、实用性和实践性，如果教师摒弃“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将该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自觉地学习理论、运用理论、验证理论，不但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动手实践能力，更有助于学生不断地通过问题的解决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1998年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提出“创业教育”的概念，到2014年总理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人们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和内涵的认识不断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获得新思维和新方法，而是培养学生运用新思维、新方法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的勇气和能力。”[1]因此，我们可以把创业思维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而创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教育。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要求来看，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模式，也应从过去的以讲解为主、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脱节，改变为以研究型教学为手段、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为目标。 二、基于创业思维培养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随着对创新创业教育本质和内涵的认识不断增强，人们已经把创业思维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1]。具有创业思维的人，做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先从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开始，由远及近、有小及大地积极行动起来，在行动中不断地学习和反思，一边行动一边反思，并实时进行调整，逐步达到目标[2]。根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要求，笔者针对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基于创业思维培养的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模式改革方案。改革后的方案摒弃单纯的灌输式教学，采用基于创业思维的“实践+学习”研究型教学方式方法。在教学安排上，研究型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师首先要为学生创设一个自主学习的环境，然后在教师指导下将启发、阅读、探究、点评、总结有机结合，从而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经历一个提出问题（研究专题）—探索研讨—总结提高过程”[3]。基于此，改革后的方案按教学大纲将教学内容分解为若干个教学单元，每个教学单元均按知识链接、呈现、练习、反思、应用的步骤展开。具体说明如下：1.知识链接。现代教学理念强调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强调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体验、理解并学习知识。根据现代教学理念，“教师不再只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递者，还是情景活动的引领者和合作者，学生也不再只是知识的接受者，还是情景活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4]因此，在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教师应注意建立适宜学生领悟的情景链接，借助情景的直观性、形象性在学生情感上留下强烈的印象，进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自觉地进入角色，真正理解掌握模拟电子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分析方法及问题解决方法。情景链接可以采用实物演示、多媒体模拟等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改革后的方案摒弃了单纯的灌输式教学，但绝不是要放弃讲解式理论教学。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的抽象性特点，决定了很多学生难以通过自主式学习了解掌握理论知识，因此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有针对性的讲解式理论教学是十分必要的，但教师决不能不分主次地照本宣科。2.呈现。当把学生“浸入”教师创设的情景之后，接下来是呈现环节，即以任务驱动的方式把下一环节的目标和任务呈现给学生。教师应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实验室现有的资源，结合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设计并提出一个作为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载体的工作项目。目标和任务呈现给学生后，教师应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小组3~4人），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探讨完成此任务需要补充哪些知识、需要用到哪些硬件资源（包括三极管、电源、相关仪器仪表等），并拟定下一环节的方案。小组讨论的结果要以清单形式提交给教师，以便教师及时指导各小组对方案进行优化。3.练习。这一教学环节主要以教师“指导”学生“做”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完成电路的设计、制作和调试，即教师应扮演的是教练员角色而不是运动员角色。在学生练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发现并及时纠正学生的不规范操作，避免出现安全事故；要通过提问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思路，并引导学生修正错误，逐步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4.反思。反思是对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的总结与反馈。这一教学环节离不开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更离不开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体现，因此，教师有效把控课堂显得至关重要。反思环节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1)所有学生分别反思完成项目需要的知识、方法和技能，并在小组内进行交流；(2)各小组整合小组成员的反思意见，并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自评；(3)小组之间开展互评，每个小组至少要对三个小组进行评价；(4)各小组总结自评与互评结果，并归纳总结小组成员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学习了哪些理论知识，掌握了哪些方法技能，在哪些方面存在欠缺；(5)每个小组选派一个代表在课堂上陈述自己小组的项目完成情况；(6)教师做总结性评价，重点是解答学生的疑问，指出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结合小组自评与互评意见对各小组及其成员在项目完成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5.应用。人类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方法、技能最终都是为解决生活、生产中的问题而服务的。基于创业思维模式的学习，最终的落脚点也必然是应用。在模拟电子技术教学中，一个教学项目（模块）的最后一个环节，应是教师指导学生应用学习到的知识、方法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以促使学生巩固学习成果，提高应用能力。综上所述，基于创业思维培养、以行动引领知识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的所有环节都是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重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促进学生掌握知识，提升能力，启迪智慧，教师只有精心设计教学情景和教学内容，有效把握教学进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作者:陈淑静 张昉 单位:黄淮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高职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微课的应用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手持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微课”这一教学模式已迅速兴起并广泛使用，高职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实践表明，在高职《电子技术》课程中引入“微课”，能较好地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有积极作用，是传统教学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微课；高职院校；《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应用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变得越来越高效便捷，“微理念”已深入人心。［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微课”应运而生并迅速兴起。 一、微课的概念及特点 在国内，“微课”最早由佛山教育局胡铁生提出。胡铁生认为“微课”是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各种教学资源以一定的结构关系和呈现方式共同营造了一个半结构化、主题突出的资源单元应用“生态环境”。［2］本研究认为：“微课”是一种学习资源，它以微视频为核心，讲解或分析某一单个知识点或技能点，可以是知识介绍或习题讲解，也可以是技能操作等。“微课”是针对传统单一资源类型的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主题突出，针对性强；资源丰富，情境真实；短小精悍，使用便捷；半结构化，扩充容易。［3］ 二、高职《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采用微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电子技术》作为高职院校电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知识面广，实践性强，地位重要。《电子技术》课程中学到的很多基本能力也被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和企业列为招聘人才的重要指标，比如电子线路的识图能力、电子电路的故障检修等。由此可见，高职《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同时肩负着“为学习专业课打基础，为今后就业作保障”的双重任务。但目前，一些院校《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存在问题，教学效果不佳。很多院校还是采用知识本位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实践课的设置还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综合应用性实验较少，缺乏以任务为驱动的引导，学生被动地听课、参与度不高，学生的实际需求容易被忽视，学习主动性差，这样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如何结合高职《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并针对当前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教学改革，显得十分紧迫。“微课”具有学习时间短、授课内容灵活、主题性针对性强、课程资源构成多样、情景真实等特点，［4］将“微课”运用到高职高专《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将很好地解决传统授课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微课”还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在本课程中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利用“微课”多遍着重学习个人掌握的薄弱环节。并且，在《电子技术》课程中引入“微课”，使学生处于主动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情境中，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5］ 三、高职《电子技术》微课设计开发与应用 （一）《电子技术》微课内容设计与开发 1.素材的选择与分析 本研究“微课”设计主要依据教材是《电子技术项目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徐超明、李珍主编），该教材是“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该教材的特点是“以项目为载体，将知识融入工作任务；做中带学，实现职业能力培养；结合实验与仿真，提高教学质量”，这和本文的微课研究思想不谋而合。全书共7个项目，分别是：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制作、扩音机的制作与调试、信号产生电路的设计与制作、加法器的测试与设计、抢答器的设计与制作、数字钟的设计与制作、电子电路综合训练，每一个项目中又有多个任务。其中，项目1—项目3属于模拟电子技术部分，是对二极管和三极管常用电路、集成运放等知识的运用；项目4—项目6是对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知识的应用，属于数字电子技术部分；项目7选取最基本、最普及的通信终端设备之一电话机作为综合实训内容。本研究选定《电子技术项目教程》教材中的重点知识点和技能点作为微课开发素材，最终确定了6个有代表性的重点任务来作为“微课”设计的案例。包括：“二极管应用电路制作”“基本放大电路分析测试”“比例运算放大电路制作”“三人表决电路设计制作”“数据选择器应用电路设计”和“计数器的设计”。 2.微课开发的工具与环境 CamtasiaStudio是本文开发“微课”主要用到的软件工具，辅助工具软件是MicrosoftOfficePow⁃erPoint2007（该软件我们都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介绍制作微课视频非常好用的Camta⁃siaStudio软件。CamtasiaStudio软件是TechSmith公司研发的、集屏幕录影和视频编辑于一体的软件套餐。该软件功能非常强大，除了能进行屏幕录影外，还能进行视频的剪辑、编辑、个性化制作，还具有视频播放与视频剧场功能。在此软件环境下，用户能非常方便地进行屏幕录像的配声，还可以添加字幕、剪辑视频，还有动画转场等功能。CamtasiaStudio软件的运行主界面见图1。 3.微视频案例 如前所述，本研究选取《电子技术》课程中具有代表性的6个重要任务（其中模拟电子技术部分3个，数字电子技术部分3个）进行“微课”设计开发。以《三人表决电路设计制作》的微课视频制作为例来说明微视频设计制作的过程。《三人表决电路设计制作》是《电子技术》课程数字电子技术部分的一个设计性案例，属于组合逻辑电路设计的典型案例。该案例涉及的知识点和技能点包括：基本逻辑门电路逻辑功能、常用中规模集成芯片管脚图的识图方法、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会根据逻辑电路图正确地搭建电路等。在对该案例微视频的制作进行了设计、规划后，录制了该案例的微视频。该案例是借助Cam⁃tasiaStudio软件制作完成的，它在CamtasiaStudio环境中的界面如图2所示。做好PPT课件后，打开PPT课件，在MicrosoftOfficePowerPoint2007下录制完成，经过降噪等一系列后期处理后，最终生成了格式为MP4的播放视频。该案例的微课视频播放截图如图3所示。 （二）《电子技术》微课的教学过程设计与应用 本研究在制作完成6段微视频后，进入了“微课”的教学应用阶段。6段微课均在本校15电气自动化专业1班使用。本研究进行“微课”设计开发时，学生们已基本学完课程知识，即将进入复习阶段，所以，本研究选定该教材中的重点知识点和技能点作为微课开发素材，提供给正处于复习阶段的15级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复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15电气自动化专业1班共51人，均有智能手机，任课教师在课前把本节课要复习内容对应的微视频通过QQ群或微信提前发送到每个学生的智能手机和电脑上，方便学生上课时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微视频来复习本节重点。 1.基本教学流程设计 《电子技术》课程的“微课”应用流程如图4所示。图5为本研究的“微课”应用教学模式。首先，在教师的深入引导下，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通过“微课”进行自主学习，当然也可以是小组形式的自主学习，这也是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同时，学生会在具体的情境下提出问题，再通过小组分工协作探究来实现其知识能力的构建。然后是评价总结，教师检查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或者通过学生小组自检或互检，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点评，这期间，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并给出优化建议。整个过程完成后，学生增加了知识、锻炼了技能，也提高了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思考、构思、搜集资料设计与制作“微课”并组织课堂学习活动，指导学生进行“微课”学习后，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2.具体教学流程设计 本文研究的基于“微课”的具体教学流程设计如图6所示。 （三）《电子技术》“微课”应用效果与评价 1.考核成绩分析 考核成绩分析是基于“微课”应用前和“微课”应用后两次考核的结果对比来进行的。第一次考核是在课程内容学完之后还未进行“微课”应用时进行。第二次考核是在将“微课”应用到15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复习课中辅助教学，在“微课”应用结束后进行的。两次考核项目都是在题库中随机抽取1个综合应用项目，类型相同，分值相同，时间相同（都是满分100分、时间100分钟）。考核完成后对15级电气自动化1班51名学生的考核结果进行统计。忽略试题细微的难度差别和学生知识掌握熟练程度的差别，15电气自动化1班的平均成绩为79.6分，比前一次考核（在“微课”应用之前）的平均分72.8分提升了大约9.3%。其中，最高分提升约9.0%，最低分提升约7.2%。由此可见，在复习课中应用“微课”能明显提升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 2.对学习者的问卷调查分析 在“微课”应用结束后，对51名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是否喜欢利用微课学习；使用微课后的效果感受；对微课设计和微视频制作的满意程度。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电子技术》“微课”的应用效果，及时发现其中的不足，以便总结经验教训。调查问卷共发出51份，回收有效问卷48份，有效回收率为94.1%。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学生喜欢利用微课进行学习；77.1%的学生认为微课能提高自己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81.1%的学生认同微课提高了自己的自学能力；85.5%的学生认为微课能帮助自己更好地掌握知识点和技能点；77.8%的学生认为微视频内容简洁、针对性强；76.1%的学生认为微视频中的知识点、技能点划分合理；81.3%的学生认为微视频中关于知识点和技能点的讲解清晰、全面；95%以上的学生认为微视频的画面质量好、声音清晰。通过考核成绩分析和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可见，微课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效果以及提升学生自学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效果。 四、总结 高职《电子技术》“微课”开发不仅是教育教学理念的革新，也是学习方式的变革。“微课”以一个个小的知识点、技能点为单位，和传统的以课时或单元章节为单位的教学资源相比，更容易被学生吸收、消化，更能适应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和当今时代教育信息化的要求，并能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微课”在高职《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探索研究对促进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促进教学有效性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的建设成果也能为其它专业、其它课程的“微课”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目前本研究中“微课”使用是将微视频和其它“微课”资源通过QQ、微信的方式共享给学生，还缺乏“微课”学习网站等“微课”平台建设，下一步要加快“微课”学习网站建设，不断完善《电子技术》“微课”研究设计和开发。 作者:潘晓贝 单位: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中职学校电子技术专业课教学探析 摘要：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培养目标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以就业为导向、适应社会对电子专业人才的需求。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大部分课程以实际操作为主，使用电子测量仪器正确测量电子元器件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技能，所以本文以万用表测量电子元器件为例，来探讨怎样上好专业课，从而掌握实践课的操作技巧。 关键词：中职学校;实践操作;创造价值 中职学校培养目标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以就业为导向。在教学中要以实践为主，让学生不断总结操作经验，从而掌握实践操作技巧。 一、掌握基本专业理论来指导实践 专业课教学离不开实践，而实践要靠专业基础理论来支撑，教师在进行专业课教学时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师要有较新的教学理念、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教学基本功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的电子技术内容。在平时的备课时要把先进教学理论、实用的技能及采用适合中职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学方法和自己学科的特点结合起来，把握住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而不是长篇大论，做到精讲精练。中职学校要加强基础课的教学，课程教学必须服从市场需求，以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企业对人才规格的需求为依据。改变教学方式，以恰当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来教授学生知识，使他们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够适应社会及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比如：在电子技术学科当中有用仪表测量电子元器件的内容，在讲解该内容时，教师要把电子元件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讲精、讲透。同时，有必要讲解一些仪表使用的相关理论知识，如电压表、晶体管测试仪等仪器的正确使用，然后指导学生可以自己先寻找一些有关电子元件测试及相关仪器使用的资料。这样学生就有了充足的、扎实的理论知识。教师此时再向学生授课并进行实践操作，学生接受知识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其掌握的知识也比较牢固。同时要求学生在学习知识过程中要专心、细心、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坚持刻苦练习，掌握电子技术的基本技能，培养自己动手创造能力，将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系统学习”是掌握技能的重要环节，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操作，通过实践操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使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比较浓厚了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从而使学生更加爱好这门学科。当然，理论的讲解要由浅入深，知识要一点一点地积累，因为他们毕竟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基础比较薄弱。比如：在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时，可以先把构成放大电路的基本元件，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元件的作用向学生讲解清楚，再向学生讲解放大电路的基本原理。这样学生就能很好地理解该知识点。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电子技术的理论知识，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在专业理论的认识上产生一个飞跃。有了一定的、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专业理论的指导下，往往会举一反三，发挥他们的自身特点及创造能力。在学校如果学生的理论基本功掌握扎实，那么他的实践能力就会非常强，他们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在学习中以及在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理论知识及求知的欲望，激发他们去探索新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二、根据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 中职学生虽然基础知识比较薄弱，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电子专业课特点是操作动手能力要强，所以正符合中职生的学习特点，我们就以这个作为切入点，多多以实践为主。一方面中职生往往不重视对理论学习，教师可以把相关操作所要用到的理论知识，做成动画形式或一种游戏形式进行直观教学。比如：在讲解基本放大电路时，可以把输入的交流信号和输出的被放大的交流信号以动画的形式，通过PPT演示出来。测量电子元件时，可以把测量的步骤以动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这种动画资源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教师也自己动手亲自做，教学效果更突出、更直观。电子元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电器设备性能的好坏，对其进行检测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测量时要经过几次循环的重复操作才能正确判断出元器件的好坏。这就需要学生要有较强的操作意识和意志，经过反复磨炼才能在操作中摸索出事物的规律，从而找出测量的技巧，为下一步的学习奠定基础。学生实践操作时必须遵守操作规范，培养其养成勤劳、认真、一丝不苟的操作精神，实践来不得半点虚假，而且必须有耐心。中职学校电子专业课教学注重的是实践教学，学生的学习也是以实践为主，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的正确性，也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操作，才能抓住操作的关键，总结经验从而掌握实践操作技巧。 三、加大专业课在实训室操作强度 电子技术这门学科在不断发展，其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我们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其发展。我们中职学校在这门学科上的教师要时时关注其发展水平，并跟上其发展速度，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要穿插一些最新的电子技术知识，使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不至于一走出校门就是落后的技术。所以学校的实训设施要基本保证与企业零距离对接，因为企业是生产的前沿，其技术水平也是最前沿的技术。同时，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也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加强学生在实训基地的操作力度，使其掌握相应操作技巧，才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适应企业的需要。教师教学的一切出发点是为企业输送合格的掌握一定技能的一线劳动者。这就要求教师也应该具有较强的操作能力，比如笔者学校在讲解电子技术课时，基本都是在实训室进行，尽量模拟企业真实的环境，所有的实训项目都与企业的真实产品相对接，使学生在实训时就有如在企业现场操作一样的感觉。为加强技能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制作一些和理论知识有关的小制作，如：手机电源充电器，小电风扇、小扩音机等。这样可以使学生学习到的基本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实际的电路相结合，从而更深刻理解理论知识。当然技能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支撑，教材的选用也非常关键，在选用专业教材时，教师尽量选用最新、实用的教材。在实训方面争取做到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编写适合本学校本专业的校本教材及编写实训指导书，这样才能保证教学内容更符合企业的要求，更具有实用性，学生才能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比如：电子技术基础这门学科，教师可以和企业技术人员把它编写成项目式教学内容，把全书的知识点分成几个项目，每个项目要尽量和企业相关的产品相对接，使学生既学到相关理论知识，又掌握了该知识在实际当中的具体应用。这样，既充实了理论知识又掌握了相关技能。 四、通过企业实践增强技能 中职学生面对的主要是一线岗位，而电子技术专业从事的是电子电器类工作，其相关的技能熟练程度，对自身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过硬的技能是将来为社会创造财富实现自身价值必备的“能量”。而电子技术专业特点需要的就是深入社会、深入企业去实际操作，那么，在电子行业都离不开电子元件，通过企业实践掌握其应用及具体的操作过程。同时为了上好专业课，教师可以聘请一些专家、企业技术人员为专业课的顾问，通过他们来拓宽教师和学生的视野，指导学生来如何掌握测量电子元件的技术，从而增强学生的操作技能。这样可以使教学内容更能接近企业的需求，更能掌握最新的专业发展及电子测量技术。比如：最新SMT技术、最新电子元件、最新焊接技术等等，都需要我们教师和学生要掌握新知识。教师与专家、技术人员要根据学校的情况及专业的具体特点，不断研究实践，及时增减教学内容，删减过时的教学内容，把最新的教学内容尤其实践操作技巧补充进来，并及时开发出适合本专业的校本教材。在课程设置中，要增加实训课的课时，增加学生在企业实践的机会，每个学校可以结合本校专业特点，增加专业选修内容。比如笔者学校把电器维修、机床电气维修等教学内容作为选修内容，拓宽中职学校专业方向和学生就业方向。专业课教学尤其电子技术专业课教学，要从课堂讲授型向实验实训型转变、向企业实践转变，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时从被动接受理论方式向项目型和任务型转变，带着任务带着问题深入企业。比如：学生到电子企业去实践时，亲自感受企业是怎样用仪器去检测电子元器件，工人师傅有什么样的技巧，有什么快捷简便的方法，提高学生对电子专业的学习兴趣。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技术也飞速发展，以前老式的电子制作工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所以，教师及学生要定时深入企业，了解最先进的专业测量与制造技术。通过在企业的实践既可以使教师的实际操作技能水平有更大的提高，也可以使学生的操作技能有所提高，同时也使企业充分认识到中职学校是为他们输送合格的操作劳动者。中职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校企两者的利益是共同的，这样，企业会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师完成企业实践。教师通过与企业接触，知晓了哪些教学内容是教师必须交给学生的，哪些是最新的电子制作工艺，哪些技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增强了教学的实用性及学生培养的针对性。总之，中职学校专业课教学，要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加强实践教学，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培养其专业特长。教学过程中多种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要相互配合，提高学生学习专业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学到一技之长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作者:孙广江 单位:辽宁辽阳市第一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方法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市场逐渐增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社会上高职生的规模越来越大，一个新的课题需要高职院校面临那就是如何培养适应新时展所需要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在我国将来市场所需人才要能尽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应该具备多种能力，比如：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要有创新意识。这就对我们专业教师提出了要求：要求教师在在专业课教学中及时让教学观念得到更新；要求教师及时让课堂教学方式得到改革；要求教师努力让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兴趣得到提高，确保学生完成好在校学习任务，为适应将来的人才市场需求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方法；探索 《模拟电子技术》是一门为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这是一门理论性和可操作性都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涉及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多，要求学生比较深入的学习先修课程，因此教学难度较大。在平时的日常教学中，我注意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得到了提高，并积极地改进我的教学方法，我在教学过程中略有收获，在此和大家共同学习探讨一下我的一些教学方法。 一、通过制订科学的教学计划，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是机械工业出版社《模拟电子技术》共十大章内容，教学内容分为“基础篇”和“选用篇”两部分，这门课在教学大纲中总共84学时的教学时数，而实际教学中教学时间却只有60学时。我针对所教学生的不同层次，结合我系现有的实验实训设备，对教材的内容进行一些删减，由此制订的教学计划科学可行。我发现学生通过对调整后《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内容的学习，大大降低了在实验过程中的难度，显著提高了合格率。 二、通过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让学生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 我在授课过程中，针对章节不同、内容不同,采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1.情景任务驱动法，情景任务驱动法是基于本堂课的教学任务和学生已有的知识、实践经验,巧妙地创设情景任务。有些作为引入新课的悬念，有些则要求学生独立或及时讨论完成,,从而激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求知欲望。如在讲授三极管及其基本放大电路时，我通过设计不同内容的情景呈现出整个教学过程，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从而激发出来、学生的注意力也集中了。2.实验式教学法，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采用观察、实验、归纳和合作学习等多种学习方法，让学生在协作讨论中进行学习，在探究中完成任务，从而让学生完成从“学会”到“会学”的转变。学生通过实验教学获得了合理的实践知识，让他们巩固理解理论知识，使，分析和比较查询的结果数据，得出结论以验证猜想和假设的正确性，对结论反思和扩展。这种科学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学生如何学习，让学生体验如何获取知识的过程。此方法要求学生能积极主动学习，并主动地与他人合作来完成学习任务。如在教授桥式整流电路的教学中，整节课被我分为四个小内容，各个击破完成每个任务。从一个总的内容开始，情境由老师创造，让学生自我探索；同时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利用小组内的相互合作和协助的形式，完成每项任务。3.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如今的学生思维活跃，爱新事物，但专注力短，不喜欢理论课程。我充分利用显示图片，视频多媒体素材，观察电路组件和组件等教学方法，尽可能使抽象的知识直观和可视化。因此，多媒体教学的使用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方法，而且使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感性知识，从而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4.善于总结，拓展，巩固学习。每章结束后，对这一章节的内容应该做一个总结。总结可以由教师或学生完成。通过总结，既能巩固新知识，又能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 三、要传授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们为了使学生能尽快地适应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牢固地掌握理论基础,同时也学会分析、应用电子电路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传授学生课堂知识，也应该教会他们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让他们努力提高自身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首先，我们让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在课前，他们通过自学把教材的重难点找出来。然后，上课时我们要求学生养成随堂做笔记的习惯，要求学生做好课堂笔记,从而让学生顺利掌握新知识。最后，我们要求学生课后养成及时尽早地复习的习惯，防止遗忘。 四、要注重实践,加强实验教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目前高职学生的现状是：理论水平不强，不喜欢复杂的理论推导和难以记住的公式。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应该采用重实践,轻理论策略,通过实践来掌握理论知识,从而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在讲授功率放大电路时,通过设置一个功率放大器实验这样的方式来辅助学习,这个实验中含有变压、整流、滤波、稳压电路、功率放大电路等部分,我通过在电路中设置一些测试点来得到现象。通过实验应该可达到以下几个学习目的:观察全波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理论值是否相符于实际值；观察稳压电路的电压，在负载电流改变或电流波动时稳定状态如何；学习如何使用万用表。通过对课程内容进行这样的设计,学生的学习兴趣浓了，学习积极性也高了，学习效果也好了。简而言之，要让学生能将《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程学好,既要求我们有适宜、科学的教学方法,同时又要求我们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和正确的学习习惯,紧扣学生的学习兴趣，把知识的形成过程转化成为学生探究、发现和运用知识的过程，让学生在情境任务中探索，在探索中领悟，在领悟中理解、应用。 作者:钟卫连 胡炜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 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程对于工科学生并不陌生，而谈起模电，很多学生就很头疼，认为这门课太难。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掌握模电知识，本文将从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学入手，通过对实验教学方法、内容以及考核制度的优化，达到提高学生自主思考、动手的能力，从而让大家对模电不再恐惧并且从此热爱模电。 关键词：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学；创新意识 模拟电子技术是相关专业的核心基础课，并且对学生动手能力要求较高，想要很好的掌握理论知识，实验环节则显得尤为重要，实验与理论二者密不可分，理论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所以，从实验入手，深刻领会实验原理，实验目的，进而对理论知识加以理解。如何通过实验，让学生更好的去掌握理论知识，俨然成了实验教学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于目前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来说，仍然存在些许问题，需要不断的改革不断的优化。改善模电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让学生不再对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程感到恐惧，根据多年从事实验教学，不断学习与研究，有如下经验与大家分享。 一实验内容改革 实验是为理论服务的，实验的首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对理论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实验教材需要改革。现有实验项目比较单一，学生照葫芦画瓢式的实验，做完后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所以应该加入多元化的实验项目，扩展实验内容。基础实验与理论教学结合紧密，例如晶体管单管放大实验，同学可根据所学知识，对照电路图自行接线，通过仪表来测量数据，并确定放大的倍数，目前只是通过对正弦波形的放大来予以验证，扩音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搭建扩音器来对单管放大原理进行理解，通过对生活中的小实例进行讲解，同学们也会感兴趣，从而对理论知识的记忆也会更加深刻。从而就对综合设计性实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所学课程知识为基础，提高综合设计性实验比例，让学生被动变主动，自主的去想、去设计实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在实验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教学方法改革 （一）“变被为主”的教学理念 首先抛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习并且激发他们的兴趣，把所学知识隐含在问题中，学生通过对问题的思考，大致对问题中所涉及到的知识有所了解，并且找到一些新的知识，那么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之下，挖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有效的帮助学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变被为主”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模电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学生动手和思考能力要求较高，在学习过程中不能脱离实践，而目前绝大部分学生都存在重理论轻实验的现象，从而对实验感到比较困难，觉得实验课程没意义。目前模电实验包含的内容，晶体管单管放大，负反馈，集成运放，电压比较器和振荡电路，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杂，学生学起来也会比较吃力。那么采用“变被为主”的教学方法，把重要内容所包含的知识点融入到各个问题当中，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去思考，这样他们的目标就很明确，各个知识点就经过串联，形成一个知识体系，这样学生对概念的掌握就很清晰，学生学起来也会感到有趣，学习效率也会有显著的提升。 （三）“变被为主”教学方法的实施 运用此方法，首先就是要对设置问题的科学性，知识点涵盖情况，学生能力的评估，问题的难易程度进行全面的衡量与考虑。其次对所出问题中涵盖的知识点要对学生自身知识架构得以巩固和加深，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多出一些典型的，设计性的问题，真真切切让学生达到敢想敢做的目的。 三实验教学手段改革 为了让学生对实验感兴趣，让学生通过实验进一步对模电知识有一个深刻的理解，更好的提高学生思考和动手能力，把多媒体技术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一）实验预习很重要 目前有种现象，学生来到实验室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缺少对实验的预习，从而导致实验效果不佳。不是学生不想预习，只是现有实验教材中的预习题目过于单一枯燥，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那么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每一次实验都做成动画、图片等，提前发给学生，通过动画的形式，把复杂问题简易化，把复杂的原理直观化，使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去接受。 （二）实验讲解要生动 传统的板书不变，给实验教学中加入视频，动画，图片和声音，把实验原理生动的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有个直观的感受，调动学生的兴趣，给学生一个足够大的想象空间，通过视频，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实验操作才算规范，使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捕捉到更多的与实验相关的信息。 四实验考核机制改革与完善 目前的实验考核过于容易，是学生对实验放松的主要原因。对于实验的考核来说，主要是看学生连接电路，仪器仪表的使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主要采取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两块内容来对学生进行考核，操作主要看动手和仪表使用的能力，实验报告则侧重对学生分析和处理能力的考核。 （一）添加实验考试环节 增加实验考试环节，可以有效的起到对学生的督促作用，主要针对模拟电子技术的原理，对所用仪器仪表的熟练程度，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设置理论计算，实验操作，分析处理数据和一些问答题目来进行考核。 （二）实验成绩的评定 卷面成绩结合平时成绩的评定方法，平时主要包括日常实验课的到课率，动手情况，卷面主要是根据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对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几方面综合评定。重在让学生熟练掌握操作技能，让学生深刻理解理论知识。 五结语 经过对模拟电子技术实验教学的改革，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学生对模电实验产生了浓厚兴趣，对模电这门课程也不再恐惧。通过实验，学生知道了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分析、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学生自主动手的能力，还增强了学生自主思考问题，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模电实验教学的变革，也使学生对模电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使得实验教学目的更加明确，使得学生更加有目的地去学习。作为一名教师，同样也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去优化教学方法，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找寻更适合学生理解与掌握的教学方案。作为一名教师，我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以自身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作者:郭鹏 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 模拟电子技术是高校中的基础学科之一，目前经济需求导致社会需要技术类的人才，而如今科技不断进步对于高职院校的教学效率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虽然一直在尝试着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但依旧面临着许多的困境，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题，结合项目研发的过程，研究教学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 项目研发；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改革 前言 由于这些年来社会竞争压力与社会生产力的需求，导致了技术性人才比较有市场，而高职类的院校便以此为背景展开了对毕业生就业偏重的教学改革，迎合市场的需求，也是为了让毕业生有更好的出路，就业成为了教学的真正目标，而模拟电子技术就是进行尝试的重点。我国高校向社会输出的技术人才已经是在数量上领先于世界各国，但在实际的就业中可以真正走向高端领域的并不多，因此在教学上还是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近年来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上的尝试 目前高职类的院校已经是经历了多次的不同改革，主要是在课程上的改变突出了职业化的培养，加强了对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加强了实践内容的比重[1]。彻底执行了一切以就业为前提的教学理念，就成果来看有着很多的问题存在，例如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考虑到科学性，内容虽有实践操作却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而企业对技术人员的能力要求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善。 二、模拟电子技术教学面临的局面 电子类专业的特点就是理论难而对于实践又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教学中设计到的基础知识繁多。其中各种知识点都需要记忆[2]。而学生为了加强对这些知识的记忆就忽略了对于实践与应用的培养，这是这类专业的特点也是目前遭遇到的困境，因此目前急需一种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三、基于项目研发过程的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改革的内容 （一）主要教学内容。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让学生自己进行一套电子系统的设计，这样可以让学生对电子设计的应用以及实践能够具备一定的能力，同时对于现代科技中的电子设计涉及到的一些特点与差别有基本的掌握，这样的教学可以让学生逐渐提升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实践能力也能在研发的过程中有所提升，而这一过程往往都是通过小组合作的模式来实现的，对于学生的团队精神可以有不小的提高，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会将设计任务进行分配，并对任务的各方面限制进行说明，例如完成的时间限制等。同时以小组的形式进行[3]。这一点也是为了贴近实际企业中的团队研发模式，而具体的研发过程例如电路、方案等等便有学生自行安排，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这种模式的设计成果不是以成品为标准，而是以产品为标准，以往学生往往研究出来的东西只是能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投入使用，一件合格的产品是能够投入到生活使用中的，这其中要涉及到与其他的设备配套的问题，例如外壳等，最终要完成一套研发流程并推广出去，让产品可以获得客户认同。（二）教学特点。首先就是在形式上是一种革新，这种教学改革是一切以实际为标准，包括人员配置都是按照如今企业正规模式来进行，有着严格等级制度与分工，另外就是这种活动对于学生的课堂的自主性有着明显的提高，研发过程的主导始终都是学生自己，其团队组建开始就是按照自身意愿来完成，没有教师的干预对于团队配合也会增加相关的经验，而产品推广这一过程是学生们绝对缺少的经验，这一经历将会然他们在步入社会之前感受到社会生产的严格需求，同时对于营销能力上也会起到良好的锻炼作用，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以往短板的弥补，并且这种从研发到推广一系列程序是按照企业运转来进行模拟的，这种方式是以往教学中绝无仅有的，也是更加贴近了以就业为前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方面获得更加全面的提升。 四、结论 经过实践的证明，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性的教学方式是最具有效率的，而实际设计开发的情景对于学生来说既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也是提高自我能力的一种途径，教师从这样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容易地投入到教学的节奏中，而学生也更加容易体会到知识的实用性，在接近现实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也更加容易掌握知识与技能，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是有着显著影响的。 作者:肖虹 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职业学院电信学院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细节教学研究 摘要： 本文提出了基于问题库建设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细节教学方法。设计了问题库构建的方法和内容，通过典型问题介绍了问题库中答案的构建思路和细节。实践表明，该方法能够帮助教师讲透原理和关系，帮助学生深刻掌握理论知识，降低学习难度，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为“模拟电子技术”的微课程建设提供素材。 关键词： 模拟电子技术；问题库；细节教学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是电类相关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然而其知识抽象、理论性强、内容多，存在难懂、难教、难学的问题[1,2]。如何将模拟电子技术各个知识点深入浅出地、融会贯通地教给学生，逐步构建出学生的知识体系，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而教学的细节决定着教学的效率和质量[3,4]。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基于问题库建设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细节教学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一“模拟电子技术”问题库的问题构建 根据该课程的特点和教学要求，设计的问题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知识问题，如本课程中重点、难点及各模块之间联系的问题等，基础理论知识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并不是问题库建设的难点；二是关联性问题，如本课程与半导体物理、电路、自动控制原理等其他课程相联系的问题；三是扩展性问题，比如课本上没有详细介绍的或器件实践应用的内容等。这些问题按照模块和内容进行分类，表1中列举了部分模块的三个不同内容的问题。问题库构建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教师总结备课及教学经验，提炼出来预设性问题；二是搜集学生的提问，产生生成性问题。“模拟电子技术”的问题往往带有辩证思想，学生提的有些问题提法本身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恰恰是学生没有完全弄懂的真实状况表现，这类问题也不能忽略。问题库的建立是个长期的、不断充实和维护的过程，在教学中要注意不断的搜集、记录和更新。 二“模拟电子技术”问题库的答案构建 教师要有针对性地搜集资料，根据专业特点和教材内容，进行整理、归类。答案库建设要全面和完整，回答要简单易懂，理论层层深入，做到对问题讲解的深浅有度、精炼得体。下面通过一个具体问题详细说明答案库的解答思路。为什么由集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基本运算电路既可以放大交流信号又可以放大直流信号，而共射极放大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这个问题比较综合，涉及到从三极管放大电路到集成放大电路课程内容的发展和联系，问题提法并不准确，可见学生对放大器的放大机理掌握的不够全面，讲解这一问题就要层层深入、条理清楚。①首先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但要指出模拟电路的辩证思维，即下结论是有前提的。集成运放和共射极放大电路都既能放大交流信号，也能放大直流信号，但是有条件限制。然后逐一解释这些限制条件。②影响放大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放大器的带宽与输入信号的频谱之间的关系。放大电路并不是对任意频率的正弦波信号的增益都是相同的，有带宽的限制，电容耦合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和集成运放的频率特性如图1(a)和(b)所示。要得到不失真的放大，应使放大电路的通频带涵盖响应信号的频率范围。可以看出直流信号的频带在频率为零处无限窄，如图1(c)所示。因此如果放大电路的通频带包含频率为0的信号，该电路就能放大直流信号，否则直流信号就被衰减。③解释放大器在低频区频率特性不同的原因：耦合方式的影响。如果输入信号与放大电路之间是电容耦合结构，在低频区，耦合电容不能被视为交流信号短路，此时增益随信号频率的降低而减小，因此表现为电容的“隔直流”作用，因而采用电容耦合方式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就不能放大直流信号；而现代模拟集成电路中大多采用直接耦合的结构，其信号的通频带一直延伸到直流，因此可以放大直流信号。④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教学中电路的输入信号大都为正弦波信号。实际应用中信号源一般都是时变的非周期信号，而这样的信号可通过傅里叶变换转换为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的叠加，即可得到信号的频谱。因此在共射极放大电路的性能研究中采用正弦波作为测试信号。⑤影响放大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输入信号的幅度与放大器的线性区之间的关系。三极管放大电路中，BJT的小信号模型是根据小增益法线性化后建立的，放大状态适用于信号在静态工作点附近的小范围变化情况。因此输入的交流信号有幅度的限制，否则失真。放大直流信号时，信号的幅度也应该有限制，可以认为电路的工作状态由静态工作点转移到附近另外一个工作点，二者的差与输入直流信号的比值就是放大倍数。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超过放大区，达到饱和区，对于交流输入信号来说，输出表现为失真的波形；对于直流信号的放大来说，输出信号就为正负饱和极限值。⑥扩展说明：集成运放在大信号输入下仍能工作在线性区。因集成运算放大器由差分式输入级、中间放大级和互补输出功率放大级组成，使得运放的输入电阻无穷大，输出电阻为0，放大倍数无穷大。开环时，集成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输出只有两种数值；而构成负反馈的闭环电路后，集成运放能工作在线性区，可由负反馈形式和外电路器件参数确定放大倍数大小，而实现各种运算关系。由集成运放构成的电路共模抑制比高，性能更好。以上信息，无论对于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都成立。 三结束语 笔者多年讲授“模拟电子技术”，期望与同行共同继续完善该课程的问题库。实践证明，这种细节教学方法能够帮助教师理清授课思路，彻底备好每一节课，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减小教师的答疑时间；也能帮助学生理解本课程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并建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作者:王庆凤 李传南 杨罕 单位:吉林大学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中职电子技术应用教学研究 摘要：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手机变成个人的数字信息终端，移动互联网与教学内容正在重新有机结合。本文研究中职电子技术应用教学通过微信平台，创新中职专业教学模式。教师基于微信公众号设计线上线下结合的专业教学平台，学生关注公众号将课堂教学与移动学习有机结合，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有效拓展。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教学模式;创新 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下，手机连接着世界，相比电脑和PAD，更多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选择用手机与外界互动。在此背景下，中职学生的阅读和学习方式无形中发生改变。他们习惯于使用手机阅读和学习各种渠道的图文信息和多媒体信息等。移动互联网与教学内容正在重新有机结合，引导中职生使用手机APP进行专业学习变为可能。如何有效引导和培养学生将手机应用到学习上顺应了技术发展与教学的融合趋势。本文对中职学生使用微信公众号进行专业学习开展研究。 一、微信公众平台申请 通过在微信公众号官网注册，个人和企业可以打造一个自己的订阅号或服务号。本研究是教师个人申请的微信公众号“玩转电子”。成功申请后，可以生成二维码。学生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在微信APP中查找公众号名称的方式可以关注“玩转电子”微信公众号。教师通过公众号后台可以向关注的学生推送教学资料。公众号提供了一整套的后台内容管理应用，可以群发文字、图片、语音三个类别的内容（每天限一条）。 二、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成效 1.模式的创建。下图是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中职电子技术教学模式。它是在泛在学习和混合学习理念指导下的一种教学策略体系和结构框架的设计。泛在学习要求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学习。混合学习要求传统教学和移动学习进行整合。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设计必须既要满足泛在学习的特征，也要符合混合学习的要求。尤其是混合学习作为首要的考虑点，因为平台设计的最原始目标是提高中职在校学生的学习成效。本模式具有4个功能，分别是辅助课堂教学、拓展延伸、泛在学习、教师交流。辅助课堂教学作为第一目标排在首位，要求平台能够实现将课前预习、课堂教学和课后反馈进行线上和线下的整合。辅助课堂教学可以实现翻转课堂。拓展延伸部分是相对于课堂教学来设计的，一堂课时间有限，教学内容必须考虑整体学生的层次进行设计。能力强的学生存在“吃不饱”问题，有一些课程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内容不适合在课堂上展开。针对这个情况可以在平台上设计这样一个功能。第三个功能是泛在学习，学生在闲暇时间进入平台学习课程内容，能够自主有效的推进学习进度，是设计上的主要考虑点。因此，整个课程内容编排和呈现上需要充分考虑。第四个功能是教师交流，所有关注平台的教师可以观看课程内容，从教师教学的角度解析教学设计、内容设计甚至是平台，提出改善的途径。2.模式的运用。微信公众号的主要关注者从多到少依次是学生、教师、社会人员。所有的关注者构成了四种功能总和。学生同时要满足前三个功能。首先在微信公众平台将学生按照班级和所学课程分组，在备注中标识每个学生的真实姓名。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群发功能基于学生分组可以投放图文消息、语音、视频等内容，保证前两个功能的实现。投送图文消息给学生是实现辅助教学和拓展延伸的一种主要方式。图文消息的编排需要一定的结构设计。以某一周推送给学生的学习内容结构为例。推送的内容总的主题是《印刷机基础知识》，结构上总共分为5节。第1～3节内容用于课前的预习和课后的复习，第4节内容是反馈评价。教学上教师可提前推送消息，布置预习任务给学生。课堂上，教师可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进行教学。课后根据第4节评价反馈内容，了解学生掌握情况。第5节内容用于课后学生自我提升学习深度和广度。图文消息包含丰富的内容形式，每一节的内容都设有留言功能，学生在阅读后可将体会写在留言处。教师可以布置单节的讨论任务，要求学生在留言中讨论。微信公众平台允许学生随时发送文字、语音、视频等内容，教师在后台可以看到学生发送的消息，逐一回复。总利用微信公共平台的图文消息推送、留言和其他的互动功能，既可以辅助课堂教学，又可以让学生在任何地点学习，与教师互动。图文消息的推送不能够将整个课程内容和结构进行完整一次性呈现。学生一次只能接收到一节课或者一个章节的内容。图文消息的推送进度与课堂教学进度基本一致。因此，有可能出现同一章的内容在几周时间内才推送结束。这些内容没有整理在一起，不便于学生泛在学习的效果和教师交流。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自定义菜单和页面模板的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设计的一个页面模板包含3门课程的内容：SMT、电子、单片机。以SMT标签项为例，在这个标签下按照章节编排顺序包含所有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将推送给学生的图文消息整理后，有序地安排在此。同一课程的教师通过点击相应的菜单可以浏览课程所有的内容，以此实现教师间的业务交流。学生可以点击相应的菜单学习任意章节的内容，满足了泛在学习的要求。3.模式运用的价值。微信公众平台既能服务于课前又能服务于课后，课堂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学生使用移动终端可以方便地进行课前的预习和与教师互动。在微信公众号的协助下，课堂教学重难点的针对性，教学快慢的把握，教师可自如应对。教学在原有的课后纸质作业反馈的基础上，学生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功能能够有效地知晓学习掌握知识与技能的情况。现在学校的班额较大，无法实现一对一的交流辅导，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学生有些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交流，实现了因材施教的目的。教师之间坐在一起研究课程教学内容的时间有限。在课程教学没有集体备课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免出现进度不一、内容深度、重难点把握不同等问题。微信公众号允许教师随时随地查看并交流教学内容设计，还可以共同建设课程资源。微信公众号为教师之间的研讨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能够有效提高教研质量。中职电子技术专业教材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教学案例和配套实验实训项目很难配合区域的企业对学生技术能力的需求。专业中一些课程没有可用适用的现成教材。在微信公众平台辅助下，教师可以将来源于教材、教师经验、网络文献、多媒体课件整合在微信平台中。经过整合的数字化资源具有明显的校本特色，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总结 将微信公众平台运用到中职的电子技术教学中，创新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学习不再限于书本和PC端，接受教育可以不限场景。教学时间与空间得以有效延伸，丰富了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方式。微信公众号能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在条件具备的学校可以有选择地运用。 作者:李刘求 单位: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多媒体在电子技术基础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 《电子技术基础》是中职学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是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且内容多，课时紧。而就目前的中职生来说，普遍存在基础差、学习动力不足的现象。采用多媒体教学，从教师角度来说，使教师教得更省力更轻松；从学生角度来说，多媒体教学变静态的挂图为可操作的动态的画面，变抽象复杂的问题为简单具体化的问题，变教师的单一说教为形象的视听剌激，使学生的学习更主动，还可使学生在最短时间内学到更多的东西。 关键词： 多媒体技术；中职教育；电子技术 0引言 中职生一般都是初三未毕业及中考落榜后的学生，学习基础比较薄弱，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在心理上也都较自卑，认为自己各个方面都较差，到学校有种破罐子破摔的自暴自弃心理，对学习不感兴趣，有抵触的情绪。部分学生还认为，只要教师讲课不动听就可以不去上课。因此，教师要扭转学生这种思想就应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多设计一些简单生动有趣的演示实验，使学生能够一看就懂、一想就通、一做就会，教师应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运用多媒体技术恰到好处地把电子技术基础知识介绍给他们，把他们引到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新的学习领域。使他们能在电子专业，自身前途及浓厚的兴趣三者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稳定的学习动机，使学习有个良好的开端和长远的保障。 1采用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多媒体技术利用计算机对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综合处理、建立逻辑关系和人机交互作用，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突出重点，化解难点，生动形象，图文并茂，且具有可持续性和教育互动性。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显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1.1采用多媒体技术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程的内容比较抽象，理论性较强，难以理解，中职生刚从初中升上来，没有接触过半导体器件方面的知识，一时不知该如何学习，也没有什么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应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枯燥的内容模拟出来，让学生上课尤如身临其境，比如，在讲解半导体的PN结内载流子的运动时，其空穴和电子的漂移和复合过程，是十分令人费解的运动过程，而采用多媒体教学，将其用动画演示出来，则运动过程一目了然，学生茅塞顿开，使教学由繁化简，由难化易，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2应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使学生时刻了解电子专业的新知识和新发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电子产品不断更新，现代社会对职业学校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应用多媒体教学，及时开发制作出相关内容的教学课件，使学生及时了解掌握现代电子专业的新动向、新发展和新知识。比如，最新型的单片机、无线通信中的蓝牙技术，各种新型的大功率的晶闸管、已广泛应用于VCD、DVD中的激光二极管，其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至今在教材中未见，这些新知识都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得以实现。这样可以解决教材的滞后性和教师个人水平的局限性，使中职教育始终紧跟与当代科技的发展。这是中职教育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3应用多媒体教学可以获取大量信息，打破教学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教学效率 现在校园网已经很普及，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可以使教学过程的进行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这一空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上课40分钟的时间内。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师的智慧和经验都将在其制作的课件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制作出的课件不但可以永久保存，重复使用，还可以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选择学习内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东西，学生还可以学到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拓展了学生的知识。 2应用多媒体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应用多媒体教学时，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作用。 2.1多媒体课件是多媒体教学的核心，高质量的多 媒体课件是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效果的前提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内容要有针对性，选材要合理，要避免书本知识的照搬，对教材内容要进行适当的增删，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多媒体课件内容要科学准确，内容的组织要巧妙，教学的意境设置要新颖，教学的进度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过程。高质量的多媒体课件，必须具有科学性、针对性、直观性、趣味性、新颖性、启发性、创新性、技术性、艺术性及完整性。 2.2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既要利于“教”，更要利于“学” 在多媒体教学中，不可缺乏必要的教师板书，师生互动，课堂提问和启发式教学；不可忽略了教师的主导性，不可过分依赖、滥用多媒体课件。多媒体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和辅助工具，它不是老师，不是教学的全部。如果过分依赖多媒体，就会思想越来越懒惰，越来越不会教学了。我们运用多媒体教学的目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有利于教师教学的方便。例如：对于稳压二极管的测试和辨别，现在的许多教科书上都讲做一个测试电路进行测试，但对于低稳压值的管子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只需用指针式万用表Rx10k档就可以进行简单测试。对于一个问题教师要提倡学生积极思索采取尽可能多的方法进行解决。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培养他们的思维分析能力，即能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条件对同一问题应有相应较优的解决问题方案，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仅仅简单的计算机投影放映并不能完全代表多媒体教学的内涵。 2.3在采用多媒体教学中要防止重制作轻改进的倾向 多媒体课件是应用于教学的软件，受开发工具的优劣、开发人员知识水平的高低及制作时间的长短的限制，不可能制作出来就尽善尽美，它的开发和应用也有生命周期。要使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就要不断地修改课件，使课件处于动态的完善和改进之中。制作人员要及时了解学生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并结合教师的教学体会，不断地对课件加以修改和完善，是其永葆生命活力。 3结束语 应用多媒体技术教学，使《电子技术基础》教学更趋生动、形象。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开辟了趣味教学的新天地，它以图文并茂、声像俱佳、动静皆宜的表现形式，以跨越时空的非凡表现力，将教学中所涉及的难以实现或表达的理论、现象、过程不再出现于课堂教学中，加大了课堂教学的容量，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抽象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与感受，教师与学生处于互动的学习状态，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认知过程更为生动和深刻，并拓宽了学生的认知、想象和思维空间，营造了和谐的学习氛围，增强了课堂教学的凝聚力，提高了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才能使电子技术专业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益不断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倪巧云 单位:广东乳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分析 摘要: “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是高职非电类专业基础课，是融实践性、技术性、基础性为一体的课程，理论性强，较抽象，学生学习有难度，运用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行动学习”教学模式，从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量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通过实践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了本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提升了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关键词: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行动学习;多元化评量 0引言 在高职《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用“成果导向+行动学习”教育理论作为教学指导思想，主要从课程大纲开发、单元教学设计开发、教学评量及能力指标的建置，任务单、试题库、课业单等学习资料的建置，建设课程资源库，为课程教学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在实践研究中，采用CBE能力培养的课程模式和引导文教学方法，以达成预期学习成果为学习目标，实施开放式“教学做”一体化，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education，简称OBE，亦称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在课程实践活动中，以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学过程情境化，教学手段情景化为原则，按照“能力递进”的思路设计教学。以职业岗位需求，设定学习情境，以项目问题为导向，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以制作作品为载体，实现理－实一体化学习模式。通过发放学习任务单、资讯单、讲义、电子教材、学习PPT、评量单、课业单、作品展示、仿真电路案例等学习资料，学生先熟悉工作过程，课上以引导文、项目式、实验探究、启发式等教学方法为主，引领学生结合学习引导文、任务单等，设计小组工作方案(学习方案)，用实验操作，问题讨论，评量等环节开展合作探究式学习，学生体验工作过程;课后通过小组反馈，及时改进与提高，拓展知识与能力，提升了自主学习能力。 2引导文教学法 引导文教学法为主要教学法，信息直观、形象，学生能轻松地接收信息，是学生眼中的“教材”，能指导学生有步骤的学习，其工作程序为: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验、评估，围绕“六步”进行学习活动。资讯:学生查阅制作直流稳压电源的相关知识，识读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图，讨论整流、滤波与稳压工作原理;教师提出问题:交流电、变压器、二极管特性;引导学生设计完成任务的流程图。计划:学生分组讨论，确定性价比高的操作方案，选择实验器材、方案、电路图;教师指导整流、滤波与稳压方案确定的方法，提供不同方案电路图。决策:学生确定最终实验方案，画出实操电路图，确定使用的器材;教师引导学生用Multisim仿真电路功能，做好实作前准备工作，强调安全用电。实施:学生分组连接制作稳压电源，用示波器、交流毫伏表测试电参数记录波形图;验证电路的稳压性能;教师演示，巡回指导，解疑，发现问题组织讨论。检验:学生自检、小组相互检查，按评量表的要求进行自检，打分;教师组织学生互相检查、点评并总结，按评量表的要求检验，给分。评价:各小组作品展示，相互指导，总结整个工作过程，小组自评和互评，给出成绩;教师对各小组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从学习、协作、操作能力等给出成绩。 3情景化的教学手段 采用“仿真+实作+实验”手段情景化，将知识的传递过程生活化、内化，使学生的主体意识、问题意识及探究能力得到发展。情景化的教学手段，以现场教学、案例、“实作”或仿真实验为载体，使教学与工作实践融为一体，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仿真实验为载体，运用Multisim、Kelaier仿真学习软件，先照葫芦画瓢，用仿真软件画图读图，如:对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的学习，画出电路图，识读电路图，先建立直观表象，先认识电路“长啥样”，各元件“叫什么名字”，再知道各元件“有什么特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然后再用仿真实验测试电路参数，分析电路功能。由直观感知，认识电路特点，从中认知基极、集电极、发射极电阻，耦合电容、旁路电容的大小，到定性记忆各元件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再理解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能稳定静态工作点的原因，最后到应用，通过仿真实验熟悉非线性失真、产生原因及调试电路参数减少失真的方法，再测试静态工作点、通过输入、输出波形估算电压增益。 4多元化的评量 制定多元化的评量方式，以过程(平时)评量为主，占40分，包括作业、出勤、口语、实操，每项评量标准都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期中评量以“实作“为主，交可视化的作品与分析报告占20分;期末评量为闭卷笔试40分。通过学生互评、组长评价与教师评价，公平、公正给出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教学实践中建立学生的评量档案，学生自行管理，积累阶段性的学习成果，体验成功的收获和喜悦。 5结语 在《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中，运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行动学习”教学模式，采用项目教学、任务驱动、行动学习法，借助仿真软件、“实作”、实验，使教学手段情景化，增强动态教学效果，学生能主动、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高了学习效率，优化课堂教学效果。 作者:李广志 张明芹 单位:黑龙江职业学院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导向教学法在电工与电子技术中的应用 摘要： 针对导向教学法在《电工与电子技术》教学的应用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行为导向教学法；工作过程；《电工电子技术》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而且要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教师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拥有不断持续学习的能力，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电工电子技术是一门相对复杂抽象的课程，课堂上，老师以讲授为主，课堂气氛沉闷，学习效果较差，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进而产生厌学的情绪。因此，要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只有对现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考核评价等内容进行改革，而“导向教学法”正是符合了教育方向和宗旨的教学方法。“导向教学法”源于德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教育教学理论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潮，由于导向教学法是以活动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方法，对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起着十分重要和有效的作用，所以日益被世界各国教育界的专家所推崇。 1行为导向教学法 行为导向，又称为实践导向，或者行动导向。对于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起着十分重要和有效的作用，所以日益被世界各国教育界与劳动界的专家所推崇。迄今为止，行为导向教学法已经提出几种较为经典的方法，如：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模拟教学法；卡片展示法等。行为导向教学法是要求学生脑、心、手、口共同参与学习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共同参加讨论解决问题，承担不同的角色，要求学生根据学习目标，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合作学习，并对学习内容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和演示。因此能增强学生的体验感，极大地提高学生自我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今后不断地适应环境而继续学习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学生实现终身学习的理念。《电工电子技术》这门专业基础课对后续专业课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操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门课内容复杂、实践性强，对于一部分学生而言对其不感兴趣，存在着较大的学习困难。在教学中应用行为导向教学法，是教学生学会学习为目标，使教学从注重教法转变到注重学法，教学不仅仅是要学生学会知识，还要学会做人、做事，将学生的学习与学生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突出能力本位，强化学生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社会能力、个性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会学习的同时不仅掌握知识，而且培养了综合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最大程度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2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法 工作过程是指为了实现确定的目标而采取相关的生产或服务活动的顺序，根据德国不莱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创始人、著名职业教育专家劳耐尔教授等学者的研究，所谓工作过程就是“一个综合的、时刻处于运动状态但结构相对固定的系统”。工作过程的意义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工作过程导向的目的在于克服学科体系结构化内容的学习，而有利于与工作过程相关内容的学习。工作过程导向来自职业行动领域里的工作过程，即从职业典型工作过程确定职业实际工作任务，归并成教学工作任务，最终转化为教育教学任务。它是一个从行动领域到学习领域，最终到学习情境的过程。传统教育模式使教学与生产实际相脱离，而学校的教学内容转向专业理论层面，企业的教学内容转为技能实践方面，这种相互分离的局面，造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完全与企业工作实际脱节，造成学生对职业工作任务的不了解，鉴于此，应摒弃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这种新型的课程模式，从教学指导思想、课程开发、教学内容、学习形式、课程构建模式五个方面向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领域课程转换。怎样做到将工作过程导向理论与《电工电子技术》教学过程高度融合，成为现代教育教学模式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对现有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把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理论引入到教育教学中，以专业理论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培养社会急需的知识技能型人才。 3专业导向教学法 以专业为导向教学法是指以专业培养目标为目的，完成后续专业课程所需的基础知识，以及学生就业后所需的必要理论基础知识，是教育的本质特征在《电工电子技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的体现，是教育必需够用原则在《电工电子技术》课程中的体现,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学习效果和效率。很多学生对学习基础课程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因为有的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忽略了基础课程在后续专业课程及未来的应用,没有真正体现以专业为导向进行教学。由于专业的多样性,专业课程所需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不同,所以要采用专业导向教学法，根据专业课程的需要选择教学内容，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需求。 4结束语 新时代对人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不仅是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更是能应变、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提高。因此，现代教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获取跨专业、不受时间限制和不断继续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重新获得职业技能和知识。因此，世界各国教育界专家将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能力为本已成为教育的指导思想，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承式教学模式不但使课程的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更难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实施导向教学法是符合教育的方向和宗旨，导向教学法势在必行。 作者:刘睿 郭靖华 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项目教学法在数字电子技术中的作用 摘要： 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不断转型，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模式必须改革。而数字电子技术一直都是学生比较头疼的课程，因此将项目教学法应用到数字电子技术教学中，明确该课程项目化教学的思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能力，是新课改的基本要求。本文是笔者对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对数字电子技术教学应用项目教学进行探究。 关键词： 项目教学法；数字电子技术；应用 引言 数字电子技术设计内容广而且极难掌握，学生大多摸不着头脑，如果采用传统教学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形势下，探究项目教学法的应用具有实用价值。 1.项目化教学的准备工作 1.1项目的选取工作 在项目教学法中，项目的选取是格外重要的，所选取的项目要典型且在实际中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是成功运用项目教学法的关键。（1）通过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做调研与分析，由老师带领学生归纳出专业岗位所要求的职业基本素养和职业能力，同时，根据当今高等学校的教学趋势，将根据调研得到的数据重新整合，而后将典型的电子产品引入日常教学中，以此来提升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项目的选取要有层次，由简单到复杂。数字电子技术中的集成电路有很多种，按功能可以将其分为数字集成电路和模拟集成电路，与项目相关的产品有小中大等规模的集成电路。项目的难易程度要符合与学生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学生的实际学习基础也需重视。学生在设计项目时，可以将项目涉及到的知识分散开来，让它们在不同的环节中体现。从易到难，从测试单个集成芯片功能到设计、制作完整的电路。（3）项目要具有代表性和可实施性，让学生大胆创新，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例如，在典型项目“三人表决器的设计与制作项目”中，老师可以先说出自己设计理念，然后让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小组讨论，制定出几个不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与制作项目数字钟的拓展方面，可以将可编程逻辑器运用到数字钟的制作中。 1.2项目的准备工作 确立项目之后，教师要先开发出产品的完整电路，以此证明该项目的可实施性，也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践环境。然后让学生五至六人一组，每组选出一个小组长。小组长带领本组成员制定本组项目开发计划，给每个组员分配明确多的任务，监督组员的进度情况。 2.项目化教学的实施 2.1提出项目任务，收集资讯 在进行该项目之前，教师对学生提出基本的设计要求，给学生下达任务，指导学生在互联网、图书馆收集资料。学生为了激发自己对项目开发的兴趣，需要自己在课下查询资料、掌握相关知识。同时学生要整理、记忆相关资料，以此来提高自身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例如，项目“三人表决器的设计与制作”中，首先，教师要大致讲解逻辑代数的相关知识，再以案例为载体，讲解组合逻辑电路的一些设计方法，最后对学生提出项目任务。学生接受任务后，首先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再根据所学知识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2.2项目计划讨论 每个小组根据任务要求和整理的资料，初步制定项目计划书，计划书应大致包括电路的设计步骤、电路的调试步骤以及计划实施的相关步骤等，还有项目任务进度和组员分工。各小组成员进行分工合作，积极讨论设计方案，最终确定出项目计划书，教师也应深入各组进行指导。这个过程中，学生既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更能理解合作共赢的含义，此时，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老师起到指导作用。这种小组成员共同合作，讨论并制定出项目计划的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调动了学生多的积极性。 2.3项目方案决策 各小组经过讨论制定出计划书后，每组选一名成员对本组计划进行讲解，本组其他成员可适时地进行补充，而教师及其他组的成员可对设计方案提出相应的问题，由讲解者回答，教师点评并说明该方案的可行性，最后指导学生进一步优化或者再重新制定方案。例如，在“集成电路的设计与制作”项目中，学生收集资料、讨论交流后，提出几个不同的设计方案，教师根据几个设计方案成本、可操作性、典型性，最后选出最合理的设计方案并指出各个方案的优缺点，让学生进一步优化各自的方案。 2.4项目方案实施 项目的实施阶段是项目教学法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每组成员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完成电路的调试、芯片的安装和仪器仪表的使用等工作。每个小组可选取不同的设计方案进行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和实验数据分析，对比各个方案的实施情况，发现问题，从而优化自己的方案，最终找到理想的电路。例如，在“三人表决器的设计与制作”项目中，学生通过实施不同的设计方案，将亲身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得出最终结论，这比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若在电路开发中学生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教师可恰当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带领学生走出困境，并督促学生认真完成项目计划书中的各个开发环节，以保证项目的开发顺利完成。 2.5项目检查与成果展示 学生自己进行项目检查，不仅可以提让学生学会独立分析评价问题的能力，也可以判断出电路是否正确。在实施项目计划的过程中，让学生对所制作的电路反复检查，及时纠正电路中的错误，然后可以让教师或其他组成员检查，相互之间交换检查结果。确保电路无误后，各组展示制作的电路，学生自主发言，与大家交流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3.结语 项目的评价可作为评判学生成绩的依据。主要是考评组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专业能力、组织能力和合作能力。最后由教师总结各组出现的问题、相应的解决的办法和大家的经验。项目的开发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同时提升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在项目完成后，学生要独立撰写项目总结报告，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养成勤于思索、善于总结的好习惯，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独立思考、总结经验的能力，同时可以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作者:党小娟 甘霖 单位: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电子技术教学论文:模拟电子技术闯关式教学实践研究 摘要： 模拟电子技术是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基础课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课程教学必须要克服现存的问题，从课程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各方面着手创新。闯关式教学模式从课程内容模块化、理论———仿真———实践三位一体的项目教学方式、闯关式考核方式等方面着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 关键词： 模拟电子技术；仿真实践；闯关式教学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是电子专业实践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之一，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点多、理论性强、计算复杂、实践动手困难等问题，严重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校和教师也一直致力于课程的教学改革，改善教学效果，为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不断努力。其中，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的闯关式教学就是教师提出的教学改革方案之一，经过几个学期的实践，现对改革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如下总结。 1课程内容模块化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是电类专业必学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在学院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注重教材的选择，特别是模电课程知识点非常繁杂，如果处理不好，学生基本上失去学习的兴趣。这就要求教材既要精选内容，又要注重知识结构的梳理归纳，既要尊重历史沉淀又要重视设计创新，既要服务学生又要便于教学。而闯关式教学打破传统教学的模式，从教材为主转化为项目知识点为主，从教师教学为主转换为学生自学为主，这种模式要求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要根据模拟电子技术课程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以及闯关教学要求，去繁求简，整合优化课程内容，采取了模块化方案，即根据培养计划结合课程课时和内容把授课知识点划分为三大模块，每个模块下又划分三个子模块，每个子模块在学习完成后需要及时考核，即要求通过闯关考核。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特点包括：在划分过程中，考虑到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案，在每个模块中加入了仿真或实践教学环节，旨在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把《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等相关课程的部分内容与《模拟电子技术》进行了衔接，对课程结构实现了一定的优化。 2方法和手段 教学手段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和学生实践中引入EDA仿真技术即multisim电子设计仿真软件，主要体现在课程内容中整合的仿真子模块，旨在通过仿真演示和上机操作，紧密联系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认知，让学生形成“理论———仿真———实践”三位一体的项目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措施包括：教学过程中演示典型电路的仿真；给学生推荐EDA技术自学教材；教师录制EDA技术自学视频；仿真子模块考核；结合仿真项目，配备实验器件，完成部分典型电路的制作。 3闯关式考核方式 根据课程内容的模块划分特点，共设三级，每级设三关，每级设置理论关、仿真关和实践关，要求每关都要合格（≥60分）。通关考核规则如下：（1）时间安排视具体情况和学生约定。每一关最多闯三次，最后一次闯关通不过的同学视为重修，转入下一级教学班学习，并再次进行闯关。（2）闯关考核方式包括理论、仿真、实践关。其中理论关要求学生从试题库随机抽取试卷参加笔试，考试时间是10分钟/人，答题完毕后，现场批卷、答辩，答辩时间为3分钟/人。仿真和实践试题提前发放给学生，利用课后时间设计完成，并在规定时间地点参加测试答辩。具体要求如下：完成具体电路的仿真设计，收集仿真数据，撰写仿真报告；完成具体电路的制作和测试；完成相关文件的最后编写（说明书、小论文、心得体会等，此项可结合课程设计进行）；现场答辩。（3）成绩评定即课程总成绩包括闯关成绩、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其中闯关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60%，期末考试占40%，每个环节都必须合格。其中理论关包括理论考试和答辩环节，卷面成绩占80%，答辩占20%，卷面和答辩成绩任何一项不合格（≤60），则该关成绩为不合格。仿真和实践闯关成绩评定包括设计环节（仿真电路设计和具体电阻制作）、实际操作环节和答辩环节。其中设计（仿真、制作）占30%，实际操作50%，答辩20%，答辩不通过则该关成绩为不合格。 4结语 通过两个学期的教学实践，闯关式教学方式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表现出很大的区别。由于闯关测试的密度加大，学生自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据调查，大部分学生需要花费大量的课外时间（2倍于课内时间）去巩固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大大提高了对课程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闯关的内容设置中包含了仿真和实践环节，形成一条“理论———仿真———实践”三位一体的项目学习模式，学生的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都有了一定地提高。理论试题库试题数量多，知识面广，难易程度适中，测试和答辩结果能正常体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改进，比如学生学习压力较大，一个专业不建议一学期同时进行多门课程的闯关式教学方案，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课外时间和精力对学生进行考核，仿真和实践试题库也需要不断完善。 作者:朱秋琴 刘苗苗 叶文通 单位:衢州学院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浅谈 摘要：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表征以及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内涵；意义 当前，地域性风格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经过多种实例论证，仍旧缺少对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历史、人文环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 一、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 当前，不同的教材，对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阐释，造成了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视野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判断或者区分地域性风格。因此，当我们站在闯入者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地域性风格时，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作家是很难把握本地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认知及其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游客，当他走入一个地方，带走的只能是一些影像资料，却无法带这个充满浓厚地域的大地。一位著名的民间刊物创刊人曾经指出：“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而当我们站在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区分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和出本地性作家主体。 通常情况下，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会根据本地区人们所独有的文化底蕴、思维习惯以及心理认知和地方习俗等方面，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性情感和心理意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而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其意蕴更加突显，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区域性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人看来，文学作品中所突显的地域性风格不仅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在作家与作品的具体文化环境中。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区域性，才激励作家去创作，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本地的特色文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二、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表征 对于处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同一作家来讲，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性也不尽相同。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类学家或者是民俗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进而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在观察过程 中，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成分切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就是将其转化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以表达，但是这种切合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会形成的。以作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区域性文学风格唤醒作家内心沉睡着的区域性文化。比如：沈从的《边城》，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的浓厚的区域性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作者与当地文化的洽融性，与都市文化的排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地域距离，最终被转化为地域文化，并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因此，基于作家自身所处的地域性文化，其不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诗人站在湘江边上作了一首，那么就说诗人的作语品具有湘江文化特色，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性文学风格。其实不然，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其所呈现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经过调查发现以及记录，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在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作家创作气质与个性成就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人类的长期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过程中，文化逐渐被转化了一种区域性无意识地进入人们的内心，并且通过生命个体的心理、语言以及行为来传递。因此，本地文化的发扬者、发扬者才是创作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主体。 三、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通过文化寻找其根源的过程，是作家建立其价值的根本所在。若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讲，文学的区域性风格也可以是建构和参与文化多元格局的指引方向。在当今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已经融入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当中，并且成为了经济性和政治性的产品，为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一个国情事实。基于以上前提下，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就必然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域性文学风格使文学作品具有明确的审视本地特色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括认知命名、思维方式、地域风貌、习俗信仰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品的文本内提供了判断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性审视性，呈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双向审视，促使作家作品的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作家将其认知转化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体验以及感官体验，最终将区域性文化特征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如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其次，区域性文学风格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地方方言色彩。在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中，地方方言色彩的突显，提升了作品的高度识别性。比如韩少功的作品。还有，就是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作品具有了较高的价值和普遍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在 ，文学价值能引导地方性民众较强的凝聚性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形成深远的意义。 四、总结 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作者简介：贾超胜（1990年8月）男 赫哲族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2年6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之我见 摘 要 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作为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反馈却不容乐观。着眼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结合当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探索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谈一下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尝试。 关键词 文学概论；合作式教学；教学模式 1 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多数高校文学概论课堂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为主要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垄断了整个课堂的话语权，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失语”，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状态，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做笔记，或者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教师只是一味地满堂灌，讲授的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以致学生难以消化。课堂缺乏系统训练，课程内容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脱节，忽视了实践性和实用性，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导向的作用，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文学概论课程考试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现行的高校学生考核机制普遍是以期末笔试为主，无法真正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高等教育本应是探讨研究型的教育，课堂上更应该提倡学术上的争鸣，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合作性的学习，但是多数大学教师还是缺乏相应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致学生难以产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2 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合作式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有效时间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发挥师生间的合作精神，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并使之转化为应用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活动本来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课堂应该是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紧密结合。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小组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为教学双边互动为主，变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培养能力型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文学概论课程具体的教学中以理论带文本，以文本促理论，这样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也容易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学概论的教学也便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教师将教材内容“问题化”，变成一个个项目或者任务进行课堂教学，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追问，梳理教材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学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尝试部分章节由学生组成独立的研讨小组，讨论交流后写出学习报告，并将成果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交流。这样改传统的教师一人上讲台为学生多人上讲台，将单向教学与多人合作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最后由任课教师对当堂课的研讨进行点评，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 2）在学生学法指导上，倡导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合作式学习的学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在文学概论课堂上重视作品解析，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逻辑、文化思想、学术价值等深层次内容进行提升和概括，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互相帮助、发挥合作精神，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和各种学习任务。 如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指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让学生在“无我”“有我”交替的阅读中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首先意识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疑惑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驱使学生去积极思维、大胆假设，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研究问题，小心求证，以至于最终去独立解决问题。 3）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强化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规定的学时内或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文学论题研讨、中外文学名著赏读、优秀影视作品欣赏、作家评论家访谈、大学生辩论赛、科研立项活动及影评协会等社团的活动，课堂上开设学生阅读经典、写读书笔记、演讲、文学创作、自办刊物等实践环节。在教学方式上多方位地追求师生互动，让学生以主体姿态参与教学，开展主动而积极的学习活动，科学有效地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每3个教学单元布置一次主题讨论或写一篇论文，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并且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以此作为教学常规活动贯穿到文学概论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教师单向灌输走向师生双向交流，促进学生的合作性学习、研讨性学习和自主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4）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现今普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大型文艺学学术会议的录像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播放，让学生在熟悉基本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并且开拓视野，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教师结合学生实际以及古今中外文艺实践，在准确讲解文学概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利用新型网络课堂教学环境、网上课程论坛与电子邮件、微博等辅助的教学条件，将学科前沿的新动态引入课堂。实现课内教学向课外教学的无限延伸，学生可凭借网络经常与教师对话、探讨，实现教与学的全程互动交流。 5）建立科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评价系统。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表明，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因此，突出对行动过程的态度、行为的考核，对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探索很有意义。利用团队考核评价的方法，结合民主性自评、互评、教师考核与学生考核相结合等方法，挑战原课程考核的终结性评价，以形成性考核为主，取得良好效果。如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由过去的以闭卷笔试为主，改为开卷笔答与撰写论文、写作业等相结合的方式，此外还有口试、答辩等考核方式，使考核结果更趋科学、合理。 3 实践效果 首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合作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人生观、审美观的熏陶和培养。教学中结合既定教学目标安排相应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写”等技巧，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让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熟悉本专业的业务能力要求，自觉在专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其次，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外延。过去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专业性虽然很强，但缺少“文化”的因素，视点比较狭窄。现在有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支撑，将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内容置身于宏大的文化视野之下，学生对于文学艺术诸问题，可以作出多视角的理解。 最后，能够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过去文学概论教学知识一味地由教师讲、学生背，课堂乏味，长此以往，教师讲课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随之降低，没有发挥教师备课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调动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领域。尝试合作式教学模式后，文学概论课程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批评能力，课堂教学氛围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彼此思维碰撞，激发灵感。 当然，文学概论课程改革途径很多，这里只是一管之见，唯望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文学概论论文: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概论教学 摘要: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在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对知识脉络、文学作品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的讲授,是传统教学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文章由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入手,从理论基础、教学准备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文学概论;教学;跨学科思路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思路的兴起,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无法脱离跨学科的思路来进行。特别是当代在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之下,文艺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跨越学科界限所展开的学术探讨,已成为依照传统的学科内部概念和历史脉络所进行理论探讨的有益补充。而作为文艺理论再生产过程的相关科目的大学教学活动,也需要不断实践跨学科的教学思路。大学本科的文艺理论课程,最常见的是以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其次还有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大学教师在讲授此类课程的过程中,如果自觉地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思路,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学习环境,对实现大学文科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以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一、文艺概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面对文学和非文学专业有不尽相同的教学目的。针对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是通过系统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一般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评论水平,从而为学习其它文学和艺术相关科目奠定基础。而针对非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则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能够尝试利用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来面对文学现象。如上教学目的的设定使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差别之中明确文学学科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在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建立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延伸,也是展开跨学科思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通常由文艺学学科专业教师主讲,是文艺学专业理论在大学本科知识架构中的初步介绍。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看,文艺学理论的生产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进步,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跨越学科边界的互通和互动为当代文艺学创造了理论革新的基础。可以说,文艺学本身即是一门在不同学科理论知识的“越界性”中不断进步的学科。跨过学科的边界之后,理论研究者遇到的是“他者”,也是自身主体性的证明。这种不拘泥于现有知识结构和概念,在理论视野的开拓中不断显现的越界性也是文艺学知识创新性的来源。于是,作为现有的文艺学学科框架在教学中的显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无法脱离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越界对话。对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框架而言,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而与之相配合的知识革新的方式,一方面是不同学科知识在互相补充与印证中新的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不同学科知识、视野与方法之间的交融。 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应用、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中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之中。按照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知结构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认知活动中转换外界刺激和生理、心理反应的中间结构,也是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相应地,这一过程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处于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感知结构的变化。就这一教学相长中认知结构的变化方式而言,“非中心化”是变化过程的必然趋向。所谓的“非中心化”是指感知结构在变化中离开原来的感知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趋向,它在知识领域导致了破除旧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定势并进行革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非中心化”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文艺理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准备 1.授课对象。按照文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划分,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在针对文学专业本科生和非文学专业本科生时需要做出目标和内容的调整。但面对在现代社会中被电视、电影、电脑和卡通长期刺激的大学教育对象,文学理论类本科课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所遭遇的问题是颇为类似的:较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讲授具有一定理论性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因为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接受又具有一定的刺激,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从跨学科的角度提供多元观念和方法观照下的理论与案例探讨,可以成为本科文艺理论教学工作的一个革新点。 2.案例选择。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根据授课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合的案例,作为课堂讲授的文艺理论知识分析的对象。同时,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也需要设定相应的阐释方法和角度。如任课教师可针对电影学和电视学的学科特点,引导影视专业本科生分析《观美国影戏记》这一兼有游记和影评特征的散文作品,能够借助美学方法探讨这一文本所描绘的中国现代观影者的视觉体验。再如针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引导其分析《暗恋桃花源》剧本的后设性及其与《桃花源记》等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文本性关联,进而引出对戏剧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征候的探讨。这同时也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其授课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与目标,并做好相应的案例准备。 3.教材和参考书方面。新式教学思路与新式教材密不可分。在当下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常用教材和参考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自觉地由跨学科的思路来分析某些文学案例,为跨学科思路的文学概论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美学学者迈克尔・莱恩在《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以多重分析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尝试。这种多重解读是利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同一部作品。这些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面,在思路上大多是借用了现代哲学思想的不同思路来进入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而挖掘新的意义或实践新的解读方式。与其说这些文本解读和分析的方法是文艺学的产用方法,不如说它们是多重学科知识和视角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产物。此外,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推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结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4.多媒体的准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解决了文学理论相关课程较单纯地依靠口头讲授、板书和概念推介的基本模式,能够以图文并茂、声光结合的方式向学生推介与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声音和文字之间的配合就成为由跨学科思路阐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必要辅助手段。如,用图示展示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早期划分和后期划分,并以其阐释文学创作现象。又如,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一首外文诗歌的译文和原文,并借助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对其进行对照解释和分析。这不仅能够省出将原文进行板书抄写的时间,而且能比较容易地请学生以朗诵的方式来参与和互动。 三、案例分析 曹禺的作品《雷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学作品案例,它既能够兼容于文学概论这一文艺学教研室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这一由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的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无法忽略的案例,同时又因戏剧艺术的舞台实践特征和不同的电影版本改编而可作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戏剧学和电影学相关课程重点讲授和分析的案例,分别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吸收和本土化、住宅经验、戏剧的时代性、戏剧文本的电影改编等问题。《雷雨》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成为开展跨学科思路的授课实践的良好基础。 1.跨学科探讨的问题。文学概论教学过程首先要明确问题意识,而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用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讲授《雷雨》通常涉及到的文学理论主题有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方面,它们分别关联到文学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传播学等。由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解释《雷雨》作品的方式,是实践跨学科思路教学的关键。教师可在教案中预先设定诸如“《雷雨》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呈现”、“《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价值”、“《雷雨》中医学论述中隐含的权力话语”之类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以深入文本探讨问题。在不同学科知识的观照中,《雷雨》成为可由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经典文本,实践着文艺学教学思路的越界性。 2.跨学科的讲授目的。在跨学科的教学思路中讲授《雷雨》,解释其文化内涵并进行启发式的思路和方法引导。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来说,阐释《雷雨》等经典文学作品并获得教案中罗列的结论的过程并不是文学理论类课程的最终目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呈现了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不像哲学一样通常以逻辑判断的方式来描述意义,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暗示和隐喻着与人和世界有关的意义的存在。大学教师在讲授中所解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背景或语境,其次是它们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的提示价值。就《雷雨》而言,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价值可以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矛盾、资本家家庭的历史面貌及其男权中心性等方面,阶级话语和男权话语提供了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作品在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则可以有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和个体居室经验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作品的感觉冲击力与心理深度;作品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供了其与古希腊悲剧在相关性中展现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上,作品又在哲学层面提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展开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也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提示,使《雷雨》成为一种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存在。在此,文学概论教学的目的在“理论习得”和“视角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增添“文化传承”和“交流对话”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3.跨学科的讲授方法。对《雷雨》的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而在阐释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方法之间的互通性一方面印证了《雷雨》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提示了不同,源于不同学科的阐释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讲授这一作品的过程中,教师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荣格的原型论述、海德格尔《诗与思》中的诗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等源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或视角都纳入阐释《雷雨》的背景。这些背景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有关阶级、资本和社会关系论述的必要补充。也即,思考《雷雨》作品的宏观文化背景中,不仅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西式教育和东方家长思维,以及资本主义矿业发展中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狂躁,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空想,朴素的因果报应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类型的对话与碰撞。而《雷雨》作品诞生之后的文学史评价的演变,也可以使教师能够从文艺学角度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不同时代的文艺标准问题,再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纳入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当中去。 面对教学过程中戏剧文本的阐释问题,授课者需要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也重视启发性和趣味性。所谓的启发性,是指讲授学生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无法获得的文本意义,这有赖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系统和方法之间的互通性的同时,将这种互通性应用到对作品的解释中去,并举一反三获取用以阐释其它文本的可能的框架。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由《雷雨》文本中的场景描述和台词设计中解读各个角色有关周家住宅的感觉、经验和记忆。文学作品呈现人的存在,而人对住宅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心理映射,因而住宅感觉同时也是剧中人存在方式的文学表达。而趣味性的来源则可来自作品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如在剧本的基础上展开对不同剧场版的布景的比较,或者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这一过程将因为有《雷雨》国语电影版、粤语电影版和当代改编版的存在而能够引发大学本科学生的兴趣。这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成为作品的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证明。 四、结语 本文对文艺理论教学的跨学科思路的探讨,并非是在寻找大学文科基础课教学中能够放之四海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提示大学文艺学教师尝试利用所有同文学有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教学思路的融会贯通中引导大学本科生更好地主动学习文艺理论知识,使教学过程在案例和文学理论知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中交融,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真正成为大学生群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与许多大学课程一样，倡导系统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具体地说，便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通过理性思维训练进行学术道德熏陶，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理论教学中所贯穿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实际上是让学生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确立人文之心，这两者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门从事社会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完善自身素质，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透过文学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课程讲授当中，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就算活出了意义，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你就帮她去实现，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懂得提炼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我们看到，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观文学之人生，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认真阅读作品，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经过独立思考，严谨的思维，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达到对他人的理解，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够悲天悯人，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性，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能够增长人生智慧，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剖析人性的弱点，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无论结果好坏，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摘要]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转变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动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包括阅读理论文本的理解归纳能力、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理论著作选读、课堂辩论会、学生助讲等方法,结合全面有效的考核机制,以达到使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是自主学习能力,但却无法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去自觉养成,尤其是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时间大多是在大一和大二,学生大都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这种理论性强的专业课程更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决定了文学概论课堂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任务,而这种能力就是“授人以渔”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使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应由目标决定内容取舍 内容摘要：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 目标 内容 文学概论课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理论课程，诸如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基础。它不但要引导学生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一定的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建立起基本的文学观，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奠定理论基础，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习惯，并提高他们在文学创作、欣赏及评论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更有特殊要求。文学概论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再者，文学概论课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是同时开设之外，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都没有开，因此，具有较强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色彩的文学概论课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阅历简单，而且文学阅读量小、文学知识储备有限、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大一新生，它的可接受性就受到了来自接受主体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童庆炳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以下简称《教程》）。“《教程》是一本很有创意，很有深度、很有影响的教材”， “作者在《教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经重新审视筛选后所作的‘古今对话’与‘现代转换’，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的科学评价及对其合理成分的积极吸纳”，使《教程》颇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但是毋庸讳言，这部面对大一新生的教材，过多、过广、过新、过深的内容，加上艰涩、深奥、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显然都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许多学生听课常常感觉是云山雾罩，似懂非懂，更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看教材，常常听到学生说《教程》“太难了，很多都看不懂”、“好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样一来，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我们在基本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备与自足的情况下，应适当对教材内容作必要调整和压缩，着重介绍和解决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何特点？”、“文学的功能有哪些？”、“各类文体的定义及特征”、“怎样欣赏和评论作品”等学生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只有运用历史的观点，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学生才能形成文学意识，在比较中看待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有限性，从而形成对待文学活动的科学态度，产生对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和责任感。当然，受课时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教授，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注重实用性。至于被删减下来的内容，可以放在高年级，通过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去介绍。 压缩后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反复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功能与形态类别之间的逻辑联系，帮学生建立起体系性的文学观念，同时要注意按照教学目标强化学生对理论的应用意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要从事中学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面对一篇篇类型不同、文体各异、风格多样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要“引导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使其自觉地接受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应试教育的需要，中学语文教师往往将这些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语言材料来加以分析处理，这样就使中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了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教学。即使是将课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分析，也是重视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教师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规约，往往是在复述课文的内容后，再套用一个几乎适用于所有作品的句式，即作品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或表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赞美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例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变色龙》通过刻画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的丑恶形象，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这样，生动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和意味荡然无存。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也是附带地概括说明，如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刻画细腻等，仍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总之，在课堂上，教师成了肢解文学作品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由于中学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学生往往难以受到完备的正当的文学审美教育；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艺术的强劲发展，青少年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原有的感受力、领悟力就在这种长期模式化、机械化的教育中，在大众文化、影像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日益迟钝以至丧失。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要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使中学语文教学不再热衷于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而是真正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作品美妙的艺术世界，对作品进行真切的感受，做出具体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目的，让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真正能够胜任中学的这种人文的而不是工具的语文教学，就需要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但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文体、层次、叙事、抒情、风格等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这样，文学概论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消费与接受”这两编，就成了教学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所用的课时与精力也就相应的要多一些。 文学理论产生于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实践的发现、探索、分析和总结的结果。相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因此，针对当下文学实践和各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教材没有涉及，我们就不予理睬。相反，我们要突破教材的局限，大胆引入补充新的内容，让学生对当下文学的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培养学生关注文学现实的意识和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活动的休闲化、游戏化的目的日益凸显，文学的深度、意义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的纸质的面对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逐渐被铺天盖地的电子网络传媒所带来的视听感官的享受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火爆异常？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络文学有何特征？它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有何异同？等等。我们都要引导学生讨论，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学习了文学理论之后，不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和规律，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文学状况，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知识寻求问题的答案，对新的文学现象做出解释，能够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样的教学，不只是方式的改革，而是真正激活了作为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的文学理论，让其通过有感受力的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实践活动中，既得到检验，又获得新生，而学习主体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向着创造主体成长——这正是文学理论教学的最高目标。 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学概论论文:论影像文化对文学概论教学的作用 【摘 要】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情色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国内文学概论课程在采用双语教学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也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对此，提出解决途径：一是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二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革新双语教学手段。 关键词：文学概论；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就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十几年来，国内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一些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联系紧密的专业课程，非常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例如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等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其中涉及大量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也适合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目前，国内各大高等院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普遍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文学四要素说”为结构依据，围绕文学本体论、作品论、作家论、接受论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优秀成果之外，还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量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概论的日常教学中，如何使用双语教学，以更好地达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进行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高校文学概论课程使用英语的教学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英语专业为依托，在课堂上完全使用英语教学。这种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无法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概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并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原著，但在课堂上直接使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听力上的接受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第二种模式是用PPT课件上的英文内容进行辅助，实际上仍然主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成了对教材的翻译，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如何解决《文学概论》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教学改革课题。 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促进《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 二、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的形式，即便在尝试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院校，文学概论教学采用的也是母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形式。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外语教学的范式，一方面，考虑到师生外语能力以及运用外语熟练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双语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仅仅是教学目的[1]；而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的目的则是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学习和训练语言。 在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目前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双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人员构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学归国的“海归”，另一类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批人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主力。双语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和外语听说能力。“海归”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对双语教师的需求。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缺乏外语培训，更缺少国外语言环境的浸泡，其双语教学能力要弱一些。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双语教学师资方面的薄弱，与本专业主要师资力量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纯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极少有外语专业背景，也很少有留学或者国外长期访学的经历，这就导致了外语语言能力的缺陷，在使用外语时，往往是长于阅读理解，短于演讲辩论。外语发音不够清晰、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第二，学生之间外语能力差异较大。在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读写技能发展较为均衡，外语能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听说能力上。一般而言，来自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听说能力稍强一些，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弱一些。在课堂上，由于学生们的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使用外语材料授课就受到很大制约，外语材料使用得多了，听力程度差的同学反应不过来，外语材料用得少了，程度好的同学又吃不饱。 第三，教学设备与教材问题。在高校双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设备发挥着非常便利的辅助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已经实现了普及，但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运用，存在着重购置、轻维护、轻管理的倾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多媒体的管理和维护方面，有些地方就存在问题。在一些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强的教室，周边设备的损耗现象比较严重，常常出现麦克风发不出声、投影仪灯泡烧坏的情况。由于教学楼内众多教室上课时间集中，多媒体控制室工作人员又很少，出现问题之后，一般无法立即解决，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专用教材方面，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双语教学教材。在目前的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是一个大问题。既没有引进国外的优秀教材，国内也没有做出编撰双语教材的尝试。学生依据的往往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概论教材，教师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教学课件来实现双语教学材料的充实。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的尝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文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效果还是大为可期的。 第一，师资力量问题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近一半是外籍教师，他们来自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都来自著名学府，教师以英文授课。由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资源，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新加坡援引国外名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持、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引入外籍教师，以改善国内的教学水准。以我国高校之多，学生数量之巨，外籍教师的引入不可能占据高校教学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借此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带动国内双语教学的水准。 除了积极引进外籍师资之外，还要大力培养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中，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力量的主体。这些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以上的学历，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具有培养和提高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留学、国外访学或者短期语言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双语教学能力。 第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双语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学生在学习双语课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能力。由于语言环境缺乏，高校学生在外语听说读写诸方面的能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一般而言，学生在运用外语时，听说能力要滞后于读写能力。在没有充分预习教学内容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很少有课前进行预习的。学生是否愿意自觉进行课前预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一个好的教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前预习。此外，由于目前双语教材付之阙如，教师还应当给学生提供充实的双语教学材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第三，编撰双语教材，充分利用教学设备，革新双语教学手段。教材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国外的原版教材，二是自编教材。国外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考虑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引进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牵头，自编双语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能够贴近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能力，甚至比直接引进教材更有优势。 在多媒体设备已经普及的条件下，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制作双语教学课件，补充与专业相关的双语资料，提纲挈领，聚焦文学理论知识要点。多媒体教学能够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媒介手段，有利于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互动的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效果[2]。 此外，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双语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公共电子邮箱、飞信、Q群、微博等现代通讯交流手段，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辨难答疑，作为网络双语教学平台的补充。 四、结语 使用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专业能力，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言，双语教学是时代的需要[3]。在双语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课前做足准备，照顾到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实际水平，充分发挥多媒体以及Q群、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就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通过完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双语资源的习惯，丰富学生的专业资源选择，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学生将来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直接投入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文学概论在高效教育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高效教育阶段中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高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的高效文学理论教育模式通常是以突破语言为中心，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高效文学理论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在高效文学概论的教学中更加注重运用科技力量，课堂进入了从语言模式到影像、音频相融合的视觉多媒体模式转变，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吸收更快，信息量获取更大，文学概论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事半功倍。 [关键词]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教学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要注意突出重点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下，高校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打破，教学要求更加紧凑效率以及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因此，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门学科，与原有的教学模式相比，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逐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更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快速的掌握学习方法。文学概论由于文学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与高校中的其他实践性以及趣味性比较强的课程相比，在课程的讲授上比较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特别是传统的语言讲授更加难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文学概论课程中运用有声教学以及画面教学就很重要了，而多媒体教学则可以通过以图文交叉、声频与视频共存的方，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视觉与听觉上冲击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多媒体技术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传递有效的信息与内容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提高传授速度，完善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也就很重要。文学概论与文学欣赏的课程有所区别，学生比较难以发挥主动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文学概论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程时，应当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二、多媒体教学要注重实用能力的提高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对于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综合性大学中的中文系也随之改变了教学目标，主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师在传授文学概论课程中，更加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等实用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完成就业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教学层面上更应该着重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比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小说教学，大学生对于课文通常是通过电影以及语言文字来了解。由于电影作品以动态代替静态语言，用图像代表文字，使得同一题材的两个作品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直观的视觉效果比较文学的作品更加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造成学生的接受心理的偏差，这种心理偏差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于所学的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并且在深层方面的思考能力将会减弱。学生们阅读能力低下，对于文学概论中文章的论点与论据的审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在文学概论的高校多媒体教学中，高校老师们对于多媒体课程中的图文以及音频视频的配合就要求更加高一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更应该合理配置，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单纯依赖于图像，应该面面俱到。这样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就具有更大的考验性与挑战性，在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进行一定的教学改革，将教学范围进行适度调整，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三、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 在多媒体的文学概论的教学模式中，有些教师比较侧重于满足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需求，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大量的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内容制作在教学课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正在淡化教师们的授课艺术水平，降低课堂的艺术欣赏水平，容易造成教师的主体性影响力的缺失。这种过分追求世界和听觉效果的高校课堂，使得教师对知识的传和点拨缺少了注意度，也很容易使教学内容娱乐化，而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简单浅显化。多媒体教学内容通常是授课教师来制作，老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性而进行程式化教学，师生间不能进行很好的情感交流。而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媒体荧幕上，一旦学生们在教学中到问题，对教学内容有所疑问，视觉与听觉以及感觉则会比较容易受到多媒体荧幕的阻碍，自己的想法容易被荧幕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以及图像所干扰，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无沟通无深层思考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多媒体文学概论的高校教学生，教师们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对于所需要接受的内容要有直接的提示和耐心地指引，以及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课程思想与内容。当然，在文学概论的理论学习中，学生也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在课堂中主动参与教师进行的互动教学环节中，通过阅读和与老师的沟通来获取知识储备，达到文学概论所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文学概论论文:关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课程，教师如何更好的进行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第一要重视文学外部研究的教学；第二要要教学过程中对课本进行批判的教学；第三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概论；批判精神；知识构架 文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通过文学概论的学习可以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系统掌握文学的基本概念，帮助他们建立文学学习的能力，所以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文学概论》编写者所说：“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文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指导做人与生活，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每一位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者或者是每一位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而教师的文学理念是在大量阅读文学著作的同时，自觉运用文学概论中的基本原理形成的。这种文学观念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己的感性文学认识中抽象出理性的观点看法，提炼出最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帮助同学搭建文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既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事实同时又要求教师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既然课程的名称是文学概论，那么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门课程最基本概念的阐释即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上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千差万别的答案。《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也。”《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在中国古代，“这个文字包含了若干的含义既有语言文字的象征符号，又包括具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文的含义比较宽泛，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文就偏重于指文章、文辞。但是不管是语言文字礼乐制度还是文章文辞。唯一例外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文学的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有了表达、宣泄的需要，就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本能感受，才能帮助他们搭建稳定的文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文学概论的教师不仅是权威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生进行概念学习的引导者，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觉进行文学的内部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的外部学习。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不言而喻，主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存在。它的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文学的文体分类。同时又包括对文学创作过程、文学阅读消费过程等。这其间包含了许多概念。这些内容一般是文学概论大纲中所包含的内容。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各版本的教材，争议不大，教师需要在明确基本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实例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些繁复的概念，使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但笔者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更能够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思维并且学会如何进行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同时关系到学生的道德情感评价、关系到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形成，甚至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些内容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但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难度，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不容易把握这个度，容易造成边缘内容在课堂的教学中喧宾夺主的情况。第二，各版本的课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争议比较大，而且内容分布不均匀，涵盖面不够广泛，这就需要教师发挥其创造能力，在庞杂的内容中，选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精要的讲解，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要启发同学们在课下进行思考。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相近概念进行区分，帮助学生厘清文学理论概念外延和内涵，弄清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用一个比喻，概念就像是结构中的点，而概念之间的联系就相当于两点中的线，只有点和线的稳固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知识构架。知识构架之间的稳定联系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所提倡的精髓所在。但是这些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之间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各个层次的构成也是由诸多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每一层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同学们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十分必要与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帮助同学们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批判性传授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更关系到学生理性批判思维的建立，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 文学概论论文:面向21世纪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改革构想 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从教学改革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构想，要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文学概论课堂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空间，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概论 教学 改革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文学概论一直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它是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理论基础，也是学生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课程之一，文学概论的教学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面对着高职院校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文学概论这门理论性的课程就很容易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如何把文学理论教学同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起到文学与思想启迪的作用，就成为了文学概论教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略差一些。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要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然，学生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听课，背背概念，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作家与文学家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各种内容和体裁的文字形式，对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照本宣科就显得有些刻板和不合时宜了，学生不愿意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笔者依据对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提出了几点关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改革的方法和方向。 1 有步骤地进行文学理论教学，由浅入深 文学概论课程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比较多，有些理论也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全部死记硬背下来，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意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高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不必教条地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可以先选取一些学生容易理解的理论，比如文学体裁、文学形象等，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实例进行讲解，等学生掌握了之后，再引入比较深奥的部分，比如文学创造和文本接受理论等等。通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学生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排斥和畏难情绪会减少，会觉得文学理论也并不是那么抽象和遥不可及的，学习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并试着去理解文学概念和理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文学概论，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2 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提炼。因此，在进行文学理论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用具体的文学实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学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本身，这样才能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现象和例子，更多的来自于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虽然更为典型，但可能并不是学生们熟知或者感兴趣的。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多新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可能对网络作品或者流行的当代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网络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也并不一定要完全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角之外，教师可以适当选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现象。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他们阅读一些学术前沿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开拓思路，培养科研意识。 3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在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堂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课堂内容和空间的好方法。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利用PPT课件演示，可以省去老师抄板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丰富的图片资料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一些抽象的理论也可以用图表等形式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影音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学理论来分析影视作品等等。总之，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文学概论的教学，会给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课堂气氛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4 注重教学过程和阶段考评，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以往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评价，往往都是以期末考试的考评成绩为准，一张考卷就决定了对学生的最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还是有很多弊端的，学生往往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许多理论和概念只是匆匆背诵一遍，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就全都抛在脑后了，最后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其实，教师可以把测评成绩分散到平时来进行，通过一些课堂小测验或者让学生写读书心得和体会的方式来考评成绩，这样就会督促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还可以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理论，边读书，边思考，教学效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了。 总之，要想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就要广开思路，积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探索 【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教学改革必须引入实践，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品格，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同时课堂教学中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性考试内容。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陶铸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责编 黎 原）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文学概论课对于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文学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转变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品格。具体措施有，就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完善大纲、改革教学方法、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文学概论；模式；转换 “文学概论”是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程，也是重要的学科基础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要培养在中等学校进行汉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能胜任文化、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中文从业人员，就要重视文学概论在课程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文学概论”的教学研究。 一、“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学概论”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需要改进之处。首先，授课内容较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文学概论》是门理论课，比较抽象，学生有畏难心理，这是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文学概论”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性，通常按照课程逻辑体系（章节）组织课堂内容，设计讲授单元，讲课偏重概念的论证、讲解、阐释，侧重理论讲解的教学安排也使相应案例无法展开，印象式的文本介绍往往达不到设置例证目的。比起文学课程，文学理论以理服人，比以情动人的文学似乎缺少了优势。在教学方式上，文概课主要采取教师精讲的方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传授模式，虽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生实际，使学生很难深入学习下去，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背离了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能使其为其他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建构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概论课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于一体，通常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设计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建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培养目标重视知识传播，侧重培养学生较高的修养，但也明显体现出不足，即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技能训练重视不够，忽略学生的情商培养。在重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前提下，其弊端更为明显。学生情商有待提高，表现为学生缺少对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尊敬和耐心，对文学文本的感受、理解、表达、评判缺少热情。他们在面对文本时，很难用心体会文本内容，更难深入把握文本意蕴，解读流于表面。对于阅读，学生总是兴趣不大，很难做到深度解读。这就是学生的学习现状，是新形式下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中文从业人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要有所更改，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完善人格修养，从深度阅读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欲望。重新制定的文概教学目标即为：强化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对文学的热情，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类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教学大纲，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设定，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的实践品格。在文学性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四大部分中，讲解文学基础理论时，一定要辅之以少而精的案例，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深度阅读文本，提升评介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能力。这需要教师全面准确把握授课内容，厘清教学思路，精心提炼授课的理论点，寻找恰当案例，优化课堂教学，示范性操作运用理论进行文学阅读与评价，使学生感受文学魅力和理论魅力，关注和分析文学热点和文学现象，逐步学习运用理论深度阅读和分析文本，有步骤地提升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理论内容。作为理论性课程，理论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需要教师科学设计理论内容。既要学习基础性、经典性理论，也要注重理论前沿性、新颖性。重视阅读理论原著，强调理解和把握原著是学习文学理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老师可结合教材基本理论点指导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并通过课堂即兴提问或专题讨论等方式及时予以探讨。另外，注重理论的前沿性特点。根据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在课堂教学中补充学术前沿观点和重要理论知识，并结合学生的日常审美经验引导学生分析当前学术热点、难点问题，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转换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构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转变，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教师转变角色，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辅助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独立自主研读文本，培养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两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与对话，真正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其最终掌握方法，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教学方式来体现这种教学模式。（1）启发式。“文学概论”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常常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简括后即按照自己的内容设计进行理论精讲，学生仍是被动接受知识，因此要改进。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如在讲解某个文学理论知识点时，可结合文学活动的热点问题或较为熟悉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通过特定的理论视角介入，启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探索。教师则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虚心倾听学生的各种见解并予以引导评价，然后由学生或老师总结概括，明确概念和理论知识，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注意保证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启发-讨论-总结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对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新智慧。（2）实践式。教师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之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参与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其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作文、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等实践活动入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集中探讨。也可以由W生主持具辩论性的专题讲解，教师扮演评委角色，画龙点睛地阐释概念，说明并解决问题。之后布置新的文本解读、文学评论，再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并在新的实践操作中发现并探索更新的问题。如“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创作部分教学，可首先由学生创作一篇同一题材的小说，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创作过程，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以此理解创作的一般过程。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根据理论内容合理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如课下阅读理论原著、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作业，评价实践作业等。总体而言，课堂内外的读、写、说的训练践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强调研究性、自主性原则，通过自主完成的作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真正激发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这些教学方案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提出了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视觉文化如电影类型片、动漫等的接受热情远远超过纸质媒介，必须抓住学生的这一接受特点，注重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刺激其阅读文学经典和理论原著。 （四）重新制定课程评价机制，采用平时考查与卷面考试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习成绩。学生的学习必须有准确及时的考试来验收反馈。应注重学生日常的课堂表现，激励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突破中文学习期末试卷定乾坤的窘境。但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由教师单方面决定，也要采用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最后综合三方面意见评定成绩。与评价机制配合的措施是建立完备的文学概论课程试题库，把课上讲授和课外延展学习以试题的形式加以储备，将试题库建设成为理论学习的知识储备库。 三、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一节成功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计。教师要根据知识点的难易成度设计教学时数，根据学生的接受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文学概论课开设在低年级，面对的是没有太多理论积累的一二年级大学生。他们是成长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青年，接触文学艺术时使用电子媒介多过纸质媒介，喜欢以画面来感知世界。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的备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下面以文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之一“意境”为例进行讨论。 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是：学习意境理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诗歌等抒情类文学作品。从教学内容来说，则要了解意境的形成历史，理解意境的内涵、分类，把握意境的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是意境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以讨论法为佳。之后老师可以介绍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这也是对特征的再次强化。课程首先可由案例分析入手，结合影视片段感受意境，之后引导学生总结意境的特征，即先把握重点内容，用时30分钟左右。之后介绍意境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历史，再留下课后作业。具体教学环节可以如下步骤进行：（1）欣赏视频《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感受意境的最主要特点：情景交融。学生进行讨论。（2）意境的内涵、特征。延展：岑参《白雪歌松武判官归京》，引导感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3）分类：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辅以图片的诗歌展示，进一步了解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4）课后作业设计：《三国演义》36回，刘备、徐庶送别场面。这个设计注意了多媒体手段的使用，用视频和图片引出内容，并借此理解理论，形式上具有画面感。教学内容设计上，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明晰理要点，并通过诗歌分析强化知识点。课后作业的设计不仅开阔学生阅读视野，又推动学生再次把握理论，完成了理论用于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起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符号 当今社会已进入传媒时代，时代赋予了教育全新的理念，而多媒体教学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文学概论课程是中文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媒体教学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1］。结合传统教学，正确把握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时代背景和符号特征，实现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是一个很紧迫的教学任务，但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都还较少关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持的《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持的《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持的《文学文化学》，虽然在教学中率先运用多媒体，但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符号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对策。本文拟选择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常用的图像、影像和语言等符号，对这类符号的优化展开初步的阐述。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快感。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四、结束语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关键是突破图像与影像等视觉符号的局限，吸取传统教学中的语言符号优点，即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图像符号与影像符号作为辅助与点缀，进行综合创新。除了传授给学生基本和必需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素质和人文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经验分析 摘要：文学概论课程做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本文从教学方法灵活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文学概论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概论;开放;互动;教学经验 一、引言 文学概论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其理论知识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概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的人文思想、美学思想对学生个体人格、审美心理的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学概论课程，理论性强，其理论思想又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对于没有相关理论积淀的学生来说，接受颇为不易。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灵活运用 文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一般多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问答法。讲授法在概念界定，理论阐释方面自有其优势，但是讲授法的主体为教师，学生在整个听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课程的理论性强，术语众多，若没有教师生动的案例分析，精彩的讲解能力，课程就会显得呆板，毫无生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涉及到理论原理介绍，概念界定等基础知识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选择讲授法，讲授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内容。而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相关内容的教学则不妨考虑情境教学法。例如在“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教师可布置学生现场或者课前进行文学创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真实的创作经验来理解“文学创作论”中的“创作动机”、“灵感”、“艺术想象”等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运用相比讲授法，教学效果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一方面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积极高涨，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也很好的融化到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中。而像“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作品论”等内容的教学更需要情境教学法来实现，文学本身是审美的，与其一味依靠教师去讲解文学作品美在何处不如给出学生文本，让他自己去探究美、享受美、分析美。例如，“文学作品论”中“意境”理论的教学，笔者就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来进行授课。课前布置学生为自己认为有意境的作品配乐朗诵，课堂上鼓励大家积极朗诵自己的配乐作品，最后让学生总结这些朗诵作品共同的特征，整堂课学生积极活泼，课堂充满诗情画意，教学效果惊人。除了讲授法、情境教学法，笔者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用到讨论法、辩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实践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往往在教学中是综合而用的。在讲授法为主的课堂教学中，演示法、问答法常常做为辅助教学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课程的凝练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使得课程并不沉闷。而在以情境教学为主的课堂，又穿插讨论法、讲授法，这样能保证了课堂的完整与严谨性。辩论法与实践调查法针对特定章节的教学内容，如“文学活动的当展”的章节，由于学生都有阅读当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学活动的经验，所以针对教学重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组织学生从现代传媒是否利于文学发展的角度展开辩论，学生在辩论准备中查阅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信息又带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更多问题，围绕着这些学生积极展开辩论、讨论，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激活理论 文学概论课程属理论性课程，教授方法不当的话理论流于表面，很难深入人心，如果在教学中与实践脱节，学生对其兴趣可想而知。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时时做到与文学实践相关联。文学概论课程属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章节可设置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来增强文学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文学概论课程无论教材版本，基本都可分为五大版块：文学性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针对这五大版块，笔者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版块都设置了具体的实践活动。“文学性质论”版块，布置学生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收集的方式去了解古今中外对文学的基本观点，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结合教材来对文学性质做出分类性梳理，指导学生结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文坛现状及当时主要的文学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很好的融汇到了文学理论的学习之中，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做到了很好的互动，学生在这一互动中，又培养了良好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时代意义、人文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学发展论”，布置学生搜集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及相关学说，同时引导学生以问卷形式、资料收集等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对这种状况作出讨论。“文学的发展”理论性较强，学生运用文学发展相关的理论来看待当今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介入了文学活动，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一下子彰显出来，学生自然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三部分的教学内容，都基本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作论”“作品论”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文学接受论”，提前布置学生阅读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小说作品，找出优美句段进行品析，再就整部作品结合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做出分析评价。课堂教学环节针对学生共同的分析语段，与形成共识和分歧较大的观点做出讨论与分析。学生在对作品分析、评论过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消化运用，另一方面在讨论分析中很地培养锻炼了理性分析能力，审美鉴赏与判断分析能力得以提升。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变课堂封闭性学习为浸入开放式学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存在样貌也更加多样化，文学活动更加频繁。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现代教学日益走出封闭的模式，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文学概论课程在这强大的新媒体之势下，也须乘势发展，走出传统教学的短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涉及到作家、作品都会利用幻灯片将其资料、信息感性地显现，克服了传统讲授法中语言的流失性，保证学生最大化、准确地汲取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审美鉴赏相关理论时，辅以音乐、图片、视频短片，大大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盛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越来越趋于日常化。文学概论课程上课前的课前任务设置可以依靠网络完成，例如，文学作品鉴赏分析，作家、作品信息，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做到与学生共享，而不必在课堂时间展开赘述。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微信群或个人微信信息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指出与文学概论课程想关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一方面避免无用信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保证了讨论的民主性，微信讨论更具有随意性，也更能见出学生的真实想法，能够更好了解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实际状况，以及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2]。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参与慕课、微课教学。笔者在文学概论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网上收听文学理论、美学、文艺美学方面的慕课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达到对文学概论课程整体认知的提升。除了强调对与文学概论课程相关的问题思考、讨论或学习，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学生观看特定的视频短片、电影、综艺节目，抛出特定问题，让起在娱乐过程中做出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日常行文中培养其理想分析能力。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教师应改变观念，根据课程的性质，针对自己施教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谈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及运用 一、公共行政演进历程述评 （一）公共行政时期 行政从政治中分离，便异常“渴望”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工具价值，即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采用科学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变革的环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称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等级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构成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模式，极大地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为行政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官僚体制便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两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公共组织的设计、科学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发展导向，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视民主价值和人性的。为此，传统公共行政也结合时局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转向和理论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论根基发生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论致力于扭转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偏向，强调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的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变革[1]306。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论影响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而随后政策科学崛起，政策科学研究虽在谋求和公共行政结合以及促进政策机构管理性向政策执行公共性转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学毕竟只是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对传统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战。 (二)公共管理时期 伴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渐显现。诸如指挥―服从的管理方式对人性的压制，科层管理对民主价值的冲击，不合理的分工导致的各自为政，内部封闭的管理造成的体制僵化，都成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诸多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二者泾渭分明地划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种种弊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进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时期。公共管理修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积极地借鉴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与手段，大力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从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组织绩效。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积极回应行政环境发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增进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缺陷也客观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难以处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强调师法企业，过分崇拜市场教义，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私部门的现实差异，往往导致公共行政发展中价值导向的偏差和服务对象的失当[3]，这种错把公共行政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客观上面临着种种困境。通过批判，人们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须要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应当将其发展目标最终锁定在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上，而市场的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只能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服务。 (三)公共服务时期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它紧紧围绕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属性，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群理论、后现论和组织人本理论为其思想渊源，以公民优先、社会公益为其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构建政府与公民新型的分权、合作关系，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共组织的设计和运行要以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其本质是“社会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既不应是“掌舵”，也不应是“划桨”，而是“建立一套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5]。具体而言，便是政府应当通过权力分放和让渡，不断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权，推进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公共服务的理论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从“效率至上”回归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摆正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航向。 二、公共行政发展规律之阐释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一条基本规律表明，正是行政生态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演进特征和重心的变换，即不同的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是依据环境变革的特点予以划定的。 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三个时期所表现的运行规律，都与当时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密不可分。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治―行政二分的提出，使行政凸显出其独立的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般科学管理技巧的借鉴，有效地增强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正与当时工业化大生产的客观环境相匹配。工业化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官僚制的提出一改传统人治行政的种种弊端，构建出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体制，实现了理性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这与当时工业文明追求技术进步和生产有序的客观要求得以有效对接，因而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同样取决于环境的变革。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官僚制的管理弊端日益显现，而传统的二分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治理性。在上述背景下，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运动势在必行。这种运动直击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之缺陷，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采用私营部门和工商管理领域先进的理念与策略，推动了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这场充满着管理主义色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但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和政治民主化、权利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共管理理论也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如何在公共管理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公民需求的充分满足，便成了公共管理自身发展难以攻克的问题。在此环境下，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和承继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框架，科学地纠正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偏向。 与此同时，行政环境变化也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重心和研究途径发生着转变。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基于工业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组织的设计都以提高效率为目标“，效率至上”成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重心和导向依据。而到了公共管理时期，一场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的治道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它旨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管理的价值，并通过广泛借鉴工商界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最大化地提升公共管理的绩效。虽然在此过程中，这种变革强调了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和回应性等要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对效率过分追求的偏向，但没有根本扭转公共行政的效率取向，而更多的是完善和修饰了官僚制的工具理性，因此，最终也沦为一种关注管理过程的粉饰行为。直至此时，公共行政的“钟摆”仍然严重地偏向“管理主义”，这自然无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理论旨在纠正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平衡管理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明确规定公共行政的发展重心应在于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使得权力与权利的正常逻辑得以理性回归。与此相一致，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也突破了管理主义限制，变得更加多元，人们综合采用政治、管理和法律等方式对公共行政的运作与发展加以研究。采用多元的研究途径遂成为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①。 三、公共行政发展趋势之考察 (一)政治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特征反映到政治领域，最核心的表现便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间力量的博弈。二者的此消彼长成就了公共行政演进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国家行政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国家公共权力由政府行使，政府权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国的公权力都非常发达，并广泛采用了科层的管理体制，致力于推进行政管理的有序和效率。而在公共管理时期，随着政府所面对的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其低效率治理成为常态，对此政府逐步认识到调整自身权力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必要性，即唯有以职能转变为核心，重塑其与市场、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权力共享、分工合作的发展状态，方能有效地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回应公共需求。此时，虽然政府也将公民定位为“顾客”给予提供服务，并以经济、效率和效能等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但由于公共管理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和对市场化的过分追求，最终导致其仍无法深刻地认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公共行政发展的特殊价值，从而依旧陷入了将公共行政实现工具当作管理目标的错误认知中。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修正，科学地调试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依托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权力逻辑和博弈之特点，提出公共行政区别于一般管理活动的核心属性在于公共性，明确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权利的授予和让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在于服务，即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力量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上述宪制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必须彻底抛弃权力垄断和资源统摄的管理方式，科学地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将职能重心理性地收缩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政策制度上积极培育、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的发展，促进民众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最终形成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公共行政不断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官本行政向民本行政、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地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 (二)管理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规律反映到管理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从物本行政到人本行政[6]。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到公共管理时期再到公共服务时期，是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和需求关注程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早期的公共行政过分关注组织、机构、权责关系等物化内容对管理效率提升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积极作用和主导能力，尤其在官僚制层级节制、命令服从的运行模式的制约下，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更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在随后的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普遍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人对于组织发展和绩效提升的巨大价值，因而重视人才的招募、引进、培养和保护工作，并通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以及新陈代谢、激励约束等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保值、增值。同时，公共管理还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更加重视人的需求，政府将社会公众定位为提供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而将自身的管理目标确定在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之上。在公共服务时期，随着公共部门角色更加清晰，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民利益的服务者，公共行政更将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对公民利益和需求满足之上，努力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第二，组织的封闭管理到开放化、弹性化管理。早期公共行政将组织当作一个封闭型的系统来管理，缺乏对组织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研究，导致了公共行政发展无法适应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弊端。为了消除上述管理缺陷，随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公共组织便高度重视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实现弹性化管理。即一方面认真研究环境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灵活、权变；另一方面，充分把握环境革新所带来的机遇，能动地加以改造，最终实现组织内外的协调联动。第三，管理从无效走向高效。传统公共行政打破了人治行政和经验行政的枷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管理效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和现实缺陷日益显现，对此必须有新的发展模式来修正和改造之，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为特征的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它直接瞄准低效行政问题，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和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通过重视管理结果和放松规制，最大限度革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弊端。而公共服务理论在进一步拨正公共管理发展方向的同时，承继了公共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在政府设计上凸显“小而能”的治理理念。在外部，政府组织合理划清职能边界，科学调整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采用市场控制和激励竞争的方法，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同时，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增强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而在内部，政府组织则合理确定行政编制，调整组织结构，控制组织规模，健全制度机制，构建权责体系，减少管理内耗，改变传统的过程控制导向为结果控制导向，实行绩效管理，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三)法律领域 公共行政的发展从法律层面上而言，主要存在以下趋势：第一，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经历了从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乃至服务论的演进历程，这与行政环境的变迁和公共行政价值重心的转变相伴而行。在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从政治遮蔽下分立出来的行政，其最独特的价值追求便是管理和执行的高效。因此，如何切实保障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就成了公共行政在法律层面上的主题，“保权”“管理”也成了公共行政的法律价值核心。而随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世界各国普遍进入了“行政国”的时代。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无所不在，致使它在管理和应对公共事务的同时，也时常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公共行政演进中的一把“双刃剑”。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证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各国在立法和执法中，普遍调整了法律理念，更多地强调用法律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与行政行为的实施，即从“保权论”转向了“控权论”。但是，过分的控权又往往会使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缩手缩脚，并且丧失积极管理和主动行政的热情。为此，各国政府又对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进行了重塑，即公共行政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保证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性，确保其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应采用法律的手段去规范、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而正当地行使，避免行政权力异化和无责任状态的发生，从而在管理和控权的协调中实现价值平衡。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后，使得公共组织最重要的职能落在了公共服务之上。因此，如何用法律的手段确保公共组织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且保障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权利，便自然成为了公共行政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服务论”作为“平衡论”的升级又成了公共行政更高层次的法律价值。第二，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和管理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由于行政环境单一和社会力量薄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成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主体，它依托垄断行政权力分配着社会集体的资源。此时的公共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而所谓的法律规范也主要针对行政权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所面对的行政环境日益复杂和多元，社会的不可治理性明显增强。为了化解自身的治理危机，政府必须分放和让渡相应的行政权力，使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和市场，通过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方式，在合作治理基础上有效地增进公共利益。在上述背景下，治道发生了从单极统治向多元治理的重大变革，行政主体种类由此扩大到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 社会力量日益走上了治理的前台，填补着政府管理的缺位，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有效地回应了公共需求。此外，公共行政在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在官僚体制的制约下，政府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往往强调命令服从、令行禁止，这反映在法律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单方、强制、刚性的行政行为广泛被运用，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而到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社会力量日益崛起，公共行政价值目标转换，客观上要求政府在行政行为的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权利参与和诉求表达，并尽可能在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政府都一改传统的单向管制方式，而更多地引入了柔性的管理行为，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调解等，这些行为更加注重政府和公众的合意与协作，既有助于政府更新治理理念，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管理思路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共赢。第三，公共行政在法律上经历了从神秘化向公开化的转变过程。在公共行政早期，由于以官僚体制为主导，行政组织作为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存在，其回应力和透明度偏低；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法律也没有规定行政组织公开的义务。因此，社会公众往往缺失实质上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一个“黑箱”。而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得以正确回归，公共部门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已成为严格的法律义务。公民的监督、建议、批评、表达等权利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确认。各国的法律普遍规定，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必须将管理的事务、内容、权限、过程、程序、信息等向社会公开并自觉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评判，从而确保公共管理在法治轨道上透明、责任化地运行。 作者：黄建 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效率提升途径 1影响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主要因素 1.1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管理体制是建国之初在借鉴原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它的缺陷和弊端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诸如部门林立、层次繁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副闲职多，突击提干，官少兵多的现象等都很严重。不改变这些缺陷，行政效率就不能提高。 1.2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方面问题 行政人员素质的高低，是行政效率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我国现阶段的行政人员的个体素质还很不理想，政治素养、思想道德、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等，离国家公务员的法定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第二，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在行政组织的群体素质也还不能很好适应现代化行政工作的需要。 1.3行政管理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意识问题。社会主义的行政工作代表和实现着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因而必须严格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活动，做到一切行政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缺乏法制观念，是当前我国行政工作中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第二，现代化的效率观念问题。冗余的机构和人员只能是整个系统效率中的故障因素，在行政管理中必须彻底破除小生产的效率观念，强化现代化的效率观念。 1.4行政管理技术和手段方面的问题 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手段，已经成为保障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必备条件和物质基础。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单凭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已经不能保证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率，所以对各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专业技术和有效方法的充分应用，就成为高效率的现代行政工作的依托。第二，我国运用现代化技术装备来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刚刚起步，还没有力量全面拥有高质量的技术装备，来推行行政效率的迅速提高。 2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2.1组织结构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行政机构存在的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繁多的现象，都主要是属于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在机构的设置上能够做到管理统一，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幅度适当，指挥机关、执行机关、参谋咨询机关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组织内部职责明确、相互协调、沟通密切，这样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就能高效率的运转。 2.2人事管理不甚科学 工作人员的素质如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否协调起来，对行政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任何行政机构都是由人所组成的，任何管理活动也必须由人去完成。长期以来，在我国行政机构中出现的人浮于事、办事相互扯皮等现象，虽然也和机构设置、管理体制有关，但是没有一整套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却是直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2.3行政法规不甚健全 行政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必须要有健全的法规来保证。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着系统的行政法规，机构的设置、职权、人员编制、工作程序都有明文规定。我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因而积弊较多。 2.4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比较差 一般来说，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工作的安排随机性大，不是有了某种专门的知识才干某种工作，而是首先干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再去积累知识，这就往往造成经验化的工作方法。 2.5理论指导十分薄弱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管理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以为只要基于崇高的理想和热情就能解决问题，因而一直没有将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在实际工作中，靠的是领导者个人的经验而很少讲科学性和集体的智慧。如果说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理论指导作用还不太重视的话，那么今天，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出高效。 3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基本途径 既然影响行政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就需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具体来说，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途径有： 3.1实现行政组织机构设置的合理化，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组织保证 首先，要改革行政体制，简政放权，划清职责范围，加强制度建设，层层建立或健全责任制和考核制。其次，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设置机构，多余的取消，重叠的合并，减少中间层次，裁剪冗员，少设副职和虚职。再次，机构设置的结构比例要适当，健全决策、执行、信息咨询、监督四大类机构，改变目前机构设置上执行系统过于庞大、信息反馈不畅、监督无力的状况。同时，还适应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减少专业管理部门，加强综合管理部门。当前，机构设置合理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解决冗余人员的出路问题。因为解决不好这一问题，仍然会出现“精简一阵风，减后又猛增”的局面。为此，在解决方法上有以下几种：第一、兴办经济和服务实体；第二、充实企业力量；第三、到事业单位做技术或管理工作；第四、充实到基层或挂职锻炼；第五、允许辞职自谋职业；第六、按公务员条例要求，实行统一考试，不合格者调出行政机关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机构改革后的成果。 3.2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所在 首先，要加强行政人员的知识教育和专业培训，实现行政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和职业化。人的能力来源于知识，知识越多，预见越准，能力就越强。其次，要把具有不同能力的行政人员安排到与之适应的行政岗位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加强训练的针对性。一般来说，高级行政人员应具有分析判断、决策和领导能力；中级行政人员应具有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或部门之间关系的能力；初级行政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再次，要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调动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3实现行政管理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物质技术保证 行政管理工作涉及面广，工作繁杂，信息量极大，因此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与方法，才能高效率地完成行政任务。首先，对于常规性、连续性的工作，可以编制相应的程序，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来完成；对于非程序性工作，依靠行政人员和专家的智慧与创见来完成。其次，在整个行政管理过程中，不仅注意采用计算机、无线电传真设备、复印机、录像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而且还要把新的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广泛运用到行政管理工作中，提高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程度。 综上所述，不断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是公共行政管理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因此，大举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是我国一项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多元化公共行政管理创新论文 一、引言 公共行政管理作为国家行政机构处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活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宏观性。目前，基于国家的整体发展路径，公共行政管理呈现出总体协调、部分矛盾的主要形态。换句话说，在中央行政机构的整体监管下，公共行政管理事业呈现出逐步平稳向上的趋势，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各行各业之间处于友好合作的互动关系，然而，由于公共行政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国家行政机构与公民、企业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和分歧，这就使得后阶段的公共行政管理仍然是国家发展和建设的重头戏，需要得到社会层面的普遍重视和关注。 二、公共行政管理的特点 (一)全面性 公共行政管理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国家资源调配和事务处理，都有一定的主动权和掌控权。从提供产品的角度来看，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主要是指社会公有事物的共享与传播，既包括了物质层面的具体资源，也包括了精神层面的人力及思维资源。一方面，政府部门作为主要的行政单位，对公共行政管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市场物资的调配与控制，还是企业内部资源的统筹管理，行政机构都作出了合理化的产品提供和拓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作为主要的人才培养机构，仅通过与学校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加强了对应用型人才的整体培养，还协调学校与企业单位之间的联系，促使，多元化的应用型人才得以开拓市场，真正作用于社会。由此看来，提供产品作为政府机构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社会资源的调配和管理起到了直接作用。 (二)公平性 当今社会，政府机构首推公平性和公正性原则，这就意味着公共行政管理的实施，进一步落实了公平性。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政府机构所推行的公平性，落实到社会层面的各个阶段中，对不同行业的不同人员都起到了重要影响。公平性原则往往受到两方势力的共同牵制，其一是政府机构为主的公共行政单位，其二是司法机构为主的相关法律条文。在公共行政单位方面，对于公平性原则，往往呈现在资源调配和人力资源管理中，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调配，往往考虑到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因为权势或能力，而产生一定的分歧和局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性的有效运行;而在政府依法行政方面，出于公平性的考虑，对于不同的社会阶级采取相同的法律制度，这就使得制度的实行和推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公平性，而这自然也就成为了依法治国条件下，政府实施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特点。 (三)强制性 公共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的依法监管上，从政府机构政策的落实和实施角度来看，强制性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特点，对公共行政管理的进一步强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从依法行政的对象来看，法律法规针对于每一位公民公平使用，不会因为公民的权和钱而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使得公共行政管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是公共行政管理强制性得以呈现的必要保障;从依法行政的制度来看，国家行政管理的制度完善进一步落实了强制性的基本原则，从现阶段的工作行政管理建设上来看，无论是公共行政管理的资源配置还是人员调控，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了法律性的保障，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行政管理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管理模式，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强制性原则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力度和作用。 (四)宏观性 政府机构在处理公共行政管理事务过程中，往往会呈现出宏观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政府这一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机构，对于市场资源的控制、调配和监督，通常会选择政策扶持和制度管理。区别于市场方面的微观调控，政府从宏观的角度着手，不仅大范围地参考和审读了过去的历史文献资料，对以往的实战经验作出了相应的分析和研讨，还针对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事务处理的实际发展情况，寻求其中所存在的相应问题，立足宏观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理解。从目前的公共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政府部门的管理模式主要是精神领导和组织领导，这种以文化思想效益为主的建设，政府部门主要是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而对市场的调节与处理，则予以了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三、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情况 (一)政企信息交互明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行，社会各层面间的相互合作力度逐步加强，使得当今社会对于政企结合的现象，也逐渐趋于增多。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机构的发展情况，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后期发展，而企业的实际发展现状，同样会作用于政府后阶段的整体变化。政企信息交互明显，使得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受到了一定的波动。一方面，企业的资源配置和资金支持，对政府的宏观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帮助;另一方面，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发展现状，会直接影响到市场秩序的稳定性，最终作用于政府部门的发展和规划。 (二)公共行政管理涉及面广 公共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部门处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活动，因此，往往会涉及到多个领域的多个方面。在这样的基础下，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只是单一的理论知识的运行，而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汇总和革新。由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涉及面较为广泛，这使得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开展的难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也成为了社会市场秩序能否稳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对社会的平稳发展与否有着密切联系。 (三)物质和精神一同发展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不再是单一的物质世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精神世界的需求，远远高于对物质生活质量的追求，而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同样顺应这项基本原则。根据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情况，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事物的处理和完善，更主要的是加强了精神内涵的培养和凝练。在这一社会基础上，物质和精神一同发展。其中，人文主义精神作为重要的精神内涵，已经得到了公共行政管理行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四、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管理机制不透明 就目前的公共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对于内部管理机制的建设，仍然存在不透明、不规范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公共行政管理的落实，也妨碍了政府管理在后期建设中的真正应用。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落实和开展，通常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管理机制的不透明，往往会带动相关负面现象的产生和出现，例如贪污腐败现象的加剧，则是其的重要呈现和证明。 (二)公共行政管理的人员职能尚不明确 人员调配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些不适应时展需要的负面现象，而正是此类现象的推广，导致了公共行政管理未能完全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共行政管理的力度欠缺。从人员职能角度看，原则上，不同员工应当持有不同的管理职能，然而，由于受到制度的局限性的限制，往往存在一部分人员的篡位现象。人员职能的尚不明确，使得公共行政管理内部的分工尚未细化，容易造成管理机构的秩序混乱和结构冲突，这是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的。 (三)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陈旧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落实，我国相关机构主要是采取了传统的管理模式，由于陈旧的管理模式未能真正适应现阶段发展的实际需求，这就导致了，当今社会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和限制。从政策公开化角度来看，对于政府政策的公开，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往往会采取纸质文案的方式，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网络技术的应用，通常会造成政策公开的局限性。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容易导致政策公开的广度和力度无法得到有力保障;而从监督管理角度看，政府的监督没有充分考虑到电视媒体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贪污腐败等公共行政管理的负面现象，未能作出及时的批评和指正，这将会影响到政府机构的后期建设和未来行政管理建设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由此看来，陈旧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对于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五、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化对策 (一)强化社会对政府机关的整体监管 众所周知，社会是一个高度统一和合作的整体，无论是日常工作的开展，是社会整体的进步，都呈现出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强化社会对政府机关的整体监管，是后期公共行政管理创新化的重要对策之一。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首先应该仔细分析社会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根据两者的互动关系，正确拟定合理的解决方式。一方面，通过政府部门的核心监管力度，来加强其对社会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协调;另一方面，也通过社会监督这一重要权利的实现，来强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机构后期发展的监督和管理。通过社会层面的整体势力和政府部门的核心势力相互结合，最终作用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性发展。 (二)充分应用电视媒体的监督作用 电视媒体作为新晋的监督机构，凭借其明显的透明性和广泛性，而对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重要的监督和管理的直接作用。在后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充分完善电视媒体行业的发展机制，遏制住电视媒体的不透明现象，以强化电视媒体的实际监督力度。换句话说，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电视媒体对公共行政管理重要的监督作用，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政策的开展，从而奠定电视媒体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而电视媒体也应该完善自身内部机制，通过对不规范社会现象，尤其是对违规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层面的整体监管力度。 (三)加强网络技术的合理应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通讯技术已经普遍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需要，这也就是说，通过加强对网络技术的合理应用，可以作用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和落实。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为政府工作的监督和管理提供了契机。在后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应该通过网络技术的应用，促成线下和线上两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有效合并和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强网络技术的应用，不仅是当今社会强化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对于企业的私人管理以及人员调配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借鉴。由此可见，强化网络应用技术，是造福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备良药。 (四)强化人文主义精神的建设 我国是个广泛推行人文主义的国家，这也就是说，通过强化人文主义精神的建设，不仅能对社会市场秩序的协调，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还能通过其在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从而奠定政府强有力的公信力。如何根据新时展现状，强化人文主义精神的建设，不仅是政府部门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应当普遍关注的关键内容。为了更好地落实好人文主义教育，应该从现阶段的学风建设着手，将就学的学生作为人文建设的主要对象，为后期的人文社会形成和完善，奠定必要的基础和完善。除此之外，还应该在中小企业内部加以知识点的灌输，最终作用于社会层面整体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建设和提升。 作者：张丽萍 单位：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激励机制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进行，国家逐渐加大了对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视，尤其是一些相关法律的出台，给予了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更好的发展前景，并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尤其以员工懒惰、不负责任的现象最为严重，基于此，我们借助现代激励理论指出了一条提高公共行政管理质量的可行方法，并结合激励机制的作用对其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原则进行了详细介绍，以希冀给予广大公共行政管理单位一些帮助和建议。 关键词：激励机制；公共行政管理；基本理论；运用 引言 根据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给激励的定义，我们可将激励归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内心状态，即人类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皆构成了对人的激励。也就是说，激励是一种动力，可以诱导人们按照其预期的目标进行各种社会行为，而同样，借助激励机制，用人单位便可以不断的开发优秀的人才资源。基于此，我们通过研究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帮助公共行政管理单位获得更多优质量的人才资源，对于提高其行政管理水平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激励机制的概念介绍 1.激励机制的定义 简单来说，激励机制所研究的主要指影响人的工作行为的动力因素，即研究人的各种工作行为受到何种因素驱使，同时也涉及到一些促使激励措施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 2.激励机制的种类 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精神激励、薪酬激励、荣誉激励以及工作激励等，而合理借助四种激励机制的关系和特点是提高员工工作热情最为有效的方法。 二、激励机制的作用 1.增大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 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绝大多数组织都可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奖罚机制，同时也可营造出一个竞争、合作的工作氛围，而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组织的吸引力，帮助组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同时也可充分调动组织内部人员的工作热情，使其牢牢的抱在一起，共同完成组织的任务要求。 2.提高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 经过有效的激励，组织可以逐渐转变员工的工作态度，使其以一种积极、主动、自愿的态度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同时激励机制也可以逐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帮助其树立一种与组织荣辱与共的思想挂念，进而达到提供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效果。 3.增强员工创造力和革新精神 借助激励机制，组织可以建立起完善的奖罚机制，而在这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中，员工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潜能，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加有传造性、更加新颖的创意，进而使组织始终保持一种新气象。 4.提供有益的工作环境 前面提到，员工处于一种拥有积极机制的工作环境内，会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同时也会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进而便会促使整个组织的所有员工都能满怀热情的投入到自身工作之中。 三、现代激励理论介绍 1.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将人的需要分为了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层次、安全需要层次、社交需要层次、尊重需要层次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而要想完成这些需要，人就必须激发自身的原始驱动力。换言之，五种层次便是人类最基本的激励因素，而通过研究这五种层次，我们便可以深层次的进行实施管理、激发冬季以及引导行为等方面的探索。 2.双因素理论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双因素理论来看，我们人类所受到的影响工作因素主要包括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种，也就是说在工作中管理者除了要为员工营造愉悦的工作环境外，还应促使员工对工作自身产生兴趣，只有这样，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才能得到全方面的提高。 3.期望理论 就弗洛姆的期望理论而言，我们人类所获取的激发力量等于效价乘以期望值，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提高效价和期望值，才能真正使员工获取更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动力。 四、激励机制在公共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原则 1.公平公正原则 在任何时候，公平公正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运用激励机制时，如果不能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就很可能出现奖罚不公的现象，这样不仅不能起到激励机制其应用的效果，还可能大幅降低部分员工的工作热情，使组织的工作效率不进反退。 2.适度原则适度原则 指的是当员工作出某些成绩时，应根据成绩的大小适度进行奖励。针对此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单位应及时制定一套标准合理的奖罚机制，以防止因奖励不适度所导致的影响人心现象的发生。 3.因人而异原则 针对不同特点的员工，应尽量遵循因人而异的原则，应根据职工的优势和需求采用不同的激励手段，例如针对某些员工可采取精神激励，针对某些员工可采取物质激励等，其中应重点注意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有机结合。 4.正反激励结合原则 仅采用正面激励对于某些并不上进的员工是不适用的，甚至还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公共行政管理单位应对一些不符合组织要求的行为给予适度的奖罚，并通过树立反面例子的方式起到约束员工行为的效果。 五、结语 综上，激励机制对于组织的发展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而只有充分考虑到运用激励机制的几点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单位才能真正提高自身员工的工作热情，才能更好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王一帆 单位：西北大学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中信息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社会信息化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大趋势，它正推动着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程。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诸如行政人员、行政决策、行政组织、行政方法、行政公文、政府管理模式等公共行政要素和过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信息技术公共行政 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是最基本和最为普遍的技术手段，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必然会普遍应用着信息技术，公共行政的领域也不例外。当前，我们正处在公共行政信息技术化的起点，预测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中带来变革的合理形态，对于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自觉接纳和应用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信息技术对行政人员的影响行政人员由于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体能的延伸与增强。借助于信息技术，如电信、机器办文办事、远程会议，打破了时空限制，行政人员可以看到、听到、触觉到以前无法感知的事物，可以完成以前体能无法完成的工作。 开阔视野，提高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开发可使行政人员及时获得大量信息，有助于他们逻辑地、辩证地和系统地思考问题。互联网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极大便利，使得行政人员“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可能。时间和精力的节约。信息技术节约了原来靠人脑和文件处理信息所消耗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跨越时空，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观念的更新。行政人员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等现代化观念。 激励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对行政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节约了行政人员的精力与时间。前者成为行政人员不断学习与培训的直接动力，后者则提供了可能与机会。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如网络学校）更为行政人员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掌握与运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工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信息技术对行政决策的影响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对若干备选方案进行选择，以确定行动方案的过程。信息技术发展对行政决策的影响是围绕着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性和行政决策的效率展开的。 对行政决策目标的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为此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而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的满意为决策的根本目标，决策过程的行政参与民主公开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各地政务公开活动的开展，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削弱以至取消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分界。在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中，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下级对上级严格负责，“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而作出熟悉情况的决定。”[i]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在工作现场就可以作出必要的决策，无须事事先向上司汇报，再执行上司的决策，真正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所描述的：“由于新科技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愈来愈缺乏效率，谁是总统再也无关紧要，因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已从国会和总统的手中转移到州、市、镇和邻里手里。”[ii] 改善行政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管理决策的基石是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而信息的不完备是影响人们进行理性判断和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逐步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管理者，这样就改善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网络化电子政府的实现，使得公共行政决策者可以在广泛了解决策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避免了靠经验决策和决策信息不完备导致的决策的盲目性现象，从而提高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支持与强化行政决策过程。行政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类。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完成程序化工作的效率与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在计算机尚处于实验室阶段时，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只能用制表机来处理普查数据，以至于在人口普查结束4年后，数据尚未处理完毕。第一台专门设计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UNIVAC[iii]，就因总共服役7万多个小时并成功处理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数据而被载入电脑史册。这是计算机处理程序化决策的成功范例。而对于非程序化决策，信息技术也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1952年下半年，美国朝野都忙于为次年大选作准备。候选人分别是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62岁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演说家阿德莱史蒂文森，由于前者早已解甲归田，新闻界舆论对后者获胜的把握几乎一边倒。出于好奇，新闻界请出UNIVAC来做个预测。数据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电脑认为获胜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且票数与史蒂文森相差悬殊。人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UNIVAC依据的不过是5％的选票，根本不足为据。然而，大选结果却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大获全胜，且选票超过对手 五、六倍。[iv]UNIVAC又一次证明了信息技术在非程序化决策中的强大作用。 三、信息技术对行政方法的影响 信息技术与行政方法密不可分。所有行政方法都要有相应的信息支持，而有些行政方法就是专门为保证信息流通而创立的。信息技术发展引起行政方法的创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讯手段。例如目前行之有效的网络规划技术，就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予以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能。网络规划技术源于十九世纪末美国学者甘特发明的甘特图，后发展为横条图形计算法，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安排工序和时间的图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成为网络规划技术。著名的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就因为使用了网络规划技术而使原定14年的计划提前5年实现。网络规划技术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其工作程序的模型化建立就得益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运用。 创立全新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决策支持系统（DSS）、电子会议系统（EMS）、远距离控制、分布式工作的统一协调、动态网络计划成为可能。目前，我国政府上网工程就采用了一整套全新的管理方法，如人民银行网上支付、海关总署报关单和外汇联网的外汇核销系统、工商局红盾信息网提供企业数据库、国税总局增值税发票稽核系统和电子报税等。这些管理方法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 四、信息技术对行政组织的影响 传统的行政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结构。它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与素质较低的人员和平稳的管理环境相对应，而且也是受信息技术不发达制约的无奈选择。科层组织结构的最大优点是效率很高，其弊端在于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而且压抑组织成员自身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科层组织的革新不可避免，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间管理层的缩减以至取消。中间管理层是信息通讯技术落后的产物，它的存在既减缓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又易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种失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间层次为了争功诿过而导演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这也是信息传递不畅的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将通过加强操作执行层与高层决策的直接沟通，逐步缩减以致最终取消中间管理层。管理幅度增宽。信息技术使管理者和其下属可以随时了解对方的状态和意图，而且仅占用很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一个管理者能够指导更多的下属人员，增宽管理幅度。这一趋势对于行政机构改革有一定的启发。 行政组织绩效的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一个行政组织要完成与过去同样的工作量所需行政人员大为减少，从而行政组织更加精干高效。行政组织中信息技术的采用有利于提高行政组织产出绩效和促进行政组织成员的自身发展。信息技术可保证行政组织成员间的全方位沟通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 五、信息技术对行政公文的影响 行政公文，是指机关、部门、团体在处理公务活动过程中，按特定体式形成与使用的、具有法定效用的文件。[v]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办公或其他业务环境，如行政部门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电子商务等，便产生了电子文件，这是一种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的行政公文。它具有许多与传统行政公文不同的特点：（1）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2）系统依赖性：电子文件的使用依赖于一定的硬件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3）载体的无信息性：从远古的甲骨、缣帛、竹简到纸张，载体的意义远大于“承载物”这一项，它和载于其上的外部特征，如字迹、书写材料、签字、印章等共同构成文件原始身份的“证明人”，但对于电子文件，载体本身及其上的外部信息消失得无影无踪；（4）信息的灵活处理性：制作电子文件时，我们可以任意地增、删、改。单纯从电子文件本身来看，修改的痕迹荡然无存。 电子文件的上述特点对行政公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件记录的原始性、凭证性受到冲击。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证据必须是原始文件，其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如审理经济纠纷所依据的主要是合同原件。传统的文件，内容一旦依附于某一载体之后，一份“原件”就产生了。即使被更改，也会在原件上留下痕迹。电子文件由于其复制的简便和文字编辑软件功能中引以自豪的整齐而美观的标准字体和字号，谁又能确认电子文件的原始性呢？传统文件利用封泥、骑缝、按指纹、画押、签字、盖章等方式来确认身份，而在电子文件那里，这些方式则无能为力。出于维护某种既定的社会秩序或维护某种经济利益的目的，人们对电子文件提出了身份认证的要求。现在诸如数字签名、存取控制、信息追踪加密和防火墙技术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部分可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国防部数次被黑客侵入，印尼总统电子邮箱被炸，某些网上主页被篡改等等都说明了电子文件的脆弱性。 重要原始文件的流失。由于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许多电子文件都将会随着电子脉冲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或者是电脑遭遇病毒或者是受到黑客袭击，甚至在你不经意的一敲一点中，某一重要文件就荡然无存了。许多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在适当时候自动删除或更新某些数据的功能。形成文件的业务人员往往考虑用这份文件处理现实事务，对于其中哪些东西今后有用，需要保存而考虑不周，甚至全然忘记。对传统文件的管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收、发、签、办、归档等工作流程的规章制度，因此传统文件的管理步步为营，井然有序。而电子文件的管理中还远未形成类似的严谨而有效的措施。这就要求文件及档案管理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的初期积极参与，提出有关功能要求，在系统运行的适当环节，加入签发、签收、鉴定、制作原数据信封、归档保存等管理步骤，最后将电子文件保存在系统硬盘、软盘或光盘上留存备查。 数字文献的长期可读性“朝不保夕”。电子文件的载体有硬磁盘、软磁盘、光盘等。杂散磁场、氧化作用，材料的老化变质、污染、划伤和皱褶，会很容易地抹掉这些载体上记录的信息。另外，因为不断有新的、不兼容的媒体形式和存贮格式出现，数字式文献常常会在存贮它的媒体还没有破损之前就不再被使用了，现在还有多少人使用5英寸的软盘呢？涉及电子文献长期可读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计算机病毒。大多数电脑系统都很容易受到旨在破坏它们的病毒的侵害。1998年流行的能破坏硬盘上的数据的“CIH”的病毒给人们造成的恐慌绝不亚于一场战争。 电子文件的法律意义。从法律角度来看，一般较重大的行政行为都应采取书面表现形式，而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应被视为无效行为。从实践上看书面形式各种各样，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但结合电子文件的实际，可将网上的行政通告视为一种新的书面形式的行政行为。 六、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变革：政府信息化与电子化政府的实现 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大潮正以不可抵挡之势扑面而来。它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政府的管理模式带来一场革命。政府信息化，就是工业时代的政府（即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政府（即现代政府）演变的过程。[vi]而电子政府是一个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总体来说，电子政府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政府机构各部门实行电脑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帮助提高政府在行政、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效率。电子政府利用信息技术，积极推动精减组织和简化办公等工作。 利用政府内建立的网络、信息和应用，为公众社会提供优质的多元化服务。政府的信息网络覆盖政府的各级部门。电子政府利用统一的信息资源，通过语音、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为公众提供简便的多元化服务。 以政府的信息化发展推动和加速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只有向公众展示高新技术的应用，让社会享受信息网络的便利，才能切实地推动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政府上网工程具有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是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综合实力及国家竞争力的最有力的保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必然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弱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国际活动的透明度。遥感器和卫星技术把大多数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和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置于全时辰、全天候的监控之下；视频和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和卫星通信技术使图文信息即时传递成为现实。在国际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控和可能的外部干涉的影响下，国家在国内外事务，特别是在核军备竞赛、军备采购、能源政策、污染标准等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上作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受到削弱。 由于因特网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污染，如：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上走私、网上贩毒、网上黑客，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规范网络行为？积极寻求对策是公共行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现状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前传统模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结论；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等，具体材料详见：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着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着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着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新晨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公共价值 税务部门作为公共部门之一，公共性是其行政管理活动的主导价值取向，它既能在宏观上指导和规定整个税务行政管理活动发展进程，又可以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税务人员的管理行为。探究税务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进而推断出其价值产生的根源，对于公共管理的结构设计、功能定位、管理方式选择都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公共性价值的内涵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共性”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解，但从公共管理角度来看，“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政府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支持公民社会，体现公开与参与。第三，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意味着公共利益是政府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倾向。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 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公共性价值的内在要求在2004年国家统计局新颁布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规定里，明确了税务部门“公共管理”部门的行业性质。税务部门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具有与其他公共部门相同的价值取向。它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其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第二，用来从事税收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 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因此，税务部门应该是一种“公益组织”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组织”。 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当然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公共性不是税务行政管理的主导价值取向，而不是唯一。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除了正义性和公平性以外的主导价值，税务行政管理活动也有安全、自由度的价值要求，也有成本——效益的核算问题。按照公共性的要求，作为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其道德价值坐标应包括三个主要向量:其一，税务公务员必须建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如征税权、检查权、稽查权、核税权等，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三，必须确定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 前三个维度反映了社会对税务部门行政管理绩效量的要求;秩序、公平和民主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解决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互动行为模式，反映了社会对税务行政管理质的要求，后者在税务行政管理效率评估的过程中，可通过纳税人的满意程度这一价值判断来体现。 公共性价值根源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 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由此产生了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产生的特殊背景使其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对公众利益的追求和公共服务的重视。 可见，公共部门的公共性价值导向根源于“公”、“私”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矛盾。税务行政管理就是税收征管资源的配置问题。具体来讲，税收征管资源是在贯彻各项税收政策、提高纳税人遵从水平而开展的税收管理活动中能够起主体作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特指对税收行政管理活动中所能够投入和控制的各项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 税收征管资源是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来自于公众的委托，其根源是公共需要即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公众为了取得公共产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税务部门负责组织收入，其征税权是公众的赋予，与公众形成委托关系。另外，如果借用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企业是对于市场的替代）来看待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及其权威也是对市场的某种替代。 因此公共部门存在的理由是:政府通过垄断赋税进行公共管理的成本，通常要低于社会成员在完全市场化之下从事公共事务的交易成本，即在社会资源分配给公共部门之后，社会总效益较分配前应该是增加的。当然，不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还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一方面说明税务部门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价值导向的基础。 优化税务行政管理近年来，在加入WTO、体制改革、经济转型三大合力的推动下，中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深刻的大变革，在职能转变上，突出表现为管制行政的传统正在被摒弃，服务行政正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被注入到政府职能设计和政府行政中来，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正在逐步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作为政府的重要执法管理部门，税务机关也要进行相应的职能定位和转换。按照前述公共性价值导向的要求，税务行政管理的变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加强税收立法的民主性现代税收概念也被学者称为“民主税收”。 在此前提下，税收只能是满足人民自身福利需要，并经人民同意而征收的由人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费用。在实践中，税收的民主性则主要体现在税收的立法上，而且民众参与是民主概念的题中之义，税收立法民主必然要求民众参与。200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召开了听证会，迈出了税收立法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但是，税收立法民主机制的完善需要公众参与。提高税收立法的民主化水平，让民众参与到税收立法程序中来，必然增强税法的公众认同度和遵从度，降低税收的成本和执法难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众消极对抗税法的执行，减少征收阻力和偷漏抗税的发生。 （二）完善税收法定原则公共性价值要求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规则制约，税务部门可通过完善法定原则实现这一目标。税收法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课税要素明确原则。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课税要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征税程序要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为了做到“课税要素明确”，我们的立法要避免用模糊的词语。2.税收程序法定原则。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所依照的程序要素均须经法律加以规定。虽然税收程序法定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然而从约束公权力的立场出发，更为关键的是强调征收机关要依法行政，因而征收机关的课征不但须满足程序的合法性，而且不得越权或滥用裁量权对税收事项任意处理。 （三）优化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税务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决定了税务部门是服务行政机构，我们必须把服务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将建立公共服务型税务机关应作为新时期税收管理改革的主要目标选择，从部门性向公共性转变，从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共服务部门转变，从传统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管制型税务机关，向以社会本位、纳税人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服务型税务机关转变，实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进一步相应调整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在公共性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把纳税服务改革和税务机关职能转变引向深入。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特质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研究 摘要:高校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根源于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综合性造就了行政管理专业体系的复杂性。当前我国高校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存在着若干教学难点，主要体现为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和教学过程几个方面都存在着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努力探索能够兼顾基本理论而又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方法，做好“中西结合”、明确“中西差异”，有效突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公共行政;教学 一、公共行政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 (一)公共行政的起源与特质 公共行政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从政治学当中分离出来、形成自身特有的学术研究体系，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公共行政研究起源于美国，而后经由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而拓展到世界各地，为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必然要求。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在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高速向前推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层出不穷。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政党分赃制”(Spoilssys-tem)一度大行其道，由选举造成的周期性政治震荡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官员更替;这种人员频繁更迭进一步使得政府管理工作非常不稳定，公共政策也难以长期坚持和落实。行政管理变革的要求迫在眉睫，1883年美国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宣告了美国行政文官制度的建立和“政党分赃制”的终结。为了回应社会现代化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同时也作为对行政文官制度的深度理论阐释，1887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行政学研究》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出来的必要性。1900年，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发表了《政治与行政》一文，指出了美国环境下实现政治与行政二者协调的特有方式即法外调节。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和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在各自的大型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可以用于行政管理的、普适性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习得的。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研究自其诞生之初，就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而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当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1926年伦纳德•怀特(LeonardD．White)所写作的《行政学导论》作为世界上第一本论述公共行政学的大学教材，对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同期卢瑟•古利克(LutherGulick)根据自己在美国公共行政研究所的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体化行政原则”，由此公共行政研究的“价值中立”取向和“政治无涉”立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至此，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础。随着各派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探索的不断深入，这门学科的内容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其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立场也不时有变化的倾向，整体呈现出“螺旋式前进”的状态。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公共行政如今已经成为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高校当中建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与之相适应，体现出了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 (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重建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 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建立，源于我国社会科学界对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重新重视。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者夏书章的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使得原本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过程中被撤销的公共行政学科目得以恢复，重新回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领域。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共同举办的行政管理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反映出政府对公共行政研究开始了正式的重视。而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成立，更是被誉为中国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1］。自学科重建之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学科重建，即建立学位点和教育体系。有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公共行政研究都在这一时期产生，但从整体上来讲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队伍规模有限，对于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范围仍然比较狭窄，专业化的程度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内容大多以概念讨论和辨析的层面为主，对我国的本土实践问题的关注也较少，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应用尚显不够。对于根植于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处在吸收借鉴的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吸取西方对公共行政研究早期与中期的成果来实现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大环境的广泛影响，我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也在逐步拓宽领域、越来越多地结合本土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38—39。我国各大高校设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呈现出了与公共行政研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发展趋势。自学科重建至今为止，我国各大高校相继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对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教学研究的延展，与国外高校的相近专业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是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较快，无论是在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方面都一直有所提升，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兼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截至2010年9月，全国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院校已有308所［3］。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学术研究推动着公共行政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和素材。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当中遇到的难点，也正是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与特质所决定的。 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所在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带有浓厚的“移植”色彩，主要表现为研究范畴与学科结构的“移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效仿，以及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流派、思潮、热点问题等等在我国国内引起的关注与共鸣。在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国际知识的引进和消化属于国际化，立足本土需求的外来知识的加工和新知识的生产属于本土化，本土知识的输出又属于国际化的范畴。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对西方理论和治理模式的了解具有高度同质化色彩，而对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缺乏足够的把握”［4］。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适配性，避免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面前被动受限，落入“简单西化”的窠臼，则成为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环节当中，则凸显出更为重要的一面。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分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两类，这两类教学在课程体系设置、教材选择和教学过程管理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仍存在某些共性可循，教学环节遇到的难点也具有共同之处。 (一)课程体系设置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体现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实践双重性。一般来说，本科阶段设置的课程主要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分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类)、全校选修课、社会实践和学位论文这几大模块。其中，除了全校选修课内容与行政管理专业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之外，其他几大模块的课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行政研究有直接联系。例如，学科基础课涉及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课则有中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领导学、市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关系学等;社会实践要求学生参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等相关职位的实习活动;学位论文更是考量学生对本科四年学习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在研究生阶段，课程的几大模块划分基本不变，但受到学习年限的影响，使得每个模块所包括的课程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减少，但在课程内容和深度上较之本科阶段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思维创新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我们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同样呈现出综合性、交叉性、理论实践并重性的多学科复合特色。首先，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始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复兴，故而起初基本上借鉴的就是国外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置模式，其课程包容性强、涵盖了公共行政研究涉及到的绝大多数学科，而这一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公共行政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并非纯粹“务虚”的研究学习。因此，不仅仅是社会实践这一门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当中很必要，而是所有课程都需要学生经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理解和感悟才能够真正融会贯通。再次，课程体系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课程所在学科都产生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我国的研究时间也已不短，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仍然是以参考西方的研究成果为主，中国化的研究理论尚未真正充分建立起来。由上所述，如何对课程体系加以改进，在课程体系中更多凸显中国特色，是值得深思的。 (二)课程教材选择 想要一门课程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适当的教材使用是分不开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积累，参考了大量学术资料之后进行的原创编写，此类教材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21世纪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等等;二是国内学者挑选比较经典的、评价较高的、使用口碑较好的国外著作，通过合法渠道得到授权，再翻译成中文版本并在国内出版(中译本一般都会适度地去除不适宜中国国情的内容)，此类教材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经典译丛”系列著作等等;三是原版的外文教材，或者是前面所述中译本的原文教材，或者是其他在国内尚未有中译本但质量较好的学者著作。原版外文教材大多由一线教师推荐给学生用作前两类教材的补充，或者对教学内容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将其当作课外参考书目使用。不同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安排差异性很大，所使用的教材也包括了以上三大类，具体到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以上三类教材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使用当中也各有利弊:第一类国内学者自行编写的原创教材，从目录章节编排到行文用词都更为贴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学习思维，因此学生使用起来难度最低，适合本科生教学使用;缺陷是往往以纯粹的文字内容为主，显得内容枯燥。第二类国内学者出版的国外教材中译本，根据中国国情适度删除了书中不适合教学的内容，较好地保留了原书中基本的理论体系和趣味叙述，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具体案例都能够体现出显著的西方特色。由于语言叙述差异和文化习惯有别，学生初始阅读可能会存在某些理解难点，需要教师指点和多次反复学习才能适度克服，适合研究生教学以及学有余力的本科生使用;缺陷是教材内容完全来自西方，与我国本土现实差异较大，学习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由于原书语言所限，文字难免不够简练。第三类原版的外文教材，则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进行知识灌输，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全盘西化”的，因此适合外文基础较好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推荐参考书目;缺陷是书中可能存在不适合于我国本土教学的内容，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干扰。因此总体来说，如何管理、使用好教材，使其更有利地服务于教学也是难点之一。 (三)教学过程控制 根据对现实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大多以理论传授为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实践要求，但并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活动，因此对理论知识的传授成为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由前所述可知，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传授的基础知识有不少来自西方理论。然而，如何在指导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的同时，阐明来自西方的理论知识在中国特色背景下的适用局限性;如何在掌握和辨别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自发提炼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解释中国国情下的本土实践，这些都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以基础知识为主，由于考虑到现实需求和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主要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学科基础理论，努力拓宽知识面，尽量按照“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因此，教学的课程科目虽然较多，但内容一般不会过深。这就突显出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的重要作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基础课，对学生要求的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理解方面和对课程内容体系的整体把握方面;专业课对于学生的要求较之学科基础课要略高一些，考察学生在掌握了学科基础知识之后对于更加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而且教学内容也更为集中倾向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因而，如何引导学生在接受理论知识的同时，对其在解释中国本土实践的局限性方面形成清晰认识，仍是需要克服的难点。在研究生教学过程当中，则更应注意以上问题。研究生阶段的教学科目较少但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在学生已然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之后，鼓励学生进行自发思考、提问与探索。这就对教师的课堂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中”实践与“西”理论的有机结合，避免学生的思维被西方价值观所占据，杜绝“言必称西方”的情况在课堂出现，也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这些都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解决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难点的若干建议 分析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有利于我们对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对教学实践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而明确了问题所在之后，接下来就要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的放矢，方能避免资源浪费，也能帮助我们聚焦问题的核心，从而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处理。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完善课程体系，增加实践内容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案进行优化整合，在保留现有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学位论文等模块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实践在整个课程设置体系当中所占的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课余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实习或者志愿服务等活动，并且要求上交实习证明，撰写实践报告和论文;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当中，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参与课外实践的形式切身感受公共行政学在中国本土实践当中的实际应用情况，从而加深对学科知识的真正理解，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探索将学生课外实践情况以一定的比例计算进该门课程的总成绩当中;鼓励学生将课外实践中的所思所想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提出来，并且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撰写学位论文;加强对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重要性的宣传。 2.调整课程科目，增加选修课程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科目进行一定的调整，在保证专业必修课数量、不过分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专业选修课的数量，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性;教师在开设专业选修课的时候，应以研究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为核心，增加对于国内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导学生对本土实践问题产生兴趣，鼓励学生阅读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研究的著作并认真思考。 (二)教材选择方面 1.鼓励使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研究积累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让教师优先选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作为该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目使用;应当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的研究成果、教学经验和本专业教学大纲来自行编写课堂教学讲义，作为学生温习与参考之用，但要注意教师不应强行向学生指定必须购买自己编写并出版的教材。 2.适度使用国内学者翻译的国外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优先选择国内学者原创编写教材的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度使用一些国内学者所翻译的、较为优质的、已去除不适合内容的原版教材中译本，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参考书目，供感兴趣的或是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外阅读;在研究生教学当中，可以适度增加原版教材中译本在参考书目当中的使用比例;教师应当谨慎处理原版教材中译本的使用，向学生阐明该种参考书目的特质和局限性，必要时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3.严格管理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 对于某些学科由于国内研究和发展水平所限，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最新知识的，应当进行专门备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5］目的是坚决捍卫高校这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防止高校课堂教学被“精神污染”所侵蚀。因此，对于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必须严格进行管理;教师在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的时候，要指导学生认真分辨教材内容，自觉批判和抵制其中不适宜的部分。 (三)教学过程方面 1.把握好教学流程 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解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在采用具体案例分析时要强调“中”和“西”之间的差异。同时，还要注意掌控课堂讨论的方向，不向学生传递歪曲错误的言论和思想观念，发现学生有理解偏差时要及时纠正。教师本人要坚定不移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学术态度，课堂教学也绝对不能“言必称西方”;若发现学生当中出现不良话题，也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劝导。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讲:“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要强化理论武装和正面引导，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5］ 2.以教学促进科研 教师要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科研过程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整体地提升经验研究的质量，通过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扎根真实世界，开展中国公共行政的经验研究，并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基础进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要继续重视规范研究，探讨和反思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价值规范性问题并做出合理的阐释;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程度，积极吸收学科前沿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新的认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需求［2］42—44。 四、结束语 整体纵观我国的行政管理本土实践经验，其复杂程度绝非仅仅是通过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视角就可以完全涵盖和充分解释的。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应当在国家转型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概念、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并非只是跟随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解释而为。因此，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努力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当中的“管理学定位”［2］42。与此相应，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也应积极跟随本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步伐，立足中国国情，处理好“中西结合”中的难点，区分开“中西之间”的差异，在熟悉研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能够充分阐释中国国情的特色理论体系，并且将其应用拓展到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使学生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端正学习态度、服务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的教研一体化。 作者:田舒 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诠释加强国内公共行政管理效率 摘要我国公共行政效率不高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虽然经过数年的改革和调整，这些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本文指出了当前影响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主要因素，分析了造成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提高的措施。 我们所谈的行政管理效率，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以提高工效的需要为基点，考虑社会因素及其影响，充分发挥和利用人的内在潜能而获得最佳管理效果。我国公共行政效率不高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虽然经过数年的改革和调整，这些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仍不能令人满意。 1影响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主要因素 1.1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管理体制是建国之初在借鉴原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它的缺陷和弊端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诸如部门林立、层次繁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副闲职多，突击提干，官少兵多的现象等都很严重。不改变这些缺陷，行政效率就不能提高。 1.2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方面问题 行政人员素质的高低，是行政效率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我国现阶段的行政人员的个体素质还很不理想，政治素养、思想道德、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等，离国家公务员的法定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第二，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在行政组织的群体素质也还不能很好适应现代化行政工作的需要。 1.3行政管理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意识问题。社会主义的行政工作代表和实现着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因而必须严格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活动，做到一切行政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缺乏法制观念，是当前我国行政工作中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第二，现代化的效率观念问题。冗余的机构和人员只能是整个系统效率中的故障因素，在行政管理中必须彻底破除小生产的效率观念，强化现代化的效率观念。 1.4行政管理技术和手段方面的问题 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技术和手段，已经成为保障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必备条件和物质基础。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单凭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已经不能保证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率，所以对各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专业技术和有效方法的充分应用，就成为高效率的现代行政工作的依托。第二，我国运用现代化技术装备来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刚刚起步，还没有力量全面拥有高质量的技术装备，来推行行政效率的迅速提高。 2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2.1组织结构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行政机构存在的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繁多的现象，都主要是属于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在机构的设置上能够做到管理统一，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幅度适当，指挥机关、执行机关、参谋咨询机关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组织内部职责明确、相互协调、沟通密切，这样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就能高效率的运转。 2.2人事管理不甚科学 工作人员的素质如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否协调起来，对行政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任何行政机构都是由人所组成的，任何管理活动也必须由人去完成。长期以来，在我国行政机构中出现的人浮于事、办事相互扯皮等现象，虽然也和机构设置、管理体制有关，但是没有一整套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却是直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2.3行政法规不甚健全 行政管理活动的有效开展，必须要有健全的法规来保证。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着系统的行政法规，机构的设置、职权、人员编制、工作程序都有明文规定。我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因而积弊较多。 2.4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比较差 一般来说，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工作的安排随机性大，不是有了某种专门的知识才干某种工作，而是首先干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再去积累知识，这就往往造成经验化的工作方法。 2.5理论指导十分薄弱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管理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以为只要基于崇高的理想和热情就能解决问题，因而一直没有将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在实际工作中，靠的是领导者个人的经验而很少讲科学性和集体的智慧。如果说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理论指导作用还不太重视的话，那么今天，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出高效。 3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基本途径 既然影响行政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就需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具体来说，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途径有： 3.1实现行政组织机构设置的合理化，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组织保证 首先，要改革行政体制，简政放权，划清职责范围，加强制度建设，层层建立或健全责任制和考核制。其次，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设置机构，多余的取消，重叠的合并，减少中间层次，裁剪冗员，少设副职和虚职。再次，机构设置的结构比例要适当，健全决策、执行、信息咨询、监督四大类机构，改变目前机构设置上执行系统过于庞大、信息反馈不畅、监督无力的状况。同时，还适应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减少专业管理部门，加强综合管理部门。 当前，机构设置合理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解决冗余人员的出路问题。因为解决不好这一问题，仍然会出现“精简一阵风，减后又猛增”的局面。为此，在解决方法上有以下几种：第一、兴办经济和服务实体；第二、充实企业力量；第三、到事业单位做技术或管理工作；第四、充实到基层或挂职锻炼；第五、允许辞职自谋职业；第六、按公务员条例要求，实行统一考试，不合格者调出行政机关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机构改革后的成果。 3.2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所在 首先，要加强行政人员的知识教育和专业培训，实现行政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和职业化。人的能力来源于知识，知识越多，预见越准，能力就越强。其次，要把具有不同能力的行政人员安排到与之适应的行政岗位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加强训练的针对性。一般来说，高级行政人员应具有分析判断、决策和领导能力；中级行政人员应具有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或部门之间关系的能力；初级行政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再次，要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调动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3实现行政管理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这是提高行政效率的物质技术保证 行政管理工作涉及面广，工作繁杂，信息量极大，因此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与方法，才能高效率地完成行政任务。首先，对于常规性、连续性的工作，可以编制相应的程序，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来完成；对于非程序性工作，依靠行政人员和专家的智慧与创见来完成。其次，在整个行政管理过程中，不仅注意采用计算机、无线电传真设备、复印机、录像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而且还要把新的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广泛运用到行政管理工作中，提高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程度。 综上所述，不断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是公共行政管理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因此，大举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是我国一项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价值取向论文 公共性价值内涵产生于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 税务部门作为公共部门之一，公共性是其行政管理活动的主导价值取向，它既能在宏观上指导和规定整个税务行政管理活动发展进程，又可以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税务人员的管理行为。探究税务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进而推断出其价值产生的根源，对于公共管理的结构设计、功能定位、管理方式选择都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公共性价值的内涵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共性”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解，但从公共管理角度来看，“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政府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支持公民社会，体现公开与参与。第三，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意味着公共利益是政府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倾向。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 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公共性价值的内在要求在2004年国家统计局新颁布的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规定里，明确了税务部门“公共管理”部门的行业性质。税务部门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具有与其他公共部门相同的价值取向。它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其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第二，用来从事税收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 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因此，税务部门应该是一种“公益组织”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组织”。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当然我们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公共性不是税务行政管理的主导价值取向，而不是唯一。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除了正义性和公平性以外的主导价值，税务行政管理活动也有安全、自由度的价值要求，也有成本——效益的核算问题。按照公共性的要求，作为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其道德价值坐标应包括三个主要向量:其一，税务公务员必须建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如征税权、检查权、稽查权、核税权等，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三，必须确定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 前三个维度反映了社会对税务部门行政管理绩效量的要求;秩序、公平和民主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解决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互动行为模式，反映了社会对税务行政管理质的要求，后者在税务行政管理效率评估的过程中，可通过纳税人的满意程度这一价值判断来体现。 公共性价值根源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 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由此产生了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产生的特殊背景使其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对公众利益的追求和公共服务的重视。 可见，公共部门的公共性价值导向根源于“公”、“私”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矛盾。税务行政管理就是税收征管资源的配置问题。具体来讲，税收征管资源是在贯彻各项税收政策、提高纳税人遵从水平而开展的税收管理活动中能够起主体作用的各种资源的总称，特指对税收行政管理活动中所能够投入和控制的各项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 税收征管资源是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来自于公众的委托，其根源是公共需要即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公众为了取得公共产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税务部门负责组织收入，其征税权是公众的赋予，与公众形成委托关系。另外，如果借用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企业是对于市场的替代）来看待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及其权威也是对市场的某种替代。 因此公共部门存在的理由是:政府通过垄断赋税进行公共管理的成本，通常要低于社会成员在完全市场化之下从事公共事务的交易成本，即在社会资源分配给公共部门之后，社会总效益较分配前应该是增加的。当然，不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还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一方面说明税务部门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价值导向的基础。 优化税务行政管理近年来，在加入WTO、体制改革、经济转型三大合力的推动下，中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深刻的大变革，在职能转变上，突出表现为管制行政的传统正在被摒弃，服务行政正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被注入到政府职能设计和政府行政中来，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正在逐步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作为政府的重要执法管理部门，税务机关也要进行相应的职能定位和转换。按照前述公共性价值导向的要求，税务行政管理的变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税收立法的民主性现代税收概念也被学者称为“民主税收”。在此前提下，税收只能是满足人民自身福利需要，并经人民同意而征收的由人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费用。在实践中，税收的民主性则主要体现在税收的立法上，而且民众参与是民主概念的题中之义，税收立法民主必然要求民众参与。200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召开了听证会，迈出了税收立法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但是，税收立法民主机制的完善需要公众参与。提高税收立法的民主化水平，让民众参与到税收立法程序中来，必然增强税法的公众认同度和遵从度，降低税收的成本和执法难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众消极对抗税法的执行，减少征收阻力和偷漏抗税的发生。公务员之家 （二）完善税收法定原则公共性价值要求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规则制约，税务部门可通过完善法定原则实现这一目标。税收法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课税要素明确原则。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课税要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征税程序要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为了做到“课税要素明确”，我们的立法要避免用模糊的词语。2.税收程序法定原则。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所依照的程序要素均须经法律加以规定。虽然税收程序法定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然而从约束公权力的立场出发，更为关键的是强调征收机关要依法行政，因而征收机关的课征不但须满足程序的合法性，而且不得越权或滥用裁量权对税收事项任意处理。 （三）优化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税务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决定了税务部门是服务行政机构，我们必须把服务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将建立公共服务型税务机关应作为新时期税收管理改革的主要目标选择，从部门性向公共性转变，从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共服务部门转变，从传统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管制型税务机关，向以社会本位、纳税人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服务型税务机关转变，实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进一步相应调整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在公共性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把纳税服务改革和税务机关职能转变引向深入。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剖析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后现代性后现代公共行政 【论文摘要】“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其精神实质如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正在逐渐渗透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性”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后现代”这头大象，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IT业将之称为数字化，哲学界将之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家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家则说它是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则说它是基因重组……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语言(或者说符号)本身的权力(power)的被重视，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传统观念被打破其垄断地位。具体应用到公共行政领域，则是强调“以流程转变为核心”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后现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跨学科繁殖产生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意义的解构以及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企业、一种阐释，其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应该是通过对相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规模生产，它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的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流程再造。在批量化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比如安全、义务教育等)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个性化公共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作为流程再造成果之一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理论模式的施行，还是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的。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于是，为了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的响应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奠定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石的，正是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TheLanguageofPublicAdministration---Bureaucrary，Modemity，andPostmodernity)这本书。而真正使该理论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则出现在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TowardDiscourse)-书中。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官僚制在历史中是以决定论的、有意识地控制的术语定义的，同时，这些被软化为控制和理性的术语又逐渐让位于满意、统计意义、趋势等术语，决定论的或韦伯式的官僚制是一个控制的封闭系统模型。这显然与当代开放、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极不协调。 因此，对官僚制的突破与解构势在必行。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决于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能量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这些目标和意图使得人们被吸引、被激动、被改变。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那里，有着各种能量或力的作用，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 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修订。这一制定和修订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性交流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为获取(或实现)其意义而相互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公共能量场就是“回到事务本身”的那个“具体”场合，也就是所谓的“现场办公”。在这里，没有一个意义先天地是真的或者说是本体论地确定的，意义就是为了被抓住而确立的。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此，有两点尤其重要：首先，为了避免陷入后现代话语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我们必需对话语意义的真实性或者说真实话语的条件做出严格的限定。其次，为了避免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我们期望在话语中看到的是意义之战，是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和谐的异口同声。参与对话的双方应该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斗争的。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它所设想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民主前景。但是从实践的方面而言，它强调了自主参与的重要性，只有那些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才能通过其有意义的、切合情境的话语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作用，才能切实地利用他们真实参与的责任来加强民主。公务员之家 显然，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政府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他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要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每个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不仅仅要讲政治摆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的这种影响和渗透、或者说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具颠覆性和震撼力的，就其目前的实践来看，其影响也是根本性的。比如荷兰的莱顿市和平司(Vredemakers)和法国的复合调解制度，就是基于这种理论在具体公共行政领域的一次具体实践和实施。其概念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居委会老太太们的劝架调解制度。由于这种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对胡同里各个公民最细小的公共需求进行最个性化的响应，成本又不高。因此一个居委会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而居委会老太太就是维护安定团结、能量施放最到位的人。因而，我们或者可以认为，居委会老太太们的劝架调解正是一种最体现后现代风格的先锋派体验和实践。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新世纪公共行政管理主义重建反思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导言；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公共行政的文化、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摘要〕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性批判 一、导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 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 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 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 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 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 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 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 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 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核心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 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构的差异。对于公私部门竞争而言，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公部门产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建和发展的。通过对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之理论重建在未来二十一世纪，需要关注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7、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 8、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 9、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性批判 一、导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鹪从敕⒄故保д卟ɡ?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核心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沟牟钜臁6杂诠讲棵啪赫裕嬖谧疟局噬系牟煌绻棵挪返牟豢煞指钚?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ê头⒄沟摹Mü怨残姓芾碇饕宓呐行苑此迹收呷衔残姓砺壑亟ㄔ谖蠢炊皇兰停枰刈⒑退伎家韵录父龇矫娴奈侍猓?/P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7、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 8、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9、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网络化公共行政管理范式探索 ［摘 要］ 自韦伯创立官僚制以来，它就作为一种组织结构深入人心，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愈发发现官僚制已逐渐落伍。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范式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与认可，事实上，任何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逐渐的表现出其滞后性，本文通过论述一种新的网络化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对其演变成一种公共行政范式可能性进行探索 ［关键词］ 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网络化治理 一、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落伍 1.官僚制的问题 自政治行政二分法创立以来，行政学就就因官僚制的存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行合法统治的组织形态。官僚制对于现在的组织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架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它压抑了人员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毫无生机和活力。 2.新公共管理的问题 （1）二者都植根于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韦伯认为等级森严的层级结构有助于对效率的追求和目标的掌控，而实现效率的最好的组织就形式是依靠信息的垄断和对职业全能的垄断的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所确定的行政方式也是植根于组织与结构之中，而当经济组织日益社会化时，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满足不了组织的需要，新公共管理的载体也是建立在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上，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2）新公共管理造成了道德约束力的减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由于本身的缺陷如缺乏竞争机制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会导致“寻租”行为的存在，传统的行政模式建立了一套制度和准则对组织成员进行约束以防贪污腐败的产生。新公共管理通过引入的签约合同等私营管理部门的模式，减弱了传统行政模式的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了新的贪污腐败的问题。由此可见，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行政管理中灌输伦理标准的做法和原则，虽然强化了内在要求，但也弱化了人员的道德约束，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网络化公共行政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网络社会发展的治理方式，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与认可。 二、网络化公共行政兴起的原因 1.公共政策的受网络化特征影响 社会的治理不是按照专业来划分，而是以任务为中心的。网络化结构所具有的灵活性及稳定性，使得原有的主体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更新要素，或局部调整，改进结构。在主体结构建构中，如果结构处于主体可控范围时，这种建构可以是精心设计的、有计划组织的；反之，当结构处于主体不可控范围时，建构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网络化的结构更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研究。 2.“碎片化”治理导致网络化治理的出现 “碎片化治理”是消极的，不科学的。传统的政府模式根本就不能满足这一复杂而快速变革的时代要求，命令与控制程序、刻板的工作限制以及内向的组织文化和经营模式维系起来的官僚制度，尤其不适宜处理那些常常要超越组织界限的复杂问题，网络化治理主要应对高度复杂的社会，如果想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就需要不同的人群和组织结构的出现，网络化治理由此应运而生。 三、网络化公共行政的概念 沃斯博格－盖利尼认为，网络化公共行政不仅以信息系统与管理过程之间的相互运作性连结和水平为特征，而且组织间关系更具有弹性和适应性，强调一种治理的关系。 1.公共服务的参与者 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中，公共服务的参与者仅是政府，政府负责公共物品的提供，社会与公民没有参与的自主权，不仅造成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公共服务的提供难以让社会满意。 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由原先的政府跨界成为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资源外包的方式转移公共服务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 网络治理语境下的公共服务打破了单一的治理理论，向多中心治理理论迈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完全可以由政府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合作完成。这是由社会的网络结构造成的。 2.公共行动的目标 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治理模式公共行动的目标是结果要满足顾客的要需求，它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服务提供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因此，确认顾客的需要是制定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其核心所在。对顾客服务质量的衡量主要是评估其结果，新公共管理将各种政府服务的结果指标化，要求各政部门对这些结果负责。 3.手段：契约主义与市场力量 新的治理方式有两大原则：第一，只要有可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要仅限于一个：第二，只要有可能，在这些多个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要引入竞争机制。契约与合同制这一方式正好满足了两大原则，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对竞争力量的引入。 四、网络化公共行政范式的优点 网络化结构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提高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它的核心功能可视需要连接或中断，而组织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网络结构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符合民主诉求。这种开放的无边界无中心的组织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内部边界的限制。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反应了公民对于社会生活参与的迫切需求，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而网络结构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上的结构，信息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共享，而不必自下而上到达决策层，再由上而下地传递到组织的其他成员。 2.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官僚制的结构形式有利于令行禁止，专业的分工能够充分实现效率的目标，而网络结构将会带来更高的效率。网络化的结构形式能够充分了解外部环境的基本信息，互相沟通与联系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同时，网络结构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快速反应，组织成员做弹性的工作，经常地变换工作岗位，持续地学习新技能。 由此可见，作为对传统市场、政府二分法的超越，网络化公共行政展现出很大的与优点。当然,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其走向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人们的不断探索与研究。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电子政务与提高公共行政管理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电子政务就是要实现政府这四大职能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是主要依靠宏观调控手段进行经济调节。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缺陷的校正和调控，必须建立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同时还必须具有现代化的调控手段。凭借电子政务业务系统，政府可以建立政府机构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便利的网络沟通及快捷的反馈机制，将极大地提高政府对市场信号变化的反应能力，从而随时对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实施引导和组织，来提高政府的经济调控效率和水平。电子政务的建立和发展，为政府经济调节的决策科学化提供了有力工具。电子政务通过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为决策层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 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各类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一系列活动。市场监督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类市场交易中市场主体的资格认证、交易行为和秩序的规范与约束、交易权益的保护等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竞争的效率。市场监管的重点是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维权。在市场监管过程中，推行电子政务实现以信息管理为核心的监管方式是必然趋势。监管部门面对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应改革监管方式，应用信息技术，建立与之对应的多元信息系统的常规运作机制，以实现全方位的市场监管，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就我国国情而言，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是政府为推动社会进步，建立公正、安全、文明、健康的社会发展环境，针对各类社会公共事业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电子政务作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可以帮助政府构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电子政务的实施可以提高法规、政策的透明度，使居民参政议政机会大大增加。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规章、政府制定的规划方案、重大工程的酝酿决策、审判机关的判决等公众关心的信息，都能通过政府信息网络，在第一时间传送到居民手里，为居民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渠道。电子政务的实施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沟通更加方便。各种文件(如户籍、身份证、护照、驾照、婚姻证等)的办理、重要的通知(如入学通知、迁址申报与通知)、社会安全与福利、个人应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款和费用、按政府要求应该填报的各种信息和表格以及缴纳各种罚款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 电子政务对政府效能的提高集中体现在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上。电子政务建设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都将明显提高。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信息使公众迅速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和办事章程、各项政策法规，增加办事的透明度。政府服务部门和科研教育部门的各种资料、档案、数据库的上网使政府的服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另外，政府对公众的服务还包括各公共部门如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等面向居民的服务。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与企业网站的连接，把电子政务的业务应用平台与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有机整合起来，建立支持流程的信息平台和面向流程的运作方式，不仅可实现政府对企业的快捷服务，而且可以帮助企业改善发展的软环境，利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地位直接帮助企业寻找在全球范围内的有利资源，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探究 摘要：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是当前公共行政管理学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特点对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公共行政管理主要是面向公众的，应该坚持公正、对公众负责、正义等。所以，要改进公共行政管理，就应该对其中的伦理基础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 伦理基础 研究 当今时代，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上难免会出现很多不正常、不和谐的因素，这就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价值尺度进行引导。公共行政管理在其中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并不是最终目的，实行行政管理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呼声。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只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的发展。要加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重视对其伦理基础的研究。 一、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 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并不只具有技术性，所有的管理过程中都蕴含着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所以公共行政管理不仅是一种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还应该体现一定的伦理结构。所谓公共伦理指的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其核心是公共理性，公共伦理对公民的精神建设与道德取向具有决定作用。 公共行政管理既属于结构的范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有学者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应该属于一种道德观念。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推动美好生活，所以其行为肯定要关注道德层面。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管理总是与“公共”二字联系在一起。在“公共”范围中，公共的利益是核心，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时刻关注公共利益。 二、公共行政管理应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于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效率至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也有学者提出了优秀行政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能够处理好某些相互矛盾的道德原则，这些行政官员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素质：坚持原则，果断采取行动；果断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处理。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所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社会利益至上、公平公正以及勇于负责。无论如何，公共行政管理是不能够离开社会伦理基础而存在的。而行政工作人员自身的道德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公共行政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在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代表，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政府应该坚持为民服务，把维护公共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从事公共管理的行政人员首先应该坚持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行政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决策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决策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坚持维护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一行政决策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也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至上。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具有的非公共行为往往是导致行政腐败的一大原因。行政腐败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都是严重违背行政伦理原则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也应该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二）促进社会信任 国家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与社会公民有密切联系的公共事务是其客体。所以，有必要在国家行政人员和公民间建立起一种政治信任，这样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够顺利进行。换言之，政治信任是行政权力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政治信任建立起来了，行政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没有了隔阂，那么行政管理法规等就能树立起权威性，从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管理的进行。除此之外，促进信任也有助于减少了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误会和猜疑，增进交流。 （三）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 坚持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也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社会的公平竞争对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有助于促进社会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创新，增强行政人员的士气；有助于促进行政机构及时对顾客需求做出反映。社会的公平竞争对于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等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行政管理机构就应该引进竞争机制，在录用新人员、进行奖励和惩罚等方面，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杜绝不正之风的产生与盛行。 三、伦理学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管理 从伦理学的视角观察，公共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 正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对待公众时应该坚持做到一视同仁，大公无私，而不是厚此薄彼。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情况相同的人在减免税款、领取救济金以及享受照顾时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同等待遇。 （二）合 法 官员在进行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其采取的决策与行动应该具有合法性。首先，其不能不遵守法律的规定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其次，他们的行为必须与大众价值取向相符合。 （三）正 义 公共行政管理在执法办事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义。首先，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其次，政府应该对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特殊的需要进行充分考虑。 （四）对社会公众负责 从伦理视角下观察，对公众负责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其表现为：政府部门应该把自身的活动向公众作出解释，而且要按照标准对活动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让公众认识到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行政管理与公共伦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行政管理不可避免要关注公共利益，要受到公共伦理的制约。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受到公共伦理的约束，坚持一定的公共伦理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坚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坚持促进社会信任、坚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只有在坚持公共伦理的基础上，行政权力才能被合理利用，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 【摘要】艺术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农村中小学是开展美术教育的主阵地。艺术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参与性、感染性很强的教育活动，艺术教育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仍然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与对策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这里地处黄土高原，经济条件较差，是国定贫困县。今年暑假，因为抗洪抢险，所以学校都没有放假，我有机会，深入到学校就我所关心的中小学艺术学科的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 我先后调查了延长县小学、延长县七里村小学、延长县黑家堡中学等 10所学校，走访教师86人，走访家长、学生366人。通过调查我了解到以下信息。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 1、学校领导普遍认为艺术教育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仍是整个学校教育最薄弱的环节，确实有待加强。 2、学生绝大多数喜欢艺术学科及其相关活动。有97%的孩子喜欢画画、唱歌，并喜欢与此相关的剪纸、捏泥巴、书法等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喜欢上了艺术学科。 3、教师观念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实施素质教育，要求艺术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地位平等。但事实上农村中小学的好多艺术课，被看成是副课，本身排的课时就少，还常常被挤占，用来辅导语文、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课。 4、艺术专业教师缺乏、专业素质较差。 （1）农村中小学，70%以上的美术教师都是由其他学科的任课教师兼任，这部分师资的素质良莠不齐，还有一部分是快要退休的老教师凑合。 （2）目前，高等师范艺术院校毕业生，约有70%的不愿意到农村及贫困地区工作，另有20%的学生不愿意到中小学去任教，直接影响了这些学校艺术教育人才队伍壮大的渠道。 5、家长对艺术教育认识不足。 家长们对“孩子升学”方面的功利性要求远远高于艺术教育方面的要求，家长们普遍认为，只有学好了语数外等考试科目，才能的好成绩，才能进入好学校，将来考上好的学，好找工作，至于美术学科，无关紧要。 二、改变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对策 1、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艺术教育。 （1）通过家长会向广大家长宣传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为了让宣传更贴近人心，还可以在家长中聘请一部分素质较高的人担任学校的义务宣传员，让他们站在家长的角度，把自己的实际经验、切身感受向其他的家长“现场说法”。 （2）充分利用社会和家长在艺术方面的教育资源。把身边默默无闻的民间艺术引入课堂，让他们参与艺术教育的监督、管理与指导等工作，使他们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中坚力量。 2、营造美术教育的良好环境。 （1）投资到位，保证时间。由于艺术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在美术教学方面的投入要有一定程度的倾斜，必须保证教学所用各项设备落实。 （2）学校要积极落实艺术兴趣小组，按时开展活动，积极吸引孩子参加，不断培养孩子的兴趣 ，培养他们的专长，成为他们的技能。 （3）对于好的苗子，学校要积极推荐给专业部门，专业学校，专门的活动中心等加大培养力度，多给孩子成才的机会。 3、全面提升美术专业教师的素质。 （1）培养艺术教师的敬业精神。作为一名美术教师，首先要热爱孩子，热爱教育事业，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 （2）努力提高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首先是提高自身在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如：基本功；其次是提高自身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修养，加强教学实践方面的研究，多掌握一些儿童（少年）在美术学习中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再是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尤其是审美修养。 （3）学校为艺术教师搭建成长的平台。 学校要经常了解每位艺术教师的工作状况、思想动态，尽可能多地为教师创造学习的机会、提高的机会、展示的机会，让他们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从而真正做到把自己的生命与艺术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4、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农村中小学设施普遍简陋，没有专门的艺术教室，更谈不上艺术器材的配置。教育行政部门应从每年的教育费附加中拔出一定的经费，给农村中小学校逐步建立各种功能室，配置音、美教学器材，让学校的音、美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以便顺利地实施新教材的艺术教育，也可以和城市学校联系，将其不用的一些器具进行维修使用。 5、加强艺术教学研究。 （1）开展艺术教学研究活动。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战场，也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主阵地。学校要定期组织艺术术教师进行集体备课，相互取长补短；组内人员要相互听课、评课，交流教学心得，撰写反思笔记；还可请其他学科教师深入美术教学课堂，从不同的角度对艺术教学提出合理化的 建议。 （2）加强课题研究。加强专题研究，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提升专任教师和学校形象。 （3）把艺术教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前的艺术学科，在课程整体设计上过于强调学科本位，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鼓励教师把美术教学从狭窄的教室转移到美丽的大自然、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树立“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的宏大的艺术教学观，让学生从身边、从生活经验中寻找艺术教学内容，强调艺术知识和技能在帮助学生美化生活方面的作用，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领悟艺术的独特价值。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析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状况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可喜成绩，但艺术教育的发展也令人担忧。 关键词：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教育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艺术教育作为学校美育的最重要内容和最主要途径，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在中小学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教育教师；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课外、校外艺术活动；编写具有一定质量的、适合地方特色的中小学艺术教材等，中小学艺术教育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后如何发展，艺术教育的路在哪里？也引起所有艺术教育者的认真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艺术教育的认识不科学、不全面， 常把艺术技能的掌握作为教育的主要重点，忽视审美修养的培养；其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待艺术教育的重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投入去做的较少，多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做表面化的工作。并且中小学里专业的艺术师资较缺乏，部分学校多数存在由略懂唱歌、画画的非专业教师来任职艺术课程的教学，这样必然导致艺术课程教学水平不高，开课没有质量的保障；再次，在中小学中艺术课程开课率较低，在个别地方的学校中仍然存在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艺术课程为数理化等主要升学考试课程让路的教学情况。在此，作为艺术教育者，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是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的基础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职业培训教育。随着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实践的向前推进，以往许多违背素质教育思想的艺术教育观念和行为都必须引起我们艺术教育者应该积极思考并更新我们的艺术教育观念。 1明确艺术教育并非培养艺术尖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是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要求。普通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以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艺术审美修养为主要目的素质教育。目前我国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作为应试教育“受害者”的艺术教育，理应成为这项“转轨工程”的排头兵。然而，被认为最能促进艺术教育工作的一项得力措施――艺术特长生在升学考试中能获得加分的褒奖，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普通中小学艺术教育面向个别尖子生培养的错误做法。艺术教育一旦与升学考试搅在一起，那么，我们交给学生的将极有可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如何应付艺术考试的方法。我们且不谈这样的艺术教育因此会冷落了多少同样有权利并渴望享受艺术教育的学生，单看那些“从中受益”的艺术骄子，他们接受的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吗？恐怕他们接受的只不过是一种与艺术教育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艺术技能技艺训的练罢了。死记硬背和机械运用所掌握的枯燥乏味的理性知识和技能技巧，而不是通过赏心悦目的教学过程，来培养出学生对艺术的兴趣爱好和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和欣赏水平。因此，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者必须明确艺术教育的本质，注重全体学生的艺术兴趣和审美欣赏能力的培养。 2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以此发挥辅德、益智功能 我们今天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和作用，是有现实背景和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从德和智的角度去规范艺术教育目的，去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去争取艺术教育的地位，而忽视了艺术教育最本质、最独特的审美功能。强调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是否定艺术教育的德、益智功能，恰恰相反，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的发挥必须是通过审美这一中介环节才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艺术教育只有使自身真正成为审美教育，并在审美育人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其辅德、益智功能。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所具有的辅德、益智功能是艺术教育审美功能发挥的必然产物。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而非显性的、立竿见影的。因此，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如果只片面追求德育、智育等方面作用，那么不仅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功能不能实现，而且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艺术教育功能的审美功能，同样是在强调发挥艺术教育的辅德、益智功能。 3明确艺术教育本质，强调课堂教学的学生的参与性 在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中，很多教师往往在不经意中把艺术课上成了缺乏艺术性的纯知识传授的技能训练课，把学生无形中当成了没有少年儿童特点的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使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是反对向中小学生施行必要的、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但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应比学习知识技能更为重要。只有在学生对艺术有了兴趣的时候，知识技能的教学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作为艺术教学的最主要任务和目标来加以强调，同时兼顾一定艺术知识技能的传授，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价值。 此外，针对艺术的教学特殊性，传统的“听讲”式知识教学模式，以及专业艺术教育的模仿式技能训练模式，远远不能体现出艺术教育的本色。在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浪潮中，我们提出中小学艺术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艺术教学就可能是名不副实的。教学中学生的主动参与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学生主动参与的程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只有教师遵循艺术的规律和学生的身心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设计，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才有可能启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艺术教学活动中，真正体验到艺术教育的魅力，创造出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 总之，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的艺术教育，提高和完善艺术教育水平是我们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艺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在中小学教育中应该使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只有遵循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艺术审美规律，确保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独立地位，才可能真正发挥艺术教育所特有的审美育人功能。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缺失及其对策 【摘要】当前，许多农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农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音、美等艺术教育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举办中小学文艺汇演、中学生教师艺术展演、中小学书画展等，藉此推动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临时抱佛脚，敷衍应付，有的甚至借口不参加。由此造成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缺失，使素质教育仍然难以步入正常轨道，无法在农村中小学全面实施。 【关键词】艺术教育；农村中小学；缺失；对策 1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艺术教育是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所不可缺少的美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他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艺术境界的系统教育活动，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艺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艺术教育主要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学科的教学工作。通过在学校实施艺术教育，可以让学生的心灵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使学生的人格趋向完美。著名教育家赞可夫说：“艺术不仅作用于学生情感，而且影响到他的理智。”因此艺术有助于培养人的道德和信念，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人格心智的完善。 2造成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的原因 2.1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农村遭受学校与学生家长忽视。 当前，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校仍然把音乐课、美术课等艺术课看成是可开可不开的“杂课”。即使在课程表上体现了规定的音乐课时量和美术课时量，但在执行中，有的被敷衍了事，成了唱歌课、图画课，有的被语、数等主课占用，更有的干脆让学生自习。安排在课表中的音乐课、美术课形同虚设。自然，农村中小学艺术课的任课教师，也只能是一个“杂课教师”，在课时安排上多于“主课教师”，在工作量却少于“主课教师”；每年的年终推优工作中，“杂课教师”自然靠边站。个别学校甚至取消了音乐课、美术课。 而农村学生家长的思想封闭，观念陈旧，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他们只关心孩子语数等“主课”的学业，认为自己的子女既不是歌唱家的“料”，也不是画家的“料”。音乐和美术，孩子学与不学，教师教与不教，没有多大关系，以至轻视甚至阻碍孩子学习音乐和美术。对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活动，家长也不支持，有的甚至阻碍。在这双重因素的直接影响下，使学生无法接受应有的艺术教育。 2.2专业师资严重匮乏。 目前，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艺术课教师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少之又少，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在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出现严重不足，音乐课美术课完全由语、数等“主课”教师兼教，而且现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受到中国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艺术教育不受重视，艺术课看作“副科”，没有建立艺术教育的评价、测试体系，以致于教师的教学无压力，无动力，应付了事。 2.3艺术教学设备短缺。 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学设备的配置，虽然在“普九”、“普图”、“普实”的工作中得到了改善，但有的学校管理不善，使用不当，导致艺术教学设备损毁、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不能保证教学的正常开展。有些学校的艺术课因为没有设备，无从开展。 2.4对艺术教育管理机制不全：当前，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艺术教育师资培训机制，使从事艺术教育的专任课教师成长滞后，岗位胜任率低。虽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举办艺术培训，但在农村中小学校选派的教师不固定，有的学校由教师自选，有的每年更换一名教师，致使教师艺术培训成为纯粹为教师增加每年必须的集中培训积分，而流于形式。同时农村中小学校存在艺术教育课的课时量与“主课”课时量不同等现象，艺术教师每上一节课只有0.8课时量，与所谓的“主课”（语文和数学）相比每节课按1.2课时相比相距0.4的课时量。在课时量的计算上忽视艺术教育，无法体现艺术教育的真正价值，同时学校在年终推优工作中理直气壮地把“杂课”（艺术课）教师拒之门外，严重挫伤艺术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此外，农村中小学没有建立健全艺术教育课程的相关科研机制，所以使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 3应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缺失应采取的对策 3.1加强艺术专业教师队伍的选用和师资培训。学校要重视对艺术教师和特长教师的选用和培训，采用脱产专职培训和自学成才、业余进修、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面试，从中小学中选拔一些思想政治素质好，并具备一定音美知识的年轻教师到师范院校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充实艺术教学力量；另一方面，对边远地区、人员较紧张的学校采用假期集中培训。聘请一些有水平的艺术教育专家授课，使教师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较系统、较实用的专业知识。“艺术不能容忍说教，审美不能依靠灌输”，只有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了，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艺术水平。同时合理配置专业艺术教师上岗，在每次的教师人事录用中要安排一定数量艺术专业名额，有针对性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学硬件建设。器材的配置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顺利实施艺术教育的物质基础。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学校的硬件建设，利用有限的教育资金，购置各类音乐、美术教学器材，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器材配备上规模、上档次。特别是农村学校，要努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因地制宜，积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购置艺术教育设备；同时尽量依靠自力更生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自制部分教学用具和器材。如简易的画夹、画架、画板等，鼓励学生自带或自购一些民间乐器，如二胡、笛子等。另外，应妥善保管各种教学用具和器材，避免损毁和流失。 3.3开齐、开足、开好艺术课。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艺术类课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杂课”，也不能走走形式每周上一节不专业的“游戏课”，不能只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目标，而应重视学习过程的获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体验，更注重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教”和学生“学”应该互动起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也应该被“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代替，因此艺术教育的教学形式应更灵活。要大力加强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在艺术课中的运用，使教学内容更形象、更直观，如精心绘制板报，设计图案、书签，精心制作投影胶片等。要积极开展艺术课教研活动，创设机会，让学校艺术教师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3.4要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当前我国各地农村一直以来都延续着本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学校教育应该合理利用地方的民间艺术资源，把富有地方特色民间艺术融入到学校教育。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合理聘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传授民间艺术，这让不仅可以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同时可以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传承。 综上所述，尽管当前农村学校的艺术教育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为了更好的适应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仍需继续加快农村艺术教育的改革步伐，为农村艺术教育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的途径 [摘 要]全文从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传承地方文化艺术的三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不仅能够有效地将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优秀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传递下去，而且能使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传承。 [关键词]艺术教育 传承 地方优秀文化 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指出：“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纳入艺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视野，提高整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地方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把它们继承和延续下去，对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潮汕文化是以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四市为主，由讲潮州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种属于汉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1、以“开放融合。兼取互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其突出特征。潮汕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如花似锦，驰名中外。其中潮剧、潮州音乐、潮绣、木雕闻名遐迩，潮汕民间的花灯、嵌瓷、香包、泥塑、剪纸、首饰等，都富有地方特色，驰名中处，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和时节应用品。汕头市澄海区有着浓厚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氛围和数量众多的地方艺术门类。近年来，澄海区中小学在利用潮汕地方艺术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自1999年12月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市）”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2、2010年澄海区教育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澄海实验学校和莲下中心小学2012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特色学校，澄海实验学校小学2011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另有四所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澄海区各中小学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 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 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 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 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 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浅谈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特征 【摘 要】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大力发展。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专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美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教育中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相继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等纲领性文件，它们的颁布与实施长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是美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同时它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全面提升国民艺术素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艺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建设与实现创新性国家的有效途径，是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渠道，党和国家将此提升到关系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新世纪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是卓识而又远见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法规建设、行政管理、教学活动、教师队伍、设备器材、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艺术教育的基础差，底子薄，学校艺术教育目前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此发展中有必然的主观认识不清和客观条件制约等要素阻碍着当代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步伐，要尽快改变这个状况，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发现和解决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问题乃推动我国美育事业发展之根本，繁荣艺术教育之核心，但只有在对客体充分认识的基础才能实践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主体对客体认识偏差予以正确定位乃艺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和根本前提。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存在着一种“异化特征”。就是说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认识的模糊性等原因，艺术教育往往易于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既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有没有突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以至于它从实质上讲已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此笔者以论述中小学艺术教育“专业化”的异化现象，还原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从而更加清醒认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的，不断推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为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通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可现代中小学艺术教育从总体上来看，脱离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特点，一味模仿专业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专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在笔者走访的沈阳市几所重点小学与中学的过程中，这一突出的倾向越加明显，重点表现在把艺术教育的重点放在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上，有的甚至把艺术教学等同于艺术知识技能教学，把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做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往往使艺术教学过程变成纯粹的艺术知识技能传授和训练过程，学生缺少参与艺术活动，缺少艺术体验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 著名的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对中美艺术教育进行比较时指出：“中国艺术教育的重点，偏重技巧训练，目的是培养个人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能力和造型艺术中的审美观念，技巧训练被视为是个性和发自性的基础和起点。而在美国教育中，更强调让儿童本能地反应，强调儿童有独特的作品。技巧训练被认为晚些为好，最好是在儿童愿望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概念时自然进行。因此，在美国，技巧训练实在实现独创概念以后，而在中国，独创概念只在培养技巧之后才可能出现。出于这种概念，中国的艺术教育多为严格的模仿。另外一位美国音乐家雷默在对中国音乐教育实地3个月的考察后指出”在中小学里，音乐教育遇到一个主要问题是学生对技巧的掌握超过了他们对文化课的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无例外的集中在技巧训练上，并视方法论为最高准则。学生们的知识结构目标越窄，他们的专长就越受到限制，教学方法也越得不到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从幼儿园到音乐学院，中国的音乐教育几乎全部靠死记硬背、联系、模仿、重复一步一步地形成起来。“中国孩子很少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没有自立的概念，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无疑地，我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失去太多，代价太大；他们的兴趣受到压抑，而这本可使他们成为更有趣的人。 笔者在某中学与音乐教师交谈时，该音乐老师指出：多少年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音乐是一种技艺课，它是通过教育形式传播音乐知识、技能技巧的，所以音乐可以只被看做是技能技巧课。音乐教学方法也以‘教音乐’为宗旨，教师的目标往往停留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学会教材规定的内容’上，教师的注意力必然集中于唱歌、识谱、乐理、欣赏、器乐中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训练。”他认为，虽然音乐的艺术是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技巧才能表现的，但关键首先要使人有表达音乐的情感和欲望。特别是要让孩子们愿意学、乐意学、有感才有爱，有感才有智。要不然，再简单的音乐技能训练，也只能成为机械的操作，呆板的重复。 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专业化倾向大多存在于城市的中小学之间，这也主要表现在教师的功利性上，为了追求某一奖项，凸显自我的教学成绩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导致艺术教育被简单的异化为艺术知识技能课程，，根据艺术教育的目标和社会功能分析，中小学在实践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将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和艺术活动充分相依结合，在艺术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在兴趣中去完成艺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单一的言传身教，艺术知识技能教学与学生兴趣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 以上所述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认识偏差与观念落差一直是艺术教育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或许与中国沿袭的几千年的教育体制与艺术教育研究滞后息息相关，而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它不但没有得到澄清与正确的定位，反而越演越烈，导致中小学艺术教育一直处于被动与发展缓慢的局面，这不得不使艺术教育工作者深思。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虽有明显提高，但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对策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德智体教育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可，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相比之下，学校艺术教育因其自身特性和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小学，尤其是西部农村中小学中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一现状严重偏离教育方针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结合长期学校工作实践，就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谈几点意见，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为基础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概括来讲，当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如下： 1 应试教育地位稳固，艺术教育持续萎缩 虽然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但至今仍然缺乏一种科学的、可行的教育效果评价机制。考试仍是得心应手的评价手段，而无论是小学毕业的知识检测，初中毕业的“三合一”考试，还是高考，音乐、美术都不是考试科目。在择校热的今天谁愿意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非考试科目的训练上，学生不会，家长也不让。在这一指挥棒的影响下，学校也只能结合实际，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文化课的教学上。艺术方面有潜能和兴趣的学生，就只能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活动，替学校应付上级检查了。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规范的专业引领，有艺术潜质的学生看不到自己艺术方面发展的前景，久而久之其艺术潜能也就泯然众人矣。缺乏艺术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是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2 专业艺术教师严重匮乏，学校艺术教育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专业艺术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这方面更是一人难求。一个24个教学班的镇办初中长期没有音乐教师，校长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未果，学校只能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安排部分有个人音乐爱好的教师兼代音乐课，给学生教唱一些歌曲，以便使学校不至于过分沉寂。这种无奈之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教师中能唱会教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农村中小学把课表上的音乐、美术课上成自习课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分配到农村中小学的艺术类教师基本上都是中等师范学校音乐、美术班毕业的学生。师范停招后基本上截断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来源，至于从艺术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本来就少，要想分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可能性非常小。 3 艺术教育高投入，农村学生吃不消 虽然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但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人们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艺术类教育的学习成本较高，一般家庭很难支撑。在物质保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学生的艺术发展只能在较低层次下徘徊，很难有大的突破。 针对以上问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谈几点意见。首先，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入推行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好，发展好学生的艺术潜能。坚持开展符合学生年龄特点，认知特点的艺术教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性情，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激发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感情。努力探索艺术教育科学评价机制，促使艺术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改革艺术类学校招生制度，使有艺术素养的学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从小学开始建立有艺术潜能学生档案，记录其专业发展经历。初中毕业考试前艺术学校进行选拔性考试，毕业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在专业合格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这一类学生进入高中或专业艺术学校学习。在保证文化课学习质量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其艺术专业的培养。高中毕业时在文化课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填报艺术类院校志愿的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保证对其进行艺术培养的连续性。同时，加大对艺术类学校的资金投放力度，保证其正常教学训练活动的顺利进行。职业中专学校增设艺术类专业，提高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培养基本艺术人才的需要，为当地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长足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最后，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编制到位，人员到位。保证一批优秀的艺术教师下得来，留得住。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福利待遇，为教师自身成长和专业发展搭建平台，吸引更多的优秀师资投身的农村教育这一广阔天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教育，这一民生之本也将在改革的浪潮中回归本源，完成时代担负。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中，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一定会有色彩斑斓的明天。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思考 摘 要：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之间经济条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差异性较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事业尤显滞后甚至处在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面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实，农村孩子的全面素质培养很是令人担忧。本文将对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一些问题作简要的探讨，以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 思考。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艺术教育 思考 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环境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农村中小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农村中小学的艺术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提升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重视度不足 我国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中小学教育应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然而很多农村中小学的地方领导和学校领导并不了解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了解艺术知识和技能与社会生活、工作的密切关系，不了解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艺术是新世纪我国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不可缺少的素养。认识不到艺术教育是美育和素质教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更认识不到艺术教育是对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培养最具成效的学科之一，一味的以提高升学率为惟一目标，并以此作为学校和教师唯一的工作成绩。虽然国家一再要求加强艺术教育的投入，但很多农村中小学却将艺术课变成了副课、杂课、调剂课、可有可无课。 （二）师资严重缺乏 在我国基础教育新课改的背景下，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师比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有相当大部分的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是空白的。目前，在新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师资力量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农村中小学，特别是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办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很难吸引专业艺术教师到农村长期任教，这也是导致农村学校艺术师资匮乏的重要原因。一些专业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由于前期学习艺术的投入比较大，不愿意去偏远的农村中小学去任教，即使去的艺术专业教师，也不能安心工作，缺乏工作积极性。艺术教师从农村偏远学校流向乡镇中心学校、农村中心学校流向市区学校、初级中学流向高级中学、规模较小高中流向规模大高中、规模较大高中流向省市重点高中的教师流失现象不可避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也因此缺乏后备之源。 （三）师资的艺术素质不高 素质教育对从事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教师来讲，要求是提高了，然而目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水平离当前的形势发展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不能适应农村艺术教育发展的要求。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并不是艺术专业的毕业生，而是来源于民办转公办、招工招干和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等，他们没有接受过艺术专业化、系统化的教育和培训，对音乐、美术等艺术专业知识缺乏系统了解。教学观念、教学态度、学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也必然与艺术教学的实际需要都存在较大差距。 二、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思考 （一）提高认识，政策落实到底 教育部制定的《艺术教育发展规划》中提到:“针对我国广大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严重匮乏、艺术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将推广音乐、美术主辅修教学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培养复合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新模式、新途径。资金短缺是制约中小学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严重影响了艺术师资的引进。提高教师待遇，提高农村学校艺术教师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等各种待遇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大资金投入是解决农村艺术教育师资短缺问题的关键和内在动因。 （二）加强师资建设 加强音乐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新农村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质量的重要问题。首先，有效合理地利用现有师资，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长处，为这部分师资力量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面对专业艺术教师不足的情况，学校可以用优厚的待遇引进专业的艺术教师，也可以加大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艺术素质。 （三）提升师资素质，创造多元化艺术教育条件 首先，通过加强现有师资的艺术专业培训力度，提升师资的艺术水平。同时，开发当地的艺术资源，聘请当地民间艺人或有专长的退休职工担任学校的艺术教师，支援学校艺术教育。也可聘请乡镇文化站人员、县级艺术团体的专业工作者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再者，与周边的高校建立顶岗支教、实习基地等联系，一方面可提高农村中小学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准，还可以接受专业院校艺术毕业生面对面的指导和交流。 总之，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全面普及、提高与发展，对中国整体艺术素质的提升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师资建设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我们共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呼唤中小学艺术教育回归 当前的社会状况整体浮躁，人们的功利性较强，反映到艺术教育上就是急功近利，一部分人片面强调艺术功能，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艺术无用，这两种意识的碰撞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存在状态。表现在学校艺术教育领域，或是只注重技能的掌握，或是使艺术课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事实上，艺术不仅仅是美的简单再现，它是一个有情有理，完整的人性学习的一部分。在21世纪激烈的竞争中，在公利与名欲抹杀人的理性与情感，个体的人不断趋同的时候，提倡艺术教育更具有时代意义。 只有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的作用，使其在中小学得到全面普及，在实践中创新，才能使我们中小学学生的潜能得到开发，个性也得到充分发挥，综合素质才能全面提升，为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培养完美人格打下坚实基础。所以说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艺术教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美育又称审美教育，美感教育，是借助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培养人正确的审美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察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从这一定意义上来说，美育既是通向人类历史文化的最大纵深，又关联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它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对话的桥梁。美育的加强与否，也就不仅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亦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质量。 1.美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美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育可以建构人的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创造能力，它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美的个性的人。 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美育的作用在于传情，具有以情动人的特点，在“传情的过程中使欣赏者的品德，情操得以陶冶和净化”。因此，美育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唱歌、跳舞、画画，更重要的是通过健康高尚的美的内容和生动愉悦的教育形式作用于学生的心灵，生动形象的扩大和加深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潜移默化的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陶冶高尚的情操，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所以，作为美育的艺术教育必须体现美育的本质，促进学生个人修养与情操的提高，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丰富学生的性情与情趣，最终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没有艺术教育，美育是空泛的，没有基础的；没有美育，艺术教育是不彻底的，没有结果的——因为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只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具体的艺术技能和知识，而是通过艺术教育搭建一座桥梁，使学生从有限的自我通向无限世界，从而完善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 艺术教育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知其为美，更要知其所以为美”，通过了解、学习，培养审美情趣，提高艺术品味，并且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对美的创造力。 2.回归美育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方向。艺术教育本质上是审美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陶冶学生情操、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也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艺术教育的这些作用已经越来越淡薄，艺术教育本身也越来越被异化为一种另类的教育形式，甚至呈现出“成人化”、“庸俗化”的倾向。在一些家长的眼中，艺术教育也俨然成了培养小明星的捷径。是艺术本身，还是功利诱惑，令家长们不遗余力地让本该享受快乐童年的孩子在周末背起小提琴或者画架去参加学习班？从那些热衷于拉着自己的儿女参加各类电视表演节目和选秀节目的家长们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答案，功利诱惑已经成了让孩子参加各类艺术学习班风潮的现实动因。重视比赛、考级，忽视对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是当前学校艺术教育功利化的又一特点。 这种背离育人宗旨的状况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教育部“16号令”指出：“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要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根本方向。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学艺术教育不是艺术专业教育，也不是培养少数艺术特长学生的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是一种面对全体学生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艺术教育的教育目标在于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小学艺术教育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教育特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那种成人化、专业化、只注重培养少数特长学生的做法，不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真谛。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试论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摘 要：当代学校艺术教育的理念，在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同时，需要充分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能为学校美术教学、设计教学提供借鉴，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同时在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美术教育；地域文化；开发与利用 地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见证了各个地域的历史，而且还直接反映出该地域的民俗内涵和民间审美意识，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一、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所谓地域文化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众文化心理并且带有积极教育意义的系列内容。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间美术特质的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结晶，从洪荒时代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的民间绘画、民间工艺美术，地域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它不仅具有群族文化本体根性揭示价值，而且它又再现了各个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艺术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地域美术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其次，从应用的角度讲，地域美术造型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它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通过艺术课堂的引入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引领和强化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负着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使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少年儿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冷淡与漠视，另一方面，在当前以倡导多元文化倾向为主流的环境下，少年儿童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外国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趋之若骛，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敬而远之，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难以传承，而且也加剧了小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衰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遗存，以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践为主导的美术教育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切实将其拓展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是当前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针对地域文化资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系统地分析、整合、把握与运用。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地域文化资源在发挥其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以中原地区的文化资源为例，从我们现行的中国美术教材中很难找到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剧艺术、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商丘地区虞城县的“泥人李”、河南民权的画虎村、河南省虞城县的木兰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既有传统文化资源，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术学科为例，这种丰富而悠久的美术资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既没有应有的陈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与传承，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价值还需努力发扬和彰显。在当代社会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轨论的当下，积极探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探索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构建中国族群本土美术核心的价值，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不同的地区体现着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以美术学科为例，研究地域美术，需要我们依据地域特色的不同，通过不同的美术中心区的筹建，依托分析、探讨、整合、继承和发扬等必要环节，切实构建中华美术的多地域研究体系。而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师资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建立起各有美术特色的、具有较强地域性、专题性的美术文化中心区，不仅可以引领当地的美术文化建设，还可以积极有效地引领全国美术的良性竞争化发展。而在中小学中，通过体现着地域美术资源的相关课程的开设，将会对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有着不无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积极研究和传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应充分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根据地域文化资源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当地师范院校教师，配备相关经费，形成一个集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力为一体的科研小组。 以专家团队为中心的科研团队，通过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的设计与打造，将相关教师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队伍有效集结起来，逐步形成一个集探索、研究与最终应用为一体的涵盖专家队伍、师范教师和一线教师等不同梯队层次的科研团队，切实营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品牌活动的打造，不仅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的交流机制，而且还可以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地区的美术专业教师分阶段轮训。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而应将相关的课题研究真正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环节上来。这需要以专题的形式，将当地的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使学术理论充分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报请有关部门，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配套教材进行有益补充。 （三）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切实建立地方艺术课程资源数据库 在以往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艺术学科的教师教学活动，大多数依靠教师个人力量来解决教学实践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课例、编写乡土教材的同时，要逐步以图书、课件和媒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地方性艺术课程资源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平台，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针对体现着地域文化资源特点的优秀课件或是理论探索文字，将一线教师的个人成果整合在网络资源管理库中，使广大艺术教师之间，利用更大的资源空间，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对于各个地域的历年有关研究课题，需要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梳理、整合与公布，此举不仅可以促进美术资源共享，拓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四）通过文体活动，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中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把乡土美术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切实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功能，利用阅览室、宣传板报，通过学生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切实发挥地域文化资源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充分利用资源，开展以彰显地域文化资源为主题的活动，如“家乡美书画展”、汇演以“家乡美”为主题的艺术节目等活动形式，将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素质。把艺术课堂移动到大自然中，组织学生到本地风景区文化场所去观光游览。在活动中，向学生介绍有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写下的诗篇，引导学生从景色中领略文学描写之美，感染学生进行创作。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中小学校艺术教育有了较快发展，而艺术教师队伍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艺术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生动丰富的艺术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滋养，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基础。在中小学大力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是新时期艺术学科教育教学的一种革新要求，而对于地域文化的探索与弘扬，在中小学的教学中，也将有助于加强和推进对中国历史形态地域文化的全面系统研究，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模式和艺术课程体系，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并能给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中小学艺术教育论文:河北省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 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方式，也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丰富中小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如今，河北省城乡教育失衡现状依然严重，城乡艺术教育失衡现状更是突出。为了更好地平衡发展城乡艺术教育事业，摸清艺术教育发展现状，我们不是对发展较慢的农村进行调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调查，以期通过调查发现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逐步完善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体系，然后对农村的中小学艺术教育起到广泛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一、中小学艺术教育概念、含义及本课题指标选择 (一) 中小学艺术教育概念及含义 中小学艺术教育是通过教师引导中小学生参与音乐、美术、戏剧、舞蹈以及影视、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的心得性学习，促进学生的心智、情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艺术实践素养、艺术审美能力、艺术生活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基础教育。它是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的最简捷的途径，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所谓中小学艺术教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校层面的整体性艺术教育，二是宏观层面的整体性艺术教育体系。 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全面育人，推进学校的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的文化艺术环境，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技能技巧性的应用型教育，它是一种追求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弘扬人文精神，使人的生命经艺术的熏陶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教育。 就国家和区域教育的宏观层面来说，中小学艺术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而不仅仅单指学校艺术教育一个方面，而是包括了四个方面的艺术教育： 第一，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的艺术教育，这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主体。 第二，以培养艺术特长生为目标的艺术特色学校、艺术特色班教育。 第三，社会艺术教育。它是我国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补充。 第四，以培养培训中小学和幼儿园艺术教师为基本任务的高等、中等艺术院校教育，即艺术教师教育。这是艺术教育的源头。 （二）本课题指标的选择 本课题重点对第一个方面即学校层面的艺术教育进行研究。主要指标为：课程门类设置、艺术课时数量安排、艺术教学效果、艺术师资的专职化程度、学生对艺术教育认识理解程度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课题也涉及到了中小学生学习艺术技能的渠道选择问题，这对于宏观层面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研究有着积极地参考意义。 二、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本课题以石家庄市、保定市为城市代表，分别随机抽取高中、初中、小学各5所，每所学校随机抽取学生10名发放调查问卷，当面答卷，当面收取，由于部分学生不愿意配合答卷，为了保证随机性和科学性，所以这部分问卷采取了由学生回答问题，调查员代为答题的方式。整个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问卷300份，回收率、有效率均为100%。数据统计分析采用了分类统计、图表统计、定量分析等方法。 三、城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现状 调查统计数据和整理分析的结果显示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育现状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艺术课时总数达标率低。2002年7月教育部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类课程占总课时的9―11％；初中阶段艺术类课程开课不低于艺术课程总课时数的20％；普通高中按《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规定，保证艺术类必修课程的6个学分（相当于108课时）。对照此要求，调查结果除小学阶段情况稍好外，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都很不理想。两个城市十所小学中有7所学校的艺术课课时数符合教育部要求，十所初中只有1所基本符合教育部要求，十所高中也只有1所符合教育部要求。符合要求的7所小学艺术课时达到了每周4节，按每学期19周计算，艺术课时总数为912节，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达到了13.3%。不符合要求的3所学校的艺术课时为每周2节，艺术课时总数为456节，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为6.7%；而十所初中都是只有初一、初二设艺术课程，其中9所学校课时数在152节左右，艺术课仅占总课时数的4.4%，1所学校艺术课时数为304节，占总课时数的8.9%；高中阶段的艺术课时总数绝大部分只有76学时，只有1所学校达到了228学时。 阶段 学校 类型 两类学校各占调查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阶段艺术课时总数 阶段总课时数 艺术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百分比 教育部要求标准 小学 符合要求的学校7 70% 912 6840 13.3% 9%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3 30% 456 6840 6.7% 初中 基本符合要求的学校1 10% 304 3420 8.9% 9%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9 90% 152 3420 4.4% 高中 符合要求的学校1 10% 228 3420 6.7% 108学时 不符合要求的学校9 90% 76 3420 2.2% 2.艺术课程类型陈旧且偏少。两个城市的10所小学中有7所小学开设艺术课程为多年来的传统艺术课程―美术和音乐，另外3所小学开设3门艺术课程，在2门传统课程基础上增加了舞蹈或棋类。10所初中则全部为美术、音乐两门课程。10所高中情况也不乐观，其中9所开设艺术课程与初中一样，一所学校有所创新，没有像绝大多数学校一样开设传统艺术课程，而是开设了“播音主持”课，但且不说此课程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艺术课程（因为研究人员认为此课程的实用意义大于它的艺术熏陶意义），就算作是艺术课程，高中三年只有一门艺术课程，似乎种类上有些太单调了。 3.课外艺术活动偏少。课外艺术活动是艺术课程的实践和延伸，同时，也是艺术课程课时数量的有益补充。它对于活跃校园气氛，愉悦学生身心，增强集体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调查结果看，各阶段学校的课外艺术活动偏少。10所小学中，只有1所小学的学生认为本校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8所小学偶尔搞课外艺术活动，1所小学的学生认为本校从来没有搞过课外艺术活动。初中阶段情况更糟，6所学校偶尔搞课外艺术活动，4所学校学生认为所在学校从来没有搞过课外艺术活动。我们统计结果之前的预料是：高中阶段的情况将比初中还糟，因为各学校忙于强调升学率，更顾不上搞课外艺术活动。但出乎意料的是：高中阶段竟有2所学校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只有3所学校从来没搞过，5所偶尔搞。 从整个调查数据看，经常搞课外艺术活动的学校只占总调查数量的10%，显然，这个数字太少了。 4.学生对于所在学校的艺术课程安排满意率低。学生满意率是衡量课程安排科学与否的重要参考条件。调查统计数据显示：300名被调查对象中对所在学校艺术课程安排不满意的有179名，满意的有121名，总满意率占40.3%，不满意率占59.7%。但分阶段的数据则显示小学阶段满意率稍高，100名学生中，不满意的有41名，满意的有59名，满意率占到了59%。高中阶段，满意率最低，100名学生中有70名不满意，满意率只占30%。结合分阶段的艺术总课时数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课时数量达标率越高学生满意率越高，反之，课时数量达标率越低学生满意率越低。为使数据更具说服力，我们对学生不满意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调查。68%的不满意者认为，课时太少是主要原因，45%的不满意者认为，课程种类太少导致了自己的不满意。可见，有13%的不满意者认为二者都是自己不满意的原因。 （二）取得的成绩 1.艺术的普及程度和学生对艺术的认可程度较高。在300名被调查者中，表明自己喜欢艺术课的学生有280名，占总数的93.3%，这占了参加调查总人数的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数为152名，占总数的50.7%，这个数字超过了半数，应该说这是个不小的成绩。此外，在统计中我们还发现一个规律：按高中、初中、小学这个顺序排列，“喜欢艺术课”和“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数都是按顺序排列的。这说明，近年来我们的艺术教育是不断进步的。 2.艺术课时保证情况较好。在30所学校中，“能保证艺术课时，从来不挤占”的有4所学校，占总数的13.3%；“还可以，偶尔挤占”的有24所学校，占总数的80%；“不能保证，经常挤占”的学校只有2所，占总数的6.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各学校在保证艺术课时工作中，已做了大量努力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3.艺术师资专职化程度较高。在30所学校中，艺术师资构成情况“全部为专职教师”的数量为24所，占总数的80%；“部分为兼职”的数量为5所，占总数的16.7%；“全部为兼职（外聘）”的只有一所，占总量的3.3%。这说明，绝大多数学校重视艺术师资建设，在艺术师资专职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4.学生对于中小学校艺术教育作用的认识比较到位。在对于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认识方面，300名学生中，有228名学生认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为美育打基础”，这占总数的76%；选择“为完成教育管理部门课时课程规定而凑课，没什么大作用”的有64名，占总数的21.3%；选择“让学生学习某种或几种艺术技能”的只有8人，占总数的2.7%。这表明，大多数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校课程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这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定位、发展、改革、创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艺术技能教育方面，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 在学习艺术技能的选择方面，通过调查发现：学生认可的最好方式基本全部为社会方式。其中选择“上社会艺术培训班”的人数占总量的66%；选择“找私人教师”的占30.9%；而选择“在学校学习”的仅占3.1%。这表明，学生和家长广泛认可的学习艺术技能的方式是社会方式。因为，学生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家长的认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社会力量已经占据了艺术技能教育的霸主地位。 三、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建议 （一）正确认识中小学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合理定位学校艺术教育。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作用，社会上的认识大致分以下几种：技能论、无用论、熏陶论。从本调查的结果看，学生普遍认可熏陶论，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很重视，并没贬低到“无用”的程度，学生和家长有期盼；不过，没有那么高的期盼，还没到奉若“技能”的程度。基于此，请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要因地制宜，正确评价艺术教育的作用，为艺术教育课程合理定位。明确中小学艺术教育要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的文化导向，把艺术课程教学、校内校外艺术教育活动、学校文化艺术环境建设这三个方面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实现学校艺术教育的科学发展。在教育教学领域里，要把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全面素质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帮助学生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升精神品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并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收集艺术教育信息，不断完善艺术教育体系，使学校艺术教育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不要让它承载过多的职能，更不要让它流于形式。 （二）适应社会发展形势，改革艺术课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拓宽艺术教学门类。社会在发展，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形势，在这种形式下，作为肩负“普及文化艺术知识，提高人们艺术欣赏水平”奠基重任的中小学校自然应该首当其冲，走在社会的前列。我们传统的艺术门类有很多，新兴的艺术门类也越来越应接不暇，音乐、美术两门传统课程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对于艺术知识的渴求。文化艺术传统是我们的根基，继承传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深挖传统内涵、发扬光大传统艺术，开拓创新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所以，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拓宽艺术教学门类。但学年总课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合理安排上尽量多的艺术门类和艺术课时，这是个需要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增加课时数量，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安排艺术课时。我们分析统计结果发现：按照教育部要求安排艺术课时的学校，学生对于学校艺术教学现状的满意率普遍高于艺术课时量低于教育部要求的学校。教育部的规定是教育专家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做出的，应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它对于中小学的艺术教学不但有指导性还有强制性。中小学校应该转变应试教育的指导思想，切实遵循素质教育的规律，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设置艺术课程、安排艺术课时量。 （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增加课外艺术活动数量，增强学生艺术参与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明确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中的定位，我们还应该为艺术教育确立一个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不能遥不可及也不能唾手可得，应该设定在一个努力就能够着，不努力肯定够不着的水平上。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达到既定的艺术教育目标，中小学校不能继续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应大胆改革，开拓创新，努力拓宽艺术教育渠道，增加课外艺术活动的种类和数量，用艺术魅力和管理魅力吸引学生的艺术参与度，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我们建议不妨尝试阶段授课、专题授课、以活动带教学等多种灵活方式。 （五）规范社会艺术教育机构，加大对社会艺术教育的监管力度。通过调查可知，社会力量在艺术技能教育领域已经成为主导力量，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个现实，社会艺术教育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这个夹缝中不但能够生存，还能发展到如此壮大的程度，这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该说，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之一。但是由于这个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市场，从产生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那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准入标准、规范标准和检验标准。虽然发展壮大，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只能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如果任其畸形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它会沉重地倒下。如今社会上的无照办学办班、无序收费、偷税漏税、坑骗学生家长等不良现象的日益增多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切实行动起来，大力规范社会艺术教育机构，加大对社会艺术教育的监管力度，使社会艺术教育真正成为中小学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的有益补充。

经济法学论文:对经济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经济法学如何发展,经济法理论研究如何深化,已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期发表的五位青年学者的笔谈分别就经济法理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诚望有更多学者加入对此类问题的讨论,以推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 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着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论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以管理模式改革为视角 摘 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当前的热点，但遗憾的是改革中经济法学缺席了。本文从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入手，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框架，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作出了经济法学视角的学术性和制度性回答。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目次 一、引论 （一） 改革的背景 （二） 改革的目标 （三）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四） 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一） 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二） 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四 结语 一、引论 （一）改革的背景 自从1950年确定建立信用社以来，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当前，新的一轮信用社改革又开始了。本次改革是在两个交叉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缺血与失血并存。而作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不了资金支农的使命，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外流管道。第二，金融问题。自从1998年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一方面作为正式金融的信用社的异化加剧，同时各种非正式金融在政府遏制下无序发展，整个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重新整合以消除风险、增加活力。信用社的改革必须联系这一背景。 （二）改革的目标 根据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15号通知）的规定，改革的目标是“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三大目标能否在信用社这一框架内获得协调？目标与信用社本身的功能定位有没有内在的冲突？ （三）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15号通知及历次试点会议的内容，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产权模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选择股份制、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二是组织形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采用以县为单位的一级法人、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的二级法人还是银行形式。三是管理模式问题，这里的管理专指行政管理，15号通知将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因而专指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四个问题中，前两者为微观领域的改革，后两者为宏观领域的改革。 （四）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同很多次的重大改革一样，法律及法学界再次缺席。表现在：第一，从学术上看，很难见到法学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对策性或学术性见解；第二，从制度上看，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改革，却缺乏一部明确各方根本性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法学理论，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多层次利益主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其范式、原则、宗旨及规制手段都有极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它的缺席，无疑是改革的不幸。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尝试以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当前的信用社改革给出一个经济法学角度的思考。本文选取“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这一视角入手，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改制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改革中，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管理模式的改革状况。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1、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利益冲突 第一，信用社比较明确的行业管理始于1979年，从那时起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合一。第二，1996年进行的改革决定农信社和农业银行脱钩。业务管理和金融管理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第三，2003年，15号通知决定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区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地市不再设立联社或者其他形式额独立管理机构。” 在信用社的改革史上，管理模式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在这一博弈中，涉及如下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用社（包括职员、社员）、信用社所在地的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人（比如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层次性的关系？信用社的控制权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是如何分配的？它的变更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性的把握这一系列问题。 2、经济法 的利益观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 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第三种利益主体，即是以需要货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主体。改革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视了。从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当前的方案是中央金融部门和省级政府的谈判中形成的，作为这一改革的利益相关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维护。从控制权归属及其后果上来看，省级政一旦完成行政集权，其直接逻辑便是遏制这些利益主体由下而上的自主寻求发展资金的可能。各地的改制现实逐渐的证明着这一点。 从现实来看，这三类利益主体之间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失衡。最明显的一点是，改革中最应该得到维护的农村社会利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样的改革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本次的管理模式改革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利益格局呢？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经济法理论首先强调分析多元利益冲突，但这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分析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构建合乎基本原则的利益协调与保护制度，最终使各类主体的行为与相关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精神或者宗旨。 可见，基本原则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上，既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链条本身的枢纽，又是理论工具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枢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学界目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从“规则－原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9经济法的价值或精神是在经济社会化的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0作为实现这一理念并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对于政府主体来说，是实现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适度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保证其获得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社会中间层团体来说，是保证其在自治与管制中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作用。 以此为标准衡量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改革，我们发现，作为政府实施的一种复合干预行为，11在很大程度上却背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 2、管理模式改革利益失衡成因的经济法分析 首先，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政府正当干预原则。就政府主体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信用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法律上看，省联社应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一纸15号通知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成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 这明显的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基层信用社法人为解决各基层社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联社是为各个基层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 但是，在我国的信用社中，一直以来由于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而此次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将控制权明确的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逻辑。省级行政权力与联社的结合，必将使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12在这种状况下，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 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沉痛教训。 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支农”的口号取得对信用社资产的控制权，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由此而对信用社行使的政府干预行为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第二，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考虑，必然会将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信用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信用社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13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的是，政府对非正式金融14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反垄断法出台的前夜，又一个行业性的行政垄断系统产生了。结果是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的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可见，政府的不当干预，行政垄断的保护、市场竞争的压制、农村资金的恶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省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对象，农村信用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改制。惟一不确定的是，我们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14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通过经济法特有的利益分析框架，我们分析了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我们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紧接着，我们将根据经济法法律调整模式，就管理体制的应然状况给出一个制度性兼具学术性的回答。 （一）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政府在管理模式中的行为失范，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当。换言之，政府在信用社管理方面的行为只是系统性干预失范的一个子项目。因而有必要从农村金融体系的高度来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农村的正式金融，从组织上看，包括有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根据美国金融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C.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 ）的观点，应该从功能视角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既定的前提下来讨论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优化，应该看到，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15这里笔者采纳功能性分类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考察农村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政府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从农村现实来说，功能与组织是不对应的。首先是合作社，原本是一种合作性金融，但是现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因子，更多的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并且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其次，本应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3月，随着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自此专一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16实际上政策性功能严重萎缩，根本承担不了国家层面上支农的使命。 这种混乱的局面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各自金融功能的发挥，其次更重要的是必将导致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功能的金融组织干预行为的基础不清晰。因为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来说，一般是由政府全资创办、政府参股或提供国家保证等形式，以保证经营的政策性，有效的贯彻执行政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出资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商业性金融，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在《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保护下，政府都无权直接的干预（当然可以采用股权式的市场行为）；对于合作性金融，由于没有资本纽带，除非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因而，面对不同的金融组织，政府的权限是不同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一个金融组织的上述功能加以区分，基础法律关系的混沌必然会为政府机关的干预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事实也证明如此，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不都是打着“支农”的旗号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法学和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多是关注地方政府借支农为名将国家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而引发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干预行为的违法与合法的三八线，分解其背后的各个法律关系，进而构建起经济功能与法律责任相一致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严格的规制政府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行为限度。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前文已经详细的分析了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鉴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因而在运用政府权力矫正市场缺陷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冷静。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再一次给我们以启示：经济法既重视国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综合，又肯定社会中间层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作用。17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团体，具有单纯的政府与市场所不具有的功能，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干预的抵御。换一个角度，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权力的分权者或替代者。18这种经济法主体的发展壮大，在管制主体中增加了一个分权者，从而由下而上的提供了一种针对政府不当干预的制衡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信用社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是为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社团，有地区分会、州协会（Credit Union Leagues）和全美信用社协会三个层次。协会与联社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联社主要为社员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投资、资金清算、证券托管等经营性服务；协会代表会员信用社协调公共关系、进行职业教育、出版行业刊物、政策分析和研究和进行宣传采访等非经营性服务，19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抵御来自政府、银行界的压力。比如维护免税待遇。20目前我国对协会的设立管理的比较严格。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法上多个利益主体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我们有必要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三）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信用社的改革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强制性变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应克制自己的权力扩张冲动，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谨记“农村金融的干预应该始终以完善和促进市场运行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干预都应该以最终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金融服务和竞争为最终目的”21.可是，政府在信用社改革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法治层面讲，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法律，作为一种限权与控权的工具，在信用社的改造过程中缺失了。 与经济法律的缺位相伴的是经济政策的错位。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如国务院的各种通知）以灵活性见长，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相比法律，政策缺乏一种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一种基础性，未能从法律层次上规定利益主体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边界；缺乏一种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排除了市场权利主体的发言权，进 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演变成为了行政机关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的各个部门等等）的利益交易。 反观世界各国的信用社制度，大都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来完善信用社制度的。美国1916年通过了一个《联邦农业贷款法案》，联邦土地银行就是根据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过了另一个《农业信贷法》，据此建立了另两个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生产信贷协会和合作社银行。日本农协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22法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俄农业改革的实例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由于在初期便确立起了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因而有力的制约了行政权力的膨胀，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因而有远比我们明朗顺畅的改革前景。 23由此可以说：改革必须法律先行，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必须由法律对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确立基本的规则及救济渠道。 四 结语 信用社改革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又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枢纽。但当前的改革模式却隐含着许多重大缺憾。发现它并作出学术性的回答，是学界的使命。但遗憾的是，经济法学缺席了。对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损失。24不同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功能、价值互补性。经济法对于实质正义、经济民主的追求、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相关的分析框架，迥异于经济学，对于改革，二者缺一不可；而由经济法理念制度化形成的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改革成功的必备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不具备的。 笔者相信，理论品性的不同使学科之间不可替代。面对复杂的改制，经济法学研究的缺乏必将影响改革的绩效甚至是方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因而，笔者着眼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 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 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 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 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 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体系理论问题的探讨 1 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完善 1.1 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经济法学理论是国家干预(调制、调节)说,在经济法理论和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从“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的经济学假设上,①这种理论往往忽视了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在经济法研究和教学中的应有价值,将整个经济法学简化为“国家干预法学”。②可是我国经济法产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市场失灵”不同,我们的问题主要可能是“政府失灵”,原来是政府完全取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发育不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政府介入市场太深。而公权力肆意侵犯私权利,是现实中国法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法单纯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和体系,就容易为那些在改革的过程中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国家干预”来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找借口,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法理论和教学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宪政建设服务,同时也使经济法学理论有脱离自由的法律的倾向。 1.2 经济法基础理论应当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 增加经济自由权的相关内容 目前国内流行的法学专业经济法学教材,一般会讨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但大都不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缺憾。经济法的一个方面常常表现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而干预经济,而宪法则是为了保护自由而限制法律的限制。③如何依法保护经济自由权,防止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滥用,实现对经济“适度”的干预,是一个经济宪法问题,它应当属于经济法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以宪政、法治为导向的转轨经济法理论,应当将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经济自由权主要包括:④第一、财产权。财产权是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者出售该资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拥有一项资产并持有它(消极运用),将它用于交易或让他人暂时使用某些方面(积极运用)。⑤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⑥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第二、竞争自由权。即个体享有依法公平的争取市场交易机会的自由权;第三、职业自由权,即个体有依法选择职业和结束职业的自由权利;第四、营业自由权,即个体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从事合法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也有拒绝违背自己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拒绝从事自己不愿意的个体职业的自由。第五、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第六、(经济)结社自由权,即公民具有发起设立或者加入各种合法的经济性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也有拒绝加入自己不愿意加入的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经济权利的直接规定,应当说我国《宪法》是承认和保护经济自由权的。首先,《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最低程度的经济自由权。《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其次,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宪法》一系列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都部分涉及了经济自由权。例如,《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其实也部分承认了经济自由权,因为劳动权属于职业自由权。最后,我国政府正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只不过在实际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下位阶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对公民经济自由权反倒做了许多限制,实际上部分剥夺了个体的经济自由权,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当强调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以划清其与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界限。 2 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应当是经济法的核心 2.1 竞争法在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经济法教材和论着一般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容庞杂、所论范围广泛,体现了我国政府现阶段对经济介入范围较广、较深的现状。第二、大多没有突出竞争法的核心地位。即使一些教材设专编对竞争法进行了论述,也仅仅把它与宏观调控法、市场监管法等法律制度并列,而没有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现行的经济法学体系理论和教材缺乏体系的核心统帅,体系内部各部分关系不清,不能为进一步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没有充分反映经济法治和宪政的精神。 2.2 应当确立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 2.2.1 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经济法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 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它是市场中买方和卖方间相互交 往的演化性过程。购买者们竞相获取涉及购买的知识,供给者们则努力发现、获取产品制造或销售的相关知识,促使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竞争的全过程会对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行为造成很强的激励。因为竞争者们冒险投入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并要对他们的行动和错误负责。⑦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看,竞争性运用的产权有很多益处:第一,竞争推动人们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推动经济增长。第二,竞争能够抑制经济权势。竞争一次又一次地向财产所有者发起挑战,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可挑战的。第三,充分的竞争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配的公平,第四,充分的竞争其实是买方、卖方争取交易机会的自由,从而总体上促进了自由。第五,竞争有益于经济安全。竞争经济能够更好地吸收外部冲击,靠自发灵活的价格和数量反映使商业周期变得平稳。因此竞争应当得到经济法的促进和保护。经济法本质上 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在市场中,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在竞争和企业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追求,从而也使得竞争法无可争辩地成为经济法的核心。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德国着名经济法专家沃尔冈·费肯杰着的《经济法》(第二卷)中,⑨除了总论部分对基本概念和经济宪法问题进行论述外,他把经济法分为:(1)一般经济法,包括:经济人法(即经济法的主体);德国竞争秩序(是核心重点内容);德国经济财产法。(2)特别经济法,包括:在德国经济法中的总体调整;在德国经济法中的个体调整。一般经济法主要是有关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财产所有之类的法律。特殊经济法与市场干预有关,涉及到超越了市场自我调控的经济调控,一些人称之为计划或指导。显然在该着作里竞争法是作为经济法学的核心的。由日本着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尹从宽所着的《经济法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它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即国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市场支配)和阻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⑩韩国的权五乘教授所着的《韩国经济法》,强调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2.2.2 我国应当以竞争法为核心构建经济法体系 我国经济法理论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现行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改革又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权力仍然过多地留在经济领域,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仍然过多,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垄断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但这些特殊国情丝毫不能影响竞争法的核心地位,相反恰恰说明竞争法在我国应当成为经济法的核心。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律规则,该法不仅规范经济垄断行为,而且规范行政垄断行为,对深化竞争性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应当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但该法目前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法龙头作用,经济法学界应当把竞争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来重构经济法理论体系,我国将来的经济法学体系,应当设一编竞争法,放在基础理论之后,使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于不能完全适用竞争法而又与竞争法有一定联系的经济规制和监管法,也可以单独设专编,使其处于从属的特别经济法的地位。 3 宏观调控法的地位 3.1 宏观调控的含义 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体的调控。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通过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现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实现经济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财政政策手段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例如,公共工程),或者增加转移支付(例如,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或失业补贴),或者减税。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等)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这一学派的政策要点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不买投资买”。我国经济实际中存在借宏观调控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3.2 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宏观调控法的称谓是我国的特产,我国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主要是指金融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财政预算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与竞争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主要理由为:第一,我国实际生活中宏观调控手段作用较多,影响较大。第二,现代经济中金融、财政税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宏观调控法自然处于经济法学的核心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学中宏观调控法是和竞争法处于平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与竞争法相比宏观调控法应当处于辅助的地位。这是因为: (1)竞争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制度和秩序的构成和演变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德国的市场秩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秩序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自由秩序主义理论。该理论对公共政策的基本建议是要分清两种做法:①使保护性职能成为政府的重点,尤其是培养和建立各种有益于竞争性系统的制度已达到保护目的;②干预具体的经济性、社会性过程和后果。该理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政府应当专注于用其强制权力促进和保护作为共享品的竞争。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总需求摆动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担心,刺激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和对总需求的操纵会逐步地腐蚀市场信号机制,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 (2)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解决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而不重点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它应当是为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服务,而不应当干扰市场竞争。 (3)宏观调控法主要应当是为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我国现实中竞争法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用得较多(其实许多是较少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政府权力过多留在市场领域有关。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先有竞争法不同,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政府控制经济的惯性,即所谓“路径依赖”, 因此我国经济法是先有宏观调控法。实际中宏观调控的概念往往被滥用,许多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的方法都称为宏观调控,存在不受控制的调控权侵犯经济自由权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法治化制度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法将主要是与竞争法相配合,为维护竞争秩序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 经济法学论文: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吸取经济法学研究的教训 「内容提要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交叉性和相通性。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范围的选择，调整对象研究的思路，以及对总论与分论、本学科与他学科、求同与求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处理，都存在深刻的教训。在社会法学研究中吸取这些教训，对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社会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教训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法律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教育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现代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社会法学研究，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理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 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科学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鉴于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应当把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结合起来，依据实体法的公私法融合的特点研究其对程序法的特殊需求。在劳动法的既有立法例和理论著述中，其特殊的程序法需求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许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劳动诉讼制度和劳动法庭或劳动 法院，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也显示出了不同于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特色，并且还出现了关于劳动诉讼的专项司法解释。但是，我国现有的与劳动法对应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还不完善，在理论上还很欠缺；而与社会保障法等其他社会法部门对应的程序法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处于空白状态。因而，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相辅相成地同步发展。无论何种实体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其程序法支撑的可行性；无论何种程序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如何满足相应实体法制度的实施需求。 王全兴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摘要法学研究之深入，端赖于范式转换，经济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以往之法学研究，较为偏重权利-义务结构分析，这固然重要，但已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多维审视的需要，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法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 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 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 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 ，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 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研究形式 一、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前科学阶段”,突出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概念体系,缺乏共同的理论假设与方法论原则,理论尚未成熟,只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经济法学才能进入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目前经济法学界所追求的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并重研究,是经济法发展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相对比较注重有关“问题”的研究,即关于经济法制度建设的研究。因为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态势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还是比较倾向经济法理论的研究,需要适度的制度建设来“中和”这种非正常的现象。而在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由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运用企业组织理论、产权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处,结合经济法本身的实际,来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达到创新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注重问题的相关研究,要做到经济法所追求的“适度”。我们可以在着重研究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所构建的制度、规则和经济执法的过程中,从中抽象出经济法的范畴原理、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进而达到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互动研究。 试析经济法对利益冲突法学的论文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成果论述 经济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尤其在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已经形成了一些能支撑经济法学理论大厦的基本共识。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方面,也有过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正经历着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多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共同推动着经济法学理论不断深化。概而言之,经济法学经历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1.调整对象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学界形成了许多观点。按照前述发展历程的划分,各种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前诸论”和“新诸论”。“前诸论”主要有“纵横统一论”“、纵向论”“、企业法中心论”、“综合法论”、“经济行政法论”、“学科经济法论”等。“新诸论”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增量利益关系说”等。总体来看,“前诸论”中有对经济法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而“新诸论”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已成共识。尽管曾有学者对经济法抱有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的探索、交流与交锋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各说虽然分析的角度与表述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国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并统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这条主线。 2.经济法的地位关于经济法是否独立的法律部门,学者们曾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其中尤以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为争论的焦点。80年代初期,大经济法主义和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此外,还有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对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在法学界基本成为共识,并已为国家立法机关采纳,在官方文件中多有体现。 3.经济法的体系80年代初,不少学者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目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应该包括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基本没有异议,而对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是否属于经济法范围则尚有争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这两大板块已不足够,有学者提出应当加上“企业发展法”这一板块,以更好体现与维护企业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发展。 二、经济法的基本制度 1.主体制度经济法主体的确定与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法主体理论从单纯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为分析框架。例如早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后来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包括“经济管理主体、社会中间主体和市场主体”。在视野方面,形成了两种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方法,一是“行为界定法”,即根据主体的不同行为列举主体类型,如“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另一种是“身份界定法”,即根据主体不同的经济、政治或社会身份来列举主体类型,如“管理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2.行为制度 (1)宏观调控制度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过去学者们比较强调经济计划的宏观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从过去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调节方式转化为以计划、预算、价格、税收、利率等多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法学界对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见解和建议。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调控基本理论和宏观调控立法两大部分,至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在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目标、采取的手段,宏观调控法调整的对象、原则、地位、体系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点。在宏观调控立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研究。2001年3月召开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的议案”的小型研讨会,论证了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关于《宏观调控法》框架的设计。其后,有学者提出了宏观调控基本法的专家建议稿。在宏观调控部门法方面,经济法学界的研究,填补了法学领域的空白,促进了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创制和完善。 (2)市场规制制度学界对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市场监管的对象、监管的原则,市场监管法的性质、地位、体系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基本认同市场监管法是经济法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以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典型。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经济 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引介国外的立法与学说,开展对竞争法的研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学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要性、目标、原则、立法宗旨、定义、调整范围、执法机构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后,学界开始关注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比较研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健全和完善提出建议。在反垄断法方面,反垄断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确立,基本覆盖反垄断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度,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企业合并、行政垄断等。关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反垄断法1994年就被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直到2007年8月才终于通过。十四年的立法历程,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和反复。比如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是否规定行政垄断的内容、采用何种规制模式、如何设置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等等,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学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在1993年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学者们主要致力于论证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制定全国统一性立法的必要性,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王海打假、医疗纠纷等许多新问题。现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消费者的概念、医疗纠纷的适用问题、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问题、新型消费方式的法律规制等等,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产品质量法方面,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概念、缺陷界定、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方面,近年来,产品责任的新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3)对外开放制度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制建设几乎与外贸事业发展同步,在对外贸易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保持了极大的关注,对对外贸易经营者主体资格的取得、货物进出口配额管理与许可证管理、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立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外资法的研究也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紧密结合,学界在外资的待遇、利用外资的形式、加入WTO对外资法的冲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制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特点:结合复关和入世谈判,加强了对中国涉外经济法与WTO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这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的变革,为中国加入WTO在对外开放制度领域扫除了理论障碍 3.责任制度学界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表述、定义、是否具有独立性、承担形式、构成要件、司法救济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要完善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使经济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第三,经济法责任具有公益性和形式上的复合性的特点,既包括传统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一些新的责任形式。 三、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基本的共识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经济到法,又从法到经济。出发点是现实经济问题,中间经过法律博弈、法律协调,最后落脚点还是回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来。结合就法论法与法外论法的研究范式,在研究中除运用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外,还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学的论文、着作里,已经出现了多种方法的运用,如,陈乃新教授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只有经济法调整的是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采用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又如,史际春的《经济法总论》一书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并注重从社会实践中提取论据,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采用了社会实证的分析方法。 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取得的成绩斐然。经济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学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提炼共识,反思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创新,正如程信和教授所说的,“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教学质量的讨论 一、教学质量与施教质量 教学质量的内容首先是“教”的质量,其次是“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的关系中,“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是关键,因为它决定着“学”的质量;“学”的质量是我们施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师高弟子强”,这就是它们间的逻辑关系。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教育战线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中,存在下列误区:其一是以为只要改善了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环节等,而教学方法只是教学主体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其二是把教学方法等同于“教”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学”的方法的讨论,使其讨论“文不对题”,当然,教师在讨论教学方法时,基于“以身作则”的缘故,主要应讨论“教”的方法。其三是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简单地概括为施教方法,尤其是仅仅局限于课堂的施教方法,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得当、有效的施教方法有赖于充分的施教准备,施教准备还与施教指导思想有关;课堂教学仅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无需更多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的主体主要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因此,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比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来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之一是教学方法体现于对教学的组织过程之中;之二是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更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责任;之三是从讨论的视域来看,更加关注教师施教的全过程,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方法,同时,将学生的学习方法排除在了本命题之外,这有利于集中讨论教师如何施教的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特点 认清经济法学的基本特点,是确立怎样施教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特点“经济法”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开设“经济法概论”,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开设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它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法学课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它既包括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理论的继承、运用,也包括对它们的理论的扬弃和发展;从经济法学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法学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等课程而言,还很“年轻”,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尚无一致的认识。经济法学的种种基本特性,给如何实施经济法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经济法学的教学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点。 2.课程关联特点经济法学的前置课程通常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等,后续课程一般包括税法、国际经济法、市场竞争法等,此外经济法学还与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相关联。由于经济法学与上述课程的关联关系,所以在经济法学的施教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施教内容的衔接关系,既不能彼此间缺乏照应,又不能出现课程间内容的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了解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师间应当相互沟通和协调,使相关内容———尤其是基础知识等重要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而仅限于衔接而已。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材,还是任课教师,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合理。 3.经济法现象特点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借助于各种有效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综合调整之法。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宏观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法具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在经济法律规范中,经济体制、经济技术规范可以直接构成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或专业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使经济法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特点;国家调整经济关系时可借助的法律方法包括各种层级的法律、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规定丰富多彩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国家为追求宏观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尊重和保护个体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对国民 经济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的调整,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教材特点由经济法学的边缘性、年轻性和关联性所决定,迄今尚无比较成熟的《经济法学》教材,《经济法学》教材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论体系不完整:一般的《经济法学》教材,总论部分仅涉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论及经济法基本原则。第二,学界“画地为牢”的门户观念束缚了《经济法学》的教材建设:“经济法”界的专家们在编写《经济法学》教材时常常囿于“学界”的“先占”界限,认为经济法中的某些基本法律和基本范畴,历史上就已“划归”其他法律、法学部门,故《经济法学》不再讨论,于是使“经济法”在法学界就成了“拾遗补缺”之法,从而没有从“经济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系统论及,这也是总论体系不完整的深层次原因。第三,总论与分论不对应,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总论未论及的一般理论,而分论却有重要篇幅,如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二是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分论的内容大体趋同。第四,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实质区分较少,甚至有的“观点”“流派”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游戏”,以至于难于自圆其说。第五,分论任意膨胀,分论任意膨胀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现象没有“经济基本法”典,主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的学科理论不成熟。 三、教师施教环节的组织教师施教环节基本可以分为备课、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认识、课程考核四个阶段。 (一)备课备课是施教的前提。备课之前首先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备课。所以,备课过程中须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教师的备课准备教师在备课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备课”的质量,进而直接影响教和学的质量。备课准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应当熟悉培养方案。熟悉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握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了解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联性,进而为进行教师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基本的施教内容,以免课程间内容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以免施教内容太深、太浅、太宽、太窄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既定培养目标的实现。 (2)应当选用优质教材,“教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仅指发给学生而教师又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着作,在此可以称之为师生“共用教材”或者“基本教材”;广义上的教材,则应当是除狭义教材以外的其他参考资料,如教师备课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等,学生学习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教师编发的参考资料等。经济法的基本教材版本较多,有的是法律知识读本,有的是非法学专业用的教材,有的是研究生用的教材,有的是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的专着;有的比较陈旧,有的则较新;有的是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所编,有的则不然。在选用基本教材时,一般来讲,宜选用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最新编写的经济法教材。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也要遵循新颖、适当、针对性原则。所谓新颖,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所谓适当,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适合本专业培养目标,难易适度;所谓针对性,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与共用教材的内容———尤其是任课教师的讲稿的各个“章、节、点”内容密切对应,不要偏离施教任务。 (3)应熟练地把握基本教材内容。一般来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体系。熟练把握基本教材内容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教师在备课时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间的关联性作合理的取舍,进而形成具有本学校本专业特色的课程知识体系;有利于对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进行改造,这主要是因为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再到教学使用,总有一定的“时差”,而经济法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经济法律、法规又在不断地立、改、废,使经济法教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备课时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同时,基本教材的内容也是我们选用、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依据,既然基本教材是代表本学界最新成果和反映学术动态的着作,是师生共用的教材,选用与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教材的内容,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学生的视野,所以对于基本教材,必须尊重它、忠实它,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与编写,都要围绕基本教材进行,绝不能“喧宾夺主”。 2.备课组织。备课是教师根据培养方案、课程间的关联性、学科特点和学生的需求等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法进行精心安排的活动。因此,备课的充分程度、备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授课质量,即使口才再好的教师,也莫不如此,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只要备课充分、且质量很高,即使任课教师不那么能言善辩,课堂施教质量一定会有基本保障。所以,施教工作的重心是备课,而不是其他施教环节。鉴于“经济法学”所具有的前述特点,培养方案将学生定位于“系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要求,基于此,在此认为在“经济法学”的备课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作好相应工作: (1)教学内容的组织:基础理论知识应当相对系统、完整,法律知识的基本含义应当阐述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分析其科学性与不足,借此,培养学生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和素质。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培养方案将其分为重点内容、熟悉内容、了解内容和扩大视野的内容等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发生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问题。 (2)教学材料的组织。教学材料即教学用资料。在外延上大致包括基本教材、讲稿、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文献、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可设计为教学内容要揽、重点提示、疑难解析、认识实践练习、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等)。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对于基本教材,要明确重点、难点、熟悉、了解的内容所在;对于多媒体课件,其内容要精;参考文献中的着作、论文要基本体现本学科的水平,选编的法律应当是现行法律,如果是国外法律的介绍,则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对于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要揽要能基本概括知识点,重点提示要准确,疑难解析要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和精辟;认识实践练习要能反映本课程的知识点,并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对于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应来源于生活,并具有教学价值。 (3)教案的组织:在制作教案时,应根据教学内容确定具体的施教方法和施教手段。施教方法是具体而丰富的,不同的内容应有不同的施教方法,同一内容可以设置多种施教方案,以利于教师根据课堂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在施教手段上,主要是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使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案中要注明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和要求学生掌握该内容的程度。 (二)课堂教学的组织课堂教学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课堂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共同场所、是“教”和“学”相结合的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于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向学生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系统地学习 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希望自己遇到的疑惑能得以解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师生的互动性,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施教:比如讲授“经济法的产生”时可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在讲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可以采用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法;在讲到“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时,可以采用重点讲授法,在讲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注释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分析法、师生讨论法;如此等等。总之,施教方法的运用应因“材”制宜,因学时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准备充分,信手拈来,切忌教条。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仅有施教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软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为此,教师不能傲视学生,而应和蔼可亲;教师在课堂上的“精气神”、语言的抑扬顿挫、适度的幽默与诙谐,都有利于调节庄严神圣的课堂气氛。如果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达到了重点突出而知识面又广;课堂氛围方面和谐而不失严肃;施教方法作到了运用得当而又深入浅出,则可以说该课堂组织是成功的。此外,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因为它是课堂施教的必要补充。学生认识实践的内容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依据,认识实践的方式可以是教师编制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练习题、或者课程论文、或者到具体的单位进行短期的认识实习;同时,教师应适时地批阅作业,对学生在练习中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及时地给予解答,对课程论文进行必要的点评,对实习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 课程考核是施教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目前,经济法学的考核基本采取统一的全卷闭卷考核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在客观上是不尽一致的,这就影响了考核内容的覆盖面;同时全卷闭卷考核不利于考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种考核对教学效果的检验是不全面的,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对课程的施教可以推行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纲的课程负责制,对课程的考核可以推行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方式 经济法学论文:商科学院经济法学教学革新 商科院校(或称财经类院校)对各专业本科生均普遍开设《经济法学》这门课程,而且大多作为专业必修课程,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学理念不够清晰,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陈旧,考核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必须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经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商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出发,结合多年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实践经验,对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充分体现商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特色 经济法学是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边缘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将法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在经济管理、企业经营、市场交易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必要的经济法知识和技能。商科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既精通经济、管理,又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法律意识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着眼于经济法的学科定位和商科院校各专业的特点及对各专业教学规律的认识,根据商科院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学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并定位教学理念,进而确定知识体系及选取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商科院校是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发展起来,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培养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突出特征,多以为行业及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教育目标”[1]。商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多学科性、务实性,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多学科全面发展,其根本特色就是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专业特色是商科院校取得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商科院校必须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差异、补缺竞争,必须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突出教学特色来达到教学目的,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才能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立足,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法学知识的教育,尤其是经济法学知识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大批既懂经济又知法律,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能从事实际工作的实用性人才。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与这一培养目标和特色不甚吻合,所以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应紧贴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根据商科院校的特色要求,我们认为,经济法学教学应着重教会学生以下3点:一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二是查阅所需法律信息资料的方法,驾驭应用法律资源的能力;三是经济法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和运用经济法知识,是对商科院校学习经济法课程学生的基本要求。经济法课程是商科院校法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长期以来经济法教学侧重理论学习,而经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部门法多、内容广泛的特点,由于经济法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忽视对学生的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头脑中的经济法支离破碎,以致面对将来工作中的司法实践时往往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二、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改革应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于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学的学科理论尚不够成熟,经济法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完全定型,实践中对经济法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经济法的诸多内容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经济法学科理论的构建与社会实践中具体的经济法律实务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经济法理论不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工作有效地加以指导。导致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比较杂乱,甚至存在偏差,使经济法的教学内容缺乏应有的广泛性和科学性,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本质、价值和功能,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更应注重经济法内容的科学性、规范性、应用性和针对性。经济法教学应根据商科院校不同专业所面向的行业、区域,或者专业定位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选取经济法学教学的内容,在不忽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实效性。教学内容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特殊价值功能,掌握运用经济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市场活动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依据各专业的特色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选择具体内容进行专业性经济法专题教学,并与相关的专业知识有效衔接、形成互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满足学生对本专业领域经济法律知识的需求。教师要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根据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根据听课学生人数、课时等具体情况讨论统一授课基本内容,解决在具体的经济法教学中,课程内容庞杂、课时有限的矛盾。经济法教学要加强经济法课程的体系观念,要把经济和法律、国内和国际、经济法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相关知识、理论、信息紧密结合,使之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法律、科技综合发展的总趋势。要通过筛选、精简,重点教授最能体现经济法的内涵和价值的内容,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市场规制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等领域, 使之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化。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法的政策性,国家政策与经济法有紧密的关系,不能脱离国家政策孤立地学习经济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分析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可加深学生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使学生前瞻性地对经济法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由于当前经济形势变化迅速,经济法律实践远比经济法律规则复杂,加之经济法律法规的修订相对频繁,在教学中应注意课程内容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应及时引入新的信息,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注意反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及时响应。 三、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体现多样性和灵活性 经济法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完成的,而经济法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经济法课堂教学方法。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需要科学的教学方法,经济法作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尤其要注重与教学目的相匹配的实践教学方法,既要讲解经济法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强调经济法应用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经济法教学不仅要有传统的理论讲授法,更要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通过协调配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经济法律的应用能力。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济法学教学应注重以下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理论讲授法。理论教学是经济法教学的基础,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是经济法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讲授教科书,注重阐述经济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识点,通过准确、详细的理论讲授,使学生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核心和精髓。它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原理,使学生通过广泛的互相关联的概念和原理理解各种情形的经济法律现象,较容易地运用逻辑思维来推断法律,有助于学生在单位时间的讲授中迅速地汲取经济法的精髓,为经济法的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经济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单纯的理论和法律条文讲解十分枯燥,对于经济法的重点、热点问题,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使教学显得丰富生动。案例教学法是指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学生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经济法分论部分,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学生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相互协作,提高其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具有趣味性、生动性、思考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这种教学方法为教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缩短了教学与实践的距离,重在引导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使学生学会思考和学习。案例教学给学生提供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战演习的机会,学会认真分析案件,找出案件的争议点,从大量的法律法规中找出适用的法律规定,直至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意见。在案例教学课堂上,学生针对问题各抒己见,能够集思广益,起到思维互补、开阔思路的作用,使学生对经济法的概念更清晰、结论更准确,也能够培养学生的表达、辩论能力,为学生今后就业提供一个演练场所。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学会了如何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 3.自学研讨法。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需要和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对于经济法中内容相对简单、便于理解、贴近生活的章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内容,实施自学研讨法,根据课时多少确定自学指导部分。对于要进行自学研讨的章节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教师可将其当问题先行提出,让学生预习准备,由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思考,上课时由学生进行讲解、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其他内容则作提示性讲授,布置为自学项目。自学研讨法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好经济法课程的信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法律论证等能力。自学研讨法可以科学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把握教学重点内容,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传授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增加了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教师引导和教会学生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提高。 4.比较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通过应用比较法,将相关联的知识点进行对照、比较,可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点,将繁杂的理论知识条理化、简单化,便于学生准确记忆,如将有关知识点做成对应表格,让学生从书本中找出相关内容填入其中,既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又帮助学生复习理论知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 5.讲座教学法。讲座教学法是指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给学生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商科院校应加强与经济法律实务部门,如法院、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税务部门等的联系和协作。经济法课程应当聘请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企业界中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专家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等,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这些讲座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6.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精选的典型案例,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按照诉讼程序对经济法律纠纷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模拟演示,以司法实践中法庭审判为参照来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模拟法庭的训练,能熟悉经济诉讼的程序,提高案件分析、法庭辩论、口头表达等综合能力,使经济法的学习形成一个从点到面,从关注现象、思考问题到掌握知识、提高法律实践运用能力,从经济法学的单学科学习到整合经济法律、诉讼程序、 法律文书制作等多学科学习的系统过程。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更具教学过程实践性和公开性,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7.观摩庭审教学法。观摩庭审教学法是经济法学课外实践教学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能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经济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教师先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选择一些典型的或者疑难的经济案件,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然后组织学生就该案件进行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人民法院把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实际案例放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使学生亲身体验经济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感受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此外,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其他课外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或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 四、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注重教学手段多元化 在经济法学教学手段上,要由单向性的教师讲授转变为自主式、合作式以及研究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通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设施,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引入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以多媒体教室为载体,可以实现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与学以致用的结合。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更直观、更生动,同时利用图形、声音和动画播放和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资料,能加深学生对经济法相关内容的理解,使教学丰富多样,课堂气氛活泼,案例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应用多媒体教学教师预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提示,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授课前提示学生注意本课的知识点和重要内容,使学生在听课前就对本课内容有大概了解,可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教师应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注意多媒体的播放只是辅助教学过程。对现成的多媒体材料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加以适当改造,使二者相互匹配。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给学生提供经济法课程相关课程讲解、练习题、优秀案例、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料,教师还可以在网上对学生优秀作业进行点评,开展网上辅导,为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学和扩展知识提供条件,方便搭建师生交流平台。 PPT课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开拓学生的视野,采用PPT课件教学可节省书写板书的时间,有利于逐渐加深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综合程度。此外,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播放教学案例视频,使用电子教材等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互动化、个性化,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了解经济法律实践,弥补不能到相关部门实习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身实践的效果。 五、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 以往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重理论、重闭卷,轻技能、轻应用,平时考核用考勤、作业等方式,期末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由于受时间、卷面容量的限制,很难全面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学应该与考核相辅相成,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符合教学连贯性和逻辑性的要求。因而必须将平时考核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平时成绩在学生科目成绩评定中应占较大比例。教师应当对学生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在平时成绩记录里,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主动获取经济法知识及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要有所体现,将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质量记入平时成绩,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讨论题,并围绕讨论题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撰写的读书笔记、学生的作业、小论文评定平时成绩,将案例讨论和撰写的案例分析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总之,应将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头考核、小论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以最好地实现经济法学教学的效果 经济法学论文: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李华振 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 李华振 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6月18日。此为原稿，后在发表时标题改为《MBO：“打狼棒法”该练练了》。 2001—2003年期间，我在《财经报道》、《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等媒体上发表过大约15篇文章，大多是为MBO鼓与呼的。但后来，我在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却发现，各地出现的所谓“MBO”有不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盗版MBO”，于是，我又写了《谨防“祥林嫂式的MBO”》、《论“变态的MBO”应该缓行》等文，为MBO的异变提个醒。 记得我曾在《中国MBO的“饿狼传说”》一文中写到：健康正常的MBO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等价进行”，但现实中出现的往往是异变成“残吞国资肥肉的饿狼式MBO”。但该文只描述了这种现象，却没写出解决办法。如果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进行“等价式MBO”，那么，我们也同样有1001个理由反对这种“饿狼式MBO”。 针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练成一套“打狼棒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狼棒法一：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原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进行的不成功MBO的覆辙，我国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民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民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打狼棒法二：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打狼棒法三：在进行MBO的同时，一定要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 打狼棒法四：切实保护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分配机制不得向经营者过于倾斜。效率虽然第一，公平也必须兼顾。否则，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惨重代价。 打狼棒法五：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打狼棒法六：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正如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负责人、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所说，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打狼棒法七：加强MBO过程中的官员廉政建设，推进“阳光下的政府”之法治进程。官员不仅是MBO的监督者，也是国有资产的人，是MBO的一方主体。所以，禁止权利寻租、设租之任务尤其迫切。反思俄罗斯国企MBO的失败教训和英国国企MBO的成功经验，会发现：在国企MBO的过程中，官员是否廉政决定着改革的兴衰成败。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深化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 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 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