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认为思想史的写作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之上；冯友兰则强调对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区分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进而完成“抽象的继承”。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前者认为解释的有效性就是对作者意图的还原；后者则认为解释的有效性在于发掘文本本身的真理性内涵。前一种看法是中国解释传统中“知人论世”说的现代形态，并与西方认识论的解释学有相近的旨趣；后一种看法则基于回应学术现代性的考虑，与西方本体论解释学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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