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4月,我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学部)文学研究所,当时是怀着满腔热诚,到这个中国最高的文学殿堂,准备搞一番事业的。但几个月之后,就被派去安徽寿县搞“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又名“四清”)运动,一去就是一年多。第二年年底从安徽回京,正好赶上“”的前奏曲,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先前分给我的科研业务没有开始搞,1966年5月初,又派我去北京门头沟,将在这里参加两周的集训,然后下去继续搞“社教”。那时候的人都很听话,都习惯于服从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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