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前享有很高文学声望的诗人严嵩，身後因其奸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学史中处於失声的状态。其实，严嵩的文学研究价值，并不在具体的诗歌造诣，而在他作为正德文坛新秀和嘉靖文坛领袖，在整个明中叶上层文学秩序变动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於重新认识奸臣与诗人造两种身份的典型意义。他早年游离於茶陵派与“前七子”之间的文学经历，为他晚年持文柄及处理台阁与“後七子”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他晚年对“文柄”与“史权”的态度，又迥异於徐阶、王世贞等人的常规思维。但他对日渐勃兴的公众文学世界中庶民书写之力量，未有足够的重视，以致一些异见文人借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书写，绕过传统的史官之笔，完成了对严嵩奸臣形象的塑造。此为文学媒介变革对古代上层文学秩序与权力的重大街击，嘉靖、万历年间正是关键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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