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下半叶,医学的基础研究有了巨大的进步。除了疾病检测手段的大飞跃外,最关键的是对病因的认识,其从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的功能和结构进入DNA层面。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99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纳罗德(Steven Narod)及其同事确认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的易感基因,并进一步将该基因定位于17q12-23。可以说,整个1990年代到世纪之交,随着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建立,以及一个又一个致病基因的发现,医学界产生了一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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