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士绅阶层领导的地方自治潜藏着政治化主张。在颇具代表性的“拆城案”中，因为与整个官僚体系进行了持续的博弈，从而将这一愿望清晰地显露出来。但是，上海自治机构因无法突破官僚体系的约束，只能将“拆城”妥协为“辟城”；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利用凌驾于自治机构之上的官僚体系被切除这一契机，市政厅才实现了政治化和中心化转型，最终将城墙一个月之内拆除。但是，这一转型面临两大风险：一是在缺乏庇护机制的情况下独立地解决辛亥之后的复杂局面，二是来自民族国家以统一为目标的整合式革命的巨大压力。随着以统一为目标的中央话语体系和以自治为目标的地方话语体系矛盾的日益突出，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之间为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又将两套话语体系矛盾导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上海乃至全国地方自治的终结定下了一个宿命式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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