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末年,作为新晋政治力量的士绅阶层普遍沉浸在强烈的民粹主义亢奋中。他们以谘议局、资政院为平台参政议政,表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然而在理想化、简单化的认知模式的指引下,他们制定的实业规划虽然雄心勃勃,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执行效果花多实少。他们怀着天真的激情推行地方自治,却未能预见自治带来的地方保护、劣绅横行等制度风险。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促使他们挟道德利器推动禁烟禁赌,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陷入崩溃。清政府只好将禁烟禁赌带来的财政亏空转嫁到盐、肉等生活必需品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危机。谘议局和资政院动辄以辞职要挟督抚,以弹劾突破建制,立法、行政机关相互否决,让许多珍贵的资源和机会在'政府空转'中内耗。骤然扩大的政治参与、急切的求变心态、情绪化的批判思维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民间士绅发起的多次请愿运动,更使政治改革呈现自下而上的倒逼态势,给朝廷带来强烈恐惧,朝廷只能借人事安排搞中央集权,皇族内阁应运而生。对立宪高度期许的落空又把广大士绅的改革激情逆转为革命动力。民粹主义带来的恶性循环,使本用于挽救危亡的新政,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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