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话剧从启动之时，娘胎里就带着三重压力：一是为革命做宣传的工具，二是如欧阳予倩所理想的，做“为艺术、为社会教育”的“真戏剧”，三是迎合观众以求生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文明戏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颇多的评论者和研究者，都相对忽略了很重要的问题：文明戏时代的观众及戏剧文化背景。欧阳予倩的悖论也由此产生：是这样还是那样？“我怎么办？”这是中国话剧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命运：在“为艺术”、“做工具”和“迎合观众”三重悖论中步履蹒跚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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