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女神》时期的郭沫若,创作中表现出的诸多特征都难以用创造社"类"的体验来解释,譬如他在"自我表现"旗帜下对自我直接表现的有意无意的规避;在创造社文学普遍颓废、感伤中表现出的亢奋与阳刚;在一般创造社成员纠缠于"死亡"体验时对"重生"的大胆设想。要解释这些现象,必须回到郭沫若的个体体验,而这与他的"残春"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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